治理中国需要知识分子的参与

从中德“七君子”的不同历史命运看政治

谢盛友

古 人云：得民心者得天下。所谓“民心”，首先是读书人的心。一个政权能否稳定在于是否得到知识分子的支持。目前，中国的执政者面临合法性受到知识分子质疑问 题，无法获得很多知识分子的支持和合作。这个问题值得人们重视。最近中国股灾爆发后，新加坡学者郑永年撰文分析原因，认为中国的“出类拔萃”人才没有在政 府里，因而政府的管理能力下降，面对股市的崩盘而手慌脚乱，甚至是束手无策。

战后德国“七君子”Lorenz Bock、Viktor Renner、 Franz Suchan、 Hermann Lüdemann、 Rudolf Katz、Hinrich Wilhelm Kopf、 Justus Danckwerts讨论决定《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当时是过渡时期相当于宪法地位的法律，在东、西德统一后成为德国的正式宪法。德国基本法于 1949年5月23日通过，次日即1949年5月24日生效，象征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成立。经过多次修改，最近一次修改在2006年8月26日，并于 2006年9月1日生效。

德国基本法是联邦德国法律和政治的基石。特别是其中包含的基本权利（Grundrechte）由于纳粹德国的经历尤为重要。联邦宪法法院作为独立的宪法机构保障这些基本权利，维持国家政治组织体系，并对它们进行完善和发展。

在 1949年德国基本法只在西方占领区生效，当初其并没有被打算作为长期有效的宪法，因为当时国会参议院（Parlamentarischer Rat，由西方占领区11个州的州长组成）认为苏联占领区会很快和西方占领区完成合并统一并出台一部“正式的”宪法；因此没有采用德语中 “Verfassung”（意为“宪法”）一词。直到1990年10月3日两德统一后德国基本法才成为整个德国的宪法。虽然德国基本法并不是由德国人民直 接投票通过的，但其民主的合法性在国际上并不受质疑。而且基本法从一开始就通过确定国家的基本政治原则符合了实体宪政概念的要求。这些基本政治原则是：民 主（Demokratie）、共和（Republik）、社会福利国家（Sozialstaat）、联邦国家（Bundesstaat）以及实质的法治国 （Rechtsstaat）原则。除了这些国家政治生活的基本原则，基本法也规定了国家机构，保障个人自由并建立了一个客观的价值体系。

中 国1936年发生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史良、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等遭中华民国国民政府逮捕的“七君子事件”。当时，中国共产党、民主人士当时极力 奔走、营救因为呼吁抗日、反对内战而入狱的“七君子”。这七人出狱后先后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或各民主党派领导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除邹韬奋和李公 朴已去世外，其余五人均在新政府中任职。

沈钧儒：后曾为中国人民救国会主席、中国民主同盟中央主席，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1963年6月11日在北京医院病逝。

王 造时：曾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华东文教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常务委员，上海市各界代表会议特邀代表。长期担任复旦大学教授。 1957年被打为右派，1960年9月摘掉右派帽子，文革初期1966年11月被以群众专政名义关进上海市第一看守所，1971年8月5日在上海东方红医 院（即瑞金医院）去世。
章乃器：后为中国民主建国会领导人，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政务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粮食部部长。1957年被打为右派，文革初期曾经被红卫兵打到体无完肤、奄奄一息。1975年摘掉右派帽子，1977年5月13日病逝于北京医院。

沙 千里：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为中国民主同盟、中国人民救国会领导人。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贸易部副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部副部长、中华人民共和 国政务院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第六办公厅副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工业部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轻工业部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粮食部部长、中华全国工商业联 合会秘书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平安度过反右及文革。文革初期在周恩来的提议下，毛泽东批准了一个“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主要 包括高级民主人士等，其中就包括沙千里。1982年4月26日去世。

史良：后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主席。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部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反右时未受冲击。文革初期曾遭抄家，后来受到周恩来保护才全身而退。1985年9月6日于北京病逝。

中国七君子的遭遇可以说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缩影，而且一场接着一场的政治运动，把有用的知识分子推到执政者的对立面。从1949年到现在，在中国发生了大大小小20多场政治运动。每一场政治运动都吓跑了一批知识分子。

我把清末民初的海归称为第一代，这一代海归是机器的设计者。

第一代海归，像傅斯年、朱偰、胡适他们在欧美的经历，获得的最大财富恐怕不仅仅是专业技术，更重要的是他们获得独立人格、自由思想，形成和体现了一系列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你不出国很难认识，很难成为自身的人格。
第一代海归不仅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更在文化、政治、立法领域除旧布新，也就是说，他们参与国家这台机器的设计，孙中山就是清末著名的海归，第一代海归共同创建了共和。有一些资料显示，北洋政府的高官大概70%都是海归。

我把五十年代初的海归称为第二代，这一代海归是机器的制造者。这 一代海归以钱学森为代表，他们的使命感和命运都化成了血液，融入了祖国的“科技强国梦”。1950初期，中国的一切都百废待兴。当年的2500多名海归， 最终将个体命运与民族国家的科技兴盛紧密结合，注定他们要放弃舒适的欧美生活，用他们的爱国主义与科学精神来完成他们的海归使命。但是，他们只是机器的制 造者，第二代海归根本没有资格和能力参与机器的设计。

我把上个世纪末、这个世纪初的海归，称为第三代，这一代海归是机器的操作者。这一代海归，主要是理工、科技、管理、贸易、金融、外交这类专业的海归，与上两代海归无法相比，他们只是操作机器，服务国家，谈不上制造机器，更谈不上设计机器。

一个国家要长期稳定，没有知识分子的支持和合作，是不可能的。需要他们设计机器，制造机器，操作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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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盛友（曾用名：谢友），1958年出生于海南岛文昌县，中德双语专栏作家，欧洲华文作家协会副会长，班贝格民选市议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