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生产者中有些是阅读狂童出身，有些颇具传奇性。

例子之一是王小波，14岁初一碰上文革，就此失学，但他的幸运是，老爹是中国人大的逻辑学教师，家中有两大书橱书，让他原本就爱好阅读，此后更是自己读了两年书。

16岁去云南农场做知青。19岁转到山东牟平插队，后作民办教师。20岁回北京做工人。25岁之前开始写小说。26岁考进中国人大贸易经济系贸易经济商品学专业（工科）读本科。30岁任中国人大一分校教师，开始写作中篇小说《黄金时代》。32岁进入美国匹兹堡大学东亚研究中心读研究生，获硕士学位。开始写作以唐传奇为蓝本的小说，其间得到台湾移民美国东网历史学者许倬云的指点。36岁任北大社会学系讲师，39岁任中国人大会计系讲师。

同年（1991年）《黄金时代》获台湾第13届《联合报》文学奖中篇小说大奖，小说在《联合报》副刊连载，并在台湾出版发行。由于中国文学奖的政治和关系因素太强，台湾联合报文学大奖具有汉语文学最高奖的地位。1995年 5月，其《未来世界》获第16届《联合报》文学奖中篇小说大奖。 7月，《未来世界》由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出版。

40岁辞职，成为自由撰稿人。45岁心脏病突发逝世。此后，他的作品盛行于世。 

相对于他的小说，我比较喜欢他的杂文。

第二个例子是冯唐，真名是张海鹏。冯唐的发小儿、北京电影学院教师庄新宇曾言，他（冯唐）要非常理性地、非常有计划地系统阅读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这样的野心从八九岁就有了。

记者苏娅采访之初，让冯唐用名词罗列对过去生活的印象，他脱口而出：“影印版的‘三言二拍’、中华书局出的《史记》、没有风扇也没有空调，闷热的北京夏天的下午、外文局引印的盗版英文小说、北大未名湖、东南3条5号协和医科大学解剖室、托福考试、去美国带着的30块钱炒锅、面试和案例。”沿着这些名词，划过去的37年光阴游动起来，明明暗暗。

汉语阅读最早始于初中时读王力的《古代汉语》，手边与之相应的工具书是商务印书馆的《古汉语常用字字典》，然后是“前四史”。英文阅读开始于当时流行的《新概念英语》，随后背了三遍梁实秋编的《远东新袖珍英汉词典》，又按美国现代图书馆开出的最佳英文小说书单，读海明威、萨克雷、狄更斯、劳伦斯、奥斯汀的原著。再折返汉语，读周作人、曹聚仁、梁实秋、鲁迅，透过他们的书评，按图索骥找文学书读。如此一长串经典文本，并没有湮灭北京胡同、大杂院里的鲜活世事打下的印迹，这些印迹以口语形式被冯唐植入小说。

在“一直想忘记写作，而没有忘记”的日子里，冯唐开始在草稿上写作。通常形式是日记，日记之外，还有一本无意识地写完的小说《欢喜》，写于17岁（1988年），35岁出版。

张海鹏13岁就读于北京市第八十中学。19岁就读于中国协和医科大学，27岁获临床医学博士，妇科肿瘤专业。因为觉得研究项目难以突破，进入美国艾默里大学商学院工商管理专业读硕士，29岁获工商管理硕士。毕业后就职于商业咨询顾问业著名的美国麦肯锡公司，做到麦肯锡全球董事合伙人。41岁加入香港中资的华润集团，任华润医疗集团有限公司CEO。去年华润集团董事长宋林被中纪委抓捕后，43岁的张海鹏于7月向华润集团辞职。

冯唐在美国读MBA时，暑期实习，被困在新泽西，穷极无聊，于是重新想起写小说这件事，提笔完成了《万物生长》的雏形。33岁，出版处女作《万物生长》，《万物生长》与《十八岁给我一个姑娘》合着《北京，北京》，成为冯唐的“北京三部曲”。其后又写作出版了多部小说以及诗歌和随笔。

在纷繁的领域和诸般身份之间越界穿梭的生活，似乎让人匪夷所思，而在异常忙碌的生活中，写作时间总是需要从“每周超过80小时”的工作时间中挤出来。“如果晚上11点之前工作完了，还没筋疲力尽，就写一点，两周写一章。”通常，一个长篇的“故事线”得趁每年的春节长假写下来，再依据“故事线”每天写一点，如此日积月累，基本完成三分之一后，用四周时间，“屏蔽”所有事，关了手机，断了网线，集中地写最后三分之二，修改、润色。

冯唐的作品没读过，但他每天在职场工作十余小时，还能高产好评文学作品，实在让人惊讶。

第三个例子是刘仲敬。12岁（1986年）和13岁之间，为消磨时间开始读《史记》，遇见精彩的段落就会默记默诵，不看《表》、《志》之类讨厌的流水账部分，只看本纪、列传之类有故事、有文采的部分。这条线路引导他读完了二十四史的大部分中有故事的部分。

18岁考入华西医科大学。22岁毕业后任乌鲁木齐市公安局法医10年。35岁进入四川大学世界史专业读硕士，38岁获硕士。大卫·休谟《英国史》和麦考莱《英国史》。39岁进入武大历史学院中国现代史专业读博士。读博两年，已出版专著5部：《民国纪事本末》（广西师大出版社，2013年）、《从华夏到中国》（广西师大出版社，2014年）、《安·兰德传 : 生平与思想 》（商务印书馆，2015年）、《经与史：华夏世界的历史建构 》（广西师大出版社，2015年）、《守先待后 : 思想、格局与传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

刘仲敬的文章网上很多，称得上“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

网上历来有片言只语攻击著名知识生产者的风气，或因为政治原因，或因为红眼病，或因为自抬身价。这种反智主义者一看就是读书太少，不会思考，连段落都写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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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第一财经日报访冯唐：青春完结，生活继续

记者：苏娅

冯唐
男，1971年生于北京。协和医科大学临床医学博士，妇科肿瘤专业毕业，美国Emory大学工商管理硕士。现居香港，就职于麦肯锡公司（McKinsey & Company.）。已出版长篇小说《万物生长》、《十八岁给我一个姑娘》、《欢喜》、《北京，北京》等。冯唐很忙。电话里，候机厅的广播传送着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的距离、出发与到达时间。“每周工作70到80个小时。”冯唐——这位横空出世的“70后”作家，如此描述自己的生活。

随着《北京，北京》的出版，冯唐小说“北京三部曲”已经完结。如今的冯唐，依然在繁忙的工作间隙挤时间写作，这位自称欠了老天10个长篇的写作者，将一改往日“半自传”的写作形式，在虚构与真实之间创作下一个三部曲——“怪力乱神三部曲”，“基本构想是借助中国历史辨认时间中的真实和美丽”。今年年底，冯唐就将开始写作其中第一部《不二》，分甲乙两卷。“甲卷写佛教在唐初的西安，乙卷写佛教在唐初的敦煌。”冯唐希望能在两年内写完第一部，而后的两部，则“争取在10年内写完”。

“要写就写对汉语写作有贡献的文字”

“我有系统的阅读打底，很早就分得清好文字与坏文字，冥冥之中有条经线。”冯唐的语气温和、平常，声音中夹杂着周围的嘈杂声。

冯唐的发小儿、北京电影学院教师庄新宇曾言，他（冯唐）要非常理性地、非常有计划地系统阅读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这样的野心从八九岁就有了。

采访之初，让冯唐用名词罗列对过去生活的印象，他脱口而出：“影印版的‘三言二拍’、中华书局出的《史记》、没有风扇也没有空调，闷热的北京夏天的下午、外文局引印的盗版英文小说、北大未名湖、东南3条5号协和医科大学解剖室、托福考试、去美国带着的30块钱炒锅、面试和案例。”沿着这些名词，划过去的37年光阴游动起来，明明暗暗。

汉语阅读最早始于初中时读王力的《古代汉语》，手边与之相应的工具书是商务印书馆的《古汉语常用字字典》，然后是“前四史”。英文阅读开始于当时流行的《新概念英语》，随后背了三遍梁实秋编的《远东新袖珍英汉词典》，又按美国现代图书馆开出的最佳英文小说书单，读海明威、萨克雷、狄更斯、劳伦斯、奥斯汀的原著。再折返汉语，读周作人、曹聚仁、梁实秋、鲁迅，透过他们的书评，按图索骥找文学书读。如此一长串经典文本，并没有湮灭北京胡同、大杂院里的鲜活世事打下的印迹，这些印迹以口语形式被冯唐植入小说。

在“一直想忘记写作，而没有忘记”的日子里，冯唐开始在草稿上写作。通常形式是日记，日记之外，还有一本无意识地写完的小说《欢喜》，写于17岁，35岁出版。

26岁，到美国上商学院。暑期实习，被困在新泽西，穷极无聊，于是重新想起写小说这件事，提笔完成了《万物生长》的雏形。33岁，出版处女作《万物生长》，《万物生长》与《十八岁给我一个姑娘》合着《北京，北京》，成为冯唐的“北京三部曲”。在《北京，北京》的结尾，冯唐用一句“离开毛茸茸的状态，死挺，成为社会中坚”，提示了青春期的完结。

为记录“此时此地”的生活

在这些“半自传”性的小说中，冯唐以个人视角记录了“70后”一代人的成长史。“1985年到2000年，一个国家在15年间经历了怎样的变化？我们有过怎样的生活状态和精神状态？个人经历了什么？什么是真实、不可泯灭的？我相信历史中总有一些能够体现这些信息的东西需要被记录。”因为受《史记》影响最深，冯唐写作的动机便是为记录下“此时此地”的生活，“文字则像是早就长在那里了，我知道如何排列会是有效的、好的文字，剩下的是去经历生活。”

“协和妇科博士”、“Emory大学MBA”、“供职于某著名咨询公司”、“横空出世的‘70后’代表作家”……冯唐的诸种身份令人目眩。受上世纪80年代“重理轻文”观念影响，高中毕业后，冯唐自然地选择学医，那段经历“青春都浸泡在福尔马林药水里了”。正是这种生活给了作家冯唐看待人世的底色——“我看见过赤裸的人，知道人体本来的样子，这给了我一个更明确的背景，一个参照系”。在他看来，学医的经历，除了让他确立了看待事物的角度与态度，“还操练出一种观察、比较和分辨的能力，抓细节抓得比较狠。”看了太多病痛和死亡，冯唐却始终没能学会漠然视之，于是他决定重新选择未来职业的方向，到美国学习工商管理。

在纷繁的领域和诸般身份之间越界穿梭的生活，似乎让人匪夷所思，但冯唐开口便轻易捅破了职业与内心的界线：“不想靠码字为生，让出版商牵着鼻子走，于是用世俗的方式逃逸世俗。”他说的前一种“世俗”，指安身立命的职业，逃逸之处则是“想做个通达沉着而脱离低级趣味的人”的个人理想。

而在异常忙碌的生活中，写作时间总是需要从“每周超过80小时”的工作时间中挤出来。“如果晚上11点之前工作完了，还没筋疲力尽，就写一点，两周写一章。”通常，一个长篇的“故事线”得趁每年的长假写下来，再依据“故事线”每天写一点，如此日积月累，基本完成三分之一后，用四周时间，“屏蔽”所有事，关了手机，断了网线，集中地写最后三分之二，修改、润色。

而所谓“修改”，也只作微调，“我尊重写作的现场感，愿意保留即兴的痕迹。”尽管没有大块时间写作、阅读，冯唐称自己在一两年内不打算改变现在的生活和写作方式，“因为目前的职业，让我有机会接触生活，我相信有人可以靠二手经验认知人世，但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够做到”，“而如果不是因为这份工作，我可能没法接触到这么多形形色色的人，我的性格有些内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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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仲敬：自叙读书经历

豆瓣网 2014-07-02

在高度同质化的中国社会，我跟任何人都不同类。我像爱沙尼亚的日耳曼人（他们是中世纪骑士团的余孽）和哈萨克斯坦的波兰人（他们是斯大林骗去“建设处女地”的欧洲人），天生没有确定的归属感。这种人认为统治者和人民都不是自己的同胞骨肉、智力和道德都低于自己，对两者都有忌惮与轻视的感觉。这种人一面怀着智力优越感扮演“游士”，一面深知自身处境的极端脆弱：永远不会是统治者或多数派，任何变动都是威胁。我像犹太人一样，对外和对自己是两种人。履历表的项目和经历对我基本是混事的，我很少投入精力和关注。我自己殚精竭力的知识谱系，出版界只了解极小一部分，恐怕豆瓣网的网友还知道得多一点。 

《史记》是我第一部“根底”书，冥冥中若有神意。我在十二岁和十三岁之间，非常渴望杀时间的大部头书。当时（八十年代中叶）不存在网络，我似乎懵懵懂懂地以为中学生的生活状态是永恒的。我没有足够的钱买足够的书，填满用不完的无聊时间。因此书越难读，耗费时间越多；对我来说就越好。《史记》比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小说和斯瓦辛格的电影好，因为一册《史记》所消耗的时间二十倍于《尼罗河上的惨案》。我大概天生就是文学青年本义上的文学青年，遇见精彩的段落就会默记默诵，就像对待《燕歌行》或《长恨歌》一样，除了节律的快感以外，别无其他目的。我不看《表》、《志》之类讨厌的流水账部分，只看《本纪》、《列传》之类有故事、有文采的部分。故事总会有续集，文采则是会上瘾的。这条线路引导我读完了二十四史的大部分，当然也只读有故事的部分。我自己不知道也不在乎有什么用处，无非是搜集大侦探波洛全部作品同类的事情。我后来莫名其妙地发现自己会写古文和古诗，而且比写英语文章轻松得多（我根本不会写英文诗）。现在看来，我大概是古典中国那种熏陶式教育的最后一批意外产品。这种际遇都是时间太多的结果，我估计自己和任何人都不会再有这样的环境了。 

梁遇春出现在我的生活中，时间已在九十年代初（大学时期）。当时我在癖好（而不是需要）指引下，大肆收集民国和英国散文家的随笔集。在流行的周作人、林语堂、梁实秋、查尔斯?兰姆、蒙田、赫兹里特、爱默生当中，一册薄薄的《春醪集.泪与笑》突然跳出。当时的感觉犹如朱彝尊的《高阳台》：“重來已是朝雲散，悵明珠佩冷，紫玉煙沉。前度桃花，依然開滿江潯。”世间若有烂俗台词所谓“灵魂伴侣”，一定就是这么回事。我没有费多大的劲，就收集到这位作家的各种版本。其中最全的版本应该是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的《梁遇春散文全编》，收罗了作者的文章和译文，比以前和以后的其他版本都更完整。后来，我收集此类图书，数量数十倍于当时，但只有一部能唤起同样的魅力，就是托马斯?布朗的《瓮葬》。倘若文字可以用“质地”分高下（余光中是这么认为的），此书堪称“精金美玉”。（在诗歌方面，我只能给格雷的《墓畔哀歌》和阮籍的《咏怀》同样的评价。）同时代流行的优质散文家梁实秋、董桥之类，在我看来都不过是好吃的奶酪：甜腻可口，绵软易朽，绝对当不起“时间的征服者”重任。顺便说一句，我发现自己的真正专业可能是搜书。无论我表面上的正业是什么，都更像是这种真正专业的副产品。 

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和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出现在同一时期。这些书能够从同时期的布罗代尔、亨丁顿等大家著作中脱颖而出，给我留下格外深刻的思想印刻，以后永远没有磨平；至少部分原因在于文笔的质量。我是苛刻的辞章鉴赏者，经常歧视那些口齿笨拙而材料丰富的作者和学者。文笔是视野、境界和洞察力的镜子，这些比材料重要得多。在我内心最深一层的价值天平上，博雅比专业分量更重。迄今为止，没有任何纯粹技术性的研究能打动我。我查看这样的作品，动机和效果都跟查字典差不多。我不会因为查字典而绘制或修改认知地图，只会运用补充的材料将原有的地图变得更细密。对我来说，作品不是孤立的存在。相反，作品是某种伟大传统通过作者自我表达。如果作者不是神明的称职工具（照柏拉图的说法），其作品就仅仅是用过即扔的梯子和锤子。今天的年鉴学派虽然声势浩大，我却私心以为他们丰富的资料和狭隘的识见不成比例。人类只有两个时代产生了伟大的博雅传统。第一个是古典时代，第二个就是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的时期。在此之后，有格局、有丘壑的作品实属凤毛麟角。我在这里举出的两位就属于这样的极少数。这种现象主要是因为：十九世纪以后，传统已经基本穷尽其可能性。作者的个人才干并不能发挥决定性作用。 

托克维尔最大的特点，其实是他深入骨髓的宿命感和沧桑感。我深信：如果读者对古典和基督教传统没有概略的了解，就不能真正领悟“字缝里的涵义”这种涵义犹如余英时解释的陈寅恪“心史”，只能领悟、不能证明。领悟的基础只能是共同精神结构下的设身处地。你在托克维尔的文本中，只能看到一位敏锐而冷静的观察家。他不偏袒任何人、任何力量，透过流俗之见和文宣辞令，揭示了旧制度并不美好的真实面貌，使人无法怀疑民主的正当性和必然性。然而，我们不要忘记：托克维尔也是一位优雅和周到的廷臣。他在弗朗索瓦一世和查理二世的宫廷中都能如鱼得水，能让卖花姑娘在绅士淑女当中怡然自得。这种人从来不会忘记在作品在赞美死敌“心胸高尚”，却可能忘记表扬真正的朋友。其中道理，无异于玛丽?安东尼特在断头台上向刽子手道歉。如果你比敌人更有失风度，你就是输家。我们浸淫于野蛮的二十世纪斗争文化，习惯于明确、夸张、恶毒地攻击敌人。如果我们从字面意义理解前人，就会犯下最荒谬的错误。加里波第说某人“慷慨恢弘”，意思差不多等于托洛茨基说某人“罪不可赦”。两者描述的现象是一样的：“某人是我原先的战友，由于政治而非私人的原因而反目成仇。我对他本人并不反感，但一定毁灭他的事业。” 真正的贵族托克维尔其实对群众时代的原子化极为恐惧，但他相信大势已定、逃避无益；因此他对理性认同、感情陌生的新时代用尽了廷臣的恭维，这种客套绝不会用在“像自己一样可靠”的老朋友身上。恭维背后，他是想尽可能礼貌地发出警告：“末人”的自私将会普遍降低文明的素质。群众平等的洪水过后，只剩下官僚平庸专制的淤泥。当然，托克维尔不会将宿命感罗织成系统理论。学究气是中产阶级缺乏品味的证明，斯宾格勒就是这样一位中产者。 

我接触雷海宗的《中国的文化与中国的兵》，在2002年前后。这时，我已经确定了大部分认知地图。我除了搜集材料充实细节以外，此后就没有做过其他的事情。简单地说，雷海宗是斯宾格勒在中国的真正继承人。他们和主流的差别不在技术上，而在格局上。这种分歧不是更加精确的实证研究所能解决的。从根本上讲，以文明兴亡为对象的思辨和以历史事实为对象的实证是两种东西。后者的主要用途在于为前者提供尽可能准确的材料；但如果没有前者，后者就没有什么意义。（除非你认为，给文科生提供就业机会也算一种意义。）博雅教育的消亡和学术无产阶级的兴起势必导致前者的没落，本身就是文明由盛转衰的征兆之一。（当然，在实证意义上，盛衰本身就是毫无意义的词。）中国的博雅教育早已灭亡，目前正在笨拙而混乱地试图建立学术无产者的流水作业线。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的博雅教育传统也在缓慢但确定地衰退。实证研究和技术创新的繁荣经常掩盖了这一点，正如果实在树叶发黄的时代最为甘甜。托克维尔是群众时代的最后一位贵族。斯宾格勒是战国时代的最后一位春秋思想家。雷海宗是抛在石田上的一颗种子，只有祖先、没有后裔。在我自己心目中，我也是意外出现的异乡异客。我将漂流瓶投入大海，自己知道瓶中的文字确有意义；却不能肯定漂流瓶会归向何处，更不知道（假如存在的）读者能否理解这种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