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发动真理标准讨论，剑指凡是派

中央党校《理论动态》杂志1978年5月发表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对胡耀邦和叶剑英的观点的论证。前面说过：1977年9月21日、22日，，胡耀邦在中央党校布置编写党史教材的会议上提出两项原则：一是完整地准确地运用毛泽东思想，二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胡耀邦思想年谱（1975-1989）》，97页）10月9日，叶剑英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讲话。他说：理论一定要从实际出发。如果理论不能指导实际，不受实际检验，那算什么理论！决不能把理论同空谈吹牛甚至撒谎混为一谈。12月10日，胡耀邦在中央党校召集会议讨论党史教学问题。他发言说：评价“文化大革命”，要看实际结果，要由实践检验，而不能依靠哪个文件、哪个人的讲话。要完整地、准确地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体系，而不能断章取义，依据片言只语……搞一个研究讨论九、十、十一次路线斗争的提要，搞这么一个文件。（《胡耀邦思想年谱》（1975-1989）》，120页）。

1977年12月15日，胡耀邦在中央党校第二副校长（主持中央党校工作）之外，由叶剑英推荐，兼任中组部长。

1978年二三月间，中央党校校务委员会成员、副教育长、哲学教研室主任、理论研究室主任兼《理论动态》杂志主编吴江和理论研究室研究组组长孙长江谈起，各人的实践不同，究竟根据哪一个实践来确定哪个是真理呢？孙自告奋勇愿意为《理论动态》写一篇文章，澄清一些糊涂认识，发给学员参考。题目就定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孙长江说，1978年3月，吴江根据胡耀邦的意见，并向时任副校长马文瑞汇报后，指定我为《理论动态》写一篇文章，题目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在孙长江写作过程中，曾在中央党校第一期学习过的《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也在处理一篇谈实践标准的稿件，题目是《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作者是南京大学哲学教师胡福明。《光明日报》重视这篇文章，在杨西光主持下精心修改多次。杨得知孙长江也在写作同类主题的文章时，4月13日，特意邀请孙长江和在北京开会的胡福明及报社理论部的编辑，共同讨论了这篇文章的修改方案。4月 21日，杨将修改后的稿子送给吴江和孙长江。

吴江看了稿子以后，觉得文章写得还是有勇气的，只是理论和逻辑性不足。他将来稿交给孙长江一并处理，请他与他正在起草的文章捏在一起，题目还是用原定的题目。文章最后由吴江修改定稿后于4月 27日送胡耀邦和有关同志审阅。因为这篇文章的处理既未经过《理论动态》组，事前亦未向胡耀邦报告，所以吴江特地在电话里向胡耀邦报告这篇文稿的来历及意图。

5月 3日，胡耀邦审阅了文章，完全赞成发表，同时提出了修改意见。5月 6日，胡耀邦召集吴江等人在家里开会，又仔细审阅了文章。5月10日出版的《理论动态》上刊登了这篇文章。第二天即以“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名义在《光明日报》上发表。当天，新华社将这篇文章作为“国内新闻”头条，转发全国。5月12日，《人民日报》以及不少省级党报全文转载了这篇文章。《光明日报》、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的负责人都追随胡耀邦。胡耀邦还得到时任中央委员、军委常委兼秘书长罗瑞卿（负责军委日常工作）的支持，罗授意《解放军报》5月12日转载此文。到5月13日，全国多数省级党报都转载了此文。

形势骤然变得紧张起来。有一点很清楚，思想路线的分歧也就是政治路线的分歧。在当时的高压之下，已是一片鸦雀无声。有人已经开始做沉痛检查，吴江也感到了周围空气的沉重，考虑再三，决定撰文作出正面回答，就是6月24日在《解放军报》发表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此文在军报发表也是罗瑞卿打招呼的。

这篇文章突破了当时对真理标准问题的压制与封锁，并引起了中央其他主要领导人的注意。邓小平也是在看了这篇文章之后才注意到这场争论的。如果说，第一篇文章还只是在中央内部不大范围内引起争执，那么第二篇文章在中央各报和几乎所有各省市报纸刊载后，一场全国范围内的大讨论才展开了。

胡耀邦和叶剑英的观点和这两篇文章，都是套着哲学马甲的政治话语，剑指“两个凡是”，后者也就是林彪说的：“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

从认识论角度来说，“真理”（truth）是个有争议的术语。“真理”首先是个宗教术语，存在于神那儿，也就是存在于先验世界里的抽象客体。类似于宗教的先验主义认识论，也是把真理当作先验世界里的抽象客体，客观存在，被人们发现。对于经验主义认识论来说，没有真理这种先验世界里客观存在的抽象客体，制约现象的规则或倾向性是人们概括出来的，存在人们的心智之中。因此政治话语“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中的“真理”改用“政策”就清楚了。

这些政治话语中的“实践”范围太大，哲学和科学概括一般不用实践来检验，而是用可证实性和可证伪性来检验。技术、政策等实用性的东西用效果检验，效果好的推广，效果不好的改进。

因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改成“效果是检验政策的唯一标准”，就清楚了。

真理标准讨论，结果是省部大军区级干部的政治表态，赞成实践标准，也就反对凡是派。在党内全面反华国锋和汪东兴等凡是派的形势下，1978年11月10日到12月15日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资历最老的中央委员陈云（1934年至1942年曾任政治局常委）带领多数与会者批判华国锋和汪东兴的“两个凡是”等，迫使华国锋做检讨，失去老大和政治局常委权力。汪东兴也失去政治局常委权力。

12月18日到22日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增补陈云为中央副主席，真正有权的政治局常委的实际地位顺序为：叶剑英、邓小平、陈云、李先念。

除此之外还有一系列重要的官职任命。首先是政治局委员。反华国锋派获得全会增补3名政治局委员：邓颖超、胡耀邦、王震。其次是中央委员，全会增补了9名反华国锋派：黄克诚、宋任穷、胡乔木、习仲勋、王任重、黄火青、陈再道、韩光、周惠。第三是恢复中纪委。选举陈云为第一书记、邓颖超为第二书记、胡耀邦为第三书记，黄克诚为常务书记。

全会之后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了一系列重要的官职任免。首先是免去汪东兴的中央副主席之外的所有职务：中办主任、中央警卫局长、8341部队政委和党委书记、毛著编委办主任。其次是免去华国锋派吴德的政治局委员。第三是任命胡耀邦为中央秘书长、中宣部长，免去其中组部部长。任命姚依林为中办主任，宋任穷为中组部长，胡乔木为毛著编委办主任，。

这一系列重大官职任免，使得反华国锋派在下列党中央机构和御林军都占据上风：政治局常委会、政治局、中央委员会、中纪委、中宣部、中办、中组部、毛著编委办、中央警卫局、中央警卫团（8341部队）。

1979年9月的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增补赵紫阳和彭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法制委主任，次年兼任中央政法委书记）为政治局委员。

1980年2月的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决定了一系列重要官职任免。首先是增选胡耀邦、赵紫阳（4月任副总理，9月任总理）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真正有权的政治局常委的实际地位顺序为：叶剑英、邓小平、陈云、李先念、胡耀邦、赵紫阳。

其次是重新设立中央书记处，选举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万里、王任重、方毅、谷牧、宋任穷、余秋里、杨得志、胡乔木、胡耀邦、姚依林、彭冲为中央书记处书记。重设中央书记处是因为决策老人叶邓陈李无力处理日常事务，需要有人代劳。

第三是批准了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辞职的请求，免去或提请免去他们所担任的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

1981年6月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前， 叶剑英、邓小平、陈云和李先念达成共识，免去华国锋的中央主席、总理和军委主席。邓小平建议，叶剑英接任中央主席。他明知叶年过八十，不会接任，希望叶因此提议他接任。叶剑英回答，我不当，劝你也不要当，让胡耀邦当。陈云打圆场说，不要争了，就是你们两个矮子（邓小平和胡耀邦）当政。胡耀邦因此接任中央主席。邓小平接任军委主席，邓小平文革前的老部下杨尚昆任军委副主席，接任耿飚的军委秘书长。邓小平的人马赵紫阳接任总理。

邓小平军权到手，扩张势力，排挤叶剑英，逐渐成为第一号人物，陈云成为第二号人物。叶剑英1985年因为疾病和受到邓小平等排挤而辞去政治局常委和军委副主席，1986年10月病死。次年1月，胡耀邦被邓小平组织批斗后辞去总书记和政治局常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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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乐山水：胡耀邦才是中国的赫鲁晓夫（1）

（2015年11月21日）

近日中共高调纪念胡耀邦百年诞辰，是因为胡耀邦还有油水可榨，按需涂抹的神像没什么看头。

胡耀邦1977年二次复出到1987年被整个半死，这十年间的作为最像苏共的赫鲁晓夫。

1. 赫鲁晓夫其人

赫鲁晓夫是苏共执政后的第四任党首，在1956年的苏共二十大上做长篇报告深入揭批斯大林，开启了苏联的政治解冻期。

赫鲁晓夫1894年4月17日出生于俄罗斯南部的贫苦农民家庭，读了四年小学后，14岁进工厂做工，成为优秀的钳工。

1918年，他加入布尔什维克，但有人认为他实际上更倾向于孟什维克立场。同年年底加入红军，并很快成为政治委员。

1921年，列宁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赫鲁晓夫在鲁钦科夫煤矿担任副主任期间取得很大的成功，于是他不久就被任命到附近的帕斯图赫夫煤矿担任主管，但是他没有接受任命，而是申请去刚刚开办的工人培训班学习（这个培训班后来成为顿涅茨克国立工业大学）。由于政治事务缠身，他的老师认为他的学习成绩并不理想。1923年12月，赫鲁晓夫参加尤索夫卡地区共产党委员会的第四次会议，同月他加入委员会成为官员。他一开始曾短暂的支持托洛茨基的反对派，反对斯大林的政治路线。

1925年，在乌克兰党委书记卡冈诺维奇的提拔下，赫鲁晓夫迅速提升。1929年赫鲁晓夫跟随卡冈诺维奇来到莫斯科，进入斯大林工业学院继续接受教育。虽然最后他没有完成学业，但在政治上却飞黄腾达。当时工业学院正充满反斯大林的“右派分子”，赫鲁晓夫积极响应学校党委号召，攻击那些右派分子，并协助《真理报》指控和告发他们。

1932年，他成为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卡冈诺维奇身后的第二书记。1934年，他被任命为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并当上中央委员。1935年他被任命为莫斯科州委第一书记。

1934年，斯大林发起对党内的大清洗，赫鲁晓夫则是斯大林路线最起劲的鼓吹者之一。在审判期间他要求处死格里季诺维也夫与加米涅夫：“任何一个对我们国家所取得的成功、对我党在伟大的斯大林同志领导下所取得的胜利感到欢欣鼓舞的人都会发现，对于这些托洛茨基-季诺维耶夫集团唯利是图的法西斯走狗，我们只有一句话，就是处死他们。”赫鲁晓夫还协助逮捕并消灭他自己的同事与朋友。在莫斯科市委和州委的38名高级官员中，只有3人得以幸免。在莫斯科地区的其他城市与地区的总共146名党委书记中，有136人“被镇压”。按照程序，清洗行动必须得到赫鲁晓夫签发的逮捕令，而在帮助他的朋友与同事方面他却做得很少，甚至什么都没有做。1937年6月27日，政治局确定在莫斯科州抓捕3.5万名"敌人"的定额，其中要执行枪决的大约有5000人。赫鲁晓夫则要求将生活在莫斯科的约2000名前富农消灭，以部分完成规定的定额。7月10日，他向斯大林报告说莫斯科州已经逮捕约41304名“罪犯与富农分子”。在同一份文件中，他自己圈定8500名应该执行死刑的“第一类”敌人。

此后，他在斯大林的提拔下步步高升。

1953年斯大林死前，赫鲁晓夫在苏共五人小组中排名第四，兼任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五人小组其他四人是：总书记兼部长会议主席斯大林、书记处书记兼部长会议副主席马林科夫、部长会议副主席贝利亚、部长会议副主席布尔加宁。

3月5日斯大林死后，继任党首马林科夫继任部长会议主席，贝利亚升任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兼内务部长，掌管秘密警察和核导弹计划。3月14日，赫鲁晓夫兼任中央书记处排名第一的书记，但此职务的权力仅集中宣传和意识形态上，政治和经济事务则落入马林科夫和贝利亚手中。布尔加宁升任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兼防长。新设立的十人中央委员主席团成员是：马林科夫、贝利亚、赫鲁晓夫、布尔加宁、伏罗希洛夫（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卡冈诺维奇（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别尔乌辛（部长会议副主席）、萨布罗夫（部长会议副主席、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莫洛托夫（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兼外交部长）、米高扬（部长会议副主席兼贸易部长）。

不久，贝利亚就发动一系列大胆的自由化改革：实施大赦，将劳改营中数百万被关押的政治犯释放并平反；终止对苏联内各加盟共和国的俄罗斯化政策，恢复本民族语言的地位；并酝酿使东德和西德合并为一个中立的德国。赫鲁晓夫认为贝利亚迟早会害死他们，于是他表面上顺应贝利亚，而背地里却和马林科夫、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等人密谋将其推翻。6月26日的克里姆林宫会议上，马林科夫等人突然展开对贝利亚的围攻，并在莫斯卡连科、朱可夫等军人的协助下将他逮捕。又于12月18日以叛国罪、恐怖主义和反革命罪将贝利亚处决。

贝利亚被处决后，马林科夫逐渐加强自己在政府中的影响力，而赫鲁晓夫则不断增强自己在党内的权势。1953年8月，马林科夫提出降低税收、增加国家对谷物的采购价格、鼓励农民经营小块自留地的农业政策。赫鲁晓夫为夺回声望，于是在9月提出更高的采购价格、强化农民自留地等政策，并进一步计划开垦哈萨克斯坦和西伯利亚的荒地(处女地运动)。1954年春夏期间，赫鲁晓夫鼓动30多万志愿者来到东部垦荒，由于缺乏调查和准备，这场运动在几年内演变为农业和生态上的灾难。赫鲁晓夫还对公众开放克里姆林宫，在民众中引起巨大的反响。在此期间，暗中搞垮马林科夫的计划也在秘密进行着。赫鲁晓夫让法院调查团追查1949年发生的列宁格勒案件，他知道这起调查最终会把马林科夫牵扯进来。1954年间，赫鲁晓夫逐渐赢得布尔加宁、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迈克尔扬等人的支持。1955年2月的最高苏维埃会议上，赫鲁晓夫及其支持者指控马林科夫对列宁格勒案件中的责任，最终马林科夫被解除部长会议主席职务。

搞垮马林科夫后，赫鲁晓夫与莫洛托夫的矛盾逐渐升级。莫洛托夫反对赫鲁晓夫的垦荒政策，他更倾向于对已耕作的土地进行投资，同时他还对赫鲁晓夫住房政策表示不满。在外交政策上，莫洛托夫坚持认为南斯拉夫为修正主义国家，而赫鲁晓夫率领的代表团却抛下莫洛托夫于1955年5月主动访问贝尔格莱德。在7月的全体会议上，赫鲁晓夫和主席团的所有其他成员对莫洛托夫展开围攻，莫洛托夫被迫认错。赫鲁晓夫没有立即清算莫洛托夫，会议后他依然担任外交部长和主席团成员。

1955年底时，数以千计的政治犯从古拉格劳改营中被释放回家。在苏共党代会之后，平反政策落实的人数已达到几十万人。在搜集材料、促使重审案件和释放犯人的工作中，赫鲁晓夫发挥带头作用。他还建议调查并通报斯大林的罪行。这引起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等人的反对。

1956年2月14日，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召开。参加会议的有苏联的1355名代表、来自55个国家工人政党使节和所有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在会上，赫鲁晓夫数次抨击党内存在的个人崇拜现象，但没有提到斯大林的名字。2月25日党代会结束后，代表们突然收到通知，参加一次事先没有计划的秘密会议。在“秘密报告”《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中，赫鲁晓夫情绪激动的谴责斯大林大清洗和驱逐少数族裔的罪行，猛烈抨击他农业政策带来的灾难，还攻击他军事指挥上的无能，并在最后表示要重新回到列宁主义的路线上来。讲话共持续四个小时，报告的内容使代表们大为震惊，以至于“会场内一片寂静，连针掉在地上的声音都能听见”。会议结束时，赫鲁晓夫要求代表们“不要把话题扩散到党外，更不用说媒体了”。然而在3月，赫鲁晓夫将一份报告文本作为材料发放到党组织里，供700万党员和1800万共青团员讨论学习。同时，以色列情报机构在华沙获得秘密报告文本，并于4月送到美国中央情报局手里。1956年7月4日，《纽约时报》将其刊登。秘密报告的公开给社会主义阵营带来一波猛烈的政治震荡，引发苏联国内及其卫星国的一系列骚乱。

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发表，引起格鲁吉亚民族主义者和斯大林主义者的强烈不满。他们在纪念斯大林逝世三周年之际，在第比利斯和其他大城市举行对斯大林的悼念活动，并逐渐转化为针对秘密报告的抗议和示威。1956年3月4日起，第比利斯的示威者举着斯大林画像，呼喊“斯大林主义万岁”、“打倒赫鲁晓夫”等口号，并强制征用公共汽车和电车在市内游行。3月10日，苏联当局使用部队和坦克驱散游行，部队和示威人群发生冲突，最终士兵向人群开枪。由于官方没有正式报告，估计的伤亡人数大约在106人至800人之间，有数百人受伤，超过200人被逮捕。

1956年，波兰人民共和国因肺病在莫斯科疗养的领导人博莱斯瓦夫•贝鲁特在读到赫鲁晓夫的揭批斯大林的报告时，惊吓得心脏病发作，于3月12日逝世。面对波兰国内日渐升温的反苏和反俄罗斯情绪，赫鲁晓夫于3月来到华沙参加贝鲁特的葬礼，并向波兰政府做出含糊其词的解释。1956年6月28日，波兹南发生大规模的罢工和游行活动。示威者打出“我们要面包”的标语，要求波兰当局提升工人工资和减少税收。由于政府缺乏谈判的诚意，游行最终演变为骚乱。29日波兰政府派出装甲部队进入波兹南，并与次日平息骚乱。据官方统计，波兹南事件共造成74人死亡，800人受伤，658人被拘捕。

1956年7月，波兰二届七中全会推举曾因“右倾民族主义”入狱的哥穆尔卡担任波兰领导人，并解除苏联派来的康斯坦丁•罗科索夫斯基国防部长的职务。闻讯后的赫鲁晓夫立即向波党提出进行磋商的邀请，但波党以将召开八中全会为由拒绝邀请。10月19日赫鲁晓夫突然单方面飞抵华沙，他一下飞机就愤怒的向波兰代表大吵大嚷，同时苏联军队也在向华沙推进。在哥穆尔卡的说服下，赫鲁晓夫最终同意苏军将不使用武装干涉，并将罗科索夫斯基调回苏联。

1955年，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斯大林主义领导人拉科西•马加什以“右翼分离主义”的罪名将有改革思想的总理纳吉•伊姆雷开除出党，这使匈牙利变成一个火药桶，而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则将匈牙利彻底点燃。1956年10月23日，布达佩斯学生举行规模浩大的游行示威，庆祝哥穆尔卡在波兰的上台，要求匈牙利也进行类似的改革，重新任命纳吉为总理。示威群众还将斯大林雕像推倒。当天深夜匈牙利安全部队向示威人群开枪。10月24日早晨，苏军的坦克开进布达佩斯，这却使匈牙利的矛盾全面激化。10月30日，赫鲁晓夫在朱可夫等人的建议下决定撤出匈牙利的苏军。然而匈牙利的局势已经完全失控，愤怒的群众袭击布达佩斯共产党总部，并将数位安全警察处以私刑。同时纳吉呼吁匈牙利退出《华沙条约》组织。赫鲁晓夫在经历一番犹豫之后于10月31日发出命令，苏军随后再次进入匈牙利。11月4日，革命最终被苏军镇压。匈牙利有2500人死亡，13000人受伤。纳吉也于1958年被处决。

东欧的骚乱使赫鲁晓夫声望受损，他的反对者则借机迅速联合起来，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马林科夫、布尔加宁以及赫鲁晓夫的门徒谢皮洛夫密谋，共同向赫鲁晓夫发难。1957年6月18日，布尔加宁通知赫鲁晓夫参加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部长委员会会议。会议上，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马林科夫向赫鲁晓夫展开猛烈的批评和围攻，反对派的人数优势使之陷入十分不利的境地。赫鲁晓夫和迈克尔扬于是采用拖延战术，将会议延迟到第二天。19日，由于任命过很多地方官员，赫鲁晓夫要求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他的支持者也准备将委员们运送到莫斯科来。6月22日全体会议召开，会上朱可夫严厉的指责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马林科夫在斯大林时代大清洗中的罪行，反对派最终被击败。赫鲁晓夫指控反对派为“反党集团”，并将他们从中央主席团驱逐出去。莫洛托夫被降职为苏联驻蒙古大使，其他反对派成员也被远调至莫斯科以外的地方任职。

朱可夫在协助赫鲁晓夫清除“反党集团”后成为了主席团的重要成员，个人威望日渐升高，这引起赫鲁晓夫的怀疑和恐惧。1957年10月19日，当朱可夫踏上前往巴尔干的航程时，赫鲁晓夫在一些主要将军的支持下，于主席团通过一项谴责朱可夫的决议。朱可夫闻讯于五天后返回莫斯科，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对他展开一致的批评，并撤销他国防部长的职务。

赫鲁晓夫上台后，国家安全机关成员的审判特权被废除，对政治犯的起诉只能通过地方党委。赫鲁晓夫在任期间没有大的政治案件发生，对政治犯罪的起诉至多数百起。对异议人士的惩罚手段也换成使之失业、解除大学职位、开除出党等方式，或以“社会威胁”为由强制入院治疗。1958年，赫鲁晓夫将中央委员会会议的人数扩大到数百多位官员。1962年，赫鲁晓夫将省的党委划分为两个平行的机制，它们分别负责农业和工业。这在某种程度上带来管理上的混乱，但也避免了权力的过度集中。

斯大林去世后，苏联的文化艺术领域逐渐解冻。赫鲁晓夫在任期间，一些具有改革思想和批评苏联现状的作品得到发表，他本人则致力于平衡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关系。作家弗拉基米尔•杜金采夫于1956年发表长篇小说《不单单是为了面包》，讲述理想主义的工程师被冷酷的官僚所毒害的故事。同年11月文学年鉴《莫斯科文学》出版，其中的部分诗歌表达了去斯大林化的积极影响。赫鲁晓夫担忧知识分子的自由化倾向，他批评杜金采夫的文章“某些章节写的很有力度”，但“思想基础是错误的”。同时他还多次指责《莫斯科文学》是“意识形态谬误的”。1957年，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的小说《齐瓦哥医生》由于在苏联国内遭拒绝出版，被偷运到意大利米兰发表，这使他获得195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却被苏联的保守主义者视为叛徒行径，《真理报》将其作品批判为“低级反动的作品”，苏联作家协会也开除了他的会籍。同时，赫鲁晓夫发起批判帕斯捷尔纳克的运动，但在回忆录中，他宣称“对《齐瓦哥医生》感到矛盾，一度考虑同意出版，后来又对未能出版感到后悔。”赫鲁晓夫下台后看了这部小说，他重新评价道：“我们不应该禁止它。我本应该亲自看看这本小说，里面并没有什么反对苏联的意思。”1962年，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描写劳改营生活的中篇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得到赫鲁晓夫的推崇，同年12月在赫鲁晓夫的建议下，中央主席团允许将其改版后公开发表。

1962年12月，赫鲁晓夫参观在莫斯科马奈日展览厅举行的先锋派美术展。观赏后赫鲁晓夫大发雷霆，他将艺术家的作品形容为“狗屎”。一周之后，《真理报》撰文呼吁净化文艺领域，这引起画家、作家和电影工作者的抵制，赫鲁晓夫再一次将怒气发泄到他们身上。尽管如此，艺术家中没有人因此而被逮捕和被放逐，马奈日艺术展依然保持开放。

赫鲁晓夫执政期间，尝试对苏联的经济，特别是农业进行改革。为了扩大谷物生产，赫鲁晓夫提出开垦荒地的办法。1954年2月党中央全会通过决议，决定在哈萨克斯坦和西伯利亚大规模开垦荒地。从1954年到1958年间，政府为开荒投资67亿卢布，动员数十万志愿者到东部地区落户，共开垦出4000万公顷的土地。1958年苏联农业丰收，垦荒区共收获谷物5850万吨，占当年全苏粮食总产量的40％以上。但垦荒政策也带来生态上的灾难，60年代初垦荒区风沙侵蚀日益严重，几十万公顷新开垦的土地被破坏。

1958年6月，苏联政府取消集体农庄对国家的义务交售制，把它改为农产品采购制，并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从1952年到1964年期间，国家收购各种谷物的平均价格指数提高7.48倍，收购畜产品的价格指数提高15.69倍。1955年起，国家放宽对农牧业的生产管理，只下达国家收购各类农畜产品的数量指标，农庄有权自行安排生产，同时还鼓励庄员发展副业经济，允许庄员拥有自留地和饲养一定数量的牲畜。1958年2月，党中央接受赫鲁晓夫的报告，决定将拖拉机等农业机器卖给集体农庄，并将机器拖拉机站改组为机器修配站。到1959年，绝大多数集体农庄被强制买下农业机器。这种匆忙的做法打乱农庄的决策进程，结果使农庄购买大批机器，却不能充分利用。

赫鲁晓夫看到美国种玉米对发展畜牧业收益甚大，于是强行要求在苏联扩大玉米的种植面积。1953年全苏的玉米播种面积只有350万公顷，赫鲁晓夫却要求到1960年扩大为2800万公顷，八年中要增加七倍。由于玉米是干热气候作物，而苏联很多地区日照量不够，玉米经常结不了穗。赫鲁晓夫的玉米种植计划遭到集体农庄庄员的消极抵制，最终彻底破产。1957年5月，赫鲁晓夫突然提出，苏联的人均牛奶和黄油的产量将在1958年赶上美国，人均肉类产量将在1961年赶上美国。而此时苏联的人均肉产量和美国相比有很大的差距。赫鲁晓夫不断对地方施加压力，要求各州采取果断措施提高肉类产量。梁赞州委第一书记拉季奥诺夫向赫鲁晓夫大胆保证：梁赞州将在1959年内使肉类产量增加一倍，出售给国家的肉类数量增加二倍。一年内拉季奥诺夫依靠宰杀州内所有牲畜、到邻州抢购牲畜、虚报产量等手段以完成指标。赫鲁晓夫对拉季奥诺夫大加赞赏，并授予他列宁勋章和“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的称号。但是没过多久骗局就被揭穿，拉季奥诺夫自杀身亡。

赫鲁晓夫的农业改革取得积极的成果。1951年－1955年间，苏联的粮食的年平均产量为3850万吨，1961年－1965年间，年平均产量达到1.303亿吨，增长近50％。肉类的年平均产量由570万吨变为930万吨，增加60％以上；奶类年平均产量由3790万吨变为6470万吨，增加70％以上。农庄庄员的生活明显改善，1955年的平均月收入为25卢布，1965年达到51.3卢布。但苏联农业的粗放经营、低劳动生产率并没有被改变，农业产量受气候影响波动很大。1953年－1958年期间，农业产量的年平均增长率达到6.8％；而在1958年－1964年间，农业产量的年平均增长率只有1.7％。

在斯大林时期，苏联工业绝大部分以计划经济的方式由国家集中管理。赫鲁晓夫陆续把1.5万个中央直属企业下放到加盟共和国管理，同时扩大加盟共和国的管理权限。这次改革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国家管理企业的行政办法，没有扩大企业的经营自主权，滋生地方本位主义等问题。尽管如此，苏联工业仍取得明显的进展。1951年－1965年间，苏联工业的年平均增长率达到10.7％。钢的产量从3810万吨增长为8500万吨，煤从3.2亿吨增为5.5亿吨，石油从5280万吨增为2.23亿吨，电力从1340亿度增为4590亿度。工人的生活得到改善，平均月工资从1955年的76.2卢布上升到1965年的104.2卢布。

1959年，作为苏联经济改革的一部分，赫鲁晓夫在苏联首都莫斯科举行“美国商品展览会”，将百事可乐等美国著名商业品牌引进苏联国内与东欧市场，同时与时任美国副总统理查德•尼克松进行“厨房辩论”。赫鲁晓夫在苏联国内开启的经济改革在1968年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镇压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之春后陷入停滞。

赫鲁晓夫重视战略核武器的作用，大量裁减陆军和海军。1955年－1957年苏联单方面将军事力量削减超过200万人，1958年裁减30万人，1961年赫鲁晓夫宣布继续裁减120万人的军队。这引起苏联军界人士的极大不满。1957年10月4日苏联成功发射第一颗地球人造卫星史泼尼克一号，标志着美国苏联太空竞赛的正式开端。1961年4月12日苏联宇航员尤里•加加林乘坐东方1号进入地球轨道，成为第一位进入太空的人类，显示苏联强大的国力和先进科技。

1956年11月18日在波兰大使馆欢迎哥穆尔卡的招待会上，赫鲁晓夫曾对西方国家的外交官当面声称“我们要埋葬你们”，这被西方世界普遍视为赫鲁晓夫敌对态度的信号。赫鲁晓夫事后对此作出解释：“如果我想要把你们每个人都埋葬掉，那我一辈子还干不完。我的确说过这个，但是有人故意歪曲了我的讲话。这并不是说在什么时候把什么人从肉体上埋葬，而是说在社会的历史发展中社会制度的改变。”“我说过，从历史的发展和历史的观点来看，资本主义要被埋葬，共产主义将代替资本主义。”

1958年11月27日，赫鲁晓夫在克里姆林宫记者招待会上发言，称西柏林“已经成为东德的一个恶性肿瘤”，苏联已经“决定动一下手术，切除这个恶性肿瘤”。他要求美国、英国、法国承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并要求它们在六个月内撤出西柏林的驻军，使西柏林成为自由市，否则苏联会把西柏林的过境检查改由东德负责，意为封锁西德到西柏林的通道。美国总统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对此毫不示弱，表示将不惜以战争保卫西柏林，苏美关系一度陷入紧张。1959年1月，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迈克尔扬访问美国，使双方紧张的对立情绪得到缓和。同年5月，美英法苏四国于日内瓦举行四国外长会议，双方未能对德国问题取得任何协议，但苏联方面取消了六个月的限期。期间，艾森豪威尔向赫鲁晓夫发出来美国做一次访问的邀请。

在1959年7月23日于莫斯科举行的美国国家博览会开幕式上，赫鲁晓夫与时任美国副总统的尼克松展开过一场著名的关于美苏意识形态和核战争的论战，史称“厨房辩论”。尼克松借展览会上的美式房屋、家用电器向观众展示资本主义制度下美国的富裕和多样化，而赫鲁晓夫则针锋相对的声称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苏联人民只在意物品是否实用，并拥有同样富裕和更加平等的生活，最后双方为废除军事竞赛、和平竞争的意见达成一致。

1959年9月15日，赫鲁晓夫应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邀请，携妻子儿女乘坐飞机抵达美国马里兰州安德鲁空军基地。随后苏联代表团参观纽约、洛杉矶、旧金山、艾奥瓦州、得梅因、匹兹堡，最后回到华盛顿。赫鲁晓夫在访问期间结识了美国各界名流，同时他四处发表演说呼吁苏美和平共处，接受美国民众的欢迎和质疑。行程的最后，赫鲁晓夫于戴维营与艾森豪威尔展开会谈。双方对柏林问题达成一份协议：苏联撤回要求西方国家撤出柏林的最后通牒，美国承诺柏林现在的局面不会无限期维持下去。9月27日，赫鲁晓夫一行乘飞机返回苏联莫斯科。

他多次访问美国等西方国家，但他的对外政策仍然导致美苏核对抗，他是冷战期间的苏联主要领导人；第二次柏林危机、古巴导弹危机等事件的主要策划者。

赫鲁晓夫上任之初，就北京方面释放过善意，包括减免中国对苏联的债务，并于1955年时将大连与旅顺港，以及苏联在新疆的企业归还中国。不过双方关系在赫鲁晓夫开始批判斯大林后产生变化。

赫鲁晓夫主张东西方缓和，以避免核战争。对外主张“三和路线”，即和平共处、和平竞争、和平过渡。此举被毛泽东视为修正主义，因为在毛泽东看来，帝国主义是必然要灭亡的。资本主义阵营拥有原子弹并不可怕，社会主义阵营的核威慑能力可以有效阻止核战争的爆发。

1958年毛泽东炮轰金门前，害怕美国干预，因而制造苏联支持的假象，邀请赫鲁晓夫访华，但不告诉他要炮轰金门，并要求不发表关于访问结果的联合公报。赫鲁晓夫于1959年停止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技术资料，于1960年撤走全部驻华专家，撤销一切同中国已签订的援助协议。赫鲁晓夫还对毛泽东发起的所谓人民公社运动和大跃进发生过争论，戏称“苏联的共产主义是吃马铃薯烧牛肉[17]，中国的共产主义是喝大锅清水汤”。

苏联方面在1956年与日本达成外交协议，发表《日苏共同宣言》，苏联与日本恢复外交关系，并接受日本加入联合国。同时日苏双方亦就二战期间被红军俘虏之日本战俘进行交涉，苏联将部分人士释放回日本。不过苏联就日本由于南千岛群岛领土问题关系，双方始终没有正式签订和平条约，而且双方往后在南千岛群岛问题上也没有实质进展。

1964年10月14日，当赫鲁晓夫在黑海之滨渡假时，勃列日涅夫等人在莫斯科发动政变（据已故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主席谢米恰斯内的回忆录指出，勃列日涅夫提议谢氏用不同手段暗杀赫鲁晓夫，但谢米恰斯内不同意），赫鲁晓夫被免除一切职务，强迫“退休”，成为“特殊养老金领取者”，从公众视野中消失。

赫鲁晓夫的继任者勃列日涅夫几乎将赫鲁晓夫任内的改革全部取消。

俄国人对赫鲁晓夫的看法很复杂，据某项调查显示俄国人对20世纪认同的只有两个年代，分别是尼古拉二世时代和赫鲁晓夫时代。

2. 斯大林死后权斗和赫鲁晓夫的政治解冻对中共和毛泽东的影响

在斯大林死前。中共是苏共生出、养大和控制的儿子党，毛泽东是斯大林册封和操纵的傀儡儿皇帝。在列宁和斯大林时期，中共不敢违抗苏共的指令。斯大林屠杀了很多中共官员，并曾经打算屠杀毛泽东的大多数同僚。毛泽东1950年访苏时，斯大林多日不召见毛泽东，见面后多次训斥毛泽东。毛泽东与斯大林会谈时，恐惧到严重不舒服，需要躺下让医生治疗。

斯大林死后的顶层激烈的权力斗争，使得苏共减弱了对中共等儿子党的控制，中共等儿子党和毛泽东等儿皇帝获得了程度不同的独立性。

赫鲁晓夫的非斯大林化，叫做反对个人迷信（中共译为程度轻得多的“个人崇拜”）。中共开始也和其他儿子党一样，照本宣科，因此八大党章去掉了“毛泽东思想”。但是毛泽东对非斯大林化是非常不满的，这不利于他趁苏共控制减弱之机当上真皇帝，而且害怕自己死后向斯大林一样被揭批。因此他提出了需要正确的个人崇拜，要防止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

文革中，中国的赫鲁晓夫成为刘少奇的代称。可是，刘少奇给毛泽东当大臣时没有搞过政治解冻，跟赫鲁晓夫风马牛不相及。

1980年8月，意大利记者法拉奇采访邓小平时问道：“西方有人说您是中国的赫鲁晓夫！您对此有何看法？”邓小平回答说：“我对赫鲁晓夫是了解的，我个人同他打了十年交道，我是了解这个人的，把我比作赫鲁晓夫是愚蠢的。”

邓小平坚决反对中国的政治解冻，不但不是中国的赫鲁晓夫，而且是中国的赫鲁晓夫的大敌，是中国的集体勃列日涅夫中的第一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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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山水：胡耀邦才是中国的赫鲁晓夫（2）

（2015年11月24日）

3. 毛泽东死去到胡耀邦1977年复出的中共权力斗争

如同斯大林，毛泽东死前不久还在搞清洗，死后臣子们争夺最高权力的腥风血雨，激荡多年。

斯大林在1953年10月的苏共19大上批评了贝利亚、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卡冈洛维奇和米高扬，显示他可能清洗这些老臣。他在19大取消了政治局和组织局（与书记处职能类似），设立苏共中央主席团、主席团常设局和最高机构中央五人小组，保留书记处。

由于长期酗酒，他于次年3月1日再次中风并昏迷，5日死去。

共产党独裁者死去后，臣子们争夺最高权力的力量，第一是军队的控制权，第二是党内高层的控制权。

五人小组剩下的马林科夫、贝利亚、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中，只有后二人担任过真正的军职（二战时的方面军政委），控制了主要的将军。二人结盟，整垮了贝利亚和马林科夫。1957年布尔加宁等多数主席团成员反对赫鲁晓夫的自由化，赫鲁晓夫借助将军们和自己提拔的多数中央委员兼地方大员打垮了反对派。

毛泽东1975年11月20日剥夺邓小平（党中央和军委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兼总长）负责党中央和国务院日常工作的权力，让他“专管外事”。次年1月15日，将邓小平软禁。2月3日，提升华国锋（政治局委员、副总理兼公安部长）为代总理并负责党中央日常工作。同月，命令负责军委日常工的叶剑英（党中央和军委副主席、军委秘书长兼国防部长）“养病休息”，命令由陈锡联（政治局委员、副总理、军委常委、军委副秘书长兼北京军区司令）负责军委日常工作。4月7日，撤销邓小平的所有职务，任命华国锋为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兼总理（仍兼公安部长）。

毛泽东患有严重的运动元神经症、肺心病和冠心病等。9月初病危，死于8日深夜（诊断其死亡的保健医生李志绥披露）或9日凌晨（官方说法）。

毛泽东死后，控制军队的是被毛命令“养病休息”而未决定是否打倒的叶剑英。毛死前也明白，病危后召见叶剑英，不能说话了，握叶手而掐其手心，叶理解是托付身后大局。负责军委日常工作的陈锡联自知资历不够，时常与叶剑英联络。

虽然10月政变是华国锋提出，汪东兴支持并执行，但关键是获得叶剑英的支持，如果叶剑英反对，中央警卫局和公安部哪里是正规军的对手。

毛泽东死后的军委常委是：叶剑英、陈锡联、王洪文（党中央副主席）、张春桥（党中央常委、副总理兼总政主任）、汪东兴（政治局委员、中办主任、中央警卫局第一书记兼中央警卫团政委）、刘伯承（政治局委员兼军委副主席，已病重失去思考能力）、苏振华（政治局候补委员兼海军第一政委）、徐向前（军委副主席）、聂荣臻（军委副主席）、粟裕。

政治局常委是华国锋、王洪文、叶剑英、张春桥。

政治局委员是：华国锋、王洪文、叶剑英、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汪东兴、李先念（副总理）、陈锡联、纪登奎（副总理、中央政法小组组长、北京军区第一政委兼河南省委书记）、吴德（北京市委第一书记）、陈永贵（副总理）、韦国清（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兼广州军区第一政委）、许世友（广州军区司令）、李德生（沈阳军区司令）、刘伯承。候补委员是：吴桂贤（副总理）、苏振华、倪志福（北京市委书记）、赛福鼎（新疆第一书记、新疆军区第一政委兼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政委）。

10月政变逮捕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毛远新（毛泽东侄子、毛泽东与政治局的联络员、沈阳军区政委兼辽宁省革会副主任）后，叶剑英的权势更是无人敢于挑战，但他在政治局会议上谢绝华国锋的提议，不肯担任党中央和军委主席，理由是年近八十，精力不济。他推举华国锋担任党中央和军委主席，但华国锋资历不够，要依靠叶剑英支持。

叶剑英的人马首先得到提拔的是耿飚。叶耿1946年曾是上下级，当时耿飚随叶剑英参加了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任中共代表团副参谋长、四平执行小组中共代表。

1976年10月6日，由叶剑英推荐，中联部长耿飚受华国锋之命，接管中央广播事业局（管辖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央电视台）。此后，耿飚分管中共的宣传工作。

叶剑英向华国锋等领导人大力推荐胡耀邦。胡耀邦有几大救命恩人，叶剑英就是一个。

胡耀邦1931年2月任少共湘东特委书记，在任期间的努力，引起福建省团委书记冯文彬注意。1933年中共湘赣省委政治保卫局将年少的胡耀邦和谭启龙列入AB团嫌疑人名单中，冯文彬有心保护两人，带他们至苏区中央局驻地瑞金。当时共青团苏区中央局书记顾作霖和少先队中央总队长张爱萍经过调查，解除两人审查、并分配工作，胡耀邦因此留在青年部担任干事。

叶剑英赏识胡耀邦，始自1941年的延安。

胡耀邦1939年3月任中央军委总政组织部副部长。部长方强在华北工作，胡耀邦代行部长职权，不久升任部长。1940年，胡耀邦兼任军委直属机关政治部主任。

叶剑英在1937年8月22日陕北红军由国民政府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后被任命为中将参谋长，9月12日，八路军的番号改为第十八集团军。10月，任十八集团军驻南京代表。12月23日，任设于武汉的中共长江局委员，负责军事工作。1939年1月，任设于重庆的中共南方局常委。1941年2月，英返回延安，任军委参谋长兼十八集团军参谋长。11月，叶剑英兼任中央教育委员会委员、军事学院副院长。

叶剑英在延安整风中被整得很厉害，因为他是周恩来的嫡系人马。原来叶可以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后来不被允许参加。此时总政组织部长胡耀邦尽量保护被整干部，得到叶剑英的好感。

胡耀邦1946年任冀热辽军区政治部主任，因数月长途奔袭和紧张工作，忽然高烧腹泻，当时叶剑英担任中共代表在北平参加军事调处执行部工作，遂送胡耀邦在北平协和医院诊治，并判断为阿米巴肝炎。在叶剑英、罗瑞卿（中共代表团参谋长）的关照下，他很快好转，之后转到张家口继续治疗，在医师稗田宪太郎的治疗下，很快康复。

胡耀邦1964年11月任西北局第三书记兼陕西省委代理第一书记。胡耀邦上任后，仍然沿袭此前习惯，与基层干部沟通并实地调查，他很快发现，因为大跃进等问题，陕西的经济非常落后；1962年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的使用，促使渭河下游两岸农田受淹没和浸没，加剧了粮食短缺问题，陕西粮食总产量在1963年居全国各省最低，此外几乎没有工业，文盲率约43%，克山病等地方疾病仍然普遍。而由于刘志丹案等影响，干部群众关系紧张，人人自危。

胡耀邦尽管忧心忡忡，但仍坚持首先将农业生产提升，作为第一要务；此外减少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而导致的对基层干部的伤害。1964年底，他出席中央工作会议和此后的第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并借此机会向周 恩 来、李先念陈述陕西困难，争取中央支持：减少陕西征粮量从17亿斤降低为14亿斤、并获得增拨3万吨化肥、筹建陕西化肥厂。身在北京的胡耀邦，此时却目睹了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与国家主席刘少奇对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矛盾激化，然而中共中央仍然形成一份《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以指挥各地的政治活动。

胡耀邦在返回陕西后，相对柔性地推广《二十三条》，使得春节时期的陕西民众较为轻松。春节过后，胡耀邦动身考察陕南安康地区，发现当地斗争、处分的极端事件后，他认为《二十三条》应当落实到基层，并提出了解放干部的“四条政策”：

“凡属从社教以来被处分过重的干部，一律实事求是地减轻下来。最好选择几个典型，经过大家讨论，重新作出决定，并在大会上宣布。

凡属停职和撤销工作尚未处理的干部，一律先放到工作岗位上去，待问题完全查清或经过一个时期的考验再作结论。

凡属去年以前犯有某些错误但已经交代过的干部（包括脱产和不脱产的干部），不再在这次会议上“洗手洗澡”。只要做好工作，搞好生产，就一律既往不咎。

凡属这次县的多级干部会议后继续干坏事的，不管职务高低，一律从严处理。”

然而不过三天，2月17日，胡耀邦来到汉中地委，刘澜涛（刘少奇派的大将）为第一书记的西北局来电批评胡耀邦此论，并声称可能引起翻案风。尽管基层干部对此表达支持，但西北局仍然认为此论片面，他被迫做出检讨，并被迫连续多日受着批判。3月17日，极度虚弱的他因病住院，医生检查属于突发大脑蜘蛛网膜炎，住院期间他还是承认了所有批评，当时的陕西改革也陷入困境。叶剑英得知此事后，偕同张宗逊、张爱萍两位上将一起搭乘军用飞机前往西安，以参加军事会议名义，最终带走胡耀邦返回北京。

1976年10月12日，叶剑英派儿子叶选宁到富强胡同6号胡耀邦的家中看望，并求教此后治国建议。胡耀邦总结：“现在我们的事业面临着中兴。中兴伟业，人心为上。什么是人心？我看有三条：第一是停止批邓，人心大顺；第二是冤案一理，人心大喜；第三是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这三条中兴建议，即后来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平反冤假错案”和“改革开放”，后人也称赞胡耀邦之言为“隆中三策”。叶剑英听后非常赞赏，深以为是，竭力向华国锋等人推荐胡耀邦出来工作。

1977年3月7日中共中央通知，叶剑英恢复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陈锡联协助。

同月，胡耀邦出任中央党校第二副校长（校长由华国锋兼任、第一副校长由汪东兴兼任），主持中央党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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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山水：胡耀邦才是中国的赫鲁晓夫（3）

（2015年11月29日）

4. 掌管中央党校，开始非毛泽东化

1977年1月初，没有官职的胡耀邦对团中央干部严如平说：现在的问题是，只要是毛主席说过话的，点过头的，画过圈的，都要一切照办，都要“继承毛主席的遗志”，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继续“批邓”，继续“文化大革命”那一套……与其去做违心事，不如在家抱儿孙吧！（《胡耀邦思想年谱（1975-1989）》，38页）

2月7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联合发表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正式提出“两个凡是”原则：“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篇社论是汪东兴提议写的，也是经政治局同意的，但是“两个凡是”依据的是华国锋的指示。1976年10月26日，华国锋听了中宣部汇报后说：要集中批“四人帮”，连带“批邓”。“四人帮”的路线是极右路线。凡是毛主席讲过的，点过头的，都不要批评。天安门事件(四五运动)要避开不说。

3月，胡耀邦担任中央党校第二副校长，主持中央党校工作。3月28日，他就开展读书活动对教员说：这次读书必须有针对性，针对林彪、“四人帮”颠倒了的东西，我们再把它颠倒过来……抓住被他们颠倒了的几个根本问题，和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对照，马克思主义是怎么说的，“四人帮”是怎么颠倒的，这样，战斗性、思想性就强了。（《胡耀邦思想年谱（1975-1989）》，41页）他说，，这种“颠倒了的东西”包括“思想是非、理论是非、路线是非。要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搞”。

5月中旬，在一次教学会议上，胡耀邦说：现在北京有一个政治漩涡。你们敢不敢进这个漩涡？我是想进的……我准备办三个刊物，一个叫《理论研究动态》或叫《理论动态》……一个叫《中央党校校刊》……第三个是《中央党校简报》……这三个刊物都由我亲自抓。（《胡耀邦思想年谱（1975-1989）》，55页）

6月初，胡耀邦说：禁锢我们这个民族创造力的，一个是精神枷锁……还有一个是组织枷锁……这样一个精神上、组织上被禁锢、被压制的不自由的民族，怎么可能与世界上的发达国家进行自由竞争呢？（《胡耀邦思想年谱（1975-1989）》，56页）

7月，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恢复邓小平中央副主席、副总理、军委副主席、总长职务。在政治局常委中，华国锋反对邓小平复出，而叶剑英的态度比较暧昧。熊向晖的女儿回忆，熊向晖向叶提出，让邓复出。这代表了部分老干部的希望。叶的答复是， 邓小平擅权，不甘寂寞，要等华国锋稳定大局后才能复出。实际上是说，要等我和华国锋稳操大权后，才能让喜欢争权、擅自越权和自我扩权的邓小平复出。在其他政治局委员中，汪东兴、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吴德、陈永贵反对邓小平复出，韦国清、许世友、李德生不反对或支持邓复出。邓小平给华国锋和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和政治局）写了两封长篇效忠信，表示承认错误，只希望再为党工作几年。主要是由于叶剑英的推动，邓小平获得了复出。政治局决定，邓小平在国务院分管科学、教育和解放军，权力较小。

8月12日至18日的十一大上，胡耀邦当选为中央委员。

十一届政治局常委是：主席华国锋、副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

其他政治局委员是：韦国清、乌兰夫（中央统战部长）、方毅（中科院党的核心领导小组第一副组长兼副院长）、刘伯承、许世友、纪登奎、苏振华（海军第一政委）、李德生、吴德、余秋里（副总理兼计委主任）、张廷发（空军司令）、陈永贵、陈锡联、耿飚、聂荣臻、倪志福（北京市委书记兼市革会副主任）、徐向前、彭冲（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革会主任）。候补委员是：陈慕华（对外经济联络部长）、赵紫阳（四川省委第一书记、省革会主任兼成都军区第一政委）、赛福鼎。

军委常委是：主席华国锋、副主席叶剑英、邓小平、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常委李先念、粟裕、罗瑞卿（兼秘书长）、汪东兴、陈锡联、韦国清、苏振华、张廷发。

胡耀邦在中央党校提出，组织个写作班子，文章题目就是“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并说：这些年为什么求神拜佛的人越来越多？就是因为“小民有情而不得申，有冤而不得理，于是不得不诉之于神”嘛！这是顾炎武说的。做梦也没想到，我们立志改天换地的共产党人，竟也会像历代封建统治者那样，制造出大量的让人有冤无处申的冤假错案！现在要真正拨乱反正，首当其冲的就是要全面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把“文化大革命”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胡耀邦思想年谱（1975-1989）》，88-89页）写作班子由教员杨逢春、叶杨、陈钟组成，文稿经胡耀邦修改17次，交跟随胡耀邦的人民日报总编胡绩伟，1977年10月7日在人民日报刊登。

10月9日，叶剑英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讲话。他说：理论一定要从实际出发。如果理论不能指导实际，不受实际检验，那算什么理论！决不能把理论同空谈吹牛甚至撒谎混为一谈。

10月12日，胡耀邦评论上述文章：这篇东西的优点，最大的特点，就是敢于接触实际……就是敢于接触几千万人的问题。我们党的干部几千万人。还是恢复到叶帅讲的，理论越敢接触实际，就越彻底，越能掌握群众，越能变成物质力量……这篇文章接触了一个很大的实际问题，给我们搞马克思主义的勇气。做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心安理得的。（《胡耀邦思想年谱（1975-1989）》，105页）

对这篇文章支持和反对的反应都十分强烈。一个月内，就收到支持者的1万多封信函和电报，文章作者两个月收到的信件可装两麻袋。一个读者在长篇电报上说："我们全家人冤沉海底已有多年。全家老少边听广播边流泪。认为这下一大家人可盼到大天亮了。"

分管党务和宣传的汪东兴认为这是一篇错误文章，"现在不批，将来也要批"。他曾经发问：你们知道专案工作是谁领导的吗？理由还是"两个凡是"。时任中组部长郭玉峰，听了广播这篇文章的摘要后恶狠狠地说："简直是一派胡言，通篇都是右派言论！"《人民日报》一到，他看都不看，就扔进了纸篓，还连声说："大毒草！大毒草！"

这篇文章发表前，中组部一大批老干部就在机关大院内贴大字报揭发郭玉峰的问题，《人民日报》编成《情况汇编》，呈报叶剑英和分管中共宣传口的耿飙。在叶剑英的追究下，郭玉峰被撤职。

12月15日，在叶剑英的推荐下，胡耀邦兼任中组部长。

胡耀邦在中央党校还布置编写党史教材。1977年9月21日、22日，在有关会议上，他说：叶帅曾找我谈过，希望几年内能搞出一本党史教材。我曾找过小平同志，请他挂帅，写党史。小平同志说，他不挂帅，让党校先搞。（《胡耀邦思想年谱（1975-1989）》，97页）胡耀邦提出两项原则：一是完整地准确地运用毛泽东思想，二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12月10日，他召集会议，讨论党史教学问题。他在会上发言：评价“文化大革命”，要看实际结果，要由实践检验，而不能依靠哪个文件、哪个人的讲话。要完整地、准确地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体系，而不能断章取义，依据片言只语……搞一个研究讨论九、十、十一次路线斗争的提要，搞这么一个文件。（《胡耀邦思想年谱》（1975-1989）》，1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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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山水：苏共和中共统治的分期

（2015年8月13日）

苏共和中共统治统治都有冰冻期和解冻期，可以对比。

1. 苏共统治的分期

苏共统治可以分为冰冻期（1917-1955）、解冻期（1955-1964）、再冰冻期（1964-1985）和再解冻期（1985-1991）。

1.1. 冰冻期（1917-1955）

苏共统治开始于1917年11月的十月革命，次年初武力驱散新选出的立宪会议，引发全国内战，终于获胜。

独裁者列宁1924年1月病死，政治局其他委员为：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斯大林、加米涅夫、李可夫、托姆斯基，前四人有实力竞争新任独裁者。权斗中，加米涅夫于次年2月出局，季诺维也夫于1926年6月被撤职，托洛茨基于同年12月被撤职，斯大林获胜。

独裁者斯大林1953年3月病死，主席团五人小组其他成员为：马林科夫、贝利亚、赫鲁晓夫、布尔加宁。权斗中，贝利亚于同年6月被撤职处死，马林科夫于1955年2月被从部长会议主席降为副主席，赫鲁晓夫获胜。

冰冻期为37年3个月。

1.2. 解冻期（1955-1964）

独裁者赫鲁晓夫1964年10月被撤职。解冻期为8年8个月。

1.3. 再冰冻期（1964-1985）

1985年3月，总书记契尔年科病死，戈尔巴乔夫接任。再冰冻期为20年5个月。

1.4. 再解冻期（1985-1991）

1991年12月25日，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宣布辞职。次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决议宣布苏联停止存在，苏共随之自动解散。再解冻期为6年9个月。

2. 中共统治的分期

中共统治可以分为冰冻期（1949-1978）、解冻期（1978-1987）、再冰冻期（1987-）。

2.1. 冰冻期（1949-1978）

中共统治开始于1949年10月宣布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央人民政府。

1978年11月10日到12月15日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时任中央主席华国锋受到与会人员批判并失去最高权力。会议上做出了全面改革开放的决定，在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公布。

冰冻期为29年1个月。

2.2. 解冻期（1978-1987）

胡耀邦等人在叶剑英支持下，搞了很有限的政治解冻。

1986年12月叶剑英病逝。

1987年元旦，在邓小平在家中与陈云、薄一波、彭真、王震、宋任穷等元老商议被指责为支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胡耀邦的去留问题。1月4日，邓小平在家中召开会议，参加者有陈云、 万里、杨尚昆、薄一波、王震、彭真、赵紫阳，邓小平在会中出示一封胡耀邦写给邓小平要求辞职的信。到会的人传阅这封信之后，邓说应该同意胡的辞职，当时无人表示不同的意见。

1月6日，邓小平通知胡耀邦参加“党内生活会”。1月10日-15日，在由中顾委副主任薄一波主持，有二三十名高级干部参加的“党内生活会”上，连续几天指责胡耀邦的“问题”。胡耀邦在会上首先作了检讨，承认自己有“错误”，但试图做出一些辩解。之后胡耀邦遭众人批判。薄一波认为胡到基层视察的次数太多、地区太广，指责他是在“游山逛景，哗众取宠”；杨尚昆和王震指责他站错路线（即“资产阶级自由化”）；宋任穷则对胡耀邦对邓小平的态度进行批判。此外，邓力群通过五个小时的发言痛斥胡耀邦的作为，称胡耀邦对四项基本原则和反精神污染关注不够、没有做到团结全党、主要使用跟自己观点相同的人、在重要的人事任免上没有遵循老领导的意见等。赵紫阳发言批评胡耀邦“不守纪律”。而被胡耀邦视为朋友的王鹤寿也落井下石将私人讲话公开。在所谓的生活会上，只有时任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的习仲勋支持胡耀邦，斥责元老们动用文革式手段逼总书记下台是不正常的，是违反党的原则的。习仲勋当时曾指着薄一波怒斥。在连续七天的批斗之后，政治局于1月16日召开扩大会议，以举手通过的方式批准胡耀邦辞去总书记。

解冻期为8年2个月。

2.3. 再冰冻期（1987-）

再冰冻期已有27年7个月。

苏共统治74年。中共统治已近66年，且看它能否刷新共产党统治人口大国的纪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