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月30日至2月14日，我利用三十年来第一次回中国过春节的机会，造访了陕西（碑林、大雁塔、历史博物馆、半坡遗址、秦陵地宫、兵马俑、秦始皇陵地表、乾陵地表、法门寺、“黄帝陵”、黄河壶口瀑布、第二战区阎锡山司令部遗址、南泥湾、王家坪、枣园）、北京和重庆，痛感中国缺失由笛卡尔、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开创、由康德集大成的理性主义启蒙，脑海里不断自问：中国是否能够接受、展开理性主义启蒙？理性主义启蒙在中国如何成为可能？

中国政府的新闻统制，特别是互联网锁国政策，带来的一个明显的效应是“爱国主义”，即大国沙文主义。本来，爱国主义Patriotism一词来自共和时期的罗马贵族Patrician，相对于罗马平民Plebeian，指有资产的上层公民才能自备武器加入军队，保卫维护自身财富的国家。在罗马帝国时期，Patriotism只适用于帝国的军官和行政官僚，与“蛮族”构成的普通士兵或Catholic普天之下的教会信徒无关。中国的Patriotism更应该来自“红二代”、“赵家人”以及能够掌握上层资源、信息的技术官僚/文人集团，他们操纵、鼓动着小兵“沙文”们奔赴想象的海洋、疆场。这从春节晚会的过分政治宣传中表现得更突出。

来源于兵马俑、乾陵（武则天）和延安的中国政治秩序，或许与罗马共和的起源（由母狼养大的两兄弟火并掉其一而确立）并没有多大差异，今天的中国的客观物质（生产力）水平已经不亚于许多在理性主义支配下的国度，中国与西方的文明差距在于从老庄以来没有产生具有独立人格的社会思想家，理性主义启蒙在中国成为可能的条件其实只是一个较为容易、简单的问题：中国有无启蒙思想家。中国的理性主义启蒙至少比伊斯兰世界条件更成熟。

当然，对于中国的启蒙思想家，他的任务要完成西方从苏格拉底以来真（纯粹理性）、善（实践理性）、美（对应于和谐自然秩序规律的社会秩序）的重建，即便是其中的任何一小步进展（如当代六四/文革、近代国共内战史的真相、社会主义真理的神髓），都具有哥白尼体系革命、牛顿力学革命那样的文明创新价值，值得效仿苏格拉底、耶稣、斯宾诺莎、康德等那样的人生楷模。

[赵京，中日美比较政策研究所，2016年2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