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扼杀了摇篮中的民主

几千年来，中国人浑浑噩噩，醉心于打打杀杀改朝换代的大循环。直到清朝末年，好不容易出了一位明白人，他就是孙中山先生。孙先生百折不挠付毕生之努力，驱逐了鞑虏，恢复了中华，取缔了帝制，要以三民主义为指导，建立一个民主富强自由的国家。几经挫折，历尽艰险，终于在1911年，孙先生亲手缔造的中华民国在风雨飘摇中问世，

1925年，孙先生不幸英年早逝，留下满目疮痍和百废待兴的华夏大地。这时候，举国上下本应继承总理遗志，共同努力，早日迈进共和。没想到，两年之后，半路里杀出个混世魔王程咬金，在新政刚刚16岁的时候，振臂一呼，啸聚山林，举起了“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大旗，迫不及待地再来一次改朝换代。他就是1893年生于湖南的毛泽东先生。

客观地说，他在国家举步维艰的时刻不去效力新政，反倒再次革命的举动还真的有罪。一场血雨腥风的革命尚未成功，北伐和护法战争频繁不断，他却要矜持地造年轻民主政权的反还真的欠理。

按中国历史规律，农民起义一般发生在朝代之末，天灾人祸，民不聊生，造反家们此刻才被迫出山，粉墨登场，旨在推翻旧朝，更立黄天。可是脆弱的中华民国刚刚建立，新政府还没来得及喘口气，还没机会实施平均地权的“让步政策”，毛就迫不及待地挺身而出改天换地。这种忤逆行为无异于在国难当头之际的趁火打劫。和历代的农民起义不同，他的造反不是被迫，而是天生。

黄花岗烈士尸骨未寒的时候，毛泽东的革命也可以说成是反革命，他和他的梁山好汉所反对的就是辛亥革命。为了过一把皇帝瘾，他不惜把苦难的中国再次拖进战乱之中。

由于中国资产阶级的年轻软弱，由于日本铁蹄践踏八年，由于打土豪分田地的激进口号动员了目光短浅的农民，毛泽东发动的反辛亥革命的革命还真的成功了。民国被赶到台湾，三民主义遭到遗弃。1949年毛的成功应当是中国近代史中最大的不幸。因为他断送了辛亥革命的伟大成果，让中国重新倒退到独裁专制的黑暗。使刚刚到手的人民民主被无情地剥夺。

孙中山和毛泽东的两种革命有个本质的不同，一个自始至终把矛头对准封建统治者，要还权于民，还政于民；一个在开始的时候就按阶级把人分成几等，把人民的一部分，恰恰是勤劳致富安分守己的那一部分打入另册。随之，通过暴烈的行动来抢劫他们财产，危害他们的生存权。遗憾的是那些贫穷的农民把毛当成杀富济贫的英雄，把斗地主当成他们致富的捷径。于是乎有了百万农奴齐踊跃，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的杀气腾腾。这鲲鹏就是孙先生缔造的中华民国。当然最后这些农民们什么也没得到，到手的土地又被收归公有，祖祖辈辈被农村户口捆绑在黄土地上，变相地成为向政府交纳公粮的奴隶。

孙先生领导的中华民国虽然也经过暴力革命。但是它不同于历史上的改朝换代。因为孙先生要摆脱传统的打江山坐江山的狭隘心胸，他要在贫穷落后的中国实现一个民主政权。带领国民走出陈旧的国家制度，这无疑是合法的政权，也是进步的开端。而毛泽东却硬要把这样的政权推倒，欲取而代之，着实反动。

毛泽东在一群农民的拥戴下，建立了所谓的人民共和国。他老先生虽然没有糊涂到像袁世凯那样登基称帝。但是由于他脑中的封建思想掺进了马列主义的专政理论，于是他用党取代了历史中的皇帝的地位，党管国，党管军，党管民。党至高无上的权力成了压在人民头上的一座大山，经过几十年的巩固和苦心经营，这座大山比三座大山还沉重十倍。

如果在40年代还没有一个衡量是非的标准，那么几十年后，大陆和台湾各自走向已是有力的证明。国民党退守台湾之后，痛定思痛，开始注重发展经济，终于在三十几年之后让中华民国经过军政、训政，推进到宪政的新阶段。取消党禁，允许多党并存，相互竞争。民国留下的种子终于发芽，台湾的百姓率先步入民主的新阶段。

再看1949年后的大陆，先是斗争地主资本家，没收财产，侵犯人权。从建国开始，毛就背弃了三民主义，也背弃了他的新民主主义论，靠着军队、警察和各级党委，让他的政府成了打压民权的强大机器。

后又焚书坑儒，对知识分子大开杀戒，剥夺了百姓话语权。随即又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农民像牛羊一样，被驱赶进圈。可惜在3000万人饿死之后，临了，这群朴实温顺的老农还不明白当初推着小车抬着担架所支援的队伍，怎么会成为一个让他们继续贫穷的政府。出于宫廷内斗，毛泽东又发动了文革，停产听课，人与人分成几派，天天打斗。人性遭到挤压，把传统的社会道德冲击得稀巴烂。

毛死之后，他的继承人邓小平一方面抛弃了毛在经济领域的极左政策，另一方面却秉承了毛在政治路线的衣钵。于是他的改革开放在性质上无异于鸦片战争之后的洋务运动，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不幸的是第一次洋务运动被东洋劲敌日本打得落花流水，以失败告终。

邓小平的幸运在于第二次洋务运动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30年之后，各国忙于经济建设，远离刀兵。世界经济一体化又为中国提供了资金和市场。国内则靠着人力、矿产和土地资源，第二次洋务运动居然鼓捣成功了。老百姓住进高楼，开着豪车，四处旅游。中国人，不，一部分中国人先富起来了。这无疑是邓大人的丰功伟绩。

然而，由于制度和法律上的欠缺，中国在崛起的同时，也培育出一大批贪官污吏。当贪腐现象刚刚冒头的时候，一些有思想的青年学生开始走上街头，聚集在天安门广场，向政府提出反贪的诉求。没想到邓大人畏民如虎，急遽失措，竟然动用机枪坦克，凶残地对付手无寸铁的爱国青年，开了中国历代政府暴虐之先河，撕掉了极权国家爱民的遮羞布。如果说反右、文革还不能擦亮某些人的眼睛，广场屠杀难道还不能让你们清醒？

不管黑猫白猫，能拿耗子就是好猫。这是邓大人遴选人才之道。把这句话变换到老百姓的口中，那就是不管红政府还是绿政府，能让大家吃喝玩乐的就是好政府。改革开放调动挖掘了土地资源、资金和劳力，让一部分人进入了小康，有些冒险家还成了亿元富翁。这些既得利益者自然会把政府称颂。

既然专制制度也能给人带来幸福，那么还要民主何用。民主制度，虽惠于口，而实不至。纵使百姓有选举权，当家作主，生活水平大幅提高，但那毕竟是猴年马月的事情。何况，闹不好会有杀头的危险。人权民主自然好，不如有酒醉今朝。因此，改革开放造成的繁荣景象进一步淡化了百姓民主的愿望，拉大了中国和民主的距离。

其实不管什么制度，只要值班皇帝能够踏下心来做几件与民休戚相关的好事，都会获得人民的拥戴。只不过因为没有制度保证，出现坏皇帝的几率远远大于好皇帝。唐朝的李隆基年轻时励精图治奋发有为，开创了历史称颂的开元盛世。但由于他本人不受法律的制约，不受人民的监督，这个盛世只延续了二十九年。尽管皇帝还是唐玄宗，随之而来的却是安史之乱，以及路有冻死骨，朱门酒肉臭的衰败。

满清前期，也出现过康乾盛世，宫廷内外，繁花似锦，版图也不断扩充。但乾隆年间，就已经埋下贪污腐败的种子。自道光、咸丰之后，不可一世的清帝国开始沉沦。英国人只用几箱鸦片，就砸开了闭关锁国的铁门。甲午战争的耻辱又压抑了中国半个多世纪。

可见，非民主制度也可以达到繁荣，但难持久。中国是一个缺乏记性的国家，每天沉湎于过关斩将的荣耀，不愿总结败走麦城的经验。在繁荣面前，他们只知道歌颂民族的强大，为新的武器装备而自豪。但是他们忘掉了遭受女真、蒙古和日本人铁蹄践踏的原因。他们以为今天的灯红酒绿可以千秋万代，高枕无忧。可是历史留下的教训则是，这或许又是昙花一现。

现行总书记的推举办法是几位元老凑在一起，讨价还价，摊牌谈判。每人都要考虑自身家族的利益，因此他们不会选出一位全心全意为人民的当家人。除非老家伙们瞎了眼，走了神。在抗日70周年的阅兵式上，老人政治的阴影依然不散，几个形同蜡人的老常委僵立于城楼之上。除了老江的生父，他们与抗战没有直接关系。他们只不过想告诫百姓，他们是团结的，统一的。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到“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到四个全面、中国梦，新常态、正能量，这些空动玄虚的口号，成为治国的教条。每位总书记都在身后留下一条箴言，让后人像真经一样叨念，唯一不变的事那条腐朽的老路。

毛泽东抗衡民主的另一个贡献在于把他自己神化。在毛的训教下，通过斗私批修、灵魂深处闹革命、早请示晚汇报、唱红歌等宗教措施，毛泽东把所谓无产阶级思想的芯片强置于臣民的脑中。这些人高喊着忠于党和领袖的口号，用同一种方式思维。新总书记一上台，他们就希望他是好皇帝，总书记的每个指示都是金口玉言，总书记做的每件事情都是英明伟大。在对外关系上则停留在冷战水平，联俄抗美，其核心价值就是维护现存的践踏人权反民主的落后制度。面对这些被严重洗脑的百姓，即使有1000个刘晓波走出监狱，宣扬民主，听从者又有几人。

从邓小平的四个坚持到习近平的四个全面，中国越来越朝着反民主的方向倒退，民主的航标已经虚无飘渺，民主的前方则是一片黑暗。当权者高举着毛泽东思想的大旗，让中国离民主越来越远。毛泽东不光扼杀民主于摇篮之中，他还是民主的死敌。因为他死之后，他的思想依然活着，依然是民主的敌人。

至于那些追求民主酷爱自由的人们，只好在漫漫的长夜低声吟唱：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憎恶毛泽东，憎恶毛泽东。前进时想您有阻力，黑夜里想您雾蒙蒙，黑夜里想您雾蒙蒙。困难时想您更困难，长夜何时是天明？长夜何时是天明？

从八一军旗红到钟山风雨暴，中国人民付出了难以统计的人力、物力、鲜血和生命，但是并没有换来一个更优越更民主的制度。花了22年的时间，只不过兜了一个大圈子，又回到了前辛亥革命的过去。这个沉痛的历史教训不容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