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篇网文的读后感）

这两天，我读了“九歌论坛”里的两个帖子：《我看不起的几种洋奴》和《请听山西下岗工人的哭诉》，便忍不住要破例发表几句谬论。

《我看不起的几种洋奴》的原作者“伞兵”在开场白里说：“就我个人而言，我并不鄙视在海外的“太子党”，也不鄙视集装箱里面的“偷渡客”。（但）以下几种类型的洋奴，我是大大地瞧不起的。”

“太子党” 是祖国的“巨”虫，因为他们不是靠着自己的劳动，而是拿着官父的腐败（祖国人民的血汗），跑到外面去花天酒地耀武扬威的。

“偷渡客”是中国人的耻辱，因为他们不遵守异国的法律，不尊重国际公约，就好像是赖进你家在客厅里拉屎的叫化子，给中国人丢尽了脸面。

“一颗老鼠屎，搅坏一锅汤。”这是我们湖南话对这类事情最生动的比喻。

以上两类败家子，我们尊敬的“伞兵”不去鄙视，却有雅致去瞧不起“几种类型的洋奴”，还不是一般的瞧不起，而是“大大地”瞧不起。

“伞兵”作者是“太子党”还是“偷渡客”；还有他“瞧得起”的“洋奴”又有哪些类型，我们无从了解，也没有那个必要。更况乎，瞧不瞧得起别人，是任何人的自由和权利，“太子党”“偷渡客”也不例外。只是“瞧不起别人”，有没有必要像叫鸡一样喊出来让人听见，那、就是一个修养的问题。

就好比对待日本人，同胞们心里究竟怎样想我不知道，但总有人喜欢把“瞧不起日本人”挂在嘴上。其原因除了因为日本人曾是“鬼子”外，还因为他们是发育不全的武大郎后代，所以对这些天生的“日本矮子”“小日本”，自然就应该“瞧不起”。但“被人瞧不起”好像并没有妨碍“小日本”成为世界的经济巨人，况且，我走在日本的马路上，看到“日本矮子”的身高，似乎也不比我巨大祖国同胞的短小。（如果去量一量，兴许还会高出半个鞋跟，尤其是年轻女人的。）

其实人家日本人，也是瞧不起我们中国人的，从骨子里瞧不起，只是没有挂在嘴上罢了。如果硬要逼日本人说出来“到底为什么瞧不起中国人？具体瞧不起中国人的哪里？”我想回答很可能是：“因为，中国人‘君子’太多，做什么事都只喜欢‘动口不动手’。”

让我把话题扯回来。我们的“伞兵”作者把瞧不起的“洋奴”分成了六种类型。虽然瞧不起的内容各异，但总的来说都因为他们是“洋奴”。所以我也就不一一对号入座，只举出该作者最“瞧不起”的一种， 即“污蔑中国，把中国说的（得）一无是处，就像中国是（个）地狱似的”那一种。

“把祖国说成像个地狱”，的确是对伟大祖国的莫大污蔑，应该全党共讨之，全民共伐之。再说那也不完全符合事实，尤其是，对于某部分人来说，祖国不但不是地狱，简直就是天堂，是乐园。所以在讲 “中国像个地狱”这句话的时候，应该加上个条件语，即：对于弱势群体（比如被某些人称为“农奴”的农民，或被某些人称为“国奴”的城市下岗职工），“国家”才真的有点像是个“地狱”。

有新华社记者邹兰张羽关于《山西下岗工人》的报道为证。

下岗工人是“一毛毛地挣钱，一沓沓地交钱”。记者在文章中讲述了“山西的一对夫妇下岗后，开间酱肉店”的故事。故事说这对夫妇“尽管苦心经营，但名目繁多的各种税费，已经养不起自己了。”

这对夫妇是根据中央文件“下岗职工再就业3年内免收各种行政事业性收费”的规定，决定开间小酱肉店自谋生路，为国家减轻负担的。

但这对夫妻反映：“去年一年共交纳各种税费合计约8000元左右，其中各种行政性收费约5600元，比税收的2.5倍还多。

首先，开店需要办证费。男店主向记者出示了一大撂各种证件和交费单据，其中仅正式的证照就有10多种。男店主说：“别看这些证照不过是一张纸、一个本，本身也全要钱。比如健康合格证，一年一办，每人65元；卫生许可证，去年把小证换成大证，又收了200多块。组织机构代码证每年一审，贴个花，也要再交100多块。每年到工商局审验营业执照，他们都要我订报刊，不订不办手续，一年12本，又是100块。我到地税局，又要订税务报，而且1份还不行，要2到3份，一下就要300块。” 　　

接着男主人列举了2001年的主要交费项目：卫生费，每月60元； 排污费，每年至少300元； 防疫化验费，每季度取样一次，每个样品化验费480元；房屋租赁管理费，每年30元，工本费10元；城建占道费，每月交费一次，交费60元，但交完费后还得再交盖章费5元。

“我们要求不高，按政策办就行” 女主人说：“政策没享受上不说，这几年费税涨得可历害，像排污费，本来是300元，但这次一来就要1000块。我们就说好话，看我们确实可怜，才只收了300块。” （交税也可以议价，真可谓“中国特色”。）

“戴大檐帽的、套红袖箍的总来收钱” 这家女主人继续说：“我们每天煮一锅肉，周围住户购买力也不行，挣钱都是1毛1块的，人家来收税就得一沓沓往出给。那天下午，来了个税收专管员，没有调查就要把我们的地税涨到300块，而且第2天一早就有个副局长带着公安来强制执行。前段时间来了些人，发了一块门前五包责任制的铁牌牌，要求挂在门上，收了12块钱。消费者协会要让入会，交了90块，后来从广播上听说只要30块。前几天工商局还来收了150块钱的微机管理费。派出所来收了20块钱的治安管理费。”

接下来男主人说：“自从开店，我就很少回家睡觉，成天在店里。这条街上数我们家开得早关得晚，每天6点开门，晚上12点关门。娃娃上2年级，我们顾不上管，没办法只好花钱住校，老人也根本顾不上照顾。就这样水电房租，加上这么多的税费，七交八交，不但剩不下多少，去年上半年还赔了钱。”

文章还介绍，就是交了全部该交和不该交的税，办了所有该办和不该办的证，也不等于就可以安心正常经营了。比如，记者看到在小店门口右侧有一个八成新的铝合金售货亭门窗紧闭，落满尘土。据说那是那对夫妇花了3000块钱弄的小售货亭，也办了城建占道证，交了费。可10月15日刚办好，两个月后的12月27日就下个单，要求28号必须拆掉。“既然让摆，还办了手续，说拆就得拆！今天办了证了让你们摆，明天又不让摆了。” 男主人说。

那两位记者说他们在那家小店采访了一个下午，发现只有两个顾客光顾，一共也只卖了10几元钱，去掉成本，只能挣2至3元钱。

以上就是祖国的记者，对“国奴”生活真实而生动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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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轮到我来谈谈我这个“洋奴”，在过去的二十年里，是怎样在资本主义社会受着“残酷的剥削和压迫”的。

我83年从上海大学毕业后留学澳大利亚。不久，我找了位澳洲伙伴注册了一家私人公司“澳中文化交流中心”。费用是多少记不清了，反正注册费加手续费一共好像没超过100澳圆（不到500人民币吧）。后来，我用这家公司的名义同一家私人旅游服务学院合伙，发展了一个海外分校，招了几百留学生，（其中中国留学生很多）在短期内挣了许多钱，到现在还不敢相信的许多钱。

在澳洲的那些年月，除了托会计公司交掉所得税外，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澳洲政府人员来“拜访”过我的“澳中文化交流中心”。

88年我转战挪威后，又找了位挪威伙伴注册了一家私人公司“挪威提琴公司”。费用是多少也记不清了，反正注册费加手续费一共好像没超过100挪币（不到200人民币吧）。挪威有20%的消费税，就比方买100块钱的东西，消费者实际上要交给商店120块。那20块消费税由商店转交给政府。而帮我管帐的会计公司告诉我，政府为了保护和鼓励新公司和企业，在两年内，毛收入没达到一定数额的，可以免交那笔帮政府收的20%的消费税。 换言之，是政府把那笔钱送给我们这种小业主。税务人员告诉我：“政府帮助你们起步，是希望你们尽块发展你们的生意，好多挣钱，以后再多给国家交税。

在挪威的那些岁月，除了托会计公司交掉所得税外，也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挪威政府人员来“关怀”过我的“挪威提琴公司”。

97年我移居日本，以个人的名义开了家小店“丹尼提琴专店”。税务所的人给了我一些“关于新开店”的资料。资料上说，新开店，在两年内，如果年间毛收入不超过3000万日圆，（约200万人民币）就可以不交那5%的消费税。也就是说，可以把顾客托我交给政府的150万日圆（约10万人民币）合法地放进自己的口袋。那税务咨询员还告诉我：“并不是对外国人有什么特殊，这对所有人都一样。大家都有饭吃，社会才会安定。如果有些人活得没有着落，虽不一定会去偷扒抢劫，但很难说不乱丢垃圾随地大小便。”

来日本已经是五个年头了，除了托会计公司交掉所得税外，也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日本政府人员来“看望”过我的“丹尼提琴专店”。

我真的很爱国，而且不是那种把“瞧不起” 挂在嘴上一样的“爱国”。事实上多年来我一直在寻找开上海分店的可能性。就在上个月，我都还在上海，与我的同行商量开分店的事。“只要能维持店的运转，少挣钱甚至微挣钱都行。能把我多年在国外学到的一点点本事影响到国内，让祖国的提琴制作业更强大，更灿烂于民族之林，就是给我的最大回报和安慰。” 对我的一片爱国赤诚，我同行的反应只有三个字：“很麻烦。”

虽然为了生计，我必须忍着被某些人“大大地瞧不起”的悲哀，把我这个“洋奴”继续当下去。但是，这并不会削弱我对祖国的感情，“祖国啊，母亲！我们海外赤子日夜把你想念。”我会日夜隔着大海遥望着东方，直等到那一天，祖国的政府执法人员都学会了按照国家的政策规定办事，那对山西下岗夫妇可以安心地开他们的酱肉店时，我一定去纽约找我过去湖南京剧团的老同事，美国华人作曲家，奥斯卡大奖获得者谭教授，请他写一首世界上最美丽最动人的赞美诗，就像那首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我们的歌声多么嘹亮”，那样，我便好邀请全世界的华人一起来高唱：

“高唱我们伟大的祖国，大部分走进自立小康。”

九哥于名古屋2002年3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