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本禹有关大跃进的谎言

作者: 野仁山

文革红人戚本禹，又是文革以前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亲历者和参与者。经过半个世纪的沧桑巨变，尤其是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来发展变化和实践检验，他应当对那时的极左错误有所反思，有所检讨，给人以正确的认识和科学的启示。想不到，在他出狱后出版的《戚本禹回忆录》中，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回忆中，依然跳不出极左思维，满篇都是谎言的堆砌。他采取“夹叙夹议”的手法，一边叙述当时的事实，一边发出自己的“高见”，但他叙述的事实大都是一知半解、瞎子摸象，所以他发出的评论也大都是主观臆断、似是而非，甚至是扭曲历史、颠倒黑白的极左怪论。

如果在文革时，或者在刚刚改革开放时，在真相不甚明了时，他这样胡言乱语还有情可原。可是，生活在21世纪的他就不应该这样胡说了。他应该广大农村走一走、听一听、看一看，看看广大农民在做什么、想什么、要什么，就可能避免胡言乱语了。他竟然就是这样闭目塞听，一意孤行，不愿和实际接触，依然沉浸在当年极左的氛围里，自以为掌握了解决历史问题的“锦囊”，向不明真相的左青们滔滔不绝地宣扬当时的所谓“历史真相”，给人们的思想造成严重混乱。所以，我要继续发文，对戚本禹的谬论予以批驳。本文的专题是针对戚本禹有关七千人大会的谬论。

【戚文】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把浮夸风造成饿死人的责任引导到毛主席身上。他批判“好大喜功”，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慷慨激昂，好像错误都是毛主席的，他是纠正错误的人。他忘记了他自己在大跃进中都是怎么说的，那都是有记录在案的，白纸黑字登在《人民日报》上的。大跃进，不能说毛主席没有错误，但相比之下，比刘少奇、邓小平他们小得多。毛主席说话是有界的，有限制条件的；刘少奇邓小平讲话一点边、一点谱都没有。反正我在会上听到刘少奇的讲话，那意见是有谴责毛主席的味道，特别是他激动的时候，脱离讲稿的时候。

【今评】当今舆论普遍认为，在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的讲话是符合实际、大得人心的亮点；在刘少奇的政治生涯中，他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也是直面历史的一大亮点。而戚本禹却认为是刘少奇的一大污点，因为他把大跃进造成饿死人的责任都推到毛主席身上。这显然是歪曲历史、颠倒黑白的无耻谬论。刘少奇由于在湖南等地作了深入调查研究，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材料。所以他在讲话中撇开讲稿，心情激动、滔滔不绝讲了三个多小时，痛快淋漓地揭露了大跃进给国民经济带来的严重倒退、给人民生活带来的严重困难，提出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三分错误，七分成绩”的著名论断（这就否定了毛主席“缺点是一个指头”的一贯提法），引起了大家的强烈共鸣，激起了一阵阵热烈的掌声。刘少奇的讲话为党中央进一步调整改革注入了动力。但是，戚本禹却说，刘少奇是在“谴责毛主席”；几年后江青也说，毛主席为此“憋了一肚子气”。这就让人奇怪：刘少奇的讲话，通篇没有提到毛主席一个字，他说的是大跃进的种种错误、人民的种种困难，怎么就是“谴责毛主席”了呢？戚本禹不是口口声声说，大跃进的第一责任人是刘少奇，刘邓在大跃进中的错误比毛主席大得多吗？既然如此，刘少奇痛揭大跃进的错误，不是自我曝光、自亮家丑、自打耳光吗？毛主席既然是“二线领导”，不应当承担主要责任，那刘少奇那样狠揭大跃进的错误，毛主席应当高兴，应当感动才是，为什么会生气呢？为什么会觉得是“谴责”自己呢？

因此，从戚本禹这些自相矛盾、情理不通的说法上可知，大跃进是毛主席领导和发动的，毛主席是大跃进的第一责任人。这是中央文件、党史文献记录在案的，也是毛主席反复承认的。戚本禹反复强调，刘邓在大跃进中有推动浮夸风的讲话记录在案，就认为刘邓是第一责任人的说法，是不懂历史、歪曲历史的说法。

【戚文】刘少奇尽管搞小动作，把饿死人的责任往毛主席身上引，但是代表们还是信任爱戴毛主席的。说刘少奇讲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后，就名望、威信怎么怎么了，这都是现在的人臆想出来的。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否定一切，结果遭到全党一致的批判，前车之鉴不远，刘少奇他敢在会上否定一切？他不敢公开否定中央确定的对全国形势的总体判断，所以才搞那种小动作，推卸自己的责任。他在文革中遭受很多人批判，就和他爱推卸责任、爱转移责任，有很大关系。

【今评】刘少奇那篇利国利民、众望所归的讲话，戚本禹一再说是搞“小动作”，把饿死人的责任往毛主席身上推。大跃进饿死人的灾难，究竟谁应当负主要责任，与会的7000多人都心里明白，全国人民也都基本清楚，那是刘少奇能“推”掉的吗？如果刘少奇是大跃进的第一责任人，他大讲大跃进的错误，不是在承担责任、直面历史吗？怎么能是“做小动作”呢？由于多年来个人崇拜的舆论宣传，尽管毛主席犯了大跃进的错误，但是代表们还是信任爱戴毛主席的，这当然不错。但是，大跃进失败后，特别是七千人大会后，刘少奇的威望有所上升，毛主席的威望有所下降，却是不争的事实。这并不是人们“臆想”的。大会后，毛主席把经济工作的调整改革的大权都交给了刘少奇、陈云、邓小平等人，而自己专意去搞“反修防修”、阶级斗争，时常为刘少奇权力过大感到警惕和“吃醋”。正因为如此，一直不敢召开中央全会。1962年以前，中央全会一年一次，甚至一年两次、三次，而1962年以后，连续4年不开中央全会，1966年的八届十一中全会还是在经过周密布置，决定拿掉刘少奇之后，才召开的。个中缘由不是昭然若揭吗？

戚本禹说，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否定一切，结果遭到全党一致的批判。这真是瞪着眼睛胡说八道。众所周知，彭德怀在意见书在前半部分，对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成绩”予以充分肯定（这恰恰是彭德怀的局限性），后半部分揭露了大跃进的缺点错误。毛泽东将此信转发以后，与会的大多数同志都支持彭德怀的意见。毛泽东发表批彭讲话后，彻底扭转了大会的风向，与会大员们才开始一窝蜂地痛批彭德怀。戚本禹的说法，不仅彭德怀不同意，“全党”也不同意！说刘少奇不敢否定中央对形势的判断，所以才搞那种小动作，推卸自己的责任。他在文革中遭受很多人批判，就和他爱推卸责任、爱转移责任有很大关系。这也是严重违背历史的怪论。他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实际上不是推卸责任，而是承担责任。他把大跃进说的一团黑暗，作为二把手难道没有责任？怎么能说是推卸责任？他在文革中遭受很多人批判，绝不是群众和干部因为他“推卸责任”自发批判他的，而是毛主席以自己的崇高威望要打倒他，一呼百应，群起而攻之。如果没有毛主席的指示，谁敢批判“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刘少奇？如果没有毛主席的授意和修改，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这颗砸向刘少奇的炮弹，能发射出去吗？

【戚文】我对林彪的讲话特别赞成，因为只有林彪讲话是仗义执言，是公道的。他说，共产风都是主席叫我们纠正的，虚报成绩也都是主席先纠正的。他讲这些是符合实际的。毛主席在第二线，对一线的刘少奇、邓小平搞浮夸不放心，从1958年第一次郑州会议开始就在搞指标压缩，就在防左反左，可是后来还是出了大事，又是毛主席来当救火队长，想方设法解决问题，纠正问题。而刘少奇、邓小平呢？却只管从极左搞到极右了，主张并暗中鼓励搞“三自一包”，不要集体了。林彪最核心的一句话就是：我们所有的成绩都是因为执行了主席的指示，我们所以犯错误，都是因为没有执行主席的指示，饿死人也是因为没有执行主席的指示。这确实是为主席说了句公道话。确实是大多数的时候，我们按毛主席讲的，可以少犯错误。

【今评】这是一段严重歪曲历史、颠倒黑白、丧尽天良的谈话，就凭这段讲话，就可以把戚本禹和林彪四人帮一样，永远钉到历史的耻辱柱上！所有的党史文献和专家学者都一致认为，林彪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完全是一篇阿谀奉承、不顾史实、脱离实际、违背人心、危害严重的诛心之论。为推脱大跃进责任，他发明的“自然灾害论”“交学费论”“毛主席一贯正确论”，早已被人们视为荒诞无稽的谬论而嗤之以鼻。其它谬论就不说了，但说这“一贯正确论”。林彪的原话是：“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事实证明，现在这些困难，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去做。”“毛主席最突出的优点是实际，他总是围绕着实际，不脱离实际，总是八九不离十。”“我深深感觉到，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就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受到很大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们党几十年的历史，就是这么一个历史。”

这些说法如果放在战争年代，是可以的；但放在大跃进年代，事实则恰恰相反。从1958初“反反冒进”到发动大跃进运动，一系列的“大办”，如大办钢铁、大办食堂、大办水利等等，都是劳民伤财、盲目蛮干、得不偿失的胡乱折腾；而所有的这些“大办”，都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主导的，谁也不敢提反对意见的。由此兴起的浮夸风、共产风、高指标等把中华大地搞得十室九空，一贫如洗。这些“风”都是从最高领袖这里刮起的。刘邓等人虽然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毛泽东毫无疑问是主要责任者，第一责任人。试想，这不是某个省、某个地区发生了错误，而是全国30多个省市自治区都发生大跃进错误，全国经济都发生倒退，全国人民生活都陷入困境，怎么能说“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难道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领导都不听毛主席的？全国人民都不听毛主席的？

我们再看看全国最严重的重灾区：四川、安徽、河南等，按照林彪的说法，这几个省的领导应该是最不听毛主席的指示了，一直和毛主席唱对台戏了，所以才把自己的辖区搞得民不聊生，饿死人最多了。然而翻开历史一查，发现李井泉、曾希圣、吴芝圃等人，在大跃进中执行毛主席的指示最坚决、最彻底，打击“右倾”鼓动极左，可谓雷厉风行，不打折扣，且有发挥和创造性。正因为如此，才一次次受到毛主席的高度赞扬和提拔重用——李井泉在大跃进中被提拔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吴芝圃由省长提拔为第一书记，曾希圣一人任安徽、山东两省省委书记。谁要说李井泉等人在大跃进中执行毛主席的指示不坚决，那他真是瞎了眼！

再看看毛主席在大跃进中的一系列讲话。“超过英国不是15年，也不是七八年，二年就可以超过英国。”“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这就是共产主义。”“再过10年，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的觉悟极大提高，我们在吃饭、穿衣、住房上，实行共产主义。”“食堂是个好东西，未可厚非，我赞成积极办好。食堂节约劳力，节约物资，必须办好。食堂是顺乎天理，应乎人情，符合世界潮流，符合人群需要的，不能人为地垮掉。”“郑州会议以来9个月的纠左，浮夸风、共产风已经没有了，现在是反右倾的时候了，看不到这个问题，就是瞎子！”……这些讲话没有一句是符合实际、顺乎人情的，完全是脱离实际、违背人心、造成严重危害的理论。尤其是毛主席在庐山会议上批判彭德怀的讲话，慷慨激昂，汩汩滔滔，至少有七八万字，自以为掌握了绝对真理，站在了政治的制高点上。然而当大跃进遭到惨重失败，再回过头来看这些讲话，就会发现这些豪言壮语全部落了空，对彭德怀的批判都成了自我讽刺，全都成了令人不堪回首的笑谈！此时说毛主席“一贯正确”“最讲究实际”，岂不是滑天下之大稽！然而，当历史的车轮滑到21世纪的时候，戚本禹回忆历史，竟然说林彪的七千人大会讲话是“仗义执言”，是说了“公道话”，只能说明他和林彪的极左邪念是一丘之貉，都是误国害民的蠹虫！

【戚文】七千人大会后，毛主席去了南方，中央工作又交给了一线的刘少奇来管。就这一交，交出了大问题。毛主席前脚刚走，刘少奇后脚就在钓鱼台12号楼召开在京中央领导会议，否定七千人大会对当时形势的估计，说不是一个指头和10个指头的关系，而是一片漆黑。这就是和七千人大会的中央精神唱反调了。但刘少奇在会上是有支持的，像陈云、邓小平都是和他一致的。总理有些赞成有些反对。由此开始，一股分散主义的暗流在中央出现了。陈云、邓子恢，还有其他许多人都说要“包产到户”才能救农村，救农业，很快这股风扩散到全国，刮起了1962年全国性的“包产到户”倒退飓风。“包产”其实是个伪装，它就是要搞资本主义。一包产，必然是搞个体，必然是资本主义。这在后来邓小平搞的改革中都看到的。

【今评】在戚本禹的嘴里，刘少奇等人就是个阴谋反党集团，总是背着毛主席搞一些见不得人的东西。其实，七千人大会后，刘少奇经毛泽东同意，召开著名的“西楼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刘少奇进一步检讨大跃进的错误，陈云一改在七千人大会上的“三缄其口”，滔滔不绝痛陈大跃进造成的严重困难，提出了进一步调整的必要性。这次会议后来虽然受到了毛主席的批评，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了批判，但党史已经做出定评，这是一次直面现实、实事求是检讨错误、推动调整改革深入进行的利国利民的会议。否定“一个指头和10个指头的关系”是非常正确的。包产到户，已被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是利国利民的好政策。可是，在戚本禹的眼里，包产到户成了刘少奇、陈云、邓子恢等人搞的见不得人的黑暗勾当。“包产”其实是个伪装，它就是要搞资本主义。他没有想想，为什么中国农民喜欢这“资本主义”？为什么上世纪1980年放开包产到户，几亿农民欢呼雀跃，几乎一夜之间完全抛弃了人民公社，一窝蜂实行包产到户，36年不可动摇？戚本禹秉承毛泽东的意愿，将其扣上“资本主义”帽子。广大农民才不管你是什么“主义”，农民能吃饱饭，能解决温饱问题，能获得自由，管你是什么“主义”！

戚本禹写回忆录时，时光是在21世纪，可是他的眼光、他的思维，依然停留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文化大革命极左横行的年代。广大农民肯定不会听他的，党中央当然更不会听他的。但一些极左分子却将其奉为神明，到处转发，大加赞扬。很可能会对一些不明真相的青年产生误导，对改革产生不利影响。所以，很有必要予以批驳，以正视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