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警枪杀华人，应循法律途径追责

姜维平

今年，3月28日18时，数以千计的华人聚集在巴黎19区警察局的门前，要求警方对3月26日发生的一起，刘氏中国公民遭警察枪杀的案件展开调查，当地多位华人侨领，也积极参与后续事件处理，据称，此次到会的共有法国方面18位代表，其中包括巴黎警察总局局长、法国巴黎19区区长、19区警察局局长等法方警察和政府官员。现场参会的华人侨领共有21人。相关视频显示，这次由突发事件引起的抗议活动，群情激愤，规模空前，侨居巴黎的华人非常团结，是多年少有的现象，这或许是本次聚会进行三个小时之后，立即有了一个值得期待的初步结果的原因。

据报道，法国警方声称已经将枪杀华人的警员停职关押审查，法国警察内部两个独立部门的审查程序也已经紧急启动。同时，当地时间27日夜晚，参与抗议活动的35个被捕华人已经有26个被释放，其余的9个人在延长羁押24小时，经过法律程序后，也即将重获自由。同时，警方还允许华人举行合法的悼念活动。在笔者看来，下一步是要靠证据，证人证言，在法庭上辩论，而不是在街道上聚集，要理性地，真正地有力，有序，有节地为这位被枪杀的华人讨回公道。而且，我要向上述这些热爱自己的同胞，尤其是勇敢地站出来，把个人生死置于身外的，大声疾呼的，包括35个被捕兄弟在内的华人，表示由衷的敬意。

一般情况下，社会上发生某一起令人愤慨的事件，会情绪非常激烈，像26日发生的一位中国公民被警察开枪打死，不仅他不是什么恐怖分子，也没有抵抗，伤及三个警察的能力，而且执法的警察没穿制服，也没带执法仪，就闯入公民的私人领地，还当着两个孩子的面，枪杀了他的父亲，不论怎么说，警方都不站在理上，当地的华人看到相关报道，大都会站在自己的同胞一边，在抗议和示威过程中，做出一些激烈的言行，是可以谅解的，但接下来，可能，花钱请律师，打官司，寻找更强有力的证据，安慰逝者的家人，比什么都重要，是否应当把“没带记录仪”，作为一个焦点，请律师追究和研讨，我很不明白，法国警察不带设备的原因，有无可能这三个人是“菜鸟”警察，而邻居又夸大了报警的言辞，酒后的刘少尧确有一些失态，总之，我觉得警察和死者的遭遇是一次令人痛心的误会，不像故意杀害弱者，倒是像慌乱中，由于心理素质太差而忘记了枪支使用的有关规定，假如是明知没有记录仪而肆意妄为，这就另当别论。

其实，我已注意到一个情节，事发后，警察们曾把死者的家人赶到外面，长达几小时，是保护现场，还是伪造证据，有媒体做了推论，我看后者的可能性不大，法国是司法独立的国家，律师参与辩护，也是完全自主的，没有官员敢于干涉司法的，证人也不会受到威胁，假如真的是警察自己故意刺伤自身，以逃避法律惩处，嫁祸于死者，从技术的角度看，法医可以鉴定出，同一凶器上，必有警察的指纹，也应当有死者的指纹，而且，法国的法医是独立于党派之外的专业人士，他没有必要造假。更重要的是，警察执法不带记录仪，又出现杀死人的恶劣结果，首先就失利，在法庭上，可能优势还在弱者一边，关键要请一个懂得当地情况的有正义感的好律师出庭，把一系列证据拿到法庭上，争得法官的认可，这就需要比较多的费用，而大牌律师的收费则是昂贵的，好在，死者因事件的特殊性已知名度较高，相信会有华人富豪慷慨解囊，既使如此，案件进了法院，可能效率比较低，因为法制社会，一切争议都要交到法院，还要走完全部程序，故此，案件积压如山，可能警察被惩处，要等一两年时间，时过境迁，不断有新闻出现，也许随着关注度降低，判决的公正性，就可能打了折扣，这也是对死者及广大华人不利的方面。

但是，不论最后法庭如何结论，都不会改变一个残酷的现实，五个孩子们永远地没有了自己的父亲，而且，当着孩子们的面，杀死他的父亲，这是残忍的，不人道的，令人发指的，它使我记起2015年5月2日，中国发生的黑龙江省安庆火车站的一起类似案件，一个警察面对徐纯合与他的母亲和孩子，同样毫不犹豫地枪杀了这位多年上访的农民，看来，不论是专制还是民主的国家，不论东方还是西方，都会有警察滥用枪支杀人伤人的问题，首先，司法机关要做得是，如何把警察的权利，固定在笼子里，使他们打击坏人，而不是欺压老百姓，当然，同时警察也会聘请律师，为自己辩护，总之，控方和辩方，都需要法律武器的保护，用它来主持公道。无疑地，这起案件，既使已循法律途径解决，也会给死去的父亲的孩子，即，那些未成年人，留下永远无法抚平的伤痕，还留下复仇发芽的种子，这将影响她们的一生，也可能伤及未来，但愿明天不再有这样的悲剧上演。

2017年3月29日于加拿大。

自由亚洲电台2017年4月3日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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