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此心安处，便是吾乡：《1927民国之死》选摘(2)

2017年4月9日 风传媒

上海啊！魔力的上海！

你告（诉）他们吧，在大马路上跑的他们，说：

你所喷的雾是毒的，会使人肺痨，

但是他们怕不骇吧，从天涯地角跑来的他们，他们要对你说：

你是美人邦哪！红的，白的，黄的，黑的，夜光的一极，从细腰的手里！

横波的一笑，是断发露膝的混种！-刘呐鸥

“八月二日。德国向俄国宣战。——下午去游泳学校。”

这是卡夫卡在一战全面开战当天写下的日记。从一九一四年六月二十八日斐迪南大公遇刺到八月二日俄、德交战，这三十五天里，卡夫卡的生活跟往常没有任何变化，战争阴影对他来说几乎不存在。他没有多少民族主义思想，也没有清晰的国族认同，他是哪国人——德国？奥匈帝国？捷克？都是，又都不是，他是“世界的布拉格人”。

对于卡夫卡这样的个人主义者而言，世界大战不一定比个人生活中的哀痛与欢欣更为波澜壮阔。这一个月，在卡夫卡的私人生活中发生了一件翻云倒海的大事：他经历了与女友菲利斯的第一次婚约解除。从卡夫卡的日记和书信中，可以看出他情感的纠结与迷离。他与苦苦追求的菲利斯订了婚，却又与菲利斯的闺蜜格蕾特保持着暧昧关系，最后自食其果，导致婚约解除，他对自己的评论是“完全无罪却如同恶魔”。七月三十一日，离开战还有两天，卡夫卡在日记中说：“要不顾一切地写东西，这是我维持自己生存的斗争。”

无独有偶，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旅居上海的、二十二嵗的台南青年刘呐鸥在日记中写道：“六点钟起来，楚楚洗过脸，吃嘴面包就跑了。船八点半开，有邱、翁、戴、施诸君来送行。船开后，检烟，然后行李。十一时就得坐定了。晚上头胀、胃不乐，似欲晕船，爱礼（同行的台南同乡）却爬起来吐了。”

刘呐鸥离开上海，取道日本回台湾，是因为五天前接了一张家里的电报，“说祖母病重要我们回家”。他似乎不知道，当他离开的时候，血雨腥风的“清党”之役正在上海全面展开。

跟卡夫卡一样，刘呐鸥也是一位没有国族认同或者说超越国族认同的文化人，他是哪国人——台湾人？日本人？中国人？都是，又都不是，他是“世界的上海人”。他喜欢上海这座远东第一大城市，并非上海是“中国的上海”，乃是上海是“世界的上海”。刘呐鸥的好朋友施蛰存说过，刘呐鸥有三分之一是上海人，三分之一是台湾人，三分之一是日本人。在上海，刘呐鸥穿越在不同的文化之间，提前体验“世界人”的自由与浪漫，直到战争与死亡先后降临。

青年刘呐鸥对政治、权力以及正在中国兴起的民族主义思潮不感兴趣。刘呐鸥在中央电影摄影场任职时的同事黄天佐说，刘呐鸥是一名“语言天才”，除了会讲日文、英文、法文、拉丁文外，北京话、上海话、广东话和他自己家乡（台湾）的厦门话都应对如流。“他的魁梧的体格像北方人，他的刚强个性像广东人。”

少年时代即离开台南老家，一直“在路上”的刘呐鸥，也有国族和文化认同上的困惑，他的日本朋友说他是“失去国籍、没有影子的人”，“他是多麽的以身为殖民地人民而感到自卑”，但他对台湾独立或台湾自治等政治理想并无多大热情。

就在同一年，刘呐鸥的台湾同乡林献堂迈上了为台湾的未来寻求出路的欧美诸国之旅。这一年，日本的大正民主落幕，新登基的裕仁天皇为了应对中国的统一和苏俄的扩张以及国际局势的激烈动荡，与军部主张对外扩张的势力一拍即合，走向法西斯独裁之路。

也是在这一年，日本共产党分裂，台湾文化协会也因为激进与温和理念的争执而分裂。随后，夺取台湾文化协会领导权的连温卿等人于二月十七日发表《一九二七年台湾》一文，指出“要救台湾人非主张阶级斗争不可”、“民族主义者于此总退阵，以其势力结成台湾民众党而与台湾文化协会形成对立”。林献堂深受打击而离开台湾出国考察，在旅途中发出深深的叹息：“东方人所爱者是利，西方人所爱者是自由，爱利人若是以利诱之，则为奴隶亦所心甘；爱自由之人则不自由毋宁死，此则东西之所大异之点也。”

刘呐鸥没有林献堂那样强烈的家国情怀，他是一名沉迷在文学、电影、女色和美食中的唯美主义者，是时代的“局外人”。哪里有美、文艺和享乐，哪里就是他的家园。他相信政治和经济的权势是一时的，惟有文学、艺术和审美是永恒的。那一年，在南京东南大学毕业的郭廷以，靠着史家的敏锐，逐日记载北伐军兴之后的大事；比郭廷以小一岁的刘呐鸥，则在上海租界过着文艺青年“躲进小楼成一统”的“小确信”日子，并开始小说创作爆发前最后的积累。

四月十二日，正当刘呐鸥登上轮船离开上海之际，上海无数颗人头落地。国民党“正史”中如此记载：“国民革命军东路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奉令解除共党份子组织之上海总工会工人纠察队武装，揭开中国强制执行清除共党份子之序幕。……“四一二清党”为中国国民党厉行全面清党运动的开端，亦为中国国民党生死存亡与中华民国统一独立的重大关键。“这一切”国家大事奇迹般地与刘呐鸥擦肩而过。

六天以后的四月十八日，刘呐鸥从基隆港乘坐火车到嘉义，再转车回到台南新营的家中。然而，他与从小就亲爱的祖母已人鬼殊途：“坐脚踏车入大门，看大厅里白色一闪，才知道来得迟了。……入她生前所起居的房间，虽不见其影，好似听着她大又亮的声音。在灵前烧着香，不由地眼睛暖润起来，不是悲她的死，是忆起不会轻的声音。”

在日记正文旁边，他特意加了几个字的旁注：“国民政府建都南京。”在他心目中，家比国重要，祖母的死亡比蒋介石的上位和国民政府的建都更重要，尽管祖母是一名不会被任何官方史书记载的平凡妇人。此刻，刘呐鸥对“国民政府”的好坏并无太多认识。他不曾想到，这个如戏班子一样搭建起来的“国民政府”，日后要派杀手取他的性命。

你看政治不妩媚，料政治看你亦如是

刘呐鸥只活了三十五岁的一生多姿多彩，却只留下一本一九二七年的日记。这本日记簿是东京新潮社出版的大正十六年版“新文艺日记”，装订精美，文艺气息浓厚，卷头有日本文坛名人写真集，卷末有文艺年鉴，每个月份前面都选录一位日本著名作家的日记和名言，后面印有当月读书记录栏。刘呐鸥每天记日记，没有一天中断。这本日记提供了有关他家庭、教育、嗜好、读书、创作和交往的珍贵线索，是瞭解这位大时代里不愿随波逐流的新潮人物的第一手资料。刘呐鸥以新感觉派的文风记载了上海的风花雪月以及杀戮污血，是啊，即便你不问政治，政治也要来骚扰你，谁又能躲避开政治的阴影呢？

国民党掀起北伐战争，让大半个中国更换了新的统治者。原本在孙传芳统治下安宁而繁荣的东南五省，陷入人心惶惶的境地。上海尤其是租界，大概是全中国最安全、最富庶的地方。租界作为“国中之国”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在中国国内发生革命或战乱之际，或在中国与其他国家发生战争之际，它们是“中立”地区。

刘呐鸥

中国政府首次承认租界在中国内战时为中立地区，正好是在北伐战争期间。当时，美国驻华公使、驻汉口领事分别向北洋政府外交部长顾维钧、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提出将上海公共租界圈出战争范围的要求。顾、陈二人名义上以维护中国领土完整为由加以拒绝，但事实上，无论北洋军还是北伐军都未进入上海租界，实质上承认了上海租界的中立地位。

尽管如此，上海租界仍无法完全避免被战祸波及。很少为国家大事忧虑的刘呐鸥，在日记中记载了兵乱和罢工对其日常生活的影响。这种张爱玲式的、朝不保夕的“危城”生涯，身为区区百姓，又能奈何？刘呐鸥的应对方式是随遇而安、苦中作乐。这大概也是当时许多上海人的生活态度，他们并不关心统治者的替换，只在乎每天需用的柴米油盐。

二月十九日，刘呐鸥记载：“大清早，澄水就走来报杭州失守，孙（传芳）军退到松江！但事实，南军已到上海了。被介春的诗抓到地狱的心，可被牵出来了。下午，真是如各报所料，上海总罢业起来了。备米粮，换龙银，心为之一乱，真是无用。约要来的丘，却不见来，恐怕现在在南京路大道上演说也未可知道，不然就在法界的一角秘处参加那学生会，电车都停，法界的治安也不知怎样！”

当日，孙传芳的军队在浙江溃败，白崇禧率北伐军进入杭州。上海随即发生大罢工，孙传芳担心大本营不稳，命令上海防守司令李宝章以严厉手段镇压罢工，以大刀队搜捕并屠杀大批参加罢工队工人和学生。在租界被捕者，租界当局鉴于华界的滥杀，而拒绝引渡。工潮之势却继续蔓延。

刘呐鸥对交战双方的善恶并无评价，仅仅记载了罢工给普通市民带来的诸多生活不便，就连他这个只知道吃喝玩乐的少爷，也要储备一些基本物资。抱怨完动荡的时局，他又落笔到个人的感觉上：外面天翻地覆，他却闻到了室内的药味，听到了室外卖馄饨者的叫卖。

在三月二十一日又记载：“一点多阿瑞里便衣队和外国兵起了冲突，炮火交一小时。从那时起，华界的枪声继续而已。南军下午将占领龙华。七点北火车站。九点多睡觉，一夜枪声续闻。”三月二十三日记载：“和弟弟、翁君到北四川路。外国军队已经放弃那里，不让外国人进入。小巷大多是日本水兵。路口可以看到系着红布条的南军便衣队。牌子写着[行人可行，车辆禁止通行]。”

三月二十七日记载：“在摇动的上海的空气，到今天处处显危险的神色，大早朝连租界内也交通断绝，恐怕是开在西门的孙中山二周年纪念忌吧。下午一个人跳出铁丝网，由马霍路跑到老炮子路去。北侧快要张起铁丝网来，北四川路已经交通断绝了。想到那边的知人，啊，但是——，都是英鬼子的胆小，呸！”

四月三日记载：“在西藏路被（臭）英国兵搜身躯。”四月六日记载：“去吴淞玩，由甘肃路，走过英兵的把守去北车站，南军上海占领后，这是头一次我去到中国界。站里广兵很多，开往江宁的车里，都是兵满满的。”

刘呐鸥不喜欢士兵，士兵带来的是战争和死亡。不过，即便在种兵荒马乱时，他还有闲情逸致呼朋引伴、外出郊游，可见他绝非普通的“玩家”。

刘呐鸥对交战双方不作评价，而在前来维持租界秩序的列强军队中，他对日本军队并无批评（他的国籍原本就是日本人），倒是对英国士兵持相当负面的看法，愤恨之情溢于言表。一九二七年，英国以老牌帝国主义的傲慢方式应对中国局势的变化，让中国民众反感之极，就连刘呐鸥这个事不关己的外来者都看不下去。随后，国民政府在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的支持下，强行收回汉口和九江的英国租界，让英国自尝苦果。

这一年的秋冬之际，刘呐鸥曾北上访问张作霖统治下的北京，北行日记中只有一处用嘲讽的口吻提及来日无多的“张大帅”。在回程的火车上，他写道：“很早起来，赶上八点半的胶济线车。那个查行旅真讨厌，也不看人，他连化妆品都不知道，完全傻子。二等车，一半以上都是兵坐，腕袖上的[誓死救国，努力爱民]八个字，越看越好笑起来。同椅一位被张氏（宗昌）雇用的白俄兵。”（十二月四日日记）由于国民党和共产党决裂，北伐暂时停止。三大军阀集团中仅剩的张作霖犹作困兽之斗，派遣奉军匆匆南下，等待他们的将是覆灭的命运。刘呐鸥对占领上海的北伐军臂膀上的红布条不以为然，对山东的安国军腕袖上名不副实的“八字箴言”更是忍俊不禁。

对于血肉横飞的国共斗争，刘呐鸥在日记中不置一词。关于共产党，他淡淡地提到一句：“想去商务书馆看书，因捕共产党路不通不果。”（十二月十四日日记）不同于大部分左倾青年，他对共产党遭国民党捕杀毫无同情之心。以他的出身而论，不事生产的他靠着台南大地主家族的巨额汇款维持着在上海奢华的“白相”生活，以及不必担忧生计的文艺生涯；他当然不认同共产党在南方农村“打土豪、分田地”的酷烈政策。

而对国民党，刘呐鸥也不喜欢。他在一月三日的日记中提到，此前在震旦大学结交的好友戴望舒、施蛰存、杜衡遇到了麻烦，“戴君们因为加入国民党，三人都被学校开除。听说现在在天文台路租了间房子住着哪”。震旦大学是法国天主教会创办的学校，政治立场上反对以苏俄为师的南方党人，所以将加入国民党并高调活动的学生开除。在这段话的字里行间，隐约可见刘呐鸥的看法：他既不赞同戴君们加入国民党，也不认同大学将三位好友开除。

刘呐鸥对国民党采取疏离态度。他曾跟一位曾倾向国民党的“进步”青年讨论如何评价国民党和蒋介石，他可喜地发现：“他现在对国民党的态度完全变了，他信我从前对他说过对蒋介石观了。”（九月十三日日记）由此可推断，在北伐过程中，国民党已迅速走向腐败堕落，并同步丧失了民心尤其是青年的支持。

看哪，这个生活在“魔都”的文艺青年

一九二七年一年间，刘呐鸥的足迹到过台南、东京、北京和上海等地，他居住时间最长的、最后决定定居的城市是上海。这位浪荡天涯的浪子之所以选定上海作为他“将来的她”，文学艺术的追求是主要因素。也是为持续发展文艺事业，刘呐鸥后来让妻子和孩子一大家人举家搬来上海团聚，直到一九四零年他遇刺身亡为止。

一九二七年前后，上海已逐渐取代北京，成为中国的经济和文化中心。国民政府后来将中央银行设在上海租界中，共产党中央也在上海租界秘密活动，他们似乎并不觉得受洋人的保护是“不爱国”。上海的商务印书馆、《申报》等现代新闻出版机构对全国的影响力，超过了五四运动中大出风头的北京大学。包括北京在内的所有城市，在资讯的丰富、言论的自由和公共空间的广阔上，都不能跟崛起的上海相媲美。外国人在上海顿陆无需护照，中国人到上海居住更不必办理“暂住证”。

虽然大部分中国知识分子都有或浓或淡的民族主义思想，他们却首先选择在上海居住。一九二七年旅行欧美之后返回中国的胡适，也弃北京而居上海。“知识分子聚集在这里寻求言论自由和新的资讯资源。他们利用[借来的]自由向中国政府发出批评之声，否则，中国政府决不会忍受意识形态的反抗。由于异议的存在，文化活力才会出现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当时，战前的上海展现出了有限的[社会空间]，这正是白吉尔所谓的小资产阶级的[另一个中国]和进步文化得以生存的条件。刘呐鸥生命中最精彩的十多年基本都在上海度过的。

当然，上海是冒险家的乐园，而非人间的伊甸园。刘呐鸥对上海的拜金主义和物质主义有一定的反思，“上海真是个恶劣的地方，住在此地的人除了金钱和出风头外别的事一点也不去想的，自我来上海了后愚得多了，不说灵感、睿智、想像，就是性欲也不知跑到何处去了，变成个木人了。”（一月五日日记）不过，他的抱怨不能全部当真，他本人离不开这样的生活方式——“吃大菜，坐汽车，看影剧，携女子，这是上海新人的理想的日常生活”。（二月五日日记）

在跳舞场、时装店、酒吧、麻将桌和夜总会之外，刘呐鸥跟一般的“少爷”最大的不同就是手不释卷。在上海，他能及时买到中国及世界各国新出版的书籍和杂志，就日记中每个月末的阅读记录栏来看，刘呐鸥阅读的书籍刊物，中、日、法、英四种文字都有，他在四种文字中悠游无碍。“刘呐鸥从青少年时期就浪荡天涯，漂泊海上，实质上跨越了有形的国界。精神上他也少有语言障碍，对艺术家而言，艺术作品是无国界的。”他结交的文艺青年也遍及不同族裔乃至政治立场。

刘呐鸥读得最多的是日本文学，不仅阅读、品鉴、评论，还亲手翻译成中文出版。一九二八年九月，他出版了译作《色情文化》，收入一九二七年在日本具有代表性的综合杂志和文艺杂志上发表的七篇短篇小说。

刘呐鸥第一个接受一九二零年代于日本开始的最先进的现代主义——新感觉派与普罗文学，并将其翻译介绍到上海文化界。在这本译作中，他一次性地引入横光利一、片冈鐡病、中河与一、林房雄、川崎长太郎、池谷信三郎、小川未明等七名日本先锋作家的作品，显然有其良苦用心在，日本学者藤井省三指出：“一九二七年也是日本因战败而破灭的昭和战前史的原点。刘呐鸥所翻译的《色情文化》全部采用一九二七年所发表的短篇小说，这代表刘呐鸥也深深的关注着这动荡的一年，也可将这一年视为现代东亚史的起点吧！”

刘呐鸥在本书的“译者题记”中梳理了日本文学的脉络，“现代的日本文坛是在一个从个人主义文艺趋向于集团主义的转换期内……在这时期里能够把现在日本的时代色彩描给我们看的也只有新感觉派一派的作品”，因此藤井省三分析说：“刘呐鸥同书收纳一九二七年的日本短篇小说群，是以现代主义和中日问题为主题的作品，对他来说像那样的《色情文化》是寻求[东亚的明日社会]、将来新方向的一种手段。”

刘呐鸥对世界文学的评价带有鲜明的个人色彩，他推崇法国文学，而对美国文学毫无好感，“在我看来，米国人完全不懂文艺”。（五月一日日记）他对翻译成日文的俄国文学评价也不错，一月五日阅读俄国作品《魔窟》，认为：“作者讲故事的能力确实大的，我觉得自己讲故事的能力小，也许是福建话单语少，每每不能设想出适当的话来表现心里所想的。”一月七日再次赞扬此书作者“老练的描写和生动的文章”，并指出“我信小说不是少年人可伸手的东西”。

刘呐鸥对中国文学的评价也是别具慧眼。他对中国文学整体评价不高：“中国文学是无病呻吟，中国的文学青年差不多把形容词当文学，没有形容词他们是活不着的。”（十一月一日日记）他偏好早期创造社的作品，对文学研究会和新月派没有多少好感。

他最欣赏的中国作家是郁达夫，或许他们之间有“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的相似性格。五月九日，他读发表在《创造月刊》上的郁达夫的文章：“今天只看郁达夫的小说和记类，材料都是私事。《过去》一篇最好，写两个中国的新女子，表现虽有涩处，文却又润湿。他是富有诗人气质的小说家。”

他对《小说月报》的评价非常不堪：“《小说月报》二号来，坏得很，中国文人差不多要绝种了。是头脑坏，还是不用功，我都看不出来。”（七月一日日记）他尤其厌恶郭沫若用白话文翻译的诗经，他与郭的对立，大概不是因为政治理念，而是出于审美趣味：“我想拿这样的作品出来见社会，而大吹牛皮，应不是大名鼎鼎大新诗人郭氏所当做的吧。……他的译艺术姑且不讲；但那非诗的用字和它的无效果的用法就障眼的多了。口气弱，独特的风韵全失，全篇如中学教师对于学生在解释诗经似的。”而他对发表在《小说月报》上的老舍的小说《老张的哲学》则毁誉参半：“在洋风盛行的现在中国文坛似乎是一种换了毛色的东西，作者却不见得有什麽艺术的手腕，但是他那种冷轻调的文章是很可爱的，性格也描写得很活泼，尤其是老张和赵四两个的。”（一月十八日日记）他常常逛上海的书店，对名声很大的新月书店却评价一般：“去龙华新月书店看书，普通一样，那有希奇，不过胡适、徐志摩的名气大而已。”（九月十三日日记）

既然别人的书店、别人的出版社、别人的杂志他都看不上眼，刘呐鸥既有钱又有闲，在上海文艺界也有人脉，干脆就自己投资开书店、出书和办杂志。次年，他在上海创设“第一线书店”，创立文学杂志《无轨列车》，并开始创作短篇小说。第一线书店被国民党查封之后，一九二九年他又开设“水沫书店”，营业三年之久。除了发表和出版跟他同样是新感觉派作家的戴望舒、施蛰存、穆时英等人的作品外，也出版过鲁迅、冯雪峰、姚蓬子、丁玲等左派作家的作品——尽管刘呐鸥本人并不欣赏这类作品。当时的水沫书店受了日本文坛左翼作品盛行的影响，成为左翼作家的大本营，左翼份子常假借该书店楼上开会。

刘呐鸥的创作成就，主要体现在一九三零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都市风景线》之中，这本小说集奠定了他“第一个描写都会异域风的中国现代作家”的地位。

如果说上海是东方的巴黎，那麽刘呐鸥就是东方巴黎的波德莱尔。他写上海现代都市的景观和男女的情欲流动，以视、听、嗅、触等感官直觉投射于咖啡馆、舞厅、赛马场、戏院、汽车、烟酒、香水、时装等景色和物质之上，更写到中国现代文学中从未出现过的喜欢在奔驰的汽车上做爱的摩登女郎。

刘呐鸥笔下的上海，跟传统中国毫无关联；如同村上春树的东京，跟传统日本毫无关联。他和新感觉派作家所要抗拒的，是“整体组织化运作下的全面民族主义”，是“落入任何一种意识形态的操弄，或沦为政治的发声筒”。在这个意义上，刘呐鸥何尝不是二十世纪第一个用中文写作的 “世界作家”！

多才多艺的刘呐鸥也是当时中国惟一的电影理论家，他从一九二八年开始撰写电影评论，翻译介绍苏联爱泼斯坦与普多夫金的“蒙太奇”理论、维尔多夫的“电影眼”理论、欧洲的“纯粹电影”与“绝对电影”的实验电影美学。

他不仅坐而论道，更起而行道，亲自担任编剧、导演和摄影。他为由明星公司出品、由蝴蝶主演的电影《永远的微笑》担任编剧，也为艺华公司编导了电影《初恋》，还将赛珍珠的小说《母亲》改编成电影《大地的女儿》。他甚至拍摄了一部自传体的纪录片《携着摄影机的男人》。

刘呐鸥是中国最早一代的电影人。跟刘呐鸥合作过的一位电影工作者如此回忆说：“当他在摄影场的时候，他是精明人，权威。在这剪接间，每天，每当他拉起一端影片，向着灯或窗的亮光处映明着，细审那画面的内容或次序与尺度的时候，总令我联想起世界某一名导演的小照，因为他是在是有着聪明的眉目，和协调地，蔼然的地运思着的表情。”刘呐鸥真心热爱电影事业，在他看来：“电影，是眼睛吃的霜淇淋，心灵坐的沙发椅。”

一名“女性憎恶者”生命中的三个女性：母亲、妻子与情人

一九二七年的刘呐鸥是一名翩翩美少年，不仅极富文艺气质，而且具有社交魅力，如同《红楼梦》中的贾宝玉，女人怜爱、男人羡慕。曾跟刘呐鸥学习电影拍摄的青年人黄钢，后来投奔延安的革命事业，对刘呐鸥“落水”当“汉奸”深恶痛绝，但在纪念文章中仍止不住地赞美其优雅的外表和气质：“如戴望舒在《前夜》这首诗中曾写过的，刘呐鸥真是个有着橙花香味的，清明洒脱的南方少年，乌黑的头发是密生的，整齐地用四对六的比量梳着，干净，没有留鬓角；不讨厌的眉毛下，排着不像科学家而只像艺术家的感觉丰富的大眼。他，没有戴帽子……刘呐鸥是自由人。脚上，质地讲究，式样大方的皮鞋；额上有汗珠时，他就用那大而无花的手帕迅疾地揩去汗珠！手臂的动作敏捷，豪爽，挥摆的角度甚宽。”

任职于汪精卫政府，后遭到暗杀的刘呐鸥。右图为刘呐鸥与一对子女。

刘呐鸥好交游、爱热闹，却多愁善感、情绪起伏不定，像郁达夫笔下神经质的文艺青年，时常炫耀自己“多病”。二月六日的日记中记载：“头痛一半，脸上又发了二、三肿物，真是神经衰弱又来了。”二月十一日的日记中又记载：“头和脸肿得更厉害。左眼细得难看的可怜，说是极度的神经衰弱来的偏头痛。但我从未听过神经会疼得这样厉害。……脸上和头发里一粒粒的葡行疹，疼得真是上天入门，入地无路，又没有睡眠药，又气看护妇不来，啊，真难过，我哭了。”他真是自怜到了极点。他还多次提及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的自杀，甚至动过仿效其轻生的念头。

刘呐鸥的一生离不开女人，却又受制于女人，故而产生了文艺青年特有的“女性憎恶主义”。

刘呐鸥生命中的第一个女性当然是母亲陈恨。在刘呐鸥十二岁那年，父亲就去世了，母亲陈恨以铁腕掌管刘家祖产六百余甲土地，行事用度处处严守大家庭的规矩礼节。刘呐鸥成人之后，母亲见他没有继承家业的经营管理能力，不让他过问家中产业，故而母子之间亦有冲突。

当刘呐鸥回家之后，为祖母办丧事，再度跟母亲发生分歧，在日记中抱怨说：“时代思想不同当两个性格合一起，是做无事的。她是上，我是下，一切她料理就是了。我看做无性格的傀儡，也不长久了。想编本《台湾家庭革命》。”（四月二十三日日记）“当然是不合的，年岁的差只有二十岁（母子），但是思想却从大家族制度的古代跳到现代的个人家庭主义，哪里有理解的通路。”（四月二十五日日记）与母亲不和，是刘呐鸥不愿久居台南老家的原因。

刘呐鸥的婚姻，也是母亲强迫他接受的，跟鲁迅一样，妻子是寡母给儿子的“礼物”。刘呐鸥的妻子黄素贞是她的表姐，长他一岁，结婚时刘呐鸥只有十七嵗。此后数年间，刘呐鸥大部分时间都在外求学和流浪，日记中提及妻子时毫无爱意：“晚餐前接到素贞一封信，难看得很，终不知说的什麽。”（四月十七日日记）以刘呐鸥的学识和见识，乡下长大、教育程度有限的黄素贞岂是他可以思想交流的对象？

回到台南之后，刘呐鸥跟妻子生活了一段时间，但从日记来看，夫妻关系非常恶劣。“啊！结婚真的是地狱的关门。我不知道女人竟然得呆呆到这个地步。女人是傻呆的废物啊，我竟被她强奸，不知满足的人兽，妖精似的吸血鬼，那些东西除放纵性欲之外那知什麽。”（五月十八日日记）“女人，无论哪种的，都可以说是性欲的权化。她们的生活或者存在，完全是为性欲的满足。……她们的思想、行为，举止的重心是‘性’。所以她们除‘性’以外完全没有智识。”（五月四九日日记）可见，在夫妻性生活方面，黄氏采取主动，让刘呐鸥男性的自尊有受挫之感。刘在外面花天酒地，除了嫖妓以外，还有固定的情人，对夫妻之间的房事兴趣不大。黄氏长期在家独守空房，且迫切希望成孕生子，积极主动自在情理之中，却引发丈夫的极度反感。

到了三十年代，黄素贞先后为丈夫生下三个子女，刘呐鸥将全家接到上海，一家人终于过上一段时间其乐融融的生活。少年风流时的刘呐鸥一派浪荡子行径，到了中年却是顾家的好丈夫、好父亲。他们一家居住在一所豪华的花园洋楼中，出行还有豪华汽车。刘呐鸥常常带着全家一起去看电影，也常带妻子去跳舞，家人津津乐道他是“舞王”。他喜欢替妻子购衣饰和皮鞋回来，完全不用试穿。一九四零年刘呐鸥遇刺身亡后，黄素贞携子女回台南，后又回上海居住两年，处理刘呐鸥在上海购置的庞大产业。在处理刘呐鸥的遗产时，黄素贞与婆婆兼姨妈陈恨闹翻，双方甚至对薄公堂。

一九二七年上半年，在刘呐鸥日记中出现频率最高的是一个人，是他的情人百合子。在上海受战火波及时，他特别安排百合子迁居到安全的地方，在日记中为之牵肠挂肚。后来，刘呐鸥要回台湾，百合子要回日本，两人被迫分手，分别前很有一段缠绵悱恻的记载。四月九日记载：“我去找百合子，她只一个人在着，犹躺在床里，看我进去，她放哭了一声，怨我好久不去。她并不理我，只管哭了。”次日又记载：“二点多去找她。给她五十元让她赶快回到东京去结婚。她说结婚真是无聊，她要去大阪工作。我并感到我们就此永别，但是我们或者此去真得不会相见了。回想过往，未免有种依依。但是我们终于昏暗的街前别了。”百合子是谁并不重要，在刘呐鸥的生命中，还会出现多位像百合子的女子，与之相爱并互相伤害。

最风流的浪荡子，也不愿自己的女儿遇到一个像自己这样的男子。有了女儿之后，刘呐鸥希望以日本的方式教育女儿，甚至让女儿嫁给日本人，因为在中国女性的地位实在太低了。

在跟日本朋友谈及女儿的将来时，他第一次不再是“女性憎恶论者”，而视女性为人间宝物：“我将来不想将女儿嫁给台湾人。而且，在上海，我一想到女儿成为中国人的妻子，我就害怕。中国的男性表面上对女性尊敬，但私底下生活的女性，是过得多麽悲惨，一想到这，绝对不想把女儿嫁给中国人当妻子。”

本为日本人，何来汉奸说？

一九三二年，水沫书店毁于淞沪战争，刘呐鸥从此转向电影事业。他热爱电影，在战争的硝烟中希望继续电影事业，在一九三九年加入由南京维新政府、满洲映画协会、日本东宝映画株式会社联合成立的“中华电影股份有限公司”，任制片部次长。他心里想，在哪里都是拍电影，对他而言，日本就是祖国，他没有像周作人等中国文化界名流不得不“落水当汉奸”的心理负担。

汪精卫政府中央宣传部成立《国民新闻社》之后，一开始的社长是江苏省省长李士群，暂时由黄敬斋代理。由于总主笔胡兰成的推荐，刘呐鸥的好朋友穆时英很快当上总编辑，不久，又取代黄敬斋，正式任社长。

一九四零年六月，穆时英遇刺身亡之后，胡兰成介绍刘呐鸥接任。有人劝刘尽量地深居简出、以防不测。刘此前常常在朋友面前谎称自己是福建人，这时他已摆明是台湾人的身份，而台湾那时是日本人的管辖区域，台湾人就是日本人，所以他认为自己不会被当作汉奸视之，行动仍与往常无异。

一九四零年九月三日中午，日本电影业者松崎启次来来中国拍摄纪录片《珠江》，由刘呐鸥挑选地点，在四马路的京华酒家，一共约了十三人一起午餐，讨论电影拍摄问题。

餐毕，两点十分，刘呐鸥先告退下楼，松崎启次忽然听到听到四、五声枪响：

被杀了！被杀了！传来两声刘先生的声音，还是用日文说的。

那声音充满力量，和平常很有精神的刘先生的声音有些许不同。

我跑出去。刘先生仰躺在楼梯中央。他右胸前的衬衫有一颗球大小被血染红。我一瞬间庆幸被打到的不是心脏。为了让出血减少，我用两手抱住他的胸前。然而失去意识的他身体十分沉重，我使劲也抱不起他。我把他从楼梯拖到汽车。

印度人的警官挥舞着手枪在追着谁的样子，那瞬间我想追的应该是犯人吧！……刘先生的司机边哭边跑来，我和他两个人把满身是血的刘先生抬到车里，接着开车冲出已经拉起的封锁线。……汽车停下来，刘先生的身体被送到医院的手术室，医生用放大镜检视刘先生的瞳孔后，简单的说“已经没救了”。但是我还是不放弃，我自己检查被血染红的衬衫上的弹孔。子弹有三发，且有一发是从右边进去然后向左，可能打断了动脉。

本来，刘呐鸥要赶去赴的下一个约会是跟影星李香兰（山口淑子）商洽拍片事宜。李香兰如约来到店里，未料对方爽约，这不是一向守时的刘呐鸥的风格。翌日看报才知，刘呐鸥遭暗杀身亡。李香兰再也不可能在刘呐鸥导演的电影中担任女主角了。

刘呐鸥确实死于国民党特务之手。当年十二月二十七日，重庆国泰戏院举办国民党文化工作委员会会议，史山东在总结发言中宣布：“在我们电影制作人当中，陆续出现卖国叛乱之人。叛乱者之代表刘呐鸥，已被我们亲手射杀。此事，已经严厉的教训了那些叛徒。”

然而，即便在非常时期，胡乱杀戮是否符合正义原则？汉奸的标凖、杀人的权力，掌握在哪个人、哪个部门手中？杀刘呐鸥并非刘呐鸥有多大的恶行，乃是要利用他的死亡制造恐怖气氛。但是，靠恐惧来打造的“爱国心”究竟有多大的价值呢？

从此，刘呐鸥从中国和台湾、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历史叙事中消失了。“忠奸之辩”是大中华历史叙事的主轴。在善恶二元论的世界观中，“汉奸”当然是“一生无足观”的“历史垃圾”。

然而，在抗战期间，中国有各个不同阶层的人士以各种方式同日本占领军合作，他们都该死吗？研究所谓“通敌”现象的学者卜正民（Timothy James Brook）指出：“历史研究者不能塑造道德准则，也不能制造道德知识。历史研究者的任务不是提出错误的观点来抨击过去的历史参与者或现在的读者，而是调查在某时某地产生道德准则的标凖和条件以便精心研究。追问为什么一些中国人选择与日本人一起工作是历史研究的课题，但是探寻那时的合作为什么对人们具有意义可能更为重要。”去“道德绝对化”的历史研究和叙述，在华语文化圈中仍寥寥无几。更何况，无论从法律还是文化的意义上，都很难将刘呐鸥定义为“汉奸”——反之，毛泽东和蒋介石更有“资格”被命名为“汉奸”。

在那个国族意识高涨、甚至成为对人的最初定义的时代，刘呐鸥反其道而行，以超越国籍、种族和文化的“世界人”自居。那个时代容不下这样的人，刘呐鸥即便不死于那一场谋杀，也会死于另一场谋杀，或者国共两党的政治清洗。不过，让人欣慰的是，子弹并不能战胜文学、艺术、自由和梦想。在灵魂的意义上，向死而生的刘呐鸥比那些暗杀他的“爱国者”活得更加长久，正如他的友人所说：

在八一三以前，我对呐鸥的日本籍是毫无所闻。但是，国籍又有什麽关系呢？如果我们把他作为一个中国人，他在中国新文化运动所建下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他在中国生活的时间较长远，所以他的思想，他的性格，他的言行是属于中国的。反之，如果把他作为一个日本人，他的一生工作是更加伟大。他深深地走入中国的文化界，去发动中日文化一元化的工作，我相信没有一个日本人干过这样艰深的工作。对于中国日问题，他对我说，中国人的长处和短处，以及日本人的长处和短处，我们都知道得很清楚。我们要由中日文化界彻底合作，探求一种新的文化，一种能够使中日两国共同努力的新文化，才足以领导民族，消弭战争。莫论他是中国人或日本人，他的理想是谋中日两民族的永久幸福，或是全人类的永久幸福。他的思想言行，都是本着他的艺术良心和精神。他的死，我深痛独裁政权的残酷。呐鸥不是一个中国人，或是一个日本人，而是一个世界人。

《1927民国之死》书封。(作者提供)

＊作者为旅美作者。[本文选自作者新著《1927民国之死》(八旗文化出版)]

本书作者仿效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之笔法，挑选了25位代表性人物，透过书写他们在1927年前后的生命历程、政治理念与精神取向，来呈现中国的真实面貌，进而探讨近代中国由帝制走向宪政共和的转型为何全盘失败。其中既包含了蒋介石、毛泽东、汪精卫、胡适等重要人物，但为了突破传统国共两党单一史观的框架，余杰更广泛地纳入过去不被重视的角色，诸如其中包括代表了庶民社会的商人、农民，如刘大鹏、张幼仪；为少数民族与边境地带发声的川岛芳子、图登嘉措（十三世达赖喇嘛）；还有反映了列强的观点的鲍罗廷、史迪威等外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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