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

这句话见《论语》《卫灵公篇十五，15。15》。 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君子遇事反思自己，小人有过全推别人。孔子为认君子和小人的区别就在于此 。当然， 任何人都可以反对这一观点，你可以和五四运动前辈那样高呼“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也可以学文革红卫兵破四旧的革命运动，砸孔子像，烧圣人书。或者学习“批林批孔”运动中贫下中农的豪言壮语：“把孔老二打翻在地，再踏上千万只踩过牛屎的脚”。但是，你不能不让别人用这句话分析社会众生像。

孔子对君子和小人的一系列论断，为中国的君子文化和小人文化做了定义，说明中国古代文化传统从一开始，就有两种完全相反的极端，既有忠信仁义， 又有贪妄私欲。文化大革命中， “大老粗要占领上层建筑领域”“工农兵要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旧大学”。学者精英被大老粗专政，斯文扫地，中华大地“黄钟毁弃，瓦釜雷鸣”，为小人文化的膨胀提供了机遇和条件，而且几十年来常盛不衰，发展到了极致，成为中国的统治文化。而中华文化的精华君子文化，则被挤占的几无立锥之地。 尤其以“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表现的最为典型。

文革初期，我就被打成反革命，没有任何群众组织接纳我，直到发配离校，都没有参加过任何派别（当时叫自由战士），所以能以中立的眼光观察文革，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立场观点。

现在提起文革，几乎所有的回忆录，精英学者的研究文章，都把责任一股脑推到“四人帮”，林彪，毛泽东身上。然而，事实并非如此。1966年 8 月5号中央关于文革十六条就十分明确地提出：“要文斗，不要武斗，要触及灵魂，不要触及皮肉”。可就在同一天，师大女附中就把校长打死了。那些高干子女就是要用打人表现自己对”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痛恨和”紧跟毛主席继续革命“的坚定立场。他们穿军装，就是要效仿解放军“杀敌立功”。学习雷锋“对待阶级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无情”，就要 往死里打“阶级敌人”。这和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目的一点关系没有。然而，这些杀人犯事后把责任统统推给“党的领导”，把自己的责任推卸的干干净净。

那些在大学里批斗“反动学术权威”下手最狠，“根正苗红，三辈贫农”出身的学生，不仅没有执行“十六条” “要触及灵魂，不要触及皮肉”的指示，反而把老教授往死里打，到“反动学术权威”家里抄没值钱物品，装进自己腰包，骑着从教授，“走资派”家抢来的自行车在校园招摇过市，得意洋洋。文革后把自己犯的罪行全推给当时的“革命形势”，本人的贪婪丑恶的小人心理就完全不提了。

九大把林彪作为接班人写进了党章，1970年军管会成为掌握生杀大权的最高权利机构后，就开始“镇压反革命”，对无辜百姓 大开杀戒。无数优秀知识分子只因为善于思考，对文革有看法，就惨死在本应保卫他们的解放军的枪口下。这些冤魂被平反昭雪后，行刑者又把责任全都推给“四人帮”，林彪，那些签发死刑的军队官员当年因为“杀阶级敌人有功”而升官发财，全家从农村转入城市户口，鸡犬升天。至今没有一个承担责任，哪怕连忏悔都没有。

文革过去快半个世纪了，过去的事不说也罢，社会总是在向前发展的。那么，现在就比那年头好点吗？我看是坏的有过之而无不及。 不能因为进化论就觉得后代会比他们的先辈更好些，当物种为生存而竞争时，进化也可能向消灭其他物种的方向发展。

以今年北京出的空气污染为例，就可以看出，当代人“功则归自己，过则委他人”的本事，绝对超过他们半个世纪前的先辈。今年春天，北京出现雾霾污染，几乎所有的媒体和公众舆论都指向政府治理污染不力，却没一个人认真分析这污染怎么来的，自己应该承担什么责任。

五十年前我上大学的时候，北京不过四，五百万人，市区范围大部分地区还不到三环。晚上在校园里就可以清晰地看见银河星云。城墙外的护城河，清澈的可以看见河底的水草。半个世纪以来，北京市人口扩大了四倍，一半以上是外地来淘金发财的。他们北京城乡开的餐馆饭店比北京老字号增加了不止几百倍，而每个饭店就是一个烟雾，噪声，味道污染源。他们生意兴隆，财源滚滚进了自己的腰包，把污染留给了北京的天空和大地。

这些暴发户为了炫耀自己的财富，首先要在北京买房开车，而雾霾的另一个污染源就是汽车尾气。 二十年前，北京只有五十万辆车，而现在超过五百万辆。北京还是那么大块地方，可汽车尾气排放增加了十倍，再加上那些外地进京，给本地区在北京做官的老乡“上供”的公车跑到北京去排污，北京的空气能好的了吗。

近三十年来，北京一直就是一个大工地，拆了四合院盖大楼。在拆，运，挖，盖的过程中，又有多少粉尘飞到空中，这还不算施工过程中的能源消耗，燃油烧煤对空气污染的贡献。因为房地产商在北京盖房子能发大财，官场新贵，商界土财要住别墅豪宅，豪华办公楼，享受歌厅会所，北京的基建施工遍地开花，盖了拆，拆了盖，永无宁日。你不能指望在水泥沙尘飞扬的建筑工地呼吸干净空气 。而这肮脏的空气，正是那些抱怨污染的人带来的，害人者反而装成无辜的受害者而抱怨别人。

这些制造北京污染的外地新移民一致把责任推到“政府治理污染不作为”。当然，政府的职责是不可推托的，但绝决不只是治理不力这么简单。当年北京燕山石化建厂时，周总理就 告诫说，我们不能走国外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要把污染消灭在源头。但燕山石化那些贪官就敢欺骗周总理，用干净水冒充净化废水养金鱼给周总理看，为后来的污染制造者树立的榜样。

制造业从来就是公认的污染大户，北京市政府的贪官恶吏，为了获取不义之财，引进大量国内外工业到北京落户。表面上养活庞大官僚机构的的税利收入就不说了，单是在项目审批，土地出让，建筑投标过程中的提成，回扣，贿赂的猫腻，就不知到肥了多少硕鼠。这些官员到北京是为捞钱做官享受的，对北京毫无感情可言。北京不是他们的生长的地方，北京污染干他什么事。就算是知道是污染项目也装聋作傻，或者合伙蒙骗过关。只要能捞到钱财，给本村老乡揽到工程，银子装进自己口袋里是真的。更何况不少北京官员还是些既无知识又无文化的土鳖，污染不污染他们自己还没弄明白。

北京那些官僚的责任绝对不止是不认真治理污染，而是欺上瞒下，为了获取利润而有意制造污染。如果要动真格的治理污染， 就好比掘了他家祖坟，坏了他家的发财风水，肯定要歇斯底里地反抗，这才是北京污染日趋严重而得不到治理的根源所在。

说到底，人就是最根本的污染源，衣食住行，吃喝拉撒就在制造污染。 那些跑到北京发财的外地人把银子赚进自己的腰包，把污染留在北京的天空大地，却要抱怨北京的生活环境。嫌北京环境污染，你回老家啊，没人拦着你。又赖着不走，还怨天怨地，又制造出许多的噪声污染，典型的“端起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小人求诸人”。少了这帮小人抱怨，北京老百姓的耳根子也会清静许多。这些“污染源”留在北京，北京将永无天蓝水清之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