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致夫：从托克维尔、郭文贵谈中国为何没有崩溃

89民运人士王军涛先生，在一档访谈节目中分析“敲响中共丧钟的人”时，提出一个观点：自从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先生推荐中共官员读托克维尔的名著《旧制度与大革命》，似乎学者不读、不谈托克维尔，就算不上学者！而实际上，几乎所有人都理解错了这本书！不妨暂时搁置王先生这个观点（有机会再议），先来看看法国学者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的一个主要结论：“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

这应该是王岐山先生推荐中共官员读一百多年前这本书的关键原因。事实上，自毛时代终结、国人梦醒之后，特别是苏东巨变的严酷现实，让中共最高层中亡党亡国的危机感从未离开须臾！而学者托克维尔之所以在百多年前得出这样“危言耸听”的结论，除了法国革命历史史实的启示，更因为改革、革命这类变局往往具有一旦开始就刹不住车的普遍性特点。长期积累的各种社会矛盾在变革之际得以释放甚至爆发！民众的高昂热情、过高期望一旦被令人兴奋的变革前景点燃，极易形成彻底燃烧，直至将旧制度打个粉碎的强大惯性。

上世纪60至70年代，荒谬的十年文革给中国人和中国社会带来巨大灾难，国民经济因之走到了几乎崩溃的边缘！所幸毛时代在1976年终结，在邓小平复出后，中共迅速开启声势浩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并确立了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正如邓所界定的：中国的改革就是一场革命！但10年后的1989年春夏之交，中国爆发声势浩大的民主运动！最后，中共用一场巨大的6·4悲剧的代价换来失控危局的平息！应该有不少人都会同意，这正是托克维尔论断的一次应验！同时，中共也深刻地汲取了这次教训，防止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

但从更广阔的视野回头审视中国过去长达40年的改革开放之路，海内外不带偏见的结论，都只会是巨大成功！这就意味着托克维尔论断并没有导致中国改革的失败。中国改革进程的最大成功，并非最引人注目的经济成就，而首先在于对改革进程节奏的有效把控！也包括对民众热情与愿望的巧妙制约。客观事实就是，一切都在“顶层设计”的完整规划之中，一切都在中共魔力无边之手的掌控之中！改革总设计师邓小平那个著名的“摸着石头过河”理念，也绝非中共漫无目标的盲动，而是目标清晰、进程审慎的走出困境之路的理性探索与实验。邓之后的江、胡、习，如果说有什么最大共同点，最生死攸关的一个共同点就是对改革节奏的严格、谨慎把控！除了开创以深圳为代表的特区先行模式，几乎所有重大改革举措都坚持先在小范围内实验，然后再决定是否全国推广。正是这一点保障了中国这场持续长达40年的改革依然在路上，依然有条不紊地前行！在社会和民众可承受的最大代价阈值边缘，取得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令外部世界不断跌破眼镜。

而中国人超强的承受力，才是世界人口第一大国这场史无前例的改革没有失败、没有失控的更关键原因！笔者一向反对所谓的民族“劣根性”这个提法，但这不意味着我们这个民族在五千年历史的民族性格塑造过程中，没有形成一些算不上光彩、利弊共存的特质。例如，奴性总被世人看成是一种有害的负面特征，这没有问题。但换个视角看，这一特性同时成就了我们这个民族超强的承受力和忍耐性！无疑，改革红利的最大受益者，是以权力、金钱和名人效应为特征的中国新生权贵阶层，或称既得利益阶层。而最后分一点改革红利残汤剩羹的是底层普通百姓。但这个占中国社会绝大多数的阶层，在承受最大改革代价、享受最少改革红利的可悲局面下，却忍受了一切！并没有导致中国社会的整体失控，所有局部的“群体性事件”都被巨大的维稳资源摆平。

冯小刚电影中有句话是有道理的：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毋容置疑，正是最广大底层百姓超强的承受力，形成奇异的社会效应——中国社会显示出外人无法理解的超常稳定性！这让困难与险恶无法想象、任务艰巨与复杂程度无法想象的改革进程得以稳健前行，而始终没有出现大的社会动荡甚或失控危局。而以章家敦先生为代表的中国崩溃论者，对中共和中国社会未来N多自信满满的预测，最后总是以破产而告终！其根本原因很简单，就在于他们始终没有读懂中国民众的这一特质及其社会效应！这也决定了海外一些人为中国未来制度的精心设计总是流于口号式纸上谈兵、空中楼阁式幻想，而偏偏不具现实可行性！

最后，应该如何看待郭文贵爆料现象？无需认定坐拥巨额财富的郭文贵是一个一般意义上的“好人”，作为一种非指控性判断，大可相信，在这位大亨聚敛财富的几十年风风雨雨中，也曾做过不少坏事、不规矩的事，也包括可能与女下属有染（并非必然强奸犯罪）这类个人私生活方面的瑕疵；也无需否认口才极佳的这位商人文化程度并不高，一些言论缺乏严密的逻辑，还有些夸张言辞足以损害其可信度；更无需将这位富豪爆料的目的从“保命、保钱、报仇”拔高到为了国家、民族的高大上境界，尽可相信，其无可指责的私心必然大过公心，向中国政府妥协必然是始终存在的选项。但是，无论真相如何，必须承认，此人的高智商、高超的政治策略（只反贪官，不反习，不反共，不反中国）和截至目前爆料过程的精彩演绎，都是超乎想象的。而其爆料的客观效果，除了对其本人利益的维护，对中国官场和商界的冲击波，对中国政治生态的强刺激，对中国法治建设的推动作用，甚至包括对中共十九大布局的微妙影响，都是无法否认的。

但将其置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广阔背景下审视，亦不可高估郭文贵现象的重大意义。郭就是一个异数、一个特例，并不具有普遍性。尤其不代表中国政治生态的一般特征。正如89民运事实上成为中国当代史的一个特例一样。尽管无需否认，郭文贵的出现对中国的反腐、改革进程可能带来正面效应，但郭文贵现象尚不足以带来中共和中国社会的彻底变革，甚至不足以影响中国改革开放按部就班的循序渐进节奏。如果对郭文贵爆料的所谓“核弹效应”抱过高期望，最终难免失望。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认知，在不作价值判断前提下，可以有把握地预言：与托克维尔论断相反，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过去不曾失控，现在依然有序，未来也不存在大风险。中国崩溃论者们的结论，在可预见的未来，仍然没有值得期待的应验前景！这就是基本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