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转贴老愚：”对一些爱国者而言 爱国只是一门好生意”

--在极权主义国家，爱不爱国不仅仅是一个政治正确的问题，还是一个涉及生存安危的问题。按照他们对爱国的定义，凡是非议政府的，拒绝与政府合作的人士，都是国家的敌人，国家当然不会保证他们的安全。一个被迫爱国的人，毫无疑问是国家的奴隶。 

【假革命】51年前，即1966年5月25日，北京化纤学院一年级男生H在日记里写道：“Y纯粹是个小人，不知什么原因她把我在五一写给她的信告诉了团支部。今天，书记找我谈话，我把我们俩的一切问题都告诉了她，并且把我对Y的看法也说了。我认为Y是一个虚伪的小人，是一个善于伪装自己的人，她总是想的多却又装出一本正经的样子，口是心非，她和同学相处一点儿也不真诚，让人捉摸不透。

别看她现在要求进步，她是一个假革命者，她进步的动机是不纯的。她之所以这样，是由于家庭的影响，在社会上生活了一年受了些影响，再加上她看的外国小说多的原因。如果她真的要求进步，她会狠狠地挖自己头脑里的脏东西的。”工人出身的男大学生H，与小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Y，两人因为情感纠葛产生了误会，竟先后交待给团支部书记，骤然交恶。

在革命面前，每个人都在疯狂地表现自己，诋毁对方，不惜践踏男女之间美好的情愫。这段话会让人感知那个荒谬的时代，当年那股炽热的革命激情，何其无情、暴虐与狰狞。

【爱国】美国马里兰大学中国留学生杨舒平的毕业演讲，因为夸赞了美国的空气和言论自由，而招致爱国者的激情攻击。他们要她道歉，她也被迫发出了道歉信，重申自己是热爱祖国的。自由教育是她演讲的主题，她想表达的是一个人可以在开放、自由的美式教育里学到什么：独立思考，自由表达，参与社会进步。她说的是实话，却是爱国者们不乐意听的。

爱国，爱党，爱领袖，是极权专制国家对其臣民的基本要求。一个人可以不爱自己，不爱父母，不爱人类，不爱大自然，不爱艺术，但必须爱着这三位一体的神圣主宰。为祖国而奋斗，为党的事业献身，为领袖的嘱托而工作——这就是一个人和国家的关系实质。国家本来有多重含义，最简明的是指由政府控制的国土。对一个人而言，国家更多的是祖先的领土的意思，祖祖辈辈繁衍生息的土地，这样的一个地方，一个人在内心里是不免有留恋之情的，其浓度因人而异。

对某块土地的感情并不等于对统治这块土地的政权及政府的感情，这是一个常识。但在中国往往混为一谈，而且掌管意识形态宣传与教育的，刻意混淆其中的区别，让人将政权与祖国等同起来。在中国，几乎每年都要闹一次笑话，那就是国庆节当天，官媒会出现庆祝祖国多少年华诞的口号，他们把中共建政的1949年作为祖国诞生元年。其谬误不言而喻。

按自我命名的爱国者的逻辑推演，一个人如果不爱国，那他就不能算是这个国家的人。而他们所说的爱不爱国的标准，简单来说就是是否拥护现政权。对中国人而言，长期处于极权主义统治之下，出于安全考虑，不到万不得已，他是不会轻易说出反对党和政府的话的。

爱国者恰恰利用这一点，逼迫你在祖土和现政权之间划等号，如果你说你是爱国的，那就意味着你必须无条件地拥戴这个政权——不管这个政权给予你什么，也不管你心里是否认可这样的政权。他们时刻提醒你，你不是一个自由人，而是现政权的人质。你的言行如果触犯了政权，你就会面临严重后果：一个人竟敢背叛自己的祖国？申讨辱国者的每一次行动，都在在强化这种隶属关系：你如果是一个中国人，你就不仅仅属于自己，而是属于更大更威严的一个概念。

作为一个赴美留学的学生，杨说出的不过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这样的真话当然令爱国者们不悦，因为自由与奴役的对比非常强烈，会让人看到中国人的生存状态，也可以说一种文明的审判。对爱国者们而言，中国是什么样的国家并不重要，不管他们在其中处于何等不堪的境地，他们不允许别人诟病它，他们把自己和这个国家视为命运共同体，国家的尊严或者面子就是自己的尊严和面子。

对一些爱国者而言，爱国只是一门生意，而且是一门好生意。他们以假装的爱国表演，换取当局的认可，进而获得飞黄腾达的机会。一旦有机会，许多标榜高调爱国的会在第一时间逃离自己的国家。

在一个合法政权主政的国家，选民和政权的关系如何，都不会影响他们对那块土地的感情，爱不爱国真的不是一个问题。人们拥有宪法赋予的不受侵犯的权利，他人是无权过问一个人的政治倾向的，我爱不爱国关卿何事？

在极权主义国家，爱不爱国不仅仅是一个政治正确的问题，还是一个涉及生存安危的问题。按照他们对爱国的定义，凡是非议政府的，拒绝与政府合作的人士，都是国家的敌人，国家当然不会保证他们的安全。一个被迫爱国的人，毫无疑问是国家的奴隶。

我在哪方土地上能获得自由，那儿就是我的祖国。这是自由人的心声。

【于建嵘现象】带一干艺术家云游四方的学者兼画家于建嵘，因所盖东书房强拆，被迫回京应诉。分别匆匆，名叫威威的小狗走丢了，在好心人的帮助下，狗很快就找回来了。他与爱犬的感情令人掬泪，但他在宋庄的房屋恐怕很难保住。在一个没有产权保证的国家，一切运用权力变通的手段，可以促成某桩事，也可以毁掉同样一件事。

为何要对于建嵘实行选择性执法？理由有二：因为他是众多上访者的精神支柱；因为他以东书房的名义举办了多场讲座，主讲嘉宾多为敏感人物，话题也令官方不悦。作为一个有巨大影响力的知识分子，于建嵘一直在寻求与现政权的和谐相处。

他低调行事，近乎透明地活动在“老大哥”的鹰眼之下，试图以此消除官方的误解和敌意。即使如此，一有重大政治活动，或敏感日子临近，他总是被坚决驱逐出京城。

于建嵘的遭遇说明，一个人即使非常正派、坦诚，真心为国家考虑，以建设性的原则做事，只要秉持独立人格，就不可能被官方信任，要么销声匿迹落一个平安，要么被强行消除影响，沦为被严防死守的敏感人物。他们以拆迁违建的名义强拆全球闻名的东书房，便是发出一个强烈信号：我们已经不在乎舆论，对不喜欢的人有能力撵走。

在我看来，不论于建嵘自称多么有理有据，但他最终恐怕难以赢得官司，保住自己的房子。他的事例说明，一个真正的爱这块土地的人爱民众的人，一个怀有赤子之心的学者，并不会被统治者视为爱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