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如此结局？

  转眼“六四”事件过了28年，当年这震惊世界的惨剧渐渐被越来越多的人淡忘。有人不解“反右”22年后都会以“扩大化”的结论“平反”，怎么“六四”就好像“铁案如山”？其实这都得是中共说了算的事儿；指望中共“平反”“六四”，那要看中共执政者怎样权衡利害关系。现在，我想到的一个问题是，为何“六四”会是这种结局？

  我当年就在北京，那场惨剧的种种印象至今记忆犹新。当时全世界都震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执政的中共陷入空前的孤立。可至少我本人没有料到，“六四”惨案的决策者邓小平坚持他的经济放手，权力决不退让一丝一毫的路线，竟能维持到现在；甚至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仍能相对平稳。这个显得臭名昭著的政权随着经济的发展，因为手里有了些钱，居然成了世界上的“香饽饽”。当然，专制制度下的必然是只有更腐败，没有最腐败；可中国大陆的老百姓的“忍耐力”的阈值好像是在无限的增长。中国大陆经济实力成为世界大国后，世界各国，特别是西方国家好像更愿意忘掉“六四”；这场运动当年看起来是多么的声势浩大呀。呵呵，其实西方政客们是现实的，既然这个被冠以“民主运动”已逐渐销声匿迹，而中国大陆的巨大经济实力又是明摆着的事实，为什么非要跟这个“巨人”过不去呢？

  看来人们，包括我自己，过去是过分地看重“六四”运动的影响力了。其实这场运动被中共无情的镇压后，就已经大体上结束了历史使命。之所以如此，我体会有三个方面的原因。首先，这场以学生为主的请愿运动之所以能闹腾起来，当时中共内部路线斗争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场路线斗争在中共的改革派和保守派之间展开。

  当时中共总书记是赵紫阳。一般人们把愿意把赵紫阳和他的前任胡耀邦看成改革派，而邓小平和陈云则是中共保守派的总代表，而那会儿的总理李鹏等是保守派推倒前台的走卒。我觉得可以这样看；但需要提及的是，以赵为首的改革派的力量是相当薄弱的，没有决定性的实权，赵在被罢黜后曾抱怨，他仅仅是邓的秘书长。赵们弱到什么程度？没有邓的首肯，他们什么也甭想干。

  回顾“六四”之前的岁月，胡耀邦的被迫辞职很能说明党内改革派的处境。中共改革派是“文革”后应运而生的。基于“文革”灾难，中国大陆的人们，特别是知识分子和大学生发出了要民主的呼声。1978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定下“改革开放”路线方针后，中国大陆民主空气渐浓。可以说那会儿社会上的政治气氛真的可以用“宽松”来形容。

  不过中共的元老们的内心深处对那会儿的“宽松”是非常不满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越来越感到“宽松”对中共专制政权的威胁。其实即便是党内胡赵为首的改革派也是要一党专制的（据资料讲，赵认为随着社会的进步，一党专制最终要结束；但他即便有这种思想，当时也不能表现出一丝一毫），只不过他们认为当时社会上的民主气氛并不足以影响中共的掌权。

  胡耀邦是个有热情的人，但在国内很多具体问题上有偏差，政治上则遭到党内保守派围攻，最终被迫辞职。他的接任者赵紫阳也面临同样的处境。就在党内两派势力相互斗争之际，大学生们，特别是北京的大学生们的民主热情则继续高涨。他们同情被迫辞职的胡耀邦，不断地上街游行请愿，抗议当时经济发展后的种种腐败现象（与现在比是小巫见大巫），特别是“官倒”。这在日后终于引发了“六四”事件。

  导火索是中国共产党机关报《人民日报》于1989年4月26日在头版头条刊发的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又称“四·二六社论”）），内容将之前全国各地因悼念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而发展出来的打、砸、抢、烧的严重事件，以及“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煽动学生、工人制造事端的行为定性为动乱。邓为首的保守派坚持学生上街定性为“动乱”；赵紫阳则态度暧昧，至少他反对暴力镇压；党内就如何处理学生运动产生分歧。正是因为中共内部对处理学生运动的步调不统一，北京大学生们的街头政治愈演愈烈。

  在我看来，当时北京走上街头的大学生和市民们的政治态度是倾向赵紫阳的。他们希望通过街头的和平请愿加强赵的力量。然而学生和市民们的行动反而成为赵紫阳为首的改革派的硬伤。最终导致赵紫阳被免职，党内的改革派遭到毁灭性失败。其实也不能不失败，赵为首的改革派在党内的力量是非常弱小的，邓小平大权在握，特别是兵权。

  经过这些年的思索，我不认为当时北京走上街头和平请愿的大学生和市民们有“摆脱党的领导”的图谋；他们绝大多数人只是希望赵紫阳为首的党内改革派，在路线斗争中能占上风，继续领导“改革开放”。从这种意义上讲，请愿者仍是希望在中共改革派的领导之下的。当党内保守派罢黜赵后，中共改革派等于彻底“歇菜”；如此，北京走上街头的大学生和市民们即便抗争于一时，接下来又能有什么作为吗？

  说到第二条很简单，当时“六四”运动仅局限于政治中心北京，中国大陆其它大城市的政治气氛远不如北京。“六四”运动时，中国大陆很多大城市的大学生纷纷到北京来参加示威请愿就是例证。他们抱怨“我们那儿的群众觉悟低”。由此说明，对当时中共掌权者说来，只有北京失去控制，需要坚决地武力镇压，其他大城市安然无恙。中共从容从军队调兵，将北京的和平请愿示威镇压下去。假如全国各个大城市都如北京一样的大学生和市民如火如荼地在街头抗议示威，中共的决策者们还能如此从容吗？

  这样一分析，你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当时全国只有北京一个城市成为中共保守派的必须重新控制的地区，其它城市的状况远没有让中共决策者担心，并分散其镇压力量。这是我说的第二点，当时中国大陆的百姓也就是北京地区闹腾起来，其它城市几乎一潭死水。记得“六四”军队镇压的电视播放的时候，我们在深圳的朋友痛心疾首，可深圳人却无动于衷。让我把第二条归纳一下：当时除北京外，其它城市民众对国家政治的参与意识很淡漠。

  第三条，人们参加“六四”运动基本上是自发的，即便后来北京有“学自联”和“工自联”组织，其引导力和组织力都非常薄弱，跟中共政府有组织地镇压“六四”运动是天壤之别。至此，反中共的民主人士们应该得出一个简单的结论：有组织的政党在国家的民主进程中是多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