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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12月13日，我軍進入南京城。緊隨其後，我南京總領事代理（福井淳氏）也從上海返回南京。由福井總領事代理發送我外務省的電報是最早的現場情況報告，內容是我軍的殘暴殺戮行為。這份電報隨即由東亞局轉送給了陸軍省軍務局局長。當時，外務大臣看到這份報告既震驚又擔心，對我（東亞局局長石射豬太郎）說：必須尽快設法處理。因此，我回答大臣說：電報抄件已送達陸軍省。在海陸外三省當局聯席會議上，我將向軍方提出相關警告。

······然後，根據大臣授意，我在下一次聯席會議上，向陸軍省軍務局第一課長出示了該報告，並再次要求采取嚴厲措施處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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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某大佐前来日本大使馆进行威胁的，是“来自大本营的命令”，被认为是由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于1938年1月4日下达给华中方面军的训示。该训示由华中方面军参谋长塚田攻少将，以《关于军纪风纪的通告》形式下达到各部队。通告严厉指出：“近来，有辱军风军纪之事时有发生并日渐增多，实不愿信之，然毋庸置疑。考虑到一人失态，有损全队之真正价值；一队之过失，终损毁全军之圣业······务必严格整顿军纪，相互禁戒，严防越轨粗暴行为，各人自律，全队禁止放纵。”从这个训示可知，参谋本部掌握着南京正在发生的违法犯罪情况。前面提到的那个大佐，正是因为得知是南京日本领事馆员向中央报告了日本军队的违法犯罪事件，才前来威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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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军部中央，当南京事件真相大白后，为肃正华中方面军军纪，决定更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教育总监畑俊六大将在其1938年1月29日的日记中，记录了向杉山元陆相提出建议一事。

“支那派遣军作战告一段落之际，军纪军风日渐颓废。如果抢劫、强奸这类犯大忌的劣迹还屡禁不止的话，必须让征召预后备人员回国，让现役兵替换他们，并让现役军官替换上海的松井大将。另外，用现役军官替换军司令官、师团长等征召人员。我向大臣提出了这个建议。

• 松井石根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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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南京城时心情是自豪的，第二天追悼会上，心情也还是自豪的，今天却是满腔悲愤。因为这五十天内发生了许多犯大忌的事件。这些事件大大损毁了阵亡将士的功勋，我们何以面对英灵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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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7月，以教育总监本部长安藤利吉的名义，颁布了《事变的教训第四号 步兵训练部分》。其中写道：“在这次事变在，出现了各种犯大忌的事件，尤其是涉及国际问题的事件。虽艰难地取得了攻陷敌国首都这样的战果，但一件小事即可玷污皇威。虽然，教育未必能承担所有精神方面的责任，但由于国际常识这种极其简单的教育不够，导致了事件发生，这个责任是不可推卸的。”由此可以看出，为防止南京事件这种招致国际舆论谴责的丑闻再次发生，必须彻底进行国际法常识教育。

1943年，华中派遣军宪兵队教习队长在他编写的《军事警察勤务教程》“第四章 华中军人家属违法犯罪趋势”中写道：“在支那事变爆发之初，即攻占南京不久，驻支那军队和家属中，存在大量违法乱纪的犯罪行为。尤其是犯上等恶性违纪事件，辱职、抢劫、强奸等犯大忌的犯罪活动也频频发生。此后，由于上司适当指导，官兵开始自律，从而逐渐减少。”

• 冈村宁次《防止重蹈南京事件覆辙的精心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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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稻叶师团长共同承担前线任务的牛岛旅团长（后为冲绳军司令官）已就这个问题制订了预案。据两人说：“因为我师团士兵还会不断犯强奸罪，只让部队中军风军纪最好的都城联队（宫崎县）两个大队进入汉口市区，其他部队只推进至汉口北部。前卫联队要不断轮换。抵达汉口时，务必让都城联队做前卫。”

• 华中派遣军《进入武汉之际军参谋长注意事项》（昭和13年10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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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必须杜绝各种违法乱纪行为，尤其是掠夺、放火、强奸等。

皇军进入武汉之际，世界注意着我们的一举一动，此时正是彰显我皇威、了解我皇军真实形象的绝佳时期。另外，个人过失和失态势必被宣传为全军行为。为此，进退务必慎之又慎。

有胆敢触犯前述禁忌行为者，为了皇军名誉，严惩不贷，绝不姑息。

另，鉴于以往经验，各种违法行为多发期，不是在军队刚刚紧张进城之时，而是在经过若干天后。为此，监督绝不能随时间推移而松懈。

• 东京审判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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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法院有充分证据认定松井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松井没有采取任何有效措施，缓解恐怖时间态势。他拥有统领自己军队、保护南京不幸市民的义务和职权。但他懈怠履行其义务，因此必须认定松井也已犯罪。

• 《东京审判的真实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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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我们日本辩护团一直冷笑着听他们恶意宣传。他们把中国军队撤退时惯常采用的手段，即残暴杀戮行为转嫁给日本军队。但是，随着审理的进展，必须修正一些这样的想法。当然，他们申诉的十之八九看来是虚构和夸张的。可令人遗憾的是，其中有一二成疑为事实。那些事在日清、日俄战争中绝对没有听过。作为日本民族，那肯定是比战败还令人悲哀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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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多胜一的《中国之旅》不是主要讲述南京事件的著作。而且，“百人斩竞赛”是受害者叙述受害经历时，作为传闻讲述的。

• ：“十万军民”还是“一万平民”，数字争议关键在于便衣士兵

秦和板仓这样的“屠杀少数人说”（其实，一万、四万都是大屠杀。但通过玩弄数字把戏，将其与三十万、二十万相比，让人产生不是大屠杀的幻觉。）把杀害“败兵”、“投降兵”、“俘虏”的行为，认为是战斗中的“合法”“行为，不将其视为屠杀行为。

7-22  Medium  刘仲敬摘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