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95年奉调进京担任中央政研室政治组组长开始，王沪宁在这一中共中央直属机构已经工作22年，堪称元老级人物。期间历中共三次权力交接，在江泽民、胡锦涛及习近平时代，于政研室稳步上升，成为中南海首席智囊。并且在党内地位亦逐步攀高，直到中共十九大上，当选中央政治局常委，列席最高领导层。

而伴随着王沪宁在中共政坛日见显要，政研室这一过去颇为低调的部门也渐而走到聚光灯下，不少观察者甚至判断，未来这很可能将是又一块政坛高地。

相较于十八大后新近设立的诸多部门，政研室有漫长的沿革历程。早在1940年，中共成立中央政策委员会，以便进行政策研究，制定更切合实际的政策，为中央提供参考。这一设计打下以后部门沿革的主轴，尽管名称屡有变化，但其初衷职能几无改动。

而后直到1989年，先后出现过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等。中国的智囊机构系统也随之渐为丰富。

1989年7月，中共撤销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和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成立中央政策研究室，确定为中共中央直属部门之一。在王沪宁之前，共有王维澄和滕文生两任主任，任职时间均远短于王。

时至今日，政研室被公认为中共最高智囊机构，负责分析国家情况，制定政策，起草中共中央的主要文件、草案、报告及理论等。

不过这样一个重要的部门，在王沪宁受到普遍聚焦之前，或者说中共十八大之前，却并不算中共中央架构中的一个明星部门，几乎无人关注。那么在未来王沪宁可能的离任后，政研室又将走向何方。

王沪宁出席乌镇互联网大会

有媒体通过十九大后，在公开活动中陪同习近平的人选作对比——此前是栗战书和王沪宁，如今是丁薛祥和刘鹤，据此判断刘鹤或许将接替王沪宁主掌政研室，成为下一时期中共的顶级智囊。但不管人事如何变动，政研室的渐受倚重是可以肯定的，其中部分存在个人因素，不过更多的是恐怕是宏观层面中共执政思路的转变。

有陆媒曾刊文披露，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每年中央一号文件起草前，农村政策研究室都要将习近平、刘源等从中央到基层任职的高干子弟邀来讲基层情况。习、刘等人还被聘为研究室的特约研究员。这段经历也许加深了如今的中共核心对政策咨询及理论研究重要性的思考。

而在政研室深耕二十年的王沪宁，广被认为是江泽民“三个代表”及胡锦涛“科学价值观”等重大政治卢纶的主要策划者。在十八大后与政研室一道受到高层倚重，也理所应当。

而于个人因素之外，更应引起外界重视的，是政研室的崛起，或许在某种意义上折射出中共执政思维的变化。

很显然，中共十八大之后，学者官员开始在政坛上愈发活跃，这里不是狭隘字面上的“学者”，而是普遍意义上的“理论型”“专业型”官员。从政治局常委王沪宁，到地方大员张庆伟、陈求发、陈吉宁、马兴瑞等，均有深厚的知识、专业背景。

这一批官员的起势在十八大后颇为明显，样本之多，已很难用个例来解释，而确乎是中共展露某种新的用人倾向的体现。关于此类官员受到重用的原因，多维新闻已有不少文章论述，大致可归于他们的几大优势，一是视野广阔，利于突破施政窠臼；二是专业所长，便利推进地方经济发展和产业调整升级；再是均为政坛“新兵”，利益牵涉少，可有效推进改革。

而政研室，作为中共理论人才的集中地，自会逐渐在人事层面受到重视。

另一方面，中共执政进入新时代，对理论体系建设的需要，已经前所未见的凸显出来。不论是国内政策还是外交战略，目前的现状都难以使人满意。

习近平曾在中共成立95周年大会上提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毫无疑问，这些形而上的“自信”需求背后，是庞大的理论缺口。如何解释当下的中国，如何解释当下的中共，诸如此类命题，是中共走向现代化政党，于理论建设上的必由之门。

而政研室作为一个专攻政策、理论研究的机构，在新时代的崛起也就不难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