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无神论者（特别是文艺青年）缺乏系统性推理，逻辑思维能力”？
这里当然首先是文科，文艺青年， 形象思维，情感思维 多，而理性思维少。
科学家，理科在一些具体领域，范畴当然经历过 比较系统性，完整逻辑推理能力。
主要体现在形而下学方面，对于看得见，摸得着，可以实证的物质世界而言。
对于 形而上学部分，人情世故，意识形态方面就不一定行了，例如，德国总理默克尔，也是学习物理学的？在处理欧洲难民问题，她是否存在系统性，完整的理性，逻辑推理思考呢？ 值得思考。

人的大脑 相对于是一个推理和思维的器官，工具，也就是说 是一个 计算器。
操作这一台 每一个人大脑的是人的潜意识， 通过触点刺激 输入在第六维度 食欲，性欲 等等，在更高维度通过心输入爱，仇恨等等情感 ，心脏也是一个存在思维意识的器官，不过它不是理性，逻辑性。而是情感性问题。

再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德国，德国以前曾经出现过那么多思想家，哲学家，科学家，工程师他们的系统性推理，逻辑思维能当然都很好。但是，仅仅是在具体范畴，领域，而在大是大非面前同样犯错误，困惑，迷糊。才能够出现像希特勒这样的种族主义者。在这一场战争中有多少哲学家，科学家，工程师，医生，律师追随法西斯？今天在美国医生，律师绝大多数是不是系统性推理，逻辑思维都很强，但是在性骚扰，在利益面前同样失去理性思考，犯错误。

我这里指所谓的系统性推理，逻辑思维，不仅仅是某一个领域，或者范畴。而是针对不同层次，不同维度，除科学以外，包括人性，大是大非的是非善恶方面，等等。

再一个具体实例就是加拿大最高法院判处加拿大政府剥夺了恐怖份子Omar Khadr 的自由，生命和安全(the violation of his rights to life, liberty and security of the person.)， 违反了人权宪章。

如果我们仅仅从人权宪章出发，忽略阿富汗反对恐怖主义战争的事实，割裂恐怖份子Omar Khadr 被他父母亲带未成年子女参加恐怖组织的关系。仅仅考察Omar Khadr 在阿富汗战争中被抓捕以后, 在关塔纳摩监狱以后的情况。 那么，确实是加拿大政府剥夺了恐怖份子Omar Khadr 的自由，生命和安全。

但是，如果我们进一步考察事情的全过程，到底是谁真正剥夺了Omar Khadr 的自由，生命和安全呢？ 是加拿大政府，美国政府？ 还是恐怖组织，或者他自己的父母亲呢？如果Omar Khadr没有被抓捕关塔纳摩监狱，而是仍然在恐怖组织中，参加圣战？ 哪一种情况对于Omar Khadr 来说更加安全，自由呢？ 是谁首先违反了人权宪章，然后再导致美国政府，加拿大政府的反恐行动呢？当然，加拿大政府可能在塔纳摩监狱的过程中存在不适当行为与措施，但是，与恐怖组织，与Omar Khadr父母亲的行为相比较。谁是正义一边，谁是非正义一边呢？难道因为是恐怖组织就可以践踏人类社会一切战争的规则，法律和公约吗？ 谁赋予他们的特权？

因为恐怖组织认为可以践踏人类社会一切战争的规则，法律和公约, 军事人员，情报人员，平民，儿童不分。恐怖组织的恐怖活动才导致Omar Khadr 抓捕关塔纳摩监狱。 因为恐怖组织和恐怖战争是一种政教合一，军民合一，才导致关塔纳摩监狱刑讯逼供获取情报的事情发生。

谁最应该为Omar Khadr 的自由，生命和安全负责任呢？ 为什么Omar Khadr 的父母亲就可以逃避对于自己未成年子女自由，生命和安全的责任？ 如果，我们不能够首先分辨 这一事件全部过程，不能够首先分辨谁是谁非？ 只是单方面考虑局部，细枝末节。 就会在大是大非面前犯错误。如果我们不能够分辨大是大非，是非善恶,以及事情完整过程的前因后果，如果恐怖组织与恐怖份子可以践踏人类社会一切战争的规则，法律和公约，有特权。那么正义就会永远在恐怖份子一边，在罪犯一边。

难道我们是加拿大的律师，法官他们的逻辑思维不好吗？ 为什么出现这些问题？ 我们应该思考。

德国人就是最典型的，最喜欢在细枝末节，分门别类 搞得非常清楚，消耗太多资源。反而在高层次，高维度，大是大非面前搞不明白，稀里糊涂的。 例如，马克思在市场，资本方面化太多精力，细枝末节上面搞一个大部头《资本论》，以为自己把社会问题研究清楚了？ 结果根本就没有理解人性。所以，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 社会问题仍然得不到解决。 失败是必然的。 人的本性在资本与市场更高维度，与层次。 人性主导和支配了资本与市场的运作，把一批资本家，地主消灭了，建立新制度。 结果新的特权阶层，在权力的腐败下面取代原来的一批资本家，地主，而且变本加厉。 他的这一套理论与实践，只能够成为空想。

所以，一个理论首先要把高层次，高维度的问题研究清楚，然后在逐步深入到底层次，底维度分门别类，科学是最低一个层次， 如果纠缠于底维度分门别类的科学细节，是根本不可能真正解决社会问题， 更不用说真正的人的意识，与社会意识形态问题了。

西方民主法治社会，基础于《圣经》的理解，对于人性的恶存在比较多的认识与体会。产生了权力制衡三权分立，并且基础于秩序法治精神保障个体自由，与社会相对稳定。 但是，民主，法治，三权分立，很好的约束了人性。 但是，对于高维度的人灵魂的善良与邪恶，这一套社会体制是无能为力的。 所以，西方制度不能够拯救和改变人的灵魂。 在普世价值派向全世界销售制度的同时，另外一种政治制度正在以宗教，信仰自由的方式不断侵蚀西方社会现代文明的基础。我们就以加拿大最高法院对于恐怖份子Omar Khadr 的巨额赔偿为实例讨论：

我们从上面的图看：

图上面半部分是“善良”的区域，下面部分是“邪恶”的区域，右边部分是赋予 水，流动性，资源的爱形式（专注于建设与修正，成长），左边部分是刀剑与火，审判的律法部分范畴（专注于毁灭与重生，重新做人）。

最高法院，法官与司法系统对于一个社会，就是要公平，公正的处理法律纷争。维持社会稳定与和平。 所以，最高法院，法官与司法系统必须要尽可能保持自己在左边部分的中间位置，也就是大约 270度（假如以善良中心点，为零点0度，顺时针旋转）。 无论如何不倾向于善良一边，或者是邪恶一边。也就是说不能够秉持立场，必须尽可能中立。而不能够被 人道主义，人性的同情心，或者深受同感潜意识的支配，不能够以貌取人。加拿大最高法院的法官问题也就出在这里。受到同情心，人道主义，弱势群体，的人性情怀，使法官，或者陪审团 潜意识 偏离了 法律的公平与公正性。

很多辩护律师受到唯利是图潜意识支配，千方百计为了打赢一场官司。在辩诉过程中 打悲情牌，最善于使用这种手段的当然是妇女，一把鼻涕一把泪。 从而改变法官，或者陪审团法律的公平与公正性的立场。严格来说，律法在人性之上的第七维度，本来就是无情的。

但是，人非草木，恕能无情？ 这就是人的柔软。 法官，陪审团常常被 人道主义，同情心左右。 让法律的天平倾向于另外一边。 这样就会产生双重标准，对于自己立场一方面，网开一面，选择性用一部分事实，或者另外一部法律条款。

加拿大最高法院对于恐怖份子Omar Khadr ， 以及家人（父母亲）带领未成年子女加入恐怖组织的责任，只字不提！？ 对于阿富汗反恐怖主义战争的时代背景与恐怖组织首先践踏人类文明战争的一切法规，法律，和公约的事实放到一边。 而注重考查加拿大政府在关塔纳摩监狱期间对于Omar Khadr 处理, 而枉顾加拿大政府与情报人员为保护和捍卫 加拿大国家安全，人民生命财产的努力和工作。

这就是加拿大最高法院,与律师 在大是大非，正义与邪恶面前犯迷糊，而在 人权宪章方面 钻牛角尖 的判案结果。 美国最高法院也产生同样的问题。  现在，美国西方，和加拿大司法系统问题多多。 法学院只是专注于法律，法规，而缺乏一般人具有的常识和直觉。

一个好的法官就应该知道把法律与人道主义，分别处理。我记得有一个故事，一个小偷偷了一块面包。法官秉公执法判处小偷有罪，也就是明确告诉世人，偷东西就是犯罪。但是，法官在法庭上为小偷从人道主义立场募集一些钱（自己拿出一部分）为解决小偷饥饿等等生活问题。

所以，必须把问题的层次与维度分析清楚，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

对于第八维度，一个人的灵魂里面，如果不是人格的完整性与一致性，可以存在很多灵魂附体。他们构成为一个董事会团体，如何支配一个人的自我意识，内部也是存在博弈的（博弈规则在第九维度里面法则支配），就相当于 国会（诸多灵魂附体）与（总统）自我意识的关系。 但是，如果与神同在，得到自我意识授权，上帝就可以帮助人清理这些灵魂附体。 这个人就会得到一个与神同在完整的灵魂。 这个人就不再有恐惧，也就是《圣经》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与神，在地上平安归与他所喜悦的人. 也就是说不存在了各种灵魂附体的博弈了。

如果仍然有博弈，那就是灵魂与人肉体贪婪与软弱之间的博弈。第四维度理性与暴力，第五维度参与日常生活市场活动中的博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