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際上，北京必定會做出比河內更大的犧牲。河內和梵蒂岡的妥協是，教廷在三個提名人選當中選擇其一。教廷得到的實際利益是公開發展組織，收割了南越宗教市場的絕大部分，從長遠看來等於製造了南北兩個越南分別建國的基礎共同體，越共得到的只是一代人用盡的胡耀邦紅利。

這個模式起源於教廷和日耳曼神聖羅馬皇帝的妥協，在近代由法蘭西和西班牙絕對君主國繼承。科普知識界的天主教觀基本上來自宗教改革時期的新教徒宣傳，力圖將羅馬教廷塑造成專制主義模式，實際情況當然要複雜得多，較之天然多中心發展，但某些特殊中心內部能夠維持高度基要主義和統一行動能力的新教，天主教即使在戰鬥性最強的節點，都比新教徒的平均水準和最高水準，保持了更多的外交政策靈活性。這裡的主要因素不是教義問題，甚至組織模式都屬次要，而是演化環境問題，因為羅馬教廷需要負責的對象遍及全世界，比極盛時期的新教和伊斯蘭教大得多，必須同時遷就所有人的特殊處境，其難度是裂教不能比擬的。如果你看到誰能遠古邪惡，那就要明白他背后必然是高度狹窄的小團體。

世俗政權的提名權本身不是問題，如果提名者是正統基督教君主的話，當然這並不意味著合法君主對教會的權利都是一模一樣的，事實上這取決於眾多封建成例和國際條約，構成德國和意大利歷屆憲法無法分割的內容。僭主的提名權問題涉及涉及基於傳統、眾議和良心的自由裁斷，用政治語言說就是死白男VIP、地下教會和羅馬教廷的切斯特頓式投票。羅馬教廷的因素，跟大多數人的印象相反，不是宗教的，而是政治和外交的，因此教廷的外交機構，是世界上最早和最發達的職業外交事務專家，從大格列高里和莫里斯皇帝謿⒄吒？ㄋ沟臅r代開始，到教廷和英國建交為止，相應的正當性論述已經非常複雜和完備，此後就沒有增加什麼新的內容，也就是說你如果憑自己獨立思考，多半會落到理查德費曼試圖駁倒猶太教法學家時的下場，發現你自以為很聰明的論據，其實早在一千五百年前就已經用過五百二十七次了。

儘管commie在僭主界有特殊性和現代性，但教廷和波蘭共產黨的類似協定，在理論上未曾給梵蒂岡的官僚帶來任何挑戰。新教徒最初普遍認為這種老奸巨猾的馬基雅維利主義是天主教徒的特徵或意大利人的特徵，直到新教君主開始在類似環境下以比羅馬更簡單粗糙的方式，做出了同樣或類似的事情。目前的協定暴露的主要信息在於，北京願意做出的犧牲已經大於河內。河內實際上已經讓所有的，而不是幾個統戰主教轉正了。行為主體在同一問題上願意接受更加惡劣的條件，落差必然來自馬基雅維利意義的價值中立因素。教宗本人政治傾向對梵蒂岡外交官僚操作手段的加權，影響大概相當於法國總統對法國非洲殖民軍官的政策加權。

落差可見的影響因素，就是以下兩者。其一，河內處在鄧小平在《旋風九日》時代的有利地位。鄧小平和西方瓜分了莫斯科的損失，河內和西方瓜分了北京的損失。其二，北京願意為極短期打擊臺北而付出短期、中期和長期的代價。新教，包括基要主義和反共色彩濃厚的許多派別能夠跟北京達成協議，關鍵就是他們允許教會的中心放在北京有效控制範圍內，從北京的角度看等於交出了人質，人質的存在本身比人質的友好或敵對態度重要得多。天主教會的問題在於無法改變其政治中心只能在北京有效控制範圍外的基本盤，中心在外的其他組織無論什麼性質，都得到了天主教會同樣的待遇，說明問題在於政治。

世俗君主控制主教，並不能自動導致天主教會分裂為各國教會，原因除了天主教會自己強調的那些因素，包括宗教信仰本身的因素以外，還跟天主教會的菁英產生機制有關。這個問題太複雜，姑且放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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