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是闹剧，第二次是悲剧

马悲鸣

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和他的雾月十八日》开始处说:“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3版，第668页)

但中国的历史，尤其文革以来的历史却把第一次演成闹剧，第二次才是悲剧。比如因为西纠发布规范红卫兵行动的《通告》被中央文革定为压制群众运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取缔，中学造反派在突如其来的一夜之间暴起。其理论权威遇罗克接连发表《出身论》痛击血统论及其余绪联动，一下子暴得了大名。

谁知遇罗克不知收敛，继续穷追猛打。中学造反派不懂见好就收，终于闹得太不像话了。遇罗克首当其冲。在他敏感到可能要出危险时，居然派人给陈毅送了一封求援信，请陈小鲁转交。陈小鲁可是西纠巨头！《出身论》痛批联动的用词之狠，遇罗克此举匪夷所思；有如毛泽东请蒋介石下令马家军停止追剿红军西路军似的；果然他不久被捕。

遇罗克在狱中仍以极大的自信跟红二代张郎郎说，等自己出狱後，会请陈毅来救他。正是因为他发表《出身论》带来的巨大社会影响的闹剧，让他充满了还会再创辉煌的必胜信心，才在狱中跟警方斗智，戏弄狱警，终于惹恼狱方，把他并入“一打三反”的处决名单。他所仗恃的再度辉煌在文革结束後果真来了，可他自己已经命丧黄泉，看不到这个辉煌了。以闹剧始，以悲剧终。

1976年发生以悼念周恩来为名的四五天安门广场事件。造反派余绪和“走资派还在走”的右倾翻案风合流给四人帮的党中央添堵，导致邓小平被“解除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後效”。谁料随着伟大领袖辞世，大内总管汪东兴和娘娘江青斗法，诱捕了后党全体成员。但终因力有不逮，不得不放邓小平出山。邓的第一要求就是给四五天安门事件平反。一场伴随着打砸抢，烧汽车的刑事犯罪被冠以反四人帮的英名；半年之内，此起彼伏，演出了一场活生生的闹剧。

十三年後，当年的造反派“英雄”和四五“英雄”重聚天安门广场，希图再创一场类似四五事件那样的辉煌，并把矛头直指当年力主给四五平反的邓小平本人。其结果不但没有再创辉煌，甚至邓本人死後二十年，还看不到平反的希望，成了一场真真正正的悲剧。

以人物论，原学部哲学所自然辩证法组，文革前毕业的大学生，红卫兵总队的严家祺是四五天安门广场上聚众演讲的重要人物，曾被公安局跟踪。而89年最终导致非戒严不可的正是严家祺领衔发表的《五一七宣言》（“昨天下午，赵紫阳总书记公开宣布，中国的一切重大决策，都必须经过这位老朽的独裁者！”，“…在中国最後埋葬独裁，埋葬帝制…”——严家祺《五一七宣言》）把矛头指向“老朽的独裁者”邓小平。

四五被通缉的“小平头”有两说，一为刘迪，一为陈子明。六四被捕“黑手”，陈子明位列榜首。当然还有王军涛，也是两届元老。

文革老红卫兵倒台後，清华附中分校团委委员郑义上台控诉自己把毛主席像别在胸脯肉上的痛苦。其实没人逼他扎自己的肉，是他自作自受。後来刘宾雁发文盛赞郑义才是广场上真正的“幕後英雄”。伴以其他人，如刘刚等的回忆，八九年占领广场撤不下来的主谋就是郑义。只要撤退的苗头一起，郑义必定会再次发动振奋人心的游行来烘托氛围，阻止撤退。在刘宾雁的眼里，这正是其“幕後英雄”之所为。

四五闹剧在前，六四悲剧于後。

芦笛对六四的分析很棒，但他没说出历史上的事件和人物第一次以闹剧出现後，自以为得计，便希图再创辉煌，重演闹剧，不料却以悲剧收场的实质。

我曾托人问过芦笛是否能在本刊发表他的大作。他因痛恨我的不顺从，断然拒绝。不得已，只好附录于此。

2018年7月7日

【附录】:芦笛：如果８９学运取得胜利„„

昨见老怪写了篇《可惜历史没有如果》，似乎是看了原野先生的有关文字引出来的。原野先生的原文顾不得看了，大概是慨叹和惋惜赵紫阳当年没有出来登高一呼，否则今天的中国就会何等光明吧。

这虚拟其实没多少现实依据，我已经在楼下的跟帖中指出了：首先，自发的群众运动根本就不是什么头面人物可以操纵的。八九学运以大屠杀告终，正是因为学生们生怕被“出卖”，拒绝与赵派合作。老赵如果出来登高一呼，只怕多半是应者寥寥，除了断送自己的性命之外，什么好处也没有。其次，就算部分军队响应了老赵，那又便如何？难道终生在血海里打滚的老邓就会乖乖屈服？如果触发了内战甚至军阀混战，那到底对全民族是福还是祸？就算老赵获得全军拥护，轻取全国，他在军中毫无渊源，能控制手下的悍将么？如果出现军人专制，那岂不是比现在更糟？

所以，这种虚拟，似乎只说明在网上议政的许多同志其实既不懂多少中国的事，也不懂什么政治。高寒先生就是最光辉的典范，他唯一会干的事，无非是背诵党妈妈教给他的那本革命圣经而已，满脑袋只有美好的“共产主义远大理想”。

不过老怪那文章确实有很大的启发作用，我由此想起了在旧作《悲剧英雄引出的千年悲剧》中说过的话：

“抗战是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承受的最惨痛的民族牺牲。它不但导致上千万中国人民丧生，无数财产被毁，更从根本上打断了原来大有希望的现代化过程，使中国从此堕入黑洞，文明大幅度倒退，至今无希望挣扎出泥塘。

这个打击的沉重，似乎远远超过了成吉思汗的子孙毁灭世界第一流的南宋文明、最终使疯子朱元璋得以上台、完成文明全面倒退的的罪行。不需要超人的想象力就能看出，如果张少匪九一八时奋起抵抗，使日本无法‘进入’中国，今天的中国会是什么光景，而如果三十年代的爱国昏民没有强暴劫持理性政府，使先总统蒋公避战备战、安内攘外的英明战略成功实施的话，今日中国又是何等模样。只要西安事变不爆发，只要抗战能往後推延数年，哪怕国府没有全面完成备战计划，对日作战也决不会遭致如此惨重的牺牲，而今天的中国也决不会是这般窝囊样。

这几个‘如果’，比岳爷爷当年留下的那几个沉重万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人们乐于回答岳爷爷的‘如果’，却很少有人想想三十年代张少匪和青年‘岳飞’们对民族犯下的不可饶恕的大罪。这原因其实很简单，回答岳爷爷的‘如果’，能让我们在想象中获得感情的宣泄，能让我们在幻觉中证明自己其实不窝囊。而要正视三十年代的‘岳飞’们留下来的那几个如果，就得面对那令人无法相信的无边的全民愚昧。袁大帅如岳爷爷一般冤屈，死的惨酷百倍于岳飞，而且满清修《明史》时已公布真相，正式为他洗雪，他的英名却远不如岳飞响亮，一般百姓根本就不知道他，这是为什么？因为岳飞的名字使民族低沸点的热血沸腾，而袁大帅的名字代表着全民族的难堪！”（芦笛惯于自我引典。—马）

这里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东西方人对历史的态度迥然不同。西方人作历史的虚拟，是为了总结教训。例如当年英法对纳粹采取绥靖政策，一直被後来的政治家们引为鉴戒，这教训其实就是用“如果当时英法首脑及时制止希特勒扩张会如何”的虚拟总结出来的。而中国人作历史虚拟却反其道而行之，不过是用来自慰而已。所以，咱们喜欢作“如果岳飞不死”的虚拟，因为那能给我们带来一种想象中的快感，至于“直捣黄龙”有什么现实可行性，那是绝对不在我们的考虑范围之中的。

有鉴于此，我曾动念写本“历史幻想小说”，名曰《如果历史这样发生》，乃是假想蒋公动用军队残暴镇压了全国学生的抗日示威，到西安逮捕法办了通匪的张学良，完成了剿匪大业，使残匪取道新疆逃入苏联，及时抓住了在卢沟桥打枪的匪谍，避免了“七七事变”发生，完成备战後联合英美，在满洲与日本展开战略决战，最终使中国真正统一等场景。这目的不是想获得廉价快感，而是想让国人认识到，国民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的浅薄正义感一向是中国最大的灾难根源，庶几在未来儆效尤，阻轻狂。

根据同样的道理，我曾写过“政治幻想小说”《当中国成了世界的龙头老大„„》（载奇奇书屋本人文集中），目的是想让那些做强国梦的爱国同志看看，中国真的强大起来也不一定就是什么好事，反而可以是何等可怕的噩梦。

这些当然是虚拟，似乎有点回首五千年先生热衷建立的空中楼阁的味道。我已在楼下答他的帖子中说了，他那“为什么中国不称霸”的问题完全是个伪问题，根本没有任何现实基础。中国永远只配作东亚病夫，配谈什么称霸不称霸？可笑的是，他连我说得如此明白的回答都看不懂，还要问我什么国家才配称霸，连“道义上该不该”和“事实上有无可能”都分不清楚，只知道遥望着五千年前华夏文明连影子都没有的那段绝对虚空。

但我说的这类虚拟本质和他的伪问题不同，虽然不免空中楼阁之嫌，但不可不作，缺了这些虚拟，咱们就既不懂中国的过去，也不懂中国的将来。看了老怪的帖子，我才意识到这个问题：八九学运至今被人视为“民主运动”，此说之所以出现与被坚持，除去感情因素之外，主要还是大家忘记做两个虚拟：第一，如果学运没有发生，中国会怎样？第二，如果学运胜利了，中国会怎样？

第一个虚拟其实已经有人做过了，戴晴就是其中之一。她认为，如果学运不发生，本来提上日程的政治改革就不会中断。我本人在一系列旧作中对学运作了严厉批判，那虽然是基于学运给中国社会进步带来的重大打击的事实，但说到底还是基于“如果学运不发生”式的虚拟。

总而言之，如果学运不发生，在我看来，可以肯定的是起码有以下几条：

一、数百甚至数千的无辜平民不会被残忍屠杀。

二、以赵紫阳为首的改革派不会遭到全面清洗。

三、８０年代生机勃勃的自由宽松政治文化局面不会逆转。

四、政治改革可能会逐步投入实施（这是连西方观察家都承认的）。

五、整整一代精英不会流亡海外。

六、中国的国际形象不会受到永久性伤害。

七、中共不至于变成惊弓之鸟，对此後的任何“动乱苗子”都过度反应，无情地加以铁腕镇压，堵死了朝野良性互动的可能。

这当然首先是统治者的责任，但一场运动既然在实际上促退了中国的社会进步，它还能称作“民主运动”么？歌颂鼓吹这种实际上只会造成社会退步的群众运动，究竟对中国的民主事业有什么好处？

第二个虚拟却是至今谁也没做过。昨夜到今晨，我一直在苦苦思索这问题，却无法想出答案来，那似乎根本就是个无解题。我敢在这儿撂下一句话：哪怕就是让那些学运最狂热的歌颂者来回答，他们也没那本事讲明白，因为那运动从头到尾就没有个明确的目标。连目标都没有，您怎么确定什么算“胜利”？所谓“胜利”，不就是“运动达到预计目标么”？

想来想去，学生领袖提出的唯一明确的诉求，大概就只有推翻那篇《必须旗帜鲜明地制止动乱》的《人民日报》社论吧？反正西方学者就是这么认为的。他们对中共的残暴非常震惊，说学生要求的不就只是推翻一篇社论么？那又有什么大不得了呢？为什么当局会犯下如此残暴罪行？

现在让我们假设当局完全同意了这唯一的要求，推翻了该社论，以政府公告形式郑重声明学运不是动乱，那又便如何？中国的今天就会变得非常光明、非常民主么？这里面有什么高深道理，尚请诸位博雅君子有以教我。

此外民间还有点零星诉求，都是非正式的，散见于大字报或是在游行中喊出来的口号：一、反官倒；二、要求巨头们公布经济收入；三、要求新闻自由。除此之外，我实在是什么也想不起来了，请运动的参加者如小安子辈补充。谢谢！

反官倒那条完全是口号，一点具体的建议都没有。当局完全可以满口答应，到後来兑不兑现你也就根本不知道，因为人家从来是黑箱操作。你既不从制度改革上想办法，又没有什么确有效率的监督手段。这种口号便绝对只能如我党的“埋葬帝修反，解放全人类”那样不着边际。

公布经济收入倒是唯一的比较实在的要求。但那也是不可操作的，理由同上：人家满口答应，弄出假账来糊弄你，请问你又怎么识破？没有相应的制度和权力分立，这就完全只能是空谈。

新闻自由似乎是参加游行的新闻从业人员喊出来的，那口号我记得是：“不要让我们再撒谎”。这算是整个运动中最富有民主自由精神的一个诉求，可惜还是没有相应的制度改革建议。须知那些人比不得一无所知的学爷们，应该算是“知识分子”了吧，可就连这些人也光知道作这种空洞的抗议姿态，竟然连“新闻界独立”的口号都想不出来！即使那些“知识分子”想到了这一点，那可是牵一发动全身的事：要求党和政府从新闻界退出，必然引起连锁反应，最後导致党下台，人家会同意么？

当然，上面这些要求也能不折不扣地兑现，那前提就是我党乖乖下台，学运取得空前胜利。那又便如何？请问当时的中国有什么政治势力能出来填补我党下台後出现的权力真空？党军会听诸位学爷和後面的“高参”的指挥么？闹出个军阀混战来，请问诸位如何善後？

总而言之，要以群众运动促进社会进步也不是不可能，但其本身的大轰大嗡方式，决定了运动只能有一两个集中的、明确的、可操作的、非常具体的诉求。例如７０年代後期老知青游行示威，要求回城，其诉求就非常具体，也在当局让步的底线之内，这样才有成功的可能。如果要用民众“斗争”的方式强迫统治者让步，这就是个范例。一个又一个这种取得表面上微不足道然而无比实在的成功的“斗争”汇集在一起，就逐渐推动了社会进步。

因此，八九学运的最大错误，还是在它的大而无当、毫无明确具体诉求这一点上。于是它在本质上就只是一种廉价的民众情绪发泄，在当局眼中却成了居心叵测的推翻政权的大阴谋，镇压就是必然的了。

当然，也不能说学运完全没有达到学领们的目标。柴玲女士在其历史性证言中说：

“其实我们期待的就是，就是流血。就是让政府最後，无赖至极的时候它用屠刀来对着它的，它的公民。我想，也只有广场血流成河的时候，全中国的人才能真正擦亮眼睛。（哭）他们真正才能团结起来。”

事态的发展果然实现了他们的期待，因此，对柴女士以及其他持类似期待的学领来说，学运应该是取得伟大胜利了罢。（了却了柴玲之辈的心愿。—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