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的意义和反思   

1989年6月4日美西早6时，我的定时收音机自动打开，传来了天安门广场嘎嘎嘎的枪声， 还有救护车的哎呦呦的叫声。广场流血了，一群单纯幼稚而又满腔热血的青年被驱散了，一场反贪污要民主的学生运动被镇压了，我的一颗跟随着广场跳动的心也凉了。

23年后，这场被定为‘反革命暴动’的运动还没有得到平反，那些因为参加运动而出逃的异议人士还不能回家，有的甚至已经客死异乡。中国的贪官却越演越烈，中国民主的空间却越来越小，连个盲人都不放过。从那天开始，中国的时钟开始倒转，中国的民主运动开始进入冰河期。

客观地讲，64 运动无论是从组织上还是行动上都失败了，但是鲜血换来了沉重教训。如果我们要探索64 的意义的话，那么最突出的就是让一向以光荣伟大自居的党暴露了狰狞凶残的面目，让人们看到了马王爷的第三只眼。用机枪和坦克来镇压手无寸铁的爱国学生，开了中华历史之先河，神为之哭，鬼为之泣。毛泽东说过，凡是镇压学生的都没有好下场，然而，在他开创的无产阶级专政的首都，这些鲜血淋淋的刽子手们的下场却都相当不错。邓大人被供奉为改革开放的设计师，寿终正寝； 李总理在任期后又当了几年的委员长，过足了官瘾。更让人想不到的是，他们的子女都在64以后飞黄腾达于官场商界，肆无忌惮地吸吮着人民的血液。而那些死难的学生却从未得到昭雪，那些失去亲人的家属也从未得到抚恤。中国的GDP跃升为老二，中国的独裁专制也借势晋级为老大。

国民政府在129 游行中留下个反动的镜头，即用水龙头驱赶学生。64之后，这个画面很少再在CCTV的节目中出现，因为同机枪坦克相比，国民党过于温文儒雅，太没出息。然而， 人们由此也会意识到，国民党对民主自由的容忍要高于共产党，毕竟还把学生还当成自己的子民。换言之，国民党离民主比共产党更近，这就是台湾为什么会在蒋经国先生的手中过渡为自由民主的国家。

在不了解当局的真面目的时候，把希望寄托于政府的改革显然是合乎情理的选择，但是政府强悍的武装回应告诉了人们，民主运动应当有更加鲜明的纲领。面对一个靠着几百万军警维持的政权，人们不能像宋江那样，只反贪官， 不反皇帝。也不能只反腐败，不问制度。贪官是制度的产物和支柱，反贪官不可能不触及制度。此外，如方励之先生所言，民主运动应当扯起民权的大旗，调动更广泛的积极因素。

20年回首，64 学运在时间上发生得早了一些。在国内，赞同改革的胡耀邦同志刚刚在郁闷中辞世，而同情改革的赵紫阳同志又尚未站稳脚跟， 面对如此庞大的保守势力，64学运的结果是大大地消弱了党内的进步力量，代之以江泽民、李鹏等对抗改革的贪污腐化的几个代表，使中国的官场像滚雪球一样，贪官越来越多，款项越来越大。在国际上，戈别切夫刚刚露出温和的笑脸，东欧共产政权的解体还在襁褓之中。如果中国的学运发生于1991年东欧政改之后，那么就可配合国际上的大气候，获得更多的经验，从而也汇聚成更大的动量。

在孙中山先生的辛亥革命时期，中国涌现出许多前赴后继置生死于度外的仁人志士，有英勇就义的秋瑾，有自闯牢门的邹容。 就是在共产党里，也不乏‘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的斗士。然而，在共产党的几十年的教化以后，传统的道德风尚已经荡然无存，侠肝义胆的英雄几乎寥寥无几。学运的领导们在暴风雨来到之前，擅离职守，率先考虑了自身的安危与解放。如果在军事岗位上，这叫临阵脱逃。 靠这样的一批远非成熟缺乏信仰的人来领导一场运动，失败是早晚的。中国之大需要许多像曼德拉，昂山素季，萨哈罗夫，瓦文萨等矢志不渝，甘愿坐牢的顽强的战士。如果有人再要搞起一个运动的话，那么身后的民众首先要问的是：‘出了事，你们会不会先去美国逃避。’要奋斗，就要有牺牲。 怕牺牲，就别来闹事。

几千年来，中国发生过多次改革，但没有一次成功的先例。中国的保守势力过于强大，中国的改革的力量又过于软弱。这个制度是共产党用鲜血和生命创建的，这些贪官是共产党亲手培育的，靠一个有着7000万党员和几百万军队的强大的党自动地交出权力，实施民主，不外乎是一场自欺欺人黄粱美梦。当然，中国的民主制度的建立是迟早的事，但必将旷日持久，可望而不可期。中国年轻的政治精英们肩负着伟大艰难的历史使命，他们要沿着64 的血迹，面对强暴，百折不挠， 给陶醉于封建温床中的千年古国带来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