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12月31日，台湾大学政治学系教授苏宏达在脸书（Facebook）发文称，12月9日警察找上门，因为自己2018年批评民进党政府故宫政策的影片遭检举违反台湾《社会秩序维护法》第63条第5项：“散布谣言，足以影响公共之安宁者”。当下其妻先回应早就过了追溯期，但台湾调查局仍不放过，12月20日再次请警局在“准求供的小房间”（“小房间”，指问讯场所）约谈他，大呼根本是“行政院直接下令调查局处理”，质问“是谁，在封杀台湾人的说话自由？”

苏宏达质疑，台湾行政院下令调查局处理追溯期都过了的事件，“警察根本不想碰这个案子”。（Facebook@苏宏达）

其实苏宏达2018年11月上传的影片，批评的是台北故宫院长陈其南提出的三阶段将故宫改为东方美术馆的计划，“故宫闭馆三年” 仅是从旁引用媒体报道（包含台湾官媒中央社）。当时在舆论压力下，台北故宫方面取消闭馆三年的内部规划，改为整修期间仍开放，而且故宫在2018年11月及2019年7月仍两度发声明驳斥苏宏达“闭馆三年的谣言”，最后“闭馆三年”竟演变成台湾调查局依据《社维法》“查水表”的事件。

一个学者谈论政策，竟会被检警一再调查，这究竟透露出台湾社会的什么危机？

第一层危机是“谣言”的定位不明确、处理谣言的机制不见得总是客观。

台湾现有法律当中提到“谣言”二字者，共有10条之多，在食品安全、军事、选举与社会秩序上都规范了“谣言”的罚则。可是“谣言”定义极度模糊，世间上很多事情不是一翻两瞪眼，究竟什么是真实的、以谁的说法为依归？这就给握有庞大资源、且握有官方话语权的执政者很大的优势，因为执政方掌握最完整的专业团队、也可以随时更改政策，过去的用语转瞬就会成为谣言，怎么调整都是对的，台北故宫“闭馆三年”从内部规划的事实变成“谣言”就是一例。

而台湾社会普遍都反对“假新闻”、“假消息”，台湾检调单位，特别是属于政府一环的法务部调查局也戮力于查缉“假新闻”的散布。但若是回顾近期的台湾时事，苏宏达的遭遇，与绿营学者游盈隆此前爆料的“新竹约谈事件”如出一辙，且有过之而不及。台湾官方的办案手段，连绿营学者都看不下去，质疑“这样做没有侵犯《宪法》所保障的人民基本权利与自由吗？”

而台湾社会也有非官方的辟谣尝试，2018年7月成立的非营利组织“台湾事实查核中心”，在短短一年余，多次发表受到公众关注的查核报告，包含此前台媒广为传播的“新疆烤肉架刑讯”，实为角色扮演活动等等。可是最近台湾大选的政见发表会和辩论会，包含“台湾事实查核中心”和部分媒体都费心进行事实查核工作，但查核报告往往可见对政策数据的依赖，而无法超脱党派色彩独立调查，毕竟执政党也是参选者。甚而，诸多被查核的用语，其实具有价值上主观论断或者评论，但是用另外一种价值上的论断或评论来“查核”，也容易遭人质疑公正性，有失对第三方查核的期待。

第二层，也许是更根本的原因是，台湾是个政治上极度不互信的社会。

在台湾，政治上的分歧壁垒分明，媒体对于新闻报道的方向也各有其强烈的好恶，而信息（特别是政治知识）的传播，往往会经过传播媒介的解读，解读又往往依据立场为指引。在立场主导的前提下，不同立场的信息自然被视为错的、假的，有什么理由不能是“谣言”？

政治极度不互信之下，充满各种被认为是“战术”的假消息，例如放话、口头承诺、私下协议等，都会被视为理所当然，反正等到决战的一刻再翻出底牌即可。而没有互信当然也就没有共识，这让台湾社会多年来深深沉溺于政治恶斗中。远的不说，自诩为科技岛的台湾，连最起码的“不在籍投票”问题，进入21世纪仍然无解。放眼未来，唯有政治人物诚实面对自己与不同意见者，才可能解决台湾社会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