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过后，“全球化”是否会走向终结？

肖舒妍

三月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在海外传播持续加速。截至4月20日早上9:00，全球累计确诊人数已超231万。
疫情之下，许多国家紧急采取了“封城”乃至“封国”的举措，避免人口流动造成病毒进一步扩散。但在隔离病毒的同时，也阻断了全球经济赖以生存的国际贸易通道，甚至阻隔了世界卫生组织对部分医疗欠发达地区的救援途径。新冠肺炎疫情的肆虐，加剧动摇了人们对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信心。
在印度因为“封国”而导致大米出口停滞的同时，越南作为世界第三大稻米出口国主动禁止了大米出口，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粮食出口大国也相继宣布了粮食出口禁令。世界著名智库Chatham House的首席执行官罗宾·尼布利特（Robin Niblett）坦言：“我们所知道的全球化在走向终结。”
疫情过后，全球化将不复存在吗？一些地区因疫情必然带来的人员损失与经济衰败，人们彼此间的误解与敌视会不会引发冲突？人们会不会因习惯性地怀疑，对他者有更大的戒心与疏离感？脱离都市，回归乡村，寻找一种更自我循环的小社区生活会不会成为某种新生活时尚
本文从这些问题入手，梳理了学界对此问题的思考与争论。
牵一发而动全球
毫无疑问，与日俱增的国际贸易和环球旅行加剧了疫情的扩散。
美国演化生物学家贾雷德·戴蒙德在其《枪炮、病菌与钢铁》一书中提到，曾经杀死欧洲四分之一人口的黑死病，早在公元542年就已出现，但直到公元1356年才开始全力打击欧洲，原因就在于当时出现了连接亚洲与欧洲的陆上贸易路线，货物中藏满跳蚤的毛皮为疾病传播提供了一条从中亚瘟疫区到欧洲的快速通道。
到了今天，联结全球的国际航班更是进一步加速了病毒传播。仅4月11日从俄罗斯到达上海的一列航班，就有64人确诊新冠肺炎。一个月前从意大利返回浙江的10例输入性病例，引发了国内外华人的双重忧虑。全球范围内，因为疫情的扩散，近30亿人口行动受限，“锁国”地区人流物流等流动性趋于停滞，全球航运、旅游、零售面临大萧条。当疫情全面限制了境内外交通时，我们才深刻意识到全球化背景下产生的巨大人口流动需求。
在经济方面，疫情对全球化的冲击体现得更直观。由于疫情所带来的对全球经济衰退的恐慌，美股史无前例的连续4次熔断，而此前从1988年熔断机制出台以来，美股只熔断过一次。为了平息恐慌，美联储紧急降息100点，但降息当天市场非但没有平静，反而认为大幅降息意味着还存在更大的风险，更捏了一把汗。
继欧美之后，印度、非洲和拉丁美洲等国家也出现了大范围疫情爆发，由于当地的医疗水平和公共卫生条件，这些国家地区的疫情将更难控制。印度作为全球最大的大米出口国，“封国”带来的大米出口停滞已经在全球范围内产生震荡。印尼和菲律宾两国宣布粮仓告急，储存量最多能维持三个月。联合国粮农组织也发出严重警告：疫情可能引发粮食危机，4、5月会出现最糟状况。
原本运转良好的全球化经济在病毒面前看起来似乎不堪一击。
“疫情对世界金融和经济体系的根本冲击，是让人们意识到全球供应链和分销网络极易受到破坏，”美国外交关系委员前高级研究员劳里·加勒特（Laurie Garrett）提出，“全球化使得公司可以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生产，并将产品及时交付市场，从而避免仓储成本。但是新冠病毒已经证明，病原体不仅可以感染人，而且会毒害整个实时系统。”“在这种影响下，全球资本主义会出现一个戏剧性的新阶段——供应链离家更近。这可能会削减公司的短期利润，但会使整个系统更具弹性。”
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理查德·哈斯（Richard Haass）同样认为，这场危机会导致大多数政府在接下来几年内将政策重心转向国家内部：鉴于全球供应链的脆弱性，经济上会倾向于选择性的自给自足；大规模移民政策也会遭遇更强烈的反对；各国会降低共同解决全球问题或区域问题的意愿或承诺。
“我们所知道的全球化在走向终结，”世界著名智库Chatham House的首席执行官罗宾·尼布利特给出了这样的判断，“疫情过后，如果不全力维护全球经济一体化带来的共同利益，那么20世纪建立的全球经济治理结构将很快坍塌。领导人需要强大的自驱力才能继续维持国际合作，而不退回地缘政治的竞争之中。”
其实，“逆全球化”的趋势在此次疫情之前已有迹象。从英国通过脱欧公投，到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并推动贸易保护、边境修墙、控制移民等一系列政策，都是“逆全球化”的标志事件。
《人类简史》作者尤瓦尔·赫拉利近日发表的《冠状病毒之后的世界》一文中提到，“在先前的全球危机中，美国担当了全球领导者的角色。但是现任美国政府已经放弃了领导者的职务。它已经非常清楚地表明，它更关心美国的伟大而不是关心人类的未来。”
个体观念的冲击
然而，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朱海认为，把全球化问题视为“国家间的竞争”问题，是对全球化的误读。在他看来，全球化的主角是个体，要从个体出发来理解全球化，“个体是国内市场的主角，同样也是国际市场的主角。各国的相互依赖关系，包括商品的自由贸易，人员的自由未来，资本的自由流动等正是建立在个体间的相互交流与合作之上的。”
从这个角度来看，如果说疫情对于国家利益的影响还部分停留在预测阶段，那么它对于个体观念的改变已经落在纸上，而这种改变对于全球化的冲击可能更为致命。
江南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黄晓丹在“一席”的一档访谈节目中提到，特朗普在把新冠病毒称作“中国病毒”之后，又改口道歉，说这件事“我们”不能怪美国华裔，毕竟“他们”也是无辜的，但是美国网友却认为，特朗普的道歉本身就是一种种族歧视，什么叫做“他们”，难道美国华裔就不属于“我们”吗？
在黄晓丹看来，当人们把“我们”、“他们”以一种强调文化差异和国别差异的、群体化、抽象化的方式来认知的时候，就非常容易制造歧视和矛盾，就像纳粹德国最初迫害犹太人时，就是把所有犹太人转变为“他们”。
从疫情甫一开始，欧洲部分国家出现公交车拒载戴口罩的亚洲人，到一些中国网友怒气冲冲指责此时回国的留学生“千里投毒”，不难发现一道横亘在“我们”与“他们”之间的深刻鸿沟。
当“我们”是尚未感染疫情的欧洲人时，戴着口罩可能患病的亚洲人就是“他们”；当“我们”身处疫情得到控制的国内时，从疫情扩散的海外回国可能携带病毒的留学生就是“他们”；当“我们”养成出门戴口罩和自我隔离的习惯，其他继续参加宗教集会、不采取防护措施的人就是“他们”。在这种对立中，“他们”似乎总是危险的、无知的、令人避而远之的甚至是可笑的。
但是我们忘记了，在疫情开始之前，在人为制造这种对立之前，“我们”与“他们”的差异其实并不成立。
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朱民在3月17日举行的一次网络会议上提出，目前世界民粹主义指数已经达到了二战前的高度。撇开民粹主义不谈，不断被政治化的新冠病毒在某种程度上的确推动了民族主义的兴起。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其《想象的共同体》中提出，所谓民族，“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是被想象为本质上有限的，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当新冠病毒在一国之内扩散、全民共同抗疫时，这种集体行动无疑加强了这种想象，“我知道，有一群人和我一样在家隔离、出门戴口罩、每天量体温”。
“有限”则为这种想象划上了边界——这个边界可以是种族也可以是国界，但不可能是全世界，没有人会把自己的行为等同于全人类的行为。所以对于民族的想象，必然伴随着界线之外“他者”的存在。
“主权”意味着这个民族拥有合法性，“共同体”则赋予人们对这个民族的责任感和同志爱，在安德森笔下，“正是这种友爱关系在过去两个世纪中，驱使数以百万计的人们甘愿为民族——这个有限的想象——去屠杀或从容赴死”。而在今天，也是这种友爱让无数医疗工作者冒着生命危险奔赴抗议一线。
在安德森看来，民族主义是重要并值得尊重的。但毫无疑问，兴起的民族主义也会一定程度上让人们更加关注民族利益而轻视全球目标，关爱民族同胞而与他者对立。
另一方面，对于所谓“想象的共同体”，人类学家阿尔君·阿帕杜莱在其《消散的现代性》一书中提出了更进一步的观点——当影像、文字与知觉也经由大众传媒的全球化而迅速流动时，人们对于“共同体”的想象就被打破、或者是被扩展了，“那些易被划定在地方、民族或区域空间之内的概念或观众群，不再适用与这些影像和观者了”。举例来说，身处中国的人们也可以通过互联网和大众媒体了解到西班牙、意大利等欧洲重疫区的人们如何抗疫，从而与他们产生共情。
而近日Lady Gaga携手世界卫生组织、全球公民公益组织联手打造的线上演唱会“One World: Together at Home”（一个世界：共同在家），更能说明这种想象的扩展。来自全球各地的顶级艺术家受邀在自己的家中参与了这场演唱会，而全球各地的观众则通过网络在家观看了这场演唱会，大众媒体的全球化使得人们建立了一个新的“情感共同体”，虽然同样基于想象，但是跨越国界和地区。
“全球同此凉热”
我们同处一个地球村，已经成为既定事实。
曾任国际伦理学会主席的彼得·辛格在其《如何看待全球化》一书中提出，“随着越来越多的议题需要全球性的解决方案，任何国家能够独立决定其未来的可能程度已经减小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安然度过全球化时代，将取决于我们怎样从伦理学角度回应‘我们生活于同一个世界’这一理念。”
也许这本书的英文原名“One World”能更好体现他的观点——我们生活于同一个世界，共享同一个大气，拥有同一个经济和法律体系，没有一个国家是一座孤岛。
回到最早拥抱全球化的世界经济方面。其实，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早在1933年大萧条时期就已经意识到，在世界经济要求和国内需求的冲突中，获胜的通常是国内需求。但是这并没有让凯恩斯放弃对全球自由贸易的支持，而是让他思考如何全球经济体系建立一个安全阀。
在《全球化的悖论》一书中，作者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丹尼·罗德里克则把全球化分为了“温和全球化”和“超级全球化”两种。在他看来，20世纪80年代之后，世界经济就进入了超级全球化阶段，新签订的贸易协议不仅限制进口还触及国内政策，发展中国家承受的开放压力与日俱增。而这种超级全球化不仅与国家主权、民主政治无法兼容的，对于世界经济起到的推动也极为有限。
罗德里克更希望推行一种“温和全球化”：既有充分的国际制约和贸易开放来保证世界商业繁荣，同时各国政府也有足够的政策空间来应对国内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需求。
从罗德里克的观点出发，乐观来看，疫情之下各国政府政策重点转向国内问题，可能不是全球化的倒退，而是全球化从激进转为温和的良好发展，结束的不是全球化，而是社会学家张伦口中“过去狂飙突进、浪漫化的全球化”。
张伦认为：“人类各个国家与群体之间的互动不会就此终结的，也不可能。且不谈人类面临的各种共同挑战如环境问题，包括此次疫情暴露出来的世界防疫问题等等，都需要人类的协调合作。但我们也可以预见，上一次的那种比较随意性的全球化过程肯定是就此终结。至少，全球产业链会重组，人们可能会强调经济主权、适当的边境控制的重要性、传统价值如家庭的角色等等。”
“有人说新冠肺炎疫情是全球化棺材上的最后一颗钉子，我觉得正好相反，新冠疫情证明了全球化不能倒退，倒退对谁都没有好处。我们的工厂不开工，苹果的产品怎么生产？美国欧洲日本的经济不恢复，我们工厂的订单从哪里来？我们得跟着全球经济一起走完防疫的全程，世界经济恢复正常，中国经济才能恢复正常，我们在一条船上。”经济学家许小年在3月26日的一场线上演讲中如是说道。
3月27日，84岁高龄的教皇方济各在梵蒂冈圣彼得教堂对着不在场的听众发表了“致全城与全球”致辞：“我们意识到我们在同一条船上，我们所有人都脆弱而失落，但同时又彼此相重相需。所有人现在都要团结起来，每个人都需要彼此的安慰。”
正如印度前国家安全顾问克里希南·梅农(Shivshankar Menon)所说：“这不会是世界互联的终结，病毒流行本身就是我们相互依存的证据。”
病毒不会区分国界，“全世界需要一起抗击疫情。在医学上，在人类的健康上，在抗击疫情上，联系是不能脱钩的。”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教授张文宏在一次网络直播上，通俗易懂地道出了全球化的内涵。
“我们面临的第二个重要选择是在民族主义孤立与全球团结之间做选择。流行病本身和由此产生的经济危机都是全球性问题，只有全球合作才能有效解决这些问题。”对于全球共同抗疫，尤瓦尔·赫拉利在《冠状病毒之后的世界》一文提出了更为详尽的计划——首先，为了战胜病毒，我们需要在全球范围内共享信息；我们还需要全球范围内的努力来生产和分销医疗设备，尤其是测试套件和呼吸机；我们可能会考虑采取类似的全球努力来召集医务人员；经济方面也非常需要全球合作……
而这一系列措施的核心，都指向了全球化下的共同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