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除武汉病毒所泄毒可能性的说明

新冠病毒已经对西方造成了物质和精神上的巨大损失，西方带动其他国家对华索赔的声势有增无减，即使不会重现庚子赔款，也必将对我国声誉造成严重伤害。前一段索赔的主要依据是中国政府瞒报，本人在4月5日的文章已经批驳（附后）。最近索赔的依据包括了武汉病毒所泄毒的指控，川普宣称已有证据在手。在这种怀疑下，很多国家都会赞同对此进行国际调查，包括世界卫生组织已经提出。根据我国国情，肯定不会同意。外国专家(包括华人)受西方舆论和自身利益影响，即使查不出任何证据，也会归罪于中方不透明。调查香港警察暴行的外国专家就是如此，还有对叙利亚使用化学武器和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所谓国际调查，举不胜举。这样，美国情报机构并无义务拿出证据，甚至可以宣称，只要中国同意国际调查，就出示证据。结果是中国无法自证清白，不得不背负不白之冤。反对国际调查不能只靠主权豁免，强调对方没有证据。西方舆论会指责说，拒绝调查怎么能有证据？只有否定国际调查所依赖的所谓合理怀疑的依据，才能避免这种被冤屈的局面。所以，很有必要拿出有力的逻辑证明，否定怀疑武汉实验室泄毒的主要依据。本文下面给出所需的证明。

1．病毒不是为研究疫苗制作的。

科学界公认，新冠病毒与蝙蝠携带的病毒相近。但蝙蝠病毒对人无害，只有当其S蛋白中几个关键氨基酸发生突变，才具备侵入人体的能力，成为covid-19。包括石正丽在内的研究人员早前已经发现若干个具有此功能的基因片段，可以插入对人无害的蝙蝠病毒使其具备传染能力。但是，Covid-19的S蛋白所具有的突变却与这些已知的基因片段不同，并且还包含其他突变。如果为了科研，研究人员应该首先选用已知的基因片段，无须舍近求远，放弃现成技术不用，另辟蹊径，寻找新的基因片段改造蝙蝠病毒，得到成本更高结构更复杂的病毒来做研究，却没有任何额外效益。

2. 病毒不是中国的生物武器。

根据上述原因，如果病毒确实是人造的，那末不惜成本制造新病毒的目的，只能是为了掩盖真相，针对敌国的秘密进攻性生物武器。但是，迄今没有证据表明中国有生物武器，即使有也很难达到这个水平，使世界主流专家认为病毒是自然的。在这个领域中国与美国的差距极大，使用生物武器不被对方发现的可能性极低，这样高成本的研究没有实际应用价值。而且，武汉病毒所不是军事单位，没有相应的保密措施，研究人员与国外同行广泛合作发表论文，还邀请各国学者包括美国大使馆人员访问，很难开发秘密武器。如果其他地方有此类研究，也不大可能在武汉泄毒。

3. 病毒不是研究所从自然界采集的。

迄今为止没有在自然界，包括蝙蝠等动物身上，发现新冠病毒。事实上科学界一直在寻找据说来自蝙蝠的埃博拉和非典病毒的中间宿主，至今一无所获。如果石正丽等人在自然界发现了此病毒，几乎肯定可以在顶级刊物发表，应该早就抢先公布了，没有任何必要隐瞒。而且，石正丽团队近期没有采样，如果获得这个病毒应当已经时间不短。这样危险的病毒，必须要采取相应措施，告知当地政府防范。这些信息不可能完全隐瞒至今。如果真是从蝙蝠洞里采集的自然病毒，现在也应该能够找到。

4.实验室泄毒与政府的反应矛盾。

为谨慎起见，我们假设，以上三种情况至少一种仍然发生了，而且病毒确实泄露了。那么，在2019年12月中旬武汉已经出现不明病例的时候，研究所应该很快就能测定病毒成分，判断其来源。此事无法隐瞒，有关部门事先对病毒肯定知情，病毒泄露尚有可原，知情不报罪无可赦，报警是唯一选择。政府得知此事，无须承认泄毒，可以说病毒来自海鲜市场，同时立即采取应急措施。无论从保护人民生命，保守病毒秘密,个人仕途升迁还是国家声誉考虑，这都是唯一合理的选择，而且必然是集体决策。某个人临时犯傻有可能，但集体长期犯傻不可能。所以，有关部门绝对不会在人传人等问题上浪费一个多月宝贵时间，任由病毒扩散，造成国际影响，然后再矢口否认。同时，这种愚蠢行为，还要有石正丽团队密切配合，假装重新“发现”病毒基因并对外公布。这样高超的演技和复杂的协调，与极不理智的延误失策无法调和。

5.实验室泄毒与疫情的爆发模式矛盾。

最后一点，如果是实验室泄毒，应当是偶然发生的个例，传播对象有限而逐步增加，而且首先发生在与病毒所人员接近的群体。这样应该很容易引起警觉，不至于在较长时间内无人注意，也很难碰巧在大约30公里之外的海鲜市场突然集中爆发，同时还有多处神秘来源，而病毒所人员却无一感染。假设被感染者去过海鲜市场，但病毒与野生动物毫无关系，所造成的感染程度应该与此人去过的其他公共场所无大差别。如果很多人在此处感染，其他地方也应该有类似现象。如果有多人感染，这种现象应该更加普遍。然而事实上却没有其他可以确定的感染源地。同时，感染爆发时间也非常巧合，正赶在春节前大量人口流动前夕，造成防疫的最大困难。

综上所述，新冠病毒基本上不可能来源于武汉病毒研究所。

2020.05.02

应对国外新冠病毒索赔的建议

新冠病毒造成的损失数额和范围是战争以外史无前例的，中国已经并将持续受到索赔困扰。美国首开个人索赔先例，随后英国智库建议政府索赔6.5万亿美元，印度律师协会通过联合国索赔20万亿。Rasmussen Reports 的最新民调显示，42%的美国人认为中国应当赔偿，35%不赞成，22%未确定。按西方法律，对于索赔诉讼，无须政府出面背书，地方法院判决即可生效。对于这类赔偿诉求，不论从保护我国全球投资安全，防范此类诉讼可能带来的严重威胁和潜在损害考虑，还是从回击和纠正国际舆论的错误引导着眼，完全必要加以正视和应对。

下面从西方索赔规则角度，提出我国应对此问题的简要策略建议。

一.失误法则：

西方法律对于外部影响（externality）的索赔，主要有两个原则，一是失误法则（the rule of negligence）,即赔偿由失误造成的损失。此法则是低线，被广泛承认。我国中央政府应对这次新冠病毒疫情没有失误，及时通报世界卫生组织，履行了国际义务。但是如果地方政府存在失误，仍可成为对华索赔的理由，就像员工失误可导致公司赔偿。目前国内外很多人认为至少武汉或者湖北或者CDC存在严重失误。这是违背事实的。

所谓瞒报并不存在。政府2020年1月20日确定人传人并立即公布，23日武汉封城，无须辩驳。1月3日-19日政府行为引起争议。3日得到病毒分析结果，但不确定是否人传人，11日出现第一例死亡，封城时仅17例。20日前已有医务人员患病，但无一确诊。当地政府因省市两会召开，没有公布新增疑似患者人数，但此期间疫情变化不大，从59例疑患到43例确诊，即使公布也不会产生实质影响。专家“无人传人证据”的说法符合事实。没有更早判定人传人，属于医学专业上的误判，科学家没有法律责任，其责任是根据事实作出最佳判断，不是必须做出正确判断。政府也没有法律责任，其责任是按照科学家的意见做出最佳决策。政府没有掩盖人传人证据。在疫情早期，武汉医务人员没利用网络专线把疫情直报CDC，而是向直接领导报警，地方领导也不知道应即时向CDC汇报，而是等待确诊消息，耽误了宝贵时间。这些属于工作失误，没有任何隐瞒的主观意图。同样出于缺乏信息，有医生上网找不够资质的公司化验病毒，事后被政府叫停，勒令销毁病毒样本，目的是保护公共安全，而非瞒报。

1月3日以前，无人知晓病毒性质。李文亮2019年12月30日发微信时也不知道，猜测为非典，与事实不符。如果政府知道是非典而隐瞒，则属瞒报。没弄清病毒特性时，即使公之于众也于事无补，民众不知如何防范，政府无法决策，只造成恐慌，增加病毒传播机会。警方对李医生的警示合法，重大传染病的发布权限于CDC，各国相同。李医生在微信群里明确说不要外传。但微信传播力难以控制，警方措施属于职责范围，没受政府官员特意指使。而且政府在第二天即公布了比李文亮微信更详细的信息。

2019年12月30日以前，政府和医学界对病毒所知更少，感染人数少，更无死亡，政府无须公布病情。在此前后，有8人因在网上散布谣言被拘留，内容有夸大的患病和死亡人数。这些“八勇士”与李文亮无关。后来李文亮事件被炒作后，被替换成八勇士之一，其他7人也被误传成医护人员。事实上没有其他医护人员受到警方干预。因此，中国政府和医学界都没有瞒报。按照失误法则，中国没有向外国公民或者政府赔偿的法律责任。  

我们建议：政府应正面回应澄清1月3日-19日期间，政府了解病毒危害程度和做出重大决策所需的可靠依据和利弊权衡等情况（哪怕是正常的犹豫）；对故意混淆“八勇士”与李文亮的谎言，要以政府专题辟谣形式给予详细的事实上的驳斥。以此杜绝“失误法则”可能引出的发酵空间。

二. 严格责任法则：

西方法律处理外部影响（externality）的另一个原则是严格责任法则（the rule of strict liability）,即被告的行为对他人所造成的损失都应赔偿，即使没有明显失误。这是赔偿的高线，不被广泛承认，但原告可以按照这个法则策划诉求。如果原告意图证明中国政府的行为对其造成损害，他们仍然会根据此法则要求赔偿，并可能获得有利判决。

但根据西方法律，原告必须证明其损失与被告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首先，即使病毒跟吃野味有关，并非政府行为。中国政府允许公民出境，不是导致境外传染的充分条件，外国政府有权拒绝他们入境，不能以中国政府未禁止公民出境为理由索赔。

西方索赔的理由，现在被提的最多的是认为中国控制疫情缓慢，造成广泛传播，缩短了西方预防时间。但各国疫情爆发时间都与武汉封城有一段距离，在此期间，西方国家都没采取预防措施。中国是否提早封城或者公布消息，对西方损失没有直接影响。

另外，即使中国行动迟缓对国内有影响间接传到国外，西方也不能用自己达不到的标准要求赔偿。封城等措施，当时受到西方广泛批评；当西方事后遇到类似情况时，没有一个国家比中国反应更果断及时。如果以中国行动迟缓要求赔偿，则明显是双重标准，违背法律公正。

我们建议：舆论回应上应重点强调，中国政府的延误，只能通过对国内的影响间接传到国外。而国内其他地区疫情在一个半月内基本被控制，完全没有出现西方（原告）国家那种大规模爆发的现象。因此，前者与后者之间没有因果关系。

三. 控方自身的责任：

按照西方法律，原告的赔偿要求不能超出自己无法控制的范围。比如，邻居失火，延烧到自家，放任不救，不能要求邻居赔偿全部损失。中方应以湖北省以外疫情所造成的平均损失，作为法律赔偿的上限。西方国家在应对疫情上的优势，包括时间距离和人流控制等，都明显高于国内省份。湖北以外全国平均每10万人一例感染，1千万人一例死亡。这些地区都没有封城、新建医院和采取其他特殊措施。西方国家没有理由达不到同样结果。大范围的生命和财产损失，属于原告可控范围，责任不应由中方承担。考虑到原告的自身责任，中国对因新冠病毒死亡的责任可定一个最高限额。全球除中国以外的总人口大约60亿，按每一千万一例死亡计算，总数600，英国人口6千万，限额6人（6.5兆美元只是奢望）。

我们建议：国家有关部门和人士对此应当达成共识，统一口径，心中有数。

以上信息不仅政府有关部门应该了解，而且也应成为中方在此议题上面对西方攻讦实事求是为国辩护之针对点。阐明和匡正上述几点，彰显对中方有利的辩护理由，可以有力挫败部分无知索赔者的信心，减轻反华舆论造成的政治压力，有望不战而屈人之兵。反之，如果缺乏长远考虑，仅停留在笼统斥责和抽象否定的层次，则会加深各国公众（包括部分国内人士）对中国瞒报疫情的错误印象，等到各国索赔蜂拥而上，再想改变舆论重述历史就会很被动了。

2020.04.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