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病毒是人为故意投放出来的。这个判断的核心依据有4个：结论A、资料B、资料C、资料D。先简单介绍四个依据，再说明判断过程。

首先看结论A。

结论A。新冠没有唯一的零号病人，新冠存在并行的一批零代病人，他们造成了疫情传播的众多独立分支，零代病人间彼此没有直接或间接的传染关系。

结论A的证据也有4个：

1）2020年1月24日，武汉金银潭医院副院长黄朝林、ICU主任吴文娟，以及王广发、曹彬等人在《柳叶刀》（The Lancet）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武汉地区2019年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的临床特征》的论文，论文指出：2020年1月2日之前金银潭医院收治的41名患者中，27名有华南海鲜市场暴露史，首例病人和后面出现的病人之间没有发现流行病学联系。

2）1月27日，香港中文大学流行病学教授唐金陵在接受中央社采访时说，“华南海鲜市场当时应该存在病毒的多点来源，而且它们之间比较分散，几十个病人又短期内同时出现，且没有彼此接触的历史。”

3）2020年1月30日，中国疾控中心、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的陆柔剑等研究人员在《柳叶刀》（The Lancet）上联合发表了一篇题为“Genomic characterization and epidemiology of 2019 novel coronavirus: implications for virus origins and receptor binding”（2019年新型冠状病毒的基因组表征和流行病学：对病毒起源和受体结合的启示）的论文，论文指出：
a）2019-nCoV（新冠）是在很短时间内起源于同一个来源，且最近才出现在人群中。
b）蝙蝠冠状病毒不是新型冠状病毒的直接祖先。

4）2020年5月20日，复旦大学卢洪洲教授，上海交通大学医学基因组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陈赛娟院士领导的联合攻关团队，在国际权威期刊《自然》（Nature）杂志发表了题为“Viral and host factors related to the clinic outcome of COVID-2019”的论文（相关成果5月26日见诸中国报端），论文指出：
a）自2019年年底到今年年初，病原体可能已较为广泛地存在于人群中；
b）华南海鲜市场并非疫情最初的源发地；
c）病原体很可能在更早的时候从共同祖先的多个分支独立传播扩散，最终形成这次爆发。

再看资料B。

资料B、武汉的新冠高重症率（重症病例占确诊病例的比例）

武汉与其它地区的重症率对比情况：
重症率最高点对比，武汉32.4%（1月28日），湖北其他地市18.4%（1月27日），全国其他省份15.9%（1月27日）；
重症率最低点对比，武汉21.6%（2月15日），湖北其他地市11.1%（2月15日），全国其他省份7.2%（2月15日）。

上述数据来自：国家卫健委新闻发言人米锋，在2月16日的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发布会上，就疫情防控工作进展情况所发表的讲话。（注：该说法及具体数字其实准确性欠佳，不过仍可作横向对比的参考。）

以上数据说明，武汉的新冠重症率明显高于湖北其它地市，更明显高于全国其它省份（2倍至3倍）。

接下来看资料C。

资料C、武汉的新冠高致死率

财新网2月7日的《封面报道_四大ICU主任详解病毒 来自最前线的防治之策》一文估算：中国内地31个省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平均病死率是2.0%。其中，武汉确诊病例病死率高达4.1%；湖北确诊病例病死率为2.8%；如果去掉湖北，其他省份确诊病例的病死率仅为0.19%。也就是说，武汉的确诊病例病死率是湖北之外省份的22倍！！！

最后是资料D。

资料D、华南海鲜市场的新冠病毒检测结果

5月25日，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接受凤凰卫视采访，承认：
a）“自己在1月初曾经到武汉亲自采集了一些标本，提取的动物样本中没有检出病毒，但包括下水道废水在内的环境样本中，有检出病毒”；
b）“现在看来，海鲜市场本身也是受害单位，在这之前病毒已经存在了”；

现在，我们可以依次作出如下判断。

1）新冠病毒并非来自动物

来自动物的冠状病毒即使能够跨种传播，也不可能产生大量并行存在的零代病人，产生众多的独立传播分支。从动物到人的传播模式，违背结论A。

如果病毒来自华南海鲜市场内的动物，那么，高福将在动物样本中检出新冠病毒（见资料D）。

可以明确断定：新冠病毒并非来自动物，新冠病毒来自实验室。关于这一判断的其它依据和论证，有兴趣的网友可参考我列在文末的相关文章。


2）武汉的新冠疫情存在人传人之外的传播、扩散因素

结论A指出的零代病人、多分支独立传播情况说明，武汉的新冠疫情，除人传人以外，还存在其它传播、扩散情况。

如果武汉和其它地区一样，疫情只靠人传人传播，那么即使是疫情的首发地，武汉的重症率也不应该比其它地区高很多（见资料B），武汉的确诊病例病死率更不可能是湖北之外省份的22倍！！！（见资料C）。

很显然，除人传人外，武汉还存在新冠病毒扩散的其它途径，这一途径在武汉疫情早期，是最主要的造疫因素。这一人传人之外的途径产生了并行存在，独立发病的众多零代病人；而武汉远高于全国的新冠病毒密度，高重症率、高致死率，也正是这一人传人之外的因素造成的！

人传人之外的传播、扩散因素，在疫情早期，还一度让武汉官方，让一部分武汉医疗专家误以为，或寄望于，这种病是不“人传人”的。

武汉特有的新冠病毒扩散途径是什么？疫情早期，武汉的病毒释放物不只是人，武汉有除人以外的病毒释放物，每个释放物的病毒释放量远高于单个新冠感染者！

3）新冠病毒来自实验室的培养基

卢洪洲教授、陈赛娟院士团队5月20日的论文说：“病原体很可能在更早的时候从共同祖先的多个分支独立传播扩散，最终形成这次爆发。”（见结论A依据4）

新冠病毒的共同祖先来自何处？自然界吗？自然界中的某只动物，或某批动物吗？来自一只动物的病毒不会产生散布于海鲜市场内外的众多零代病人；来自多只动物的病毒毒株必然是有明显差异的，它们将对应人际传播新冠病毒的多个不同祖先，而非共同祖先。

病毒来自多只动物的假设不仅与结论A的依据4相矛盾，也与结论A的依据3相冲突（2019-nCoV是在很短时间内起源于同一个来源）。

对结论A最自然、最合理的解释是：新冠病毒的共同祖先是一株实验室人造病毒；感染大量零代病人，产生众多独立传播分支的，是这一人造病毒的无数copy。

这不仅完美解释了结论A，而且完美解释了结论A的全部四个依据：依据1、依据2、依据3、依据4。

我们刚才做了什么？我们实际上从一个新的视角阐明了：新冠病毒来自实验室。

香港中文大学流行病学教授唐金陵在1月下旬曾对中央社说：“华南海鲜市场当时应该存在病毒的多点来源，而且它们之间比较分散，几十个病人又短期内同时出现，且没有彼此接触的历史，说明感染的野生动物可能不是偶然性地进入了一家摊位，而是短期内同时进入了多家门店，这样才可能同时引起这么多人发病”。

野生动物不是新冠的来源，中国从未报道过因接触野生动物而感染新冠的病例。

唐金陵教授的这番话应作一处修改，将“感染的野生动物”修改为“载有新冠病毒的物品”，修改后的描述如下：
华南海鲜市场当时应该存在病毒的多点来源，而且它们之间比较分散，几十个病人又短期内同时出现，且没有彼此接触的历史，说明“载有新冠病毒的物品”可能不是偶然性地进入了一家摊位，而是短期内同时进入了多家门店，这样才可能同时引起这么多人发病。

4）将新冠病毒带入各商铺的是冻品或冰块

新冠病毒是如何“同时进入了多家门店”的？将新冠病毒同时带入市场多家商铺、门店的物品，也就是市场内病毒的多点来源，究竟是什么？

答案是：被污染的冻品或冰块。

疫情严重的华南海鲜市场西区有大量商铺经营（鸡鸭禽类等）冻品，疫情相对较轻的东区虽然经营冻品的不多，但也有不少店铺在使用冰块。冻品、冰块是华南海鲜市场最常用见的东西，冰块是华南海鲜市场各商铺最通用的物品，冻品或冰块适合存放、留置病毒，它们的低温环境也非常适合新冠病毒生存。武汉早期的新冠重症患者，高比例与华南海鲜市场的冻品有过密切接触。冻品或冰块内的病毒，就是造成华南海鲜市场众多商铺从业者、冻品购买者各自独立发病，成为零代病人的感染源；冻品或冰块，就是华南海鲜市场内病毒的多点来源。冻品或冰块溶化后，其中残留的病毒进入了市场的下水道及环境污水中。这就合理解释了，高福5月25日接受凤凰卫视采访时所说的话：“提取的动物样本中没有检出病毒，但（在）包括下水道废水在内的环境样本中，有检出病毒。”（见资料D）

5）新冠病毒不是意外泄漏的，它是有人蓄意投放的。

新冠病毒的意外泄漏可能有以下情况：
a）在实验室内发生人员意外感染而使新冠病毒被无意释放、泄漏到实验室外；
b）实验动物处理不规范导致新冠病毒泄漏到实验室外；
c）病毒实验样本、废液处理失误或故障导致病毒泄露到实验室外；
d）在病毒转运、交接过程中发生泄漏（如其中一种黄燕玲感染说）。

如果是情况a），那么零代病人或者是一个人，或者是有限的几个人，这些零代病人一定是实验室的密切接触者；这种情况下，华南海鲜市场的众多商铺从业者，顾客，不会成为零代病人；

如果是情况b），那么，将实验动物带出实验室的工作人员，接手、转卖实验动物者，在市场售卖实验动物者，购买实验动物者，都有可能成为零代病人。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仍然不会发生众多经营范围不同的商铺，其从业者纷纷成为零代病人的情况，除非流出的实验动物数量非常大，这些动物的活体或冷冻的带毒死体，同时为众多商铺分销。如此大规模的倒卖实验动物，分销特别动物的行为（用于新冠病毒实验的动物不会非常普通），很容易为外界所知。即便，确有数百只带毒实验动物流入了华南海鲜市场，我认为，它们的体内带毒量也不足以造成武汉22倍的致死率。

如果是情况c），那么，疫情将在样本、废液的排放地周围爆发，而非爆发于华南海鲜市场。

如果是情况d），那么零代病人也是一个人或者有限几个人，他们应该是病毒转运、交接的当事人，或是出现在病毒泄漏现场附近者，华南海鲜市场的众多商铺从业者、顾客，同样不可能在这种情况下成为零代病人。

所以，新冠病毒不是实验室意外泄漏的，至少，它不是通过上述四种情况泄漏出实验室的。

华南海鲜市场各商铺所进冻品或冰块内的新冠病毒，会不会是意外污染产生的呢？比如，某个或某几个冻品、冰块制作工人，他们是更早的新冠患者，他或他们在生产过程中无意污染了所制作的冻品或冰块，而后，这些带有新冠病毒的冻品或冰块流入了华南海鲜市场。有没有可能是这种情况呢？

华南海鲜市场的新冠疫情，武汉的新冠疫情不可能是这类情况造成的，理由如下：
a）在这类情况下，华南海鲜市场的新冠感染者将是意外污染者（如感染新冠的制冰工人）的继发感染者，是二代或二代以上新冠患者，而非并发发病、独立发病的零代病人，这不符合结论A；
b）意外污染者排出的病毒量，不足以造成新冠在华南海鲜市场的大爆发；
c）意外污染者排出的病毒量和病毒毒性，不足以造成新冠在武汉的高重症率（见资料B），及22倍的致死率（见资料C）。

所以，可以确定：华南海鲜市场各商铺所进冻品或冰块内的新冠病毒，不是意外污染的（包括被更早的新冠感染者无意污染，及其它意外污染情况），而是有人故意投放的。

6）华南海鲜市场是刻意挑选的投毒地

在华南海鲜市场12月10日出现首个新冠病例（57岁，经营鱼虾生意的女商贩魏桂贤或魏桂先）之前，市场之外已至少有3人感染新冠：11月17日患病的一位55岁的湖北居民（据南华早报），12月1日发病，年过七旬，“有点脑梗、老年痴呆”的老年男性（据金银潭医院ICU主任吴文娟），12月8日发病的某患者（据黄朝林、吴文娟等1月24日《手术刀》论文）。由此可知，投毒者在12月前已开始在武汉一些地点投放新冠病毒，导致患者散发出现（12月10日前的实际感染者不会仅有上述三位，除了可能未报告的其它重症患者外，应该还有一些症状较轻者，无症状者，他们不知道自己得了这个病，或感染了新冠病毒）。

可能感觉效果不够理想，12月初左右，投毒者将视线瞄向了华南海鲜市场。华南海鲜市场是最佳的投毒地点，原因如下：
a）华南海鲜市场不仅自身人流量很大，而且，在市场一公里以内，还有另外两大人流中心--汉口火车站和汉口汽车客运中心，其中，汉口火车站是九省通衢-武汉客流量最大的火车站。
b）华南海鲜市场的经营特点，也为投毒提供了难得的便利条件。利用市场众多商铺普遍使用的冻品或冰块，可以方便、隐蔽地长期、连续投毒，所投巨量新冠病毒，可以在不知不觉间稳定、充分地不断释放出来，持续有效地制造大量零代感染者，大批重症患者。

投毒团队以华南海鲜市场为目标实施的病毒投放，成功造成了新冠疫情的大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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