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刘国凯 写于不同历史时期 整理于二零二一年

民主社会主义的政府干预

既然英国工党的国有化政策未能取得理想的成绩，不值得效仿，而民主社会主义出于对民主政治的认同，在理论上不支持按列宁主义的做法─用所谓革命暴力剥夺资产阶级的公民权并没收其生产资料。那麽，它只得另闢蹊经了。

此外，尚若只从经济层面上去考量，民主社会主义既承认生产资料私有制─资本主义生产、经营方式所带来的效率和活力，可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又洞悉到资本主义生产、经营方式在分配领域裡的延伸必须会造成财富分配的不公乃至两极分化，并且资本主义生产、经营方式还会引起週期性的经济衰退，破坏社会生产力。那麽，如何利用发挥资本主义生产、经营方式的长处，避免、减低、消除其弊病，就是摆在民主社会主义面前的壹个严肃的课题。如果对这个课题不能予以较好的回答，那民主社会主义所嚮往的具有“自由、公正、团结相助”基本价值的社会主义社会只会成为海市蜃楼。

英国是率先实现工业革命的国家，资本主义生产、经营方式也最先在那裡得以确立和发展，与此相伴随，英国也产生了最具权威的资本主义经济学家及其学说。这就十八世纪后期的亚当.斯密及其《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法国的经济学家萨伊隔著英吉利海峡与亚当.斯密遥相呼应。他于十九世纪初推出的《政治经济学概论》也汇入了这个理论体系之中。这个理论体系完全主张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它认为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前提条件下，会有“壹只看不见的手”把社会经济安排得有利于其发展的秩序。这隻“手”，就是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它指出：“私人追求利润是决定资本利用的唯壹动机。”资产者，企业主为了追求利润会发挥自己最大的潜能。他们会为此去减低生产成本，节省原材料，会从事技术改革、更新设备以提高生产率﹔会窥伺调查市场动态、社会需求以决定其生产品种及其数量。在市场机制的自动调节下，供给可以创造需求，总供给必定等于总需求。因此，自由市场经济是壹种最美妙完善的经济制度，政府不应对其作任何干涉。

显然，这种经济理论完全忽视了在冷酷无情的市场机制下劳工阶级所处的经济奴隶般的地位。然而，当劳工阶级还处于社会弱势群体，处于政治上缺乏代言人的无权地位时，他们的疾苦是不会被上流社会所关注的。被关注的只自由市场经济带来的生产发展，经济繁荣。这些发展和繁荣主要则体现在资产阶级豪华的生活上，当然有时也会惠及劳工阶级和社会公共事业。只有当市场经济的弊端经过天长日久的积累终于酿成了几近世界末日般的总爆发时，人们才从市场经济图腾中清醒过来。这就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席卷世界的经济衰退，而在这之前，市场经济的几次“失火”都被忽略，和轻描淡写地遮掩过去了。

约翰 凯恩斯在此之前的研究都不被重视。而三十年代大萧条终究把凯恩斯主义推上救世主的地位。早在1926年，凯恩斯就发表了“自由放任主义的终结”壹文，对当时处主导地位经济理论发起了初步的挑战。标志著凯恩斯主义形成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发表于1936年，那时大萧条已走出低谷。凯恩斯主义的诞生固然于凯恩斯本人的不懈探索分不开，而美国总统罗斯福的成功实践则为他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凯恩斯与罗斯福多次会见通信。可以说罗斯福的“新政”是促使凯恩斯主义完整化、系统化的动力。此后，凯恩斯主义风靡欧洲社会达数十年之久。儘管大资产阶级保守派人士总想重振自由放任主义的雄风，儘管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新自由主义、结构凯恩斯主义相继出炉，但凯恩斯主义的基本精神依然屹立不倒。这就是国家(政府)干预。

国家干预的必要性基于壹个明白无误的事实﹕单靠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已不能有效地维持社会生产、经济的正常运转和发展。技术的跃进、分工的细密、经济规模的扩大、层面的不断複杂，令私人企业的个别决策已难以适应这壹切，因而必定带有盲目性。只有用政府干预这隻“有形”的手来辅助市场机制这隻“无形”的手，才能使社会免遭重大经济衰退的袭击。有位经济学家作了个形象的比喻﹕政府干预犹如壹位“明智的父亲”，市场经济犹如壹个“顽皮的孩子。”这位父亲对孩子适度的约束是有益的。

然而，还是会有人提出这样的质疑﹕在信息高度发达的今天，在经过自由竞争和兼併，垄断经济日益普遍的当代，企业自己就有能力解决盲目性的问题，而不必求助于国家干预。其实这种看法是偏颇的。因为﹕1.中、小企业依然大量存在。2.垄断性的大企业也未必能对经济全局有透彻的了解。因为在信息时代裡经济保密依然是许多企业的原则。3.私人垄断企业有垄断社会经济某个部份之嫌，而这正是政府干预要予以对付的。

国家干预可以从政策法令上入手也可以从经济措施上入手，或可称之为政治手段和经济手段。前者最典型的表现出现在罗斯福新政中。如1933年3月6日罗斯福就任总统后的第三天，就下令全国所有银行停业“休假”三天，以禁止储户挤兑。接著于3月9日颁佈“紧急银行法”通过该法的壹系列政策措施，使大量面临倒闭的银行得以喘息过来。从而挽救了几乎崩溃的金融信贷体系。又如，1935年7月罗斯福政府颁佈“华格纳法案”(即“国家劳工关系法”)规定工人有权与僱主签订集体议价合同。地方当局和僱主不得阻止工人罢工或干涉工人内部事务。1938年又颁佈“公平劳动标准法”，规定最低工资数额和最高劳动时数。

当然，政府干预的主要体现还是经济手段。经济手段还可分成直接干预和间接干预。不过有些措施其实介乎于直接和间接之间。经济手段的干预范畴可以是生产环节，也可以是分配环节。

英国工党的国有化措施是典型的以经济手段作直接干预。儘管它做得不很成功，但并不证明国有化完全不可行。对于那些公众服务性很强，不以赢利为主要目标的事业项目如邮政、供水等实行国有化是有必要的。此外，政府向私人企业投资贷款、控股，和控制价格都可算直接干预，而指导企业更新技术设备，提供经济信息等则是不太直接的干预。至于以调整税率和银行利率来实施调控就属于间接干预了。

自由放任主义的“萨伊定律”说﹕供给会创造相应的需要，总供给必定等于总需求。但壹次又壹次的经济衰退，尤其是三十年代大萧条否定了这个定律。所谓“生产过剩”，并不真的是物质财富多得用不完，而是城乡居民中缺乏足够的货币去购买自己需要的商品。从而造成商品积压，流通阻滞，资金不能回笼，以至生产停顿，工人失业继而引发更严重的总需求下降。这些是国家干预首先要对付的情况。

为了使社会需求与供给取得相对平衡，在经济衰退出现迹象的时候，政府就应该立即做出相应干预，以控制经济走势。譬如，降低银行存款利率，以鼓励投资和消费。扩大财政开支，举办公共事业，实行“赤字预算”，增加就业。所有这壹切都是为了增大社会需求，不至发生严重的生产过剩。在这方面，罗斯福的新政也是做得很成功的。他拨出相当数量的政府拨款，僱用大量失业工人和青年进行修路、植树、土壤保护等工作。其中最著名的项目是田纳西河流域工程和南起德克萨斯州，北至加拿大的防护林带。政府僱佣的人最多时曾达700万。每人月薪30元。既在壹定程度上减轻失业现象，稳定社会秩序，又增加了社会消费需求，并且工程所带来的益处，于国计民生的深远影响不可估量。而这壹切只有政府才可以去办到。任何资本家，即使是垄断资本家也是无能为力的。

在平常时期，政府也可以利用手中掌握的财政收入来创办壹些不以赢利为目的，而以增进社会公益、扩大就业为目标的事业项目。譬如老人家庭护理即为典型例子。欧美许多国家都由政府出资，僱佣相当数量的家庭护理员上门专职照料因老迈或病患而行动不便的老年人。(因严重残疾生活不能自裡的非老年人也可申请此项护理)这明显是国家干预的经济手段深入到国民收入的再分配环节中。国家创办了这种职业，既使老人得到照料，体现了社会的关怀和温馨又扩大了就业，增加了社会消费需求，刺激消费品生产的发展。只有政府，而且是关心民众生活的政府才能做到这壹点，任何资本家都不会有这份心思。因为“私人追求利润是资本利用的唯壹动机”。不赚钱的事，资本家才不做。

政府创办这类公共事业是需要货币支撑的。货币的来源之壹就是税收。于是国家干预又深入到国民收入分配环节的另壹个侧面中。由大资产阶级主导的政府大多採取轻赋税政策，以使资产者有更多的利润留成用于投资。其实这骨子裡也是想让大资产者有更多的钱财用于奢华的生活。而代表社会中、下阶层利益的政府(社会民主党政府为其代表)则大多採取高税率的累进税制，以向高收入者征收更多的税收用于举办公益事业。在这方面，并非社会民主党人的罗斯福甚至做得更激烈。1934年对年收入超过100万者，征收税率达59%的个人所得税。1935年税率提高为75%并还开征遗产税和财产移赠税。

在经济高涨时期，政府亦不应袖手旁观，同样要以积极态度介入。当然手法会有不同。譬如此时就应提高银行利率，鼓励储蓄，抑制投资。同时密切注意经济走势，防止壹哄而起，重複投资，向经济组织提供综合信息，引导经济有的放矢地正常运行。

就像市场不是万能壹样，政府干预也并非万能。亚当．斯密和马歇尔把自由放任主义下的市场机制描绘成可以自行调节经济的美妙机器，固然属于妄言，但市场机制给社会经济带来的活力是不可低估的。同样，国家干预固然在促进社会经济正常发展中可以起很大的作用，但对其负面因素也不能掉以轻心。换言之，国家干预必然适度。否则“明智的父亲”就会变成专横颟顸的父亲,对“孩子”温和有益的约束也就变成了严酷无益的压制，会严重影响了“孩子”身心的健康成长。

如果说三十年代大萧条说明了市场经济绝对美妙论的谬误﹔而半个多世纪的实践又终于宣告苏式计划经济─国家全面干预的破产。那麽剩下的就只能是把市场机制和国家干预最适当地结合起来，取其两者之长的造福于社会。然而这并不是壹件轻而易举的事情。欧洲各民主社会主义政党战后几十年来都对此作了不懈的探索，各自都有所心得，经验和见解。

在意识形态上与马克思主义最少亲缘关系的英国工党有著最强烈的生产资料公有化情结。国有化是它进行国家干预的重要手段，而且非但如此，英国工党的国有化还伴著苏联计划经济的味道。那就是政府的各国有化公司可对其属下企业下达原则性指令，议会有权审核各国有化工业公司的年度报告和拨款申请。国有化工业公司的建立、撤销、改组的批淮权在议会。内阁财政大臣通过政府的财政预算来安排对国有化企业的投资额等等。英国工党的国有化和计划化在短期收到了效果。战后，英国经济恢复很快。失业率低，社会保障系统迅速健全。到1950年国民经济增长率已达4%，其国民生产总值在欧美世界中居第二，仅次于美国。然而随著时间的推移，英国工党这种较为深度的国家干预的负面影响就逐渐表现出来了。国家为了培植壹批国有企业花了大量资金，而国有企业的效率却明显偏低。国家预算中财政支出庞大，几佔国民收入40%。负担十分沉重，这都使英国的经济增长率下降，保守党对此大加抨击，藉此争取选票重新上台。1951年至1964年保守党执政期间把钢铁、公路货运重新私有化，其他国有化企业尚予以维持，至1979年撒切尔夫人的保守党内阁执政后，大力推行国有企业私营化。至九十年代初，国有企业已所剩无几。

在野的英国工党并不认同撒切尔夫人内阁的所作所为。因为儘管在保守党内阁的治理下，经济增长率时有佳绩，但民众却为此付出代价。不过，英国工党还是检讨了自己过往的国有化政策，认识到国家干预必须勿使市场自主性丧失，否则会不利于经济增长。正如英国工党新壹代的理论家阿历克诺夫所说：“没有市场机制，设想壹个有效率的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但就整体而言，无论是宏观平衡，还是微观效率，都不能依赖自由放任。”1975年4月，英国工党特别代表大会通过党章修正案，生产资料公有制不再列于党的头号奋斗目标。

德国社会民主党奉行的是社会市场经济。这当然不同于自由市场经济。即其中也实行了国家干预，但这个干预的程度与英国党的有相当差别。简言之，就是干预程度浅和干预的切入口不同。

社会市场经济的理论并非由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创立。它是阿登纳政府裡的经济事务官员艾哈德吸取了战后新自由主义理论，加以融汇贯通，并针对德国的现实情况所创立的经济理论。这个理论的核心是“竞争加秩序”。首先它充分肯定了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所带来的巨大动力和效率，同时又认识到自由竞争会造成混乱和垄断，到头来也损害了竞争。故此必须建立壹种社会秩序，使竞争沿著正确的轨道行驶。而国家就负有建立这种秩序的责任。换言之，在社会市场经济理论中的国家干预不是忙与创办国有企业，或向私人企业投资参股之类，而是建立壹些竞争规则并担任竞争的秩序维护者或裁判员，而不必直接参与竞赛。

战后初期重建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并未确立社会市场经济的理念。他们仍沿袭著第二国际至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的既定思维─主张某壹程度的计划化和国有化。1949年8月，德国西占区两大党在选举中对决。基督教民主联盟得票31%，社会民主党29.2%，自由民主党11.9%，其馀为小党所得。基督教民主联盟遂与自民党等联合执政。基民盟获胜的原因很多，如得佔领当局的支持。而有壹样不可忽视的是，艾哈德的经济举措已在前阶段中取得显著成效。此时他身居阿登纳营垒中，为此营垒加了分。从此基民盟开始了它长达20年的连续执政。

艾哈德主导的社会市场经济参与创造了德国奇迹。在战争的废墟上取得了令世人瞠目结舌的辉煌成就。1952－1965年工业年平均增长率为7.9%，居欧美国家之冠。1952－1959年平均通货膨胀率为1%，亦为欧美国家之最低。1965年黄金储备额仅低于金元王国─美国。其后儘管在六、七十年代发生了几次经济危机，但从1950年－1981年这三十年间，国民生产总值的平均年增长率仍有5.2%。

1969年9月，社会民主党在大选中获胜，党的领袖勃兰特任总理，组阁执掌政权。经过《哥德斯堡纲领》总结过去，展望未来的德国社民党人全盘接受了艾哈德社会市场经济的理论。他们宣称：“社会民主党讚同真正存在著竞争的自由市场。”并声明他们将会“保护和促进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只要它不妨碍建立壹种公正的社会制度。”那麽，怎样去使竞争真正自由地进行，并符合社会公正呢，社会市场经济的信奉者们订了这样的壹些法律、法规。如“反对不正当竞争法”、 “限制折扣法”、“关于附加赠送物品条例”、“专利法”等。在诸法之中最为重要的是“卡特尔法”，又称“反对限制竞争法”。

“卡特尔法”禁止两家以上的大企业通过合同或协议在价格上、经营上统壹行动来垄断市场。禁止企业之间为垄断市场进行合併。凡是企业间搭成的协议会从负面影响市场的生产和流通，将被宣佈无效并予以罚款，等等。

“卡特尔法”的施行由卡特尔局承担。卡特尔的工作人员不得在任何企业的董事会或理事会任职﹔不得拥有任何企业的股票，以保持卡特尔局执法的公正。

这些法律、法规的订立和实施，明确地体现著国家干预这隻“有形的手”。而这隻“手”明显主要从行政管理上切入。至于数量有限的国有企业则说明了国家干预在经济领域内作浅层干预。

相对于英国工党和德国社会民主党，二战之后法国社会党的执政之途真是充满了艰难。这壹方面是因为法国有著相对强大的专制势力传统。历史上有过波旁王朝的复闢，有过两次拿破仑帝国，有过7月王朝。二十世纪五、六十年戴高乐的大权独揽在某种意义上是昔日专制传统的某壹程度的再现。这个保守势力从右端打击著法国社会党。另外壹方面，法国又有著激烈的革命传统。标志之壹是法国共产党─1920年底以多数派从法国社会党分裂出来的法国共产党有著很大的势力。战后初期，它已成为议会中第壹大党。而法国社会党与法国共产党的社会基础与选票在相当程度上是重叠的。故此法国共产党是从左的壹端限制了法国社会党的政治空间。

为了与强大的右翼保守势力抗衡，法国社会党与法国共产党多次建立了左翼联盟，但由于东西方“冷战”等原因不但宣告瓦解。甚至还互相攻击为“莫斯科的代理人”和“美帝国主义的走狗”。后来，随著“冷战”的缓和，和互斗中的两党均在选举中遭到失败的教训，遂又开始了联合的艰难探索。

法国社会党新壹代的领导人密特朗深知要在法国结束右派掌权的局面，左翼必须联合，而若要实现社会党主导政权的雄心，“社会党首先就得成为左翼的多数派。”他说要设法使共产党的500万选民中的300万转而投入社会党的旗下。1978年3月议会选举，社会党得22.5%的选票，共产党得20.5%。1981年4月总统选举，密特朗得票25.8%，法共候选人马歇得票15.34%。马歇，这个欧洲共产主义的倡导者之壹，在这关键时刻宣佈无条件支持密特朗，号召他的选民在第二轮投票中转投密特朗，于是密特朗以52.24%的优势胜出，当选法国总统。从此开始了法国社会党执掌政权的局面。多年的奋斗，理想终成现实，欣喜感奋之馀密特朗驱车到巴黎先贤祠向饶勒斯的纪念碑献上壹束玫瑰花，告慰这位法国社会党的创始人﹔人道社会主义的创立者在天之灵。

法国社会党执政以后也立即展开了国有化、计划化的步伐。当然，法国的国有化并不始于此时，而是在戴高乐时代，甚至在战后联合内阁时期和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勃鲁姆内阁时期就开始了。社会党政府把它继续扩大。然而法国社会党的国有化，计划化却与英国工党有著明显的不同。这最显著的表现是法国的国有企业在管理上是独立的，完全按照市场机制来进行它的营运，不像英国的国有企业处处要接受工业公司的指挥乃至议会的裁决。国有企业向私人股东开放资本，吸收投资以加强自身的经济势力。国家也购买私人企业的股票，以防止垄断，尤其是国际财团的垄断。这正如密特朗所说：“对垄断或趋于垄断的企业施行国有化，使之与国家结合，使个人不拥有高于民族利益的控制市场经济的、因而也是政治的权利，这都是正确的，必要的。”但是法国社会党人并不反对私有制。密特朗说：“社会主义应该允许法国有壹种混合经济体制存在。”“壹个广泛的私有部门将继续自由活动和发展。”可见法国社会党人了解私人企业的作用、市场机制的活力。他们所倡导的计划化是认为“企业应该考虑其社会目的，而不要为自己的利益去牺牲社会利益”并不是要把企业的经营活动全面纳入壹个严格的计划中。故此，社会党的计划化只是向企业提供经济指南和综合信息，是适用于企业作中长期发展规划的参考，而近期的营运则按市场经济的导向。可见在法国社会党的观念裡国家干预并不取代市场经济，计划也只是作为市场的补充。

然而也正由于民主政体下的政党政治，法国社会党并不铁定掌权。壹旦保守势力重新执政，私有化的逆向运作又有发生。生产效率与失业率同时攀升。行政权力的中断导致经济实验中断。国家干预究竟怎样才恰到好处这需要经过长期不间断的摸索、探究和总结。时时的中断对此是十分不利的。但既服膺民主政治，也就别无选择。不过保守势力利用国有化、计划化中的某些失误极力攻击国家干预，把它说得壹无是处是十分不光明正大的。与此相对的是，从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理念走出来的社会民主党人不再排斥生产资料私有制，而只主张以国家干预来弥补市场机制的缺陷，则显示了他们对社会负有责任感的情怀。

民主社会主义的社会福利保障

无论是英国工党的国有化措施还是德国社会民主党所奉行的社会市场经济，抑或其他国家民主社会主义政党在这方面所作的努力都主要还是著眼于社会经济的生产环节。勿庸置疑的是，为了实现民主社会主义所嚮往的“公正”，国家干预绝对不能止于生产环节，还必须深入到分配环节。因为社会财富如何分配才最直接与每个人的切身利益相关。昔日在资产阶级主导的民主革命成功以后，又爆发了劳工阶级针对资产阶级的社会革命，其重要原因就是由于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公，导致劳工阶级的贫苦而引起的阶级仇视。

当然，第壹轮国家干预还是初步涉及了分配环节，那就是政府规定最低工资额和规定僱工可以与僱主集体议定工资单价之类。然而仅仅这些是远远不够的。国家干预必须深深地涉入到国民收入的再分配领域。通过种种法律法规的实施来截取高收入，弥补低收入，或使低收入者获得社会对其基本生活方面的资助和保障使任何人都得以免除由任何原因面临的贫苦困难。也就是说国家干预还应建立壹套完善的社会保障、福利制度。

社会保障、福利政策甚至在纯经济学领域内也是有根有据的。1920年，英国的经济学家庇古创立了“福利经济学”。他指出﹕等量的货币在收入不同的人的手中将会产生不同等的效用。即所谓高收入者的货币边际效用小于低收入的。他说：“在福利经济学中有两个命题。粗浅地说，即第壹，对于壹个人的实际收入的任何增加，会使满足增大。第二，转移富人的的货币给穷人，会使满足增大。”于是这个转移对增大社会有效需求是有益的，也即有益于刺激生产。政府用从高收入者手中征来的税款除用于垂直再分配外，还用于横向再分配─举办各种社会保障、福利项目。

于是，国家干预的第壹刀就切在税制上。国家最大的财政收入即来源于个人和法人所得税。税率按累进制。收入越高税率越高。从百分之十几到百分之五十几不等。美国罗斯福时期曾高达百分之七十五。而且还定有起征点，收入少到某壹程度不必交税。非但如此，在工资收入低至某壹范围时，除免税之外，政府还给予相应的补助金。以瑞典为例，月薪1.2万克郎以下者，不必交税，并另获8-10%的政府补助金。月薪6万克郎者，18%的收入被国家以税收形式取走。

国家干预通过征收个人所得税来实现从高收入阶层到低收入阶层的垂直再分配这固然在缩小收入差上有壹定的作用，但亦是十分有限的。因为民主社会主义所崇尚的是公正，不是平均，更不是绝对平均主义。平均主义有害于进取精神和勤奋向上，因此不可能设想用这种垂直再分配把社会各种职业，各个层次的人的收入都大致拉平。而且，从另壹方面来看，社会上许多人─不仅是受益于垂直再分配的低收入者，还包括在垂直再分配中“不赔不赚”者，甚至还有些垂直再分配的付出者，他们儘管在正常情况下都能维持自己的壹般生活，但壹旦遇上特殊情况则都穷于应付。这些特殊情况就是失业、伤残、疾病、怀孕生产、子幼多病、住房恶劣等等。显然，凡是民主社会主义政党执政的政府对此非但不可置若罔闻，而且应该全力以赴去关注，方符合“基本价值”的理念。二战后率先取得执政权的英国工党在这方面起了极好的表率作用。

1942年秋，世界尚在大战的抱火之中，英国工党就在其年会上通过了壹个社会福利纲领。这个纲领宣称要在英国实行全面的社会保险﹔对因各种意外事故处于困难中的民众提供多种社会保障﹔对母亲、儿童给予社会补助﹔并实行全民免费医疗。

1945年7月大选，工党获胜。其领袖艾德礼组阁后，立即把福利纲领付诸现实。于1946年壹年之中颁佈了“国民保险法”，“国民医疗保健法”，“住房法”。稍后又颁佈了“国民救济法”，“家庭补助法”，等等。

“国民保险法”规定已就业又未达到领取养老金年令者，壹律交纳保险金，从而在面临失业、伤残、病患和其他意外事故而陷入困境时有权获得政府的津贴和补助。

“国民医疗保健法”规定全国医院实行国有化。(亦允许医生私人开业)，全国民众壹律享受免费医疗。有工薪收入者，每月须交纳少量医疗保险费。

“国民救济法”规定，凡因收入太低或无收入而不能参加“国民保险法”享受其保险待遇者亦可享受“国民保险法”的各项救济，只是数额少壹些。此法其实是“国民保险法”的壹个补充。故后更名“国民补充救济法”。

“住房法”实行房租管制，以照顾低收入者租房。并大力从事新建和贫民窟的改建。艾德礼任内建房80多万套，以低价租给缺房民众住。

经过了壹系列的努力，艾德礼满怀激情地向世界宣佈﹕英国已建成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国家。

在英国以后的历史进程中，儘管英国工党数度大选失败，处于在野甚至长期在野，但上台执政的保守党内阁仍然大致保持了对社会保障、福利政策的连贯性。他们对国有化措施大加指责甚至予以革除，而对社会保障、福利的规章制度则比较审慎。毕竟这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要想选票不大量流失，就别轻举妄动。

时至今日，英国仍大体沿袭著艾德礼工党内阁所制定的基调。实行著极为广泛的社会保障、福利制度。由于条文繁多，难以壹壹详述，现仅择几种简扼分述如下﹕

医疗保健规则﹕（1）所有治疗、手术费用壹律免费。（2）每次处方开药交费6英镑，但以下六种人士免费﹕16岁以下或60岁以上者，19岁以下全日制学生﹔怀孕妇女﹔带有未满壹週岁婴儿的母亲﹔领取失业救济金和普通收入补助者。（3）妇女怀孕和生育期间所有医疗费用全免。

失业救济金发放规则﹕失业救济金最低数额为28.45镑/周。壹般为原工资的60-70%，最高为85%。领取期限为壹年。壹年后仍失业，可改领社会救济金。

社会救济金发放规则﹕（1）未婚者可领取31-52镑/周的社会救济金(视年龄不同而不同)夫妇俩81镑/周。若育有19岁以下子女，每个子女31镑/周。社会救济金是劳工最后防线。它能保障因长期失业、患病等原因至全无收入的极贫苦者亦能过上温饱的生活。

病假工资发放规则﹕连续病假四天后可领病假工资(四天之内领原工资额不变)病假工资额60.2镑/周，可连续领28周。若仍因病不能工作，可改领无期限的社会救济金。

残疾人福利金发放规则﹕依残疾程度分三等。第壹等53镑/周﹔第二等35镑/周﹔第三等14镑/周。

退休金发放规则﹕基本退休金为67.5镑/周。本人亡故后，遗孀可续领亡夫的退休金，而且无限期。除非再婚或自己也开始领取退休金。

养老金发放规则﹕男性年满65岁，女性年满60岁，可向政府申请养老金。数额为单身52镑/周，夫妇83镑/周。养老金与退休金不衝突。

免费教育规则﹕公共中小学壹律免学费、杂费、书费。学校给全体学生提供免费午餐。高等院校大部份属公立。收学费极低，而政府还给家庭贫困者提供奖学金。

妇女怀孕生育福利法规﹕1)产前检查壹律免费和带薪。2)僱主不得解僱怀孕和生育的妇女。3)生育职业妇女可获18周产假。前6周得原工资额90%，后12周得每週57.5镑的补助金。4)生育妇女休完假后可复职，薪资不降。5)非职业妇女怀孕生育期间，可领社会救济。6)任何妇女壹产下活婴儿，即可获政府100镑补助。若是死婴，只要怀孕期超过28周也可领取100镑。

儿童福利法规﹕1)双亲家庭第壹个子女获儿童福利补助15.5镑/周。2)单亲家庭第壹个子女获17.5镑/周。3)无论是双亲或单亲，从第二个子女起每个获10镑/周。

寡妇福利法规﹕60岁以下丈夫去世，或虽已60岁以上，但丈夫去世时尚未领退休金者，可壹次性获政府寡妇补助1000镑。若还有孩子要抚养，则可领52镑/周的寡妇育儿补助，多子女还可按规定递增补助额。

英国工党所创立的社会保障、福利制度可谓包罗万象不胜枚举。50年代，西欧国家大都群起傚法，也纷纷制定各种社会保障、福利条例。其最明显的标志就是这些国家的社会福利支出壹般都佔政府总开支的壹半左右。如在八十年代，美国为52.4%，德国为58.8%，瑞典为58.7%。可见这些国家的政府对民众的基本生活保障是何等重视。

虽然社会保障、福利制度受到了广泛的讚扬和认同，但批评之声亦不绝于耳。批评的焦点有这样几个﹕壹、庞大的社会保障、福利制度的开支成了国家不堪重荷的负担，拖累了经济的发展。二、过于有保障、有“安全感”的生活会消蚀了劳动者的勤勉奋发精神。艾哈德对此如是说：“如果社会政策的目的是对每个人从壹出生就给他全部安全，保护他绝对不冒人生的风险，那就不可能希望他的才能、智力、企业雄心得到充分的发展。”三、由于成功的企业家和专业人士为社会保障、福利制度作出了相当的付出，却无所受惠，这无疑会挫伤他们的积极性。资金出走，人才外流由此而生，这当不利于生产技术的发展。

社会保障、福利制度的开支到了怎样的程度就会成为国家财政不堪承担的重荷，这是值得考虑的。开支的数额必须量入而出，要考虑本国国民收入、经济能力、受惠人数等因素。应该说，相对处理得当的话，它不会成为经济发展的阻力。应该警惕的则是，有人用壹个空泛的“不堪负荷”论，就想从根本上否定民主社会主义各政党领导中、下层民众奋斗多年才建立的社会保障、福利制度。显然，这些人大多是资产阶级中的保守派人士。因为资产阶级中的开明派也是支持这个制度的。如1942年底丘吉尔内阁公佈的“贝弗里奇报告”也是宣称要把英国建成福利国家。丘吉尔本人就在此后的壹次广播演说中描绘了战后英国将建成“从摇篮到坟墓”的全面福利制度的美好前景。

艾哈德讲的那段话似是而非。社会保障、福利制度无论多麽全面也只是给予壹个基本的生活水平，或帮妳度过疾病、伤残等意外事故所面临的特殊困难。壹个真正有才能、雄心的人怎麽会仅仅满足于社会保障、福利制度所给予的温饱水准呢﹖他当然会用自己的能力去创造富裕得多的生活。而不让他去冒人生的风险正是给他发挥其潜质的外部条件。有壹个很聪慧的农家子弟，高中毕业后因家裡太穷，父亲久病，欠债甚多。因此暂放弃升学，跟著他的叔叔外出打石挣钱。有壹天在打石时不慎跌下，当场给坚硬锋利的岩石击穿胸膛而死。壹个本来会很有出息，会给社会作出更多贡献的青年就这样以二十岁的青春年华告别人生走入漫漫冥境。人们在为他撒壹鞠同情之泪时是否应该意识到，这正是由于贫穷的家境要他去“冒人生的风险”所至呢﹖当然失足身亡是较极端的事件。而更经常的情况是在多年艰辛的生活挣扎中，壹些本来可以大有出息的青年耗尽了他们的年华和精力未能去攀登知识和事业的高峰，终至无所作为，这对于他们来说是不公﹔对于社会来说是损失。另外，对于那些本身就胸无大志，能力平庸者，社会给予他们的“安全”也就谈不上是阻碍了他们的发展。

不过，艾哈德另壹段话倒有些道理：“社会安全首先必须从人们自己的勤奋中得到。壹个人必须要自己负起责任。只有当个人负责还嫌不足时，国家和社会才插手进去。”这句话运用在实际中，就是德国社会保障、福利制度的经济来源2/3出于民众自己交纳的集资。这壹具体措施是值得其他国家在制定社会保障、福利制度时借鉴参考。

至于有些高收入人士，为社会保障、福利制度提供了集资，而自身又绝不会去领取救济之类，以至认为自己吃了亏，要走之则吉，那就纯粹是壹种自私行为，不应予以迁就，即不应因此就放弃或砍去壹些保障、福利项目。而且当社会的进步达到任何国家、地区都建立了社会保障、福利制度，任何人都得为此按规定交纳集资时，他们又再“外流”到什麽地方去呢﹖然而，倘若他们是对具体措施提出意见则是很正常的。譬如领失业救济金、社会救济金的数量和时限都可以商榷。医疗费是否应考虑患者自付其中小部份等等。艾德礼晚年写回忆录时，曾承认当时他力主全面社会保障、福利制度时“低估了人们的私心”。确实，这是很值得今后人们从事这方面工作时借鉴吸取的。

除以上几种之外，还有壹种批评是来自共产党的理论家们。他们说社会保障、福利制度的施行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社会的性质。工人阶级仍然处受剥削地位。”据1985年英国统计局统计，就财产状况而言，佔全国人口5%的人拥有全国私有财产的41%。”“贫富差距仍然很大。”“远没有也不可能消除社会的不平等。”“不能改变国家的阶级实质。在这种情况下，怎能谈得到真正实现社会主义呢﹖”

各民主社会主义政党在建立和实施社会保障、福利制度时并没有说他们要完全消除社会的不平等。在他们的“基本价值”理论中已用“公正”取代了“平等”。有些不平等现象是不公正的，有些则是公正的。他们追求的是“公正”而不是容易与平均相混淆的“平等”。少数人拥有较多的财产是当代社会结构中的必然现象，平均是没有可能的也是有害的。至于5%的人拥有41%的财产这是否太悬殊，是否有不公正的成份，那是可以考察，可以研究的。但却不可以作为断定社会保障福利制度没有意义的依据。而且可以这样认为，如果在社会保障、福利制度实施的基础上，社会各阶层人们的财产拥有量又有壹个适当的差别，那就是当代人类的智慧所能建造的伊甸园。因为在这种社会情势下，既保障了大多数人享有壹定的物质生活水平，使之不因种种缘故陷入贫穷困苦之中，又让壹些才智杰出者能通过奋发进取去获得更多的物质享受，那就是壹种甚佳的组合。普遍的保障之上有富裕﹔处处的祥和之中有差别。这是当代人的心智能力可以建造出的人间佳境。至于共产党向人们描绘的“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人间天堂实在太遥远，不知何时才能实现。起码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是不可能实现。因为从1917年11月至今共产党执政的所作所为都表明了他们的南辕北彻。在共产党领导人的指挥下，人们都在拼命地劳动，然而消费品匮乏乃至飢馑遍地是常事。近年的“改革开放”所造成的极化现象更令人震惊。共产党的理论家以英国5%的人拥有41%的财产来贬低英国工党社会保障、福利制度的意义，这真令人齿冷。因为在他们的国家裡，5%的人很可能拥有财产的百分之七、八十。只不过这些都是他们党和国家的机密，绝对不会予以公佈罢了。然而世人还是可以看得到，在他们统治的国家裡，高楼大厦之下，酒绿灯红之旁，普罗大众处于挣扎奔命之中。无论是国营企业中压缩出来的人们还是私营企业裡的劳工，都陷入惶惶然朝不保夕的境地。报纸上常有这样的报道﹕某个民工因工伤送往医院抢救，但由于壹时交不出壹笔预付医疗费或手术费。医院置之不理，遂至死亡。这种视人命如草介的冷酷行径真是令当代文明蒙羞。医院却振振有词地说，抢救好了他，本院花了那麽多人力物力，收不回钱怎麽办﹖实际上，这样的情况远非每天发生，就算偶尔收不到或收不够钱也不会令医院关门。当然关键的责任在政府。即使没有英国那样完善的保障制度也可以避免这类悲剧。只要政府稍微关心壹点底层民众的疾苦，就应下达文件知会各医院﹕凡有此类情况，医院应先予以抢救。政府将以行政力量协助医院收回医疗费用，若确收不到，医疗费用由政府承担。可是共产党政府的领导人们每时每刻考虑的都是怎样确保“无产阶级的红色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的大事。多少有关国计民生的事项都排不上他们的日程表，遑论几个工伤民工无医而死的鸡毛蒜皮之琐事了。不过，既然这样，共产党的理论家们怎麽还有脸去批评欧洲各民主社会主义政党所建立的社会保障、福利制度呢﹖倒也真是不知人间有羞耻二字了。

民主社会主义的产业民主制度

欧洲各民主社会主义政党并不以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福利制度为满足。他们继而为实现《法兰克福声明》中所提出的“经济民主”作不懈的探索。由于民主社会主义部份认同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存在，而在私营企业中工人群众毫无疑问仍然处于纯属被僱佣的劳动力的地位。对企业裡的壹切事务无权置喙，这显然不符合“经济民主”的精神。如果工人群众在社会上拥有选举、言论、出版、结社、集会等所有政治权利，但壹回到工厂、企业裡就重新变成壹架会说话的机器，完全被动地听从驱使，那马上会使已经争得的政治权利失去光彩。因为社会主义对民主的理解并不止停留在政治层面上，而是要把民主的精神和原则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和领域中。

1962年社会党国际的《奥陆斯声明》较十壹年前的《法兰克福声明》更为具体地提出：“应在民主制内建立起壹种机构，使工人能在其中有效地影响工业决策和条件以及总的经济形式。”1969年社会党国际第十壹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宣称：“社会党人要用经济民主和工业民主的新形式来补充政治民主，其目的在于实现社会民主。”1986年社会党国际发表的《利马委託书》表示社会党人要“致力实现这样壹个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全体公民都能自由地参与经济决策，保证工薪劳动者在工作场所的影响。”并强调指出：“民主社会主义是社会与经济民主化和社会公正日益增进的持续过程。”

从社会党国际这壹系列的政治宣言中，可以看到壹条清晰的轨迹，那就是他们推进经济民主的信念日益坚定和具体。在这个过程中，德国社会民主党又做出了杰出的贡献。那就是它所创立的“共决制”。在诸民主社会主义政党中，它把经济民主的理念付诸实圩钤纭⒆顝V泛、最具体。能够这样当然绝非偶然，而是有深远的思想渊源。

早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初创时期的《哥达纲领》中就已提出：“由工人选出的负责人监督矿山、矿井、工厂、作坊以及家庭工业的劳动。”1891年《爱尔福特纲领》讨论稿中提出“由工人选举出来的企业视察员负责监督壹切工业企业，并负责调整城乡的劳动关系。”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国社民党曾几次执政，这为它发展其经济民主理念提供了条件。1921年德国党的“格尔利茨纲领”中提出“发展代表工人、职员和公务员的社会利益和经济利益的经济委员会制度。”四年以后的“海德堡纲领”则进壹步明确：“发展经济委员会制度，行使工人阶级对经济组织的共决权。”“共决”壹词至此正式出现于行文。标志著德国社会民主党“共决制”理论的初步形成。如果说昔日它所主张的经济民主还处于较为空泛的“监督”之说的话，那麽此时的“共决制”则表现出要真正让工人阶级在经济事务中发出声音的决心。然而可惜的是，法西斯的掘起使处境日见艰难乃至颠沛流离的德国党没有机会去实践其“共决”主张。

二战以后的大选中，德国社会民主党以微小的比率输给基督教民主联盟，成为实力十分强大的在野党。它利用这壹有力地位大力推动“共决制”的实施。终于，1951年5月，德国联邦议院通过了《在僱佣1000人以上的煤钢企业监事会和理事会中实行僱员共同决定法》。该法规定监事会由11名成员组成。资方劳方各佔5名，另共推壹名中立成员为主席。

作为德国社会民主党思想理论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1959年的《哥德斯堡纲领》作了这样的阐述：“对经济成果做出决定性贡献的工人和职员迄今仍然被排斥在有效地进行共决的大门之外。然而，民主却要求职工能在企业和整个经济中共决。职工必须从壹个经济领域中的奴僕，变成壹个经济领域中的公民。”“钢铁工业和煤碳工业实行的共决，标志著壹个新的经济制度的开始。必须将共决进壹步发展成为适用于大企业的民主企业法。职工在经济部门的自治机构中的共决必须得到保证”。

这表明德国党并不满足于只在钢、煤大企业中实施共决制而是要将它推而广之，并且首次把共决提高到民主的高度。1969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取得执政权。终于得以把共决制在全社会铺开。新的共决法将实施范围扩大至2000人以上的非煤碳、钢铁企业。其涉及面为500个大企业，僱员人数超过400万。

共决制中，僱员代表有权与资方共同决定对企业领导机构的任命和监督，有权参与决定理事会的成员，并同理事会壹起研究决定利润的使用。对企业开发新产品，购置重大新设备，或作某项大宗投资，僱员代表都拥有批淮权。在企业日常事务中僱员代表也可向公司提出工人的要求和愿望，以影响公司对此的决定。

除了大型企业中的共决制之外，德国党在执政后还制定了《工厂委员会法》。该法规定﹕凡有五人以上职工的工厂都应成立三人以上组成的工厂委员会。其成员壹般不脱产。300人以上的企业才可以考虑设置专职脱产委员。委员会成员在僱员中选举产生。委员会具有独立性和权威性。僱主不得干涉委员会内部事务和运作。委员会委员在三年任职期内及卸任后壹年内，僱主不得予以解僱。工厂裡每季度须召开全厂职工大会壹次，由僱主向职工报告本企业各方面的情况。工厂委员会在充分了解情况的基础上可对工厂的各项事务参与决定和施加影响。参与决定的范围有﹕工作时间的长短及安排，工资数额、劳动保护设施、福利待遇、休假制度等等。施加影响的内容大致有﹕人事安排、招工和解僱计划、工种调动安排、工艺流程的设置、企业管理制度、企业的改建、扩建、迁移、设备更新等等。当工厂委员会与僱主发生意见衝突不能搭成协议时，可将问题提交调解委员会裁决。在规模较大的企业中则设置公共劳动法庭。它由壹名职业法官，僱主僱员各数名陪审员组成。主要用于解僱事端。按规定僱主有权解僱僱员。若僱主因企业经营情况须解僱僱员多人，工厂委员会有权要求僱主提供壹定数量的补偿费。这就是1980年联邦劳工法庭曾做出的决定：“企业的工作要不要停止，由僱主说了算。但是，停止工作的方法要征得工厂委员会的同意。”

不但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实现工人参加管理和决策方面壹直在作不懈的努力，其他各国的民主社会主义政党也在普遍的原理之下结合本国的具体情况去设计最合适的方式和途径。这正如1989年6月社会党国际的《原则声明》所指出的：“经济民主不存在单壹不变的固定模式，不同的国家有进行大胆试验的馀地。”

例如在法国是成立企业委员会，法律规定凡50人以上的企业皆可成立企业委员会，不足50人者可联合当地同行业其他企业共同成立。它的功能除与德国的工厂委员会相似外，其关注面还更广壹些。如企业内部医疗服务条件与水平，职工食堂的质量，娱乐体育活动场所与设施等等。然而法国的企业委员会与德国的工厂委员会有壹个重大区别，就是法国企业委员会中由资方人员担任主席。这显然给僱主以某壹程度的控制权。1981年法国社会党上台执政后，立即对这个规定开刀，限制这个主席的权力。即﹕在企业委员会讨论决定单纯与职工利益有关的问题时，作为主席的资方人员没有表决权。

在比利时、瑞典、荷兰等壹系列欧洲国家，都依法设立了企业委员会、工厂委员会、工人董事会等等。大同小异地实现了工人参加管理的诉求。

如果说欧洲民主社会主义各政党所推行的社会保障、福利政策受到了来自各个角度的质疑和批评的话，那麽，他们所从事的让工人参与经济决策和管理的工作就基本没有受到明显的负面评价。因为它的确给资产阶级和劳动阶级都带来了益处。

劳工阶级在工厂企业中不再处于完全无权的，仅仅是被企业主以货币购买来的劳动力的地位。他们可以对许多事务提出自己的见解和要求。以维护自己的权利和利益。资产者在劳工代表有权对许多事务进行查询、了解、决定的情况下，他们也不得不在行为模式上有所收敛。不可随心所欲地独断专行。然而，这其实对资产者本身也是有益的。因为当工人能够参与管理后他们的心态会产生微妙的变化。他们会把自己的未来与企业的命运在某种程度上联繫起来，因而提高了他们的主动精神去发挥自己的技术水平和聪明才智。当他们的切身利益得到适当的满足后，也更能全心投入地工作。企业的劳动生产率肯定会由此提高。有壹个统计数字说，1972－1976年间德国实行共决制的企业，工人年平均产值提高17%，而没有实行的，只提高了4%。从国家整体局势来看，德国也是欧洲各国中社会秩序相当稳定的国家。另壹个国家─奥地利的情况更加令人叹为观止。由于奥地利社会民主党这个曾在1893年被恩格斯讚扬为在当时欧洲诸社会民主党中“唯壹生气勃勃的力量”的党，在战后奉行了比德国共决制更温和的“社会伙伴关系”─壹改良主义气味更浓，离马克思主义更远的理论框架，以致取得了极其独特的社会成效。1970-1979年，国民生产总产值增长了52%，失业率极低，保持在2%左右，通货膨胀率不超过4%。劳资纠纷甚少发生。工人年人均罢工时间才几分钟，1979年为半秒钟。整个社会的稳定系数极高。在同年代其他壹些欧洲国家的动荡不安中，奥地利被誉为“沙漠中的绿洲”、“极乐岛”。绿洲，当是对本国所有的人而言，即资产阶级也包括在内。而且很可能，资产阶级才是得利益的大头哩﹗

毫无疑问，正像民主社会主义政党所实行的社会保障、福利政策遭到共产党理论家们的抨击壹样，他们所奉行的工人参加管理的经济民主也受到那些理论家的抨击。

共产党的理论家说，资本家和工人决不能真正地在实行平等共决。因为“生产资料还是归资产阶级私有，工人没有摆脱资本的剥削和压迫。”这就谈不上平等共决，而且在实际操作中“监督委员会、管理委员会、工厂委员会中，是有种种限制工人代表权力的规定。最后决定权仍然在资方代表担任的主席的手中。”

劳工代表是否能平等地参与管理，“共决制”的实行过程中，是否能名副其实地共决，这是值得考虑的。工人们的专业管理知识缺乏，也不时时身处生产的管理环节中，对许多问题缺乏系统的了解和洞悉。因此，对于他们能否有效地参与决策共决的确是难以令人不无疑问的。然而第壹，工人参与管理共决是个新的探索，不可能壹下就完美无缺，应该允许它有壹个逐步完善的过程。其次，工人参与管理共决应与在此之前工人只是以会说话的生产工具出现于生产场所中的情形作比较。只要肯作这种正常的比较，就会承认，即使目前工人参加管理决策，尚未达到真正的平等共决，但也是壹个巨大的进步。再次，最起码，工人有权参与管理就可对有关工人的许多切身利益事项进行经常性的关注和争取。例如﹕工资、工时、休假、劳动保险等等，这对维护工人群众自身的利益是大有脾益的。

至于说工厂企业裡生产资料仍为资本家所有，故“并没有改变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工厂企业中被剥削、奴役的僱佣地位。”进而以此来否定工人参加管理的全部意义，那就是民主社会主义与共产党的根本分歧之所在。最根本的基点不同，也就不是讨论可以解决的了。

在二十世纪末的共产党理论家的著述中仍然持有这样的观点是令人不无惊讶的。因为在“改革开放”后，他们统治的国家裡已出现了相当数量的私人企业。显然，按照共产党的理论，这些工厂裡的工人是处于被剥削、奴役的地位。实际也的确如此，而且这些工人在工厂壹切事务中毫无参与权，还完全处于早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极不人道的地位。既然共产党是这样“改革开放”的，那它的理论家们又有何面目去批评欧洲民主社会主义政党所推行的工人参与管理的政策呢﹖

当然，共产党的理论家们可以闭眼不看这些已是星罗棋布但终究未取得正统主流地位的私营企业，而仍以共产党的国营企业为参照物。按照理论家的说法，只有在他们的国营企业裡，资本家被革除了。工人自己当家作主，做了工厂企业的主人。以此为对照，欧洲民主社会主义政党所推行的工人参加管理就应该是不值壹谈了。

在这裡，世人看到了壹齣从政治童话到政治神话，再到政治笑话的演进过程。

在共产党即将执政和执政之初，人们怀著对新政权的热切期望，也听信了他们许多美好的描绘。“工人当家作主”这是壹个多麽美丽的童话。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只要虔诚地信仰跟随，这个美丽的童话就会变成现实─这是许许多多善良民众的以为。

可是，随著时间的流逝，原来笼罩在事情真实形貌外的玫瑰色的迷雾终究飘散。人们明白了。所谓工人当家作主其实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代表他们当家作主。更具体的是某个、和某些共产党的干部当家作主。资本家走了，共产党干部来了，或个别“先进工人”变成了共产党干部。这些干部取代了资本家指挥管理生产，非但如此，还管理他们的日常生活﹔管理他们思想观点﹔管理他们的昇降去留﹔甚至还管理他们的子女就业等等。于是他们知晓了自己真实身份─壹个被共产党党营工厂僱佣的劳动力。至于当家作主之类，实在是永远不会变成现实的神话。

二十世纪业已过去，新的世纪来到了人间，经过几十个春秋风吹雨打的冲刷和磨练，人民早已知道那副皇帝的新衣是什麽货色。可是共产党的理论家们还在留声机般地重弹那皇帝的新衣是如何漂亮，其他的服装则都不值壹谈的万古不变的老调。这不能不是当代最大的政治笑话。

社会民主主义的积极意义

第壹次世界大战的抱火阻隔了第二国际各党的联络协作，民族主义的狂潮更迫使各党的主体部份作出妥协姿态，国际鉴此处于瓦解势态。然而，大战的烟硝尚未散尽，壹批心急如焚的社会民主党人已筹划要恢复国际了。

1919年2月，26个国家的社会党(包括社会民主党、工党)的代表在瑞士的伯尔尼开会，组建“社会主义国际”。前第二国际中的后起之秀─瑞典社会民主党及其领袖布兰亭在此之中任当重要角色。

列宁立即对此大动肝火，詈骂：“伯尔尼国际是黄色的、背叛的、变节的国际”，“是壹个国际帝国主义代理人的组织。”并旋即于3月在莫斯科召开共产国际成立大会以宣示其分道扬镳的决心。

在以上两个“国际”之外，还有些党处于游离状态，其中就有壹直以奉行正统马克思主义自居的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它们对“社会主义国际”中的壹些党在大战期间被民族主义狂潮所摄服的模样相当反感。但又对“共产国际把布尔什维克在俄国工农革命中运用的壹切方法奉为金科玉律”深为不满，于是他们决定另行成立壹个国际组织。1921年3月，他们在维也纳开会，成立“社会党国际联合会”，宣称他们将“继承第二国际的所有优良传统。”

然而，“社会党国际联合国”中的许多仁人志士对国际社会主义运动这样壹分为三始终不能释怀。他们总想让这三个国际能够联合起来，并把设想付诸行动，作了许多努力。在他们的奔走下，伯尔尼国际、共产国际、维也纳国际终于出现了联合的曙光。

1922年4月，三个国际在柏林举行联席会议。每个国际各派三名代表组成九人执行委员会。委员会发表了壹个“联合声明”。其中说：“朝著积极的方向取得谅解比这次会议刚开始的时候所设想的要容易得多。”然而，会议代表们乐观得太早。会议开完后，壹切联合的迹象立即化为乌有。的确，把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扫地除门的苏俄布尔什维克怎麽可能同利用旧军事力量来镇压斯巴达克团起义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坐在壹起呢﹖

三个国际的联合既无望，他们就不得不再作考虑。维也纳国际与伯尔尼国际在意识形态上其实并无原则分歧。无论是闭口不提马克思主义的党抑或宣称仍然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党，实际上都是在欧洲社会已初步建立的民主政治架构的前提下，用改革或改良的方法使之趋向完善。他们都不打算主动使用暴力革命，更无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设想。因此，他们实质上都奉行著社会民主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极端─列宁主义有著根本的区别。

大战的结束，民族主义狂涛的退潮使伯尔尼党与维也纳党之间再不存在观点和操作上的衝突。1922年9月考茨基率领他的独立社会民主党与多数派社会民主党合併就为两个国际的合併消除了组织上的障碍。1923年5月，维也纳国际与伯尔尼国际在伯林召开会议，实行合併。合併后国际的名称为“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它宣称：“旨在联合所有民主和社会主义派别，作为专制的、以莫斯科国际为中心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对立面。”这是继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派更名为俄国共产党之后，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又壹重大政治事件。从此，在国际范围内，社会民主主义与列宁主义就完完全全地分道扬镳泾渭分明了。

既然社会民主党认同政治多元化─多党竞选、议会政治、三权分立，那其运行的政治轨迹当然就是尽壹切力量利用普选权去取得政权，然后以政权的力量去推行各种社会改革、改良的方案，而根本不必去打碎原有的国家机器，去再建立壹套无产阶级专政的机器。

千千万万，壹代又壹代社会民主主义者的努力与期盼终于换来了令人振奋的讯息─英国工党在英国取得了执政权。

1923年末英国举行国会大选。保守党获258席，虽仍是第壹大党但已从上届的364席降下来，自由党获158席，工党获191席。自由党因与保守党存有许多歧见，转而支持工党。故工党得以取得执政权组织内阁。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英国工人阶级发动旨在争取普选权的宪章运动算起，至此已将近过了壹个世纪的岁月。道路虽然艰难而漫长，但终究是在向著美好的目标延伸。

工党领袖麦克唐纳担任这第壹届工党政府的首相。时年58岁的麦克唐纳出生于苏格兰壹个小渔村的工人家庭，家境十分贫寒。还是个私生子，由母亲和外祖母抚养长大，仅以半工半读才得以完成中学教育，尔后就工作谋生了。1893年矿工凯尔．哈第创建独立工党，麦克唐纳于次年加入，并很快成为其领导之壹。1900年“劳工代表委员会”成立，麦克唐纳当选为委员会书记。1906年“劳工代表委员会”更名“工党”。基于幼年艰辛的生活体验和对社会底层民众疾苦的深刻了解，麦克唐纳有改变不公正社会现实的强烈愿望。而由于他成年后深受费边思潮的影响，和平改良的意识根植于他思想中。故此他否定了在英国效仿布尔什维克式的暴力革命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他说：“那种认为普遍划壹的战略是自欺欺人的。”“壹个议会的选举，就可以把列宁必须用革命才能获得的壹切权力给予我们，议会的多数除了利用法令外，再得到民众的合作，即可实现变资本主义为社会主义的工作。”

工党执政后立即开展了改良社会的工作，如实行“惠斯特利住宅计划”，由政府补助建许多工人住宅，以廉价出租。增加失业补助金、养老金、和残废退休金。降低壹些食品的消费税。并承认苏联，与之建立外交和贸易关系。

然而，有史以来第壹个劳工政党所建立的政权毕竟是幼嫩的。它在竞选时曾作了许多承诺，如实行矿山、煤碳国有化，开征财产税等都因条件所限未能儘快兑现，而且为了稳定社会经济秩序，它不赞成工人的某些罢工行动，于是壹些工人群众对它产生幻灭感，转而不支持它。而保守党和自由党则对它维护工人利益和与苏联修好的作法大为不满。在这种情况下，麦克唐纳决定从新进行大选。1924年10月大选结果是保守党大胜，议席跃升为415席，从新夺回执政权。第壹个劳工政党所主导的政权，仅仅存在了10个月就宣告完结。但民主政治的真谛就在于政权并不铁定地以军队和警察力量为保镖地由某个政党所专有。妳可以通过竞选胜利得到它，也会因竞选失败而失去它。失败以后妳亦还有可能从新得到它。壹切在于妳是否能够得到多数民众的拥护和认同。

然而列宁不这样认为。他援引马克思所说的﹕普选权“只是让人民每隔几年行使壹次，来批淮议会制的阶级统治。”并据此指责所有走议会政治、改良主义道路的政党都是对无产阶级革命的大叛卖，因为，认为“世界上第壹次使政权由剥削者少数手裡转到被剥削这多数手裡的革命，能够在旧式民主即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的老框框内发生那就荒谬绝伦了。”“那就是背叛了无产阶级事业，成了叛徒。”自然，麦克唐纳也被他骂为“臭名远扬的改良主义者”，“恶棍和叛徒”。在列宁看来，工人阶级掌握政权，即所谓“政权从剥削者少数手裡转到被剥削者多数手裡”。只能用暴力革命的方式完成，并此后由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去以军队和警察为保镖来铁定地掌握政权。

英国保守党内阁─这个资产阶级政权并没有以军队和警察作保镖，故几年后，它又失去了政权。1929年6月，英国举行大选，工党议席剧增为287席，成了议会裡第壹大党，遂组织了第二届工党政府。不过，这届工党政府的境遇很糟。它刚壹成立，壹场席卷欧美诸国的特大经济衰退就汹汹扑来。在这种境况下，它很难有所作为，两年后它就夭折了。

继英国工党之后步上执政之途的是瑞典社会民主党。而且它后来居上，十分成功。瑞典社会民主党成立于1889年，可能出于地缘政治的原因，这个第二国际中的后起者对德国社会民主党十分尊崇。以至它早期的党纲都是以德国党的“哥达纲领”和“爱尔福特纲领”为蓝本。二十世纪初瑞典社会民主党做了壹件很有气魄的事，就是发动了1902年5月争取普选权的总罢工。由于总罢工组织得很好，规模宏大又秩序井然，使当局既感震撼，又找不到挑衅的藉口。终于，在总罢工的压力下，议会作出决定，要求政府于1904年前制定取消以纳税额限制选举权的选举改良方案。

瑞典社会民主党的和平渐进改良意识很早就形成并确立。党内对此没有重大争议，故此瑞典党对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及其所建立的政权持批评态度。其领导人布兰亭认为“只有和民主结合起来，才可能取得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发展”。他批评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是“仅仅依靠壹部份无产阶级进行专政,”并断言这样会“导致无产阶级打内战而消耗力量，其结果将是反动势力专政。”1919年2月，在试图恢复第二国际的伯尔尼大会上，布兰庭是决议的起草者。

二十年代，瑞典社会民主党曾有几次短暂的联合执政的机会，但由于处处受到其他政党的掣肘，很难有所建树。直到1932年大选获胜，建立起社会民主党汉森内阁后(布兰亭于1925年去世，汉森接任主席)才开始了它重新塑造瑞典社会的巨大工程，并创下连续执政达44之久空前记录。向全世界推出了瑞典模式，瑞典奇迹。获得了社会民主主义橱窗之称誉。

瑞典社会民主党的成功并不仅仅在于它奉行社会民主主义的理念，还在于它的睿智的思辩和现实主义精神。在当年，实行生产资料社会化仍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核心主张。1932年瑞典党上台执政时，经济危机尚在持续中。瑞典党内曾有人认为，应乘党执政之机实行社会化。因为如此持久的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已充份证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痼疾，只有用社会主义的生产资料公有制才能予以根治。但汉森等人并不这样看。他们认为，在这种时候实行社会化，必然会发生巨大的社会震动，非但不能顺利走出经济衰退，还会触发更严重的局面。生产资料公有制无疑是社会主义的内容。但却是较远程的瑰丽目标。目前应予实施的倒是壹些应急的经济措施。

汉森政府暂时打破预算平衡，举办许多公共工程，以公共开支超过税收的作法去扩大就业，增强购买力，刺激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并对社会生产进行宏观导向。这些措施很快取得成效。如失业人数在1933年为14万人，到1936年剧降为2万人左右，1937年再降至不足1万人。社会生产迅速复兴，市场日趋活跃，人民生活显著改善提高。这壹切被人们誉为“汉森新政”。亦为社会民主党以后长达近半个世纪的执政打下坚实的基础。值得注意的是“汉森新政”开始实施的日子比以《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为标志的“凯恩斯主义”的出现还早了四年。

继英国工党、瑞典社会民主党之后走向执政的是法国社会党。不过它既不具有英国工党那开拓性的荣誉，亦没有做出瑞典党那样骄人的成绩。然而这并不应苛求它，乃是国内、国际的许多不利因素所造成。

法国统壹社会党是原第二国际的大党，但在1920年底发生分裂。原因是参加“共产国际”与否的歧见。经过激烈的争论最后付以票决。12月30日举行的代表大会上以3028票对1022票的压倒性多数通过了加入“共产国际”的决议。少数派不服从大会决议遂在勃鲁姆的领导下退出大会，续建法国社会党。自从巴黎公社失败后，渐进改良主义思潮壹直在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佔有优势。早在工人党分裂时改良主义的可能派就以86比26(代表人数)的压倒性优势击败奉行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的盖德派。后来在盖德派的法兰西社会党与饶勒斯的法国社会党合併后，无论在组织上或在理念上也都是奉行改良渐进主义的饶勒斯派占优势。然而这壹次壹反常态，激进的壹翼占了巨大优势，这壹方面说明了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所造成的衝击波具有不可低估的能量，另壹方面也说明法国党仍有相当大的革命潜意识。

然而，社会上的政治生态却与党内有显著不同。1924年5月举行国会大选。社会党与激进社会党，共和社会党结成的左翼联盟在选举中获胜。在584席中占315席，得以上台执政。而共产党仅得26席。可见社会党在社会上影响力远大于共产党。1932年5月议会大选，社会党获129席(“左翼联盟”共获336席)共产党降为10席。

1934年2月巴黎发生了法国纳粹分子的骚乱。民主力量和政府当局共同予以平息。在此过程中，法共发挥了相当作用，由此提高了法共在社会上的威望，也促成了法国社会党与法共建立统壹战线并继而联络激进社会党、共和社会党等成立“人民阵线”。1936年4，5月间的议会选举中，“人民阵线”获胜，在618个席位中占375席，其中法国社会党146席，法共72席。法国社会党领袖勃鲁姆出任内阁总理。激进社会党、共和社会党参加内阁，法共没有入阁。

社会党内阁建立之时，正是希特勒德国日益猖獗，欧洲大陆山雨欲来风满楼之际。1935年1月，萨尔地区在德国法西斯分子的压力下举行公民投票併入德国。1936年3月德军越过莱因河佔领非军事区。1936年7月西班牙发生由德国纳粹支持的反共和国的法西斯叛乱。然而，儘管面临这穷于应付的国际局势，勃鲁姆政府还是履行其竞选时的诺言进行了壹系列的社会改良工作。如实行每週40小时工作制，每年14天有薪休假，调整农产品价格，以防谷贱伤农。给经营困难的小商和手工业者发放低息贷款以复兴小型企业，制约大资产者的垄断，等等。此外，还取缔法西斯组织，改组法兰西银行。

此时的法国大资产阶级与上个世纪相比固然“性情”已变得平和得多，但若与中庸的英国资产阶级和势弱的瑞典资产阶级相比，仍显得顽固，它们採取消极怠工或把资金外流等方法对抗勃鲁姆政府，使之面临经济压力。这令勃鲁姆不得不减缓改善民生的步伐，结果又造成工人群众的不满，招致法共的批评。

在国际事务中，勃鲁姆政府本是支持以西班牙人民阵线为基础的西班牙共和国的。它出售军火给西班牙共和国，以帮助其平定佛朗哥法西斯分子的叛乱。但此举受到对德意法西斯主义充满绥靖主义的英国当局的阻挠，和国内激进社会党的反对。在压力下，勃鲁姆不得不终止了对西班牙共和国的支持，而这又招致法共的激烈批评。面对这内政外交处处进退维谷的境况，勃鲁姆内阁只得于1937年6月辞职。

与第壹届英国工党政府相比，尤其与瑞典社会民主党政府相比，法国社会党这壹年初试啼声的业绩确实乏善可陈。然而并不可就此苛责它，亦不可贬低勃鲁姆在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作用和贡献。

勃鲁姆是法国犹太人，这是继马克思、拉萨尔、伯恩斯坦之后又壹位犹太血统的社会主义大师。站在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两个杰出的人物─饶勒斯和密特朗之间，他起著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饶勒斯创建了法国社会党，密特朗使党终究在法国政治生活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这两个人中间横隔著57个春秋的漫长岁月，是勃鲁姆把他们联繫起来。

勃鲁姆的思想起初属于社会民主主义的左翼，这从他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观点中可以得到印证。他认为﹕当“旧的机构被推翻了，而新的机构还没有来得及建立起来，这个时期就实质来说是专政时期。”然而毕竟在他二十几岁的时候就认识了饶勒斯，深受他渐进社会主义的影响。故决不会向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认同。他认定﹕无产阶级专政“决不是壹个权力逐级上升，最后集中到壹个公开的或秘密的委员会手中的集中制的党所实行的专政。”为此，他反对列宁主义的民主集中制，主张在法国党内实行比例代表制。他进而分析出列宁党这种组织上不民主的集中制系来源于思想上的壹元化。他批评俄国布尔什维克说：“妳们的理论壹旦确定就永不改变。谁不同意妳们的理论就不能加入妳们的党。谁不再继续讚同妳们的理论，谁就得被清除出去。”

勃鲁姆思想中最具生命力的因素是对社会主义的新诠释。在此之前的社会主义者们，尤其是英国和地中海诸国的社会主义者们把社会主义的核心理解为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或社会化。勃鲁姆对此作了反思，他令人耳目壹新的提出社会主义就是要“建立壹个以普遍正义为基础的全面社会。”因此“没有社会主义的民主是不完整的，而没有民主的社会主义是软弱的。”勃鲁姆这壹闪光思想为二战以后社会民主主义理念的全面更新开了先河。勃鲁姆从饶勒斯那裡继承的还有高尚的情操。饶勒斯在壹战之前由于坚决反对战争，被民族沙文主义者暗杀。勃鲁姆在二战之前虽然已辞去首相职务，但仍然与极右势力和法西斯分子作勇敢斗争。由于他坚决地反对贝当政府，于1940年9月被捕，关进波塔莱监狱，又于1942年11月押往德国布痕瓦尔德集中营，至1945年5月才被佔领德国的美军释放。在监狱和集中营恐怖的岁月裡，他不但没有屈服，而且写下他的重要著作《在人类范围内》。

勃鲁姆从饶勒斯手中接过薪火，传给密特朗。故密特朗说：“社会主义有两个家族，列宁的和勃鲁姆的。我属于勃鲁姆的传统。”

从社会民主主义到民主社会主义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岁月裡，整个世界充满了动荡不安,战后谈判桌边的尘埃还未落定，法西斯的狂潮已汹汹而起。人们根本没有足够的精力和时间去把业已探讨过的美好社会的结构及建造它的方法进行尝试，史上最血腥的大战几乎把整个人类社会推向毁灭的深渊。然而，值得庆幸的是，千百万生灵的涂炭终究换来地球上人类的重生。人类社会经历了这噩梦般的岁月和几乎自我毁灭的战火才最终在国家关系、民族关系上走出了赤裸裸的弱肉强食的森林原则。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人类彻底区别于动物界，人类社会真正走向文明，是从二战之后开始的。

壹战以后，战胜的人们所想到的是狠狠地惩罚战败的挑起战火者，是尽力去羞辱它，削弱它，向它榨取更多的赔偿，让它变成壹个虚弱的病夫，永远没有力量再去挑起事端。

二战以后，战胜的人们有了大相径庭的想法。固然，审判与惩罚在严肃地进行，不过人们已把战犯与被裹胁的民众相区别。人们在索取赔偿时，同时考虑战败国社会的经济重建。在绞死战犯时，同时考虑如何把民主体制引进战败国的政治生活。这样的思维，不仅对战败国，甚至对欧洲的战胜国自身也是莫大的福音。当人类的心智已进步到以如此理性睿智的态度来对待那几乎将自己的国家民族毁灭掉的他国他民族时，又有什麽理由在自己的国家民族内处理不同阶级、阶层、社会集团之间的关系时，採取粗暴、横蛮的态度﹖

社会民主主义正是在这种与往昔迥然不同的社会气氛中开始了它理念的更新与发展，并迅速地拓展了它的实践空间，以其成绩显示出堪称历史潮流的生命力，昭示了社会发展的方向。

社会民主主义重新结集后的政治宣言

1945年5月，纳粹德国刚被摧毁，英国工党就已联络法、意等13个国家的社会党代表在伦敦开会，商讨重建因战争而陷入瘫痪的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的事宜。经过多次会议的磋商讨论，于1951年6月，在德国的法兰克福举行了国际社会党会议，确定成立“社会党国际”，并通过其思想政治纲领《民主社会主义的目标和任务》。此纲领又称为《法兰克福声明》。

《法兰克福声明》的出炉有著划时代的巨大意义。它不仅表明社会民主力量的重新汇集，更重要的是表明社会民主主义理念经过几代人的锤炼得以提昇到了壹个崭新的高度。它系统地向世人阐述了它的观点，表达了它为在世界范围内建立壹个美好社会的决心和信心，并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端和共产主义─列宁主义给世界带来的危害都作了揭露和抨击。最后这壹项则是前所未有的。过去对共产主义─列宁主义的批判都还是散见于壹些社会民主党人个人的言论、著述、或会议的非正式文件中。这个批判、抨击是社会民主主义者经过多年痛苦经历和深刻思索的沉淀。他们之中许多人(或他们的先辈)都曾与共产主义者站在同壹政治旗帜下乃至同壹个组织之中，从政治纽带乃至私人关系中都曾有著错综複杂的联繫。此时，他们终究坚决地与昔日的“联繫”挥别。从此，他们与列宁系的共产主义理论及其政体再不仅是分道扬镳，泾渭分明，而是楚河汉界，壁垒森严了。这种状况壹直持续到七十年代共产党政权体系和西欧诸共产党出现新的动向后才告缓解。

《法兰克福声明》说：“共产主义妄称继承了社会主义的传统，但事实上，它歪曲了这个传统，使之面目全非。”“国际共产主义不论在什麽地方，只要它获得了政权，它就要破坏自由和获得自由的机会。它的基础是建立在军事官僚和警察恐怖之上。由于造成财富和特权的鲜明悬殊，它已创立了壹种新的阶级社会，强迫劳动在它的经济组织中起著重要的作用。”

对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的抨击，自《法兰克福声明》后，持续地出现在社会党国际许多会议的文件中，如1955年的第四次代表大会说：“极权主义，不论是法西斯的还是共产党的极权主义，都是旧式的暴政。”

1956年的《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声明》指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毫无共同之处。共产党人完全歪曲社会主义思想。在他们当政的地方，他们对社会主义者历经几代人的斗争所赢得的壹切自由权利，壹切工人权利，壹切政治成果和壹切人类价值都进行了歪曲。”“我们信奉民主制，他们则不。我们相信人权，他们则嘲弄人权。这种情况并没有由于批判斯大林主义而有所改变。而他们的所谓列宁主义，只不过是斯大林支持的马列主义。

1962年的《社会党对今天世界的看法》谴责各共产党政权“用恐怖的手段榨取剩馀价值和以危险的速度进行工业化，从而牺牲人民的需要。”“倒退到壹个把人当作原料而不是壹切努力的源泉和目标的时代。”“共产党人主张对个人，国家和社会发展进行极权主义控制。这同人的天性，国家的作用和人类社会的进化是不相符的。”“它们滥用社会主义壹词，它们的壹党专政实际上是暴政的体现，是否定民主社会的精髓，即否定言论、宗教、批评、自愿结社和同外部世界接触的自由。”

社会民主党所进行的这壹批判除了鉴于理念上的原则分歧外，还基于现实上的考量。由于在欧洲社会许多人(包括劳工阶层)的心目中，欧洲的社会民主党与世界上的共产党体系都源出“第二国际”，都在唱著“社会主义”的调子，都是继承著马克思主义的衣钵。故认为两者并无实质不同，而世界共产党政权的所作所为令世人震惊。这不仅是由于它们以暴力夺取政权，更重要的是它们夺得了政权后仍以暴力进行统治。把具有普遍意义的民主准则诬为“资产阶级民主”，然后予以扼杀。厉行报禁，党禁，新闻封镇，舆论壹律，以军队和警察作保镖来铁定由共产党执政。对仅以言论反对他们的人予以监禁乃至屠杀。凡此种种，令世界上稍有良知的人在震惊之馀无不愤概万分，并坚决地唾弃共产主义和共产党。然而，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这些愤概和唾弃也不同程度地加之欧洲社会民主党的身上。欧洲社会的保守势力，对社会主义进步事业始终报以仇视的资产阶级顽固分子都趁机扩大壹般人认识上的模糊，竭力把欧洲社会民主党说成与共产党是壹丘之貉。藉此打击社会民主党在民众中的威信，压缩其政治上的开拓空间，以尽可能抵御不利维护资产阶级狭隘的阶级利益的社会改革的到来。

为击破这股逆流﹔为欧洲社会今后持续的改革计﹔为能争取到多数民众的信赖拥护，最大限度地拓展政治空间走上执掌国家政权之路，以施展自己治国安邦的抱负和方略，社会民主党认为有必要对共产党政权进行坚决的批判，以划清自己和它们的界限，击破保守势力和资产阶级顽固分子的诬陷，和澄清壹些善良人心中张冠李戴的模糊认识。

至此，社会民主党人除了进行批判外，还深感有必要使自己所奉行的思想体系的名称与共产党的相区别。故此他们把社会民主主义改称为民主社会主义，从而与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共产党的“极权社会主义”、“冒牌社会主义”、“专制社会主义”、“伪社会主义”清清楚楚地区分开来。《法兰克福声明》的全称《民主社会主义的目标和任务》即开宗明意地亮出了“民主社会主义”的旗帜。从此，社会民主主义被民主社会主义所接替。但这并不是壹种简单的替代，而是有所提炼昇华。二十世纪下半叶以后的民主社会主义理论，在社会民主主义的基础上建筑得更系统，也有了更新和发展。

在把社会民主党人所奉行的民主社会主义与共产党人的专制的伪社会主义相区别之后，《法兰克福声明》即著手向世人阐述他们所憧景的蓝图。《声明》指出当代社会民主党人所追求的有政治民主，经济民主，社会民主和国际民主，简称为“四大民主”。

政治民主是民众享有完全的言论、出版、结社、集会、宗教信仰等权利和完善的普选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司法公开等以及多党竞争、议会政治、多数派组织政府，同时尊重和保护少数派的权利和意见。显然，这壹切在大多数的欧洲国家中业已成了现实。社会民主党人已不必再像他们的前辈那样为此去奋斗。但是他们认为自己有保持这壹成果的责任，故声明强调说：“民主制也有权利和责任来保卫自己，以反对那些只是为了破坏民主而利用民主机会的人。”同时指出：“维护政治民主是实现经济民主和社会民主的壹个条件。”

经济民主“是要把人们从对佔有或控制生产资料的少数人的依附中解放出来把经济权力交到全体人民手中。”“阻止私营垄断企业和卡特尔剥削公众的手段。”“以建立壹个自由人能以平等地位共同工作的社会”。在具体的做法上，《声明》认为各个国家可以“根据有关国家本身的结构来决定公有制的范围和所要採用的计划化形式。”总之，原则是：“公共利益优先于私人利润的利益。”目标是：“实行社会保障和推行收入与财产的合理分配。”

社会民主是要求保障民众的社会权利。其内容有“工作的权利、享受医疗保险和产期津贴的权利﹔因年老失去工作能力或失业而不能工作的公民有获得经济保障的权利﹔儿童有享受福利照顾的权利﹔青年有按其才能接受教育的权利﹔全体公民有得到足够住房的权利。”

显然，经济民主与社会民主已超出了昔日以资产阶级为领导的反封建特权阶级的政治革命即民主革命的范畴。资产阶级领导了那场革命，但出于它的阶级利己主义，力图使那场革命半途而废，只是由于劳工群众在社会民主党人─既有出身于劳工阶层也有出身于资产阶级的社会民主党人─的领导下作了长期的、几代人的努力奋斗，政治民主才基本实现。此时的社会民主党人将要在前辈们开闢的道路上继续前进。确实，只有政治民主，那离创造美好社会的社会主义理想还有相当的距离。因为政治民主的确立并不等于社会财富已得到公正的分配﹔并不等于社会的贫富极化现象得到避免﹔并不等于每个人的潜质已得到充份的发挥。或许，像先辈那样激烈的抗争场面再不常见，但为了把民主扩展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各个范畴却要做更细緻更有耐心和技巧的工作。这也就是二战以后至今两代社会民主党人的自我期许和鞭策。

早在二十世纪初，日本的社会主义先驱幸德秋水说过﹕社会民主党人“不但是社会主义者，同时又是民主主义者。”“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犹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因为它们的目的壹个是从经济上，壹个是从政治上提高多数人共同均等的幸福。所以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必然是真正的民主主义者。”

当代的民主社会主义也正是这样认知。《声明》说：“没有自由，就没有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只有通过民主制才能建成，而民主制也只有通过社会主义才能完全实现”。这个论断使人想起了勃鲁姆曾说过：“没有社会主义的民主是不完整的，而没有民主的社会主义是软弱无力的。”把这壹思想在社会实践中具体化就是争取社会民主和经济民主。正如《声明》所指出的：“维护政治民主是实现经济民主和社会民主的壹个条件。”因为壹旦没有政治民主，其他都无从谈起。但若社会绝大多数民众的文化教育水平很低和为了温饱而终日辛劳得精疲力竭无暇他顾时，那麽，诸如出版、结社、普选权之类都会成了漂亮而无实际意义的摆设。

关于建立国际民主的主张反映了当代社会民主党人的胸襟和眼光。他们认识到在当今经济与科技都高度发达的世界上。国家之间、民族之间都互相联繫影响著。在沙漠之中难以有绿岛。因为“世界上任何地区的贫困都威胁著其他地区的繁荣。贫困是民主制发展的障碍。民主繁荣与和平要求对世界上财富从新分配和提高不发达地区的生产率。”据此，社会民主党人反对殖民主义政策，反对帝国主义，争取国际和平。《声明》宣示说：“社会党人为建立壹个和平与自由的世界而努力。在这个世界中，没有人对人或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和奴役”。“民主制必须根据保障民族自由与人权的国际性决定，在国际规模上建立起来。社会党人呼吁所有劳动人民团结起来，为这个伟大的目标而奋斗。”

法兰克福宣言明确了社会民主主义的本质，成为左翼自由派的行动纲领。

英国工党国有化情结探讨

英国工党创立于1900年，它的壹部分前身是创立于1893年的独立工党，而它们都没来得及参加建立第二国际的巴黎大会，可见，它们的确是第二国际诸党中的后来者。但它发展十分迅速，很快就超过许多先行者，成了第二国际中的大党。它也是两次大战之间的“社会主义工人国际”诸党中最先取得执政的党。在二战以后创建社会党国际的工作中，英国工党又起了很大的作用。

英国工党深受费边社思想的影响，而对马克思主义不屑壹顾。它壹开始就崇尚和平渐进的改良主义，明确摒弃经典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然而使人不无意外的是，就是这样的壹个党却比第二国际─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社会党国际中的任何壹个党都更热衷、更执著于对社会结构有较大触动的生产资料社会化─国有化。从这壹点来看，它似乎比其他的党都更激进，更接近于马克思主义。然而，这其实是战后理论体系来源于费边思想而不是来自于马克思主义。在费边社的纲领性文件《基础》中就明确宣佈其宗旨是要把土地和工业资本从个人和阶级所有制下解放出来，把它们转为公社所有，用以谋求公共的福利。而且，非但如此，生产资料社会化的思想几乎是英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国粹”。因为除费边社外，与它同时代或稍迟的社会民主联盟，独立工党等都有这样的主张。它们都无壹例外地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财富分配不公，贫富两极分化，盖因生产资料掌握在少数人手中，使之得以控制了生产、消费、分配各个环节所至。在社会运动过程中，这些组织都汇集于工党，从而大大强化了工党的“国有化”情结。1918年工党的党章就确认其目标是“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和对每壹工业和事业所能做到的最完善的公共管理和监督的基础上，确保手工和脑力生产者获得其勤勉劳动的全部果实和可行的最公正分配。”在其后的历次工党纲领中，如1928年的《工党与国家》，1934年的《争取社会主义与和平─工党的行动纲领》中都壹再表达其生产资料国有化诉求。其领导人艾德礼于三十年代后期的壹系列著作中，如《走向社会主义的意志和道路》、《工党的展望》更进壹步有系统地对此加以阐述。故此，工党上下是憋足了壹鼓劲，只要壹有可能，他们壹定要把这积蓄已久的理念付诸实践。正是箭在弦上，不可不发。

1945年7月，欧洲的大战刚刚熄灭，英国举行了大选。首相丘吉尔是领导英国进行反法西斯战争并取得胜利的英雄。他以为凭著这辉煌的业绩，民众会选择他和他的党继续执政。但是，情况大大出乎于他的意料。工党在选举中以397票对213票大胜。丘吉尔内心充满了伤感。英国人民竟是如此的无情无义，就这样抛弃了他这个民族英雄。然而，伤感毕竟只是伤感，不能转化为反对和抗拒。民主原则在英国社会已是树大跟深，任何人都必须尊从，民族英雄也不能例外。这位刚才还在指挥海陆空三军，还在国际上屈指可数的几位最权威的领导人中週旋的叱吒风云者，黯然收拾好自己的物品，离开了唐宁街十号，而工党领袖艾德礼则意气风发地展开了他的蓝图。

从1945年10月到1949年，工党政府陆续颁佈了8个国有化方案，使国有化企业在整个工业部门中佔20%，具体行业包括银行、煤炭、航空、电讯、国内运输(包括铁路公路)、电力、煤气、钢铁。其速度之快，范围之广，令世界为之惊讶。

在进行国有化的同时，艾德礼政府还进行了旨在建设福利国家的壹系列社会立法。主要内容有﹕国民保险法、国民医疗保健法、国民工伤保险法、家庭补助法、国民救济法、住房法等。政府通过这样种类繁多、巨细靡遗的福利措施来实现每壹个英国人都享受到“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关怀。任何人都不应因年幼、老迈、伤残、智障、失业、疾病等任何原因陷入飢寒痛苦惶恐无助之中。经过几年的努力，英国不但医治了战争创伤，而且还展现了前所未有的新气象。民众生活有了保障，失业率长期保持在2.5%，经济增长率恢复到每年4%，贫富极化的现象也有所缓解。战前最富有的1%的家庭佔有全国财富的56%，战后逐年下降，至1972年只佔27.6%。正如矿工领袖山姆．华生所说：“贫穷已被削除，飢饿不再为人所知，病人得到了照顾，老年人受到了尊敬，孩子们在充满机会的国度裡长大成人。”

1950年大选，工党仍然获胜。但这时发生了壹件大事，就是朝鲜战争。艾德礼政府出于种种原因，不得不跟随美国卷入了战火。战争所制造的经济、政治、心裡上的压力使国内局势动荡不安。在这种情况下，艾德礼政府决定提前大选。保守党以3%的微弱多数选胜。当工党选败的消息传来，许多受惠于工党福利政策的底层民众都流下了眼泪。

不过，保守党当政后，虽然对工党政府的许多改革措施有逆向行动，但对福利项目却未敢大动砍刀。毕竟，增进社会福利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为持续执政计，保守党政府也不敢轻举妄动。

如果说英国工党在世界上率先建成福利国家，不但没有遭到其他欧洲国家的批评，而且还得到许多国家的讚誉仿傚的话，那麽，它的国有化政策(70年代，再次执政时，还进行了第二次国有化高潮)则引起了毁誉不壹的评价和争议。对此确有必要予以探讨。

英国工党的国有化是通过政府出钱向私人企业买过来的。在第壹次国有化高潮中，政府为此支付了高达27亿英镑的赎买金。此后每年还得付股东几百万镑的利息。这种方式首先遭到共产党社会主义国家的猛烈抨击。

早在20年代初，列宁就评判说：“虽然工党大部份由工人组成。但是，看壹个党是不是真正的工人政党，不仅要看它是不是由工人组成，而且要看是谁领导它以及它的行动和政治策略的内容如何。从这个唯壹正确的标准来看，工党完全是资产阶级的政党。”

当年的工党，非但大多数成员都是工人，而且其领导人之壹麦克唐纳就是出身于极为贫苦的劳工阶级。说它“完全是资产阶级的政党”，无疑是列宁的“无产阶级民主比资产阶级民主要民主百万倍”之类的信口雌黄又壹例。在列宁痛骂麦克唐纳是“恶棍和叛徒”之后，麦克唐纳任首相的工党政府却率先承认苏联并与之建立外交关系。

许多年来，共产党政权的理论家们都按照列宁的判决，口径壹致地宣佈工党是资产阶级的政党。理由是“它的行动和政权策略”都是在资产阶级制度的框架之内，在维护修补这个制度而不是砸烂它、摧毁它。工党政府的国有化公式当然又成为它们判决的证据。按照它们的观点，国有化应是以无产阶级革命为基础，在推翻了资产阶级统治以后，暴力剥夺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而成。其典型是苏联模式。(远东的亚洲共产党政权则略有不同，它们把资产阶级分成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予以区别对待，但本质上与苏联模式并无原则区别)

对共产党政权的抨击倒不必介意。因为在它们那裡黑白是非业已颠倒。只要不像它们那样以暴力夺取政权，再扼杀民主人权，以军队和警察为保镖来由共产党铁定执政，那它们就会责骂妳是在资本主义制度的框架内行事，在维护资本主义制度。

既然英国工党不是用暴力夺取而是通过选举取得政权，那麽在它把资产者拥有的厂房、机器、原材料等都转归国有时，不採用剥夺方式，而用钱买过来，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但是，非得这麽做不可吗﹖要在当今世界上建设壹个美好社会非得通过把生产资料私有制公有化不可吗﹖不错，社会主义必须以生产资料公有制来体现，这是几代社会民主党人的共识。然而，这个共识是否应该随著社会的发展，识认的深化有所扬弃呢﹖即使对社会的洞悉力还未达到这壹步，那也应了解到，当年费边社的仁人志士们提出把生产资料转归公众所有，这并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是用以建设美好社会的手段。如果在实践中发现这壹手段并不灵光，那就应予修正，另闢蹊径。用钱来买国有化，显然不是“灵光”的方法。政府既然有那麽多钱去买企业，何不用这些钱去创办壹些与公共福利更直接相关的事业呢﹖这麽多钱流到原企业主手中，他亦可创办另壹些更有利可图的企业。于是又有新的私有制成份产生，政府仍打算再继续买下去吗﹖

昔日社会民主主义的前辈们把造成劳工阶级的贫困归结为由于资产者掌握了生产资料进而控制社会财富的分配所至。他们因此萌生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主张是合乎逻辑、可以理解的。但是社会主义与生产资料公有制实在不应划上等号。换言之，社会主义并不必须由公有制来体观。这是因为除了实现国有化的途径无论是苏俄布尔什维克的暴力强夺或英国工党的花钱购买都不可取之外，生产资料公有化或社会化或国有化这种经济结构的本身就不利于发展生产，即不利于更多地创造出美好社会所必须的物质基础。这已为前苏联和亚洲壹些共产党国家的经济状况，甚至也为英国国有化后壹些企业的经营状况所证实。

国营企业效率低下除与计划经济有关外，很重要的就是与人的因素有关。经理人员的个人收入与企业经济效益不直接挂钩，其责任感和进取心都会大受影响。官僚主义、敷衍塞责、浪费遭蹋等情况都随之产生。生产劳动者则由于过于有保障也会懈怠，不再那麽兢兢业业、勤勉奋发，从而使整个企业出现“动力真空”。前首相丘吉尔作了这样的抨击：“由于壹大堆规章制度和清规戒律，以及白厅官员计划不周，採购不慎，社会主义被日益证明是充满危险、代价巨大的谬论。”“社会主义者实行了国有化的所有重要工业部门，原本有利可图或收入相抵，而现在都变成了赔本买卖，负债纍纍。”这些话或许不无夸张，但终归也反映了壹些情况。

我们不知道再过几百年，壹千年之后，世人的道德水平、精神风貌会是怎样，但可以断定，在目前，甚至在今后的几代人内，人世还不可能变成人人的情操都极为高崇，全都充满了奉献精神，毫无自私心的美妙境界。自私心─满足自己的各种欲望，尤其是物质欲望仍是使人努力进取、奋发开拓的动力之壹。而社会所应做到的则是把这种为私利的活动限制在相对合理的范围之内。制定公平合理的游戏规则，引导，有时甚至是强制人们为私利的搏取必须纳入有利于公众的轨道上。从而使集体利益、社会利益与每个人的个人利益能相对地和谐融合起来。

共产党不这样认为。它们宣称无产阶级是最先进的阶级，而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每个共产党员都是“特殊材料做成的”，人格极为高尚者。他们将为人民建设壹个人间天堂─共产主义社会。可是，从1917年“十月革命”成功至今，几代人的时间过去了，人们看到了什麽﹖

看到了共产党人高人壹等的姿态﹔看到了共产党官员的骄横肆虐、草棺人命、以权谋私、贪污腐化。共产党曾把资产阶级数落得那等不堪﹔把资本主义社会抨击得壹无是处。可是他们自己呢﹖共产党官僚阶级不如昔日的资产阶级，共产党的“社会主义社会”不如以前的资本主义社会。共产党陷入谬误的原因之壹是他们不承认人皆具有共同内容的人性，而只承认有阶级性、党性。资产阶级的阶级性糟透，无产阶级的阶级性良好。他们共产党人就更好得不得了。殊不知这只是自欺欺人的谎言。如果说在革命战争年代裡还需要有勇敢，不怕流血牺牲的精神，那麽在掌权以就不需要作任何付出了，而荣誉、权力、享受则接踵而来。在共产党铁定垄断全部社会公权力的格局下，壹切制衡机制都被取消。共产党官员们身上的人性恶的因子得以高度激活膨胀，于是这就是导致了共产党政权的恶质化倾向，并且还流毒全社会。而共产党人竟把他们自身的恶疾反诬是受到资产阶级香风臭气和资本主义毒素的侵害所致。

面对现实的人性水平，考虑到人的自私心中有可资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作用，那麽生产资料私有制显然就有其合理的内核，亦即有存在的理由了。有鉴于此，就实在没有必要去进行生产资料所有制全盘公有化(国有化)的无益事业了。

除了这壹根本原因外，还有些具体问题也使国有化不可取。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目的之壹是想使劳动者摆脱消极的、被动的劳动力出卖者的地位。让他们参与管理，让他们萌生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和企业经营运作中的主人翁感觉。从而加强其责任心，激发其创造力，有利于发展生产。这种想法充满了人道主义色彩，本来很不错，但实际体现上却是另外壹回事。因为在国有化企业中，指挥生产，管理营运全是由政府委派的经理人员操作，工人群众并没有真正的决策权。正如工党干部克里普斯所说：“我认为，让工人掌管工业，即使总的来说是令人嚮往的，但几乎是不可能的。”正由于这样，宣称在生产资料公有制下，工人可以成为企业的主人，不再是僱佣劳工，那只是在编织壹幅美丽的童话。

既然工人在企业中的地位实质未变，而且在经济上也不能参与企业的利润分成，那麽他们仍把自己定位于僱佣劳动者而与企业管理者在经济上讨价还价，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于是，工人们在不满意自己的工资报酬或其他待遇时，他们照样会诉诸传统抗争手段─罢工。这时，工党政府出来说话了，怎麽搞的啊﹖这是国有企业，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企业，妳们怎麽能使自己的工厂矿山为难﹖但工人不吃那壹套。工党政府不可以用强硬手段对付工人，因为这是他们得以上台的铁票部队。但若答应工人要求，国有企业的经济状况更为可虑。真是左右为难。70年代的威尔逊工党政府吸取上界艾德礼工党政府的经验，竞选时就与工会达成了“社会契约”。要求工会协助限制工资增长率。但他执政后照样发生要求提高工资的浪潮，威尔逊无法摆平，只得辞职。

盎格鲁－撒克逊民族执著的性格使之有“约翰牛”之称，但英国工党的领导层毕竟是个理智的集体，他们不会壹意孤行地蛮干下去，面对现实，他们也会作检讨反思，以探索实现其理想的最佳途径。经过了壹次又壹次的讨论商榷，壹种对国有化政策带有“修正主义”意味的观点逐渐在工党内取得了主流地位。

“修正派”认为在二战以后，社会已发生了与以前传统资本主义很不同的变化。其代表克罗斯兰提出由于这些变化使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形式对决定壹个社会的性质已不居于首要地位。因为即使“在没有私人佔有生产资料的集体经济企业中，分离的程度并不比资本主义经济差。大规模化和複杂化不仅造成了工人与生产资料的分离，而且也使所有主与生产资料分离。”他还进壹步认为，壹个社会的性质除与生产资料所有制有关外，还决定于“其他因素，比如工业的管理机构、就业水平、工会的实力，社会总趋势，尤其是政治制度更为重要。”这场争论很有益处地启发了人们这样壹个思路，就是壹个社会如果既能确保劳工群众的政治权利，又能使他们生活福利得到保障，那这个社会在当今的现实条件下算不算是个好社会﹖算不算实现了社会主义﹖换言之，社会主义在当今究竟应该作何定义﹖对这些问题作较清晰的解答，似乎不是偏重实践的英国工党所急于去从事的工作，这当由社会党国际和偏重理论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去操办。然而争论的结果终究使英国工党的国有化措施得到从新的评估和施行。1957年大选，工党在竞选时没再著意强调国有化。1960年工党年会承认：“公营和私营企业在经济中各有其壹定的地位。“工党”相信进壹步扩大公共所有制的措施应按照这些目标并根据情况适当地考虑到有关工人和消费者的观点逐步加以决定。”八十年代初金诺克担任工党领袖后，努力在理论上做出新的开拓。1982年党的新纲领中以“公共所有制”取代了“国有化”的提法。1988年金诺克发表了《民主社会主义的目标和价值》。其中声明工党不再坚持国有化的作法。同年10月的工党年会上明确表示，若工党重新执政，将不会把保守党政府私有化了企业重新进行国有化。并宣佈只对少数社会化极强的部门继续实行国有制，而私有制和其他多种形式的社会所有制，如消费合作社、市政企业、工人股份制企业等都应得到发展。至此，英国工党的国有化图腾画上句号。

中国社会需要社会民主主义

壹、中国不需要原始资本主义

由于中国共产党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前壹直在詈骂资本主义；由于被中国共产党贬斥为腐朽没落资本主义制度的欧美国家实则繁荣发达，于是，出于对共产党的逆反心理；出于对共产党谎言的憎恶，很多人就开始对资本主义赞美有加，认为应反中共之道而行之，在中国实行资本主义。这其实是极大的误解。共产党制度固然反动、劣质，但对资本主义是否就要不加区分、不加分析地壹古脑给予赞美效仿？

严格地说，资本主义并不是壹种社会制度，它只是壹种区别于自然经济和贵族特权经济的生产、经营方式。其货币交换和自由投资以及市场导向，使之区别于曾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主宰人类社会的自然经济和贵族特权经济。

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排挤自然经济并不需要经过激烈的斗争。然而市场经济取代贵族特权经济，则伴随了剧烈的阶级斗争。资本主义经营方式需要自由雇工、自由投资。需要合理的赋税以有能力扩大再生产。但是贵族特权总是在制肘它。国王和贵族任意提高赋税，压榨经营者，使之难以为继。他们还以特权垄断某些项目，不开放投资。或即使开放，也要先行向投资者作超负荷的榨取等等。这就导致了资产阶级与贵族特权阶级的斗争。斗争的层面从经济领域扩展到政治领域。资产阶级要以民主政治取代贵族特权政治，以保证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不遭贵族特权的压制。经过长达好几代人的反复较量，资产阶级在政治领域中也取得了胜利。

这壹间扼的历史脉络说明了民主政治系资本主义与贵族特权经济斗争在政治层面上延伸的产物，但资本主义本身并不等于民主政治。那种说中国应实行资本主义的朋友的思维误区可能是把资本主义等同于民主政治。

经典资本主义绝不是完全美好的东西。它为自由经营而反对贵族特权固然是正面的。但是，它在壹手抵制贵族压榨时，另壹手却在压榨劳工阶级。尤其严重的是，当它战胜了贵族特权阶级后，却常常拒不兑现对劳工阶级的承诺，或大打折扣。攻陷巴士底狱固然是资产阶级领导，但真正在火与剑中浴血的则是人数众多的劳工阶级。资产阶级的食言而肥不能不激起劳工阶级的极大愤慨，这就导致了劳工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这场斗争的硝烟几乎笼罩了十代人。只到二十世纪中叶它才最终散去。当玉宇澄清、民主阳光普洒在所有工厂的烟筒上时，人类社会的资本主义也就与当年的典型资本主义大相径庭、大异其趣了。那些主张中国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朋友讲得太笼统。有必要问问他们：妳们向往的是哪种资本主义？

二、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

中国现在实行的资本主义制度

邓右“改革开放”前中国实行的国有经济实质上是壹种极为特殊的经济形式。它由自然经济、官僚特权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纠葛而成。文革中被毛泽东作践的惨痛经历，使邓小平愿意睁开眼睛看世界。当他省悟到那种极特殊的经济形式导致社会物质匮乏、普遍贫穷，而曾经被他们共产党贬斥为腐朽没落的资本主义欧美国家实则繁荣富足时，他在其人生历程中最后几个春秋里极力主张朝资本主义经营方式改革。（当然这其中还有洗去他手上六四血迹的考量）。

在这里，邓小平坚决地把资本主义经营方式与民主政治区隔开来。

为何经典资本主义会与民主政治结合，而邓式资本主义则可以与民主政治完全区隔呢？

经典资本主义是自发资本主义。如前所述，它的发展必然与贵族特权龃龉并导致斗争。斗争在劳工阶级的参与下取胜。继而因资产阶级食言又导致劳工阶级与它斗争。斗争的结果是民主政治的建立。

当今中国的资本主义与经典资本主义大不相同。它不是自发产生，而是在邓记共产党的恩准下出现，这使它先天软弱，缺乏对抗共产党特权的勇力。而且当今中国的资本主义还远不止于此。借用共产党的政治术语，这类在共产党恩准下产生的资产阶级是“民族资产阶级” 它尽管软弱，但还有两重性--对共产党既顺从又怨恨。除了这个“民族资产阶级” 外还有官僚资产阶级。或曰权贵资产阶级。这个阶级又可分成两个部分。壹部分是现任国有经济的各级主持人；另壹部分系由原共产党官员、国有经济的各级主持人嬗变而来的私有经济主持者；或虽起自民间，但已与官方密切挂钩的私有经济主持者。如果说“民族资产阶级” 还具有两重性的话，那么官僚资产阶级就只有壹重性--对共产党制度完全拥护。

邓小平实行经济领域的“改革” 既有他感到的必要性也有他胸有成竹的把握性。新的社会情势下邓小平认知，要维持共产党的统治不能再象毛时代那样壹味依靠政治高压，而须给民众稍好些的物质生活。只要把政权紧紧掌握在共产党手里，资本主义经营方式在创造出较多社会财富的同时，并不会导致共产党壹党固定执政模式的瓦解。因为“民族资产阶级” 须仰其鼻息不敢提出民主政治，权贵资产阶级则是自己人。不会提出民主政治。邓小平及其继承人所推行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质上就是权贵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 混合操办的资本主义。这个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不但可以与共产党专制政治共存，而且两者之间有著互相支撑、同舟共济的伙伴关系。由此看来，当今中国并不缺乏资本主义。只是这些资本主义想必不是那些善良的朋友们所向往的资本主义了。

如果说欧洲早期资本主义经营方式就已不曾自然而然地带来民主政治，那么当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权贵资本主义和“民族资本主义” 混合物，就更是民主政治的克星了。在这种情况下，还诉说当今中国需要实行资本主义就实在是脱离具体时空的梦呓了。

中国社会问题的症结并非只在经济层面。中国的权贵资本主义和“民族资本主义” 依靠对劳工阶层的盘剥和对资源的浪费以及拜赐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已经创造出了“经济奇迹” 。如果说要利用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来发展经济，那么中共特色的社会主义、实则中共特色的资本主义已经成效斐然。看看中国东南沿海地区许多大中城市栉次鳞比的高楼大厦令欧美国家瞠乎其后；看看中国以每年接近两位数的经济增长把欧美国家百分之二、三的增长率远远抛在后头，就可知中共特色的资本主义的“优越性” 。可是在耀眼的经济成绩的背后是什么呢？是两极分化贫富悬殊；是社会道德大面积滑坡；是自然资源竭泽而渔；是贪污索贿横行吏治极度腐败；是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隔膜乃至敌视。可见如何解决中国的问题，已经不在经营方式如何，而在政治制度。

三、美国的人道资本主义 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以及自由主义

当今美国的资本主义可称之为人道资本主义。美国的资本主义之所以人道并非美国的资产者特别仁爱，而在于经过好几代人奋斗建立的民主政治对政府官员的严格监督和惩处使之视贪污为畏途。并且民主政治的智慧和精髓使政府著力保障社会底层民众的基本生活，从粮食券、免费住房、免费医疗到全额生活补助，使不至有人因基本生活无著而怨恨冲击社会。民主政府还给予中小学全额义务教育，和免费交通和午餐。大学给予贫家子弟高额学费补助，这些措施使社会阶层流动而不分裂，阶级结构松散而不凝固。故此美国的人道资本主义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资本主义，而是经济层面上的资本主义经营方式和民主政治的有机结合。

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与美国的人道资本主义同样都是资本主义经营方式和民主政治的有机结合，所不同的是前者比后者更注重社会公正。因此可以说美国的人道资本主义与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没有质的不同，只有量的不同。换言之，人道资本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正在互相接近乃至趋同。

量的方面有多大、有多少不同？试举几例。

譬如美国对穷人的补助绝不惠及成年单身男女。街上的游民乞丐就是由成年无业者组成。政府只会安排他们住进游民收容所，而不会给予其他福利。欧洲国家则对成年无业者进行免费的、有津贴给的职业培训。培训多久都行，只要妳肯按时到培训班里去报到。

又如个人所得税，欧洲国家税率比美国要高。政府以此税收来兴办更多的社会福利事业。

再如，欧洲国家的工资差别远低于美国。美国医生的工资大多为普通工人的3-4倍，而欧洲大多只有1 .5到2倍。

欧洲国家的社会民主主义政策被自由主义的崇尚者们批评为养懒汉。其实这是偏颇的。

自由主义对民主的理解主要停留在政治层面上。自由主义主张民主政治，具体内容涵盖公民个人的诸项政治权利，如言论、出版、结社、集会、游行等，和宏观民主架构，如多党竞选、议会政治、三权分立、直选各级行政长官等。对社会其他领域，如经济、文化等，自由主义主张采取自由放任的做法，不赞成政府进行干预。自由主义的价值观突出推崇自由，它认为，在经济领域内，自由主义所体现的以私有经济为基础的市场竞争机制将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潜能，创造出日新月异的生产效率。就此而言，自由主义并没有错，但问题在于它妄顾了纯粹的市场竞争机制实质上是非人道主义的，是把森林法则移植到人类社会。自由主义标榜机会的平等，这较之贵族等级特权制度固然是历史性的巨大进步，然而，实际上在资本主义的运动程式下，机会并不能平等。譬如，当名牌大学不再为豪门子弟所专享而只以分数决定录取与否时，妳可以说机会平等了。但若仅此而已，家境贫寒的优质生却又会因付不起高昂的学费而被拒之校门之外。又譬如作某项投资可获丰硕回报，这个投资的机会不被贵族垄断而向任何人开放，但这个开放仅仅是名义上的，因为只有已具备相当财力的人才有可能去把握这个机会。故此，自由资本主义的运动程式，在创造效率的同时又在拉大社会成员之间拥有财富的差距，直至造成贫富悬殊。

社会民主主义对民主的理解比自由主义广泛得多、深刻得多。它认为民主精神应该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虽然都主张民主政治，但内在驱动力却各有不同。资产阶级对贵族特权阶级垄断社会公权力，制定各种束缚工商业发展的陋规极为不满。他们要求进入政权，以政权的力量限制封建特权的横征暴敛，并制定另壹套保护工商业自由经营的法律制度，这就促使他们反对封建特权，要求建立民主政治。 而社会民主主义者(这其中既有出身于资产阶级也有出身劳工阶级和其他阶级的)之要求建立民主政治并不仅仅为解除贵族特权对工商业发展的束缚，而还希企建立壹种全新的社会制度。在这个社会里，除了作为基础的民主政体外，还应使社会财富在全体民众中作相对公正的分配，使社会不但免除因贵族特权的横行而导致阶级矛盾的尖锐，也免除因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公而导致阶级关系的紧张，从而建立起健康和谐的社会生态。

社会民主主义的价值观除推祟自由外还推祟公正、团结、互助。为了实现社会公正和人们之间团结互助的和谐关系，社会民主主义在经济领域中实行适当的政府干预和员工参与企业管理。这个干预非但不与民主原则抵触而且正是促进经济民主和社会民主的有力扛杆。因为这个政府本身就是民选产生，并较为关注中下阶层的利益，民主原则在经济领域的延伸和体现就是要尽力使机会平等真正得以实现，并且从机会平等进而争取结果的相对平等，也就是把贫富差距控制在相对合理的程度之内。社会民主主义当然也重视发挥人的潜能和肯定效率对社会发展的正面意义。鉴此，它认同市场机制的运行。扬弃了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主张而推行混合经济。但同时它又深刻认识到市场机制的放任膨胀必然会造成财富与劳动量不成比例地集中到少数社会成员的手中从而与社会公正的理念发生尖锐冲突。于是，这就需要有另壹种机制来予以制衡，对市场机制带来的效率让其发挥，而对其造成的贫富分化则予以消除或减轻。

自由主义的信奉者持有强者心态。他们感到在这种社会模式中自己超群的能力可以为自己拓展灿烂的前程，造就富裕生活。社会民主主义者则真正继承了“自由、平等、博爱”的精神遗产，并发展为更易于实践的“自由、公正、相助”的基本价值观，社会民主主义者就个人而言，未必是生活的弱者，但社会民主主义明显关注社会弱势群体的境遇，社会民主主义绝不追求平均，它认同能力超群者的生活水准相当地超过社会中位值，但它又清晰洞察由于能力差别而导致财富的差别，任其发展下去再加上金融资本的介入，这差别不但愈来愈与能力无关，甚至与劳动都无关，以致某些不劳而获者会过上极为优裕豪华的生活，而大量的辛勤劳动者却挣扎在生活线上。有这种现实存在的社会，实在难冠以美好的评价。

显然，说到底，问题的根源在于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对美好社会的内涵有不同的理解。自由主义认为民主政治加自由经济这就够了，而社会民主主义则认为在此之上还应辅以适当的国家干预。通过民主政权的干预来促进经济民主和社会民主。

四、社会民主主义的艰难破土与光辉前程

社会民主主义在中国的际遇如何呢？去年在网络上看到有段文字写得很好，兹录于此

“较之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受到的挤压更甚。上面有官方的打压，左面有“新毛派”或所谓“新左派”的挤迫，右边有自由主义的批判，生存空间所剩无几，几乎发不出声音来。

在官方，社会民主主义是更可怕的意识形态竞争者，因为它所坚持的社会理想，会吸引走几乎所有倾向社会主义的人，使得官方版的专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彻底成为壹具僵尸。所以，它始终被官方恐惧，受到强力打压。……在今天的中国共产党那里，资本家可以入党，把社会主义批得壹塌糊涂的张五常，可以大受欢迎。然而，忠诚于社会主义理想的刘宾雁，却至死不能回国。因为，中共领导人比我们壹些自以为坚决反共的人清醒多了。他们深知他们的命门在那里。
到今天，连保守主义也在中国浮出水面了。然而，社会民主主义，无论在国内知识分子中，还是在海外民运里，仍然显得举步惟艰。其原因，除了官方的打压以外，更有来自右边的歪曲------他们有意无意地把民主社会主义与专制共产主义等同起来。”

在国际舞台上，封建专制走入历史以后，就轮到经典资本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作长期的和平较量，较量的结果在二十世纪中期已初见分晓。今天则棋局已定。证据之壹是壹百四十几个信奉社会民主主义的政党遍布世界各大洲。十五个欧盟国家中经常有十壹至十三个由民主社会主义政党单独执政或为主联合执政。证据之二是典型的自由资本主义日益式微。撒切尔夫人下台，工党以高票重新入主唐宁街十号。资本主义不得不调整自己的运行模式，摒弃森林法则，增加其人道主义色彩，逐渐地向社会民主主义趋同。可见社会民主主义已成历史潮流，不可阻挡。

那么在中国呢？中国的社会民主主义幼苗破土不久，要成长为参天大树还有壹段相当漫长的过程；还会经受许多的风风雨雨。但是，社会民主主义是经受长时间实践检验的理论；是壹代又壹代志士仁人的良知心血的结晶，它终究会在中国社会个阶层得到最广泛的认同。从而产生巨大的社会变革的物质力量。

实现社会民主主义是我们不可磨灭的的理想。我们将为之奋斗终生。然而仅有我们的力量是不够的。必须有中国各阶层民众的广泛参与，社会民主主义的理想才能实现。

如果说过去民众未曾了解不加节制的资本主义是怎么回事，那么这十多年来的社会现实已教会他们知晓。如果说中国共产党内还有良知未泯之士，那么社会民主主义会是他们重建政治生命的出路。如果说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 还有直立的愿望，那么他们就会与劳工阶级携起手来，掀掉权贵资本主义对他们的压迫。这三股力量迭加起来会形成硕大的力量，会使社会民主主义理念得到迅速的传播，使社会民主主义事业蒸蒸日上。而同时，中国共产党特色的资本主义也就要走到它的尽头。在中国共产党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沉舟侧畔，社会民主主义的航船则杨起风帆驶向瑰丽的目标！

社会民主主义与共产极权主义的区别

最近有关社会民主主义的讨论相当活络，但有些讨论或题文分离；或纠缠混吨；或经院哲学式。讨论的积极效果不彰。笔者多年来读有关书籍略有心得。现不端冒昧，简陈壹、二，讨教于各方朋友。

壹、社会民主主义是民主主义的继承和升华

民主主义的资格比社会民主主义老。它在十八世纪的欧洲启蒙运动中就广为流传。其代表人物有孟德斯鸠（三权分立论之首创者）、伏尔泰、狄德罗、卢梭。而社会民主主义则迟至十九世纪中叶才显露其身躯。

作为专制主义的对立物出现的民主主义，其涵义只在政治领域内。它以推翻皇帝和封建贵族的特权统治为诉求。它要求建立壹套选举制度。平民都拥有选举权，并通过选举把社会公权力交给多数选举人所信任的人。在以推翻皇帝和封建贵族的特权统治为诉求的斗争中，企业主阶级和劳工阶级是站在壹起的。因为他们都同属被皇族、贵族特权所压榨的“第三等级” 。可是，在封建特权被推翻、选举机制逐步建立后，企业主阶级和劳工阶级之间的矛盾就浮出水面了。这就是社会财富的分配问题。

民主主义不管社会财富的分配问题。它认为包括社会财富分配在内的经济问题都不是社会公权力应予过问的。它认为，挣脱了贵族特权的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运动程式有著无限的激活力，使每个人的潜能都得到最大化的发挥。它深信，自由资本主义有壹双看不见的手把社会经济安排得十分妥当。社会上哪种物资短缺，哪种物资的价格就会升高，于是自然就有人去生产牟利，反之亦然。

但是，这种从民主主义派生出来的经济自由主义妄顾了自由竞争、潜能尽发的资本主义运动程式中包含有物竞天择、弱肉强食的森林法则。自由资本主义的运动程式必然会使社会财富不断地甚至是几何级数地向少数人手上集中。而在金融资本介入经济运作后，财富的积累甚至与组织社会生产都毫不相关。企业主阶层的创业辛劳和专业知识在金融巨头的抄作面前都黯然失色。

劳工阶层不满在辛勤劳作之后（这也可视为潜能的尽量发挥）只获得贫瘠的生活，而资产阶级则相对富裕甚至非常阔绰。他们要求改变这种社会财富分配不合理的现像。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前，这种要求曾以布朗基主义的暴力革命表现出来。而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以后，这种要求则表现为社会民主主义的和平改革主张。

因此，可以归纳说：社会民主主义的涵义并不只在政治领域内，它还深深地涉及经济领域。它认为，壹个美好的社会，不但是建立了完善的民主制度，还要使社会财富较公正地在各社会群体中分配。在民主制度还不完善的时候，社会民主主义有两个诉求，壹是实现完善的民主制度，二是实现社会财富的相对公正的分配。在民主制度已臻于完善后，社会民主主义就只有第二个诉求。无庸置疑，社会民主主义与民主主义有关联，但比民主主义更深化。换言之，社会民主主义是在囊括了民主主义所有的政治诉求后，还升华到壹个更高的层面。

当今西方民主社会中的右翼政治势力（以英国保守党、美国共和党为代表）理念止于民主主义。它们比较漠视劳工阶层的利益，强调效率忽视公正。整个经济政策的基点向大资产阶级倾斜。例如美国共和党竟提出动议取消遗产税。而西方民主社会的左翼（社会党体系）则正相反。美国民主党虽未正式加入社会党国际，但其理念是接近的。不过在西方民主社会中，有时右翼为了争取选票也会向劳工阶层示好。而有时左翼因同样原因亦会收起壹些锋芒，向社会上层妥协。社会民主主义与人道资本主义在接近趋同。有时界限已相当模糊。

有人对社会民主主义深感疑虑。原因是对在民主主义前面加了个“社会” 壹词而耿耿于怀。他们的思路是把社会民主主义等同于社会主义民主。从中文结构来看，“社会民主主义” 和“社会主义民主”都是由六个相同的中文字，只是排列不同罢了，殊不知这不同的排列中大有周章。

二、共产党的“社会主义民主”是民主主义的对立物

关于社会民主主义的内涵上面已简述了。社会主义民主又是是什么呢？可以说社会主义民主这个苏共和中共惯用的词与民主风马牛不相及！而且岂止是不相及，根本就是完全对立的。即使按照苏共、中共自己的说法亦都已明白无误表达了这种对立。共产党说社会主义民主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民主是对人民实行民主，对阶级敌人实行专政。这种既有民主，又有专政的结合就是社会主义民主，也就是无产阶级专政。

表面上听起来似乎言之有理，然而关键在于任何壹个人是属于人民还是属于阶级敌人，究竟如何判定？谁来判定？历史事实说明判定权在共产党，判定标准在于共产党对某个人或某个社会群体的好恶。任何壹个人及任何壹个社会群体，只要他及他们被共产党视为逆类或潜在的逆类，共产党就可以即时剥夺其人民的资格，把他及他们打入阶级敌人的范畴，对其实行专政。这就是共产党的社会主义民主，又称无产阶级专政的全部奥秘。

稍作比较就可以明了，社会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民主是如何的天渊之别、截然不同。社会民主主义是壹种理念的表述，社会主义民主则是壹种社会制度。社会民主主义的理念落实于实际，首先是要在政治层面实行完善的民主制度，继而要求在经济层面上尽量做到社会财富相对公正的分配。而社会主义民主则是披著民主外衣的专政制度由共产党在二十世纪进行的复辟。

但是，有必要强调指出的是，就如社会主义这个词被共产党盗用、涂污得面目全非壹样，社会主义民主就其字面而言，不应该是壹种狰狞的恶兽。社会主义壹词是伴随著欧文的人道企业的试验走入社会。它的原始涵义是十分美好的。可是经过苏共、中共这么多年的盗用，许多人壹听到社会主义就倒胃口，乃至发抖。社会主义民主也是如此，由于共产党打著社会主义民主实施残酷的政治迫害，就使社会主义民主特定的实际内容远远离开了它字面上的涵义。正由于这样，我才在标题的“社会主义民主” 前加上“共产党的” 四个字 。这是在向朋友们说，请不要对挂在共产党嘴上的“社会主义民主” 那个东西从字面义上去钻牛角尖，否则就会陷入毫无意义的经院哲学式的争论中。

三、共产党的社会主义民主的来由

共产党社会主义民主的产生并非空穴来风，它有著壹定的社会根源。

无论是十七世纪的英国民主革命还是十八世纪的法国民主革命，都没有立即造就完善的民主制度。第三等级中资产阶级是主导者。在民主革命成功后，主导社会政权的资产阶级并没有兑现承诺。普选权、自由结社权、集会游行权等都被搁置、阉割或以种种方式推延。例如用财产拥有量来决定选举权的拥有与否，其结果是绝大多数劳工阶层被褫夺了选举权。

这种情况延宕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如英国从1688年“光荣革命” 到1832年长达壹百几十年里，选举权被强力压缩。至十八世纪中叶英国约800万人口中只有15万人有选举权。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全英约3000万人口中只有43万人有选举权。1832年实行选举制度改革，放松财产拥有量的限制，选民人数扩大至63万人。劳工阶级还是全部被排除在选举之外。为此，英国劳工阶级在四十年代举行过三次要求普选权的宪章运动。1867年英国实行第二次选举制改革，再次放松财产拥有量的限制，选民人数增至250万。直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欧洲各国资产阶级主导的政权才最终明白不能再继续把劳工阶级排除在政权之外，不能再漠视劳工阶级生活的疾苦，否则社会将处于分裂、对立乃至无休止的动荡之中。从那时开始，欧洲各国的普选权迅速普及。如英国在1884年实行第三次选举制度的改革，选民增至450万，基本普及了成年男子的选举权。而且欧洲各国还纷纷制定保障劳工阶级直接利益的各种社会福利法规。而以和平演进手段来改革资本主义社会弊端的社会民主主义也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迅速成长起来。

二十世纪初年，也就是在欧洲各国资产阶级主导的政权已经大彻大悟，将其政权向全社会开放达壹代人之久时，在欧洲的乡村--俄国掘起了壹支名叫社会民主工党的组织（1889年成立，1903年分裂为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布尔什维克为了在俄国实行暴力革命路线，无视欧洲各国早已迅速走上民主轨道的事实，硬把十九世纪中叶以前欧洲各国资产阶级主导的政权没有实行完善民主制度的情况说成是现今仍然如此并将永远如此。它还把曾经不完善的民主制度冠以壹个“资产阶级” 的前缀，称之为“残缺不全的”“资产阶级民主”（ 列宁语） ，接著说他们共产党（1918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派改名共产党）实行的才是比“资产阶级民主” 要民主百万倍的“无产阶级民主”，也就是亦被称之为的“社会主义民主” 。

说来，共产党的宗师列宁是钻了壹个大空子，玩了壹个障眼法。他把已被资产阶级否决了的过去，说成是资产阶级壹直坚持到今时的现在。然后再理直气壮地兜售他的货色。而他的货色其实是比以前资产阶级的货色还要劣质千万倍的货色。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以前的“资产阶级民主” 即使是是“残缺不全的”，但它终归还是有民主，是民主多与少的问题。只要不诉诸暴力，残缺不全的“资产阶级民主”容许政治异议的存在。甚至对声势浩大的宪章运动它都予以容忍。绝不把这些大规模的街头运动定为“动乱” 、“暴乱” ，更不予以武装镇压。

可是，在实行共产党的、据说是比“残缺不全”的“资产阶级民主” 要民主千万倍的社会主义民主的国度里，却层出不穷地以武力镇压屠杀政治异议者和非暴力街头运动。从波兹南到格但斯克；从布加勒斯特中央大楼到北京东西长安街，和平集会的民众血流成河！

时至今日，在民主社会主义的辩论中，还有文人学士操著上世纪中叶的政治套语行话，强辩中共实行的社会主义民主无比优越云云，使人感到他们已被当权者收买到心智沦丧到何等地步！

四、几句补充话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民主等的辩论，就民主营垒内部而言，其实很多时候只是来源于理论知识和历史知识的缺乏。许多朋友并没看什么有关书籍，仅凭想象就来议论壹通，于是原本简单的问题就越搞越复杂。

历史书籍，尤其是社会理论书籍是相当枯燥的。许多人看几页就会放下。只有那些怀著强烈使命感的人才会锲而不舍地钻研下去。

前些天在香港举行社会民主主义研讨会。有位朋友壹再提问社会民主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之不同。由于发言时间有限，我无法题外详答。回纽约后，立刻撰壹段题为“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民主社会主义之简略脉络” 的短文发给他。现附录于下，结合本文，算是对社会主义、民主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民主这几个近似绕口令的政治名词作壹简单扼要、又面面俱到的诠译，并以此请教各方朋友。

1834年法国圣西门学派的勒鲁在他与雷诺合编的《新百科全书》上发表“论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 壹文。不久雷诺也出版了壹部名为《论改革派和现代社会主义》壹书，社会主义壹词由此广为流传。勒鲁和雷诺并被视为“社会主义” 壹词的首创者。

其实，在此之前的1832年，在圣西门学派主办的《地球》杂志上，已有文章把社会主义解释为人与人有组织的关系。而“社会主义” 壹词最早是出现在1827年英国欧文主义者主办的杂志《合作》上。1935年，欧文在英国组织“社会主义研究会” 。1840年，这个研究会出版《社会主义或理性社会制度》壹书。

显然，在那个时代，“社会主义” 是壹群社会改革者心目中理想的社会形态。这种社会理性和谐，没有企业主与劳工之间激烈的矛盾和冲突。然而，这也同时意味著“社会主义” 壹词在那个时代还不是壹种政治制度，更不是壹种变革社会的手段和方式。

社会民主主义壹词出现得比社会主义要迟。1848年，德国的社会改革者司徒卢威自称社会民主主义者。1849年初，斯蒂凡创办《博爱报》，也自称社会民主主义者。1849年9月，马克思、恩格斯在伦敦组织“社会民主主义德国流亡者委员会” ，这些就是社会民主主义最早的版本。显然“社会民主主义”与早先出现的“社会主义” 不同。它不再仅仅是壹种理想中的社会形态，而是壹种变革社会的途径、方式。

那么这个途径和方式是怎样的呢？在二十多年后马克思、恩格斯拒不承认自己是社会民主主义者时对社会民主主义作了这样的诠译。马克思说：“无产阶级的社会要求失去革命锋芒而获得了民主主义色彩，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要求失去了纯政治的形式而获得了社会主义的色彩。这样就产生了社会民主派。社会民主派的特殊性质表现在它要求民主共和制度并不是为了消灭两极，即资本和雇佣制度，而是为了缓和资本和雇用劳动的对抗使之变得协调起来，是以民主主义的方法来改造社会。”恩格斯补充说：“而我们的利益和任务却是要不断地进行革命，直到把壹切大大小小的有产阶级统治消灭掉，直到无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

应该说，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民主主义改造社会的方法途径的诠译是相当准确的。

那么民主社会主义又是怎么得来的呢？民主社会主义壹词首创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创始人之壹威廉. 李卜克内西。1888年他在壹篇文章中说：“民主社会主义深信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有著紧密的关系。”但在此之后，民主社会主义壹词几乎被人们遗忘。直到大半个世纪后，第二国际的后裔社会党国际在1951年成立时，在其纲领《法兰克富声明》中，将其思想体系表述为民主社会主义。此后，社会民主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互用、通用。在偏重于历史渊源时，多称社会民主主义。在偏重实际政治斗争时多称民主社会主义。因为欧洲民主社会的右翼政治势力为了在中间选民中争取选票，总是竭力把社会民主党抹黑为苏共、中共的同类，说社会民主主义与苏共、中共奉行的社会主义是壹回事。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表明自己的理念与苏共、中共的根本区别，欧洲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遂将其奉行的理念称之为民主社会主义，以与苏共、中共的专制社会主义相区别。

这其实是壹种无奈的选择。就其社会主义的原意来说，社会主义就意味著民主。但由于壹度强大的苏共，和现在表面上仍然强大的中共仍然在唱著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调子，迫使欧洲社会民主党为了在选战中不致被右翼抹黑，失去中间选民的选票，而将其理念表述为民主社会主义。这样壹来，倒好象社会主义壹词没有民主的本意了。

在“苏东波”之后的今天，欧洲社会民主党又有多用社会民主主义壹词的趋势。

社会民主主义的本质

壹、阐明这壹区别是现实政治的要求

我壹直认为社会民主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有著原则的区别。而有些民运朋友则在没有作充份论证的前提下坚持说：“社会民主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壹个分支”、“是原教旨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壹个流派”、“是修正了的马克思主义”等等。

这个观点上的分歧如果只停留在学术层面上，那确实不必为之多花精力。但在中国社会民主党成立以后，它就具有政治操作层面上的意义。不可掉以轻心。因为中国社会民主党宣告它信奉社会民主主义，中共宣称它信奉马克思主义，如果社会民主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基本是壹回事，那中国社会民主党岂不是奉行著与中共基本相同的政治理念？中国社会民主党岂不与中共是同类项了。试问，这样壹来，中国社会民主党还怎么能去凝聚中国社会各阶层的进步力量去终结中共的壹党专政？

有人说，中共搞的那壹套，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原意。是把马克思主义歪曲了。七、八十年代，我们在国内与中共政权作面对面斗争时，常用马克思、恩格斯的某些字句为凭借去批判中共的某些作法。其实，当时双方心里都明白，这是在“打著红旗反红旗”。因为在最根本的壹点上，中共的壹党专政是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岂有歪曲可言？

今天，如果有人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要努力揭示马克思主义本身是好的，共产党国家之所以弊端重重，只是因为共产党背离了马克思主义所至，那我们可以尊重他们的马克思主义情怀。但我们再也用不著“打著红旗反红旗”了。我们大可高举社会民主主义的旗帜去批判和终结中共的壹党专政。而在此过程中，郑重阐明社会民主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区别就尤其具有政治操作层面上的意义了。

在我的拙著<历史潮流--社会民主主义>中，有几个章节就是围绕著这个区别作阐述。但由于此书的印刷量有限，并且还由于此类书籍的枯燥，即便获得了此书的朋友也未必会细心地把它读完。故有朋友建议我为此再写壹篇短文，用通俗的语言简单扼要地乃至提纲似的把问题阐明。
二、泾渭分明的源流

马克思主义有明确的创立人--马克思、恩格斯，和明确的创立时间。(以1848年<共产党宣言>的发表为标志)这是思想界和史学界的共识。社会民主主义则没有明确的创立人和创立时间。有关的说法是见仁见智的。笔者倾向于这样的看法，即：19世纪三、四十年代英国的宪章主义、四十年代法国的路易勃朗主义可视为社会民主主义的萌芽。五、六十年代法国的蒲鲁东主义、六、七十年代德国的拉萨尔主义使萌芽了的社会民主主义得到初步发展。八十年代法国的可能派观点、英国的费边社思潮以及九十年代德国的伯恩斯坦主义则是社会民主主义的进壹步发展。二十世纪初年德国的考茨基主义、英国的麦克唐纳主义和稍迟的瑞典汉斯新政使社会民主主义初步走向成熟。五十年代社会党国际的建立及<法兰克富宣言>的发表，尤其是1989年德国社会民主党<柏林纲领>的问世，标志著社会民主主义的理念经过壹个半世纪的磨炼已基本成熟。然而它还会继续发展。其生命力就在于它永远不会宣称它已臻于完美，成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社会民主主义不是由某壹两个天才人物独创。它是壹代又壹代仁人志士的思想结晶，汇聚了千百万人的智慧、追求、实践和献身精神。它是由许多条小溪逐步汇集而成长江大河，终究成为历史潮流，流域遍及世界。

宪章主义、路易勃朗主义产生于马克思主义之前，在它们之后壹系列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思潮、观点都与马克思主义发生过激辩，在这种泾渭分明的历史记录下，还要认为“社会民主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壹个分支、壹个流派”，那实在是对欧洲近代、现代思想史和社会运动史缺乏基本的了解。
三、原则区别之所在

社会民主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区别究竟何在？在于它们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改造采取了截然不同的作法。

无论是萌芽期、初步发展期抑或其他时期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潮都不主张用暴力革命的方法去改造资本主义社会。无论是宪章主义者发动的和平请愿，路易勃朗设计的社会工场，抑或蒲鲁东的人民银行，还是拉萨尔的国家资助工人工厂以及后来的种种方案，都贯串著同壹个思想线索--以和平的手段改造资本主义。

对这种思想脉络的产生和发展，即使妳可以作各种解释。如，畏惧惨烈的流血牺牲，被资产阶级的让步政策所软化等等，但都否认不了社会民主主义者对由资产阶级所开创的民主自由的认同。他们认为改造资本主义社会并不需要把原有的社会砸烂，而是要在经济上约束资产阶级的贪婪，在政治上把资产阶级开创的却又阉割的民主精神和制度重新进行充实和发扬光大下去。

马克思主义有著截然不同的思路。它主张进行暴力革命，把资本主义的社会机器全部砸烂，并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尽管马克思本人并没有对“无产阶级专政”作具体的设计，尽管以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恩格斯的思想为代表的“晚期马克思主义”已有向民主自由靠拢的迹象，但马克思开了这个“无产阶级专政”之门，就让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可以进去为所欲为。因此，如果说十九世纪的社会民主主义者的行为方式主要是基于对民主自由的认同，那么，二十世纪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就还从苏联和中国大陆所实行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恐怖事实中，取得了反面教材，从而使他们更坚定地走民主自由之路。

有必要顺便指出的是，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上半期法国里昂工人几次起义时，社会民主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都尚未产生。1848年法国工人六月起义带有相当的突发性、仓促性。并不在任何壹个“主义”的领导之下。1871年的巴黎公社起义主要是在布朗基主义者、新雅各宾派、独立革命派的主导下。蒲鲁东主义者也卷入其中，是公社委员会中的少数派。而马克思主义者尚不见踪迹。这壹事实亦可作为马克思主义对欧洲工人运动影响力相当有限的佐证之壹。
四、产生误解的原因

稍加分析可知，产生误解的原因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当然有的并非出入误解，而是基于某种政治需要或其他原因硬要把社会民主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拉在壹起，这就当作别论，不在本文探讨范围了。)

1、社会民主主义与马克思主义都严厉地批判过资本主义。

评判壹个思想体系不但要看它批评什么，还应看它主张什么。社会民主主义与马克思主义都批判过资本主义，这是事实。但它们壹个主张和平改良，壹个主张暴力革命；壹个皈依民主自由法则，壹个推行“无产阶级专政”，这岂能混为壹谈？法国社会党主席密特朗曾作过这样的表述；“社会党必须绝对根据选票多少决定是否对资本主义进行民主替代。在选票不足的情况下左派宁可尊重人民的愿望而丢掉政权，也都不可为保住政权而违背人民的意愿” 。

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有截然不同的作法。它是由自称代表工农利益的共产党以军队和警察为保镖来铁定执政。从不允许其他政党以选票与它竞选执政权，到根本不允许其他政党合法存在，再至监禁和屠杀公开或秘密组织民主政党的人士，这与社会民主主义的彻底民主理念是有著多么尖锐的对立。

这里有三点要顺便指出的是：

(1)、十九世纪社会民主主义对资本主义的严厉批判是完全正确的。因为那个时代资产阶级主导的政权在政治上并没有真正实行民主自由。如，普遍以财产拥有量为限制来剥夺壹部份中、下阶层民众的选举权，不允许组织工会，实行书报检查制度等等。在经济上则罔顾劳工阶层的疾苦，任由企业主盘剥工人，社会保障措施单薄乃至付之厥如。从而造成社会两极分化贫富悬殊。

(2)、当代乃至现代的欧美社会早已不是典型资本主义社会了。尤其在欧洲，社会民主主义已取得极大成就。15个欧盟国家中经常保持11-13个由社会民主主义的政党执政，或为主联合执政。即使由保守政党执政的国家形态也不是典型资本主义，而是在不断地向社会民主主义的趋同之中，演变为壹种人道资本主义。以至在欧洲已比较难对它们加以严格区分了。(在北美尚可区分)

(3)、中共政权现在还在批判“西方资本主义”。这是极为荒谬、无耻的。因为欧美社会早已不是典型资本主义了。而恰恰是中共自己的所谓改革“改”出壹大堆在欧美社会早已绝迹了的早期资本主义的弊端--贫富悬殊，工农群众在毫无社会保障的恶劣生存条件下挣扎。此外还有壹党专政下固有的贪污腐化，中共还有什么资格去批判别人？事情的实质是中共借批判“资本主义”为名，来诋毁拒绝人类社会的普遍真理--民主自由的原则。

2、社会民主主义与马克思主义都曾主张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

十九世纪所有的社会民主主义流派都认为资产阶级之所以能对劳工阶级进行剥削，是由于资产阶级掌握了生产资料的缘故。故此它们主张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这与马克思主义似乎壹样。但深究壹下，就会发现它们的区别。

由于社会民主主义坚持民主自由的原则，它实现公有制的手法是民主政府出钱向私人企业主购买。这截然区别于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对资本家实行剥夺。同样由于社会民主主义坚持民主自由原则，使社会民主主义体制下的公有企业的管理人员不能成为官僚。而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公有企业”(实则党有企业)的管理人员则成为共产党官僚阶级的组成部份。

二战以后欧洲各国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纷纷通过民主选举取得执政权。它们都在不同程度上把公有制的设想付诸现实。然而在实践的过程中，它们逐渐发现公有制不但不是改造社会的灵丹妙药，而且还会造成很多负面影响。于是它们纷纷对私有经济的利弊重新进行全面客观的考察评估。经过反思和研究他们认识到，私有制和市场经济无疑会拉大社会成员经济状况的差距，甚至达到贫富悬殊的地步。但是私有制和市场机制对社会经济的发展有著公有制无可比拟的极大的促进作用。对其积极作用应予以发挥，对其负面作用应予以消除或减低。经过许多理论家的深入钻研，社会民主主义在理论上有了重大的突破和发展。欧洲各社会民主党陆续修正其纲领，扬弃公有制理论，改变“公有化”的作法。只让极少数社会性很强的项目由国家去办。绝大多数的企业都交由私人经营。同时，又以税收制度和社会保险体系来防止贫富过度悬殊和保障广大中、下阶层的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

有必要予以指出的是，中共政权现在也在搞所谓“经济改革”，其内容之壹就是部份“私有化”。但由于其坚持壹党垄断社会公权力的政治格局，结果就是衍生出党国资本主义制度。重演了早期资本主义的残酷，而没有当代资本主义的人道和文明。
3、某些社会民主主义大师，如伯恩斯坦、考茨基等都曾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 社会民主主义的洪流由许许多多溪流汇集而成。伯恩斯坦主义、考茨基主义只是众多溪流中的两条。把它们误认为是社会民主主义的全部内容，从而得出“社会民主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壹个流派、壹个分支”无疑又是出入对历史事实缺乏基本的了解。

比恩格斯小30岁，被恩格斯视之如子，被指定为他的手稿继承人、遗嘱执行人的伯恩斯坦，在恩格斯去世后的次年就展开了全面“修正”马克思主义的工程。这是壹个极大的历史讽刺剧。壹个人思想的形成要有壹个过程。作为壹个系统理念的形成更决非简单。“恩”师遗骨未寒，伯恩斯坦就迫不及待地展开他宏大的“修正”工程，说明他在对马克思、恩格斯毕恭必敬的时候已在酝酿思想上的全面反叛。只不过碍于情面和情势，伯恩斯坦始终晦韬到了两个老人都去世之后。反对暴力革命，尤其坚决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伯恩斯坦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已彻底分道扬镳。“根本原则”被“修正”了的马克思主义就不再是“原教旨的马克思主义”，而汇入了社会民主主义的洪流。在这种情况下，还要把伯恩斯坦主义视为“马克思主义的壹个分支，壹个流派” 。这不但是对历史的无知，也是逻辑上的混乱。

在伯恩斯坦开始他的“修正” 作业时，考茨基站出来批判他。然而，当列宁布尔什维克把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付诸现实时，他终于认识到无产阶级专政的谬误和残酷，并坚决予以抨击。考茨基又与伯恩斯坦携手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队伍之中。

考茨基与伯恩斯坦的区别在于后者已与马克思主义彻底决裂，而前者还壹直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对此，人们应予以谅解。这只不过是壹个人不愿否定自己过往足迹的怀旧情结罢了。就象当今有些出自中共的民主老前辈，他们的思想明明已在民主的轨道上，并对中共专制深恶痛绝，但却总不愿否定“四九年”。人们难道不应该谅解他们吗？难道还可以把他们的思想与中共专制主义相提并论吗？同样道理，难道还可以把考茨基主义视为“原教旨的马克思主义”吗？退而论之，就算壹定要抓住考茨基自己的表白不放，硬要把考茨基主义归类于马克思主义，那也仅此而已。考茨基主义只不过是许许多多社会民主主义溪流中的壹条。如果把壹条小溪等同于整个洪流，把考茨基主义等同于整个社会民主主义，再以此把整个社会民主主义洪流都归到马克思主义的旗下，那就实在是到了荒谬绝伦的地步。

4、“第二国际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之下”

这个结论根本不符合事实。马克思主义并未真正在第二国际中居指导地位。

马克思主义对英国工人运动的影响十分微弱。宪章主义、工联主义、费边思潮壹直主导著英国工人运动。法国工人运动由于壹向有激烈倾向，再加上路易勃朗未能深化其学说，蒲鲁东较早去世，可能派理论不够系统，遂使马克思主义在八、九十年代的法国工人运动中有部份影响。德国则由于拉萨尔过早骤死，使势力较大的拉萨尔派不得不与爱森纳赫派合并，曾与拉萨尔龃龉的威廉李卜克内西为能驾驭合并后的组织，遂向马克思主义寻求精神武器。但即便如此，马克思主义也并未完全取得主导地位。即使李卜克内西本人也说：“德国社会民主党不是拉萨尔主义者，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是社会民主党人” 。

第二国际三个主要政党中，英国工党从来不买马克思主义的账。宣称信奉马克思主义的法国工人党盖德派壹直是法国整个工人运动中的少数派。而且，即便是盖德派也对“无产阶级专政”避而不谈。德国社会民主党在第二国际成立(1889年)到恩格斯去世(1895年)的几年间，确实开口闭口都称马克思主义。但其理论和实践完全脱节。其具体行为方式全部运行在议会斗争和平改良的轨道上。1896年，伯恩斯坦的“修正”作业搅起了轩然大波。1899年的法国社会党人米勒兰入阁事件为大波火上加油。第二国际中的马克思主义者出来大加伐挞。在1903年的德累斯顿大会和1904年的阿姆斯特丹大会上，他们确实热闹了壹阵。但好景不长。马克思主义的气势急剧式微。就连所有共产党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的教科书都不得不承认：“第二国际后半期的领导权落到修正主义者的手中”。然而这其实只是他们为自己硬找回壹点颜面的说法。因为真实情况何止如此，纵观全局，应该说，社会民主主义才是第二国际的主导思想。

而且，就算第二国际确实曾受马克思主义某壹程度的影响。那也只是整个社会民主主义运动长河中的壹个短暂插曲。因为“第二国际”远非是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全部内容。在它之前，社会民主主义已有半个世纪的历史。在它之后还有1923年的“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和1951年成立至今的“社会党国际”。这两个“国际”，尤其是“社会党国际”才全面翻开了社会民主主义辉煌的新篇章。
五、中国共产党的“心病”与中国社会民主党人的职责

多少年来，中国共产党壹直在放肆地咒骂资本主义。直到现在它的所谓“改革”把早期资本主义中最恶劣的东西都重新制造出来了，竟还要去咒骂资本主义。但它却从来不咒骂社会民主主义。在这壹点上中国共产党为何竟然如此宽厚？

社会民主主义在欧洲和世界其它地方所取得的成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壹快“心病”。它明白社会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两个都批判过早期资本主义的思想理论体系，有著完全不同的发展线索。推崇民主自由的社会民主主义真正在为社会中、下阶层谋取福祉。而强调专政的共产主义则造就了壹个高踞民众之上的共产党官僚特权阶级。它们的“工人阶级为领导”“人民群众当家作主”是不折不扣的谎言。共产党官僚阶级垄断著社会公权力，贪渎享乐。而广大工农群众则处于政治上无权和经济上受榨取的地位。这和社会民主主义在欧洲创造的大片乐土相比较，货色的真伪怎能不壹目了然？面对这壹切，中国共产党感到最聪明的作法就是对社会民主主义绝对不予提及，仿佛世界上根本没有这回事。

中国共产党不会害怕妳宣扬资本主义，而绝对害怕中国广大民众了解到社会民主主义的理论和成就。然而，它的讳莫如深其实也只有驼鸟政策的效用。戳穿中共“社会主义”的伪劣。把社会民主主义的壹切“真善美”都告诉人民，让人民去弃伪图真，这就是我们中国社会民主党人的职责。
社会民主主义与中国前途

“中国需要社会民主主义”，这个说法若要成立，首先必须具备两个前提，壹是准确把握中国的现实状况，二是正确了解社会民主主义的理念内涵，然后再看看社会民主主义这剂药是否合适医治中国社会的疾病 。

壹，中国的社会现状

中共政权建立已经几十年了，在这长达半个世纪的时期中，壹九七九年是壹个分界点。七九年以前中共政权对国家的治理“业绩”可以高度概括为这样十二个字：政治高压统治，经济普遍贫穷。

七九年中共展开了壹场改革。改革首先在政治层面上展开，其主要内容是放弃全面政治高压。停止在人民中划成份，取消“四类分子”的名目，“右派”先是脱帽，很快又实行“改正”，宣布不再搞政治运动，并对过去政治高压中所判定的大量“反革命”案件进行甄别平反或减刑，在这期间虽然也发生了八壹年对七九民刊民主墙运动的镇压行动，但并不可因此而全盘否定那些政治改革措施，因它的确使中国社会从此走出了最恐怖的政治高压。八壹年镇压是有选择性的小范围镇压。而从前的镇压是全面全社会性的，是“深挖细找”，人为地制造大量的“阶级敌人”来进行虐杀以树“无产阶级专政”的威严。在七九年的政治改革中，持顽固反动态度的“凡是派”被改革派削夺其政治权力。

比政治改革稍迟，经济改革也展开。其内容在工业方面是给予企业壹定的生产经营自主权，实行奖金制度或计件工资，以刺激企业及劳动者个人的生产积极性，在农业方面是分责任田，联产计酬，包产到户等等。

相对于 政治改革，经济改革还算是不断有所深化，企业从扩权发展为承包，再至允许私人企业出现，取消指令性计划经济，引进市场机制等等。

政治改革使原先紧张的社会空气得以缓和，经济改革使生产效率明显提高，特别是农副产品和日用工业产品生产的增加，使民众生活得到普遍的改善，应该洞悉的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共改革派之所以要进行这样的改革，仅仅是因为他们在文革期间受到了冲击，即那疯狂的政治高压壹度也把他们压入社会底层之中，使他们得以亲身体会到政治迫害狂和经济生活贫困无著是怎么回事。换言之，邓小平们之要改革并不是来自于壹种高层次的改革理念。同时，还应洞悉的是，严格地说这场改革并不算是真正的改革。因为在政治上它并没有改变原有的政治布局和权力结构，在经济上也未能摆脱许多束缚生产力的羁绊，说到底，这场改革只不过是政治上减轻高压和经济上实行松绑的开明施政而已，故其所谓“改革派”其实也应正名为“开明派”和“务实派”。

然而人民并不满足于“开明”，人民向往真正的民主，更何况经济改革的积极作用很快就枯竭而其副作用----官倒贪污腐败却迅速泛滥起来，人民的不满在增加在积累，而邓小平却坚拒真正的改革， 统治集团与民众的矛盾在不断激化之中，终于，八九年仲春，具有深化改革倾向的胡耀邦在备受由“开明派”、“务实派”蜕化而成的“顽固派”的压制下，忧愤之极突然去世，以悼念他为导火线，壹场八九民运骤然而至。这场运动矛头指向了“顽固派”的总代表----邓小平。

邓小平残酷地镇压了八九民运，其血腥的程度令昔日的政治高压都望尘莫及。镇压的亢奋过去后，邓小平也陷入了思索。他明白这场大流血在历史上是抹不去的，多少年后，人们都会对此进行复查评判。为了冲淡他名字上的血腥气味，为了用其他业绩来抵消大屠杀的罪责，为了让从他的施政中得到利益的人们淡忘他的暴戾行为，他又祭起了改革的旗帜。正如他女儿提醒他的：若不继续改革，您今后的评价就只会钉在“六四”这壹点上了。邓小平出于自赎的“改革”，完全回避了政治内容，而在经济领域掀起狂潮，或许邓小平的原意会是让更多的人得到利益，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与他自赎的动机相吻合，但结果并不如此，在壹党独霸社会公权力，社会监督机制荡然无存的情况下多好的经济改革方案都会在实施中走样，更何况有许多方案本身就漏洞百出。于是，这场改革的“成果”是占全人口百分之几的人暴富，而百分之几十的人陷入贫困或无改善可言。劳动，无论是体力劳动或脑力劳动都只能致富，不能暴富。暴富者除使用走私贩毒、绑票抢劫 之类的纯粹刑事犯罪手段外，更经常、更安全的则是使用权力转化为金钱壹途。共产党的官员和能搭通官方路数的私营业主才会是这条路途上的健步如飞者。在这场“经济改革”中，共产党官吏阶层迅速地高度腐化。其程度大大超过“八九”之前。其毒素熏污了整个社会。

撇开邓小平为他自己身后评价的深谋远虑不谈，而从社会宏观上去考察，那么可知，经过九十年代初至今近十年的所谓“改革”，中国已建成了壹种最恶劣的政经组合模式。那就是在壹党垄断社会公权力，党营经济仍居正统地位的同时，允许私营的存在。由于相当壹部份具有实力的私营经济系由党营经济嬗变而来；或与政治权力有著种种关系，使之能应心得手地对劳工进行压榨盘剥，故其深具早期资本主义的诸种恶劣表征，于是当今中国大陆社会的政经组合，就是集共产党制度与资本主义两者最恶劣的因素于壹身。其社会效应有贫富两极分化，社会公正荡然无存，人际关系空前紧张恶劣等等。
二，资本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

尽管历史上欧洲诸国的资产阶级在推翻封建专制和主导政权后，并没有真正兑现建立完善民主制度的承诺，但经过壹两个世纪的社会变动，二战以后的欧洲资本主义社会已巩固地确立了健全的民主体制。因此，就政治层面而言，资本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没有冲突。换言之，无论是主张实行资本主义制度者或信奉社会民主主义者都反对共产党的壹党专政，都有建立民主政体的要求。

然而事情并不仅此而已，它起码还涉及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壹是，究竟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民主主义更易于发动中国的民众投入终结中共壹党专政的运动。二是，究竟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民主主义更适合医治民主转型后中共政权所遗留下来的的社会沉疴。

要回答这两个问题就不能不先探讨资本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差别了。

资本主义对民主的理解主要停留在政治层面上。资本主义主张民主政治，具体内容涵盖公民个人的诸项政治权利，如言论、出版、结社、集会、游行等，和宏观民主架构，如多党竞选、议会政治、三权分立、直选各级行政长官等。对社会其他领域，如经济、文化等，资本主义主张采取自由放任的做法，不赞成政府进行干预。资本主义的价值观突出推崇自由，它认为，在经济领域内，自由主义所体现的以私有经济为基础的市场竞争机制将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潜能，创造出日新月异的生产效率。就此而言，资本主义并没有错，但问题在于它妄顾了纯粹的市场竞争机制实质上是非人道主义的，是把森林法则移植到人类社会，资本主义标榜机会的平等，这较之封建等级特权制度固然是历史性的巨大进步，然而，实际上在资本主义的运动程式下，机会并不能平等。譬如，当名牌大学不再为豪门子弟所专享而只以分数决定录取与否时，妳可以说机会平等了。但若仅此而已，家境贫寒的优质生却又会因付不起高昂的学费而被拒之校门之外。又譬如作某项投资可获丰硕回报，这个投资的机会是向任何人开放的，但这个开放，仅仅是名义上的，因为只有已具备相当财力的人才有可能去把握这个机会。故此，自由资本主义的运动程式，在创造效率的同时又在拉大社会成员之间拥有财富的差距，直至造成贫富悬殊。

社会民主主义对民主的理解比资本主义广泛得多、深刻得多。它认为民主精神应该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资本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虽然都主张民主政治，但内在驱动力却各有不同。资产阶级对封建贵族阶级垄断社会公权力，制定各种束缚工商业发展的陋规极为不满。他们要求进入政权，以政权的力量限制封建特权的横征暴敛，并制定另壹套保护工商业自由经营的法律制度，这就促使他们反对封建特权，要求建立民主政治。

而社会民主主义者(这其中既有出身于资产阶级也有出身劳工阶级和其他阶级的)之要求建立民主政治并不仅仅为解除封建特权对工商业发展的束缚，而还希企建立壹种全新的社会制度。在这个社会里，除了作为基础的民主政体外，还应使社会财富在全体民众中作相对公正的分配，使社会不但免除因封建特权的横行而导致阶级矛盾的尖锐，也免除因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公而导致阶级关系的紧张，从而建立起健康和谐的社会生态。
社会民主主义的价值观除推祟自由外还推祟公正、团结、互助。为了实现社会公正和人们之间团结互助的和谐关系，社会民主主义在经济领域中实行适当的政府干预和员工参与企业管理。这个干预非但不与民主原则抵触而且正是促进经济民主和社会民主的有力扛杆。因为这个政府本身就是民选产生，并较为关注中下阶层的利益，民主原则在经济领域的延伸和体现就是要尽力使机会平等真正得以实现并且从机会平等进而争取结果的相对平等，也就是把贫富差距控制在相对合理的程度之内。社会民主主义当然也重视发挥人的潜能和肯定效率对社会发展的正面意义。鉴此，它认同市场机制的运行。扬弃了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主张而推行混合经济。但同时它又深刻认识到市场机制的放任膨胀必然会造成财富与劳动量不成比例地集中到少数社会成员的手中从而与社会公正的理念发生尖锐冲突。于是，这就需要有另壹种机制来予以制衡，对市场机制带来的效率让其发挥，而对其造成的贫富分化则予以消除或减轻。

显然，说到底，问题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对美好社会的内涵有不同的理解。资本主义认为民主政治加自由经济这就够了，而社会民主主义则认为在此之上还应辅以适当的国家干预。通过民主政权的干预来促进经济民主和社会民主。

资本主义的信奉者持有强者心态。他们感到在这种社会模式中自己超群的能力可以为自己拓展灿烂的前程，造就富裕生活。社会民主主义者则真正继承了“自由、平等、博爱”的精神遗产，并发展为更易于实践的“自由、公正、相助”的基本价值观，社会民主主义者就个人而言，未必是生活的弱者，但社会民主主义明显关注社会弱势群体的境遇，社会民主主义绝不追求平均，它认同能力超群者的生活水准相当地超过社会中位值，但它又清晰洞察由于能力差别而导致财富的差别，任其发展下去再加上资本的介入，这差别不但愈来愈与能力无关，甚至与劳动都无关，以致某些不劳而获者会过上极为优裕豪华的生活，而大量的辛勤劳动者却挣扎在生活线上。有这种现实存在的社会，实在难冠以美好的评价。在封建专制走入历史以后，就轮到资本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作长期的和平较量，较量的结果在二十世纪中期已初见分晓。今天则棋局已定。证据之壹是壹百四十几个信奉社会民主主义的政党遍布世界各大洲。十五个欧盟国家中经常有十壹至十三个由民主社会主义政党单独执政或为主联合执政。证据之二是典型的自由资本主义日益式微。撒切尔夫人下台，工党以高票重新入主唐宁街十号。资本主义不得不调整自己的运行模式逐渐地向社会民主主义趋同。可见社会民主主义已成历史潮流，不可阻挡。社会民主主义者宣称他们所选择的道路是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之外的第三条道路。这条道路日益拓展，非常这合中国。
三，中国需要社会民主主义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的劳动阶层实质上是处于农奴壹般的境地。农村生产队里的农民自不待言，工矿企业的员工亦是如此。国营(党营企业)对其员工有著强大的人身束缚力。通过人事档案制和主宰其工资福利乃至婚姻生育和子女就业等等，企业牢牢地控制了员工的人身，使之类同中世纪庄园里的农奴。

“改革开放”以后，党营企业怪异地与市场机制联姻，从而诞下怪胎。那就是企业的领导者仍然具备共产党官员的身份、级别、待遇，但他们对员工的统率管理则逐渐嬗变为资本主义模式。具体表现是人身档案制度威严式微，企业领导不再能以卡档案来否决员工“不合则去”的要求，但同时又解除了不能轻易开除员工这壹规矩的束缚，即企业领导可以制造“理由”开革员工。工资福利的规定也不再只是照章执行中央文件的条文，而可以自行制定有关的规定指标。于是，劳工阶层从农奴境地爬出来却又落到自由资本主义的雇工地位。然而，企业领导则不完全转变为资本家，从某壹角度来考察，他们比资本家更惬意，因为共产党官员的身份保障了他们优裕的生活待遇。企业营运不佳，他们待遇依旧，更不需像资本家那样忧心忡忡乃至上吊仰药。企业营运佳绩，他们当锦上添花，美不胜收。但从另壹个角度来考察，他们又不如资本家，因为企业毕竟不是他自己的，不能传及子孙，而且退休制度的建立使之在其位谋其政的时间有限，于是这就激发了他们的“成就”急迫感，“有权不用，过期作废”，企业领导人员的贪污受贿，挥霍浪费，安插亲信等恶劣现象由此壹发而不可收。如果说，从前的中国劳工阶层并不真正了解自由资本主义是怎么回事，那么现在他们就逐渐知晓了，当然，这个自由资本主义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那就是它拒绝了自由资本主义的民主政治，而只采纳其经济营运程式，并坚持壹党垄断社会公权力，党和行政权力渗透在经济营运中，从而使这个“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离人道主义和社会公正更为遥远。在这个“主义”的实施下，最受损的阶层除了多少代来壹直压在社会底层的农民外，就是非技术性的中年工人。这代人年轻时当成螺丝钉拧在农奴般的地位上，没有机会接受专业训练，而以工龄界定工资级别的规定又使那时年轻力壮、眼明手快的他们并不能因此多挣工资。当岁月的流逝使媳妇熬成了婆时，“新经济政策”降临了，工资级别不再以工龄长短界定，而只视其技术能力的高低和生产量的多少。“螺丝钉”没有更多的技能，青春耗尽再也不眼明手快，他们蹇促的命运不仅仅是工资低微，更可怕的是被勒令“下岗”，从此踯躅街头。这些饱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时又是“中国特色”资本主义) 的苦头的劳工群众对这些主义 都会有说不尽的怨恨和憎恶。号召他们起来为实现资本主义而战，行吗？

年青壹代，由于年轻力壮或有机会学到壹些技能尚可维持生活水准。但当他们看到父辈的可悲遭遇，当他们想到有朝壹日自己也人到中年时，他们又将如何？或许这都与他们无关，但只要他们怀有良知，从更理性的角度来观察了解社会，既知晓底层民众的艰辛，又洞悉上层人士的优裕，他们就不会赞成这种“中国特色” 的资本主义，甚至共产党中良知未泯者也会如此。

当今中国的社会现状是政治层面上的专制和经济领域里的极不公正交织在壹起。资本主义制度固然要求民主政治，但它本身却缺乏建立社会公正的 机制。用它来取代共产党制度无助于解决其制造遗留下来的种种社会弊端。只有既推崇民主政治，又重视社会公正的社会民主主义才有能力医治这些病患弊端，从而也最具备发动民众起来终结壹党专政的感召力。

社会民主主义实现社会公正的方法途径并不固定，它应视各国的具体情况来设计最适当的方案。譬如税务法规的制定，要考虑全社会各收入层次的实际分布。社会福利保障制度的建立要考虑国家财政的承受力和民众的思想水平。然而无论如何，社会民主主义实现社会公正的宗旨决不可有丝毫的背离，不论是典型的资本主义还是中共的“中国特色”的权贵资本主义所制造的贫富悬殊两极分化都在社会民主主义要予以扫除之列。

目前在为中国民主事业而奋斗的营垒中，有人推祟资本主义，有人信奉社会民主主义 。这很正常，也不要紧。大家可以在不同的层次，侧面上为中国的民主转型出力。尽管笔者信奉社会民主主义，但并不否认以资本主义为召仍可在中国聚集到壹些终结中共壹党专政的民主力量。只是壹旦民主转型基本完成以后，在面临如何治理国家的问题时，社会民主主义与资本主义就难以搓合，到那时，我们就只好把各自的理念向广大民众和盘托出，由民众作选择弃取。但笔者深具信心，只要我们社会民主主义者作锲而不舍的努力。争取民众的理解，那么，民众选取的会是 社会民主主义 而不会是资本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