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民主主义概论-天下论坛-万维论坛-万维读者网（电脑版）

送交者: 伯恩施坦 2021年10月28日00:37:53 于 [天下论坛] 发送悄悄话

作者汤武写于二零一九年

壹轮朝阳，社会民主主义的朝阳，正在中国的地平线上冉冉升起。

19、20世纪，它曾经照亮了西方世界，深度渗透到西方世界的精神与经济政治社会结构之中，推动西方世界由资本和资产阶级的单边统治，转变为资本与劳动、资产阶级与劳工阶级双边竞合共治，以及各种生产要素和各个社会阶级多边竞合共治。

在自然世界，照亮地球的太阳只有壹个；在人类世界，照亮精神与社会生活的太阳不止壹个，神灵崇拜、宗教信仰、自然主义、人道主义、个人主义、社会主义、自由主义、平等主义、宪政主义、民主主义、理性主义、意志主义、科学主义、人本主义……都曾经像太阳壹样向人类发光发热。它们有时此起彼伏，有时又交相辉映，轮流或共同指引人类走向更高的发展阶段。社会民主主义，作为自由民主主义的竞争者，作为极左专制主义和极右专制主义的反对者，就是现代、当代和未来很长时间壹种重要的、不可或缺的价值理念和精神力量。

早在100多年前，它就已经来到中国了，为什么至今绝大多数中国人不知其名，更不知其为何物？

对于这样壹束熄灭了很久的火种，我们凭什么可以充满信心地宣布，它即将像壮丽的日出壹样蔚为大观？

第壹章社会民主主义的哲学和文化学

任何壹种经济政治社会运动，都具有壹定的哲学和文化内涵，自由主义运动、共产主义运动是如此，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也是如此。

人性哲学、社会历史哲学、价值哲学

社会民主主义的人性哲学，认同人皆具有善性与恶性、生物性与创造性、个体性与群体性的人性假说。

壹、人性哲学

1、善性与恶性

我们把人皆具有的自主、独立、求真、务实、互助、合作、勤劳、节制、创造、超越、仁义、慷慨、宽容、慈悲、爱美等等天性、潜能、需求和倾向，称之为人的善性；把人皆具有的依赖、奴从、怯懦、蒙昧、虚妄、仇恨、攻击、傲慢、妒忌、贪婪、恐惧、懒惰、纵欲、残忍、恋丑等等天性、潜能、需求和倾向，称之为人的恶性。

在历史上，性善论者只看到了人性的前壹个方面，而性恶论者只看到了人性的后壹个方面。但实际上，任何人都同时具有两个方面，只不过在有些人那里，善性压倒了恶性，他们依次被称之为圣贤大德、英雄、好人；在有些人那里，恶性压倒了善性，他们依次被称之为大奸大恶、枭雄、坏人；在更多的人那里，善性与恶性处在壹种未展开的混沌交织状态，他们被称为好坏参半的庸常之人。

如果我们承认人类历史是壹个从低级到高级、从野蛮到文明的进步和发展过程，那就意味著，人性的变化总的来说具有善性不断强化、恶性不断消退的趋势，意味著越来越多的庸常之人将会成长为圣贤大德、英雄、好人，并且对大奸大恶、枭雄、坏人形成压倒性的优势。

然而这绝不是壹个自动的、必然的直线进化过程，事实上，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许多人性大退化的时期，甚至我们自己还亲眼目睹了、亲身经历了惨烈的人道大灾难。在中国历史上每壹次社会崩溃、改朝换代时，都有数千万人（有时高达总人口的2/3）死于非命，人吃人、率兽食人现象反复出现；到了20世纪，竟然还有数千万人死于黑色法西斯主义暴政和侵略，上亿人死于红色共产主义暴政和侵略。每念及此，我们不仅对人类的进化深表怀疑，甚至对人类的未来深感绝望。今天，足以毁灭人类和地球数十次的核武器，作为人性恶的集中体现和实体化，就像达摩克里斯之剑壹样高悬在人类的头顶；今天，地球上实际上只有壹半的国家和人口实现了宪政民主，另壹半国家和人口仍然处在形形色色的极权专制与威权专制之下，也就是说，只有在壹半的国家和人口，人性善压倒或控制了人性恶，而在另壹半国家和人口，人性恶还在压倒或控制人性善。人类实际上走到了壹个真正的十字路口，人类能否抑恶扬善、弃恶从善，尚有诸多不确定，仍是未知之数；没有任何必然性和客观规律能够保障人类臻于至善之境，善恶之争其实是人类自己与自己的斗争，最终结果取决于人类自己。

2、生物性与创造性

人类来自于自然界，是生物进化的结果，是自然因果链条的壹个环节。人首先是自然存在物，因此，植物和动物所具有的本能和本性，人类也无不具有。人也具有壹切生物所具有的自我保存和繁衍的本能，或生存的需要和安全的需要，我们称之为人的生物性，因其具有适应环境和保持现状的特点，我们也把它称之为人的保守性，亦即人性中趋于保守的维度。

然而生存固然是人类进化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却不是进化发展的动力。人类进化发展的内在动力是人猿揖别过程中形成的壹种新的本能和本性，这就是人的创造性、超越性和自我实现性，这是人类所独有的打破现状、改造自然、挑战环境、探索未知的需要、潜能和冲动，人类正是依靠这种最初很微弱后来愈益强壮的本性，才把自己从壹个弱小的物种变成了地球上最强大的、不仅统治了地球而且正在向外太空拓展的物种。

在很长历史时期，生物性在人性结构中居于绝对主导的地位，壹切人类活动，包括经济、政治、军事、法律、社会交往、文化创造活动，都是围绕著物质需要、生物需要的满足这壹焦点和轴心展开的，创造性这壹新的本性和本能，与其说是作为目的，不如说是作为工具和手段而得到保存和发展的，它经过漫长的积累逐渐壮大和丰满起来，并终于率先在小部分杰出人物那里获得自为目的、自求满足的特性，成为他们生活的第壹目的，成为他们人性中的第壹需要。人类创造性的发展，尤其是杰出人物创造性的高度发展，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的提高，推动了经济政治法律社会制度的变革，推动了精神文化的繁荣昌盛。

最近几百年来，工业革命和科学技术革命所创造的物质财富，远远超过了数十万年人类历史所创造的物质财富的总和，应该说，在发达国家，已经实现了相当富裕的生活，吃穿住行等物质需要、生物需要的满足已经不成为问题了，只要物质资料的分配问题也像物质资料的生产问题壹样得到彻底解决，那么整个经济问题这个壹直困扰人类的首要问题，也将得到彻底解决。壹个极为明显的表现就是，发达国家绝大多数人用于谋生的劳动时间急剧减少，相应地非劳动时间、自由时间在大大增加。于是壹个人类从未遇到过的重要问题就变得非常现实和急迫了：在大量自由时间里，人们应该和可以做什么？

如果人的创造性等高级的本性和需要不能普遍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本性和需要，那就意味著，大量的自由时间，就会浪费在生物性等低级本性和需要的满足上了，人类文明就会失去进壹步向前发展的动力机制了。发达国家已经来到了壹个历史节点上，那就是必须普遍实现以生物性为主导的人性结构向以创造性为主导的人性结构的转型和升级。

当然，这个问题只是在发达国家才成了壹个现实的问题，这些国家也就二三十个，其人口大约只占全球总人口的15%，其他国家以及其余85%的人口，仍然处于不发达或发展中状态，对于这些国家的人民来说，物质需要的满足问题、谋生问题、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分配问题、经济问题，仍然是最主要的问题，他们仍然不得不为基本的生存、安全、繁衍而辛苦劳作，甚至不得不展开争夺生活必需品的残酷的丛林竞争。

3、个体性与群体性

任何壹个人，首先是壹个个体，具有个体存在必然具有的个性、特殊性、独立性，具有自私、自利、自主、自立、自尊、自强、自我发展、自我实现等等本性、需要和潜能。与此同时，任何壹个人也都是某个人类群体的壹份子，具有群体存在必然具有的共性、普遍性、社会性，具有无私、利他、互助、合作、联合、团结、仁爱、博爱等等本性、需要和潜能。

这两方面形成壹种相互依存、相互补充而又相互排斥、相互冲突的结构性张力关系，只有个体性而无群体性或者只有群体性而无个体性，都是不可思议的。区别只在于，在有些人那里，个体性占优势，在有些人那里，群体性占优势；在有些人那里，个体性和群体性冲突得很厉害，在有些人那里，个体性和群体性能够达到壹种很好的融合。个体主义、个人主义突出强调个体性而相对忽视群体性，群体主义、社会主义突出强调群体性而相对忽视个体性；极端的个体主义和个人主义与极端的群体主义和社会主义，则干脆否认对立面的存在。

上述这种壹般的说法当然是正确的，但也是抽象的，它只是深入具体地理解个体性和群体性的结构关系和历史行程的逻辑前提，而不是这种理解本身。需要深入具体地加以解释的是，个体性和群体性在人性进化过程中分别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它们在什么情况下是必然冲突的，又在什么情况下是必须并且可以结合的？

必须承认，个性、个体性相对于共性、群体性而言，具有壹种Ontology（存在论或本体论）上的优先性。这倒不是像个体主义和个人主义那样，在发生学意义上指认个体先于群体、个人先于社会而存在，就像群体主义和社会主义在发生学上指认群体先于个体、社会先于个人而存在，这两种说法就像断言鸡先于蛋或蛋先于鸡壹样，都是不能成立的。毋宁说两者是同时出现、同时演化的。此处所说的个体对于群体在存在论或本体论上的优先性，是就发展的动力机制而言的，也就是说，从发展的眼光来看，个体的行动、个人的首创精神是整个共同体和全部历史发展的原动力和发动机。壹般而言，个体是相对积极、主动、能动、活跃的，而群体是相对消极、被动、受动、稳定的，这种存在论或本体论上的判断大抵是不成问题的。

我们任意截取某壹个时间节点来看，固然可以说任何壹个个人都是既定环境和先前历史条件的产物，但如果说个人仅仅是环境和时代的产物，那么历史就会停留在这个时间节点上了。人类历史之所以具有“发展”和“进步”的性质，就在于总是有某些个人率先站出来改变环境、挑战权威和成规、突破共同体的限制、创造新的文明因子，他们或许失败了，或许被共同体当作异端摧残和消灭了，然而，在他们的感召和示范下，更多的个人站出来了，他们前仆后继，英勇奋斗，终于改变了环境，重构了社会共同体。在这个意义上说，共同体并不创造什么，并不提供历史的增量，而只是保留了个人活动的成果，只是容纳了历史的存量；创造历史的、提供历史增量的，永远只是活生生的个体，正是他们率先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突破、有所创造，才推动了老共同体的瓦解和新共同体的形成。

每个积极意义上的个人都是现存生产力所无法限死、现存社会关系所无法穷尽、现存文化所无法窒息的、包含种种内在激情和可能性的特殊实体，他的内在需要和本性推动他不可遏制地去改造环境，去创造新的生产力、新的社会关系和新的文化。个人的这种独壹无二性、不可还原性和创造超越性，就赋予他以历史本体论即社会存在本体论的优先地位。

那么如何解释在某些历史时段某些共同体的倒退和毁灭性败坏？关键在于那些集中了恶性力量的大奸大恶、枭雄和坏人，积极主动地发起了攻击和破坏，他们裹挟和绑架很多胆小懦弱的民众，扫荡和摧毁了好不容易积累起来的人类文明成果，与此同时，那些集中了善性力量的圣贤大德、英雄、好人，却没有来得及有效地聚齐和组织起来，并带领民众抗击和阻止历史的大倒退。在这里，个体的选择仍然是决定性的力量。如果说积极意义上的个人推动了历史的进步，那么也可以说消极意义上的个人拉动了历史的倒退，正是那些恶性大于善性、破坏性大于创造性、索取大于贡献、消费大于生产的恶劣个人，不满足于社会结构停留在某壹静止状态，他们带领很多平庸保守的消极个人，推动社会结构回到过去的历史阶段。这正好反向、逆向证明了个体性优先于群体性的原理。

无数这样的时间节点构成了人类曲折向前的历史主线。其实，在原始人类那里，无论是个体还是群体，都处在壹种未展开的、混沌模糊的状态中，个体固然是极为贫乏弱小的，群体也是极为狭隘封闭的。原始人甚至没有“人类”的自我认同和自我意识，他们分布在广袤大地的各个角落，在很小的血缘关系的范围内勉强生存，彼此将周围的人群视之为像其他动物壹样的狩猎对象，战争、抢劫和杀戮几乎成为他们基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与许多浪漫主义者对原始社会的田园牧歌式的想象相反，原始的血缘群体固然是弱小个体赖以存在的依靠，其实也是壹座座关押个体的铁笼。正是无数逐渐积累起力量的个体壹波又壹波追求自由与发展的积极行动，逐次冲破了血缘、地域、等级、阶级、民族、国家的边界以及相应的信仰、法律、道德、习惯的禁忌，在无数个方向和无数条线路上交流与融合，形成了更加广泛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联系，形成了更大的社会共同体。以哥伦布和麦哲伦等人的环球航行和地理大发现为标志，地球上终于出现了完整的人类概念和真正的人类意识，实现了由无意识的、自在的人类世界向有意识的、自为的人类世界的转化。

通过纵向和横向的比较，我们会发现壹条概率很高的统计规律：正是对个性和个人自由的追求，才促成了广泛和深刻的社会联系的出现，凡是在个体高度独立自主的地方，就出现了群体的繁荣和国家的强大；反之，伴随著个性萎缩和个人自由缺乏的，倒是群体的狭隘和封闭，在那些把群体的秩序和稳定看得高于个人的自由和发展的地方，反而出现了群体的衰落、停滞、虚弱和落后。由此可以验证个性、个体性、个人自由相对优先于共性、群体性、社会联系这样壹条存在论和本体论的原理。

自然不能由此得出个性、群体性、共同体、社会联系可有可无的结论，它们只是相对的消极被动而不是绝对的消极被动，它们自身也具有积极的、重要的、不可或缺的意义，这不仅表现在个人的形成必须接受历史文化遗产和现实社会资源上，也不仅表现在更好的共同体壹旦形成，就会反过来推动、支持、鼓励、保护个人，并让越来越多的普通个人成长为优秀个人上，更为重要的是，在那些优秀个人冲击旧的共同体并建构新的共同体的过程中，本身也必须组织成为壹个行动共同体，壹个改革或革命的团队，在这个团队中，共性和群体性，与其说是与个性和个体性截然不同的性质，不如说就是个性和个体性的延伸、放大和扩展，是个性和个体性的融合、凝聚和升华。虽然说在改革或革命的团队中，仍然存在个人自由和个人首创精神的空间，但共同利益、共同目标、共同理想、共同规则，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不仅仅是对个性的消极限制，也是对个性的积极引导和伸张。

二、社会历史哲学

1、人性的演化与社会历史进程

人的本质不断外化、物化、对象化为人的活动和存在方式，人的活动和存在方式不断内化为人的本质；人性哲学探究的是人的潜在的、内在的、可能的方面，社会历史哲学探究的是人的显在的、外在的、现实的方面，也就是人和自然、人和人的相互关系，即人的社会存在方式和社会结构，以及它们的历史发展趋势。

每壹代带著壹定的善性与恶性、生物性与创造性、个体性与群体性的人们，展开壹定的经济活动、政治活动、交往活动、文化活动，形成壹定的经济关系、政治关系、交往关系、文化关系，这些社会关系就是所谓的社会制度或社会结构，它们壹旦成型，就在壹定的时间范围内划定了人们行为的界限和规则，在这些界限和规则内，人性的需要、潜能、内驱力、创造力得到满足、发挥、发育、积累、成长，直到现存的社会制度和结构容纳不了的程度，社会改革、变革、革命就到来了，旧的社会制度和结构就被新的社会制度和结构所取代。

人的本质，在其实现性上，是壹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的这句话来源于亚里斯多德的潜能与现实、德国古典哲学的本质与存在相互关系的学说，但在苏联、东欧和中国等共产党国家，却被简化为、庸俗化为“人的本质是壹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就把人的本质等同于存在、把潜能等同于现实了。固然。人的本质不是壹个抽象的幽灵，而总是必须表现为客观存在的，正是在人与自然、人与人的相互作用的现实场域，人的本质才得以孕育、生长、激活、丰富和发展，但可能性总是比现实性大壹点，内在、潜在的本质总是比外现、显现的存在多壹点，这才能解释为什么人类总是不满足于现状、为什么总是要追求比现在更好的未来、为什么总是为理想而奋斗这壹基本的事实。

素质决定论、人性决定论、要素主义，把人性看成是壹种亘古不变的常数和元素，既看不到好的制度、环境和社会结构对人性所起的激励、褒扬、导引、保护作用，也看不到坏的制度、环境和社会结构对人性的压抑、禁锢、扭曲、戕害作用；与此相反，制度决定论、环境决定论、结构主义，把人性归结为制度、环境和社会结构的产物，既看不到坏的制度、环境、社会结构是由坏人建构并由好人改变的，也看不到好的制度、环境和社会结构是由好人构建并遭到坏人破坏的。只有把素质人性要素社会制度文化环境社会结构互相作用对人的影响充份的考虑进去的决定论，才是客观的。

对人性当然不能绝望，但也不能寄予过高的希望，必须高度重视制度、环境和社会结构的建设。在历史上，由于自然的和人为的、外部的和内部的、必然的和偶然的种种原因，只占人口少数的坏人往往会抢得先机，以高度组织起来和武装到牙齿的力量，把专横的权力意志强加于整个社会，建立起壹种控制全部经济、社会、文化生活的暴政，并保持和巩固其统治达数十年乃至数百年之久，在这期间，整个民族和社会的人性遭到大规模的败坏、出现大规模的退化。

幸运的是，任何壹种暴政统治并不能永远继续下去，即使是为了维护其长期性，或是为了降低这种统治的代价和成本，它也会逐步向民众松绑和让步，它也会变得松弛和萎缩，而民众的人性水平就会趁机得到恢复和发展。当暴政统治出现全面衰落和危机的时候，也同样会出现这样的历史机遇，那就是只占人口少数的好人，只要能够高度组织起来并具有强大的战斗力，唤醒和召集广大受害的民众，也足以摧毁曾经不可壹世的暴政统治，建立比较进步、宽松和开明的政治制度，甚至建立现代的宪政、民主和法治的政治制度，在这种制度的保护和激励下，全民族和社会的人性水平很快就会得到大幅度的提高。

2、以善性、恶性的实现程度和力量对比为坐标的历史分期

善恶二性是人所固有的本性，最蒙昧野蛮的人类也具有善性，最文明美好的人类也具有恶性；最凶恶残暴的个人也具有善性，最纯洁善良的个人也具有恶性。这是壹个壹般的判断。

在具体的个人和具体历史时期的人类身上，善恶交织的情况相当复杂，大体而言，具有善性大于和控制恶性的人格结构的人算是好人，具有恶性大于和控制善性的人格结构的人算是恶人；善性控制恶性、好人控制坏人的社会算是好社会，恶性控制善性、坏人控制好人的社会算是坏社会。

这种说法还是很抽象，让我们更为具体地指出，基于人性恶的暴力和欺诈控制整个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的社会结构，是坏的社会结构；基于人性善的生产力、真理和正义、自由平等的价值观主导整个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的社会结构，是好的社会结构。坏的社会结构是战争劫掠经济、极权专制权治和愚民文化的组合，好的社会结构是市场交换经济、宪政民主法治和尊民文化的组合。

以此为坐标，我们把人类历史划分为两个时期：传统蒙昧野蛮时期和现代理性文明时期。这当然是壹种粗略的划分，并不等于说在传统蒙昧野蛮时期就没有基于人性善的市场交换经济、宪政民主法治和尊民文化的因素、成分和雏形，在现代理性文明时期就没有基于人性恶的战争劫掠经济、极权专制权治和愚民文化的因素、成分和形态；正如传统时期已经出现了雅典民主、古罗马共和、英国宪政、意大利城邦共和，在所谓现代时期，全世界甚至还有高达半数的国家和人口还生活在极权主义和威权主义制度之下。

这里涉及壹个社会历史观的重大问题：是什么力量在推动社会历史的发展？有人说是生产力，有人说是理性和科学技术，有人说是宗教信仰和道德，有人说是市场竞争，有人说是英雄人物……于是形成了形形色色的壹元论历史观。这些历史观都有壹定的道理，因为它们强调的各种力量的确都在推动历史的发展，但夸张壹种不及其余并且把它当成整个人类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就不对了。实际上，不仅各种力量都在起作用，而且不同历史时期起主导作用的力量也不壹样，并没有壹种贯穿整个人类历史始终的根本动力。现代各种壹元论历史观，不过是古老的壹元论世界观、本质主义和整体主义思维方式的变种。举个例子说，马克思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以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来解释整个历史发展进程，固然具有壹定的道理，但并非就把握了整个社会历史的真相。

引人关注的是，各种壹元论历史观大都强调的是种种人性善的力量，而很少直面人性恶的力量，即使康德、黑格尔、马克思、恩格斯也观察到恶性、恶行在历史上的重大影响，但在他们的壹元论直线历史发展模型中，那只是壹种非结构性的扰动因素，不足以动摇生产力、理性、道德等等善的、好的力量对于历史发展的推动作用和决定作用。倒是马基雅维利、孟德威尔、拉罗什富科、萨德等人直面了人性恶的存在，但他们的言说大抵只限于政治学、经济学、伦理学和文学领域，还没有上升到社会历史哲学的高度。

人性恶的集中体现就是暴力和诈力。暴力、杀戮、肉体伤害和强制，是对人的生命、健康和安全的直接伤害、剥夺和控制，会给人带来巨大的痛苦和恐惧；欺诈、狡计、谎言，是对人的精神、意识、意志的操纵、灌输和塑造，会让人心甘情愿地接受统治和压迫。暴力与诈力、大棒与胡萝卜、刀与花、毒药和蜜糖又是相互强化和放大的，历来是极权专制统治缺壹不可的两类大杀器。项羽和范增，壹个拥有强大的暴力，壹个善于用计，但他们不能结合，结果统统死于兼有暴力和诈力的刘邦之手。

在很长的历史时期，暴力和诈力不仅仅在国家权力的建立和维护、政治斗争和军事战争中起主导的、决定性的作用，而且深深地渗入经济和文化生活，决定著物质财富的生产、交换、流通和分配，决定著意识形态和精神文化的制造、交流、传播和分享。还是以刘邦为例：他年轻时游手好闲，不像哥哥壹样勤治家业，遭到父亲的责骂和嫌弃，等到他做了皇帝，坐拥整个天下，就得意地问刘太公，现在我们兄弟几个谁的产业更大？这个例子形象生动地说明，暴力和诈力以及凭借它们而建立起来的政治权力，曾经是比生产力、经济力、科技力、文化力更大的力量，提著脑袋打天下、两把菜刀闹革命、战争和劫掠，比和平勤劳的生产经营活动和精神创造活动，能够获得更多的物质财富。更大的例子是，马其顿蛮族征服了希腊，日耳曼蛮族征服了罗马、蒙古族和满族征服了汉族、纳粹帝国壹度征服了西欧、苏联帝国数十年间征服了东欧并间接征服了中国。当代中国历史学家吴思把这种现象精彩地概括为“血酬定律”，他把暴力冒险、拼命流血获得的报酬称之为血酬，在暴力和权力通吃的社会和时代，这种报酬甚至远远大于劳动的收入、土地的租金和资本的利润。在这里，生产力决定论和经济基础决定论就完全失效了。

从传统蒙昧野蛮时代向现代理性文明时代的转化，关键就是要让暴力和诈力从根本上退出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让经济生活成为非暴力、非欺诈的过程，让生产力和科学技术以及自由平等的市场竞争和交换，成为经济领域的决定力量；让政治生活成为非暴力、非欺诈的过程，让共和取代独裁，让和平理性的、数人头的政治博弈取代妳死我活的、砍人头的权力斗争，让宪政、民主、法治成为政治领域的基本规则；让文化生活成为非暴力、非欺诈的过程，让信仰的和平共处、思想的自由竞争、学术的平等交流、道德的多元互补、艺术的百花齐放，成为文化领域的主流和常态。

上述历史分期不同于马克思主义如下的历史分期：远古人性具有原始的丰富和完整，恶性是潜在的和被压抑的，私有制和阶级社会是人性恶的大爆发，人类处于普遍的异化和非人的状况，在坏到极点的时候，出现了壹个像耶稣·基督壹样的救世主，那就是恢复和集中了全部人性善的无产阶级，祂发起了最后壹次解放全人类的阶级斗争，最终消灭了私有制、阶级和国家，实现了像天堂壹般的共产主义。这种人性学说和历史分期存在很大的问题，由于在逻辑上没有确认善恶二性普适于所有人和人类始终，因此看不到原始人性中存在的粗陋、丑恶和野蛮，也没有看到人性善在私有制和阶级社会的积累和发展，随之又凭空虚构壹个无产阶级救世主拯救了整个人类，并认为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再也没有人性之恶了。

3、以生物性和创造性的实现程度和力量对比为坐标的历史分期

迄今为止，人类整体上仍然以生物性为主、以创造性为辅，生物需要、物质需要仍然是人的第壹需要，因此物质财富的占有、分配和消费仍然是人类壹切活动的焦点，不管这种占有、分配和消费是以暴力、权力为主导的方式实现的，还是以生产、经营、交换为主导的方式实现的。这当然是壹种不能令人满意的状态，因此文艺复兴以来兴起的人文主义思潮，无不呼唤更高的人性水平，启蒙运动开始构想壹种以审美、艺术、游戏为主的生活方式，而乌托邦社会主义者则提出了劳动和创造应该成为生活的第壹需要的命题。继承了这些思想遗产的马克思，把受物质需要驱动和支配的人类活动叫做谋生活动，把人们受外在目的规定和驱使而争夺生活必需品的状态叫做必然王国，而把此壹时期的人类历史叫做人类史前史，与此同时，他热烈地展望，在未来人类那里，劳动创造活动本身成为人的第壹需要，人的创造天赋的绝对发挥、不以旧有的尺度来衡量的人类全部力量的全面发展、人的自我实现和自由发展，成为目的本身，人类因此而进入自由王国和真正人的历史。

于是就出现了另壹种历史分期：必然王国与自由王国、人类史前史和真正人的历史。

如果马克思的这种分期能够成立的话，其实恰好否定了他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简称唯物史观）的普适性，因为唯物史观最多只适用于他所说的必然王国和人类史前史，而适用于自由王国和真正人的历史的应该是另壹种历史观，我们不妨称之为历史人本主义（简称人本史观）。唯物史观的基本范畴如物质需要、经济必然性、物质生产劳动、物质资料生产、生产力、生产关系、生产方式、经济基础、上层建筑、阶级、国家等等，都只能以另壹种比重和另壹种方式存在于人本史观之中；正是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生长出人本史观，在经济必然性的基础上生长出人的发展的必然性，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生长出自由王国。

马克思所展望的共产主义社会的最本质的特征其实不是生产资料的公有和按需分配，而是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不是对物质财富的占有、拥有和享受，而是人以壹种全面的方式，作为壹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人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而且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本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本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

抛开本身就不能体现马克思真正意思的、粗陋的“共产主义”概念不论，马克思把人类历史划分为必然王国和自由王国、人类史前史和真正人的历史两个时期的做法能够成立吗？如果说仅仅是要表达以生物性为主要驱动机制和以创造性为主要驱动机制的两个历史时期的区别，应该是不成问题的，但鉴于自由正是在必然王国中生长起来的而自由王国中也有必然性的作用，鉴于生存竞争时代孕育了人类创造性而自由创造时代包含人类生物性，鉴于“人类史前史”也是人性之善的发展过程而“真正人的历史”也不可能彻底灭绝人性之恶，人们对马克思这种简单的两分，就不能做极端的、壹刀两断、截然两分的理解，而应该警惕和消解其中所包含的乌托邦幻想。

壹部分非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家和未来学家也预言“经济奇点”的到来，他们认为，在不远的将来的某壹个时点上，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所带来的极其丰饶的物质财富，会轻而易举地满足人类的生物需要和物质需要，为争夺生活必需品的生存斗争将成为多余，壹直困扰人类的经济问题将得到根本解决从而成为次要的社会问题，财产拥有民主制度和基本收入制度将会成为现实，绝大多数人不用从事具有谋生性质的“劳动”、“工作”、“职业”，就能够获得足够的生活资料，依照传统经济学的界定，他们将会成为不能甚至无需就业的失业人口，在大量的自由时间里，他们应该和可以做什么呢？是无所事事、游手好闲、消费娱乐、混吃等死吗？那会是另壹种令人恐怖和绝望的生存状况。只能是去做壹些更有意义的、更富有精神内涵和创造性质的事情，也就是马斯洛所说的满足人的高级需要如自我实现需要的事情，这也就是马克思曾经说过的人本身的生产或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

在以自我实现、人本身的生产、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主题的历史条件下，的确，社会结构或社会的组织和运行机制以及相应的价值标准和评价尺度等等，必然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传统哲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概念体系都必须推倒重来。比如所有制或产权制度，如果仅仅是指生产资料的归属，那么在巨大规模、超高科技的物质资料生产领域即所谓“经济领域”，生产资料其实必须并且能够以公有制为主。但这不是问题的关键，因为所谓经济领域只是人类生活中较小的部分，更大的部分和更广的领域是人本身的生产；问题的关键在于，人的创造活动、人的个性和才能的自由发展，是最不适合于所谓“公有制和计划模式”的，究竟什么样的社会关系、社会制度和社会结构才能适合和促进“人的创造天赋的绝对发挥”？现在的人类其实是无法作出具体规定的，最多只能做壹些猜想和推理而已。

4、以个体性和群体性的实现程度和力量对比为坐标的历史分期

人类历史，如果以个体与群体、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为坐标，可以划分为群体禁锢个体的时代和个体构建群体的时代，人们分别用身份和契约、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奴役压迫和自由平等、极权专制和宪政民主等等概念来描述这两个时代的区别。

马克思喜欢使用黑格尔的三段论：“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著。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的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壹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阶段”。此处第二大形态，指的是资本主义，按马克思的划分，是从人的依赖关系到自由个性的过渡阶段，按我们的划分，已经属于个性初步得到自由发展的阶段了。因此，我们认为它不单独构成壹个大尺度历史时期，并且不属于群体禁锢个体的时期，而属于个体构建群体的时期。

我们曾经说过，个体性对于群体性而言，从人类历史本身发展的眼光看，具有存在论或本体论的优先性，然而人类史来自于自然史，在其挣脱自然史而进入人类史的过程中，从自然那里继承下来的恶性、生物性、群体性，曾经长时间对于新生的善性、创造性、个体性，具有发生学和力量对比上的优先性。

群体优先于并禁锢个体的时代，又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壹个阶段叫做自然血缘关系，这是直接从动物界继承下来的，在这里，个体性、创造性、善性其实是很微弱的，个人还没有剪断与共同体的脐带，并且像牲畜壹样依赖于血缘群体；第二个阶段叫做统治服从关系，这时候人们虽然冲破了血缘关系的束缚，但又进入到由暴力和欺诈建立和运行的权力关系、等级关系的束缚之下，王权制、封建制、奴隶制、农奴制成为基本的社会制度。

个体优先于并建构群体的时代，也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壹个阶段叫做形式的自由平等阶段，即在宗教、哲学、法理和文化上宣布了以个人自由和个体权利为轴心建构社会秩序的基本原则，宣布了所有人的自由平等的人权和公民权利，所有人的生命、财产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也初步建立了与权力垄断经济相反的自由市场经济制度，以及与极权专制权治相反的宪政民主法治的政治制度。但在新社会的实际运行过程中，过去历史遗留下来的种种经济政治势力和文化偏见仍然在发挥作用，资本及其经营管理在经济生活中的特权和优势地位，资本力量和政治法律文化力量的结盟所形成的社会强势地位，使得工人阶级等劳动人民处于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上的弱势地位，他们的人权和公民权利（包括经济上平等交换、参与企业管理和分配、得到公平报酬、获得休息和劳动安全、举行集体谈判和罢工的权利，政治上选举和被选举、集会、游行、示威、组织工会和政党的权利，享受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的权利，以及信仰、思想、言论、新闻、出版等精神文化生活的权利），或者被限制，或者因为缺乏实现条件而成为纸面的、虚拟的权利。的确，形式上普遍而实质上只由少数人享有的、特殊的自由民主，正像马克思所尖锐指出的那样，还带有强烈的资产阶级专政的性质。

第二个阶段叫做实质的自由平等阶段，即所有人不仅在形式上、法律上而且在实质上、实际上享有人权和公民权利；社会不仅宣布每个人的自由平等的权利，而且为实现这些权利准备和提供条件。比如，在政府与公民关系上，不仅要取消参与公共政治生活的财产、性别、种族、文化程度的限制，而且要实行义务教育、免费或廉价医疗、廉价住房和社会养老，使境遇最差者也免于贫困和恐惧，使他们不会困于赤裸裸的生存而失去自由时间、社会交往空间和精神发展机会，使他们具备时间、兴趣和能力等参与公共生活的客观和主观条件；在资本与劳动关系上，要矫正特定历史条件下资强劳弱、资贵劳贱的倾斜格局，通过企业产权制度、经营管理制度和分配制度的改革，通过保护劳动者的团结、组织和集体行动权利，通过政府的劳工政策、国家的劳工立法以及整个社会劳工文化的发展，落实和扩大劳动者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权利，从而形成壹种实质上自由平等的、公正的劳资关系。马克思的问题不在于指出了资产阶级自由平等的狭隘性质和资产阶级民主的专政性质，而在于否定了它们下沉到劳动大众并形成全民自由平等和全民民主的可能性和通道，并主张用无产阶级专政取代资产阶级专政。

马克思以人与人的关系为标准划分的三大阶段（人的依赖性——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自由个性），与他的另壹个著名的、以物对人的隶属关系为标准划分的三大阶段（原始公有制和血缘氏族社会——私有制和阶级社会——公有制和共产主义社会），大体上是壹致和同步的。但后壹个三段论实际上也是不能成立的，因为不存在纯粹的群体所有制阶段，也不存在纯粹的个体所有制阶段，而只存在以群体所有制为主、以个体所有制为辅的阶段和以个体所有制为主、以群体所有制为辅的阶段，这是上述群体禁锢个体和个体构建群体两阶段论的具体表现。

在自然血缘关系中，以生产资料的共同所有制为主，以生活资料的个人所有制为辅；在统治服从关系中，大家族、贵族、地方共同体、宗教共同体和国家共同体占有大部分生产资料以及相当部分劳动者（奴隶、农奴），由小家庭和个人占有生产资料的自耕农制和工商小业主制处于次要和辅助地位。

农奴的解放、工人获得人身自由和劳动力所有权、工商业资本主义的蓬勃发展和土地要素的自由流转，标志著个体所有制、私有制的普遍发展并在经济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不过，也正因为私有财产基础的急剧扩张，共同体财产、公有财产虽然在结构上、比例上、相对数量上大大下降，但在总量上、绝对数量上却水涨船高，规模惊人。

可以预见，在人类匮乏和经济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的情况下，个体所有制、私有制，尽管会产生严重的贫富分化，但相对于共同所有制、公有制，还是具有经济上以至道德上的优越性，因为私有制产生的贫富分化问题可以通过私有财产的普遍化和社会再分配来有效地缓解，公有制却无法解决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经济效率低下以及公有产权代表蜕变为极权专制力量的问题；而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物质财富充分涌流、按需分配得以实现的情况下，虽然物质生产资料的公有和计划配置是必要的和可能的，但这并不等于在全社会实现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不等于实现所谓共产主义，因为壹个比经济领域更为广阔、更为重要、更为根本的生活领域，即人本身的自由全面发展，显然只能适用人格、人性资源、精神（理性、情感、意志）和创造力量等等的个人所有制，只不过那时候的个人，用马克思的话说，不再是孤立的单个人，或狭隘自私的利己主义个人，而是联合起来的社会个人，即高度自我现实和高度社会化的、扬弃了利己和利他的对抗性冲突的个人。

三、价值哲学

价值或意义，是人的内在本性的外化和客体化，是人的需要的满足和潜能的实现。由于内在向外在、潜能向现实的转化，壹定是通过欲望、诉求、愿景、目的、理想这些中间环节的，价值因此也就处于永恒的主客转换的成长和变化过程之中，人们对价值的界定和追求，人们的价值观，本身也构成价值生成史的壹个环节。价值就是对价值的追求，包括已经得到的价值和尚未得到的价值。

按照人的本性和需要的不同序列，价值也分为不同的序列。

真、善、美

真善美是满足人的善本性的行为和事物，是正值；假恶丑是满足人的恶本性的行为和事物，是负值。

真是对真相的认识，即真理，具有合规律性；善是对道德的遵守，即伦理，具有合正义性；美是真与善、真理与伦理、合规律性与合正义性的统壹，是最高的行为境界和存在状态。真善美是最抽象意义上的普世价值。

假是对真相的遮蔽和扭曲，是谬论和谎言，具有反规律性；恶是对道德的破坏，是暴力和残害，具有反正义性；丑是假与恶、谎言与暴力、反规律性与反正义性的统壹，是最低的行为境界和存在状态。假恶丑是最抽象意义上的反普世价值。

真善美与假恶丑的斗争贯穿人类历史的始终，即使在假恶丑横行的世界，真善美也在顽强生长和发展，即使在真善美充溢的世界，也很难根绝假恶丑的存在。

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

真善美体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就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假恶丑体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就是物质贫乏和精神贫乏。

满足生物需要的价值叫做物质财富、生命价值、生存价值。人类永远是生物和动物，因此物质财富、生命价值、生存价值对人来说也是永恒的正值。与之相反的是匮乏、贫穷、疾病和死亡等负值，它们是人性中与生物性、生命性相反的另壹种自然本性即无机性、有死性的实现，尼采称之为衰落的本能、颓废的本能、自我毁灭的意志、求虚无的意志、趋向死亡的意志，弗洛伊德则简单地概括为死本能。

满足精神需要、创造需要的价值就叫做精神价值、文化价值、发展价值。人是创造者、自我实现者和自我超越者，对人来说，精神价值、文化价值、发展价值，理当成为最重要的价值，即使为了获得更多更好的物质财富、生命价值和生存价值，也有赖于积累更高更广的精神财富、文化价值和发展价值。与之相反的负值是愚昧、偏见、欺诈、撒谎、抢劫、盗窃、剥削、迫害、虐待、奴役等等精神恶疾、文化垃圾和反人类行为，它们是人性中的盲目性、惰性、奴性、攻击性、破坏性等恶性的实现。

自由、平等、正义

真善美体现在个体与群体、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上，就是自由、平等和正义；假恶丑体现在个体与群体、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上，就是奴役或不自由、等级或不平等、不公或非正义。

自由首先和实质上是个人的自主、自治、自立、自为、自制、自强、自尊、差异、竞争、活力、效率、强健、卓越、优秀、丰富、发展等善的个体性、个性、自我性、特殊性的实现；平等主要和实质上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的认同、谦让、包容、团结、仁爱、博爱、互助、合作、共和、共存、共享、共济、共富、共荣、共赢等善的群体性、共性、社会性、普遍性的实现。由于个体性对于群体性具有相对优先性，自由价值对于平等价值也具有相对优先性，但两者是缺壹不可的，不自由的平等是壹刀切的平均主义和铁板壹块的整体主义，而不平等的自由是弱肉强食的丛林状态和冷血残忍的社会达尔文主义。

所谓正义、公平、公正，就是自由和平等两种价值之间的壹种合理的张力和平衡状态，是平等的自由和自由的平等。平等的自由是每个人都享有的实现和发展个性的自由，自由的平等是承认差别和竞争、丰富性和多样性的平等。二者共同构成美国哲学家罗尔斯所说的正义两原则：

第壹条是自由优先原则或平等的自由原则：每个人都应平等地享有最广泛的自由，这种自由以不妨碍他人同样的自由为前提。

第二条是自由的平等原则或差异原则：（1）可以有社会经济方面的不平等，但必须有利于境遇最差者的最大利益；（2）可以有职位和工作性质的不平等，但必须在机会均等的规则和条件下向所有人开放。

经济学上的拉弗曲线是正义两原则的壹个生动例证：税率太低，意味著自由度太高而平等度太低，这时候少数人捷足先登并形成垄断地位，而大多数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被压制住了，从而造成社会财富总量和税基的缩小；税率太高，意味著平等度太高而自由度太低，少数人投资、经营、劳动的经济性和创造性被强制性削平，而大多数人被激发和养成懒惰、机会主义、坐享其成、吃大锅饭的不良习惯，这同样造成社会财富总量和税基的缩小。只有在适中、适宜的税率下才会达到社会财富总量和税基的最大化，同时也达到自由与平等处于均衡的正义或社会公正状态。最正义的状态其实是效率最高的状态，所谓“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壹个不能成立的伪命题。

自由价值相对优先，但平等价值也不能化约为、还原为、归结为自由价值。如果说，人格的平等、权利的平等、资格的平等、机会的平等，与自由是壹致的，那么起点或条件的平等与终点或结果的平等，就会与自由原则发生很大的矛盾，这时候就需要在两者之间达成壹种妥协和平衡。问题在于，哪怕是完全公平的竞争，其所产生的结果的较大以至巨大的差异和不平等，通过历史的积累和传承，也会转化为起点的不平等，而起点的不平等预先赋予了壹部分人的优势地位和另壹部分人的劣势地位，从而使人格、权利、资格、机会的平等沦为空谈，甚至会固化为特权等级制度。因此，如何通过对竞争结果的再分配来限制竞争起点的不平等，就是壹个公平正义的社会应该深刻考虑和精心解决的问题。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自由、平等和正义只有在现代社会才成为普世价值，在很长历史时期，它们在人类价值谱系中并不占据主导地位，它们最初甚至只是作为特殊价值而得到艰难发展；自由、平等、正义虽然具有悠久深远的人性和自然根据，但并不是壹开始就完备具有的、现成的、不劳而获的“天赋人权”或“自然权利”，它们恰恰是漫长历史进化的产物，是人类长期追求和奋斗的结果，并且永远必须为其繁荣和发展而不懈努力。

实际上，作为自由、平等、正义反面的奴役、等级和不公，在人类价值谱系中长期保持著主导地位。这还得回到恶性强于善性、坏人控制好人的蒙昧野蛮时期和善性强于恶性、好人控制坏人的理性文明时期的历史分期。

犹如自由是优良个性的实现、平等是优良共性的实现、正义是优良个性和优良共性的同时实现，奴役是恶劣个性的实现、等级是恶劣共性的实现、不公是恶劣个性和恶劣共性的同时实现。所谓恶劣个性，是奴性、攻击性、惰性、破坏性等恶性元素占主导地位的个体人格；所谓恶劣共性，是封闭性、排外性、板结性、僵化性等恶性元素占主导地位的群体人格。当具有恶劣个性的恶劣个人们占据统治地位的时候，奴役或不自由就出现了；当具有恶劣共性的群体人格占据优势地位的时候，等级或不平等就出现了。奴役是壹些人具有任意妄为的特权，而另壹些人则沦为形同牛马和工具的奴隶，最多勉强维持生存；等级是依据严格的上下尊卑秩序维系共同体的存在，壹旦没了等级控制，共同体就土崩瓦解。奴役指个体的存在状态，等级指群体的存在状态，而不公或非正义，则是指个体与群体的综合存在状态。

在蒙昧野蛮时期，自由、平等、正义只能在奴役、等级和不公占主导地位的价值体系的夹缝中生长和发育，经过千万年的积累，终于像朝阳壹样喷薄而出，照亮了整个人类世界。作为人类艰苦奋斗的成果，它们是已经获得的、实然的价值；作为仍未臻于完善并仍然受到奴役、等级、不公力量侵蚀和破坏的价值，它们是尚需扩展的、应然的理想。自由、平等、正义的实现，是壹个永无穷期的追求和奋斗过程。

社会民主主义哲学的特征

在壹般的人性哲学、社会历史哲学、价值哲学层面上，主要作为壹种经济政治社会学说的社会民主主义，与保守主义（权威主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共产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等其他学说，具有诸多共同之处，大家都承认壹些基本的元素，差别在于各自强调的重点不壹样，并因此而形成不同的结构图式和历史预期。原典马克思主义，本身包含了经济史观、共产主义、具有科学外观的乌托邦主义与人本史观、人道主义、现实可行的社会主义两方面的思想资源，前壹方面被“科学社会主义”、共产国际、东方马克思主义所继承和发扬，后壹方面被社会民主主义或民主社会主义、社会党国际、西方马克思主义所继承和发扬，在历史上，这两股思潮的斗争甚至超过了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的斗争，也就是说，社会民主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是壹种竞争和合作的关系，而社会民主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几乎是壹种妳死我活的关系。

壹、社会民主主义人性哲学的特征

关于人性的哲学，自由主义片面强调人性之恶的自发消解和平衡，而忽视对人性善的信任和发扬；片面强调人的生物性、生存竞争和经济属性，而忽视人的创造性、自我实现和超经济属性；片面强调个性和个人自由，而忽视共性和群体团结。共产主义则把人性善、人的创造性、人的共性夸张到应该和可以在地上建立天堂的地步，夸大到假大空的狂热虚妄程度，从而远离了人性的实际，壹旦运用暴力和强制力将这种“伟大、崇高、光辉灿烂”的理想付诸实施，必定并且已经制造出血淋淋的人间惨剧和人间地狱。

与这两个极端不同，社会民主主义在承认人性恶的力量的同时，也特别重视调动、培育、激励、张扬和发展人的尤其是普通人的性善的力量；它在关注人的生物性以及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分配问题的同时，也特别强调人的创造性以及每个个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它在尊重人的个体性的优先地位的同时，也特别致力于重新阐释和构建人的共性、群体性、社会性，尤其是倡导普通人的互助、合作、联合和团结，以弥补其历史地积累下来的个体力量的不足，同时推动所有平庸的个人转变为优秀的个人。

二、社会民主主义社会历史哲学的特征

自由主义从其原子式个体这壹基本的逻辑预设出发，提出壹些五花八门的社会历史观，有的人主张生存竞争、弱肉强食的丛林动物史观，有的人主张唯心主义、自由意志论、文化决定论和英雄史观，有的人主张天赋人权的自然法历史观，有的人则干脆否认社会历史哲学的任何可能性，以多元性和偶然性之名，拒绝对社会结构的形成和历史发展趋势做出任何解释和预测。与此相反，共产主义则遵循其整体主义、本质主义、结构主义、壹元论、决定论、直线进化论的逻辑预设，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对社会结构的形成及其历史发展规律提出了壹套完整的解释，提出了从原始社会出发，经过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走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的人类历史路线图，并自称已经达到了对人类历史的科学认识，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

社会民主主义的社会历史哲学的基本要点可以归纳如下：

1、社会民主主义综合了自由主义和原典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成果，壹方面肯认个人为终极的社会历史主体，另壹方面也认为个人不是原子式个体，而是马克思所说的“现实的个人”即社会性和历史性的个人；他们既具有不可还原、不可替代的独立自主性，又是在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他们的人性和个性力量经历了壹个由被动到主动、由消极到积极、由弱小到强大、由封闭到开放、由贫乏到丰富、由片面到全面的演化过程；他们是社会结构赖以形成的原点和轴心，也是历史演变的原动力和发动机，但社会结构也规定、限制了他们的活动空间和选择机会，历史演变也不以任何壹个个人的意志为转移。虽然个人、个体相对群体、整体具有壹定的优先性，但社会历史的真实运动发生在个人与群体、个体与整体的相互作用之中，个体主义和整体主义均不能单方面揭示社会历史。

2、社会民主主义不接受壹元论、经济决定论和绝对主义的社会历史观，认为推动社会历史演变的力量是多种多样的，不仅有来自潜在人性层面的善性与恶性、生物性与创造性、个体性与群体性等等内驱力，而且来自现实存在层面的暴力和诈力、生产力和经济力、精神力和文化力、自然力和社会力、内力和外力都在发挥作用，其中的任何壹种都不足以成为某种决定壹切、推动壹切、创造壹切的本原和本体力量；社会民主主义也不接受多元论、偶然论和相对主义的社会历史观，而认为所有的力量都是互为因果、相互作用、相互渗透、相互转化的，并且在壹定的历史阶段，性质相关的力量组合会成为主导的力量，决定、规定、限定其他的力量——在早期历史阶段，由恶性、生物性、群体性和暴力、诈力形成的力量组合，控制了整个社会生活；在近现代历史阶段，由善性、生物性、创造性、个体性和生产力、经济力形成的力量组合，控制了整个社会生活；可以展望的是，在未来更高的历史阶段，由善性、创造性、个体性、群体性和精神力、文化力形成的力量组合，会成为整个社会生活中的决定力量。

3、社会民主主义整体上持壹种历史进化论或进步主义历史观，认定善性终将战胜恶性，创造性终将大于和强于生物性，优良的个体性和群体性终将驾驭恶劣的个体性和群体性，真、善、美、自由、平等、正义终将取代假、丑、恶、奴役、等级、不公而成为普世价值，人类历史总的来讲是壹个向前、向上的发展过程，虽然说目前尚有半数国家和人口生活在极权主义和威权主义之下，但在质量和力量对比上，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国家，在经济、科技、文化、军事等各个方面都占有无可置疑的优势和强势地位，这让我们对人类的文明、进步和发展充满信心。但是，社会民主主义不是盲目的乐观主义，不是直线进化论和单向发展论，绝对不会相信冥冥之中有壹种神明般的力量会保障历史的进步和发展，历史就像壹列沿著既定轨道从原始社会深处奔向共产主义天堂的列车，我们每壹个人只需要打壹张车票对号入座就可以了。历史上曾经很多次出现社会的崩溃和解体与文明的倒退和灭绝，也不能排除人类死于自己制造的毁灭性核武器和毁灭性环境灾变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人类死于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变的可能性。

三、社会民主主义价值哲学的特征

自由主义对真善美的理解，偏重于利己主义的视角，意识到这可能诱惑和引发人性之恶，因此非常重视契约、制度和法律的约束和激励；自由主义也把经济价值放在首位，政治、文化和社会方面的价值都是围绕著经济价值来展开的。与此相反，共产主义对真善美的理解，偏重于利他主义的视角，意识到顽强的自私自利的阻挠，因此格外强调精神、舆论和道德力量的约束和激励；共产主义也宣称要超越个人对经济价值和经济利益的追求，而把整个人类的解放和自由发展放在首位。

与此不同，社会民主主义从利己与利他动态平衡的视角去理解真善美的价值，对人性恶和假丑恶的力量，主张同时从契约、制度、法律和精神、舆论、道德两个方面加以制约；社会民主主义注重以政治民主推动经济价值和经济利益的公平分配，以社会的力量制约市场的力量，在此基础上，又提出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的提高问题，提出以人本身的自由发展作为市场经济的首要目标的经济理念和经济伦理。这也是在社会市场经济的基础上，对马克思的以计划经济为基础的人本史观和人本主义价值观的改造和扬弃。

在自由、平等和正义的关系问题上，自由主义更加强调自由的价值，至于平等的价值，不是被忽视，就是被并入自由价值，甚至被严厉否定；在此前提下，自由主义提出的公平、正义、公正理论，基本上就是把正义理解为个人自由的边界和自由人之间的共同游戏规则，古典自由主义、新古典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都不是从自由与平等两个价值之间的平衡来考虑正义问题的，我们从哈耶克的自由秩序原理与诺齐克的获得的正义和转让的正义理论，就可以得到清晰的印证。壹些自由主义者也说到平等，但基本上理解为人格、资格、权利、机会的平等，对起点和结果的平等三缄其口、不置壹词。比他们更为重视平等价值的自由主义者，像穆勒、罗尔斯这样的社会自由主义者，其实也可以说就是社会民主主义者了，或者说左翼自由主义者其实就是右翼社会民主主义者。

与自由主义恰好相反，共产主义显然是把平等作为第壹价值，至于自由的价值，不是被看轻，就是被归结为平等，甚至被彻底否定。马克思有许多关于自由的论述，他甚至认为共产主义是以个人自由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态，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壹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可见马克思并不是壹个彻头彻尾的共产主义者，他其实继承了自由主义、人文主义、人道主义、人本主义的很多思想资源，共产主义对他是壹个不太合适的、名实不副的能指，用以指称他所说的自由王国和真正人的历史。真正原教旨的共产主义，是自称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毛主义，在它们那里，个人自由被彻底否定，平等价值沦为平均主义、整体主义和极权主义，它们所理解的公平正义就是这种否定自由的平等主义。

社会民主主义的价值哲学，确认自由优先的原则，但让平等紧随其后，而正义就是自由与平等两者之间的壹种动态的平衡。鉴于自由主义在历史上率先出现并成为主流思潮，占据优势地位，晚出壹点的社会民主主义，虽然在原理上也承认自由价值的优先性，但为了获得思想、学术和意识形态上的对等地位，就不得不把重点放在平等价值的弘扬上；鉴于自由主义基本上是拥有较多经济、政治、社会、文化资源的精英阶级和阶层的价值观，而劳动大众和底层民众却全面处于弱势地位，为弱者代言的社会民主主义在很长时间也就著重强调平等价值而相对忽视自由价值，只有在社会民主主义运动蔚为大观的时候，才重申适用于包括底层民众在内的每个人的自由价值的优先性。

哲学家不壹定是社会民主主义者，社会民主主义者不壹定有系统的哲学思想，但社会民主主义作为壹种经济政治社会思潮，的确具有自己的哲学基础和哲学资源，这从壹些著名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家，如伯恩施坦、考茨基、饶勒斯、阿德勒、西德尼·韦伯、罗素、拉斯基、杜威、张君劢、张东逊、罗隆基、坦尼鲍姆、加尔布雷思、缪尔达尔、熊彼特、勃兰特、帕尔默、阿玛蒂亚·森、斯蒂格勒、詹姆斯·米德、吉登斯、皮卡迪等等的著述，都可以看出来。本书对社会民主主义哲学思想的表述，并不是对这些思想家们的哲学思想的系统的学术梳理和总结，这将是壹项洋洋百万言的专题研究的任务，但本书站在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两大思潮之间表述的这些哲学思想，应该说具有某种结构性的优势和方位上的准确性，这些思想将会被贯穿到后面关于社会民主主义的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的论述之中。

社会民主主义哲学、劳动哲学和劳动文化

壹、社会民主主义哲学与劳动哲学

社会民主主义哲学是从劳动者视角出发建立的人性观、社会历史观和价值观，我们进壹步可以把这样壹种哲学称之为劳动哲学或劳工哲学。劳动哲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上升到人性观、社会历史观和价值观的劳动哲学。是广义的劳动哲学，它著重研究劳动的本质和功能、劳动者的本质和特征、劳动与人性、劳动与人权、劳动与价值、劳动在社会分工和合作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劳动者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劳动异化和劳动解放、劳动与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等壹般的问题；狭义的劳动哲学，是介于最抽象的哲学世界观（包括存在论、人性论、价值论、认识论）与具体的劳动科学（如劳动关系学、劳动经济学、劳动社会学、劳动政治学、劳动伦理学、劳动心理学、劳动美学、劳动教育学、劳动法学等等）之间的壹门中介哲学、部门哲学，在哲学人文社会科学体系中的位置相当于经济哲学、政治哲学、管理哲学、科技哲学、道德哲学、艺术哲学等等哲学分支学科的位置；它在广义劳动哲学的基础上，进壹步探讨劳动与产权、劳动与资本、劳动与管理、劳动与科技、劳动与政治、劳动与社会、劳动与文化、劳动分工与劳动协作、工会运动与合作运动等等的相互关系。

二、劳动哲学与劳动文化（劳工文化）

在人类文化体系及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帝王文化、贵族文化、暴力和战争文化、政治和权力文化、财富和资本文化长期占据统治和主导地位，虽然有壹部分知识分子力图代言劳动者，虽然劳动者也分散地、自发地创造出壹些文化产品，但劳动文化在整个社会的文化结构和文化生活中壹直处于弱势地位，而且本身被框定和禁锢在统治阶级意识形态之下而得不到独立自由的发展。直到近代以来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起，劳动文化才真正浮出历史的水面。

回顾历史，最初，劳动与文化两者处于原始的统壹之中，但也包含了对立的萌芽，主要表现在少数劳动者的精神发展和文化创造要求与原始劳动共同体之间的矛盾；随著社会分工、私有制和阶级对立的出现，劳动与文化处于尖锐的对立和冲突之中，但这种对立也不是绝对的对立，两者之间仍然具有统壹的壹面，主要表现是劳动和劳动者仍然拥有对文化的需求，而文化和文化人也仍然在通过壹些有限的途径反哺劳动。在这壹艰难曲折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已经出现了劳动与文化重新得到统壹的、合二为壹的要求，出现了劳动文化化和文化劳动化的趋势，于是，“文化劳动”与“劳动文化”的意识和概念也就应运而生了。

所谓文化劳动，就是劳动的文化化或向文化的提升，是壹种具有较高文化含量和文化水平的劳动，也就是具有较高主动性、积极性、精神性、创造性、自我实现和自我享受性质的劳动，是与简单劳动相对而言的复杂劳动，与体力劳动相对而言的智力劳动，与异化劳动相对而言的自主劳动，与谋生劳动相对而言的自由劳动。

所谓劳动文化，是扬弃劳动与文化的对抗性冲突的另壹向度，是文化的劳动化或向劳动的回归，是壹种伸张劳动的价值和地位、伸张劳动者的尊严和权利的文化，是壹种弘扬劳动者的经济政治主体、精神文化主体和社会历史主体地位的历史观和价值观，是壹种与官僚文化、贵族文化、地主文化、资本文化等统治阶级文化相对立的劳动者和平民大众的文化，是壹种属于劳动者（of the labor）、依靠劳动者（by the labor）、为了劳动者（for the labor）的文化。有了这种文化，劳动者和工人阶级才能获得精神上的独立自主，才能形成明确的阶级意识和社会意识，才能具备与资产阶级进行经济政治博弈的文化条件。

在内容构成上，劳动文化是壹个以劳动哲学为基础和出发点的包括各种文化要素、层面和环节在内的文化结构和文化体系：

1、劳动哲学（劳工哲学意识）

劳动哲学是劳动者对世界、社会、历史、人生的基本看法，即使是壹个不识字的、没有文化的劳动者，脑海中也壹定具有诸如此类的看法，这是他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中的基本信念、解释、希望和理想。诚然，在千百年来阶级对抗的社会，统治阶级和剥削阶级千方百计地把自己的哲学和意识形态灌输到劳动者的头脑中去，让他们心甘情愿地接受自己被压迫被剥削的地位，但是，在长期的劳动创造过程中，在长期与大自然的相互作用过程中，在长期改变自己的经济政治文化地位的过程中，劳动者们也积聚和形成了自己的壹些生活智慧和哲理，并通过种种民间文化形式表达出来了。劳工学者有责任把这些民间劳动哲学思想总结起来，形成系统化、理论化的劳动哲学思想体系，并且为整个劳动文化提供人性观、社会历史观和价值观基础。

2、劳工经济意识

劳工经济意识是劳动者从自身角度出发对经济生活的看法。从内容上，劳工经济意识包括劳工对经济制度、经济关系、经济发展趋势的认知、评价和愿景，与劳工对自身经济地位、经济权利、经济前途的认知、评价和愿景；从层次上，劳工经济意识包括劳工个体的经济意识和劳工阶级的经济意识。传统的劳动经济学也会顾及到劳工经济意识，但作为经济学的壹门分支学科，它更多地把劳动作为壹项客观的生产要素，研究其与其他生产要素之间的关系，从方法论上忽视劳工经济行为和经济意识对于劳动经济关系的巨大的影响和作用；另壹方面，劳动经济学长期以资本及其经营管理作为经济结构中的主导要素，隐含或公开宣示资本利润最大化的价值取向，而把劳动要素仅仅看作是劳动力商品。因此，就有必要建立和发展壹门基于劳工经济意识的劳工经济学或工人经济学，从劳工立场出发重构劳动经济学乃至整个经济学。

3、劳工政治意识

劳工政治意识是劳动者从自身角度出发对的看法。从内容上，劳工政治意识包括劳工对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发展趋势的认知、评价和愿景，与劳工对自身的政治地位、政治权利、政治前途的认知、评价和愿景；从层次上，劳工政治意识包括劳工的微观政治意识与劳工的宏观政治意识。劳工政治意识是劳工文化的重要方面，是劳动者要求提高和保障其政治权利、改造劳动政治关系和整个社会政治制度的主张和呼声。我们可以把劳工政治意识的系统表达称之为劳工政治学。

4、劳动心理（劳工心理体验）

劳动心理指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之中发生的壹般心理活动和个性心理特征。劳动者不是机器，而是具有七情六欲、喜怒哀乐等种种心理活动的生命体。究竟在什么样的劳动过程中，劳动者才会感到自由、愉快、心理健康、精神和谐呢？究竟需要创造什么样的劳动条件、建设什么样的劳动管理、从事什么样的劳动内容，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才会充分发挥和发展起来呢？另壹方面，劳动者本身要进行壹些什么样的心理调整，才能适应客观的劳动规律和要求呢？这些都是摆在劳动者和整个人类面前的重大问题。主流的劳动心理学在美国又叫做工业与组织心理学，在英国又叫做职业心理学，在南非又叫做工业心理学，在其他壹些欧洲国家又叫做工作与组织心理学，主要研究甄选与安置、训练与发展、绩效管理、组织发展、工作生活质量、劳动效率与劳动健康等问题，基本上是站在资方的立场上研究劳动心理，因此，作为劳工文化之重要方面的劳工心理学，当然应该站在劳动者的立场上，为消灭病态的和异化的劳动，为劳动者的心理和精神健康，为劳动者的自由全面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5、劳动伦理（劳工道德意识）

劳动是维系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绝对基础，因此，尊重劳动是人类的壹项首要的美德和道德命令，勤劳敬业和勇敢创造成为第壹项劳动伦理；劳动过程是壹群人乃至无数人的分工协作，因此，公平竞争与互助合作就成为第二项劳动伦理；劳动既是谋生手段，又是发展自己体力和智力、天赋和才能的基本途径，因此，自食其力与自我实现就成为第三项劳动伦理；当统治阶级和剥削阶级运用暴力、欺诈等种种手段肆意剥夺劳动者的劳动成果和权利、破坏了上述三项基本劳动伦理时，那么，反抗压迫和剥削，追求自由、平等和公正，就成为第四项劳动伦理。劳动伦理或劳工道德意识也是劳动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劳动者如果缺乏自己的劳动伦理，就只能接受权力伦理或资本伦理的支配和奴役。劳工伦理学，作为壹门系统发展起来的人文科学，要总结和提升民间劳动伦理，倡导更为先进的劳动伦理，为劳动者的解放事业提供强有力的道德支持。

6、劳动美学（劳工审美意识）

劳动审美是劳动者阶级在漫长劳动过程中形成的审美需求、审美能力、审美趣味、审美观念和审美标准的总和，劳动美学是研究劳动与审美关系的壹门学科。关于劳动审美，马克思的精辟论述具有不可磨灭的价值；首先，劳动过程作为人类自由自觉的类活动，壹开始就具有壹定的审美属性，人类按照美的规律来生产，也就是人类既按照自然界的规律性又按照自己的目的性进行生产，并且使两者达成壹种奇妙的统壹，这种奇妙的统壹就是美的；第二，劳动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在这种对象化的过程和结果中，人可以直观到自己的本质力量，从而产生壹种自我确证和自我享受，而这正是壹种最本质的美感享受；第三，正是通过漫长劳动过程的改造，人的五官感觉由自然的器官变成了人化的器官，变成了灵巧的四肢、能观赏美景的眼睛和能欣赏音乐的耳朵，等等。正是在长期劳动审美的历史过程的基础上，作为壹门人文学科的劳动美学才得以形成和发展起来。

7、劳动文学（劳工文学）

劳动文学首先是劳动者在漫长劳动过程中用文字形式创作出来的文学作品，包括神话、传说、寓言、童话、民谣、民谚、诗歌、小说、散文等等，近现代以来，诗歌、小说、散文成为劳动文学的主要表现形式。在劳动文学中，劳动者的审美意识、审美需要、审美能力、审美趣味、审美观念等等，得到了集中的表现和表达。在草根劳动者原创性文学作品的基础上，壹部分知识分子加入了劳动文学的创作队伍，产生了哈代、高尔基、斯坦贝克、肖洛霍夫，产生了劳动文学的巨匠。

8、劳动艺术（劳工艺术）

劳动艺术首先是劳动者在漫长劳动过程中以视听形式创作出来的艺术作品，包括音乐、舞蹈、雕塑、绘画、曲艺、工艺、相声、小品、戏剧、电影等等，近现代以来，尤以音乐、绘画、戏剧、电影成为劳动艺术的主要表现形式。正是在草根性劳动艺术作品的感召下，壹部分知识分子也加入了劳动艺术的创作队伍，出现了卓别林、奥尼尔、布莱希特、柯勒惠支，出现了创造劳动艺术的大师。

9、劳工文化传播

劳工文化产生以后，必然要通过各种媒介、媒体、手段、工具、通道、渠道在劳动者内部和整个社会范围内得到传播。从前，由于报纸、出版、广播、电视等主要的传播媒介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劳动者要进入其中门槛太高，因此，劳动文化作品就只能够得到壹些零散的传播，甚至很多优秀的作品因此而失传了。互联网和多媒体的革命正在改变这壹切。现在，受过中等文化教育的劳动者，也能熟练地掌握手机、电脑、照相机、摄像机，会制作各种各样的数字产品，通过网络社区、博客、微博、微信向整个社会乃至向全世界传播。这就为劳动文化的传播提供了壹个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劳动者及其知识分子代言人应认真研究这壹新情况，抓住新的机遇，为劳动文化的传播打开最为广阔的通道。

劳动文化学（劳工文化学）作为壹门新兴的交叉学科，紧紧抓住劳动的精神性、主体性、主观性方面，依据壹定的哲学价值观，立足于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的形成和发展，把劳工意识和劳工精神生活的各个方面整合起来，形成壹个具有强烈价值取向的劳工文化体系。

第二章社会民主主义的经济学

自由主义、原典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各有自己的经济理论，社会民主主义也有自己的经济理论，其主要的范畴是“社会人的竞争合作”、“社会个人所有制”、“劳工经济”和“社会市场经济”。

社会人的竞争合作

壹、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基本预设

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基本预设是经济人之间的完全竞争。

首先，古典自由主义、新古典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共享“经济人”或“理性自利者”假设，斯密在《国富论》中对这壹假设给予了最初的表述：“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和面包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对他们有好处。”这个假设包含以下几个层面的含义：

1、每个人都是追求自身利益并且力图使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主体：土地所有者追求地租的最大化、企业主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劳动者追求工资的最大化，其他经济主体如消费者、自耕农和手工业生产者、自由职业者、文化人、政府官员，也无不利用手中的资源，追求自身经济利益的最大化，他们的区别只在于行为的方式和结果上，而不在行为的动机和动力上。

2、每个人都是壹个独立的个体，享有平等的经济权利并对自己的经济行为负责任，而每个人都具有平等的自然权利这个前提，就事先限定了个人权利的边界，在这个边界内个人是完全自由的，越出这个边界侵犯别人的权利和利益则是不被允许的。

3、每个人都是有理性的，本质上都能够成为理性的自利者，如果损人利己，通过侵害他人而得到自己利益的最大化，那只能取得眼前的和短期的成功，长期来说，会出现两种不利的结果：壹是因为受到他人强有力的反击而被迫把自己侵吞得来的利益吐回去，二是所有人或很多人像狼壹样长期相互争斗，最终同归于尽，自己和其他人壹起陷入毁灭。

4、经济人、经济实体和经济领域本质上具有非政治性、非道德性、非意识形态性，在社会分工体系中，完成财富的生产、交换和分配的功能，对内遵循投入产出、成本收益法则，对外适应价格机制，形成壹个自身完整的、独立于政治和文化领域的经济领域，经济人和经济实体可以在经济生活的边界之外，在工作和职业生活之外，成为教堂的礼拜者，成为家庭生活和社区生活中的道德楷模，成为艺术品的收藏家，成为慷慨捐赠的慈善家，但是在经济活动中则只遵循效率和利润最大化的原则，而拒绝来自外部的道德责任和社会责任。

由上述具有自利性、独立自主性、理性、非政治非道德性的经济人组成的经济世界，就是壹个完全竞争市场或纯粹竞争市场，在这里，存在著非常多的生产者和销售者，和数不清的消费者和购买者，任壹卖者和买者对于商品或劳务的价格均不能控制，买卖双方对价格都无影响力，只能是价格的接受者, 产品价格只能随供求关系而定，企业的任意提价或降价行为，都会招致对本企业产品需求的骤减或利润的不必要流失。

从理论上说，完全竞争市场相对于非完全竞争市场，更能够促进微观经济的高效率运行，更能够促进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更能够促进消费需求满足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但是，其他经济学流派很快就发现和指出了完全市场竞争预设和模型的缺陷：

1、在现实经济实践中，即使存在著大量小企业的竞争，市场中的商品价格仍然可能相对较高，这是因为小企业不能进行规模生产，生产成本高，小企业也无力引进先进的生产技术和设备，生产的效率难以有较大的提高。

2、完全竞争市场也会造成资源的浪费，因为无数小企业在技术进步和外来干扰的冲击下很容易在竞争中失败，在它们被迫退出市场时，其具有专用性的设备与劳动力在仍然可以发挥作用的情况下也被迫停止使用。

3、完全竞争市场中完整信息和知识的假设是不现实的，在壹般情况下，生产者对其市场地位、发展方向以及影响市场的各种因素的信息和知识，都不可能完整掌握，消费者也不可能全面掌握特定市场上全部产品的价格、品质等方面的情况。

4、最重要的是，完全竞争壹定会形成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马太效应，形成不平等的、等级固化的经济结构，但自由主义者虽然正确地提出政治领域的无赖假定，主张把权力关进笼子，却无视经济领域的人性之恶，无视资本和财富集中对自由、平等和正义所带来的危害。

总之，完全竞争市场只是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壹种理论假设，是他们进行经济分析的壹种手段和方法，在实际经济生活中它只在壹定时间和空间范围内近似地出现过，如果把它当成壹个普遍模型的话，其实也是壹个与共产主义乌托邦相反的另类乌托邦构想。

二、共产主义经济学的基本预设

针对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基本预设，共产主义经济学提出了完全相反的理论预设，即道德人假设和非竞争完全合作模型。在共产主义者看来，奴隶经济也好，封建经济也好，市场经济也好，资本主义经济也好，都是有产者剥削无产者的阶级的压迫经济、弱肉强食的丛林经济，唯壹、真正自由平等的经济只能是消灭了私有制和市场竞争的共产主义公有制计划经济，其基本的逻辑和历史前提是，无私、利他的道德人取代自私、利己的经济人，完全合作取代完全竞争，道德人的联合体取代经济人的市场，按劳分配取代按资分配，直至按需分配取代按劳分配。

三、社会民主主义经济学的基本预设

社会民主主义经济学对经济主体和经济领域性质的基本预设，处于自由主义的经济人假设和完全竞争模型与共产主义的道德人假设和完全合作模型之间，我们可以将其称之为社会人假设和竞争合作模型。

相对经济人和道德人而言，社会人具有如下四个特征：

1、社会人对经济利益的追求往往止于合理和满意的程度，并不壹定追求利益的最大化。进入到竞争性市场经济之中的人，作为壹个经济主体，主要的动机当然是获取较多的经济利益（地租、利润、工资），但由于两个方面的原因，他们往往以达到相对的、自己感到满意的利益为限，并不追求最大的利益：壹是在人们内在的需求结构中，并不只有生存、积蓄、致富、享乐层面的物质性需求，还有尊重、友爱、创造、自我实现层面的精神性需求，当人们追求壹种经济利益，会冒著失去尊重和友爱的危险，或必须付出牺牲自己的创造性和自我实现机会的代价时，他们很可能会降低对于经济利益的期望值，而倾向于维持良好的人际关系，并有时间和条件去满足自己得到自由全面发展的需要，不是片面地追求财富量的增加，而是追求生活质量，或者壹种叫做“幸福”的价值；二是在客观的外部社会环境中，当竞争主体都以利益最大化为目的时，由于“最大化”缺乏客观尺度而取决于主观评价，就不可避免地导致壹些强有力的人剥夺弱小的人，或者发生强者之间同归于尽的“火并”和 “撞车”，这两种情况都会导致交易系统的“堵塞”乃至“瘫痪”，并且进壹步引来最强者对整个市场的垄断和管制，导致壹种充斥奴役和压迫的统制经济，使大多数人的利益非但得不到最大化，毋宁趋向于最小化。恰恰是有节制地追求较大利益的、既竞争又合作的经济行为，能够从根本上避免这种最坏情况的出现，并推动市场经济朝向更加自由、平等和公正的方向发展。

2、社会人是与其他人处于相互作用之中的相对自由和独立的个体。社会人不是抽象的个体，不是孤立的原子或单子。不是说每个人都画壹个圆圈，圈里是自己的，圈外是别人的；社会人不仅是相互依存的，而且是相互作用、相互渗透、相互转化的。首先，在时间的、纵向的、历史的维度上，每个人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从父母和祖先那里繁衍下来的，身上带著父母和祖先的血液和基因，而每个人又成为后代人的父母和祖先，与此同时，每个人又都是接受、吸收、消化壹系列历史所提供的经济政治文化资源而长大成人的；其次，在空间的、横向的、社会的维度上，每个人都受到社会环境的积极或消极的、有利或不利的影响，都是社会关系之网上的节点，都依次成为家庭、宗族、社区、阶层、阶级、社团、民族、国家等社群的成员。这是壹种我中有妳、妳中有我的关系。当然，每个人永远是壹个特殊的个体，是社会历史发展过程的原创者、发起者、推动者，没有任何壹种力量能够取代个人的这种地位和作用，但个人的自由和独立的确也是相对的和有限的，不可能有绝对的、无限的自由和独立。

3、社会人只具有有限理性，同时也具有非理性。人是理性的动物，理性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本质特征，这是启蒙运动所确立的壹个基本信念。自由主义经济学及其经济人假设显然是建立在这壹信念基础之上的。然而，从叔本华、尼采，到存在主义、生命哲学和精神分析学，却几乎颠覆了理性人的假说。首先，人只具有有限的信息、知识、智力、理性能力，他们还可能经常处于盲目、无知、短视、偏见、贪婪、恐惧、嫉妒、病态、精神错乱乃至疯狂的状态；其次，人性固然具有真善美的基因和倾向，同时也具有假丑恶的基因和倾向。种种非理性内驱力会经常突破个人理性和社会规则的禁忌和压制，而表现为带有攻击性、破坏性的行为。那么，当这些具有种种理性和人性缺陷的人进入市场竞争之中时，怎么可能自然而然地保障经济生活的顺畅而和谐的运行？怎么可能出现自由、平等和公正的经济秩序？怎么可能自动地实现社会公共利益？只有正视人的理性局限性和非理性的事实，才不会壹厢情愿地把希望寄托在理性人的假设上，而是诉诸于有限理性之间、非理性之间的相互制衡上，也就说，意识到了自己的有限理性和非理性的人们，基于自省、自制、自我批判和自我约束，达成关于合理的经济秩序的基本共识、契约、习俗、道德、法律，以客观化的、普遍化的制度规则来约束每壹个人的经济行为。

4、社会人具有政治属性和文化属性。把社会生活划分为经济、政治、文化三个领域，这是科学分析和学科分工的必要条件，但在实际上，它们并不是三个互不相干的领域，它们彼此之间有无数条进进出出的通道，源源不断地相互交流和相互作用，只不过经济属性、政治属性、文化属性分别在不同领域占据主导地位而已。经济人、经济主体（如资本家、工人、雇主、雇员）也具有政治属性和文化属性，正如政治人、政治主体（如政治家、公务员）也具有经济属性和文化属性，文化人、文化主体（如科学家、艺术家、哲学家、宗教家）也具有经济属性和政治属性。每个人都同时具有经济属性、政治属性、文化属性，区别只在于比重不壹样；经济主体是带著壹定的价值取向、政治倾向、宗教信仰、道德信念、审美趣味等等进入经济竞争过程中的，它们壹定会影响投资、经营、管理和劳动的态度和方式，对投入产出和成本收益的计算，对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运用，对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对土地、资本、劳动、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的市场供求关系，对利润水平、工资水平、就业水平的确定，壹句话，对所有的经济指标产生或大或小的影响。自由主义的经济人假设，摒弃经济主体的政治属性和文化属性，使之成为赤裸裸的“经济机器”或“经济动物”，在理论上是不能成立的，在实践上会导致严重的后果：仅仅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人们展开经济竞争时，在没有制度和道德约束的情况下，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强者对弱者的剥削，以及强者之间的对抗，这会导致两种结果，壹是整个经济体系出现短路、堵塞和瘫痪，二是为了免于同归于尽，会出现壹些最强者对整个市场和经济体系实行强制和管制，形成统制主义、威权主义和极权主义的经济体制，使自由、平等、公正的市场经济理想化为泡影。

与社会人假设相匹配的是竞争合作模型，即竞争性合作或合作性竞争模型。更加接近真实的经济状况的，并不是完全竞争假设，也不是完全合作假设，而是非完全竞争假设和非完全合作假设，即使是自由主义经济学也不得不承认，垄断竞争和寡头竞争，相比完全竞争和完全合作，在经济生活中占有更重要的地位，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垄断这个词，在很多人心目中是壹个贬义词，其实，在市场经济环境中，垄断在大多数情况下无非是“集中”、“合并”、“资源整合”、“规模经济”的意思，甚至可以带有“联合”、“协作”、“经济合作”的褒义，与竞争是可以统壹的：

1、垄断来自于竞争，非完全竞争来自于完全竞争。市场经济的早期阶段，接近于完全竞争，无数凭著小笔资本起家的企业蜂拥而出，然后沿著个人和家族企业——合伙企业——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的方向由小到大发展起来。竞争必有输赢，壹些小企业破产了，壹些小企业勉强维持现状，另壹些小企业，由于兼并了资本、劳动、技术、管理人才、市场份额而变大了，这是壹种自然而必然的发展趋势，相反，停留在分散的、无限多元的、完全竞争的状态，反而是违背逻辑和历史规律的。

2、大企业具有小企业所不具备的规模经济优势，在市场上可以获得大规模购置原料、厂房、设备以及轻易得到贷款和社会资金等生产要素的机会和价格优惠，从而大幅度降低产品的成本，也可以降低物流和销售的成本，使长期平均成本不断下降；另壹方面，在大企业内部可以实行广泛而精细的分工，得到亚当•斯密所描述的那种分工带来的倍增效应，从而大幅度增加产出。这壹增壹减产生的优势，是小企业和完全竞争不可能具备的。

3、大企业的利润水平和利润总量较高，有足够的资金引进先进科学技术和设备，或者进行新产品的研发，获得自主知识产权和专利权，而知识产权和专利权在壹定期限内的排他性使用，可以使企业获得超额利润或自然垄断利润，这也是小企业很难做到的。据加尔布雷思的说法，美国几百家大企业贡献了绝大部分的技术创新。技术创新的壹个直接的后果是增加了产品数量、提高了产品的质量，能够满足消费者更大量的需求与更丰富的偏好。

4、大企业管理团队的人才优势和集体决策模式，可以获得更多的市场信息，并据此做出较为科学的决策，从而避免小企业老板独裁制所固有的信息短缺和盲目决策的弱点，降低长期平均管理成本。

5、大企业比小企业雇佣大量的员工，面对庞大的消费者，与社区和政府建立更为密切的联系，固然在历史上曾经出现了大企业在社会上独断专行、横行霸道的案例，但更多的案例表明，大企业比小企业更有愿望也更有能力承担对于劳动者和公众的道德责任和社会责任，而在其拒不承担道德责任和社会责任的情况下，会成为社会和公众大规模、低成本、高效力监督和反制的对象，并且引发制度性条件的改革和变迁。

社会民主主义经济学在确认自由主义的经济人完全竞争假设的合理内核的基础上，吸收了共产主义经济学的道德人完全合作假设的合理成分，从而形成了扬两者之长弃两者之短的社会人竞争合作假设。总的来说，社会人的竞争合作，是壹种合作博弈或正和博弈，是竞争性的合作或合作性的竞争，比经济人的完全竞争和道德人的完全合作两个极端，具有更大的普适性和更强的生命力。

社会人竞争合作假设能够更好地解释市场经济中普遍出现的联合、合作、规模经营、民主治理等经济现象。

首先是资本要素之间的联合、合作、规模经营和民主治理，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大企业、跨国企业的出现就是明证。

其次是劳动要素之间的联合、合作、规模经营和民主治理，企业工会、行业工会、地区工会、全国和国际工会的出现就是明证。

再次是资本要素与劳动要素之间的联合、合作、规模经营和民主治理，集体谈判、参与管理、员工持股、利润共享、劳资共和的出现就是明证。

社会民主主义之所以不害怕甚至欢迎不完全竞争、垄断竞争、规模经济，是因为资本的联合也为劳动的联合准备了条件。工会，作为劳动的联合，跟资本的联合壹样，也是壹种不完全竞争、垄断竞争和规模经济现象；工会具有壹定的垄断性，但它是资本的垄断性的必然对应物，没有工会的垄断，就无法制衡资本的垄断，就无法形成市场经济本质上要求的力量均衡的的劳资关系；工会，只是劳动在壹定范围的联合，跟资本在壹定范围的联合壹样，也是壹种垄断性竞争和竞争性垄断，是市场经济基本构架的组成部分，与完全垄断的统制经济和计划经济有著本质的区别。

公有制、私有制和社会个人所有制

对于所有的经济学流派而言，所有制或产权制度问题，都是壹个绕不过去的核心和关键问题。所谓所有制，就是包括土地、生产工具、劳动力、管理和科技等生产要素归谁所有的制度安排，是人们在劳动、生产、经营过程中结成的壹种首要的“经济关系”，它决定了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产品的交换方式和产品的分配方式。过去我们对所有制的理解，局限于生产资料的所有制，或财产所有制，是指对生产要素中“物”的因素的占有、支配、使用、收益和处置；至于生产要素中“人”的因素，包括人的体力、智力、技能、知识、组织和管理才能等，则没有作为壹种“财产”、“财富”，作为壹种占有的对象来理解。所有制，应该是指生产要素所有制，而不仅仅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它不仅包括生产资料的所有制，而且包括人的生产能力的所有制。

所有制有三种基本类型：第壹种是个体所有制、个人所有制、私有制，第二种是群体所有制、社会所有制、公有制，第三种是作为前两种某种形式的结合的公私兼顾所有制，或社会个人所有制。

壹、自由主义经济学对私有制和私有财产的片面强调

从经济人假设出发，自由主义经济学自然会不遗余力地强调私有制和私有财产的重要性，而经济人假设本身又来自于更为基本的人性假设，那就是每个人首先是壹个生物体和生命体，必须与自然界进行不间断的物质、信息和能量的交换，个性、个体性、独立自主性是人的最重要的本性，由此两点，就确立了人们与生俱来的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私有财产权就内在地包含在这三项基本人权之中：它是生命权的延伸和实现，它是自由权和追求幸福权的物质和经济保障；它为个人的存在和发展构筑起壹个坚固的堡垒，没有它的保护，个人的生命、自由和幸福就会像风中之烛壹样，随时被吹灭。

由此继续推论，私有财产权还具有如下属性：

壹是神圣不可侵犯性，所谓我有壹间破房子，“风能进，与能进，国王不能进！”

二是普遍性和兼容性，从原理上说，每个人都拥有平等的、不可剥夺的私有财产权。

三是财产实际占有量上的差别性，只要符合获得的正义和转让的正义，只要不是用偷盗、抢劫等不正当手段获得的，或用强迫、欺骗方式进行转让和交易的，而是通过自己的劳动、生产、经营获得的，或者通过合法的遗传和自愿的馈赠得到的，数量上的差距不仅是被允许的，而且是值得鼓励的。

四是相对于公有财产权的本源性和优先性，也就是说，虽然最低限度的公有财产是必要的和不可避免的，但是第壹，公有财产来源于部分私有财产权的转让和让渡，个人仍然是公有财产的终极所有者；第二，公有财产只能占社会财富总量的壹小部分；第三，公有财产的使用、运营和分配要接受作为公民的私有财产者的民主监督和控制。

二、共产主义经济学对公有制和公有财产的片面强调

从道德人假设出发，共产主义经济学提出了壹种与自由主义经济学完全对立的所有制理论，认为原始社会本来是血缘氏族范围内的共产主义公有制，由于生产力、分工、交换、个人私欲等各方面的原因，私有制取代了公有制；私有制在壹定历史时期固然促进了生产力和经济的发展，但它本身是潜在的人性恶的大爆发，就像恩格斯所说的：“最卑下的利益——庸俗的贪欲、粗暴的情欲、卑下的物欲、对公共财产的自私自利的掠夺——揭开了新的文明的阶级社会；最卑下的手段——偷窃、暴力、欺诈、背信——毁坏了古老的没有阶级的氏族制度，把它引向崩溃。”私有制产生了阶级分化、阶级对立、阶级剥削、阶级统治，带来了人性的异化、劳动的异化、经济的异化、政治的异化、文化的异化，壹句话，私有制成了万恶之源。在它的最高阶段即资本主义阶段，生产力和人的本质力量的发展，达到了私有制的外壳再也容纳不了的地步，资本主义私有制就会被炸毁，剥夺者就会被剥夺，公有制就会在全社会、全人类范围内，在生产力和物质财富高度发展的历史基础上得到实现。

公有财产权的性质可以归纳如下：

壹是神圣不可侵犯性，而私有制和私有财产则是应该被消灭的。

二是平等性，每个人都无差别地是公有财产的主人。

三是整体性和不可分割性，不能够量化到个人身上。

四是道德性和利益壹致性，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小我与大我融为壹体。

三、社会民主主义经济学对私有制和公有制二元对立的综合和扬弃

自由主义的私有制模型和共产主义的公有制模型看起来是绝对对立的，它们都自诩为完善的产权制度，同时指对方为虚构的、不可行的甚至是邪恶的。社会民主主义经济学则努力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建立自己的所有制理论。

1、私有制与公有制并不是绝对对立的，纯粹的私有制社会和纯粹的公有制社会都是不存在的

在原始的公有制社会中，其实也包含私有制的因素，消费资料的个人所有就不用说了，即使是生产资料和人身的某种程度的个人所有也是存在的，比如对常用生产工具的个人占有、保管和使用，对自己身体的修饰、标记和美化；未来高度发达的非经济社会和自由社会，物质生产资料甚至通用性知识生产资料，也许真的能够并且必须实行共同所有，但人本身的个性、才能、创意、发现、发明、兴趣、爱好、理性、情感和意志等等内在的精神财富，却只能并且必须保持私有或个人所有。

在私有制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公有制和公共财产也是大量存在的，某些具有自然完整性、连续性和不可分割性的自然资源和生产资料，是不可能被私有化的，诸如森林、河流、高山、沙漠、冰川、湖泊、海洋、天空、地下矿藏等等，只能归全社群、全社会甚至全人类所有；壹些家族、村庄、地方社群，都拥有公田、公地、公共建筑和公益基金；大型水利设施、道路交通、国防工程等基础设施，只能由国家兴建并拥有，以提供私人提供不了的公共产品；政府还拥有全国的赋税，用以提供壹些最基本的、不可或缺的公共服务；精神文化产品，过了壹定的著作权保护期，就归全社会以至全人类所有了。其中，有的公有财产是从私有财产转化而来的，有的公有财产本身不能归结于、量化为私有财产，它们是所有个人以社会成员身份无差别地共同占有的财产，其经营和利用的成果，应该按照平等的、民主的原则由全体社会成员共享。不管是哪壹种情况，它们都是私有财产的必要补充。

2、私有制和公有制又是可以相互转化的

私有制转化为公有制的情况有，个人捐赠转化为公益基金，个人和企业纳税转化为国家财政收入，由个人财产形成的法人财产权（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由个人合资和合力形成的合作社和股份合作企业，等等。

公有制转化为私有制的情况比较复杂。壹种比较简单的情况是公有企业依照法律程序解体、拍卖、改制为私营企业，国家收回现金而出卖产权，这在民主国家是常见的和规范化操作的。比较复杂的是，壹个血缘群体征服另壹个血缘群体，被征服者的土地、财产和人民，壹部分收归为征服者群体的公有财产，壹部分成为首领和勇士的私有财产，奴隶制就是这么产生的；壹个民族或国家征服另壹个民族或国家，暴力征服者集团按军功分配被征服者的土地、财产和人民，这就是所谓封建制和农奴制。最复杂的是极权专制国家里出现的公有财产不公开、不公平、不公正的私有化现象，这是壹个暴力集团在以人民的名义、动员和组织人民夺取了天下、建立了政权以后，由于这个政权对人民和社会实行全面和严厉的统治，而不受人民和社会的任何监督和制约，就使得全体人民和整个社会的财产实际上成为这个暴力政权所霸占的私产，这种所有制由于其不是基于获得和转让的正义而建立的，不是基于劳动、生产、经营而建立的，而是凭借暴力、杀戮、恐怖、掠夺、欺诈、谎言而建立的，实际上已经不是自由主义意义上的私有制，而只能称之为暴力霸占制。

暴力集团霸占制，既不是壹种优良的个体所有制和私有制，也不是壹种优良的群体所有制和公有制，而是壹种运用暴力和欺诈掠夺和骗取人民劳动生产经营成果的恶劣的、极端的、损人利己的个体所有制，它恰好是通过裹挟、欺骗、绑架、操纵处于蒙昧、野蛮、封闭、僵化状态的群体来实现的，是通过在群体内建立壹种奴役等级、极权专制制度来实现的，这样，由少数恶劣个人所组成的暴力集团就能够把公有财产化为私有，以人民的、群体的、社会的天然代表的名义，获得人民、群体、社会所奉献的财富。奴隶制、农奴制、国王封建专制、皇权官僚专制、军阀专制、元首独裁、壹党专政等等，都是恶劣的个体所有制和没有民主制衡的、恶劣的群体所有制二者所形成的壹种互补结构，在这种互补结构中，真正优良的个体所有制和私有制，如自耕农所有制、工商小业主制，与真正优良的群体所有制和公有制，如互助合作制，都不能得到自由的发展，而只能在古代世界的夹缝中艰难地生存和缓慢地发展。

对此我们可以更深入地分析如下：

（1）群体所有制、公有制并不壹开始就具有优良的、公平正义的性质，因为群体壹开始并不是由自由而平等的个人组成的，而是由壹些无个性的、不自由的、弱小的、高度同质化的个人所组成的。原始公有制并非出于人们高尚的道德和优良的品性，而是出于生存的必然性和强制性，是因为最初的人类如果不能依照血缘关系结成紧密的共同体，就会被周围比他们强大得多的动物所消灭。原始人不是没有恶性，只不过在血缘共同体内部得到抑制并在与其他血缘共同体的斗争中得到释放。氏族的战争和兼并与生产的分工和交换，冲破了血缘共同体的限制，形成了更大范围的地方共同体和民族共同体，但这些共同体大都是按照等级专制制度建立起来的，在共同体的顶端，高踞著少数拥有暴力和专制权力并控制整个共同体的统治者，他们至少能够把相当壹部分公有财产化为私有。没有民主，就没有真正的公有制，而只有劣质的、异化的、虚伪的公有制，并且会转变为极其恶劣的私有制，即权贵私有制。

（2）个体所有制、私有制也不是壹开始就具有优良的、公平正义的性质，由于生产力的低下和个体能力的弱小，大部分个人还不能依靠自己自由而平等的劳动、生产和经营活动获得私有财产，倒是有壹部分强悍的个体，在利益和财产更大化和最大化欲望的驱使下，猛烈释放人性之恶，用非生产性、非创造性、攻击性、霸占性的方式获得大量的物质财富。恶劣的私有制与劣质的公有制形成壹种相互产生的关系。

（3）优良的个体所有制和私有制是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但它壹旦产生，也具有强大的生命力，道理很简单，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毕竟依靠人们的劳动、生产和经营，战争、劫掠、盗窃、诈骗等等，只是转移财富，而不能创造财富。壹些优良的个人还能在壹定范围内形成优良的共同体，产生优良的公有制，反过来强化个体的力量。人类的进步和发展，就是优良的私有制和优良公有制不断壮大并不断削弱恶劣的私有制和恶劣的公有制的漫长历程。

3、社会个人所有制是优良私有制和优良公有制的结合

社会个人所有制的概念，最初是由半共产主义者半社会民主主义者马克思在1861—1863年的经济学手稿中提出来的。这个概念不是他偶然提出来的，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他就强调共产主义不能仅仅理解为占有和享受，而是人以全面的方式，占有自己全面的本质；在1846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指出现实的个人有壹个从片面到全面、从低级到高级、从狭隘性和地域性到世界历史性和普遍性、从利己主义或自我牺牲到扬弃利己主义和自我牺牲的对立的发展过程，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联合起来的个人对全部生产力总和的占有，消灭私有制”的思想。在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中，提出了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壹切人的自由发展的自由人的联合体的构想。在《资本论》中，他又提出“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的思想。马克思这些思想包含著社会民主主义甚至自由主义的合理成分，但由于他没有细致地区别优良私有制与恶劣私有制、优良公有制与恶劣公有制，壹方面完全忽视了优良私有制的正当合理性与恶劣公有制存在可能性，另壹方面幻想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壹举消灭恶劣的私有制并建立完全优良的公有制，这些劣质思想被列斯毛主义所继承，引发了20世纪壹场残酷而荒诞的共产主义实践，产生了大规模的、极其严重的历史灾难。

必须在综合优良私有制和优良公有制与防止恶劣私有制和恶劣公有制以及二者苟合的前提下，重新解释社会个人所有制：

（1）社会个人所有制首先是指在整个社会范围内优良私有制与优良公有制的互补结构，在广大的微观经济领域，适合于优良私有制，在宏观和公共经济领域，适合于优良公有制，在数量上以优良私有制为主，以优良公有制为辅。

这里所说的优良私有制具有两个基本特征：壹是正当性，符合持有正义（获得正义、转让正义、矫正正义）原则，即排除暴力和欺诈而以诚信劳动、生产、经营作为产权形成和交易的唯壹准则；二是普遍性，不是只限于少数人的、阶级对立的、特殊的私有制，而是适用于所有人的、非阶级对立的、普遍的私有制，所有的无产者都能成为有产者，所有的劳动者都能成为资本所有者。社会民主主义绝不否定优良的私有制，相反，它比自由主义更加主张优良私有制的普遍化。

自由主义在原则和理论上也主张排斥暴力和欺诈的优良私有制，但由于它忽视事实上存在的恶劣私有制，否认少数人凭借其对企业财产权、经营管理权和分配权的垄断而引起的剥削和压迫，就很难逾越其阶级限制即资产阶级的局限性和狭隘性，而走向普遍的优良私有制。社会民主主义不仅鼓励劳动者个人获得私有产权，而且倡导反对恶劣私有制并力争普遍实现优良私有制的劳工运动和社会运动，争取更高的工资，以便能够将部分收入转化为资本；争取缩短劳动时间，以便获得更多自由时间以积累和发展劳动者的人力资本；争取以劳动者身份参与企业管理并分享企业利润；争取让劳动者持有本企业的股份或购买其他企业的股票，成为资本所有者并获得相应的利润，实现“劳者有其股”的理想。这些思想和做法都是共产主义所坚决反对的，因为它认定私有制没有优劣之分，壹切私有制在本质上都是恶劣的，是应当被彻底消灭的。

然而，不管优良私有制在整个经济领域占有多么大的比重，总有壹部分经济生活不适用于私有制，对于那些性质上无法分割的自然资源，那些个人以及企业都无力或不愿经营而社会又必须从中获得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产业，只能适用于公有制，只不过应该是壹种优良的公有制。

优良公有制具有如下基本特征：壹是共有性或民有性，公有财产原则上不应该和不可能在实体上劈分到所有个人，它是所有人共同拥有的，由民选的代表机构实际占有和运营，个体公民即使以证券形式分有公有企业股权，也是公有法人财产的壹部分，只能转让不能撤出；二是共享性或民享性，公有财产运营所产生的产品和服务，由所有人平等分享；三是共治性或民治性，公有企业和事业的运营受到议会、政府监管机构、法院、雇员或员工、新闻媒体、公众舆论、社会组织的多重监督和制约，以防止其产生内部人控制、以权谋私、化公为私，防止公有制蜕变为某种恶劣的私有制即权贵官僚私有制。

优良私有制和优良公有制完全是可以互补的：壹方面，正是优良私有制提供了优良公有制产生和发展的平台和基础（经验表明，凡是在优良私有制普遍发达、自由而平等的经济个体占人口多数的地方，公民意识和民主意识就很普遍和发达，对公有财产的监督就很全面和严格，那里的公有制就会成为真正的、优良的公有制；凡是在优良私有制不发达而恶劣私有制猖獗的地方，公有制就很容易沦为伪公有制、小集团私有制和权贵官僚私有制）；另壹方面，优良公有制为整个社会提供了必要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从而也为优良私有制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和外部环境。

（2）在更深层次，社会个人所有制是优良私有制和优良公有制各自向对方渗透和转化，这时候，两者不仅仅是壹种并列和互补的关系，而且是我中有妳、妳中有我的关系。

优良私有制发展到壹定阶段，壹定会出现自由而平等的经济个体之间的联合，这种联合已经是壹定范围内和壹定程度上的公有制了。我们不能把“私”理解为至小无内的孤立个人，而把“公”理解为至大无外的抽象整体，所谓“公”，并不在“私”的彼岸，而是壹个“私”不断通过联合而扩展的过程，只存在壹定范围和壹定程度的公有制，不存在包罗万象和纯而又纯的公有制。联合起来的个人所有制或私有制，也就是壹定范围和程度的公有制，包括但不限于如下具体形态：

壹是由若干私有财产所有者联合组成合伙企业和股份公司，由分散、独立的财产组成为整体的、不可分割的法人财产，在这里，个人股权是私有的，而法人财产权就具有公有即所有股东共有的性质了，个人股东不能单独支配法人财产，而只能通过股东大会、董事会等集体决策机制施加自己的影响。马克思曾把股份公司称之为资本主义在私有制范围内的自我扬弃和社会化。

二是由若干劳动力所有者联合组成工会和合作社，孤立、分散的劳动者就形成了整体的、团结互助的联合体，这些联合体拥有由会费或入社费构成的法人财产，对法人财产和劳动力的经营和交易拥有代表权和集体决策权，个别劳动者可以自由退出，但也因此而失去集体行动、集体谈判、集体交易、集体运营所带来的“溢价”和“合作剩余”。个人只能通过民主决策机制对工会和合作社施加自己的影响。

三是由董事会代表资方和股东大会、由工会委员会代表劳方和工会会员大会，更进壹步，由雇主联合会和工会联合会分别代表行业内部的劳资双方，就工资、工时、劳动条件、福利、社会保险等等涉及劳动者利益的问题进行集体谈判，这已经把企业和行业看作是壹个劳资共同体了，已经是壹种初级形态的经济民主、企业民主和产业民主了。德国的劳资共决更进壹步，在企业最高决策机构中吸收与资方代表数量相等的劳方代表，就企业所有方面的重大问题做出共同决策。

四是公众企业的出现和发展，它们不仅仅被看作是资本共同体，也不仅仅被看作是劳资共同体，而是被看作是更多“利害相关者”之间的合约，因此在企业的董事会中，不仅有劳资双方的代表，而且还吸收消费者、供应商、银行、债权人、社区和科研机构等各方面的代表，使得企业具有了相当程度的公众和公共性质。

五是社会企业的出现和发展，它们虽然由私人创建，也进行企业化经营，却不以私人盈利为直接和主要目标，而以解决经济和社会问题、从经济上帮助弱势群体为直接和主要目标，其中最著名的有穆罕默德·尤努斯创立的格莱珉乡村银行，它专注于向最穷苦的孟加拉妇女提供小额贷款。帮助她们实现个体创业，数千万孟加拉妇女因此摆脱了贫困生活。这样的企业已经是真正的、优良的公有企业了。

自由主义经济学是支持政治民主的，但通常会以私有财产权和自由经营之名，反对经济民主、企业民主、产业民主。社会民主主义成功地把劳动力所有权、人力资本所有权引入到企业产权结构之中，既保留了私有制的合理内核，又引进了经济民主、企业民主、产业民主的新内容，在私有制的主体结构中引进了公有制的成分，在微观经济领域中形成了壹种以私有制为主、以公有制为辅的新型产权制度。

与此同时，在宏观经济领域，在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公有经济机构中，也可以引进私有制的成分，比如向员工、公众、社团法人、机构投资者出售和转让壹部分产权，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以私有制为辅的产权结构。

劳工经济的发展进程

自由主义经济学专注于资本经济的发展进程，在它看来，劳动只是隶属于资本的生产要素，劳动力只是壹种由资本购买、使用和支配的商品，劳动力市场服从于资本市场，劳动经济学只是资本经济学的壹个分支。与此不同，社会民主主义经济学侧重于劳工经济的发展进程，侧重于研究劳动要素在全部生产要素中权重和作用的提高、劳动力商品在整个市场经济中价值和价格的提高、劳动者在整个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和权益的提高。社会民主主义经济学首先是劳工经济学。

壹、劳工经济与劳工经济学

劳工经济是与资本经济相对而立的概念，举凡壹切与劳工直接相关的经济现象，诸如劳动生产率、劳动绩效、劳动价值、工资或劳动力价格、劳动力供求关系、劳动时间、劳动条件、工会、集体谈判、罢工、劳动技能、职业教育、人力资本、劳动产权、团结经济与合作经济、贫困经济与弱势群体经济、劳动保护和劳动保险等等，都是劳工经济现象。

劳工经济学（Labor Economics），也可以叫做劳动者经济学（Economics of laborer），取其狭义，也可以叫做工人经济学（Worker Economics），与传统的劳动经济学（Labor Economics），共享同壹个词组。在学科分类中，它归入广义的劳动经济学之中，可以说是劳动经济学的壹个分支，或者壹种形态，所不同的是，传统的、占主流地位劳动经济学，大都隐含或者公开从资本、资本所有者、企业家的视角出发，把劳动、劳动者设定为壹个简单的生产和市场要素（劳动力），因此准确地说，这样的劳动经济学，其实应该叫做劳动力市场经济学（Labor market economics），而作为劳工经济学的劳动经济学，则明确地从劳工、劳动者、工人的视角出发，在价值取向、理论预设、思想资源、研究方法、逻辑构架、基本观点等等方面，与主流的劳动经济学有诸多的不同。它试图建立的是壹门属于劳动者（劳有）、依靠劳动者（劳治）、为了劳动者（劳享）的经济学（Economics of the labor,by the labor and for the labor）。狭义的劳工经济学从劳工视角研究劳工经济现象的演变，广义的劳工经济学从劳工视角研究整个市场经济的结构和发展趋势。

二、劳工经济的形态和阶段

1、劳工经济的初级形态：原子化劳动力市场和个别化劳动关系

在市场经济的初级阶段，的确普遍出现了原子化的劳动力市场与单个企业和单个工人建立的个别化劳动关系，无数劳动者从农村涌入城市寻找就业机会，彼此之间展开激烈竞争，大部分人被同样相互竞争的企业所雇佣，剩下的人或者返回农村，或者留在城里成为失业贫民，以各种方式觅食和维持生存。古典、新古典、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正就是依据这种情况做出经济人和完全竞争市场假设的。社会民主主义劳工经济学也看到了这个历史阶段的存在，区别在于，自由主义经济学对这个阶段持肯定态度并且抽象出壹个理想模型，只需要按照这个模型去修补现实就可以了，而社会民主主义劳工经济学对这个阶段持批判态度，认为它应该被更高的发展阶段所取代。

2、劳工经济的升级形态：工会化劳动力市场和集体化劳动关系

面对早期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原子化劳动力市场和个别化劳动关系中存在的剥削以及其他不公正的现象，马克思主义主张消灭私有制和市场经济，建立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与此不同，制度主义、工联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劳动合作主义等思想流派，则主张将市场经济和劳工经济的初级形态和阶段，上升到市场经济和劳工经济的中级形态和阶段，这就是工会化劳动力市场和集体化劳动关系阶段。在这壹阶段，劳动者不是分散地、壹个壹个地与资本或企业形成劳动关系，而是有组织地、壹伙壹伙地与资本或企业形成劳动关系，就劳动力价格和其他劳动条件与资方或企业进行集体性讨价还价，以组织对组织，以劳动力的壹定范围和程度的垄断抗衡资本对企业财产所有权、经营管理权和分配权的垄断，以劳动力集体定价机制取代劳动力个别定价机制的主导地位，以工会化劳动力市场和集体化劳动关系取代原子化劳动力市场和个别化劳动关系的主导地位。

3、劳工经济的高级形态：工人参与、劳资共决与人力资本、劳动产权

在工会化劳动力市场和集体化劳动关系中，资本与劳动这两个生产要素彼此之间还是壹种外在的关系，只不过共处于企业、行业和市场的共同体之中。它们之间的对立还大于它们之间的合作，它们之间的博弈兼有对抗博弈、零和博弈与合作博弈、正和博弈的成分，并且前者还占有优势。劳工经济的高级形态，是在经营管理层面表现为工人参与企业经营管理，甚至实行劳资共决，在产权层面表现为人力资本和劳动产权的形成，即劳动者也成为所有者，在这里，资本与劳动之间已经形成壹种内在的、彼此渗透的关系，它们之间的合作大于它们之间的对立，它们之间的合作博弈、正和博弈成分大于它们之间的对抗博弈、零和博弈成分。

4、劳工经济的特殊形态：团结互助合作经济

在市场经济20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除了上述三种劳工经济形态外，还壹直存在著劳动者的团结互助合作经济，这是劳动要素控制和雇佣资本要素的经济，是劳动者以民主方式独立自主地进行生产、经营、交换、分配和消费的经济，是壹人壹票的民主自治原则在经济领域的实现，是相当壹部分人的社会主义经济理想的原型。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工运动壹直以工会运动为主流，但合作社运动也是其不可忽视的支流。按其本质而言，团结互助合作经济应该是最高级的劳工经济形态，但由于壹直未能得到长足的发展，而且也不好说它在将来壹定会成为劳工经济的主要形态，我们姑且把它称之为劳工经济的特殊形态。

5、劳工经济的宏观延展形态：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与社会再分配

在劳工经济的第二阶段即工会化劳动力市场和集体化劳动关系阶段，对于劳工有利的、积极的制度要素出现并发挥作用了，工会法、劳动法、社会保险法等等壹系列保护劳工权益的法律相继出台，政府和法院也会做出比较公正的仲裁和判决；在劳工经济的高级阶段，工人和工会也得到了关于工人参与企业管理、劳资共决、利润分享、职工持股等等方面的政策和法律的支持。除了立法层面和司法层面的国家干预外，各民主国家在行政层面，由政府制定和实施了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和社会再分配政策。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包括积极的劳动力需求政策、供给政策、中介政策、就业保护政策和价格保护政策，引导和干预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使之发生有利于劳动者权益的变化。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的实施与国家在整个社会层面上进行的第二次分配，进壹步增加了劳工的经济收入、改善了劳工的经济状况、提升了劳工的经济权益，并因此而缓和了劳资矛盾、缩小了贫富差距，这两个方面的成果，又反过来加强了劳工的劳动力市场主体和市场经济主体的地位和能力。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有理由把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和社会再分配，称之为劳工经济的延伸和扩展形态。

社会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

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基本经济模型是“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社会民主主义经济学的基本模型则是“社会市场经济”。如果说，原子化劳动力市场和个别化劳动关系构成了“自由放任市场经济”体系和模型的壹部分的话，那么，劳工运动的推动，工会化劳动力市场和集体化劳动关系的实现，以及工人参与管理、劳资共决、人力资本、劳动产权等劳工经济形式的出现，就把整个市场经济提升到了“社会市场经济”阶段；这些劳工经济形态不是否定了市场经济，而是使市场经济达到了更高的发展水平。社会市场经济继承了自由放任市场经济的合理内核，纠正了其不合理的部分，使市场经济变得更为公正合理了。

壹、社会市场经济修正了自由放任经济的经济人完全竞争假设

自由放任市场经济模型是用抽象分析的方法得到的。应该承认，对纷繁复杂的市场经济现实进行抽象和还原，找出市场经济的基本要素并且用数学模式精确地表达出来，的确是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壹大贡献，这被称之为“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但事情并没有到此为止，抽象分析的终点应该是具体综合的起点，在综合的过程中，以前被抽象过滤的东西应该重新纳入到思维的具体运动之中，这样才能对现实的经济运动有壹个全面的把握。抽象的模型与其说是壹个现实存在，不如说是壹个理想的目标，把抽象模型当成现实存在本身，矢口否认壹切与这个抽象模型不壹致的现象（比如剥削、不正当竞争、暴力和欺诈、权力寻租等等），是思维懒惰的表现。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应该进展和上升到对人类集体行为的综合把握。事实上，除了古典自由主义、新古典主义、新自由主义之外，同样肯定市场经济的社会民主主义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福利经济学、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就不再迷恋和停留于抽象的市场模型和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了。

从历史发展过程来看，市场经济并不是自古以来就存在的，也不是突然在某壹天降临人间的，而是从历史深处，挣脱自然的、血缘的、部落的、地方的、等级和身份的、暴力和权力的、民族和国家的种种限制和束缚，壹步壹步地生长起来的，毫无疑问的是，第壹，在这个过程中，上述那些历史元素与市场经济剪不断、理还乱地纠缠和交织在壹起，使得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理想模型至今也没有得到完全的实现；第二，市场经济在其发展过程中，也需要得到新的政治法律社会制度的支持和保护，没有这种支持和保护，市场经济早就死了，共产极权主义就壹度把市场经济搞死了。与自由主义经济学不同，社会民主主义经济学或社会市场经济学，把市场经济理解为壹个复杂的历史演化过程，特别重视市场经济的制度环境，在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与方法论的集体主义之间，找到壹种使集体个人化和个人集体化来回往复地进行的中间方法，建立了社会人竞争合作的新的理论模型。

二、社会市场经济改变了自由放任市场经济的动力机制和追求目标

自由市场经济以自私自利的个人为原点，以个人利益、收入、利润和物质财富的最大化为经济活动的唯壹目标，这固然大大激发和解放了人们的自主性、积极性、创造性，使生产力得到极大的发展，使物质财富得到迅猛的涌流，但同时也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诱发和释放了普通人在过去时代被等级制共同体的法律、道德、禁忌、习俗所压抑和控制的人性之恶，于是，大量非生产性、侵略性、攻击性、破坏性、霸占性、欺骗性的敛财方法和手段，也加入到生产性的投资、经营、劳动过程中去，使财富的占有和分配出现严重的不公平和剧烈的两极分化，由此而引起尖锐的社会冲突和惊人的道德沦落，所有这些，反过来危及到市场经济正常进行所要求的基本秩序和规则。少数人贪欲的满足和巨额财富的积累，不足以构成市场经济持续发展的动力机制，具体表现为需求不足、市场萎缩和生产过剩，表现为周期性经济危机的不断爆发。

社会市场经济当然承认自私自利的必然性，当然承认个人追求利益、收入、利润、物质财富的合理性，但同时也意识到了他私他利的必然性，因而主张自利利他、己他两利的个人才应该成为经济生活的原点，并以个人利益、收入、利润、物质财富的较大化作为经济生活的主要动力机制和追求目标。这里出现了两大变化，壹是最大化变成了较大化，二是唯壹目标变成了主要目标。所谓较大化，就是给同样追求经济利益的他人留下机会和空间，而不是无限扩张、赢家通吃，从正和博弈角度来看，让更多人进入分工和协作、竞争和合作，而不是少数人独占和垄断，会取得更大的宏观经济效应，所以较大化其实比最大化更能够推进整个经济的发展；所谓主要目标，就是即使那些不直接参加政治、文化、社会公益活动的经济人，也不应该把经济利益最大化作为唯壹目标，因为经济领域本身也存在合作、均衡、可持续发展和公平正义的问题，这些都需要经济人对自己的行为加以限制，再者，每个人都不是完全的经济动物，都具有哪怕是最低限度的非经济需要、非物质需要，当物质需要、经济需要的满足与这些更高级需要的满足出现冲突的时候，理应做出适当的折中与平衡，这样才能获得壹种更为人道、更为健康、更为平静、更为幸福的生活。

三、社会市场经济扭转了自由放任市场经济中严重失衡的劳资关系

社会市场经济以集体化的市场交易和生产要素的集体定价机制，扬弃了自由放任市场经济个体化的市场交易和生产要素的个别定价机制。

在自由放任市场经济阶段，生产要素之间，特别是资本和劳动这两个最主要的生产要素之间，处于壹种个别的交易和壹对壹的讨价还价状态，但是，在这壹阶段，其实只有资本家和企业的自由，而没有劳动者的自由，原因恰好在于，这时只有资本家和工人壹对壹的外观，在这壹外观之下，其实资方已经形成了壹个由老板、管理人员、保安人员构成的高度组织化的集体，并且垄断了财产所有权、经营管理权和收入分配权，甚至还得到了国家政权的保护和支持，而工人则是壹个壹个孤独的个体，他哪里有什么条件与资方进行平等的讨价还价呢？如果资本家对他说：“妳和我是自由而平等的，妳不愿意在我这里干，妳完全可以到别处干，我是决不会强留妳的！”这也丝毫不会改变劳动者实质上的不平等和不自由，因为等待他的别处，也是壹个又壹个高度组织起来的资本集体。以组织起来的资本集体对付壹个又壹个分散的劳动个体，后者当然只能是挨宰的羔羊了，这难道是公平的吗？工人们逐渐意识到了他们受剥削和压迫的原因，于是开始团结和组织起来，经过长期的抗争，终于获得了结社权、集体谈判权和罢工权这些集体性劳工权利和讨价还价的手段。

于是通过集体谈判签订集体劳动合同就取代通个个体谈判签订个别劳动合同而成为主要的劳动力定价机制。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高呼，工会垄断了劳动力供给，破坏了劳动力的流动和竞争，破坏了自由市场机制，降低了市场效率，他们也不想想，工人不过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以垄断反制垄断、以集体力量反制集体力量而已，劳资之间集体谈判不仅没有破坏自由平等的市场竞争，反而是使这壹原理得到真正的实现。其实这跟商品交易中的团购是壹个道理，工人以壹个集体去团购资方出售的就业机会，并不违反公平交易的原则，这是对资方过去以壹个集体去团购工人分散的劳动力的壹个抵消；以团购对团购，扯平了。自由放任市场经济就这样升级为社会市场经济。“社会市场经济”这个概念虽由西德首创，其实已经在欧美存在和发展上百年了，并且成了欧美市场经济的主流。市场经济还是市场经济，只是其组织形式和运行机制不同了而已，社会市场经济仍然与计划经济和国家统制经济有原则的、本质的区别。自由主义经济学把工会、集体谈判和罢工看作是壹个扰乱市场经济的外生变量，而不是壹个推动市场经济更好发展的内生变量，是违背整个历史事实的。正是工会、集体谈判和罢工力量的不断壮大，从经济体系内部改变了劳资关系的严重失衡状态，实现了劳资双方比较平等和均衡的博弈。

四、社会市场经济逐步缩小了自由放任经济的适用范围

最初，自由放任经济的范围几乎是没有边界的，与“经济”这个概念的外延几乎是重合的，举凡以满足人类物质需要为目的、追逐物质财富的经济活动，都被纳入到私有制经济和自由市场经济的范畴，甚至壹些非物质需要如安全需要、教育需要、文化需要的满足，也是通过私有财产和市场交换这壹绝对中介来实现的，最明显的是，社会以及作为社会之代表的国家并不提供能够平等地满足所有社会成员的养老、失业、工伤职业病、医疗、生育、居住、教育、文化等方面的最低需求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并不提供最基本的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所有这些需要都必须由公民个人花钱购买来满足，没有积蓄的人，这壹切需要都不能得到满足，于是出现老无所养、流浪乞讨、露宿街头、看不起病、上不起学、读不起书、住不起房等等大规模的、骇人听闻的贫困和人道灾难。人权和公民权利只限于财产权、人身权、信仰和言论自由、政治权利，不包括平等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

这种情况来源于把人等同于原子化的经济人的假设，而不是把人当成是社会人。作为社会人，人的有些需要的确必须和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满足，但也有壹些需要本身具有社会属性，必须和只能以社会的、公共的方式才能得到满足。劳工运动和社会民主主义运动意识到了这壹点，于是主张从私有私营经济和自由放任市场经济中划出壹部分来，作为公共经济、社会经济得到相对独立的发展，为所有社会成员尤其是在经济上处于弱势地位的公民，提供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职业病保险、医疗保险、生育保险、住房公积金、义务教育、职业教育、公租房和廉租房、公共文化设施等等公共产品和服务。社会市场经济并不是要壹举否定私有私营经济和自由放任市场经济，而只是限定其范围和边界，同时也把市场机制引入到公共经济和社会经济之中，按照投入产出原则、效益原则、自由平等竞争原则进行运营，区别只在于它们不以个人经济利益或私人利润的最大化作为主要目标，而是以社会公益的最大化作为主要目标。

五、社会市场经济加强了整个社会对自由放任市场经济的制约力量

自由主义经济学认为市场经济是壹个自洽自足的体系并且把市场经济原理推广到壹切人类生活领域，而社会市场经济学认为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处于相互依存的关系之中

自由主义经济学其实主张壹种经济决定论，壹是认为市场经济自洽自足，是人类社会的原型，二是认为其他壹切社会领域都是从市场经济中生长出来的，都可以或应该受经济规律的支配。因此自由主义经济学有壹种强烈的知识冲动，渴望用市场经济原理去解释和规范其他壹切社会领域，这被人称之为“经济学帝国主义”或“经济学殖民主义”。本来，用经济学方法去解释其他社会领域，是有壹定价值的，往往能够得出意想不到甚至振聋发聩的发现，比如布坎南等经济学家创立的公共选择理论、宪政经济学、法律经济学、非市场行为经济学，其可圈可点之处就有很多。但许多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走得太远了，以至于跨出了经济学的边界，把经济学搞成了壹种包打天下的学科。其实，对政治法律等非市场行为的经济分析的价值，在于帮助人们节省这些领域的资源、降低这些领域的成本、提高这些领域的效率，但不可能用经济分析取代这些领域自身的逻辑，用经济学取代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伦理学甚至哲学等等人文社会科学。自由主义经济学为了保持其学科模式的纯粹性，更否认政治、法律、伦理、意识形态等等对经济领域的渗透和内化，否认其它人文社会科学对经济学发展的价值和贡献。

“无形之手”或市场自发的调节力量的确是存在的，但绝不是万能的，市场也有失灵的时候和失灵的方面，这时单凭市场自发的力量是很难解决问题的。当然可以说，损人利己从长远来看是不可持续的，是与市场经济的本性背道而驰的，但问题在于，如果不以人类有意识的、积极的努力去纠正市场出现的问题的话，病入膏肓的市场经济是不会自动康复的。于是就需要“有形之手”的介入。“有形之手”主要有三种：第壹种是工人作为另壹个市场主体，团结和组织起来与资方进行面对面的集体谈判，这种劳资双方都在场的直接博弈，当然是有形的、自觉的，而不是无形的、自发的；第二种是社会（包括社区、社团、消费者、知识界与舆论界等等）的介入，以社会运动的方式制约企业和资本的力量，就是社会学家波兰尼所说的，社会有权利保卫自己不受市场的侵害；第三种是那些在市场中受损的阶级和阶层，通过政党政治和议会政治对国家法律和政府政策施加影响，对资本和市场进行具有强制性的监管和限制。“有形之手”的调控当然不应该剥夺资本的合法权利和市场对资源的基本配置，但对“无形之手”的盲目崇拜真的是有百害而无壹利。社会市场经济学承认经济领域的缺陷，承认非经济领域对经济领域的深刻影响，承认社会力量对自由放任市场经济的制约，这些制约，包括思想、学术、文化、意识形态的批判，工会运动和合作社运动的强有力制衡，劳工政党力量、社会党国际和国际劳工组织的干预，立法、执法和司法的规制，绿色环保运动、女权运动、少数族裔民权运动、消费者运动、企业社会责任运动的抗争和影响，它们壹起发力，迫使仍然包含相当多不公正因素的自由放任市场经济，转化为更为自由、平等因而也更为公正的社会市场经济。

第三章社会民主主义的社会学

社会学是壹门研究个人社会化和社会个人化、个人与社会相互关系的学科。所谓个人社会化，是指社会环境持续不断地渗透到个人的形成和成长过程之中，影响、塑造以至决定个人成为什么样的人，在很大程度上，个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个人是社会环境的产物；所谓社会的个人化，是指无数个人从自己的需求和个性出发，积极主动地改变社会关系和社会环境并使之适应和促进个性的发展。作为社会学大师，马克思其实已经认识到，壹方面，任何个人都是现实的个人，壹出生就受制于他不能够任意选择的社会环境和历史条件，另壹方面，任何社会环境又都是由个人来改变的；环境改变人，人也改变环境，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壹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当代社会学家、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家吉登斯在150多年以后继续把这壹思想作为自己的社会学体系的基本原理：社会学的任务，正是要研究社会对我们的塑造与我们对自己的塑造之间的联系；我们的活动既在塑造著我们周围的社会世界的结构或其面貌，同时又在被社会世界所塑造；在社会学中，社会结构是壹个重要概念，它指的是我们生活的社会背景不只是事件或行动的随机分类，而是以各具特色的方式被赋予结构或模式；我们的行事方式，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都存在著规律性，但是社会结构不同于物理结构，比如壹栋建筑，后者独立于人的行动而存在；人类社会始终处在结构化的过程中，每时每刻都在被构筑社会的“壹砖壹瓦”——也就是妳我这样的人——重新构造。

依照这样的社会学观念，就会形成两个概念系列：个人的社会化—社会分工—社会结构—性别和家庭—群体和组织—阶级和阶层—种族和民族；社会的个人化—个人行动—集体行动—阶级斗争与阶级合作—社会运动—社会流动—社会变迁。这里只讨论上述问题中的几个问题。

社会分工与社会结构

劳动分工与社会分工的必然性和合理性

劳动分工指人类物质资料生产先后经历的几次分工：农业从采集业中分化出来、畜牧业从狩猎业中分化出来、手工业从以上各业中分化出来、商业从以上各业中分化出来、大工业从农业手工业商业中分化出来。社会分工则是指某些社会实践活动从劳动中分化出来：壹是生产资料的经营活动从劳动中分化出来，二是精神文化生产从劳动中分化出来，三是社会公共管理活动从劳动中分化出来。正是劳动分工所带来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范围的扩大和复杂性的增加，内在地产生了对专门的资产经营、精神生产和社会管理的需要，而这些专门的实践活动壹旦分化出来，便得到独立的发展，并且反过来推动劳动分工的进壹步发展。可以想象，如果没有这种社会分工，人类至今还会停留在原始状态。

1、物质资料生产分化为生产资料的经营活动和劳动活动，是壹种历史的必然和进步

投资或资产经营活动原来是与劳动活动直接合壹的，后来从劳动中分化出来，在劳动过程之先和旁边，为劳动过程准备、组织、筹集、整合材料、工具、资金等客观生产条件。这样壹种分化大大地促进了生产力和生产效率的提高：第壹，它满足了生产资料的生产应该优先于生活资料的生产的客观要求，由专门的人对生产资料进行专门的经营管理无疑比由劳动者直接进行的壹般性的经营管理，更能够使稀缺的生产资料的效益和功能最大化，也更能够促进生产资料品质的改进和提高；第二，对生产资料的相对集中化的经营管理比单个劳动者所进行的分散的经营管理，更能够扩大物质资料生产的规模，增进人类改造自然的广度、力度和深度。

弗兰克·奈特比较准确地指出了投资活动在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社会进步的所有形式本质上都是通过当前消费的牺牲或‘投资’来增进生产力的发展：（1）将现在物品投资于创造新的设备物品；（2）投资于发现和开发新的自然资源；（3）投资于发展自己的个人才能（或在某种程度上发展他人的才能）；（4）投资于技术发明；（5）投资于改进企业组织；（6）投资于创造新的社会嗜好和欲望。”从本质上说，投资活动是每个人都应当做的，只不过在壹定历史时期，由壹些人专门去做比每个人分散而低水平地去做，更具有经济合理性，因此也必然出现投资与劳动的分工而已。

生产资料的经营与劳动的分离，同时也意味著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和经营者与劳动者的分离。所有者和经营者虽然人数少，但却处于物质资料生产体系的高端和顶层，控制著物质资料的生产、交换和分配的全过程；劳动者虽然人数众多，却处于物质资料生产体系的低端和底层，不得不接受所有者、经营者的领导、支配、控制和指挥。

2、精神文化生产从物质资料生产和劳动中分化出来，是壹种历史的必然和进步

人类劳动不同于动物活动的重要区别就在于人类劳动具有理性和精神性，具有意识和目的，它们被语言、符号、象征等等表达出来并因此而把各个劳动环节整合起来。在劳动生产力低下、每个人不得不用几乎全部力量和时间进行劳动才能维持生存的情况下，劳动的智力因素的积累和发展是极其缓慢的。只有壹种方式可以较快地提高劳动的水平和整个人类的发展程度，那就是把分散在整个社会的不多的剩余财富和自由时间集中起来，让壹部分人专门去发展人类的智力和精神文化。我们设想壹下，如果历史上没有出现这种社会分工，人类现在的情形会怎么样呢？壹定与原始人类相去不远。

精神文化生产与物质资料生产的分离，同时也就意味著知识分子与生产资料的所有者、经营者以及与劳动者的分离，其中知识分子与劳动者分离最远，因为知识分子直接依赖于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和经营者对生活资料的分配，而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和经营者也比劳动者更需要知识分子的帮助，于是两方面结合得非常紧密。因为在劳动者与知识分子之间隔著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和经营者，两者之间的联系就比较间接和比较少，劳动者从人类精神文化发展中得到的益处也比较间接和比较少，这无疑不利于劳动者精神文化水平的提高，加剧了他们的弱势地位。

3、社会公共管理从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中分离出来，是壹种历史的必然和进步

劳动分工和社会分工的发展，带来了经济规模的扩展、经济交换和社会交往范围的扩大、社会成员的增多、社会层级结构的复杂化和社会冲突的经常化，于是公共秩序、公共安全、公共资源的管理和分配、公共设施的建设等等超越私人、家庭和地方范围的问题便产生了，客观上要求由专门的社会管理机构来治理和解决。如果没有国家政权等公共管理机构，不仅公共问题无法得到解决，即使是私人之间的争端也会缺乏权威的裁决者。

社会公共管理从私人生活中独立出来，同时也意味著政府官员与社会成员的分离。在劳动者、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和经营者、知识分子等社会成员中，毫无疑问，劳动者离政府和政府官员最远，受到公共权力的保护和眷顾最少，政治地位最低，政治力量最弱。

总的来说，三种社会分工形成了三个新的社会集团：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和经营者、知识分子、官员，这三个集团分别掌握较多的经济资源、文化资源和政治资源，都是比较强势的社会集团。这三个集团又是互补的和互通有无的，自然而然地形成壹种利益同盟，共同构成为整个社会中的主导阶级。与此同时，劳动者虽然人数众多，但不论是作为群体还是作为个体，都只拥有较少的经济资源、文化资源和政治资源，他们便构成为整个社会中的被主导阶级。

二、对抗性社会结构的形成

如果说社会分工的客观必然性对劳动者社会地位的限制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理解和接受的，那么统治阶级和强势社会集团对劳动者的掠夺、剥削和摧残就是完全不能得到辩护的。社会分工固然要求并壹定会造成社会分层和利益差别，但并不会也绝不要求壹种两极分化、两极对立的社会结构。正是强势社会集团对劳动者贪婪无度的掠夺、剥削和摧残，才会使主导阶级与被主导阶级之间的差别演变为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压迫阶级与被压迫阶级之间根本的对立和激烈的对抗。

应该说，劳动分工和社会分工基于和表现了人的善性和优良本质力量的发展，然而，为什么基于劳动分工和社会分工的社会分层变成了对抗性的社会结构呢？原来是因为人的恶性和恶劣本质力量也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极其关键的作用。本来，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和经营者、知识分子、官员由于在社会分工中占有较高位置、做出较大贡献而得到较多权益（财富、权力、声望），具有正当合理性，也是劳动者能够理解和接受的。遗憾的是，无数历史事实和历史经验表明，强势社会集团从来不满足于其所得到的正当权益，而是无壹例外地利用手中所掌握的对经济、政治、文化的控制权谋取不正当的权益，为此不惜大量使用暴力和诈力。

暴力是对生命和财产等目标物的强制、威胁、攻击、伤害、毁坏力量，是壹种与生产力和创造力性质相反的力量。诈力是用欺骗、伪装、讹诈、阴谋等不道德方法达到目的的工具理性，也具有反生产性和反创造性。暴力和诈力不仅在现代社会仍然起著重要的作用，在原始和古代社会，它们甚至是起主导和决定作用的力量。

在人类的野蛮和蒙昧时代，氏族之间、部落之间、部落联盟之间的战争非常频繁和血腥，攻击另壹个群落就与攻击其他的野兽壹样是壹种狩猎活动，是原始人主要的劳动和生产方式。进入“文明”时代后，其他人不再被当作狩猎的对象和食物来源，但使用暴力强迫他人为自己劳动或直接夺取其他人的财产、通过战争抢劫其他民族的财产，仍然是壹种经常性的行为。而且，虽然暴力的程度和范围有所控制，但另壹种邪恶的力量——诈力，却得到极大的发挥，不仅在暴力活动中得到利用（如兵法），而且在非暴力活动中也得到广泛使用（如经济、政治和文化阴谋）。

暴力和诈力的结合成倍地增加了它们分别起作用时的力量，以诈力为指导的暴力和使用暴力的诈力具有强大的攻击力和战斗力，具有极大的破坏性和杀伤性。由几个富有诈力的坏人和壹小群亡命之徒组成的小集团，可以控制和奴役、剥削和压迫数量上超过他们几十成百倍的善良的劳动群众。

暴力和诈力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它们参与所有权的劈分，参与产品的生产、交换和分配，参与政治决定过程和文化生活过程，参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经济上的垄断无不以政治权力（合法的和有组织的暴力）为支持和保护，而所谓文化，其中包含有多少有意无意的欺骗，包含多少狡智和诈力啊！

阶级分化与阶级矛盾

壹、阶级划分和阶层划分的依据

1、阶级与阶层

从个体主义、个人主义的基本预设出发，自由主义的社会学是否认阶级存在的，而只承认阶层的存在，并且认为阶层之间没有固定的界限，而处于不断的上升与下降的流动过程之中。与此相反，早期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列斯毛主义则强调社会是划分为阶级的，而且是划分为两个对立的阶级即富有阶级与贫穷阶级、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的，阶层只是阶级内部的不同层次以及阶级之间的过渡层次，如奴隶主阶级包括大、中、小奴隶主，贵族地主阶级包括大、中、小贵族地主，资产阶级包括大、中、小资本家，与此相反，奴隶阶级、农奴农民阶级、工人阶级内部也存在若干阶层；奴隶主阶级与奴隶阶级之间存在自由民，贵族地主阶级与农奴农民阶级之间存在手工业者和小商人，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存在小业主和自由职业者。当然，后者也认为阶级最终应当被消灭，阶层划分将会取代阶级划分，而按需分配的自由人又将取代阶层划分。

社会民主主义社会学处于两者之间，壹方面承认在很长历史时期存在著阶级的划分以及阶级矛盾和阶级对立，另壹方面，又承认个体差别和竞争的永恒性以及形成壹定阶层分化的必然性，不指望人类的终点或理想是无层次的、均匀的个人自由状态；壹方面，阶级的确具有鲜明的界线和对抗性，另壹方面，阶级也不是从来就有，而是从阶层演化而来，并将重新回归到阶层。社会民主主义不以个人分析、阶层分析替代阶级分析，也不以阶级分析替代个人分析、阶层分析，而是同时承认阶级分析、阶层分析、个人分析的有效性，既正视现实存在的阶级差别、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又承认阶级之间通过个人和阶层而实现的共通性与相互渗透和转化的可能性。

阶级分析法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专利，在马克思之前、之外、之后，都有人承认阶级的存在，区别在于，马克思过于强调阶级分析而相对忽视了个人的、家庭的、阶层的、性别的、民族的等其他角度和层次的分析，而列斯毛主义则把阶级分析夸大成为唯壹的社会分析方法，以阶级性取代个性、阶层性和人类共性，并进壹步将阶级性上升为党性。社会民主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则在个人、阶层、阶级、社会、人类的递进结构中确认阶级的存在、阶级的历史性和阶级分析的重要性。每壹个人，既是壹个个体，也是家庭成员，社区、社群、阶层成员，阶级成员，社会、民族、国家成员，人类成员，阶级归属曾经在个人的多种身份、多种角色中占有显著的位置，但不是他唯壹的存在方式，他的各种存在方式是相互连接和相互渗透的。

2、阶级和阶层的划分依据于多种因素的组合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流派，最初仅仅以是否拥有和拥有多少生产资料即严格意义上的财产，作为划分阶级和阶层的唯壹标准，它决定了人们在生产过程和生产关系以及整个社会生活中的地位。这壹标准后来被其他社会学流派放宽了，首先是劳动能力、生产经营管理能力、技术等其他直接生产要素，即“市场能力”、“职业”以及相应的“收入”，和财产壹样也是“经济资源”，也是阶级和阶层划分的依据；随后，权力、政治地位、社会网络等“政治资源”，声望、教育程度、知识生产力等“文化资源”，也被列入到阶级和阶层划分的依据之中。社会民主主义的社会分层方法，不是单壹因素的壹元论，也不是多种因素并列的多元论，而是包括经济资源、政治资源、文化资源在内的多因素组合论，不是壹个因素决定阶级的构成，而是壹簇因素决定阶级的构成，其中哪壹种因素占主导地位，在不同历史时期是不壹样的。

二、阶级和阶层结构的演化

1、古代社会的等级：以政治资源为主要依据的垂直的阶级构成

在原始古代，人的本性，包括善性与恶性、生物性与创造性、个体性与社会性，都处在未展开的状态，人们高度依赖于自然界所直接提供的食物来源，采集和狩猎成为主要的生产方式，对土地以及附著于其上的自然资源的共同占有成为生存的必要条件，因此血缘集团内部还没有出现阶级的分化。进入农业和畜牧业时代，对自然界提供的直接生活资料的依赖降低了，对自然资源的加工改造程度提高了，生产工具和个人劳动能力的作用提高了，如果人性本善，那么随著创造性和个性的发展，理应出现以对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占有为依据的社会分层，然而，由于人性之恶也被释放出来了，暴力和诈力也加入到了物质资料的生产、交换和分配过程，于是出现了以暴力、诈力、权力支配经济生活的垂直社会分层，这时候的阶级，史称等级。

等级，也属于广义的阶级范畴，比如奴隶主阶级、奴隶阶级、贵族领主阶级、农奴阶级，但它们主要不是依据经济资源标准划分的，而主要是依据政治资源标准划分的，表现为自上而下的强制服从关系。建立在以血缘种族关系为主要纽带组成的暴力和权力集团控制整个社会的等级制，可以称为奴役等级制度，包括种姓制和奴隶制；建立在以个人结伙为主要纽带组成的暴力和权力集团控制整个社会的等级制，可以称为封建等级制度，包括领主封臣制和农奴制。两者都是上下尊卑不可移易的等级制度，只是统治和控制的方式和程度有所区别而已，壹般而言，封建等级制度相对于奴役等级制度，无论是在统治阶级内部还是在对被统治阶级的关系上，都允许较多壹点个性和自由的存在。

2、工业社会的阶级：以经济资源为主要依据的横向的阶级构成

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的主要区别在于：

（1）生产力中物的因素（土地等自然资源因素）的作用进壹步降低，人的因素（生产工具——本质上是人的科学技术的物化——和劳动力）成为主要的生产力；农业和畜牧业生产严重依赖于自然条件和动植物生长节律，产出少而且不稳定，工业生产则是对自然元素进行人工组合，不受自然条件的直接制约，产出量极大而且相当稳定，它依赖于生产工具的不断改进和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依赖于人类主体性和人类自由的发展。

（2）在农业文明中，个人受到血缘、地方和政治共同体的严厉约束，即使个性得到壹定的发挥和发展，也只能收到很低的回报和产出，工业文明的发展则要求和驱动个人的发展，促使个人做不厌其多的发现、发明和创造，促使个人在各个方面、各个角落、各个层次开发、利用和改造自然界，它依赖于个体主体性和个人自由的发展。

（3）农业文明所得的产出和财富很有限，对有限的物质财富的争夺就十分激烈，暴力和诈力以及作为两者体制化的政治权力，就成为控制财富分配的最主要力量，战争、抢劫、剥夺等非生产性的冒险活动所获得的报酬（血酬），高于生产性的劳动、经营、交换活动所获得的报酬（工资、利润和地租），这种情况在工业文明中得到根本改变，生产性活动、自由平等的竞争相对于带有强烈攻击性和破坏性的以命相搏，所冒的风险低得多而所得利益又高得多，而且生产性活动客观上创造了无限的财富，非生产性活动最多只不过是转移财富，于是整个社会形成了崇尚和平生产、反对暴力抢夺的经济文化观和经济价值观。

由于这三个方面的原因，农业文明和古代社会以政治资源为主要依据的垂直的阶级构成，就向工业文明和近现代社会以经济资源为主要依据的横向的阶级构成转变：

第壹，新的阶级构成是以经济资源即以物质财富的生产、经营、交换为主要依据的，暴力、诈力、政治权力这壹构成性因素依然存在，但不再占主导地位。

第二，新的阶级构成是以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私有制为前提、通过市场经济即独立个体之间的平等交换实现的，虽然统治服从关系和奴役等级制度仍然在壹定程度上存在，但自愿交易关系和自由平等制度开始占据了主导地位。

第三，新的阶级构成是围绕著资本和劳动这两个最基本的生产要素的关系横向展开的，虽然开始时，由于资本与经营管理要素或企业家才能以及科学技术要素绑定在壹起，由于资产阶级垄断了企业财产所有权、经营管理权和分配权，因而资本对于劳动还保留了垂直统治和控制的特征，但资本与劳动的结构性依存互补的关系，使得资本的单边垄断优势难以为继，劳动要素的联合对资本要素形成了强有力的制约，促使劳资关系由垂直结构向横向、平行、对等结构转化，这种新的结构随著劳动者参与企业的经营管理决策以及劳动者的技能和人力资本的提高而得到巩固和加强。

3、后工业社会的阶级结构开始向阶层结构转变

后工业社会或后现代社会，又叫做知识经济、信息经济社会，知识生产力、知识劳动力取代生产资料成为最主要的生产力和生产要素，这是经济社会向人本社会、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过渡阶段，是阶级区别、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逐渐消亡的社会，取而代之的将是由不同范围的自由人的联合体组成的阶层社会。工业社会的阶级结构，尽管是横向竞争的、形式上和法律上自由平等的，但还是存在著各阶级在财富占有量、经济控制力、社会地位和文化影响力上等方面的明显区别，存在著阶级之间明显的边界。由于经济必然性、经济决定论、经济价值观的惯性，最初，知识生产力的高低、知识劳动力所有权或知识产权的大小，会直接影响到物质财富、经济利益的分配，会形成经济资本、政治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之间的兑换和聚合，会导致很严重的阶级分化。不过，随著需求和人格结构的重心由生存取向朝发展取向的转移，随著物质价值观向精神价值观的转换，随著知识的生产、精神文化的创造、个性的自由全面的发展成为生活的第壹需要，成为目的本身，壹种更加自由和平等、更加多元和互补的人际关系和社会结构将会逐步形成。与物质生产和经济竞争不同，精神生产和文化创造，具有无限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容得下所有人个性的发展，不可能形成赢家通吃、输家全无、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格局，每个人都可以在相同的经济条件与社会背景上，在各自的位置和方向获得自己的成功和自我实现，形成“高文化阶级”、“中文化阶级”、“无文化阶级”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当“文化资源”终于成为社会分层的主要标准时，阶级的对抗性就消失了，阶级就转化为阶层了。

三、阶级斗争与阶级合作

垂直的阶级结构的壹个显著特征是，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阶级斗争贯穿始终；阶级之间会有最低限度的共同利益，会有妥协和休战，但不可能基于共同利益追求的合作；斗争的结果通常是两败俱伤，让位于新的阶级阶级统治。与此不同，在横向的阶级结构中，固然存在著阶级斗争，但也存在著阶级合作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承认阶级斗争，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专利，在马克思之前、之外、之后，也都有人承认阶级斗争，马克思的问题在于过于强调阶级斗争，而忽视了阶级合作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而列斯毛主义则把阶级斗争夸大为社会历史进步的唯壹动力。社会民主主义认为，单纯的阶级斗争，并不能消除长期困扰人类的奴役等级制度，并不能实现垂直的阶级结构向横向的阶级结构的转型，只有阶级斗争和阶级合作同时发力，只有斗争性合作和合作性斗争，才能够实现阶级之间的负和博弈、零和博弈向正和博弈的转化。

1、资本与劳动的平等竞争关系

资本与劳动的初始关系，也是壹种对立大于统壹的关系，那时，资本是资本家所占有的生产资料，而劳动则是指直接生产的劳动者即典型意义上的产业工人、监领工人的劳动力，壹种以运用体力和简单生产技能为主的劳动力。由于资本的相对稀缺和劳动的相对过剩，由于资本掌握著经营管理并支配了科学技术在生产中的运用，相对于除了简单劳动力之外壹无所有的工人阶级而言，资产阶级占有强势和优势的地位，劳资冲突和阶级斗争自然就成为常态，而劳资双赢和阶级合作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则被遮蔽了。

然而，在工业文明中，资本与劳动实际上是壹种横向竞争而不是垂直榨取的关系，这与农业文明中土地与劳动的关系有本质的区别。诚然，土地和劳动也是壹种对立统壹关系，双方谁也离不开谁，但双方只有壹种最低限度的统壹，这种统壹是以土地所有者对劳动者的垂直控制和统治的方式实现的。首先，土地是第壹生产要素，而劳动只是对土地的简单加工，生产成果主要依赖于土地本身的自然产出率，两者在生产过程中的客观地位是悬殊的；其次，农业的产出是很有限的，数千年间没有显著的增长，仅供全社会成员勉强维持生存而已，在这种情况下，对土地及其有限产出的争夺就变得极其激烈和凶狠，只有凭借暴力和诈力才能在这种争夺中获胜，于是奴役等级制度和垂直阶级结构就成为维持土地与劳动之间的最必要的依存关系的先决条件。

工业文明的发展促使早期不平等的劳资关系向平等竞争的劳资关系转化，这是因为，第壹，在工业生产过程中，土地生产要素的权重大大下降，而生产工具和劳动力这两大生产要素的地位大大上升，在结构上，先进的生产工具和运用先进生产工具的劳动力两者缺壹不可、同等重要，之所以资本率先取得优势地位并控制和剥削劳动，那不是因为劳动不重要，而是因为掌握资本的少数人以组织成为企业的方式强化了资本的重要性，而只拥有劳动力的大多数人是分散的、无组织的，没有力量对资本形成反制并达到双方力量的均衡；第二，劳资力量的结构性失衡是无法持续的，因为资本是动产，是竞争性、扩张性和不断创新的，这不仅直接依赖于劳动力水平的不断提高，而且依赖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者的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的不断提高，否则整个工业体系和市场经济体系就会崩塌；第三，最为重要的是出现了资本与劳动各自向对方渗透和转化的趋势：

（1）劳动向资本演变。劳动由以体力劳动为主转向以复杂劳动为主，复杂劳动、知识劳动在物质生产过程中占据主导地位，知识、技术、才能成为大部分新增产出、物质财富和利润的主要来源。在这个意义上，知识、技术、才能具有了资本的基本特征，并且对物质资本有日益强大的替代功能和替代效应。

（2）资本向劳动演变。由于知识、技术、才能具有潜在的和现实的经济价值，国家、企业、家庭和劳动者个人纷纷向人力资源的开发、教育、科技领域投资，于是，物质资本大规模地向劳动者身上转化。自20世纪初以来，尤其是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劳动者身上积累了巨量的人力资本。

（3）由于人力资本这壹中间物的出现和壮大，劳动与资本由对立走向统壹，两者结合为壹个新历史合题、新的统壹体：“劳动化的资本”或“资本化的劳动”。对于理解劳动与资本这种新的历史关系具有十分关键意义的环节是：复杂劳动、知识劳动就等于人力资本、知识资本。两者是同壹个东西，只不过从劳动和资本不同的角度加以不同的称呼而已。

2、负和博弈、零和博弈和正和博弈

可以把阶级对立性完全压倒阶级同壹性、阶级斗争压倒阶级合作、妳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及其同归于尽的结局，称之为阶级之间的负和博弈，表现为数学公式就是1+1＜2。历史上的确出现大量的负和博弈现象，比如在古代中国，每到王朝末年，必定会爆发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将对方赶尽杀绝的大规模的暴力冲突，导致人口大幅度减少，文明大踏步倒退。

可以把阶级对立性大于阶级同壹性、阶级斗争大于阶级合作、壹方之所得是另壹方之所失的结局，称之为阶级之间的零和博弈，表现为数学公式就是1+1=2，就是说，博弈的结果没有出现增长，只是双方数量的简单相加，壹方的多得来自于另壹方的少得，而总和是不变的，比如1.5+0.5=2。在和平稳定时期的垂直型阶级结构中，通常会出现这样壹种阶级博弈，在早期的横向型阶级结构中，也会部分出现这样的阶级博弈。

可以把阶级对立性与阶级同壹性达至平衡状态、阶级斗争与阶级合作形成合理张力、双赢共荣的结局，称之为阶级之间的正和博弈或合作博弈，表现为数学公式就,是1+1＞2，博弈的结果不是双方数量的简单之和，而是出现系统大于要素的简单相加的乘法效应，壹方多得另壹方也按公平比例多得，总和则是不断增长的。在横向的并趋于自由平等的阶级结构中，这种博弈会成为常态。

社会民主主义当然坚决反对和防止阶级之间的负和博弈，批评和限制阶级之间的零和博弈，主张和推动阶级之间的正和博弈。

资产阶级、无产阶级与中产阶级

壹、古典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

众所周知，在早期工业经济时代和早期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构成两大基本阶级，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是两个衰退的阶级，并且分别转化为农业资产阶级和农业无产阶级。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还存在壹个过渡的阶层或中间阶层（根据它更接近无产阶级或资产阶级而言，或者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各自不同的角度出发，可以把它称为“半无产阶级”或“半资产阶级”），它是由自耕农、小业主、小商人、自由职业者（如独立开业的医生、律师；自由撰稿人、经纪人等等）等许多群体组成的，他们是以自己资本为基础的劳动者，或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资本所有者。在早期资本主义社会，这个中间阶层，本身兼具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双重特征，但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大基本阶级为主构成的社会结构中，这是壹个在夹缝中生存和发展的阶层，不论就其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而言，还是就其人数而言，都不足以成为壹个独立的阶级，犹如在农业经济时代和古代、封建社会结构中，自耕农、手工业主、商人也处于奴隶主阶级和奴隶阶级、地主阶级和农奴阶级之间壹样。从这个阶层中，不断有人上升到资产阶级或下降为无产阶级，但是同时，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中也有人不断地补充到这个阶层中来。

1、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初始定义

初始的和严格意义上的无产阶级，指不拥有任何生产资料和物质资本，仅拥有自身劳动力并通过出卖劳动力而获取工资报酬以维持自己生存的劳动者；初始的和严格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指拥有物质资本并雇佣劳动力进行生产经营活动的资本家，所以又称为“资本家阶级”。从这样严格的定义出发，利用自己的物质本生产经营的劳动者，便不能称为“无产阶级”，而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资本所有者，便不能称为“资产阶级”。

2、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内部分层

典型的无产阶级，是以出卖自己简单劳动力为生的体力劳动者，他们分布于农业、工业、商业、服务业各个产业，构成无产阶级的绝大多数，他们与他们的家庭成员壹起也构成社会总人口的绝大多数。历史上称他们为“产业无产阶级”或“工人阶级”。以出卖智力劳动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劳动者，则构成无产阶级的上层。还有壹个更低的社会阶层，史称“流民”、“游民”、“城市贫民”、“流氓无产阶级”，是无产阶级的下层，他们没有赖以谋生的正常职业，靠乞食、接受救济、捡食垃圾、打零工、拉皮条、小偷小摸、卖淫等等为生，他们是处于产业无产阶级和结帮成伙的黑社会之间的壹个阶层，是失业、不被社会保障而无正常途径自救的壹个阶层，是社会苦难、不幸、蒙昧等等的集中体现。

与此同时，资产阶级或资本家阶级也存在内部的分层。上层资产阶级即大资产阶级、垄断资产阶级，包括拥有巨额物质资本的工业资本家、商业资本家、金融资本家、农业资本家，他们只占整个资产阶级的少数，在社会总人口中更是少数。中层资产阶级是中等资本和财产规模的农场主、工厂主、商人、银行家。下层资产阶级即遍及各行各业的小企业主，是典型意义上的“小资产阶级”，他们在资产阶级中人数最多。他们经营的企业规模较小，只雇佣为数不多的劳动力。他们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比较接近上层无产阶级和介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中间阶级”即自耕农、小业主、小商人和自由职业者，区别在于后者并不雇佣他人为自己劳动。因此，小资产阶级仍然是资产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中产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由对立走向融合

正像资本与劳动的互动形成了壹个历史合题即劳动性资本、人力资本、知识资本壹样，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和斗争，也形成了壹个新的历史合题即以人力资本家、智力劳动者为主体的中产阶级。

这壹合题是通过无产阶级大规模地转化为有产阶级来实现的。传统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依然存在，但无论在其人口数量上，还是其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和财富占有量上，都退居次要地位，而中产阶级却成为处于上升过程的、兴旺发达的壹个阶级。这个阶级兼具劳动者和资本家的双重特征，是在工业经济向信息知识经济转化过程中崛起的，并将在信息知识社会取得完全的领导地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产阶级是壹个最先进（就其掌握科学技术这壹第壹生产力而言）、最革命（就其有能力摧毁传统的、两极对立的社会结构而言）和最有前途（就其符合和推动世界性的民主、自由、和平与发展的历史潮流而言）的阶级。

1、中产阶级的历史来源

中产阶级的第壹个历史来源是传统资本主义工业经济中的管理劳动者和科技劳动者。由于资本家本身同时是经营管理者，因此专门的经营管理者最初只承担中下层经营管理工作，构成资产阶级的下层。进入20世纪以来，股份公司的普遍发展和所有者与经营权分离，导致壹场具有普遍意义的经营管理革命，使专业经营管理者或企业家成为壹个独立于资本家和所有者的中间阶级——他们不仅要对股东和所有者负责，同时也要对雇员和消费者负责。在早期资本主义阶段，科技劳动者也是依附于资本家的壹个阶层——资本家或是他们的老板、雇主，支付给他们超过壹般劳动者的较高报酬，或者是他们主要的顾主，购买他们的科技产品并支付给他们较高的价格。20世纪的科技革命和科学技术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迅速提高，也使科技劳动者在人数猛增的同时，成长为独立中产阶级的壹部分。

中产阶级的第二个历史来源是传统小资产阶级即处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中间阶层（以自己劳动和自己资本相结合而进行生产经营的农场主、小业主、小商人、自由职业者），他们虽然在资本主义的竞争和集中过程中，不断分化瓦解，但由于他们毕竟占有某壹种市场优势地位（小型、灵活、无孔不入、与消费者直接交换），并没有消失。而在20世纪发达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他们本身素质的提高，由于消费者对标准化、专业化、同步化、集中化、大型化和集权化的生产经营及其产品的抵制和厌弃，他们又得以复兴，获得新的市场和发展前景。美国数百万中、小企业活跃在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并且有越来越多的“自己雇佣自己”的自由职业者和自己为自己制造产品的生产消费者（产销者——Prosumer）。

中产阶级的第三个也是最大的来源是传统的无产阶级。由于无产阶级长期不懈的斗争和资产阶级的让步，由于资本主义更趋开放和多元化、合理化，由于无产阶级收入水平的提高，由于无产阶级本身的教育水平、科学技术水平和文化知识水平的不断提高，由于工人参与管理、利润分享、员工持股、股票证券市场的发展，无产阶级正以越来越大的规模和越来越快的速度转化为有产者。

2、中产阶级的产业和职业分布

1956年，无论在美国历史上，还是在世界历史上，都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壹年。这壹年，美国以智力劳动为主的“白领工人”的人数，超过了以体力劳动为主的“蓝领工人”的人数，从那以后，蓝领工人以越来越快的速度转化为白领工人，到20世纪70年代，蓝领工人只占全美劳动力的2/5，到90年代已不足1/5，到2000年，则只占1/8左右。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过不了几十年，在发达国家，以从事体力劳动为主的蓝领工人，将接近消失。智力劳动阶级的形成和发展壮大，是中产阶级形成和发展的主要基础和前提。因为这个阶级拥有巨量的、雄厚的人力资本，并因此而获得较高的经济收入。

最初他们分布在第壹产业（农业）、第二产业（工业）、第三产业（商业服务业）之中，随著第四产业即知识信息产业从以上三大传统产业中分化出来并成为主导的和最大的产业，他们便主要集中在这壹新兴产业群（包括科学技术产业、信息情报产业、文化教育产业、传播娱乐产业、智能智慧产业、策划设计产业、咨询代理产业、规划管理产业、通讯资讯产业、思想创意产业等等）之中，以自己的发明、发现、创意、策划、设计、技术专利权、著作权、版权、商标权、品牌、思想、信息、情报、文化、娱乐、传播、资讯等知识商品、知识资本和知识价值，对经济发展做出巨大贡献，并因此而取得相应的经济收入。

拥有人力资本的智力劳动者阶级成为中产阶级的主体，已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推动这壹历史潮流的是壹种更深刻的历史潮流——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转化，科学技术和智力劳动成为第壹生产力；智力劳动者因为拥有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即信息和知识而成为经济过程中的主导力量，又因为知识经济所要求的不是像工业经济那样只要求部分劳动者成为智力劳动者，而是要求绝大多数劳动者成为智力劳动者，因此，壹个占就业人口大多数的、主宰整个经济过程的、以从事智力劳动者为主的阶级便形成了，这个阶级，就其职业、劳动特征而言，可以称之为“智力劳动阶级”，而按其经济地位、财产状况而言，可称之为“中产阶级”。

3、中产阶级的资本构成状况

从资本构成情况来看，中产阶级是拥有中等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占社会总人口75%左右的阶级。在发达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是可以自由交换和转换的。壹般而言，从无产阶级出身的、经过长期学习、接受教育和艰苦奋斗而积累了“人力资本”的人，也可以很快获取壹定的物质资本（或者直接以人力资本持有股份，或者将较高收入的壹部分转化为物质资本）；反之，传统的中小物质资本家，也可以将壹部分资本用于自己及后代的人力资源开发，使自己和后代拥有较高的人力资本，从而在进壹步的经济竞争中保持优势地位，而不至于沦为坐吃山空的食利者。在现代市场经济和知识经济条件下，纯粹以物质资本所有者身份，或者纯粹以人力资本所有者身份，而不成功地实现两者的结合和转换，要想长期保持中产阶级的地位，是比较困难的。如果说单纯拥有人力资本而不积极转化为物质资本家的白领职工还能勉强获得壹份体面的报酬并处于中产阶级下层的话，那么，单纯拥有中小规模物质资本而不拥有人力资本的人，则会很快被淘汰下来而进入无产阶级的队伍。

在现代市场经济和知识经济条件下，仍然有壹部分在各个产业领域中从事简单劳动的、收入较低的阶级即传统无产阶级（占总人口的20%以下），这个阶级正在以越来越快的程度转化为中产阶级。不过这个阶级也会长期存在，因为不仅任何壹个知识经济高度发达的社会，都很难完全消灭简单劳动、初级服务劳动，而且随著知识经济总体水平的提高，当过去的简单劳动者初步转化为智力劳动者以后，从前的智力劳动者会上升到更高的层次，两者之间的相对差距总是存在的。即使在典型、发达的知识经济社会，也仍然有壹个在竞争中处于失败和弱势地位的阶层，这个阶层相对于中产阶级而言，仍然可以称之为无产阶级。

至于巨额物质资本的所有者（这是工业经济时代的产物）和高级人力资本所有者，大约占总人口的5%左右，他们当然不能归入中产阶级，但也不好继续称之为“资产阶级”或“资本家阶级”（因为中产阶级也是拥有资产或资本的阶级），相对于“无产阶级”和“中产阶级”而言，可以把他们称之为“巨产阶级”。这个阶级面临人数众多的中产阶级强有力的挑战和竞争，也将是壹个人数不断减少的、势力不断衰退的阶级。不过，只要存在私有制和市场经济，这个阶级也不会完全消失——如果说，单纯的巨额物质资本所有者会趋于消失的话，那么，高级人力资本所有者则是市场经济和知识经济的必然产物，而且他们凭借其高级人力资本，也会获得巨额的物质资本。他们是大科学家、大发明家、大企业家，不仅年薪在数百万美元以上，而且拥有数额巨大的企业股票。世界首富比尔•盖茨就是他们的代表人物。

4、中产阶级的收入状态

按逻辑上推论，中产阶级的收入也处在社会的中等水平，因其人数占社会总人口的75%左右，因此，所占社会财富也应在社会总财富的75%左右。

实际情况也是如此。按舒尔茨的报告，到1970年，美国官方公布的分种类的国民收入中大约有3/4由雇员报酬所组成，余下的1/4可分成财产所有者的收入、租金收入、净利息和公司利润四项。劳动收入（包括经营管理劳动和科技劳动）已占国民收入的4/5，从中刨除“巨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劳动收入部分，中产阶级的劳动收入（人力资本收入），再加上他们所拥有的物质资本收入，应该已占到国民收入的3/5以上。

中产阶级的收入状态当然不是壹种平均主义状态，而呈现出壹种梯级状态，也就是说，中产阶级本身按收入水平出现上、中、下等不同层次。这是根据效率和效益原则来分配的，是市场竞争的结果。但是，由于中产阶级成员受教育水平的趋近，由于排除了非个人因素（如等级、门第、出身）后，人本身之间的素质和能力的发挥更多的是水平的差别（即各具特色和个性），而不是垂直的差别，因此，这种收入差别不可能达到巨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收入差别那么大，中产阶级于是便成为壹个相对独立的、收入比较接近的社会层级。

5、中产阶级的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

中产阶级除壹部分作为科技劳动者和管理劳动者分布在大型企业、巨型企业，绝大部分将分布在独立或合伙创办的中、小科技型企业以及大学、研究机构、文化团体中，按丹尼尔•贝尔的说法，大学将取代企业而成为后工业社会的主要机构，成为知识生产的主要“企业”。在这样壹种新型产业结构中，中产阶级的工作方式将日益趋向于个体化、自由化、非集中化。

（1）大型企业和组织本身会扁平化、网络化和多元化。由于知识劳动需要劳动者充分发挥其独立性、自主性和创造性，因此，传统的垂直型的官僚主义科层组织已经不再适合了，而电脑网络的出现，又使得基层、个人能与高层、领导机构进行“同时态”的沟通，使许多中间组织成为多余的了。于是，高度集权的决策转向网状结构的分散决策，统壹、集中、同步的管理转向半自治工作小组和个人的自我调节。劳动者的个性将得到空前的发展。

（2）中小企业将成为小型的合作团队和自由的联合体，它们将既是壹个利益共同体，同时又是壹个兴趣、个性合作互补的文化共同体。而且，在新的高度科技化和知识化的基础上，壹种新的、产销合壹的直接经济模式将会复兴。

（3）将普遍兴起弹性工作制和在家工作模式，许多工作都可以不出家门就在电脑上和网上完成。

工作方式的转变也将大大促进生活方式的转变。首先，“工作”与“生活”的边界趋于模糊，可以按本人的特点自行安排这两种活动；更多地为满足自己需求的工作的出现，将使消费者自行选择的自由更为充分；“必要劳动时间”大大缩短，将提供大量自由时间，使人们的个性、兴趣、才能不受外在限制地得以更充分的发挥。

6、中产阶级的政治态度

中产阶级将在两个向度上重建与社会政治生活的关系。壹方面是更加远离政党制和代议制政治，对全国性的大选日趋淡漠，因为政党制和代议制本质上是工业经济时代的产物，而且反映了社会上两大对抗阶级争夺政治权力的需要——无产阶级固然要通过工会运动和政党政治来改变和提高自己的经济和社会地位，资产阶级也需要政党政治来抵御无产阶级的进攻并力图垄断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力。相比之下，中产阶级则显得非常分散化、多元化、个体化，没有形成集体的政治运动的强烈愿望，这并非因为他们的个体素质不高、个体能力不强，而正好是其个体素质和能力不断提高的结果：这个阶级的成员具有强烈的自主性，不太需要通过政党这样壹个中间组织和代言人来行使自己的权利，而希望直接行使公民权利和履行公民义务。可以预料，不管是工会、社会民主党，还是雇主协会、保守党，双方争夺中产阶级选民的努力会越来越难以凑效。中产阶级如果需要有自己的政党的话，那也会是壹个非常松散的联合组织，而不可能是壹个紧密地组织起来的、垂直的官僚主义组织。知识经济和中产阶级越发展，政党政治和代议制民主将越衰落。美国和西方发达国家参与大选的选民越来越少，已经充分表明了这壹发展趋势。

另壹方面是，中产阶级将更积极地追求直接民主。人们将在五个环节和层次上要求实现直接民主。第壹个层次是企业或其他组织的基层民主，这种民主就其以所有权的分享和多元化为对象而言，可称之为“经济民主”或“产权民主”，就其以经营管理权的分享和多元化为对象而言，可称之为“工业民主”或“管理民主”；第二个层次是职业民主或专业民主，即虽然大规模和科层化的产业工会和全国性工会随著产业无产阶级的衰落而衰落，但适合于智力劳动者和知识分子特性的各类专业性、职业性的协会将会蓬勃发展起来；第三个层次是社区和地方的共同参与民主制（Partticipatory Democracy），这是壹种非常重要的、以地方性复决（Referenda）和创制投票（Initiaives）为中心环节的直接民主形式，在美国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蓬勃发展起来，选民对此类投票表现出极大热情，投票率可高达70%、80%甚至90%；第四个层次是专题性直接民主，如消费者运动、环保运动、反核运动、女权运动；第五个层次是全国壹级的直接民主，即选民将绕过政党和代议士而直接选举产生国家领导人以及就重大问题举行全民公决。这种最高层次的直接民主虽然实现起来还有很多困难，但人们的民主意识和素质的普遍提高以及先进的电子网络投票技术的发展，将使这壹远古时期（如雅典共和国）实现过的直接民主成为现实。随著中产阶级的发展和壮大，市民社会也将更为强大；随著市民社会的进壹步强大，国家终将衰退而成为真正的“守夜人”。

7、中产阶级的文化价值取向

中产阶级的文化价值取向也可由两个方面来描述：壹方面是更趋多元化、自由化、个体化。各种宗教、哲学、艺术、道德将得到更为充分和无限制的发展；各层次的价值观都可以在价值和道德谱系上找到自己的位置，并且被不同的人们所信奉。文化市场将越来越繁荣昌盛，同时，壹种宽容的、兼容并包的文化市场秩序和公平的竞争规则也将形成，人们不会因为价值观、信仰等等的不同而发生社会分裂和处于敌对状态。

另壹方面，人们的文化价值观又会在多元发展的基础上向更高方向整合，这种“更高的方向”可以这样来测定：

（1）随著物质需要和物质财富欲望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被满足，金钱和物质财富的边际效益递减，人们的精神需要将变得强烈起来；为了谋生而工作的动机会逐渐减弱，为了生活的更高意义而工作的动机会不断增强；“生活质量”将取代财富数量而成为最重要的追求目标。

（2）物质生活的丰裕、政治民主的发展，将使人性中的惰性、奴性、破坏性、攻击性、侵略性等恶性因素得到进壹步抑制，而自尊心、自我现实需要、合作精神与爱的感情将进壹步发扬光大；损人利己的行为将进壹步减少，自利利人的行为将进壹步增多。

（3）在世俗的大众文化继续繁荣的同时，高雅的精英文化将有极大的发展，并反过来提高大众文化的档次和水平。

8、中产阶级与社会结构的优化

自从人类进入阶级对立社会以来，壹直到早期工业经济时代和古典资本主义社会，社会都是按照“金字塔”结构组织和运转的；占社会少数的有产阶级、统治阶级高踞于“金字塔”顶部，而占社会绝大多数的无产者大众、被统治阶级蹲踞于“金字塔”底层；虽然也有处于中间阶层的自耕农、小业主、小商人，但它们只是构成“金字塔”结构的壹个过渡层，根本不能构成壹个独立的、足以与其他两大阶级分庭抗礼的阶级。

20世纪以来，尤其是20世纪中叶以来，中产阶级的迅速崛起和壮大，在人类历史上、在社会结构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根本转型的意义。这是壹场深刻的革命，从此以后，具有数千年历史的、两极对立的“金字塔”型的社会结构转化为壹种两头小中间大的、三元互补的“橄榄”型的社会结构。从此，激烈的、对抗性的、两极之间的阶级斗争，被壹种温和的、非对抗性的、三边之间的阶级竞争所取代。相比巨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中产阶级不仅将更加坚定而有力地促进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多元文化的发展，而且还是保持社会稳定、和平和有序的缓冲器、制动器和安全阀。随著橄榄型社会结构的中段越来越大，处于两端的巨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体积越来越小、人数越来越少，终于不再构成两个独立的阶级，而分别成为“中产阶级”的最高层和最低层，然而，当中产阶级成为唯壹的阶级时，也就同时意味著阶级不复成为阶级，阶级结构终于转变为阶层结构。

社会民主主义，作为工人阶级的思想意识形态，却并不主张工人阶级永远是壹个无产阶级，而是主张无产阶级的有产化，主张阶级之间的正和博弈、公平竞争和良性合作；因此，社会民主主义从工人阶级的角度出发，把推动无产阶级向中产阶级的转化，当作自己重要的历史使命。

阶层流动、社群自治和社会互助

社会民主主义正视壹定历史时期阶级分化、阶级矛盾、阶级冲突、阶级斗争的事实，但坚决反对阶级斗争决定论，而承认个人具有自主选择阶级和社会地位的权利，主张通过正和博弈、合作博弈这壹宏观战略来消解对抗性阶级斗争，实现劳资双赢。除此之外，社会民主主义还相当重视微观和中观层面的阶层流动、社群自治和社会互助。

壹、阶层的广泛流动是消解阶级对抗的重要路径

阶层这个概念是阶级概念所不能取代的，从外延上，阶层概念大于阶级概念，阶级固然是划分为阶层的，但阶层却并不被囊括在阶级之中，在阶级之外和阶级之间还存在壹些相当独立的阶层。虽然阶级差别、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壹度占据了社会舞台的中心，但正因为阶级内部存在著阶层的流动、阶级之间存在著阶层的流动，才使得社会不会陷入妳死我活或同归于尽的阶级斗争之中。

列斯毛主义和共产主义学说是极力反对阶层流动的：第壹，它们否认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存在什么中间阶层，如果有，也必须把它们两极化，要么上升到资产阶级，要么下降到无产阶级，这样才能形成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历史大决战；第二，它们把无产阶级成员通过财产继承或个人努力上升到资产阶级，看成是壹种阶级背叛，无产阶级追求的是“要么全有、要么全无”的整体解放，反对个人顺著等级的阶梯往上爬；第三，它们也反对无产阶级内部的阶层差别，如果允许内部阶层流动的话，那只能是由上到下的流动，因为越穷就越是无产阶级，革命起来就越是彻底和坚决。

社会民主主义当然也倡导阶级意识、阶级的团结和组织、阶级的集体行动，并且确认它们是反抗资产阶级剥削和压迫的主要手段和方法，但与列斯毛主义和共产主义具有如下原则的区别：第壹，不搞非黑即白、非友即敌，承认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客观存在或主观认同的中间阶层的独立自主性，由他们自己在两个阶级之间选择赞成、反对、独立、中立、逃避等不同的政治立场和态度；第二，承认无产阶级、工人阶级中的个别成员具有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集体行动还是个人奋斗的自由，承认他们具有上升到劳资之间的中间阶层直至上升到资产阶级的个体公民权利；第三，工人阶级内部可以有差别，壹些人可以通过自己的劳动或者成功的集体行动率先提高工资和收入，整个阶级集体行动的目标也不是以暴力革命、夺取国家政权、无产阶级专政的方式壹举获得全社会的生产资料和财产，而是通过集体谈判、公平分配和利润分享扩大工人阶级的财富份额，使自己由无产阶级变成有产阶级和中产阶级。

二、社群自治突破了阶级和阶层的限制，大大扩展了“民间社会”的范围

阶级和阶层基本上是以经济关系、市场关系为依据划分的，它们固然是社会学的两个基本概念，但远远不能囊括全部社会组织形式。在社会生活中，人们按照其所处经济关系和市场关系形成壹定的阶级和阶层，但同时还按照其他的社会关系形成其他的群体、社群、社团：基于业缘关系，有各种职业群体；基于地缘关系，有各种同乡团体、地方群体；基于年龄差别，有各种年龄群体；基于性别和性取向，有各种妇女、性少数群体；基于民族和种族关系，有各种民族和种族群体；基于信仰的不同，有各种宗教群体；基于价值观和社会理想，有各种文化群体和社会公益群体……

总之，当今时代是壹个名副其实的社团革命、社群革命时代，在个人与国家之间、市场与政府之间的各个环节上和广大空间内，产生了不计其数的、按照壹定的主题和原则组织起来的社团和社群。在这里，广义的社会组织是相对于国家而言的民间社会、市民社会、公民社会组织，狭义的社会组织是相对于经济组织、市场组织而言的非经济组织、非市场组织。如果说广义的社会组织处于个人与国家之间，那么狭义的社会组织就处于市场与政府之间，它们壹方面独立于国家、政府，另壹方面又独立于经济、市场，属于经济与政治、市场与政府之间那壹块社会生活空间，这壹空间伴随著人类需求结构由低级向高级的升迁，伴随著经济生活在人类生活中比重的下降与精神文化生活、消闲娱乐和人际交往在人类生活中比重的上升，而显得越来越宽广了。

社会民主主义，顾名思义，比自由民主主义更加重视“社会”的发育和完善，对壹切来自社会的自治和自组织，对于壹切促进人类合作、联合和团结的努力，都表示由衷的高兴和欢迎。社会民主主义固然主要依托于工人阶级和劳工运动，但对于其他壹切社会群体的自治和平权运动，包括消费者运动、环保运动、企业社会责任运动、教育平权运动、养老平权运动、医疗平权运动、居住平权运动、少数族裔平权运动、妇女平权运动、残疾人平权运动、性少数平权运动等等，都予以道义的声援和实际的支持。

三、社会互助和社会保险是社会团结的纽带和社会安全的阀门

自古以来，民间社会就存在著互助互济的传统，特别是在圈地运动和资本主义早期发展阶段，出现了失地农民、行会手工业工人和工场手工业工人的兄弟会、互助会、共济会，他们是工会和合作社的雏形。工会和合作社是劳动者互助互济的较高形式，但刚开始时它们专注于劳动者在职或就业时期的利益增进，而无力顾及劳动者在年老、伤残、疾病、失业、生育等等没有劳动收入时的基本生活保障问题，而且工会和合作社也覆盖不到非劳动者（如残疾人、家庭妇女、鳏寡孤独、无业人员等等），这样壹来，相当壹部分人的生老病死就成了壹个市场和政府两不管的严重的社会问题。主要是在劳工运动的推动下，这个问题以“社会保险”的方式得到了解决。

社会保险可以说是社会互助的最高形式，它从市场和政府筹集资金（包括个人缴纳部分、企业缴纳部分、政府缴纳部分），建立社会保险基金，让其承担济困扶危、转移支付的功能。社会保险是处于市场经济与国家政治之间的中间领域，由工会代表、雇主协会代表和政府代表组成管理机构，按照公开、民主、公平的原则，负责社会保险制度的运行和社会保险基金的运营。

劳工运动和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壹方面天然具有团结互助的价值观念，另壹方面承担著为最弱势群体争取基本生存权利的现实任务，当然把推动社会互助和社会保险作为自己长期努力的目标，并终于通过国家立法建立了社会保险体系。这是壹个伟大的历史进步，以至包括自由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思想政治力量在内的整个现代社会，都接纳这个体系作为基本的人权保障体系。

第四章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学

政治，是社会生活的壹个重要领域，自古以来，政治权力无远弗届、无孔不入地渗透到其他社会生活领域，在经济、社会、文化生活及其结构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到处可见政治权力活跃的身影。社会民主主义所追求的社会市场经济、社会个人所有制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制度与阶级竞合、正和博弈、橄榄形状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是不可能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建立起来的，而只能通过宪政、民主和法治建立起来。

极权专制权治与宪政民主法治

壹、极权、专制与王霸统治

世界史若按古代、近代、现代划分，那么，古代社会，即经济上以农业文明和自然经济为主的社会，在政治上大都是极权、专制和权治社会，不管在古代社会中，出现了多少宪政、民主和法治的因素以至雏型，都不能改变这壹事实。在人类历史上，极权、专制和权治是先于宪政、民主和法治而出现的。

1、极权政治

极权政治，也可称之为无限政治，即壹种无限政府宰制整个社会生活的政治，在这里，政府不仅垄断政治权利，而且垄断和控制经济文化权利，渗透或监控私人生活领域，建立起政经合壹、政教合壹的国家制度。

如果说古希腊雅典城邦和罗马共和国真的形成某种近似现代宪政的雏型的话（考虑到这些地方的手工业和商业经济比较发达），也不能因此否定下述结论：在整个古代世界，极权政治占绝对主导地位；虽然私有制和私有财产早就产生，但在古代世界并未取得主导地位：

首先，拥有私有财产的人只占社会总人口的少数或极少数，而大部分人口不仅没有私有财产权，连人身自由和劳动力所有权都没有——他们只是个别人或者国家的奴隶和农奴。就以雅典城邦而言，奴隶占其人口大多数。

其次，在古代农业社会，公地制度并未解体，在欧洲中世纪农村、古代俄罗斯村社、中国古代农村，公地以至公田都是普遍存在的，它们由奴隶主、封建领主、地主、小农按照某种村规民约加以共同利用。

最后，也最重要的是，古代国家拥有极大的经济势力：它们不仅本身拥有全国相当壹部分土地、官营手工业和官营商业，而且凭借其手中的政治权力，无偿征取徭役和劳役，征收普遍而沉重的税收和苛捐杂税，而且基本上没有保障私有财产的法律，没有私法和民法体系，国家可以任意抄收、褫夺、罚没臣民的私有财产。这种情况在中国尤其严重，因为中国的王权是“绝对王权”，替天行道、代天牧民，对土地和人民拥有终极所有权，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皇帝在理论上和法律上，可以无条件地剥夺臣民的私有财产，以至其生命。

极权政治的衰落与私有财产权的确立，是互为条件的：越是私有财产权有限和相对的地方，政治权力越是无限和绝对，越是私有财产无限和绝对的地方，政治权力就越是有限和相对。

极权政治虽然普遍存在于古代世界，但离我们今天又很近。事实上，20世纪冒出两种登峰造极的极权政府，即黑色法西斯纳粹政权和红色共产主义恐怖政权。我们所说的古代和现代，是以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时间和历史的中轴来划分的，由此观之，世界上还有许多国家和地区处在前现代历史中，这些国家和地区普遍存在著极权政治，也就不足为怪了。

2、专制政治

极权政治与专制政治是有所区别的两个概念：前者指国家权力具有无限的范围，后者指国家权力的产生并非来自民众的授权，并且被控制和垄断在少数人（君主、贵族、官僚、政党）手中。在古代历史上，极权政治和专制政治有时并不完全合壹，比如在11～13世纪，英国贵族反抗王权的无限扩张，逼迫英王先后签订《自由宪章》和《大宪章》，此时英王无疑垄断了国家权力，但这种权力却不是无限的，而是有限的，不能够完全控制经济和文化生活；古希腊的斯巴达无疑实行的是壹种极权政治，但这种政治又不是由极少数人垄断和专制的，而是由全体奴隶主民主共享的。

3、王霸统治（权治）

学者们壹般将极权专制政治称之为“人治”，而把宪政民主政治称之为“法治”。人们大概想突出极权专制政治的随意性、任意性、掌权者为所欲为的特征，而宪政民主则是按照法律（公意）而不是掌权者的个人意志进行治理。

但“人治”这个概念带有很大的局限性：首先，无论是极权专制，还是宪政民主，都是人在进行统治和治理，在这个意义上，法治也是人治，即人依法而治。如以“人治”与“法治”相对立，就会给人壹种错觉，即“法治”仿佛是壹种客观的、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法”、“道”、“规律”之类的东西在自行或通过人、假借人进行治理，“法”成为政治的主体，而人则成为政治的载体。另壹方面，极权专制政治在通常情况下也是按照壹定的法律进行统治，即依法而治，只不过这种法律是少数人私意的法律化，而不是公意的法律化。这样壹来，岂非极权专制也是“法治”了吗？其次，“人治”概念不能突出极权专制政治的权大于法、掌权者任意立法、少数人的私意高于全体社会成员的公意这壹本质特征。

因此，如果说极权专制政治是指权大于法，即政治权力大于法律、私意高于公意、政府权力凌驾于人民的基本权利，而宪政民主是指法大于权，即法律大于政治权力、公意高于私意、人民的基本权利凌驾于政府权力，那么，极权专制政治应当恰当地称之为“王霸统治”，即“权治”，与宪政民主政治作为“法治”相对而立。这样壹来，“人治”这种含混不清的概念就被“权治”这种明确的概念所取代，而人与法、人治与法治之间那种引起种种误解和混乱的对立，被权与法、权治与法治这种逻辑上不会自相矛盾的对立所取代。

王霸统治和权治，是极权政治与专制政治的统壹，即少数人凭借暴力、武力行使无限制的政治权力，是政治权力制定法律，而不是用法律规定政治权力的范围、边界和限度，是少数人掌握政府权力并宰制全部社会生活，而不是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社会与国家、公民与政府依照法律划定疆界，各自行使自己的权利和履行自己的义务。王霸统治和权治的概念准确地突出了极权专制政治中政治权力大于或高于壹切、人们不择手段地追求和获取政治权力、政治权力不受民众控制和监督的本质特征（“人治”概念则不能突出这些特征）。

在王霸统治中，政治权力不是按民主程序自下而上地、和平地产生的，而是通过残酷的政治斗争、政变、阴谋、杀伐、战争、造反、起义、革命等暴力手段产生，最后的胜利者是那些最有政治计谋、军事力量最强大的人。当然，经济基础和民心向背也在起作用，但它们不起直接的支配作用，而只起壹种最终否决权和最终认可权的作用。在经济基础、民心向背与政治斗争的最后结局之间，有壹个广阔的空间任人纵横捭阖，斗阴斗狠，以势力论英雄是王霸政治最高的“游戏规则”。

二、宪政、民主与法治

1、宪政的产生和基本原则

宪政是以宪法这壹根本法、最高法（全体社会成员必须共同遵守的基本准则）规定政治权力与社会生活、国家与公民、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各自的权利和义务的政治制度。

在古代罗马，已有宪政的萌芽，其时罗马虽无宪法，但却有较为系统的私法即民法（包括人法、物法、诉讼法三部分），其中人法规定了人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物法规定了各种财产权如物权、债权、继承权，诉讼法规定了民事诉讼程序，这些法律实际上已划定了政治权力与公民权利的疆界，并且成为资本主义民法和私法的重要来源。

宪政的直接来源是中世纪末期英国封建主对英国国王的反抗和限制，以及西欧各地城市自治共和国的发展（其中意大利各商业共和国最负盛名）。如果说《自由宪章》和《大宪章》主要表现了农业经济和封建经济基础上的宪政的产生和发展，那么，城市商业共和国的建立和发展，则表明了手工业和商业经济基础上城市宪政的发育成长。英国和西欧各城市共和国的宪政水平还很低，英国贵族因为没有得到底层民众的支持，不仅自己只获得某种防御性的、否定性的、消极的政治权利，而且对王权政府的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的积极的限制也很有限，至于城市共和国，在封建专制的外部威慑和渗透下，基本上都衰落了。

《大宪章》以后，经过长达几个世纪的经济发展和政治斗争，为了处理国王、贵族和新兴平民力量相互交叉的三角关系，议会这种政治机制应运而生。议会与传统的贵族会议有很大不同：议会包括社会各阶级的代表，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其中以新兴农业和商业资本为财产基础的骑士、乡绅、市民，在议会占半数以上席位，这些人后来成为议会中的下院，在英国革命中和革命后成为决定性的政治力量；议会成为强有力捍卫纳税人权益和私有财产权利的机构，不仅扩展了批准赋税的权力、监管征税和税收开支的权力、限制国王违法勒索的权力，而且获得参与立法的权力。17世纪英国革命和《权利法案》这壹宪法性文件的实施，确立了议会完整的立法权、对政府完全的财政控制权、对国王及其臣属的弹劾权以及组织军队的权力，确立了君主立宪制。

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继承了英国革命的基本原则，但比英国的君主立宪更为彻底，并且因为吸收了洛克等人对英国宪政经验的总结，而上升到理论的高度。1776年，著名的《弗吉尼亚权利宣言》第壹条宣布：“壹切人生来同等自由、独立，并享有某种天赋的权利。这些权利在他们进入社会的状态时，是不能用任何契约对他们的后代加以祛夺或剥夺的；这些权利就是享有生命和自由，取得财产和占有财产的手段，以及对幸福和安全的追求和获得。”1789年，法国国民议会颁布的《人权宣言》，在历史上第壹次以宪法的形式明确地宣布了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除非当合法认定的公共需要所显然必需时，且在公平而预先赔偿的条件下，任何人的财产不得受到剥夺”；“任何政治结合的目的，都在于保持人的自然和不可动摇的权利。这些权利就是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

宪政的基本原则是：

（1）公民权利至上的原则。政治权力不是自为目的的，而是为了维护公民的生命权、财产权、自由权等基本人权，现代宪政还进壹步将弱者获得物质帮助和基本社会福利的权利列入基本人权。政治权力如果不能维护而是侵犯和损害基本人权的话，就是违宪的和违法的。

（2）社会和国家分离的原则（政经分离、政教分离原则）。国家是社会成员为解决某些公共问题而创制的，而经济、宗教信仰、精神生活，则基本上是私人生活领域，国家不能垄断或肆意干预社会的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除非法律明文禁止，公民的私人生活不受限制（法无禁止即可为）。

（3）有限国家、有限政府或“小政府、大社会”原则。这是从第二条原则直接推论出来的：政府的规模、权力和活动范围是有限的，而不是无限的。

（4）分权原则。壹方面将国家权力划分为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并分属于不同的机构，使之彼此监督、彼此制约；另壹方面，实行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分权，形成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相互制衡机制。

（5）民主原则。壹方面，民众的同意和选举，是政治权力合法性的唯壹来源；另壹方面，对于民主产生的、有权力限制和任期限制的公职人员，也必须经常予以监督和制约，防止他们腐化堕落，促使他们更好地维护公民权利和公众利益。

（6）法治原则。对政治权力的限制和公民权利的保护，政治权力的目的、范围、大小、界限，必须以“全民公意”、最高法、根本法、宪法形式加以规定并昭示于天下，对任何违宪行为，尤其是政治权力、政府、政府官员的违宪行为，都要加以法律制裁。

（7）人性可疑原则。人性含恶是宪政的人性论和本体论基础，怀疑论是宪政思想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基础。宪政环境中形成的壹个普遍共识是，掌握政治权力的人是不可轻信的，如果没有对权力的制约，权力必然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

2、民主的产生和基本原则

所谓民主，是指国家权力由人民产生、由人民参与行使、由人民制约和监督的政治制度。

远古民主：民主在近代后于宪政，但在远古时代则先于宪政。原始氏族和部落的民主，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民主。这种民主与现代宪政民主区别极大，因为它是壹种极权民主——每个个体极为弱小，不得不抱成壹团就壹切事情实行共同决策，没有个人的独立和自由，不存在私人生活领域。这种民主不是个体觉醒和解放后主动追求的结果，而是出于严酷的生存必然性的被动适应。这就可以很好地解释，为什么当壹部分个人变得相对强大以后，这种极权民主就普遍地让位于极权专制：之所以是极权，是因为大多数个体仍然软弱无力而不得不依赖于共同体；之所以是专制，是因为少数个体强大到了能够垄断性地支配公共权力的程度。

古代民主：主要指古希腊、古罗马的民主。古希腊城邦继承了原始民主政治的遗风，其中斯巴达是典型的极权民主，雅典民主则带有半极权性质。古希腊民主在时间上略早于并影响了古罗马民主，但古罗马民主也具有其特殊性，即它是在更广大的地域范围内实行的，因此不具备古希腊民主那种民众直接参与的特点和极权化的倾向，而是某种古代代议制和有限政府。虽然古希腊民主与古罗马民主有相异之处，但两者也有共通之处，即都是奴隶主和自由民的民主，而占人口大多数的奴隶则被视之为物体和奴隶主的财产，连人的资格都不具备，更不可能享有什么政治权利。据记载，雅典自由公民有9万人，而奴隶和被保护民达41万人，他们不享有平等的政治权利。

可以说，在整个古代世界，不管是在东方还是在西方，不管是在奴隶—奴隶主经济时期还是在封建主—农奴、地主—农民经济时期，古代专制都是普遍存在的，古希腊民主与古罗马民主只是古代专制世界缝隙中两个特例和两段短暂的插曲。当然，它们也不是无根无据的，不是天外流星般的偶然存在——它们之所以得以产生和发展，正是因为它们处于东、西两大古代世界的交汇之处的地中海沿岸，它们得益于壹种不同于农业和自然经济的异质的、新质的经济因素——手工业、商业、海外贸易等商品经济因素的成长，而当这种新的经济因素衰落时，古希腊罗马民主自然也就衰落了。

近现代民主：英国中世纪末期的《大宪章》虽然限制了王权，但王权本身的专制垄断性质依然没变。近现代民主的真正起源是意大利各商业共和国及西欧各国都曾出现过的城市政权，它们是在壹种新的经济基础即工商业和商品经济之上发展起来的，其中有些城市政权和城市共和国或者被君主封建专制和教会专制力量直接扑灭了，有些则因为长期抵抗外敌而导致自身民主的衰落。随著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在欧美国家的普遍发展，更多的民主之火燃烧起来，终于导致民主力量与专制力量的总决战——英国革命、美国独立战争、法国革命，随后大多数欧洲国家都爆发资产阶级革命，推翻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民主共和制度。

民主的基本原则是：

（1）普选权原则即政治权利人人平等的原则，又可称为主权在民或人民主权原则。虽然资产阶级民主最初对选举权还有财产、性别、种族等方面的限制和歧视，但都相继被破除了，各西方民主国家的公民获得了普遍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以及表达政治意见和参与政治制度化运行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

（2）壹人壹票、少数服从多数和保护少数的政治权利的原则。壹人壹票通常只能按多数同意原则做出决策，要求少数服从多数，但多数同意并不等于多数专制和多数专政，因为按民主的第壹条原则，少数派仍然拥有不可随意剥夺的政治权利，完全有权利继续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争取更多的人的支持，以便使自己由少数变为多数。这是民主政治的壹种和平的、公平的游戏规则，这种游戏规则因此被称之为共和原则，民主与共和因此而并称，民主政治因此而被称之为共和政治，民主政权因此也被称之为共和国。

（3）间接民主与直接民主、代议制与参与制相结合的原则。现代社会公民通常通过选举授权，让议会代表、行政官员、法官等专业人士代行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但也保留了壹些直接参与政治决策的权利，比如通过个人创制和全民公决参与立宪和修宪，通过全民直选产生总统，通过陪审团参与司法判决，随著网络技术的高度发达，还会出现更多参与制与直接民主的发展空间。

（4）多党制原则。如果说议会、政府、法院构成国家权力机构和政治权力运行体制，那么多党竞争则是壹种政治动员机制和政治权力产生和形成的机制。公民、家庭、企业——社团、社区——政党——国家，构成壹个自下而上的、从微观到宏观的自组织过程。政党不是国家权力机构，而属于民间社会，必须从民间社会募集自愿的经济和民意支持来解决其生存和发展问题，只有在选举获胜以后才能获得有限期的执政地位。政党制度必然是多党制，这是由现代社会多元的经济结构、利益结构和阶级结构决定的。根据各主要阶级所处的经济、社会、文化地位，壹般会出现在政治上代表它们的几个主要相互竞争的政党，小政党则代表范围较小的阶层或利益团体。

（5）宪政原则。民主必须符合宪政，也就是说，由人民选举产生的政治权力，也是有限的，也不能取消公私两个领域的界限，也不能扩张和膨胀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控制私人生活的各个角落和环节。如果有这样壹种由人民选举产生而又反过来控制人民的壹切的政治权力，它就不能叫做宪政民主，而只能叫做极权民主。在正常情况下，人民不可能选举产生壹种从方方面面控制人民自己的政治权力，在某些特定历史情况下产生的极权民主，古代斯巴达国家、近代的雅各宾专政、20世纪的纳粹和共产政权，很快就会演变为极权专制，因此非宪政的极权民主本质上就不是民主，而是假人民之名实行的、最恶劣和极端的专制。

（6）法治原则。民主正如宪政，都必须遵循法治原则。公民和政党必须遵守选举法和政党法、议会必须遵守立法法、政府必须遵守行政法、法院必须遵守诉讼法、壹切国家权力机构都必须遵守国家赔偿法、壹切参与民主政治过程的主体都必须遵守宪法。民主选举产生的政治权力也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即使要修改宪法和法律，也必须按照壹定的法律程序进行。民主如果没有建立在法治的基础上，就会沦为无法无天的暴民统治和暴民专政，这种暴民统治和暴民专政，必然由暴君统治和暴君专制来收拾残局。人民壹旦失去理智、放纵人性之恶，甚至比君主专制带来更加可怕的人间惨剧。

（7）人性可信原则。民主虽然也有自我怀疑的方面，但基本上是以人性可信为哲学基础的。首先，人民对政治过程的参与和对政治权力的约束，是以其本身的人性自信为前提的，相信民主比专制具有优越性；其次，人民对他们所投票选举的政党和候选人抱基本信任的态度，否则他们就会不去投票了，这样一来，在民主而非专制的情况下，国家政权反而产生不出来了，结果社会就会陷入无政府状态，从而导致“民主的悖论”；最后，从民主的历史经验可以看出，民主产生的政治领袖总体上无疑比专制君主优良得多、道德水平高得多。当然，受到宪政的人性可疑原则的限制，人民对他们所选举的政治领导人也不会持绝对信任的态度。

3、宪政与民主的区别和矛盾

宪政和民主所要解决问题并不壹样：宪政要解决的是政治权力的范围、大小、界限问题，其办法是通过划分市民社会与国家、经济文化领域与政治领域、私人生活领域与公共生活领域，来限定和限制政治权力；民主所要解决的是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来源和谁来掌权的问题，其办法是通过公民的选举产生国家权力，并且由公民制约和监督这种权力。宪政的对立面是极权，民主的对立面是专制。

在历史上，宪政与民主出现过分立的情形：古代的原始民主、斯巴达民主、雅各宾民主、纳粹的民主、共产党的民主，并不是宪政的民主，而是壹种极权的民主；古罗马帝国、中世纪末期的英格兰王国、拿破仑帝国的宪政，并不是壹种民主的宪政，而是壹种专制的宪政。至于雅典城邦、罗马共和国、意大利城市共和国出现的宪政与民主的初步结合，也导向两者的分离：或者导向带有极权色彩的民主（在雅典城邦），或者导向带有专制色彩的宪政（在罗马共和国和意大利城市共和国）。

即使在现代历史条件下，宪政与民主仍然存在壹定的矛盾：宪政要求严格地缩小政治权力的范围，而民主则要求扩大政治权力的范围。从亚当•斯密时代的“守夜人国家”，壹直发展到社会民主党的“全民福利国家”，其间经历了宪政主义和民主主义、自由主义与平等主义、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右派与左派反复不断的斗争和拉锯。当然，尽管当今民主国家的政治权力已经比自由放任资本主义时期大得多，但仍然没有突破宪政的基本框架。

4、宪政与民主的统壹性

宪政与民主在本质上又是同壹的，这种同壹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两者有共同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越来越普遍的私有财产和市场经济，以及越来越具有自由、平等意识的普通个人和全体公民。宪政所要保护的是“每壹个人”的生命权、自由权、财产权等等基本人权，民主所要争取的是“所有公民”管理国家、当家作主的权利。在这里，“每壹个人”与“所有公民”是同义的。宪政与民主的主体都是社会全体成员，而不是社会上某个特权阶级，只不过它们的任务、它们所要解决的问题、它们的角度有所不同而已。

（2）两者互为产生和发展的条件。从历史上看，近现代宪政和民主的产生和发展完全是互为条件的，几乎是同步的。没有以民众为强大后盾的议会权力的产生和发展，对于“绝对王权”的限制和逐步剥夺就是不可能的，而没有私有财产权和人身自由权的逐步确立和进壹步发展的需要，民主就既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通过限制王权的斗争而发展民主，通过第三等级、平民争取政治权利的斗争而确立宪政，完全是壹回事。资产阶级革命同时确立了宪政和民主，这种确立，同时也是争取更高阶段的宪政和民主的开始：宪政由对王权的限制进壹步转化为对民主政府本身的限制，而民主则由有产阶级的、资产阶级的民主向无产阶级和壹切公民扩展。最早的无产阶级是拥护资产阶级的宪政民主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是这两个阶级共同的敌人。资产阶级反对君主、贵族的斗争对无产阶级是有利的，于是它们结成“第三等级”，共同争取针对君主、贵族的宪政和民主。君主、贵族退出历史舞台而资产阶级当政以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走向前台，宪政与民主进入壹个新的历史时期。

（3）两者相互渗透，具有直接的同壹性。首先，宪政包含民主，宪政所要保护的公民基本权利，本身就包括政治权利，即管理公共事务、国家事务的民主权利；其次，民主包含宪政，宪政的基本规则——宪法这壹规定公民和国家双方权利义务的总章程，本身就是全体公民通过壹定的程序制定出来的。真正的民主本质上是宪政的，即人民、公民为了确保自己的基本权利，应该自己限制由自己所选举产生和参与执行的政治权力，设想人民、公民选举产生壹种全能的、全面地控制自己生活的每壹个方面的政治权力，是不可思议的，是自相矛盾的，是违反人类理性的；真正的宪政本质上是民主的，即人民、公民自己做出限制由自己选举产生的政治权力的决定，人民、公民要自己约束自己，不能要求国家、政府满足自己的壹切需要和愿望，不要授予国家、政府解决壹切社会问题的权力。

5、法治：宪政与民主的合题

“法”的最本质的含义是公民权利与公共权力之间的界限、界标、准绳、尺度；所谓法治，就是人民、公民依据自己所制定和认可的宪法和法律，壹方面选举产生国家和政府机关，积极地解决社会的公共问题，另壹方面，防止和限制国家和政府机关超出自己的权力范围而侵犯公民、人民的基本人权和侵入公民、人民的私人生活、自主生活领域。

对上述定义可作如下进壹步的剖析：

第壹，法治不等于壹个客观的、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绝对的“法本身”、“法实体”在自行进行统治，这样来理解法治的话，壹方面无法理解法的来源和本质，抽掉了法的人性基础和法的人类来源，遮蔽和扼杀了法的经验主体，导致法的神秘化和客观主义化；另壹方面，又给某些人以法的人格代表的身份专制地行使政治权力提供了绝妙的机会。法是经验的、人性化的、由人制定出来的规则，只不过不是由个别人制定出来的，而是由全体公民按壹定程序制订出来的，是全体社会成员意志的表达，即“公意”。在这个意义上讲，法治也就是人依法而治，只不过不是依据只是体现少数人专横意志的法而治，而是国家、政府依据作为“公意”的法而进行治理。

第二，法治也不能简单地等同于“依法而治”。法治固然也是“依法而法”，但依法而治不等于法治，因为依法而治既可能是依照少数人制定的特殊法甚至恶法而治，也可能是指依照“公意”而制定的普遍法和良法而治。少数人制定的法是不必要表达“公意”的，并且本身就是对付绝大多数普通人的，因此，少数人随时可以改变这些法，因为权大于法；而作为“公意”表达的普遍法，非经全体公民同意是不可能随意改变的，因为法大于权。少数人制定的法，当然也是由少数人来执行的，又因为缺乏强有力的制约机制，这种执行带有很大的随意性，以罚代法、贪赃枉法就是很普遍的；而作为“公意”的普遍法虽然也是由少数人执行的，但由于建立了强有力的监督和制约机制，法的普遍性就不容易受到损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就会成为公民与执法和司法机构的共识。

第三，法治是宪政与民主的对立统壹，是在宪政与民主之间保持壹种合理的张力，没有宪政和民主，就根本不可能有法治，所谓“法治先行论”是自欺欺人的谎言。法治就是宪政的民主和民主的宪政，它是宪政与民主在差别、矛盾和对立的基础上达到统壹，又在统壹中包含壹定的差别、矛盾和对立。宪政确认公民基本人权的优先性和政治权力的有限性，并且使之成为最高的法律原则。宪政的这种基本要求，使得即使是民主的政治权力也不能随意侵犯公民的基本权利。由于民主实际上总是多数人在政治竞争中获胜，因此宪政要求，即使是多数人掌握政治权力，也不能剥夺少数人的政治权利，更不能剥夺少数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等等基本人权。宪政永远保护少数派继续参与民主政治的权利，保护少数派争取变成多数派的权利。宪政还要求，即使是对那些保守的、跟不上时代步伐的少数派，也要保护他们的基本人权，即使是对那些反社会、反人类的犯罪分子，只要是罪不至死，就不能剥夺他的生命权和政治权利，只要是不被判处无期徒刑，就不能剥夺他的政治权利，只要是不被判处有期徒刑，就不能剥夺他的人身自由权。至于他们曾经合法地拥有的财产，更是不能剥夺的。宪政的这壹要求使得民主注定不可能是壹个阶级对另壹个阶级或者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专政，在宪政之下，没有哪个阶级或者哪壹个特定的人群生来就要成为专政对象。宪政民主不是任何壹种专政，因为没有确定的专政对象，至于那些反社会、反人类的犯罪分子之所以遭到惩处，不是因为他们是属于哪个特定的阶级或阶层（实际上，他们出现在每壹个阶级和阶层之中），而是因为他们侵犯了其他人的基本权利，或者损害了公共利益。

第四，法治的真正对立面是王霸统治或权治。至此，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法治就是民主产生的政治权力按照全体公民参与制定和认可的宪法和法律治理社会，而每个公民则依据全体公民参与制定和认可的宪法和法律捍卫和追求自己的基本权利。在这里，法律高于权力，公民权利高于国家政治权力。这与王霸统治或权治构成尖锐的对立，后者是凭借暴力产生的王权和霸权依照统治者自己制定的法律来统治社会，而每壹个普通民众除了服从王权和霸权外，不可能公开地、合法地捍卫和追求自己的基本权利。在这里，权力大于法律，国家（政治）权力大于公民权利。

可以把法治的基本原则大致归纳如下：

（1）公正性原则，又称正义原则。法律的制定，法律的执行和实施，都必须是公正的，前者称之为“立法公正”，后者称之为“执法公正”、“司法公正”；前者强调立法程序和法律的内容的公正，后者强调法律的执行和实施过程的公正。公正是法治的生命和灵魂，没有公正就没有法治。

（2）普适性原则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法律规定了公民的权利，规定了国家机构的权力，规定了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任何个人和任何组织都必须无条件地遵守，公民、企业、团体、政党、政府，不论是谁，只要违反了法律，就必须受到严格的制裁。如果壹些人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而不受法律制裁，其他人就会援引而效仿，法律就会成为壹纸空文。法律的普适性和强制性还要求，在依照法定程序修改法律之前，即算是有缺陷的法律，也必须得到遵守，如果人们都以法律有缺陷为名而不遵守法律，法治也就会荡然无存。

（3）法大于权、依法行政原则。在法治条件下，公民必须守法，政府和政府官员更应该守法，这不仅因为政府和政府官员握有普通公民所不拥有的权力，可以比公民更容易地谋取私利，也可能给公共利益和公民个人利益带来巨大的、不可挽回的损失，而且也因为政府和政府官员的不守法，具有极大的示范效应和带头作用，会极大地败坏公民的守法意识和社会的法治精神。法大于权、依法行政要求政府的壹切活动都有法律依据（法无授权不可为），违法了就要承担法律责任，并对被损害的公民做出赔偿，同时公民有依法抗拒政府违法行为的权利。

（4）司法独立、违宪审查原则。司法独立是法治的制度性条件之壹，立法机关可以依法监督和质询司法机关，行政机关可以对司法结果提起申诉和抗辩，但却不能够事前和事中干预独立的司法过程。不仅如此，宪法法院或者最高法院，还有权审查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和行政机关制定的法规、规章是否符合宪法，也有权在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发生尖锐冲突的时候，做出双方行为是否符合宪法的裁定，如果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双方都不服宪法法院的审查和裁定，则最后交付全民公决。

（5）宪政原则。法治内在地包含了宪政原则，也就是说，法治的前提是必须以最高法即宪法的形式对基本的社会制度、公民基本权利至上和政府权力的界限做出规定，其他壹切法律都必须与宪法相壹致。

（6）民主原则。法治内在地包含了民主原则，也就是说，包括宪法在内的壹切法律，都必须通过民主程序来制定，都必须充分地表达、综合全体公民的意志，少数人制定并只表达少数人意志的法律，必定是王霸统治的法律，而不是法治的法律。

（7）人性可疑和人性可信互补的原则。为什么要法治，而不要权治？因为人性是可疑的，掌握政治权力的人永远有可能越权侵犯公民的权利，因此必须在权力之上高悬通过民主程序制定的、保障全体公民基本权利的、每个人包括掌权者必须遵守的法律，以约束人们尤其是掌权者的行为；法治又不是“神治”或“物治”，不是非人之治，而是人治，只不过不是少数人的专治、专制之治，而是所有人的民主之治（林肯称之为“民有、民治、民享”），因为人性又是可信的，人民有能力自己治理自己，有能力从无数个人中发展出壹种作为“社会合作的扩展秩序”的政治制度，壹种和平的而不是暴力的、文明的而不是野蛮的、竞争而又合作的而不是妳死我活的、正和对局的而不是零和对局的、弘扬人性之善的而不是纵容人性之恶的“政治游戏规则”。当然，宪政虽以人性可疑为基本前提，但也包含人性可信的成分，即宪政相信政府在其有限的权力范围内有存在的必要性、有解决公共问题和满足公共需要的合理性以及为公民造福的可能性；民主虽然以人性可信为基本前提，但也包含人性可疑的成分，即民众对于自己选举出来的政府和政府官员，也要设置壹系列的防范、制约和监督机制，以防止政治权力的异化，并在此基础上发挥出政治权力止恶扬善的积极功能。人性可疑和人性可信就这样相互补充而构成法治的哲学基础。

宪政、民主、法治与自由、平等、正义

当我们论述宪政、民主、法治的起源、性质和基本原则时，自由、平等、正义这三个概念已经多次出现了。人所共知，自由、平等、正义是人类梦想和追求的最珍贵的价值目标。那么，宪政、民主、法治与自由、平等、正义之间有什么关系？

尽管宪政与平等、正义，民主与自由、正义，法治与自由、平等有著深刻的关系，但就其直接对应关系而言，宪政主要满足自由的诉求，民主主要满足平等的诉求，法治主要满足正义的诉求。当我们强调宪政的首要原则是个人权利、公民权利至上的原则，民主的首要原则是公民政治权利人人平等的原则，法治的主要原则是公平性、公正性和正义性原则时，已经显示了这种壹壹对应的关系。

壹、宪政的目的是为了确保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

从宪政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想家的大量论述来看，宪政与自由的这种手段与目的的对应关系是很明显的，人们在追求宪政的过程中，首先想到的也正是通过限制政府权力捍卫自己的自由，而较少把宪政与平等紧密地联系在壹起。的的确确，对自由的最大危害和威胁，莫过于无限制的、极端的、绝对的政治权力：自由也许会和某种开明的专制（有限制、有边界的政治权力）短暂地联姻，但绝不可能在极权政治、全能国家、无限政府下存在和发展；极权之下，大多数人在壹切方面都是不自由的，而在专制之下，大多数人在政治上当然也是不自由的，但在经济上和文化上可以保持相当程度的自由。

二、民主的目的是为了满足公民对平等的要求

从民主主义和平等主义思想家的大量论述来看，民主与平等的这种手段与目的的对应关系也是很明显的。人们在追求民主的过程中，首先想到的也是通过掌握政治权力来满足自己对平等的要求。的确，对平等的最大危害和威胁，莫过于壹种仅仅由少数人垄断性地掌握著的政治权力，这种专制权力不仅使人们不可能参与对公共事物的管理，而且彻底断绝了人们通过公共权力、通过法律和政策来改变其经济、社会不平等的可能性。民主与专制是直接对立的，而民主与极权还可能有某种短暂的结合：壹方面，壹种无所不能的国家权力有可能强制性地使全体人民处在壹种平均主义的状态，从而满足部分人的平等愿望或者满足所有人的某些平等愿望（比如保证每壹个公民的就业和基本福利）；另壹方面，当民主极端化、绝对化时，政治权力也会变成壹种极权力量，控制整个社会的各个方面和每个公民的壹言壹行。

民主与平等的紧密联系还表现在，民主是通过普选制和壹人壹票制来运行的，因此，它表现出壹种数量的优势，特别适合于占社会人口相当数量的下层和弱势民众通过民主选举政治权力来提高自己的社会经济地位。而宪政并不包含这层意思，相反，宪政要通过限制政治权力而让公民充分自由地生存和发展，而且宪政并不承诺结果的平等，而是肯定差别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因此，宪政尤其为处于社会上层的公民所特别强调。如果说，民主有使政治权力扩张的倾向，那么宪政则极力限制政治权力。当社会在经济上处于两极分化的情况下，有可能导致宪政与民主的对抗性矛盾，结果或者是由社会上层垄断性地控制政治权力、压制民主，以确保自身的特殊利益；或者是社会下层通过建立强大的民主政权，取消宪政，建立壹个平均主义的社会。只有在阶级矛盾比较温和或中产阶级占社会人口绝大多数时，宪政与民主才会互相趋近，而保持壹种合理的张力。

三、法治的目的是为了建立社会公正（公平和正义）

法治正是试图通过协调宪政和民主来同时满足自由和平等的诉求，从而使社会处于壹种正义的状态。由于自由与平等之间存在壹定的区别，因此，有些人更推崇自由以及宪政，而另外壹些人更推崇平等以及民主。法治就是要实现两者的统壹，而使法律处于不偏不倚的地位。所谓“法律是正义之剑”的说法，已经意识到了法律的正义本质（但未听有人说过“宪政是正义之剑”或“民主是正义之剑”）。自由的反面是奴役（宪政的反面是极权），平等的反面是等级、特权（民主的反面是专制），而正义的反面是邪恶、不公（法治的反面是权治、王霸统治）。不论是否定民主而仅仅维护极少数人的自由和权利的法律，还是否定自由而实行极权民主即多数人的专政的法律，都是邪恶的法律。真正的宪政必须也是民主的，即满足平等诉求的，真正的民主必须是宪政的，即满足自由诉求的。

人们通常把现代政治制度称之为“自由民主制度”，这是不准确的。根据上面的论述，准确的叫法应该是“宪政民主制度”即“法治制度”，它是满足“自由平等原理”即“正义原理”的方法、手段和途径。

在历史上，自由或平等、宪政或民主常常被不同的人特别强调，于是便形成自由主义、宪政主义与平等主义、民主主义两大思潮。总体上来说，自由主义、宪政主义以个人主义为哲学基础，而以资本主义为经济基础；平等主义、民主主义以集体主义为哲学基础，而以社会主义为经济基础。当然，这两种思潮不应该是对立的，而应该是互补的；双方壹旦绝对化，就会演变为不正义的、邪恶的东西（这在历史上都有实例）。事实上，以个人主义、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宪政主义为壹方，以集体主义、平等主义、社会主义、民主主义为壹方，在20世纪的历史发展中，已分别由右的方面和左的方面向中间（中道、正义）汇合，在经济上表现为私有制和公有制向混合所有制汇合、劳动和资本向人力资本汇合，在政治上则表现为宪政和民主向法治汇合，在社会结构上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向中产阶级汇合，在社会形态上表现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向社会资本主义或资本社会主义汇合。

有必要指出的是，平等、民主最初也主要是资产阶级所提倡和追求的，以此激烈反对封建特权和君主专制而伸张资产阶级的自由和权利，但在资产阶级成为社会的主导阶级后，他们当然更关心的是维护自身的优势地位，维护自身已经获得的自由和权利，于是平等、平等的自由权利便成为资本主义社会中处于弱势的无产阶级和中下层民众的追求目标，而民主也成为他们所达到这壹目标的主要手段：在普选权、政治权利人人平等的条件下，无产阶级和中下层民众具有选票数量上的优势，能够通过政治权力即立法、行政和司法途径，来提高自己的经济和社会地位。在现代社会，强势阶级更强调自由、宪政（但并不否定平等、民主），弱势阶级更强调平等、民主（但并不否定自由、宪政），双方之间已形成壹种既对立又统壹、

既竞争又合作的社会张力。

极右、中右、中左、极左的思想政治谱系

如果以宪政和民主两者高度完满的统壹状态为原点和轴心，就会出现中左、极左、中右、极右四种区分：中左追求更多民主但不否定宪政，中右追求更多宪政但不否定民主；极左只要民主不要宪政，但这种最初的极权民主必然导致极权专制，比如苏联、东欧、中国、古巴、朝鲜、柬埔寨等共产主义国家；极右只要精英治国不要民主，但这种最初的专制宪政也必然转变为专制极权，比如德国、意大利、日本、西班牙、智利等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国家；中左与中右竞争互补，极左与极右两极相通。

壹、左右划分的主要依据

1、左右划分的历史前提

在古代奴役等级和极权专制社会，只有垂直的上下尊卑之分，没有横向的左右之分。思想政治上的左和右主要是壹种现代的划分，左右划分主要是壹种现代的现象。诚然，在传统社会或古代社会，在壹定的区域范围或者壹定的历史时期，出现了某种趋于扁平化的社会结构，虽然那时候的人们并没有思想政治上左和右的概念和意识，我们现代人也可以用左和右的概念去进行描述和分析。比如，在古希腊和古罗马共和国时期，以及中世纪意大利等地的城邦共和国，由于出现了壹定范围内的公民社会和民主制度，荡平了壹些思想政治上的等级隔离，给有限数量的公民提供了壹个可以竞争的扁平的舞台，于是便出现了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的左右之争，拥有较多经济政治文化资源的贵族、家族、富人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偏于右，而拥有较少经济政治文化资源的平民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偏于左。

左右划分以三个历史条件为前提：壹是工业化、商业化、分工和交换的普遍发展，带来了市场经济的普遍发展，这意味著经济的多元化和自由竞争，经济领域因为吸引了最多的物力资源和人力资源，而成为社会生活中权重最大的壹个领域，基于生产要素所有者之间自由平等交换的经济逻辑，要求冲破暴力和政治权力对于生产、交换和分配的直接控制；二是经济、政治、文化三个社会生活领域的横向的、相对独立的扩展和发展，尤其是经济和文化对于政治的独立发展，使得过去人们只能顺著等级政治的阶梯往上爬这种狭隘的行为模式，转变为朝著经济、政治、文化三个不同的方向自由选择和发展的行为模式，公民社会和公民权利意识得以产生和发展；三是政治上由极权、专制和权治初步转向了宪政、民主和法治，垂直的、金字塔式的社会治理模式转向了横向的、扁平化的社会治理模式。

总之，没有社会结构的横向展开，没有公民社会的发展，没有保障这种展开和扩展的宪政民主法治，就无所谓左右划分而只有上下划分。当然，在现代化的早期，由于传统社会的惯性力量，还会出现财富、权力、文化等社会资源占有上的严重分化乃至两极分化，但是，以暴力和政治权力维系的僵硬的等级制度到底是被打破了，取而代之的是基于生产的阶级和阶层的分化，而这些阶级和阶层之间的横向竞争，原则上是没有血缘、宗法、法律、政治、意识形态等等垂直的、牢不可破的隔离和屏障的。

2、左右划分的几个依据

（1）以拥有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资源的多寡为依据

通常，拥有较多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资源的阶级和阶层（所谓精英），在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是偏右的，而拥有较少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资源的阶级和阶层（所谓平民），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是偏左的。这当然不否认，有些精英会成为左派，而有些平民会成为右派。

（2）以价值理念和价值取向为依据

现代社会以自由、平等、正义为普世价值，但不同的人群有不同的偏向。壹般而言，右派虽然不否认平等和正义，但坚定地把个人自由和个人权利放在第壹位，重视消极自由而相对忽视积极自由；如果也承认平等，那只承认与个人自由完全壹致的人格平等、权利平等、机会平等和规则平等，而坚决反对起点平等和结果平等、拒斥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如果也承认正义，那只承认基于自由的正义而否认基于平等的正义。与此相反，左派虽然不否认自由和差异，但坚定地把平等放在第壹位，重视积极自由而相对忽视消极自由；要求起点平等以及尽可能的结果平等，要求较高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要求基于平等之上的社会公正。

（3）以对市场经济的不同理解为依据

右派主张自由放任市场经济，或所谓自生自发的社会秩序，认为价格这只无形之手完全能够有效地调节供求矛盾，达到市场均衡，不存在所谓市场失灵，市场竞争能够自动地实现社会利益和公共福利的最大化，包括自动地调节劳资冲突和贫富分化；左派则主张社会市场经济，即认为市场不是孤立的和天然自足的，它受到来自社会的、政治的、法律的、宗教的、道德的各种力量的制约，尤其是受到联合起来的劳工力量的制约，劳资集体谈判这种有形之手或劳动力集体定价机制，与劳动力供求关系这只无形之手或劳动力个别定价机制，共同决定劳动力价格并调整劳资关系。

（4）以公民社会自身建设的逻辑和方式为依据

右派从个人自由优先的原理出发，主张较低程度的公民结社或联合，认为自由平等的公民个人之间，最多只存在阶层的区别，不存在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坚决反对威慑个人自由的任何形式的集体主义；左派也以承认个人自由和权利、公民结社自由为前提，但认为公民是分为不同阶级的，个人自由和权利应当上升为阶级的自由和权利，阶级壹旦产生，就在壹定程度上超越了个人自由，个人应该放弃壹定的自由和权利以实现阶级的团结、互助与联合，通过阶级之间的博弈而不是个人抗争或个人成功来解决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

（5）以对国家、政府、政治权力的态度为依据

右派主张最小国家和最小政府，凡是市场和社会能够解决的问题，都不允许国家、政府插手，国家、政府只需要维持市场竞争的秩序、社会的公共安全以及市场不愿提供或没有能力提供的某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就可以了，或者说，在宪政、民主、法治中，右派更重视宪政和法治，而相对忽视民主，如果也认同民主的话，主要指精英民主和间接民主，而反对大众民主和直接民主；左派虽然也认同宪政、民主、法治，认同“大社会、小政府”的基本框架，但更重视民主和法治而相对忽视宪政，认为壹个民主的政府，有义务为更多的公民尤其是处于弱势地位的公民提供更多的平等、福利、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为此左派呼吁更多和更直接的民主，并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促进所有社会成员的实质上的自由和平等。

（6）以要求进步的快慢、变革的急缓为依据

右派除了在其上升时期，在与封建主义和专制主义斗争时期主张彻底的革命和激烈的变革外，在其成为主流政治思想力量后，就倾向于对现存秩序持保守的态度，如果也要求进步和变革的话，那壹定是主张温和的改良和缓慢的变革，坚决反对革命和激烈的变革；左派则对现存秩序持比较激烈的批判态度，要求更多、更快、更彻底的改变，甚至要求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

（7）以对待传统的态度为依据

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化的过程中，右派接替了传统统治阶级，而在市场经济和宪政民主社会里占据了主导的、强势的地位，甚至壹度对处于弱势地位的阶级实行专政（比如限制底层民众的选举权、被选举权、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因此，右派对传统有更多温情的理解和包容；左派通常以弱势群体的代表为己任，认为现在的强势阶级和统治阶级与传统社会的统治阶级有许多相同之处，因此继续对传统社会和传统文化持激烈批判和否定的态度，甚至要求与传统进行最彻底的决裂。

极右、中右、中左、极左的思想政治定位和相互关系

1、极右、中右、中左、极左的思想政治定位

（1）极右。通常指那种突破平等的底线而赤裸裸地主张“优等人”的绝对自由和公开的社会不平等的思想政治力量，这往往是自由放任主义和市场原教旨主义的经济力量，或者其他某些社会力量如政治的、种族的、宗教的力量发展到极端的必然产物，是在丛林状态中获胜的强者的权力宣言，它在很大程度上返回到了传统社会的封建主义和专制主义。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军国主义、白人种族主义就是极右势力的典型代表。

（2）中右。通常指那种主张自由优先兼顾平等的思想政治力量，在现代社会，自由主义是典型的中右。自由主义按其对自由与平等关系的不同理解，本身又有右中左三种形态：偏右的是保守主义和自由至上主义，居中的是古典自由主义，偏左的是社会自由主义，或左翼自由主义。自由主义在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社会中是长期占据主流地位的意识形态，也是竞争性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以之为思想指导的中右政党如英国的保守党、美国的共和党、德国的基民盟，长期居于执政地位。

（3）中左。通常指那种主张平等优先兼顾自由的思想政治力量，在现代社会，社会主义、社群主义、女权主义、环保主义等思潮属于中左，其中以社会主义影响最大。社会主义按其本身对自由与平等关系的理解，也有右中左三种形态：偏右的是社会民主主义，居中的是民主社会主义，偏左的是新马克思主义（20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温和形态）。社会主义是以工人阶级为社会基础的思想意识形态，其中以社会民主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为思想指导的中左政党如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工党经常获得执政地位。

（4）极左。通常指那种突破自由的底线而主张起点平等和结果平等的思想政治力量，在现代社会，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民粹主义、无政府工团主义等思潮属于极左，在欧洲，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曾经在19世纪中后期获得较大的影响，但后来转入衰落并逐渐边缘化了，以之为指导思想的欧美国家的共产党正在趋于消亡。但是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壹些发展中国家，作为马克思主义之地方主义化和实用主义化的列宁主义、托洛茨基主义、毛主义等等，壹度获得世界性的影响和力量，经过将近壹个世纪的鼎盛而终于转向衰落。

2、极右、中右、中左、极左的相互关系

壹般人都以为，极右和中右都属于右，中左和极左都属于左，前两者的共同性当然会大于它们与左的共同性，后两者的共同性当然会大于它们与右的共同性。然而，这是壹种误解。我们看到的是相反的情况，那就是中右与中左的共同性大于中右与极右的共同性，中左与中右的共同性大于中左与极左的共同性；或者说，中右与中左正从右和左两个方向向中间汇合，而极右和极左则两极相通，成为市场经济、普世价值和宪政民主的否定性和破坏性力量。

（1）中右和中左向中间区域的融合

由于资本的劳动化和劳动的资本化，使得智力劳动或者人力资本有可能并正开始超越物质资本和简单劳动而成为主要的生产要素；由于中产阶级有可能并正开始超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而逐渐成为主导的阶级，中右和中左的思想政治力量，尤其是自由主义中的左翼（社会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中的右翼（社会民主主义）之间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了。正像资本与劳动谁也消灭不了谁并趋于融合壹样，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也是如此，以至于中右政党执政时也不得不继续保持劳工的基本权利和社会福利，而中左政党执政时也不得不继续保持市场经济的基本体制。

中右和中左，除了他们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正在走向融合外，在思想上最大的共同点就是，双方都认同自由、平等、正义的价值理念，而在政治上都认同宪政、民主、法治的政治制度，因此我国当代民运先驱和学者陈子明先生准确地把中右称之为“宪政右派”，把中左称之为“宪政左派”。网上有壹个叫胡常根的民工兄弟，又把中右称之为“民右”或“民主右派”，把中左称之为“民左”或“民主左派”。只要认同市场经济、普世价值和宪政民主法治，不管中右和中左有多么大的差别、矛盾和冲突，总是可以通过结社、集体谈判和集体博弈、政党竞争、选举和立法等等和平的、理性的、有序的、法治的方式予以化解的。当然，我们希望这种趋势会越来越成为文明世界的主流发展方向。

（2）极右和极左两极相通

极右和极左，表面上是针锋相对甚至绝对对立的，前者鼓吹强权就是真理、精英治国、优秀种族统治世界，少数杰出人物可以代表全社会、全民族乃至全人类（唯心史观、英雄史观），后者则鼓吹劳动创造人本身、人民群众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和推动者、人民是国家的主人而政党和政府只是人民的公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等等（唯物史观、人民史观），但细观之下，就会发现物极必反，而且两极相通：

首先是思想上相通。顾名思义，极右和极左都是壹种极端思潮，作为极端，它们在世界观、价值观和思维方式上共享壹些同样的东西。

其次是政治上相通，即两者都要求取消多党竞争、结社自由、思想自由、信仰自由、言论自由、新闻自由、集会游行示威自由、罢工自由，建立壹个垄断全部社会资源的党国体制和极权国家体制。因此陈子明把极右称之为专政右派，把极左称之为专政左派；胡常根的说法是专制右派（右愤）和专制左派（左愤）。

第三是组织技术和执政方式上相通。当其处于上升和谋取权力阶段时，极左会以底层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忠实代表的面貌出现，极右则会以民族、国家的最优秀代表的面貌出现，利用宪政民主下包容多元的制度、文化与和平发展空间，扩大影响和选民基础，壹旦通过竞选程序上台（纳粹），或者利用国家权力出现溃败状态时政变或武装暴动上台（布尔什维克），就逐渐抛弃宪政民主法治的外衣和羁绊，以壹个高度组织起来的、武装到牙齿的党军宪警暴力集团，对所有政治反对力量、异议人士、中间人士和内部不坚定的成员，不择手段地进行思想控制、灌输洗脑、欺骗利诱、造谣惑众、威胁恐吓、监视举报、劳改囚禁、刑讯逼供、判刑流放，直至政治谋杀和判处死刑，从而建立壹个极权主义的国家和制度。极右和极左之所以不择手段地实现自己的目的，是因为极右的乌托邦敌视左翼群众而实际上又得不到大多数右翼群众的支持，极左的乌托邦敌视右翼群众而实际上又得不到大多数左翼群众的支持，它们仅仅靠宪政民主法治下的理性说服都是很难得到群众的同意和授权的，于是只能动用欺骗和暴力手段了。

第四是极右和极左在掌握权力的条件下向对方转化。无论是极右，还是极左，都缺乏自由、平等、正义的价值理念，都违背宪政、民主、法治的政治规则，其本质上是无法解决精英人物与平民大众之间的矛盾冲突的，无法在精英人物与平民大众之间建立壹种有序而通畅的关系。极左派在没有获得权力之前，壹定会极力掩饰他们自己也是精英这个事实，而处处标榜民众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壹旦民众帮助他们获得了权力，他们手中的权力就壹定会因为缺乏民众的监督和制约而蜕变为极权专制权力，极左因此也就转变为极右，尽管他们还会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标榜极左。此即所谓“形左实右”也。极右派虽然不惮于鼓吹英雄史观，但也深知要获得和掌握权力，必须极力煽动民众的国家民族认同，而在上台以后，为了巩固政权，也会实施壹些极左的、平均主义的、民粹主义的政策，诱使底层民众为其对内极权专制、对外穷兵黩武充当炮灰。此即所谓“形右实左”也。总之，不管极右和极左是如何相互渗透和转化的，其反自由、反平等、反正义的极权、专制、权治的实质是壹样的。

（3）自由主义是极右的尅星，正如社会主义是极左的尅星

社会主义当然也是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种族主义、军国主义的对立面，但却克服和战胜不了后者，因为社会主义不是它们的面对面的、直接的对手，而自由主义则是它们的面对面的、直接的对手，只要极右得势，自由主义就会首遭灭顶之灾，因此必须奋力反抗，而自由主义所推崇的个人权利和自由市场经济的扩大和发展，会侵蚀掉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种族主义、军国主义赖以产生的垄断性的经济与社会基础。反过来说，自由主义虽然也是共产主义的对立面，但却克服和战胜不了共产主义，因为自由主义不是共产主义的面对面的、直接的对手，而且由于自由主义本身的缺陷，使它铲除不了共产主义得以产生的经济与社会基础，只有社会主义才是共产主义的面对面的、直接的对手，而且因为社会主义能够有效地解决贫富两极分化问题，使底层民众得到较好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满足了自由主义满足不了他们的对于平等和社会公正的诉求，才釜底抽薪般地消除了共产主义得以产生的经济与社会基础。

（4）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和平竞争与有效合作，是弱化和消除极右、极左势力的唯壹途径

如果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妳死我活地斗起来的话，极右与极左就会趁虚而入、大举发展：如果自由主义输了，战败了的自由主义者会转化为极右派，而社会主义本身会转化为极左派；如果社会主义输了，战败了的社会主义会转化为极左派，而自由主义本身会转化为极右派。只有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各自发挥自己的优势，分别防止和阻止极右派和极左派的滋长蔓延，同时把越来越多的选民吸引到中右和中左的范围，通过中右和中左的有序的政权轮替，巩固宪政、民主和法治的政治制度，极右和极左才会逐渐被弱化和边缘化，而且实际上，随著宪政民主法治的巩固和发展，也逼迫极右和极左淡化了自己的极端色彩，原则上和基本上接受了宪政民主法治的政治框架，现在与其说它们还是极右派和极左派，不如说它们只是激进右派和激进左派了。

劳工政治：工会与劳工政党

社会民主主义是以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为阶级基础和社会基础的思想政治力量，因此社会民主主义政治实质上就是劳工政治；劳工政治包括以工会为构架的微观、中观劳工政治与以劳工政党为构架的宏观劳工政治。

壹、何谓劳工政治

1、微观政治、中观政治、宏观政治

说到政治，人们首先想到甚至唯壹想到的，就是宏观政治，也就是国家层面的权力来源、权力结构和权力运作，其核心的范畴就是民主与专制、宪政与专政、权利与权力、阶级与政党、公民与国家等宏大的概念。与此同时，政治学通常也就是宏观政治学，即壹门研究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政治生活、政治关系、政治制度、政治形态、国际政治等等宏观政治现象及其内在联系和发展趋势的社会科学。

这种对政治和政治学的界定，具有壹定社会历史观和方法论的依据：通常，人们对整个社会生活进行平面的、横向的三分（经济、政治、文化），或者进行立体的、纵向的二分（国家与民间社会），于是就把“政治”从整个社会生活中明确地划分出来了并加以专门的研究。这种抽象分析是必要的和有价值的。

然而，抽象分析又是有限度的，因为整个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或层次本来就是相互渗透的，社会生活本质上是流动不居的，因此抽象分析的结果又要还原、复归到相互渗透、流动不居的整体社会生活之中去，这样壹来，不管是三分法还是两分法，就都不是绝对有效的，而是要把其所得到的成果重新置于对普遍联系的整体把握之中去，这才算完成了壹个理论思维的完整的流程。

实际上，“宏观政治”作为壹个社会的上层结构、作为整个社会的公共生活领域，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从微观的、中观的社会生活中逐步、逐级生长出来的，也就是说，微观社会生活和中观社会生活中实际上已经有了“政治”的元素，因为微观和中观层面也存在较小范围的公共领域，也存在公共管理问题，也存在壹些人对于另外壹些人的影响力、控制力乃至强制力的现象，这种影响力、控制力和强制力其实也是壹种微观的和中观的“政治权力”，正是在它们的基础上，才会产生出宏观的、最高的国家政治权力。

另壹方面，国家政治权力如果要得到有效的运行、要有效地治理整个社会的话，恰好又需要通过中观的、微观的“政治权力”自上而下地、逐级地得到贯彻落实，这不仅有赖于直接隶属于国家、作为国家权力之延伸的各级地方政府对国家法律的执行，而且也有赖于各种非政府组织的配合和协助。可见，不管是国家权力的产生还是国家权力的运行，都与微观和中观政治权力的存在和变化息息相关。

2、微观劳工政治、中观劳工政治、宏观劳工政治

所谓劳工政治，就是劳工阶级在微观、中观、宏观三个层面的政治意识、政治组织、政治行动、政治力量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是现代政治生活和政治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1）微观的劳工政治

从微观政治学角度来看，即使是最初的业主制私营企业，也是壹个由老板、管理者、保安人员组成的高度严密的组织体系，并且垄断了财产所有权、经营管理权和分配权，有学者称之为“资本霸权”或“工厂专制政体”，分散、孤立、无序的工人个体壹旦进入这个体系，就要受到高度的管控和统治，工人可以离开这个工厂，因此表面看来他是自由的，但又不得不进入另壹个同样体制的工厂，因此实质上他是不自由的。

工人最初的反抗都是个体性的，包括消极怠工、破坏机器、对老板和管理人员的人身伤害，但这都是无效的，反而加强了资本的力量。工人的第壹个真正有意义的微观政治行动是联合起来，以组织对组织，以团结起来的集体力量反制垄断性的资本力量。这就是工会的出现和发展。工人的第二个微观政治行动是通过工会就工资、工时、劳动条件、劳动保险与资方进行集体谈判，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这是把劳动力的个别定价方式转变为集体定价方式，以集体讨价还价取代个别讨价还价，但从政治学的角度来看，这是加强工人在工厂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是工人微观政治权力的提升。工人的第三个微观政治行动是罢工，通过阻断生产链条并给资方造成重大的损失，迫使资方答应自己的要求，其微观政治含义更加鲜明，甚至带有相当程度的攻击性和强制性，是对资本霸权和工厂专制政体的壹种有力的制约。工会、集体谈判和罢工，也可以称之为较低阶段的经济民主、企业民主、工业民主、产业民主。

进入20世纪，微观劳工政治发展到第二阶段：工人进壹步要求分享企业的所有权、经营管理权和分配权，工人委员会、工人董事和工人监事成为工人参与企业管理的常设机制。如果说工会、集体谈判和罢工都是对企业所有权、经营管理权和分配权的外部制衡的话，那么参与管理甚至劳资共决，就是工人登堂入室，进入企业所有权、经营管理权和分配权的内部结构及其运行，对企业的重大和根本决策施加直接的影响。工人直接参与企业的决策、管理和分配，可以称之为较高阶段的经济民主、企业民主、工业民主、产业民主。

（2）中观的劳工政治

中观的劳工政治就是工人超出企业范围，而在行业、产业、地方乃至全国级别形成更大的联合，成立行业工会、产业工会、地方性总工会乃至全国性总工会。需要指出的是，在市场经济和自由结社条件下，即使是全国性的工会联盟，也是多元竞争的社团组织，也不属于宏观政治的领域和范围，其主要职能是与相应的雇主组织进行中观层次的集体谈判，组织中观层次的产业行动（罢工），对资方形成中观层次的威慑和制衡，以改善行业、产业、地方乃至全国层次上特定工人群体的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状况。

（3）宏观的劳工政治

宏观的劳工政治，是在最高政治层面即国家政权、政治制度、立法行政司法层面，表达和实现工人阶级的权利、利益、意志和愿望，通常由以下几个环节或者方面构成：

壹是争取工人作为国家公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在资本主义社会早期，由于财产的限制，工人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19世纪三四十年代，英国工人发起了轰轰烈烈的宪章运动，旨在争取普选权及参与国家管理的权利，从那以后，各国逐步实现了下层和底层民众的普选权。

二是通过劳工运动的强大压力，使“劳工三权”（团结组织权、集体谈判权和罢工权），由壹种工人自然行使的权利，变成壹种得到立法、行政和司法保障的权利，从而大大减少了自发的、野猫式罢工的数量，使劳资博弈进入法治的、制度化的通道。

三是建立国家层面的劳资政三方机制，成立国家劳资关系委员会这样壹种调整劳资关系的特殊机制，这个委员会在劳资关系的立法建议、行政仲裁方面享有特殊的权力并负有特殊的责任，其级别和权威不仅高于劳方组织和雇主组织，而且高于政府的劳动行政部门，对劳、资、政三方都有壹定的约束力。

四是在19世纪后期就出现了劳工政治的最高级别和最高形式，即劳工政党。壹般来说，欧洲各国的工党、社会民主党、社会党都自居为工人阶级政党，通过议会选举进入立法程序，把有利于工人阶级的议案变成国家法律，如果获得议会多数，还可以上台执政，用政府行政力量强制性地贯彻和落实有利于工人阶级的法律。

3、劳工运动和劳工政治在现代政治民主化进程中的伟大历史地位

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竖起了自由、平等、博爱的价值目标，资产阶级革命初步建构了实现这壹目标的宪政民主法治的政治制度，应该说，这为劳工运动和劳工政治准备了壹定的形式构架和制度条件，但另壹方面，也正是劳工运动和劳工政治的纵深发展，使近代政治制度和政治形态，上升到了现代政治制度和政治形态的高度；没有劳工运动和劳工政治，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主就会停留在资产阶级狭隘的范围内和低级的水平上，就不可能转变为现代比较成熟的宪政民主法治，就不会有现代社会的政治文明。

首先，劳工运动和劳工政治使自由而平等的人权和公民权利全面下沉和落实到了工人阶级等下层和底层民众身上，这包括生命权、财产权、就业和择业权、迁徙权、幸福权、新闻言论出版权利、集会结社游行示威权利、集体谈判和集体行动权利、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参与企业和国家管理的权利、社会保障权利等等。没有劳工运动和劳工政治，这些权利对于社会下层和底层就是残缺不全的，或者只是形式上的而不是实质上的，或者根本就不具备。

其次，正是劳工运动和劳工政治，使宪政民主法治由形式的变成实质的，由社会上层独享的变成覆盖全社会的。此前，议会民主制只是所谓社会精英或社会上层统治社会下层和底层的政治形式，即社会上层的不同党派或利益集团（如托利党和辉格党）轮流统治社会下层和底层，实质上还是壹种专政。正是劳工政治力量和劳工政党的崛起并且通过赢得议会多数而成为执政党，才形成了现代社会中左与中右、社会民主党与自由民主党相互制衡、轮流执政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格局，才有真正的政治竞争和政治监督并把国家权力真正关进笼子。在这个意义上说，没有劳工政治和劳工政党，就没有较高阶段和较高形态的宪政、民主和法治。

二、工会与劳工政党的关系

工会是微观、中观劳工政治的轴心，劳工政党是宏观劳工政治的轴心。工会与劳工政党都是工人阶级自我组织的形式，其目的都是要为工人阶级的权利和利益而奋斗，都是要提高工人阶级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地位。但是工会与劳工政党在属性和职能、范围和层次、活动领域和活动方式等方面有诸多不同，双方是不可以相互替代的，它们的关系应该是壹种合理分工、平等合作、相互依存、相互支持的关系。

1、属性和职能的差别

工会具有经济属性和经济职能，要满足工人的经济利益需求；工会具有社会属性和社会职能，要满足工人的社会合作和身份认同需求；工会具有政治属性和政治职能，要满足工人的政治权利需求；工会具有文化属性和文化职能，要满足工人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劳工政党也具有这四个方面的属性和职能，区别在于，工会突出和强调其经济属性和经济职能，其属性和职能排序基本上是这样的：经济属性和经济职能——社会属性和社会职能——政治属性和政治职能——文化属性和文化职能，而劳工政党突出和强调其政治属性和政治职能，其属性和职能排序基本上是这样的：政治属性和政治职能——文化属性和文化职能——经济属性和经济职能——社会属性和社会职能。

工会首先是壹个劳工经济组织，是工人们联合和团结起来与资方进行集体谈判、集体抗争的平台，是集体讨价还价的劳动力定价机制，其直接和主要目标就是增加工资、缩短工时、改善劳动条件，至于对宏观政治的影响，那是通过舆论、院外游说和院内劳工党团等中介来实现的，并不以改变国家政治制度和权力结构为直接行动目标。与此不同，劳工政党首先是壹个政治组织，其直接和主要目标就是要改变宏观层面的政治力量对比和政治结构，把工人阶级的利益、愿望和要求反映到国家的立法、行政和司法过程中去，通过取得执政地位，通过国家法律和政府政策来提高工人阶级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益。

2、范围和层次的差别

工会最初产生于企业这壹最基层和最小范围的经济组织，每壹个工会所产生的微观环境，包括工人的工作生活和主观意识、资方的情况以及劳资双方的力量对比状况，是千差万别的，工会因此而具有不可避免的多元性、分散性、自发性和无序性，只有经过长期的发育以后，才形成跨企业、跨行业、跨地区的联合，形成地方性和全国性的职业工会、地方性和全国性的行业—产业工会，乃至由若干全国性行业—产业工会联合而成的总工会。工会范围的扩大和组织层次的提高，走的是壹条自内而外、自下而上的路线。与此不同，劳工政党是在工会普遍存在和劳工运动高涨的基础上，由少数具有明确政治取向和意识形态取向的人们——通常是支持劳工运动的知识分子、社会活动家和工会领袖——所组成的政治组织，它壹开始就定位在宏观和最高政治层面，然而沿著壹条自上而下、自外而内的路线向地方、社区和企业扩展。

工会是平民组织，劳工政党是精英组织。工会更多地表现出工人阶级内部的多样性和差异性，而劳工政党更多地表现出工人阶级的整体性和壹致性。之所以在工会之外必然会产生劳工政党，是因为工会本身具有特殊性、具体性和大众性，从自身很难产生出具有政治共识的政治组织力量，而劳工政党弥补了工会的这壹结构性缺陷；之所以劳工政党绝对不可能取代工会，而必须以工会为自己成长和发展的基础，是因为劳工政党本身具有普遍性、抽象性和精英性，不可能完成对全国工人阶级的组织、团结和动员工作，工会正好弥补了劳工政党的这壹功能性缺陷。把工会和劳工政党连接起来的纽带是壹种供求关系，即普通工人和工会具有对工人阶级根本利益和共同利益的追求，而劳工政党具有满足这壹需求的价值导向和能力。工会是工人阶级的基础结构，劳工政党是工人阶级的上层结构，二者构成完整的工人阶级政治结构。没有劳工政党，工人阶级就会停留在自在的阶段而不能成为自为的阶级；没有工会，工人阶级连自在的阶级都谈不上，劳工政党就不成其为劳工政党，而只能是某个自娱自乐的政治清谈俱乐部。

3、活动领域和活动方式的区别

工会的活动领域主要是微观和中观的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以集体谈判、产业行动推动劳资关系、劳动力市场的公平和均衡发展，通过参与企业和行业管理来追求企业民主、产业民主和经济民主；劳工政党的活动领域主要是社会公共空间和宏观政治领域，以思想和意识形态论争声张劳工阶级的世界观、历史观、价值观和经济政治文化主张，通过赢得工人和其他支持者的选票成为参政党和执政党，通过立法、行政和司法制定和施行有利于工人阶级的法律和政策。

4、工会与劳工政党的分工合作关系

由于以上的共性和差别，工会与劳工政党就必然形成壹种分工负责、合作互补的关系：工会是劳工政党与工人群众之间的主要中介和纽带，是工人阶级政治结构的基础部分，是劳工政党赖以获得工人阶级选票的主要动员和组织机制；劳工政党是工人阶级和工会在议会和宏观政治领域的代表，是工人阶级政治结构的上层部分，负责向议会提出议案和法案并争取获得通过，争取成为执政党并施行有利于工人阶级的经济社会文化政策。工会与劳工政党的组织方式和组织机构是相互衔接的，劳工政党可以从工会发展党员，党员可以以工人身份竞选工会领导人，工会也可以向劳工政党输送领袖人物和议会党团代表，但工会和劳工政党不能合并，不能相互替代，它们之间也不存在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

5、共产主义劳工政党与社会民主主义劳工政党对工会的不同态度和政策

上述工会与劳工政党的关系模式，是市场经济国家的主流模式，是符合市场经济国家的基本政治结构和政治发展规律的，得到了大多数工人群众的拥护和支持。这个模式正好就是社会民主主义劳工政党与工会关系的基本模式。然而，另壹流派的劳工政党即共产主义劳工政党或共产党，并不认同这壹模式。它从彻底否定私有制、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制度并建立公有制、计划经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制度这壹理想和目标出发，自命为无产阶级先锋队，认为自己有责任也有权力加强对工人群众的思想教育，提升工人群众的阶级意识和政治觉悟，并按照所谓民主集权制（民主集中制）把工人阶级动员和组织起来，引导和领导工人群众为实现无产阶级解放全人类的伟大历史使命而奋斗。于是劳工政党与工会的关系就变成了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工会就成了实现共产党的政治目标的工具和手段。这个模式在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也曾经取得了壹定的影响，与社会民主主义模式展开了长期的竞争并终于被历史所淘汰了，但在壹些经济政治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这个模式却取得了空前的成功，并且成为政党与工会关系的主导模式和唯壹模式。在那里，共产党本身成为壹个新的统治阶级即权贵官僚阶级，而工人阶级重新成为被统治阶级，工会则成为党统治工人阶级的“桥梁和纽带”。

三、社会民主主义劳工政党的性质和历史使命

社会民主主义劳工政党，在历史上又被称为社会党、工党、社会民主党、社会民主工党，这里统称为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简称社会民主党。

1、社会民主党是劳工政党或工人阶级政党

马克思、恩格斯参与创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1847年）和国际工人协会即第壹国际（1864年），是世界范围内工人阶级政党的雏形。德国社会民主党是世界上第壹个规范意义上的工人阶级政党，其前身是1863年拉萨尔创立的全德工人联合会，1869年，马克思派的社会民主工人党成立，1875年两者合并为社会主义工人党，于1891年10月更名为德国社会民主党。80年代末，又有16个欧美国家成立了工人阶级政党，当时大都叫做社会民主党，并于1889年成立了社会主义国际即第二国际。壹战结束前后，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共产主义派别独立出去成立了共产党，并在列宁的倡导下于1919年成立了共产国际，第二国际于1923年更名为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并于1951年重建为社会党国际，迄今已有200多个成员组织，不仅是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际组织，而且是世界上规模和影响力最大的国际性政党联盟，与此同时，共产国际早就在1943年被苏共和斯大林解散了，此后，各国共产党并没有重新建立国际性组织。由此可知，社会民主党不仅是壹个而且是主要的工人阶级政党。共产党声称自己才是唯壹的、真正的工人阶级政党，而指社会民主党是修正主义政党，是羞羞答答、遮遮掩掩的资产阶级政党，这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也是对历史地选择了社会民主党的发达国家工人阶级的智商和判断力的侮辱。

2、社会民主党是认同、践行和推进自由、平等、正义等普世价值的政党

自由主义政党强调消极自由、规则平等以及获得和转让的正义，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则强调积极自由、实质平等以及分配和福利的正义。不过正像自由主义政党也承认壹定程度的积极自由、实质平等以及分配和福利正义壹样，社会民主党也以消极自由、规则平等以及获得和转让的正义为重要前提；社会民主党永远不会以平等压倒和取消自由，永远会在自由和平等之间保持壹种绝大多数社会成员可以接受的张力。《法兰克福宣言》、《哥德斯堡纲领》等社会民主主义的经典文献反复重申了这壹基本的价值理念。

3、社会民主党是宪政民主政党

社会民主党不仅继承了自由主义、资产阶级宪政民主的基本框架（议会民主制、多党制、有限政府、三权分立），而且把宪政民主发展到壹个新的历史高度。19世纪部分无产阶级及其思想代表有壹种反宪政而追求不受限制的民主的倾向，他们认为资产阶级的宪政民主制只对资产阶级自己适用，只是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民主，只是对资产阶级而言才是壹种实质民主，而对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而言，这种民主只是形式的和虚伪的民主，而且转化为对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实质上的专政和专制。因此，他们希望通过暴力革命夺取国家政权，建立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专政和对无产阶级的直接民主，壹种比资产阶级的议会民主在形式上更高级、在实质上更符合绝大多数人利益的“真正的民主”，并借助于这种民主彻底废除私有制和建立公有制。不过这样壹来，民主便与宪政分家了，按照事物发展的逻辑，无产阶级民主就成了反宪政的无产阶级专政，直至变成能够自上而下地控制经济、文化和全部生活领域的极权政治力量。

意识到这种危险，无产阶级的大多数及其思想代表，就抛弃了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而把自己纳入宪政民主的框架之中，他们认识到，虽然资产阶级在宪政民主中占尽了优势和便宜，但宪政民主本身并非资产阶级的专利，从其产生过程来看，宪政民主是无产阶级、广大民众与资产阶级壹起流血奋斗而建立起来的；从宪政民主本身的性质来看，它并没有从学理上和法律上宣称它只是属于资产阶级的，而是确认了“每壹个人”和“全体公民”的经济权利、文化权利和政治权利，确认宪政民主是“每壹个人”和“全体公民”的宪政民主，建立了壹整套普适性的“形式规则”，无产阶级完全可以在这套形式规则下，逐步地争取和落实自己的经济、文化和政治权利，使形式的民主成为实质的民主。无产阶级应当在这种普适性的宪政民主规则下争取自己的基本权利，与其他阶级壹起把宪政民主发展到更高阶段。从20世纪的历史来看，社会民主党正是在宪法、多党政治、代议民主制等等宪政民主规则下为无产阶级争取了越来越多的经济、文化、社会和政治权利，从而使宪政民主获得了更为普遍的实质性内容，越来越多的人以至全体公民都实际地成为宪政民主的受惠者。

4、社会民主党是恪守和推进法治的政党

社会民主党无论如何扩展政治民主和倡导直接民主，无论如何推进企业民主、产业民主、经济民主，无论如何扩大国家的权力范围和政府的职能范围，永远也不会突破公民权利至上、社会为本国家为用、有限政府的宪政基本原则，永远不会抛弃公平正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大于权、司法独立等法治的基本原则，也永远接受反对党、公民个人、社会团体、公众舆论的制约和监督。只要存在著私有制、市场经济、阶级和阶层的划分、普选制、议会民主制和多党制，社会民主党即使获得长期的执政地位，也不可能变成壹党专制和壹党独裁，不可能搞出新的权治和王霸统治。

5、社会民主主义的历史使命

社会民主主义反对经济剥削，推动以工会、集体谈判、罢工为基本形式的劳工运动，推进劳动力市场的集体定价机制的建立，推进企业民主和产业民主，推进社会个人所有制和社会市场经济；社会民主党反对阶级不平等，推进阶级之间的平等博弈和正和博弈，推进工人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势力均衡，推动工人阶级由无产阶级向有产阶级的转化，推进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向中产阶级的汇合；社会民主党反对政治压迫，反对世界上还在相当范围内存在的极权、专制和权治，推动全人类实现普遍的宪政、民主和法治；社会民主党反对社会区隔和社会不平等，推动建立覆盖全社会的社会保障制度和社会福利制度；社会民主党反对思想控制和文化不平等，推动每壹个人精神生活的自由而平等的发展。

最终，随著经济、政治和文化的高度发展，随著阶级差别和阶级对立的消失，社会民主党也会像自由主义政党壹样进入历史的博物馆。

第五章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从对立走向融合

“社会形态”或“社会制度”是壹个综合性概念，是经济、政治、社会交往、思想文化四个方面的统壹体。在分别论述了社会民主主义的哲学与文化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理论的基础上，本章接著论述社会民主主义的社会形态理论。现代社会形态和社会制度演变的壹个“世界历史性”的现象是：传统社会主义国家纷纷易帜而并入资本主义阵营，而传统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崛起壹种强大的社会民主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力量。西方意识形态专家断言，资本主义终于战胜了社会主义而统治了全球，也就是说，整个世界已经“同化”、“壹体化”于资本主义，现代资本主义已是“人类历史的终结”；另壹些人则只承认社会主义受到暂时的挫折和失败，社会主义终将要战胜资本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持第三种观点，认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正在“合流”或“趋同”。

资本主义的历史演变

壹、早期时代

早期资本主义在历史上被称为“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国家对经济不加干预，资产阶级以各种合法和非法、合理和不合理的方式进行资本积累，并且凭著资本的优势地位对劳动者进行残酷的经济剥削，而劳动者在工资收入、工时、劳动强度、劳动条件、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合理权利都得不到法律的保护。这种原始的、野蛮的资本主义必然引起强大的社会反弹，于是，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蓬勃发展起来。1871年，对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而言，是石破天惊的、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的壹年，这壹年，巴黎工人建立了巴黎公社——这是经典意义上的无产阶级革命，是无产阶级第壹次试图从整体上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国家的首次实践。资产阶级虽然残酷镇压了巴黎公社，但也从其自私、偏狭、粗野、浑浑噩噩的状态中惊醒过来。首先，从纯粹“经济人”和“经济理性”角度出发，资产阶级看到了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不仅给整个社会和民族带来灾难，也给资产阶级造成巨大的损失——付出这样高的“成本”和代价，对于资产阶级是划不来的，如果能够实行壹种缓和阶级矛盾、避免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的温和的统治，在经济上是划算的；对无产阶级做出壹些让步，近看是损失，远看则符合资产阶级的长远利益。其次，资产阶级看到了无产阶级追求人权、尊严、自由和民主的强烈的要求和强大的决心、勇气、毅力和牺牲精神，他们因为害怕遭到无产阶级的反抗和报复，而不得不确认无产阶级作为人、作为劳动者所应享有的基本经济权利、政治权利、社会权利和文化权利。

二、资本主义的四次大调整

1、第壹次大调整

1871年以后，资产阶级进入第壹个历史调整时期，在这壹时间，普选权得到进壹步落实；各国都通过了关于工会的立法，确认了工人结社的权利，确认了工会和工人阶级政党的合法地位；到20世纪初，各国先后通过了有关劳动的立法，初步建立了集体谈判、集体合同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

2、第二次大调整

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进入壹个前所未有的萧条时期，工厂大量倒闭，工人大规模失业，物价飞涨，通货膨胀，工人运动又走向壹个新的高潮，法西斯主义也乘机崛起，资本主义制度陷入严重的危机之中。为拯救这壹危机，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系统地提出了壹套国家干预经济的理论，否定了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关于供给本身能够创造充分需求、市场机制本身能够保证充分就业的理论，主张在市场之外由国家来干预市场以创造和扩大有效需求、增强消费和投资取向，以此来实现充分就业和经济的稳定发展；国家干预经济不是国家接管和直接代替市场，而是通过壹些间接的方法如税收政策、货币政策、利率政策、公共工程和公共支出等经济杠杆，来调控市场。美国的罗斯福总统率先采用了凯恩斯主义，实施“新政”，使资本主义进入第二个历史调整时期。这次调整，使资本主义得以渡过30年代的经济危机，并为战胜德、意、日法西斯主义奠定了经济基础。

3、第三次大调整

二战以后，各资本主义国家在继续实施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的同时，吸收福利经济学、社会市场经济理论、人力资本理论、二元经济论等其他经济学理论，对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作了更大的让步，使资本主义进入第三个历史调整时期，不仅继续在宏观层次上对资本主义经济加以调整，而且开始在中观和微观层次上对资本主义加以多层次、全方位的调整：

（1）宏观层次上的调整

壹是国家利用计划、税收、货币、利率等经济杠杆和法律手段，限制资本主义的过度垄断、过度竞争，在壹定程度上消除了“生产的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所有制”之间的矛盾以及“个别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使战后避免了像30年代那样世界性的经济大危机。

二是国家不仅通过税收掌握了相当部分的国民收入，而且直接掌握了壹定资本和生产领域（壹般占国民经济的10～20%），控制了重要能源、交通、通讯、国防、航天、高科技等公共安全、公共福利和公共服务产业以及适合于由国家实行“自然垄断”的产业，由此加强了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弥补了市场的不足和缺陷。

三是国家通过税收政策，掌握了40%以上的国民财富用于进行第二次分配，建立了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等方面的劳动保险制度，建立了最低工资和最低收入保障制度，使资本主义国家的公民“从摇篮到坟墓”都得到了社会保障。

四是普遍建立了政府、劳方和资方的三方协商机制，即由政府、劳方和资方共同建立壹个机构，就重要的经济和社会问题进行协商并做出决定或协议，这壹机构壹般称之为“国家劳工关系委员会”、“经济和社会理事会”等。

（2）中观层次上的调整

主要指劳资双方在产业或行业壹级举行集体谈判，签订集体合同。在西方国家中，除美国以企业级谈判为主，瑞典等国以中央级谈判为主，大部分国家均以产业级、行业级集体谈判为主，中央级谈判以此级谈判为基础，企业级谈判也以此级谈判为最低标准。谈判内容涉及工资、工时、休假、请假、解雇、学徒、福利、职业培训、劳动安全和卫生、劳动保险、社会保险等各个方面。

（3）微观层次的调整

壹是企业级集体谈判，指以企业工会为壹方、以企业雇主为另壹方就工资、工时、劳动条件、福利等等涉及劳动者合法权益的问题进行集体谈判，签订集体合同；这种谈判在美国是集体谈判的主要形式，在其他各国也是中央级或产业级集体谈判的重要补充。

二是工人参与管理和劳资共决，二战以后，工人参与管理已成为壹股世界浪潮，成为西方国家企业管理的主流，各国涌现出五光十色的工人参与企业管理的形式，其中以德国“劳资共决制度”最为著名，也最有成效；与劳资集体谈判不同，劳资共决制不限于职工劳动权益，而进壹步扩展到职工对企业的民主管理权利和企业利润的分配权，企业重大生产经营问题，都由劳资双方共同决定，企业成为劳资双方的利益共同体。

三是股权多元化和职工持股，前者是指本世纪以来，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成为壹种主要的企业组织形式，传统的家族企业大部分都成为产权多元化的股份公司，尤其是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向全社会开放，任何人都可以购置其股票；后者是指企业内部职工拥有企业的部分股权，这部分股权与其劳动者身份是统壹的，不能随意转让，更不能上市交易。职工持股运动最先是由美国经济学家、投资银行家路易斯•凯尔索倡导和推动的，其理论基础是“二元经济论”，认为资本与劳动是创造财富的两个基本要素，在正常经济运行过程中，任何人不仅可通过他们的劳动获得收入，而且还应通过资本获得收入，经济制度的设计应当既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又能达到社会公平，使每个人都能同时获得两种收入。与集体谈判和劳资共决不同，职工持股已是资本主义在产权层次上的调整和改革。如果说集体谈判主要涉及工人的劳动者权益，劳资共决是工人以劳动者集体的身份分享资本权力和利润，那么，职工持股则是工人、劳动者直接以所有者身份、以个人身份分割和享有资本的权利，资本主义的调整由劳动环节转入管理分配环节，再由管理分配环节转入产权环节。

四是企业的法人化和公众化，由于集体协商和劳资共决的不断完善、企业股权的日益多元化和内部职工化，由于养老基金等法人资本日益进入企业和法人企业之间的交叉持股，由于消费者权益和消费者主权的确立，由于社会和公众对企业外部影响的强有力的制约，资本主义企业日益成为法人企业和公众企业，传统物质资本家对企业的决策权力越来越被削弱，企业董事会越来越成为股东代表、雇员代表、消费者代表、联营公司代表和公众代表的“共决机构”；企业不仅是“自由的”，而且成为“民主的”；企业经营由单纯的利润目标向利润目标和社会目标的结合转化。虽然利润的绝对量还在不断增长，但利润在各个当事人之间的分配则日益趋向于公平和合理.

4、第四次大调整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初步进入信息服务社会，到90年代，西方社会已初步迈入信息服务社会的高级阶段——知识社会，资本主义也由物质资本主义阶段转入人力资本主义阶段。如果说，凯尔索的职工持股计划仍然是以假定物质资本占主导地位为前提的话，那么在现代新兴的高科技企业中，智力劳动者则直接以人力资本分享和拥有企业股权。例如，微软公司已培养出3000名百万富翁，这些人当初并没有对公司投入什么物质资本，但他们成了真正的资本家——人力资本家、知识资本家。壹种新的资本和企业产权构成方式应运而生，物质资本在其中已不占主导地位，与此同时，传统经济学和会计核算方式已经过时，壹种以对人力资本、知识资本、无形资本价值的确认和评估为主的新型经济学和会计核算方式将取而代之。资本主义已进入第四个历史调整时期，这壹调整将在前三次调整的基础上，使资本主义更为合理化。

20世纪初期，列宁断言帝国主义是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这壹预言已经落空。事实证明，资本主义具有极强的应付挑战和自我调整的能力，因而也具有极为强劲的生命力。这是好事，不是坏事，因为壹种缺乏应战能力和自我调整能力的制度（如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往往不仅给它本身，而且给生活于其中的人民大众带来可怕的灾难。

社会主义的历史演变

与资本主义壹样，社会主义也经历了壹个历史演变过程。恩格斯说，由于有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由于找到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这壹具体道路，社会主义便从空想变成了科学。后人根据恩格斯这壹论述，把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称之为“科学社会主义”，以区别于在他们之前的“空想社会主义”和在他们之后的“民主社会主义”，而在整个20世纪，科学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之间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斗争，构成世界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内部的主要矛盾——前者指责后者背叛了马克思主义，是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和涂脂抹粉的、改头换面的资本主义，后者指责前者抛弃了马克思的人道主义和自由民主理想，成了反社会的国家主义和极权主义。

壹、马克思对空想社会主义的改造

空想社会主义，又称乌托邦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最初的、粗糙的形态，表达了早期无产阶级对资本主义的抗议和对理想社会的向往。马克思对它进行了三个方面的重大改造：

1、赋予社会主义以壹种新的哲学基础

正如资产阶级思想家壹般以人的自然权利或抽象的人性来否定封建专制制度壹样，空想社会主义也是以人的自然权利或抽象的人性来否定资本主义制度，两者具有同样的思想基础和思维逻辑，只不过对自然权利和人性的解释不同而已——前者把生命、财产和自由等个体性价值取向摆在首位，而后者则把平等、团结、公共利益等群体性价值取向摆在首位。

马克思则摒弃了这种自然主义的或唯心主义的抽象思维方式，而确立了壹种历史主义的思维方式，他在壹种人与自然、个人与社会的具体历史关系中来把握人性、人的权利和社会制度的历史演变，根据对人类基本生存方式（物资生产劳动）和对人类的生存基础（生产方式、经济基础）的静态的和动态的分析，找出壹种决定人类历史发展的终极力量（生产力），找出了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规律），由此把人类历史划分为“原始社会——古代社会和亚细亚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五个历史阶段，或“人的依赖关系——建立在物的依赖关系上的人的独立性——自由个性”三个历史阶段，或“人类史前史——真正人的历史”两个历史阶段。社会主义因此而获得壹种宏大的历史哲学背景。马克思由此抛弃了空想社会主义中的平均主义、禁欲主义成分，而把社会主义建立在物质文明和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之上，建立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充分发展和其获得的伟大历史成就的基础之上。

2、为社会主义提供实证经济分析依据

空想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停留在经验描述的层次上，它们历数资本主义社会各种黑暗、荒谬、丑恶的现象，而不能进壹步分析产生这些现象的原因，而马克思则把毕生精力用于《资本论》的创作，旨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的性质和规律，他终于发现了资本主义的本质，那就是无限制地追求利润，而利润实质上是对工人剩余劳动和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由此，马克思发现了生产力的发展（表现为生产的社会化和科学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以及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根本矛盾，正是这两个矛盾，将导致资本主义的覆灭。

3、寻找消灭资本主义和建立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

空想社会主义停留在对资本主义的愤怒诅咒和对理想社会的道德诉求上。他们认为工人阶级只是壹个受苦受难的阶级，无力解放自己，只能等待别人的拯救，他们找不到推翻资本主义的革命主体和具体途径。马克思则不仅揭露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和无产阶级的真实地位，使无产阶级获得明确的阶级意识，由壹个“自在的阶级”变为壹个“自为的阶级”，同时，马克思还指出，无产阶级因为代表社会化大生产，代表先进的生产力，是壹个有远大前途和肩负世界历史使命的阶级，能够成为当之无愧的革命主体。马克思认为，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是消灭资本主义和建立社会主义的必经之路。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与其同时代的无产阶级的历史发展水平、利益、愿望和理想，壹度受到欧洲各国无产阶级的欢迎。

二、科学社会主义的两重性

有了100多年的“历史纵深”，站在今天的历史高点返观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我们不得不说，马克思只是完成了社会主义科学化的第壹步，而没有终结其科学化的全部历程；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思想中既有宝贵的科学成分和恒久价值成分，也有空想的和乌托邦的成分，有其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性，有其只适合于壹定历史发展阶段的、暂时的并被以后的历史发展证明为已经过时的层面和成分。

1、马克思社会主义思想中具有永恒价值的方面

人类历史上，有些伟大的导师，今天以至未来的人类都要反复聆听他们从遥远的历史深处发出的教诲：老子、孔子、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耶稣•基督、穆哈默德、释迦牟尼……就是这样的人物，马克思无疑应列入这些伟大导师之列。马克思继承了欧洲伟大的科学传统和人道主义传统，创立了壹种宏大的历史哲学，从这种哲学出发，他为人类展现了壹个理想的社会和未来真正人的历史，在那里，劳动、创造成为生命的第壹需要，人的天赋和本质力量的发挥以及个性的自由发展，成为目的本身；人类与自然的矛盾、个体与类的矛盾、人与人的矛盾、存在与本质的矛盾、对象化与自我确证的矛盾、必然与自由的矛盾，得到真正的解决。不论这种理想社会在名称上是叫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还是叫做别的什么，都是我们人类应当追求的目标。马克思社会主义思想中这壹超越的层面，像壹面永远激励和鼓舞人们追求幸福、自由、公正和人道的光辉旗帜。

2、马克思社会主义思想中空想的和过时的方面

马克思处在工业经济和资本主义的早期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无论是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还是作为其否定面和对立面的无产阶级，都处在不成熟的、不发达的历史阶段，因此，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思想不仅要受到它所代表的那个阶级的局限，而且也要受到整个社会、整个文明、整个时代的局限。显而易见，当马克思从价值层面进入操作层面、从理想层面进入现实层面时，他的思想不能不带有他那个时代特有的弱点。

（1）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没有充分考虑到其他生产要素如土地资源、资本、经营管理、科学技术在财富创造和价值增殖过程中的内在作用，而把价值和剩余价值全部归之于直接生产劳动者，这壹理论是以科学和客观的面貌出现的，但实际上其中包含了强烈的主观倾向性，表现了当时历史条件下无产阶级对资本主义剥削的愤慨、仇恨和占有全部社会财富的强烈愿望。然而，愤慨是正当的，而仇恨则可能使自己失去理智；要求消灭剥削是正义的，而要求全部占有社会财富则是非历史的、不现实的，壹旦这壹要求得到实现，必然会取消其他生产要素的积极性，从而不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对于这壹点，无论是当时的无产阶级，还是马克思本人，未必具有明确的自省意识。马克思旗帜鲜明地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把全部同情都倾注于无产阶级，因此，在他明确地表达无产阶级已经成熟的历史要求时，也不自觉地表达了无产阶级尚未成熟的、不现实的历史要求，与此同时，也过早地否定了资本主义的全部合理性。

（2）马克思指望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来中断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然后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来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这壹设想也符合当时无产阶级不能继续忍受剥削和压迫的、解放自己的急迫要求，也是马克思根据当时无产阶级的素质、能力和已经达到的历史高度和文明高度而设想出来的壹条具体途径，这壹途径固然比空想社会主义实际得多，但依然带有无产阶级的历史局限性。因为无产阶级当时的素质和能力不足以从资本主义内部、从经济领域内部逐步地改造资本主义，而只能通过社会革命这壹集体的、整体的政治行动来从外部全盘推翻资本主义并代之以壹种“共有制”形式的社会主义。这种解放和替代方式如果要获得成功的话，必须具备两个极为重要的前提，即无产者都具有直接管理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素质和能力，同时又都具有大公无私的道德品质。然而，无产阶级并不具有这两个条件。既然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建立在无产阶级较低的素质和能力以及对自己道德水准的主观自信和道德力量的夸大的基础之上，那么可以说，这个理论也就带有浓厚的幻想和空想色彩。

（3）马克思提出的对资本主义的现实替代方案是公有制（第壹阶段表现为国家所有制）和计划经济。但是，这种大壹统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式的社会主义，只有在生产力和整个社会文明极度发达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实现，而当早期工业经济和资本主义时代的无产阶级把它当作资本主义的替代模式——此时，无产阶级因为与私有制和市场经济处于壹种外在对立状态，无法渗透和控制私有制和市场经济，于是便以壹种对立物取而代之，在无产阶级的主观意识中，私有制和市场经济也是壹种完全异己的、对立的力量——付诸实施时，就必然堕入空想之中。

三、伯恩施坦对科学社会主义的修正

伯恩施坦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学生和恩格斯遗嘱的执行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重要领导人。恩格斯逝世以后，他开始全面批评和修正马克思主义，同时也吸收了与马克思、恩格斯展开激烈竞争的蒲鲁东、巴枯宁、拉萨尔等其他社会主义思想家的重要理论成果，并于1899年发表了《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提出了自己的社会主义学说。

如何评价伯恩施坦的社会主义思想，壹直是整个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争论的壹个问题。如果继续坚持共产国际当年的立场，那么，伯恩施坦主义无疑是典型的修正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从马克思主义到伯恩施坦主义，再到20世纪各国社会民主党的社会民主主义或民主社会主义，是壹个不断倒退和下滑的过程，最后终于与资本主义同流合污了。但是，如果我们承认社会民主主义壹直具有强大的阶级基础和社会基础并获得了资本主义国家大多数工人阶级选民的支持这壹事实，那么伯恩施坦就会得到非常高的评价——他是整个20世纪蔚为壮观的、世界性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奠基人；他像马克思恩格斯壹样开辟了社会主义运动的壹个新的历史阶段。从这个角度看，从马克思主义，到伯恩施坦主义，再到20世纪各国社会民主党的社会民主主义，就是壹个上升的过程，是社会主义随著历史条件变化而不断发展的过程，这壹个过程既反映了也促进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工人阶级不断发展壮大、不断获得新的解放、其社会地位和历史地位不断得到提高的过程。

不错，伯恩施坦抛弃了马克思社会主义的许多具体结论，“降低”了社会主义的目标，“缓和”了社会主义的激进色彩，但也因此而使社会主义更符合已经变化了的历史条件。这壹点已经被20世纪的历史所证明。今天，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继续鼓吹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所有制和计划经济的人，基本上已经绝迹了。可以说，伯恩施坦并没有抛弃马克思社会主义思想中精华的、具有深远历史价值的成分，毋宁说，社会民主主义把马克思社会主义作为壹个重要的思想来源和历史环节扬弃地包含于自身之中了。

四、社会民主主义的基本主张和纲领

伯恩施坦虽然已明确地把自己的学说称之为“民主的社会主义”，但各国社会民主党并未采用这壹叫法，还依然采用“社会民主主义”的叫法。在伯恩施坦主义的影响和“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的指导下，各国社会民主党大力开展议会斗争，在20世纪20年代资本主义恢复和稳定发展阶段，社会民主主义也有很大发展，英国、德国、法国、瑞典、挪威等国的11个社会民主党、工党先后参政和独立执政，通过立法和政府行为，改善工人阶级的劳动条件和经济条件，在劳动立法、社会保障、国民收入再分配等方面取得了壹系列成就。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获得执政地位的英国工党最先倡导恢复社会党的国际组织。1951年，在法兰克福召开了第八次国际社会党代表会议，成立了“社会党国际”，通过了《民主社会主义的目标和任务》的决议即《法兰克福声明》，正式用“民主社会主义”来概括各国社会党的目标、任务、理论和政策。此后，民主社会主义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在西欧24个国家中，有28个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和工党，拥有2000多万党员和2亿多选民（占西欧各国选民的半数以上），拥有5000万工会会员（占西欧工会会员的70％以上），大多数社会党在议会中居于第壹、二位，已成为西欧主要的执政党、参政党和反对党；在英国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社会党长期或轮流执政。在美洲、亚洲、大洋洲、非洲，民主社会主义的势力也在迅速发展。

现以《法兰克福声明》为蓝本，参考近几十年来社会民主主义或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将其要点介绍如下：

1、关于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

社会民主主义壹般承认马克思主义（主要指马克思的历史和社会学说、马克思分析社会的方法和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其思想来源之壹，但只要社会党人的共同目标是建立壹个“社会公平合理、生活美好、自由与世界和平的制度”，他们的信仰也可以建立在宗教原则和人道主义原则的基础上，因此，基督教伦理学、法国革命的人权宣言、康德的伦理与启蒙思想、黑格尔的辩证历史哲学、伯恩施坦的批判的马克思主义，都是民主社会主义的思想来源。社会党是壹个思想和信仰自由的党，不把任何壹种学说宣布为绝对真理；社会党的指导思想是多元的，而不是壹元化的、要求全体党员无条件地信仰的某种意识形态。

2、关于社会主义的基本含义和基本价值

（1）社会主义作为壹个反抗资本主义社会所固有的各种弊害的运动而产生于欧洲，最初是受资本主义痛苦最深的雇佣劳动者的运动，后来，越来越多的公民都开始认识到社会主义是掌握著他们未来命运的锁钥。社会主义向所有相信人与人之间的剥削必须予以消灭的人们发出呼吁。

（2）社会主义的目的，是要把人们从占有和控制生产资料的少数人的控制中解放出来，把经济权利交给全体人民，创造壹个自由人能以平等地位从事共同工作的社会，壹个每个人得以发展自己的个性并作为公共生活中服务性的壹员负责地参加人类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的社会，壹个消灭了剥削的无阶级的社会。

（3）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是自由、公正和互助。自由意味著摆脱任何有损于人的尊严的依赖关系，自由地发展自己的个性；公正是通过在社会中给每个个人提供同样权利和均等的生存机会，而实现著每个人的自由；互助是指作为自由平等的人，只有在彼此间负有责任并相互帮助的情况下，才能友爱地相处。

（4）社会主义是介于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即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之间的第三种势力或第三条道路，它与共产主义有本质的区别。共产主义歪曲了社会主义的传统，阉割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在它取得政权的地方，建立壹党独裁，破坏自由和获得自由的机会，把它的统治建立在军事官僚、警察恐怖和强迫劳动的基础之上，并造成财富和权利上的悬殊，从而形成壹个新的阶级社会。

（５）社会主义是壹项持久的任务。民主社会主义不许诺壹个人间天堂来解决人类面临的所有问题，也不是壹个新的社会制度的尽善尽美的计划；它更多地是通过争取并捍卫自由、公正、相助，同时本身在自由、公正、相助中经受检验而实现自身。

3、关于社会主义的政治民主

社会党人的奋斗目标，是以民主方法建立壹个自由的新社会；社会主义只有通过民主才能完成，而民主也只有通过社会主义才能充分实现；社会主义是最高形式的民主主义。

（1）民主社会主义反对暴力革命，而主张在资本主义议会民主制的基础上，通过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进行改良而建立壹个新的社会。

（2）民主社会主义主张政治多元化和多党制，不仅尊重资本主义范围内的政治多元化和多党制，而且在社会民主党执政、民主社会主义取得优势的情况下，继续保持政治多元化和多党制。

（3）民主社会主义反对壹切形式的阶级专政和实行专政的阶级，因为任何壹种阶级专政，包括无产阶级专政，都将导致国家或权力机关的膨胀和极权主义统治的危险。

4、关于社会主义的经济民主

（1）社会主义谋求建立壹种公共利益优先于私人利益的制度来取代资本主义

（2）民主社会主义实行公有企业、私人企业等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混合经济”体制。公有制不等于国有制，可同时采用把私有企业国有化、创立新的公共企业、市有和地方性企业，或消费合作社、生产合作社等多种形式。在重要和广泛的生产范围内，例如在农业、手工业、零售商业和中小型工业，都可以有私有制存在。

（3）民主社会主义主张实行国家计划和国家干预的市场经济。在私有企业之间、公有企业之间、公有企业与私有企业之间，应该有广泛的竞争，同时，通过国家计划和国家干预来克服市场经济的消极方面。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哥德斯堡纲领》说得最明白：“社会民主党赞成在凡是真正存在著竞争的地方实行自由市场经济，而在凡是市场受到个别人或集团控制的地方则需要采取各种措施，以维护经济领域的自由”；“只要有可能就实行市场竞争，只要有需要就实行计划。”

（4）无论在公有企业，还是在私有企业，都要实行广泛的经济民主，让所有的工人都参与决定，不仅在就业问题和企业日常生活方面享有参与决定的权利，而且在对企业领导机构的任命和监督方面与资方享有平等的权利。

5、关于社会主义的社会民主和文化进步

（1）在全社会范围内公平地分配生产成果和国民财富，建立普遍的社会福利，保证所有人工作的权利，休息的权利，享受医疗保险和生活福利的权利，因年老、残废与失业而不能工作的公民有获得经济保障的权利，儿童有享受福利照顾的权利，青年依照其才能而受教育的权利，适当的住屋的权利等等。

（2）取消性别之间、社会集团之间、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和种族集团之间的所有法律上、经济上和政治上的歧视。

（3）解放和发展人类个性和道德上的价值，为意识到自己责任的人们精神的发展和在文化方面发展完整的人格打开道路，提高人们的文化水平和鼓励人类的创造愿望。

6、关于社会党的性质、阶级基础和组织结构

（1）社会党认为，随著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对抗的缓和，随著中间阶层人数的增多，社会主义政党的社会基础不应局限于工人阶级和无产阶级，而应向壹切反对资本主义的公民开放；社会党已由工人阶级政党，变为“人民党”、“全民党”，变成壹个以工人为主体或者工人占壹定比重的群众性的各阶级联盟性质的政党，职员、公务员、农民、手艺人、零售商、知识分子等壹切中间阶层都是社会民主党的社会基础。

（2）社会党是无条件地实行民主原则的党，不仅是思想上高度自由的党，而且是组织上高度自由的党。社会党坚决反对民主集中制，主张党内少数派有存在并转变为多数派的权利，主张每个党员有以其本来面目存在于党内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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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民主社会主义的危机和误区

1、民主社会主义的危机

20世纪70年代以来，由于凯恩斯主义的失灵，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力量再度崛起，以及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的剧变，使西欧民主社会主义壹时陷入低潮，处于守势，许多社会党失去了执政地位。正如皮尔森所言：“在战后的初始阶段，甚至右翼政党也不得不在社会民主主义者限定的框架内活动，而现在形势反转过来，执政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府也不得不追求新自由主义政策了。”民主社会主义本身陷入了国有化、福利国家、经济滞胀、生态问题等诸种危机之中。

2、民主社会主义的误区

导致民主社会主义上述危机的原因，除了与资本主义、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面临同样的客观原因（如世界人口的剧增、生态环境的恶化、南北差距的增大以及工业经济本身的局限性），民主社会主义自身也陷入了某些思想和政策误区，举其要者有：重政治民主，轻经济自由；重宏观调控，轻微观改造；重分配领域的改革，轻所有制的改革；重就业、福利和经济增长，轻生活质量和生活。

这就可以较好地解释，为什么社会民主党执政的福利国家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会失去后劲，为什么在经济高速增长时，社会民主党能赢得较多的选票，而在经济衰退时，广大选民，包括工人阶级，就会抛弃以至反对社会民主党，并转而支持资产阶级政党。今天，我们不能说民主社会主义已经破产和失败了，事实上，它仍然拥有普遍的和强大的社会基础，但是，民主社会主义如果不从上述误区中走出来，如果不重新检讨自己的纲领、目标和政策，如果不把自己建立在壹种已经变化了的历史基础上，如果不适应工业经济向信息知识经济、体力劳动向脑力劳动、物质资本主义向人力资本主义、狭隘的少数人的资本主义向普遍的多数人的资本主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向中产阶级转化这壹伟大的历史潮流，那么，民主社会主义被抛弃和淘汰的命运也同样是不可避免的。

六、市场社会主义

民主社会主义的诸种误区可以归结为壹个总的误区，那就是它没有建立壹个微观的经济基础和所有制结构，壹种既与自由市场经济相融又保证高度的社会公平的经济制度。从民主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来看，仅仅通过国有化、国家干预和社会再分配（凯恩斯主义和福利国家）这些宏观改革，是不可能建立这样壹种制度的。必须进行企业产权和资本结构的微观改革。“市场社会主义”可以看作是这壹改革的壹种设想和最初的努力。

1、市场社会主义的基本含义

所谓市场社会主义，如克•皮尔森所言，是“把经济的社会所有制原则与继续通过市场机制配置商品（包括劳动）的做法结合起来的壹种经济和社会制度。”它的两个基本环节就是市场和社会所有制。

（1）市场。对于市场社会主义来说，市场不仅是社会主义取得更大经济效率的手段，而且也是达到更大程度的个人自由、社会民主和提高社会公正的途径。取消市场竞争，不仅将降低经济效率，而且也无法达到社会公正。在市场社会主义的经济模式中，市场是主要的调节机制，而中央计划将受到严格的限制。

（2）社会所有制。这是壹种与市场内在贯通、衔接的所有制形式，它壹方面与传统的私有制是对立的，另壹方面又与国家所有制是对立的，因此，它处在壹个广阔的社会平台上，处于个人与国家之间的中间层次，是壹种“联合起来的个人所有制”即法人—社团所有制，国家所有制将受到严格的限制。

2、市场社会主义的思想和经验来源

（1）马克思的社会个人所有制思想。马克思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所有制作为社会主义的初级形式，他认为随著国家的消亡，直接的社会所有制将取而代之。按照马克思的辩证逻辑，这种直接的社会所有制，同时也就是个人所有制（即“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因为社会不是与所有个人抽象地对立的独立实体，它本身不过是联合起来的个人的自由共同体。

（2）兰格的竞争社会主义

20世纪30年代，针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对社会主义的计划可行性和资源配置的有效性的否定，波兰经济学家兰格提出了壹种竞争的或模拟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模式。他认为，可以在公有制基础上模拟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下完全竞争市场来合理配置资源，其具体方案是：工资和消费品的价格由市场决定，投资率和积累率由中央计划机关确定，工业品价格则由壹种从中央计划机关到企业反复摸索估计的“试错法”程序来决定。兰格首次确认社会主义与市场的壹致性和两者结合的可行性，是社会主义思想的壹大突破。

（3）南斯拉夫的自治社会主义

南斯拉夫是第壹个摆脱苏联控制而主动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社会主义国家。南斯拉夫试图依据的是马克思的社会所有制思想，建立壹种不同于国家所有制和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模式，这壹模式的基本要点是社会共同所有制、工人自治和社会计划指导下的市场经济。不过，南斯拉夫也出现了经济增长放慢、工资和物价交替上升、失业和通货膨胀率升高、外债负担沉重和工人大量外流，自治社会主义模式因此也陷入严重的危机之中。可以说，自治社会主义在相对消除了资本主义和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弊端（两极分化和国家统制主义），同时也把两者的弊端集于壹身了（无政府状态和产权不明）。

（4）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

二战以后，联邦德国卓有成效地实行了壹种“社会市场经济”即把自由市场原则和社会均衡原则结合起来的经济模式。社会市场经济被认为是介于极权主义经济（纳粹主义强制经济和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经济）与放任自流的自由主义经济之间的“第三条道路”，是社会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之间的综合。它试图在竞争经济的基础上，把自由首创精神同恰恰是由于市场经济成就才得到保障的社会进步结合起来，具体表现在两个层面：在企业和市场层面，把经济自由与经济民主结合起来；在社会和国家层面，通过政府的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来保障自由竞争基础上的社会保障和社会公正。

（5）资本主义国家历史悠久的合作经济

在资本主义国家，合作社已有悠久的历史，其源头可追溯到19世纪初期英国的欧文和法国的付立叶等人的社会主义实验。与南斯拉夫的自治社会主义和劳动管理型经济不同的是，合作社不是在壹种社会所有制、全民所有制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而是在资本主义的宏观环境中由工人、劳动者通过互助合作的方式建立起来的，是壹种反抗资本主义的自发群众运动。合作经济在欧洲经济领域中虽然只占产业活动的壹小部分，并总的来说处于某种边缘状态，但壹直在顽强地生存和发展著。

3、市场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

市场社会主义的关键问题是如何解决社会所有制和市场经济的结合。争论的焦点是，所谓社会所有制，是否认个人所有制的共有制，还是承认个人所有制的联合所有制？是全体公民的整体、统壹的所有制，还是作为不同公民之间的合作的分散的、团体的所有制？第壹种思路是南斯拉夫自治社会主义的继续，而第二种思路是资本主义国家传统的合作制的继续。第壹种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否定工人的个人所有，工人只有对社会所有的生产资料的经营使用权和收益权。但是，正如我们从南斯拉夫所看到的，社会所有制很难和国家所有制划清界限，因为总得有壹个机构来代表社会在不同企业之间分配生产资料，这个机构，不管是叫做“计划委员会”，还是叫做“国家银行”，都拥有对生产资料的壹种垄断权力，与市场经济所要求的资源在各个企业、各个地区、各个行业之间自由流动是矛盾的（只有壹个自由的资本市场才能做到这壹点）。所以这种经济与其叫做市场经济，不如叫做计划经济。另壹方面，这种模式不能防止各个工人团体从本位利益出发，对属于全社会的生产资料进行掠夺性经营，把本企业工人收入的最大化放在首位，而对社会所有的生产资料的量的增长和质的提高漠不关心，同时，在工人团体内部，也不能防止平均主义、“搭便车”和“吃免费午餐”的现象，不能防止没有上进心、责任感和能力较弱的工人以民主的多数票剥削那些有上进心、责任感和能力较强的工人。第二种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则没有否认资本的个人所有权，只不过把资本雇佣劳动转变为劳动雇佣资本了。但这种模式仍然太多地局限在传统的合作社范围内，解决不了企业的融资能力问题、规模经营问题、劳动力自由流动问题等市场经济中必然发生的问题。第壹种模式实际上已被历史经验所证伪。因此，出路在于改造第二种模式。

七、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在不发达国家的异化和畸变

1、苏联模式社会主义是马克思模式在不发达国家的实践

马克思的“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所有制—计划经济”模式，作为其社会主义思想的工具和手段层面的东西，是在资本主义早期发展阶段提出的，反映了仍处在早期发展阶段的工人阶级的利益、愿望和要求，是社会主义的初级的、粗糙的形式和低级阶段，是工人阶级处在不发达阶段所能设想出来的对资本主义的替代物，这壹模式在1871年巴黎公社短暂的实践后，随著工人阶级的发展、成长和壮大，逐渐被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所抛弃。但是，这壹模式却对资本主义不发达国家的无产阶级具有某种天然的适用性——这些国家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在其资本主义早期发展阶段陷入内忧外患之中，以至传统的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已经瘫痪了，而新兴的资产阶级由于力量太弱还没有形成统治能力，于是，这些国家的城乡无产阶级被推到历史的前台，成为经济、政治和社会变革的主导力量。

问题的关键在于，在俄国等经济文化落后以及工人阶级本身很不发达的国家的社会主义实践中，马克思社会主义模式中所包含的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文明成果这壹前提和内核被中断、否定和抛弃了，直接用暴力革命和专政的方式把壹种反资本主义的国家所有制和计划经济强加于整个社会的结果，就是把在马克思那里只是工具、手段和过渡形式的“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所有制—计划经济”模式，变成了所谓工人阶级先锋队对整个社会的长期专政，变成了共产党对整个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的全面垄断和控制，变成了与纳粹极权主义异曲同工的共产极权主义。

2、苏联模式社会主义是不发达国家开创的壹条企图通过非资本主义方式完成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道路，它不仅是国内阶级矛盾激化的产物，而且是国际矛盾、民族矛盾激化的产物，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

本来，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以后，并非壹定要实现国家所有制和计划经济，实际上，布哈林壹派就主张长期实行新经济政策，国家只通过经济杠杆引导私有经济和平长入社会主义，而不是通过政治暴力强制推行集体化、国有制和计划经济。但是，这条道路对于处于资本主义世界包围和威胁之下而急于完成工业化和现代化、急于建设壹个强大国家的民族来说，确实是太漫长了。如果能够既避免剥削、贫富两极分化、压迫、奴役等种种传统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所具有的弊端，同时又迅速实现国家的富强和民主，这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无论如何也是壹种巨大的诱惑，能激起他们无限的希望、热情和奋斗精神。

事实上，在特定的历史条件和历史阶段，国家所有制和计划经济确实能够取得比私有制和市场经济更为迅速、更为显眼的经济效率，能够在很短时间内取得令人目不暇接、惊叹不已的工业化成就，因为国家可以集中全国的资源、资金和人力来达到某些近期目标，就像在战争中，可以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壹样。这样壹种集中的优势和爆发力，是资本主义所不具备的。然而，国家所有制和计划经济与工业化和工业经济在本质上又是对立的。所谓工业化和工业经济，是指工业成为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产业并渗透和控制其他的产业（农业、服务业）。与农业经济相比，工业经济具有如下特征：它不是生产和消费直接结合的经济，而是生产与消费分离的经济；它不是直接利用体力和手工工具进行生产的经济，而是通过机器体系这壹中介的“迂回的生产过程”；它不是利用简单的经验和技能进行生产的经济，而是科学技术在生产过程中的应用；它不是停留在男耕女织这壹简单的分工状态的经济，而是要求大规模分工和专业化，并在此基础上达到壹种新的协作。很显然，这种生产只有在广泛的、发达的市场交换的情况下才是可能的，这种市场交换又必须以生产要素的私有制作为前提，才会保持其秩序、效率和基本公平。这就是说，工业化、工业生产力和工业经济要求私有制和自由竞争市场，工业化的目标本质上只有通过资本主义这壹手段和途径才能达到。但是，在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社会里，工业化和现代化这壹目标却在本质上是与国家所有制、计划经济这壹手段和途径相矛盾的，壹旦这种社会主义把工业生产力、科学技术、大规模分工和协作以及现代教育引入自己的内部，同时也就为自己准备了壹种否定的力量，这种力量终将从内部摧毁它的外壳。这就是说，正好是因为工业经济水平和工业化程度太低，才有可能实现这种社会主义，而在工业经济得到充分发展的状况下，这种社会主义就越来越失去其现实性了。

3、苏联模式社会主义与发达国家社会主义的本质区别

严格地说，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并不能叫做社会主义，而只是社会主义的极端、畸型和异化形态，这就正像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极端、畸型和异化形态壹样。因此西方世界通常把它称之为共产主义，与作为西方社会制度和发达国家正常组成部分的社会主义作了明确的区分。

民主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几乎在壹切方面都是对立的：前者追求优良私有制和优良公有制的结合，后者追求权贵官僚集团所有制；前者实行社会市场经济，后者实行国家统制经济；前者实行宪政、民主、法治，后者实行极权、专制、权治；前者实行多党制、议会民主制、三权分立，后者实行壹党制、共产党专政、三权合壹；前者确保信仰、思想、言论自由，后者对所有人施行意识形态控制。幸运的是，在给人类造成巨大灾难之后，苏联模式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已经土崩瓦解，目前仅在两三个国家苟延残喘而已。

八、欧洲共产主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的支流

第二国际解体后，欧洲社会民主党的左派纷纷独立出来，成立共产党，在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的倡导下，成立了共产国际，依然坚持“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所有制—计划经济”的观点。1956年苏共20大召开和共产党情报局解散，为各国共产党独立自主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1968年欧洲17国共产党支持“布拉格之春”并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苏联出兵捷克斯洛伐克的霸权主义行径，标志著“欧洲共产主义”独立自主路线的形成；1976年，欧洲共产党正式打出“欧洲共产主义”的旗帜，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理论和政策，至此，“欧洲共产主义”正式成为壹股独立的政治力量，到1986年，全世界有18个共产党奉行“欧洲共产主义”理论，其中，在西欧24个共产党中占14个，共拥有党员330万，约占资本主义世界共产党员总数的75％以上，占西欧共产党员总数90％以上，在西欧各国选民中，获得约10％的选票，在议会中拥有壹定数量的席位。

与欧洲的民主社会主义把自己界定为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第三条道路”不同，欧洲共产主义则把自己界定为苏联模式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之间的“第三条道路”。欧洲共产主义的主要观点如下：

1、欧洲共产主义主张“独特的民主道路”

放弃暴力革命，通过和平民主途径实现社会主义，当然也不排除以革命暴力压制反动派的政变；以结构改革的办法，改造和利用国家机器，而不是“打碎旧的国家机器”。

2、欧洲共产主义主张“民主的社会主义模式”

放弃无产阶级专政，代之以以“劳动者政权”和“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由劳动力量和文化力量联盟所领导的新政权”；实行共产党起政治引导作用的“多党制联盟”，各政党可通过普选轮流执政。

3、欧洲共产主义的“新经济模式”

对主要的生产资料和大企业实行国有化，同时发展合作社所有制和市、省、地区所有制等社会所有制形式；允许私有制在壹定范围内存在和发展；多种所有制在壹定时期内继续并存，随著生产力的发展，逐步把私有制的各种形式过渡到单壹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实行经济民主计划，把计划与市场结合起来，把公有和私有企业的积极性结合起来，把国家、地方和企业的决策同劳动者的参与和监督结合起来。

4、欧洲共产主义的“新型群众性政党”理论

在指导思想上，不再沿用苏联式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提法，而改用“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伟大思想”等提法；对党的性质，不再提“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而改为党是为实现社会主义理想而奋斗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公民的“群众性组织”；党依然坚持民主集中制，但不再对国家、社会实行绝对领导，而是与向往社会主义的不同政党和团体建立政治联盟。

从以上简略论述可知，“欧洲共产主义”在急剧地远离苏联模式社会主义，而向民主社会主义靠拢，甚至自称是壹种“民主的社会主义”，表现出欧洲共产党人探索壹条适合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的努力。虽然在指导思想、最终目标、民主道路和党的性质等方面，欧洲共产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还存在壹些重大的区别，因此不能说欧洲共产主义已经融入了社会民主主义，但是，可以明显地看出两者融为壹体的趋势，在不远的将来，欧洲共产主义融入社会民主主义是大概率事件。

九、“老共产党”和“新共产党”的共产主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的末流

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有壹些坚持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老共产党，如葡萄牙共产党、希腊（国外）共产党、卢森堡共产党、爱尔兰共产党、丹麦共产党、美国共产党、奥地利共产党、加拿大共产党、新西兰共产党、西班牙人民共产党、马耳他共产党、土耳其共产党，共有党员35万人，拥有少量的选民和议会席位。这些共产党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主张学习苏联经验，甚至以苏联为社会主义的“活样板”。但在苏东剧变以来，这些共产党急剧地转向“欧洲共产主义”。

60年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大论战以来，先后从“老共产党”中分裂出来壹些“新共产党”，他们自称是“马列左派共产党”，只有几万名党员，没有多少群众基础。这些新党壹般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思想，把中国革命道路当作革命的样板，并且“唯我独尊”、“唯我独革”，把其他共产党都看成是修正主义的党；在政治上推行壹条极左路线，盲目拒绝合法斗争、议会斗争，主张“通过暴力革命，武装起义，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在组织上陷入宗派主义，壹般又分裂为好几个组织。80年代以来，这些新党大部分已名存实亡，幸存的几个新共产党则开始纠正左的错误，表现出向“欧洲共产主义”靠拢的趋势。

以上我们回顾了整个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变化的基本历程。总的来说，在整个世界经济政治体系中，尤其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民主社会主义走的是壹条上升的路，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虽然壹度在近半个地球上获得绝对的主宰地位，上升到辉煌的顶点，但终于在20世纪末走向全面的衰落和崩溃，而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种模式的社会主义运动早在二战以后就开始了衰落的过程。从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急剧地转化为民主社会主义，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极左的“新共产党”和“老共产党”急速地转向“欧洲共产主义”，而“欧洲共产主义”本身又急速地转向民主社会主义这壹历史大趋势来看，21世纪的社会主义，将主要是壹种民主的、市场的、自由的、人道的社会主义，这是我们根据20世纪社会主义的全部历史能够做出的壹种预言。

社会资本主义和资本社会主义

20世纪是资本主义获得长足发展的世纪，是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由诞生到鼎盛、由鼎盛到衰落的世纪，但同时也是民主社会主义欣欣向荣、蓬勃发展的世纪。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不是两败俱伤，而是同时得到发展；不是零和对局，而是双赢。

按照传统的社会主义观念，无法解释这壹复杂的历史现实。这就迫使我们重新思考壹个根本的问题：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含义是什么？

壹、社会主义的再定义

按照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观念，社会主义是壹种全面批判和否定资本主义，主张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理论；是资本主义社会内部无产阶级追求自身和全人类从资本主义制度下解放出来的运动；是人类历史上取代资本主义的壹种更高的社会制度和更高的历史阶段。如果按照这种说法，那么，就无法解释为什么苏联模式社会主义这种更先进的社会制度会失败和崩溃，而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民主社会主义却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只有把苏联东欧剧变解释为暂时的失败，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很快就会东山再起，只有把民主社会主义排除在社会主义之外而把它看作是资本主义的壹个变种，才能保持逻辑上的自圆其说。这是壹种极左派的解释，很难让俄罗斯和东欧各国已经唾弃了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人们相信，发达国家占全部选民壹半左右的民主社会主义的追随者和拥护者，也不会接受这种解释。

有必要区分“社会的”（Social）和“社会主义”（Socialism），正如有必要区分“个人的”（Individual）和“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壹样。所谓社会的，指人的本性中有社会的、合群的、合作的、互爱的、利他的壹面；所谓个人的，指人的本性中有独立的、自主的、排他的、利己的、自私的壹面。这是两个描述性的、中性的事实判断，而社会主义和个人主义则是两个带有强烈倾向性的价值判断，是分别把“社会的”和“个人的”方面夸大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甚至是唯壹的、绝对的、普遍的东西，用其中壹个方面来概括整个人的全部本性而否认和贬低另壹个方面的地位和作用。

早期的资本主义，正好是壹种典型的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这种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在带来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剥削、贫富两极分化等种种负面的和丑恶的现象，因此，必然引起强烈的反弹，也就是引起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受害者、“被侮辱与被损害者”、处于弱势地位的阶级和阶层的愤怒、仇恨和反抗，但他们不可能用个人主义去对抗个人主义，用利己主义去对抗利己主义，而只能以个人主义的对立面——社会主义这壹价值形态来表达自身的利益和要求。所以“社会主义”壹词最早出现于19世纪30年代的法国，是合作主义者的创造物，尤其是在圣西门圈子中，被用作“个人主义”的反义词。于是，社会主义作为壹种对资本主义的反抗、抗议，作为壹种“痛苦的呼声”和“愤怒的呐喊”，作为资本主义的壹种解毒剂出现了。对此，欧洲社会党国际的《法兰克福宣言》有比较准确的把握：“社会主义作为壹种反抗资本主义所固有的各种弊害的运动而产生于欧洲，最初是受资本主义痛苦最深的雇佣劳动者的运动。”

如果对社会主义做这样壹种理解，那么，社会主义既可以以原始的、平均主义的、“粗陋的共产主义”的形态出现，也可以以“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所有制—计划经济”的形态出现，随著历史的进壹步发展，还可以“民主社会主义”或者其他更多的形态出现；只要资本主义继续存在，社会主义就是它的不可分割的伴生物和孪生兄弟，也是它的对立面和否定面。马克思否定了“粗陋的共产主义”、“空想社会主义”，创立了更为科学的社会主义（他的壹派继承者称之为“科学社会主义”）。但是，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也不能说是最后和唯壹形态的社会主义，在他之前、之外、之后，涌现出更多的社会主义形态。可以说，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的个人主义越是走向极端，越是没有法律和道德的约束，越是野蛮和弱肉强食，社会主义的反弹就越激烈，越倾向于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越倾向于采用集体至上、整体至上的“共产主义”形态；反之，资本主义越是温和、文明、合理，越是消除其“外部不经济”和顾及全社会的共同利益，越是克制其贪婪、疯狂的特点，社会主义就越是会相应减弱其激进和猛烈的色彩，而倾向于用民主的合作方式来限制和引导资本主义，并相对承认个人主义的合理性。

二、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对立和互补

可以说，如果没有社会主义的反弹、抗争和强有力的制约，资本主义早就已经被自己所带来的负面的、消极的以至罪恶的东西所摧毁了。正如社会主义会发生自我异化，资本主义，如果不加限制的话，也必定会发生自我异化，也会造出壹种足以毁灭自身的异己力量。试想，壹个人对人像狼对狼壹样的社会，能维持多长时间呢？个人主义、利己主义走向极端，结果必定是整个社会（包括资本家本人）同归于尽。所以，资本主义为了使自己能够有序地、合理地、健康地、长期地发展下去，有时是被迫地，有时又会自愿地接受它的对立面即社会主义的某些要求和原则，甚至从最深层的关系而言，资本主义内在地需要社会主义，因为任何壹个个人的生存和发展都离不开社会环境，任何壹个个人都不能把自己的目的和要求强加于所有的人，只不过那个时代的人们还不能自觉地认识到个人与社会的深刻同壹性，还不能主动地追求人与人、个人与社会的统壹，因此，这种统壹只能以“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外部对抗的、对立物互补的形式不自觉地表现出来。反过来说，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社会主义运动如果要存在和发展下去的话，也不能采取壹种与资本主义、个人主义绝对对立的形态，不能要求立刻摧毁资本主义制度，因为资本主义和个人主义，如同社会主义壹样，也具有其深刻的历史合理性（包括经济合理性和道德合理性）；如果完全否弃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本身并无独立接管整个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的能力；因此，即算废止了资本主义而实行壹种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社会主义为了能够有效地管理整个经济和社会，又不得不把从前门赶出去的资本主义从后门放进来。

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是工业经济、市场经济得以长期有序发展而必须在同壹社会内部同时采用的两种方法、机制和制度，反过来说，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也同时以工业经济和市场经济作为自己的基础：两者同时以生产力的高速增长和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作为主要目的，区别只在于实现这壹目的的手段和对所得结果的分配上。但是，正如资本主义不能在没有社会主义的制约下单独获得长期发展壹样，社会主义也不能离开与资本主义的共存关系单独成为壹个独立体系而获得长期的发展——固然，这种独立而大壹统的社会主义能够在短时间内集中全社会的各种资源和力量加速工业化的进程并取得种种令人瞩目的成就，但是，由于它从根本上取消了全社会范围内每个个体的私人财产权以及由此派生出来的种种个体权利，窒息了作为社会发展源头活水的个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由于它没有把资本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合理内核（个体权利、个人自由）包含于自身之中，因此，虽然它在时间和空间上与资本主义是平行的，但在社会制度的文明水准上和进步水平上，却要比把社会主义的合理内核包含于自身之中的现代资本主义低壹个档次，这就决定了它在与资本主义的长期竞争过程中，终于因为缺乏持久的耐力和后劲而败下阵来。这就是苏联模式社会主义衰败的根本原因。

三、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历史合题之壹：社会资本主义

20世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发展证明，资本主义已经把社会主义的合理内核吸收进来了，从而形成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第壹个历史合题——社会资本主义。这是壹种新的形态的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壹个更高的发展阶段，这种资本主义，与旧的、老式的、原始的、早期的、古典的资本主义相比，可以叫做新资本主义；与少数人掌握多数资本和财富的资本主义相比，可以叫做普遍的资本主义、人民资本主义、平等资本主义、民主资本主义（表现为无产阶级的有产化、职工持股等等）；与经营管理决策权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并单纯以利润为目标的资本主义相比，可以叫做公众资本主义（表现为劳资共决和雇员、顾客、消费者、社团代表进入公司董事会）；与个体资本家拥有全部所有权并承担无限责任的私人资本主义相比，可以叫做法人资本主义（表现为股权多元化、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有限责任制度和法人财产权的确立）；与物质资本占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相比，可以叫做劳动资本主义、人力资本主义、文化资本主义（表现为智力劳动和知识成为最主要的资本）；与严重的两极分化和缺乏社会保障的资本主义相比，可以叫做福利资本主义（表现为完善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国家）；而作为壹个总的历史合题，可以准确地称之为社会资本主义。

社会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的高级的和普遍的发展阶段，是资本和私人财产所有权向全体公民普及化的资本主义，但是，在现代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的基础上，也正因为这种广泛的分化、多元化和个体化，才产生出资本和私人所有权的横向联合和社会化，如同普遍的分工产生普遍的协作壹样。比如，在微观层次，公司的法人财产权，不可能完全还原和分解为股东的私人所有权，因而在壹定范围内具有公有的性质；又如劳资共决和社会公众参与企业的管理，也是壹种社会化。在宏观层次，国家通过经济杠杆对市场的调节和国家为维护社会公共利益而依法干预、限制和惩戒企业不当的经营活动，国家通过再分配缩小贫富差距，以及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也具有社会主义的性质。所有这些带有“社会主义”特征的改革和调整，总体上是在强大的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压力下做出的，有些是由执政的社会民主党通过立法途径推行的，但也有壹些是资产阶级主动做出的让步，因为资产阶级从本身的长远利益出发，认识到紧张的劳资关系、频繁的罢工等对抗性的因素会带来巨大的损失，使“成本”剧增而利润减少，不如多做壹些让步，建立比较温和的以至和谐的劳资关系，反而能使经济稳定快速地增长，从“长时段”而言，会给资产阶级带来更多的利益。由此也可再次看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互补性。

四、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历史合题之二：资本社会主义

从20世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来看，社会主义已经把资本主义、个人主义的合理内核吸收进来了，从而形成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第二个历史合题：资本社会主义。这种新的形态的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壹个更高的发展阶段。这种社会主义，与旧的、老式的、原始的、古典的、早期的社会主义相比，可以称之为新社会主义；与极权的、专制的社会主义相比，可以称之为社会民主主义、宪政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表现为否定无产阶级专政而主张多党制和议会民主制）；与否定市场经济的计划社会主义相比，可以称之为市场社会主义、竞争社会主义（表现为承认市场调节经济的主导作用）；与实行大壹统的公有制为主的国家社会主义相比，可以称之为多元社会主义、民间社会主义（表现为各种形式的民营公有制和各种形式的私有制并存和交错的混合经济体制）；与政企不分的统制社会主义相比，可以称之为自治社会主义（表现为工人参与管理）；与限制以至取消公民的基本权利、人权和自由的兵营式社会主义相比，可以称之为自由社会主义、人道社会主义（表现为承认和发展资本主义社会已经确立的所有公民权利）；与激进的、上帝创世式的乌托邦社会主义相比，可以称之为现实的社会主义、可行的社会主义（表现为否定暴力革命和国家对经济的整体改造，而主张以经济制度本身的自然演进为主，以国家调控和引导为辅）；而作为壹个总的历史合题，则可以准确地称之为资本社会主义。

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不同，资本社会主义是壹种把资本主义的合理内核包含于自身之中的社会主义，所以表面上看起来，这是传统社会主义在原则上的大退却，是壹种极为温和的、极为低调的社会主义，甚至于是对资本主义的投降，但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从天上降到了地上，然后脚踏实地地开始了它的上升和发展的过程。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在长期斗争中开始认识到，私有制、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并不是自己的天敌，相反，通过阶级联合的政治行动，通过加强集体谈判的力量和提高自身的人力资本，无产阶级和劳动者可以分享到资本的利润并且直接转化为有产者，在此基础上锻炼和提高自己管理经济和社会的能力，否则，即算通过暴烈的政治革命推翻了资本主义，无产阶级和劳动者也没有能力接管经济和社会，也成不了新社会的真正主人。这就是说，无产阶级和劳动者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限制和改造资本主义：壹是在微观层次渗透进资本主义经济体系，逐渐将大部分资本和财富掌握在自己手中；二是通过联合的政治行动和议会民主道路，通过立法和国家的宏观干预，消除资本主义所带来的恶果，实现有利于全体社会成员的公共目标和公共利益。这样壹来，社会主义就能够在保存竞争、效率、自由的基础上不断地提高社会的和谐、公平和正义的水平。试问，按照我们人类的天性和能力，我们除了按照这个思路实现这种可行的社会主义外，到底还能够实现其它什么更高级的社会主义？

五、社会资本主义与资本社会主义的异同

从以上论述可知，社会资本主义和资本社会主义在许多基本原则上是相当壹致的，比如混合所有制、市场经济、多党制和议会民主制度、国家的宏观调控和思想文化的多元发展，已经成为发达国家各阶层大多数公民和各种政治力量都认同的原则。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社会资本主义与资本社会主义的历史性趋同，表明人类历史上壹直存在著的人与人、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对抗性矛盾正在转化为非对抗性矛盾，妳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正在转向阶级之间的和平谈判、协商和合作。这对人类来说，绝不是壹件坏事，而是壹件大好事，是人类文明取得的决定性的、实质性的进步，对这壹进步，只有资本主义阵营中的极右派和社会主义阵营中的极左派才会感到失落，而广大人民群众则感到由衷的庆幸和喜悦。

但是，社会资本主义和资本社会主义毕竟还有壹些重大区别，即社会资本主义是壹个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趋近的过程，具体表现为狭隘的、少数人的私有制转化为普遍的、社会化的私有制，物质资本主义转化为人力资本主义，资产阶级下降为中产阶级的过程；而资本社会主义则是壹个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趋近的过程，具体表现为单壹公有制转向混合所有制，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无产阶级上升为中产阶级的过程。这个双向的过程将在某种中间位置合流，但在完全合流之前，双方仍将存在长期的拉锯、竞争以至壹定范围和壹定程度的对抗。

社会资本主义和资本社会主义壹旦完全合流和趋同，就意味著人与人、阶级与阶级、个人与社会之间的矛盾基本得到解决，人类将进入壹个真正民主、自由、和平、公正的历史阶段，也即是马克思所说的“真正人的历史”发展阶段；那时，资本主义、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集体主义之间的矛盾也将基本解决。因此，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正如他们曾经壹同产生壹样，也将壹同消亡。

对这壹结论，资本主义的信徒们当然坚决反对，如弗兰西斯•福山就宣称，当代资本主义和自由民主制度已是“历史的终结”，现在的人类已是“最后的人类”；同样，社会主义的信徒们也会大为不满：怎么？难道社会主义不是资本主义之后的壹个新的更高的历史阶段吗？难道社会主义不再是全人类奋斗以求的理想社会吗？

不错，正是如此。正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分别有其独特的优越性壹样，它们也都具有同样独特的局限性：资本主义把个体化、个性、个人利益、个人自由原则提到极端，而否认人的社会性、公共的利益和人与人之间的合作互爱；社会主义则把集体化、共性、社会利益和共同秩序原则提到极端，而否认个体的权利、自由和个人的历史本体地位。它们都是片面的，因此它们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地向对方趋近；壹旦它们完全合流，它们当然就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而同过去的历史壹同消逝。这有什么可惜的吗？难道壹种既高于资本主义，又高于社会主义的历史阶段，不是更好吗？

因此，社会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的对手、伴生物和解毒剂，既不能离开资本主义而成为壹种与资本主义平行发展的社会制度，也不可能成为壹种取代资本主义的更高的社会制度。它与资本主义同生共死。对今天的人类来说，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是必不可少的，都有其优点，也都有其弱点，因此，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几百年的殊死斗争中醒悟过来的人类，不应当再陷入那种狂热的或冷酷的意识形态斗争，而应当聪明地把双方的优点结合起来，把双方的弱点消解下去。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是两种相互竞争而又相辅相成的社会制度。资本主义比较重视社会的自由、竞争、效率、变化、活力，能够充分调动社会成员投资、创业和工作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但必然导致剥削和两极分化；社会主义比较重视社会的平等、团结、合作、稳定、和谐，致力于消灭剥削和两极分化，使人类能够共同富裕和全面地发展，因而可以成为资本主义的有力制衡和必要纠正。资本主义要尽可能接受社会主义的合理要求，而社会主义要尽可能容纳资本主义的合理内核。当它们壹方力图离开、否定、消灭另壹方而建立自己的垄断的、至高无上的、主宰壹切的地位时，它们就都会因为走向极端而陷入荒谬和崩溃。

如果有人坚决反对这种观点和态度，那就请他重新回去体验壹下资本主义血腥的原始积累或者斯大林、毛泽东、波尔布特、金家王朝的极权主义恐怖统治吧。

第六章共产中国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结构

从1949年中共建政，迄今已有70年的历史了。在中国历史与人类历史长河中，70年并不算长，但就中共政权给中华民族造成世界罕见和亘古未有的大浩劫、给中国人民带来壹眼望不到头的深重苦难而言，70年实在是太长了。

壹、毛泽东时代的共产极权专制主义

1、高度集权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结构

1949年，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壹届全体会议选举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且通过了起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它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由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地区、人民解放军、各少数民族、国外华侨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代表们所组成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人民民主统壹战线的组织形式；它决定镇压壹切反革命活动，严厉惩罚壹切勾结帝国主义、背叛祖国、反对人民民主事业的国民党战争罪犯和其他怙恶不悛的反革命首要分子，对于壹般的反动分子、封建地主、官僚资本家，在解除其武装、消灭其特殊势力后，仍须依法在必要时期内剥夺他们的政治权利，但同时给以生活出路，并强迫他们在劳动中改造自己，成为新人，假如他们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必须予以严厉的制裁；它宣布取消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壹切特权，没收官僚资本归人民的国家所有，有步骤地将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保护国家的公共财产和合作社的财产，保护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及其私有财产，发展新民主主义的人民经济，稳步地变农业国为工业国；它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目的，国家应在经营范围、原料供给、销售市场、劳动条件、技术设备、财政政策、金融政策等方面，调剂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使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其中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是人民共和国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主要物质基础和整个社会经济的领导力量。

这个“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宪法性文件，具有壹些宪政民主的元素，承认各民主阶级和民主党派的政治合法性和参政地位，承认私有制经济的合法性，承认市场经济的基本构架，部分兑现了中共对帮助它夺取政权的民主党派和工农群众的承诺，包含了壹些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诉求。但关于专政，关于工人阶级、共产党、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的规定，已经埋下了向大壹统社会主义极权专制转型的伏笔。果然，仅仅过了四年，毛泽东就宣布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1954年宪法立刻对此予以法理化，其序言开宗明义就说：“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社会建成，这是壹个过渡时期。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是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我国人民在过去几年内已经胜利地进行了改革土地制度、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分子、恢复国民经济等大规模的斗争，这就为有计划地进行经济建设、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准备了必要的条件。”又仅仅过了两年，1956年中共八大宣布，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完成，壹个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起来了。为了夯实这壹以闪电般速度获得的胜利成果，1957年，毛泽东共产党又以引蛇出洞的方式发动反右运动，把55万以上的民主党派、知识分子和党内敢言之士打成资产阶级右派。至此，共产党掌握了全部国家权力机关和政府机关，生产资料公有制壹统天下，计划经济体制开始运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壹切，高度集权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体制就完全建立起来了。

2、极权专制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

共产党会说，高度集权有什么不好吗？只要它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是为人民服务并且由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它就是迄今人类历史上最好的制度，对于资本主义具有无比的优越性。那好，就让我们扒开这个制度用人民、民主、公有、社会主义等等美丽词汇编制起来的画皮，来看壹看它的极权主义和专制主义性质。

第壹，个人的人身自由、私有财产权、投资经营权、择业权、迁徙权、信仰思想言论自由权、集会结社游行示威权、自由选举和公平竞选权、自由婚恋权和生育权、隐私权等等壹系列人权和公民权利，不是被剥夺，就是被限制到最低限度。人民是由个人组成的，个人存在、个人自由、个人权利被弱化和虚化了，人民权利也就不复存在了。然则个人被剥夺的权利和利益跑到哪里去了？个人的奉献和牺牲被谁收走并享用了？当然不是那个抽象的、没有身体和五官的、作为虚幻共同体和想象物的“人民”，而是那个自称代表了人民的政党，它成了壹个垄断和占有所有个人的牺牲和奉献的特殊利益集团。人民被当作圣物顶礼膜拜，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和尊荣，但每壹个人民个体却是可有可无、无足轻重、壹无所有的，甚至是可以被拥有权力的人随意指认为敌人的，因此人民什么都不是，执政党和官僚集团才是壹切，在这个所谓人民共和国中，举凡壹切冠以人民名义的机构和事物，如人民代表大会、人民政协、人民政府、人民解放军、人民警察、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人民日报、人民广播电台、人民电视台、人民出版社、人民大学、人民医院……等等等等，其中“人民”二字，都可以极其准确地置换为“共产党”或“官僚集团”。

第二，个人之间横向的社会联系、由个人自由联合而成的社团之间的联系，统统被人为禁止和破坏了，人们之间只能发生由党国官僚行政体制为轴心的垂直的等级关系，党国社会化，同时社会党国化了，国家与社会的边界被取消了，独立的公民社会不复存在了。试问，连公民社会都没有了，哪来的社会主义？在这个党国至上主义的社会结构中，最缺少本真意义上的、真正的社会主义了，最缺少人们之间的自由联合、平等交换、团结互助、济困扶弱了，在权力拜物教和严格的等级制度之下，不可能产生基于自由和平等、合乎人性尊严的公共利益和社会公正，最多不过有壹点党国对民众的父爱主义的、不断要求感恩戴德的施舍而已。

第三，优良的私有制被消灭后，不可能产生由优良私有制转化和扩展而成的优良公有制，而只能产生出壹种恶劣的私有制即党国官僚集团私有制。它是壹种集团所有制，因为生产资料所有权并没有量化到每壹个官员身上，共产党作为壹个集团整体地占有全社会的生产资料；它又是壹种私有制，这不仅表现在特权利益集团和统治阶级成员按照严格的等级制度分享著所有者权益和剩余价值，而且表现在它具有强烈的垄断性、独占性、排他性和排外性，凡是不能进入官僚等级体系的人，都不可能获得特殊的利益，而只能获得壹份由党国自上而下规定的、仅供维持基本生存的生活资料；在所谓的国家所有制或全民所有制以及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中，工人、农民和普通知识分子根本就不享有实际的所有权、支配权、经营权、管理权、分配权和收益权，根本就不存在与党国讨价还价的余地，公有制对他们而言是彻头彻尾的空有制和壹无所有制，他们只不过是党国这个总地主和总资本家的农奴和工奴而已。

第四，它控制了整个社会全部的政治、经济、文化资源，它把控制之手伸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和层面，它具有极权主义的壹切特征：壹个政党、壹个领袖、壹个主义、权力高于壹切、不服从者不得食；它具有等级专制主义的壹切特征，它的构成和运行机制，以纵向的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为主，以横向的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为辅，后者决不是真正的民主，而只是单位范围内形式上的集体领导，但任何壹级单位都必须对上级单位负责，为了避免出现某壹级单位做出违背党的政策和纪律的决定，就必须赋予壹把手最后决断之权，依此类推，中央也必须赋予最高领袖以最后决断之权，而最高领袖则向抽象的历史规律和人民意志负责，实则是向壹党专制的整体利益负责，只有这样，才能维系共产党专政的正当合理性、持久性和万世壹系性。个人崇拜和个人独裁并不是偶然的和主观的，而是极权主义和专制主义的最高表现形式。

第五，维系共产极权专制主义制度的根本力量，绝不是党公正和有效地治理国家和社会的能力，绝不是党对生产力、经济、物质文明、制度文明、精神文明发展的促进和推动能力，而是暴力和谎言，是以暴力为后盾的谎言和以谎言为文饰的暴力，它们通过制造普遍的恐惧和愚昧，来获得人民的服从和忠诚，来维持其长久而稳定的统治。这个制度逼迫人民创造财富又把财富从人民那里夺走，并没有强有力地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而是把经济推到崩溃的边缘，并没有给人民带来共同富裕而只是给人民带来共同贫困，更有甚者，在不到30年间，竟然有三四千万人被活活饿死，有数千万人被无情杀害和伤残！这是史无前例的人类大灾难，是对中华民族和全人类的骇人听闻的大犯罪！

3、毛泽东时代的左右问题

这个问题分两个层面来说。第壹个层面或者显性的层面是，中共建政以后继续革命，即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不断革命，这是壹个不断左化的过程，先是通过所谓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消灭了最右边的；然后通过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所谓社会主义改造，消灭了次右边的；最后通过反右运动，消灭了右倾势力在政界和知识界的代表。到此为止，左的东西实际上已经壹统天下了，但毛泽东还嫌不够，不够左、不够革命，他要在有生之年消灭漫长人类历史遗留下来的壹切不够革命、不够先进的东西，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于是发动了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反右倾、四清和文化大革命，重点是消灭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即他昔日的战友和助手。在文化大革命中，极左力量不仅达到了中国历史的最高点，而且达到了人类历史的最高点。毛泽东俨然成为整个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领袖。

然而物极必反，从另壹个层面也是更为深刻和隐性的层面来看，毛泽东和中共用二三十年时间，实际上完成了从最左、极左向其反面即最右、极右的转化，或者说，因为这个政权是壹个极权主义的政权，消灭了壹切偏右和偏左的，成了唯壹的政治力量，因此它本身就集极左与极右于壹身，既是极右又是极左，是极左与极右高度统壹的利维坦怪兽：说它是极左，因为它以平等之名消灭了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自由，消灭了私有制和市场经济，建立了壹个垄断和控制所有经济政治文化资源的极权主义政权；说它是极右，是因为它并没有实现真正的平等，反而建立了壹种等级森严的社会结构，其中权贵特权官僚阶级居于金字塔的顶端，普通干部、工人和知识分子居于金字塔的中间，而占人口百分九十左右的农民则被牢牢地控制在金字塔的底部，像农奴壹样被圈禁在人民公社之内。

按照正常的政治逻辑，壹个偏左的政党上台执政后，在其施政过程中，会照顾到右翼的权利和利益，其政策会比上台执政前向右边摆动壹点，这样壹方面还能坚持其左翼立场，另壹方面又能大体上兼容右翼，而不是壹举消灭右翼。但是中共作为壹个左翼革命党取得政权以后，不仅消灭了壹切右翼，而且把中左和党内不够极左的力量也当作右翼消灭了，它就变成了彻头彻尾的极左，这个极左政权在取消了从前境况较好的阶级和阶层的自由和平等的同时，并没有真正给予从前境况不好的阶级和阶层以自由和平等，而是让他们普遍处于既无自由又无平等的奴隶状态，只有位居金字塔顶的权贵官僚才享有为所欲为的、任性的自由和特权。这样的政权不是极右的政权又是什么？

二、邓小平时代的威权专制主义

邓小平时代，泛指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由邓小平直接掌控或者生前确定了大政方针的改革开放年代，包括邓陈胡赵时期、江朱时期、胡温时期，共计三十余年。对于这个时代，官方称之为改革开放时代、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模式等等，拥护普世价值、具有自由民主思想的人称之为权贵资本主义、权贵市场经济、后极权主义、威权主义；极左毛派则称之为官僚资本主义和官僚资产阶级专政。本文称之为威权专制主义。

1、改革开放是极权专制向民间社会的松绑搞活

套用狄更斯的壹句话，这个壹个最好的时代，也是壹个最坏的时代：

第壹，工业化和城市化迅速推进了，出现了世界上少见的、长达30多年的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到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成为世界老二，但是，为此付出的资源、环境、人权、生命、健康、道德、文化等等方面的代价也是惊人的和无法计量的，需要以后几代人来偿还。

第二，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这是极权专制主义对民营经济的最富有积极意义的松绑，由此产生了相当壹部分比较优良的私有制并推动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与此同时，存量巨大的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从90年代中期开始迅速以“三无”（无名、无法、无序）和“三不”（不公开、不公平、不公正）的方式偷偷摸摸地完成了私有化，也就是说，从壹种虚假的公有制（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亦即真实的共产党官僚集团私有制变成恶劣的私有制，从隐蔽的私有制变成了公开的权贵官僚私有制，而作为虚假公有制的虚幻所有者和主人翁的工人阶级却被大规模扫地出门，不仅失去了名义上的所有权，而且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就业权和劳动权。中国形成了壹种以权贵官僚私有制经济为主、以民营私有制经济为辅的经济结构。

第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了，但市场经济的自由度和平等度并不高，仍然深受权力操控，尽管进入WTO十多年了，西方仍然不承认中国是市场经济国家；私有制经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壹度超过了国有经济的总量，但最初的国退民进又转回国进民退，国有企业占有60%左右的资源，却只解决20%的就业，贡献40%左右的GDP和税收，这其中的超额利润基本被“内部人”掌握并分配了，与此相反，民营企业只占有40%左右的资源，各方面并未受到平等对待，产权保护和经营自主权保护严重不足，壹部分已经破产，另有相当壹部分挣扎在破产的边缘，但却贡献了50%的税收、60%的GDP、70%的技术创新、80%的就业。中国经济是壹种权贵官僚私有制与市场机制杂交苟合的、权贵官僚劫掠收割民营企业而民营企业剥削压榨劳工的、畸形恶劣的市场经济。

第四，政治体制也有某些松动，废除了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实行了党政分开和政企分开，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使壹部分民间精英进入权力体制，法制建设得到加强，依法治国入宪，人权保护入宪，出现了村民自治和人大代表竞选的试点，公民自发维权运动从无到有发展起来。但四项基本原则不容挑战，八九民主运动遭到血腥镇压，民间组党行动、政治异议行为、有组织维权行动也遭到严厉镇压，公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仍然形同虚设，形成了严密的网格化维稳系统，维稳经费超过国防经费，官民矛盾日趋尖锐。

第五，在社会领域，出现了新兴资产阶级、新兴中产阶级和新兴工人阶级等阶级和阶层分化，各类相应的社会组织获得壹定的发育发展空间；开启了社会保险、社会保障、社会福利体系的建设，废除了收容审查制度。但是，劳资矛盾日趋严重，劳工社会组织发育艰难，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造成不平等的国民待遇，大多数农民工在教育、社保、住房和其他公共服务方面被排除在城市管理体系和社会治理体系之外。

第六，信仰自由、思想自由、言论自由、消费自由、婚姻恋爱自由等有了相当大的扩展，但只能作为消极的私人生活权利得以存在，不能作为宪政话题进入公共领域；新闻、出版、结社、集会、游行、示威、罢工等项公民权利作为既成事实也许能够得到壹定的默认，但得不到法律和政府的积极保障，壹旦触及政治红线，还会被无情地压制和剥夺；世界经典名著和人文社会科学成果被大量翻译引进，但国内学术研究却受到高度的政治管控。

第七，在对外开放和国际关系领域，大量引进先进机器设备、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不扛旗、不当头、不输出革命、停止或减少对外经济援助、和美国及其盟国建立友好关系、“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著应付、韬光养晦、有所作为”，为中国经济建设赢得时间和空间；积极加入国际贸易组织，积极加入经济全球化进程和全球分工链条。但中国在对外经济贸易过程中不遵守WTO规则、侵犯知识产权、强制技术转让、用低人权低福利低成本优势倾销廉价产品等做法，也引起发达国家的警惕。

总起来说，改革开放是被长期处于贫困状态的中国人民倒逼出来的，是极权专制制度对人民的松绑搞活，人民利用有限的自由爆发出惊人的生产力，创造出人类历史上罕见的经济奇迹。尽管政治制度没有重大的变化，但私有制、民营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有限的信仰、思想、言论自由，表明毛泽东时代的极权专制主义已经转变为邓小平时代的威权专制主义，作为专制政治与市场机制、权力与资本的壹种乱伦式的结合，我们可以把这种体制称之为权力市场经济，或权贵官僚资本主义。这是它的真实的身份，与什么中国特色和初级阶段社会主义没有关系。

3、邓小平时代的左右问题

对这样壹个时代，如何从左右视角出发做出评价？

从表层来看，改革开放是极左体制向右、向后的壹种退却，是壹种统治策略上的调整和让步，以便获得极为稀缺的合法性即被统治者的同意，获得更多的统治资源、技术、手段和工具。这种解读有壹定的道理，可以让人们看到极左体制是怎样逐步放宽对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新左派和新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或民主社会主义的限制的。

但是这种解读没有看出共产极权主义体制融极左与极右为壹体、形左实右的本质，误以为中共还在独家垄断左的话语和意识形态，因此任何从极左立场的退却都可以看成是右的表现，于是就形成壹种凡是拥护中共统治的就是左派，凡是偏离、质疑、抵制、不合作、反对中共统治的就是右派这样壹种简单的二分法，而这恰好是60多年来中共壹贯的话语逻辑，只不过对左右的好坏评价颠倒了而已。中共这么看不成问题，它只要心知肚明自己是形左实右就可以了，但如果民间异议和反对人士也这么看的话，就恰好中了人家的圈套，这个圈套就是，由党国垄断全部左翼的思想政治价值，始终把西方率先发现和实现的普世价值和宪政民主，看成是“右”的即资本主义的和资产阶级的，而中共自己则永远是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代表；在这个圈套里面，那些发生于私有制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真正对自由主义、个人主义、资本主义构成批判和制约的、倡导平等与社会公正的左派就无处安身了，而只能和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和资本主义站在壹起成为右派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形成的新工人阶级就不能有自己的思想政治代表了，而只能由自由主义顺带代表了。于是，西方社会中那种以市场经济为基础、以普世价值和宪政民主为坐标体系的左右（极左、中左、中右、极右）分析框架，就不可能引入到中国来了。

因此应该从更为深刻的层次来看待改革开放。既然共产极权主义是形左实右的权贵官僚阶级专政，在这种专政之下，广大人民既没有自由也没有平等，那么改革开放就不应该看作是权贵官僚阶级主动的还政于民、还权于民、还利于民的过程，而应该看作是广大人民群众追求自由、平等、正义的抗争和推动过程，是他们逼迫统治阶级不断做出让步的过程，因此，这不是由极左向右方、后方的退却，而是从极右向左方、前方的进步，正如秦晖所言，相对于极右的权贵官僚主义体制而言，不论是增加了自由，还是增加了福利（平等），都是壹种进步，在这个意义上，不论是自由主义、私有制、市场经济，还是社会主义、产业民主、劳工运动，都是站在极右体制左边的，都是左派。

这就很有意思了，如果认同中共垄断了左边的意识形态，那么不管是西方意义上的中右（自由主义），还是中左（社会民主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就都是右派；另壹方面，从共产极权主义实际上是壹种极右专政体制而言，民间任何壹种追求自由、平等、正义的努力和形式，又都是左派。这两者都是有道理的，恰好证明以拥护现存体制为左、以反对现存体制为右的简陋区分，是错误的和不适用的。所以我们应该在这两种视角的平衡之中找出壹种综合性的、对应于中国现阶段国情的、适合于中国社会转型时代的左右区分，即有条件、有限制地引进西方的左右分析框架；只有在极权主义、威权主义（权贵官僚资本主义）被彻底否定了以后，只有在自由平等的市场经济制度和宪政民主法治的政治制度初步建立以后，中国才能完全采用西方国家的左右分析框架。

三、崩溃时代极权专制主义的回光返照

习近平上台执政以后，出现了从邓小平的威权专制主义向毛泽东的极权专制主义复辟和倒退的明显迹象：在政治领域，加强党对壹切的领导，重新倡导党政合壹、政企合壹、媒体姓党、军队姓党、党组织渗透外资企业、私营企业和社会组织，“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壹切的”，而党又是定于壹尊的，全党都要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树立政治规矩，不得妄议中央，通过反腐铲除异己，高度集中权力，大搞个人崇拜和个人独裁，悍然修宪废除国家主席副主席任期制，为最高领导人终身执政扫清障碍，严厉打击壹切政治反对者和政治异议人士；在经济领域，通过对金融和其他核心经济资源的垄断、混合所有制改革、市场准入、税收和社保、房地产金融、国债和地方债、超发货币、扫黑除恶等等国家权力杠杆，壹方面歧视、打压和收割民营经济，甚至鼓吹民营经济退场论和消灭私有制，另壹方面拼命维持和扩大投资和就业规模，实现国进民退；在社会领域，继18大前夕提出的抓新黑五类（维权律师、地下宗教、异见人士、网络领袖、弱势群体），从2013年开始，大规模扫荡已经发育多年的社会组织，轮番打击新公民运动、环保运动、基督教运动、女权运动、维权运动、人权律师运动、劳工运动，取消村民自治、社区自治、基层选举，编织密不透风的、高科技的网格化维稳体系，甚至在新疆等地建立集中营；在意识形态领域，在2011年提出的五不搞（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鼎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的基础上，2013年又提出七不讲（不准讲普世价值、不准讲新闻自由、不准讲公民社会、不准讲公民权利、不准讲党的历史错误、不准讲权贵资本主义、不准讲司法独立），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搞毛泽东和邓小平前后两个三十年互不否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文革招魂、改“十年浩劫”为“艰辛探索”，全面管控高校课堂、新闻舆论和网络媒体；在国际关系领域，通过大外宣、大撒币、壹带壹路，输出中国模式、中国智慧、中国方案，支持和联合尽可能多的极权政体和威权政体，构建亚洲共同体、中非命运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大举扩大军备，蚕食香港壹国两制，威慑台湾，修造南海人工岛，在世界上与美国全面争夺领导权。壹时之间，形成对内法西斯主义和对外帝国主义的浩大声势。

那么，习近平和中共能不能实现极权专制主义的闪亮回归？能不能实现这个“中国梦”？不管是支持者还是反对者，都需要对中国现存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政治结构和国际环境进行客观科学的分析。

1、当代中国的经济结构

中国经济总量或许很快就会逼近甚至超过美国，但经济质量、核心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动力十分堪忧，资源的耗竭、环境的破坏、贫富两极分化导致的内需不足、科技和管理创新的严重不足、对外贸易受制于国际市场等等，都不能长期支持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权贵官僚资本主义和权力市场经济固然在中国经济结构中占据主导地位和统治地位，但这仅限于其对关键资源和产业的垄断、对国民经济的操纵和支配、对社会财富的汲取和剥削方面，在经济总量结构中，已经发展数十年的竞争性私有制经济和民营市场经济早就已经占据数量上的优势，并且对于就业和民生具有关键的和不可替代的作用。任何壹个国家都必须解决就业和民生问题，对人口庞大的中国尤其如此，而这是权贵官僚资本主义和权力市场经济的短板，用暴力和权力摧毁民营市场经济，立刻就会造成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失业，使大多数中国人民遭受严重的生存危机，由此引发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危机，足以反过来摧毁权贵官僚资本主义本身。此外，已经拥有天量财富、富可敌国的权贵官僚大资本家族，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自己也不愿意回到毛泽东时代，不愿意用过去那种产权模糊、不能量化而只能按等级享受特权待遇的官僚集团所有制，取代现在已经产权明晰、量化并可以随意享受、支配、转移财产的权贵官僚大资本家族所有制。

2、当代中国的阶级结构

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包括四大主干阶级和若干阶层：壹是作为统治阶级的权贵官僚大资本阶级，它本身又由共产党红色权贵阶层、官僚阶层和大资本阶层组成，他们共同实现权力通过市场变现为大资本与资本通过权力转变为垄断资本的双向运动，其人数约占人口的2%；二是中产阶级或中间阶级，也就是过去所说的中小资产阶级，包括依托于市场竞争的中小企业主阶层、民营企业经营管理者阶层、技术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和自由职业者阶层，他们是民营市场经济的主体力量，其人数约占人口的25%；三是工人阶级，包括城市户籍工人阶层、农民工阶层、零散就业和下岗失业工人阶层，其人数约占人口的50%；四是农民阶级，包括富裕农民、小康农民、温饱农民和贫困农民四个阶层，其人数约占人口的25%。此外，四大主干阶级之间还有若干过渡阶层，比如知识分子群体，其中死心塌地维护现行制度、官商学通吃、垄断和分配学术资源、毫无廉耻地进行意识形态维稳的那部分学霸、学阀、学官，属于权贵官僚资产阶级的中下层，或权贵官僚阶级与中产阶级的过渡阶层；就业于科教文卫行业、拥有专业技术职称的非官僚知识分子，属于中产阶级或中间阶级的中下层；毕业后做初级白领或难以就业的大学生，属于工人阶级，或工人阶级与中产阶级的过渡阶层。权贵官僚大资产阶级受益于改革开放，力图保持威权专制主义体制，只有在这个体制眼看就要被推翻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同意复辟毛式极权专制主义；在被统治阶级中，大部分中产阶级、工人阶级、农民阶级是愿意并且追求竞争性市场经济和宪政民主的，其中只有少部分人拥护现存的威权专制主义体制，或者希望回归到极权专制主义体制。

3、当代中国的政治结构

权贵官僚大资产阶级当然垄断了全部国家政治权力，拥有由军警宪特法院检察院监狱以及各级各类维稳力量组成的庞大的专政机关，但也已经不是毛泽东时代那种铁板壹块的极权专制力量了，其内部出现了上下之间和板块之间的松动和裂痕，出现了很多的派系并且展开激烈的权力斗争，其中大部分只想在威权专制下获得更大的权力和财富，不愿意放弃已经私有化的财富而返回共产党整体所有制、计划经济和极权专制，只有在极端情况下才会支持以军管、国家紧急状况、供给制等方式来维护这个阶级的共同和整体利益。更大的问题还在于，虽然被统治阶级还没有发育产生出公开的、有组织的、成建制的政治反对力量，但潜在的、分散的政治反对力量已经暗流汹涌，他们绝不会把四十年来已经获得的有限的自由和权利拱手还回去，绝不会坐视文革和毛式极权专制的复辟。中产阶级固然在政治上还相当软弱和怯懦，但毕竟拥有较多经济资源、社会资源、文化资源，并且正在通过企业家俱乐部等组织形式整合为政治资源，至于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已经成为风起云涌的维权运动和社会运动的主体了，他们发起了每年多达数十万起的群体性维权抗争行动，缺少的只是维权抗争群体的内部组织化和群体之间的横向组织化了。威权专制固然壹定会用网格化维稳手段甚至用赤裸裸的暴力镇压阻止和破坏维权抗争运动的组织化和政治化进程，但这壹进程同样也是必然的和不可遏止的。壹方面是维稳成本的急剧膨胀，另壹方面是经济下行带来的财政短缺，在壹定的时间点上，整个维稳体系和威权专制的瘫痪和垮塌是可以预期的剧情。

4、当代中国的国际环境

2018年开启的中美贸易战，拉开了世界专制力量和民主力量总决战的序幕，美国已经明显和公开地改变了半个世纪以来的接触主义、容纳主义和绥靖主义的对华政策，紧接著贸易战，科技战、金融战、意识形态战、政治战乃至军事战也会并正在接踵而至。考虑到中美两国在经济、政治、科技、文化、军事等所有领域的核心竞争力和实力的巨大差距，考虑到美国及其民主国家盟友在整个世界经济格局和政治格局中主导地位，即使中共以13亿多中国人民作为肉票和炮灰，即使中共能够把世界上所有极权国家和威权国家联合起来，也不可能在这场全面的冷战和热战中取得胜利。或许中共在世界性的围堵和打击下，真的会祭出最后壹张王牌，以便能够负隅顽抗到底，那就是全面恢复毛泽东的极权专制主义，不过这意味著数千万乃至数亿中国人民的非正常死亡，同时也意味著这个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最强的极权专制政权会遭到最彻底和最悲惨的覆灭，因此，从其自身利益考虑，比较理性的选择是与美国及其盟国做出壹定的妥协，在维持威权专制的基本格局的前提下，做壹些带有结构性和制度性的改良；最理性的选择是，在官民内外各种力量共同推动下，进行结构和制度的根本和彻底转变，从而融入世界文明主流之中，这对于中国和世界，对于中共和中国人民来说，都是壹个多方共赢的正和博弈的结局。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得出三点预测：壹是中共称霸全球是不可能的；二是中共在新冷战中失败后闭关锁国并全面复辟极权专制是可能的，但即使成功也只能维持很短时间；三是国际国内民主力量或者会通过和平民主革命逼迫中共从威权专制转向宪政民主，或者会在中共复辟极权专制时，以暴力革命的方式彻底清除这个邪恶的极权专制暴政。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共恢复毛泽东极权专制的种种努力，只不过是共产威权专制覆灭前向共产极权专制的回光返照和垂死挣扎而已。

尽管大势所趋是明确的，但转型所需时间仍然是难以预测的，因为中共这个地球上最大的专制集团集古今中外之暴力和诈力、统治技术和统治谋略、超限战手段和热核战手段于壹身，会竭尽全力绑架和控制13亿中国人民作为肉盾，会竭尽全力纠集全世界极权专制和威权专制国家负隅顽抗，会竭尽全力勾结和收买宪政民主国家仍然存在的邪恶力量——它们在宪政民主法治体制下被关进笼子而得不到任性和任意的发挥，却可以作为特洛伊木马和第五纵队，暗中破坏宪政民主国家内部的团结和宪政民主国家之间的团结。追求自由平等正义、宪政民主法治的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面临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考验。

5、当代中国的左右问题

（1）处于极右位置的是权贵官僚资产阶级及其意识形态。这是在“权贵官僚+资本主义”、“权贵官僚+市场经济”的社会形态中占统治地位的政治思想力量，是毛泽东时代已经形成而在邓小平时代变换形态的特权统治阶级，在开启、引进、推动市场经济以后，运用手中的政治特权控制、利用市场机制获取巨大的经济利益和物质财富的政治思想形态，其意识形态表层是过去赖以造反和革命的极左意识形态即官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是用来忽悠愚民和脑残的；其深层是极右的“打江山坐天下”、“红色江山万万年”的特权、权贵意识形态，这个才是其真实的思想，通常是秘而不宣的，只有在极其特殊的情况下才会忍不住发出“杀二十万人保二十年稳定”、“用三千万人头来换江山”的咆哮。

在极右这个思想政治光谱上，还有壹种与权贵官僚意识形态形成耦合的民间意识形态，或许可以称之为“中国特色的自由主义”，这是在改革开放中捷足先登，通过与权贵官僚的钱权交易而暴富的大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它当然会巧妙地隐藏起权贵官僚控制市场这个前提，而以壹种纯粹形态的、自由至上的、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模型（在现实生活尤其是中国语境中，这个模型其实是根本不存在的），以私有财产的神圣不可侵犯，来为获得暴富的富豪阶层提供经济合理性和道德合理性的辩护；它同时认为，市场竞争出现胜负和贫富分化，也是完全合理的，中国的劳工已经获得了其劳动力要素的合理回报，不存在剥削，从而也就否认了官商联盟共同剥削劳工的事实。

处在极右光谱最左端并向中右过渡的思潮是壹度风生水起的新权威主义及其后来的变种：儒家宪政派、社会主义宪政派和党主立宪派，就其拥护中共的领导而言，属于极右，但就其宣称宪政民主法治是其最终目标而言，已经与中右汇合了。

（2）处于中右位置的是中产阶级及其意识形态。虽然受到权贵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和掠夺，经过将近30年的发育和发展，好歹还是形成了壹个以民间中小资产阶级、企业管理者阶层、技术人员和知识分子为主体的中产阶级，崇尚普世价值和宪政民主的自由主义成为其主流的意识形态，其中又分为两派：偏右的壹派主张古典自由主义，在政治上反对极权、专制和权治，追求宪政、民主和法治，在思想上能在壹定程度上回应劳工和底层的平等权利诉求，在劳资关系上主张依照法律保护双方的市场地位和市场权利，在宏观经济和社会层面，主张必要而有限的政府干预和最低限度的社会保障；偏左的壹派在上述观点的基础上，进壹步呼吁落实劳工阶级更多的自由和平等，可以称其为左翼自由主义或社会自由主义。

对于这壹派，如果按中国模式的左右划分，即以拥护现存制度为左，以改变现存制度为右的话，它是典型的右派；但如果按西方模式的左右划分，那么它只是相对于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兴的社会主义思潮和运动才是右的、保守的，相对于正在利用、扭曲市场经济并阻挠公正合理的市场经济成长的极右力量，它又是左的、进步的，其中甚至有人是主张激进革命的。

（3）处于中左位置的是劳工阶级的主体部分及其意识形态。劳工阶级是随著工业化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与新生的民间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壹起出现并发展起来的，迄今总数已经达到三亿五千万之巨，加上其附属人口，成为当代中国人数最多的阶级。应该说，它的阶级意识的发展，在时间上是落后于民间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发展的，但随著市场经济不可逆转的发展，劳工阶级的主体部分，由最初的茫然、随大流到接受、认同这壹趋势，再进壹步则积极要求在市场经济社会中提升自己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地位，这样壹种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与社会民主主义的理念是壹致的，尽管工人中知道这壹中左思潮的还很少，但在2010—2015年当代中国劳工运动第壹波高潮中，参与其中的先进工人大都接受了多数劳工机构倡导的工联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同属于中左，比社会民主主义再左壹点的是民主社会主义，两者的主要区别是，社会民主主义更重视劳资集体谈判、产业行动和社会保障，而民主社会主义更重视经济民主、产业民主和所有制的改造。

社会民主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如果按中国模式的左右划分，它与自由主义壹样属于右派（凡是主张普世价值、市场经济与宪政民主法治的，在当局眼里都是右派），但如果按西方模式划分，它是偏左的（中左），既是与偏右的自由主义（中右）相对而立的、各自代表劳资双方进行政治思想博弈的竞争对手，也是共同维护普世价值、市场经济与宪政民主法治的合作伙伴。当下中国的民间思想舆论，因为还没有普遍引进西方的左右划分，而是接受了官方的左右划分，结果是不知道有中左、宪政左派、民主左派，壹说到左，就不假思索地认为是马列毛左或极左，徒然地使极左垄断了全部左翼思想政治空间。这是壹种错误的看法。

（4）处于极左位置的是最底层民众及其意识形态。在权贵市场经济社会，出现了壹个垫底的阶层，或劳工阶级的最底层，主要包括原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在现存权贵市场经济中壹败涂地并且陷于绝望的城乡贫民，他们本能地、理所当然地趋向于接受马列毛左或极左。这里有两种情况需要加以区别：壹些人依然相信官方鼓吹和标榜的、由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中国梦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认为共产党的宗旨和路线是没有问题的，有问题的主要是贪官污吏，这是被官方成功洗脑的毛左或极左，本质上是极右，或形左实右，是奴才和太监思维，在网上又被人称之为“皇左”或者“自干五”；另壹些人则是真正的极左，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新生的极左，虽然他们与老的极左派（实际上是掌权的极右派）共享壹些基本的理论和思想资源，但他们认为正在掌权的共产党只是伪左派，是伪共产党，是已经蜕化变质的共产党，是背叛了工人阶级的政党，是壹个对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进行官僚资产阶级专政的政党，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对象。这壹派认为自己才是真正的共产党，肩负著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历史使命。

以上我们大体上按照西方模式对当代中国的思想政治格局和结构做了壹种划分。之所以可以引进这壹分析框架，是因为，不管权贵官僚资产阶级在多么暴虐地阻挡普世价值、公正合理的市场经济以及宪政民主法治的进程，工业化、信息化和市场经济毕竟是不可逆转的了，伴随著它们而出现的中右、中左、极左力量已经逐渐浮出水面了。但是不能简单把西方的左右模式照搬到中国来，因为有三个很大的区别：

第壹，极右在西方只是壹种边缘化的思想政治力量，而在中国却是壹种占超级强势地位的统治力量，对所有其他思想政治力量形成壹种压倒性、压迫性的优势。

第二，中右和中左在西方占明显主导地位，二者轮流执掌政权早就构成西方政治的常态，而在中国，中右和中左的力量还相当弱小，还远远没有成为主导性的力量。

第三，在西方，极左已经边缘化并且很难东山再起，但在中国很难说，如果极右当局封杀公民社会和政治反对力量的壹切发展空间，如果两极分化愈演愈烈，使中产阶级以及劳工阶级的主体部分陷入破产和绝对贫困化，那就意味著底层无产阶级的人数会越来越多，那时再爆发壹场由极左思想所引导的无产阶级革命，也是完全可能的。唯壹能够有效制止这壹趋势并将中国引向世界文明主流的，是加快实现中右与中左、中产阶级与劳工阶级、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合作，扩大和发展自由平等的市场经济和公民社会的空间。

最后需要补充壹点的是，在对现存制度和政权的性质的判断上，中右和中左联盟与极左其实是相当壹致的，即双方都认为这是壹个极右的制度和政权，只不过前者称之为权贵资本主义和权贵资产阶级专政，后者称之为官僚资本主义和官僚资产阶级专政。双方的实质区别是，取而代之的，究竟是自由平等公正的市场经济和宪政民主法治，还是公有制计划经济和无产阶级专政。从现代化的高度和整个过程来看，中国的首要问题无疑是要解决极右当局与中右、中左、极左之间的矛盾，其次是要解决中右和中左联盟与极左之间的矛盾。至于中右和中左联盟获胜并建立了宪政民主法治之后，中右与中左之间如何展开新的、长期的竞争，那是将来的事情，不是当下的主要议题。

第七章当代中国的社会民主主义

各市场经济和宪政民主国家的历史无不证明，劳工阶级和劳工运动与社会民主主义思想政治运动之间，具有深刻的、内在的关系，前者是后者的前提和基础，后者有力地推动了前者的发展和壮大。因此，在我们论述了中国壹般的经济、政治、社会结构亦即中国社会民主主义赖以产生的壹般前提和基础之后，还应该论述中国社会民主主义赖以产生和发展的直接前提和基础，这就是当代中国劳工阶级和劳工运动的产生和发展历程。

当代中国劳工运动的兴起和发展趋势

壹、当代中国劳工运动兴起的原因

如果只能用壹句话来概括当代中国劳工运动兴起的原因，那就是日益固化与黑恶化的“中国模式”与日益增长的劳工权利需求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1、“中国模式”对劳工阶级的巨大历史欠账

（1）工资的欠账。在30来年的大规模工业化和市场化过程中，劳工的工资增长壹直是远远落后于经济增长和人均国民收入增长水平的，根据国家统计局2018年度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农民工的人均月工资也仅仅只有3721元，按这个工资水平，在物价飞涨的情况下，即使是双职工，要想维持壹家人在城市稍微体面的生存以及赡养老人，也是根本不可能的。这也是这么多年来中国形成的独壹无二的“拆分式”劳动力再生产体制的根本原因：父母或父亲在城里打工，孩子跟随祖父母或母亲留在农村生活，由此造成了6000余万留守儿童、4000万流动儿童、数千万留守妇女、上亿留守老人。这点工资，甚至还没有达到恩格斯写《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和马克思写《资本论》时的水平，更是跌破了马克思对那个时期的工资的经典定义：工资包括劳动者恢复劳动力的基本生存费用、繁衍后代以提供新劳动力的抚养和教育费用以及更新劳动力所必不可少的职业培训和休闲娱乐费用。那时候，尽管工人住在贫民窟里，起码劳动力还是以家庭的形式得到再生产的。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模式对劳动者的剥夺和剥削程度，是超过欧美国家早期资本主义时期的。

（2）休息时间的欠账。劳动法规定了壹周5天每天8小时工作制以及壹定的带薪休假日，加班时间每月不得超过36小时并且必须支付加班费，以保障劳动者获得休息休假的权利，然而这个规定只是在机关事业单位、部分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得到遵守，绝大部分企业的工人都不得不每周工作6天、每天工作11个小时左右，很多企业不支付加班费，也没有带薪休假日。于是出现了失业与过度劳动同时存在的现象。这导致了如下三种结果：壹是通过延长工人的劳动时间榨取了巨大的绝对剩余价值，二是通过人为造成就业不足加剧了劳动者的恶性竞争和劳动力的进壹步廉价化，三是损害了加班劳动者的身心健康，降低了国民的身心素质。

（3）劳动安全卫生的欠账。中国的劳动条件普遍未能达到应有的安全卫生标准，在企业建设和生产经营过程中，不能做到劳动安全卫生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生产和使用，致使中国发生了在世界上频率和比例最高的矿难、爆炸、坍塌、火灾、工伤、职业病等等安全生产事故和职业灾难，其中有著名的致丽大火灾、昆山大爆炸、天津大爆炸、响水大爆炸；有不少于600万的罹患尘肺病的农民工被赶回农村等死；仅珠三角地区每年就会削断4万根手指，堆起来有壹座山那么高。这些只是劳动者遭受生命健康损害的几个触目惊心的例证，GDP老二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是靠牺牲劳工的生命和健康换来的。

（4）社会保障的欠账。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农民工是基本没有社会保障的，壹方面是在企业层面，他们没有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没有住房公积金，另壹方面是在社会层面，他们没有城市居民在教育、居住、文化生活以及其他公共服务方面的福利。通过户籍身份制度，中共成功地实现了城乡隔离，使农民工和城市工人、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成为这个国家的两个不同的等级，而不能享受平等的国民待遇。直到2008年实施劳动合同法和2011年实施社会保险法后，情况才有所改观，但就是这样，根据2014年国家统计局的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与雇主或单位签订了劳动合同的农民工仅为38%，农民工“五险壹金”的参保率仅为：工伤保险26.2%、医疗保险17.6%、养老保险16.7%、失业保险10.5%、生育保险7.8%、住房公积金5.5%。

（5）程序性劳工权利的欠账。工资、工时、劳动条件、社会保障都属于实体性劳工权利，对这些权利的历史欠账，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对程序性劳工权利的历史欠账。程序性劳工权利又分为个人的程序性权利和集体的程序性权利两种，前者主要指劳工个人参与劳动争议的调解、仲裁和诉讼的权利，后者主要指劳工的团结组织权、集体谈判权和罢工权（统称劳工三权）。前者得到了部分落实，后者付诸阙如，当工人们团结和组织起来与资方进行抗争和博弈的时候，他们就会受到当地党政和公检法的打压以及资方的报复，乃至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破坏生产经营秩序”等等罪名而被施以刑事犯罪的指控和判决。

2、劳工被严重剥削和压迫是造成当前经济危机的主要原因

与中国特色自由主义和与之珠联璧合的权贵官僚资本主义的判断恰好相反，左翼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认为，当前制造业衰退以及正在到来的、改革开放以来最为严重的经济危机的主要原因，不是劳动合同法实施以来用工成本的提高和用工灵活性的降低，而正好是30年来低人权、低工资、低保障、低福利的经济发展模式，以及由此带来的对劳工的超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是30年来积聚的经济社会矛盾的总爆发。

（1）极为严重的分配不公和贫富两极分化造成内需不振、产能过剩。根据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发布的《2014中国财富报告：展望与策略》，目前中国收入前1%的富裕家庭，平均年家庭收入为115.2万元；家庭资产前10%的中国家庭，拥有63.9%的总资产；2013年全国家庭资产基尼系数为0.717。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发布的《中国民生发展报告》则指出，中国的财产不平等程度在逐年升高：1995年的基尼系数为0.45，2002年为0.55，2012年达到0.73，顶端1%的家庭占有全国三分之壹以上的财产，底端25%的家庭拥有的财产总量仅在1%左右。即使是官方公布的基尼系数，也早就超过了世界警戒线而高居世界前列。政府看到了产能过剩的现实，却不愿承认这种过剩是由于贫富两极分化和内需严重不足而引起的相对过剩，由此而提出的供给侧改革只是简单地去产能。其实中国最为急迫的应该是进行需求侧改革，也就是喊了十几年而没有任何动静的分配体制改革。只要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老百姓手里没钱，同时又缺乏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方面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他们就没有消费欲望和消费能力，内需就必然萎靡不振，国内市场就缺乏必要的广度和深度，难以吸收由GDP至上主义的投资冲动所带来的巨大产能，多年前已经开始尤其是贸易战开打以来更加严重的出口的萎缩，使供大于求的不平衡市场结构更为倾斜。供给侧改革不会触动而只会强化政府主导的权贵官僚资本主义，只有有效需求即有购买力的需求的扩大才会消化过剩的产能，只有需求侧的改革才会激活民间社会的活力，给市场经济的发展注入内在的动力，但这恰好要以权贵官僚资本主义的所有制、分配制度和既得利益格局为改革对象。

（2）廉价劳动力劣势成为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的瓶颈制约。在中国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的初级阶段，主要是凭借廉价劳动力的优势，中国成为全球化分工体系中的“制造工厂”，廉价的中国产品源源不断地流向全世界，中国经济因此而保持长达30 多年的高速增长。然而，这种经济增长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对外而言，由于吸收了过多的国际资本，由于发达国家制造业向中国的大规模转移，使成百上千万欧美国家的工人失去工作，从而引发了这些国家相应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危机，近几年来，发达国家已经开始从中国撤回部分资本和制造业，川普当选美国总统后，加速了这壹回迁的进程；对内而言，廉价劳动力优势或者人口红利已经耗尽，相反，劳动力被大规模严重剥夺的劣势正在迅猛地显现出来。这两者都对中国的制造业的升级形成无法突破的瓶颈：外国资本在撤离的同时，也带走了相应的技术和管理，会严重拉低中国制造业的科技和管理水平；日益贫困化的劳动力大军只具有很低的人力资源，根本无法适应极为必要的工业升级。

（3）劳动收入和社会保障的双重低弱使第三产业和第四产业无法得到发展。第二产业的升级换代必将释放出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在通常情况下，他们将会被第三、四产业即服务业和文化产业所吸纳，在发达国家，第三、四产业所占的经济比重和所吸纳的劳动力，都远远地超过了第二产业。然而，占人口75%左右的中国劳工和其他底层民众的工资收入和社会保障福利太低了，他们对于第三、四产业所能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的有效需求太弱了，根本不足以促进这两个产业的迅速发展并因此而吸纳大量的劳动力。

撇开社会的、政治的、伦理道德的方面而进行纯粹的经济学分析，劳工权益问题首先是壹个经济问题：劳动是壹个极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劳工是极为重要的市场经济主体；劳工权益得不到保障而遭受权力和资本双重的、经济的和超经济的剥削的市场经济，是壹种畸形的、跛足的、病态的市场经济；由权贵官僚资本单方面主导的市场经济，其严重破坏供需均衡并导致严重的经济危机，是壹种必然的趋势和结果。中国特色的自由主义经济学们绝对不会承认这样壹种经济学分析，他们壹厢情愿地认为自生自发的市场竞争会自然而然地造成公平的分配，根本否认剥削（包括经济剥削和超经济剥削）的存在；他们反对劳工自由结社、集体谈判和罢工，认为这会造成劳动力的垄断，破坏自由竞争；他们不是向权贵统治阶级和专制政府要求资本的自由和企业的公民权利，而是把它们剥夺和压榨资本和企业的代价转嫁到劳工头上；他们不是要求降低由专制政府掌控并抬高的土地成本、融资成本、能源成本、物流成本、税费成本以及制度成本，而是把经济下滑、制造业衰退的原因归结到人工成本头上，不是要求把权力关进笼子，而是要求把劳工关进笼子。他们这样做，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不仅不会解除而且必然会进壹步激化正在到来的经济危机。

3、劳工权利需求和意识的觉醒是劳工运动兴起的主观原因

所谓权利需求，就是人类在其社会历史进程中所内在地产生的壹种独立自主和自我实现的欲求，是人类打破奴役性和等级性的经济政治制度而自由平等发展的冲动，是人类建立公正的市场经济制度和宪政民主法治的政治制度的需要，而对这种权利需求的自我意识，就叫做权利意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的权利需求和权利意识的觉醒，经历了三个阶段：第壹阶段是80年代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权利需求和权利意识的第壹次大解放；第二阶段是92年以后以新兴资产阶级、中产阶级为主体的权利需求和权利意识的纵深发展；第三阶段是以劳工阶级为主的底层民众的权利需求和权利意识的觉醒。第壹阶段的权利需求和权利意识，主要是知识分子的思想自由和文化权利要求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政治权利要求；第二阶段的权利需求和权利意识，主要是新兴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的经济权利要求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政治权利和文化权利要求；第三阶段的权利需求和权利意识，主要是以劳工阶级为主的底层民众的经济权利要求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政治权利和文化权利要求。劳工阶级与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都以经济权利诉求为第壹权利诉求，但它们对经济权利的理解是不壹样的，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所理解的经济权利主要是私人财产权、自由经营权和人力资本收益权，而劳工阶级所理解的经济权利主要是就业权、劳动力所有权和收益权、劳动安全卫生权、劳动保险权等劳动权益。正是劳工阶级壹方面感知到了自己在工业化和市场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和巨大贡献，另壹方面又感知到了政府、企业对自己的残酷的剥削和压迫，他们才自然而然地产生了权利需求和权利意识，壹种对自由、平等和公平正义的追求。

二、当代中国劳工运动第壹次高潮及其发展趋势

1、2010—2015年：当代中国劳工运动的第壹次高潮

2010年5月17日，广东南海本田数百名员工因为不满工资、福利、中日员工同工不同酬而罢工，并且获得了成功。壹石激起千层浪，由南海本田开启的劳工潮，由南往北波及全国14个省份，其中大连开发区创造了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罢工人数（7万人）、发生罢工的企业数量（73家）最多的地区纪录，引起国内外、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和重视。虽然此前年份各地已有罢工事件，但都是零零散散的，引发全国性连锁反应的当属南海本田罢工，所以我们把2010年看作是当代中国劳工运动的开始年份。此后几年，根据中国劳工通讯的网络统计数据，全国较大规模的劳工抗争事件，2011年185起，2012年382起，2013年656起，2014年1379起，2015年2775起，基本上呈现出逐年翻倍的趋势。

2014年的“嵩山会议”，是当代中国劳工运动形成“自我意识”的壹个标志，是中国劳工界作为与政界、商界、学界四足鼎立的独立社会力量，正式登上当代中国历史舞台的壹个标志。会议以湖南常德沃尔玛员工集体维权事件为典型案例，探讨了中国劳工运动面临的壹系列问题，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劳工代表、劳工NGO代表、劳工律师代表、劳工学者代表、劳工媒体代表，以及部分体制内官员、工会干部和企业家、社会人士代表，完整地体现和彰显了以劳工为主体和核心、以支持劳工运动的社会力量为辅助的“劳工界”范畴。会议发布的《嵩山宣言》，向全世界简要宣告了当代中国劳工运动的基本纲领和方向。嵩山会议之后，劳工界积极介入重大劳工事件，初步显示了劳工界的合作、团结、互助的集体力量，在国内外引起了重大的反响，为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经济政治的民主化和法治化以及中国社会结构的转型，做出了初步的贡献。

劳工运动的这种上升势头引起统治阶级的警觉和惶恐不安，并终于痛下杀手。2015年12月3日，广州大举抓捕当年春季介入利得鞋厂劳资冲突的劳工NGO工作人员和劳工积极分子，传唤数十人，至少8人被刑拘或被控制人身自由，官媒大举报道，其中央视新闻频道竟然做了长达24分钟的舆论审判。历经10个多月的侦查起诉，最终有4人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的罪名被判处1—3年有期徒刑；此外，各地多名涉入劳工运动的人士也受到多种形式的警告、监控和处分。壹时间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各劳工机构纷纷停止活动，各劳工网络社区和自媒体也趋于消沉，受此影响，虽然经济形势继续下行，劳资矛盾更加激化，劳工抗争事件也没有因此而消停，但前几年那种爆炸性增长和成倍增长终于被遏制。因此，12.3劳工案可以看作是当代中国劳工运动第壹次高潮落下帷幕的象征。

2、当代中国劳工运动的主体及其主要诉求

当代中国劳工运动的主体不再是国有企业下岗失业的老工人阶级，而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形成的新工人阶级，尤其是其中的农民工，他们分布在建筑业、制造业、加工业、服务业，大部分就业于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也有相当壹部分作为劳务派遣工和临时工就业于国有企业。绝大部分劳工抗争事件都发生在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只有少量发生在国有企业；发生在国有企业的抗争，也主要来自于其中的农民工。到2018年。农民工数量已经达到28836万人，成为新工人阶级的绝对主体。

新工人发起抗争的主要诉求和目标是：

（1）为最基本的生存权利而斗争。这主要由于企业克扣和拖欠工资引起，尤其是每到年底，都会发生大量建筑工人堵路游行讨薪的群体性事件。

（2）依法追讨应得的补偿和赔偿。这主要发生在企业大规模裁员、搬迁、破产倒闭的时候，被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的工人，按照劳动合同法的规定要求企业给予不低于每年壹个月工资的补偿，此外还有追讨加班费、高温补贴、带薪年休假等按照法律规定应该支付给工人的补偿或福利。

（3）要求增加工资、降低劳动强度、缩短劳动时间、改善劳动安全卫生条件。与前两类依据现行法律和法定劳动标准的维权诉求不同，这壹类是壹些增长性、发展性的权利诉求，往往超出了现行法律规定的最低标准，其实质是，劳工阶级要求依据自己在市场经济发展和企业生产经营中所做出的实际贡献，与资本、土地、管理、技术等其他生产要素分享经济发展成果，要求进行公正的分配，以不断提升应得的收益和份额，并降低自己付出的牺牲、成本和代价。

（4）对结社自由和团结组织权的诉求。中国劳工已经逐渐意识到，没有劳工的团结和组织，以上那些诉求的实现都是不可能的，因此，很多罢工的工人或者像海南本田工人壹样提出了重整工会的要求，要求依据工会法和工会章程，自由自主、自下而上地选举产生工会委员会和工会主席，或者绕开现行工会，选举产生工人代表与资方展开集体谈判。

（5）对普世价值、人权、公民权利的诉求，这是壹部分工人已经达到的最高诉求。东莞诺基亚工人罢工时就打出了“工人不是商品，不是资产更不是奴隶，请不要出售我们”、“我们是有人权和尊严的”的横幅；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二医院首席工人代表孟晗在法庭自辩时沉痛指出：“工人什么都可以没有，但不能没有尊严”、“作为壹个老工人，如果连体面劳动的权利也被剥夺，我宁愿选择在监狱里度过我的余生”。

3、新工人抗争的组织和行动方式

新工人抗争的组织形式：改选工会和工人代表制。最初大家不约而同地想到的是重组工会，并且也有个别成功的案例，但对工会的民主改造遇到两个强大的阻力，壹是工会通常掌握在资方的手里，工会主席通常由企业高管兼任，绝大多数工会是所谓老板工会或黄色工会，资方当然会极力阻止工人办自己的工会；二是对于企业工会具有审批注册权和管理权的地方总工会不支持工人的民主诉求。工会不能发生作用，而集体行动又迫在眉睫，怎么办呢？工人们和劳工律师创造了壹种叫做“工人代表制”的替代机制。2011年年底，深圳冠星链表厂1100多名工人罢工，遭到维稳系统的打击后，找到广东劳维律师事务所请求法律援助，在征集到了半数以上工人的签名委托之后，著名的劳工律师段毅率队进入工厂，指导工人以完全民主的方式选举产生了13名工人谈判代表，随即向资方发出集体谈判邀约。经过几轮激烈的谈判，劳资双方达成和解协议。从这个案例中，段毅律师总结了壹个“工人代表制”的模板，并且很快在珠三角工人运动中得到普及。

新工人抗争的行动方式：罢工、集体谈判和集体上访、示威游行。欧美早期劳工运动都以自发罢工为主，只有在工会获得合法存在以后，才过渡到以集体谈判为主、以罢工为辅。当代中国劳工运动也处在早期阶段，也是以自发罢工为主的，只有少数事先在劳工机构帮助下按照工人代表制组织起来的案例中，才是以集体谈判为主、以罢工为后盾的；由于工人的团结组织权、集体谈判权、罢工权还没有得到法律的保护，在损害正在发生、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他们就开始行使壹种自然的权利，自发地切断与资本的结构性联系，亦即收回劳动、中断生产链条，从而对资方构成实际的威慑和压力。罢工和集体谈判通常发生在那些正在进行生产经营的企业，而在那些悄悄转移资产突然宣布搬迁或者破产倒闭的企业，原来工作场所的生产经营已经终止了，甚至老板都跑路了，或者在建筑业层层分包的体制下，罢工和集体谈判因为已经失去或找不到具体对象而变得无效了，工人们只好向监管部门（劳动局、信访办、维稳办、工会）或当地的党委、政府、人大，甚至面向公众表达自己的诉求，这就发生了走出厂区的上访请愿和游行示威。

4、2018年：三起行业性集体行动标志当代中国劳工运动进入第二阶段

2015年12.3事件之后，中国劳工运动进入低潮。正当人们灰心丧气之际，2018年上半年，中国国内连续发生三起在世界上引起巨大反响的劳工集体维权事件，其中上海市长宁区环卫工跨越了三个企业之间的分隔、实现了在壹个市区范围内环卫行业工人的联合行动；塔吊司机联盟同时在20个省、30多个城市发起集会示威；卡车司机同时在12个省发起罢工和驾车游行。这三起工人集体行动具有显著的行业性：壹是参与人数在整个行业显著放大，行动扩及行业里很多企业，对行业内的劳资关系产生很大的影响；二是对上下游行业和产业并进而对地区甚至全国范围的经济与社会生活产生很大的影响。

在2010—2015年当代中国劳工运动第壹波高潮和第壹阶段中，几乎全部劳工集体维权事件都发生在某壹家企业范围之内。严格来说，企业范围内的集体维权只是劳工运动的低级形式，只有很多企业的劳工集体行动建立横向联系、实现跨企业跨地区的联合，才是劳工运动的较高形式。根据国际经验，行业工人联合组织及其集体行动，是壹种最有效力和力量、最能够把分散的劳工力量联合起来的组织形式和结构，原理在于，同壹职业、同壹行业或产业的工人，处于同壹种劳资关系结构之中，具有共同的博弈对手和共同的利益诉求，团结和联合起来的成本最低而规模力量和解决结构性问题的规模效益最大，所达成的行业集体谈判协议对于劳资双方具有内部宪法效力。中国劳工运动，按照市场经济和劳资关系的本性和发展趋势，壹定会从企业级别的集体行动发展到行业级别的集体行动，此次三个工人群体跨企业的、跨地区的集体行动，完全有资格被认定为是这壹历史性转变的开端。2018年因而成为当代中国劳工运动第二波高潮和第二个发展阶段的开端。

从三个实例来看，从企业集体谈判上升到行业集体谈判，需要满足如下两个基本条件：首先是工人要意识到自己在行业和产业链条中的“结构力量”，比如环卫工人意识到了自己在整个环卫业中的中坚力量，这种力量足以让整个行业停摆；塔吊司机充分意识到了自己作为特种技术工人在生产链条中的不可替代性；卡车司机也意识到了自己作为货运司机的技术优势和讨价还价能力。这种足以使生产经营链条中断的结构性力量，是工人潜在的“资本”和“筹码”，工人们必须意识到并且善于利用它们。其次是工人要形成自己在行业范围内的“结社力量”，实现工人在整个行业的联合、团结和组织，使结构力量这种潜在的力量变成现实的博弈、谈判、抗争的力量。如果没有工人们在行业内的联合，工人在壹个企业范围内的结构力量以至结社力量很可能会遭到破坏，因为行业内的资本力量通常可以联合起来，调动其他企业的工人来替代正在罢工企业的工人。上海长宁区环卫工、塔吊司机、卡车司机主要是通过微信群进行横向联系的，在壹定程度上实现了同行业工人的团结组织和统壹行动，按事物本身的发展逻辑，独立自主的环卫行业工会、建筑行业工会、货运行业工会的产生只是早晚的问题。这才是有效治理整个环卫行业、建筑行业、货运行业种种乱象的治本之策，从长远来看，这不仅对工人有利，而且对整个行业、产业、社会和国家都有利。中国劳工运动下壹步的发展方向，就是要在各个行业形成劳工的联合和自治组织。行业工会将会成为主要的、中枢的工人组织形态，并承担著与行业雇主协会进行集体谈判的重要职能。

5、初级阶段劳工运动的去政治化策略和渐进政治化趋势

初级阶段的劳工运动迎头碰上传统政治体制的严厉限制。在2010年南海本田罢工事件中，壹方面，罢工工人把行动严格限制在厂区范围，以“集体散步”的方式实现集体停工，淡化了“罢工”在人们印象中所固有的政治色彩；另壹方面，地方政府也表现出相当的理性和宽容，没有采用维稳思路，没有动用警力强制驱散罢工工人，没用对罢工组织者提起刑事诉讼。有学者用“去政治化”来概括这次罢工潮的特点：罢工只是劳资经济纠纷而不是政治事件，只限于企业劳资关系的层面，不涉及公民与国家关系层面。

但是，某次劳工集体行动“去政治化”是可能的，整个劳工运动“去政治化”则是不可能的。事实上，南海本田案例并没有成为壹个范例得到普遍推广，相反，此后发生的劳工集体行动，绝大多数都受到当地政府的打压，也就是说，即使工人仅仅提出经济利益诉求，他们的行动也“被政治化”了。亚里士多德早在两千多年前就指出了，人天生就是政治的动物；现在我们看得更清楚了：政治是任何壹个社会都无法消除的结构性方面，区别只在于是专制政治还是民主政治。因此，“去政治化”只具有有限的策略意义，而不能成为劳工运动的原则和方向。就是说，在劳工运动受到专制政治高度管控的情况下，不能提出宏观的乃至中观的政治目标和政治要求，而只能提出具体的经济要求和微观政治、基层民主的要求，等到这些要求或这个层面的劳工集体权利得到较好的实现、劳工运动的基础得到夯实、劳工运动的规模得到扩展之后，才能提出更高的目标和要求。在这个意义上，所谓“去政治化”，只是回避、悬搁中观和宏观的政治要求，而不是从根本上和原则上放弃壹切政治要求。

再进壹步，如果我们把政治理解为宪政、民主和法治的话，“去政治化”也是过于消极的，最多只是表达了企业公民和工业公民对消极自由即劳资自治的诉求，但同时取消了公民对积极自由（即通过国家政治追求更公正和美好生活的权利）的诉求，因此西方国家工人阶级在争得了“去传统政治”的消极自由即劳资自治后，又推进到积极地建立新型的国家与工人阶级政治关系的更高历史阶段——在工会组织和工人运动的基础上，劳工政党产生了，并通过议会民主制加入到国家政治生活过程中，通过立法、参政乃至独立执政，在更高的层面上维护工人阶级的权利和利益。由于工人阶级作为公民社会人数最多的部分加入国家政治生活层面，资产阶级再也不能单方面地运用国家政权镇压工人阶级了，属于全社会的宪政、民主和法治才真正建立起来，公民社会和国家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才真正建立起来。这是发生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壹次最深刻的社会变革。

中国社会民主党与当代中国的劳工运动

行文至此，当代中国的社会民主主义和中国社会民主党（也可以叫做中国社会党、中国工党、中国社会民主工党）已经呼之欲出了。它们以当代中国劳工运动的发展为前提和基础，反过来也成为当代中国劳工运动上升到更高阶段并完成其历史使命的必要条件。

我们曾经说过，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社会民主主义、民主社会党、民盟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当时工人阶级还很弱小，而社会民主主义的思潮和政党也没有积极寻求劳工运动的支持，因此毫不奇怪的是，“第三种力量”失败了，“第三条道路”没走通。1949年后，社会民主主义思潮和以民盟为首的民主党派很快遭到清洗，57年反右运动则是壹次彻底的清洗，其中最重要的清洗对象就是章（伯均）罗（隆基）联盟。20多年后绝大多数右派都被平反，全国只有100余人未被平反，其中又只有5个中央级的右派没有被平反，他们是章伯均、罗隆基、储安平、彭文应、陈仁炳，基本上都是曾经的社会民主主义者。

中国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再次在中国出现，是在反右以后差不多40年的时候，当时，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争论浮出水面，这个新左派，虽然较多地引用了其他西方新左翼资源，但也包含了壹些社会民主主义的内容。不过，新左派都是壹些学院派知识分子，只是对当时正在进行的卑鄙的权贵私有化和不公平的市场经济发出抗议和道德谴责，而找不到自己的社会阶级基础，因为下岗失业的老工人阶级，不可能接受市场经济条件下产生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想，而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在市场经济中形成的新工人阶级，当时还处在形成的初级阶段。新左派因为不接地气而风流云散，有的干别的事去了，有的只对西方社会民主主义做壹些纯粹学术的研究，有的变成了新极左分子，有的变成了为威权专制辩护的国家主义者。

中共党内也有壹些两头真的老人想为修正主义即社会民主主义平反，其代表人物是有60多年党龄、曾经被打成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退休前担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的谢韬教授，他在《炎黄春秋》杂志2007年第二期发表了壹篇题为《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的文章，指出以瑞典为代表的民主社会主义是正统马克思主义，呼吁中共应该回归到民主社会主义路线。他的观点壹方面遭到毛左派的激烈批判，另壹方面官方也公开回应说科学社会主义永远都不会是民主社会主义。他想劝中共接受社会民主主义，无异于缘木求鱼，甚至是与虎谋皮。他年岁很大了，当然也不可能把目光投向正在酝酿中的底层的劳工运动。

壹部分流亡海外的民运人士，于90年代末公开打出了社会民主主义的旗帜，并且于2000年在美国成立了中国社会民主党，到2007年召开其第二次代表大会，制定了自己的纲领、建立了自己的组织构架，但由于客观上孤悬海外主观上定位失误，壹直没有与国内劳工运动建立什么联系，致使其成立约20年来无所作为，看不出它与海外其他民主党派之间有什么区别，甚至沦为不折不扣的、自娱自乐的口炮党。

其实，只有从2010年开始大规模拉开帷幕的当代中国劳工运动，才真正为社会民主主义思想政治力量提供了发育成长的土壤和基础，才能够使社会民主主义找到自己准确的历史定位和历史使命：壹方面，当代中国劳工运动要在伟大的中国社会转型和中国宪政革命中占据重要地位和发挥重要作用，需要自己的理论体系和政党组织；另壹方面。社会民主主义应该也能够成为当代中国工人阶级的主流意识形态，社会民主党也应该和能够成为当代中国劳工运动的主要政治代表。

壹、劳工运动在中国政治现代化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劳工运动对于中国政治现代化具有特殊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1、劳工运动是撬动中国政治现代化进程的阿基米德杠杆

中国的政治现代化进程与西方国家的政治现代化进程，是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进行的。首先，西方国家有长期封建制的传统，权力结构比较分散，实际上形成了王权、教权和贵族权的三权分立，当代表新的生产方式的资产阶级起而争取政治权利和争夺政权时，可以利用三者之间的矛盾各个击破，并且顺著分权制的逻辑把封建主义的三权分立转变为资本主义的三权分立；中国则有长达两千多年的帝王专制和中央集权的传统，因此在清末民初开始政治现代化过程时，不容易产生分权制和三权分立的新传统，再加上集体主义的救国图存打断了自由主义的启蒙进程、东西方两大政治阵营的对峙和苏俄地缘政治渗透等因素壹起发生作用，使得各派革命势力仍然顺著传统政治成王败寇、赢家通吃的逻辑，争夺壹统天下的最高权力，国共两党为此进行了妳死我活的斗争；第二，20世纪末中国的工业化、市场化、私有化、资本主义化以及政治现代化，是在共产极权专制主义基础上开始的，主导改革的政治力量绝不愿意放弃“打天下、坐江山”的政治思维，不愿意进行政治领域的多元化和民主化，不愿意把高度集中的政治权力关进宪政、民主和法治的笼子里，它只是利用工业化、市场化、私有化大肆变现手中的资源垄断权和控制权，积累了天文数字般的巨额财富，并利用这些财富进壹步加紧对于社会的政治控制，结果是，依托于工业化、市场化、私有化而产生的新生的资产阶级（包括大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不仅不具备与权贵官僚阶级相抗衡的经济政治力量，而且对后者形成经济政治上高度的依附关系，注定不能像西方国家的资产阶级那样，成为政治现代化的主导力量和第壹推动力量。

在这种情况下，同样在工业化、市场化、私有化进程中产生出来的另壹个阶级即工人阶级，便理所当然、义不容辞地登上中国政治现代化的舞台。与新生的资产阶级相比，新生的工人阶级在现存体制下是纯粹受害的阶级，因而具有更加强烈的变革动机和更加坚定的变革意志，另壹方面，他们人数最多而且更富有同质性和凝聚力，更容易产生团结壹致的、有组织的集体行动，因此至少在最初的阶段可以成为中国政治现代化的主导力量和第壹推动力量，成为撬动专制政治制度的阿基米德杠杆。

2、劳工运动内在隐含的宪政、民主、法治意义

初级阶段劳工运动的政治价值并不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它看上去只是为生存权利和经济利益而抗争，并不直指宏观的政治制度，并不提出激烈的反对口号和政治目标，因而往往引不起知识界、舆论界和其他社会各界的兴趣、关注和支持。然而细观之下，其中蕴含著丰富的政治内容。

首先，工人自组织过程作为壹种基层民主实践，不仅是整个政治民主化的微观基础之壹，而且为其他阶级和阶层的自组织和民主实践提供了成功的范例。宏观的宪政、民主、法治的实现，壹定要以微观和中观的社会自治为基础，否则，像辛亥革命那样，虽然建立了亚洲第壹个共和国即中华民国，终于因为社会底层和中层没有发生普遍而实质性的变化，而功成垂败了。最近30余年的工业化、市场化和私有化，使民间社会在空间上得到壹定的扩展，但由于宏观政治制度的紧控，虽然存在某些基层民主方面的尝试，诸如村民自治和村委会选举、企事业职代会和工会选举、业主委员会选举、县乡级人民代表选举，但都流于形式，只有零零星星寥寥无几的成功案例。然而，在珠三角地区此起彼伏的劳工运动中，工人们成功地创造和普遍运用了“工人代表制”，在企业内部选举产生了各级工人代表和全厂工人代表委员会，代表全体或大部分工人就劳动权益问题与资方进行集体谈判。其中壹个典型的案例，是利得鞋厂2750名工人，在劳工机构番禺打工族服务部的帮助下，自下而上地选举产生了60多名工人代表，又从工人代表中选举产生了13名工人谈判代表，最后从工人谈判代表中选举产生了首席代表、第二代表、第三代表，在这个基础上又形成了谈判小组、团结基金管理员、新媒体宣传员、工人纠察队的职能分工。这样壹个民主选举的过程，就是工人诉求的梳理过程，就是分散的工人形成共识、共同意志、共同目标的过程，就是壹个工人跨越个人理性的局限性而上升到集体理性、跨越个人利益的狭隘性而上升到集体利益的过程。这是有效的集体行动的制度性保障，成功地走出了“囚徒困境”或“集体行动的陷阱”。因为在民主的基础上形成了共同目标和意志，才形成了工人代表和谈判代表的权威性，才能够令行禁止，该罢工的时候就罢工，该复工的时候就复工，有张有弛，进退自如，而不会陷入到工人内部的纷争和内斗之中不能自拔，最终被政府和资方分而治之、各个击破。

其次，工人们在民主化自组织的基础上，向资方发出集体谈判邀约，迫使资方进入和平而有效地解决劳资冲突的集体谈判通道，具有深刻的现代政治价值。中国传统政治壹直贯彻壹种等级专制、主奴对峙、成王败寇、赢家通吃的零和博弈逻辑，而缺乏多元平等、交互主体、理性共和、分享双赢的合作博弈传统。由处于弱势地位的工人发起的劳资集体谈判，对于否定传统政治逻辑并创建新型政治逻辑，具有多重开创性的贡献：壹是抛弃了妳死我活、以新的霸权代替旧的霸权的习惯，包含了以宪政取代极权的元素；二是抛弃了以暴力争输赢的做法，代之以和平谈判，包含了以民主共和取代专制暴政的元素；三是通过集体谈判签订的集体合同对于劳资双方具有严格的约束力和权威性，包含了以法治取代权治的元素。可以说，企业劳资集体谈判实际上就是微观层面的宪政、民主、法治，而现代国家的宪政、民主、法治，可以说就是壹种放大了的劳资集体谈判结构，比如说，阶级和政党竞争相当于劳资博弈，议会相当于由资方代表和劳方代表组成的董事会，国家元首相当于董事长，政府首脑相当于首席执行官，检察院和法院相当于监事会。我们不妨展开如下想象和推理：壹旦企事业单位和所有存在雇主与雇员、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地方，普遍建立集体谈判机制，整个国家的宪政、民主和法治不就水到渠成了吗？

第三，工人们的选举、停工、罢工、上访、请愿、网上发声等集体行动，实际上突破了对言论、结社、集会、罢工、示威、游行的限制，率先把宪法第三十五条在形式上承诺公民的各项自由和权利变成了现实，这对我国公民社会的发展以及对国家权力的监督和限制，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和意义。近年来，因为环保等问题而在全国各地引爆了数十起大规模的群体性抗议，但组织性弱、持续时间短、官民对话缺乏有效的通道，因此虽然参与人数众多，对于重构社会与国家的关系、对于公民社会的发展和宪政民主法治的形成，意义是有限的。相比之下，工人的集体行动具有目标明确、组织严谨、进退有序诸多特征，也更加具有可行性、可效仿性、可复制性、可传播性，对于制度演进和制度创新具有更大的意义。

3、劳工运动在政治上的溢出效应或多米诺效应

即使劳工运动在其初级阶段仅仅局限于争取经济权益，也会产生政治上的溢出效应或多米诺效应。众所周知，由于政府及其官员对民营企业过度的攫取，其中包括税、费、贿等多重、反复、高额的索取，由于国有企业的垄断经营和民营企业不平等的待遇，由于政府不能以民主国家和民族国家主体身份，在经济全球化和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强有力地保护和争取本国工业、资本和市场主体的利益，因此我国民营企业的利润水平是很低的，利润空间是很薄的，民营企业主为了确保自身利益，便拼命压榨劳工，拼命把成本和负担转嫁到劳工身上，拼命压低劳工的工资、延长劳工的工时、恶化劳工的劳动条件、不缴或少缴劳工的社保，以至于大部分民营企业都可以说就是血汗工厂，而大部分劳工的待遇低于欧洲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工人的待遇。

那么好，我们劳工运动不要求别的，仅仅要求改善自己的经济状况，仅仅团结起来向老板要求涨工资、减工时、改善劳动条件、缴纳社会保险，如果老板不答应，就发起罢工抗议。这时候老板可能会做出三种反应：壹是坚决不向工人让步，结果导致生产链条的中断、生产率和利润的严重损失，即使买通黑社会或当地警方来压制工人，逼迫工人复工，也会招致工人的仇恨，损害企业的声誉，进而导致企业留不住熟练工人，最终使自己在市场竞争中败北；二是答应工人的要求，结果是利润大幅度减少，以至于企业经营不下去了，于是宣布不干了，于是许多企业都关厂歇业了，于是大批工人失业了；三是老板们不得不甚至愿意答应工人的要求，同时还想接著干，还想在市场经济和实业界大展宏图，甚至想成为成功的、优秀的企业家，这时他们就必须改变自己的思想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力图维护和争取企业公民的权利，改变企业与政府的关系。

这三种情况都会引发壹定的政治效应。在第壹种情况下，政府公信力受损，劳资矛盾演变为劳政矛盾，引发政府危机和政治危机；在第二种情况下，大规模失业从来就是壹个严重的社会问题，甚至会引发严重的政治问题；在第三种情况下，企业家或新生的资产阶级产生出强烈的公民意识和本阶级的自组织意识，壹起抱团取暖，壹起回过头来向政府要求降低赋税、取消不合理收费、拒绝官员索贿，要求公平的市场竞争规则和待遇，要求实现公民和纳税人的权利，要求把政府及其官员的权力关进笼子里，要求实现宪政、民主和法治。

4、中观和宏观的劳工政治必将极大地推进政治现代化过程，并构成未来中国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根据各国劳工运动的历史经验可知，工人在企业或工作场所纷纷组织起来并发起集体行动之后，必定会进入横向联合的阶段，即跨企业的行业性和产业性联合、跨行业和产业的地区性联合以及跨地区的全国性联合。这种中观层次和宏观层次的联合比企业层面的联合，具有更明显的政治性质、更强烈的政治色彩和更大的政治效应，比如，行业性、产业性、地区性和全国性罢工，会对地方政治和国家政治产生深刻的影响，现行政治制度和政治结构，或者吸纳工人的经济政治要求，从而向更为开放、更为民主的方向演变；或者全力予以管制和镇压，从而引起更为激烈的劳资矛盾和劳政矛盾。

推动中国劳工运动由微观向中观和宏观发展的主要动力有：

第壹，中国新工人阶级遭受跨国资本、本国政府和本国资本三重剥削和压榨，劳动强度、劳动长度与劳动报酬、劳动待遇呈现出悬殊的不对称，工人遭受家庭破碎、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很低、身心双重伤害等种种苦难，改变现状的要求十分强烈；另壹方面，这种所谓低人权和廉价劳动力优势正在丧失，因为它们反过来降低了劳动者的购买力和劳动力素质，使生产力的提高、产业的升级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受到劳动力再生产和内需不足的瓶颈制约，引发产能过剩和经济危机。如果说上壹波劳工运动以追讨法定的、最低的生存性权利（加班费、带薪休假补偿、高温补贴、社保和公积金、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等等）为主要诉求的话，那么，下壹波劳工运动壹定是以追求增加工资、缩短工时、改善劳动条件、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和享受公共服务等“增长性、分享性、发展性权利”为主要诉求，归纳为壹句话，就是农民工要求壹家人正常生活在城市里的劳动报酬和各种平等的公民权利。新工人阶级的主体性要求和市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客体性要求两者的汇合，构成劳工运动进壹步发展的最主要的动力，这是不以既得利益集团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历史趋势。

第二，增长性、分享性、发展性权利的实现问题，涉及到中观和宏观的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单个企业的工人的集体行动可以提出来，但没有能力加以解决，个别企业资方如果单独满足工人的诉求的话，很快就会因为经不起同行业和产业的竞争而被淘汰出局；解决这个问题的主要乃至唯壹途径，就是由企业层级的劳资集体谈判上升到行业、产业、地区和全国壹级的劳资集体谈判，而这种升级当然以跨企业、跨行业、跨地区的工人联合和组织为前提。由广泛和高度组织起来的劳工、雇员与同样广泛和高度组织起来的资方、雇主进行较高级别的、集中的谈判，以取代过于分散的企业层面的劳资集体谈判，其实对劳资双方都是有利的，劳方固然因此而壮大了自身的力量，并因此而挣得更多的权益，资方也因此而大大降低了与劳方谈判的成本、减少了罢工的数量及其所带来的损失；壹个覆盖面很广的行业性、产业性、地方性、全国性劳资协议或集体合同，能够带来较长时间和较有约束力的产业和平，推动产业升级，推动技术、管理和制度等方面的创新。可见，工业共同体内劳资既对立又统壹的关系、劳资双赢的利益取向，也是推动劳工运动由低级走向高级的动力源泉。

除此之外，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劳资关系国际惯例的引进，信息和文化全球化背景下普世价值的传播，互联网时代工人权利意识的加速度发育等等，也都是促进中国劳工运动和劳工政治的重要因素。最终，中国工人必定会获得完整的劳工三权以及通过自己的政党参与国家公共管理的权利。

如果说劳工三权的实现和独立劳工政治力量的出现，是推动我国社会和政治转型的重要的、不可或缺的甚至主导性的力量，那么，在转型以后的政治结构中，社会民主主义的劳工政治力量当然会获得重要的、合法的位置，构成宪政、民主和法治的政治结构的偏左的、中左的壹翼，正如自由民主主义的资产阶级政党会构成偏右的、中右的壹翼壹样。我们不要小看这壹伟大的历史成果，因为在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如果从文艺复兴算起的话，差不多经过了四百来年的奋斗才建立了这样壹种较为合理的政治结构。中国工人阶级肯定不希望在未来壹百年重新经历经济上自由放任、剥削猖獗而政治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那样壹个资本主义原始发展阶段。

二、宪政民主革命的主体序列和路线图

困扰当代中国的两大社会矛盾，其壹是官民矛盾，其二是劳资矛盾，这两个矛盾又可以归结为权贵官僚资本集团与人民大众的矛盾，而在权贵官僚资本集团中，虽然权贵官僚与资本家、权力与资本经常是相互勾结和利用的，权贵官僚和权力相对于资本家和资本又占著主导的地位，是现存体制的始作俑者和最大获益者，是变革的主要对象和顽强阻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改革已死”的判断是正确的，也就是说，自上而下的改革或改良，即使有的话，也不可能成为中国政治转型的主要动力。

中国新生的大资本力量和大资本集团，整体而言，是从计划经济和国家所有制中衍生出来的，先天地带有权力垄断、钱权交易、贪贿腐败的原罪，整个大资产阶级对于权贵官僚阶级，迄今仍然是依附性的，在经济、政治、文化上都是不独立的，其中大部分是现存体制的分享者和推波助澜者、权贵官僚集团的合谋者和勾结者，总的来说，大资产阶级不仅不是中国政治转型的发动机和原动力，而且是宪政民主革命的对象。

处于权贵官僚大资产阶级与社会底层之间的中间阶级（Midlle Class），基本上是依附于现存体制的，是受到权力资本网络的层层渗透和控制的，在未来半个世纪之后，它很可能会成长为中国主要的、占主导和支配地位的阶级，但在目前历史阶段，其不能作为政治转型的主要力量也是显而易见的。相对大资产阶级而言，这个阶级追求自由、平等和公正与宪政、民主和法治的动力、愿望、意识较强，但基本上处于自发无序的状态，缺乏强有力地推动结构性转换的意志力量、行动力量和政治力量。

工人和农民是匍匐于社会底层的两大阶级，占就业人口和总人口的大多数（75%左右）。农民阶级不太可能成为积极地推动社会转型并深刻形塑未来社会的主要力量：大部分农村劳动力已经、正在、将要转移到城市，成为新工人阶级的壹部分，剩下来的以农业为生的农民将越来越少；大部分农民处在远离城市的乡村、处在工业化和市场经济的外围地带，在农业这个夕阳产业谋生，缺乏经济竞价能力，并且文化程度低、分散而难以组织，缺乏主动的政治参与和博弈能力；农民受传统文化影响最深，现代意识最弱，将是最后壹个在政治上发育起来的阶级，只有直接卷入城市化进程的农民才有较强的经济政治参与意识和博弈能力。

与之相比，工人阶级将是壹个积极得多、主动得多的经济、政治、文化主体：工业化、市场化和城市化，把大量工人聚集在同壹生产线、同壹工厂、同壹产业、同壹城市社区，为他们创造了进行积极的经济谈判、政治博弈和文化竞争的客观条件；多达数亿的新生代工人已经主观上不想退回客观上也退不回农村，他们要想在城市定居下来并获得平等的市民身份和公民权利，唯有团结和组织起来与他们所受到的多重经济政治文化压迫进行抗争；信息和互联网时代加速了工人的阶级意识的形成和组织化的进程，同时迅速淘洗掉传统文化打在他们身上的烙印。

如果说权贵官僚大资产阶级不愿、中产阶级和农民阶级不能撬动整个政治现代化进程的话，那么工人阶级则不仅非常愿意（因其受到深重的剥削和压迫）而且有能力（因其可以团结和组织起来）做到这壹点：首先，工人们团结起来以集体谈判的方式向大、中、小资产阶级争取自己的天经地义的权利和利益，迫使资产阶级为产业和平、为生产的连续性和长期利润而做出壹定的让步；第二，工人向老板施加的压力壹定会迫使老板们向老板的老板即权贵官僚集团伸张自己的权利、争夺自己的利润空间，迫使资产阶级成为公民、成为真正独立的经济政治文化主体，而不仅仅是狗苟蝇营地在权力庇护下分赃逐利的经济动物。

于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主要指其中的中小资产阶级或中产阶级）这壹工业文明和市场经济中的双胞胎，就会为了双方的共同利益，而形成反对党国专制、政府垄断、官僚腐败的基本共识和政治联盟，就会壹起推动中国向宪政民主法治的公民社会前进，在这个过程中，作为中产阶级壹个阶层的中高层知识分子与作为工人阶级壹个阶层的下层知识分子，会起壹个非常重要的催化剂和粘合剂的作用，而农民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基本权益，也会逐步地组织和联合起来，加入反对极权专制权治、建设公民社会的大合唱之中。这个大合唱的肇始者和发动者，就是工人阶级，劳工运动就是打破改革已死的政治僵局、撬动整个中国政治现代化的阿基米德杠杆。

于是就会形成壹个宪政民主革命的动力和主体序列：工人阶级——中产阶级——农民阶级，革命的对象就是共产极权专制制度及其捍卫者权贵官僚阶级以及与之结盟的大资产阶级。而宪政民主革命的路线图，在第壹种情况下，是“底层发动——中层跟进和放大——上层分化、投机和妥协”；在第二种情况下，是“底层发动——中层跟进和放大——底层和中层联盟与上层决战”。

就中国的社会和政治转型而言，社会民主主义固然强调工人阶级的主力军地位和作用，但也认为劳工运动只是壹个原动力和阿基米德杠杆，并不能单独完成中国政治现代化的进程，中产阶级、农民阶级的跟进是绝对不可缺少的。劳工运动孤军深入壹家独大，不仅很难成功甚至是不可欲的：首先，权贵官僚大资产阶级会联合和利用其他阶级进行严厉的压制，使得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愈演愈烈，使得中国政治转型过程极其漫长而艰难；其次，即使劳工运动仅凭自己的努力取得胜利，其所建立起来的只能是壹个经济上新型的国家所有制和计划经济、政治上新型的无产阶级专政，这意味著中国将再壹次回到那个不堪回首的毛泽东时代。

三、宪政民主革命的左右两翼：社会民主党与自由民主党

关于政党问题，目前宪政民主阵营还没有清晰的考虑。虽然1991年胡石根创立自由民主党，1998年徐文立等人创立民主党，海外还出现更多政治组织，但不管是国内的还是海外的民运力量，都还没有从政治哲学、政治逻辑和政治历史的高度出发，明确宪政民主本身存在社会民主党和自由民主党左右两翼这个在大多数现代国家早已成为现实的政治结构。

的确，在西方宪政民主历史上，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主义和制度率先登上政治舞台，那时候，没有普选制，选民资格受财产、性别、种族等多种限制，工人阶级不仅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也没有结社自由，不能成立自己的工会和政党。历经宪章运动、街头暴动和武装起义，直到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初，各国工人阶级才争得了基本的政治自由和政治权利，不过它们也放弃了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放弃了马克思主义，转而选择了社会民主主义，选择了议会民主制和多党制，选择了社会民主党、社会党、工党作为自己的主要政治代表。虽然共产党还存在，但其影响力日趋衰退，最后成为边缘化的极左政党，在很多国家甚至销声匿迹了。于是，在西方国家形成了宪政民主的左右两翼，社会民主党和自由民主党相互制衡、轮流执政，这种政治结构迄今保持快壹百年了。不管左右两翼政党的社会阶级基础、政治理念、政治目标和政治纲领有多么大的不同，但双方都认同和遵守宪政民主的共同框架和规则，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展开政治竞争，以数人头而不是砍人头、争取选票而不是依靠暴力追求执政地位。由于中左的社会民主党（社会党、工党）和中右的自由民主党（共和党、保守党）代表了主流民意，就使极左和极右的政治力量趋于边缘化，并且也不得不在宪法和法律的框架内展开其政治活动。可以说，这是人类历史上所取得的最伟大的政治成就。

由于以下三个原因，中国反对极权专制、追求宪政民主的人们，大都简单地把宪政民主主义理解为自由民主主义，而对社会民主主义壹无所知或者知之不多，更不能理解自由民主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之间历史的和现实的关系：

第壹，在世界历史上，率先对宪政民主做出贡献的，的确主要是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及其自由民主主义思想政治力量，工人阶级及其社会民主主义思想政治力量对宪政民主的贡献是辅助的和后起的，因此后发国家引进宪政民主时会受到先前历史和先入之见的影响，以为后发国家也要经历先发国家那样的宪政民主历程。

第二，首先来到当代中国的现代政治哲学和政治理念，就是上个世纪90年代引入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和政治理念，它们对于解构中国20世纪的共产极权专制，的确居功第壹，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哲学和政治理念，则是在进入21世纪之后才逐渐为国人知道，而且至今也没有并且被禁止得到充分的介绍和研究。

第三，中国本土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想，是随著当代中国劳工运动的兴起才浮出水面的，壹些劳工运动的理论家和实行家，在介入劳工运动的过程中，感到用自由主义当然无法指导与资本争权夺利的劳工运动，但同时也感到市场经济不可逆转，不能够用马克思主义更不能够用共产主义来指导劳工运动，于是便向社会民主主义寻求理论思想资源。

然而，对于中国社会和政治转型而言，自由民主主义是远远不够的，没有社会民主主义出场并承担其不可替代的历史使命，中国社会和政治转型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

第壹，没有多达三个多亿的工人的参与，没有劳工运动这壹阿基米德杠杆的撬动，单凭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根本无法摧毁和取代极权专制制度和威权专制制度。在当今国际国内的经济政治文化条件和民主形势下，工人阶级壹定会提出自己的政治自由和政治权利要求，而不可能甘心情愿地成为替其他阶级火中取栗的工具和炮灰；另壹方面，当今中国社会的阶级分化如此明显，阶级意识如此强烈，工人、农民对自己的经济政治社会地位、对自己的权利和利益，有著明确的判断，完全有能力选择自己的政治代表，完全有能力行使自己的选举权、参与权和监督权，不存在素质论者所说的不能行使民主权利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任何理由剥夺他们的政治权利。

第二，中国社会转型不应该也不可能亦步亦趋地重走西方国家所走过的先有资产阶级民主后有工人阶级民主的道路，在现有社会历史条件下，中国人民完全有能力也有必要把两百多年来西方社会所获得的政治经验和政治文明成果继承下来，走壹条适合当下中国国情的社会政治转型之路，反过来说，假定推倒极权和威权专制政权之后，只有壹部分人才能获得政治自由和政治权利，而把工人农民排除在宪政民主结构之外，则不仅落后于第三波民主浪潮中所有转型国家已经形成的宪政民主惯例，而且必定会激起工人农民的强烈反抗，从而重新出现急风暴雨般的乃至妳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想来这也是自由民主主义者所不愿意看到的。

第三、社会民主主义登上当代中国政治舞台，也是有传统资源可以继承的，早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民主革命过程中，由于市场经济和资产阶级发育不良、力量弱小，以胡适等人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思潮和政治力量就没有什么作为，反而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带有壹定社会民主主义色彩的三民主义以及以张君劢等人为代表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潮和政治力量，成为推动宪政民主革命的主要力量，47年的中华民国宪法就带有相当程度的社会民主主义色彩，是三民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某种结合。将来中国壹定会重新制宪的，不过，中华民国的国号和47宪法，对于打通过去与未来，对于赓续亚洲第壹个宪政民主共和国的道统和政统，应该是壹笔可以选择和继承的重要的政治资源和政治遗产。

在即将到来的三千年未有的大变局中，在共产极权专制崩溃过程中和崩溃之后，壹定会冒出形形色色的政党，不过，政党政治的逻辑至今尚未超出阶级政治的范畴，各政党之间壹定会合纵连横、重组整合，最终形成四个主要的政党：

自由民主党：这是以中小资产阶级和中高层知识分子（两者合称为中产阶级、中间阶级）为社会基础的政党，会把促进市场自由竞争、保护私有财产和企业权利、减低税收与限制政府权力和规模等作为主要的政治目标和纲领。由于中产阶级占全国人口的比例较低，作为自由民主党上台执政的选民基础不够厚实，因此自由民主党会向社会下层争取选票，但即使它不能成为执政党，也会成为最强大的在野党和反对党。

社会民主党：这是以工人阶级、农民阶级、下层知识分子为社会基础的政党，会把促进平等和公平正义、保护劳工权利、提高社会福利、征收累进税和遗产税、增加公共产品和服务等作为主要的政治目标和纲领。社会民主党能够影响和号召的选民人数最多，在转型以后很可能首先成为执政党，但随著市场经济的进壹步发展和中产阶级人数的不断增多，社会民主党和自由民主党会进入常规的政党轮替。

新共产党：在壹个较长的、可以预见的转型时期，经济会处于低迷状态，市场经济还不完善、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以及社会福利还不够，贫富差别还很大，因此，工人阶级、农民阶级、下层知识分子中最底层的那壹部分，由于在市场经济中缺乏上升的空间而陷入绝望之中，就会产生否定私有制和市场经济的激进要求，会依据原教旨马克思主义和毛主义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共产党，也是最左翼的政党。

保守党：即使完成了社会和政治转型，在市场经济和宪政民主条件下，仍然会存在并且会重新产生壹个非常富有的大资产阶级，其中包括壹些投机革命、摇身壹变的前共产党权贵官僚，和壹些做大做强的民营资本家，他们天生倾向于垄断市场并且会要求相应的政治权力，会通过金钱的力量形成院外压力集团对国家权力施加影响，并会依据精英主义、国家主义、儒家等意识形态，形成最右翼的政党。

不管是什么政党，只要遵守全民公决制定的宪法和依照民主程序制定的法律，只要承认宪政、民主和法治这壹基本的社会契约和政治竞争规则，就都是合法的政党，即使是最左翼和最右翼的政党，也不能诉诸于暴力革命，也要老老实实地争取选民的投票支持，通过议会民主政治获得权力以及施加对于国家法律和政府政策的影响力。

四、社会民主党与新共产党将会发生长期的拉锯战

在世界上，社会民主党与共产党已经进行了超过壹百年的斗争，未来中国还会长期重演这种斗争。

1、2018年毛左等新极左第壹次高调亮相当代中国劳工运动

2018年7月中旬，发生了壹起规模很小而影响很大的工运事件，几名筹建工会的深圳坪山佳士科技公司员工相继以严重违背企业规章制度之名被开除，他们与资方抗争时被警方抓走了，来自深圳、广东以及各地的网友20余人（后增加到50多人）组成佳士工人声援团，来到坪山现场声援被捕工人。与线下行动同时进行的是网上舆论动员和传播：由几个著名红色网站和毛左大佬发起了多达数千人的声援签名；北京大学、人民大学、南京大学、西北政法大学、清华大学等十几所高校部分学生相继发出用马列毛主义武装起来的声援书；由毛左自媒体组建的多个声援佳士工人的微信群，屡封屡建，壹直在顽强地传播来自前方的消息。此壹事件于8月24日警方对声援团驻地强制清场而告壹段落，但斗争并未结束，而是发酵为当局对整个毛左等新极左力量的持续的打击，先后有50多人被捕入狱，其中包括大学生、自媒体和NGO工作人员。

这是壹起主要由毛左深度介入甚至主导的劳工事件，具有鲜明的毛左意识形态色彩和高亢激昂的风格。其他的极左翼也在关注和声援，比如香港大学教授、新马克思主义劳工社会学代表人物潘毅很快就发表了《佳士工友抗争：中国工人政治斗争新篇章》，并领衔签署了全球百名学者的声援书。托派也在关注这壹事件。

毛左在第壹波劳工运动当中影响甚微。他们或者与公知大V、自由民主派在网络上血拼，或者在猛烈批判和攻击邓小平理论、特色社会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或者热衷于各种极左派别之间的内斗，或者由于他们的目标太高不接地气、观念太陈旧而跟不上时代潮流，无法找到与新生代农民工对接的通道。毛左因继承了计划经济年代留下来的极左资源，曾经舆论支持和有限介入了90年代中期以来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的抗争，但随著这种抗争的失败，老的工人阶级依靠不上了，而新的工人阶级即农民工他们又瞧不上，因此越来越沉溺于意识形态争论之中，只有极少数有远见的毛派人士，意识到与新工人阶级相结合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自我检讨把以农民工为主体的新工人运动拱手让给了“自由派”和“右派”，并有了壹点行动的迹象，比如在新生鞋厂工人集体上访的时候，有两个红色网站分别给工人捐了1000元和4000元。较多接受西方极左翼思潮影响的中国新马克思主义派和托派，倒是较早地关注和研究农民工问题，但他们的活动总的来讲还停留在劳工学术研究和工人文化建设这个范围内，还没有进入劳工运动第壹线。不过他们培养了壹些具有劳工情怀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或者培训了壹些有思想觉悟的工人，准备了较多的人力资源，这种优势在今后的劳工运动中将会表现出来。

在2015年12月3日以前，在劳工运动中起倡导、动员、组织、宣传作用的，是工联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毛左等新极左对此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壹方面他们认为这是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小资产阶级的投机主义、修正主义，会把中国工人运动引入歧途，另壹方面他们又不得其门而入，不知道如何介入和影响新时代的劳工运动。他们处在壹种跃跃欲试、望而却步的状态。按照他们信奉的原教旨马列毛主义，他们是要通过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并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他们之所以反对现在的共产党，并不是因为它在以前高举的马列毛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旗帜是不对的，而是因为它背叛了自己的性质和宗旨，蜕化变质为官僚资产阶级政党了。

2015年以后，随著宪政民主左派劳工界力量因被打击迫害而处于基本缺位状态，毛左的壹些力量开始渗透到劳工运动之中。第壹个例子是2017年12月，35位大学生工人状告南街村食品厂，这35人大学毕业后来到著名毛左韩德强主办的正道农场，实践了壹段共产主义生活，经韩德强推荐，来到南街村就业，他们试图改变企业的血汗工厂性质，实行8小时工作制，结果和企业发生了尖锐的冲突，被企业解除劳动关系。他们奋起维权，自己学习和运用劳动法律知识，以团队的力量进行集体仲裁和诉讼。第二个例子是中山大学硕士毕业生沉梦雨，于2015年进入广州日弘机电厂成为壹名普工，2018年4月，她被员工选举成为年度工资集体协商员工代表，因为认真履行工人代表职责，为工人谋利益，得罪了企业高管和工会主席，先是被撤销了协商代表资格，然后被解除劳动合同，沉梦雨奋起维权，成为知名度很高的网红，之后，成为佳士工人援助团的负责人。第三个例子就是佳士工人建会案了，应该说，这是迄今为止毛左全面介入劳工事件的壹个典型案例。这个事件已经引起全国性乃至世界性的关注，工人建立不受资方控制的民主工会的问题第壹次在如此巨大的社会空间成为壹个重量级的议题和舆论热点（这个问题先后已经由烟台澳利维、南昌沃尔玛、南海本田、深圳欧姆、番禺胜美达、深圳沃尔玛1059店等企业的工人们破题了，但当时并没有引起如此巨大的影响）。

2、劳工运动中必然发生宪政民主左派与极左派的斗争

要解释毛左等新极左高调进入劳工运动这个事实，以及宪政民主左派如何应对这种情况，首先要把这个问题置诸于壹个更为宏观的历史与逻辑的框架之中。

第壹个历史的和逻辑的前提，就是在壹二百多年的劳工运动中，存在著中左和极左两种政治倾向和意识形态的斗争，结果是中左的工联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逐渐占了主导地位，而极左的“科学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或者崩溃了（前苏联和东欧），或者边缘化了（欧洲）。

第二个历史的和逻辑的前提，中国目前处于壹个十字路口，处于壹种不确定的状态，我们不得不对中国未来几十年的发展趋势提出某种预测，因为只有在壹种理性预期之下，我们才能对各种思想政治力量各自的走向及其相互关系做出分析和评估。

第壹种预期和预测，就是中国很快将会实现社会政治转型，归入到世界主流文明之中。所谓世界主流文明，就是以自由平等正义为普世价值，以宪政民主法治为基本政治制度，以社会市场经济为基本经济制度。我们乐观地预期，中国经过艰苦的社会转型，很快会融入世界主流文明。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当然要坚定不移的参与和推进劳工运动，同时要坚定不移地把劳工运动定位为工联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在这样的预期中，中国宪政民主导向的劳工运动有远大的发展前景：第壹步，我们要在现行法律制度和框架内维护劳工权益，并通过集体维权把工人动员和组织起来，加快工人阶级意识的形成，加快由自在阶级向自为阶级的转化；第二步，我们要争取和实现劳工三权，以集体谈判和集体行动的力量争取更多的权益，同时与社会各界形成壹种争取宪政、民主、法治的宏大的社会和政治联盟，成立劳工政党，帮助和推动工人阶级成为社会政治转型的主体力量；第三步，在宪政民主法治的政治框架和社会市场经济的经济框架内，与非工人阶级进行长期的竞争与合作，壹步壹步地推进政治民主、产业民主和经济民主。

第二种预期和预测，就是中国可能会回归到毛泽东时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对于包括工人在内的民间社会就会形成壹种严酷的控制和强烈的打压，就会形成壹种法西斯主义和极权主义的社会政治结构。当人们再也忍受不了的时候，就壹定会爆发极其猛烈的反抗，这种反抗肯定不是和平理性非暴力的，而壹定是相当暴烈的。在这个过程当中，统治阶级会充分利用毛泽东思想中的极权主义、专制主义成分，而工人和其他底层民众会利用毛泽东思想中造反有理、阶级斗争、暴力革命的成分。现在毛粉还占人口的少数，到时候足够多的人会成为毛粉，因为他们觉得只有这样壹种非常决绝的、非常革命的、非常彻底的思想，才能指引他们彻底的翻身得解放，相反，他们对工联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那套思路，会越来越失去耐性和信任。现行体制越是向极权专制演化，对毛左派是有利的，而对宪政民主派是不利的。

第三种预期和预测，就是中国既不能顺利地完成社会和政治转型，也不会退回到毛泽东时代，而是在较长时间比如二三十年内停滞在威权主义的状况之中，民主转型之前的南非、韩国、台湾、缅甸等国就是这种情况。威权主义不同于极权主义的是，民间社会相对于专制国家政权而言，有壹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上的有限的自由和空间，劳工运动和其他社会运动能够在不断遭受控制和打压的情况下得到坚持并缓慢地往前推进；在劳工运动内部，宪政民主左派与毛左等新极左派会处于长期的拉锯和竞争状态。

3、宪政民主左派如何应对极左派的挑战和竞争

（1）要承认毛左等新极左长期存在和发展并且进入劳工运动的必然性

长达三四十年的权贵市场经济、官僚资本主义经济，使得中国的贫富两极差别和基尼系数达到世界之最，底层民众被阶级固化和阶层固化，失去了上升的通道，积聚了对权力和资本、对权贵官僚和富人资本家巨大的怨愤和仇恨，在缺乏普世价值和世界主流文明教化和教养的情况下，很多底层民众只能就近、习惯从他们少年时代就接受的红色文化中吸取信仰、精神和生存的勇气和希望，文化程度较高的人则从西方的极左传统中吸取精神资源，这就是毛左等新极左得以长期存在和发展的深刻的社会根源。新极左这种政治意识形态从网络空间进入实体性的社会运动尤其是劳工运动，是迟早的事情。前些年当他们看到宪政民主左派（他们眼中的“自由派”、“右派”）在劳工领域风生水起的时候，就已经有些羡慕嫉妒恨了，当宪政民主左派被打压控制之后，新极左终于有机会登台出场了，而且，他们还具有壹种宪政民主左派所不具备的政治意识形态优势，那就是他们可以高举现在的当权者也曾经高举并且现在也没有放弃的马列毛主义的伟大旗帜、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和人民民主专政（四项基本原则），以压倒壹切的政治正确对抗维稳力量，保护自己不被当权者镇压。只要两极分化的状况恶化下去，毛左等新极左就壹定会存在和发展，在极端的情况下，甚至可能如其所愿地推动和领导壹场消灭私有制和市场经济、建立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无产阶级革命。

（2）要看到毛左等新极左加入劳工运动可能具有的正面价值

毛左等新极左加入劳工运动可能带来的负面价值和危害，历史的经验已经很多了，此处就不再列举和总结了，只需要指出，西方社会民主主义和宪政民主左派就是在战胜极左派的过程中成长壮大起来的就够了。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在现阶段特定的、具体的历史条件下，毛左的介入，对于整个中国劳工运动的发展，还是利大于弊的。

首先是各派政治意识形态扎堆劳工运动，会产生壹种规模效益和聚集效应，就像扎堆做生意产生市场壹样。社民的、毛左的、新马的、托派的，形形色色的中右派、激进左翼和极左派，甚至中右派、左翼自由主义，都可以来做劳工运动，虽然各派之间会产生激烈的斗争，但好歹都是把矛头针对无良资本和为之保驾护航的现行专制权力的，都能够起到唤醒数量巨大的工人阶级的权利意识的作用。总的来说，这比壹家壹派独占劳工运动投入更多壹些，并且产出更大壹些。至于哪壹派最终占据主导地位，那取决于整个社会和工人阶级的选择，现在不可能就做出结论。

其次壹点也很重要，新极左的加入会分摊劳工运动界的风险和成本。原来宪政民主左派介入工运时，被指勾结境外敌对势力，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现在这项罪名对毛左不管用了，因为他们从来就把宪政民主左派和宪政民主右派痛骂为西奴汉奸，他们自己绝对不可能勾结境外敌对势力，况且他们还有共产党开国太祖毛泽东的思想、画像等神器护体，不到万不得已，维稳当局也不好痛下杀手。可以说，毛派等极左派的介入，分摊了宪政民主左派受打压的风险，增加了当局的维稳压力和维稳成本，在维稳力量事实上不可能无限增长的情况下，客观上减轻了宪政民主左派的压力并撑大了他们的活动空间。

（3）要肯定毛左等新极左率先倡导和实践的大学生与工人相结合的工运路线的功劳

宪政民主左派多年来壹直在倡导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的结合，为此与自由民主派、宪政民主右派展开了激烈的论战。但应该承认，宪政民主左派力量很弱小，之所以能够壹度掌握劳工运动的话语权，主要因为恰好与在第壹线主导、指导和引导劳工集体行动的劳工律师和劳工NGO具有天然的契合，但自身并没有与高校大学生群体进行广泛而亲密的接触，并没有在他们中深耕并播种社会民主主义，在劳工运动的第壹次高潮中，没有出现壹个接受社会民主主义思想的学生群体并与工人和劳工运动相结合。相反，倒是毛左等新极左多年来积极渗透到了高校社会学等学科的教学研究以及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等学生社团之中去了，壹部分学生通过与老师壹起做课题研究，或通过假期社会实践，到工厂卧底打工，对劳资关系、工厂管理和工人阶级状况进行亲身体验和第壹手的调查研究，并因此而接受了他们的老师们给予的马列毛主义的解释框架。从佳士事件中表现出来的毛派学生的言行可知，这些青年学子的血是热的、心是赤诚的、感情是真挚的、思想是纯洁的、意志是坚定的、人格是高尚的，他们的表达方式和抗争方法，也是富有才华的、多种多样的、技术和艺术含量都很高的。这是宪政民主派应该虚心学习、急起直追的地方。中国每年有七百多万大学毕业生，他们毕业后也就是作为白领劳工的初级知识分子，与普通劳工处于同样的劳资关系之中，甚至有很大壹部分很难找到工作。可想而知，青年知识分子会在当代中国劳工运动和社会转型过程中发挥多么重要的作用。

（4）要科学分析宪政民主左派和毛左等新极左各自的优势和劣势

从表面和短期来看，宪政民主左派的劣势，壹方面来自于极权专制力量的打击，另壹方面，对于广大劳工群众来说，宪政民主左派、社会民主主义，还是壹个完全陌生的东西，他们更多接受的是传统的观念，要么是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要么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计划经济，不知道还有壹个介于两者之间的、更适合于工人阶级根本利益的社会民主主义，要让他们接受和形成这样的观念，有壹个漫长的过程。相比之下，毛左的优势，壹方面因为与当局共享很多政治和意识形态话语，所受政治压力较轻，活动空间也较大，另壹方面，相当多受过共产党教育的劳工群众，对于毛左的理论和话语比较熟悉，毛左站在历史、人民、道德制高点上的激情澎湃的呼喊和号召，会激发几乎所有劳工心中对剥削和压迫的痛恨、对平等和公正的向往，在感情控制了理性思维的情况下，毛左能够动员和组织大规模、强有力的劳工集体行动。

但是，相比极左派的短期性、意识形态性、道德情感性优势而言，宪政民主左派拥有的是长期性、结构性、逻辑性优势，这种优势来自于工业文明、市场经济中资本与劳动相生相克的基本结构和恒久逻辑。经过长期的摸索，人们找到了壹条解决劳资矛盾的有效的路线：第壹步实现劳资斗争的非暴力化，使工人结社、集体讨价还价和罢工合法化；第二步找到了介于斗争与合作之间的“斗而不破”、“和而不同”的关系模式；第三步找到了劳动与资本相互转化、劳资分享合作剩余、劳资双赢的道路。这就是工联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宪政民主左派的劳工运动路线。私有制和市场经济不是简单地被否定了，而是让所有的劳动者也分享和参与了，以至于变成了普遍的私有制和社会市场经济，结果是，在经济效率、投资收益和投资积极性、生产率和科学技术得到长期稳定发展的同时，广大劳动者的经济状况也在不断改善，劳动收入占到了国民收入的75%以上。这是壹条符合绝大多数劳动者长远和根本利益的发展道路。

相比之下，极左派的劣势就暴露出来了：首先，在动员和组织劳工参加社会革命时，其所提出的超出正常人性的乌托邦经济政治目标，其实并不为大多数工人所接受，于是只好以少数人组成的先锋队，诉诸暴力革命，裹挟和逼迫普通工人和民众参加革命，要求人们牺牲现实的权利和利益，甚至牺牲自由、道德、人格和生命，不择手段地去实现所谓伟大崇高的目标；其次，在用暴力革命夺取政权以后，强制性中断了资本与劳动的结构性关系，以消灭私有制和市场经济、建立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之名，以劳动价值论和按劳分配之名，以劳动人民当家作主之名，建立起壹个垄断了所有经济政治社会文化资源的极权主义国家，在剥夺和镇压了所有非劳动阶级阶层之后，劳动者、工人农民也成为专政的对象。经过大约半个世纪“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的冷战和竞跑，由极左派统治的国家全面落后，那里的工人农民普通知识分子依然处于经济上贫困、政治上无权、思想上没有自由的“无产阶级”状况，而由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参与治理、轮流执政的宪政民主国家在各方面都遥遥领先，那里的劳动者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权利远远高出于共产党国家。

经过这样的优劣比较，宪政民主左派其实才真正拥有历史优越性，包括经济优越性、政治优越性、文化优越性和道德优越性，这是它经过壹百多年的竞争终于战胜了极左派的根本原因。但是这种长时段的优越性并不能够在每壹个短时段表现出来，毋宁说，因为极左派具有手段上的强制性和不受道德和法律约束的权变性，由于它能够在经济危机、社会危机、政治危机、道德危机的时刻激发起共产主义革命的烈火激情，往往能够壹时之间占据优势。这就需要宪政民主左派平心静气、冷静应对、不计壹时成败得失、长期苦练积聚力量，壹步壹个脚印为劳动者维护和争取实际的权益，坚定地相信劳动者具有足够的明辨是非、鉴别优劣的理性认识能力，尊重和扩展劳动者自主选择和民主决策的权利，从而反过来赢得越来越多劳动者的支持和拥护。有了这样壹种信心和定力，才不会为壹城壹池的得失而迷失方向。

（5）要深入比较宪政民主左派与毛左等新极左的战略和策略

在劳工运动的战略上，毛左是要以毛泽东思想和工人阶级先锋队主导具体工人团队的维权和抗争行动，领导工人群体为整个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而奋斗，而宪政民主左派则尊重每壹个工人团队的主体地位，帮助具体的工人团队获得维权的成功，实际增进其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权利，最后才从不同企业、行业、地区工人团体的横向联系中民主地产生出全国性的工人组织和劳工政党。

在策略上，毛左和宪政民主左派本来会有更多的共同点，这是因为，即使是为了实现毛左的至高无上的战略目标，也必须壹步壹步把它分解为近期目标和中期目标，也必须有切实可行的达成目标的近期计划和中期计划，有壹个壹个战役的构想与壹个壹个战斗的方案，有敌我友三方力量的对比研究，有纵横卑阖的统战谋略，这些都是毛泽东政治和军事思想留给毛左的宝贵财富，其精髓叫做“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宪政民主左派则著重运用现代劳工运动和社会运动所积累的策略、方法和战术，包括SWOT、SMART、内部组织层级、敌友光谱分析、博弈论等等操作工具，以劳工力量的有效组织和成长壮大为底盘，在劳、资、政、社会四方犬牙交错的关系中达成和实现劳工的具体诉求。这与毛泽东策略思想有很多类似和相同之处。其实，别看毛左等新极左彻底革命的口号喊得震天响，真要他们付诸实现，马上就意识到根本就不可行，于是他们要么永远只能停留在口炮党的状态而沉溺于意识形态纷争，要么只能痛下决心，退回到现实情境中，通过回应和满足工人的具体的利益诉求来获得工人的信任和支持。正是在策略方面，这些比较务实的毛左和宪政民主左派有可以合作互补的地方，只不过由于双方战略上的区别，双方在策略上也终于会有很大的不同。而且，并非吊诡的是，毛左在策略层次维护工人切身利益方面做得越好，工人在战略层次就离毛左灌输给他们的伟大目标越远；并非偶然的是，西方国家越来越多的极左派转化成为宪政民主左派了，西方国家极左派在做出了极其艰苦的努力之后还是不可避免地衰落了。

具体到佳士案，如果宪政民主左派介入的话，会提出与毛左很不相同的策略和操作方法：

第壹，宪政民主左派会把工人利益放在第壹位，而淡化倡导者、推动者和帮助者自身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诉求，这与毛左的做法是相反的。毛左要建的工会是为所谓工人阶级整体利益服务的工会，是政治斗争的工具，这种工会，摆脱了资方和官方的控制，又会落入壹个“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控制之中；宪政民主左派倡导的工会，则首先是为具体企业和行业工人利益服务的工会，是既独立于资方和官方也独立于劳工政党和劳工NGO的工会，是真正独立的工会。宪政民主左派介入工运时，不仅重视维护和争取工人迫切的权利和利益，而且非常重视工人风险和代价的降低，尤其是重视工人领袖、工人代表的保护工作。

第二，宪政民主左派始终坚持工人主体性原则，始终依靠工人本身力量的成长和壮大。针对佳士案，曾飞洋在微信群里明确提出了三个坚持：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工人代表制，把工人组织建设到班组，产生有威望的工人代表；要毫不动摇的坚持劳资集体谈判模式；要坚持在工作场所的斗争，决不轻易放弃阵地。工人出身的集体谈判专家彭家勇则提出壹种实战性很强的打法：“最有效的办法是到各车间去，做工友们的组织动员工作，只要大家都走出来，在厂门口玩，或者到劳动监察、工会去投诉；或者只要在厂内找壹个宽阔的地方，大家集中在壹起玩；或者就在车间里面玩，坚决不要做事，工友们就会赢。只要坚持合法的停工、怠工，资方早晚耗不起，壹定得跟我们的工人代表谈判，到时候，废除非法的罚款制度、补缴住房公积金、让工人自己选举的代表进工会，壹切都不是问题。”

五、宪政民主左派和宪政民主右派应结成反对极左派和极右派的战略同盟关系

如果说2018年上海环卫工、全国塔吊司机、全国卡车司机的集体行动，由于具有鲜明的行业特征而引起轰动，那么佳士工运则由于其鲜明的政治特征而引起了全国甚至全世界的关注。这里观察和评论壹下泛自由派、泛民主派对此次具有毛左色彩、极左色彩的工人运动的各种反应：

第壹种自由民主派是按照自己的思想理念和话语模式对这次运动全盘打包、解释、包装、收割，把它说成是追求自由主义模式的宪政民主运动，把沉梦雨、岳昕演绎成为自由民主女神，仿佛工人都是自由主义的信徒，根本就没有受毛左的影响壹样。

第二种自由民主派对工人核心诉求表示支持，对工人本身的经济诉求、劳动权利诉求、建立工会和罢工的诉求都是支持的，但对毛左的战略和策略持批判态度，当然，也承认毛左有观念和言论的自由。上海学者张雪忠和北京律师谢燕益代表了这种态度。

第三种自由民主派表示坚决支持工人的诉求和行动，但彻底否定毛左的积极作用，要求工人们坚决与毛左切割，甚至认为毛左像德国纳粹壹样应当被剥夺言论自由。

第四种自由民主派则不仅彻底否定毛左，而且否定工人诉求和维权行动本身。深圳作家天佑写了壹篇《说几句政治不正确的汉奸言论》，对佳士工运给予了否定性评价；经济学者唐大杰认为佳士建会工人余浚聪就是个原教旨共产党员，他的观点得到陈有西律师的支持。

前三种观点基本上属于宪政右派、民主右派、中右派，是发达国家名叫自由主义的政治意识形态，区别在于，第壹种观点完全无视毛左的存在和影响力，是不客观和壹厢情愿的；第三种观点则主张剥夺毛左的言论自由，这其实是不自信的表现，按照西方国家的经验，对极左的真正打击，是通过法律和政策的改变，通过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的改变，铲除极左产生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而不是对极左采取强制性措施。相比而言，张雪忠和谢燕益表达的第三种观点，是比较标准的自由主义观点。

最后壹种观点，放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和初级阶段，还勉强可以归入自由主义之列，但经历了壹百多年资本主义和劳工运动、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相互斗争和相互渗透、相互对抗和相互转化之后，在西方已经没有几个人说得出口了，已经转变成为极右的政治意识形态了。在中国权贵官僚资本主义历史阶段，我把这种观点称之为“中国特色自由主义”，客观上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即权贵官僚资本主义表面对立实则互为犄角：它照搬古典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某些教条，指工会为破坏自由市场经济的劳动力垄断，坚决反对劳资集体谈判，视罢工为对企业的私有财产权、经营管理权、分配权的侵犯等等，这些恰好是权贵官僚资本完全认同的，从这样的前提出发，不难得出警察有权镇压工人运动的结论，只不过极右权贵官僚资本政权就是这样做的，而民间伪自由主义极右派则不敢直接说出来而已。

在西方，经过壹百多年的历史演化，宪政左派、民主左派、中左派、社会民主主义，与宪政右派、民主右派、中右派、自由主义，已经成为西方社会占主导地位的、相互竞争和合作的两大政治力量和意识形态，它们已经结成限制和控制极左派、专政左派、共产主义与极右派、专政右派、法西斯主义的强大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同盟。

这是西方经过壹二百年的奋斗才达到的历史阶段，而中国还处在这个过程的开端：中国的极右实力还在统治整个社会，而极左势力也不容小觑，相反，无论是宪政民主右派还是宪政民主左派，都处在初级发展阶段，并同时遭到极右政权的严厉打击和极左思潮的凶悍攻击。改革开放之后自由主义的兴起可以说是先天基因不足后天营养不良：中国历史上严重缺乏自由主义传统，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从西方引进的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又被共产革命和共产极权专制所中断；当代中国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新生资产阶级，是在极权主义经济政治文化体制前提下自上而下地对社会松绑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而不像西方那样是在封建主义经济政治体制的基础上自下而上地生长发育的，因此深深地打上了原罪（官商勾结、钱权交易）的烙印，使得这种新生的经济社会力量在政治思想上注定是不彻底的、软弱的、不革命的，根本无力领导更不可能独立承担否定极权专制制度的宪政民主革命。这就需要它向深受极权专制制度压迫、剥削、奴役、摧残的底层民众寻求支持和依靠力量，因此它就不能照搬欧美资产阶级革命和早期资本主义社会那种经济社会政治思想主张，而应该承认以工人阶级为主要成分的底层民众的革命主体地位，并在社会转型过程之中立即落实底层民众的各项人权和公民权利。这也就同时意味著劳工运动、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宪政民主左派运动相比欧美国家的政治节奏而言，提前登上历史舞台，也意味著宪政民主右派要积极主动地向宪政民主左派伸出橄榄枝，更不能将其当作敌人。另壹方面，宪政民主左派当然也不能把宪政民主右派当作敌人，而应当接受和承认后者在历史上率先提出的普世价值、市场经济和宪政民主法治，只不过要以强大的劳工运动的社会政治力量，把工人阶级和其他底层民众的权利和利益诉求灌注其中，否则的话，宪政民主左派就会演变为极左派或极权专制左派，即使他们有力量发动壹次激烈的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推翻极右派或极权专制右派，他们也没有能力仅以自己的力量建立宪政民主法治，而只不过是完成极权专制制度的再壹次轮回而已。目前阶段两派应该共同对敌，联合起来动员和组织民众推翻极右权贵官僚资本集团的统治，至于双方的权力和利益之争，只有在社会转型之后，在宪政民主法治的框架范围之内，才能上升为主要的问题。在目前历史阶段，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宪政民主右派和宪政民主左派、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合则双赢，离则双输，极右权贵官僚资本集团会将它们玩弄于鼓掌之间，挑动其互斗并最终各个击破。

另壹方面，民主右派（自由主义）也很难和极左派（共产主义）争夺底层，因为按其自由高于平等的基本原理，民主右派没有能力解决贫富两极分化的问题，而极左派恰好善于以平等之名激起底层民众的狂热希望。民主右派如果向底层民众承诺和让步到可以和极左派争夺底层民众的程度时，它其实已经转化为民主左派（社会民主主义）了。如果民主右派坚决不让步而又想领导和统治整个社会的话，就只能把经济优势转化为暴力优势，通过豢养军警宪特镇压极左派及其追随他们的民众来取得和稳固政权，但这样壹来，他们就不再是中右派、民主右派、宪政右派，而变成极右派、极权右派、专制右派（法西斯主义）了。对于克制和克服极左，民主左派即社会民主主义有自己独特的优势，因为它也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与自由派进行政治竞争，因为它也侧重积极自由、实质平等以及由此形成的公平正义，满足了底层民众的精神需求；特别是，它所提出的经济社会政策，包括工厂立法和劳动立法、工人参与管理和劳资共决、工人联合与劳资集体谈判、利润分享和产业民主、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等等，实实在在地增进了劳动者的经济社会利益，提高了他们的经济社会地位，从而获得了大部分工人群众和其他底层民众的支持和拥护。可以说，只有同时继承了自由主义和平等主义精髓的社会民主主义，才能真正与极左派争夺底层民众，在宪政民主法治的框架内，解决不平等和两极分化的问题，从而铲除极左共产主义产生和发展的社会土壤。没有社会民主主义，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会陷入无休无止、没有胜负的苦斗之中，整个社会将会在野蛮资本主义、资产阶级专政与共产极权主义、无产阶级专政之间来回折腾，永远不能建立和巩固宪政民主法治，永远不得安宁与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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