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独立工会 写于不同历史时期 整理于二零二一年

   中国工人阶级的困境 写于 二零零四年

　　节目：2004年6月19日台北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频道《放眼大陆》（主持：黄绢；受访、整理：杨银波）黄：听众朋友，又到了《放眼大陆》和您空中相会的时间了，我是节目主持人黄绢。在我们今天的节目里，增加了新的单元──中国农民工调查。在这个单元里，我们特别邀请到曾经多次进行实地调查，而且自己的父母亲也是农民工的大陆自由撰稿人杨银波先生，来和听众朋友们就大陆农民工的生活，他们的喜怒哀乐，以及在整个大陆经济发展过程中农民工的希望与失落，做一系列的介绍与反思。

　　杨：（余世存《一首写给流浪农民的诗》）我们没有身份，派出所的人抓住我们说活该，“如果不交钱你就没有三证，对我们来说你就不存在。”可是我们存在，我们还活著，弟兄们，我们还存在。我们交纳了增容费，暂且安身。报纸表达得暖昧，老太太的小脚跑来可真是敏捷，逢年过节地喊著防贼──她指的是你和我呀，弟兄们，她指的是你和我……（鲍家街 43 号乐队摇滚音乐：《晚安北京》）黄：在我们前一阵子的节目里，已经为听众朋友们介绍了《中国农民调查》这本书，获得了听众朋友们广大的回响。接下来在《中国农民调查》之后，我们要为听众朋友们推出《中国农民工调查》系列报导。好，那么我们就来听听今天的《中国农民工调查》第一集。（陈星、吕飞音乐：《离家的孩子》）黄：你是从甚么时候开始关注农民工的问题的？

　　杨：我们家里父母都是农民工，他们 1993 年的时候开始出去打工，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关注中国农民工。那么在这之前对于中国农民工，觉得这是一种非常新鲜的称呼，那个时候还不叫“农民工”，还没有这个称呼，那个时候叫“盲流”。

　　黄：啊，对。

　　杨：回顾起中国农民工，它有将近 26 年的历史，准确地说有 25 年。将近 26 年的历史是从 1979 年开始的。这 26 年要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 1979 年到 1988 年，有十年的时间；然后从1989年初到1991年，有三年的时间；然后从 1992 年一直到现在，将近十三年，这又是另外一个阶段。这三个阶段有不同的特点。比如说，1979 年到 1988 年这个历史当中，在这十年里面，中国有 1.3 亿的农民转移。“转移”的意思就是说，他不干农活了，或者说他的相当大部分的时间不用在他的土地上了，或者去进厂。这个“转移”的主要特点是“就地转移”。那个时候中国出现了很多很多新的气象：比如说土地可以给农民种了，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经营制度，而且那个时候农业结构也有调整，乡镇企业也在大量兴起。

　　当时的乡镇企业是甚么样的状态呢？从 1979 年到 1988 年有一个说法，我们老家也在传──“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可以离开土地，但是不能离开家乡；你可以进厂，但是你不能进城。就是这样的一种状态。在这十年里面，发展最为迅速的就是乡镇企业，那个时候确实是个奇迹，包括学术界的、新闻界的，还有中共中央、国务院，也在关注这个很大的变化。当时最活跃的乡镇企业，比如江苏南部，它是集体经济；还有浙江省的温州市，它的经济不是集体经济，是个体经济，非常非常著名的，你去查一下资料看看；然后还有珠江，它的经济跟江苏南部、浙江温州又是不一样的，它是外向型经济，我想台湾是知道的，它主要是靠海外的，或者近靠香港的、澳门的，或者近靠台湾的，它是这样的一种发展趋势；那么后来还带动起来了挨著台湾的福建。在这十年里面，乡镇企业的发展确实厉害。

　　那么它是怎么打破的呢？在大陆有一段历史是非常艰辛的，1979 年之前的历史回顾起来的话，说不完。1979 年之后再过三年，也就是 1982 年的时候，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就提出来：允许农民进城开店，允许他们设坊，允许他们兴办服务业，允许他们提供各种劳务。然后再过两年，1984 年──也就是我出生后的第二年，国家加强了城市的副食品供给，允许农民自理口粮到城市落户。它慢慢就打破了“农民不能进城”的禁忌。那么在这之后呢？1985 年到 1990 年，这段时间就不得了，这个转移就不再是仅仅的“就地转移”，比如说“我是重庆的，我就不出重庆”，或者“我是重庆永川市的，我就不出重庆永川市”，不是这样的。当时有很多农民突破这种体制封锁，重庆的农民也到广东啊、福建啊，也到上海啊、北京啊。1985 年到 1990 年到另外一个省份的“异地转移”的这些农民工，就有 235 万人走了；在这五年里面，乡镇企业也吸收了2286万就地转移的农民。所以说那个时候确实是个奇迹，这是它的第一个阶段。（陈星、吕飞音乐）黄：这个阶段算是一个比较成功的转型吗？

　　杨：现在看来，我觉得有成功也有失败。它毕竟打破了“农民不能进城”。“农民为甚么不能进城”，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回到 1979 年之前的历史。研究这段历史，我从 1997 年就开始了，那个时候我还在上初中，开始看专门研究这个历史的文献。非常艰辛的，1979 年的农民是最艰辛的。1949 年，中共建政。然后在 50 年代初，刚刚建政不久，中共进行土地革命，把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农民确实有土地了。然后到了 50 年代中期，它突然就搞了一个“城乡二元结构”，城市是城市，农村是农村，你要分得很清楚，城市的资源你农民是不能占有的，搞的是这种社会屏蔽的、全社会的歧视政策，不允许你农民进城。1956 年的时候，开始对城市经济进行改造。甚么改造？私营经济改造。把私人占有的工商业体系，改变为公私合营。

　　1956 年后之后就不得了──彻底反了！可以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不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城市化”，它不是“城市化”，它是“反城市化”，它不允许国家城市化！了解大陆历史的应该知道，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还有市民返乡，干部下放等等。1979 年之前的国家经济策略，是讲究重工业的优先发展，搞计划经济体制。就是因为计划经济，导致了很多很多的全社会的很大很大的问题，严重的失偏，严重的失重！计划经济了，你的资源配置怎么办？你怎么估评啊？你有没有根据啊？你的决策有没有根据啊？经济结构也是很大的偏差。当时的中共是怎么改革的呢？它当时改革的政策，现在看起来真的很可笑。比如基本的生活用品，基本的生产用品，用“低价”的政策，它觉得这已经是一个改革了；还有，农产品是统购统销的；城市职工的工资之外呢，也有福利制度。就算是这么小的改进，在那个时候都已经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举动。

　　但是，在这些所谓的“改革”的政策之外，它用的一些制度是相当残酷的。比如说，1979年之前的人民公社制度，不允许农村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它不允许。还有，城市劳动的工资，国家控制你的工资，不是说你干得好就多给你很多，或者你自由获取，不是这样的，你的所有东西都归国家所有，它是一种大一统的控制制度。还有直到我们今天都骂得很凶的户籍制度。再有，居住在城市里面的人也受苦，不是说农村不好城市就好，城市也有更细致的制度，比如单位体制，比如干部工人区别的身份制度，比如分层制度，级别制度，等等。在这样的全社会的水深火热之中，很多呼声就喊出来了──必须解放生产力！1979 年，也就是文革结束不久，各种冤案啊、错案啊、罪案啊，就开始“翻”，而且当时民间还出现了非常了不起的“民主墙运动”。这个时候，开始慢慢有这样的冲动了──农民就是要进城！最近几年我采访的人很多，我问他们：“你的工龄有多长？”有的说：“二十五年。”那二十五年，一算，不就是 1979 年就冲出来打工了吗？

　　杨：除了《外来妹》（著名电视连续剧，1991年央视播出，1992年之后全国热播）之外，这样反映农民工真实生活的作品还有1988年张良导演的电影《特区打工妹》，专门反映深圳的打工者生活。还有一些小说，比如张伟民写的《下一站》，林坚写的《别人的城市》，安子写的《打工女郎》。还有部报告文学叫《广深走笔》，是陈俊年写的。另外，还有些被称之为“打工文学”的刊物，比如广东这边的《广州文艺》、《佛山文艺》、《江门文艺》、《大鹏湾》、《花城》等等。这里顺便要说一下，就是我们的农民工最喜欢听的、最喜欢唱的歌是什么？我告诉你，不是像报纸上谈的什么“看黄色录像”啊，不是这些！他们太低估民工的素质了，民工的素质没这么低！民工喜欢听的歌是《流浪歌》，喜欢唱的歌是《离家的孩子》。这些歌为什么那么出名？就是因为这些歌写尽了他们的血泪！那歌写得、唱得太好了，“流浪的人在外想念你，亲爱的妈妈。流浪的脚步走遍天涯，没有一个家”，全国五湖四海的农民工唱起这首歌，交相流泪。（陈星音乐：《流浪歌》）黄：那么接下来请杨银波跟我们介绍一下，大陆有哪些地方是农民工外出打工最多的省份？

　　杨：外出打工的人最多的是四川，四川也是中国大陆第一人口大省。那么四川之后就是贵州，因为贵州这个省，按我们大陆的话说，“计划生育搞得不是太好”。

　　黄：人太多了嘛。

　　杨：对，人太多。在我所接触的人里面，贵州人打工地点最多的是广东，然后就是浙江、福建、北京，这些打工地点里面的贵州人最多的是来自贵州省正安市那一带的人。前天我又接触到几个贵州正安的人，是五兄弟，最小的才16岁，最大的已经有40多岁了。正安那个地方很穷，虽然树很多、煤很多，但是这个钱装到哪里去了你说？没装到他们包包里面去。滥砍滥伐、滥采煤，特别多，主要的利益却不在农民那里。那么四川、贵州之后呢，就是安徽。《中国农民调查》，看了没？

　　黄：主要是描述安徽省当地农民的生活。

　　杨：安徽的农民工相当多，在广东这边干的很多，我也接触了很多安徽人。安徽之后就是湖南，湖南之后就是河南，河南也是一个人口大省。而且我告诉你一个消息：河南在广东这边打工的，不一定是进厂的。河南在这边，有一群人数目比较大，比较醒目，你猜是干什么的？

　　黄：不知道。

　　杨：捡破烂。

　　黄：捡破烂？

　　杨：对，在广东这边捡破烂。在河南省驻马店市有个县叫平舆县，平舆县里面有相当多的人都是捡破烂的，而且很多捡破烂的还能修起房子，5万块钱的楼房。当然，在河南家乡，也有在捡破烂的时候靠偷、靠抢搞起来的；那么在这边呢，很少有人偷抢，不过被打残废的、打死的也有。我前几天刚刚采访了一个河南省平舆县捡破烂的人，他是我朋友，也是我以前的邻居，叫王秋喜。他们一家四口人，他的孩子有两岁多，他的老婆也在捡破烂，还有他的母亲有68岁了，四个人都在广州郊区一起生活。这就是说，农民工的工作范畴非常广泛，不光是进工厂、农场，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农民工从事得最多的是建筑业。我父亲杨庆华今年已经48岁了，他现在又到一个地方去搞建筑了，帮别人修建租给民工住的房子。我对他说：“你可以不去搞建筑啊。”他对我讲：“习惯了。”这就是许多人觉察不到的地方，很多人认为农民工最大的希望就是“不干，什么都有”，但是我不这么看，这么看只会降低农民工的素质。他们习惯了奔波的生活，习惯了那种和民工一起吃饭，和老乡之间吹吹牛啦、打打牌啦、看看电视啦，那种日子好过一点，觉得在外面兄弟朋友挺多，能凑合。

　　这确实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一种特殊的社会面貌，虽然表面看来他们既不是工人也不是农民，可是他们自己认为自己仍然是农民，百分之九十多都是这样回答我--“农民！我算什么工人？我又不能跟城市里面的人比”。“工人”在他们的头脑里永远是“城市人”的范畴。所以说，我这么多年的调查，这个群体可以让你非常难受，也可以让你很高兴、很喜悦，尤其是在他们领到工资之后。他们的谈吐也仍然保持著农民的特色，保持著他们那种朴实，不是那种奸诈得不得了的，这种人我碰到的不多。因此广东确实要感谢他们，不得不感谢他们，他们真的太能吃苦了。而且我觉得政府部门，太缺乏像我杨银波这样深入他们、接触他们，没有具体了解他们实际的困难、实际的需要。而且那些所谓的“调查”、“研究”都带有很强的官方性质，你要去搞一个调查研究，你还得经过劳动部门，或者党委、政府的认可、批准、监督，那么搞出来的这种调查研究有多大的真实性？有多大的价值？难说。（陈星音乐）黄：接下来请杨银波跟我们谈一下，这些农民工主要是从事哪些行业？

　　杨：首先是建筑业，然后就是进厂。我们现在讲的“进厂”，这都是一个比较让人羡慕的词了。然后就是帮当地农场主种菜、种果、种树，养鱼啦、养猪啦、养鸭啦。还有就是在当地的机关、院校、医院这些，去扫地或者其他。也有当家庭保姆的，餐饮业，裁缝制衣，送货，当摩托司机，搞修理服务等等，有很多很多。有的也在集市贩卖东西。昨天晚上我还专门到街上去看，又去采访了一大堆人。他们忍受不了打工的那种折磨，自己出来买点东西来卖。那卖什么东西呢？水果、蔬菜、小吃、衣服、服饰、盗版，盗版的磁带才两块五毛钱一盒。我问他们：“你们货从哪里来？”他们回答我说：“甭问啦。我们卖这个磁带，一盒才赚两毛钱。”这段时间，广东产荔枝很多，剩货太多，去买来卖。现在街上是大片大片的荔枝，早上八点多去卖，晚上可能卖掉十分之一都没有，因为竞争太激烈了。很多原来到这边打工的人，也到广东菜农家里去买菜来卖。农民工的生活招数比原来多，但是要面对的问题也很多，在他们看来就是得防范巡警、城管，被抓到可就麻烦了。在我的家乡重庆，还有两种农民工：男的，出来当“棒棒”，也就是帮别人挑东西的挑夫；女的呢，出来擦皮鞋。

　　黄：擦皮鞋？那不都是男的在做吗？

　　杨：NO，大多是女的。

　　黄：我们在西方的电影里面看到的鞋童，鞋童通常都是男的啊。

　　杨：鞋童？对不起，鞋童的话，可能还没谁理睬你的生意。擦鞋的，最怕的就是城管。我不知道看到过多少场景，看到很多很多的城管把擦鞋的鞋箱踩得稀巴烂，把钱也没收了，有的把你身份证都给卡住，让你--滚！就是这样一种情况。

　　黄：那他们这样的生活非常的没有保障……

　　杨：流离失所。四个字形容：流离失所。到处逃，是一个游击队的样子，在火车站的里面、外面经常能够看到这样的情况。我告诉你，在重庆菜园坝火车站周围的小饭馆，三两面六块钱。擦一双鞋呢？一块钱。也就是说，要吃上三两面的话，得擦六双鞋，擦六双鞋可能要等一个上午。

　　黄：那是不是竞争的人太多了？

　　杨：太多了！也形成了一些帮派，一些老乡聚集在一起，大家抢生意，抢过来一个生意就算我们赢了一次。这个市的，那个市的，这个区的，那个区的，各种各样的帮派。最怕的就是公安、巡警、城管。

　　黄：但是这些人还是要去。

　　杨：没有办法嘛。你想想，重庆那么多区，那么多县，那么多市，你要是有机会，你去这些地方仔细看看，这些农村它到底靠什么发展？服务业，最大的是服务业，“棒棒”、擦鞋都是服务业。而且我刚才还没有谈到一个内容，就是民工当中也有一些从事“逼良为娼”的服务业，也就是性服务业，有被逼的，有自愿的，有自己都没有办法的，无奈之中的。而且还有一种特殊情况，就是最近这一两年中国大陆媒体有那么一点冰山一角的揭露，那就是女大学生当三陪啦，坐荤台啦、坐素台啦，就我所知的都有很多，但具体到究竟占百分之多少我也没有一个数据，但有这样的现象存在。这些女大学生当中，从农村出来的那一部分，也算是一种特殊的从事服务业的农民工。她们这么做，主要是为了交学费，攒一点钱。中国大陆的学费太贵了！自教育产业化以来，比过去翻了不知多少倍。

　　最近几年，广东这边的大学学费，一年一般是上万的；湖南那边几千，搞艺术系的是八千，普通的都是五千多；也有三四千的，三四千在贵州这边；重庆那边是四五千。我在湖南的时候，曾经帮助过一个人。这个人叫郑勇，比我大一岁，我原来在他家里租房子住，每个月四十块钱房租。他考上了大学，考上之后，我是亲眼目睹了那个家庭的悲剧。他母亲很瘦、很矮、很黑，混身是病，她没有半点办法，从她知道她儿子得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一直到她儿子真正把脚踏进大学校园，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不知道她究竟哭了多少次，起码每天哭两趟，想著想著就哭，没办法。她设法去借钱来办一两桌席，请她的亲戚来吃饭，吃完饭以后找她的亲戚借钱，可是没有人借钱给她。虽然那个地方还是一个著名的“鱼米之乡”，庄稼好得不得了，可是郑勇的爸爸郑彩树也没有什么办法，他平时顶多也就是去搞搞建筑、做做木匠活，弄一两个小钱。

　　最后是他们家想尽了一切的办法，找我们、找乡里乡亲帮一点点力所能及的忙，然后又到银行贷款，才让郑勇去读到大学，而且还是一个二流的理工大学，学费是一年七千多块钱。这个活生生的例子就是农民实实在在的压力，这些压力不得不逼著农民到外地打工。那么这些外出的农民工，寄钱回家最多的是哪些人呢？36岁的人。36岁是人生壮年。这些人的孩子已经有12岁左右，刚刚从小学上升到初中，学费增高，生活费突然冒出来；而且这些人的父母都60岁左右了，得增加赡养费。还有的农民工，他们的孩子考上了大学，那么他们这时候寄回去给孩子念书的钱，可能不是他们许多年攒起来的，而是借的。民工之间嘛，谁的孩子考上了大学，兴奋得很，为他们骄傲，眼中充满羡慕的目光，哪怕素不相识的民工，都可能给你50块钱，觉得这一家子真是有出息啊，就是这样。

　　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中国农民工调查》第二集就进行到这里了。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我们还会继续请杨银波先生来为我们主讲《中国农民工调查》第三集。我是黄绢，祝您周末愉快，拜拜。（陈星音乐）节目：2004年7月24日台北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频道《放眼大陆》（主持：黄绢；受访、整理：杨银波）杨：1998年3月2日，国家教委和公安部发布了一个暂行办法，叫《流动儿童少年就学暂行办法》，暂行办法的第七条规定：流动儿童少年就学，以在流入地全日制公办中小学借读为主，也可入民办学校、全日制公办中小学附属教学班（组）以及专门招收流动儿童少年的简易学校接受义务教育。但是这个简易学校呢，需要一定的设立条件，比如学校建筑设施、教育设备、教材、师资力量等等，都必须经过流入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的审批认可才行，而这些设立条件所须的办学经费是目前许多民工子女学校都承受不起的，那么相应的，办学成本抬高，民工子女的学费也会抬高，民工自己也承受不起，所以大多数的民工子女学校目前只能维持地下状态和被迫搬迁乃至被迫关闭、停办的状态。我所知道的是，2001年8月之后，仅在北京市丰台区，就有几十所民工学校被关闭或停办。

　　民工在流动，民工子女在流动，民工子女学校在流动，民工子女的老师也在流动，他们的工资一般是500块钱一个月，很辛苦，而且学校里面还经常规定，教师的菜不能多给，肉不能多买，没有那么多钱嘛。另外一个让人觉得有点黑色幽默的事情，就是学生来源很广，五湖四海的口音不相同，河南的民工子女在北京上学的可能要占到1/10左右，其次就是安徽、湖北、河北、四川，口音变化很大，老师上课的时候都不知道该用四川话还是北京话。学生的年龄和学业基础差异也很大，有的可能十六七岁，有的可能才三四岁，有的英文都会一点，有的连英文字母ABCD、拼音字母abcd都搞不清楚。不过尽管如此，却有一个非常感人的事情，那就是这些学生其实都很喜欢自己的老师，即便这些老师的教学水平再怎么低，或者可能只是一个小学毕业，这些学生都很尊敬老师，很听他们的话，老师也从内心里爱护、关心这些孩子，在一些电影里面能看到这样的情景，这确实是一个实际情况——同是天涯沦落人嘛。（陈星音乐：《流浪歌》）黄：那么长期地得不到公平的教育机会，在这些农民工的孩子身上又会留下什么样的影响呢？杨银波继续说——杨：最大的问题是孩子的心灵深处受到的伤害特别大。比如外地来的孩子非常讨厌北京孩子，觉得他们欺负人、看不起人，觉得北京的这些人怎么老是到处要钱、到处赶人、到处查证！我记得有个孩子曾经提出这么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要在北京办暂住证，而北京人到我们家乡就不办暂住证呢？

　　黄：说得好！

　　杨：这个问题可能连成年人都无法回答——这是一个多么大的问题啊！我想对政府说的是，如果政府真的是真真正正地关心农民工，那么，请千万不要忘记了农民工的孩子——每年的“六一儿童节”更不能忘记他们，因为这些孩子没有真正地享受到国家九年义务制教育的机会和权利，国家九年义务制教育在这些孩子身上只是一个谎言、一种欺骗，这种欺骗伤害得太大了，伤害的可能不仅仅是一代人！另外，很多孩子在写作文的时候或者在交谈的时候，最烦、最反感的就是北京的查证。在去年收容遣送制度被废除之前，1999年，北京在这一年里面就收容了149359人，约占外来流动人口的5%，每20个民工当中就有一个民工被收容——仅1999年11月26日这一天，就收容了4167人。北京农民工光是花在证件上的费用都是一个很大的费用。

　　第一个要办什么证呢？流动人口证，每人每年交50元～80元。第二个要办暂住证，每人每年交188元。第三个要办就业证，每人每年交185元。第四个要办健康证，每人每年交40元～50元。第五个要办婚育证，每个证交5元。第六个要办职业资格证，每个证交4元。这六个证加起来，每人每年至少要花450元，这450元相当于打工一个月的收入。当然还有一些行业歧视。在北京，有些事情是不准你去做的，或者说即便你去做了你也很难，因为你是外地人，你没有本地的户口。如果你要办经营执照，那是不容易的，你没有北京户口，工商所不理，给钱也不办，没有执照就不合法，那就只有挨罚，所以你只能花几万块钱乃至十几万来买北京户口。你经营的时候也可能被罚，比如在路边摆摊，那么城管要管你，进货上车交警要罚你，甚至扣你车。如果你没有北京户口和抵押品，你也不可能从北京银行贷款。这就是北京外来民工的真实现状。（陈星音乐）黄：谈过了北京外地农民工小孩就学的困难，以及对农民工工作行业的限制之后，杨银波继续谈到了江苏，在江苏也有类似的限制情况。

　　杨：我跟你讲讲对你来说还算熟悉的江苏吧。江苏有一个很让人气愤的，但是也在全国非常普遍的现象——行业工种限制。比如江苏省会南京，有的允许农民工干，有的不允许你干。允许干的，比如建筑安装工、环卫工、矿山井下工、装卸工、搬运工、瓦木工、水手、冶炼工、铸造工、车工、挡车工、缝纫工、消防员、废金属处理工。这些工作是相当低贱的。

　　黄：而且是出卖劳力，或者是比较容易有职业灾害的职业。

　　杨：比这些行业稍微好一点点的呢，就不允许农民工去做了。哪些不允许呢？清洁工、营销员、厨工、消费行业的服务员、家政服务员、商店营业员、宾馆服务员、门卫、保安、电工、驾驶员、话务员。这个行业限制，在全国的很多城市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从1994年开始到现在已经有10年的历史，至今没有废除。

　　黄：最后杨银波以余世存先生的一首诗，为今天所谈的内容做了注脚。

　　杨：这是一首比较长的诗，叫《一首写给流浪农民的诗》，又叫《歌拟奥登》，由中国著名作家、同时也是我们独立中文作家笔会会员余世存先生所写。全诗是这样的——据说这个城市有一千万人口，有的住花园别墅，有的住胡同平屋，有的住在海里头；可是我们没有一席之地，弟兄们，我们没有一席之地。据说这里是我们的历史和梦想，是我们的骄傲，我们象亲戚来串门，却也引起它的懊恼；它让我们呆在原地不动，弟兄们，它让我们原地不动。我们的原地，荒凉的地方只有不长五谷的山沟，我们要靠它吃饭人们却痛心疾首；他们不让我们砍树，弟兄们，他们不让我们砍树。我们逃离饥饿，寻找幸福，交通部门要走我们的所有，让我们挤在一起窒息，疯狂，死去，认清自己——不如他们眼里的一条狗，弟兄们，我们不如一条狗。

　　我们没有身份，派出所的人抓住我们说活该，“如果不交钱你就没有三证，对我们来说你就不存在。”可是我们存在，我们还活著，弟兄们，我们还存在。那从我们中间飞升上去的悄悄地说我们是一种文化，我们游荡去来，象蝗虫，从三国水浒吃到现在；他们说我们是害虫，弟兄们，他们说我们是祸害。去到一个科研院所，他们论证说——目前还没有我们的现代化计划，等下辈子再来找它；但这辈子我们怎么化，弟兄们，这辈子我们怎么变化？我们交纳了增容费，暂且安身。报纸表达得暖昧，老太太的小脚跑来可真是敏捷，逢年过节地喊著防贼；她指的是你和我呀，弟兄们，她指的是你和我。

　　有人说我们太笨，素质太低，为什么禁止我们进入很多行业？他们明明知道中关村里的电脑是我们攒的。有人说我们到城里来只是出丑，同样是修路，扫地，法律法规却让我们交出自由，我们规规矩矩地坐在城里人身边；他们却皱著眉头，弟兄们，他们指我们太臭。听说学者们的忧愁就象富人的富有，就象我们的匮乏，他们反抗现代性的异化，听说他们比我们活得光荣伟大；他们在绝望里令人感动，弟兄们，我们在绝望里无所适从。我想我听到了这个城市上空有一个声音，那是陌生却异常的权威，说：“他们必须牺牲。”噢，我们在他的掌握之中，弟兄们，我们在他的掌握之中。

　　看到一只狮子狗裹著短袄，别著胸针；看到门儿打开，让一只猫走进门；看到人们都在出国；看到学生们扔砖头，看到“我的朋友比尔”在北大演说；看到春天的花和春天的鸟，看到一条鱼在饭店前的水池里自在地游，我们是新奇带一点儿糊涂，弟兄们，是新奇带一点儿糊涂。我们流浪，从80年代到又一个世纪，我看见这个城市日新月异，万家灯火；没有一盏属于我，弟兄们，没有一盏是我们的。武装警察越来越多，防暴队伍有特殊的任务，从东单到西单，他们要保卫权威和一种幸福，走去又走回；他们在寻找你和我，弟兄们，他们在寻找你和我。

　　黄：听众朋友，今天的《放眼大陆》就在这一首写给流浪农民的诗当中跟您说再见了。我是黄绢，谢谢你的收听，祝您周末愉快，拜拜。（陈星音乐）节目：2004年7月31日台北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频道《放眼大陆》（主持：黄绢；受访、整理：杨银波）杨：在广东，有48.3%的民工的月收入没有超过800块钱，每天不到27块钱，然而现在打工的成本又越来越高，比如办理各种证件、各种高消费等等。加之目前物价上涨：比如说猪肉，前几天《南方周末》刊出报道，说我家乡重庆的猪肉，背脊肉已经是15块钱/斤，普通的肉10块钱/斤，而过去一般是5～7块钱/斤；米价也在涨，油、鲜菜、肉禽、水果，还有棉花、钢材、焦炭、水泥、石油等等，都在涨。“涨了！涨了！涨了！”打电话问全国各地的朋友时，对方都这么回答我。涨得到底有多厉害呢？2004年6月，官方的统计是：中国的消费品价格指数比去年同期上涨了5%，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上涨了4.1%，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上涨6.4%，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指数上涨了11.8%，而食品价格指数竟然上涨了14%！所以好多民工都想回去种庄稼了，但是某些民工一回家却发现自己的土地居然已经被村干部卖出去了！真是痛苦啊。

　　再一个痛苦就是，现在的天气非常炎热。比如说--重庆：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已经累计出现了10天，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已达40度，目前全市农作物受旱面积已达174万亩，23万名居民临时生活用水不能满足需求，25万头牲畜存在暂时饮水困难，而且未来还将有30天左右的伏旱。浙江呢？遭遇50年最严重的旱情，目前已经有10多个县市严重缺水，大水库蓄水仅为正常蓄水量的55%。西安呢？出现39.3度的高温，创下西安50年来气温最高纪录。上海呢？已经达到36.8度，累计高温日已达18天，比常年多出一倍。北京呢？城区突破39度，郊区突破37度。那么我现在所在的广东呢？最高温度达到38度多！

　　黄：哎哟。

　　杨：就拿广州来说吧。7月1日和7月2日，在这短短两天以内，因为天气酷热而死亡的人，至少就有39人！在四川成都，根据几家医院的统计数据显示，在中暑患者中，有一大半的人都是高温作业的民工。我父亲今天也因为天气热被逼著回来了。这天气太热啦！我在民工工地上住的时候，早上5点半他们去开工，到了7点的时候天气就开始突然地闷热，到了上午11点左右天气就越来越热，无论是男的还是女的，衣服全部被汗水打湿，紧挨著身体，没有一件是干的。回到民工租房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马上提水冲凉。今天我父亲一回来的时候，我一看他，哎呀，完全变了样子：全身发黑，黑中透红，红中透黑，两个肩膀、背部、手都是红黑色的，脚上全是伤--被钢板、被砖块磨坏的、碰坏的。往他手上一摸，象什么？一块铁！全是钢茧、手茧，用刀来划都能够把它割下去，一块一块的。肩上起码有0.5公分的肉已经变成了茧，用刀来削掉，居然不痛。我希望大家通过我刚所讲的这些，能够实实在在地体会到在7、8、9月份，民工所遇到的这些危险和威胁。（陈星、吕飞音乐：《离家的孩子》）黄：谈过了酷热的天气，杨银波接下来为我们谈到农民工在夏季里的另一个威胁，那就是--洪灾。

　　杨：这些天，打开网站、电视、收音机、报纸、杂志，最重大的消息就是洪灾。根据中国民政部7月25日的统计，今年死于洪水灾害的人数为95人，另有63人在洪水地区失踪。洪水已经导致93万人失去家园，受洪水影响的民众达4000万人，倒塌房屋13.7万间，43.5万间房屋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比如说--湖南：267万人受灾，怀化城区1/3面积遭淹，洞庭湖水系的沅江发生较大洪水。湖北呢？武汉出现洪峰，形成25．15米峰值，中小河流和水库汛情紧张。河南呢？漯河、平顶山、南阳等市发生洪涝灾害。广西呢？37个市县遭洪水袭击，造成27人死亡，柳江发生超警洪水。辽宁呢？辽河支流清河、柴河以及位于辽东地区的辽河干流水量猛涨，辽河发生入汛以来最大洪水，东部山区还发生了泥石流。

　　云南呢？盈江发生滑坡泥石流，2人死亡53人失踪；怒江洪灾造成6人死亡10人失踪。甘肃呢？中部降暴雨引发大面积洪灾，4人死亡。安徽呢？淮北发生涝灾，致使80余个村庄被水围困。贵州呢？17县市洪涝成灾。青海呢？28个县遭受洪灾，4.24万人受灾。山西呢？平陆县10个乡镇遭受洪灾，经济损失2476万。河北呢？局部遭受洪灾，防汛形势严峻。那么广东呢？汕尾市降雨量超过160毫米，大雨造成汕尾市区多处地方大面积积水，一些村民的家禽养殖场被淹，部分家禽被雨水冲走。中国的生态环境在不断地变坏，年年如此，这是需要正视的一个现实。那么另一个现实有没有被正视呢？尤其是那些从湖南、湖北、河南、广西出来打工的民工，他们现在在干什么？还是继续在外面加劲地找钱，然后把这些钱寄回去给被洪水淹了的家人，给他们提供修房子的钱，给他们提供吃饭生存的钱。没错，政府可以解决一部分或者说一个小部分，抗洪抢险的队伍能够使民众在洪灾中的生命得以保住，就已经是一个很艰难的事情啦。那么受灾的民众如何继续生活呢？靠的还是外面打工的亲人。

　　黄：也就是说，在夏季的时候，也是天气最热的时候，在这时候农民工的打工非但不能停止，而且还要更加辛苦地工作。

　　杨：很难熬啊，每年的夏季民工都很难熬，可是他们又不能不熬。相对于内地的洪灾而言，在广东打工基本上可以避免在洪水中死亡。因为广东的大部分地区很难出现洪灾，它靠海。广东出现洪灾的地方一般是吴川、湛江、韶关、茂名、封开、清远、连山、河源、梅州、五华、翁源，比如吴川的梅江、鉴江、袂花江，韶关的武江、浈江、北江。除了韶关之外，东莞、广州、深圳、珠海、佛山、中山、惠州、潮州、汕头等民工聚集的城市，一般不会发生洪灾。另外，我曾经专门在湖南看了一下洪水的位置，看了一些“抗洪抢险纪念碑”，有些官兵也死亡了，民众每年的死亡人数一般也是百余人。在现在我们谈话的这个时候，湖南的洪水就是最猖狂的，郴州、衡阳、株洲、永州、张家界、怀化、长沙、岳阳，这8个地方最严重。它的全省受灾人口一般都是一千万左右，成灾人口也是数百万以上。

　　除了人的生命之外，湖南几十个市、县、区、自治区的耕地、住房、学校、商店、厂矿企业、机关事业单位，还有水利、电力、公路、桥梁等等，更是屡受重创。本来湖南就那么几大水系嘛，湘江、资水、沅水、澧水、洞庭湖，但是湖南位于中国最中部、长江中游南部，平原很多也很大，不象贵州、重庆、云南那样出现大的泥石流。比如说洞庭湖，每年湘江、资水、沅水、澧水平均入湖的水量就高达3018亿m3，这个年平均入湖水量是鄱阳湖的3倍、黄河的5倍、太湖的10倍。但是洞庭湖只有一个出口，泄洪能力很有限，一旦遇到暴雨，就会马上形成上压下顶之势，酿成洪涝灾害。再比如说洪灾不太明显的湖南常德，当时洪水淹过来的时候，没有经历过的人根本无法理解、无法想象。我到常德的石门、临澧，是什么感觉呢？头上是烈日，头下是洪水，去年石门被淹的时候，县城被淹的面积就占了80%，光是二都乡、易家渡镇澧水两岸就有33个村被淹，有8万多群众被洪水围困，很恐怖啊！

　　中国每年都会发生的这种洪灾，它对于打工的人来讲是个什么概念呢？首先，民工家里的人在家乡被淹死了，那么他们还有什么劲头去打工呢？大家还记得1998年的洪灾吧，那场大洪灾影响到了2.23亿中国人，一共死了4150人，有690万房屋和530万公顷庄稼也被同时毁掉。可是每年都有那么多的人死于洪灾，而这些人的家人、亲戚却可能正在外面苦干，他们在打工之余连看电视的勇气都没有?

　　节目：2004年7月17日台北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频道《放眼大陆》（主持：黄绢；受访、整理：杨银波）黄：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来自台湾的声音，您现在收听的是《放眼大陆》，我是节目主持人黄绢。今天是《中国农民工调查》第五集的播出。

　　杨：（余世存《一首写给流浪农民的诗》）那从我们中间飞升上去的悄悄地说我们是一种文化，我们游荡去来，像蝗虫，从三国水浒吃到现在；他们说我们是害虫，弟兄们，他们说我们是祸害。去到一个科研院所，他们论证说，目前还没有我们的现代化计划，等下辈子再来找它；但这辈子我们怎么化，弟兄们，这辈子我们怎么变化……（鲍家街43号乐队摇滚音乐：《晚安北京》）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中国农民工调查》系列，和我们一起走入中国农民工的世界。在上一次的节目里，大陆自由作家、同时也是“农民工之子”的杨银波先生为我们回顾了大陆官方和民间过去是怎么研究农民工的问题，同时杨银波也和我们分析了大陆农民为什么走入城市之后又回到农村的各种原因。那么在今天的节目里，杨银波接著要从广东以及四川竹镇的例子来和我们进一步地探讨中国农民工的问题。

　　杨：那么现在呢，我们就主要地谈几个省。第一个：四川。在四川有一个镇──竹镇，这个镇是近靠成都市的一个小镇。竹镇的发展历史，在中国可以说是一个典型，要研究中国农民工问题，必须涉及到这个镇，因为它太有代表性。在1979年～1986年的过程当中，竹镇的发展主要靠的是到成都市打工。1986年左右，成都开始大量辞退民工，主要是辞退女工，因为各种各样的人才、技术以及当时的经济环境都很差，效益变得越来越低。这些女工不知道该怎么办。1986年5月，竹镇专门成立了一个办公室，名字叫劳务输出办公室，现在已经改名为劳动服务站，在全国各地类似于竹镇劳动服务站的站名在目前有很多。1986年～1988年，在这三年的时间里面，竹镇仍然向成都输出民工，一共输出了2214个人，当时也没想到要把民工调到外省去。1987年，又紧张起来。当时竹镇的劳务输出办公室主任，还有县里面的劳动局、劳动服务公司的一些领导，一共有五个人，他们恰好认识一个香港的商人，这个香港商人说广东这边有发展前途。

　　这五个人就到广东的很多地方来考察，比如广州、深圳、东莞、珠海，最后是定在东莞。大家在心态上都很小心。他们所考察的是什么呢？一个是：广东这边到底安不安全？另外一个是：广东这边的风土人情啦，排不排外？似乎觉得广东人很“傲”一样。还有一个：广东的物价水平怎么样？考察到这些之后呢，经过对比、权衡、分析，得出结论：广东东莞的物价水平相对较低，那里的风土人情比较纯朴，所以竹镇当时就和东莞的厚街镇签了合同。──你知道厚街镇吗？很多报刊杂志、电视广播经常出现这个地名，现在是非常繁华的一个镇了。当时与竹镇在厚街镇签第一个合同的是厚兴皮具厂，要竹镇的50个女工过去做工。当时很小心啊，很多竹镇的乡亲看见领导回来，一听，很担心：哎呀，要送这么远呀！要从四川这边，跑到广东，不得了，不敢想像。公平地讲，那时的政府还是有一定的开放意识和远见，而要把这个远见实行起来，却很谨慎。比如，送女工到广东，那么谁来负责运送呢？就是当时竹镇的武装部长。

　　黄：哦？哎呀，真有趣。

　　杨：怕出事情。因为当时人们的思想意识，比如“资本主义是吃人的草”啦，“妇女出去就是卖淫”啦，广东那边靠著香港，经济是外向型经济，跟台湾也有大量合作，是这种背景嘛，肯定就有这种意识上的顾忌和担忧。那么结果到底怎么样呢？到1998年的时候，竹镇到广东打工的人实际上已经有了15788人。最早的是1987年，女工到了东莞是怎么做的呢？大家都不放心嘛，那么武装部长就在车上是谈了又谈：你们出门，在哪个地方停车，要准备哪些证件，哪个地方要签字，上厕所、吃饭一定不能走丢，这些都谈得很细。1992年、1993年的时候很挤，光是竹镇这个地方的民工在车上就有突然“疯”掉的情况，又热、又乱，黑社会、流氓痞子又很猖狂，挤掉的人有的还找不回来。

　　80年代后期在输出安全方面，略为好一些。当时出来打工的民工如何让家里面的人安心呢？写信回家，父老乡亲看著信就容易放心啦。然后大量的信件就寄到竹镇，竹镇就把信收集过来，每天向整个镇广播：亲爱的父亲、母亲，你们怎么怎么样，女儿在这边过得很好，吃穿住行都有照顾，等等。整个镇里面都围绕著这些消息，大家心里面也就踏实了。这是一个非常艰辛的过渡过程。现在竹镇政府在东莞这边有一个民工分支管理机构──办事处，就好比一个小的“大使馆”，只要竹镇的民工在东莞出了什么事情，就找东莞这边的办事处。比如说：哪个厂要辞退竹镇的民工，那么办事处工作人员就去厂里面去领这个民工，然后又帮民工安排新的工作。但是这样纯粹为民工办事的办事处现在已经不多了，因为过去竹镇的办事处人员还没有太计较个人的私利，他们过去所做的，主要是为了维护竹镇政府的权威。这是当时最主要的设立目的。（陈星、吕飞音乐：《离家的孩子》）　黄：可惜，四川竹镇的经验并没有推广到大陆其它地方去，取而代之的反而是以赢利为目的的职业介绍所。

　　杨：那么现在就不这样做了，首先政府也要赚钱嘛，所以里面就出现了一些人所办的新机构，也就是现在我们经常看到的职业介绍所。在台湾有职业介绍所吗？

　　黄：有，不过现在大家找工作的方式其实蛮方便的，就是上网去找，所以职业介绍所已经是几乎不太有了。早期的时候是有的。

　　杨：在现在的广东，职业介绍所很多，骗钱的也有很多。我告诉你一个事情，我18岁的时候在重庆，那个时候我还找不到方向，不知道该干什么，还没想到当什么作家之类的。我到重庆江北区观音桥的一个职业介绍所去，一进去，对方说：“先交50块钱！”50块钱拿过去，对方说：“这个是地址，你过去就行了。”第一个工作是专门帮别人倒茶，400块钱一个月，试用期只有200块钱一个月。我一进那个茶楼，对方笑哈哈地问候：“你好老板，喝茶吗？”我说：“不是，我是来找工作的。”对方的脸色马上就变了：“对不起，我们这里已经满了，你到别家去吧！”哎呀，我从观音桥到那个茶楼，坐了半个小时的车，然后又坐回来，对职业介绍所的人说：“那边已经不要了。”他们又给我一个新地址，我又坐车去，对方还是说：“对不起，我们满了！”然后又新找几个，仍然如此，或者找个借口就不要了，而且那些个工资标准完全就是欺负人。所以一气之下乾脆不找工作，自己想办法算了。现在的职业介绍所不值得信任的太多，大多数的民工也不是靠什么政府，而是靠亲人、老乡、朋友，或者靠自己，很多人都是不求什么人就直接去找工作。

　　黄：有没有看报纸？

　　杨：也有。但是应聘的人太多，一过去，“干这行有多长时间？你是什么文凭？”一些民工老实地说：“我小学毕业。”那个时候你就不行了。所以现在人们为了找工作，花尽了力气，比如卖假的文凭啦。我就经常遇到这样的事情，朋友说：“杨银波，你的字写得好，来，你帮我填填。”我问“怎么填啊”，朋友就说：“哦，这个填姓名，这个填年龄，这个填初中毕业吧。”我问“你到底是几年级啊”，朋友一叹气，“哎，实话告诉你，小学三年级都没读完。”哈哈。为了找工作，或者为了找更好的工作，他们首先要骗过第一关，甚至连身份证都可能是假的，姓名可能是假的，年龄可能是假的，工作经验也可能是假的，什么都可能有假。刚才我重点地谈了四川竹镇的民工历史，和关于民工找工作的细节问题，简单地谈了民工到底是怎样变为今天如此开放又如此矛盾的过程，政府又如何从开始特别负责变为今天计较个人私利的过程，仅作一个肤浅的了解。（陈星、吕飞音乐）　　　　　　黄：谈过了四川竹镇，接下来杨银波和我们谈到广东特殊的“城中村”现象。

　　杨：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二个省：广东。对于民工而言，广东有四大名城：东莞、广州、深圳、珠海，非常现代化，它们是江西、安徽、四川、湖南、湖北、河南、河北、广西的民工最聚集的地方。对于东莞，民工聚集的意向要强一点，民工最多。你有没有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广东的很多地方，城不像城，村不像村。

　　黄：我不晓得，我没去过。

　　杨：没去过啊，好，那么我给你举个例子：广东东莞市凤岗镇有一个管理区，叫雁田管理区，1996年的时候它的外来人口就已经超出了它本村人口的10倍以上！

　　黄：哇！

　　杨：广州天河区中山大道有一个村叫棠下村，这个村的村民有6000多人，但是这个村的外来打工的人就有3万多人，是本村人口的5倍。另外，广州天河区还有一个村叫石牌村，这个村的村民有9000多人，那么外来打工人口有多少呢？4万多人，也将近是本村人口的5倍。这就是珠江三角洲的特殊现象，我称它为“城中村”现象，或者是“村中城”现象。又不像村又像村，很奇怪。比如，我现在这个地方，一走出家门就会看到：村里的街道很窄，楼房很多，楼房与楼房之间的距离，5厘米左右吧。

　　黄：怎么那么少？

　　杨：这就说明这里的土地很宝贵。同时我还能看到：在高楼大厦之间，有很多民工房镶嵌其中。这里的村民不用种田，土地已经拿出来卖了嘛。那么这些村民一天到晚干什么呢？没钱的话，搞搞建筑，做做生意，开开摩托；有点钱的话，打打麻将，赌两把，这里的赌风很盛，或者搞搞六合彩，买码。另外一个就是，广东农村的本地人信神信佛的很多，每天早上和晚上都要在自己的门前点上一柱香，许多节庆都是这里独有的，遇上全国性的节庆更是鞭炮声声，早上五点多就响得满村都是。

　　节目：2004年8月7日台北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频道《放眼大陆》（主持：黄绢；受访、整理：杨银波）黄：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来自台湾的声音，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放眼大陆》，我是节目主持人黄绢。让我们来听听大陆自由作家杨银波先生今天要为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内容。

　　杨：我曾在许多的街头失眠，它的城市梦幻的空间，它的子无虚设的阻力，在疯狂的边缘失眠。我觉得越来越有些疲倦，听著隔壁提琴的抽泣，喝著世事煮沸的肉汤，越来越有些疲倦。晚安，北京；晚安，所有未眠的人们。晚安，北京；晚安，所有孤独的人们……（鲍家街43号乐队摇滚音乐：《晚安北京》）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中国农民工调查》，今天是第八集的播出。在上一次的节目里，杨银波从特别的数字谈到了大陆农民工所面临的一些问题。今天，杨银波要从特别的消息、特别的事件带我们一起深入中国农民工的世界。首先，杨银波和我们谈到在大陆教科书上一篇脍炙人口的文章，最近却被删除了。

　　杨：接下来向大家提供的这些特别的消息，我觉得看起来很小，细想起来又很大。我想首先问你，你有没有在台湾读过我们大陆教科书上的一篇文章──《包身工》？

　　黄：什么叫“包身工”？

　　杨：那就是说没读过。包身工是指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上海东洋纱厂里，为日本人工作的中国女工。因为这些女工在进厂时已经签订了卖身契，失去了人身的自由权，所以被称为“包身工”。《包身工》这篇文章，应该是中国最早的报告文学之一，是已经去世九年的著名作家夏衍先生（沉乃熙）生前的代表作之一。夏衍在19岁时曾经参加过“五四”运动，24岁时经过孙中山先生介绍加入国民党，是我比较尊敬的作家之一。除了《包身工》之外，他还创作了一些电影剧本，比如《狂流》、《春蚕》、《风云儿女》、《压岁钱》，还有话剧《秋瑾传》、《上海屋檐下》，等等。《包身工》这篇文章，是夏衍在35岁的时候，经过几个月的实地考察之后写出来的。这篇文章所描述的是旧中国包身工的苦难生活：黑社会渗入工人的培养和管理，既有残忍的资本家，又有无能的政府，包身工面临双重压迫。

　　我们在上中学的时候，《包身工》是语文课本当中的重要篇目和教学规定的基本篇目，被纳入我们的考试范围之内。现在我仍然能够记得《包身工》的最后一段话是这样写的：“黑夜，静寂得像死一般的黑夜！但是，黎明的到来，毕竟是无法抗拒的。索洛警告美国人当心枕木下的尸首，我也想警告某一些人，当心呻吟著的那些锭子上的冤魂！”但是现在呢？这篇文章在新版的语文教科书中被人民教育出版社无情地取消，全国取消啦，一些地方只把《包身工》作为高中一年级的“自选读本”。教育部为什么会这样做呢？正是因为中国当代包身工制度在某些地方死灰复燃，而且不再仅仅局限于被外资剥削，更为严重的是中国资本家也正在剥削中国劳工。而政府呢，同样在一定程度上无能为力，甚至某些地方当局倒向资方、助虐为纣！为了避免中国人对当前这种状况过多的了解、记忆和影射，教育当局把这篇文章去掉，以求麻痹国民心灵。我对此感到非常失望。

　　我告诉你，我在读中学的时候，在我眼中看得起的课文不多，《包身工》算是其中一篇。正是由于这样的文章，我在很小年龄所受到的这种启蒙，才促使我后来形成一个志向：从事实实在在的社会调查，做出一些有价值的报告文学、纪实文学，或者象记者那样的调查报告。然而，《包身工》这篇文章在现在的课本中去掉之后，又有多少人会多一些深切入世的精神呢？从人的内心，尤其是从少年的灵魂当中把它抽去之后，将会使一个民族丢失多么宝贵的精神呢？我要说，中国在马列主义统治下的课本，一句话：就是不行。好文章不在课本里面；但是，像《包身工》这样的文章，只要有一篇在里面，它都是一个种子，它都会散播在人的头脑里面。

　　黄：是的。

　　杨：从这个事情当中，我们还应当反思的是当代报告文学的困境，包括记录当代民工问题的报告文学的困境。中国报告文学的历史，从阿英选编《上海事变与报告文学》开始，至今已有72年。由于报告文学既有真实的基础，又有情感的力量，所以在上个世纪80年代，报告文学曾经在相对开明的社会风气中掀起热潮，比如徐迟的《歌德巴赫猜想》、鲁光的《中国姑娘》、刘心武的《公共汽车咏叹调》等等。那么现在的报告文学呢？按理说，它应当成为当今反腐败、反黑、反恶，推进中国进步的有力器具啊。然而，我们只能看到李炳银主编的《报告文学》杂志，著名作家邓贤发表在《当代》杂志的作品，《四川日报》记者戴善奎的《长江漂流纪实》，四川绵阳作家李林缨的工业题材的作品，以及陈桂棣夫妇的《中国农民调查》。他们的报告文学多具有批判性，写真人、写真事，但常常伤及某些人尤其是达官贵人的利益，所以说真话、做实事特别难。流风所至，从事具有批判性的报告文学创作的人变得越来越少，这样的传媒也变得越来越少。

　　另外，我再向大家提供一些消息。最近有一些电影、电视，我想介绍给大家。我过去不是讲过吗？反映民工生活的电影、电视，有一些拍得非常好，比如电视连续剧《外来妹》。今年又有一部20集电视连续剧叫《贵州背兜》，吸引了云南、贵州、四川、重庆四个地方的笑星，在贵州开拍了。贵州这个地方的人是怎么做的呢？不是像我们重庆的“棒棒”用扁担、竹杠，而且用背兜，背煤炭、背货物、背水，灌溉土地的时候也背粪便。其实在《贵州背兜》开拍之前，我们重庆就有一部非常著名的电视剧，拿过“新时期中国电视喜剧优秀作品奖”和“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叫做《山城棒棒军》。因为我们重庆是──“好个重庆城，山高路不平”，所以挑夫就穿街走巷、肩挑背扛、爬坡上坎，为别人搬东西，为千家万户提供方便，“棒棒军”成为一个非常特别的打工阶层。

　　黄：对。

　　杨：你看过？

　　黄：你过去跟我提过“棒棒”。

　　杨：很好。那么，在此我就向大家推荐一下我们重庆的其它方言剧，比如《唐肥肠传奇》 、《搁得平外传》、《表妹进城》、《爬坡上坎》，市面上有卖，网络里也有卖；也向大家推荐这部新拍的《贵州背兜》。《贵州背兜》里面有个演员叫凌淋，是我们重庆笑星凌宗魁的儿子，他在电视剧中有一句说得最多的台词，我用重庆话讲啊──“快点儿帮我找点活路干撒！我荷包头只剩五块钱喽！”他们就是这样，被生活压力不断地往前推著，迫使他们为了生存，不断地找工作。“只剩五块钱”的压力，我想请各位听众先细细地体会一下。（顺子音乐：《回家》）黄：没错，为了生存，大陆农民工不断地出卖劳力，从事最艰苦、最危险的工作。那么有谁来反映他们的真实生活呢？杨银波继续为我们介绍了几部正在拍摄的影片。

　　杨：有一个年轻人叫徐果，是四川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四年级的学生，读计算机专业。他正在用20万的钱拍一部电影，专门反映在成都搞建筑的那些民工。我们知道，现在要拍一部电影──普通的嘛，上百万；规模很大的呢，起码上亿。那么，徐果这部电影就只能按照独立电影的方式来拍摄、推广。他的这个资金是怎么来的呢？最开始，找家里人、找公司，得到几万元的赞助。然后，他又发起了一场买碟集资行动，解决了资金欠缺问题。如果这部电影拍摄完成，他首先要为成都的建筑民工免费播放，然后到全国的一些工地去巡回放映，同时还将参加国内外的电影展！──徐果，你真是有志气！杨银波感谢你。

　　其实，不仅是徐果，只要大家有机会，有这样的头脑，有这样的技术，有这样的能力，有这样的资源，那么就放手去干！因为反映民工真实的生活，这实在就是一件大事嘛。再有一个著名导演，你我都应当是知道的──张纪中。他是《三国演义》、《水浒传》的制片主任，也是《笑傲江湖》、《射雕英雄传》、《天龙八部》、《青衣》、《激情燃烧的岁月》的制片人。

　　黄：看过。

　　杨：现在他正在拍摄一部央视电视剧制作中心安排的20集电视连续剧，剧名就叫《民工》。本来张纪中在今年的央视重点剧目嘛，一部是《陈赓大将》，一部是《神雕侠侣》，但是《民工》这部电视剧是个国家大事，所以现在就把这个抓紧了。5月10号，他们已经在山西平陆县张店镇古城村南窑头水库开了机，张纪中做制片人，康红雷做导演，李培森做出品人，陈枰写剧本，演员是电视剧《激情燃烧的岁月》那个班子。剧里面有个人叫李平，她特别想融入城市生活，但城市不接纳她；等李平回到农村，农村也不接纳她。他们拍这部电视，依我看主要是从社会层面去反映民工处境。10月份，他这部《民工》要在央视一套播出。

　　黄：太好啦。

　　杨：相对于张纪中的《民工》，我更期待管虎的《民工》。你知不知道管虎？他是中国第六代导演的代表人物之一，像近两三年的《黑洞》啦、《西施眼》啦、《冬至》啦，我特别喜欢。他是怎么拍《民工》的呢？第一，拍片之前，他曾经像我这样对民工做过许多实地的调查采访，和他们一起生活过，深刻地了解过。第二，他用真民工来演民工。第三，一些知名演员，比如陶泽如、孙松、丁勇岱、高秀敏，再加上一个本来就是从底层社会爬上来的雪村，他们跟《激情燃烧的岁月》那个主旋律的班子完全不同，他们的演技、体验更有资格和胆力去接近真实，比如我知道《民工》的许多镜头就是在街头偷拍的。再有，看过《黑洞》、《冬至》的人是知道的，管虎的配乐很有节奏，整个电视的画面、声音、情节、情感、音乐贯穿起来看，非常流畅！8月底，他这部《民工》的主要部分就要在吉林长春杀青了，我希望到时候广电总局不要把他的作品删得太多，争取尽量保存原貌。

　　从目前的形势看，今年的民工电影、民工电视剧、民工书籍、民工的各种社会活动，已经成为一个热点，一个绝对的焦点，很多人都会投入到对这个群体的关注、帮助和支持，我希望这种关注、帮助和支持不但要广阔，更要深入，更要具体。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呢？一个，当然是政府有这个表态；另外一个，就是事实摆在面前：中国农民工已经成为中国工人阶级最大的组成部分，他们已经占据了很多很多的产业、行业，他们的数量已经远远超过其他类的工人，远远超过。他们的贡献与困境，涉及全体国民。（顺子音乐）节目：2004年7月10日台北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频道《放眼大陆》（主持：黄绢；受访、整理：杨银波）杨：那么，农民、农民工到底要怎样才能成为城市人呢？通过什么方式？你觉得呢？

　　黄：有没有可能是政府去某一些地方开发一些新的产业，然后在那里建造新的城市；或者是把乡村的农业“观光化”。那我不晓得实际的做法是什么样。

　　杨：台湾是不是这样做的？

　　黄：台湾的话，现在是我们有一些休闲农业，但是基本上我觉得休闲农业或者是发展观光区，其实是因为我们的乡村建设也都整个交通改善了，所以即使在乡村，他们的生活水平也都蛮好的。

　　杨：你说的是一种“城郊化”，已经是比“城市化”再高一级的阶段了--城市人到郊区、农村去住的也有。

　　黄：有，有这样的交流。那我觉得我们的农村，之前也曾经忧心过说农村的青年外流，也有这样的问题。现在我们往“景致农业”的方向发展，农民的生活、收入有提高，而且我们工商业的发达其实吸纳了很多农村的人口。

　　杨：你说到这一个，那大陆的人听著肯定很羡慕了。就我所知，大陆的农民、农民工要真正地跳出农门，一般有这么几个方法：一个就是，他们从打工的这个地方，回到农村的那个县城或者镇上、乡上去创业，自己办厂；另外一个呢，就是他们在自己的村里面寻找不是农业的职位，比如象服务业啦、开商店啦、做买卖啦，是不是？还有一个，花高价钱给自己的子女买户口，买户口很贵的，现在要花几万乃至更高；还有一种，自己的子女如果考上大学，跳出农门；还有，年轻的女工，出来打工的女孩，通过婚嫁，嫁给城市人改变这种农民的身份。但是，话虽然这么说，其实呀，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这当中不知道要付出多么大的代价！而且有很多很多原因都会阻止这种可能性，使一个农民一辈子都只能是农民，一辈子都做不了城市人！（汪峰摇滚音乐：《妈妈》）黄：到底是哪些因素阻碍了农民成为城市人？杨银波继续说--杨：我大致说出这么几个：一个就是户籍制度。你是一个农民，那么你不是城市人，你就没有城市人独享的公民待遇。这个户籍制度，在你办身份证的时候，乃至于你刚生下来的时候就已经决定了，这是一个先天的，不以后天为转移的。另一个就是情感上的，大家都很想家的这种乡土情感，一些亲缘关系啦、地缘关系啦，还比如春节、端午、中秋，还有亲人去世的丧葬，还有结婚这些，它都会影响到一些乡土情感。比如我今年3月份离开家乡的时候，我父亲和我一起从家里面出来，当时家乡好几十个老乡，还有我爷爷、奶奶、叔叔，都嘱咐一句话，就是--“在外面好好干，找大钱，不要给乡亲们丢脸，不要对不起家乡人。”就是这样的一种感情。另外还有一个，就是经济联系。比如土地啊，现在很多出去打工的农民，一出门的话他们就把他们的土地叫自己的亲戚或者给别人去代耕了，让别人帮他们去种地，比如我们家里面的土地好象有两亩多--（重庆话）“妈妈，有没的两亩多？”（母亲梁如成：“有。”）黄：哈哈。

　　杨：有两亩多地。那么两亩多地呢，现在已经给我的七叔杨明华种了。他一般都是帮我们交粮，但是农业税呢，是由我们负担。总而言之，土地没丢，那么有些事情，比如今年交多少钱啦、明年交多少钱啦、开支要怎样啦，乃至于我、还有几位叔叔有的时候还要聚在一起商量老人该怎么赡养，每年要拿多少钱，老人生病啦、其它特殊情况啦，要怎么处理，有的时候也因为这些要回家乡去。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和亲属的一些联系，也是一个特殊的限制，比如说孩子。这在一些农村里面是很普遍的，那些刚结婚的人，生下来的小孩可能才一岁乃至才刚断奶的时候，父母就出去打工了，那么这个孩子就被交给他（她）的爷爷、奶奶或者外公、外婆，由他们带，象我接触的很多人都是这样的情况。

　　我前天去采访的时候，就采访到一家人，那个小孩的名字叫陈招强，他是四川泸州的，很小的时候他的父母就出去搞建筑。他在家里面呆了好几年，好几年之后，他的父母把他接到他们打工的建筑工地上，可是陈招强一年之内都不叫他的母亲叫“妈妈”，不熟悉，完全不熟悉。这个小孩的奶奶接受我采访的时候就跟我讲：“你以为带小孩不累呀？每天晚上都要拿著一只手，把它伸出去，让小孩睡在手臂上，万一我睡著了，陈招强说不定就滚下床去啦，是不是？”这些孩子呀，确实是一些很牵动人的原因。不管小孩的生病也好、身体状况也好，还是他（她）的思想情感也好，还有孩子升学，一些比较重大的情况，父母都要回来处理。再有，对于农村来讲，农村结媳妇（订婚、结婚）是一个很大的事情！现在农村结媳妇太难了，找不到老婆的人真的是太多了，没有办法。所以很多人宁愿去贷款，也愿意为自己的孩子做终身大事。

　　今天早上，5点20分，我送我父亲到建筑工地去打工，在路上我父亲就很感叹地对我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现在出来打工的人太可怜了，太穷了。你想想这孩子从小到大，生病也好、读书也好，得花多少钱呀。长大了，要是结不到老婆，那时候父母还挺著急。”农村你要结媳妇，你得有个条件--得有楼房。很多人现在还是瓦房，乃至于是草房（我的故居现在就是三间瓦房、一间草房，哈哈），一间楼房得花五、六万，要搞装修和添补家具的话，就更多，这些钱他们出来得干多少年呀！要是订了对象，还得交人亲钱，每个节庆的打发和礼物，做媒钱，既多又杂，人来客往的特别多，加起来将近10万，可能有的还不止。这个数目对于一个打工的人是什么概念？在广东这边搞建筑的，一个月把其它的开销都拿走之后，剩下的钱才400来块钱。

　　黄：哎呀。

　　杨：你想想，400来块钱，一年12个月，也就5000块钱吧，给它满打满算。5000块钱一年，给孩子结个媳妇，修栋楼房，10万，得用多少年？20年。所以很多人是贷款来结婚，媳妇结过来之后还得还债，我碰到的很多人就是这样的生活情况。那么除了这些原因会限制到打工人成为城市人之外，还有另外一些重要原因，比如打工人到外省之后，他们的身份是比“公民”更次要的“暂住”身份，这是我们通常都知道的要办暂住证。而且他们的生活也没有保障，有的时候他们受不起老板或者管理人员的气，最终还是要回去的。象江西，江西外出打工的人最后还是大部分留在了农村，不管他们到广东、福建、上海，还是到北京、河南、河北，在那些地方定居的人极少，就算是在江西城镇里面定居的农民工都很少。很多都是从农村到城市打工，打了几年、十年、十多年的工，然后回到自己的老家，还是做一辈子的农民，这个农民的身份是很难有希望改变的。我刚才谈的这些，确实是一个现状，在中国大陆你要从一个农民成为一个城市人，那要付出多么大的代价！

　　黄：基本上是因为他们的收入非常非常的少，而且他们要从农民的身份变成城市人的身份，这当中有很大的关卡，所以阻止了很多他们改变的可能性。

　　杨：当然我也采访了一些农民工，我问他们：“首先，想不想在城市里面生活？”这个答案真的是参差不齐。占一半的人不想，那么另外一半的人也不说想，“即便想，又能怎么样呢？”不想的那一部分人，他们的原因是什么呢？觉得农村好，或者农村空气好，乃至于大家都知道，温饱是没问题的，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钱用，在情感上都愿意回去。在农村里面，孩子方面的花销，老人方面的花销，生活生产的花销，人来客往的花销，压力很大。那么同时呢，打工的人一回来都知道在外面打工是什么样子，都对那些十来岁的娃娃说：“你们这些人，要是想出去打工，不要象现在这样吊儿郎当的，要规矩点儿！”都是这样一种教训的口吻，带回来的都是这样的体验，一种非常自卑、自控、自重的沉重体验。（汪峰摇滚音乐）黄：杨银波从户籍制度和乡土情感这两大因素分析了绝大多数的农民工为什么最后仍然选择回到农村。虽然如此，回到家乡并不是代表失败，反而为农村注入了新的活力，带来了新的改变。

　　杨：这些外出的民工从外面打工回来，不能算是失败。不能说农民没有变成城市人就是一种“失败”；恰恰相反，实际上农民由于有了打工的这么一个过程，他们回到家乡，对当地有很大的影响。其中一个影响就是我注意到的，就是他们对当地政治的冲击，尤其是对中国基层政权的冲击是相当大的。我跟你举个例子，在江西省有个龙南县，龙南县有个关西镇，这个镇里面有个村，这个村原来的政治状况基本上都是“长老政治”。可是村里面后来有个34岁的人，那么今年他已经有36岁了。这个人打工之后回来呢，他觉得自己在外面的经验很丰富，能够在村里竞选当一个村委主任或者其它什么职务。2002年，这个村里有689个人投票，最后有476个人都赞成他担任村委主任。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农民通过打工的这个过程，他们变得比原来激进一些，开放一些，他们要的是能够为村里面赚钱的人才，不是那种在上面吃了饭不干事的，这个去问一下，那个去问一下，上面喊收钱了就来收钱，不负责，村民不要这种人当官！这个年轻人要结束长老政治（也就是老人政治）。当上村委主任之后，他现在办了一个粮食加工厂，除开每年交600块钱的税，那么每个月从粮食加工厂里面，他每个月有60多块钱的收入；然后，管理村里的电路和收电费，那么他每个月能够挣90块钱；再有，当村干部每个月的收入有200多块钱；他还承包了两口鱼塘（也就是池塘），每个月呢，能收入250块钱。你算一下，这些钱一加起来，也就是说他每个月有600多块钱的收入。这600多块钱呀，有的时候比在外面搞建筑的打工人要强，相当于十八、九岁的少年民工在厂里面的打工收入。我刚才说的“冲击”，就是村民比原来要激进、开放、现实，比较能够接受使他们迅速致富的村委主任和其他村干部。

　　黄：我想也是他们的权利意识觉醒了。

　　杨：也不一定是这一点，我刚才说的是比原来“现实”，强调的是这个“现实”。你说的权利意识，从一些靠近沿海一带的来讲，象浙江、福建、广东，比较明显地可以看出。靠近香港、台湾的一些省份，不说别的吧，比如广东这边能够收到香港凤凰卫视啦、本港台啦，乃至有的人架起天线还能收到台湾的TVBS呢。他们的信息要比原来大，真正要谈意识觉醒的话，还是要由信息量的接受来决定。那么在内陆的农村呢，权利意识我还没看到有多大的变化，我只是说比原来要“现实”一些：你当一个官，不能使我们的村民迅速致富，那么你就得下台！（汪峰摇滚音乐）黄：没错，不能让村民致富，官员就得下台，这不就是人民当家作主吗？谢谢大陆自由撰稿人杨银波先生，为我们就大陆农民工为什么没有成为城市人，以及他们回到农村之后对农村所带来的影响，所做的深入分析。节目进行到这里，已经到了尾声了，谢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意见或者是感想，欢迎您来信到台湾台北市北安路55号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放眼大陆》节目（收）；或者是写email给我们，我们的电子邮件信箱是trhmc@cbs.org.tw，欢迎您和我们做进一步的交流。我是黄绢，谢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放眼大陆》，祝福您周末愉快，拜拜。（音乐）节目：2004年8月14日台北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频道《放眼大陆》（主持：黄绢；受访、整理：杨银波）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是中央广播电台《放眼大陆》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黄绢。今天是《中国农民工调查》第九集的播出，请听大陆自由作家杨银波今天为我们带来的节目内容。

　　杨：我将在今夜的雨中睡去，伴著国产压路机的声音，伴著伤口迸裂的巨响，在今夜的雨中睡去。风会随子夜的钟声北去，带著街上乞讨的男孩，带著路上破碎的轮胎，随子夜的钟声北去。晚安，北京；晚安，所有未眠的人们。晚安，北京；晚安，所有孤独的人们……（鲍家街43号乐队摇滚音乐：《晚安北京》）黄：在上一次的节目里，杨银波和我们谈到了有关于农民工的特别的数字、特别的消息、特别的事件，那么在今天的节目中，杨银波要和我们谈的是有关于农民工的特别的现象。他首先和我们谈到的是民工荒这个问题。

　　杨：我记得我在前几次节目当中一直在说三个字──“民工潮”，现在却出现另外三个字──“民工荒”。

　　黄：对。在我们的印象当中，民工潮、民工潮，意思是说外出打工的人非常的多，可是现在居然出现民工荒了。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值得省思的问题。

　　杨：奇怪？对，是很奇怪，可它又怎能不是必然的呢？民工荒嘛，荒是荒凉的荒，一层意思表示民工就业紧张，另一层意思表示需要民工的企业在需要民工的时候民工却不来。或者进一步说，企业招工难，技校和职介机构劳务输出供不应求，珠三角加工制造类企业，以及福建、江苏、浙江的企业都在缺工。缺什么工呢？缺民工当中的高级管理人员和高级技工技能型工人。我跟你举几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离我很近的广东佛山市南海区，他们那边105家企业组成的招工团最近干什么去了？跑到广西贵港市去了。他们专门坐车过去要那边的民工到南海的厂里面来做事情。根据政府的统计，目前佛山生产工紧缺超过10万人。缺工的行业主要在鞋厂、电子厂、五金行业等劳动密集型企业和酒楼宾馆等服务行业。那么这些行业呢，我们想一下啊，鞋、电子、五金、服务，这个做起来并不太难嘛。难在哪里呢？工资！工资太低，民工不愿意来。

　　佛山缺工10万，那么东莞呢？缺工20万。他们怎么做呢？东莞长安劳动分局组织了50多家镇内外资、民营企业，到广西宜州参加第二届劳动力交流暨人才双选会。还有，前几天我到广州火车站去，我看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民工刚下火车不久，来自广东厂方的一大批人就赶快过来帮他们提行李，笑脸相迎，让他们到厂里面去做工。如此规模的事情以前是没有过的，从来就没有。但是我们一定要搞清楚，是不是民工的工作有救了？是不是找工作很容易了？不是。否则，为什么现在还有那么多民工在外面耍著呢？他们没有工作做嘛。你想，工资压得很低的话，民工一进厂就等于进了一个黑坑，厂方会用各种各样的不合理的制度来约束你，你不自由。你要跳槽嘛，我不发工资给你；你要告状嘛，随你去告，“谁怕劳动局呀？”我就见过一些二楞子的老板，瞧瞧那个气势，“这样的事儿老子见得多了”，他们是这副德性。

　　民工荒的事情，我们再转到福建。福建省企业调查队有一项调查，说在今年春节后，福建晋江市工业企业开工率只有80%～85%（没有开工的就占15%～20%），其中的陶瓷行业开工率不足50%。民工短缺，跟工头也有关系，工头走了之后，几十名、几百名民工就可能跟著工头走了。一个工头有威望，或者说民工有利益把柄在他手中，那么民工短缺就容易发生。另外在浙江湖州织里，企业老板为了留住日益紧缺的民工，就为春节期间往返家乡的民工提供专车接送，还有老板在大年初八专程赶到安徽、江西给民工拜年，而民工的工资从平均1200元涨到平均1400元。表面看起来嘛，我们似乎觉得民工的位置比原来高一点，但是进了其它一些厂之后，约束你的可能比你想像中更残酷。可能他答应你是这么多钱，但实际上的价钱呢？再者，民工进厂，工资加高，那么其他的民工就进不去了，因为厂里面已经满了。中国的农民工，现在实际上有许多人都没有工作做，没有工作做是在等待时机，那么他们的内心所想的呢？就不再是简简单单的“有钱就行了”，而是尽量地“让钱多一点”。是的，民工学会了讨价还价。

　　黄：对。

　　杨：我们再深入地思考关于民工荒的四个问题。第一，民工的工资确实低。根据《珠江时报》的报导，中国农民工的工资在12年之内只增长了68元。还有另外一组数据，就是各地的最低月工资标准：上海最高，635元；其次是深圳的特区之内，601元；广州是510元；北京是495元；天津是412元；湖北最高的是400元，最低的是240元；湖南最高的是400元，最低的是300元；福建最高的是在厦门，有480元、430元、360元三个等级，福建其它的地方最高的是400元，最低的是280元；江苏最高的是540元，最低的是320元。这个最低工资标准对于企业和民工来说都很重要，许多企业乾脆就按本地最低工资标准给民工发工资，乃至于低于最低工资标准。

　　第二，民工培训成问题，这涉及到教育。教育领域的高昂收费，制造了民工和贫困人口接受教育的高门槛。那么有一些工种，比如说电子装配工、缝纫工、印刷工、喷漆工、丝印工、焊接工、机械操作工等等，没有经过培训的民工，一是做不来或者做不熟练，二是容易发生工伤事故，那么工伤赔偿就很成问题。第三，我所知道的广东的情况是不缺普通民工，反倒是在缩小用工范围，招工的时候对年龄、性别、文凭、地域、经验等有很多限制，比方说有的厂就是不招男的，有的厂就是不招四川的。第四，民工的信息来源太有限，人才交流市场跟民工的缘分较浅，中介机构又老是发黑财，民工报纸、民工杂志太少，民工供需类的网站更是几乎找不到，如此重要的招工信息到底是被谁垄断、被谁掩盖了呢？

　　这四个原因加起来，怎能不出现民工荒！谁“慌”起来了？依我看，没钱赚，大家都“慌”，也都“荒”；有钱赚，但赚得没人味，大家同样“慌”，也都“荒”。这不是简单的社会问题、经济问题，这里面其实涉及人权。下面我就说一个这几天的事情。这几天我帮了一个孩子。这个孩子的父亲是搞建筑的，突然病倒了，病倒之后送到医院，抢救不活，送到火葬场焚烧了。这个孩子身上没钱，很小，才16岁，他准备把他父亲的骨灰盒送到贵州的老家去，但是没有车费。于是，他就在头上包了一块孝帕，拿著身份证、初中毕业证、医院证明、火葬费收据单、父亲遗相，以及他自己写的“求求好心人可怜可怜我，让我把爸爸的骨灰盒送回家乡……”，到街上下跪乞讨。那天我把他请到我家里来，对他做了一次访谈，然后给了他一些钱。现在他已经回到贵州了，路途还算平安。

　　一个16岁的孩子，他在遇到这样的突发事件的时候，他想到的第一件事不是去求救政府，而是跪在地上请求社会各界朋友给他以支持，给他以帮助，而且是包著孝帕向所有人流泪乞讨。他只有一个父亲，现在死了，母亲也很早就去世了，回去找谁呢？只能找他奶奶过日子，然后他又得出来打工。我觉得这样的悲剧之所以会产生，乃是因为政府没有允许民间组织、团体大量兴起，而且那些已经成立的官方性质或半官方性质的组织，没有深入到社会当中去。茅于轼先生曾经说过一句话：政府必须管的由政府去管，而政府管不著的或没有必要去管的，就大量放手让民间去做。一个社会要形成巨大的缓冲层，必须要有民间组织、团体，民间组织、团体的大量兴起，成为社会的缓冲地带，成为社会有力的援助。像我刚才说的那个孩子，他遇到这样的事情，他写一个申请，或者民间组织知道他的事情，社会各界的捐助就总会有的，也不需要他的下跪，不需要他流三天三夜的泪，那么他就可以非常顺利地把他父亲的骨灰盒送到他的贵州老家。（《晚安北京》音乐）黄：杨银波从一个在街上乞讨回乡路费的孩子，和我们谈到了在个人发生变故时，社会上的民间组织、团体可以发挥的救助功能。当然，民间组织、团体可以发挥的功能不仅是救助功能，还可以是社会的缓冲层，也可以发挥维权的作用。接下来，杨银波和我们谈到了大陆已经出现了独立工会这样一个新的气象。

　　杨：一个独立工会在陕西西安成立了。这个工会在2004年7月中旬成立，名字叫陕西省西安市第一建筑工程公司西高新项目部工会联合会，这是西安的第一个独立工会。这个工会要给外来民工发放会员证，而且让民工免费入会。截至6月份末尾，已经有4500个外来民工加入了这个工会组织。而且，有的农民工已经被选上了工会领导和工会委员。在这个工会没有被承认之前，他们已经展开了民工的维权，得到了35万块钱的拖欠工资，为每个遭遇拖欠工资的民工平均拿到了3500块钱，了不起！

　　黄：哎呀，真是。

　　杨：我在想，这样的独立工会还会继续推广，它会从一个市到区、到镇、到村，都会普及起来──肯定会有这样的效果，这也是他们自己的承诺。

　　黄：可是这个独立工会的成立，当地政府难道没有反对的意思吗？

　　杨；具体的我还不清楚。不过我在想，它毕竟是一个趋势，如果政府眼光短浅、鼠目寸光的话，直接清洗掉不就得了？但是我们必须追寻本源去想。如果把这样的独立工会统统消灭，问题必然接踵而至：冲突、矛盾乃至暴乱、流血，在自我权利完全得不到维护的时候，种种情况皆有可能发生。

　　节目：2004年8月21日台北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频道《放眼大陆》（主持：黄绢；受访、整理：杨银波）黄：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来自台湾的声音，您现在收听的是《放眼大陆》，我是主持人黄绢。今天是《中国农民工调查》第十集的播出，请听大陆自由作家杨银波今天为我们带来的新内容。

　　杨：祖国啊，他们嫌我挡了城市的道路，嫌我污秽了城市的路面，嫌我让城市不够宽敞明亮，嫌我影响了交通，影响了他们的升迁和政绩。祖国啊，我只想摆一个小摊，每天能收到一些零钱，给孩子们交学费，支付老人的医疗费，我要让孩子们好好读书，不要再像我这样无用。祖国啊，我一定要让我的下一代，做一个不用摆摊的人，做一个不卑微的人，不要再像我这样，活著给城市添堵……（老蛋：《祖国啊，我只是摆个小摊》）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中国农民工调查》。《中国农民工调查》系列从6月 19号播出以来，今天已经是第十集了。在今天的节目里，杨银波要为我们总结这两个多月来的播出内容，进一步和大家共同思考一个严肃的问题，那就是：我们要如何更全面、更具体地帮助农民工？杨银波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为我们提出了农民工的根本问题。

　　杨：我们之前做了九集节目来共同探讨当代中国农民工问题，这九集节目回顾起来，农民工的真正的问题其实只有那么一个--我反复地想来想去，只有一个--，这个问题就是成本问题。第一个是务工成本。他们所要面对的收费名目很多，现在农民进城务工，需要办理外出务工卡、未婚证、生育证、健康证、暂住证等十多种证书，这就增加了民工的务工成本。第二个是健康成本。我们不能忽略民工的健康成本，就是说由于工作环境很恶劣，他们的生活条件很差，那么这就使得农民工的健康受到很大的损害。第三个是教育成本。我们曾经做过一次节目，专门谈北京民工子女学校的那些孩子们，是不是？

　　黄：是。

　　杨：这方面，全国各地都有相似之处，民工的子女只有出高价钱才能享受到受平等教育的权利。第四个成本是维权成本。由于这些民工的平等就业签约权利，他们法定的作息权利，以及其他一系列的合法权益，受到严重的侵害；并且，他们在政治上，他们的政治权利也被严重地边缘化；这些就增加了他们的维权成本。从务工成本到健康成本、教育成本、维权成本，四个成本就构成了当代中国农民工的根本问题--成本问题。所以我希望今天我们做这个节目，能够尽一切所想的、所能够想到的，竭尽我们自己的能力去构思，也就是专门针对极为迫切、极为严肃、极为重要的大事，来探讨：中国农民工应该怎么办？我们这个社会，究竟应该如何帮助农民工？

　　尤其是我们这些作家，或者其他知识份子，比如律师、记者、教授、专家，乃至行政官员、司法人员、人大代表，他们也可以和我们连同这个节目一起来想一个沉重的大问题：如何更全面地、更具体地帮助到农民工？使每一个农民工都能感觉得到我们“在”帮他们，而不是我们好像只是嘴巴上说说而已，需要行动！那么在需要行动之前，就需要一系列的周密的考虑，而且这种考虑还必须要有行动的可能性，一定要使说的、想的，到最后能够变为现实。这几天我走了很多地方，我在笔记上、日记上写了很多的草稿、很多的反思，今天我就想借台北中央广播电台《放眼大陆》这个节目，从六个方面来谈 --我们应该怎么去帮助他们？

　　“我们”，包括什么人呢？包括政府，包括民间，包括企业，也包括香港、台湾、大陆，以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政府，乃至于像欧盟这样的联合体等等。是的，要让全球共同关注中国农民工！那么这六个方面呢，一个是教育的角度，一个是制度的角度，然后是交流的角度、工会的角度、民办的角度，最后是根本的角度。我们很快进入如何从教育这个角度去帮助中国农民工。

　　黄：好的。

　　杨：为什么要把教育作为帮助农民工的第一项呢？因为教育涉及到了一代又一代的人。我们想想，中国各地的农民工子女，他们的教育，他们在成长过程中的思想意识，他们的知识等等一系列的最早最早的启蒙，如果这些意识启蒙受到了损害、受到了歧视，使他们在幼小的心灵当中就感觉到了他们被排斥于社会之外，那么你再如何帮助现在这些现在已经长大成人而且还有较深世故心态的民工，已是无补于事。而那些还未长大成人，或者身体已经长大但心理还很薄弱的民工子女，如果没有受到优秀的教育，那么他们将来为这个社会带来的问题将远比现在严重--今天中国日益严重的少年犯罪现象，已经证明了我的看法。所以，教育应当成为帮助中国农民工的第一项。

　　第一个，就是要对农民工子女大兴教育。怎么兴呢？第一，农民工的孩子如果在农村读书，我希望政府能够尽量减免他们的费用，并且多开设希望小学，把希望工程搞好，而且要使这个希望工程的公共捐款能够受到强烈的监督，使这些钱用到实处。第二，如果农民工的孩子在城里上学，那么这些孩子和城里的孩子也应当一样，在就近入学的时候不比城里的孩子多交任何一分钱的费用，使他们能够平等。第三，我希望把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的费用尽量纳入到政府财政预算当中。第四，尤其是地方政府，对于民工子女学校（包括民工子女简易学校），应当支持，不要打压，让这些学校在市场当中去竞争。我希望政府能够起一个辅助作用，而不是去强制它。这是我的对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的第一方面的建议。

　　黄：谈过了协助农民工子女受教育的问题之后，杨银波接下来和我们谈到的是如何协助农民工本身进行再教育。

　　杨：第二个，其实也是教育，只不过叫做再教育。前段时间，我到广东韶关去调查，那里的许多民工去招工的时候，他们起的价钱很高，老板不愿意接受这个价钱。为什么呢？因为对于民工价钱的门槛，其实是个技术门槛。如果民工技术不够、知识不够、操作能力还不行，那么民工抬价就要免谈。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我的建议是，让政府在全国范围以内，启动“农民工培育阳光工程”，这个工程要和希望工程一样，拥有同等的地位。如果要搞好这个工程，那么中国的农业部、财政部、劳动部，我希望都能率先领头，并同时吸收社会资金、人才和技术力量，来全面启动这个全国性的大工程，其主要目的就是加强农民工的技术训练，也就是就业培训。

　　政府如果没有把农民工的就业培训抓好，那么最后会导致出很多问题。比如说，很多人找不到工作，容易产生治安问题；当民工群体的生存集体性地受到威胁的时候，就容易出现广泛而公开的抗议，动乱更是难以避免，而且逞恶性循环之势。政府如果能够在根子上率先开头抓起来，同时允许民间力量大量参与农民工就业培训工程，而不过多地考虑政治上的因素，那么这个工程我想就能很容易地启动起来。对于费用的出法，我的建议是：政府负责公共知识培训的费用。比如说法律知识，比如说对于城市情形的了解，对于当地不同风情风俗的了解等等，这种公共知识的培训，这笔钱由政府出。另一笔呢，用工的企业和个人，由他们来解决技术培训的费用。

　　比如说，你现在这个厂的民工很缺，需要一批民工，但是来了一批民工呢，你又觉得他们不行，然而你又迫切地需要一批有管理能力、有技术能力的较高素质的民工，那么这个企业就应当让这些刚来的民工到学校里面去。到什么学校呢？到成人中专学校，到普通中专学校，或者到高级技工学校（截止2002年3月1日，中国共有技工学校3470所，其中国家级重点技工学校379所，包括高级技工学校229所，技术领域遍及机械、电子、航空、电力、石油、冶金、铁路等近30个部门和系统）。到这样的学校里面去学公共知识、技术知识。学满成功之后，那么企业把民工带回去录用，企业再交一点钱给这个学校，这就使得培训机构的运作能够正常。民工可以在第一个月的工资当中，将一部分钱交给企业，用作就业前培训的报酬。我只是从我个人的角度谈我的想法跟感想，我不知道你同不同意？

　　黄：我们在台湾的话，我所知道的是，有一些企业会做一些内部的培训，也有一些会做建教合作。比方说，在学生还没有出学校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开始进行双方的合作，让这些学生在一边读书的情况之下，还有一部分的时间是到工厂去学习。一边工作一边学习，这是一种建教合作。就是说，在他们还没有出学校之前，就让他们学一些必要的技术。

　　杨：你所谈的，与中国大陆相比较，基本属于两种不同的情况。中国的教育，截至目前其实仍是应试教育。近年来所提的“素质教育”，这个成效其实并不大，最关键的问题是没有和社会有效介面。所以很多从初中、高中出来的人还什么都不会干，只能将就很少的工资到厂里面去干，结果浪费五六年的青春，每个月的工资也就那么五六百、六七百，没有多大增长。形象地说，这叫“吃青春饭”。我有很多朋友，经常在我这里作客，都是些与我年龄相仿的打工兄弟，他们现在有一个很大的理想、很大的抱负，就是要重新上学，掌握优秀的技术本领，甚至包括吸收管理经验。

　　有一些他们的朋友吧，就是所谓的“现实”一些，觉得我这些朋友不实际，还上什么学呢？以为学校学不出什么东西出来，而且出来打工不都是低人一等，过著那种“人在屋檐下”的日子吗？我认为，我的这些朋友想得没错，应该想办法去学，接受再教育；何况世界潮流浩浩荡荡，中国亟需人才，为将来与自由的市场经济相接轨而做准备。从低处说，技术学在头脑当中，能够进行实际操作，而且有个技术等级和职能的证书，那么在现实的社会里面找工作也不用像以往那么费劲，不怕时时丢失工作。我鼓励他们掌握实实在在的能力，提高自身的素质，终有一天将与今天的可怜处境道别。我相信他们当中有一批人，肯定是未来民工大潮中的佼佼者。这是我从教育这个角度来谈，这个教育是一个再教育，是一个必要的再教育！

　　节目：2004年7月24日台北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频道《放眼大陆》（主持：黄绢；受访、整理：杨银波）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放眼大陆》，我是节目主持人黄绢。在今天的《中国农民工调查》单元里，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大陆自由作家、同时也是“农民工之子”的杨银波先生，为我们担任主讲工作。接下来就让我们来听听今天杨银波要和我们说什么。

　　杨：（余世存《一首写给流浪农民的诗》）我想我听到了这个城市上空有一个声音，那是陌生却异常的权威，说：“他们必须牺牲。”噢，我们在他的掌握之中，弟兄们，我们在他的掌握之中。看到春天的花和春天的鸟，看到一条鱼在饭店前的水池里自在地游，我们是新奇带一点儿糊涂，弟兄们，是新奇带一点儿糊涂……（鲍家街43号乐队摇滚音乐：《晚安北京》）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中国农民工调查》系列，今天是第六集的播出。在今天的节目里，杨银波首先和我们谈到了外地农民工子女在北京就读面临哪些问题。

　　杨：现在我们来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北京。我想听听你对北京的印象。

　　黄：北京在我粗略的印象当中，交通非常的拥挤，常常会塞车。还有我朋友去北京的时候，他们会感受到比较强烈的政治高压的气氛，这是别的地方不会感受到的。

　　杨：这个政治高压，确实是说到了重点。政治高压有一些非常细的现象需要研究，它常常与专政手段、特务监控、警察暴力、行政恶法、司法暗箱、经济惩罚、体制束缚、意识形态干预、思想文化霸权、伦理禁忌、宗教限制、社会异化、保守文化等等联系在一起。我对北京的主要印象，是从2000年1月开始的，那个时候我刚刚放假，就从重庆到北京和南京做实地考察，那是我人生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实际调查。那次调查和我以后总结到的资料、见识，以及过去到过北京打工的农民工到广东来和我所谈的内容之中，北京确实是一个重要话题。比如我跟河南民工所交谈的内容，北京被我所注意到的最丢不开的现象，就是农民工子女的就学问题。

　　1997年11月1日，北京第一次对外来人口进行普查，当时的北京外来人口有285.9万人，其中在北京居住的人口有229.9万人，这个数量占全市人口的21.18%，即五分之一还有多：五个人当中拉出一个，那么这个人就是外来民工。这些民工的子女，从刚出生到15岁的少年儿童有162030人，占外来人口总数的7.05%；从6岁到15岁的应该读书的少年儿童，有66392人，占外来人口总数的2.88%。也就是说，很多打工的民工会把自己的孩子接到自己打工的那个地方去。这些孩子确实需要上学，但是到哪里去上呢？1992年～1993年，最早的时候，有人就在北京菜棚、简陋的平房中开始办学。

　　黄：自己办学？

　　杨：对，自己办学。几乎都是一些初中文化水平的民工在教这些孩子。到2000年，北京的这种流动儿童少年学校已经有了200所以上。

　　黄：天呐！它是为了因应这些户口没有涉及在北京的儿童所设立的？

　　杨：准确地说，这是政府不负责任的行为！那是民工自己帮民工，属于自救、自助性质，被逼无奈。那么在这200所以上的流动儿童少年学校里面，已经有4万名民工子女在这类学校就学。这些学校呢，和公办学校以及民办的“贵族学校”是很不相同的，首先它很简易，政府称这类学校叫“地下学校”，或者叫“非法办学”。政府的态度是不取缔，也不承认，反正就是随它自生自灭。

　　黄：真的是很不负责任。

　　杨：我跟你举些例子，比如北京的洼边村，北京的巴沟村，北京丰台区的大红门、双庙，在这几个地方能找到30所左右的这样的学校。另外象北京太阳宫村、辛庄村，还有海淀区的八家乡、五孔桥乡、四季青乡、海淀乡，以及朝阳区、石景山区，都能找到这类学校。（陈星音乐：《流浪歌》）黄：杨银波接下来谈到了农民工子女学校的办学状况。

　　杨：这里面我特别注意到一个学校，叫“行知打工子弟学校”。这个学校是个小学，校长叫李淑梅，她原来是民办学校的一个教师。1994年9月刚开学的时候，行知打工子弟学校只有9个学生，到2001年3月就已经有1976个学生了，发展很快。学费非常低，一般都是300块钱一学期，或者是60块钱一个月，在北京，这已经是非常低的啦。下面我们来对比一下。如果这些外来民工子女要在北京公办学校读书，一般来说每学期要向学校交上2000元～5000元的赞助费，再加上每学期600元左右的借读费，然后再加上学费，对于外来民工子女而言，要上普普通通的公办小学、公办中学，每学期都意味著起码要交4000块钱。

　　黄：对不起，我在这里打断一下。你刚刚讲的那些要交的费用，北京市的市民的孩子是不是也要交这么多？

　　杨：NO。除非是北京本地人读“黑式”，也就是分数不行拿钱来买著读，但这个性质跟民工子女就学问题的性质完全不同。本地人没有什么赞助费、借读费，也不存在事实上的教育歧视。而民工子女到这类公办学校上学，每学期4000块钱是极为普通的，如果要读一些比较知名的中学，那么代价就更高了。因为来北京的农民工一般都是搞建筑，比如盖桥、造桥、修路，其他的就是种菜、卖菜、捡废品、扫大街，一般的月收入仅在400元～700元之间。那么如果外来民工子女要进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每学期的总学费是多少呢？5万元！

　　黄：啊？！

　　杨：这个数字是我们无法想象的，更是农民工连想都不敢想的。再比如北京109中，如果外来民工子女去读的话，每学期3万元！外来民工子女在公办学校要交的费用有哪些呢？学费、借读费、赞助费、书杂费、校服费、活动费（春游、秋游）、辅导费、班费等等。尤其是赞助费和借读费，简直遭人痛骂！我的小妹杨丰林现在就在厦门市湖里区的公办学校就读，我的朋友的孩子陈招强在广东本地由于“简直读不起了”马上又要回四川泸州上学，还有我所认识的一些同龄朋友，有的从幼儿园读到大学，一直都是在高于本地人数倍以上的经济负担中接受教育，他们对此的体会比我更深。那么在民工学校里面呢？费用就很少，学费，吃饭费（很多都是父母早上把米放在孩子的饭盒里，夹些冷菜，到中午的时候让学校帮孩子蒸一下，因此吃饭费大多属于蒸饭费），再加点校服费、书本费、取暖费（因为北京到了晚秋之后很冷），就是这些，每学期总共才300多块钱。

　　这些学校的设施是怎么样的呢？桌子、椅子、板凳，一般都是公办学校淘汰的；黑板，一般都是用三合板来改造的；砖瓦，一般都是从拆迁的旧房中捡过来用的。三个人坐在一张桌子上上课，按理说一张桌子起码应该是两个人坐啊，我们过去最穷的时候都是两个人享受一张桌子，而这些民工子女有的甚至坐在地上就上课了，看著很让人难受。这些学校大都没有操场，大多数的民工学校都是由一个班主任来教很多学科，比如语文、数学、自然、社会、美术、音乐、体育、英语等等。我记得我在家乡“新建小学”上小学的时候（1989年），我的小学班主任叫武德琼，她当时就是一个人把语文、数学、体育、音乐、美术等等加起来一起教。

　　当时我们学校教室的后面还有一个大洞，学生能够直接钻过去。房子是破烂的瓦房，下雨的时候，我们的课本都会被淋湿，教室会积起一摊一摊的雨水。板凳常常不够用，很多时候都是由我们自己从家里带上板凳，走几里路，下雨的时候就带著板凳到教室旁边的门口上课。当时学校为了修第一栋楼房（实际上只是一栋没有楼的盖瓦的砖房），我们这些学生背著背兜一块砖、一块砖地从几百米之外的马路上背砖块，一块砖五斤多，当时我们少则背六块，多则背十多块，真的是众志成城啊──要的就是有好房子上课，有好房子供老师备课、休息，想来真是令人辛酸不已。可是15年过去了，民工子女学校又回到了我们当年读小学的那个状态，甚至比我们当年都还要不如！（陈星音乐）黄：即使是在这样艰困的环境之下上学，在农民工子女学校毕业的孩子还是拿不到毕业证书。

　　杨：最让人感到可惜的是什么呢？这些民工子女学校读书的孩子，不能拿到毕业证。为什么呢？因为政府不承认它嘛，说它非法嘛、地下嘛，没有批准你嘛。在这里读书，无非就是认几个字。学校呢，供水、供电、厕所、环境卫生等等，都存在种种问题。而且，这类学校还经常搬迁。你想，这些民工经常是从这个工地到那个工地，这边的桥修好了又修那边的路，父母经常搬迁，孩子也经常流动。当然有的父母在北京找不到钱，没有钱供孩子上学，也就不好意思再读了。如果你到北京昌平、大兴这些地方去看，你会发现有许多民工学校都是搬迁过的。再有，我们知道2008年北京办奥运会，那么那里有个地方──北京的洼地村──就要改造，那里的10多所民工子女学校统统都得搬。北京丰台区的南苑乡，现在只有6所民工子女学校还在继续办。这类学校的生存确实是个问题，更不要谈实质性的发展了。

　　中国农民工调查：采访罗金太

　　2004年6月2日上午，我和父亲杨庆华专门前往广州郊区看望一批农民工朋友。在一片碧绿的庄稼果林和一群挖著土、种著菜、施著肥的农民工（含四川、重庆、贵州、湖南、广西、广东等地农民工）之中，戴著草帽、光著双脚的罗金太首先喊住了我们。天气炎热，30度左右，香蕉树成林，罗金太黝黑的皮肤、流汗的脸颊、紧皱的双眉被香焦叶遮去了半边。此刻他正在为他儿子罗小波（我当年的小学同学）在重庆的收入问题发焦：“银波，你说这要咋个整嘛？以前我们两个大人辛辛苦苦给他找钱读大学，现在大学毕业都一年了，前天他还打电话来要我们拿钱给他！知识没用啊，文化没用啊！”父亲问他：“罗小波是搞啥子的？”“摩托厂的质检。这娃娃，我都搞不清他的钱是咋个花的。他妈妈想喊他到广州这边来进厂，但这边一个月才四五百块钱。要是将来没办法，那就跟我一起种香蕉！要吃点苦才成得了才！”痛苦地拿著铁撬切断香焦树旁边滋生的小香焦树的他，顺手接过我递给他的一支烟和一瓶矿泉水，正式进入了我的采访。

　　简介：罗金太，男，民族汉，1955年农历五月二十七日出生于重庆永川市朱沱镇新岸山村4组。已婚，小学毕业，非党员非干部，现有一子（22岁，已于重庆工作）一女（17岁，已于广州打工）。罗金太现工作于广州郊区，负责帮当地人种香焦、打鱼等。回答《中国农民工调查》所有问题的年月日：2004年6月2日。调查方式：面对面采访。

　　基本情况

　　问：你家里面还有没有承包地？

　　答：有，两亩地左右，我们家是4个人嘛。现在都丢给别人去做了，我好多年没在家干庄稼了。

　　外出情况

　　问：你外出打工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答：找钱。你以前看到我的时候都是你读小学的时候，那个时候大家都是拼命往外奔。

　　问：你的打工工龄有多长？

　　答：少说也有15年了。真正要说打工找钱的话，我18岁就开始干了。第一次出重庆是在1989年，到福建。

　　问：第一次外出找工作的途径是什么？

　　答：我的老表、妹弟喊我到福建干。

　　问：目前外出找工作的途径是什么？

　　答：老乡、亲戚是靠不住的，好多人自身都难保。这些年我一直都是靠自己。

　　问：与2003年相比，2004年你老家外出打工的规模有无变化？

　　答：多了。

　　问：与2002年相比，2003年你老家外出打工的规模有无变化？

　　答：还是多了。

　　问：你预计未来几年你老家外出打工的规模会不会扩大？

　　答：可能还要多一点。下一代的年轻人都要出来干，在家里干庄稼整得到几个钱嘛？

　　农村的老头都想出来呢。

　　工作情况

　　问：你是否满意目前的工作？

　　答：哪个满意？“合三的兄弟，合四！”（朱沱话，意指“一般得很”）问：每天工作时间有多少小时？

　　答：最少8个半小时。最多的时候，有16个小时。你想嘛，晚上11点就要起床去打鱼，干到凌晨4点，回去睡一会儿，上午又要开始干。干得好的话，钱没问题；稍微拖拉疲沓一点的话，钱就是个问题。

　　问：有无休息日？

　　答：干我们这行的有啥子休息？没听说过。

　　问：你是否满意当地实行的对民工准许进入的行业工种限制？

　　答：不满意。哪些活路我们干不得嘛？哪些都干得来！农村的人才多的是。

　　问：随著城市下岗职工的增加，在哪些行业中下岗职工对民工有影响？

　　答：当然有影响。那些都是有文化的人，轻的活路他们去做了，就留些重的给我们，最耗力气的事情我看他们也没几个人愿意做。

　　问：你目前的收入情况如何？

　　答：一个月650块钱。但自己弄伙食吃，不是跟著老板吃。你看我包包里的烟，都是一块钱一两的烟丝。我的烟钱一个月才15块钱。一个月省吃俭用的话，剩得了350块钱左右。幸好没租房子，是住大路旁边的水房，不用交房租，比其他老乡好很多了。

　　问：2002年、2003年你的收入情况如何？

　　答：一个月400多块钱。现在的钱虽然比以前多一点，但实际上除开生活费的话，比原来还少得多。

　　问：你觉得钱是更好赚，还是更难赚？

　　答：难啊！打工的人越来越多，物价也越来越高，现在的米最便宜的都是1.35元/斤，普通的米1.4元、1.5元，甚至1.7元、1.8元的普通米都有。以前才0.9元/斤。

　　维权情况

　　问：你是否觉得自己的工作安全？

　　答：种香焦还算安全。

　　问：你是否遭遇拖欠工资、克扣工资的情况？

　　答：有。在福建的时候有过一次。当时欠了我8个月的工资，找这个找那个都没有办法，最后找派出所所长才拿到了钱。我曾经给那个所长修过房子，他信得过我，就帮了我这个大忙。

　　问：你对工作地点有何批评与建议？

　　答：打工人有啥子批评、建议嘛？是你求他，不是他求你！搞得不好就不给你钱，到时你找哪个？

　　问：你对劳动部门有何批评与建议？

　　答：鬼的，假的。哪一个为我们说话、办实事嘛？我们有没有经济？有没有关系？没有这些，他们为啥子来帮我们？想都不要想。

　　问：你知不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

　　答：不清楚。

　　问：你知不知道当地政府、劳动部门、工会部门、公安部门、法律援助处、律师事务所、报纸杂志电视台的联系方式。

　　答：不清楚。

　　问：你是否检举、控告、起诉过相关责任人？

　　答：没有。反正不说好歹，说了也等于白说。

　　问：你可曾想过组建独立工会？

　　答：组建啥子独立工会嘛？我们有多少反抗能力？

　　生活情况

　　问：你是否满意当地公安部门的暂住户口管理？

　　答：我不用办暂住证，我有工牌。

　　问：你是否满意当地劳动部门的流动就业证卡管理？

　　答：一句话说完：那几爷子完全是吃了饭没事干，鬼名堂！

　　问：你是否满意当地计划生育部门的婚育证管理及定期婚检制度？

　　答：罗小波他妈妈早就不检查了，有17年了吧。

　　问：你的子女是否在当地上学？

　　答：没有。都出来了，但跟你比不得啊。（杨银波：罗长辈，晚辈要是有啥子帮得了忙的，你说一声就是。我和罗小波是同学，他们两兄妹的事情我帮得了的就一定帮，不在话下。）问：你是否满意当地教育？

　　答：不清楚。

　　问：你是否觉得已经被当地居民所接受？

　　答：外省人就是有些看不起我们。大家性质不一样，他们是土生土长的，出了事晓得找人，我们只能是老乡之间帮点忙。

　　问：你在当地以何种方式了解外界信息？

　　答：干工时间那么长，哪有时间去了解？再说我们也没电视。

　　问：你如何解决个人性问题？

　　答：其他人是怎么回事我还是晓得的。但这个问题你不要问我。

　　问：有无嫖妓经历？

　　答：现在的男男女女比以前“疯烦”（朱沱话，意指“性泛滥”）得多了。我一天干这么久，既没时间、也没精力、更没兴趣去搞这些名堂。

　　（杨银波注：民工性问题是个大问题。相当多数民工的伴侣相隔甚远，因性缺乏而导致的社会报复性案件近年逐渐增多。）体认情况

　　问：你认为自己是农民，还是工人？

　　答：农民。

　　问：你是否满意家乡税费改革？

　　答：几年没回去了。在电话里听说税费的确少了一些，还算可以吧。

　　问：你是否满意家乡的乡镇政权或村级政权？

　　答：最鬼！吃吃喝喝过一天，修房子要他们喊过来吃顿饭，超生娃娃要喊他们过来喝二两，都是这个“烂摆眨”（朱沱话，意指“坏现象”）。

　　问：你可曾想过在家乡组建独立农会？

　　答：我不晓得啥子叫独立农会。现在大家都是各奔逃生，都是想朝自己包包多放几分钱，农民怎么团结得起来呢？

　　问：你是否关心中国政治问题？

　　答：再关心又有啥子用？

　　问：你对中国目前的政治环境是否满意？

　　答：肯定不满意。但还是那句话，不满意又有啥子用？国家大事那么多，我有啥子资格去过问？过问了也成不了气候。

　　问：你在内心是否支持胡锦涛、温家宝执政？

　　答：很难说。支不支持都是这个样子，你说是不是？干工的人，是跟著大妈、二妈吃饭，没奶吃了就要饿肚皮。当官的事，我管不著。

　　问：对于城市居民中的下岗职工、拆迁户等弱势群体，你是持什么样的心情？

　　答：没办法。政治权力在政府手中，说你是你就是，说你不是你就啥子也不是。搞得不好打你一顿，关你两天，你还不是静悄悄的？反抗不起来嘛。

　　问：你是否准备留在老家发展？

　　答：实话跟你说吧，我们老家那些地方已经没有发展了。我在这边打工，有个香焦的活干，都算是好得很的了。万一不让我干了，那我就只有回家老老实实种庄稼，还是要靠我的两个娃娃寄钱回来过生活。

　　问：你以何种方式发展？

　　答：心中设想的呢，当然是希望不打工了，打工太苦太累！现在只有看下一代了，但哪个又晓得将来的事情呢？万一两个娃娃哪天不管我了，我又找哪个？现在我这里这么大的太阳，他们想不想象得到？他们的文化比我高，我又讲不赢他们。哎，等一会儿收工了，我还要到街上去给罗小波打电话、寄钱。（杨银波：寄多少？）我有几个钱？百十块就算了。几百、上千的话，没门。

　　节目：2004年8月21日台北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频道《放眼大陆》（主持：黄绢；受访、整理：杨银波）杨：祖国啊，我觉得我的大半生确实值一个小摊。就算我不值一个小摊，但我认为不应该殴打我；就算应该殴打我，但不能砸烂我的小摊；就算是应该砸烂我的小摊，但不应该砸烂小摊里的鸡蛋和葱花。祖国啊，他不应该砸烂小摊里的鸡蛋和葱花，有了我的小摊还有鸡蛋和葱花，我就还有希望。祖国啊，他不应该砸烂我的希望啊！这个城市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城市，就像祖国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祖国一样……（老蛋：《祖国啊，我只是摆个小摊》）黄：今天杨银波要和我们谈的是制度，从制度方面来帮助农民工。让我们听听杨银波怎么思考这个问题。

　　杨：制度，众所周知，这是一切问题的关键所在。我们总是不断地说，一个社会问题的造成，很有可能不是基于社会原因，而是制度原因，尤其是政治制度原因，这句话我们重复了很多遍。那么现在也有另外的一些说法，比如我们今天的困境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制度的问题，制度从法律的角度来讲是约束人，故称之为“法律约束”，还有另一个是“道德自律”。制度和道德应当两者并进，这是一种普遍的看法，在海外这已经成为常识。今天所谈的帮助农民工的制度方面，我想提出四个建议（仅谈制度），这些建议我希望政府能够听到。第一个建议，给予农民工以同等的国民待遇。按照城乡统筹发展的思路和要求，消除户籍制度给农民进城就业设置的障碍。

　　黄：没错。

　　杨：要使农民工在子女入学、劳动福利、市场准入等方面，都和城市居民享有同样的待遇。那么第二个建议，就是我们经常关注的农民工的工资被拖欠，那么我想到一个办法：给农民工工资建立工资保障金制度。怎么保障呢？我的设想是，比如农民工进一个厂之后，马上到银行办理一个帐户，工厂应当发工资的时候，厂里就把工资划拨到民工的银行帐户里面。如何监督呢？就是政府劳动部门会同工商、税务等一系列的机构，要求用工单位必须缴纳一定数额的工资保障金。用工单位根据用工的劳动合同，向民工的工资存折拨款，专款专用。这里一定要注意一点，就是用工单位不能提取现金，不能挪作它用。

　　我只是希望在中国先有这种普遍的意识，然后全国实施。在前一两年的时候，比较发达的部份地方曾经一定程度地出现过这种现象，但是没有普及，我觉得很遗憾。要是真的让这样一种制度完全建立起来的话，那是相当有效的，非常好。第三个建议是，我希望立法机关能够专门出台一部特别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工权益保护法》。为甚么要专门出台呢？因为对于中国农民工而言，他们的法律其实只有两部，一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一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伤保险条例》。这两部法有很多漏洞，以及与今天的时代不能融洽的地方，这就使农民工在政治上就被客观地规定为“边缘地位”，很多实实在在的问题连法律也无法解决，甚至无法解释。

　　我所期望的这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工权益保护法》，其实相当符合中国的立法传统，就是说为了保护某一特殊群体的合法权益而专门立法。比如我们知道，中国有《妇女儿童权益保护法》、《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法》，还有《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残疾人权益保护法》等等，这样的专门性的法律在保护社会特殊群体的合法权益的时候，能够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我觉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工权益保护法》应当重点涵盖这样的一些内容：第一，必须明确规定劳资双方的地位是平等的关系，这一点是最重要的。我想台湾是有这个意识的，就是说在自由的市场经济当中，它的最重要的关键是劳资双方关系的对比，是不是？

　　黄：当然。

　　杨：好。第二，就是刚才我讲的，用工企业在指定的银行设立民工工资专户，建立民工工资的保障金制度。第三，还必须规定甚么呢？就是职能部门把企业支付的民工工资作为每年营业执照验审的考核内容之一。如果说企业不支付民工的工资，或者说支付得不足，那么你这个企业的营业执照就成问题──悬了。这也是一种有效的监督。第四，必须规定劳动仲裁的时限，必须允许新闻媒介参与民工维权，实施舆论监督。新闻媒体在民工维护权益的过程当中，应当起到有力的作用。

　　按照我的朋友赵达功先生所讲的，当代中国农民工面临著双重压迫：一个是政府，一个是资本家。当资本家和民工之间发生劳资纠纷的时候，政府却偏向于资本家，那么民工作为绝对的弱势，他们的权益维护就打了一个巨大的问号。该怎么办呢？这个时候新闻媒介就应当站在正义的角度，来帮民工维权，这种维权相对于新闻媒介的本身而言，说到底其实只是它本身的职责之一、义务之一。假如有一大批有志之士，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发挥他们的监督力量，那么农民工权益的有效维护和他们自身价值的提升，则绝对是个必然之势。

　　黄：刚刚杨银波从制度方面就如何协助农民工提出了三点建议，包括：给予农民工同等的国民待遇；建立农民工工资保障金制度；给农民工特别制订一套《农民工权益保护法》。接下来杨银波要为我们提出的第四点建议是，完善农民工的保护体系。

　　杨：我研究了很多关于农民工的新闻材料、调查报告、统计资料、理论著述，并和很多朋友，包括台湾、香港、大陆、美国、欧洲的朋友，在电话、邮件里面探讨过农民工的问题。针对农民工的保护体系，我算来吧，其实也就那么六个：一个是劳动仲裁体系，一个是法律援助体系，一个是保险保障体系，一个是信贷支持体系，一个是民工救助体系，最后一个是舆论监督体系。这六个体系都需要完善。比如劳动仲裁体系，就是说要依法对劳务纠纷进行公平、快速的仲裁。举个例子啊，我最近在帮助一个19岁的贵州民工，他10个手指有5个手指受伤，5个手指当中断了一个，另一个断了之后接上却活动不了。我让他完全按照《工伤保险条例》上的鉴定、仲裁等等一系列合法程序进行索赔，估计能索赔到两万左右吧──这个数目在广东大同小异。

　　从他这个案例来说，我去调查采访的时候就有一些很深的感触。他们最开始想的是用一些非常的手段，比如找黑社会或者他们自己的老乡，跟老板以手还手、以牙还牙，当然这个被我劝住了。然后他们想到的是到法院去告，又被我劝住了，我说如果你们现在去告，那么法院是不会受理的，为甚么呢？因为中国的法院对于工伤官司，是按“先裁后审”的原则办，没有经过仲裁的工伤官司，法院是不会受理的。所以说，劳动仲裁体系是劳动保护体系的第一个重要的体系。再比如法律援助体系。在中国各地的市级以上的政府，目前大都设立了法律援助中心，这些援助中心应当及时、按时地向农民工提供法律援助。作为政府的辅助机构，它应该发挥它的辅助作用。保险保障体系是解决民工的伤残保险、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等。

　　信贷支持体系是甚么呢？比如有的民工想在外面要做生意，由于他们没有本地户口，所以到银行去贷不了款。所以说，我希望国家通过完善信贷支持体系，让民工有这个可能性在外地创业，使他们能够比过去在艰难、艰苦的程度上再减少一点，能够使他们有这种资金的支持。你想想，一个普通民工打工，一年也就七八千吧，顶多也就一两万，如果他们贷不了款，又没有其它坚强后盾的支持，做生意？那是绝不可能的。在家乡贷款的利息呢，又很可能更高，而且催得可能更紧。所以我认为，支持民工创业，让他们能够有真正的崛起，那么国家就应当在资金支持的制度方面，帮他们一把。民工救助体系，是对民工伤亡的家庭实施救助。至于舆论监督体系，这里就不用赘言了。

　　从制度上讲，我今天提了四个建议，我不知道政府有没有听进去一个啊。不过我在想，那怕他们只听进去了一个，而且让这其中的一个建议变为现实，那么中国农民工的维权的口子，从制度上说就已经张开了，农民工维权的希望也就多出了一条宽阔的道路。

　　黄：是的，我们但愿这样的声音能够被听见，但愿这样的声音能够激起更多人对中国农民工问题的关注。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中国农民工调查》节目就进行到这里了。在下一次的节目之中，杨银波先生还会就如何促进政府和民间的交流来解决农民工问题，为你做更深入的分析。好，感谢您收听《放眼大陆》，我是主持人黄绢，祝福您周末愉快。拜拜。

　　中国工人阶级的劳权状况 写于 二零零四年

　　中国农民工维权成本调查报告

　　前言

　　我国现阶段农民工总数要在1.5亿以上，80％的农村家庭有人在外打工 。随著城市化以及农村的发展，农村剩余劳动力还要向城市转移。也就是说农民工的数量还要增加。这些农民工权利保障的状况如何，不但直接关系到他们个人的生活、他们的家庭、他们子女的教育，而且必将关系到我国的民主和法治化进程，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安全和稳定。

　　农民工权益保障问题一直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胡锦涛总书记和温家宝总理都多次为此作出批示。温家宝总理还在视察中亲自为农民工讨要欠薪。但由于农民工维权的法律制度以及法律执行等多种原因，目前以拖欠农民工工资为主要内容的农民工权利保障问题尚不容乐观。据全国总工会不完全统计，到2004年11月中旬，全国进城务工的农民工被拖欠的工资约有1000亿元 。

　　自2003年12月开始，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开展进城务工青年维权成本调查项目。项目实施期间，在全国8个省份共发放农民工维权状况调查问卷和农民工维权手册各8000份，调查农民工维权典型个案17件。调查显示：在这些农民工中，48.1%的人有过出门打工但拿不到工资的经历，其中30.6%的人有100-1000元工资没有拿到，15.7％的人有1000-5000元工资没有拿到，1.6%的人有5000元以上的工资没有拿到。

　　我们关注的是：农民工依法维权的代价到底是多大？为了讨回微薄的薪水，他们需要付出怎样的时间和金钱？目前的法律制度还存在哪些缺陷？我们应当怎样进行改革？围绕这些问题，经过近一年半的努力，我们完成了这个调查报告。我们希望这个调查报告能够引发党和政府对农民工维权制度进行思考和讨论，我们也愿意就调查报告中所涉及的各项问题与关注农民工问题的各界人士进行交流。

　　一、农民工维权的巨额成本

　　摘要：

　　根据调查和计算，为了索要不足1000元的工资，完成所有程序，农民工维权需要直接支付至少920元各种花费；花费时间至少11-21天，折合误工损失550-1050元；国家支付政府工作人员、法官、书记员等人员工资至少是1950-3750元。综合成本在3420元-5720元之间。如果提供法律援助，则成本最少要在5000元，最高将超过9000元。虽然不是每个案件都要走完全部程序，但这只是最保守的计算，还没有计算农民工不得不多次往返家乡和打工城市之间的住宿、吃饭、交通等费用。而根据对17个案件调查情况来看，每个案件综合成本都超过10000元。

　　结论：为了索要回拖欠农民工的1000亿欠薪，整个社会需要付出至少3000亿的成本。

　　1、农民工维权的经济成本：

　　郭增光，河北省涞水县石亭镇东龙泉村农民，因在北京打工，个人被拖欠工资1000余元。他介绍，“为了要回我的工资，我先后从河北老家到北京找过用人单位老板20多次，找过北京市大兴区劳动监察大队14次，找过大兴区法院11次，找过北京市一中院3次。我还找过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北京市政府、北京市人大、北京市建委、国家建设部等十几个部门。从河北老家到北京，每一次光交通费就是70多元。讨薪三年来，我直接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餐饮费、复印费、电话费、诉讼费4700多元。可是现在法院把行政案件驳回了，我还得从头开始打民事官司 。”

　　姚胜余，甘肃省甘谷县六峰镇张家庄村三组农民。1994年8月至1995年3月27日，姚胜余等30名民工在西安外语学院和宝鸡创业大厦打工被包工头丁祥林和吴掌林拖欠工资19万余元，自1995年4月开始讨薪，经过人民法院的前后八次（金台区法院两次、渭滨区法院三次、宝鸡市中级法院三次）审理和判决，姚胜余等人最终讨回的是10575元（金台区法院判决的18255元因超过申请执行的时效而无法再申请执行）。姚胜余从1998年开始沦为乞丐。他介绍，“从1995年4月到1997年7月，我们先后找了吴掌林四、五十趟。每次最少来我一个人，有时候两、三个人，有时候五、六个人。从甘肃甘谷老家到宝鸡，吃、住不算，每个人一次的来往路费就要200多块钱，每次最少要花出五、六天的时间。这些钱都是我自己垫付的。从1999年8月向金台区法院起诉到现在，我们经过了法院的前后8次判决，讨回的10575元还不够我们的零头。一拖十年要不来工资，跟我一起出去打工的人有的怀疑我把钱要来自己昧下了；有人认为是跟我出来打工的，要不来钱就得向我要，于是逢年过节这些人便找到我家里要钱，不给钱不走，在我家中吃、住，稍微值钱一点的东西不是卖了当路费，就是被他们拿走了，我的头上至今还有他们打的伤疤。为了讨回工钱，我光是垫出的路费就有10000多元，而我自己被拖欠的工资还不到7000元。现在我没法回家，也不敢回家，我在宝鸡当乞丐已经有七、八年了。”

　　张志玲，河北省鄄城县桑成乡南魏村农民。张志玲等十几名农民工被拖欠的工资及赔偿款是136774元 ，张志玲自己被拖欠的工资及赔偿金不足10000元。她向律师算了一笔帐，“为了讨回我应得的工资，这6年来，仲裁、诉讼、申请执行，直到法院决定再次开庭，不算我垫交的3000元仲裁费，光是交通费、住宿费、复印费我就支付了3000多块。可是等了五年多，法院现在连庭都不开。”

　　那么，农民工维权到底需要付出多高的成本？

　　按照现行法律规定，农民工权益被侵害后，可以通过与用人单位协商、向劳动监察大队举报、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对仲裁裁决不服向人民法院起诉等途径来维护自己的权益。

　　农民工在工资被拖欠以后，一般都是先与用人单位协商，多次找用人单位老板或者包工头，这当然要支付交通费、住宿费和餐饮费。不算这笔费用，单就农民工依法维权，向劳动监察大队举报、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向人民法院起诉和申请强制执行，如果完成全部程序，农民工至少就需要支付920元的经济成本。具体包括：

　　劳动监察大队处理阶段，至少需要支付120元。包括到工商部门查询用人单位基本情况的查询费用40元（用人单位的名称、注册地址、联系电话、法定代表人姓名，每项查询费用10元）；向劳动监察大队举报一次、调解一次、领取举报结果一次、到工商部门查询一次。期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至少80元 。

　　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仲裁阶段，至少需要直接支付400元。包括案件受理费300元 ；仲裁申诉书的打印复印费20元；到仲裁委员会立案一次、开庭一次、领取裁决书一次。期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至少80元；向法院起诉的一审阶段，至少需要支付150元。包括案件受理费50元，起诉状的打印复印费20元，到法院立案一次、开庭一次、领取判决书一次的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至少80元；向法院起诉的二审阶段，至少需要支付150元，计算标准同一审阶段，不同的是二审法院一般不开庭审理，法官只是找农民工谈话一次。

　　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阶段，至少需要支付100元。包括强制执行申请书的打印复印费用20元，向法院执行庭立案一次、提供被执行人的财产状况一次、听取执行结果一次的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80元。

　　以上是我们对北京市农民工维权实践进行的最保守的成本计算。北京市是劳务输入的主要城市，该市的农民工维权成本带有一定的代表性。实际上，农民工在维权过程中需要直接支付的经济成本远远不止这920元，他们在维权过程中不能一直呆在城市里等待处理结果，好多时候他们是从家乡回到城里去开庭、领取裁决和判决，他们需要支付的交通费远远高于理论上计算的市内交通费用。另外，由于自身文化知识的不足，他们请律师代写法律文书时要交纳代书费；为了调取相关的证据需要另行支付交通费、电话费、查询费等等。为了要一个处理结果，他们往往要到一个部门去上几次甚至十几次。从调查的典型个案来看，有的农民工仅仅在向劳动监察大队举报阶段就要花出几百元到上千元的交通费、食宿费、复印费等费用。

　　即便按这最保守的920元经济成本计算，农民工维权成本也已经超出他们实际被拖欠的工资。根据对2004年10月在广东省广州市1000名农民工调查问卷的统计，118名农民工被拖欠的工资总数97670元，平均每人被拖欠工资827.70元左右。

　　2、农民工维权的时间成本

　　一般来说，农民工被拖欠工资或发生工伤之后，都要花出几天、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找用人单位的老板协商，请求用人单位支付拖欠的工资和依法给予赔偿。在此期间，用人单位也不会直接拒绝支付工资或拒绝赔偿，而是想办法推脱。农民工出于对依法维权时间漫长、花费较多、钱少不值得、举报了也没人会管、没有任何证据等方面的顾虑 ，以及对用人单位及其老板承诺的信任，也不想立即诉诸法律，而是对用人单位老板的承诺心存幻想，一等再等，甚至通过缠住老板不放等方式来追讨工资和赔偿。根据对黑龙江省1000名农民工的调查问卷统计显示：发生劳动争议后，不愿通过找劳动监察大队、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法院等依法解决的农民工中，20.97%的人是因为时间太长拖不起；17.98%的人考虑举报后也没人会管；16.94%是因为交不起钱；15.28%的人考虑钱少不值得；12.92%的人是考虑到没有任何证据；9.72%的人担心用人单位会报复。基于此，不到万不得已，他们不希望通过法律手段追讨工资。在权益被侵害后到向劳动部门举报或仲裁之前，农民工有的等上十几天的时间，有的要等上几个月的时间。在这段时间内，他们无法正常劳动，一心想著怎样把被拖欠的工资追讨回来，为了早日拿到工钱，有时他们不得不在城里等待。从个案调查来看，所有权益受到侵害的农民工都经历过这个阶段，但是具体等待的时间无法统计。

　　在用人单位的承诺一次次失信以后，权益受到侵害的农民工不得不通过法律途径维权。根据我们对北京市农民工维权实践的调查，在这个过程中，农民工完成所有程序，至少需要付出11??21个工作日的时间成本。具体包括：

　　劳动监察大队处理阶段，至少需要1-3天的时间成本。包括向劳动监察大队举报、填写《劳动违法案件举报书》一次；按照劳动监察大队的要求搜集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的证明以及查询用人单位的具体情况；按照劳动监察大队的要求到劳动监察大队调解一次；到劳动监察大队领取处理结果一次。如果当时告知不予受理则需要1天的时间，如果劳动监察大队需要提供证据并予受理则至少需要3天的时间。

　　在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处理阶段，至少需要3??5天的时间成本。包括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立案一次，开庭审理一次，领取仲裁裁决书一次；还要按照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的要求搜集证据和提供证据。

　　在法院一审阶段，至少需要3-5天的时间。包括书写诉状，到法院立案一次，开庭审理一次，领取判决书一次。

　　在法院的二审阶段，至少需要3-5天的时间。包括立案一次，开庭审理或接收法官询问一次，领取判决书一次。

　　在法院执行阶段，至少需要1-3天的时间。包括向法院执行庭提交强制执行申请一次，配合法院执行一次，到法院领取执行款或听取执行结果一次。

　　按照这种最保守的计算，农民工在依法处理阶段，需要花出的时间成本在11-21天之间。按照建筑业农民工日平均工资50元计算，农民工在依法维权过程中需要支付的时间成本即误工费在550-1050元之间。

　　在维权实践中，农民工实际支付的时间成本远远高于上述数字。原因是：绝大多数农民工在与用人单位发生劳动争议之后，由于吃饭住宿问题难以解决，在等待一段时间之后，在城里实在没有办法再等下去，他们不得不先回到家中等待处理结果。为了搜集与用人单位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证明，他们花出几天甚至十几天的时间找原来一起打工的工友。为了领取劳动监察大队的处理结果，为了开庭、领取裁决书和判决书，他们都是从老家再赶到城市。这样他们每往返一次至少需要3天的时间，其中有大部分时间花在路上。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为了举证等原因，要到劳动监察大队、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和法院去多次，很少有开庭一次就解决问题的情况。有时即便是仲裁员或法官5分钟就能问完的问题，他们也不得不花出两、三天的时间从老家赶到城里去接受询问。有时候由于办案人员或用人单位临时有事等原因，原定的开庭日期发生变更，老远赶来的农民工不得不白跑一趟。对于农民工来说，法院或仲裁委员会规定的时间是一点儿都不敢错过的。从实际调查个案来看，由于农民工在多个部门之间被推来推去，真正到劳动监察大队找过几次，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到法院去找过几次，几乎没有哪个农民工能够记得清。在17个调查个案中，农民工在维权过程中实际支付的时间成本都超过30个工作日，农民工为维权而遭受的误工损失都远远高于1500元。

　　3、农民工维权的政府成本：

　　除了农民工本人需要支付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外，政府部门同样要支付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从实际调查情况看，走完一个完整的程序，政府部门和司法机关处理一起农民工维权案件，至少需要13??25天的时间成本。具体包括：

　　劳动监察大队处理一个劳动违法举报案件，从接受举报开始，至少需要2??5个工作日。包括接受举报、审核相关材料、向被举报单位调查、主持调解、制作文书、送达文书等。

　　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处理一件劳动争议案件，至少需要3-5个工作日。包括接受申诉、审核相关证据材料、开庭仲裁、向相关部门调查、主持调解、制作仲裁文书、送达仲裁文书等。

　　法院一审期间至少需要3-5个工作日。包括立案审查、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前的准备、开庭审理、制作裁判文书、送达法律文书等。

　　二审法院从立案到做出判决，至少需要2-5个工作日。包括立案审查、开庭审理前的准备、开庭审理或找双方当事人谈话、制作法律文书、送达法律文书等。

　　在法院强制执行阶段，至少需要3-5个工作日。包括审查执行申请书和相关法律文书、制作执行通知书、向被执行人送达执行通知书、到被执行人单位强制执行、交付执行款和制作法律文书、送达法律文书等。

　　由此，一起农民工维权案件，从劳动监察大队接受举报到法院执行完毕，政府和司法机关至少需要付出13-25天的时间成本。以北京市为例，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月工资按照3000元计算，处理一起农民工维权案件，国家需要付出的时间成本折合成现金是1950-3750元。这只是工作人员的工资，除此之外，上述部门在处理农民工维权案件过程中还要支付交通费、出差补助、办公设备折旧等经济成本。

　　这只是按照最保守的方法、假设所有的农民工和用人单位都是严格按照最基本的法律途径来处理的情况下计算出来的政府成本。从实际调查案例来看，在提起仲裁申请之前，有些农民工维权案件还要经过政府法制部门的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等处理程序。权益受到侵害的农民工在得到劳动监察大队、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法院立案受理之前，都程度不同的多次找过政府、人大的法制部门、信访部门。经过劳动部门和法院的处理之后，由于对处理结果不认同，农民工还要再次向有关部门去上访，人大、政府的信访部门在接待、解答、转送的过程中，同样要付出成本 。由此，政府实际付出的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都要远远高于上述数字。

　　4、农民工维权的法律援助成本

　　按照现行法律规定，权益受到侵害的农民工在依法维权的过程中，可以向政府的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按照北京市的标准，援助律师办理一起民事案件，政府给援助律师800元的补助。绝大多数案件，援助机构指派的援助律师只是办理援助案件的某个阶段，即只援助劳动监察大队处理阶段或劳动仲裁阶段，而到了诉讼阶段还要农民工另行提出援助申请，援助中心另行指派援助律师，这就使政府给援助律师支付的补助不仅仅是800元而是1600元甚至2400元。而即便农民工被拖欠的工资只有几百元，政府的法律援助费用仍然要照样支付。

　　同时，援助一起劳动争议案件，从接待咨询、审查援助条件、办理法律援助手续开始，到调查取证、查阅资料、代写法律文书、到相关部门举报、开庭、案卷归档，援助律师至少花出3-5个工作日。复杂的案件，援助律师需要花费的时间更多。办理案件过程中的交通费、餐饮费、住宿费、查询费、复印费、通讯费等等加在一起，对援助律师来说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加之办理劳动争议案件时间长，效果不明显，而且在案件办理过程中工作难度和压力较大，导致援助律师宁愿办理刑事案件也不愿意办理劳动争议案件。从实际调查的个案来看，援助律师实际花出的工作时间远远超过5个工作日，所付出的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远远超过法律援助中心补助的800元 。由此援助律师办理劳动争议法律援助案件的积极性不高，援助效果不明显。

　　二、农民工维权成本巨大带来的严重后果

　　摘要：

　　农民工权利得不到有效保障，不仅直接影响农民工本人及其家庭生活，影响其子女接受教育，而且直接影响社会安全和稳定，影响我国民主和法治建设。

　　1、程序繁琐，时间漫长，原本简单的问题复杂化，许多事实无法认定按照现行法律规定，农民工合法权益受到侵害以后可以向劳动监察大队举报，可以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经过仲裁以后，对仲裁裁决不服才能向人民法院起诉。劳动监察大队接到农民工举报后的处理时限是60个工作日 ；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的处理时限是60日 ，法院一审的处理时限是3个月-15个月，二审的处理时限是3个月-6个月，执行阶段的处理时限是6个月-不确定 。

　　实践中，当然有一部分案件不需要走完全部程序，而是只经过劳动监察大队或者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处理阶段，农民工权利就能得到保障。但即便如此，处理一起农民工维权案件，至少也需要2个月的时间。而走完全部程序，即农民工从向劳动监察大队举报到法院执行完毕，按照最保守的计算，至少需要经过4个月零10天的时间。具体包括：劳动监察大队处理阶段10天；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处理阶段一个月；法院一审、二审阶段各一个月；法院执行阶段一个月。如此漫长的处理期限，对于大部分欠薪只有几百元到一千元的农民工来说，依法维权实在是得不偿失，很多公民工不得不放弃权利或者寻求其他途径自己解决 。

　　从实际调查的17个个案来看，依法维权时限最短的河北民工宋海富、佟长灵从向天津市河西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监察科举报到劳动保障监察科为其讨回工资，经历了5个月零14天的时间 ；依法维权时限最长的甘肃民工姚胜余从1997年向宝鸡市劳动监察大队举报到2004年3月29日宝鸡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再到2004年向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诉至今，经历了8年多的时间，而且直到现在还没有处理结果 。

　　如此繁琐的程序，漫长的处理时限，加之农民工自身法律知识的欠缺，不懂得收集和保存必要的证据，许多先前作证的证人在后来的处理过程中找不到或受到用人单位的威胁收买推翻证言，导致许多事实由于时间的推移而无法认定。

　　2、有些生效裁判根本无法执行

　　对于用人单位是个体户、私营企业的情况，在恶意拖欠工资或者职工发生工伤之后，这些个体户、私营公司有的改头换面重新登记，有的干脆连任何注销手续都不办而卷款走人，还有的是经营过程中破产，这就导致权益受到侵害的农民工在通过漫长的劳动争议处理程序之后，即便拿到了生效裁决或判决，由于找不到被执行人而导致判决书、裁决书成了一张白纸。尤其是在建筑领域的包工头、项目部，工程完工之后包工头走人，项目部解散。等到农民工经过漫长的仲裁、诉讼之后申请执行时，农民工和法院根本无法找到被执行人 。如甘肃民工姚胜余 ，重庆民工肖传远 ，都是在经过漫长的仲裁、诉讼之后，由于找不到包工头而导致判决书无法执行。

　　3、农民工本人以及整个家庭生活受到严重影响有些在工作中受到伤害的农民工，用人单位拒绝支付医疗费，导致原本伤害不重的农民工伤情严重恶化，有的被迫截肢、失明。

　　重庆民工肖传远，受伤后住院期间，用人单位拒绝支付医疗费，而且找到医生，强令肖传远出院。肖传远不出院，医院便将肖传远病床上的床单、被子等全部收走，拒绝给肖传远用药，肖传远被迫出院，最终导致双目失明。肖传远的父亲胃切除，母亲糖尿病，因为没钱，长期得不到医治。

　　陕西民工赵小军，2002年4月1日，在广东东莞打工期间下夜班回家路上被机动车撞伤导致全身瘫痪，肇事车辆逃跑，经过三年多的时间，一直没有得到工伤认定。看到赵小军没有治愈的可能，同时获得工伤待遇希望渺茫，赵小军妻子张某在赵小军出院后即离家出走，至今杳无消息，赵小军目前瘫痪在床，只有年迈的父母护理。赵小军曾多次自杀，被其父母拦住。

　　陕西省山阳县石佛寺乡麻庄河村黄方成、王常文、李光成、李光义、江谋富等14名农民工，在陕西省洛南县陈洱金矿打工期间身患硅肺病。因长期得不到职业病待遇无钱治病而先后去世，王锦堂不堪忍受病痛、维权4年没有结果而割脉自杀。这14名农民工死亡时最大37岁，最小26岁，留下年迈老人和未成年孩子，生活无依无靠。

　　甘肃民工姚胜余，因为多年追讨不到工资，其大女儿早早辍学嫁人，二女儿初中毕业考上师范学校，因为交不起学费无法就读，不得不到北京通州某浴缸厂打工。

　　河北民工宋海富，因为长达六年讨不到工资，妻子的精神病日益加重。

　　很多农民工的打工收入是其家庭主要经济来源。根据对河北省石家庄市1000名农民工的问卷调查，外出务工的农民中，打工收入占家庭收入1/3以下的占23.7%，占家庭收入1/3到一半的是37%，占家庭收入一半以上的是25.8%,占家庭收入全部的是5.3%。如果打工农民不能及时获得工资，直接影响到其家庭生活。有些家庭的孩子因此而辍学。与巨额的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相比较，每个有过维权经历的农民工，受到的更大的是精神上的打击和伤害。由于维权时间漫长，维权过程中处处碰壁，他们产生的是对自身行为的怀疑和否定，对国家和社会的失望，对法律的怀疑，对侵权者的仇恨，对社会正义的不信任。

　　4、直接影响社会安全和稳定

　　由于权益受到侵害的农民工通过依法维权需要付出的成本太高，程序繁琐，处理时限过长，而且付出巨额成本后许多权利不能得到维护，或者处理结果不能弥补其维权过程中付出的巨额成本，所以许多农民工不愿意通过劳动监察、劳动仲裁以及诉讼等合法方式解决劳动争议，而是选择了暴力手段、极端方式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如杀人、抢劫、盗窃、绑架以及堵路、跳楼、爬塔吊等 。这些恶性事件，不仅直接威胁著农民工、用人单位老板的生命财产安全，而且直接威胁著社会的公共安全和稳定。

　　河北农民工刘保成，在经过6年的维权，三次行政复议、三次诉讼而不能认定为工伤、不能得到合理赔偿之后，购买器材准备自制炸药以炸毁某国家机关，后被维权律师劝阻住。

　　2005年元月7日晚，安徽省庐江县冶父山镇的几位开车的农民，为了索要两年来在高速公路上施工的工钱，用自己的大货车设障阻死尚未交付使用的高速公路，结果引发一辆轿车追尾造成2死1伤、轿车基本报废的惨重后果 。

　　2004年10月6日上午8时30分，深圳美芝海燕电子来料加工厂3000名员工因为不满深圳开出的工资太低而将深圳市主干道北环大道堵得水泄不通，持续了4个多小时，使得北环大道的交通完全瘫痪。

　　2005年2月25日晚8时许，湖南省郴州市永兴县湘阴渡镇夹口村黄运财、王小华夫妇因不满永兴县法院对其子黄虎的工伤赔偿案处理结果，在永兴县法院5号家属楼制造爆炸案，当场将法院执行局副局长、执行二庭庭长曹华炸死，法院院长李开清和院办公室主任曹兴虎炸伤。

　　从实际调查个案来看，权益受到侵害的农民工在经过漫长的维权、付出巨额成本之后，看到维权希望渺茫，都在一定程度上对用人单位老板和政府部门心生怨恨，很多人准备通过暴力、极端、鱼死网破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不满。

　　5、助长用人单位和包工头侵害农民工合法权益的气焰与农民工采取跳楼、堵路、爬塔吊相比，用人单位更希望甚至鼓励农民工去举报、去起诉。因为通过农民工举报、起诉，劳动部门和法院从受理到解决，至少给用人单位留出了更充裕的转移财产、逃避执行的时间。而且通过劳动部门、法院的处理之后，他们所付出的几乎不会比原本就应当支付给农民工的更多。与农民工、政府付出的巨额成本相比，绝大部分用人单位虽然在仲裁、诉讼过程中大多处于被动地位，但他们所需要付出的成本却微乎其微，至少他们不需要象农民工那样支付大笔的从农村到城市的交通费，因为劳动争议实行属地管辖。

　　法律在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无力让侵害农民工合法权益的用人单位为能逃脱法律的制裁而侥幸，由此他们更加藐视法律。他们想办法编织自己的关系网，想办法培植自己的势利，以此来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有些人腐蚀当地干部，有些人扬言“愿意到哪里告都可以，就是不给钱。”

　　三、农民工维权成本巨大的原因

　　摘要：

　　劳动关系与雇佣关系的人为划分使农民工维权复杂化，不但农民工不懂得应当向哪些部门寻求救济，即使专业法律人员之间认识有时也存在差异，这同时导致劳动监察部门、劳动仲裁部门、人民法院之间对同一案件互相推诿。

　　一裁二审、工伤认定作为工伤赔偿劳动争议处理的前置独立程序的制度使农民工维权成本增高、效率降低。劳动争议仲裁的60日申诉时效制度以及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受理案件条件苛刻将很多权利受到侵害的农民工排除在依法维权的门槛之外。工伤伤残津贴按月领取困难、一次性领取又数额过低，使因公受伤的农民工生活更加艰难。

　　农民工盲目外出打工、寻找工作途径不正规、自身维权能力差以及工会不能在维护农民工权益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导致农民工处于极端劣势地位；非法用工主体大量存在、建筑市场混乱、用人单位不与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用人单位不给农民工上社会保险等现实状况迫使农民工不得不忍气吞声。

　　政府劳动保障等部门受立法、人员、条件、主观服务意识等因素影响没有能够在维护农民工权利、处罚违法行为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上述原因导致用人单位和农民工之间出现严重不平衡，用人单位过于强大，很难受到追究，农民工过于弱小，依法很难维护自身权利。

　　1、劳动关系与雇佣关系的人为划分使农民工维权复杂化按照现行法律规定，劳动关系受《劳动法》调整，雇佣关系受《民法》、《合同法》调整。这就要求农民工只能是与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成为用人单位的一员之后，所发生的争议才属于劳动争议，受《劳动法》调整。如果农民工是受没有用人资质的包工头或者没有资质的“项目部”雇佣，虽然从事的是没有任何差别的劳动，但是工资被拖欠或者发生工伤后向劳动监察大队举报或者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时，却被以“不符合《劳动法》第二条规定的调整范围”为由而拒绝受理。由此，导致权益受到侵害的农民工不仅不能得到《劳动法》的特殊保护，而且在劳动争议处理部门和法院之间被推来推去。劳动部门认为不属于劳动关系而拒绝受理，法院以劳动关系应当先经劳动仲裁而拒绝直接立案。这就使权益受到侵害的农民工无所适从，发生争议后不知应当先找劳动部门还是先找法院，等到了解清楚之后往往又因为超过仲裁申请时效而被驳回。

　　到底哪些属于劳动关系，哪些属于雇佣关系，现行法律并没有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不单是农民工，即便是劳动部门的工作人员以及专家学者，对于劳动关系与雇佣关系的划分也是众说纷纭。1995年1月1日起实施的《劳动法》对于劳动法的适用范围采取列举的方式进行规定。该规定不符合目前包工头、项目部实际使用农民工、实际形成的是劳动关系的现实。虽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建设部等部门在一些部门规章中对于《劳动法》的实际调整范围作出了一些扩大的解释 ，但是还远远滞后于劳动关系发展的实际。

　　从实际调查案例来看，许多本应由劳动部门处理的争议在劳动监察大队、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和法院之间被推来推去，不仅延误了农民工维权的时间，人为扩大农民工的维权成本，而且造成大量徇私枉法案件的发生，把大量权益受到侵害的农民工排除在劳动法保护范围之外，使原本简单的问题复杂化，许多能够解决的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 。

　　2、一裁二审的劳动争议处理制度成本高、效率低按照现行劳动法的规定，劳动争议发生后，农民工可以在60日内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对裁决不服，在收到《仲裁裁决书》后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对人民法院的一审判决不服，在收到判决书之日起15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二审法院的判决是终审判决 。

　　依据上述规定，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的仲裁是到法院诉讼的前置必经程序，不经过劳动争议仲裁，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法院不予受理；如果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仲裁申请超过60日的时效为由不予受理，农民工向法院提起诉讼后，如果没有不可抗力等正当理由，法院驳回起诉；虽然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已经明确告知不予受理但是不给开具书面的《不予受理通知书》，农民工向法院起诉，法院还是不予受理：农民工必须拿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的《不予受理通知书》法院才给立案 。

　　现实中，很多劳动争议案件在经过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裁决后当事人还都要向人民法院起诉。根据统计，1998??2002年全国各级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共立案受理劳动争议案件68.8万件 ，而同期全国各级法院共审理劳动争议案件42万件 ；2003年全国各级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共立案受理劳动争议案件22.6万件 ，而2003年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共办结劳务合同纠纷、追索劳动报酬等案件137656件 ，由于法院案件数包括了对同一个案件的一审、二审，甚至再审，也就是说一个案件可能计算两到三次，所以根据上述数字无法计算出有多大比例的劳动争议案件在仲裁后被提起诉讼。但上述数字清楚表明相当比例劳动争议案件在仲裁后再次被提交到法院。法院在审理这类案件时并不会参照仲裁委员会的裁决，所以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的很多工作被浪费。参考深圳2002年的数字，有40%的劳动争议案件在仲裁后再次被提交到法院 。

　　即便是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裁决后，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另一方当事人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时，人民法院对据以执行的《仲裁裁决书》还要进行实质性的审查。也就是说，很大比例劳动争议案件，法院审理和执行成了必经程序，而作为其前置必经程序的劳动争议仲裁无论从其实际裁决质量上还是从其裁决效力上，都没有达到法院判决的程度。国家通过立法把劳动争议仲裁这样一个裁决质量不高、效力不大的劳动争议处理方式作为法院诉讼的前置必经程序，无疑是人为的延长了农民工的维权期限，扩大了农民工的维权成本。

　　3、工伤认定作为工伤赔偿劳动争议处理制度的前置独立程序劳民伤财按照现行劳动法规定，在工作中受到伤害的农民工要想得到工伤医疗和工伤保险待遇，首先必须进行工伤认定，拿到《工伤认定结论通知书》。工伤认定由用人单位在职工发生工伤或者职业病确诊之后一个月内申请。如果用人单位不申请，则受伤职工在受伤之后或者职业病确诊之后一年内申请。工伤认定部门在接到工伤认定申请后60日内作出是否构成工伤的《认定结论通知书》 。

　　现实中，由于用人单位的职工发生工伤，而导致劳动安全监察部门可能对用人单位进行罚款，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也会根据用人单位发生工伤的数量及严重程度而调整用人单位的工伤保险费费率，所以用人单位在职工发生工伤后总是想办法隐瞒或者私了而不愿意进行工伤认定申请。尤其是对于农民工来说，用人单位更不愿意为其申请工伤认定。许多农民工发生工伤之后，用人单位都是支付一点点医疗费后督促农民工出院，不管农民工的伤情如何给农民工支付一点钱后把农民工打发走，甚至干脆否认存在劳动关系。由此导致受到伤害的农民工无法得到及时的治疗。

　　农民工申请工伤认定后，工伤认定部门首先要求农民工出具存在劳动关系的证明。现实中，由于劳动合同制度的不完善，许多受到伤害的农民工无法举出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证明，无法取得医院的诊断证明书 ，所以导致工伤认定问题迟迟不能解决。而农民工不拿到《工伤认定结论通知书》，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对受伤民工的仲裁申请不予受理，农民工不得不首先解决工伤认定问题。按照现行法律规定，受伤民工和用人单位对工伤认定结论不服，可以在法定时限内向劳动局申请行政复议，对复议结果不服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行政诉讼的结果是法院维持或责令工伤认定部门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而非由法院直接作出认定为工伤或非工伤的行政判决。由此导致受伤农民工为了取得《工伤认定结论通知书》而不得不经过认定申请、行政复议、一审二审行政诉讼等诸多程序，待最终认定为工伤后再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这样的制度规定，导致许多受到伤害的农民工根本无法得到及时的治疗，根本无法得到合理的工伤待遇。

　　从实际调查的案例来看，为了完成工伤认定，走完认定申请、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程序，有的农民工要等上3、4年的时间，有的农民工等上6、7年的时间仍然不能解决。陕西农民工赵小军，2002年4月1日下夜班途中被机动车撞伤，先后经过东莞市社保基金管理中心作出工伤认定、用人单位向东莞市社保局申请行政复议、东莞市人民法院行政诉讼一审、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广东省人民检察院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抗诉、高级人民法院指令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直到现在再审法院还没有作出判决，赵小军的工伤认定问题还没有结果。另河北民工刘保成打工期间1998年7月17日受伤，用人单位支付1900元医疗费后拒绝支付。刘保成经过一次劳动仲裁、四次工伤认定、四次行政复议、四次一审行政诉讼、两次二审行政诉讼，法院尚未作出最终判决。时过六年，刘保成的工伤认定问题还没有解决。陕西省山阳县石佛寺乡的王锦堂、王常文、李光义、李光成、江谋富等44名在洛南县陈洱金矿打工期间患上硅肺病的农民工，2001年6月自费在陕西西安的西京医院检查出硅肺病。从2001年6月份开始就向卫生防疫部门申请做职业病鉴定，向劳动监察大队、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法院申请职业病待遇。其间找过洛南县的劳动监察大队、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洛南县劳动局、洛南县政府、商周市劳动局、洛南县卫生防疫站、商周市卫生防疫站、陕西省卫生厅、陕西省商周市中级人民法院、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国家信访局、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全国人大办公厅信访局，并且经过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南方周末》、陕西《华商报》等诸多媒体的报导。到2004年3月底，26岁的江谋富、29岁的杨桂成、33岁的秦吉友、36岁的李光义等13名农民工因为无钱治疗而死亡，37岁的王锦堂因不堪忍受病痛和感觉维权无望，于2003年8月8日打碎输液吊瓶，用碎玻璃片割脉自杀 。直到现在，有关部门还没有为其作出职业病鉴定。

　　4、工伤伤残津贴按月领取不合理，一次性领取时伤残津贴过低按照现行劳动法规定，发生工伤、构成1-4级伤残的农民工，保留劳动关系，退出工作岗位，除了领取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外，伤残津贴按月领取 。发生1-4级伤残的农民工也可以申请一次性领取，终止与用人单位的劳动关系和与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的工伤保险关系，但是一次性领取的工伤待遇数额只占按月领取伤残津贴总额的39％左右 。

　　对于绝大多数受到工伤的农民工来说，出于家住外地、按月领取工伤津贴不便、用人单位大多是个体私营企业、按月领取伤残津贴不如一次性领取伤残津贴更保险等方面的考虑，发生工伤之后，即便是遭受1?4级伤残，也希望能够一次性领取伤残津贴。而在此过程中，无论用人单位还是社会保险经办机构，都不愿意一次性支付工伤民工的伤残津贴而愿意按月支付。事实上，在伤残津贴的按月领取程序上如果不出现问题，按月领取伤残津贴无论从保证伤残民工日后的正常生活，还是实际领取的伤残津贴数额，对伤残民工都是有利的。但问题是：虽然相关法律规定，工伤职工的伤残津贴应当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直接支付给工伤民工本人或工亡职工的供养亲属 ，但现实中，如果是由用人单位申请的工伤认定，那么工伤认定部门下发的《工伤证》一般都是由用人单位保存而不是交给农民工。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支付的伤残津贴、一次性伤残补助金等也是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直接打到用人单位的帐户上而不是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直接支付给农民工本人。用人单位在收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支付的伤残津贴后以各种理由拒绝按月给农民工发放伤残津贴。而构成1-4级伤残的农民工脱离工作岗位后一般是回到老家生活，为了领取伤残津贴不得不每月花上一笔不小的交通费、住宿费等费用到用人单位来领取伤残津贴，用人单位拒绝支付时还要通过劳动争议处理程序进行处理，这就导致伤残民工为了领取伤残津贴，还要支付交通费、住宿费等经济和时间成本。在扣除交通费、住宿费等成本后，每月的伤残津贴所剩无几 。

　　如果在农民工按月领取伤残津贴期间，用人单位破产、被注销等情况发生，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把工伤民工的伤残津贴支付问题委托用人单位所在地的街道社保代办机构办理。即便是任何一个小小的环节上出现一点小小的问题，对于伤残民工来说，都需要花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解决，有时甚至根本无法解决。如此手续，无法保证伤残民工按月领取伤残津贴。

　　如果构成1-4级残的工伤民工不愿意按月领取而要求一次性领取伤残津贴，那么按照现行法律规定，工伤民工必须终止与用人单位的劳动关系和与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的工伤保险关系。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要求伤残民工必须先与用人单位终止或解除劳动关系，而用人单位出于降低工伤保险费率以及再次鉴定可能降低伤残等级等问题的考虑，不同意与伤残民工解除劳动关系。从而导致农民工无法顺利要求一次性领取工伤保险待遇。

　　另外，如果工伤民工构成的是5-6级伤残，而用人单位欠缴工伤保险费，则从欠缴之月起，伤残津贴由用人单位支付。如果用人单位拒绝支付，则农民工必须还要按照劳动争议处理程序请求解决。如果在此期间用人单位破产或者被注销，则农民工的工伤伤残津贴便成了泡影。

　　5、劳动争议仲裁的申诉时效制度不合理

　　按照现行劳动法规定，农民工必须在权利被侵害之日起60日内申请劳动仲裁，没有正当理由超过此60日期限，则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不予受理。农民工对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的《不予受理通知书》不服起诉到人民法院，法院虽然受理，但是如果查明确实没有正当理由超过仲裁申诉时效，则人民法院驳回起诉。劳动法中规定劳动争议仲裁申诉时效是60日，《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规定的仲裁申诉时效是6个月。也就是说，如果权利被侵害的农民工在权利被侵害之日起60日内，没有正当理由不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60日以后就别想再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了。

　　《民事诉讼法》规定除了人身损害赔偿等几种特殊民事侵权案件外，诉讼时效是两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侵害之日起计算。即便人身损害赔偿案件，其诉讼时效也是从损害行为发生之日起一年之内都可以起诉。与此相比，劳动法规定对劳动争议必须在60日内申请仲裁，否则仲裁委员会和人民法院即把其排除在法律保护范围之外的做法明显不利于保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尤其是仲裁委员会以拖欠工资发生的时间为权利受到侵害的时间，作为起算劳动争议仲裁时效的起点。事实上，从被拖欠工资开始，没有哪个农民工是放弃自己的权利，而是向用人单位要求支付工资。在此过程中，用人单位也不会以“你的工资不给了、你去告我吧！”这样直白的的方式告知农民工权利被侵害了。用人单位多是以现在资金周转不开等为由对工资一拖再拖，但是不给开具欠条；农民工在得到用人单位“过几天就支付”这样的承诺下也不会认为这就是权利被侵害之日。在此情况下，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机械的以仲裁申请超过60日的时效为由对农民工的申诉不予受理，或者只保护提起仲裁之日前两个月的工资、两个月之前的工资以已经超过60日的仲裁时效为由而不予保护的做法明显无法保护农民工的权利。

　　6、工会对于农民工权利保障问题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工会的基本职责是维护职工合法权益。但现实问题是，工会无法在维护农民工权利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从根本上讲，农民工是出身于农民、户口身份关系仍然是农民的工人，打工工资收入已经成为他们的主要生活来源，农民工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新成员。按照工会法的规定，农民工本身也应当是工会会员 。农民工权利被侵害以后，作为工人利益代表的工会应当帮助农民工维权。然而劳动法颁布十年来，中国工会侧重保护的是国有企业以及改制企业的城镇职工，对农民工劳动者与非公有制单位之间的劳动合同签订、履行以及农民工权益保障问题没有给予相应的关注，很多农民工根本没能加入到工会中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顾秀莲2004年在一项报告中透露，全国1亿多进城务工人员大部分游离于工会组织之外。现行工会法律法规中至今没有关于建立农民工工会的刚性的、可操作性的具体规定。

　　在农民工迫切要求组建工会、用人单位拒绝农民工组建工会的情况下，上级工会最多是应农民工的请求而出面与企业协商，协商不成时没有任何强制性的办法。在部分已经组建了农民工工会的企业中，工会在预防侵害农民工合法权益案件的发生、农民工维权过程中提供援助和支持方面也很难发挥应有的作用。工会主席一方面无法赢得农民工的信任（因为绝大部分企业工会主席由企业领导提名、上级工会批准确定，而非农民工直选，工会主席很大程度上顺应领导意图，对企业领导负责）；另一方面，绝大多数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中，用人单位对员工拥有招用和解聘的绝对权利，使得同样作为企业雇员身份的工会主席（即使不是企业领导的近亲属或亲信）受制于用人单位，在职工尤其是农民工与用人单位发生争议时，为了自保而不敢坚持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7、非法用工主体大量存在，建筑市场混乱

　　按照现行劳动法规定，用人单位必须首先具备用人资质，即必须是用人单位而非个人 。但现实中，大量没有营业执照而以用人单位名义招用农民工的非法用工主体大量存在。如在一些城市的城乡结合部，存在著大量的服装厂等私人作坊和不具备用人主体资格的私人砖厂。中华全国总工会2004年11月公布的有关调查资料显示：我国建筑业农民工占全国农民工总数的30％以上，占建筑业一线人员的90％以上 。建筑业的农民工，绝大多数依赖于包工头而非用人单位，而包工头没有用人资质，不属于用人单位。

　　在建筑市场上，许多建设单位在根本不具备开工条件、建设资金根本不到位的情况下就匆匆开工；许多建筑单位为了揽到工程，不惜巨额垫资，然后再把工程层层转包，直到交付给没有施工主体资格的大量黑包工头。而最终的环节，就是建设单位拖欠建筑单位的工程款，建筑单位拖欠包工头的工程款，包工头拖欠农民工的工资款。由于建筑市场主体准入制度的不规范，打工一年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根本不知道工程的建设单位和上级建筑单位是谁，只认得包工头。包工头要回工程款后卷款逃走，农民工连人都找不到；包工头要不到工程款，无法发放农民工工资，农民工同样找不到包工头。农民工即便找到上级建筑单位或者建设单位，这些单位要么不承认与农民工存在劳动关系而不给农民工支付工资款，要么以工资已经结算给包工头为由不给农民工支付工资款。农民工就这样在包工头以及建筑单位、建设单位之间被推来推去，白白干活而拿不到工资。

　　根据我们对陕西省西安市1000名农民工的调查问卷统计显示，27.30%的农民工对用人单位有没有用人资质以及用人单位老板的姓名和联系方式都不知道；18.77%的农民工只见过用人单位的营业执照而不了解用人单位老板的姓名和联系方式；34.13%的农民工只知道用人单位老板的联系方式而不知道用人单位有无用人资质；只有14.56%的农民工知道用人单位有无用人资质以及老板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对用人单位有无用人资质问题不知情，为农民工合法权益被侵害以及日后维权的艰辛埋下了伏笔。

　　8、用人单位不与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

　　按照现行劳动法的规定，用人单位必须与建立劳动关系的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否则对用人单位予以处罚，给劳动者造成损失的用人单位要依法赔偿损失 。然而事实上，用人单位从交纳社会保险、发生劳动侵权后便于逃避责任等角度考虑，一般都不愿意与建立劳动关系的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而农民工本人出于“老乡介绍的、不签劳动合同也没事”以及“怕被解雇不敢要求签订”等方面的考虑 ，在用人单位不签订的情况下，也不会主动坚持要求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根据对黑龙江省哈尔滨市1000名农民工的调查问卷统计显示，只有19.58％的农民工与用人单位签订了书面劳动合同；52.20%的农民工与用人单位只有口头约定，没有书面劳动合同；还有21.11%的农民工与用人单位既没有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也没有口头约定，而是随大溜，跟著老乡埋头干活。从我们调查的17个典型个案来看，没有一起案件的当事人与用人单位签订了书面劳动合同。

　　9、用人单位不给农民工上社会保险

　　按照现行法律法规定，所有企业、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都应当为与其建立劳动关系的劳动者按照用人单位的工资总额上养老、医疗、工伤、失业保险，以使职工在年老、疾病、工伤、失业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 。其中工伤保险费全部由用人单位缴纳，劳动者不缴纳，除此之外的保险由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共同缴纳。这一制度是要通过统筹方式，分散用人单位的经营风险，在职工年老、疾病、发生工伤和失业时减小用人单位的经济损失。按照现行法律法规的规定，工伤保险费的缴费标准为社保机构按照用人单位的性质确定的交费费率，其他社会保险费率固定，交费基数是企业的工资总额。如果用人单位不按规定为职工交纳社会保险费，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或者税务机关责令改正并可予以行政处罚 。

　　现实中，绝大多数企业为了逃避交纳社会保险费，而不按照法律规定申报职工人数或少报职工人数，尤其是少报或不报其所录用的农民工人数，瞒报工资总额，隐瞒工伤事故，以此来降低缴费费率，减少工伤保险费交费额，逃避其他社会保险费的缴纳。据统计，截至2004年5月底，全国参加养老保险人数为1.57亿人，失业保险为1.02亿人，医疗保险1.15亿人，工伤保险为4800万人 。上述数字是包括全国所有城镇职工和农民工总和的数字。在上述数字中，农民工只能占到很小的比例。单就国家强力推行的工伤保险来说，即便这4800万参加工伤保险的都是农民工，也不及农民工总数的三分之一。

　　按照现行法律规定，用人单位拒绝为农民工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可处以罚款 ；用人单位逾期拒不缴纳社会保险费或滞纳金的，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或者税务机关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征缴 。农民工有权对用人单位拒绝为其交纳社会保险费的行为进行举报，接到举报的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或者税务机关对举报应当及时调查，按照规定处理，并为举报人保密 。

　　然而在现实中，劳动监察部门在没有接到举报之前对用人单位是否为农民工缴纳社会保险费一般不予查处，接到农民工的举报之后一般也没有能够及时查处。对于绝大多数农民工来说，如果他们打工后能够按时足额的拿到工资，那就已经是非常幸运了。对于社会保险，他们一般不敢奢求；除了工伤保险外的其他险种，农民工本人还要按照工资数额支付一定的保险费，这对他们来说，不如不交保险费而直接拿到现钱来得更实惠；加之部分地方政府把征缴农民工的社会保险费作为填补本地城镇职工社会保险资金缺口的一种途径、在农民工离开用人单位后不能把社会保险费予以移转，导致农民工本人也不愿意缴纳社会保险费，更不去关心用人单位是否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费。

　　10、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受理案件条件苛刻

　　按照现行劳动法规定，权益受到侵害的农民工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时，至少必须提交如下证据材料：劳动合同或者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认可的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有效证明；用人单位的营业执照副本；权利被侵害的有关证明。还要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交纳300元的仲裁费和案件处理费 。提交上述证据材料和费用后，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审查农民工的仲裁申请是否属于劳动争议，是否超过劳动争议仲裁申请时效，是否属于本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的管辖范围。上述条件均符合后，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再决定是否受理。

　　由此，申请劳动争议仲裁的农民工在仲裁之前必须首先要到工商局去查询用人单位的准确名称、确切地址、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名称，拿到工商部门出具的上述查询结果；然后寻找能够证明自己与用人单位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证明（因为大部分用人单位都不与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还要寻找自己的劳动权利被用人单位侵害的证明。这些条件都具备之后，如果交不起案件受理费和处理费，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同样不予立案。

　　此外，按照现行劳动法规定，经济困难的职工可以对仲裁费用申请缓交或者免交。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对于该条的实际执行情况是：要想缓交或者免交劳动仲裁受理费和处理费，必须由农民工户籍地居委会、村委会或者当地工会部门出具农民工经济困难证明。实践中，由于绝大多数农民工连工会会员都不是，工会拒绝出具相关证明。农民工为了在户籍地的居委会、村委会开具证明，要么专门回老家一趟，要么让家人开具证明寄交过来而等上几天。人为的拖延农民工的维权时间，扩大农民工的维权成本。

　　对黑龙江省哈尔滨市1000名农民工的调查问卷统计时，在“发生劳动争议后为什么不去举报或申请仲裁？”一题的回答中，16.94%的农民工选择因为交不起钱；20.97%的人选择时间太长拖不起。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劳动争议仲裁过程中繁琐的程序和相对于农民工工资来说高额的仲裁费用，已经成了阻碍农民工依法维权的一道重要的门槛。

　　11、个别政府部门漠视农民工合法权益

　　劳动保障监察部门负有检查包工头等非法用工主体、是否交纳工伤保险、是否签定劳动合同等劳动违法案件的职责。如果其能够有效履行职责，可以说能够有效避免农民工权利受到侵害案件的发生。但从目前情况来看，劳动保障监察部门显然没有有效承担起职责。根据2004年6月份对陕西省西安市1000名农民工的调查问卷统计显示，23.17％的农民工在打工期间没有见到劳动监察大队工作人员到其工作地点调查了解过情况；43.58％的农民工见到劳动监察大队工作人员到过其工作单位，但是不与农民工调查了解情况；只有22.36%的农民工在工作期间和工作地点上见到过劳动监察大队工作人员的检查并向农民工了解过情况。

　　政府的劳动部门、建设部门、工商部门、公安机关，在接到农民工因为权利被侵害而提出的举报后，如果属于本部门管辖的，应当及时接受举报立案处理；如果不属于本部门管辖，应当及时告知农民工应当找哪个部门解决。然而实际情况是：好多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在接待农民工的举报时，根本不去认真倾听农民工的陈述，只听了片言只语之后便以不归本部门管辖为由将农民工打发走了事。即便对于本应由本部门、本单位调查处理的举报，也往往以“证据不足、拿到证据再来”等种种理由推脱责任、拒绝受理。如陕西省山阳县石佛寺乡麻庄河村的44名硅肺病农民工代表向商周地区劳动局投诉时，该劳动局主要领导答复：谁让你们出去打工的？该找谁找谁去，我不管！更为甚者，个别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放任农民工权益被侵害案件的发生，放任侵权后果的扩大。河北民工郭增光，在北京大兴向用人单位追讨工资的过程中被用人单位老板和保安打伤，衣服被撕破。郭增光打电话向110报警，警察赶到后只是告知让郭增光去找劳动局，而对用人单位老板及其指使的保安殴打郭增光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不予查处。甘肃民工姚胜余，讨要工资过程中的1997年7月28日下午，在用人单位老板的办公室里，被老板及其指使的保安打掉四颗牙齿，左手无名指被打断。用人单位老板叫嚣将姚胜余打死，宁愿掏个一两万元的人命价。案发当天姚胜余向宝鸡市的某派出所报案，派出所的人说：打你的人是岐山县人，我们不管，你到岐山县去告吧。姚胜余找到岐山县枣林镇派出所去报案，枣林镇派出所的人说：打你的人我们管不了，这个人在地方上是一霸，宝鸡这里的黑社会都由人家统治著。在这个地方上我们管不成，不敢管，一管的话咱们这个地方受不了，你去找其他地方或者直接到省上反映去吧。

　　按照现行法律规定，人大和政府的信访部门接待人民群众的来信来访，解决人民群众反映的问题。事实上，由于诸如劳动部门、建设部门、法院等在执法和司法的过程中存在著大量的问题，许多权益受到侵害的农民工向上述部门主张维权根本不能解决问题，或者问题解决的不够彻底，所以导致农民工不得不向人大、政府的信访部门寻求解决，问题集中到有限的几个部门。而信访部门最通常的做法就是给上访的农民工开具介绍信，把问题推到下级部门或直接推回到问题部门。如此循环往复，导致农民工的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

　　在对“你所接触的劳动监察大队、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法院及其他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工作态度怎样？”一题的回答中，黑龙江省哈尔滨市1000名农民工给出的答案是：18.89%的农民工认为这些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态度差；9.72%的农民工认为这些工作人员态度非常差；44.31%的农民工选择“一般”；选择“好”的农民工只有10.14% 。

　　12、农民工自身的缺陷

　　（1）、盲目出门打工。

　　根据对河北省石家庄市134名19-25岁男性农民工的调查问卷统计显示，35.1%的农民工在出门打工之前对将要去打工城市的劳务需求情况没有做过任何了解；29.9%的农民工只是听老乡介绍过；15%的农民工通过其他途径了解过；只有18.7%的农民工到家乡的劳务输出部门了解过。上述统计结果表明：农民工在出门打工之前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往往在听信老乡的介绍，或者根本不作任何了解的情况下，带上很少的路费和生活费就来到对他们来说完全陌生的城市。

　　（2）、寻找工作途径不正规。

　　根据对广东省广州市1000名农民工的调查问卷统计显示，42.42%的农民工是通过老乡、亲友介绍找到工作；40.91%是通过自己联系找到工作；5.05%是通过在马路市场等待应聘找到工作；1.52%是通过中介机构找到工作。在这些农民工中，只有7.32%是通过到正规劳动力市场应聘找到工作，1.52%是通过家乡劳务输出部门推荐找到工作。该结果表明：盲目进城的农民工没有钱或者不愿意通过正当的劳动中介机构寻找工作，而往往是通过熟人、朋友、老乡的介绍，或者在车站和马路边的非法劳务市场等待别人的雇佣，这就极容易受到非法用工单位和黑包工头的欺骗。即便有一点防范意识，想找合法的用人单位，想和用人单位讨价还价，但基于自身的劣势位置，尽管对用人单位老板的承诺心存怀疑，为了解决最迫切的吃饭住宿问题，也还是不得不接受没有保障的工作。

　　（3）、维权能力差。

　　根据对陕西省西安市1000名农民工的调查问卷统计显示，22.88%的农民工对劳动合同必须具备哪些内容一点都不知道；37.20%的农民工仅知道一点点。在对“用人单位侵害你的合法权益又协商不成，你知道应当怎样解决吗？”问题的回答中，20.18%的农民工不知道怎么解决，20.41%的农民工选择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加上12.5%对该题没有作出选择的农民工，就有53.09%的农民工在发生劳动争议后不知道应当怎样解决，或者不知道如何正确解决。不知道自己的合法权益被侵害后应当如何依法正确解决的农民工，在打工过程中很难收集和保存与用人单位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等方面的证据，这导致日后很多事实因为无法举证而难以查清。

　　四、降低农民工维权成本的建议和对策

　　摘要：

　　为有效保障农民工的权利，避免大量欠薪等严重社会问题出现，基本思路应当是：

　　通过立法简化劳动争议处理程序，确定简单明晰的劳动关系认定标准，取消工伤认定的前置程序规定；变农民工维权为政府维权，通过立法赋予政府劳动监察部门更大权力，使其可以严厉处罚劳动违法行为；增加劳动监察队伍数量，改善其工作条件，使其有能力及时查处劳动违法案件；在存在农民工的城市设立当地总工会领导下的相对独立的农民工工会；撤消劳动仲裁制度，建立高效的劳动法庭；

　　通过培训增强农民工维权能力，使其可以解决一般权利受到侵害案件；对其自己无法解决的稍微复杂问题可以及时获得免费咨询，严重、复杂案件获得法律援助。

　　1、修改《劳动法》，扩大劳动法的适用范围，使劳动关系的认定简单化；把工伤认定由前置必经程序改为劳动争议案件审理内容现行《劳动法》在第二条中对劳动法的调整对象采取了列举性的规定 。随著农民工大量涌入城市以及各种非公有制用人主体的大量涌现，《劳动法》的上述规定已经远远不能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表现为许多实质性的劳动关系仅因为《劳动法》立法技术的滞后而被排斥在《劳动法》调整范围之外。

　　随著劳动争议案件的大幅度上升、农民工权益保障问题的日益严重，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国家建设委员会以及各地的权利部门等政府部门通过制定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等方式对《劳动法》的调整范围作出了一些补充性的规定，这在一定程度上虽然解决了《劳动法》调整范围不足的问题，但随之暴露出更为严重的问题：1、人为出现不平等。作为劳动者的农民工出现同样的权利被侵害案件后，在不同地区之间受到不同的待遇；2、执法者执法随意性增强。处于下位法的扩大了适用范围的部门规章、办法、通知与《劳动法》第二条规定的调整范围相矛盾，导致执法者想办理时便从规章、办法、通知中寻找法律依据，不想办理时只需依据《劳动法》第二条的规定便可轻而易举的将非法用工主体与劳动者之间的劳动争议排除在《劳动法》的适用范围之外。这种状况，不仅让劳动者无所适从，而且也给劳动监察部门、劳动争议仲裁部门、人民法院适用法律法规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导致想为农民工依法维权的执法者因为担心越权而不敢办理，不想为农民工维权的执法者因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而不愿办理。

　　建议修改《劳动法》，统一确定并根据现实情况扩大《劳动法》的适用范围，通过立法对劳动关系确定一个简单而又明确的统一标准，让每一个提供合法劳动的农民工都能享受到《劳动法》而不是《民法》的特殊保护。凡是劳动争议都由统一的、确定的途径来处理。

　　工伤认定作为劳动仲裁的独立前置程序劳民伤财，建议修改劳动法时，明确规定工伤认定可以在农民工发生工伤后，在提起仲裁或诉讼时提出。如在受伤农民工提起仲裁申请或诉讼之后，委托劳动部门对其进行工伤认定和伤残等级评定，符合工伤标准的按照劳动法的有关规定作出判决，不符合工伤认定标准、不构成工伤的按照民法以及劳动法中非工伤待遇的有关规定作出判决，由此可以大大缩短受伤民工的维权期限，降低农民工个人的维权成本和司法机关的成本。

　　2、建立强有力的“劳动警察”，变农民工维权为政府维权2004年12月1日，国务院制定的《劳动保障监察条例》正式实施。该条例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明确了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的行政权限，明确了劳动监察大队的监察范围。但是，从现实情况看，《劳动保障监察条例》还没能从立法上解决许多亟待解决的实际问题。比如：《劳动保障监察条例》规定的检查对象仍然限定为用人单位，对于没有营业执照、没有用人主体资格的非法用人单位没有规定查处措施 ；对用人单位不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的违法行为仅仅规定为“责令改正”而没有行政处罚的刚性规定 ；没有规定劳动监察大队对拖欠农民工工资等侵权事实清楚、不立即处理将导致后果严重的用人单位予以查封、扣押、冻结、变卖财产立即支付农民工工资的执法权限。此外，《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的某些规定与原来的《劳动监察程序规定》等相比，甚至是立法的倒退。如对于劳动监察的处理时限，原《劳动监察程序规定》规定：劳动监察案件应从立案之日起30日内结案。特殊情况经上一级劳动行政部门批准，可以延长，但延长时间最长不得超过30日。而《劳动保障监察条例》规定：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行为的调查，应当自立案之日起60个工作日内完成；对情况复杂的，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30个工作日。与原《劳动监察程序规定》相比，时间大致延长了一个月。

　　劳动保障监察是预防和处理侵害农民工合法权益案件发生的最直接途径，也是预防和处理劳动争议案件的最有效办法。但相对于全国1.5亿农民工和大量的非法用人单位、黑包工头来说，1.9万名专职监察员、2.4万名兼职监察员的劳动保障监察队伍明显人手不足 。不用说做到法律规定的日常巡查、年终检查，就是专门针对劳动违法案件的举报检查，就足以让这这些专、兼职劳动监察员忙的焦头烂额，许多劳动违法案件根本不能得到查处。

　　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与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04年度劳动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的数据：2004年，我国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16024元。按公务员工资高于这这一标准，每年每名公务员20000元计算，全国再招聘50000名大学毕业生作为专职劳动监察员充实到目前的劳动保障监察队伍中，其每年工资开支也就是10亿元。为了保障劳动监察员在接到案件举报后能够及时有效查处案件，就要配备车辆等必要办案工具。即使每年国家投入5亿元专门用来保障其办案支出，每年国家也就是共增加投入15亿元。而这15亿元与我们已经计算的农民工维权最低综合投入3000亿元相比是杯水车薪。

　　所以对此的综合建议是：

　　（1）、大规模增加劳动监察员数量；

　　（2）、改善劳动监察员办案条件；

　　（3）、扩大劳动监察员在处理劳动违法案件时的执法权限，对于违法事实清楚的，可以先行查封、扣押、冻结、变卖用人单位的相关财产，强制用人单位先行支付拖欠的农民工工资；（4）、加重对违反劳动法案件的经济处罚力度。现行规定还没有达到足以让违法者得不偿失、不敢以身试法、避免违法行为发生的程度。侵害农民工合法权益的用人单位扣除其因为违法而付出的成本后还有利可图，建议通过立法，加大对侵害农民工合法权益的用人单位的经济处罚力度。

　　（5）、建议在《刑法》中增加拖欠劳动者工资罪。对于拖欠劳动者工资数额较大或情节恶劣的，按刑事犯罪处理。

　　（6）、严格劳动监察机构的职责。扩大、增权后的劳动监察必须做好日常巡查、接报检查、年终检查等工作。接到农民工举报的，必须及时查处。能够立即解决的案件，应当现时解决，就如同交警处理司机违章案件一样。对于劳动监察人员渎职的，及时追究其法律责任。

　　总之，建立起类似警察队伍一样的“劳动警察”，使其有能力及时有效查处劳动违法案件。通过政府强有力的介入，以从根本上扭转劳动者的被动局面，加强对其权利的保障。

　　3、在劳务输入地建立专门的农民工工会，以有效保障农民工权利由于没有建立起有效的农民工工会，导致没有组织能够代表农民工利益。这引起了严重的后果，如农民工的权益持续受到伤害；在农民工、用人单位之间缺乏平等有效的沟通平台，农民工处于劣势地位；农民工权益受到侵害时不能及时引导其依法解决，引发恶性案件发生，影响社会稳定。

　　虽然目前工会组织也在探索怎样吸引农民工加入工会，但只有一些与所在单位建立了相对稳定劳动关系的农民工加入了打工单位的工会，更多流动状态中的农民工都没有能够加入工会。

　　建议在很多城市都建立单独的农民工工会，如建立北京市农民工工会、上海市农民工工会。农民工工会作为行业工会，加入所在城市总工会，如北京市农民工工会加入北京市总工会，接受其领导。农民到城市打工，可以直接加入所在城市的农民工工会。鉴于农民工的弱势地位以及我们党和政府为农民办实事的政策，农民工工会的经费要么来自政府，要么来自企业，而不应该来自农民。农民工工会针对农民工开展的所有活动都应当是免费的。

　　农民工工会应当积极组织对会员的培训。农民刚刚到城市时，对所在城市、城市规则、怎样维权等都知之甚少，农民工工会应当积极针对上述内容开展对农民工的培训。同时，农民工工会应当积极开展农民工维权活动。

　　4、取消劳动仲裁制度，建立单独的劳动法庭

　　设置一裁二审、仲裁前置的劳动争议处理制度，其本意是要通过劳动争议仲裁机构的专业性，及早解决劳动争议。但现实情况是，劳动争议仲裁前置制度的设立反倒成为及早解决劳动争议的一大障碍。建议取消劳动仲裁制度，设立独立的劳动法庭，在积累经验的基础上设立独立的劳动法院。

　　1998年到2002年五年时间，全国法院系统共审结劳动争议案件42万件，比前五年增长1.7倍。2003年、2004年案件数分别达到137656、163151，2004年比2003年上升18.4％。2003年137656件案件涉及案件标的金额37亿元。单纯从这些数字来看，似乎劳动争议案件数量还有限，不足以单独设立劳动法庭或劳动法院。但要看到的是：法院受理劳动争议案件数量与真正发生的劳动争议案件数量相比只占很小比例。如据统计，2001年至2003年，各级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年受理案件分别为15万件、18.6万件、22.63万件，平均年增幅达23％。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每年受理案件数都超过法院受理的劳动争议案件数的近70%。撤消劳动仲裁委员会，这些案件都会到法院解决。另外从2003年法院受理案件涉及标的金额３７亿元来看，当年仅仅农民工就被拖欠工资1000亿元左右，即使37亿元全部是农民工案件，其也仅仅占农民工欠薪总额的3.7%，所占比例很小。如果更多农民工案件依法到法院来寻求救济，那么每年劳动争议案件将可能按倍数增长。所以建立单独的劳动法庭是不会缺乏案件的。另外，劳动法庭还可以按照行政诉讼程序审理用人单位或劳动者对劳动行政机关处理决定不服的行政案件。

　　设置劳动法庭后，应当通过立法将审理劳动争议案件的时限缩短，如一般按简易程序审理。这样不仅可以大大提高行政效率，降低农民工的维权成本，而且可以大大降低国家机关处理劳动争议案件的时间和经济成本。德国、意大利、瑞典、芬兰、新西兰、智利、法国等国家都是建立的劳动法庭或劳动法院这种单一的司法救济模式。

　　这种制度变革并不会增加国家财政投入负担。取消劳动仲裁制度以后，国家可以将用于劳动仲裁制度的费用转移到劳动法庭领域，这样就增强了劳动法庭的力量，使劳动法庭在处理劳动争议案件时可以迅速有效发挥作用。

　　当然，如果能够直接建立劳动法院，通过立法规定劳动争议案件适用区别于民事诉讼、行政诉讼的特定程序，以保障这类案件能够及时有效被审结，将是最佳改革思路。

　　5、用人单位必须直接与农民工签定劳动合同，彻底铲除“包工头”这一中间环节农民工权益被侵害、尤其是农民工被拖欠工资，一个最直接的原因就是用人单位不与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由于没有书面劳动合同的约束、发生劳动争议后缺乏书面劳动合同这一最直接的证据和最直接的衡量侵权与否的标准，用人单位在拖欠农民工工资、不给农民工上社会保险、加班加点而不支付相应的加班费、发生工伤后拒绝赔付等问题上才得以肆无忌惮。而不签劳动合同的原因，很大程度上又是因为在农民工和用人单位之间存在著“包工头”这样一个中间环节：农民工出于对“包工头”的信任和依赖，不去坚持要求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用人单位充分利用“包工头”不惜垫资、压价、牺牲农民工合法权益也要拼命揽到 工程的迫切心理，在明知违法的情况下也不与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

　　取消“包工头”、由用人单位与农民工直接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由用人单位将工资直接支付给农民工个人。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建设部在2003年9月30日《关于切实解决建筑业企业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通知》、2004年9月6日《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支付管理暂行办法》以及北京、上海、河南等省市的一些地方性法规中，都做出了企业与农民工签定合同、将工资直接支付给农民工的规定 。《劳动法》第98条、劳动部《关于加强劳动合同管理完善劳动合同制度的通知》（劳部发〔1997〕106号）、劳动部办公厅《关于用人单位不签订劳动合同，员工要求经济补偿问题的复函》（劳办发【1996】181号）、《违反和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办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行政处罚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中，都规定了用人单位不与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的处理办法。但是，由于法律规定处罚太轻、劳动监察部门执法不严等原因，这些规定实际上都很难被落实，用人单位不与农民工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现象还大量存在。

　　郭增光等80余名外地农民工在北京打工的案件暴露了目前这一问题的尴尬。他们于2005年3月份开始在北京市房山区某建筑企业打工。打工之初，郭增光等人便要求与用人单位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用人单位一拖再拖。郭增光等农民工工作一个多月后再次要求与用人单位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用人单位提出“爱干不干、不干走人、劳动合同就是不签！”。郭增光等40余名农民工于2005年5月18日到房山区劳动监察大队举报，劳动监察大队告知：现在不能立案，等我们向领导汇报后再告知是否立案，你们回去等消息吧。时至今日，房山区劳动监察大队仍然没有立案，郭增光等80余名农民工已经被迫回老家。

　　有关建议是：

　　（1）、通过立法明确规定只要发生劳动关系，就必须签定劳动合同；实行“谁受益、谁负责”的原则。如在建筑领域，建筑企业作为农民工劳动的受益单位，要对使用农民工承担法律责任，不论是通过中介公司介绍还是包工头介绍，建筑企业都要与为其建筑项目工作的农民工签定劳动合同；对于将项目分包给其他企业的，建筑企业有义务监督分包企业与农民工合同签定、工资支付等情况的落实。对于分包企业没有签定书面劳动合同、不能及时支付工资的，建筑企业承担连带责任。也就是说，要通过确立起由受益单位负责的制度，以彻底解决受益单位、承担单位、分包单位、包工头之间互相推卸责任的现状。

　　（2）、修订立法，明确、加重对不与农民工签定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的处罚力度，增加对农民工的赔偿数额。现行《劳动法》第九十八条规定：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的条件解除劳动合同或者故意拖延不订立劳动合同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改正；对劳动者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这一条款在司法实践中根本无法执行。建议修改为，“用人单位没有与劳动者签定劳动后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支付补偿金。补偿金支付标准按没有签定劳动合同的时间每天200-500元计算。”

　　（3）、严格执行用人单位用工登记制度。用人单位招用农民工后，不管用工期限如何，都必须向用人单位所在地劳动行政部门办理用工登记。以自觉与农民工签订书面劳动合同。

　　（4）、劳动监察部门、建设部门都要认真负起责任，不但要经常进行检查，而且要保证在接到举报以后及时立案查处。应当明确的是，如果确认了“谁受益、谁负责”的原则，那么可以非常容易判断谁是受益单位，劳动执法部门可以及时处理案件。

　　6、建立培训、免费咨询和指导与法律援助相结合的农民工维权体系2004年1月6日，司法部、建设部联合下发了《关于为解决建设领域拖欠工程款和农民工工资问题提供法律服务和法律援助的通知》，这个通知体现了政府对保障农民工权利的重视。但正如本报告第一部分已经介绍的那样，基于法律援助的巨大成本，大范围对农民工提供法律援助将是得不偿失的做法。有时甚至不如将政府支付给律师的法律援助费用直接支付给农民工划算。那么怎么来推进农民工的维权行动？

　　有关的建议是：

　　（1）、政府以及工会（成立农民工工会以后主要是农民工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社会团体、有关民间组织、律师积极组织开展针对农民工的维权知识和技能培训活动，以切实提高农民工维权能力，从而实现一般农民工权利受到侵害案件自己能够解决。目标是30%的劳动争议案件农民工能够自己解决。

　　（2）、建立有效的热线咨询体系。在农民工权利受到侵害以后，如果依靠自己的能力无法解决，则可以及时通过热线获得法律咨询服务，专业律师或者其他专业人士可以指导其维权。目标是50%的劳动争议案件能够在律师的指导下得到解决。

　　（3）、对于那些即使有了专业指导，农民工自己也无法解决的案件通过法律援助机构提供法律援助获得解决。目标是20%的劳动争议案件能够获得法律援助，在律师的代理下得到解决。

　　这样就不但提高了农民工素质，增强了其能力，而且有效降低了维权成本，同时有效保障了农民工权利。

　　结束语

　　2004年秋天，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不断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坚持以人为本，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但不容回避的是：农民工权益保障问题是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我们怎样在制度层面推进农民工权利保护，将是我们面临的重大社会课题。

　　如果按著上述思路进行改革，不但预防了欠薪案件的发生，可以从根本上解决欠薪问题，而且减少了劳动仲裁这一环节，提高了农民工自身维权能力，加强了政府预防和处理作用，大大降低了农民工维权成本。

　　最后要强调的是：农民工权利保障问题绝不仅仅是工作层面问题，即使花大力气解决了当前欠薪问题，如果不对制度进行改革，还将继续产生如此严重的欠薪现象。所以当前迫切需要的就是对制度进行改革。

　　中国工人阶级的人生 写于 二零零五年

　　“起得比鸡还早，睡得比猫还晚，干得比驴还累，吃得比猪还差。”这是形容中国民工生存状况的“经典”比喻，如今常常被一些“愤怒青年”引申开来自嘲，后面还得加上一句：“赚得比民工还少。”

　　在城市人身边，民工像空气一般重要的存在却往往为人所忽略，他们在建楼、修路、卖菜、送货、装修、清洁、做保姆、当保安……他们的恋爱结婚、生儿育女、有喜有怒、笑过哭过……但是这些并不为许多城市人所关注。

　　有一次，《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在装修自己新房的时候，猛然发现了一个以前从未注意的现象:装修民工与污染同眠——大多数装修民工为了省钱，就住在充满粉尘、噪声和有毒气体的装修房内。

　　记者与来自江苏高邮的木工师傅陆正来有过这么一段对话：

　　“你们为什么就住这里？”

　　“住这里划算，上海房租太贵，在这里还可以省水电、煤气费，干活也方便。”

　　“你们总是这么住吗？”

　　“是啊，我在上海基本上不掏房租，装修完一家就换到另一家住。”

　　“这里污染很厉害啊！我一进来眼睛就痛，你们怎么住得下去？”

　　“没问题，我身体好得很！”

　　“但这样会留下后遗症的。”

　　“没事的，我这么多年都这么过来了。”

　　“要是到你老了，发病了，你怎么办？”

　　“唉，那是以后的事了，现在哪管得上……我身体真的很好，你放心。”

　　他拍著瘦瘦的胸脯保证说，惟恐房东以“污染”的借口不让他住在装修房里。

　　城里人对装修污染畏之如虎，他们都接受过这样的知识普及：

　　装修时，瓷砖、石膏、特别是放射性元素的石材易释放出氡，氡无色、无味，但对人体的影响却是终身的，是导致肺癌的第一杀手；多种人造板材、墙纸中都含有甲醛，甲醛被国际癌症研究机构确定为可疑致癌物质，而且还能致使胎儿畸形；苯主要来源于胶、漆、涂料和黏合剂中，人在短时间内吸入高浓度的苯，会出现中枢神经系统麻醉的症状，重者会昏迷乃至死亡……装修民工的身体真的是“特殊材料”造成的吗？据新华社报道，北京、长沙等地出现多起民工装修中毒事件，还有民工产下畸形婴儿。

　　上海仁济医院呼吸科主任许以平教授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在多年门诊中，遇到过不少实在挨不住来求医的民工，其中有一位油漆工的病例令他印象深刻:“他告诉我最近一直胸闷、气喘，检查发现，这位民工的肺已经有哮鸣杂音，日积月累的化学品给他的健康造成了很大影响，后来不得不中断工作、花大量的时间治疗。”

　　舆论对装修民工健康的冷漠更令人深思。登上Google，输入“装修污染”和“民工”两组关键词，找到数十条相关新闻，但一条条阅读时发现，“装修污染”与“民工”均分属不同新闻，与“民工”相关的，都是指责装修民工不讲信用、偷工减料、野蛮无礼等，没有人想到在告诫城市居民注意装修污染的同时，提醒一下民工兄弟。

　　2002年7月25日，《潇湘晨报》甚至还有过民工挤住猪圈的报道：

　　“一个不到10平方米、由猪圈改成的小住房内，竟然住著一大群民工。昨日清晨，人们发现，这个地处(长沙)车站北路某工地的住房里，一位民工因窒息而死。”

　　“吃得比猪还差”

　　中国人讲究“民以食为天”，但是对生活在物质条件丰厚的城市里的民工来说，一个“吃”字，充满了苦涩。

　　建筑工地的集体食堂基本上都被承包，而承包者往往与大小老板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为了追逐利益最大化，在伙食上克扣民工已是公开的秘密，不少民工在城里，比在农村的老家吃得还差。

　　在上海莘庄南广场一家新楼盘里，《瞭望东方周刊》听一位来自湖北黄冈的民工埋怨说：“我们吃得比猪还差！每天都干重活，吃这种东西怎么支撑得住！”

　　有一次，记者来到一处建筑工地的民工食堂，看到：餐桌黏乎乎的，可以刨得出一层黑泥来；灶台就搭在低矮的工棚内，苍蝇飞舞，偶尔还有老鼠光顾；大米装在一个脏乎乎的大麻袋里，上面扔著头盔、手套，厨房里没有任何防蚊防蝇措施和消毒设备，大锅旁边，有一碗灰色的粘连在一块的东西，仔细一看，原来是盐……民工集体食物中毒，已不可避免地接二连三发生：

　　2001年元旦，西安建筑科技大学一建筑工地62名民工误食未煮熟食物，发生食物中毒，被送往医院急救。

　　2003年8月，苏州工业园区近400名民工因食物中毒，被连夜送医院急救，病人们控诉说:他们全是吃了工地食堂的菜中毒的！他们建筑工地的食堂是老板的妹妹承包的，经常从菜场买一些不新鲜的菜让民工吃，“今天卖不完的菜，明天再拿出来卖，不管卖到第几天，一定要把这些饭菜卖光为止。”

　　2004年6月，内蒙古乌兰浩特市一家建筑工地发生了一起41名民工集体中毒事件，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疾病控制中心调查得出的结论是:民工出现呕吐、腹泻、腹痛等症状，系食用了存放达20小时的剩馒头所致。

　　……

　　去年上半年，中国十多个省市的粮油批发市场上，陆续出现了一种被称作“民工粮”的大米。它比一般大米便宜三分之一还多，而且非常抢手。

　　“民工粮”因大量销往工地而得名。从外表看，“民工粮”和其他的大米相比，颜色发黄，拿在手里闻闻，还有发霉的味道。

　　“民工粮”其实就是陈化粮，而陈化粮是指已经陈化或变质、不宜直接作为口粮的粮食。相当一部分陈化粮中，都含有大量的致癌物醛，以及黄曲霉毒素——目前发现的最强的化学致癌物。

　　不少粮油摊位都出售“民工粮”，但“民工粮”并不是摆在明面上，大多是藏在后库房的，不过也有明目张胆摆在外面的，销售呈公开化趋势，在天津，甚至还打出了广告，上面直接写“民工米”！

　　在缺乏行政部门监管，也缺乏舆论支持的情形下，民工餐桌上的食物质量越来越差。他们曾在乡村种过粮、养过猪，也许他们的妻子和父母现在还在乡下种粮、养猪，而如今他们却在城里吃著陈化粮、垃圾肉……一年一度的春运，一年一度的票荒，一年一度的拥挤与忙乱，身心俱疲，苦涩无奈。

　　民工买票到底有多难？去年1月10日晚，《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在寒冬的雨夜亲历了民工通宵排队买票的全过程。

　　晚上10点，记者来到上海市曹杨路400号——普陀体育馆。这是上海火车站为方便民工买票而临时设立的售票点。记者和民工一道排在等待购票的人海中。那几天上海连降细雨，站在雨中不知不觉鞋子、裤子就已湿透，冷得直打哆嗦。

　　晚上11点左右，一位身披雨衣的工作人员走过来，在记者右手背上用红色水笔写了一个号码“481”。记者这才诧异地发现，队伍中每位民工手背上都依次画上红色编号。编号人员说，11日买票顺序就按编号大小排列。

　　记者不禁有些疑问，既然编了号，大家为什么还要连夜守在门外呢？经打听才明白，等待买票的民工们既不知道工作人员什么时候来编号，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放行到大厅排队等候买票，即使加上编码的，一旦错过“放行时效”也得等在队伍最后。

　　凌晨3点左右，天继续下著冷雨，湿漉漉的馆外马路边，已排起了近500米的“人龙”。连续几天排队排出经验的民工们全副武装，披著雨衣、戴著口罩等在队伍里，衣服和鞋子用塑料布裹得严严实实以防湿冷，他们随身携带著热水瓶、熟食，饿了来点“夜宵”，冷了喝点开水。初来乍到的民工们衣衫单薄地站在风中瑟瑟发抖，鞋袜湿透实在冻得不行，干脆在马路边蹦来蹦去增加身体热度，马路上蹦蹦跳跳的队伍远看就像一条蠕动的长蛇。

　　凌晨4点左右，记者明显感受到一股寒气从脚底直逼胃里，饥寒交迫。队伍里传来了阵阵骚动，七八个穿制服的人驱车赶来，其中一个号称是“头”的胖子高声吆喝：“排好队，站好、站好！我们来查号了！”七倒八歪的人群顿时齐刷刷地站起。

　　5点钟左右，记者终于随民工一起，踉踉跄跄地走进了卖票大厅，腿脚冰得近乎麻木。大厅里除了偶尔的喷嚏声外，安静得很。民工们个个饥寒交迫、疲惫不堪。

　　大厅内，大家都在忙著清理湿透的鞋子和裤子，大厅外“高高兴兴出门打工，欢欢喜喜回家过年”、“民工兄弟，欢迎下次再来上海”的标语显得格外醒目，民工手背上一个个编号也红得格外刺眼。

　　就在这时，突听一名身穿制服的工作人员拿著大喇叭高喊:“向大家通报一下，上海西站的票我们这儿一律不售。”声声抱怨随之响起。记者很纳闷:难道这些信息只能在通宵达旦排队后才能告诉民工吗？

　　江西来沪打工的罗先生终于买到了当日第一张返乡火车票，他一边抹著被雨水打湿的头发，一边有点语无伦次地跟记者说:“票可终于拿到了！”在这之前，年过五旬的罗先生在指定售票点上海普陀体育馆外，排队等候了整整两天两夜。

　　票总算买到了，但漫漫回家路，仍然上演著无数悲剧。

　　这几年，不时可见这种让人心酸的报道：春运期间列车超载、乘客拥挤，民工突然精神失常。一名突发列车精神病的民工持刀刺死另一名不相识的乘客，前来制止的乘警也被刺成重伤;一名民工突然拿出一大叠百元大钞，竟在车厢内大把抛撒人民币；一名民工站立过久，突然打碎玻璃，纵身跳出车外……2004年1月9日,上海开往重庆的K74次列车上，从上海打工返乡的安岳农民杨某，由于车内拥挤、空气憋闷，在列车即将抵达重庆站时，夫妻俩精神突然失控，持刀冲进3号车厢乘务员室，将乘务员逼到角落，并将门反锁。

　　列车进站后，夫妻二人见到窗户外有人(便衣警察)，情绪激动:“不准看,快走开,我们是铁道游击队……”丈夫不停地持刀挥舞，同时语无伦次地咆哮:“火车到了……我带了茶水……你们回家了……”

　　警察试图轻言细语说服他们，气氛有所缓和，突然一声高亢的火车啸叫传来，那男子触电般乱叫开了:“鬼子的装甲车进村了……”语音未落，突然疯狂地持刀直奔列车员。眼见形势危急，车外埋伏的几名刑警一跃而出，用铁棒砸破了车窗玻璃，一番混战后，制伏了这名男子，四名刑警亦告受伤。

　　这类惊险场面越来越多，新华社在2004年1月18日还专门播发了一则春节卫生知识：

　　春运期间，相当多的旅客是外出的民工……为了避免发生类似“旅途精神病”这样的悲剧，希望外出民工乘火车时，尽量避开春运高峰期。在乘车前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如长途旅行要备足食物和水，安排好行程，准备一些应急的药品等。临行的前一天，一定要吃好、休息好，切忌因情绪激动而影响休息，因睡眠不足造成疲劳。在列车上，尽可能保持正常饮食……每年春节前夕，在北京、上海这些特大城市的一些现代化居住小区里，会出现这样的文字：“春节将至，民工回乡，希望广大居民提高警惕，加强防盗意识。”这显示出，一些城市出现了“妖魔化民工”的趋势。

　　例如，杭州某商场工作人员拒绝四个看起来像“民工模样”的男人进入该商场;某房产广告称“小区安静，没有民工骚扰”；某公厕上告示“民工禁用”；苏州一高档小区抵制民工入住，即使这些民工是以合法的租用手续入住的;广东省东莞市厚街镇东溪村公园的门口曾悬挂这样一个告示长达一年之久:禁止外来工入园，违者罚款100元……2002年，一位陈姓青岛市民给当地报纸写信，提议在公共汽车上设立“民工专区”：

　　“作为北京2008年奥运会的伙伴城市，青岛的市民素质步步提高，其著装越来越干净。而与此同时，在青岛打工的民工却素质低，不讲卫生，衣服上沾满油污，乘公交车时经常碰到市民身上，引起市民的厌恶，时间久了，双方的隔阂越来越深。最简单的解决办法是在公交车上隔出小块区域专门供民工使用，这样可以减少市民对民工的厌恶感，消除双方的隔阂和矛盾。”

　　对民工们来说，再苦再累，也比不上城里人歧视带来的伤害。

　　数字100市场调查公司2004年在北京、上海、广州三地做过一项调查，实际完成样本量327个，调查结果是：民工受歧视的问题比较普遍，55%的民工认为自己在城市受到歧视和不公正对待，认为受到较大或很多歧视的比例达到20%。

　　调查显示，民工感觉最难接受的是:被嘲笑、作弄或遭人白眼(22%);被执法人员随意扣留罚款(13%);服务人员对民工态度明显较差(12%)。

　　调查同时显示，民工最反感的歧视内容在三个城市具有较大的差异性:北京主要是拖欠工资、被人嘲笑作弄、被人扣留和罚款；上海主要是被人嘲笑作弄;广州则主要是被人扣留罚款以及服务人员对民工态度差。

　　歧视民工造成这样一种怪象:城市人离不开民工，又希望民工不要进入城市人的生活圈。

　　零点研究集团新公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进城务工者普遍有强烈的融入城市生活的意愿，他们当中有72%的人表示愿意与当地城市居民交往，有82%的人“喜欢城市的生活”，69%的人“希望能成为这个城市的一分子”，90%的人“希望能被这里的城市居民尊重”。但结果往往令他们失望。

　　一位名叫冯俊岩的民工，在跟《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长谈时，感叹说：“我来天津十年了，还未交著一个城里朋友……”

　　冯俊岩生于1965年，安徽太和县人，他说：“1994年我和妻子翟秀花一起来天津谋生。从拾荒到卖菜、卖水果，现在有了一些积蓄，还有两辆卡车，一辆做水果生意，一辆跑运输拉砖，每年还给家里的老人寄许多钱回去，10岁的儿子也接到天津上学，现在读四年级。按说我过得还可以，用你们城里话，算是成功人士。可是我有一大苦恼，10年了，没有交著一个天津市的朋友。”

　　“俗话说出门靠朋友。10年来，我努力维系著朋友圈子，经常交往的铁哥们也有二三十个，有安徽老乡，也有其他外地来天津打工的，但都是‘同类人’。我没交著城里朋友，不是不想交，也努力过，但那是一面热，人家城里人根本看不起你。”

　　“也有一种城里人主动找我们交朋友，但几乎都是城里地痞。起初我们不知道，听信了‘有事找我们’的话，以为在城里有了朋友，不受人欺负。可是，我们养不起他们，帮一点小忙，他们没完没了地找你要钱，赌博、吸毒、找小姐，赚的钱还不够他们花的，还打人，跟掉进了陷阱一样。最后花了好长时间，费好大劲才摆脱他们。”

　　《瞭望东方周刊》就这个问题在天津街头也随机采访了一些市民。他们的回答是:“没想过要和他们交朋友”;“他们那么脏，怎么可能互相交往”；“他们没有户口，没有个单位，没有个固定住处，上了当哪里找去”；“没有共同语言，在一起说什么呢”；“和民工交朋友，没有搞错吧，农民企业家还差不多”。

　　2004年10月11日16时许，黑龙江大庆市让湖路区中央大街农贸市场。从农村老家进城打工的人力三轮车夫王强像往日一样，在这里“溜活儿”。突然，迎面驶来一辆汽车。为了躲避汽车，王强慌忙中猛拐向路边，将三轮车驶到了人行道上。瞬间，三轮车的车轮碾压到了一对夫妇牵著的一只小白狗，小狗当场死亡。

　　狗的两位主人是一副“贵族”派头的城里人。他们对王强指责了一通后，说：“只要你给死狗磕三个头，这事儿就算拉倒。”

　　围观的人越来越多。王强无奈，只好趴在地上朝著死狗磕了三个头。本以为事儿到这儿就算完了，可王强磕完了头，狗的主人又向他索要600元钱，理由是他们的狗死得冤枉，这些钱是用来“赔偿”的。

　　王强将身上的所有口袋都翻了个底儿朝上，只翻出20元钱。这是他一天的收入。看到那对夫妇不依不饶的样子，王强额头的汗水混合著委屈的泪水，顺著两腮流下来。

　　最后，王强只好向其他人力三轮车夫求助。大家你一元我一元凑到了200元钱。那对夫妇从王强手里接过200元钱，扬长而去……2004年7月1日晚上11时左右，包继友和杨海生，两名在昆明一家私企做保安的农民工，到鸣泉村小塘子工地巡视。不久，他们遇到了四名鸣泉村护村队队员。

　　“他们满嘴酒气，问我们这么晚了出来做什么，我们说巡查工地。他们不由分说，挥舞棍棒就向我们打来……很快就被打得几乎昏死过去。清醒一点以后，我发现我身上的钱包、手机都不见了。”包继友回忆说。

　　随后，几名护村队员把两人押到了鸣泉村老年活动中心，用手铐将他们反铐，令他们跪在地上，把下巴放到活动中心的长凳上，只要头部稍有挪动即招来胶木棍、铁管的暴打。

　　“不久，又有一个人来了，他们五个人出去弄了几瓶酒来，一边喝酒，一边轮流打我们。”包继友说。

　　暴行从深夜11点一直持续到凌晨。包继友大便失禁，顺著裤腿掉了出来。

　　“我听见一个人说，把你的屎吃掉！”

　　尽管被打得奄奄一息，但思维还算清晰的包继友怎么也不肯听从。护村队员继续打他。有人用棍子挑起大便，塞到他嘴里……“我实在被打得不行了，只好吃进去。我吃掉一坨，他们逼著我把另外两坨也吃掉。第四坨被他们勒令戴著手铐的杨海生用手捧著扔掉了。”

　　以为已经没事的包继友被一个队员按住头，他们勒令他把地上的污物舔干净。

　　一个人的生活，应该是由吃喝拉撒、工作、休息、娱乐、感情乃至摔跤、争吵、受伤、唱歌等等宏观元素和细节元素共同构成的，缺少其中一两个细节元素，无碍大局，但如果缺少了一两个宏观元素，一个人的生活就会倾斜乃至坍塌。

　　《瞭望东方周刊》对民工做过一次调查，对问卷进行统计分析之后，记者发现，工作之余民工的消遣方式十分单一。

　　其中，男性民工的主要消遣方式可列举为(可重选)：无所事事(67%)、找老乡聊天(40%)、打牌或者打麻将(19%)、给家里打电话(19%)、喝酒(11%)，有5%的男性农民工坦承自己找过小姐。

　　女性民工的主要消遣方式可列举的有：给家里打电话(52%)、逛街(35%)、找老乡聊天(28%)、看书读报(27%)、吃完就睡(20%)。而城里年轻人业余生活中“上网”、“泡吧”、“参加培训或自学技术”、“谈恋爱”等主要项目，民工很少选择。

　　在回答“城市打工生活，您最大的感觉是”这一个题目时，22%的男性民工、30%的女性民工选择了“空虚寂寞”。

　　脱离简单的数字，他们的空虚，具体的人和事则更能体现。在成都的一个建筑工地，《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见到了来自四川仁寿县的农民蒋春来，他53岁，出来打工五年，单身多年，不久前找了个带有两个孩子的寡妇。仁寿是四川一个人口过百万的农业大县，记者也曾去过那里，贫穷落后，农村里的青壮劳力走了十之八九。

　　蒋春来是个石匠，性恪直爽，喜欢聊天，也不把记者当“外人”，很快就攀谈起来，话题什么都有，并不避讳精神生活话题。

　　“要说这五年的感受，最大的感受就是寂寞、寂寞、还是寂寞！”蒋春来说。

　　“我在现在这个工地干了四五个月了，白天干活，晚上就没事了，干什么呢？我倒是有办法消磨时间，因为我会吹笛子。这还是当年学会的本事，如今成了个爱好。可惜，我不会那些花哨的新曲子，只会吹几个老曲子，像什么《南泥湾》、《北京的金山上》等。”

　　“我还能吹吹笛子，那些什么也不会的兄弟就闲得慌喽！真正工地上的民工，实际上大多数都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真像我这样能自娱自乐的很少。大多数人平时的消遣就是看录像、玩牌、打麻将。当然，玩牌、打麻将都是要赌钱，否则不刺激。很多人输得连生活费都没了。”

　　“这些年轻人大多数都还没成家找老婆，可能谈上恋爱的很少，因为找不到合适的对象，实在憋得慌，就去找小姐。就拿我们这个工地来说，附近的小姐很多，花几十元钱就行，还有更便宜的。”

　　2004年11月27日晚，在北京顺义区白辛庄村顺义国际学校对面的一家小录像厅内，五六十名正在看黄碟的民工突遇警方检查，民工撞倒小屋的石棉瓦墙逃离时，有20余人慌乱中跌进深达六米的化粪池。28日，建筑公司从化粪池里打捞出两名民工尸体。

　　人们说，根据中国的现实条件，当前最基本的，是让农民工在城市里找到活路，不要挨饿；受到管理，不要犯罪;拿到工钱，不要“跳楼”。

　　然而，农民工的精神生活，也已确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了。

　　情人节没有情人

　　爱情是人类永恒的主题。然而，在民工的生存空间里，这似乎变成了一个奢侈的名词。

　　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多为二三十岁年轻人，正处于婚恋的黄金时期。但是，对这些漂泊在城市的农村年轻人来说，无论是寻找一段美好的爱情，还是过上正常的性生活，都十分困难。在他们的感情世界，情人节是没有情人的。

　　去年2月14日情人节这天，《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在与一帮民工聊天时问：“情人节和谁过？”不料引起一阵哄笑。一个农民工说，“情人节是你们城里人的节日，与我们不相干。”另一个说，“我们的饭钱都是老板提前给的，哪有钱买花。”还有年纪略大一点的说，“老婆在乡下，想过也找不著人呐。”最后一个说得更实在，“一天做活累死，哪有心思过节哟。”

　　2003年的情人节，新华社曾组织了一次关于民工如何过情人节的报道，最后落在报纸上的组稿题目却是：“我们不喜欢温馨浪漫的西方情人节”。为什么呢？原因和前面提到的一样：没心情、没金钱。

　　在记者进行的调查问卷中，不少年轻的民工表达了自己对真挚的感情有著一份期待。其中，29%的男性民工、25%的女性民工都选择了“我相信世界上有真正的爱情，但我还没找到”，只有极少数人表示“从来不相信爱情，一切都是逢场作戏”。但各有20%的男女民工同时认为“世上有爱情，但爱情敌不过金钱”。

　　那么，是什么原因使民工的恋爱如此困难呢？

　　流动性大、交际范围窄，是青年民工在婚恋方面遇到重重困阻的主要原因。来自湖北、在上海打工的民工方辉说,居无定所,流动就业,四处漂泊,也许一次失业就能让两个热恋的打工仔相隔千里，最终成为陌路。他自己就有过这样的经历。

　　在《瞭望东方周刊》记者丛峰的家乡，也有许多年轻人外出打工,一走几年,春节都不回家。可是,为了结婚，他们最终还是要回到家乡。相反，一些本来在当地过日子的农民,由于离婚了，便把田地往外一租,扛起铺盖出去打工了。许多单身的男女,则往往一去就是十年八载，杳无音信。所谓的爱情、婚姻,在某种程度上,成了惟一维系这些农民工与家乡的纽带。

　　也许，爱情、婚姻、生育都还是一些随意的话题，而更深一层，农民工的性生活问题则显得有些难于启齿了。

　　对于生理处于性欲旺盛期的年轻农民工来说，性压抑已经成了他们感情生活的一大痛楚。《瞭望东方周刊》进行过一次问卷调查，在回答“多久过一次性生活”一项的显示中，选择“一星期过三次以上性生活”的男性农民工只有5%，而女性农民工是0%;有19%的男性、18%的女性选择了“时间长了记不清”。

　　在“据您所知，其他跟您一样在城市打工的人很久没过性生活了，他们会选择干什么”这一道选择题时，男性农民工21%选择“找小姐”、18%选择“整夜睡不著”、18%选择“喝酒麻醉自己”、25%选择“看黄色录像”或“讲黄色笑话”；女性农民工有19%选择“拼命干活发泄”，5%选择“强忍著”。

　　已婚夫妻因打工而两地分居，长期没有性生活时，一根电话线，就成了夫妻间倾诉感情的主要渠道，39%的男性、55%的女性农民工通过“给家里打电话”来度过漫漫长夜。

　　调查发现，观看黄色录像是民工的主要“精神”生活和“业余生活”。民工们大都承认，从录像厅看完黄片出来，心里就痒痒的，想找个“路边店”。这些打工人群身在异乡，面临著巨大生存压力和心理压力，加上难以排解的性压抑，极易导致心理扭曲和变态，引发违法犯罪行为。1999年全国性病患者达800万人，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城市外来民工。

　　据统计，2002年北京市外来务工人员有224.4万人，已婚或成年民工的正常性生活，因各种因素得不到适当地满足，部分人因此患上性压抑症。

　　《瞭望东方周刊》在四川和上海进行问卷调查时，谈到民工性生活调查或发放问卷时，经常引起在场的农民工的哄笑或窃笑，但大伙儿对问卷却很有兴趣，几乎是一一认真做答。一位22岁的工人还讲出了自己的心声：每次上街，看见美女想打招呼认识，却又怕人家误会。这令他很是苦恼。

　　有一次，他和十几位工友一起去附近一个公园健身房打乒乓球。一会儿，从门外进来一位美女，他的目光一下子被吸引了过去。这位年轻的民工笑嘻嘻地向记者讲述了当时的情景：“开始，我只是远远地望著。后来，美女上了跑步机，我便假装玩器械，走过去近距离地看。当她看我时，我赶紧把视线移往别处。那次，我足足看了有半个小时，但并无恶意。惟一感到遗憾的是，没有跟美女打个招呼。”

　　压抑的性生活，导致了各类奇闻怪事在农民工群体中层出不穷。安徽农民工邱某白天看见一个报刊亭里张贴了很多人体摄影的图片，回到工地后，邱某把自己的所见告诉了同乡。当天半夜，睡不著觉的同乡与邱某一起来到报刊亭，他们两个人打著手电筒观看玻璃上的人体摄影图片。从此经过的行人发现报刊亭旁传来声响以为遇到了窃贼，赶忙报警，河东巡警赶到后才知道实情。

　　2002年，曾有一条新闻在成都引起了轰动:一个名叫谭福军的农民工爬上蜀都大道旁一工地的脚手架，争看一家商场搞的“内衣秀”而摔伤，此后，他再也不能出外打工了。

　　26岁的林某来成都打工已经八年了。“活儿累点不怕，反正有的是力气，最难忍受的是晚上躺在床上的时候。”他直言不讳地说，“我是20多岁的人了，当然想女人。想多了之后，精神上就有些受不了。不怕你笑话，我甚至产生过半夜出去拦个女人强奸的想法，但我晓得那是犯法的，只有拼命控制自己，寻找其他途径(发泄)。”

　　这也是他目前面临的最大精神困扰。“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开始迷恋别人阳台上的女内裤。后来，我又发现了工地旁的一个厕所有女人进出……”有一次他进女厕偷窥，被人打得滚进了粪坑里。

　　北京大学医学部主任、中国性学会秘书长胡佩诚提出:解决正处于青壮年打工人员的“性压抑”办法来自两个方面，当然最直接的办法是圆了他们的鸳鸯梦，通过夫妻团圆、介绍对象这样的方式从生理上来解决，而更重要的一个解决办法则是从心理上解决。

　　一提起农村、农民，人们的脑海中就会浮现出一个勤劳、淳朴、憨厚的人物模样，像鲁迅笔下的闰土。但记者进行的调查也明晰地显示出:当今农民工群体正面临一场精神危机。

　　刘某进城打工八年，他已经换了三四个工作，原因不是因为私企老板克扣工钱，就是自己嫌工资太低。他所在的纸箱厂有50多名职工，大多是年轻人。记者问他厂里有没有成立党支部、工会或者共青团，他摇头说没有，“我不知道厂里还有党员。”他在初中时加入了共青团，但“不知道28岁要退团的事”，也不记得自己有没有交过团费。

　　他说，厂里平时从来不组织活动，“老板只是追求效益”。工人们业余无事可干，“打牌的时间最长”，每次打牌都要赌钱。

　　他所在的厂绝大多数是外地人，以安徽、苏北人为主，也有贵州人，平时以地域划分帮派，“厂里工人打架的事情太多了，不打架我们倒觉得不正常，尤其是打牌赌钱时，动不动就打起来了。”厂里工人打架，几乎不报警，大部分都私了。

　　2004年，记者在四川和上海进行调查时遇到的青年农民工，大多数是初中毕业或小学文化，很少有人读过高中，这也代表著城市农民工的基本文化构成。最后，调查问卷显示，这些人所受到的道德教育仍停留于学校时代和家庭的影响。也就是说，他们的人生观、价值观停留于十年或数十年前，城市的熏陶对他们几乎没有什么正面影响。

　　四川省仁寿县文宫乡保楼村小学教师林子江，是一位传统的农村知识分子，他教过的很多学生现在都外出打工了，现在，他又在继续教他们的孩子。

　　林子江说，出去的青年农民工，平时很少回家，一般只是在春节的时候回家。和这些年轻人聊天，我发现他们在外面沾染了很多不良的习气。这些年轻人说话，一般都透露出他们在外面吃了“没文化”的亏，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好好学习。可仔细一问，他们让孩子好好学习的目的不是成才，不是建设国家，也不是赚大钱、考大学，而是最简单的几个字——“不让城里人瞧不起”。这将极大地影响下一代的农村娃娃啊。

　　记者曾到江苏省采访，这里乡镇企业很发达，农民工很多。然而，市委接待的干部却热情地告诉记者：“要了解民工情况，请找公安局。”并强调说：“我们的民工管理做得很好，经验已被全面推广，受到中央综治委的肯定。”

　　江阴市委宣传部一位负责人明确告诉记者：“要采访农民工的管理情况，只有找公安局。”记者问：“还有没有其他部门管？市领导哪位分管？”这位负责人想了半晌，说：“只有公安部门说得清楚。”江阴市公安局一位干部直截了当地告诉记者：“主要目的是防止违法犯罪。”

　　有关专家指出，这说明一些政府自觉不自觉地走入了一个“歧视民工”的误区。这种歧视性的管理倾向，对中国的城市化和农村的现代化，将十分有害。

　　为民工创建城市新家园

　　如今，农民工已成为我国工人阶级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令人欣喜的是，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一些地方政府和企业已经开始通过积极创建新型组织载体，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以满足农民工空虚迫切的精神生活需求，实现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赢”。

　　上海市普陀区桃浦镇最大的民营企业新奇生公司，在2003年建立了上海第一个新经济组织的民兵营。记者在这个公司看到，300多名青年农民工全部以部队编制住在宿舍里，各个宿舍窗明几净，被子叠得整整齐齐，连鞋子也依一条直线摆放，与大多数又脏又乱的农民工宿舍相比有著天壤之别。

　　民兵营营长、新奇生公司办公室主任王玉兰告诉记者，公司还修建了一个民兵活动室，里面有各种各样国防教育读物和其他报刊书籍，每天晚上6点到9点向农民工开放，十分热闹。她说：“过去，外来务工人员像一盘散沙，业余时间也没有什么文娱活动，下班后到外面闲逛，喝酒，醉了就打架，惹是生非，难于管理。民兵营建立起来后，他们的业余文化生活极大丰富起来。农民工高兴，企业也少了麻烦，生产效率也上去了。”

　　根据上海市总工会的统计，目前上海的770万产业工人中，就有380万是外来务工人员，占工人总数的近50%。集体经济、全民经济组织越来越少。由于形势变了，以前政府工作大部分精力放在企业身上，现在思路开始转变，根据外来人员为经济所做的贡献，慢慢地把主要精力转移到外来务工者身上了。

　　欧洲左派国家的本质 写于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六年五月二十二日下午两点半，结束了与瑞典社会民主党的会谈后，中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团 立即投入下一步计划--访问英国工党。但在与英国驻瑞典大使馆联系后，所得答复是， 办理签证手续需一星期。这样，即使拿到签证赴伦敦，也会错过与法国社会党约定好的会 见时间。代表团三成员经过讨论，决定改变计划，这次就不访问英国工党，取道南下， 访问不在原计划中的丹麦、荷兰等国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由于时间还有富余，我们决定去拜访陈世忠 先生。

　　五月二十二号傍晚，代表团一行三人应邀到流亡瑞典的著名民主人士陈世忠先生家作 客。五月下旬的南瑞典气候温暖而清凉，十分宜人。大西洋暖流使接近北纬60度的斯德 哥尔莫比位于北纬45度的哈尔滨还要温暖得多。世忠先生家所在的小镇离斯德哥尔莫市 区约一小时车程。小镇处处绿草如茵、大树挺拔。安静清洁的街道蜿蜒在绿色大自然 中。下了公共汽车后，沿著小径走向不远处一群掩映在树林后的公寓楼。世忠先生指著 那里说：“看，那就是我的家。”

　　虽是第一拜访，亦不知下一次拜访会在何年何月，世忠先生一家仍像欢迎多年不见的老朋友那样热情洋溢地接待了他们，使我们深受感动。陈太太在热情地招呼我们之后，就立即下厨作菜，未几，几碟美味的中式佳肴就端了上来。已近一星期没有尝到中餐美味的我们道谢之后就大快朵颐了。

　　餐间，陈世忠先生的子女与我们攀谈，气氛十分轻松融洽。聊谈间，我们才省悟到，世忠一家都在以极其顽强的意志和努力吸收异国文化。世忠先生的女儿在就读大学，短短几年间已基本掌握相当困难的瑞典语，各科学业成绩优异。她对未来充满信心，决心今后在以学到的专长服务社会的同时，还以自己的双语优势来促进中瑞文化交流，和增进中瑞人民的友谊。世忠的儿子，比世忠晚来瑞典一年半。现在也在大学学习，并且积极参加各项活动。生活在瑞典这个真正民主、自由的社会，他感到非常幸运和幸福。所以他也特别地希望能为中国的自由和民主做些事情!

　　世忠先生家所在的小镇华人数量屈指可数。世忠先生一家除与这些华人家庭联络外，还积极融入当地社会。世忠先生全家经常参加各种社区活动，既有政治性的也有其他，如体育运动。世忠先生参加了瑞典社会民主党，他的理念和热忱得到许多党员朋友的赞赏 和推崇，他所在的党组织已决定推举他参加所在选区的议员竞选。世忠先生已经接受，并为此作各方面的准备工作。世忠先生原已通晓英文，现在为了在瑞典更有效地投入各种活动，他又刻苦地学习瑞典文。

　　瑞典流行一种比较特殊的球类运动--撞球。世忠先生一家兴趣盎然地参加这项运动。本来撞球运动需要很大的肌肉爆发力。对于身材较细瘦东亚人来说，先天性地不占优势。但是世忠先生一家经过刻苦锻炼，成为瑞典国家队的成员，并在好几次比赛中活得奖牌、奖状。世忠先生把这些奖牌、奖状拿来给我们看，眼中闪烁中自豪的光彩。

　　由于晚间车次所限，我们不能久留。晚饭后不久我们就起身告辞返回斯德哥尔莫。世忠先生把我们送到车站。瑞典的公共汽车真是准时，踏著分针来到。世忠先生立在车外，车开动后仍向我们挥手告别。世忠先生一家在瑞典的生活给我们以极大的启思。犹如一株生命力旺盛的小草，在任何土地上都能积极扎根，顽强生长。这是我们民族精神的体现。华夏民族的勤劳、聪慧、好学、善良，使之有著无限的生命力、适应力。这种精神在世忠先生一家有著典型的体现。他们对生活积极的态度深刻地嵌印在我们的脑海之中，成为激励我们的榜样。

　　当世忠先生的身影已消失在马路的转弯处；当那个小镇已模糊在黝黑的夜幕中时，我们心中都默默为世忠先生一家祝福，希望你们的家庭在这里开花结果，把中华文化嫁接在北欧文化上，那远源的遗传基因优势会结出尤其优秀的果实。

　　返回斯德哥尔莫的火车，车厢里乘客稀少。刘国凯等一眼看到车厢那头有位东亚面孔的人。瑞典中国人极少，那是个中国人吗？刘国凯等很自然地走过去，用英语向他询问。得到肯定的答复后，就在他身边坐下并攀谈起来。

　　王先生来瑞典已将近二十年。在国内医科大学毕业后再留学瑞典。学成后在瑞典做外科 医生。照算王先生的年纪有四十多岁，但看上去只是个三十出头的大青年。我们问他有 什么保持青春的秘方，他说没有哇，在瑞典这种安宁的社会中生活，人心情轻松愉快， 就会显得年青些，如在中国那种争夺性很强的环境中生活，人都会快衰老些。你们知道 ，瑞典人均寿命是全世界最长的。

　　几句话使我们对王先生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和好感。我们像老朋友一样纵横谈起来。王先 生告诉我们他每月收入有七万多克朗，税后只有四万多。几种税加起来拿走了他工资的 百分之四十五，但他对此并无微词。他对瑞典国民收入的相对均衡而造就的社会和谐、 人心安定深表认同。

　　我们笑对他说：“外科医生在国内可是一大神圣呀！像你这样有国内医科大学文凭，又 有留学学历，再加上多年临床经验，回国去可真是前(钱)途无量呀！”

　　王先生听懂了，笑笑说：“是钱途无量吧？我知道，国内一些从前的大学同学也建议我 回去。可是国内那种生活气氛我已经不能适应了。”

　　“为什么？”

　　“人际关系太势利。回国探亲过几次，实在不惯那种喧闹奢侈。还有他们小声却津津有味讲的红包。医者救死扶伤，医德丧失到这样的地步，还有什么好说的？”

　　听了王先生这几句肺腑之言，我们对他更对肃然起敬。王先生表示，他宁愿留在瑞典过 这种踏实的、连刷刷墙壁都要亲自动手的平凡生活，也不回去分享以出卖医德换取的优裕奢华。

　　后来，教育工作者出身的周延风三句不离本行地与王先生兴致勃勃地谈起怎么教育好少年儿童时期子女的心理学问题。刘国凯、刘因全对此是门外汉，遂渐渐出局昏睡。直到周延风对他们大声说，到站了！才一骨碌站起来仓促对王先生挥手告别。

　　在我们逗留斯德哥尔莫的三天中，有两次去一间店名叫“亚洲城” 的中餐馆就餐。吃 的是每人一大碗牛肉汤面。单价95克朗。这是餐牌上最便宜的项目。五月二十四日我们第二次去时，大概由于是熟客了，waitress张小姐除了照例的招呼外，有了点题外话。

　　她问道：“你们是大陆来的吗？”

　　我们反问她：“你看像吗？”

　　“不像。”

　　“为什么？”

　　“大陆来的旅行团会有导游带著，但你们也不像大陆来公干的。”

　　周延风说：“大陆来的共产党官儿怎么会到这里来呢？”

　　刘因全说：“就算来了也不会只吃大碗面。”

　　张小姐说：“大陆来的公干也有到我们店子里来的，可那气派可不同了。一坐下就大呼小 喝地叫‘喂！服务员，过来！’一点礼貌都没有。”

　　我们一听，乐了，问她：“你看我们怎样？”

　　“明显不同啦！”

　　刘国凯说：“共产党的官来了不会像我们这样只吃大腕面，而会叫很多上菜，给你们店子带来一大笔生意不是很好吗？”

　　“生意多少是老板的，反正我就知道他们吃的是公费。我就气他们拿公家的钱大吃大喝，要的酒都是最名贵的。”

　　听了张小姐这翻话，我们都明白她虽是个waitress，但很有正义感、是非感。果然在送上汤面来后，乘著还没有其他客人要招呼，张小姐还跟我们谈到她的回国见闻。她说：“回国一趟，看到可气的事真是太多。我孩子病了，把他送到医院时，就亲眼看见医生护士把受了伤，交不起押金的民工硬是推出医院。一点人道都没有。我们瑞典这里哪会那样。还有，我带孩子看病时，医生护士的那脸色啊！后来知道我们是从瑞典回国探亲的，又都换上笑脸。真正一副势利相！……”

　　吃完面结账离开时，周延风向张小姐亮出了我们的真实身份，并对张小姐说：“社会民 主主义最关注社会公正。瑞典这么国富民安、社会和谐就是因为实行了社会民主主义。 以后若有机会我们请你到中国讲你在瑞典生活的亲身感受，你愿意吗？”

　　张小姐爽快地回答：“没有问题！”

　　从王医生到张小姐的这些言谈，我们深深体会到潜藏于民间的正义，增强了我们为在中国实行社会民主主义的信念。

　　我们乘坐的长途巴士于五月二十四日夜十一点多钟到达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在我们的想象中，作为一国首都的城市，其长途汽车总站一定会有相当的规模。到达哥本哈根，就算太晚找不到旅店，就在汽车总站里候车室的凳子上打个盹。位于北纬五十几度的哥本哈根这个季节不到四点就天亮了。几个钟头不难挨，还正好节省一晚的旅店费。

　　不料情况大大出乎我们的预想。哥本哈根的长途汽车站根本没有什么候车室，只有一个小小的售票亭，而且早就关了门。车子就暂停在一个空场地上。什么？到站了？站在哪里？我们一下懵了。尤其糟糕的是外面正下著雨。车子还要继续上路。司机催我们赶快从车底行李柜中取走行李，然后嘟地开走了。望著冷酷无情远去的长途汽车，我心中升起一阵被遗弃的感觉。我们拎著行李厢、淋著雨茫茫然地望著空荡荡的场子，人生地不熟，不知如何是好。

　　我们漫无目标地走在渺无行人的街道上。雨中街灯也显得尤其昏暗。风把雨用力砸向我们，雨湿透了外衣再向里边渗透。我们不知该怎样度过这个风雨交加无处藏身的夜晚。难道真的要成为流浪汉？仿徨中转过一个街角，刘国凯发现远处有座高楼灯光相当明亮，建议过去看看。天无绝人之路，那就是一间旅店。问问价钱三人房换算为120欧元，真贵。但别无选择了。办理完手续，换洗完就寝时已是一点多钟。

　　第二天(五月二十六日) 早晨九时，我们按时交了房后，就去打听丹麦社会民主党总部在哪里。但我们被告知今天是节假日，而且要一直放假到下星期一。没有办法，我们只 好放弃访问丹麦社会民主党的打算，继续南下荷兰。

　　下午两点半，我们乘坐长途汽车南下。但汽车不到荷兰，只到汉堡。我们必须在汉堡换乘火车才能到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晚上十点到达汉堡，十一点就有一班火车到阿姆斯特丹。正好。可是这趟火车不直达阿姆斯特丹，而要在一个叫恩斯特的车站转车。转车须等四个多钟头。我们想，不要紧，就在恩斯特的火车站候车室里休息四个多钟头吧。然而，我们又一次失算了。若大的恩斯特火车站候车厅里竟没有一张凳子。坐在地上不是办法。在候车大厅里转来转去也难以打发那四个钟头。后来周延风发现车站的站台上有凳子。坐是可以坐了，可是，在摄氏8度的低温中，再加上风呼呼地吹来，坐是坐不住的。刘国凯为了御寒，就在站台上到处走动。没想到这下有意外的发现。站台的另一端有间玻璃屋，屋里靠墙有三张长凳，而且还开有暖气。这一发现使刘国凯大喜过望。他立即把这好消息通知刘因全、周延风。三人立即迁徙，进入这“北国江南”。刘因全、周延风倒头就睡下了。不久两人鼾声此起彼落。刘国凯睡了一下睡不著，也担心睡过头误了车，就干脆起来拿出笔纸起草与瑞典社会民主党会谈的纪要。

　　五月二十七日清晨，总算到达了阿姆斯特丹。又是一个雨天。代表团一行三人几经转折冒雨来到阿姆斯特丹市政大楼。据说荷兰工党总部就设在这里。可是荷兰也在放假。这时我们才知道，北欧几国都同时都在放假，是庆祝二战解放的节日。我们已预约五月三十日(星期二)与法国社会党会晤。那就暂留在阿姆斯特丹，争取五月二十九号上午能会见到荷兰工党，再立即赶往法国巴黎。

　　确定了日程后，就开始解决住宿问题。跑了许多家旅店都说客满。我们这才意识到情况不妙。北欧放大假，阿姆斯特丹又是旅游重地，看看街头雨中竟有如此熙熙攘攘的游客，不由心里发毛。我们寻找旅店的足迹愈来愈往市区边缘移。由于雨愈来愈大，拖著行李到处走实在沉重。刘国凯建议把三人的行李都放在汽车站，由刘因全看著，他和周延风再向更远处寻找旅店。

　　平时，刘国凯从不穿皮鞋。这次出访为郑重其事穿了皮鞋，在这几天的颠簸跋涉中，脚被皮鞋磨破了，走一步痛一步。好不容易找到一间有客房的三星级旅店。单人房100欧元；双人房150欧元一晚。住三晚共750欧元。哪里住得起？由于北欧物价远远高于纽约。旅店费和就餐费都大大超出预想。虽然带出来的钱是加了安全系数的，但若这样用法，也有回不了美国的危险。为节省开支，许多餐都只以面包清水凑合。在最大宗的开支--旅店费上不能不更“抠”些。又找了几间，客满。唉，难道我们真的要在750欧元的高价和做一次流浪汉之间作出抉择？

　　周延风终究记起他是带了把雨伞来的。这次从行李箱中拿出来使用。雨疏一阵紧一阵。一把雨伞两个人用。两人不得不靠得近一些。在经过一个公共汽车站时，十米之外刘国凯就看见两个身材修长，五官长得相当甜美可爱的荷兰洋妞对著他和周延风诡谲地笑著。擦身而过时，那莫测高深的笑容尤其深刻。他有点摸不著头脑。正在狐疑之间，周延风开腔了：

　　“喂！国凯，你觉察到刚才那两个洋妞对著我们古怪的笑吗？”

　　“察觉到了？嘿！怪了，笑什么呢？”

　　“笑什么？笑我们是男同性恋罢！”

　　“什么理由？”

　　“一把雨伞两个男人靠得那么近来打。”

　　“这就成为判定我们是同性恋的理由？”

　　“你想想，一把雨伞才三、几块钱，谁买不起？还要两人共一把雨伞，不是同性恋是什么？”

　　“是不是北欧有些国家同性恋和性交易都是合法的？”

　　“是，荷兰就是。”

　　“既然这样就应见怪不怪，何必对著我们怪笑。”

　　“那也不未必。因为我们是东亚人。东亚人搞同性恋还是很少的。物以稀为怪嘛！”

　　“还是其他民族的人敢于表达，如果是中国女孩，有什么惊讶疑问都会装在肚子里，不会对著陌生男人怪笑。”

　　“那是，这两个洋妞长得还真不错。”

　　“是不错，只是不但比我的儿子小多了，也比你的女儿小。长得错不错，不轮到我们来品评了。”

　　“哈哈哈！”

　　洋妞莫测高深的笑暂时驱走了刘国凯、周延的烦恼。带来一股生活的乐趣。可是，稍过一会，一阵急风夹著雨点打来，他们重新省悟到自己准流浪汉的处境。前面还有最后一个希望。是间三星级的旅店。城区已将尽，再往前就不会有旅店了。

　　进去后，旅店服务生给了他们一个喜出望外的消息。此处有空房。双人房分两种。一种是160欧元一天，一种是110欧元一天。刘国凯立即决定就住此处，租110元那种。周延风问：“只是双人房，怎么办？”刘国凯说：“两人睡床一人睡地上。总不能租两间双 人房吧。”

　　办完手续进去一看，才知道为什么这种双人房便宜那么多，原来是阁楼房。一边是斜的 ，直腰就撞头。但是既省了钱，又不至当流浪汉，值了！西式床无论大小都是分上下垫的。刘国凯灵机一动，把其中一个上垫拉到地上，于是两张床就变成了三张床。三个人的就寝问题就此解决了。流浪街头的梦魇总算过去。

　　在瑞典的斯德歌尔莫我们就看见用以代步的自行车。愈往南走自行车愈多。到了阿姆斯特丹，自行车的阵容庞大威武。在火车站外、汽车站外以及市区的某些公众场地上，都设有不收费的自行车停放点。所停的自行车从数十到上千，蔚为大观。阿姆斯特丹新城区的街道都设计有自行车道。除一般类型的自行车外，还常见带婴儿篮的自行车，设计得安全坚固，十分实用。

　　从经济购买力来看，北欧诸国的民众并不比美国低。可是为什么自行车，这种在中国城市都相当式微的交通工具在北欧却大放光彩呢？

　　从德国到瑞典，再从瑞典到丹麦、荷兰，我们都有这样的经历--在公共汽车上问路。公共汽车到站了，我们上去向司机询问到某某地方去是否该搭乘这班车，由于司机的英文水平大都有限，要经过一些手势语言的辅助才能成功取得相应信息。这时，公共汽车上的乘客都安详地等著。有两次由于问的时间太长，我都担心有乘客会不满意。想不到气氛仍然是那么安祥。我转身向乘客们抱歉地笑笑，他们也对我回以微笑。这种情况使我感觉到北欧社会的安祥、生活节奏的舒缓、和对待外地人的友善。

　　很可能，正是由于生活节奏的相对舒缓，才使低速的交通工具自行车有拓展的空间。当然，北欧诸国的城市规模有限也是原因。自行车用于交通，其半径以五公里左右为限。太远则有困难。不过光这一点仍不能圆满解释纽约这类特大城市自行车的彻底出局。在纽约的皇后区和布鲁仑，许多人的上班处离家也就只一、两公里的距离，但人们也要开车或乘车。公共汽车站两百米左右就有一个，似乎人们都不大愿意走路。而在北欧这样的上班距离人们就会选择骑自行车。于是这又使人悟出北欧自行车文化的发达除来自生活节奏的舒缓外，还基于人们对能源的节约心理。

　　确实，美国人对能源是不够节约的。有统计数字说明，占世界人口百分之五不到的美国消耗了世界石油的百分之五十。而欧洲的人均消耗率只有美国的三分之一。这其中，北欧的自行车文化功不可没。此外，欧洲的汽车都设计得较小也是原因。北欧的一般用车和出租车都是四缸小车，而且许多都是中国的夏利牌型--没有大后仓。九十年代后期，欧洲还设计出一种单人小车。坦率地说，那种车从美学角度来看是乏善可陈的，但它仍有市场。看看在美国往往一个上班族开著一辆六缸车、甚至越野多功能车，再看看普遍身高在一米八到一米九之间的北欧男子甘愿钻到小巧玲珑的汽车里，这种小车文化与自行车文化同时说明著北欧人对能源的节约心理。

　　那么中国呢？据说中国经济在起飞。起飞的标志一是东南沿海城市“水泥森林”大增，二是城市里自行车被迅速淘汰。固然，海洋般的自行车潮不能印证一个社会工业的发达；同样，一个社会保持一定程度的自行车文化亦不能印证它工业的落后。北欧社会就是例证。

　　如果说，美国人在不必要使用汽车时，和不必要使用大功率汽车时而使用之，其根源来自一种习惯生活方式。这个方式隐含著对地球能源日益枯竭的漠视。那么在中国，不必要使用汽车的人们也要购买汽车说明了什么呢？

　　中国有这样一些情况，广州、上海某些大城市近郊的农民由于卖地而迅速致富。但这个致富是相当短期的。土地的售出将使他们失去最基本的生产资料。与土地有关的再生产手段由此绝对消失。卖地相对来说的巨额收入如不作相应的投资而只用于消费，那么将有坐吃山空之虞。可是有许多农民在不费吹灰之力而致富的面前失却了正确的人生的方向。这些收入除了成为那些地方赌档和黄业的经济支柱之一外，也促进了汽车的销售。一些因人口多或其他原因分款更多的农民在本无需要、或买“农夫车”更实用的情况下，购买了小汽车。以此向左邻右舍炫耀。这种炫耀又会拉动攀比斗富的社会效应。

　　摩托车在汽车工业发展的过程中是自行车到汽车的过渡型。如果是短途，可用自行车而不必用摩托车，如果是长途，一般人也受不了摩托车的疾风吹击。故此，在当今世界，摩托车除了作为一项专门运动的工具外，就是警方等特殊部门的工作器具。但是在中国，摩托车急速地把自行车挤出社会。大、中城市里的许多市民以使用自行车为耻。因为那太落伍了；太寒酸了，而群起购买摩托车。由于市区摩托车泛滥成灾，交通部门不得不紧缩或停止摩托车车牌的发放。然而在北欧，人们看到的是小型汽车与自行车并存，很难看到摩托车的踪影。这种情况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北欧社会与中国社会大相径庭的社会生态。北欧安祥、务实、富而节俭。中国浮躁、虚华、未富先豪。

　　性交易合法化会造成性泛滥，这应是一个正向逻辑。它极容易理解。性交易合法化，任何一个想出卖自己身体的女人都可以去出卖。任何一个想以金钱购买愿意出卖身体的女人的男人，都可以去购买。于是社会性行为会变得十分放荡。社会道德操守滑坡。许多人因此沉沦；许多家庭因此解体。

　　可是这个逻辑与我们在北欧各地感受到的社会生态不符合。北欧社会安祥、和谐的气氛折射著它道德风貌的水平。作为社会细胞的家庭，其结构依然稳固。至于是否造成了性泛滥？我们也没有明显感觉。这主要是从街头广告和书刊报纸中去取得信息。而在倘佯欧洲的过程中我们简直没有看到任何色情的街头广告和书刊。当然，这也许是由于我们只是浮在社会表面，没有进入它的深层。

　　五月二十八日(星期天)，我们遇到从瑞典南下后唯一没有下雨且阳光普照的好天气。中午在斜顶房里吃了面包清水后，就入城到处走走逛逛。水城阿姆斯特丹的确独具一格。许多条运河把城市划分成许多块块。每条运河旁边都有道路。据说这是它与另一水城威尼斯的区别，威尼斯的水道常紧贴房屋。由于历史悠久，古迹很多，我们在在许多地方摄影留念。老城区的房子年代久远，有些已明显歪斜。上面嵌有18几几年，甚至16几几年的字样。一百多年、甚至三百多年的房子岂能不旧。

　　由于是星期天，又是艳阳天、还是大假的最后一天，阿姆斯特丹街头的游人特别多。老城区里有些地方人群熙攘、擦背比肩，几乎走不动。我们随著人群漫无目标地飘流著。飘呀飘，突然周延风指著前边说：“你们看，那是什么？”刘国凯、刘因全顺著他的手指望去，小运河对面街道的一间楼房的二楼有一个穿著红色比基尼装的洋妞站在一个落地大窗前，对著街上川流不息的人群搔首弄姿。咦，怎么回事？我们三人不无惊讶。随著人流继续向前，我们很快明白了，这大概就是阿姆斯特丹性交易合法化的具体体现吧。因为到了跟前，我们发现不仅是那间房子的二楼有这样的镜头，在这条街的两边许多房子的一楼、二楼都有类似的镜头。这大概就是性交易的集中地吧。究竟是政府有意识地予以集中，还是业者的自行集中则不得而知。

　　人流到此处流速更为缓慢。人们都走走停停，大多在每一间有比基尼女子的房子前驻足下来行注目礼。人群由老中青组成，甚至还有为数并不少的女子。这条街大约两百米长，还有几条横巷。总共大约有几十间这样的“玻璃展览屋”吧。屋里的比基尼女子大多是白人，也有少数黑人，还有个别亚洲女子。一个无可更改的自然法则是，人们在经过黑人女子的透明香闺门前时，速度大多只稍慢于一般步行。而在美丽的白人女子门前，速度减为零。作某一时间的暂停后，才再向前移动。

　　大约一个钟头，我们才“走”完了这条“泥泞”之路的两侧及横枝。

　　“怎么样？你们有何感觉？”刘国凯发问道。

　　“嗨，太意外了，就算有点感觉，对这种形式也完全无法接受。”刘因全说。

　　“我也觉得无法接受。如果我是个还没结婚的青年人，我就会对其中某个我认为最漂亮的女子说：跟我走吧！嫁给我吧！我不会计较你的过去。”

　　“哈哈哈！”

　　“你的感觉又如何呢？”刘因全、周延风反问刘国凯。

　　“我？我只是理论上承认其中有的女子确实美丽，但在实际上毫无感觉，不知这是不是我比你们年长一截所造成的实际状况吧！”

　　“哈哈哈！”

　　“这里还有个实际情况不知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就是好像看不到有人进到玻璃屋里边去。”刘国凯说。

　　“好像有，当然少。由于进去只是个一瞬间的过程，数量少我们就会注意不到了。”刘因全说。

　　周延风补充道：“有些玻璃屋拉上了门帘、窗帘，这是否可以解释为已有人进去了。”

　　离开那个街道后，我们的讨论有所升级。就是性交易与性泛滥的关系问题。此处性交易虽合法化，但性交易的频度显然很低。从粗略的统计来测算。在我们流经那条街的一小时左右里，会有数千人流经那条街。其数量应为玻璃门后比基尼女子的一百倍。换言之，如果人群中的百分之一有交易行为的话，那些门帘、窗帘就都会拉上，可是，拉上的只是少数。这就是说，性交易合法化并未带来性交易发达。这是性未泛滥的指数之一，亦是一个反向逻辑。

　　我们想到了中国。由于去国已久，对国内有关情况并无直接认知。不过，也从一些报刊中了解一些情况。据报导一个内陆城市太原从高档夜总会到最低档的洗头屋，其色情场所超过一万家，遑论东南沿海地区。性在中国远比在北欧泛滥。这是为什么呢？

　　性交易的频度与其是否合法并无直接因果关系。这已为我们的亲眼所见证实。性交易被列为违法的中国东南沿海城市，其频度一定远高于被列为合法的阿姆斯特丹。可见性泛滥与否还跟其他因素有关。那么跟什么因素有关呢？

　　首先会与社会公权力被垄断有关。中国共产党垄断了社会公权力，其官员在经济上大肆贪渎的同时就是无可遏制的性享受。性享受直接带动了性索贿和性贿赂。中共官员几乎无官不贪，也几乎无官不享有情妇甚至多个情妇。除情妇以外还大肆公款嫖妓。其他某些较富裕的平民也群起效尤，这是性交易广大坚实的买方市场。这种性交易是高层次的。它不被中国法律所控制。中国共产党的法律对底层社会的性交易是予以严厉惩罚的。“严打”期间曾屡将组织卖淫者判处死刑。但对共产党官员的违法性行为却熟视无睹，若非因其他问题东窗事发，中共官员的性索贿、性受贿、性享受永远都不是问题。

　　性泛滥在中国得以形成在于它还有永无竭尽的卖方市场。既有大量为生活所迫的女子走上卖淫之途，也有一些受过相当教育的女子，或在校女大学生侧身其间。天生丽质并欲以此为资本攀入上层社会者，由于有大量权力不受约束的共产党官员的存在，使她们的企图得以施展。社会公权力与美色紧紧地纠缠在一起，编织了中国当今社会性交易绚烂多彩的织锦。

　　除此之外还有个情况，就是由于东南沿海地区聚有大量性苦闷、性压抑的民工，这促使了社会低层次性交易的活跃。不过，这与上一个社会现象相比显然居次要地位。

　　北欧社会的性交易基本是个人行为。性交易不与社会公权力挂钩，就永远走不出低谷。如果人们系以其工薪结余去卖春，那么永远不会创造出硕大的买方市场。如果一个社会对其成员都保障了他们的生活，那么也抑制了卖方市场的成长。在不存在公费养情妇和公费嫖妓的社会机制下，人们的基本生活又得到了保障，那么，性交易即使合法，也成就不了辉煌的局面。

　　性交易应予合法化与否，或曰性交易合法化的利弊，社会学者们一直在进行著不倦的辩论。反对者多从道德层面著眼。赞同者多从实际著眼。诸如释放性压抑、降低性犯罪、避免黑社会、黑警的肆虐等等。

　　对此，我们没有研究，也没有成型的定见。中国社会民主党的袍泽们有许多更重要的问题要考虑。这类问题根本排不上号。但是，我们北欧之行所看到的一些情况，却启思我们，在一个民主的、尊重人权的社会里，即使性交易被定为合法化，也不会导致性泛滥。而在一个社会公权力被垄断、底层人民生活没有保障的社会里，即使周而复此地扫黄严打，性泛滥和社会道德沦丧亦都难以逆转。

　　五月二十九日夜十点，中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团到达巴黎。第二天一早先去火车站买到柏林的车票。(我们的飞机票是美国到柏林的双程票)火车票价要两百几十欧元。刘国凯提出，是否到汽车站看看。根据从瑞典一路南下的经验，汽车票价远比火车便宜。果然，汽车评票价不足一百欧元。搞定了到柏林车票，我们开始寻找法国社会党总部。

　　在早晨离开旅店时就问过旅店柜台员：法国社会党总部在哪里？答复是：“什么法国社会党？法国社会党是干什么的？”我们愕然。有没有搞错呀？法国社会党是个什么都不知道？不关心政治也不至于到这种地步呀！算了，不要再多问了，走吧！

　　在搞定车票问题，正式进入寻找程序后，我们才知道情况十分不妙。

　　首先是语言问题。在旅店时，柜台员是用英语跟我们沟通。但后来我们在外面向人询问时，无一人用英语作答。我们完全不知道他们说些什么。这使我们悟出，旅店柜台员是要作生意，职业需要，故肯用英语。而其他人则一律固执用他们的民族语言--法语。

　　在德国、瑞典、丹麦、荷兰，我们基本没有碰到语言困扰。虽然这些国家的人们英语未必很好，但也大都粗通，双方磨合一下，还是基本可以沟通的。

　　世界五大语系中(印欧语系、汉藏语系、南岛语系、阿尔泰语系、闪含语系) 操印欧语系的民族人数最多，文化水平也最高。印欧语系又分五大语族：日耳曼语族、罗马语族、斯拉夫语族、印度语族、伊朗语族。德国、瑞典、丹麦、荷兰等许多欧洲国家与英国均属日耳曼语族。同一语族中互相学习对方语言并不很困难。这就像汉藏语系中的汉语语族里，北方语支的汉族人去学习吴越语支、南粤语支，断不致像学藏缅语族那么困难，更不消说没有学其他语系的语言那么困难了。同样道理，德国、瑞典、丹麦、荷兰等国的人学英语确实会比系属罗曼语族的法国人要容易些。

　　可是，这还是不能解释法国人的英语水平为何如此之“低”。法国人学英语总不会比中国人学英语更困难吧？须知法国与英国不但同在欧洲，而且是近邻，两国语言毕竟又同属印欧语系，法国的国民教育水平也相当之高。

　　困惑中刘国凯突然省悟道：“我们怎么会忽略这么一个重要问题。其实我早听说过法国人有极强的民族自尊心，热爱本民族语言。非特别必要，他们是拒绝讲英语的。而且据说从文法上来看法语比英语更严谨。为防歧义，有些国际条约文件都附有法文本。”

　　此行的英语翻译，担任中国社会民主党国际联络部长一职的周延风也说：“是，不要说在这里，加拿大的法语区的魁北克还一直在闹独立哩。”

　　法国与英国在历史上就是一对欢喜冤家。两国皇族之间渊源不断却又征战不休，以至公元十四至十五世纪时打了一场天昏地暗的百年战争。圣女贞德就是1428年法英战争中的法国女民族英雄。英国、法国都有自己引以为自傲的遗产。你有莎士比亚、瓦特、克伦威尔，我也有巴尔扎克、罗伯斯庇尔、拿破仑。多少年来我们都是般长般高的。凭什么你英语当今就风靡天下，我法语就龟缩一角？好，就算你英语在其他地方不可一世，但在我们法国，没门！你英语一边凉著去吧！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这次我们中国社会民主党访法代表团就作了池鱼。

　　怎么办呢？问一般人是毫无结果的，刘因全提议，得找政府部门的人问问看如何？由于看到街上有东亚面孔的人。刘国凯说：“我们且假定那是中国人，用中国话问他们法国社会党总部在哪里？如答不知，就问巴黎市政府在哪里？总不会不知市政府在哪里吧。”这个主意倒还有点效，我们藉此找到了巴黎市政府。嘿，这下有救了。市政府的人总会知道法国社会党总部何在吧！而且他们总肯对我们讲英语吧？

　　可是市府前(其实那是否真的是市府我们亦不敢肯定) 有两个警察把守，不让我们进去。无奈，离开那里左右徘徊中发现一侧门有人鱼贯而入，只须检查提包。我们随著人群成功地混入。这下好了，一定能问得著了。

　　但是，高兴得太早。进去一间办公室恭谨发问，得到的亦是法语回答，不知所云。旁边一个中国妇女听到我们对话就说，这里是办理领取企业执照的机关，你们提的问题他们不一定知道。你们找法国社会党总部可以到中国大使馆去问。我们说谢谢！当然我们不会去那里自讨没趣和自投罗网。

　　走出这栋办公楼后我们在院子里倘佯。又问了两个人，没有答案。我们不知该如何是好。时间在一分一分地过去。我们的心在一寸一寸地往下沉。今天是最后机会。明天一早就要回程。难道这次真的连法国社会党也会见不成了？唉！法国社会党总部，你究竟在哪里啊！

　　徘徊中就要走出那个侧门时，刘国凯说：“不可以出去。要问还是在这里找人问，这里的人政治素质和文化素质毕竟高些，若到外边随机地问过路人，经验已告诉我们，那样效果是很低的。”说著，刘国凯看到一位服装很讲究的约五十多岁的西装革履者从办公室走出来。刘国凯立即建议周延风去问他。这一问彻底改变了代表团的命运。这是我们碰到的唯一愿意用英语跟我们对话的法国人，而且他告诉了我们法国社会党总部所在地址。并把地址写在纸上。我们问他步行要多久？他说大约半个钟头。我们欢天喜地地离开了那个院子，开始了新的“征程”。

　　按著他指的大致方向，我们直奔而去。为了不至走弯路，我们不停地问人。这次语言只是辅助物，关键是出示那张写有地址的纸，被问的法国人说什么已不重要，只要他肯用手指指方位就行了，而这是没有问题的。大约用了四十多分钟，我们到达了目的地。当看到那位于一条不起眼的街道中一栋普通的三层楼房，楼房前的院子里挂有一幅巨大的宣传画时，我们不由得一阵激动。嗨，法国社会党总部，我们总算找到你了！因为那福巨画上写著法国社会党要争取2007选举的胜利。我们不懂法语，但只须从英语去猜亦大致无误。

　　这次寻找法国社会党总部的坎坷全因刘国凯的头脑中共产党文化流毒太深而至。其实在赴欧之前，刘国凯的助手与法国社会党进行过很多联系。要预先得到法国社会党总部在哪里根本不是问题。“业余闹革命”的极端忙碌不能成为理由，关键在于刘国凯潜意识深处认为，只要问巴黎任何一个市民都会知道法国社会党总部在哪里。坚决反对中国共产党专制制度的刘国凯其实在潜移默化中接受了共产党的意识。他从北京任何一个市民、中国任何一个省会的市民、任何一个县城的市民，都会知道党中央、省委、县委在哪里，而潜在地推想巴黎的任何一个市民都会知道法国社会党总部在哪里。因为法国社会党在八、九十年代曾连续十四年执政。1995年后虽失去总统职位，但在国会中仍保持强大影响力，总理一职亦曾继续在社会党人手中。如此之大的政治能量理应人人皆知。但是他忽略了，民主国家中的执政党与专制国家中的执政党，不但有原则的政治理念区别，其在民众心目中也有迥然不同地位。专制主义的党，党和社会公权力是合一的。民主制度下的党与社会公权力是分离的。中国共产党是绝对权力的象征，是绝对正确，丝毫不可反对的神圣。而民主社会中的政党是什么？那只不过是一群具有相同政治理念的人所组成的社团而已。如果竞选胜利了，它可以执掌政权。但它随时都会在竞选中失败，而回到社团的地位上去。民众只是需要知道各级、各部门的政府机构在哪里就行了？因为要办理某些事情需要去找这些部门，而根本不必要知道某个党的总部在哪里。某个党竞选胜利了，有事就找相应的这个党组成的或领导的政府部门。而不需要找这个党的党部。如果某个党竞选失败了，那就更不必理会它了。这和固定垄断社会公权力，不容丝毫染指、觊觎的中国共产党何止天渊之别。

　　另外，从实体硬件上来看。中国共产党从中央到地方各级的党部--中国俗称党委员会--大楼是多么巍峨辉煌。这是中国共产党伟大光荣正确的物化象征。那大楼的宏伟也是市民知其所在的物质原因。对比一下法国社会党的总部，就那么一栋不起眼的楼房，更没有什么警卫之类。要不说，你就算从它门口经过也不会感觉到的。

　　寻找法国社会党总部的喜剧给中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团上了生动的民主一课。也促使自以为懂得了民主的他们，尤其是身为中国社会民主党主席的刘国凯，痛感自己脑海深处其实还埋藏著许多共产党文化的垃圾。清除这些垃圾是更有效地推进中国民主事业的前提条件。

　　二零零六年五月下旬，由中国社会民主党主席刘国凯、秘书长刘因全、国际联络部长周延风组成的中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团分别访问了瑞典、荷兰、法国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这次访问具有开创性质，是中国社会民主主义者第一次与欧洲社会民主主义者直接接触。它标志著中国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已开始汇聚于世界社会民主主义潮流之中。它成为这个潮流的一部分，壮大了这个潮流，也将从这个潮流吸取力量。

　　一、

　　五月二十二日上午十时，中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团到达瑞典社会民主党总部。瑞典社会民主党国际联络部长安琳德、党的竞选事务负责人英格玛和主管党内教育的负责人桑德格云会见了中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团。瑞典社会民主党党员、中国社会民主党瑞典联络员陈世忠先生陪同会见。

　　会见开始时，中国社会民主党主席刘国凯首先作简短的英文发言(原文附后)，然后双方进行内容广泛的交谈。刘国凯、刘因全以汉语表述。安琳德等以英语表述。周延风担任中英翻译，并在翻译过程中补充自己的意见。(此后与其他欧洲党的交流会谈中均如此)安琳德首先表示想了解一下中国社会民主党的概况。对此，刘因全介绍了中国社会民主党组建的过程，目前的组织状况。他尤其著重说明的是，由于在中国国内存在著中国共产党对民主志士的高压和迫害，中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只能秘密存在。已有一些秘密党部被中共政治警察破坏，成员被拘捕审讯，其中最严酷的是中国社会民主党北京党部成员、中国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理论研究室主任王小宁被判处10年徒刑。

　　刘国凯著重谈到社会民主主义在中国面临的困境。他说这困境由多方面的挤压造成。在中国国内的所谓知识精英中一度流行“新权威主义”、“新保守主义”。这些“主义”实质上曲折地为中共专制主义张目。在国外的异议团体中流行著自由主义，夸大社会民主主义在追求社会公正的过程中对经济发展的抑制作用。一些对社会民主主义理论缺乏了解的善良人们以为社会民主主义与中共的“社会主义”大同小异，而对它采取疑虑态度。对社会民主主义最大的挤压来自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对咒骂资本主义和吹捧资本主义都抱以无所谓的态度。这是因为共产党前三十几年一直在咒骂资本主义，近十几年却又在实行最不人道的早期资本主义。而社会民主主义是一面照妖镜。它能照出中国共产党对人类社会主义理想的背叛、歪曲和篡改，所以中国共产党对社会民主主义的理念和实践，以及西北欧诸国社会民主主义政党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讳莫如深。它深恐中国人民了解到这些后会加深对中国共产党反动本质的认识，因此，中国共产党欣赏“新权威主义”的流行；许可“自由主义”的流传；而全力打压社会民主主义的传播。

　　安琳德说现在欧洲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大多与中国共产党保持有联系，而我们瑞典社会民主党坚持不与中国共产党发生联系。你们对此有什么看法？

　　中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团三成员几乎异口同声地说：对此表示由衷的钦佩。

　　安琳德接著说：欧洲许多社会民主主义政党与中国共产党保持联系并非认不清中国共产党的本质。在这方面，它们与瑞典社会民主党是没有区别的。只是它们认为与中国共产党保持联系有促使它发生变革的作用。对前苏共就是这样。

　　对此，刘国凯说：中国社会民主党并不反对欧洲某些社会民主党的这一做法。或许它会在某些具体事情上产生某些作用。但是如果以为这些联系能促使中国共产党发生根本性的变革则是不现实的。中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团三成员对此都阐述了自己的意见。意见可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

　　1、前苏联从根本上来说是一个欧洲国家。中国是纯粹的亚洲国家。从地缘政治来看，欧洲近代、现代民主理念对前苏联社会的影响渗透远比对中国强得多。

　　2、只经过几年国内战争的苏共政权所造就的“革命功臣”阶层远小于经过二十几年国内战争的中共政权所造就的“革命功臣”阶层。这个阶层是中共专制政权强大深厚的社会根基。

　　3、经过赫鲁晓夫公开、深刻的“非斯大林化”运动，苏共在精神上、组织上都有极大削弱。而邓小平尽管内心对毛泽东极为怨恨，但他从稳定共产党政权的大局著眼，非但拒绝公开的“非毛化”，而且继续肯定毛的功绩和地位。

　　4、苏共没有著力于接班人的传承，致使具有民主思想的戈尔巴乔夫能破土而出。而中国共产党则极为注重选拔、培养它的“革命接班人”。只有经过重重识别、筛选，被确认为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专制主义忠心不二的人，才有可能被选拔到领导职位上。现任中共总书记胡锦涛竟然在中共高层内部会议上说：“不要以为北朝鲜、古巴在经济上搞得不大好，其实在政治上它们一直是正确的。”胡锦涛讲出如此荒谬的话，正从反面证明了邓小平选拔“革命接班人”的成功。

　　根据这些分析，中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团认为，中国共产党即使有一天发生根本变革，那一定是在强大的正义压力下，而不是在温和的建议下。因此，希望欧洲诸社会民主主义政党能给予中国共产党以强大的正义压力。

　　安琳德提出疑问：中国的经济有著20年的高速发展，对此，欧洲许多社会民主主义政党都感到困惑。你们对此作何解释？

　　中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团三成员对此的解答综合为如下三个方面。

　　1、中国共产党历来实行黑箱作业。它公布的数字带有极大的虚假成分。外界永远无法得到真实的数据。

　　2、中国的“经济奇迹”以巨大的资源消耗为代价。有统计数字说，中国创造出同量的产值，其资源消耗是世界平均值的三倍。中国共产党竭泽而鱼的经济政策正在对有限的地球资源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3、中国共产党的所谓“经济奇迹”在中国造成了极其严重的贫富悬殊、两极分化。中国共产党的官僚和与这些官僚密切勾结的经济暴发户攫取了大量的财富，而广大底层民众则生活在贫困之中。东南沿海城市里的高楼大厦与中西部农村的破败雕敝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经济奇迹”的虚假和灾难。

　　在中国社会民主党谈到有加入社会党国际的愿望时，安琳德坦率地说：现在社会党国际已有166个成员党，还有许多党在申请加入之中。社会党国际对成员党有明确的要求。一是其组织规模须达到一定的程度，二是不处于流亡状态。故此，你们的组织目前不具备加入社会党国际的资格。

　　中午十二时半，安琳德邀请中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团共进午餐。午餐后，安琳德另有事务要去办。在她将要离去时，中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团向她赠送了刘国凯的几本著述和中国社会民主党的党旗。代表团向她解释了这有五种颜色组成的党旗的涵义。天蓝色象征自由；纯白色象征平等公正；草绿色象征繁荣；土黄色象征民主；红色象征博爱。中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团说：这是中国社会民主党自制的第一面党旗。赠送给瑞典社会民主党是为了表示对瑞典社会民主党所给予支持的感谢。今后，当千万面中国社会民主党的党旗在中国各处飘扬时，我们都不会忘记，第一面党旗保存在瑞典社会民主党党部里。

　　接著，瑞典社会民主党中央竞选委员会的负责人英格玛向中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团介绍了瑞典社会民主党执政十二年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讲解了今年竞选的策略。然后瑞典社会民主党党内教育部门的负责人桑德格云介绍了瑞典社会民主党组织发展和党内教育、党员培训等方面的做法和经验，并询问了中国社会民主党在这方面的做法。中国社会民主党如实介绍了有关情况。

　　刘国凯和刘因全说：中国社会民主党在2000年成立后就创办了中国社会民主党网站，一度发展为有影响力的民主阵地。网站多次被中共网特破坏，又努力恢复起来。2003年我们创办了美国国际出版社，出版了一批呼喊民主、传播社会民主主义的书籍。2005年，我党的教育部长蔡登文创办了<时仲论坛>双周报。发行量达13000份。其中有专门的“社会民主论坛”版面。由中国社会民主党美西党部主任、著名民主诗人蒋品超担任主编，专门传播社会民主主义理念。创办这些网站、报纸和出版书籍所用的资金都是我们辛勤劳动的工薪收入。中国社会民主党没有向任何政府或民间基金会申请过一分钱，也没有接受任何人的捐款。我们决心依靠自己的力量实现我们的理想和目标。我们虽然艰苦，但充满信心，并感到其乐无穷。瑞典社会民主党党内教育部门的负责人桑德格云听了极表惊讶和钦佩。她并向中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团赠送了瑞典社会民主党的党徽。

　　中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团对瑞典社会民主党的访问在友好愉快的气氛中结束。

　　二、

　　中国社会民主党原已与英国工党联系上。英国工党国际联络部表示愿意会见中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团。中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团三成员虽赴美多年，但为不被中国共产党指为没有资格过问中国政治事务的外籍人，遂刻意保持中国国籍。由于英国在申根协定之外，经与英国驻瑞典大使馆联系，代表团三成员均未能取得进入英国的签证。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团临时决定南下访问丹麦社会民主党和荷兰工党。

　　五月二十五日，中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团到达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但时值丹麦全国庆祝二战解放节。一直要放假到下星期一(二十九日)，中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团只得继续南下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五月二十六日到达阿姆斯特丹。荷兰与丹麦一样庆祝节日放假到下星期一。中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团决定把原定二十八日到达巴黎，以在二十九日访问法国社会党的计划延后一天，以挤出时间在二十九号访问荷兰工党。

　　三、

　　五月二十九日，中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团访问荷兰工党。由于事先并没有预约，荷兰工党国际联络部的负责人均有事务外出不在。但荷兰工党秘书处得知中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团远道而来，遂临时寻找能抽得出空来会见中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团的荷兰工党人士。荷兰工党国际问题顾问、荷兰工党籍议员惹吾腾和在原有的两次预定事务之间，利用午间(上午十一时五十分至下午一时) 会见了中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团。

　　惹吾腾询问了中国社会民主党的一般情况，代表团作了回答。惹吾腾再请代表团谈谈中国国内的政治经济情况，我们对中国各种现实作了综合概述。

　　惹吾腾对中国的现实情况十分了解。他们说：我们很清楚，现在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国内所实行的是把资本主义里最坏的和社会主义中最坏的加在一起的最坏的东西。我们完全了解，中国某些大城市里这些年建起的许多高楼大厦并不能说明中国的经济有多么好。因为中国工人农民的生活并没有得到相应的提高。与过去相比，工人农民与政府官员和社会上层人士的生活差距拉得更大了。我们还知道，中国共产党对欧洲民主国家采取著最狡猾的手段。它利用中国的广大市场来拉拢欧洲国家的企业界，再利用企业界去影响民主政府的外交政策。力图以经济利益作筹码，使欧洲国家不批评或少批评中国共产党对民主人权的压制。譬如我们荷兰的大企业“菲利普”公司在中国投资赚钱，对荷兰的经济有一定的拉动作用。中国共产党就利用这种经济关系来制约荷兰政府和民间对它专制主义的批评。

　　对你们的正义斗争我们荷兰工党是支持的。但这支持主要是在道义上。尤其我们荷兰是小国。我们也面临国内许多问题。右翼政党挑战我们。我们的党虽然是荷兰第一大党，但由于右翼三个党联合在一起，使我们失去了全国的执政权。虽然我们工党在首都阿姆斯特丹的选战仍然取得胜利，但亦使我们不得不更策略地处理各方面的事务。前不久，阿姆斯特丹组织了一个企业界代表团访问中国。中国的官员对他们说：中国将建三十二个这样的大学城，可给一个你们投资。那些荷兰企业家眼睛都发光了。但我们荷兰工党籍的阿姆斯特丹市长内心却十分痛苦不安。他不能阻止那些企业家跟中国官员签约，但他知道这些经济事务一方面是给中国共产党的政府输血，另一方面使荷兰各界在对中国共产党专政主义作批评时更受牵制了。

　　中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团对此表示谅解。而且对那位市长表示钦佩。虽然他没能阻止那些签约，但只要他内心有这样的反应，就说明他的良知。只有社会民主党人才会有这样的良知。如果是那些右翼政党的市长就不会有这样的心理活动了。

　　惹吾腾向我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在中国国内由于有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高压，一般民众都不敢去争取民主人权是可理解的。可是为什么到了国外他们还是这样呢？这些年荷兰也来了不少中国人。他们都很勤劳。生活也越过越好。前些时，我们工党给他们开了个大型聚会。会上有各种文艺表演，大家都玩得很开心。到后来我们趁此机会增加了一个内容，就是希望他们在荷兰创立好生活的同时也关注一下中国民主人权的进步。想不到他们说，我们不谈这些，不谈政治。只谈把日子过好。这使我们很尴尬、很失望。你们说说，为什么会这样？

　　代表团回答说：这可归纳为这样几个原因。1、八十年代以前，中国共产党是对社会采取全面的政治高压。八十年代的所谓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共产党改变了策略。它一方面对敢于批评它的人继续采取政治高压，另一方面诱使人们想方设法去赚钱享受，不关心社会公理正义，不批评、、不反对中共的政治专制主义。共产党官员的贪污腐化给全社会作了极其恶劣的示范。经过这么多年的毒化。中国社会的政治冷漠感泛滥，拜金主义盛行，道德品质大幅度滑坡。这种情况也必然带到海外的华人群体中。2、海外华人虽远离中国共产党统治，但除非他不回国，否则，如果他在国外参加批评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活动，回国就会有麻烦。就算不回国，国内亲友也会受到牵连。而如果在国外仍然处处表示出拥护共产党，那么就会受到优待，甚至回国做生意都会得到某些方便。共产党正是用这种胡萝卜加大棒的两手来控制海外华人。3、中国共产党还会派特务到海外华人社区活动。在海外华人社区里有利于中国共产党的言行中起领头作用。

　　经过中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团三成员这样的解释，惹吾腾表示明白了其中的缘由。

　　中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团还谈到国内成员所受到的压制，尤其是中央委员王小宁被判10年徒刑。而国外成员也是在十分艰难的状况下坚持工作。一方面要做工维持生活，一方面用业余时间和工薪收入去支持民主活动。像我们这次组团访问欧洲，就是要暂时离开工作，工薪扣了，又自己承担一切开支。想不到欧洲物价比美国贵那么多。为担心超支回不了美国，我们这些天为节约开支常以清水面包充饥。晚上只租到两张床的房间，两人睡床。轮流一人睡地板。有时还被大雨淋得浑身透湿。

　　惹吾腾说；你们的事迹使我们感动。看到你们，使我们想到我们欧洲社会民主党人的先辈。他们那时就是这样艰难走过来的。

　　中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团三成员听了，极受感动，极受鼓舞。我们从他们这句话感受到真挚的社会民主党同志之情。感受到社会民主主义的国际主义精神。这个感情、这个精神超越国界；超越民族。我们想，从前有一句话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在新时代，口号应是“全世界社会民主主义者联合起来”。他们的话成为鞭策我们在这条艰难的道路上坚持跋涉的动力。

　　惹吾腾下面还有预约的事务，要结束交谈了。中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团向他们赠送了刘国凯撰写的<历史潮流-社会民主主义>。合影留念，挥手告别。

　　与这两位年青的荷兰工党籍议员的谈话气氛尤其轻松热烈。而且他们讲话多于我们讲话，这使我们得以了解到许多情况。他们的直率谈吐和敏捷的思维以及友善的神情都给中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团留下深刻的印象。

　　四、

　　五月三十日凌晨，中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团抵达巴黎。稍作睡眠已天亮。起床后先忙著到火车站购买回柏林的火车票，然后到处找法国社会党总部。至下午三时许才找到。法国社会党秘书长玛日策会见了中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团。

　　玛日策首先亲切友好地询问中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团已经去了哪些地方，会见了哪些党。刘国凯把一路来的情况向他简扼地作了介绍。并说到法国是此行最后一站。能在最后几乎要失望的时刻找到法国社会党总部，顺利地会见到法国党的同志，感到十分庆幸。

　　刘国凯接著说：我们中国社会民主党人对社会民主主义有著坚定的信念。我们深知萌发于十九世纪中叶、成熟于二十世纪中叶的社会民主主义是人道主义精神、社会正义和历史智慧的结晶。它最能给社会带来自由、公正、繁荣。当今，政治专制、贫富悬殊、社会公正荡然无存的中国社会极需要以社会民主主义去匡正。我们中国社会民主党组织代表团访问欧洲，是因为欧洲是社会民主主义的发源和成熟地。我们决心使中国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汇聚到世界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潮流之中。我们希望向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学习，取得经验。也希望在我们艰难的奋斗中得到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支持。

　　关于支持，代表团三成员都著重指出。我们希望得到的是道义上的支持。我们并不寻求物质上、金钱上的支持。固然，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许多具体工作需要物质和金钱去支撑，但我们决心以自己的力量去实行。

　　玛日策询问了中国社会民主党组织的状况。这显然是各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政党都关心的事项。

　　刘因全介绍了中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状况和困难处境。他说中国社会民主党在中国大陆之外建立了美东、美西、香港、台湾、日本党部。欧洲党部也即将建立。由于中国人由来以久的政治冷漠感；由于中国共产党政治特务在海外华人社会的渗透和破坏；由于海外政治异议阵营中广泛存在著自由主义，排斥社会民主主义；还由于我们都只能以自己有限的工薪收入，在业余事迹里从事社会民主主义事业，故中国社会民主党跟海外其他异议政治团体一样，其组织发展规模都有限。

　　刘国凯补充说明中国社会民主党在中国大陆内部的情况。他说中国社会民主党几年来已通过种种途径在国内建立了许多秘密党部。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不遗余力地进行破坏打击。广东、深圳、福建等省的党部都被破坏，领导人被关押审讯。由于被捕者最终没有判刑，我们在海外就保持缄默，以免他们遭到更严酷的迫害。但最近我们获知中国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理论研究室主任王小宁早于2003年已被秘密逮捕判处十年徒刑，这使我们警觉到，还有许多近年来与海外总部失去联络的国内某些秘密党部的领导人是否也像王小宁那样已被秘密党部判刑。现在我们谨向欧洲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发出呼吁，请你们对此给予关注和援助。

　　关于援助，刘国凯继续作了更具体的说明。他说。我们中国社会民主党希望得到欧洲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道义上的援助，譬如在王小宁被判重刑的事件上，我们希望欧洲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能施加正义压力使王小宁早日得到释放。如果你们的党与中国共产党有联系，而且是执政党，希望你们通过政府和党的两条途径施加影响。如果你们的党是执政党但没有与中国共产党发生党的联系，或者你们的党不是执政党但与中国共产党有党的联系，那么希望你们通过政府或党的某一条途径施加影响。如果你们的党既不是执政党，又与中国共产党没有党的联系，那么也希望通过其他种种途径施加影响。

　　对此，玛日策作了很明确的回应。他说：我们愿意给你们道义上的支持。但这支持需要以具体的项目来体现。王小宁被判十年重刑就是一个具体项目。拿著那迭厚厚的中文材料说：你们最好再整理出一份简单扼要的法文或英文材料。我们在充分了解情况后再考虑怎样做。

　　得到如此明确的答复，中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团三成员都十分欣慰。在轻松亲切的气氛中，代表团谈到今天寻找法国社会党总部的困难。周延风说；我们一路问人，都以法语回答我们，而且都说不知道。甚至警察局的警官都说不知道。这倒真令人感到有点意外。刘国凯说对于寻找你们法国社会党总部的困难，我们不但没有怨言，而且从中感受到民主政治的精神。法国社会党总部是这样一幢普通的建筑，其所在地又不为一般市民所知，这说明了在民主制度下党政是完全分离的。而在中国，由于党政合一。中国共产党铁定垄断政治权力，它在各地的党部大楼都建得高大辉煌，每个城市的市民没有不知道省委、市委在哪里的。

　　由于中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团系迟到访问。玛日策是挤出时间予以会见。四点半玛日策另有工作安排必须离去。会见将结束时，中国社会民主党赠送给玛日策一本<历史潮流-社会民主主义>，并希望法国社会党能组织力量将它翻译成法文和英文。会见在十分亲切融洽的气氛中结束，合影告别。

　　中国社会民主党第一次访问欧洲，虽有缺憾之处，如未能赴伦敦会见英国工党，但总的来说，效果是积极的。它让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开始知道，社会民主主义的理念和组织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里--中国--不再是空白。中国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已行动起来，投入艰苦的奋斗。中国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已汇聚在世界社会民主主义潮流之中。中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团在欧洲这十多天里几近寻道取经者的颠簸奔走，体现了中国社会民主党人坚定的信念和百折不绕的意志。这信念和意志必将迎来社会民主主义的朝阳在东亚大地上升起。

　　2007年5月，中国社会民主党主席刘国凯、国际联络部长周延风借到布鲁塞尔参加全球支持中国和亚洲民主化大会之机拜访了比利时社会党、丹麦社会民主党、法国社会党。参与去年访欧的秘书长刘因全因有关证件过期，且来不及办延期手续，此次未能成行。

　　赴欧之前，中国社会民主党国际联络部长周延风与欧洲一些社会民主主义政党进行了联络。其中丹麦社会民主党明确回复将于5月17日下午5时会见中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团；法国社会党明确回复将于5月21日上午11时会见中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团。比利时社会党由于联系不到其中央党部而未能确定会见日期。

　　5月14号上午，刘国凯、周延风找到比利时社会进步选择党总部，经询问，方明白比利时分法语区和荷兰语区。比利时社会党也于1995年分成法语地区的社会民主党和佛莱芒语地区的社会进步选择党，故此没有一般概念上的中央党部。

　　由于没有预先联络确定，比利时佛莱芒语区社会进步选择党的国际联络部长外出不在，由其秘书接待。刘国凯、周延风向她简单介绍了中国社会民主党的概况，交给她今年3月中国社会民主党第二次代表大会部分文件汇编等英文资料，她答应将中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团到访的情况转告他们的国际联络部长。

　　5月16日下午，刘国凯、周延风到达比利时法语区社会民主党总部。其国际联络部长接待了他们。国际联络部长对中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团的到访表示欢迎。并说她已从欧洲社会党互通的信息中对中国社会民主党有所了解。但她同时致歉说，由于没有预先约定，她是在原已预定的工作日程中挤出时间来会见，因此时间不太充裕。刘国凯和周延风遂抓紧时间向她介绍了中国社会民主党概况，如在中国内地建立了8个省、市级党部，在中国大陆之外的香港、台湾、日本、美国、欧洲建立了许多党部，。由于国内存在著共产党的政治高压，国内的党部和党员都是处于秘密状态。但尽管这样还是遭到共产党的打击迫害。许多秘密党员都被共产党传讯关押，其中最严酷的是中国社会民主党北京党部成员、中央理论研究室主任王小宁被判10年重刑。刘国凯、周延风希望比利时社会党能通过可能的渠道向中国共产党施加正义压力，促使中共早日释放王小宁。

　　国际联络部长说他们党与中国共产党有联系。他们会在联系中向中国共产党提出王小宁的案件。刘国凯亦向国际联络部长递交了中国社会民主党第二次代表大会部分文件汇编等资料。

　　5月17日下午5时30分由主席刘国凯、国际联络部长周延风、国内联络部长张国亭、丹麦党部主任萧虹组成的中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团到达丹麦社会民主党总部进行友好访问。之前的访问都是由国际联络部长周延风作英语翻译。此次为使沟通更加直接，中国社会民主党邀请中国民阵丹麦分部主席刘刚作丹麦语翻译。

　　5月17号是丹麦的公众节日，丹麦社会民主党秘书长和国际联络部长牺牲休息的时间热情接待了中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团。其国际联络部长刚从外地回到哥本哈根，直接从机场赶回丹麦社会民主党总部进行接待。会谈约进行了两个小时。双方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就许多议题交流了意见。

　　刘国凯首先向他们简单介绍了中国社会民主党的基本情况，表达了中国社会民主主义者对社会民主主义的深刻理解和坚定信仰。

　　刘国凯接著指出，现今中国共产党在统治方法上是发生了许多变化，如给予民众某些人身自由权利，现在中国民众可以申请牌照创办私人工商企业，可以申请护照出国旅游探亲，可以自由辞工另选择工作，城市居民可以自由迁徙流动，取消投考大学的年龄限制，甚至大学生可以结婚等等。共产党不但完全放弃毛泽东猜忌、打击知识分子的做法，反而大力拉拢知识分子，甚至提出资本家都可以加入共产党......如果不加细致分析，会以为共产党产生了质的变化。然而实际上并非如此。共产党的这些变化不但不会削弱它一党垄断社会公权力政治格局，有时还可以加强。如，给民众某些人身自由有利于诱导民众去为个人经济利益奋斗，忘却或淡视共产党专制的各种弊病。拉拢知识分子可以获取开明的美名，还可使知识分子为之涂脂抹粉。让资本家入党，既骗取了改革开放的好评，又可以解决许多共产党官员摇身变成资产者的政治身份困扰。共产党员同时又是资本家极有利于共产党既控制政权又大量攫取社会财富。

　　刘国凯针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经济起飞”而产生的迷茫分析说：“近十几年来中国共产党以资本主义经营方式代替计划经济，促使社会生产得以持续高速发展。共产党并以此重建它流失殆尽的政权合法性。对此，我们中国社会民主党对此有这样三点看法。第一，以2005年的统计数字为例，中共政权"经济起飞"是在对自然资源作毁灭性的消耗为代价。它消耗了世界钢铁的27%、煤炭的36%、棉花的40%、水泥的42% 、木材的50%，才创造出了占世界总GDP的4.4%。第二，中共政权的"经济发展" 没有给广大底层民众带来利益。根据美国波士顿咨询公司的统计数字是，当今在中国0.4%的人占有了70%的社会财富！该报告还指出：中国一亿元以上的富豪有3220人，其中官员的配偶或子女有2932人。另一间总部设在美国的"中国资讯中心" 的一篇报告指出：在金融、外贸、国土开发、大型工程和证券五大经济命脉行业中，85-90%的主要职务由高级官员的配偶或子女担任。由此可见中共政权的经济"奇迹" 是建筑在对底层劳动人民残酷剥削的基础上。比一百几十年前欧洲的那种不人道的资本主义还要坏。因为它既有早期资本主义的不人道，还有共产党特权的强力介入、钱权交易、黑箱作业。第三，共产党式的经济发展直接导致全民族道德沦丧。当今的共产党诱使民众都去追逐金钱物质，这除了达到共产党让人们都去孜孜一已之利而无视共产党专制制度存在的目的外，还导致许多人为了赚钱而不顾最起码的公德。假酒、假药、毒米等的极度泛滥只是那坑蒙拐骗良知泯灭的冰山一角。”

　　刘国凯最后谈到在艰难困苦中奋斗的中国社会民主党人非常希望得到欧洲各国社会民主主义党的支持。刘国凯特别说明自力更生的中国社会民主党绝不向欧洲各国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寻求经济支持。中国社会民主党只向他们寻求道义上的支持。譬如，现时中国社会民主党就非常希望欧洲各国社会民主主义政党能够通过各种途径向中国共产党施加正义的压力，促使中国共产党早日释放仅仅用文字宣传社会民主主义理念的王小宁先生。

　　刘国凯说：“无论国内国外的中国社会民主党党员都有自己一份全职的工作。我们都是自食其力地生活、自力更生地推动社会民主主义事业。党的所有活动经费都来自党的成员的自愿奉献，党的领导群体奉献量更大。我们所渴望的是得到社会民主主义的发源地——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道义支持。可是很感惋惜的是，我们发现现在欧洲支持中国民主事业的都不是欧洲民主社会的左翼——社会民主主义政党，而是欧洲民主社会的右翼政党和人士。例如2006年5月几个中国海外民主运动组织在柏林开会，到会支持中国民主运动的是欧洲一些国家的右翼政党代表或右翼人士。今年（2007年）5 月，这几个组织又在布鲁塞尔举行会议，到会的一些欧洲国家的政治人物又无一例外是右翼人士。我们多么希望在这些会议上能看到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代表，可是我们一次又一次失望了？怎么总是欧洲右翼出席这些会议，而左翼总是不来？难道真的只有欧洲的右翼才关心中国的民主事业？而左翼则漠然视之？当然我们并不责怪你们。这些会议的组织者也有责任，是他们与欧洲的右翼联络而没有与左翼联络。现在我们专门跟你们左翼联络，我们希望今后中国海外民主组织所举行的会议上能看到欧洲左派的人士出席。”

　　丹麦社会民主党国际联络部长对刘国凯的看法表示赞同。她说：“一些东欧国家实现民主转型后，整个社会会急剧向右转。让那些本来对劳工阶级、社会底层民众的利益并不关注的大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主导了社会。这实际上是中下阶层民众的损失。”

　　她还向中国社会民主党提出建议说：“你们在传播阐述社会民主主义理念时一定要注意把社会民主主义与共产党常说的社会主义清晰区别开来。因为在欧洲就有这样的情况，某些右翼政治人物故意把社会民主主义与共产党的‘社会主义’混淆起来，力图使民众以为社会民主党所推崇的社会民主主义与共产党搞的所谓‘社会主义’是同一回事，利用民众对共产党的厌恶来压缩社会民主主义的影响力，从而使右翼获取更多的支持。”

　　刘国凯表示完全同意丹麦社会民主党国际联络部长的看法和接受她的建议，并说："其实社会主义的思想实质与社会民主主义是相通的。社会主义的原意就是强调社会公正。问题是共产党是盗用了这个词。共产党把他们那一套政治专制主义下的国营经济——实质上的党营经济说成是社会主义。这显然是对社会主义的歪曲、糟蹋和诬陷。可是，久而久之，许多民众也就以为社会主义真的就是那种糟糕的东西，于是也都反对社会主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不得不把我们的理念称之为社会民主主义或民主社会主义，以跟共产党专制的、假的社会主义区别开来。”

　　周延风补充说：“其实当今中国共产党实行的也已经不是毛泽东时期的社会主义了。那时是典型的贫穷社会主义，即政治专制主义加党有经济。而现在中国共产党实行的是政治专制主义加资本主义经营方式。当然，这个“加”并不是简单的加上，而是权钱交易，是政治特权渗入经济运作。这就使共产党的资本主义比历史上欧洲的早期资本主义还要不人道、还要卑劣。当年老资本家发财致富，通常都是经过几十年甚至几代人的辛劳。而今中共新贵单凭巧取豪夺，一夜之间就能将多年的全民所有企业变成私有财产！而劳工阶级，尤其是辛勤劳动一辈子的退休老工人，改革前共产党许诺保障的福利，一夜之间丧失殆尽！刘国凯主席刚才讲的一些统计数据，如，0.4%的人占有了70%的财富等，就说明了当今中国在共产党权贵资本主义的盛行下，贫富悬殊、两极分化到了什么地步。”

　　周延风还强调指出：“中国共产党动辄说西方资本主义如何如何虚伪，其实稍微了解一点欧美近代史，如美国“罗斯福新政”的人都知道，西欧、北欧和北美国家实行的是社会民主主义或人道资本主义。共产党高喊“消灭私有制”，自己却变成了垄断资本家。而社会民主主义者“和平渐进”的改良，则使以往不共戴天的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双利双赢。正如马同驴子交配之后，产生的是非驴子非马的新品种——骡子。而今原本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即未经吸收社会主义因素的坏资本主义在哪里？在非洲、在南美、在东南亚，尤其是在中国！”

　　丹麦社会民主党秘书长说：“我们丹麦的工会组织与中国的工会组织有所联系。我们的努力是，通过这些联系促使中国的工会组织更多些关注工人的工作条件和工资收入，以改善工人的生活状况，你们对此有什么看法？”

　　刘国凯说：“我们对你们的努力表示尊敬。也明白你们为改善中国工人处境的一片真诚心意。但是我估计你们的努力未必能取得你们希望得到的成果。这是因为中国根本没有真实意义上的工会组织。中国的工会都在共产党的绝对领导和控制之下。它们绝对听从共产党的指令。或许在你们的关注和敦促下，某个单位、某个地区的工人处境会有所改善，但就全局而言，是无法改善的。因为共产党官僚阶级的奢华生活必须以整体性盘剥劳工阶级为前提。劳工阶层处境的全面改善只能在实现社会民主主义之后。”

　　在谈到王小宁案件时，丹麦社会民主党国际联络部长表示丹麦社会民主党一定会加以关注，并将通过可能的途径作促使王小宁早日得到释放的努力。她还表示，如果中国社会民主党想要成为社会党国际的观察员，丹麦社会民主党愿意作证。中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团的全体成员都表示衷心感谢。

　　宾主交谈约2个小时后，丹麦社会民主党秘书长和国际联络部长在一家意大利餐厅设晚宴招待中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团。席间宾主频频举杯，为社会民主主义的国际友谊、为在中国和全世界实现社会民主主义的理想干杯。

　　5月21日上午11点正，由主席刘国凯、国际联络部长周延风、丹麦党部主任萧虹、法国党部主任张健组成的中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团到达法国社会党总部。法国社会党国际联络部长热情地接待了他们。会谈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由于法国社会党国际联络部长预定于12时还有另一个安排，故会谈不得不在12时15分结束，双方都有言犹未尽之感。

　　会谈中刘国凯作了与丹麦社会民主党会谈内容基本相同的发言，周延风作了补充。张健谈到前不久的法国总统选举说：“我所工作的单位，百分之五十几的人都投法国社会党候选人的票。我们在理念上、情感上都向法国社会党认同。”法国社会党国际联络部长对此表示感谢。萧虹发言说：“中国社会民主党前两次代表大会，都是在美国召开的。我们衷心希望，下一次中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能够在社会民主主义的故乡欧洲举办,这对在中国国内进行艰苦卓绝地奋斗的中国社会民主主义者，将是一个极大的鼓舞。我们希望包括贵党在内的欧洲各社会民主党，给予道义上的支持。”法国社会党国际联络部长对此表示赞成。

　　中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团向托玛斯递交了中国社会民主党第二次代表大会部分英语文件汇编，和王小宁案件资料。托玛斯说：“我可以告诉你们两件事情。一是今天上午我刚跟我们党的秘书长讨论了王小宁案件。现在你们又送来了材料，很好！我们一定会关注王小宁案件，并作各种努力促使他早日得到释放。另一件是，通过我们对你们的了解，我们法国社会党愿意在你们申请成为社会党国际的观察员时，给你们作证。”中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团的全体成员表示衷心的感谢！

　　继去年5月中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团第一次访问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政党之后，今年5月又进行了第二次访问，这对加深欧洲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对中国社会民主党的了解；对中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融入世界社会民主主义潮流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中国社会民主党人将从中获得极大的鼓舞和力量，更加坚决地、锲而不舍地将中国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推向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