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农民的基本特征 四 |
| 送交者: 伯恩施坦 2021年11月09日02:24:39 于 [天下论坛] 发送悄悄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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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独立农会 写于不同历史时期 整理于二零二一年 前言 本文属于漫谈性质的文章，汇集了不同的农民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的观点，反映了不同时代不同背景的中国农民的生活，充份的论述了中国农民的基本特征。 残害农村 作者 茆家升 写于 二零一九年 彭湃毛泽东两位所谓“农民王”， 是终结中国数千年“乡村自治” 的始作俑者。他们以俄为师，在中国广袤农村，推行暴力革命，消灭私有制。对贫苦的乡村，做彻底的剥夺，不惜大量杀人。受害的首先是土地红利主要提供者，也是士绅文化的传承者，中小地主阶层。而延绵数千年的宗法制度，也被彻底摧毁。亿万农民失去生存的家园，和文化道德的依托，再加上异族的入侵，从此近百年的大动乱大灾难开始了！
彭湃本人的经历和其家族命运的跌宕起伏，更有其标本意义。
上世纪二十年代，彭氏发动海陆丰起义，成立中国第壹个苏维埃政权，先后以土地革命名义，大量杀人。大动乱曾迫使当地八分之壹人口，逃避粤港；六十年代被杀者后人，在文革期间，又以“革命委员会”名义，大量杀伤彭氏后人亲属！
暴力革命致使如此冤冤相报，还不该发人深省吗！ 中国历来农耕立国。由于千年皇权不下县和绵延数千年的宗法制度与土地私有制形成的乡村自治状态，先民们过著自耕自给，远离皇权相对自由散漫的生活。几千年来，历经多次皇朝更迭的大动乱，战争、灾荒、瘟疫等种种劫难，先民们凭借脚下几亩薄田，几片山林，几畦菜地，和吃苦耐劳，艰辛发奋的精神，都坚强地生存、繁衍下来了。
但是，也因为几千年帝制的桎梏，儒家三纲五常的束缚，还有分散的单壹的小农经济，产量低，物资匮乏，缺乏竞争力。加上多年的固步自封，已与世界潮流脱节，直到1840年的鸦片战争，中国保守的大门，被外强的坚船利炮轰开。古老的中华民族，才切身感受到危机的到来。 于是壹批批有识之士，在认真反思本国本民族种种积弊的同时，也纷纷走出国门，去见识滚滚前进的世界潮流。当然，纷纭繁杂的世界潮流之中，也是泥沙俱下、五颜六色，其中发光的不全是金子，嗓门大的不壹定就是真理。
果然，各种正说邪说正理歪理，都戴著各种面具，藏著各种野心祸心，打著各种旗号，涌进中华大地这块闭塞已久的土地上来了。中国延绵数千年的乡村自治’生态，被彻底终结，近百年来的大动荡也壹发而不可收了。
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主要是两股思潮：壹是以英国工业革命、法国的人权宣言、美国的独立宣言，所带来的在器物、制度，和文化上的大变革，和由此行成的民主、科学、宪政、自由、平等、人权和市场经济的大潮，孙中山先生所说的“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主要就是指它们。认识它，接受它并在中国传播开来的代表人物有魏源王韬林则徐梁启超孙中山宋教仁蔡元培胡适等，当然也包括鼓吹‘德先生’（民主）与‘赛先生’（科学）的陈独秀。
在这样的世界潮流推动下，近壹百多年来，中国发生两件变革性的大事：壹是由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成功，推翻了数千年的帝制，成立了亚洲第壹个民主国家；壹是由胡适陈独秀蔡元培等发起的新文化运动，批判旧文化旧礼教旧制度，引进推广民主、科学，及自由、平等、人权等普适价值。
可惜，这股民主大潮，由于人所共知的原因，在大陆中断了，以后只在偏居壹隅的台湾岛上，才有延续与发展。
其二就是发端于马克思恩格斯合著《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所带来的红色大潮，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用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的手段，砸烂旧世界，建立壹个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的新世界，要消灭私有制，包括剥夺农民和小工商业的资产；要和旧的传统做彻底决裂，甚至要破除婚姻和家庭的“束缚”，据说那样就可以到达人人都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极乐世界了。
今天来看别说这样的乌托邦是如何的荒唐与充满暴力血腥和灭绝人性，但其开始鼓吹的反剥削均贫富的主张，确实也蛊惑了壹批知识分子，愿意为它赴汤蹈火，甚至流血牺牲，从而也成就了壹些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其代表人物有陈独秀、李大钊、恽代英、肖楚女、夏明翰、彭湃等。
有两位人物，特别值得关注。就是共有“农民王”头衔的彭湃和毛泽东了。他俩应该是终结中国乡村延绵数千年的‘乡村自治’政治生态的始作俑者，是在中国广袤乡村推行暴力革命，阶级斗争，和消灭私有制最有力的鼓吹者和顽强的推行者。由此带来的乡村乾坤大颠倒，其后果是福兮？祸兮？他俩究竟扮演了怎样的角色？是农民的大救星，还是灾难连年的灾星？两位之间有何异同，历史应该如何理性客观地评价他们？
说来话长，还得从中共成立说起。 中国共产党1921年的成立大会, 是在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代表，荷兰共产党员马林的主持下召开的。（据叶永烈先生文章，1921年10月4日下午2时，巡警突然包围了上海陈独秀住所，逮捕了陈独秀和夫人高君曼、壹大代表包惠僧、杨明斋、柯庆施，是马林花了保金500两白银，保五人出狱的。）
以后长时期中共只是共产国际壹个支部。共产国际有责任给中共支部以物质援助和理论指导，比如定期发放壹定数量的卢布，当然也就有了对中共指手画脚的种种权力，包括领导核心人员的组成，重大方针政策的制定等等。以后共产国际的驻中国代表如鲍罗廷、越飞，直到长征时的指挥官李德，都是中共头上的太上皇。不厘清这个事实，就不能理解中共的许多政策，为何和苏联惊人的－致。中共领导人都在说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当然也有个别不听话的，比如陈独秀，但很快被边缘化，直至开除出党。
但是，中共和苏共所走的路并不壹样，中共走的是农村包围城市的路，也就是说中共是发动农村革命起家的。虽然中共早期也搞过夺取城市的斗争，比如南昌起义、两次攻打长沙、攻打赣州等，但因为都失败了，才决定革命从统治力量薄弱的地方，广袤的农村开始，即土地革命。
中共党史通常称1927---1937年为土地革命时期。其实这个时间，还可以提前，至少可以提前到1924年7月3日，即第－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农讲所）开学的日子。
虽说那时中共还没有自己的武装力量，没有根据地，“打土豪，分田地” 还停留在纸上谈兵阶段，“农讲所”还是以国民政府的名义举办的，但我们只要重温壹下当时广州“农讲所”，和1927年3月成立的武昌“农讲所”里，所学习的科目，和因理论联系实际需要，而采取的革命行动，就能理解那短期培训班式的“讲习所”，在中共的革命史上，起到过怎样的指导作用。
如广州农讲所第壹届共有学员38人，其中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20名，彭湃为主任。讲习所注重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既开设基础理论课、专业课，如《帝国主义》、《社会问题与社会主义》、《中国史概要》、《中国农民问题》等，也开设军事训练课程，军训时间占1／3。此外还组织学生深入农村调查研究中国农村的现状及问题。学生毕业后须回原地，从事当地的农民运动。
再看看武昌农讲所。1927年3月，毛泽东在董必武等支持和帮助下，创办了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招收了700多名学员。3月7日开课。4月4日，正式举行了开学典礼。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教职员中有恽代英、方志敏、彭湃、周以粟、夏明翰等。毛泽东亲自参加学员的讨论会，指导学员下乡调查，通过实践掌握革命的理论。
学员经过3个多月的学习和参加镇压麻城县地主武装红枪会的反革命暴乱，以及粉碎反动军官夏斗寅的武装叛乱的实际战斗，不仅学到了革命理论，而且得到了革命实践的锻炼。
1927年6月18日结业后，学员们响应“到农村去，实行农村大革命”的号召，奔赴农村从事农运工作，这些人后来绝大多数都成为革命的骨干，和老壹辈革命家。
这些骨干们可以是壹群人或十几个人，有时可以是壹个人几个人，走进本来是相对平静的农村。去干什么呢？去造反！具体点说就是：“打土豪，分田地。” 就是农村暴力革命，就是去终结在中国广袤乡村延绵数千年的“乡村自治”的政治生态。
中国共产党的兴起, 就是这样起家的。以上提到的中共早期领导人, 有两个人最受注目。壹是广州农讲所第－期和第五期主任彭湃，另壹位当然是灵魂人物毛泽东了。他俩有－个共同的头衔：农民王！彭湃烈士1929年就死了，而毛泽东则主宰了中国人命运几十年。 今天，我们是否可以客观公正地评述两位农民王，特别是毛泽东，当年都干了些什么，当然是党史上明确写著的是，1927——1937年的土地革命，即由“打土豪，分田地”发轫的暴力革命，如暴力土改、消灭私有制和阶级斗争等等。直到主要依靠农民的力量，夺取了全国政权。 然而未想到的是，在新政权里，帮助毛泽东打天下的农民们，却受到的伤害最大：从户籍制度分成农和非农，把亿万农民作为二等公民，圈死在农村里；再到经济政策上的产品价格剪刀差，把农产品价格压的很低；实行“统购统销”，剥夺农民土地产品的支配权；当然最严重的还是，以农业所谓社会主义改造为名，强制推行农业合作化，小社、大社、直到政社合－的人民公社。亿万农民不仅失去了土地耕牛农具等所有生产资料，最后连活命口粮，也被以“反瞒产私分” 强行搜刮走。结果仅三面红旗－役，就饿死了三干多万老百姓，其中主要是农民。而这壹切罪恶的始作俑者，竟然都是号称“农民王”的毛泽东！
为什么会这样？是毛泽东背信弃义，建国后忘了帮助他打天下的农民兄弟，而致在农业政策上，出现的壹系列失误，酿成的恶果，还是毛泽东这个所谓农民王，从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起，就是虔诚的马列主义信徒，主观上就是认为它是终极真理，所以即使到农业合作化已彻底失败，大批农民被活活饿死，土地荒芜，百业雕零，乃至神洲陆沉，依然我行我素，顽冥不化，死不悔改，典型的古巴格瓦拉式的共产主义原教旨主义者？
毛泽东是否背信弃义，欺骗了帮他打天下的亿万农民，今天还有讨论价值吗？稍加回顾，仅从延安以毛为首建立边区政府起，看看毛们向国人，乃至国际舆论，由其喉舌《新华日报》为代表的白纸黑字公开声明，和毛本人回答中外记者的谈话，不都是信誓旦旦，壹再表明，我们决不搞壹党专政，要保障新闻自由，要军队国家化，要壹人壹票无记名氏的选举领导人，壹句话要实行美国式的民主。试问毛掌权之后，哪壹条实现了，遑论农民问题。
再说说毛是否为马克思主义原教旨主义者，或曰毛是什么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那什么是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的原教旨呢？在下草民是壹头雾水，壹窍不通。只知道这股红汤，流到那里，那里就是灾难、动乱、血腥！
也有人说毛本人并不读什么马列的书，壹生都钻在中国的古藉线装书里，仅二十四史就读了多遍，此言不谬，已有毛圈点批注二十四史出版为证。那毛从古藉中都学到什么呢？对此毛倒襟怀坦白，公然鼓吹“天下苦秦久矣”的暴君秦始皇，还要“百代都行秦政事”， 还有就是赞赏并身体力行，以韩非、李斯、商鞅为代表的酷刑与阴谋诡计！壹国领袖竟然鼓吹这种封建糟粕，毛制下国人还有安稳的日子过吗？
从1924的“农讲所”开始，到1976年9月毛死掉，别问中共换了多少届领导人，从农村暴力革命的角度看，毛泽东是当之无愧的领袖群伦的壹号人物，始终站在舞台中心。也就是说中国农村问题，几乎全凭毛泽东主宰，而且数十年是壹根“红”线，贯穿到底的，并没有建国前后的区别。
或是说就中国农村的变革而言，不能说壹切功过是非，全由毛－人担当，比如大跃进时数千万农民被饿死，只追究毛的壹个人的罪责，固然是不公正的，但从已披露的史实看，毛泽东绝对是罪魁祸首，且怙恶不悛，到死也没有壹丝省悟。纵观其壹生，如中共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方毅先生在中央四千人大会上所言，是古今以来中国第壹暴君！ 对这样祸害中华民族至深至重的恶魔，只能永远把他钉死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国人永远以此为戒！
毛给国人带来的灾难，对广袤乡村来说，归根结底还是土地问题。文前曾说土地是亿万乡民的命根子，也可以说是乡民们的保护神。我们中华民族能相对平静地绵延数千年，其中重要的壹条，就是土地私有制，和与此相关的“乡村自治”政治生态。只要亿万乡民固守著脚下属于自家的土地，恋恋不忘“落叶归根”，中国就乱不到哪里去。反之，广大乡民们壹旦失去了土地，就是失去了生存的根本，就是无根的浮萍，就是壹群失魂的浪人，那什么样意想不到的怪事坏事都会发生，包括自身受到侵犯和侵犯他人。
有人说土地私有应该包括土地所有权、土地经营权、和土地产品的支配权。其实本来没必要这么细分的。在属于我的土地上，我想种啥就种啥，想怎么种就怎么种，乃至土地想买想卖，都是我自家的事。至于种出来的庄稼，除了交公粮，当然归我所有。就像我开－家商店，买什么卖什么，是赚了还是亏了，当然也是我自己的事，除了纳税，资产也当然归我所有。会有什么问题吗？
未想到这些常识范围的事，在毛时代天翻地覆了。农业合作化愈演愈烈，农民们刚到手的土地证，未捂热就没了。壹句工商业改造，妳的商店工厂也没了。既然土地商店工厂都没了，还谈什么经营权和支配权？既然国家资源劳动成果和劳动者本身，都属于执政者，在领袖专政完成之后，财富劳力都成毛的私产。还有百姓的活路吗？出现饿殍遍地、经济衰退，乃至文化毁弃、道德沦丧，是必然的事。而这壹切都生发于消灭私有制和暴力革命。
应该承认，毛死后邓主政，实行改革开放，是历史的进步。就土地而言，宣布解散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即所谓“上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来都是自己的”，也就是可以理解为在土地产品分配权上，执政者向土地耕种者，作了壹些让步。
近年据说开了壹个大口子，农民有了土地经营权，政府向土地耕种者，发放了类似城市房产证的小本本。虽然它还不等于田契，还不是土地所有权，没有突破土地权属于国家的所谓红线，也算是时代的壹大进步了。进步大小都是好事，都比固步自封好，更比倒退好！这也是历史的必然。
说远了，再说说另壹位‘农民大王’彭湃的故事。 而另壹位被毛亲口封的什么“中国农民运动大王” 彭湃，他的遭际，他的大家族命运的跌宕起伏，则给了我们有关农民运动，更多的信息，甚至可以说，对他的反思，有著标本意义。
彭湃的身世与毛泽东大不壹样。毛只是壹个出身于小地主家庭，却不安心务农，也不认真读书，只是壹个游走在城乡之间的边缘人物。彭湃则出身于大地主，或曰名门旺族，自幼受过良好的家庭教育，及长留学日本，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曾是基督教徒，后受俄国十月革影响，信奉马列主义，归国后积极从事农民运动，从理论到实践都有重大影响，是国共合作期间，国民党政权创办的农讲所的创始人，又是重要的理论教员。
应该说彭湃对马列主义的信奉是真诚的，他归国后的所作所为，都是他的主观行为，并非受他人蛊惑。
彭1921年夏回国时，曾被主政广东的陈炯明任命为海丰县教育局长，后辞去。1923年发动农民运动，任农会会长。农会会员达两万户十万人，后农会快速发展至全省，彭任省农会会长。后因利益矛盾与灾情，陈炯明下令解散农会，农会骨干转入地下，彭湃投反陈炯明的孙中山。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部分势力在上海开始清党，捕杀中共成员，并成立南京国民政府，与武汉国民政府对立，史称“四壹二政变”、“宁汉分裂”。彭湃时任武汉国民政府中华全国农民协会执行委员兼秘书长，被南京国民政府通缉(《国民政府通缉共产党首要令》)。 4月底，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彭湃当选中央委员。7月2日，汪精卫武汉政府宣布解散共产党机关。国共分裂后，彭湃参与领导了南昌起义。
1927年10月，彭湃发动海陆丰暴动，占领海丰、陆丰两县，发动、组织农民，成立农会，彭湃当众烧毁自家祖传田契，将自己的农田分给农民无偿耕作，同时自己过著俭朴的农民生活。1927年11月21日，成立海陆丰工农兵苏维埃（工农兵民主）政府，为最早的中国苏维埃地方政权，形成割据势力。制订和颁布了“土地革命法规”，主张“壹切田地归农民”，实践“耕者有其田”。因“四壹二”清党开始的“白色恐怖”地主得势时采用恐怖手段滥杀农民、农会成员，而当地农民复仇时则以牙还牙也采取恐怖的方式折磨虐杀反对者。
彭当时的职务是“中国共产党东江地区特委书记”。苏维埃政权里的共产党员有85%是当地农民，2.3%是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行使大部分政治权力，而他们同时严格受到“东特”的控制。目前没有史料证明彭湃有过试图阻止屠杀的行为。1928年2月29日，苏维埃政权被政府军击溃，彭湃率领残部撤至大南山地区。
1928年7月，彭湃在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同年底任中共中央农委书记兼江苏省军委书记。1929年8月24日，由于军委秘书白鑫的出卖，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张际春5人在上海公共租界新闸路经远里白鑫家中举行江苏省军委会议时被捕。彭湃在狱中屡遭酷刑，拒屈，8月30日被国民政府淞沪警备司令部秘密枪杀于上海龙华刑场。
以上是摘录于维基百科的彭湃词条，应该是信史。
早年他是出于信仰抛弃财产而投身革命，以后历经磨难，依然革命意志坚定，九死未悔。直至被叛徒出卖被捕，狱中屡遭酷刑，坚贞不屈，终遭杀害，年仅32岁。表明中共早期的领导人彭湃烈士是革命的壹生，是光辉的壹生。
但是，彭湃烈士革命的壹生，还告诉我们壹些什么呢？本著寻求历史的真实，和对烈士的事业，尤其是他这位“农民运动大王”所从事的农民运动客观公正的评价。如果不为烈士讳，彭式的农民运动，总体来说，和毛泽东壹样是失败的，它并没有给他那个国中之国的海陆丰苏维埃政权的子民们，带来幸福安康和富足。由于延绵数千年乡村相对平静的“乡村自治”的局面被彻底打破，带来的是相互仇恨和杀戮，是动乱逃亡，以致“40万人口的海陆丰地区，有超过5万名民众逃离到香港、广州避祸。
此乃为何？是有悖于彭湃投身革命的初衷，还是他也奉行的是从马克思到列宁斯大林，倡导的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和消灭私有制的歪理邪说？网上有材料表明，应该是后者，即海陆丰的农民运动，是暴力革命的后果！
至于施行过怎样的暴力？造成怎样的恶果？网上还有壹篇题为“恐怖的海陆丰起义之革命纲领可供参考。下面是此纲领的要点：
壹籍国民党者杀。二，反土地革命者杀。三，曾任文武官员者杀。四，曾充民团警兵者杀。五，曾充反动政府机关差役伙夫者杀。六，壹切地主土豪者杀。七，讨租讨债者杀。八，还租还债者杀。九，藏匿契据者杀。十，立妾蓄婢者杀。十壹，不服征兵者杀。十二，当堪舆命卜者杀。十三，当巫婆媒婆者杀。十四，吸鸦片者杀。十五，惯作盗窃者杀。十六，盲目者杀。十七，疯癫者杀。十八，残废者杀。十九，老朽不能操作者杀。二十，信仰壹切宗教者杀。
也许事实并没有如此恐怖，但暴力革命地区八分之壹的人口，不得不逃难，即可反证暴力革命的残酷、暴虐和恐怖！而维基百科中的这壹句话，“目前没有史料证明彭湃有过试图阻止屠杀的行为” 说明彭湃对这样的恶果难辞其咎。
为了说明壹种歪理邪说带来灾难的广泛性，我们不妨再抄录壹段，1947年边区暴力土改时，农会公布的有关条例，来证明毛泽东、刘少奇氏的暴力土改，和彭湃的海陆丰起义，是壹脉相承的。
根据毛泽东著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的指示“壹切权力归农会” 的精神，率先成立乡农会，农会贴出《告农民书》，前五款是：
1，地主阶级必须彻底打垮，不问大小地主，男女地主，本村外村地主，以及装穷的地主，化装的地主，大家都可以清算……大家要拿去斗，就可以拿去斗……不管他是怎样的人，大家要怎样惩办，就可以怎样惩办。
2，富农的封建剥削和封建压迫，也必须消灭。富农多余的壹切财物，必须拿出来。罪大恶极的富农，大家要怎么惩办，就可以怎样惩办。
3，农民当中少数恶霸、敌伪爪牙和地主的狗腿子，大家要怎么惩办，就可以怎样惩办。
4，中农必须拿出多余的土地抽出来分。
5，雇农丶贫农，是实行平分土地最坚决分子。这些人当中，有小毛病，不能给他们戴上二流子丶傻瓜丶懒汉帽子。 《告农民书》最后强调：“共产党和毛主席都批准了咱们，有监督、审查、批评、处罚、表扬、教育的权利。” 人民法庭既然有政府的支持，那么，我们可以斗争，可以处分，可以撤职。（见《晋绥日报》民国三十六年九月二十四日）
认真分析壹下，两者有相同也有不同。海陆丰苏维埃时代还可以避难港粤，而晋绥土改则壹直延续到1949年之后了。当然，49年之后的海陆丰，农村问题上，和全国壹样，只能是亦步亦趋了。 未想到的是，上世纪1920年代，彭氏农村暴力革命所带来的相互仇恨和杀戮，居然会在40年后，文革时期竟风云再起！
1966年文革开始，海丰发生了反彭湃事件： 彭湃的堂侄彭科于1967年被斩首示众（涉案者文革后被追究法律责任）；曾任海丰县长的彭湃三子彭洪从广州华南农学院水稻生态研究所被抓到海丰批斗，1968年遭残害致死；年近百岁的母亲周凤亦遭到批斗致伤并被捕入狱（周凤早在1956年赴京，即受到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人的接见，被誉为“革命母亲）， 后经周恩来干预方获救。
就在彭家人在北京为营救周凤老人而奔波时，千里之外的海丰，“反彭”浪潮达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史料记载，1967年，“反彭”分子扬言获得林彪“批示”，在海丰制造了血腥镇压和长达半月的围剿，100多名干部群众被杀害，800多人被打成残废或重伤，3000多人被打伤---
关于 彭湃之子彭洪被抓走批斗，曾失踪十年成谜，最后确定被害致死。网上有壹张贴子：
1968年9月1日晚，彭洪从牢房被押走。接著，紧挨著的公安局大楼内，响彻著吆喝、毒打、惨叫、呻吟的声音，持续至深夜。壹会儿安静后，杂乱、急促的脚步声又出现了。壹个老干部偷偷爬上窗口望出去，只见几个人用床板抬著不能动弹的彭洪，把他扔回关押的牢房。9月2日深夜，两个农民抬走了包裹著的彭洪尸体……1978年11月，为了查明彭洪的死因，工作组决定提棺验尸…
试问谁有这么大的胆子，敢对正宗的革命烈士，毛泽东御封的“农民运动大王”，中华大地第壹个苏维埃政权的缔造者，彭湃的家族，进行如此丧心病狂的迫害？而且还那么“理直气壮”。四人帮垮台后，习仲勋主政广东时，在对彭氏血案平反过程中，还有人顶著不办，还扬言要上告中央？下面转壹个小贴子。 力排阻扰，习仲勋揭开“反彭”盖子 1978年，习仲勋主政广东后，随即揭开海丰反彭湃烈士事件的盖子。这年6月，省委四届壹次常委扩大会议进行整风，习仲勋提出，应为这起骇人听闻血案中的死难者平反昭雪。《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中记载了这样壹个细节：有人表示，对“反彭”事件中死难者，不能平反昭雪，否则就上告党中央。习仲勋勃然大怒，对这个“杀人有理”的家伙说：“妳要是不上告，妳就是王八蛋！” 彭氏血案终于在叶剑英、习仲勋等领导的直接干预下，获得了平反。但却并非如善良的人想象的那样，好人扬眉吐气了，坏人受到了严惩。对此网上也有壹个小贴子，谈到此事。
3200多人获平反 彭氏后人未要求严惩凶手
在彭家获平反昭雪后，陈平和儿女没有要求严惩迫害彭洪的凶手。彭伊娜说，当时国家百废待兴，我们家人壹致认为，要向前看。彭家冤案是“文革”特定历史时期出现的问题，不是个人的问题，不应怨怨相报，否则永无了结。但是，党、国家、民族不可以忘却这段历史；我们所有经历过“文革”的人们，都应该自省和反思。
于1929年为革命被国民党杀害的彭湃，在九泉下或许不会想到：他的历史功绩曾壹度遭到篡改，他的骨肉也为之蒙难。今日前来瞻仰彭湃烈士的后辈，或许也并不了解这些。
既然实地采访的记者，都不谈此事，我们后来人还能说什么呢？但总是感到疑虑重重，它究竟是文革中的孤立事件，还是与40年前的海陆丰苏维埃成立时的相互厮杀，有某种关联？如果是前者，别说是对彭湃烈士的母亲和后人，即使是普通刑事案件，100多名干部群众被杀，800多名重伤残，3000多人受伤，亦是壹件极严重的事件，按常理那些涉案人员，在尔后的清理文革三种人活动中，必定会有相当多的案犯和作恶者，受到应有的惩处。可是我们在网上并未查到相关报道。更不可解的是，为何彭家后人等，在3200多人获平反后， 彭氏后人未要求严惩凶手。只说“不应怨怨相报，否则永无了结”吗？还是历史根源太深，抑或有些难言之隐？
其实仅“怨怨相报” 四字, 已经透露出很多信息了，起码表明它不是文革中孤立事件，而是积怨已久。而怨从何来？虽未见正式记载，但回顾历史，只能是40年前的暴力革命了。只能推测出，当年的滥施酷刑滥杀无辜，是极其严重的，仇怨经久积聚，等待时机，终于在文革中，据网载以“革命委员会”的名义，施行残酷的报复了。
行笔至此，我十分理解，也非常敬重彭氏后人未要求严惩凶手的宽容精神。我们中华民族是很讲恕道的，所谓仁者爱人。他们提出的“不应怨怨相报，否则永无了结”，无啻于天籁之音。是毛时代什么阶级斗争为纲，全社会成了壹架硕大无朋绞肉机年代，久违了的声音。但愿我的祖国，我的同胞能早日从人整人人吃人的噩梦中惊醒过来。同胞之间互敬互爱，共建美好的家园，应该不是奢望。无论现在中国存在的问题再多，都是可以通过和平的方式，改革的方式解决的，都没有理由要回到阶级斗争为纲的恐怖年代，它带给中华民族的伤害太大太深太重了。
结语：“乡村自治”的政治生态，是基于千年皇权不下县，土地私有和宗法制度的共同基础。数千年来它既保护了我们先民的生存权利，也限制了乡村的发展。在世界潮流的推动下，走向衰落直至消亡，是历史的必然。
但是，中国人的不幸，“乡村自治”的消亡，缘于马克思列宁斯大林为代表的红色大潮的侵入，缘于在乡村党组织和政权机构的无远弗届。以彭湃毛泽东两位“农民王”为代表的极权者，竭力推行暴力革命、阶级斗争、消灭私有制，和与传统决裂，所带来的血雨腥风、杀戮、仇恨，和饿殍遍地、文化与道德的衰退。很多伤害是长久的，很难恢复的。 农村的处境 作者 王晓阳 写于 二零一六年 很多年前，在老家听来的真实的故事，就让我很震惊：壹位地主被批判，地点在他出钱捐助的小学的操场上，时间是1960年代。他当地主时盖的房子，依然是这个村最好的建筑；他盖的学校，依然是方圆几十里最好的学校；再往外走，即便有更好的学校，那壹般也是其他地主修建的。同样的命运是：这些地主纷纷在自己修建的学校操场被批判。 这个地主是怎么死的？被批斗后，他走出学校，走到壹座小桥，这桥也是他出资修建的。他抬起那颗刚刚被按在地上踩得青肿的头颅，睁开模糊的双眼，看到夕阳西下，残阳如血。壹口真正的鲜血从他胸口涌出，大叫壹声，栽倒水中。我脑海总是幻想著这样壹副图景。与真实相比，能有多大差距吗？ 任何壹个群体中都有好有坏，地主也不例外。而几十年前中国主流文化对地主的妖魔化可以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在“地富反坏右”中，地主不仅语序上排名第壹，其被妖魔化的程度，也是绝无仅有的。对此，我不想举太多著名例子了，大家可以看文章后附的那篇文章。 我想说的是：当年地主中的坏分子，即所谓恶霸，远远比农民中的坏分子，即所谓无赖贫农，要少得多。在那样的年代，多数地主都是有文化的，都是勤劳致富，多数贫农都是游手好闲所致。壹位朋友跟我讲过，他们家当年是地主，雇著很多长工。吃饭的时候，地主和长工先吃，然后才是地主家的女人和孩子吃。因为在那样的年代，劳动力是需要被尊重的。每到过年过节，不认字的农民会来地主家讨要对联，地主要自己贡献纸张笔墨，写好了送给农民。 壹种蛊惑性极强的口号从欧洲传到了中国，即西方那壹套。于是，煽动农民，抢劫地主。这些都是众所周知的历史了，现在已无法改变。如果大家从此过上平等的生活，也就算了。权当80年前的地主被牺牲了壹次，换来众生平等。（此处的平等，指的是财富结果平等，不是机会平等。80年前，机会是平等的。） 可惜，历史不是那样演绎的。80年后，我们又看到了新的地主。几个月前，我去北京某地，当我看到壹位村主任指著壹块又壹块土地说“这是我的，那是我的”之时，我无语；当看到这位新地主的豪宅类似欧洲领主的庄园时，我更加无语。类似的情况，这些年已经听到、看到了很多。 我始终不反对地主的出现，因为基本的经济学理论已经告诉我们，如果追求财富的机会相同，那么，每个人的结果必定不同。那么，80年来地主的变迁，仅仅是浪费了80年时间，现在我们又回到从前了吗？ 可惜不是，从80年前旧地主到今天的新地主，其出现的原因、过程、结果是完全不同的——旧地主大多勤劳致富，新地主几乎全部是依靠与权力的勾结来攫取财富；旧地主造福乡里，新地主横行乡里，只是偶尔趾高气扬地施舍壹下。 如果仅仅是财富的不公平转移，倒也罢了。问题在于：新旧地主两重天，导致了中国乡村文化的破产，这才是要命的。 几千年来，中国总有壹些野心家打著奉天为民旗号，争权夺利，导致战乱，民不聊生。但是，中国几千年能够顺利延续，其中，乡绅文化是个重要原因。无论怎么战乱，以乡绅为主体的社会群体，他们始终勉力维持著各自所在地区的生态。中国几千年的社会文化，基本以乡村文化为主题；乡村文化基本以乡绅文化为先进文化的代表。 当乡绅文化被彻底批倒批臭以后，中国的文化就彻底被官府垄断了，中国的政治生态与文化生态终于堕落到了壹个表面最强大、实际最脆弱的境地。新地主既然是与权力勾结所致，那么，缺乏文化底蕴的他们，仅仅是壹群暴发户，他们对乡村生态非但没有任何有益的建设，反倒是无尽的破坏与摧残。 新旧地主的变迁，意味著生态彻底恶化，我们失去了传统文化的承载实体，失去了祖先的佑护。 我们失去了乡村。 在我们失去的众多事物中，这仅仅是壹小部分。 农村的本质 作者 赵建华 写于 二零一九年 中国的未来就是工业化和城市化主导的发展过程，农民人口相对减少，农村社会相对缩小，农村进步并与城市融合是主要的具体内容。 中国农村问题为中国社会问题的根本内容之壹。中国农村问题主要可以以农民、农业及农村等诸方面入手。但根本的问题是农村现代化及城镇化的提高。以农村的缩窄和城市化的全面推进为根本。因对农村问题的关注，认识到尚有若干问题需要补充，以作为农村问题的补遗。 其壹，农民的结构与变迁。现在，中国农民已经有了较大的自由活动的空间，自由活动正在接近人口自由迁徙这个世界人口管理和人权保护的惯例。中国农民由于农业经济的发展及异地就业的兴起，有了较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在结构是得到反映。农民人口，壹般认为农村出生、农村长大并将户籍落在农村的人口，农民人口即农业人口，这是壹个以往壹直使用的定义，至今尚未完全变化。从壹般的法理含义上讲，农村人口即农民，就是户籍在农村的人口。从实际的情况来看，农村人口与农民之间有差异。其原因在于农村人口已经获得较大的自由空间，可以在异地，尤其是城镇地区就业及居住。这些人口的数量在今天已经非常大，占农村的人口总量不小，占城市人口的总量也不小，是城市实际人口（暂住或常住）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人口虽是农村人口，但不是农民。壹般的农民，则是生活在农村，以务农为主。在80年代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农民均生活在农村，外出农村为法律和政策所禁止。农村人口100%生活在农村，允许外出打工和数量的增加是在80 年代以后，并与城市化进程同步。现在，中国经济发展进步迅速，中国社会经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农村的社会经济也是如此。中国农村的人口结构因此也有了巨大的变化。今日中国农村的人口结构的变化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主要的方面。壹，老年人口多。中国人口数量虽还处在惯性增长之中，而且中国农村的人口增长较城市要快壹些，但中国的农村人口结构问题中还是出现实际老龄化的趋势，这是中国农村人口中的首要特征。中国人口在全国范围内出现老龄化的趋势，农村当然也没有例外。中国农村人口老年人多的原因，壹方面是人口自然增长结构导致的老龄化，另壹方面，是大量年轻人口外出打工并长期居住在城镇，造成农村人口的实际的老龄化。中国农村人口外出打工者非常多，在农村外出打工者中，以年轻人为多，年轻人以其精力充沛、受教育程度高、技能掌握多、易于流动、乐于进取等等受到城镇异地的欢迎。这些人口在农村居住的时间越来越少，有的甚至成为城镇地区的常住人口。在90年代末以前，农村外出打工者还在逢年过节回家，而在本世纪以来，农村外出打工者成年累月在异地工作和生活已是非常普遍。中国的农村人口外出打工过程中，由于他们与当地社会的密切联系和易于融入以及城镇在接受外来人口中的政策的松动而从根本上脱离了农村生活。现在，农村老年人口的实际数量非常高，在江南壹带的农村，最突出的就是老年人口多。其二，青少年人口多。与老年人口相比，青少年人口数量的比例稍微低壹点。农村青少年人口比例偏高的原因如出壹辙。农村因为大量的外出打工的青壮年人口而出现大量的留守少年儿童，这些人口不能随父母外出，只能留在农村，在农村生活和学习。其三，就是青壮年人口的数量比例较低，留在农村的青壮年人口，大多数是文化程度较低、缺少手艺与技能的原因，不外出打工，而在农村当地务农或就业，这些人口就是现在主要的农民人口，是农村当地的精壮劳动力，是市场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过程中的农民，这些人口的数量现在越来越少。现在，中国农村的人口结构的这种情况还会进壹步加剧，其最严重的后果是老年人口和青少年人口的养老、社保及教育等问题。 其二，农村人口素质问题。农村人口素质就是农村人口的教育水平，教育水平的含义是相当广泛的。首先，是科学文化素质问题，即壹般的所谓受教育程度。农村九年制义务教育及高级中学与职业教育都在不断的发展巩固中，农村人口的素质处在不断的提高之中。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里，壹直这样的轨道上。农村人口的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是相对较快的，速度和程度甚至超越城镇人口。这有利于农村的发展，也有利于城市化的推进。其次，政治法律素质问题。在农村人口中，包括长年居住在农村的人口和长年外出打工的人口，政治法律素质的提高参差不齐，有接触社会现实及国家政策较多而获得较好的政治法律素质的人口，也有农村社会媒体的教育和宣传水平较低而人口的政治法律素质相对较低的人口，更要接受正规教育和社会教育的机会少而造成政治法律素质较低的人口。中国正在走向社会主义的法治和社会主义的民主，人口的政治法律素质显得极为重要。其欠缺就意味著社会适应和社会生存能力的欠缺。未来农村发展，农村人口的政治法律素质的提高是人口素质提高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内容。中国农村人口素质出现了大幅度的提高，这是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同样重要的进步。其中的根本原因有两个。壹个是农村社会的教育程度和水平的不断提高，另壹个是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农村融入城乡壹体的全国的化的程度的不断提高，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和平等抉择提高了农民的素质。再次，农村人口的素质在不断提高并减少与城市人口素质的差异的同时，还是存在农村人口的素质相对落后于城市人口的素质的问题。农村人口素质有待于提高。在现在的城乡教育体制的基础上施行必要的改革，农村人口的素质即可以在此基础上有巨大的进步，可以逐步达到城镇的人口的水平。今后的农村发展，还将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最重要领域，中国农村的人口的素质的提高也将是壹个重要问题，中国的农民的素质问题还将是中国人口政策和农村政策的关键。 其三，农民教育问题。教育是国家发达和社会进步的根本大计。中国农民素质的提高和中国农村社会经济的进步要以教育为根本。中国农村社会经济的进步的取得以及今后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现代化，尤其是以工业化和城市化推动农村现代化和城乡壹体化进程，中国农民的教育问题更显突出。中国农民的教育问题在过去几十年里取得了重大的进步，从根本上提高了农民的素质和农村的进步。当前，中国农民的教育存在以下几个问题，需要著力解决。壹，学龄人口的教育水准的提高。农村绝大多数的学龄人口在接受国家的国民教育。在小学、中学阶段，农村享受国民义务教育，农村人口的入学率已经普遍提高，农村人口的受教育程度大为提高。但在学龄前及高中以上阶段等人口中，农村人口的受教育机会和程度比较低，有待于大力提高。其二，社会教育的重视与展开。农村地区，地广人稀，教育基础设施及师资力量分散而薄弱，与城市地区相比，差异巨大。在社会教育方面，尤为严重。要提高农村地区的教育水平和人口素质，必须重视和展开社会教育。壹方面，农村地区可以举办无形或有形的社会教育，以就地提高农村人口的素质。另壹方面，可以开放城市的教育资源，向农村地区输送社会教育。现在，城乡之间的交通、通讯及人员交流十分频繁，展开城乡联系及壹体化教育十分有利。三，国家在农村教育中的支出的增加及收费的废止。中国农村，绝大多数是地广人稀的零星部落式据点，生产作业和生活方式落后。农村发展并不是以此种落后的方式取胜，而是以人口素质的提高、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建设来实现进步与现代化。农村教育在此种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非凡。国家在农村教育中的支出需要增加，国家在农村的税收需要减少，这是国家的宏观手段。这些费用最终用于对农村教育的支付。如取消农业税、免除农村高中以下学生的学杂费、补偿农村学生高中以上和职业教育阶段的书本费等等。提高农民子弟从小学到大学的奖学金、助学金的标准。农村教育是百年大计，要常抓不懈。 其四，农民生活问题。农民成为中国社会经济中的壹个特殊阶层，有别于壹般的非农民(绝大多数的工人及干部)，此种情形由来已久。八十年代以来，中国改革和建设首先从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和人民公社解体开始，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民众生活改善也首先从农村开始，农民的生产和生活因此发生巨大的变化。现在，农村社会和城市社会的相比，差距依然存在，有些方面还有差异扩大的趋势存在。农民生活问题是其中的主要内容之壹。中国农民生活与城市居民生活差异总体有所下降。城市社会的交通、通讯、医疗、卫生以及自来水、排污等等基础设施无法向农村延伸，两者差异巨大。农村的人口的生活水平等等因此受到直接制约。中国农民的基本生活包括衣食住行、娱乐等等方面需要大力改善和提高。农民生活问题不但是中国农村的重大问题，而且也是中国社会的重大问题。农村生活问题的解决，壹方面，在于农村自身的改善和提高，如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另壹方面，在于中国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将农村人口聚集到城市，减少农村人口数量，撤并小乡村，减少乡村数量。农民生活的解决是中国的现代化的基本问题之壹。 其五，农民就业问题。中国农民阶层在全社会占50%左右的意见，这些人口的上来源主要在于其自身的劳动，其中包括年长的农村人口。中国农民的生存有著比城市人口更为艰辛的社会制度环境。中国农民在过去几十年里的巨大进步依赖于三个方面。第壹，是农村人民公社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解体以及分田到户承包责任制的落实，这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粮食生产和副业生产立竿见影，增加了农民的收入，提高了农民的生活水平，农村在短短几年时间里解决了吃饭穿衣问题。第二，是农民异地打工。许多农村劳动力从低技术、低水平、低效率的农业生产中解放出来，到城市地区打工，挣到意想不到的钱，实现了致富之路。第三，是农村副业和乡镇企业的大发展。这壹方式介于农村联产承包和外出打工之间，是第三种的新的农村就业方式。这种方式，不但让农民可以适当从事农村劳动，以减少田地的荒芜，而且还可以就地发展工业，可以促进农村的工业化及减少城市就业压力，是壹种非常好的农村就业方式和农村生产方式。现在，农村及城市的面貌大为改善，农民就业问题的内外条件和环境大为改善。农民就业问题，不但是农民和农村问题的内容，而且也是城市社会的问题。其中，包括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首先，是城乡壹体的劳动力市场的初步形成，中国农民的就业已经处在市场的原则限制之下，政府行政限制已经较少。农民与城市居民的就业的最大的限制就是农村人口与城市人口在自身的能力上面的差异。其次，农民自身素质的提高，壹方面，是农民文化素质的提高，另壹方面，是农民进城务工就业的现状和经历已经造就了新时代的新农民，农民就业在农民自身而言已经具备了市场适应和竞择能力。当然，国家政策，尤其是城乡壹体的政策，为农民就业打开了广阔的市场。中国农村相对落后，这种落后相对体现在农民的生活水平方面，而中国的农民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则以中国的农民的就业政策为根本途径。这是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体现。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就是将广大人民群众的福祉放在根本位置。农民就业的根本出路在于农民的国民化。 其六，农村社保问题。中国农村社会处在变革过程中，这种变革是制度的改革和社会的变革，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必然之路。中国的农村，虽然东西南北中的区域差异巨大，但存在异地同构的基本特征。农村的富裕的根本出路大致相同，即农村联产承包，农民外出打工，农村乡镇企业发展等等。目前而言，大致的情形相同。现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进入壹个较高的水平，中国农村社会相对较为滞后壹点。但从中国农村的本身来看，也存在飞跃性的发展。这可以从中国沿海绝大多数的城市的巨大数量的外来工人的情形可以看出。中国外来工人的主体就是农民，即农民工。这些农民具有较高的收入和较高的生活水平，还有养家糊口的能力。这个人口数量约在3亿左右，这个人口数量应放在农村人口的总体中，用来衡量农村的社会经济现状，除非这些人口完全脱离农村，进入城镇上体系。目前，中国的社会经济的发展正在催生全社会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其中，农村相对受到忽视。中国农村人口众多，深刻影响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进步。因此，中国社会保障制度体系建设必须将农村包含在内。中国的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是壹个复杂的问题，其中的影响和制约因素包括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农民收入、农村管理水平、农民积极性等问题。 其七，农村规划问题。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发展长期受到国家政策的深刻影响和控制。在人民公社期间，中国农村完全是纯粹的计划经济和集体劳动，社会控制相当严密，农村和农民完全在国家计划和指令下生产与生活。农村的巨变始于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和人民公社的解体，壹方面，生产关系得到调整，计划经济和集体劳动完全改变，农民从桎梏中解放出来，另壹方面，生产力得到解放，经济和生产水平快速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快速提高，农村开始发生革命性的深刻变化。现在，中国农村在中国城乡社会经济中长期的快速发展后出现了巨大的变化和进步。这些进步主要表现在农村的不断富裕、农民素质的不断提高、农民就业定居的不断提高及农村生活水平不断进步等等诸多方面。农村的进步是全面的。但是，就目前而言，中国农村存在著诸多方面的问题，与其他涉及农民的焦点问题壹样，均对中国农村及农村中国城乡的整体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其中之壹，就是农村的规划问题。 在中国，规划受到重视亦在八十年代以后。在八十年代以前，规划因各种因素出现过停顿。八十年代以后，市场经济的改革与建设步步为营、步步前进，规划也成为其中的壹个核心，受到重视。在城市城市发展过程中，规划被称为龙头。现在，中国城市化及城市发展过程中，规划受到重视，科学合理和经济主导的规划得到广泛应用。规划的质量从八十年代以来壹直在提高之中。这其中，壹方面，规划的技术水平不断提高，另壹方面，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再者就是社会的全面开放。 中国农村是中国社会的壹个重要内容，就地域而言，比城市广阔，就人口而言，比城市人口多，就资源和环境而言，农村也有其重要意义。农村需要有城市壹样的重要的规划。目前，中国农村，因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带动而产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的根源并不是国家对农村的投入所产生的，而是中国城市经济发展与工业化、城市化省被动带动的，中国的农村富裕来源于农民进城打工和乡镇企业的发展。这种背景之下，农民的富裕和农村的发展面临诸多问题。其中，农村的无序的发展成为引人注目的问题。这种发展，浪费土地，浪费资源，破坏环境，影响人居，极为不科学和低效率。究其根源，就是农村规划的欠缺和落后。 农村是零星的居民定居点，往往是几百人壹家。在空间上，不易展开大规模的规划，既有的规划也往往得不到落实，即使落实的规划也得不到良好的效果。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农村就有不少的乡镇规划、村镇规划，但由于指导思想陈旧，多半是壹些非常低水平、陈旧的指导思想，根本未把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及城乡壹体发展的大背景吃透。因此，农村规划成功者较少。 农村迈向现代化是中国社会的必由之路，壹方面，农村的人口肯定会不断较少，农村的居住点的形态也会不断地变化，另壹方面，农村的人口的生活水平也会逐步与城市接近。农村社会所需要的基础设施在内的人居环境也必须是与城市接近的。实质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壹体化规划和壹体化发展。农村以其特殊的自然环境及人居特点与社会经济发展现状，在规划上肯定会有壹定的特殊的要求。中国的农村社会，从东到西，从南到北，有许多的差异，但在人居分散、经济落后、基础设施薄弱等等方面却有共同点。 中国农村规划，首先，要放在城乡壹体的统壹规划之中，城乡壹体的规划是国土规划、经济规划、基础设施规划、文化科技规划等的综合规划，全国壹盘棋要包括城乡壹盘棋这壹因素。其次，农村规划要放在工业化、城市化不断进步之中考量，农村的社会缩窄、农村的村庄合并等等超前发展。其三，农村规划针对的是人，以人的标准衡量城镇规划，也同样以人的标准来衡量乡村规划，乡村规划以人为本，城乡规划在人的层面上统壹。 其八，农村管理问题。中国农村发展的诸多问题之中。农村的管理问题也是较为突出、较为尖锐的问题之壹。中国农村长期以来是低生产率水平、低素质人口、低生活水平的结合地，农村实际上成为中国的落后之地。在今天，中国的经济取得巨大的发展，社会进步巨大，农民生活大变样，农村获得长足的进步。但与城市相比，落后依旧。中国农村落后是全面的，物质落后不必说，非物质的落后也是相当突出，其中之壹的管理就是如此。 农村的管理，大者就是国家对农村的管理，即国家的行政管理。以中国的特殊的现状而言，还包括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农村的管理和控制。小者就是农村社会本身的管理，即农村社区的管理。现在，中国国家法定的行政管理的最低层级是乡镇壹级，村壹级则没有正式的国家行政管理机构，村壹级的管理有自治和乡镇代管。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则由村壹级开始，壹般的村庄均设有村党支部，村党支部的权威要高于村民自治委员会，即党支部的权力大。目前，农村的社区管理机构是村委会，由村民直接选举产生村委会主任，由村委会主任负责管理工作。这个村委会负责村壹级的自治管理，并向乡镇壹级机构负责。村委会壹级的领导人有壹定的工资收入，但并不太多，他们壹般另有兼职。村的党支部是书记负责制，由全体党员选举产生。 现在，村党支部加上村民委员会的农村劳动模式在全国范围内已举办建成。这种领导结构在农村的管理中，有不少成功之处，应予肯定。但是，随著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政治文明建设的深入发展，农村管理工作还有待于大力提高。 首先，是农村领导制度的法制化，要制定规范、详细的村镇管理法律法规体系，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做到事事有法、处处有法。同时，要将法律教育、宣传到位，做到人人知法、人人懂法、人人守法、人人用法。 其次，要精简乡村领导机构的人员。现在，乡镇壹级的政府机构的工作人员非常多，要全面地撤并与精简，做到精确高效。村壹级，党政两套班子及其辅助人员在内，数量也相当可观，也需要进行必要的精简。村壹级的组织，以社区管理为目标，不以行政管理我目标。中国的乡镇和村两级的机构可以在面向社会和市场，以服务为目的，以精确和效率为追求目标，首先落实小政府大社会的目标。 再次，要全面公开村务，将乡镇和村壹级的政府机构处在公开和透明状态，随时注意接纳社会和群众意见，随时可以接受检查、接受批评，问责制、罢免制切实落实。 其九，农村市场问题。中国是壹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市场经济制度自八十年代以来，得到逐步的建设，从原来的壹大二公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国家管制经济慢慢转轨自由竞争和法治规范的市场经济，期间，中国逐步建立了全国城乡壹体的社会主义市场。目前，中国市场经济建设还在不断的先进之中，中国的农村作为中国市场的壹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建设和改革中得以发展。 中国农村的市场，由于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以及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人口素质、社会管理等诸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还有许多缺陷，与城市地区相比，与规范的市场经济相比，与经济发达的国家和地区相比，均有较大的差距。中国农村需要进行市场建设。 中国农村的市场，壹方面，是农村产品及乡镇工业品进入并交易的场所，另壹方面，也是农民进入并交易的场所，于农村而言，与城市而言，农村市场均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国农村的广阔的地域及中国农民庞大的数量，决定中国农村市场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中国农村市场存在以下几个主要的问题。首先，是中国农村市场管理问题。市场管理是壹个复杂的系统工程，要有健全、合理的法规，要有切实可行的政策，要有科学的手段和发达的技术，要有训练有素、敢负责任的管理者队伍。现在，许多农村地区，假冒伪劣泛滥，投机取巧泛滥。其中，中国农村市场中的食品安全问题，尤为严重，需要引起全社会的高度关注，需要引起国家职能部门的高度重视，并著力解决。其次，是中国农村市场建设问题。市场经济的有形目标就是市场，市场建设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发动机。市场经济的建设不但是经济发展的动力，而且也是生活进步的源泉。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过程中，市场建设尤其是城乡壹体的市场建设是壹个关键。再次，中国农村市场问题中，还有壹个农村如何利用要素市场的问题。由于要素市场具有技术规范、资源精粹密集的特点，要素市场的主体必定在城市，但以城市为基准和中心的要素市场必须延伸和服务于农村市场。中国农村市场的全面规范建设和管理是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之壹，有著国家发展的战略意义，这不但是农村与城市的经济壹体化的必要，而且也是农村与城市社会壹体化的必要。 其十，农村基础设施。中国农村是相对落后的社会经济发展区域和社会生活进步的区域，中国农村的落后是壹个综合现象，是经济发展、人口素质及基础设施等等诸多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 中国农村的基础设施的内容相当广泛，包括硬的和软的，有形的和无形的。目前，中国农村的基础设施是全面落后于城镇社会，这是社会经济落后的产物。在壹般的发达国家，社会经济发展使城乡之间的基础设施大致处在同壹水平之上。城市地区仅有某些地方优于农村地区。总体而言，城市与乡村的基础设施都需要大力发展。中国的未来发展必然会赶上当前的世界先进水平，乡村地区的城市化和城乡壹体化发展也将是必然的，乡村地区的基础设施的发展与城市壹样重要。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中，尤以交通、通讯、能源、给排水等为重要。目前，中国农村地区的交通和通讯已经有了长足的提高尤其是通讯，农村地区与城市的差距已经相当小，而在能源等方面的差距，还是比较大。 农村基础设施的提高是农村社会经济的进步的必要内容，也是中国现代化的必要内容。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壹方面，需要全面满足农村社会的需要，使农村社会的生活水准因基础设施的改善而全面提高，当然，农村地区也会因基础设施的改善而促进经济发展。另壹方面，也要全面考虑中国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所要付出的巨大的成本以及基础设施建设所能够带来的巨大效益，要将农村的分散、零星率先通过集村并镇及城镇化进行解决，以求科学、合理地进行农村基础设施的规划与建设。 其十壹，农村资源问题。中国农村有著丰富的资源，也是农村的优势和特点所在。中国农村的资源，从广义上讲，可以分成两大类，即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人力资源就是农村劳动力，中国有近7亿农民，其中，劳动力在四五亿之间，这是全球最大的人力资源库。由于中国农村人口生活低水平等原因，中国农村劳动力具有非常低廉价格的特点。中国农村劳动力价格低廉是中国在全球社会中最大的竞争优势。中国经济发展，尤其是外贸出口的增长，都有赖于中国廉价的劳动力的竞争优势。中国廉价劳动力的源头在农村。中国未来发展，还是以中国廉价劳动力的充分的价值实现为基础，廉价劳动力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源泉。中国农村的自然资源主要是耕地和牧场等等土地资源，直接由农民经营。矿产资源、石油天然气等属于国家所有、国家经营，与农民没有关系。在农村的耕地和牧场等资源是中国农民的立足之本，是赖以生存的资本。就目前农村而言，耕地和牧场等资源存在著浪费、破坏等不良状况，其中的原因，有与农村生产方式落后、管理水平落后等原因。在江南的某些地区，存在土地荒芜、土地被城市化所侵占等状况，而在西北等地区则存在大量的牧业过渡发展导致草原沙化等恶劣情形。这些情形对农村地区的资源及社会经济发展均有极大的破坏作用。是中国社会经济和现代化进程中的巨大障碍。 中国农村资源问题，即人力资源而言，主要是积极提高素质，使劳动力的价值不断提高，在国际国内的竞争中发挥出色的作用。中国劳动力低廉的深层次原因，就是劳动力素质在当前的科技发展主导下的工业社会中显得低下。许多产业需要有高级的科技和管理人才，而中国缺乏这样的科技和管理人才，在中国的农村地区尤其显得突出。因此，中国的许多高科技和资金密集产业无法取得竞争优势，无法形成世界优势。中国在世界工厂的建设中，在充分利用农村劳动力的低廉优势的同时，要全面著力提高中国农村劳动力的素质。中国农村劳动力不但低廉，而且丰富。中国农村存在劳动力的过剩。在中国农村发展过程中，充分消化和利益劳动力是壹个根本性的问题。就业是民生之本，充分利用农村劳动力，是中国农村及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中国农村的土地资源对自然资源的出路，在于积极保护和合理利用。壹方面，要充分地实施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针对新情况，制定新战略，如更加十分珍惜和保护受破坏的农村资源，以做到长久的资源可持续开采利用。 其十二，农村环境问题。中国农村的发展依地域而言，有巨大的差异。中国农村的发展给中国的农村带来了巨大的变化，生活水平提高，人口素质提高，农村面貌大变。中国农村的发展也给中国农村带来了不少的负面影响，其中，中国农村的环境问题是显得最为突出的壹个。 中国农村的环境污染主要来自于以下几个方面。第壹，是农村生活垃圾。当前农村，农民外出就业和居住颇多，长年常住农村的人口大为减少，但是农村生活垃圾却比以往更多了。究其原因，壹方面，是农村的人口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大量的日用消费品转向采购，垃圾不断增加，这与以往的农村人口众多但消费品缺乏、生活垃圾少不同。农村的人口减少不及农村的生活垃圾的增加。另壹方面，是农村的有机肥料的减少和无机肥料的增加，农村的生活垃圾许多并不像以往那样转化为肥料，而是转化为垃圾，放置于农村的许多角落，长年没有得到合理的处置。第二，是农村的乡镇企业及城市工业所排出的污物，这些污物给农村造成恶劣的环境污染，许多无法因垃圾处理设备的运用而得到解决，农村污染因此有加重之势。第三，农村破旧房屋等原来的生产、生活用品的放弃，是介于生活和生产垃圾之间的垃圾。在农村，清污、除污、排污的条件颇差，环境问题十分严重，给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带来了极大的危害。 中国环境问题是未来中国农村发展的根本出路之壹，解决此问题，根本出路在于管理和技术以及资本的投入。壹方面，要从污染的源头上解决问题，即将生活垃圾、生产垃圾、工业垃圾等集中排放、集中清洁，另壹方面，要将现在的污染地进行综合治理，清污、除污、排污，清洁环境，美化环境。建设现代化的新农村，解决环境问题，不但迫切，而且长远。 其十三，中国农村的房产资源问题。中国农村自八十年代以来，发生了社会经济的巨大变化。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人民生活水平极大提高。其中，最具有标志性的是农村的房产。中国农村，在八十年代以前，几乎没有多少的变化，尤其是人们赖以生存的房子。在八十年代以前，房子造得很少，造的多半是壹些堆放杂物和圈养畜牲的小屋。而在八十年代，尤其是九十年代，中国农村的房产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大量新房拔地而起。原来的农村面貌壹下子大变样。新房子壹般比老房子要好，在房子的面积、房子的造型、舒适度、实用性等等均有明显的提高。其原因，壹方面，在于农民外出打工或参加乡镇企业工作后的收入，有大量的剩余资金用于房子的建设。另壹方面，是国家在农村建设给予的必要的支持，主要是房子建设的宅基地的审批的放松和低廉价格。现在，中国的绝大多数农村，房产资源充裕以及房产空置是十分突出的，许多地方已经成为壹种非常突出的资源浪费现象。这在富裕的沿海城镇郊区农村显得尤为突出。 任何科学合理处理农村房产资源问题是今后中国农村以及整个中国社会的壹个重要问题。壹方面，大量空置农村房产的资源浪费和资源破坏已经成为中国农村和中国全社会的大问题。农村的房产，新旧房子在壹起，人均而言，已经大大超标。许多地区，在新房子建设的同时，并没有将原来的旧房子拆除，新旧房子在壹起，完全超出人们的实际需要，房子过剩成为突出问题。房子过剩，带来诸多问题。首先，是资源浪费问题，其次，是未有人居住的房子的寿命会相对较低，再次，大量的土地占用，变相闲置，影响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另壹方面，随著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和城市化的加速，中国农村人口进城就业居住的趋势还将不断的持续下去，中国农村人口减少的趋势还将保持。中国农村的房产的过剩也会持续不断的加剧，这是中国农村必须著力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以目前的情况而言，科学合理地处理农村房产资源的空置与浪费的方式就是将农村房产推向市场，使农村房产成为商品，任其流通和流转。壹方面，可以在市场中获得壹个房产的合理价格，另壹方面，可以在市场中流转房产，使房产流转起来，不但可以解决农村房子的空置和浪费，而且可以解决市场上的房子的需要者。中国的市场经济建设已逾二三十年，许多商品已经市场化，仅有农村房产这样少数的大宗物件尚不可以流通，这是极不妥当的。农村房产流通后，农村房产即成为商品，成为市场上有形的价值物，农村房产的新陈代谢即纳入中国市场的宏观范畴，是中国未来农村市场经济、社会经济发展和农村生活水平的提高的必要的举措。 要实现中国住房的流通，有两个方面的基本问题需要解决，壹个是农村房产土地价格的市场化，即农村现有房产的土地使用权完全商品化并附著于工业化之上。壹个是农村人口户籍登记的便利化和自由化，即买房者落户的自由，以及农村买房者户口进出的自由。农村房产流转需要中国户籍制度的配套。 实现农村房产流通及户籍开放后，农村纳入中国城乡壹体的社会体系，农村即成为开放的系统，不再封闭和愚昧，农村社会改革大为进步。这是壹项必须及时实行的农村政策。同时，落实此项政策后，中国农村的财富会得到真正体现，中国农村的富裕度会上升，是调整目前城乡、工农贫富差异的佳策。 其十四，农村工业化问题。中国在八十年代发展了乡镇企业，这是中国八十年代工业化和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原动力之壹。乡镇企业及其低技术、劳动密集、产品价廉物美等获得了较大的发展。在八十年代初，成为中国农村工业化的潮流，在当时的农村是十分有益的。但在经过二三十年的发展后的今日农村，乡镇企业已经不再像以往那样有影响，农村工业化出现了问题。农村工业化有诸多弊端，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其壹，技术落后。在农村地区，劳动力素质较低，发展工业仅能够发展壹些劳动密集型、技术水平低、资金需求少的小工业，其效率和水平均相当低。其二，污染高。工业发展带来的废物不可避免地遗弃在农村地区，而农村地区又缺乏环保的发展乡镇企业技术和产业，不适应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其三，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包括交通、通讯等在内，相对落后，不适应工业化所要求的标准，阻碍工业发展和效率取得。至此，中国农村的工业化问题不能像以往那样就地解决，而是应该放在农村地区的城市化的框架下发展，中国农村地区的工业化要以制造业产业集中化形式出现，即以制造业基地、产业基地、开发区等等形式出现。实质上是壹种大规模的产业化、工业化并与城市化结合来实现农村的工业化。这是壹些发达国家走过的惯常之路。 其十五，农村农业问题。中国是初步工业化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农业正在工业化。中国农业在GDP中的含量已经非常低。中国农村的未来发展，农业作为产业分量而言，并不是壹个主要的问题。中国农村的发展未来，壹个是人居的现代化，另壹个是人口的城镇集中化，农村将是壹个人居现代化的形态的地方。农业问题是壹个集约化和工业化的问题，农村提供广阔的土地资源和水利资源。农业以科技和管理及资金投入为发展动力，农业就业者是技术人员，而非传统意义上的农民或农村人口。目前，中国农村农业零碎经营者颇多，这是中国联产到户、个体经营的延续，但是，这已经非常不适应现代社会和现代农业的需要。壹方面，是农村因此经济效率低下，农民因此不得继续富裕和发达，另壹方面，在工业化和城市化面前，其比率日小，日益被边缘化。中国农村的农业也需放在中国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中，以工业化和城市化来推动。农业以科技、解约、管理、人才和资金来推动。中国农业是壹个工业化发展的问题，是壹个农业现代化的过程，而不是农村问题。农村现代化的问题，与其说是壹个农村问题，不如说是壹个城市化的问题。实质而言，城市出发解决农业问题，实现农业现代化，更能够养活农民及非农民，而以农村出发解决农业问题，则是农村本身的问题，仅能够解决农民的温饱及其小康问题。农业产业问题要把握农业占据国民经济壹定比例的工业化国家的指标，中国也须朝著这个方向发展。 其十六，中国农村社区建设与有效管理问题。中国农村有中国共产党和村民委员会双重领导，即党政共同领导，村委会受到村党支部领导，村党支部和村委会分别由党员大会和村民大会选举产生，其中，村党支部由两级民主集中制选举产生，党员大会选举村党支部委员，委员选举产生党支部书记。村主任由村民代表大会直接选举产生。在壹般的村里，村由若干个村民小组组成，由组长领导，组长有村民直选或指定。大的村成立党总支，党总支与村支部壹样，是党的基础组织。这样党政两套班子管理村事务并向上负责。与以前人民公社相比，村党支部两套班子的领导和控制力远为减少，许多地方几近松散状态。村党政领导与以往相比，有两个明显的特点。壹个是党政两套班子均有选举措施，大致代表基础民意，这与以往的上级任命和虚拟选举相比，进步很大。壹个是党政两套班子的领导职能较为公开，村务公开成为常规。再壹个是党政两套班子从以往的控制转向服务，面向村民，为村民服务的意识深入到两套班子成员之中。当然，并不排除壹些村领导的徇私枉法和贪赃枉法的情形。农村党政两套班子的领导的进步是中国农村进步和发展的重要成果。 目前，农村社会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浪潮之下发生著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以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人口素质提高为动力的，农村社会的领导和管理也随之突出许多变革的要求。其中，现代社会的社区建设与社会管理是在现在农村控制和管理的新模式。其特点包括，壹，社区建设更加注重人的因素。以农村社区的村民为本施行社区建设和管理。二，社区建设注重服务意识，以提供各种服务为目的，以满足村民的需要为目的。三，社区建设和管理注重低成本和高效率，以义务为主，收费为次，较现在的两套领导班子的运作费用低得多。这是壹种现代意义的小区管理模式。四，社区建设和社会管理以公共服务和自愿为原则。不强制于人，不压制人，是以人的自由和自愿为原则的。社区建设和社会管理以国家的法律法规为指导，是壹种规范化、科学化的管理和服务模式。六，社区建设和管理是壹种公开透明的模式，管理者、服务者与其对象开放、互联、融为壹体。 毒害农村 作者 鸿路 写于 二零一九年 宽甸县位于辽宁省东部山区长白山脉，山水清秀，民风淳朴。可是，壹提起几十年前的土改运动，便有人发出这样的感慨：“穷山恶水出刁民。”这是说“刮大风（土改）”那年，宽甸打死了很多人。当年，负责辽东土改运动的是中共元老陈云，包括协助其做此项工作的江华（最高法院院长）。然而，宽甸土改之真相到底如何，却如壹道紧闭的城门。但事情往往越是遮蔽，人们越是想探个究竟。终于，这段历史得到了真实的记载，即尚振生先生主编的《宽甸风雨录》，虽然，有些资料未能如实收录，但毕竟有助于对土改真相的了解。 宽甸县土改始于1946年6月初，贯彻中央发出的“五四指示”，即《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中共宽甸县委抽调干部组成土改工作团、工作队或工作组深入乡村开展土改运动。但犹如壹出戏的序幕，不到半年，国民党军进占宽甸（1946年11月2日），土改被迫中断。正如中共所宣传的那样——国民党是“兔子尾巴长不了”，刚过半年便仓皇溃逃，中共壹举收回宽甸县城（1947年6月7日）。随之，土改的大戏又继续上演了。
6月中旬，中共宽甸县委组织工作队下乡，去各乡发动群众向地主“要粮要地”，即土改时农民分得的土地和粮食，国军进占之后，又被地主要了回去。工作队在各村组织“要粮委员会”，除此而外，还有“翻身委员会”、“翻身队”、“解放队”、“穷人头”、“农民党”等等，犹如雨后春笋。开始去地主家要地要粮的人，大都对于“要地”心有余悸，“担心要了地国民党再回来，白出力得不到粮食。”（引自《宽甸风雨录》，下同）所以，觉得以“要粮”为上策。“男女老少壹窝蜂，冒著雨到地主家要粮”，不给粮的就“牵牲口、拿东西，甚至拔锅，逼迫地主交出粮食”，甚至不交出粮食就要杀牛。但是也有的“地主把粮食藏起来，哭穷说苞米仓子是空的，没有粮食，要粮等秋后给”。由于，“群众不敢要地”，结果，“造成部分退出的土地荒芜或者抛弃”了。
六月初夏，小荷才露尖尖角，七月便是骄阳似火了。东北局发出了《关于挖财宝的指示》，随即全县转入“砍大树、挖财宝”的斗争，所谓砍大树，就是把地主斗倒，比如把树砍倒；挖财宝，又称挖底产、浮产，就是除了没收土地、牲畜而外，还要搜出地主家隐藏的家底财产，又叫“封产挖浮”。8月初，县委工作队在乡村举办训练班，培训了壹批骨干力量，掀起了斗争的热潮——大川头乡用下“请帖”开会的欺骗手段，将全乡地主、奸霸（当时用语，包括坏蛋）集合在圈场村小学校里，全部关押起来。由训练班每天拉出地主、坏蛋若干名批斗，次日打死3人，打伤30多人。由于壹窝蜂似的群殴，有的“翻身队”员被误伤，“区委书记李铁壹也挨了壹棍子”。
长甸乡对训练班的150多人进行“洗刷”（整肃），将三代之内有地富分子的人清除，留下了“根正苗红”的70人左右。然后，开展“封产挖浮”。“苏甸村组织13个贫农小组，闯进地主家斗了31户”。全乡14个村，逮捕300多人，村村都有拘留所，凡是地主每斗财物必分光。
下露河乡“训练班80多人壹同去地主家吃”，因为地主供不起这么多人的酒饭，便动手将东西查封，把人押起来。“马架子村群众将地主李某、石某家墓茔挖开，挖出块银牌子”。同时，“被斗的地主壹律赶到山上破屋里住，让他们开荒，要饭吃。给地主挂上牌子，见了群众站在远处弯腰脱帽，鞠躬问安……”虎山乡“太平村查封了27户，不管穷富只要是坏就斗争”。王某当过国兵，后参加共军，听说家里人被翻身队关押起来后，带著部队的信函回来要求释放家属，结果，被翻身队的捆绑起来，用乱石砸死。
桦树甸子村打死60多人。
中小学教师被“打死了32人，教师普遍被卸职，受到打击，认为 教师没有壹个好的”。（1948年10月“中共宽甸县委的工作总结”）
石湖沟乡“杨木杆子村（农会）邱会长将地主心挖出来咬著吃了。”……
在这场“大风暴”中，从县城到乡村，无论是种地的，还是经商的，或者是教书人，等等，说不清有多少人被抓、被关、被打、被杀，还有死于襁褓中的婴儿。
中共县委书记刘文伯说过“全县打死几千人”，以至“宽甸在全国解放区是最突出的了”。由此，犯了“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接著笔锋壹转：“但有近万人参军参战”，此时“辽东在久战之后急待补充兵员”（陈云）。江华曾言，“黄凯同志（曾任中共安东省组织部长）报告了参军热潮，陈云笑著说好啊！”（刘文伯《会议记录》1948年第壹本）在“打江山”人的眼里，打死几千人，换来近万人参军——损失是“最小最小最小”，成绩是“最大最大最大”。（林彪）中共不搞“和平土改”，而搞暴力土改，杀地主，分田地，让得到土地的农民“保田参军”，成为共产党源源不断的兵员。学者丁抒认为，毛泽东通过这种发动群众，夺回土地的办法，为了把农民吸引过来，武装起来，让农民手上也沾血，也跟地主对立起来，农民走投无路，只能跟著他走，此乃秘而不宣之目的。
宽甸县，人称“八山壹水半分田”，土地与山水相比显得寥若晨星。在这片珍贵的土地上，宽甸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年复壹年，似乎已忘记了脚下的黑土地浸透著多少无辜者的鲜血，包括年轻人。 暴力土改 作者 季鹏 写于 二零一八年 总体看来，所有毛式运动都是罪恶的代名词，包括毛所谓的“人民内部矛盾”的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和 “三大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它们本质上都是毛为实现其极权统治、彻底奴役全国人民而使出的分化瓦解、分而治之、杀鸡儆猴的把戏，其目的、本质与对敌斗争壹样，并无区别。 不过，从源头上看，从其罪恶的烈度、广度及后果的影响上看，为首却当推“土地改革”（简称土改，又称为“土地革命”）。然而偏偏这壹毛共制造的最大、最早、最恶劣、最残忍、最后害无穷的“运动之母”，却壹直没有受到清算，没有彻底平反昭雪和正本清源，如果不对毛式土改加以批判、清算，对毛主义的罪恶认识就是极不彻底，甚至弃本逐末的。今天，应该到了对这个罪恶之源进行彻底清算和反思的时候了。
壹、土改是毛和毛共制造的最大、最恶劣的冤案
中共搞的“土地革命”运动是在苏共的直接指使、指导下进行的。1923年5月，共产国际告诉中共：“只有把占中国大多数的农民，即小农吸引到运动中来，中国革命才能取得胜利。”“全部政策的中心问题就是农民问题。”指示中共“进行反对封建主义残余的农民土地革命。”后又多次批评中共的农民运动和土地革命不力（即不够广泛、残暴和血腥）从此,中共走上了以暴力逼使农民“革命”、借土地革命之名走传统的发动农民造反夺取政权的道路。 让毛泽东与土地暴力结缘的是他1926年冬天到湖南进行的为期壹个多月的所渭农民运动考察，其后便写出了那篇臭名远扬的、也是毛主义奠基之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这篇报告里毛初次显露了他钟情暴力、喜好残忍的本性，他把这场引起当时全社会包括左、中、右各派人士壹致谴责和痛恨的“痞子运动”、“惰农运动”称之为“革命先锋”，把全社会壹致认为“糟得很”的评论说成是“好得很”，把令人发指的暴行说成是革命中“必须要造成的恐怖现象” 而对其大加赞赏。这篇考察报告初步却又充分展示了毛的指鹿为马、颠倒是非的流氓无赖本性和“反潮流”精神，此后毛和毛主义的壹切言行、“理论”都是这篇报告的的发展、发挥。40年之后的文化大革命更是那场痞子运动的直接传承、发扬光大。 1926年的湖南农民运动是中共土改运动的早期样本，它壹出笼就展示了其邪恶、卑鄙、血腥的反文明、反人类本质，引起了当时全社会对共产党和其“共产主义革命”的同仇敌忾，也引起了广大国民党人对与共产党“合作”的反思，直接导致其后的“马日事变”、“4.12”清党”和汪精卫“7.15分党” 行动。之后，中共也就壹不作、二不休，进行了空前残忍、暴戾的烧杀掳掠的十年“土地革命”，其疯狂和残忍又超过湖南那场痞子、惰农运动。（有关对毛的《中囯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以及毛在地主与农民问题上散布的谬论的分析和批驳，请参阅本书第八篇）。 土地革命亦即土改，之所以称其为毛共罪恶之首、阶级斗争之源，皆缘于其屠杀、残害人数之多，手段之野蛮、残忍，以及其“理论”之荒谬，影响（后遗症）之巨大。 先说杀戮之多。抛开各地分散的“土地革命”屠杀不计，单以毛共的主要根据地江西而论，据民国时期的人口统计资料，1926年秋毛去江西之初，江西全省人口为2000万，到1936年毛共撤离江西之后，全省仅剩1000万人口，净减1000万。如果加上这十年间正常出生的人口，以当时平均年人口增长15‰计，十年间最少应增400万，如此，全省十年间损失人口应为1400万！这1400万人口死亡大部分就是发生在“苏区” 的“土地革命”中。也许，有人以为那是围剿和反围剿战争中的死亡，其实战争中直接死亡的人数并不多，所谓五次反围剿，加起来双方战死者绝对不会超过100万，可见百分之九十不是死于作战，而是死于毛共的残暴统治，其中主要就是其“土地革命”及其后续恶政。 除了江西，全国类似的中共根据地还有多处，它们加起来，比毛的“中央苏区”人口还多得多（如1931年11月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江西、福建的“中央苏区”只有三百多万人口，而加上全国各地的中共根据地，人数最多时达到900万）。这些根据地无不实施统壹的“土地革命”政策，即对地主富农及其他有产者斩尽杀绝的政策。这些地区加总起来，在十年土地革命中屠戮的人数绝不会比江西苏区少。 毛共土改杀人的第二个高峰是抗战胜利后的1947年夏至1948年春，在毛统区开展的土改运动（实际上大多为“二次土改”，因为之前中共毎到壹地首先就是搞“土地革命”）。1948年初，毛共统治的地区已达1.6亿人口，按照毛自己的估计，以10%的人口为“地主富农”（实际打击面不限于此），地富及其家属总数即为1600万左右，这次土改毛共实行的是极其惨毒的对地富肉体上消灭的政策，在运动中被消灭的地富，以及因“扫地出门”而死亡的有多少呢？这笔账虽然无法计算，但仅以地富中的人口百分之十计，也达160万，而实际上肯定不止此数。 土改杀人的第三个高峰是毛建国之后的全国性土改，这时除去毛的“老区”之外，全国农村列入土改的人口按毛泽东所说尚有三亿壹千万。这次土改杀人总数后来毛共有壹个含糊的说法是八十万，我们按上述算法是310万，实际数字会只多不少。 这样，我们把毛共三个时期土改杀人的数字加总起来，大概形成壹个初步的概念，应在1500——2000万左右。那是十分吓人的数字！我们知道，镇反是毛共杀人最多的单项运动，毛承认杀了71万，据后来中共中央研究室等编写的有关著述披露的数字，镇反共“镇压”152·61万人，其中判处死刑的87·36万人（香港《争鸣》杂志1996年第10期载）。这个数字比起土改杀人实在是小巫见大巫（镇反中被屠杀的也有壹部分地富分子）。也许土改杀人还比不上大跃进跃的死人数（4000万以上），但这是不同的概念，“大跃进饿死人”毛可以推说 不是它的“主观故意”，所以他壹直不认账；而土改则是毛直接指挥的杀人狂潮，被害者都属毛的政策范围内要消灭的“阶级敌人”，是“故意杀人”。又如文革，文革中的死人是壹个广泛的概念，情况复杂，毛和毛共都推卸责任。而土改杀人毛和共产党是推脱不了的！何况，文革中被害者中也有相当部分也是土改的幸存者及其后人。 土改杀人的另外－个特点是，其手段极其残忍，泯灭人性，丧尽天良。杀人的方式大多不是正规的枪决（枪决也使用开花子弹，专打头部，以造成恐怖），而是使用原始的石头、木棍、铁器、匕首等；更多的是死于酷刑，包括火烙、吊打、抽筋、剖腹、挖心等等。毛共在土改中提出壹个口号（壹项政策）叫做“贫下中农想怎么办就怎么办”，也就是鼓励其无法无天。 于是农村中的流氓地痞歹徒恶棍——土改积极分子们，兽性大发，各显其能，充分发挥其残人作恶的想象力，把听到的、想到的古今中外的酷刑全部用于对地主的“实验”， 开展残人取乐 ，杀人竞赛，以满足其兽欲。创造了古今中外在政府组织下对手无寸铁者的无辜者前无古人的施暴记彔。 其三是，土改的后续影响最大、最恶劣。具有其他运动所不具备的连续性、永续性。 土改运动延续几十年，影响几代人。而且，壹般运动的受害者，如“反革命”、“坏分子”、刑事犯罪分子，受到惩罚只是其本人（起码名义上不包括其亲属）。而土改则不同，土改要“划成分”， 不但壹划定终身，而且延续无穷，被划为地主、富农，不但本人（假若未被弄死）成了永远的“阶级敌人” ，永久的专政对象，而且，其家属、后代仍要传承、背负这壹“十字架”，地主后代要继承地主的“帽子”，列为国家名正言顺的、法定的“阶级敌人”，永远的专政对象、“贱民”和奴隶。 在土改中，对划为地主富农的家庭，除了斗争、虐杀其主要成员之外，对其全部家庭成员，包括婴儿、幼童釆取的是“扫地出门” 的政策，即每人只给壹个碗、壹双筷，根本不分给土地或“分给” 其几块不毛之地，其余“壹无所有”。令其立即陷入绝境。在当时情况下，壹般亲朋是不敢救援地富家庭的，很多地富家庭成员便死于饥寒交迫之中。幸而存活下来，则要永远背负“剥削阶级”的十字架，成为以后各种运动打击摧残的标本、对象。 地富的家庭成员如此，其亲戚也难逃株连。在毛统治时期，所有与地主、甚至与富农沾亲带故的家庭、人员，也被列入“另册”，受到或明或暗的歧视打击。于是，地、富成了“不可接触者”、“政治麻疯病患者”。这种情况有些近似古印度种姓制度下的贱民——首陀罗，但是实际境遇要远惨于首佗罗。古代印度低等种姓成员只是在职业上受到限制，在种姓内部并未受到迫害，内部可以通婚。而毛帝国的“贱民”在社会上根本无容身之地，即使从亊最低贱的工作，过最贫苦的生活，仍然是是合法的任人欺压的对象，不但常年要服劳役——从事无穷无尽的“义务劳动”，更在实际上剥夺了其婚姻权利，没有女人敢嫁到地富家来，面临断子绝孙的现实。当政治运动来临的时候，地富家庭成员几乎不可避免受到打击迫害、甚至杀戮。毛的意图很明显：让这些幸存的“阶级敌人”成为阶级斗争的活靶子，供其他社会成员欺辱、压迫、奴役，让人们看到被共产党列为“阶级敌人”后的可怕下场，最后让他们绝种。以达到他对全民分而治之的阴险、恶毒的目的。 其四，土改残害的对象地主富农最冤，毛让他们获罪的理由荒诞不经，卑鄙恶毒，构成千古奇冤。 人们都知道，毛共建国之初，把“民族资产阶级”即资本家暂时划归“人民内部”，并允许在壹定时期内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其在城市开工厂、开店铺，雇佣工人都属合法行为，后来毛发动了针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资本家的经商权被彻底剥夺。 然而，在农村只要购置了不多壹点的田地，雇请了长工或短工耕种，或出租给农民耕种收取壹定的地租，就成了地主，成了十恶不赦、祸延子孙的滔天大罪。 地主、富农经营管理自己的田地，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展自己的家业，难道就不是劳动，不是经营管理、不是勤劳致富？退壹万步讲，就算地主 “不劳动”，但那也是他在此前有了劳动的积累，有了可以坐享其成的条件，就像当今富豪们坐吃银行存款利息或投资红利壹样。如果是从祖先继承的财产，作为继承者享用，也合理合法。古今中外，有哪条王法说它是非法呢？ 古往今来，哪壹种财产使用权转让不收取“租金”？出租房屋要收取房租，银行贷款或私人借贷要收取利息，古往今来，从来如此，天经地义。为何出租土地收取租就成了弥天大罪？ 其实，从源头上看，中国的地主除极少数外，不外乎是勤俭积累、祖宗留传、经商做官所得转移这三条路。对于广大中小地主来说，主要是第壹条路。他们无罪。其中壹些人致富后致力于发展乡村教育和架桥修路等公益亊业，更是有功。 最早指出毛的土改理论错误、荒谬，并对毛的“暴力土改” 进行劝谏的是中国农民党主席、农业经济学家董时进。董时进于1949年12月给毛泽东写了－封八千字的长信，从多个方面论证实行没收地主土地的暴力土改的不合逻辑、不合情理和可能招致的不良后果，其中首先驳斥了所渭“封建地主”和“封建剥削论”。 董氏首先指出中国地主不具备所谓的“封建性”，不构成封建剥削。“中国的土地制度是可以自由买卖及出租的私有制度”，“在财产私有制之下，－切物品都是可以自由买卖及出租的，譬如房屋车辆船舶机器等，无壹不是如此，对于这些物品既不认为是封建性的，何以独认为土地是封建性的呢？”接著指出：中国不同于欧洲和俄罗斯，农村不存在领主—农奴制。地主的土地和财产不是来于帝王封赐，除了极少数军阀官僚之外，主要是来源于自己的积累。他举了两个事例：壹个三轮车夫三十年来用他的血汗钱陆续买进了壹百二十亩地；董的壹个老奶妈，做了二十多年奶妈和佣工，随时将她的工资积攒了寄回家去，零零星共买了二十多亩田地，加上原先所有，共有三十余亩，打算晚年回乡下去养老。结果他们都将成为地主，这两位吃苦耐劳、勤俭积累的劳动人民不但他们自己要遭殃，连同他们的亲人、后代都要打进十八层地狱。 董又说到，他的壹个不甚远的亲戚壹家有兄弟三人，二十年前分了家，各分得田地七、八十亩。老大是壹个守本分的老实人，在乡下务农兼做小买卖，生活极其简朴，历年积下钱来，又添置了五六十亩田地。老二嗜赌兼吸鸦片，分家后不多年便将田地卖光。老三将全部田产卖掉，将钱拿到城里做买卖，发了财，在城里买了几处房产，有不少现款和商铺。共产党夺得了天下，按照毛的政策，老大将要作为“大地主” 打入万劫不覆的地狱；老二成了“贫下中农”， 政府的依靠力量；老三也幸运，他是民族资本家，受到政策保护。“最坏的老二占便宜了，笑了，最勤俭的老大吃亏了，哭了。任何人也不能不为老大叫屈。” 董还指出：新民主主义规定要保护小资产阶级。而农村的中小地主是“中国最大的小资产阶级”，为什么城市的大资产阶级都要保护，而农村的小资产阶级却要消灭呢？ 董还分析了实行平分土地可能带来的不良后果。建议等到搞社会主义改造时壹次性实行土地社会化。 （以上引于《炎黄春秋》2011年第4期《董时进致信毛泽东谈土改》） 董时进的劝谏有什么效果呢？董的信发出之后毛去了莫斯科，信件没有下文。后来，中共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约见董时进，向他当面宣布：取缔中国农民党！董时进设法去了香港，否则，估计他绝对难逃土改的灭顶之灾。 董的劝谏实在有点与虎谋皮、对牛弹琴，因为他不理解毛要搞暴力土改的真正目的，不理解毛的阶级斗争理论。毛为达目的，是从来不择手段的！ 说穿了，毛共要如此野蛮残暴地消灭地主富农，就是为了拉拢、收买、利用贫苦农民为其造反夺权卖命，用壹部分人的生命财产去取悦、笼络另壹些人为自己充当炮灰。虽然这种“均贫富” “等贵贱”的方法历代农民造反都用过，但在夺得政权之后仍然继续实施这种做法，以达到分裂社会、挑动族群内斗、分而治之的目的，则是历代造反者所没有的。可见毛的卑鄙毒辣又在历代农民造反者之上了。 有壹句名言：手段的卑鄙决定了目的卑鄙。土改或曰土地革命是毛共夺取政权的主要手段，这个手段是如此卑鄙、残忍、血腥，也就决定了在其夺得政权即所谓“革命成功” 之后，建立的必然是壹个暴戾、邪恶、黑暗、丑恶的国家和社会，比它推翻的更加恶劣十倍、百倍。所以我们说“土改”是毛共－切罪恶之源！
二、驳斥关于土改运动的种种诡辩
迄今为止，毛时代很多运动受害者都平反或“改正”了，有的运动虽然没有公开否定，但作为受害者的个案其罪名也洗刷了。然而最早、最恶劣的“土改”却仍属禁区，不得触动。虽然邓小平执政以后废除了地、富、反、坏戴帽管制的制度，但当局对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那壹幕幕惨绝人环的土改丑剧，却仍然讳莫如深，所有有关中共的历史、党史和其他宣传品中，依然坚持毛时代的腔调，包括维护有关土改的谎言，继续让这些谎言掩盖历史真相，毒害人们的灵魂，也阻碍了今日中国回归正常社会。 为了维护毛共的历史形象，维护暴力土改的正当、必要、合法性，长期以来，毛共及其御用文人，或明或暗、或隐或现制造了大量“理论”根据，这些有的我们前面我们已经简单驳斥，但未尽其详，还有壹些尚未提及。这是壹些被混淆、被颠倒了的问题，必须壹壹加以澄清。 所谓“封建地主”论 “封建地主”是毛制造的壹个概念，壹种罪名，有了这个罪名他杀地主、搞土改就是正当的了，就是“反封建”、是“新民民主义革命”。关于“封建地主”的荒谬性这壹点，我们己在前面简单提到并作了驳斥，这里再补充几句。 认真地说，中国的“封建制”早在两千多年前秦始皇统壹中国之后，就已被废除退出历史舞台了。秦以后中国实行的是高度中央集权的郡县制，这个体制在农业和土地方面的基本特点就是废除周以后的井田制、亦即封建的领主土地所有制。转而实行田地可以自由买卖的土地私有制。农业内部任其自由竞争，于是，地主、富农、贫农、佃农因此产生。但它与封建的分封毫无关系。这应该是常识。在中国的封建土地制度取消两千余年之后，毛居然捏造出“封建地主阶级”在中国农村普遍存在这壹天大谎言，实在是无中生有，无耻之极。 其实毛自已也知道这是谎言，有壹件事情可以说明毛在自打嘴巴。 1960年1月27日，毛乘著他的专列驶进广州珠江上的小岛宾馆，随后组织他的随行人员成立“学习小组”学习“革命理论”，毛在学习小组上高谈阔论，卖弄学问，其中他说的－段是： “我国很早以前就有土地买卖。《红楼梦》就有这样的话：‘陋室空床，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蛛丝儿结满雕梁，绿纱今又在蓬窗上。’这段话说明了在封建社会里，社会关系的兴衰变化，家族的瓦解和崩溃。这种变化造成了土地所有权的不断转变.....” （引自《文革前夜的毛泽东》第58页。邸延生著，新华出版社2006年版） 既然在红楼梦及其之前的年代，农村土地可以自由买卖、流转、所有者不断变化， 就说明已不存在“封建地主”（顺便说壹句，“封建地主”这壹概念是不能成立的，由国君分封获得土地的只有“领主”，没有 “地主”，领主的土地是分封得来的）。到了民国，皇帝都没有了，又哪来皇帝分封的“封建地主”呢！ 其实出身农家的毛泽东比壹般人更清楚。毛泽东的父亲毛顺生就是靠勤俭发家的新兴地主的典型。毛很清楚，中囯近代不存在“封建地主”，提出这壹概念完全是其阴险毒辣，别有用心
（二）所谓地主代表最落后、最反动的生产关系，“是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阻碍中国社会前进而没有丝毫进步作用的阶级”，所以必须彻底消灭之。 这是毛在其《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和《中国革命与中囯共产党》中的说法，是毛共制定的“土改”（ 土地革命）政策的理论根据。 中国的经济、科技发展缓馒，在近代落后挨打。于是，壹些人便把中国的落后归咎于长期存在的封建（实际上是皇权）社会制度。毛共则趁机把中国的落后，归咎于农业土地制度，特别是地主的存在。为自己推行残暴、丑恶的“土地革命”张目，提供依据。 其实这完全是壹种谬论，壹种恶毒的诬蔑。 我们首先要弄清的是，两千余年存在的土地制度和农业生产方式是自然形成的，是适合其生力水平的生产方式，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以土地土地私有、自由买卖为特征的土地制度比之封建时代固化的领主土地所有制无疑是壹种进步，它能促使人们努力生产、发家致富，争取成为竞争中的优胜者（即地主富农）。两千余年的中国科学技术也未能创造出壹种新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来取代它。历代很多造反者和改革家都发现土地不均的事实，都想以“平分土地” 来改变它，但都以失败告终。被均分的土地很快又重新组合，恢复不均衡的原样。所以，地主的存在是壹种历史的必然，在壹定意义上是－种进步，它促进生产的竞争和优胜劣汰。 与毛共认定说地主代表落后的生产关系、阻碍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论调相反，地主富农恰恰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是我国两千多年土地自由买卖制度下竞争的优胜者，农民中的出类抜萃者。再从现实看，现代先进国家的土地经营都朝著进壹步集约化发展，都实行家庭农场制度。这种家庭农场主正是由地主、富农发展而来。可见，地主富农代表了壹种集约化发展趋势，它与新的生产工具结合，便成了家庭农场，推动农业生产达到新的水平。反之，毛共强制堆行的“农业集体化”、国有化，实行平均主义大锅饭才是壹种破坏生产力、反历史潮流的倒行逆施，这些都已为历史所雄辩地证明了。 由此我们就知道毛泽东宣扬的“地主万恶论”、“地主反动无用论”是壹种基于其恶毒用心和卑鄙阴谋的谬论，壹种无理、无耻的污蔑。 质言之，中国农业经济发展缓慢是否因为科技不发达，没有新的生产工具，新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无法出现。为什么中国没有发明蒸汽机、发生产业革命呢？这虽然不是壹两句话能说清的问题，但其主要原因应是中国皇权政治制度的落后性制约了科技的发展。与地主无关。 至于说地主阶级“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阻碍中国社会前进而没有丝毫进步作用”，则更是信口雌黄的诬蔑。毛泽东在其《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中不是也说了吗，“在中华民族的开化史上，有素称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有许多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发明家、政治家、军亊家、文学家和艺术家，有丰富的文化典籍。”而这壹切都在以地主和农民为主要生产关系的农业文明中创造的，那些伟大的XX家们，绝大多数都是地主或富农阶级的子弟。不是地富家庭也是接受“地主文化”教育的结果。能说地主阶级“丝毫无用” 吗？能说他们只是阻碍社会发展的废物吗？ 退壹万步，我们假说某壹阶级现在确实无用了，成了社会累赘和阻碍了，难道因此就要把他们斩尽杀绝吗？就如在壹个家庭、或家族中，出了壹些残疾人、老弱病患者，他们只消费不生产，难道就要将其消灭? 可能只有毛那样的人才会如此。 简而言之，毛式土地革命要打击、消灭的恰恰就是农村社会的先进群体，而扶植起来的则是如“湖南痞子”那样的社会沉渣和破坏力量，所以，土改后的农村政权立即呈现黑恶化，成了毛的极权统治的坚实基础。 （三）中共所谓的土地革命的本质 毛的暴力土改是以平均地权为幌子，挟持农民跟共产党造反的壹种方法、手段，很快。土改完成不久毛共又将将土地全部“归公” 为“国有，实即共产党所有了。 毛泽东的暴力土改不仅无偿剥夺地主的地产，而且要以恐怖的手段将地主甚至富农从肉体上消灭。 （四）所谓土改是夺取中国革命（即共产党造反夺权）胜利的必须手段，也就是必须通过暴力土改将农民捆绑上中共的造反战车上，才能取得共产革命的胜利。 这壹条只能作为毛共内部的解释，或壹些御用学者为中共的辩解词。但壹般人也认为，这是毛共要实行暴力土改的真正原因。直至今天，壹些非共产党人士和外国学者还普遍认为，毛式的暴力土改虽然极不人道，但对于毛共动员农民参与其夺取战争却是必须的，非常有效的，有人认为毛共主要依靠这种土改发动起来的农民战争，才取得了胜利。 此说有壹定道理，但不全面，有些似是而非。要说清楚这壹问题必须进行深入分析。 首先要弄清的问题是，毛共的胜利是否由于土改动员了农民参军，并以阶级仇恨的教育使士兵作战勇敢才取得的？鉴于这壹问题复杂，这里只能长话短说，概而言之。毛式土改在上述方面确实起到了壹定作用，但从全局来说不是决定作用。毛共的胜利主要由于内、外部的大环境促成，最主要的是日本的全面侵华战争。这点连毛泽东都承认。所以在建国后几次与日本人的会面中，毛都毫不掩饰地说：应该感谢妳们，给伱们发个大奖章才对，没有日本皇军的侵略，哪有我们（共产党）的今天！毛说的是肺腑之言，正是日本侵略引起那场长达八年的全民抗战，才使得濒临绝境的毛共起死回生，得以在后方的真空地带将自己的军队由4万余人发展到壹百多万，并占据了近亿人口的根据地。而他们的对手国民党则被日军打得筋疲力尽，元气大伤。从而使双方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再者，现代战争并不是只靠士兵的勇敢就能取得胜利的。早年中央苏区的红军也是毛泽东用土改和阶级仇恨武装起来的不怕死的军队，可是它不得不在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中全面溃逃。从历史上考察，起义、造反的农民军大都非常勇敢，因为他们已经走上了不归路，没有了退路。可是决定事业成败的是多种因素，单靠作战勇敢不壹定能成事。因此，即使毛共利用土改、动员农民为“保卫胜利果实”而参战，获得了足够的兵源，但并不等于能获得最后胜利。以为毛是靠暴力土改煽动的农民战争才夺得了天下，是片面、浅薄的说法。 有壹个相反的事例，可以证明毛共如实行比较开明的政策或和平土改，可能更利于实现他的夺权目标。那就是在抗战时期，在毛共控制区壹度被迫放弃了暴力土改，改为比较温和的“二五减租”，政治上实行“三三制”，赢得了包括地主和绅士阶层的由衷拥护。在中共某些根据地，出现了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同仇敌忾、全民抗日的局面。这壹时期出现了不少开明绅士（即大地主）毁家纾难帮助共产党抗日的动人故事。毛共自已都承认并有所记载。所以，毛共如能坚持比较开明的政策，在土改中放弃残暴、野蛮、血腥的从肉体上消灭地主、富农的政策，可能会更得人心，更有利于他夺取政权的目标的实现（其时国民党政权确实腐败无能，丧失人心）。 可惜毛这个彻底的流氓恶棍、暴君和冷血动物，始终不改他那嗜血成性的本性抗战前期被迫执行的非暴力土改政策，没有坚持多久就名存实亡了；待到日本投降，毛的真面目再次暴露，为了与囯民党争天下，不久他就发动更加残忍更加血腥的土改运动。同时将抗战中壹度参加共产党政权、为其奔走卖命的士绅阶层，再次打成“土豪劣绅”交给暴民虐杀。毛的这壹无耻叛变，也连累了共产党干部成为了杀人凶犯。 由此可见，毛的暴力土改并非其不得已而为之，并非只有实行暴力土改才能夺天下。退壹万步，即使承认在争夺天下时推行暴力土改有其“必要性”，那么，在1949年全国胜利后，毛共稳坐江山之后，就绝对没有这种必要了。人们也期待毛仿效历代开国之君“大赦天下”，捐弃前嫌，团结全体人民开创国家建设的新局面。可惜人们的愿望彻底落空！心如蛇蝎、壹日不杀人便如坐针毯的毛泽东，壹坐上那把龙椅，便立即下令进行全国性的大屠杀，先是“镇反”，接著便是毛式暴力土改。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再次陷入血雨腥风之中…… 这壹事实从反面证明了毛之所以坚持他的暴力、残忍的土改政策，并不只是出夺取“革命胜利”的需要，从全面看，除了他的蛇蝎本性使然，更是为了实现其建立极权专制的恐怖帝国而对人民实行分而治之、分而斗之需要。
三、毛式土改罪恶点滴
要全面清算、讲清毛式暴力土改的罪恶是不可能的。为了掩盖这壹空前的反人类反文明罪行，几十年来毛共采取封锁讯息、造假宣传、销毁有关原始资料以及残酷迫害知情人、揭发者等手段，致使这壹骇人听闻的恶行几近演灭无闻，历史的真相被彻底改头换面，冤沉海底。然而随著毛的死去和中国的对外开放，终于使这壹奇冤露出冰山壹角，虽然近年来见诸文字的仍然是其真相的九牛壹毛，但滴水可见太阳，我们仍然可以从这些零星的揭露中看到当年土改运动的“壹斑”。 （壹）康生、陈伯达的土改试点 1946年，毛发动夺天下的内战在即，因而决定恢复被壹度中断了的暴力土改，通过土改，壹方面放纵、满足农村中壹些流氓地痞、恶棍暴徒的贪欲、兽行，来赢得他们对共产党的拥护和对战争的支持；另方面，通过土改制造的极度恐怖气氛，迫使其统治区的人民竭尽财力、人力毫无保留地投入毛共这场夺天下的“人民战争”中去。 此时，毛共各根据地有的已自动恢复了土改政策。为了统壹政策、统壹行动，毛决定由刘少奇主持制定壹个有关土改的政策法规（毛知道这是件卑鄙、恶毒、遗臭万年的差使，因此叫刘少奇出面去干）。但是此时，正是国、共两党在美国的“调处”下大谈和平的时候，国内的舆论也都呼吁和平、反对打内战。所以，顺应这种形势，刘少奇搞出的“五、四土改指示”不是很左，如只提出没收地主的土地分给无地少地的农民，不动地主土地以外的财产；壹般不动富农。等等。 很快，美国和平调处失败，毛共挑起了全面夺权战争。毛立即指责刘的土改指示“右倾”，命令停止执行，并推倒重来。但由于胡宗南的国军进攻延安，战事紧迫，新的土改方案被迫推迟。 新的土改政策不仅因为战争推迟，还因为毛自己还未找出新的最佳方案。因为，毛的统治区实际上大都已经搞过不同形式的土改了，有的地方还不止壹次；加上八年抗战，民生雕敝，农村破败，地主富农已经累受重创，已有名无实，且少得可怜了。这种情况下的土改如何搞呢？如何榨出油水让“贫下中农”尝到甜头呢？这壹切不是简单发几条指示就可以解决的。于是毛决定先行“试点”。 毛选择了他最信任的两位“极左”能臣去担负这壹试点重任，壹个是康生，这是个以整人出名、最善于制造恐怖的老手，中共的特务头子，时任政治局委员、社会部长；另壹个也是以极左闻名的流氓文人、毛的政治秘书陈伯达。毛相信他们定能搞出好的、有用的经验和方法来。 这个土改试点工作团于1947年初组成。毛非常重视这次土改试点，特意将他从苏联回来不久的大儿子、未来的接班人毛岸英托付随团去锻炼。毛岸英化作康生老婆曹轶欧的侄子，跟随康生左右。工作团的其他成员也是毛共级别很高的干部。试点工作团因胡宗南对延安的进攻而推迟了几个月，三月间才从延安出发。 试点地选择在中共的“老区”晋西北，属中共晋绥分局领导管辖区。工作团成员先到达晋西北的临县集中，然后分成四个分团分赴临县。静乐县、朔县、保德县与当地干部壹起开展运动。其中康生选在临县的郝家坡，陈伯达选在静乐县的潘家庄坐镇蹲点，并指导面上的工作。 这些地方都属中共的“老区”，在抗战中都建立了中共的政权，据说有“很好的群众基础”，也就是说老百姓早就是中共的顺民，为抗战中中共的发展壮大，作出了“巨大贡献”。但这些地方本来就贫穷，加上长期战争破坏，农村经济雕零，原来的地主富农土地也卖了，人也穷了，而且人人都参加劳动，按照毛的《怎样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标准，这里已经没有地主、富农了。怎么办呢？ 这些“困难”当然难不倒康生、陈伯达，不久他们就将试点里的土改搞得轰轰烈烈、鸡飞狗跳，上演了壹幕幕惨绝人环的大剧。 根据亲历者、知情者的回忆，康、陈的土改模式大致如下： 首先，把土改与整党结合起来，即所谓以整党推动土改，以土改验证整党成果。 整党整什么呢？整“右倾”。先将各级干部集中起来，不准外出，不准互相接触，制造住恐怖气氛。然后是检查、坦白，互相检举各种右倾思想和行为；接著查三代，揪出壹些“阶级异己分子”批斗，杀鸡儆猴，人人过关.....，经过三番五次检查、批斗而且“过关”、获得“解放”后，便告知让他们去搞土改。这有如在壹群饿狼的尾巴上点上火把，让它们冲向羊群......。 康生为土改制定了“村村点火、处处冒烟”，“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的总方针和指导思想。 工作队进村后第壹项工作是“访贫问苦”，寻找所谓土改“根子” ，发现积极分子， 先把这些人组成农会、充当农会干部。然后进壹步扩大农会和积极分子队伍，成立基干（武装）民兵，便进入斗争阶段。 在开展斗争之前，最关键的壹著是寻找、确立斗争对象。前面讲过，晋绥地方真正的地主已没有几个了，那么，如何寻找斗争对象呢？为此康生发明了“化形地主”壹词，化形地主是指过去（包括祖上几代）曾经有过较多田地、后来破败，或者改行从亊其他职业的人和其家庭；还包括在抗战中响应毛共号召，把自己的土地、房屋捐献给政府和穷人的“开明士绅”，以及参加了毛共的“革命工作”的干部家庭。另外还有破产地主，工商地主等，都归入斗争对象之列。 按照规章，土改只限于斗争、没收地主、富农的土地和财产。但是单是这些家庭没有多少财产可供瓜分，积极分子们如果没有实惠，积极性是难调动起来的。所以实际上凡是家里有点“油水”的，如工商业者和手工业者，自由职业者，都要被划为工商地主、化形地主遭到灭顶之灾。为了进－步扩宽财源和制造恐怖，又增加两类“罪名”，壹是“恶霸”、 二是“坏分子”。对他们 不限成分，只要在日伪和国民党政府、军队做过事、当过差的，或者对共产党和干部有过不满言论的，或者农会干部不喜欢的人，都可戴上这两顶帽子。而且办法简单，在群众集会的场合，只要有人提出某人是“恶霸”， 某人是“坏分子”， 会上有人附和，主持会议的就可将其人揪出批斗，壹般会被当场打死。 这样就大大增加了运动的恐怖性，更进壹步扩展运动的威慑力。 按照毛共原来限定，土改中的地主、富农应占农户总数的10%左右，试点地区都超过了这壹规定。静乐县的娄烦地区当时有10954户，找出地主富农2028户，占总数的18.5%，有36个村地富占30%以上。 解决了斗争对象问题之后，就是发动群众向这些人斗争了。所谓斗争，就是刑讯逼供，追浮财，打人、杀人。壹般是先控诉其所谓“历史罪恶”，对于绝大多数地主富农来说，所谓历史罪恶只是壹些家长里短的琐碎事，如有人控诉：某次他去拾柴，地主婆骂骂咧咧说偷了她家的枣树枝，这被上纲成“断了穷人的柴路”；某穷人某次去某地主家要饭，被地主家的狗叫著赶出来，这被说成放狗咬人要置穷人于死地。如此等等。斗争会上，除了壹些没有油水、干部们又讨厌的可以立即打死的以外（打死人要土改工作队员同意），壹般不能立即打死，要留下来“追浮财”（ 又叫底财），即追缴隐藏的金银财宝、现金等。土地、房屋、生产资料都是明摆著的东西，而 “浮财”是看不见的，也是人们最想要的，所以斗争会主要成了追浮财会。斗争壹方总是狮子大开口，被斗者则极力否认苦苦哀求。谈不拢，就用刑……很多地主、富农受刑不过，只好胡乱招供，民兵依照其招供按图索骥去寻找，却总是落空。于是回头来对招供者施以更加酷毒的刑罚。这样，几个回合下来，被斗者很可能就给活活弄死了。 最初，虽然工作团已经做了充分的发动工作，明确表示对地主等被斗争对象可以釆取任何手段。但是，也许人们对残忍还有壹个适应过程，初次的斗争会总不能令工作团满意。郝家坡第壹次斗争会之后，康生召集村干部和积极分子总结说：“我们对地主太客气了”，“要死人”。“多死点地主分子没关系”。 只要有人鼓励和撑腰，任何地方都会有人面兽心的歹徒，毕竟由动物进化而来的人类仍然残存著兽性的壹面，这正是毛共的土改和阶级斗争能够在任何地方横行无阻的原因。当第壹个流氓拳脚交加把斗争对象打趴在地，不但未受到谴责反而获得表彰奖赏后，第二个流氓就会把人打死；第二个打死人的凶手照样收到表彰后，就有更多恶徒加入打人、杀人的行列。 在运动高潮时，斗争会变成了地地道道的刑场。斗争会场摆满了各种刑具，如用来炙人的炭火、火柱、熨斗，还有老虎凳、铁锹、棍棒、竹签、擀面杖、醋柳圪针、麻绳、刀具、细铁丝串著的艾绳、甚至还有蝎子、毒蛇。被斗之人看到这场面三魂都已经去了七魄，往往还未动手就己瘫倒在地。除了动用场上的刑具之外，最普通、被斗者常常领受的科目是跪瓦渣、用鞋底抽嘴巴，在寒冬腊月剥光衣服，从厕所里舀来粪便从头淋下，等等。 虽然如此，但斗争的成果仍然不大、被斗者交出的底财不多。土改积极分子和工作团有些丧气，但决不甘休。在郝家坡，积极分子们发明了“挖祖坟”之法。因为他们知道，地主富农现在确实变穷了，交不出多少“浮财”，但他们中有的祖先曾经富过，是否会像历代帝王那样把金银财宝埋藏在坟墓里呢？这个推测壹旦提出，工作团本著“群众想怎么办就怎么办”的原则给予支持，积极分子们的劲头又上来了。于是壹场空前的“挖祖坟”运动先郝家坡，后在其他地区蔓延开来…… 所谓斗地主决不限于地主本人，地主家的任何人都不能放过。地主妻子被抓去与丈夫同斗。地主幼小儿子被称为“小地主”，被贫下中农的小孩子围攻辱骂、殴打，有的被打得头破血流甚至当场被打死。有的村庄还有“创新”，将地主家年轻女人作为“胜利果实”分给土改积极分子和那些没有妻室的二流子、无赖，有的女人不堪凌辱而自尽。还有的地方对地主实行五马分尸的酷刑。（香港《动向》杂志2015年第9期第34页的作者在回忆中说，1969年他下放到北大荒挿队落户的村子，村民告诉他，壹个姓胡的地主在土改中被五马分尸，其小妾被村支书据为己有。） 由于有了“化型地主” 壹说，很多出身地主家庭但早已参加了毛共队伍的干部、教师，亦被当作地主被抓捕、拉回村内斗争，因为怕其重新回干部队伍，这些人壹旦抓回村必死无疑。晋绥地区在抗战时期是中共根据地，壹些当年的“抗日英雄”和中共的高级干部也在土改中惨遭杀害，抗日英雄郝圆脸是潘家庄行政村所属城东沟村人，抗战中曾任民兵中队长，1944年出席晋绥边区的群英会，被授予“劳武结合特等民兵英雄” 称号。1947年4月在陈伯达主持的土改中首先被枪决。 1947年冬，延安中共党报《解放日报》记者郭克卿在赴晋察冀边区采访途中，只身回老家郭家庄探亲，郭带有警卫员，可见不是壹般干部，但他把警卫员留在马坊镇没有带去。郭打算劝说家人主动交出土地、财产，接受土改。可刚进村未及回家便被村民围住活活打死。 晋绥边区高等法院院长孙良诚，地主家庭出身，本人少年时代即在外读书，后在中共边区政府工作。在中共晋绥边区分局召开的土改经验交流会上，孙良诚听到康生的“化型地主”壹说，康生并举出时任晋绥边区临时参议会副参议长、开明士绅刘少白为例，说刘少白当年献地是“假开明”，即是“化型地主”。 孙良诚回到高等法院传达会议精神时，表示了对康生说法的异见，孙说：“刘少白献地是假开明，那么，什么是真开明呢？”想不到有人就此向边区分局告密。1947年年中，孙出外办案时路过家乡兴县固贤村，回老家住了壹夜，第二天天亮即被土改工作团派人抓捕。关到11月，在固贤村召开的壹次联村斗争大会上，先拿6个地主活活打死，孙良诚被最后带上场，宣布罪名为：对抗土改的地主分子。立即被壹个凶手用铁棍从肚子捅进，立即死亡。（为了节省子弹，土改中杀人壹律用棍棒、刀斧、石头） 静乐县娄烦马家庄的刘肇津，为著名开明士绅，而且在1937年中共在该县建党之初就加入了共产党。刘还兼通医术，经常义务为八路军三五八旅官兵治病，时任三五八旅团长的中共将领杨秀山曾患伤寒，刘邀至家中治疗40多天，直至其康复痊癒。1947年土改试点时，刘肇津在兴县中共晋绥分局办的丰记商店当坐堂医生，被本村群众抓回去活活打死。刘肇津如此，其余可想而知。 （以上取材于《炎黄春秋》2003年第7期曾彦修：《康生在土改中把马克思主义烧了》，2011年第4期张贵桃:《娄烦土改及其纠偏》等） 土改的最后壹道程序是分田分地。按规定，好地分给贫雇农，中地给中农，赖地分给曾经占过便宜的村干部，至于地主则是扫地出门，即地主家那些幸存未死的人每人只给壹只碗、壹双筷子，其余什么都没有。他们不是立即饿死就是沦为乞丐任其慢慢自灭。 简言之，任何人壹旦被划为“地主”，本人等于宣判了死刑，全家也要遭殃。假如地主家幸而有人大难不死，也将被列为阶级敌人永远受到专政、奴役。富农稍好壹点，没收田地财产后可分给赖地。（但富农如果兼有工、商行为则被划为“双富农”， 等同“恶霸”，可立即打死，见后文） 中农也不能幸免。中农虽不像地、富那样悲惨，但其土地也被强行没收后再平分，也会损失部分好地。按当地农民的说法是：“砍倒大树砍小树，砍倒小树拔圪针”（圪针系方言，原指植物枝梗上的刺状物，借指稍有壹点财产者）。 虽然康生、陈伯达在晋绥地区的土改试点如此恐怖，如此左得可怕，然而负责土改的刘少奇等领导人仍不满意，认为“右” 了。1947年夏，刘少奇离开延安带著新成立的中央工委去到晋绥，在听了康生等人的汇报后，对晋绥地区的土改给予尖锐批评，基本上否定了前段的土改工作。刘少奇给晋绥地方的领导人贺龙、李井泉、张稼夫写信说：“妳们的干部不信任群众，违反群众路线，不尊重与倾听群众的意见”，“ 在各种组织中存在与地主妥协的倾向，某些分子或明或暗的有阻碍破坏群众运动与土地改革的现象，也很严重。”刘还与同行的朱德打电报向中央汇报说:“晋绥土地问题基本上还未解决，只有少数地区农民已分得土地……如果不釆取有效办法，改善现状，确难继续支持长期战争。”笔者引用的这篇文章作者并未说明刘少奇对晋绥土改有那些具体的指责和要求，而且文义也不太明晰。（原文见《炎黄春秋》2012年第11期《土改中的蔡家崖的斗牛大会》。）但笔者推断，刘少奇所指责的主要应是两个问题：壹是没有拿全部土地包括中农的土地按全部人口平分，这样很多贫雇农仍然分不到土地（所以后来刘主持的”土改法”规定要拿中农的土地平分）；二是没有坚决执行对包括共产党干部在内的“贫雇农想怎么办就怎么办” 的政策, 对干部中的右倾分子的打击不够狠。所以刘认为“群众没有充分发动起来”。刘因为由他主持的1946年的土改“五四指示” 受到毛的“右倾”批评，为了将功补过，此时变得奇左起来，后来在刘亲自主持召开的全国土地会议上，把他的壹套极左思想全部贯彻于会议中。因此这个会议之后的土改特别残忍，特别血腥。 晋绥地区后期的土改、除了前面讲到的酷刑外，壹位知情者又补充列举了另外的几种酷刑： 壹种叫“磨地”。 先在地上撒上有棱有角的炉渣或六棱八瓣的波菜籽，这些东西比木锉还要锋利。将被斗者脱光衣服，推倒在地让两人提住两脚来回拖，后又发展为正反两面拖。用不了壹会就会使被拖者血肉糢糊。如果还交不出浮财，或交出的不能让施刑者满意，就要继续拖，直至惨死。壹个开药铺的叫周二掌柜的受刑后交出了三百大洋，被认为不老实，便在其肚上加上石磨并坐上人拖，周的后脑被磨塌，脑浆流了壹路，立刻毙命，白森森的肋骨壹根根排列著让人不敢正视。 第二种叫“坐圪针柜”。 将壹个衣柜抽空，在其箱底散满剁碎的酸枣树圪针，把被斗者剥光，赤条条放进去，盖上盖子。然后在柜腰底部放壹根木头做横梁，从两头按下揺晃，有如幼儿园的撬撬扳。晃几下问壹句：交不交待？ 有壹个叫余务本的七旬老人，做生意有些钱，被抓来受此刑。但老人耳背，外面的人问话听不到。于是被认为顽固，壹阵猛摇之后，打开壹看，早已血肉模糊断了气。 第三叫“扔四方墩”。 当地人把长城的烽火台叫做四方墩。四方墩有三丈高，把人往下扔必死无疑，这是对付那些被认为是顽固分子的最后办法。为了怕其万壹不死，还在其下面的荒山野坡上铺满各种石头，后来改为先扔人，然后对著人扔石头。壹个姓韩的教书先生被打成化形地主。韩妻生性节俭，提著篮子捡料炭，被认为装穷，抓来施以火钳烫、磨地、坐虼针柜等酷刑，不死。最后被扔四方墩砸死。 最后是枪毙。如另外壹个寡妇经营磨房、当铺、粮库等，被认定浮财多，当作重点斗争对象，先后受到火柱烫、磨地、在耳朵里钻进捻子点灯，仍未死。最后由乡里的法庭枪毙。 （以上引自《炎黄春秋》2013年第2期《晋绥土改中的酷刑》） 由于全国土地会议后强调土改中不但要对付地、富及农民中的“坏人”，而且把这壹条扩大到对付共产党的干部上来，叫做“审查干部”。为此壹些中共基层干部也遭了殃。还是上面那篇文章中，作者引用中共高干牛荫冠的话说：当年他“从兴县搬到宁武县，沿途发现被打死的区乡干部不少，其中有壹位区长（名字记不清了）被邦在树上，用树皮刮他的肉，满身是血，刮到骨头，最后刮死。”又如兴县黑峪口村党支部书记刘玉明被活活打死之后，还被人剖胸挖心。 康生的前段工作虽然受到刘少奇的批评，但后来仍得到毛泽东的肯定和赞扬（在受到刘的批评之后，康生搞土改变得更加疯狂和血腥起来，见下文）。1948年4月1日，毛泽东路过晋绥分局所在地的兴县，召开干部会议并作讲话（这篇讲话收入《毛选》第4卷，题目就叫做《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毛在讲话中说： “.....晋绥分局获得上述成功的原因，就领导方面来说，主要是：（甲）在去年春季刘少奇同志当面指示和去年春夏康生同志在临县郝家行政村工作的帮忙下，晋绥分局去年六月召开了地委书记会议。在这个会议上，批判了过去工作中存在的右倾偏向，彻底揭发了离开党的路线的严重现象，决定认真发动土改工作和整党工作的方针。这个会议是基本成功的。假如没有这个会议，这样大的土改工作和整党工作的成功是不可能的。” 毛还掩饰不住他对整党和土改造成的人人心惊胆战的恐怖局面的喜悦，他说，晋西北地区的干部和群众都被制服了，害怕了，他们说：“‘从此以后，再也不敢封建了，再也不敢厉害了，再也不敢贪污了’。这是晋绥人民的话，这是晋绥人民对于我们的土地改革和整党工作所作的结论。” 使用如此残酷的手段，将人民整得胆战心惊服服贴贴之后，毛却如此得意洋洋。这就清楚地表明了毛对惨无人道的土改和整党（整党也是为了土改）的由衷赞赏和喜悦，同时也使我们清楚了，毛所谓的人民群众对共产党的“拥护”意味著什么。 由于康生能干，毛在当年10月下旬派他去山东搞“二次土改”，以扭转那里土改工作的“右倾”。康生于11月初到达山东，以“钦差大臣”的身份，按照毛的意图和他在晋西北创造的经验，迅速地、雷厉风行地掀起了山东中共根据地的土改狂潮，所有中共的干部和根据地的群众立即被卷入血腥的恐怖之中。 康生先参加在中共渤海区党委所在地阳信县召开的渤海区土地会议，会上他认定渤海区中共各级党政机关的领导都是壹批“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他们在思想上政策上犯有类似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投降主义的错误。”因此开展了“搬石头”运动，即把原有各级干部撤换或开除（有的被法办），换上杀人不眨眼的流氓恶棍掌权。 康生自己带头示范，他到阳信的壹个镇，那里原来没有什么暴行，康生指示说所有斗争对象“不管有无罪恶，壹律加以肉体消灭。”于是120人在斗争会上被活活打死，有的罪名仅仅是“同情地主”，其中两个是七岁儿童，被儿童团的“红小鬼”折磨而死。 其他地方仿效康生的做法，大肆乱打滥杀，壹时间惨声震天，血腥遍地。 渤海区的土改“补课”差不多了，康生又马不停蹄赶去胶东地区搞二次土改，如法炮制，重复渤海区的恐怖壹幕。 就这样，山东的土改为后来共军全歼张灵甫（国军抗日英雄）的七十四师和淮海战役的胜利奠定了“群众基础”。 （二）习仲勋眼中的老区二次土改 1947年8月，中共中央将习仲勋从军队调到地方，让他主持西北局的工作。西北局主管陕甘宁边区，是老根据地，这时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土改。但对于大部分是“老区”的西北局来说，土改早就搞过了，这次实际上是二次或第三次“土改”了。 习仲勋能做到毛共的“大区”壹级干部，当然是久经考验、立场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绝对不会是“右倾分子”。因此，从他眼中来评判那壹场土改，应该比较客观，绝对不会对那场运动“歪曲”和“污蔑”。 10月10日，中共中央批准了全国土地会议通过的《中国土地法大纲》，下发各地执行。西北局于11月1日在绥德县召开了传达、学习贯彻全国土地工作会议和《土地法》的大会，后称“义合会议”。会上由西北局宣传部长传达全国土地会议精神，其实就是晋西北土改的翻版，如提出要让“贫雇农打天下坐天下”，“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翻底财，搬石头”，所有工商业者和中农、都在“共产”之列。 会议的空气很紧张，壹批领导干部如张岱峰、高峰、周兴等被叫到台上接受批判，稍有分辨，就被“拉下台”。还把晋绥地区在整党中把“五台山大庙炸了个稀巴烂”壹事广泛宣传，造成人人自危的局面。习仲勋虽然是会议主持者之壹，但据参加会议者的记述，发现他“说话较少，神情郁闷。”后来习仲勋说：“义合会议潜伏壹种‘左’的情绪。”但是，作为领导人，他在会上不敢有异议，只能遵守、执行中央的既定政策、法令。 义合会议之后，各分区、县立即召开会议进行贯彻，壹场以土改和整党为中心的大规模运动迅速在西北局所辖各地开展。习仲勋下到各县调查巡视，发现运动中出现了各种“极左”的偏向，如：不加区别地平分壹切土地；所有生活较好、财产较多的农民都成了土改斗争的对象；把早已转化为农民的旧地主、富民又拉出来斗争；甚至在共产党政权里任职的公教人员的家属因缺乏劳动力而雇请农民种田者，也定为地主、富农。在枣平林街，所有商店、铺面全部被查封。 武斗和酷刑更是触目惊心，延家岔的贫农会规定：谁斗争地主不积极，就用乱石打死！各地土改工作团都指定了专门的打手、刽子手，专门从事捆、打、吊、考、杀人的“工作”。斗争会成了阎王殿，除了壹小撮干部、凶手，与会者人人恐慌，胆战心惊。 习仲勋在壹份调查报告中写道：土改壹到农村，就发生极“左”偏向。凡是动起来的地区，过多强调“贫雇农路线”，反对所谓“中农路线”，都是少数群众（不是真正的基本群众）起来乱斗、乱扣、乱没收财物，乱扫地出门。最严重的是佳县，有好几个村庄，连贫农、中农的东西都壹律没收。干部家属幸免于斗者很少。张达志（时任晋蒙军区副政委）家人也被斗，索要银洋。有的烈士家属也被扫地出门。佳县乱搞不到五天，竟壹塌糊涂。我看壹有“左”的偏向，不到半月，就可把壹切破坏得精光......（本小节资料引自《炎黄春秋》2007年第10期贾巨川的文章：《习仲勋在土改中防左纠偏》） 有意思的是，习仲勋报告里所说的情况“最严重”的佳县，正是毛泽东呆的地方，自1947年8月16日至11月21日毛就住在佳县，因此对那里的情况他壹清二楚。张戎《毛传》第278页记述：送给他（指毛）的壹个报告说，那里的土改“有用盐水把人淹在瓮里的，还有用滚油从头上浇死人的。”有个地方甚至“规定谁斗地主不积极，就用乱石头打死。”笔者对照，给毛这个报告的，很可能就是习仲勋，或由习转呈的。因为壹般人不可能给毛递报告，更不敢递这种报告。 1947年12月7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陕北米脂县召开中共中央扩大会议，或称“杨家沟会议”。习仲勋趁参会向毛汇报工作之机，谈了自己对边区土改中存在问题的看法，还向毛反映绥德县在土改中将著名的开明人士、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副会长安文钦也抓去斗争，抄没了他的全部“浮财”，并且“扫地出门”。 这时恰恰曾被毛肯定过的另壹个“开明士绅”、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去世，习仲勋与林伯渠商议后共同向毛建议：为李鼎铭召开追悼会要请党外人士参加，请安文钦致悼词，借以为安文钦“平反”。毛泽东接受了这个意见，并且承认“下面做法过火了”。可谁都知道，没有“上面”的支持，“下面”敢“过火”吗？毛还用他那套特有的“黑色幽默”说：“美国记者爱泼斯坦在延安访问时曾讲过，共产党真厉害，把地主、开明士绅请出来当了副主席，副议长，现在壹搞土改，又把他们的浮财给分了，赶出家门。有朝壹日这位记者再问起安文钦先生时，妳们怎么交待？”毛这里用了“妳们”壹词，仿佛这都是别人干的，与他无关，何其鄙也！（毛类似的“黑色幽默”还有：事实证明，人的脑袋割了，不会像韭菜壹样又长出来。他把这当“笑话” 取乐。） 面对习仲勋对土改中过火的、残忍的做法的批评，毛表面上既没有异议，也没有反驳，但实际上并不认同，也不接受。他在听取习的汇报后谈到对壹些问题的看法时，故意顾左右而言他，他要习仲勋挤时间来读书，说什么：壹个人的经验是狭隘的，受时间、地点、条件的限制，要使经验上升到理论，就得学习。只凭老经验办事，不能适应新形势。.....这显然是对习的“反批评”。不过，他知道习是忠心耿耿的，是从大局出发的善意劝谏，所以忍受了。 但转眼间，在会议闭幕上作结论讲话时，毛对习仲勋以及其他壹些在会议对土改提出批评的人给予变相的“回击”：他先说在土改中反右倾的问题已经解决了，现在出现了新的问题，就是对待中农、对待中、小资产阶级和党外人士出现了“左”的偏向。不过，这好比壹河水，这河水十个浪头八个是好的，只有两个浪头有点偏差。这当然只是“小问题”了。毛故意回避人们反映最强烈的乱杀、虐杀问题，只是说地主阶级作为整个阶级是要消灭的，但作为个人要分别情况对待。 习仲勋似乎感到他反映的问题没有引起毛足够重视。就在杨家沟会议结束后的第七天，即1948年1月4日，又写了壹份致西北局并转中共中央的报告，报告共有五个方面的内容。除了开头是对毛“热烈拥护”的套话之外，其他主要是强调陕甘宁作为老区的特殊性，如说“平分土地对我不利”；老区的地主富农比新区少得多，不应规定地主富农占全体农户8%的“标准”（可见，那时已下达打击的指标了）。而且提出，对老区的地主，应该查实其剥削关系、及是否参加劳动，和劳动时间的长短来决定其现在的成份。还提到许多地方名义上说是自发的群众运动，实际上为各种动机不纯分子所操纵、把握，等等。 习仲勋所反映的问题，击中了毛式土改的要害，毛与刘少奇、康生本来就是想利用农村中那些“斗争勇敢”的流氓恶棍、积极分子，制造足够的恐怖，然后将农民整治得服服帖帖，就算达到目的了。他们对如何划阶级、分配土地才能达到公平、如何限制那些“动机不纯分子”的从中捣乱，以及对地主富农的滥刑乱杀根本不感兴趣，更不想纠正。 不过，习仲勋既然已经指出了这些问题，老奸巨滑毛也就不得不表示“同情”。并叫习仲勋去“巡视绥属各县”，“每个县住几天”， 调查了解情况。 习下到子洲县，在那里呆了9天，超过了毛的规定期限。因为他在那里与地委和几个县的干部群众广泛接触，了解到更多的情况，如，各地都出现了趁运动浑水摸鱼大捞壹把的投机分子；子长县栾家坪的土改变成了干部党员之间的斗争；涧峪岔附近的四朴桥斗争（打死）壹个旧保长，逼其妻剖腹自杀殉夫；交口有五六十名群众住在地主家，杀鸡宰羊，大吃大喝了八、九天，临走还捞上壹把……。 19日，习仲勋就陕甘宁边区近期的工作特别是防止和克服土地改革中“左”的偏向问题，再次致电毛泽东，并提出了壹些纠偏的建议。 习的报告和意见，差不多等于全面指责和要求纠正毛和刘的土改政策方针。这时的土改已经因为过度残忍血腥而引起社会上广泛的指责，也引起了毛共内部壹些人的不安，且这时土改己进入尾声，毛的土改目的已经达到，他正想找壹个台阶下来收场。于是，他利用习仲勋的意见书给自己制造壹个虚心纳谏的假象。2月6日，毛致电习仲勋等人，就新、老“解放区”不同的土改政策征求具体意见。不久，正式下文推广了习仲勋在自己辖区绥德县搞的“黄家川经验”， 但这时毛的二次土改也接近收场了。 当年的习仲勋是幸运的，他提了那么多“纠偏”的意见，居然没有被毛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算是壹个奇迹。不过他不可能永远这么幸运，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期，还没等到文革，毛借口壹部小说把他打成“反党集团” 头头之－，投进了监狱壹关七八年。 再说说“新区”的土改情况。 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第二野战军于1947年8、9月间挺进大别山，壹路“解放”了不少县城，9月19日攻克了安徽岳西县，与地方游击队合作，建立了中共岳西政权。 这个新政权的首要工作就是土改，当然也得执行毛、刘的统壹模式和政策。 县委把这个县分为五个区，各由壹个工作组带领当地干部发动土改运动。其中负责河图区的工作组负责人叫张殿銮，是个从刘邓大军工作团下到地方的干部。他是河南人，地主家庭出身。大概在之前的“反右倾”、“整党”中被整怕了，因而特别左（在毛共的队伍里，凡是出身“不好”的干部，都特别“左”，因为非如此不足以证明自己的阶级立场坚定和对“党” 的忠诚，难以在“革命队伍”里立足。刘少奇、康生就是这种典范）。张殿銮“左”的表现首先是不问青红皂白大杀阶级敌人。他每到壹处都人头滚滚，在很短的时期内就在河图区杀了200多人。地主是必杀的对象，地主躲起来了，就抓其家属来杀。又以其他名义如“恶霸”、“反革命”、“国民党狗腿子”等名义大抓大杀，总之只要有人举报，抓来就砍了。 因张殿銮杀人太多太滥，激起了民变。那些估计自己没有活路的人（包括壹些贫下中农）联合起来，反过来杀共产党干部。共产党县委大怒，下令“先下手为强”，杀光壹切阶级敌人！于是整个岳西大地浸泡在血雨腥风之中…… 岳西县委和张殿銮至少犯了两个错误，壹是太急，没有耐心去发动群众，越俎代庖自己动手杀阶级敌人；二是这种地方不同于老区，国共双方的军队还在进行拉锯战，共产党还要顾及声誉，顾及影响，如此大开杀戒，不但把阶级敌人杀怕了，也把自己的“基本群众”也赶到敌人的方面去了。所以无功有罪。 上级发现了岳西土改变成了壹场大屠杀后，下令纠“左”。为了挽回民心，决定首先把张殿銮这个“混进革命队伍的阶级异己分子”拿来当替罪羊，杀了平民愤。 岳西土改惊动了邓小平，邓指示“纠左”。邓说：“如果乱杀人，壹定要失败。”可见邓小平不是反对杀人，只是不要“乱杀”。 不过从邓这个讲话中也透露了当时这个“刘邓大军”的点滴真相，邓还说：“我们到大别山后，部队很苦，纪律不好，老百姓当时对我们提出两个问题，壹是妳们可以搞得好些吗？二是妳们还肃不肃反？（意思是还借‘肃反’ 之名大肆捕人杀人吗）”。从这短短的两句话中可知，这个“刘邓大军”是何等的不得人心，何等的扰民、害民。不然，邓怎么能说自己的部下“纪律不好”呢？共产党从来都说它的军队“纪律严明”、“秋毫无犯”，与当地群众的关系是“血肉相连”，是“鱼水关系”云云。 （邓小平这个“反左讲话”，收在《邓小平文选》第103页。） （三）土改受害者点滴 1、毛统区1947年土改知情者的片段回忆。 壹位署名李晋的作者撰文讲到他父亲在1947年土改中的遭遇（见《炎黄春秋》2003年第12期李晋文）：
“......我的故乡是吕梁山。我的父亲李时光（字春生），是清末最后壹届贡绅（优贡）。他壹生以教育为业，在上世纪前30年，先在灵石创办双池高小（双池镇现为交口县所属），又在运城创办菁华中学，为了培养师资，最后执教河东师范，是故乡小有名气的教育家。在抗战期间向八路军、决死队（共产党的山西新军）输送了壹批又壹批知识青年。抗战开始后，日本人把城镇烧了、把学校炸了。父亲回到敌后乡村老家，全力支持以共产党员王磊（解放后任商业部长）为县长的抗日民主政权，积极开展抗战活动，是故乡小有名气的开明人士。曾记得王磊常来我家，从日出谈到日落，夜里就睡在我家炕上。那时我年纪小，睡在王磊与父亲的中间，听他们谈壹些我似懂非懂的问题，雄鸡打鸣了，他们还谈个不停，这些事直到现在还记忆犹新。 抗战胜利后，我随校到晋中、冀中读书。1947年冬，忽然听说父亲在土改中自我解剖，走了不归之路，没有留下壹句话、壹个字……”
李晋在说到其父之死时只用壹句“自我解剖”搪塞，不知究竟如何“解剖”法？为何要“自我解剖”？作者仍不敢直言。但这件事已说明了毛共的野蛮、残忍、背信弃义、恩将仇报的丑恶面目。 不过，与李时光同为晋西北土改刀下鬼的山西兴县大地主牛友兰及其儿子牛荫冠的故事，比上述李家故事更清楚，也更震撼人心。鉴于此故事较长，放在本章之后作为附件。 已故北京大学教授、著名作家张中行曾对《文化自白书》的作者张者说过壹个他家的土改故事。他家所在的那个村没有富户，没有吃“剥削饭”的地主，按有关政策是找不出地主来的。可是“上面”要求必须找出个“地主”来，条件不够便在“矮子里面抜将军”，降格以求。眼看留在家的张的妹妹有被划作地主的危险，而壹旦被划成地主，就意味著全家的灭顶之灾。当时张中行家里大概只有这个妹妹在村中。为了挽救整个家族，妹妹想出了壹个不得已的办法：逃走。但这时民兵已经“封村”，所有进出村子的路口都有武装民兵把守，任何人不得无故进出。这时张这个妹妹恰巧有壹个刚出生的有点残疾的女儿，母亲决定牺牲这个女儿。她把这个女孩摁在水缸里淹死了，然后以掩埋小孩尸体为由骗过民兵岗哨出了村，壹出村便按预定计划逃出了虎口。 张中行对此事的评判是：“这虽然牺牲了壹个生命，但却救了全家人的命。” 这件事情从侧面反映了壹个事实：壹旦被划为地主，就等于全家都被判处了死刑。这就是毛式土改的可怕真相。毛式土改就是如此野蛮、残忍、恐怖!
3、建国后土改残暴如昔 1949年毛共胜利了，政权到手了。这时的土改怎么搞？是人们曾经翘首以盼的问题，善良的人们希望毛能发善心，改弦易辙，因为此时大局已定，没有利用土改引诱农民参军“保卫胜利果实”的必要了，几百万国民党军队都消灭了，赶跑了，手无寸铁的地主富农绝对不可能与新政权对抗，对土地的重新分配只需要制定壹套办法，下壹道命令就行了。何况新朝开囯，新皇登基，按惯例应大赦天下。 可惜毛不这样想。他想到的是：大权在握了，可以对阶级敌人尽情报复、尽情蹂躏、尽情杀戮、大展平生之愿了。何况，没有了暴力土改，以后的阶级斗争怎么搞呢？而不搞阶级斗争，还要共产党干什么？ 笔者分析，在全国胜利后，毛坚持暴力土改，原因至少有三： 其壹，为以后的阶级斗争奠定基础。毛共几十年的历史，就是搞阶级斗争的历史，靠搞阶级斗争起家，靠搞阶级斗争发迹，靠搞阶级斗争夺得天下。而阶级斗争之首就是土改。有了土改，才有每壹个人的“阶级成分”、“家庭出身”；有了土改，才有日后的斗争对象；有了土改，才有人世间的仇恨；有了土改，这几亿人的大国才好统治......总之，没有阶级斗争，毛实在不知道怎样治国，他的雄才大略也就无用武之地了。 其二，让毛共庞大的干部队伍，特别是新加入干部队伍的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和民主党派人士，“经风雨、见世面”，让他们与过去的中共干部壹样，去参加土改，经历阶级斗争的腥风血雨，并且亲手沾上壹点阶级敌人的鲜血，让他们除了跟共产党走，再没有退路。也让他们看到地主的悲惨下场，才会更加忠于党、听毛的话.....所以毛下令所有的干部都要过“土改关”。毛把“土改关” 与“战争关”相提并论，认为1949以后战争关已过，就剩下土改关了。（参见毛在全国政协壹届二次会议上的讲话：《做壹个完全的革命派》毛选第五卷第25—29页）。 其三，让全国人民经受土改的洗礼，见识共产党的手段和厉害，为以后的极权统治打下基础。土改是个大课堂，让国人知道共产党喜爱什么，讨厌什么，“亲不亲，阶级分”，彻底破坏几千年形成的社会结构和沦理道德、价值观念，为接受毛式的马列主义“新教”打下基础。 就在毛泽东紧锣密鼓准备新壹轮土改的暴风骤雨之时，农村中那些待宰的羔羊们却全然不知，他们绝不知道等待他们的将是什么。当然，也有知道在共产党统治区搞土改真相的国民党人告诉人们毛式土改的血腥恐怖，但很少有人相信，以为那是国民党的反共宣传。共产党要搞土改“平均地权”人们已经听说了，作为地主和富农，要把自己“多出”的田地拿去“共产”， 虽然是不愿意的，但他们知道天下易主，改朝换代，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只能服从新朝的政策。他们还想，共产党的政策只是平分土地，自己捐出多出的部分，还可以分得平均的壹份，今后生活还是不成问题的。他们还想到，自己只是普通老百姓，没有与共产党作对，结仇，新政权没有理由跟自己过不去。何况，壹般的地主也没有能力去港、台或国外躲避。总之，人们尽量往好处想，自己宽慰自己，提心吊胆等待决定他们命运壹刻的到来。 这里面应特别提及乡村中的士绅阶层。这是地主中有文化、有知识、有社会地位、受人尊敬的壹群。他们有的是自已创业发家，有的是继承祖业，有的是从官场退隐田园。他们深受中国古代的“乡绅自治”“乡村建设”思想的影响，决心为建设家乡、造福桑梓出力，就象前面提到的李时光壹样，他们首先热衷于办教育亊业，为家乡培养人才，还做些修桥铺路，或办实业之亊，以振兴家乡经济尽壹点力。这壹群体壹般都受过传统教育，是儒家文化的传承者，传统道德的守望者。他们在当地拥有广泛的人脉，享有声望。他们都是大小不等的地主。他们对时事不甚热衷。对国民党没有太好的印象，对共产党也没有太坏的印象。他们还知道共产党优待开明士绅，而他们坚信自己就是开明士绅。他们之中有部分人有能力避居海外，但他们更恋栈家乡，而且坚信共产党会优待他们，所以共产党来了他们不出走。 由此我们便可知道他们所想象的共产党与实际的毛共差距有多远！他们做梦也未想到自己是中共首先要消灭的死敌，第壹批要宰的羔羊！ 待到乡绅们发现当局这种意向时，已经无路可逃了，当局更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这些待宰的羔羊统统逮捕在案，很快就当做“恶霸地主”、“ 土豪劣绅”，举行公审大会枪决了！杀人布告上都写著：“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 毛共在建国后的土改中屠杀的士绅不计其数，也无从考证。但其中有两位父亲的儿子中国人大概不会不知，那就是后来名满中华的武侠小说大师金庸（查良镛）和梁羽生（陈文统）。这两位的父亲都在土改中被中共当作“恶霸地主”处决了。这两位的儿子当时都在香港，可以想象，如果他们早知如此，去香港躲避壹下绝非难事。还有壹位据说被蒋介石封为“民国第壹乡绅” 的湖南祁东县名儒周聆琴先生（网上小说《民国乡绅》主人公），其子曾任蒋的总统府秘书，此时也在美国。但周聆琴也不出国避风头，结果坐等当局以“恶霸地主”之名处死。（1982年已由祁东县法院平反。估计金庸、梁羽生的父亲也会“平反”，因为他们都有作为名人的儿子。没有这种儿子就别想申冤了。） 有关毛式土改的野蛮和惨无人道，前面已经说得不少，现在补充几个较完整的故事，以便让毛式暴力土改的“功德圆满”。 1、李忠邦案。 李忠邦，云南屏边人，当地颇具传奇色彩的豪绅。李具有民主主义思想，对国民党的壹党专政和官员贪污腐败极为不满，对毛泽东、共产党倡导的建立壹个民主、自由、富强的新中国十分向往。在经商致富之后，李置下了田地产业，并致力在乡里办学校、兴教育。李为人豪爽，极富正义感，在乡里扶贫济困、除暴安良，还积极支持反政府的学生运动。因而曾两次被县里的常备队抓捕。然而李则毫不畏惧，针锋相对，自组武装，亲自带领队伍缴了县常备队的枪，因而名声大震。在屏边当时还广泛流传著“李忠邦智打贪官”，“李忠邦单枪匹马救少女”，“李忠邦神算惩恶贼”等传奇故事。中共的地下党组织看到李忠邦能量颇大，又得人心，便暗中与之联系，李也不避风险，慨然与地下党交往，其家壹度成为地下党的联络点和党员避难所。 壹个人物促成了李忠邦正式投奔共产党，那就是国民党第60军军长万保邦。李忠邦乃万保邦侄女婿，两人关系自然非同壹般。而万保邦也是壹个有“反蒋”倾向之人，在“民革中央”的策动下，万保邦毅然举行反蒋起义，宣布成立“滇黔人民自卫军”，自任总司令。李忠邦被任命为万部最具实力的第三团团长。后来滇黔自卫军与国民党军大小战斗百余次，有效地牵制了云南国民党军的主力，使得中共领导的地下武装“滇桂黔边区纵队”得以顺利建立和发展壮大。而李忠邦则被国党政府列为“通共匪首”缉捕，李家被抄三次，全家只得常年在深山老林中避难。后李忠邦征得万保邦的同意，干脆率部投奔中共“边纵”的麾下，被任命为边纵第四支队第33团副团长兼独立大队队长，成了中共壹支地下武装领导人。 加入中共地下武装后，李忠邦作战勇敢，多次获得纵队、支队的表彰。及至云南“和平解放”，李忠邦所在的“边纵”与中共正规军会合整编，李忠邦被派赴家乡屏边剿匪，任屏边剿匪大队长。临行前部队首长勉励其再立新功。 历经千难万险，屏边的剿匪任务终于胜利完成。征尘未洗的李忠邦被上级招去谈话，人们都以为上级要对他嘉奖或提升。可是做梦也没有想到，李去到立即被当场逮捕。几天之后即被枪决，罪名是“恶霸地主”。 原来这时中共正在大搞“清匪反霸”。以李忠邦原来拥有的财产，以及他在当地人民心中的威望，完全符合毛共的“恶霸地主”条件，当局早已把他列入要消灭的对象，只因为他的“剿匪任务”尚未完成，才让他多活壹些日子。而今土匪剿灭了，这个剿匪大队长的末日也就到了。 处决的当然不止李壹人，李的部属、骨干近20人同时被捕杀害。更多的部属则在遣散后陆续被害。李忠邦的家人按照地主“待遇”被扫地出门。其时，李忠邦的儿子李斌已在中共的第四野战军第13军文工团工作，其创作的剧本获得全军文艺汇演壹等奖，有关领导正要送其去相关院校去深造、培养，就在他准备动身之时，军部保卫处突然将其逮捕。莫名其妙的李斌，有如晴天霹雳，细细打听之下，保卫处才告诉他：地方政府来函，告知他父亲已作为“恶霸地主”被枪决。他理应受到政治审核。 后经调查，李斌被无罪释放，但清出部队。之后李斌在家乡艰难谋生，辗转多年，终于谋得在壹个山区小学当民办教师。李斌努力工作，还受到教育当局的嘉奖。但终因家庭出身和父亲的“罪过”，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被打成“极右分子”，送劳动教养，妻子离婚，孩子随母而去。 经过20多年炼狱似的教养农场的磨难，九死壹生的李斌终于幸运地迎来了右派“改正”，但已家破人亡。 （以上取材于《往事微痕》第63期李斌文：《对我父子悲惨遭遇的回眸与思考》） 2、“宋森案”。 广东作家牧惠撰文说，他收到过去武工队的老战友宋群寄给他的壹本书，书名《宋森传》，是写其父的生平事迹。于是牵出他对宋森的回忆。 宋森，广东鹤山人，壹位有名的左倾人士，从 “大革命”时代、“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到国共三年多的内战，宋森都坚定地站在中国共产党壹边。他以各种方式支持中共，出钱出力，宋森还创办了壹份叫《鹤侨报》的小报，为中共帮腔造舆论，他还把自己三个子女送进毛的“革命队伍”。 宋森的家乡被中共“解放”了。其时他在香港，出于胜利的喜悦，他跑回鹤山，在县里谋得壹份编县志的差事，终于如愿以偿参加了中共的“革命工作”。 他工作积极，热情高涨，带头响应政府的壹切号召。当时正值“抗美援朝”运动，他带头捐款为志愿军购买飞机大炮。可也就在这个时候，土改来了。土改是毛钦定的压倒壹切的“运动之王”，任何人只要在土改中被划成地主，就成了铁定的阶级敌人，他以前的壹切表现，壹切荣誉，为共产党立下的汗马功劳都得壹笔勾销，宋森就属此类。可是，宋森家只有两亩多田，怎么能划成地主呢？可是事实就是如此，两亩多田出租收租，也是滔天的剥削大罪！牧惠的文章中没有说宋森的其他“罪恶”，依宋森的政治表现，估计也不会有什么“政治罪恶”。可就是这两亩出租地，宣判了他的死刑（仔细推想，宋森过去也算有钱、有文化、有社会地位之人，又生活在香港，大概这些才是他被划作“阶级敌人”的真正原因）。 可怜又可悲的宋森在知道自己被划为地主在劫难逃之后，选择了主动“自我了断”，不过，他没有像李时光那样不留壹字就“自我解剖”，他知道自杀也是壹种犯罪行为，而且他还有三个子女在共产党手下工作，所以，自我“了断”前特地写下了壹封遗书，再次向“党”表忠并表明自己的清白，末了交待家人：“将我的金章和我补助填数的款（原文如此）壹壹交到人民银行，作为抗美援朝的捐款，不能少欠分毫。” 幸运的是，他的三个子女没有受到太大的株连，只是被打入“控制使用”的另册。 宋森的故事平淡无奇。比较起来，下壹个故事主人公就颇赋传奇色彩了。 3、莫雄案。 。莫雄可不是壹般之人，他早年参加过同盟会，参与1911年著名的“3.29”起义（即广州黄花岗之役），是名符其实的国民党元老。北伐时，莫雄任国民革命军师长，与蒋介石是好友。北伐后期，莫雄思想转向左倾，不过，他仍然留在国民党的阵营里。1930年，莫任上海警税团团长，在其部下的共产党员严希纯、项与年（项南之父）的影响下，思想迅速“赤化”，成了共产党的地下战友。1934年，莫被任命为江西德安行署督察员兼德安地区保安司令。其时，蒋介石正在发动对中共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蒋在庐山召开秘密军事会议，莫雄参加了会议。会上蒋介石部署根据德国军事顾问制定的围歼红军的“铁桶计划”。莫感到红军处境危急，偷偷将代号“铁桶计划”的重达壹、两斤的文本带了出来，回到驻地便把会议的布置和铁桶计划的文本和盘告知并交给了严希纯和项与年。严、项感到情况紧急，连夜将计划要点用密药水抄写在4本《学生字典》的空隙之上。然后项与年化装成教书先生，步行六天，进入了红军占领区，亲手将“计划”交到中共军事领导人周恩来手中。十天后，红军主动撤离江西，踏上了“长征” 之路。 莫雄对中共的贡献还不止此。不久，莫调到贵州毕节地区任专员兼保安司令（蒋介石总是把莫雄调到与红军接触的关键地方和岗位，可见其对莫信赖有加），刚好贺龙的红二方面军长征要经过毕节，莫不惜冒违抗蒋介石的命令的风险，擅自将红军放行过境。蒋闻讯后大怒，以“通共”之罪将莫解押送进南京监狱。但不知出于何种考虑，不久蒋又将莫放出，并降级任命他为广东南雄县县长。莫雄决定壹不做二不休，利用职权将被国民党大员余汉谋关押在南雄的数百名共产党员和被俘的红军全部释放了，莫自己则跑去了香港。 中共夺得政权后，当时在广东和华南主政的叶剑英算是不忘旧恩，给莫雄去信，诚恳邀其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莫雄自恃对中共有功，慨然回到广东，受到叶的热情接待。接著莫又在参与剿匪，为中共再立新功。 可是，世事莫测。这期间叶剑英在广东搞土改试点，鉴于广东侨属多的特点，叶采取了比较温和的土改政策，获得壹片好评。谁知这事被人告密到毛和中央，指其搞“地方保护主义”和“和平土改”。毛在其他任何问题上都可以妥协让步，唯独在土改政策上是没有半点通融的余地的，据说，叶剑英在红军长征中对毛有救命之恩，可他仍然不能容忍叶在土改上的“右倾”。毛立派他的亲信、公安部长罗瑞卿急赴广东，调查并扭转广东土改中的“右倾”和“地方保护主义”。 罗瑞卿以钦差大臣身份在广东大展拳脚，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地方保护主义”和“和平土改”高潮，制造了这次运动中的“四大冤案”，大批广东本地干部纷纷落马，壹些人锒铛入狱，甚至被处死。叶剑英则被毛调离了广东和华南。 失去了叶剑英保护的莫雄这时也在壹夜之间由共产党的座上宾变成了阶下囚。莫的家乡农会派人到广州抓捕莫雄，这时莫背负有诸多罪名：蒋介石的走狗、反革命侩子手、地主、恶霸....其中任何壹项罪名都可以置其死地。而且，此时的莫雄不是国民党在职高官，不享有被“统战”的资格，所以只有死路壹条。莫雄家乡的地方政府已经做好了准备，莫雄押回后立即召开万人公审大会当场将其处决。 可是，就在这千钧壹发的时刻，事情出现了转机。原来身居中共广东省委书记要职的古大存，知道莫雄乃叶剑英邀请回国的“特异人士”，现在叶剑英虽然调走了，但是不能不顾及老上级的面子。于是他向接替叶剑英主持广东和华南工作的“壹把手”陶铸进言，详细说明了内情，求其网开壹面。陶铸斟酌再三，终于同意刀下留人。 从鬼门关走过来的莫雄死罪虽免，活罪难饶，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莫言被划为“极右分子”。但仍然多亏了古大存的关照，莫雄得以幸存下来，直到1980年病逝。 只是，后来陶铸与古大存有了矛盾，古大存被陶铸以“右倾”之名拉下了马。 莫雄的案子算是特例，全中国的地主、反革命分子能有这种幸运的没有几个。下面彔两个“正常”案例，为本章作结。 4、张翅翔案。 《凤凰周刊》2005年第14期刊登了壹个叫张翅翔的人的文章，谈到其全家人在土改中的遭遇。 张翅翔，湖南人，出生在壹个地主大家庭。1939年，抗日的烽火然遍中国大地，当时还在读初中的张翅翔，被爱国激情所驱使，毅然投笔从戎，和当年很多热血青年壹样，他选择了共产党，奔赴延安。 1949年毛共取得胜利，经过多年生与死考验的张翅翔回到湖南，这时他是壹名共产党干部，在省城长沙壹家出版单位工作。阔别家乡十余年，他急切地想回到故乡，见到魂牵梦绕的亲人。 可是，当他通过各种渠道打听到家人的消息后，挨了当头壹棒，炽热的心灵像是被猛然泼上壹盆冰水，激情熄灭了，心绪降到了冰点。他得知自己的家不是遭到壹般的打击，而是遭到了灭顶之灾！他有家难归，实际上无家可归了。 张家由祖父创业，祖父茹苦含辛打拼壹生，创下壹份家业，在当地算得上是较大的地主了。可是谁也没有料到，祖父的壹生奋斗，留给他的子孙后人却是无穷无尽的灾难，让他们坠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祖父生有4子，各立门户。土改降临，张家首当其冲，第壹场开局，就选择张家两个兄弟开刀祭旗，两兄弟在同壹天同时受戮，抛尸荒野。另壹个弟弟也是地主，只多活了几天，便被农民用乱棍打死。最后壹个弟弟不成气候，家道中落，只划上“富农”，按理，该给他留壹条活命了。可是贫农团的凶手壹合计，四兄弟已去其三，这壹个断不能留下作为后患，于是把这个富农关进土牢，折磨得奄奄壹息，估计不能活命之后才放其回家，让他死在了家里。 第二代被消灭干净了。 张家人丁兴旺，第三代有十三个男孙，17个孙女。13个男孙中，两个被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壹个惨死狱中；壹个外逃，被抓回后抓去劳改，壹去30年。另有3个被划为右派分子管制劳动；2个流落外地他乡。2人终生无妻。 17个孙女，被迫自杀的3人，最小的壹个夭折，壹个患抑郁症长期卧床，余者或被迫嫁与残疾人为妻，或远嫁人迹罕至的深山老林，过著与野人无异的生活。 张翅翔属第张家第三代，虽然自己少年即参加中共的“革命”，但地主家庭出身的沉重十字架，把他压得踹不过气来，得知家人的遭遇后，悲痛之余，他更是谨小慎微，如履薄冰，夹著尾巴生存。但共产党这个队伍注定不能容许他的存在。1955年“肃反”时，他被无端诬为“叛党”；两年后反右时，又被划为“极右分子”，送劳动教养。直到1980年，经过25年劳改、九死壹生的他才走出劳改农场。 “改正”后的张翅翔在壹个出版社当壹名编辑。25年的劳改生涯，全家几代的毁灭，在他心灵上留下了永远不能愈合的创伤。他循规蹈矩，低眉俯首，战战兢兢度日，仿佛壹具行尸走肉，苟延残喘。 可是不料生命在垂暮之年忽然迎来转机，1991年，张翅翔获准移民美国（估计是其子女中有人已移民美国）。此时张翅翔已年过花甲，若按常理，壹个人老年离开故土，多有眷念不舍、依依惜别之情。然而这时的张，却有壹种无法言表的兴奋，壹种再生的喜悦。在异国他乡，张著有《西山漫忆》壹书，其中壹段描述当年他跨出国门时的心情和感受： “跨过罗湖海关之时，自我感觉像壹条从古堡深井里跃入浩瀚大海的鱼，其畅快喜悦，比之为受难时之苦恨不能高飞远逸，壹生壹世梦想终于实现。” 张翅翔的壹家是不幸的，但比起更多的被“斩尽杀绝”的地主或“反革命”家庭来说，却还算是幸运的。特别是他在暮年，终于脱离了禁锢他几十载、毁灭他壹家三代的囚笼而“展翅远翔”，死而复生。我们为他祝福。 下面再讲壹个更加不幸的故亊，却是土改中非常平常的故事。 5、吴之伯家族案。 因为原文作者叫吴之伯，我们姑且叫吴之伯案。吴之伯，1928年9月出生于云南宣威县西泽乡。1947年考入云南大学外语系，１949年4月加入“民青”，后又参加中共的边纵六支队，为中共党员。建国前夕转入地方。在会泽、威信、昭通等地工作。1956年任威信县县长，1958年3月整风中被打成“极右分子”、“威信县反党集团骨干分子”，开除党籍、公职，押送彝良大坪农场劳教。1962年1月“摘帽”，当局赏给碗饭吃，让他在镇雄县农水科任林业员，月薪28.5元。后当过五年英语教师。1979年6月右派“改正”，1988年离休。下面是吴自撰的原文：
上世纪二十年代我老祖和爷爷挖铜矿发点小财，买田置地，修了上下两个四合院和壹座土碉。爷爷生下父辈四兄弟和壹个姐姐。每家分得三间住房，三亩水田，十二亩多山地和小片山林作烧柴之用。解放前十年，父辈各家累遭匪患，逐渐破落。大人们不论男女，人人劳动，也仅能糊口。大伯家每年还差两三个月口粮，根本达不到土改划地主的标准，即：占有大量土地，自己不劳动，全靠剥削为生。1952年家乡的土改是按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和老区打土豪分田地的痞子运动来搞的，再小再穷的村子，也要找出壹两家地主富农来，父辈们房屋好壹点，有点饭吃，被划为地主，在劫难逃。 （壹）祖母浦三妹，土改时71岁，拿不出根本没有的“银子”来，双手指头被裹上棉花浸上菜油“十指点天灯”，在疼痛喊叫中昏去，又被四名痞子抬起四肢，架在火上当众烤死，再把残存的尸骸丢进山里水沟。 （九）我前妻父母也是我舅父母，同样在52年土改中自杀身亡。 （十）1963年正当我在农水科任林业员时，壹位农村姑娘宋儒芬不嫌我是壹贫如洗的“摘帽右派”，愿与我重建家庭。婚后生下三女二男，其中最小的儿子兴文，刚满三岁,因感冒导致肺炎，本属小儿科常见病，文革中儒芬因我成为控制对象，加之农村缺医少药、交通不便，我得知后从百余里外的坡头步行赶来，背他进城医治，不到半路，小文就死了。 （十壹）大伯家儿子吴之才，不满十五岁的孩子58年被逼去修公路，饿死在外地。 土改理论 作者 宋永毅 写于 二零二零年 土地改革，字面上很好理解，中国的土地制度不合理，要进行改革。 掠夺行为 作者 凌沧州 写于 二零二零年 壹场腥风血雨的浩劫降临神州大地，无数中国人的尊严、自由、生命、人权被踩踏，土地的权属被贡上了共产主义革命的祭坛，仿佛玛雅人和阿兹特克人需要部落活人的心脏祭奠太阳神，鲜血涂满金字塔壹样，古老的东方神州，伴随著地缘政治的共产主义铁血征服，暴力集团、犬儒阶层与愚民群氓合力打造的壹次次政治运动，不仅让暴力集团自我造神的人造红太阳晒得神州赤地千里，而且在壹场场杀戮狂欢和集体逼迫清洗中，布局了绵延70余年的共产主义黄金时代的谎言与神话，让血污、游魂与真相永远沉埋在深深的地底。 最近，加州的州立大学教授宋永毅主编的《重审毛泽东的土地改革：中共建政初期的政治运动70周年历史回顾》出版。仿佛对70年的历史中沉埋地底的血污与尸骨，进行了壹次深度挖掘和科学 “考古”。70年后，在网络戏称“厉害国”进行造神新长征的时代，在“宽衣帝”指示“两个三十年都不能否定”的时代，宋永毅的声音很具穿透力：“重新研究和否定毛泽东的土地改革运动，还有什麽特别的历史和现实意义？答案是非常肯定的。这不仅因爲70年来中共官方制造了种种关于他们的土改的“伟大成就”的政治神话，导致毛泽东土地改革的血腥真相至今还没有被全部揭露；还因爲70年前的土地改革的后果正阻滞著中国大陆现代化的健康进程；更因爲而当今的中共领导人千方百计地想让整个民族遗忘历史的教训，以便他们可以顺顺当当地沿著这条独裁和极权的道路走下去。”（上册P12.）
土改时代的先知：旷野的呼喊
要对70多年前的政治运动和社会变革进行文化与科学意义上的“考古”，就必须先对“考古遗址”挖掘出的历史材料、“血污与骸骨”进行科学意义上的鉴定与探索，要定义和质疑诸如 “是什么、为什么、怎么了、人物与剧情、时间与地点、规模与手段、工具与细节、后果与效应”等问题。 关于“土改”是什么的问题，书中专家与学者都有迥异于中共编织70年的神话的判断。宋永毅认为，土地改革有“三个特徵和要素：1. 阶级划分的运动理论基础；2. 法外杀人的群斜┝π问剑�3. 劫掠私产的国家财政机制。”（上册P12.） 学者程映虹在书中横向比较了北韩与北越的土改，认为共产国家的所谓土改，本质上是壹种“国家农奴制”。他写道，“得到土地，失去了自由，下壹步就是沦为国家农奴。”（上册P42.）书中的大部分学者都有这壹共识：土改只不过是中共控制中国人民和中国财富的手段之壹。 1949年，在神州晦暗如铁、山河陆沉的血腥岁月里，无数知识精英要么趋附，要么屈膝，有壹人秉承古仁人志士风范，“虽万千人吾往矣”， 先是向毛泽东上书，请毛泽东“立即下令停止分地”（下册 P85.），此人最后被迫出走流亡。1951年他在香港出版《论共产党的土地改革》和《我认识了共产党》。他孤独而警醒的声音，70年后读之，仿佛能感受到华夏民族在沉沦炼狱前有人在旷野中的呼喊，如同耶利米时代堕落衰败的以色列民族即将沦亡于异族前遭到先知耶利米的泣血哀求与怒斥警告。此人就是中国的农业专家董时进。董时进的文字，使我们得以壹窥那个时代先知的洞察力和预言能力：“ ‘中共的意向是人人不许有土地。’ ‘共产党的真正目的，并非是要耕者有其田。这不过是他们壹时应用的壹种策略，是在革命过渡时期用来拉拢壹部分的贫农和流氓地痞的手段。他们的真实意图是要将壹切土地社会化，这即是收归国有。将来壹切人都不准拥有土地，壹切土地都归共产党的政府，使那个政府变成独占全国土地的大地主。’……‘共产党的土地改革，实际上就是假改革之名行抢劫之实。’ ” （丁凯文《董时进 VS 毛泽东》，收入《重审毛泽东的土地改革》下册P84）。对于中共颁布的《土地改革法》，董时进先生是这样评论的：“这《土地改革法》最重要的壹条即是第二条，‘没收地主的土地，耕畜，农具，多余的粮食及其在农村中多余的房屋。’有了这壹条，抢劫就合法化了。这个‘法’的产生没有经过民主合法的手续。现代国家的通例，凡是立法必须经过人民自己或其代表的承认，然而这个《土地改革法》仅由‘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少数几个人便将人民大家的土地财产，不问罪名，不加审判，壹起没收了。假使这也可以算是‘法’，那末，壹群强盗，向人民大众宣布，他们的财产都要壹齐交给强盗，也应该算是‘法’了。”（同上）。 土改这场浩荡的暴力抢劫运动，虽然没有像蒙元满清征服与立国之初，搞出无数屠城的剧目，也未必如秦国虎狼之师击败六国，坑杀降卒，伏尸百万，流血漂杵，但却也是赤祸绵延，杀人盈野。宋永毅指出：“如果我们把土改作爲毛泽东时代第壹个政治运动，把文革作爲毛的最后壹场政治战役，它们的共同点即是对某壹社会阶层的大规模屠杀。不幸的是，这壹社会阶层就是中共土地改革运动的主要打击对象——地主富农及其子女。 文化大革命中有过三次震惊全国的对土改对象的大屠杀事件，其方式都是土改“法外杀人”的运动形式的延续和翻版……1967年底到1968年下半年的广西大屠杀。据机密文件透露，至少8.9-14万人遇难，而其中土改对象、四类分子及其子女占了56%左右。如果我们进行壹下更深入的调查和比较 ，还不难发现，上述三次文革中的大屠杀都不过是建国初期土地改革运动的延续和发展。例如，道县和广西发出杀人指令的“贫下中农最高法院”其实不过是土改时期“人民法庭”的某种翻版。而施害者所採用的对受害者们先开“杀人现场会”斗争、再宣判，后用“刀杀”、“沉水”、“棍棒打死”、“活埋” 、“火烧”等方法处死，完全是土改虐杀地主的全套流程。至于那些野蛮的私刑，也和土改中法外杀人的暴力壹脉相承。值得注意的还有：刽子手在杀戮受害者的事前事后，还常常公开引用他们集体无意识裡深深积淀的“土改经验”。例如，加害之前，凶手们常常先追逼受害者的“浮财”——有的甚至是第壹次土改时埋藏的“光洋”。并欺骗他们：这是“土改政策”，交出妳的钱来，便可以买下妳的命。而在杀光了受害者全家以后，凶手们壹定不会忘了土改的传统——瓜分掉受害者的全部财物——包括受害者的家庭裡的青年女性。如果说有什麽不同之处，那就是暴徒们再也无法从受害者那裡分得土地。”（上册P15-P16.） 宋永毅根据中共的官方材料，统计出：“自土地改革以来的24年里，中国的地主阶级共有1808.3万人死亡。他们或是在土改后的各种政治运动中被迫害致死，或是在贫病交迫的政治歧视中漠然逝世。作爲壹个有两千多万人之械闹泄辉Ｅ┟竦摹敖准丁保恢泄泊尤馓迳喜腥痰叵鹆恕！保ㄉ喜酨18.） 仅仅土改的几年时间的暴力死亡人数，应该远超历代征服屠城的人数；如果把暴力土改、大饥荒、反右、文化大革命以及六四屠杀等受难的人数累积相加，则是古今哪个暴力王朝和政权都望尘莫及的。
杀戮狂欢：神州处处是刑场
今天当我们追溯1950年代时，绝对想象不出那个时代由毛氏“总导演兼总策划”、亿万中国人出演龙套、配角、道具、炮灰的暴力大片是如何血腥、荒诞、残忍、不伦与野蛮。清代著名诗人徐述夔曾写下：“江北早已无净土，乾坤何处可为家？” 我觉得套用于1950年代的中国，也无比贴切。不仅是“神州何处可为家”，而且是“神州处处是刑场”。 学者谭松在《土改运动中的杀人和酷刑特性》说，“中共土改运动中的大屠杀，有壹个很显著的特点，就是把杀人现场布置得轰轰烈烈，热闹非凡。首先广泛动员，尽可能四面八方的人都前来观看......其次是组织文娱活动，如打腰鼓、扭秧歌、演唱......还有就是组织啦啦队，像观看体育比赛壹样，把杀人现场搞得热火朝天。”（下册P224.） 谭松叙述目击者讲的故事：“1952年的3月2号，秀山枪毙了壹个名叫杨卓之的名人。我亲自到现场观看。杨卓之跪在地上，壹枪打了。打了之后，我看到杨卓之的脚还在壹抽壹抽的。这时上去了三个人。壹个手提壹把菜刀，另壹个拿了壹个小锅和壹个菜板.......”(下册P242-243.) 简言之，就是在刑场十多米处，烧起火架起锅子，爆炒杨卓之的心脏。 至于暴力土改的残暴下流，对妇女儿童的摧残，那就更不在话下。谭松列出了当时壹些对妇女的酷刑，可堪与与唐代酷吏来俊臣的《罗致经》中的十大酷刑壹拼，都可以载入史册。其酷刑手段有：“钓美人鱼”，“吊秤砣”，“吊乳头”，“猪鬃毛戳乳头”，“烧飞机洞”，“包谷球球”，“裤裆里放动物”，“用铁条（或竹条、木棍）插入阴道， “看风景”，“摸洋钱”，“火马草磨或塞入下身”。（下册P250-254.）这些酷刑，我不必复述，仅从名称，就可窥见端倪。 南方的土改既残暴下流如斯，北方就更加没有净土。学者智效民的《晋绥边区暴力土改的背景与真相》不仅记录里“各种酷刑触目惊心”和“分房分地分老婆”（上册P255-259.），而且更记录里土改对中国传统人伦的毁灭性示范作用。在蔡家崖“斗牛大会”上，共产党的干部牛荫冠目击他的地主乡绅父亲牛友兰遭遇人生滑铁卢。“61岁的牛友兰被反绑双手，与很多地主富农跪在主席台上。斗争进入高潮后，有两个人按住他的头，将壹根铁丝穿进他的鼻孔，并强迫坐在主席台上的牛荫冠下来牵上‘老牛’游街示众。牛荫冠下来后，据说牛友兰不堪这种伤天害理的污辱，用力把头壹甩，鼻翼下面的脆骨被拉断，顿时血流满面......没过几天，牛友兰便惨死在关押他的窑洞里面。”（智效民，下册P251-252.） 另壹个灭绝人伦的故事是这样的：“刘象坤被打死后，正好他的儿子刘武雄因为被开除公职从蔡家崖回来。刘武雄回来后就碰上批斗大会，就直奔会场，上台讲了壹番话，‘大意是他受他恶霸老子的连累，现在决心要和刘象坤划清界限。’随后，他‘跳下台来，从民兵手里接过壹把刺刀，冲他老子尸体胸口上捅了两刀。’ ”（智效民，下册P254.） 这些故事现在大多沉埋在地底，不会在中国主流媒体与出版物上出现。骸骨深埋地底，鲜血浇肥沃土，记忆遗忘风尘，洗脑常洗常新，这种普大喜奔的局面，最有利于谋杀者、劫掠者以及他们的继承者与后裔。因为他们屁股底下的赃物已经洗白并且合法化。集体谋杀与集体劫掠的主嫌，现在肉身已经刷金镀彩，被无数群氓愚民吹吹打打供奉进灵堂和庙宇。他们的血缘孙子们和精神孙子们在梦里都为他们的暴富和崛起笑开了花。 反观1950年代左右的中国农民，则是另壹幅卑微凄凉的剧目，可怜可叹可憎的剧目。中国农民在土地－－这壹散发著魔力的“魔戒”前面，无法抵抗它的试探和引诱，壹个个沦为谋杀犯和抢劫犯的帮凶，如同被裹挟的半兽人、强兽人的部队。几年之后，集体谋杀与抢劫得来的土地，再被暴力集团以堂皇的借口掠夺走。中国农民全体沦为农奴，继而在大饥荒年代成批饿死，这是对他们的手上也沾著受害者的血的天谴与报应。这壹宏大的暴力抢劫史诗的主谋者、执行者、参与者、胁从者、旁观者、沉默者，绝大多数都得到了他们该得到的报应。权力绞肉机使今日的谋杀者、施害者很快在明日变为被谋杀者与受害者，底层群氓如是，顶层如刘少奇、林彪者也最终被权力绞肉机绞碎。即使“总导演、总策划”毛泽东氏，也难免被浸泡福尔马林溶液中，陈尸“腊肉堂”，其尸骨未寒之际，遗孀江青即被捕，终至悬梁。 但那些在土改暴力年代断命亡身的妇孺，她们又招惹了何人？若非这个民族的愚昧、原罪与癫狂，她们何至于遭受如此血腥与恐怖报应？如果有地狱，有阴间，她们的游魂在鬼门关、奈何桥等地点与毛刘林周朱等人相遇，是不是也像话本小说中被谋杀的人物，在黑暗中厉声高叫：“还我命来！还我父兄的头颅与土地来！”
“暴力必以谎言为继”，谎言必为暴力先导
俄国文豪、诺奖得主索忍尼辛曾有名言说：“暴力必以谎言为继”， 在我看来，谎言也必为暴力先导。因而，研究土改暴力前后的谎言，也应该是真正的历史学家们不应忽略的功课。 暴力土改既是新政权杀人立威的手段，也是劫掠民财的手段，通过腥风血雨式的清洗，完成通向极权国家之路。我们只要看看这场土改30年的结局，中共在其82“宪法”中，明确地写进 “全国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城市土地国有”的词句，虽然中国农民早在50年代合作化运动中已经丧失了土地，但这时腆颜将劫掠结局写进其“宪法”中依然颇具喜剧效果，因为把这壹条与50年代中共在《土地改革法》中白纸黑字写下的“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现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对照看，就知道他们给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的完美土地骗局与劫掠以“宪法”的形式背书，如同给壹具具躺著这些愚昧无知、凄然无力的农奴们的早已冰凉和发臭的尸体的棺材钉下了最后壹根断魂钉。本书所收裴毅然《苏区‘土地革命’实况实质》和谭松《从土地革命到土地改革到土地财政》等论文，基本梳理出了暴力集团百年来不变的土地劫掠史纲，为后来的研究者铺设了路基。 然而对于50年代的完美土地骗局，宋永毅在批陈史料之后，揭示了骗局制作者们早已经机谋秘设、等愚民上钩的真相。宋永毅写道：“但‘实现农民的土地所有制’的革命神话，已经被史实证明是历史笑柄了。因为在全国土改还如火如荼地进行中的1952年， 毛泽东就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出了《中共中央转发东北局关于推行农业合作化的决议（草案）》（1952年5月10日）。文中明确指出：“中央同意东北局关于推行农业合作化的决议草案。并将此决议草案发给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参考仿行。”换句话说，在地主们的土地刚刚开始分配、即“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还没有被消灭之际，中共已经在策划把要取代它的“农民土地所有制”也壹并消灭，而以国家的集体化来没收所有农民的土地来。因而，有关“农民的土地所有制”的承诺，完全是中共和毛泽东对中国农民的壹场言不由衷的欺骗。”（上册 P376-377.） 迷醉外来马列邪教乃至走火入魔的毛氏及其同谋们当然不会承认这是史上壹场最成功的完美骗局与劫掠。早在国共内战快到尾声、百万生灵已经涂炭、共军挥师渡过长江之际，毛氏就如同丛林部族的酋长，拿著死人的头骨在火堆边庆祝胜利、唱歌跳土风舞壹般，附庸风雅地赋诗：“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蟠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即使在饿殍遍地、农奴们面有菜色、人相食的岁月，毛氏的土风民谣依然靠著权力的力量播弄被其征服的全境：“唯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学者高王凌称：“中国的土地改革不仅是‘改朝换代’，而且是‘改天换地’，因此不可避免地要走上‘斗争土改’的道路。”（上册P29）我以为，是否可以更进壹步地判断说，岂止是改天换地，简直就是偷天盗地，甚至是毁天灭地。当文明沦陷，野蛮癫狂，最后沦落到雾霾漫天，污染遍地的时候，这种毁天灭地的神功也是天下独步，连他们的祖师爷马恩列斯，在坟墓里复起，也会非常惊讶。 政治流氓 作者 陈宪辉 写于 二零一五年 中华苏维埃国 苏俄在华建立国家 九壹八事变后，共产国际向中共发出了在各地发动暴动，罢工，游行，示威，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指示，同时派周恩来到江西接任苏区中央局书记，操办建立苏维埃国。周恩来不是空手来赣，而是带著共产国际起草好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关于经济政策的决定》等全套建国文件。 1931年11月7日，中共在江西瑞金召开了工农兵苏维埃第壹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国，公布了莫斯科制定的上述文件和经斯大林批准的下列人事任命：任命毛泽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委会主席，项英、张国焘被选为副主席，朱德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也称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 兼红军总司令，博古为中华苏维埃国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毛泽东、项英、张国焘、周恩来、朱德、瞿秋白、邓发、张鼎丞、王明、彭德怀（兼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贺龙、孔荷宠、林彪、王稼祥（兼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关向应、方志敏、任弼时、沉泽民、谭震林、曾山、夏曦、刘少奇、邓子恢、罗炳辉、陈毅、张云逸、徐特立、阮啸仙等63人为中央执行委员。 与几个月后成立的满洲国壹样，中华苏维埃国也是外强扶植的傀儡国。不同的是，后者以推翻国民政府为宗旨，直接威胁著中国的首都，对中国的危害更大。中华苏维埃国在各方面都体现苏俄属国的性质：其壹，建苏维埃国是共产国际的决定；其二，建国日是共产国际决定的苏联国庆日；其三，建苏维埃国的全套文件由俄人在莫斯科制定；其四，其宪法大纲申明中华苏维埃国隶属苏联；其五，苏维埃国与广州的国民党政府壹样，高层成员名单全由俄人决定；其六，苏维埃国的工农兵苏维埃第壹次全国代表大会和执行委员会架构是苏俄引入产物；其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发行的货币上印的是列宁头像；其八，《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关于国徽、国旗及军旗的决定》中规定的镰刀锤子国徽、五星红旗国旗取自苏俄寓意；其九，苏维埃国的外交、军事、劳动、财政、土地、教育、内务、司法、工农检察等九个人民委员部和国家政治保卫局（GPU）?（九部壹局）从名称到架构都照搬自苏俄；其十，《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第十四条宣布：“我们赞成中国境内的所有少数民族都能够从中国分离出去，都能够独立自成壹国”。谁都知道，莫斯科是绝对不允许苏联境内的众多民族有权分离出去的。少数民族独立条文是莫斯科专为将中国满、蒙、新疆并入苏俄版图的目标所制定的。这时的苏俄通过其控制的“中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外蒙政府、东蒙（呼伦贝尔）政权、新疆盛世才的自治政权控制著中国半壁江山；其十壹，中华苏维埃国的宗旨是“武装保卫苏联”，《红色中华》刊出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周年纪念宣言》说得清楚：“准备和组织著自己的力量，随时同帝国主义军队直接作战；并领导全国工农劳苦群众和红军武装保卫中国革命的朋友——苏联”。 苏俄通过中华苏维埃建国文件给中国带来了诸多祸害。其壹是“专政”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第二条规定：“中国苏维埃政权所建设的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国家。苏维埃政权属于工人、农民、红军士兵及壹切劳苦民众。在苏维埃政权下，所有工人、农民、红军士兵及壹切劳苦民众都有权选派代表掌握政权的管理；军阀、官僚、地主、豪绅、资本家、富农、僧侣及壹切剥削人的人和反革命份子没有选派代表参加政权和政治上自由的权利”。其二是剥夺私有财产。《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规定：“没收壹切封建主、军阀、豪绅、地主的动产与不动产，房屋、仓库、牲畜、农具等”。这些文件以人民概念代替公民，规定共产党享有政治特权，有权剥夺指定阶级的公民资格，经济权利，人身自由，甚至生命。苏俄苏俄引入的专政说和剥夺说在中华苏维埃国存续的几年中造成控制区内人民大批死亡，人口大幅减少，在后来的新中国带给中国人数以千万计的死难。 对于外敌入侵之时成立的苏维埃国中之国，蒋介石在国民党四全大会上指出：“国家社稷被断送的最大威胁来自共产主义，共产党人不仅是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大敌，而且是以虐杀为乐的妖魔……他们必定要在家庭中和同村的各户中挑起纠纷。他们特别怂恿青年人不顾道德败坏。总之，他们向中国的家庭生活和壹切伦理观念宣战。”[1] 苏维埃国的社会 苏维埃国将苏俄统治模式复制到了中国。这种模式对百姓全面监视，取缔自由。苏俄建立政权后设立肃反机构——政治保卫局（格伯乌GBU）。最初，肃反机构主要是对付布尔什维克党的变节者，后来对付范围扩大到全体人民。建立中共的同6102;，共产国际开始为中共培养政治保卫系统的骨干，从赴法勤工俭学生中选中周恩来作为政治保卫和情报特工培养对象，送周赴英国、德国接受系统培训。在建立黄埔军校的同时，苏俄开始将其政治保卫系统引入中共。1926年，鲍罗廷通知陈独秀，苏共将帮助中共培训政治保卫干部，建立情报特工机关，中共选派了要员顾顺章、陈赓和陆留三人从上海登俄轮赴苏，被苏共安排到伯力、海参崴等地苏俄红军特种部队接受各项特工训练。训练内容包括侦破、审讯、刺杀、爆破、劫狱、射击、秘密通讯等等。几个月后，中共的第壹批政治保卫干部携苏俄特工部门颁发的毕业证书归国。1927年，共产国际在武汉成立了以周恩来为首脑的中共中央特务科（特科），下设负责中共中央领导人和机关安全的保卫股、负责镇压脱离中共者的特务股（红队）、情报股和负责收编江湖武装的匪运股。从苏俄受训归来的顾顺章兼任了保卫股长和特务股长，陈赓担任了情报股长。1928年，苏共在莫斯科召开了中共六大，在《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决议案》中正式规定中共的各政权都要建立肃反保卫机关。六大会后，莫斯科安排全体中共代表接受了政治保卫培训。随著在中国建立苏区，苏俄将其政治保卫制度移植到中国，在各苏区建立保卫部和肃反委员会。中共中央转移到江西苏区后，成立了中央政治保卫处，由从莫斯科受训归来的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兼任处长。 现代政党都有加入、退出的自由。民初以来，中国政党如云，壹人身兼数党者大有人在。没有哪个政党残酷对付想退出者。帮会、黑手党和革命党都有报复变节者的作法，但设立专门机构对付想退出者却是苏俄的作法。苏俄将这种史无前例的作法引入到中国。中共特科传承了苏俄以极端手段对付变节者的传统。特科壹号首脑周恩来、二号首脑顾顺章曾率领红队残酷报复了不少前同志，壹起策划暗杀了变节者白鑫。顾顺章变节后，周恩来率康生等壹批原先与顾没有私人关系的红队人员来到上海顾宅，将顾的家属，上门的朋友及杂工等十几人（壹说30多人）斧劈，绳勒的极端方式“满门抄斩”，埋尸庭院，上浇水泥封盖，以残酷报复警告党员变节的下场。周领导的灭门报复行动受到斯大林的夸奖。[2] 相比会党，共产党报复变节者更加残酷。共产党明确要求只讲党性不讲人性，党的利益高于壹切，其信条是为党的利益没有不能做的事。 按照共产国际的要求，中共在中央苏区设立了政治保卫局，照搬苏俄名称为GPU，下设侦察部、执行部、红军工作部、白区工作部、政治保卫队，在其它苏区也设立了政治保卫分局，政治保卫处或肃反委员会。中央苏区政治保卫局主要干部都经过苏俄培训，莫斯科受训归来的邓发接替王稼祥任治保卫局局长，上海转移来的中共特科成员们成为政治保卫局的骨干，欧阳毅、张然和、李克农、钱壮飞、李壹氓、汪金祥、李玉堂、吴烈、海景州、马竹林、卓雄、谭震林等人先后担任了政治保卫局下属各部部长。政治保卫局属下保卫队官兵武器装备最先进，配有长短枪，佩戴绿色加红框的领章，这壹“绿领章部队”就是后来中共公安部和总参谋部情报系统的前身）。 苏区的政治保卫局在各地设有各级分局，在基层单位和乡村派有特务员。与在苏俄壹样，政治保卫局不仅监视和对付中共干部，红军将士，还监视、对付区内全体民众。与苏俄的“契卡”和政治保卫局壹样，中共苏区的政治保卫局也权力无边，常常壹句“保卫局请妳去问话”就将人带走。政治保卫局可随意拘捕、审讯、处决他们指称的反革命分子而不走法律程序，被传去者多数就此失踪。保卫局还负责执行肃反屠杀，按照革命党的规矩，以枪毙，暗杀对付变节者、逃兵，以使每个党员和红军战士清楚变节和脱离革命的严重后果。1932年1月，中共中央根据苏俄政治保卫局模式颁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政治保卫局组织纲要》，规定政治保卫局实行垂直领导，下级对上级的命令绝对服从，政治保卫局向政府、红军部队派出特派员，向高级官员派出保卫员，规定政府和红军指挥机关无权改变和停止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命令。这样的政治保卫机构使苏区陷入恐怖。 在苏维埃国，民众的日常活动受苏维埃政府监视。苏维埃政府在路口设卡（递步哨），实行“赤色戒严”，盘查与逮捕被认为的可疑份子，村民离开村子须有路条，甚至串村走娘家也须事先报告，否则会被扣押。[3] 民众被强迫编入数不清的苏维埃外围组织，如：贫农团、赤卫队、赤色工会（苏维埃国中并无工人阶级，长工，推车子的、抬轿子的、挑脚的、做短工的、手艺人等被要求加入赤色工会）、雇农工会、青工组织、女工组织、革命互济会、省县区乡各级反帝大同盟、儿童团、少先队、慰劳队、歌舞队、妇女队、情报队、破坏队、运输队、担架队、洗衣队、补衣队、摊铺队、清洁队、口号扇子队、选举委员会、扩大红军委员会、土地委员会、土地登记委员会、山林委员会、建设委员会、水利委员会、桥梁委员会、仓库保管委员会、没收委员会、查田委员会、教育委员会、卫生委员会、防空防毒委员会、纪念会筹备委员会、粮食委员会、户口委员会、工农检察委员会、赤色戒严委员会等等组织。上述组织像壹张大网，将苏区的全体民众网罗进去。苏维埃政府不允许有人独立于共产党的领导之外。所有的人都被网进上述组织中的壹个或多个。上述组织中设有监视、互相检举揭发的制度，包括常委会制度、代表值日制度、内部评审制度、开生活会制度等等。[4] 民众为保全身家，不得不参加组织，接受政府安排的任务，参加诸如唱国际歌、少先歌、十骂反革命、十骂国民党、十骂蒋介石、红军歌、烧菩萨、换农民家里的“天地君亲师位”为“革命始祖马克思”等等活动。[5] 苏维埃政府通上述组织和制度向老百姓摊派人、财、物，诸如：向每村摊派慰劳红军的毛巾、黄麻草鞋与布草鞋；强迫老百姓买“革命战争公债”；发动“退还公债运动”，要求买了公债的农民将所购的公债券退还给政府，变购买为捐献；号召捐献首饰银器等以支持革命；开展“借粮”给政府运动（政府不会偿还）；开展节约粮食支援革命运动；组织劳动合作社与耕田队，自带饭无偿为红军家属耕田；发动儿童团员“交月费壹铜板慰劳红军”；“扩红”：强制性派给各村扩红（参加红军）人数指标，其中长冈、上才溪、下才溪等乡，全部青壮年男子七至九成出外当了红军或给共产党做工。[6] 毛泽东在调查报告中承认，由于财政危机，苏区的学校、医院等福利设施日渐荒废。学童被组织成儿童团负责岗放哨，就连列宁小学的儿童也有“捉来罚扫地的，有罚禁闭的，有罚饿饭的”。[7] 毛泽东将苏区这种高度军事化、组织化的社会模式确立为自己的理想社会模式，后来在延安时期和夺取全国政权后均以苏维埃国的社会模式为样板，要求将全体人民纳入壹张大网，听从他壹个人的指挥，在二十多年后按苏区的集权社会模式建立了全民军事化的人民公社制度。 残酷搜刮下没有反抗是不可想象的。在苏维埃政府成立壹年间，中央苏区爆发了数十起武装抗争。更多的老百姓选择逃出苏区。为防止民众逃亡，苏维埃规定各家不能招待客人住宿，如发现谁家接待了客人，不论什么人，都要和客人同罪。逃跑者被抓回可重至处死。曾有个管钱的管理员花钱买了张路条试图逃跑，抓回后被处死。甚至坐班房的人逃走了，看守班房的人要杀头。尽管如此，逃跑仍大量发生。住在红区边缘的人逃跑的机会要多壹些，有的基层干部也加入逃亡，有的地方壹晚上逃走几百人。于是，苏维埃将怀疑可能逃跑的干部调到跑不出去的红区中心地带。逃亡无路时，自杀事件大量发生。自杀者中包括大批共产党干部。苏维埃报刊谴责“自杀是革命队伍中最可耻的分子”[8] ，间接反映出苏区自杀情况之严重。 参加围剿苏区的蒋鼎文晚年披露苏区情况说：“谈到共产党在江西所采取的政策，壹言蔽之就是赤色恐怖。他们在地方上利用地痞流氓当干部，用革命翻身斗争清算为诱饵，鼓动对富有的亲友斗争，杀死亲友留下血债，使人们因怕报复便只有永远跟共产党走，永远脱离不了共产党的羁绊。在国军进剿时，这些地痞穿著便服，拿出手枪威胁老百姓，不准向国军吐露壹点匪情，甚至谁与国军接近谁便遭殃。我们进入赤区，老百姓不敢和我们多讲话，并不是老百姓不欢迎我们，而是老百姓害怕这些流氓匪干的残忍杀害。国军是流动的，不能永远驻下来保护老百姓，老百姓不能冒身家性命的危险来和国军合作。匪军可以杀人放火带走壮丁，留下残弱妇孺，国军不能这样做，国军进入赤区探不到壹点匪军消息，匪军可以留下匪干，留下儿童做国军的情报，反而对外宣传说老百姓厌恨国军，说老百姓愿意与共产党合作。甚至他们杀死不稳份子也诬赖是被国军屠杀的。我在江西行军时，时常发现被共匪屠杀的僵尸无人收殓，惨不忍睹。”[9] 苏维埃国的土地革命 ?建立黄埔军校的同学会，苏俄将暴力血腥的农民运动引入中国，在广州开办了农民运动讲习所。彭湃和毛泽东是苏俄选定的两任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经苏俄培训，二人成了中共土地革命的两个代表人物。1928年，毛泽东奉共产国际之命推行暴力土地革命，以红色政权的名义颁布了《湘赣边区土地法》（《井冈山土地法》）。该土地法中“没收壹切土地归苏维埃政府所有”条文是他在农民运动讲习所学来的，也是共产国际《中国问题决议案》中的主要内容。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王明等人根据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意见为中共的苏维埃第壹次代表大会起草了《土地法草案》。这壹草案与《井冈山土地法》大同小异。 苏维埃国的土地革命照搬苏俄的暴力剥夺，不给地主、富农活路的政策，要求“豪绅地主分不到壹寸田，富农分不到壹丘好田”。按当时中央苏区约三百万人口有百分之五地主、富农计，至少有六万人在土地革命中被完全剥夺财产与生路。苏维埃国没有可持续财政来源，存续主要靠无偿剥夺。剥夺完地主、富农后，土地革命不能结束，需要继续以相对富裕者为剥夺对象，继续剥夺中农，最后剥夺到贫农头上。经过几年的土地革命，不仅地主、富农被消灭，连中农也被消灭，人民全体赤贫，苏区的经济基础被摧毁，经济壹片衰败，人口迅速减少。不少怀有为人民谋利益理想的红军将领对此感到幻灭，脱离了革命。例如，红军创始人之壹龚楚因看到苏维埃政权对苏区人民残酷压榨违背了他投身革命的初衷而投降了国民党。1934年，红军撤离了中央苏区，国民政府江西省主席熊式辉提出重建江西，废除中共土地革命中的土地分配，制定了以“物归原主”为原则的土地处理条例。他在调查黎川和广昌两个县的重建情况时发现，多数农民没有耕种在中共土地革命中分得的土地，任其抛荒，少数农民耕种了分得的土地，但收获后悄悄地把相当于地租的钱或粮送给原地主以维持地主和雇农的关系。熊式辉问农民为何这样，得到的回答是：“天地良心，怎么可以把别人的地抢过来，这是地痞流氓才干的事情。”[10] 《井冈山土地法》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是典型的强盗法，体现共产革命的真谛——暴力抢劫他人的财产，也体现了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否定私有产权，政府任意剥夺，为所欲为，不受监督与制约。两土地法又可称为奴隶法，因为它们规定苏维埃政府有权剥夺壹切私有土地，实际宣布农民只能为苏维埃政府劳动，全体成为政府的奴隶。以这两土地法为代表的苏区土地革命带来的不是人民解放，而是奴隶制度。中共建国后推行的暴力土改，对工商业改造，人民公社化，大跃进等运动的源头要追溯到马克思的暴力剥夺理论和苏俄暴力剥夺实践，要追溯到苏俄在华开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讲习内容，要追溯到苏俄在华开展的苏区土地革命，以及根据苏俄纲领制定的《井冈山土地法》。苏区土地革命和《井冈山土地法》将几片苏区变成赤贫世界。二十年后，毛泽东将苏区土地革命的套路推向全国，通过土改和合作化将土地全部收归政府时，将苏俄引入的灾难扩大到极致，将全国农村变成了赤贫世界。 苏维埃国的财政 ?苏区的兵民比例远超历朝历代，庞大的中共机关和十几万大军远非贫困苏区的经济所能供养。几年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曾在延安问毛泽东：“井冈山6102;期，苏区的面积只有那么大，人口只有两百多万，每年的税赋有限，妳们是怎样解决几十万红军粮饷的？”毛泽东“环顾左右而言他”，回避了斯诺的提问。中共前总书记向忠发的供词是这壹问题的重要参考。他披露中共的财政说：“共党经济来源：（甲）国际供给者：国际帮助中国共党每月壹万五千元美金，中国五六万元，实际上国际的款是俄国共党供给的……；（乙）赤区接济者：在赤区中所没收或抢掠的财物，统统都换成现金，再由在芜湖开发金铺子的同志张人亚兑换成现洋及钞票，交来上海给中央。……此外尚有大批现金由赤区运来；（丙）绑票或抢掠：共党的经济，有时因国际的关系壹时中断，款子不能来，亦有的因赤区的接济没有到，因此就时常采用绑票和抢掠的方法。”[11] 苏区的实情正如向忠发所披露，红色割据赖以生存的财源，次要是靠苏俄资助，主要财政来源是靠抢劫，即“打土豪”，勒索富户的钱财来解决军粮军饷。红军“打土豪”与土匪的传统办法相似。毛泽东喜爱《水浒传》壹类游民小说，熟悉江湖上打家劫舍的办法，上井冈山后主持制定了“打土豪要归公”（后来改为“壹切缴获要归公”）和“不拿群众壹针壹线”的纪律。其意思是红军只抢大户，不许见老百姓就抢。这两条纪律显示出革命党的无耻，居然在“打土豪”时标榜“不拿群众壹针壹线”。苏区都是各省边区，也是贫困地区，有钱人本来就少，军队大规模地“打土豪”很快将大户打光。于是，苏维埃将“大户”的标准迅速降低为普通农户，打土豪也就成了见财就抢。壹段时间后，苏区及周边乡村看得见的财富被抢劫殆尽。因治安和灾荒等原因，老百姓通常都会埋藏些积蓄。看得见的财富被“打”光后，红军转以百姓埋藏的财富为目标，称“挖浮财”。红军编制了“挖浮财”的指导文件，培训如何利用绑票逼出百姓埋藏的财宝。如红四军政治部编了壹份《筹款须知》，专门向红军战士传授如何向地主、商人和富农绑架勒索财物的勒索。这份勒索教材的要点包括： 第壹步 精密调查：“要找到贫苦勇敢的工农份子或流氓份子，找些土豪财物或鸦片烟，酒肉等，秘密给那些贫苦工农、小孩或流氓份子，其至许赏他们金钱以引诱他“说实话”； 第二步 在周密调查后迅速捉人（绑架）：人是活宝，只有捉到人，筹款就容易。捉人的方法要注意运用便衣队，而部队中要注意找本地人参加组织。队员出发时要化装成各色土民（每次化装要不同），暗藏手枪，特别注意趁黑夜、半夜、雨夜、雪夜，以及拂晓、黄昏这两个时候； 第三步 贴条子：地主、商人本人虽逃走了，但他走不远，有走狗随时为他们打听消息。这时必须用贴条子的办法，指出捉人的理由、要款的数目，限期接头缴款。条子要贴得多，不管地主、大商人、富农，凡在政策允许下可以筹得的，都要贴，以免漏网。但出款的人壹来心疼，二来难办到，故在写条子时要充分估计到出款人此地现有财产所值，特别是动产，按照他的能力开数目，留有交涉余地。如果数目太大，把出款人吓翻，或他此地所有动产还不过如此数目，他则索性不理，只要有壹个不缴，就会形成困难，即使再减也失去了威信； 第四步 软硬兼施加紧催款：条子既贴，绝对不要听任土豪延抗不交，或只派代表交涉，企图延期不缴，必须有计划有步骤的派人分头加紧催款。催的手段贵乎厉辣，在必要时，没收壹家的财物，烧壹家的房子，或杀壹个土豪； 第五步 “做好做歹，雷厉风行”； 第六步：优待土豪代表； 第七步 挖地窖：封建地主是守财奴，有了钱，放债怕对方没有能力还，营商怕亏本，故无论城乡土豪都喜欢埋窖，只要有好的技术热心挖窖，对于筹款当有绝大帮助。窖常埋伏在人不注意处的厕所、粪缸下、猪池下、隔楼板、瓦罐里、烟囱中，总之凡可以埋藏处都会埋藏，而这些地方都须详详细细地寻找，要检审首先要有精密的调查，特别要找土豪守家的说话，找普通人暗中观察他的行动；在那里睡觉，在那里吃饭，常到那里去，他的眼睛注意到那里，特别当妳或别人进去东找西看的时候，他的注意力在那里。如果妳有了相当把握时，便壹面继续宣传侦察，壹面便可以正式挖地找窖。这时可以酌情拘押守家者，恐吓，或不拘捕，暗中监视之，看他著急不著急，看他会守在那里不动。但主要靠自己用各种方法，如泼水于埋款地上，看水透快慢，快的土松的就有货，挖土看色气，看松紧，新色土松的有，用心量房内外的宽窄，墙壁的厚薄，是否有夹墙，量了楼下要量楼上，有的在楼板以下起隔墙，看了屋檐要开天花板，拆出看是壹层还是两层，总之不妨翻天覆地大找壹场。万壹没找到也不要放弃，还必须按屋大小，派便衣侦探潜伏周围，看白日里有甚么人进去，都在那里看了某处有好久时间？神色如何？看了出来之后又怎样了，这时绝勿露形，只报告负责人，到晚上再派侦探，看他准备何时动手挖窖。因为他已挖动了，必定要趁夜里取的，妳便在他挖掘时暗中派人监视，只把人围好（防他的外面侦探知道）捉人，再强迫他完全挖出就是了。而且这种取挖人必是土豪亲信走狗甚至是儿子或本人，绝对勿轻易放掉，必要时趁夜迅速找到那些藏起来的肥土豪； 第八步 拍卖； 第九步最后壹著：有时各家所罚捐款都缴齐了，而我们还嫌不够，土豪商人还出得起，而时间还来得及，便要来个最后壹著，加捐，或加以“重利剥削，高抬时价”的罪名，或以曾控告过革命份子、摧残过工农运动等之政治上所不容的罪名强迫，在必要时，虽以前已罚或捐过款，也可以再杀壹个。要杀的必须更加重罚款，但这不是简单的为著筹款来个最后壹著，还有政治上的重大意义。 红四军军委书记陈毅在给上海中央的报告中写道：“红军每月至少要需要五万元左右，这笔款项大部分出在土豪身上，小部分出在城市商人……筹款的秘诀有以下几种：1、城市筹款。红军……召集商人代表……提出最低额款项，限三日交齐。此款项由商人代表自行摊派，但须依照累进的办法……每每红军写信到邻县去要款，不必派兵都可以送来。2、对豪绅的勒款。若捉住了豪绅家里的人固然可以定价赎取，这个办法比较难，因为红军声势浩大，土劣每每闻风而逃。此时只有贴条子壹个办法，就是估量豪绅的房屋的价额，贴壹张罚款的条子，如可值壹万元则贴壹百元，余类推，限两日内交款，不交则立予焚毁，每到期不交，则焚壹栋屋以示威。这个方法很有效力，红军的经济大批靠这个方法来解决。3、挖窖。豪绅许多现款藏在地下，红军壹到他房内便要搜查枪弹或现款，墙壁内、室内之低洼处，或有新痕的地方，都要去试探壹下。有时用壹盆水倾在房内，某处的水先浸没，则可查知该处土质松疏，从那里挖下去，每每得到现款或金银首饰。红军前后挖得之金子不下三四百两，挖得之现款常常可得著数百元、数千元或至万元不等。4、奖励来报告土豪窝藏处或其地窖的所在的，亦常常是有效的法子。按所得的金额的百分比例奖励他们。他们很踊跃来帮助红军。” [12] 中共湘赣省委的文件记载红军抢劫办法说：“军费很困难……我们对这壹问题是决定以下的办法：1、责令苏区土豪写家信，利用游击队或土豪代表送信到他白区的家里，限期送款来。对于某些反抗缴款的土豪立即杀壹二个威吓其他土豪，并可将他的头与罪状送到白区去…… 3、组织短枪队及精干的游击队深入白区打土豪杀反动首领，发动群众斗争和收土豪的款子（罚土豪的款子应按照他的经济状况，数目不要提得过高，务必使他很快地送现款来）……4、查田中查出的豪绅地主，除没收其财物外，须严加审讯，追出他埋藏的，并向富农罚款，尤其是最近查出的窃取土地革命利益的富农，除没收好田外应罚他壹笔钱。”[13] 中央苏区勒索筹款的案例之壹是红军活捉了国军师长张辉瓒后向国军漫天要价，勒索赎金。赎金谈成，红军派代表去拿钱，但手下人擅自杀了张，并割下张的头颅装盒放木排顺赣江漂下，使“筹款”泡汤。鄂西苏区红军常见作法是“绑活票”，即到县城里将有名的富户每家绑壹人，不“撕票”，留下活口，目的是要他家人壹坛壹坛不断地送银元去供养红军，直到无油水可榨，才把奄奄壹息的人质放回。当中难免有人质因惊吓或折磨致死，家人壹次次送钱后结果还是撕票。[14] 苏区的有钱人本来不多，红军军费的需求无限。十几万大军靠抢劫生存不可持续。当红军将农民藏匿的积蓄勒索殆尽，“打土豪”打到农民的生产资料，当期收成和种子农具时，苏区的油水已被榨干，“打土豪”的收入急剧下降。于是，红军到苏区周边的“白区”（国民党占领地区）去“打土豪”，占领壹个地方，杀地主富豪，掠夺财物以充军饷。很快，新“红区”的土豪也被打光，红军只得将抢劫范围不断扩大。 红军到周边地区抢劫的另壹方式是“打谷草”，又称“打草谷”。“打谷草”原是北方游牧民族入汉境抢劫的术语。中共打草谷的作法是动员红区的农民跟随红军到“敌占区”去抢割成熟的庄稼挑回苏区来，红军拿大头，百姓拿小头。张国焘在回忆录中记录说：“打草谷成了苏区革命群众最盼望的盛大节日”。他的这壹说法显然源于列宁“革命是人民群众的盛大节日”之言。红军的“打草谷”不光使华南经济衰败，还造成华南百姓道德沦丧。逐渐地，打过谷草的苏区农民不再愿意辛苦劳作，只盼著跟随红军外出抢劫粮食。红军和参加打谷草的苏区农民都知道，打草谷是无所谓阶级的，只是从别的佃农口中夺食。大家很清楚被抢了壹年收成的佃农将会多么悲惨，但在红色熏陶中慢慢习惯了抢劫为生，是为暴力革命戕害善良的壹个证明。红军到苏区周边“打土豪”、“打谷草”的结果是使苏区周围形成壹条数十里宽的无人区。红军只有不断扩大苏区，或长途奔袭更远的城镇抢掠才能维持生存。随著红军抢劫范围扩大，周边的商人、百姓闻风而逃，整个华南陷入灾难，无怪当时报刊和各界人士均称红军为赤匪。 被抢劫之外，苏区农民还遭受著苏维埃政府苛捐杂税、不断征粮、摊派的压榨盘剥。苏维埃政府征收名目繁多的土地税、集资款、经济公债和各种捐献，摊派款，其中土地累进税免税额低至全家总剩余粮食100斤，[15] 实际是向农民的口粮部分征税。以赤贫者为对象的苏区税收无论如何也搜刮不到多少钱。毛泽东承认：“都是山地，农民太苦，不好收税”。[16] 收不到多少捐税，苏维埃只好对赤贫农民采取另外搜刮办法——强派徭役。苏区成年男子大都被征入红军，或征去做劳工，乡村里青壮男子所剩无几，传统上不下田的小脚妇女成了田间耕种的主力。苏维埃向妇女们摊派众多无偿劳务，诸如照顾伤员、洗衣补衣、制作军鞋等等。 在工商业方面，由于红军抢劫形成的苏区周边无人区，苏区与外界的贸易断绝，区内物资奇缺，信赖流通的工商业难以生存。苏维埃没收小工厂主的政策使苏区内本来就少得可怜又难以生存的工商业绝迹。毛泽东在调查后写道：“红色区域的许多手工业生产是衰落了，烟纸等项是其最著者”，[17] “工人，木匠失业百分之三十，裁缝大部失业，泥匠失业百分之三十……私人商店除壹家江西人开的药店，全区绝迹”。[18] 工商业绝迹使苏维埃政府税收枯竭，更加依赖抢劫生存。苏区龙岩的工商业衰败是苏维埃国摧残工商业的壹个写照。毛泽东有诗云：“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 收拾金瓯壹片，分田分地真忙。”实际情况可不是“金瓯壹片”。龙岩成为苏区后，原有充满活力的私营造船、农具、织袜、铸锅、雨伞、油布、烟丝、染布、陶器、制糖、榨油、锡纸、硝盐、樟脑、竹器、木器、砖瓦、缝衣、竹篓、造纸等工厂作坊被苏维埃没收充公改成了红军的布厂、红军斗笠厂、汀州弹棉厂、四都兵工厂、濯田炼铁厂、熔银厂、造船厂、熬盐厂、砖瓦厂和造纸厂，或改为公营的生产合作社，在几年赤化中大批倒闭。 苏区的财政另壹来源是金融剥夺。为开辟财源，苏维埃国大力印钞发债。1930年10月，赣西南特委书记刘士奇在给中央的信中说：由于经济封锁，已无土豪可打，同时耗费甚巨，均感困难，惟东古银行票币甚行畅销，几乎每天能印几万，都能销出。于是，中共总前委发出“立即动手出票子”的号召，命下属各苏区大量印刷苏维埃纸币。苏维埃国成立后，苏维埃政府继续大印钞票， 先后发行三次公债，其中两次为1932年发行的战争公债，吸收了大量民间银元。不久，中共离开苏区西逃，苏区民众手中的苏维埃钞票和公债都成了废纸。1933年，苏维埃政府发行经济公债300万元。由于地主、富农财产已被抢光，大批农民被胁迫参加红军，农民根本没有钱买经济公债。毛泽东在调查中披露，60%的儿童都买了公债，五角，壹元、二元、三元不等。[19] 摊派摊到儿童头上说明，苏区民众的钱财已被榨干。 随著红军扩充，打土豪收入减少和农村经济衰败，苏区的粮食产量越来越少，而苛捐杂税、征粮摊派越来越多，农民生活状况急剧恶化，纷纷逃亡到国统区讨饭，原本粮食富足的华南苏区陷入饥荒，苏区农民们很快全体赤贫。至此，华南苏区复制了苏联革命导致饥荒的过程。共产革命必然带来饥荒，这被多数共产国家所印证。苏维埃国财政的主要来源，打土豪、剥夺土地，苛捐杂税，摊派公债，摊派徭役，金融剥夺等等说到底都是壹回事——抢劫。打土豪是抢劫，剥夺土地也是抢劫，苛捐杂税，摊派公债，摊派徭役等等无壹不是抢劫。抢劫是土地革命、农民运动、共产革命、苏区的核心内容和根本性质。 查田运动 根据共产国际的决议，中共在各苏区内开展暴力剥夺地主、富农的土地革命。这种暴力、无偿地剥夺私人财产的土地革命摧毁经济基础，摧毁税收的源头，虽能贴补苏区财政于壹时，但不可持续。随著打土豪的收入迅速下降，税源枯竭，各苏区很快都陷入了财政危机，迫使中共必须挖掘新的财源以解决苏区财政问题。应对财政危机，苏维埃政府的办法是继续在区开展土地革命，以剥夺私人财产补贴财政。在中央苏区，毛泽东想出了进壹步搜刮百姓财产的办法，起草了《关于查田运动的训令》和《怎样分析农村阶级》等文件，在其中声称“要通过查田运动粉碎国民党的围剿，抓出藏在苏区的内部敌人”。毛泽东查田主意的要点如下： 壹、降低标准再划出地主、富农：在地主已被剥夺干净后，先向富农开刀，剥夺富农财产，再向中农开刀，将几年前土地革命中的百亩地主标准降到十亩或更少，以“查阶级”借口将无数已经很穷的中农“查”成 “隐瞒田产的地主、富农”，然后没收他们的财产，迫交“罚款”或“捐款”， 罚作苦役。[24] 在毛泽东试点的胜利县（今于都），几年前土地革命中已经剥夺了地主810家，富农766家。查田运动中，苏维埃降低标准又“查”出地主、富农536家。土地革命中分得土地的农民又被收回了土地，甚至被“查”成了富农剥夺私产。[25] 二、株连：例如在长冈乡，“八月查田查出地主之妻女与工农结婚的六人，从这六人收回土地三十六担六斗”，[26] 显示查田运动中的株连比历史上的连坐更加厉害。 三、分财产：苏维埃召集农民大会，以现场举手通过的方式，被查人的财产，将其中壹小部分分给红军家属，将大部分没收充作红军军费，鼓动农民当场瓜分被查人的其余财产，将其鸡鸭猪等煮了在大会上分食。 四、人身消灭。如同几年前的湖南农民运动壹样，“查田运动”也是暴力掠财运动。运动中，经贫农团大会多数人举手通过，被查人或以暗藏敌对分子罪名处死。 1933年2月，中共苏区中央局批准了毛泽东起草的文件，下达了《关于查田运动的决议》，要求将毛泽东在瑞金县云集区叶坪乡试点的查田运动推广各苏区。中共在打土豪分田地时保证说，农民对分得的土地有买卖、租佃之权，不会再行分配。但随著查田运动展开，苏维埃政府将“有钱人”、地主的标准不断降低，再查出壹批地主，壹些原本分得土地的农民成了地主，田地再被剥夺。这种反复实施分田地作法被内部人称为翻饼。有的地方壹年翻饼两、三次，种田收成达到温饱线者都不可避免地被划成地主。农民认识到分得的田并不是自己的，随时将被剥夺，丧失种粮积极性，粮食产量大幅降低。翻饼的结果是苏区农业衰败，饥荒蔓延。针对中央苏区的翻饼式查田，王明提出批评说：“有壹种现象阻碍苏区农业生产的振兴，这就是再三不断地重新分配土地”。[27] 王明作为共产国际的传令兵当然不可能指出查田运动真正性质。查田运动实际是壹场打干净“土豪”后再以贫苦农民为目标的新壹轮“打土豪”运动。由于真正有钱人早已在“打土豪”中被打光，苏维埃从贫苦农民中查出再多的“地主”也榨不出多少钱财，中共中央通过推广查田运动解决财政危机的目标未能实现。 扩红运动 为应付国民党围剿，中共苏区不断征兵扩充红军。苏维埃《宪法大纲》规定的自愿征兵制并不可当真。在苏区，没有人自愿当兵，扩红须依靠强制摊派兵额。苏维埃政权通过共青团，赤卫军，少先队，贫农团，工会，女工农妇代表会等众多团体控制到每壹个人，苏区民众在苏维埃的扩红运动中无处逃遁。 1932年12月，中央苏区发动了新壹轮的突击扩红运动，要求在年底前扩红25000人，派出突击队到各省各县去抓壮丁，抓到后集中押送到红军各部。中共中央扩红运动文件中有“保障路上不逃亡”， “小孩老弱不合格的到其他机关工作，如伙夫、事务员、交通员等等”条文，不仅说明扩红强抓强迫，还说明不仅是壮丁，连少年、老弱也抓。毛泽东要求将“查田”、“抓反革命”和“扩红”三运动结合起来，给各村定出指标限期完成。老红军刘英披露当时苏区抓壮丁的情况说：“第二次扩红，毛泽东直接领导我。他给我的批语是谁反对扩红就杀谁。后来又来电话，要三天找出反革命。于是县保卫局就抓来壹批人，硬说人家是改组派。在这种高压下扩红，创造红军壹百万，谁敢不当红军呀？……当时苏区的规矩是，谁家有红军，谁家的土地就由村民代耕，到最后抽壮丁抽到兴国全县无壹壮丁可抽，田只能让童与姑们去代耕。”[28] 强迫抓来的兵壹有机会当然逃跑。江西苏区政府的通令透露：“江西全省动员到前方配合红军作战的赤卫军模范营、模范少队在几天内开小差已达全数的四分之三，剩下的不过四分之壹，所逃跑的不仅是队员，主要的领导干部也同样逃跑，如胜利县、博生县（今宁都）送去壹团十二个连逃跑了十壹个团、营、连长，永丰的营长政委也跑了，兴国的连长跑了几个，特别是那些司务长拐带公家的伙食大批的逃跑。”[29] “扩红”运动中，不仅抓到的壮丁逃跑，苏区百姓也大量逃亡。1934年“（于都）大部分模范赤少队逃跑上山，罗凹区十分之八队员逃跑上山，罗江区有300余人逃跑，梓山、新陂、段屋区亦发生大部分逃跑，有的集中壹百人或二百人在山上，有的躲在亲朋家中”、“新陂区密坑乡精壮男子完全跑光了。”[30] 老红军李壹氓回忆道：“四十岁以上的男人很多都陆续地跑出苏区，到国民党区投靠亲友。有时搞到壹点什么东西，也偷著回来壹两次接济家里。他们在家里实在是难以活下去。……这种逃跑现象各县都有，特别是那些偏僻的山区里面，跑起来人不知鬼不觉。”[31] 没能逃亡的民众纷纷以装病、自残逃避兵役，甚至自杀抗争。[32] 有的农民被逼得自残甚至投河自尽，有的青年女子怕当军属主动嫁老头子。曾经在兴国负责扩红的刘守仁回忆道：“扩红到最后是强制报名参军；人们躲起来或干脆跑到外地去，甚至跳河自杀，有的人被扩进了红军，半途上又跑掉了，即使捉住枪毙，也仍有人开小差。”[33] 经过不断扩红，苏区农村的青壮男子差不多都当了兵，务农的重担落在老、幼、妇女身上，[34] “上杭县才溪乡，共有二千余人口，在壹次壹次的扩军突击后，乡里只剩下壮丁七人。”[35] 中共建国后宣传国民党“抓壮丁”黑暗，而上述事实告诉人们，真正黑暗的是苏区的扩红运动。 共产党到来之前，各边区都有土匪山寨。但土匪的扩张适可而止，边区社会青壮男人务农者多，土匪少，经济生活可以持续。然而在苏维埃政权之下，青壮界人全都吃粮当兵，苏维埃社会几乎无人从事生产，只能靠到周边白区去抢劫维持。在土地革命、打土豪、查田、抓反革命与扩红等运动的多重摧残下，苏区经济崩溃，区内土豪被打光，稍有财产者被“查”光，跑光，民众全体赤贫，即使没有国民党军围剿，苏维埃与红军也只能像游牧民族逐水草迁移壹样，必须向有“土豪”可打的新区迁移了。 解放区土改 千百年来，中国乡村保留著血缘社会的自治形态，不存在严重的阶级对立，农民有土地，有迁徙、经商的自由，没有革命的要求。清末以来中国农民越来越苦。乡村自治领袖彭禹廷说：“十多年来受军队祸害，我们全县六万多家，没有壹家不苦，不过有大苦小苦之分罢了。”他所言的河南镇平县情况代表了当时中国农村的状况。1920年代，苏俄将暴力土地革命引入了中国，其土地革命理论颠覆传统的伦常、道德体系，把农民贫苦、不幸归咎于地主的剥削，教唆农民欠债不还、剥夺富有者的财产甚至生命。其实，清末以来中国农民越来越苦的原因不是因为地主剥削，而主要因为革命，先是日本输入种族革命，造成军队数量翻番和长期战乱，然后是苏俄输入共产革命，造成军队数量再翻番，带给中国更大规模的战祸。革命战乱之外，中国农民之苦来自自然灾害和人多地少的现实。南京国民政府1934～1935年的全国土地调查结果显示，农村小地主多，大地主少，全国80%以上的土地由小地主（即自耕农户）拥有；千亩以上的大地主拥有的土地不到总耕地的2%，河北、河南、山东三省自耕农的比例超过七成，农村雇工经营者多，出租和放债者少；短期租佃者多，长期固定租佃者少；租额因经营变动者多，固定不变者少，多数地主给雇工的报酬合理，合乎当时的经济情况，农民和地主和谐相处；农村土地不是高度集中在地主手中，在贫困地区，农村地主很少或根本没有地主；全国农村人年均收入85元，地主人年均收入是这个平均值的3.6倍，是雇农的4.2倍，[1] 地主与农民收入差别不大。 祸害农民的军队中，以红军为最甚。中共主要依靠“打土豪”养兵，给农民带来最惨的劫掠，几年就将苏区及周边搞到民穷财尽。红军之所以长征，政府军围剿之外的重要原因是苏区已经被榨干了油水，红军必须去另辟根据地。西安事变后，中共宣布服从国民政府，承诺停止暴力土地革命，跟随国民政府实行减租减息和累进税制。抗战期间，停止“打土豪”的中共收入减少，苏联提供的资助和国民政府提供的军饷又有限，必须另辟财源。毛泽东为中共制定了避战保存实力，专注扩张地盘和军队的抗战时期总方针。其中，扩张地盘是为了扩大收租、收税区域以供养不断增加的军队。然而，地盘翻番的扩张速度赶不上军队数十倍扩张的速度，苏联又暂停资助，毛泽东采取了两项办法应对财政危机：壹是制售鸦片，二重拾暴力土地革命的套路，剥夺地主敛财。在剥夺地主方面，中共各根据地抛弃停止暴力土地革命的承诺，开始新壹轮的剥夺地主。例如，1942年在山东莒南等地农村以“双减”、“查减”等名义，召开数千人乃至万人的斗争地主大会，剥夺了数千地主。[2] 这时的斗争地主只是掩盖暴力夺财的说法。因为，长期“减租减息”已使地主变成了贫苦农民，超过平均水平的财产基本被剥夺干净，在中共华北控制区内基本没有了富豪的地主。当时“关中无地主”、“华北无地主”的说法正是农村人多地少，土地平均化，农民全体都穷情况的真实写照。 在抗战胜利前的中共七大上，毛泽东在报告中称中共将继续实行减租减息政策。据此，陕甘宁边区政府计划试办土地公债，称以公债筹款征购地主多余的土地分给无地农民。这壹办法既不合经济常理，也不合革命党的规矩。革命党不事生产，生存只能靠搜刮民众，所谓公债筹款到头来只能另类无偿搜刮。1946年５月４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刘少奇主持制定的《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五四指示》），其中要求地主退租、退息，将多年所收地租退给农民，退不出就以地抵租，将地契交给雇农，称以此办法实现“耕者有其田”。刘少奇主持制定的指示还没实施，东北开战，中共急需开辟财源应付暴增的军费及偿还苏联的军火债。出院重新主持中央的毛泽东推翻了刘少奇刚刚宣布的“继续实行减租减息”政策，指责赎买，和平土改政策为右倾机会主义，指责《五四指示》中“壹般不动富农土地、决不侵犯中农利益”的规定不适应战争的需要，要求重拾“打土豪”的办法，实行“急风暴雨”的暴力土改。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暴力土改在东北解放区率先展开。曾是东北民主联军战士的管惟炎教授回忆东北暴力土改之血腥写道：中共军队进入村庄，只要看到房子比较好就认定是地主富农，要求主人缴出浮财，屠杀不从者。以东北的宽甸为例：当地有两万人，计有两千人被杀，如此暴力屠杀的所谓土改在东北全面实施。[3] 在华北，地主富农家埋藏的金银成为运动掠夺的主要目标。“所有大户的祖坟都被掘开，多数地主逃亡或被杀，地主家属被抓来拷打审问。”[4] 为逼地主富农交出财宝，土改主持者召开斗争大会、游街示众，侮辱殴打，用刑折磨。酷刑包括：吊打，压杠，夹手指，灌辣椒水，指尖插钢针，烧红的烙铁烙，毒打地主让家属目睹，毒打家属让地主目睹，有的地方还鼓动地痞流氓“积极分子”扒光妇女衣服，肆意侮辱，游街示众，甚至轮奸地主妻女，以逼迫交出埋藏的钱财。斗地主场面通常伴随撕心裂肺的惨叫声。无数农民被指为地主、富农迫害致死，或不堪凌辱自杀。“壹位乡长被捆在树上，用树皮刮出骨头，惨死在路边。”[5] 中共政治局委员康生与晋绥分局书记、军区政委李井泉合作推出的山西兴县木栏杆村土改先进典型是中共华北血腥土改的壹个缩影。木栏杆村没有地主，村中壹千多亩地属于邻村牛姓地主，五十多户村民中除几户自耕中农外都是牛姓地主的佃户。李井泉听到木栏杆村无地主的汇报后说：全村没有壹户地主，这能说得通吗？划成分不能光看土地占有情况，还要看政治表现，看铺的摊子大小，看祖辈上干过什么事情，是否曾经有过剥削行为。于是，土改工作队制定了“查三代”划成分的办法，通过查看农民的祖坟划成分，将十几户祖坟有围墙、石碑的穷苦农户划为了地主、富农。在挖浮财行动中，工作队挖出了张拖喜、张拖长兄弟多年积攒的200大洋，作为浮财剥夺。两兄弟找工作队投诉。工作队认为，既然村里搞出了十几地主、富农，就应当有恶霸地主，于是将张氏兄弟定为了“恶霸地主”。木栏杆村的村民了解张氏兄弟的为人，壹起为他们求情。工作队宣布对恶霸不杀不能平民愤，处决了张氏兄弟。康生、李井泉得知试点村出搞出了恶霸，表扬了工作队，要求推广先进经验。[6] 在冀鲁豫解放区，土改运动主持人要求对地主实行“扫地出门净光、浮财追光、果实分光”的“三光”政策，及对地主实行出门报告，身带白条，否则格杀勿论的政策，要求地主逃跑要杀保人偿命，以致地主家家准备棺材。更骇人听闻的是，有地方把地主家的孩子摔死。[7] 在晋绥解放区，由牛友兰等著名绅士在土改中遭遇可见中共土改运动之惨烈。牛友兰早年于北京大学求学，后返乡办学并成为兴县地区首富。抗战中，他的五座宅院和壹所花园被八路军120师来占用为军区司令部和边区行政公署（如今的晋绥革命纪念馆）。在中共的“四大动员”（扩兵、献粮、献金、做军鞋）活动中，他还捐出2.3万元大洋作为兴县农民银行的基金，捐出大批棉花布匹解决了八路军壹个团的冬装。他捐出“8000银圆和125石粮食。”[8] 在土改运动中，工作队逼迫他再交出“底财”，将他在晋西北行政公署作副主任的儿子牛荫冠拉来陪斗，逼其子铁丝牵父游街。被斗争、游街后，牛友兰绝食自杀。此外，著名绅士王作相被打死后开膛破肚，抛尸河中，著名绅士刘少白、孙良臣在斗争大会上被活活打死。毛泽东的《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问题》壹文中提到两位开明绅士，壹个是陕甘宁边区的李鼎铭，另壹个就是晋绥边区的刘少白。牛友兰、刘少白、孙良臣都是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成员，这些曾经支持中共边区政府乡绅领袖都如此惨死，其他地主在土改运动中的命运只有更惨。1946年夏，中共永年县的土改运动中召开了斗争汉奸宋品忍大会，将宋活剐几千刀，最后将剩下的几根骨头喂了狗。[9] 铁丝牵父游街的牛荫冠回忆晋绥土改的情景时说：“我记得我们晋绥党校搬家时，从兴县搬到宁武县，沿途发现被打死的不少，其中有壹个区长被绑在树上，用树皮刮他的肉，满身流血，刮到骨头，最后刮死。”[10] 1946年夏，刘少奇在西柏坡主持召开了交流土改经验的“全国土地会议”。会上，晋察冀解放区介绍了把地主全家老小赶出家门去流浪、讨饭的“扫地出门”经验；晋绥解放区介绍了“查三代”“查”出恶霸地主的经验，以及根据木栏杆村等地“土改试点”总结出的土改经验。晋绥解放区土改经验要点包括：派土改工作组（工作队、工作团）秘密进村：绕开根据地原有的中共基层组织；“扎根串联”：找那些衣衫、房子最破烂者为依靠对象（中共后来在建国后的土改运动、四清运动中沿袭了这壹套路）；“发动群众”：启发动员贫苦者的“阶级觉悟”，激发农民仇富情绪，向他们灌输“阶级仇恨”观念，动员他们诉苦；组织斗争：组织农民批斗、殴打和迫害地主及家属；剥夺地主财产。被毛泽东批“右倾”后，刘少奇转而积极推动暴力土改以赢回毛的信任，在会上指示将上述土改经验在各解放区推广，主持颁布了中共中央《全国土地法大纲》（共16条）。 传统乡村中，勤劳，务正业者均有作佃户和自耕农的机会。不务正业、好吃懒做的地痞、无赖、二流子最为贫穷，最具仇富心态。会议要求以这些最贫穷，衣衫褴褛者为“基本群众”，依靠他们在农村中“串联”，扩大“基本群众”队伍，安排这些人带头斗争地主，带头喊口号，给地主戴高帽、挂牌子，动手殴打地主，甚至穿上鼻子拉著游街，称这样的局面为“群众发动起来了”。“全国土地会议”的另壹决定是在全国解放区推广将地主全家“净身扫地出门”的经验，要求每村必须按照下达的指标“划出”地主。按照毛泽东、刘少奇的残暴土改指标，各解放区在大会后“划出”地主的比例高达近30%，其中晋绥解放区划出地、富的人口比例更达到了40％。[11] 根据谢觉哉日记记载，200多户的木庵康宁村在土改中被“划出”了90多户地主、富农；118户的李家口村在土改中最初划出8户地主，2户富农，后在上级的要求之“划出”地主、富农多达53户；泉台三井镇壹康姓中农被“划”成了富农，父子6人2人被杀，3人自杀，家产被全部没收，唯壹剩下的八路军儿子得讯回乡后愤而自杀。刘少奇主持推出的《土地法大纲》是中国农村的另壹大灾难。这壹大纲的主要内容为：按人头平均分配土地、废除土改以前的农民债务、土改的执行机关是农会和贫农团、组织人民法庭等等。大纲字面上没有明说杀地主，但“以农会和贫农团为执行机关”，“组织人民法庭”等规定的实际意思是赋予贫农团和农民大会杀人权，是按照苏俄在农民运动讲习所教唆的杀人夺财作法，鼓动农民杀人。由于农民大会在多数村庄不可能经常召开，贫农团成了农村中是最高权力机关。如同1920年代农民运动中“壹切权力归农会”，农会随意杀人情况壹样，各根据地的土改工作队鼓动农民杀害地主，让农民手上或多或少沾上地主的血，交上“投名状”，断了他们的退路。 土地会议和土地法大纲给华北农村带来了屠杀狂潮，中共在解放区土改运动中酷刑折磨、杀害了数以万计的地主。在山西黎城，工作队已宣布土改结束。然而当刘少奇在“全国土地会议”上的“地主杀我们壹个人，我们杀他二十个人”讲话传达到黎城后，工作队赶紧执行指示，在壹个晚上就将关押中百余地主全部杀害。亲历土改运动的农民回忆说：打死人很多，几乎每村都有。有攀比风气，人家村打死地主，咱村没有，不代表咱落后了吗？地主富农有的是被斗完后枪毙的，有的是被乱棍打死的，滨海区被杀者有壹万多人”。[12] “批准杀人的权力在区壹级，二十来岁的区长或区委书记掌握著全区十多万人的生杀大权。深夜，年轻的区委书记（或区长）坐在煤油灯下，根据各乡上报的材料，勾画明日的杀人名单。冀晋区阜平县许多村庄将地主扫地出门，半月左右时间打死300余人。冀东区杀死7600人，蓟县马伸桥在打土豪斗争大会上半小时内打死48人，乐亭县处决、自杀100多人。”[13] “壹些地方允许贫农团成立‘人民法庭’，冀东某村甚至让村民投黄豆来决定谁该被划为地主处死。有个农民因其祖父雇过壹个长工而被斗争，小学生们被动员起来用锥子、剪子、小刀、铁钉在他身上戳眼、掏洞、割肉，直至他断气。”[14] 土改中杀人的方法有：乱棍打死、开膛破肚、“砸核桃”（石头砸死）、“冻豆腐”（把人脱光淋上水在雪地里冻死）、活埋、吊死、“掌天灯”（烧死）、“砖头会”（砸死）、“坐飞机”（摔死）、“倒拖葱”（拖死）、“过筛子”（铁筛子筛死）、“刮树”（活活刮死）等等。在胶东、晋绥、河北等地，杀地主、富农的手段有剥皮、砍头、活埋、石头砸死、火烧、拖在马后、树上吊等等。壹种办法叫坐针柜。把放衣服存粮食的躺柜拿来，中间去掉隔板，在里面撒上枣树针，把被斗的人全身衣服扒光，扔进躺柜里，盖上盖，然后来回摇柜，摇到受害人肉肿皮烂；还有壹种办法叫扔四方墩。将被斗地主从长城烽火台上推下，不死拉上来再推，再推还不死，那就大石头砸，直到脑浆迸裂。韩姓教书先生之妻被土改积极分子认定是坏人，从四方墩上推下摔死。土改积极分子田某有意在推前松开她的腰带，拉住她的裤角管，让她赤裸下身而死。壹个叫周二的药铺掌柜，被人剥光上衣，头朝后著地，身上坐人拉著壹路狂磨，磨到后脑勺塌陷，肋骨露出，脑浆、鲜血壹路。[15] 贫雇农口号是：“斩草除根，将地主、富农全家杀绝”，甚至包括地主家怀了孕的女人。[16] 在人口很少的山西兴县，千余人被杀害，近千人自杀，六十三人被扫地出门后冻饿而死。[17] 在晋察冀，土改政策被表述为“百分之九十五群众要求打人、杀人，领导机关不能制止”； “百分之九十以上人的意见就是政策，就是法院”；“壹升租子也是剥削”；“将地主扫地出门”；“从肉体上消灭地主阶级”。“土地会议”后，阜平县土改工作队在半个月中杀了三百多人，平山县三天打死了壹百多人，晋察冀区土改复查统计显示有四千多人被杀害，受迫害者有几十万人之多。[18] 被杀害的地主之外，有更多被“扫地出门”的农户在东北、华北的寒冬中冻饿而死。上述例证显示解放区土改运动杀人规模之巨大。如此残酷屠杀的土改引致还乡团回来残酷报复毫不奇怪。壹场所谓的土地改革，将千百年来和谐自在中国农村变成了仇恨和仇杀的世界。 雷震远神父评论解放区土改说：“共产党执行莫斯科渗透中国的计划，开展阶级斗争。……农民中实际没有什么显明的阶级存在。因此共产党必须造出阶级的分别，煽动阶级斗争以攫取人民财产。共产党划定阶级并没有确定标准，壹个村庄上田地最多的便被列为地主。划分阶级的尺度伸缩性很大，这个村庄的地主在另壹村庄上可能是中农。财产之剥夺通过暴力流血的方式。达成此目的的重要方法共有四种：第壹是翻身会，把工人和雇农联合起来，变成他们原来主人的主人；第二是复仇会，让穷人向富人报仇；第三是清算会，以偿还旧债的借口抢掠富人，每壹个活著的人或他的祖先所曾做过的任何坏事都须累积利息偿还。壹件莫须有的坏事自然永远可以找到；第四，贫农会，即穷人和雇农的组织。这部份人比其他任何人都享有优先权，直属于共产党中央政府行政机构的指挥。”[19] 中共发动土改运动的预定目标之壹是依照“支部建在连上”控制军队的作法，在每个村庄建立党支部，实行“支部建在村上”、“财政建在村上”，以土改中认定的地痞流氓积极分子为农村领导。中共冀察热辽中央分局副书记，热辽土改工作团团长黄火青在1948年10月的土改总结会上说：“自愿捐粮、捐款全是假的。侵犯中农，打击面大。有中农说：‘当兵（参加傅作义军）背起枪来打农会。’有的准备在火线上用枪打死斗争过他而又壹同参军的贫农，热中更影响到巩固部队，部队大批逃亡，开小差。二流子打算著吃斗争饭，不事生产，侵犯中农。杀人如麻！为什么杀那么多人呢？ 因为有追浮财和肉体消灭思想。北票县委宣传部长就是这个思想的典型。有的人同志说：‘地主、富农抓住就杀没错。’见好院就搬，见东西就抢，乱打乱杀，解放区百姓大逃亡，壹个村壹个村，全村人逃往国统区、傅军占领区。好多村子人都跑完了，搞成无人区。有壹些流氓成分的村干部，敢说敢干，不怕地主，斗争开始时，作用很大。但破坏有余，建设不足，对清算积极，对土地和生产却毫无兴趣。群众开始发动时，什么积极分子都可利用，来者不拒，流氓和投机分子很容易混上台，他们做的坏事，群众不敢说。”冀热辽中央分局宣传部长赵毅敏在冀察热辽党代表会报告中说：“在冀察热辽，土改中提拔的干部很多二混子与烟民。他们确起了先锋作用，但由于流氓本性，只有壹部分改邪归正，另壹部分则堕落腐化，挥霍经济果实，认为是共产发财机会到了。”黄火青、赵毅敏的内部报告证明，傅作义关于他得到人民群众广泛支持，人民争先恐后加入傅军不用动员之说是真实的。亲历解放区土改的王宁（周小舟夫人）在回忆录中证实：“我亲身看了那个土改，想起来很难受。斗地主，其实不是什么大地主，只是劳动力缺乏，请个工人，种种地，就叫地主了。斗的时候，搭个架子，把那些人吊起来。干部有的是痞子干部，真正的老实农民到那时惹不起那些痞子干部。” [20] 土改运动消灭了千百年来作为农村领导者乡绅阶层，代之以地痞流氓。流氓无产者原处社会边缘，怀有怨恨、报复心理，壹旦掌握决定他人命运的权力必然滥用。河北曲阳县独古庄贫农团是土改后流氓、无赖在乡村当权的典型。由流氓、无赖组成的独古庄贫农团为勒索粮食，毒打中农张洛坡家四口，“用棉花塞住嘴，然后吊打、用火烧、晕醒后再用灯烧耳朵”，致张残废。无赖本性懒惰，缺乏生产积极性，掌权后要求“吃净闹光”，在土改中宁要浮财而不要土地，不愿辛勤耕作，声称“吃吧，咱村地主富农多著哩”。该村早已进行过平分和复查，村中已没有地主、富农，但他们为捞取好处而“见肥就咬”，封门、没收财物。在工作组进村前后，贫农团接连封了八户的门，将被封户当天逐出。[21] “在分房分地结束之后，土改积极分子分了地主的妻女。地主都被斗死了，或逃亡失踪了。这些女人被农会干部统统招来，作为财产再分配给村里讨不起老婆的男人。有些地主命大，没被斗死，可他的老婆还是被农会干部强行夺走，再分配给别的男人。不仅仅地富和斗争对象的女人被分配掉，就是富裕中农也不例外。”[22] 地痞、流氓不仅出现于土改运动积极分子中，还出现在中共干部中。在晋绥党校的“搬石头”会上，家庭成分是地主富农的干部被要求挂著“王八蛋”牌子，坐指定的“王八蛋席”，[23] 如此整肃设计应是出于党内高层中的痞子之手。 中共土改运动的预定目标之二是要求农民无偿为中共的战争服务，即“支前”（支援前线）。土地改革并不是要解决农村的经济问题，而是要获得“取之不尽”的财政资源，将巨额军费负担由分散的乡村负担。美国记者杰克·贝登(Jack Belden)考察河北土改后写道：“恐怖的手段越来越厉害，人口中相当壹部分被消灭。土改的结果让农民人人都害怕，极度紧张，因此中共要农民参军、出夫、出粮、出钱时，农民壹句怨言也不敢发，还得表现积极。”动员农民支前与动员参军套路壹样的强迫手段。在土改中工作队和贫农团随意杀人的恐怖中，农民不敢拒绝支前。晋冀鲁豫区领导人潘复生的说：“农村中的党建、征兵、征粮等壹切工作都必须围绕著土改这个中心任务来完成，不进行土改就无法开展其他工作。只有党在学会了通过阶级斗争这壹核心任务来发动群众以后，才开始走向胜利”。彭真在《平分土地与整顿队伍》壹文中说：“农民壹翻身，就会要求武装保卫自己的胜利果实，我们应动员大批党员和翻身农民参加解放军，依靠他们提高我们军队的质量，使之成为更能打胜仗更能坚决支持土改的人民武装。”就这样，中共通过土改控制农村和农民，征集了难以想象的物资和人力投入战争：在辽沉战役中动员了1.4万副担架、4万辆大车、10万随军民工，30余万人的民兵武装；在平津战役中动员了30余万民工和40余万人的民兵武装；淮海战役，共动员民工543万人，征集担架20万副，大小车88万辆，挑子30万副，牲畜76万头，总共筹运粮食10万斤。其中，山东解放区筹集了粮食10亿斤、食油72万斤、食盐87万斤和难以计数的蔬菜送到前线，胶东、渤海、鲁中南三区妇女做了军鞋762万双，军袜22万双，军衣736万套，军被178万床。[24] 刘少奇1949年4月在“天津讲话”中承认：解放战争时期政府财政这样困难，负担最重的是农民，他们又要出公粮，又要当兵，又要当伕子，支持前线，优抗代耕，出教育费等等。如同土地改革运动在中共语汇中意味屠杀抢劫壹样，中共动员意味著逼迫，意味著不响应召唤就没有活路。可以想象，这样的土改运动、支前运动对农业造成的摧残有多大。事实上，土改运动使大片农田荒芜，许多地区颗粒无收，是1946至1948年大饥荒的主要原因。 中共土改运动的预定目标之三是动员农民参军。参与斗争和杀害地主后，农民为避免地主组织还乡团回来报复被迫参军，跟著共产党去打国民党。中共的革命史称：农民得到了土地，翻了身，踊跃参军支前。事实并非如此。农民不愿离开土地和家庭去打仗，想尽各种办法逃避参军。临沭县土改中动员参军的情况具有代表性。那里的参军动员是逼迫和哄骗相结合。逼迫手段包括“绑、打、押、罚”，“妳不去就揭妳家的锅，封妳家的门”；哄骗手段包括：“保证到部队后就回来”，“参军后妳家就不受穷了”，“灌酒，趁精神恍惚时问‘愿意吧’”等等。有参军者后来回忆说：“谁自愿是婊子养的。动员参军比国军和鬼子厉害，躲都没处躲，逼得群众砍手、脚，上吊、投井、喝卤水、装疯癫。”[25] 中共的暴力土改运动持续整个国共战争期间。暴力土改必然激起农民的大规模反抗。在苏联，革命后剿灭白匪内战长期持续，苏共所谓的白匪其实主要是反抗暴力土地革命的农民武装。在中国土改运动的情况大致相同。从解放区逃亡的地主在国民党军支持下组成武装还乡团回乡报复，然后大批被中共军队镇压。中共称这种镇压农民武装反抗的行动为“剿匪”。暴力土改从东北解放区开始，推向全国各解放区，所谓“剿匪”也从东北开始，推向了全国，壹直持续了十多年。与苏联的情况壹样，被消灭的数以百万计的所谓“匪”中，绝大多数是反抗暴力土改的农民暴动队伍。 中共的暴力土改运动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罪行，是共产革命带给中国的灾难。它开启了中国农村最黑暗的时代。这场地痞流氓剥夺、屠杀正经农民的运动彻底颠覆了传统道德，封死了勤劳致富的道路，开启中国人道德败坏进程。国民党主张保护乡绅，反对杀人夺财的土地革命，这是它与苏俄决裂，与中共开战的动因之壹。土改运动后，中共的党文艺推出了无数作品长期歌颂著这壹运动。其中最有名的两篇代表性长篇小说是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和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共相关段落编入了小学教材，长久地向学生灌输阶级仇恨。两作品同获“斯大林奖金”，是土改灾难之苏俄输入性质的壹个证明。党文艺的土改文艺作品欺骗世人说，土改中的残暴是由于“恶霸地主”破坏活动所导致。事实上，土改运动的残暴是因为毛泽东指责温土改右倾，明确要求土改要激烈、要暴力，即中共所谓的暴风骤雨方式。小说《暴风骤雨》的故事梗概是，1946年到1947年，中共“土改工作队”在萧队长率领下进驻东北元茂屯开展土改，通过发动群众，肃清了以恶霸地主韩老六和杜善人为代表的反革命破坏势力，取得了土地改革的胜利。其土改运动背景是，“东北松江省委负责人张秀山公开主张农民对地主的打击越激烈就越人道，强调农民的斗争‘不要受任何条文限制和约束，放手本身就是政策’”。[26] 六十年后，导演蒋樾来到元宝村“暴风骤雨纪念馆”拍摄，问壹个农民当年扛长工的如何悲惨，农民回答：“我给他扛活他给我钱啊”。刘福德老人坦言：“是那些品质不好的人把土改运动掀起来的。地主、富农比壹般人宽裕点儿，也得去劳动，吃的也都是壹般粗粮。暴风骤雨就是武装土改，每个人都有枪，许多地主分子被押到镇东门外枪决。当时，元宝村和相邻的钢铁村会两家撵（比），妳毙壹个，我也毙壹个，两村共700户人，土改运动中在镇东门外共枪决了73人。”当年的土改工作队队员高凤桐老人回忆《暴风骤雨》中地主“韩老六”的原型说，他在这里干了六年，担任保长是群众选的。他家穷不喽嗖的，整两个钱，也维持不著啥生活，老婆在小学教音乐，给小学生做点校衣，和那个书上写的不壹样。”[27] 2006年，记者田磊采访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原型温泉屯。当年参加土改的老人说：“那时其实并没有大地主恶霸。但是，每个村都要求斗地主，就斗了有300亩地的顾家三兄弟和地更少的李家三兄弟。他们都是破落地主，人不坏，经常资助四邻，在灾年舍粥给乡亲。分地后，村民们暗地里会觉得对顾家和李家不公平，分到的地并没有去种。毕竟，那是人家的东西。”[28] 土改运动 中共暴力土改 ?抗战后期，中共为贴补迅速扩张的军费抛弃停止土地革命的承诺，在控制区内恢复了杀人夺财的土地革命，不过不沿用苏俄输入的土地革命之名，而改称土地改革。经过抗战6102;期长期的减租减息，地主的收入日益微薄，超过平均水平的财产被剥夺干净，农村呈人多地少，土地占有平均化状况。在推翻国民政府的战争中，中共为了偿还苏联军火债和应付军费开支，在解放区全面开展暴力土改运动，没有地主也要斗出地主，将划定地主的标准壹再降低。中共解释农民贫困的原因为土地分配不公和地主对农民的残酷压榨。事实并非如此。民国以来，中国农民贫穷的首要原因是兵祸。革命带来军队暴增，使农民遭受越来越多兵匪搜刮和战乱祸害。例如，红军靠“打土豪”维持，打完了大土豪就打小土豪，最后将稍有钱财者壹律剥夺。各路军队的军饷、政府的开支以各种名义最终均由地主承担。费孝通在考察报告中指出：“以1948年吴县斜塘的壹份资料为例，每亩田要负担十三项地方费用，有壮丁费、公路费、电杆费、慰劳费、自卫自治费、乡镇经常费、冬防粥、衣、弹药费、临时军草、保丁、保干事、保队附饷费、难民费、船捐等。这十三项加起来，每亩田负担85斤白米。完全靠地租生活至少需400亩上下。有田二三百亩的地主生活还赶不上壹个有田几十亩的自耕农。” 建国前夕，中国农民党领袖董时进博士上书毛泽东，请求共产党停止土改运动。他在意见书指出：共产党关于土地改革的文件和政要讲话提出的不到乡村人口10%的地主富农占有70%至80%土地的结论依据不正确。民国时期土地委员会对16省175万户农户中调查的结果显示，36%的农户拥有五亩以下耕地，24%农户拥有五至十亩，13%农户拥有十至15亩，壹千亩以上的大地主只占0.02%。这壹结论与本人在四川，江西农村的考察结果大致相同。在中国，封地或土地世袭的封建制度，两千多年前就结束了。中国的土地不是分配不均，而是人口太多，土地太少，农村劳力大量剩余。土地可以自由买卖，租赁基于双方自愿，土地拥有者中绝大多数是靠勤劳和善于经营起家的。地主不是壹个阶级，“有恒产”的传统令工农兵学商个阶层的人购买土地出租，例如进城女佣和黄包车夫蓄钱置地，拥有小块土地的农户租出土地，另外又向地主租土地耕作为生的情况普遍存在。自耕农刻苦勤奋，目标是成为富农或地主。拥有土地不是犯罪，多数土地拥有者极少数人用不法手段夺取土地才是犯罪。如果平分土地，会将劳力束缚在土地上，阻碍中国工业化。平分土地后，土地细化，难实行机械化，且农民在小块土地上没有致富的可能，对土地长远投资缺乏热忱，土地将退化。土改后，分到土地者的高涨情绪过了壹段时期就会低落，因为他们耕种所得，都要上缴国家，没有发家致富成为富农地主的可能。再者，土地改革后，由于失却了地主富农的累进赋税，将给国家税收带来困难。地主富农是农村的先进生产力，他们的财产和土地不可侵犯，他们应当受到尊重，而不是被羞辱，被残酷地斗争。应当用技术手段改进农业，例如推广良种，兴修水利，放干冬水田，提高复种指数，推广美国式的农场，实现机械化、化学化，同时提倡节制生育、优生优育，发展其他产业，将农村劳动力转移出去。[1] 中共要通过土改运动控制农村、农民和粮食，获取资源，当然不会接受董博士的建议。 1950年6月，中共在七届三中全会上提出，将已在解放区开展了几年的土改运动推向全国。同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宣布土改的目的和任务是“废除地主阶级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藉以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没收地主的土地、耕畜、家具、多余粮食及其农村中多余的房屋……统壹地、公平合理地分配给无地少地及缺乏其它生产资料的贫苦农民所有，也分给地主同样的壹份，使地主能依靠自己的劳动维持生活。保护工商业；保护富农所有自耕和雇人耕种的地，其它财产”。中共在《土地改革法》中宣称土改的对象是共产党到来前三年间占有数量较多的土地，出租土地剥削农民的乡绅。人们按常识理解，既然是改革，应该是作价转让。在《土地改革法》颁布后的政协第壹届大会二次全体会议上，有代表们针对中共解放区暴力土改提出，中共只须颁布壹纸法令就能够达到均贫富，重新分配土地目的，可以不搞阶级斗争。毛泽东拒绝了政协代表的呼吁，要求将在全国展开暴力剥夺地主的土改运动。 虽然《土地改革法》中没有说拥有较多的土地是罪行，但在土改运动中，中共对地主不仅没收土地，剥夺金银、耕畜、家具、粮食及房屋，还要发动农民斗争、殴打和屠杀地主。在土改还算温和的江苏，斗争地主的大会已经极为残酷血腥了。中共在昆山县的土改运动中组织了1，352次斗争会，每会批斗五、六个地主，该县1，751户在乡地主平均每户经过三、四次斗争会。[2] 土改斗争大会的会场基本是酷刑折磨场。现场对地主实施的刑罚包括：捆绑、逼跪、殴打、吊、坐老虎凳、蹲水缸、浇冷水、头上压石头、剥光衣服、逼爬、逼学狗叫、逼吃屎、戳乳房、烧阴毛等等。[3] 在高淳县固城区安新乡的土改中，中农赵仲生母子被绑起来吊了壹夜。[4] 中共江阴县委在总结中承认，土改斗争会上殴打，逼跪，剥衣服、浇冷水、吊打的情况普遍存在。[5] 与镇反运动的情况壹样，毛泽东要求土改不得温和，而要“狂风暴雨”，要求杀地主。按照他的要求，土改批准杀地主的权力也被下放到了基层区壹级，土改工作小组讨论决定杀人名单，区长或区委书记根据各乡土改工作组上报材料批准杀人。当年云南省镇雄县罗坎区土改工作组成员张家正回忆说：“土改工作组下到农村后首先是访贫问苦，串联、扎根子，找壹些最穷的人用来做依靠对像。我们找穿得最破，生活最穷的人扎根子。这些人多是好吃懒做、偷鸡摸狗的二流子。工作组再下壹步要做的就是先轰开，后攻入。先轰开，就是杀地主，确定了这个村第壹批杀二十个、三十个。杀地主的手段有：剥皮、砍头、活埋、石头砸死、火烧、拖在马后、树上吊等等。斗地主的手段就更多了，把碗敲碎让地主跪在上面，很多人的两个膝盖跪烂了。另外还有十指点灯，十个指头缠上棉花，再沾上油点燃。”亲历土改的作家铁流回忆道：“土改中杀人像杀只鸡……也不脱衣服，也不赏酒饭，五花大绑，插上标子，甩上刑车。解放前有人说共产党来了要开红山（大肆杀人），谁也不相信，这回亲眼看见了。杀第壹批时，我执内勤（外勤是当地农会的武装，现称民兵），那没头没脑的尸体壹大遍，真叫惨不忍睹。”[6] 亲历者侯工回忆写道：“1952年发生的事我大多忘记了，但是有壹件事至今还记得，就是去看斗地主，地点就在侯氏宗祠门前。我亲眼看到了共产党斗争女地主的残暴与兽行。她的田地早已被没收，房屋（在村里算中上等级的房屋）也被没收了。虽然已经壹贫如洗，但是仍然有人怀疑她有金饰没有交齐。参加斗争的人采取“挤牙膏”方式对她施加各种毒刑，她始终还是说没有。残暴之徒将壹个黑蚁巢放进她的裤裆里，再把裤脚绑紧。因为她的手被反绑著，她只能哇哇叫喊著在地上打滚。当天晚上，她因为被辱就上吊死了。” 调查十二县市，采访四百位土改工作队队员、民兵、幸存地主、地主子女的学者谭松介绍川东土改情况说：“川东是贫穷山区，很少良田千亩的大地主，土改前川东地主平均每人所有土地仅十四点五九亩。许多被打成地主的其实是自耕农，或只是相较富裕的农民，而且中共划分地主非常随意，甚至有当教师不需下田劳动也被打成地主。在最穷的巫溪县，壹家有两个煮饭鼎罐就被划为地主。中共在土改中设立人民法庭，下放杀人权，鼓励杀人。壹位当年土改工作队员戴廷珍说：‘批斗之后就是枪毙，我们每到壹个地方都要杀人。’土改中作队为逼地主交出浮财使出种种残暴下流手段和酷刑，诸如‘背火背篼’（强迫背炭火铁皮桶）、‘抱火柱头’（强迫抱烧红铁管）、‘吊木脑壳’（捆头吊）、‘烧飞机洞’（脱光女子裤子火烧下身）、‘点天灯’（在头上用粘土围壹个圈，注入桐油点灯）等等。壹个地主媳妇交不出金银，被脱光衣服遭受碳烤活人酷刑，烤得奶子和肚皮往下滴油。中共利用地痞流氓对地主施残暴酷刑，积极分子、民兵公开对地主女子施行残忍的性虐待，强迫未婚女子脱裤分开两腿被人摸下身，将木块、铁条和脱粒后的玉米棒插进女人下体反复朝里捅。壹位叫黎明书的男子回忆说，他的姐姐黎琼瑶当年二十出头的未婚女子，被逼交出洋钱，交不出先被暴打灌辣椒水，然后被扒光衣服用猪鬃毛扎乳头，无法忍受当天跳堰塘自杀。壹位土改民兵连长李朝庚接受采访说，土改时忠县有个未婚女子梁文华还未结婚，本身不是地主，因为是全县著名美女，就被十多个土改民兵抓去轮奸致死。土改彻底改变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土地制度，摧毁传统中国农村的伦理和文化传统，消灭了农村精英阶层，使中国农民沦落为无法自由迁徙的农奴，为中国带来长远的恶果。” [7] 在广东，华南大员叶剑英、方方根据侨乡的实际情况决定不学北方的暴力土改，提出“宁慢勿乱”，制定了较为温和的《广东土地改革实施办法》，规定土改不激烈斗争，剥夺地主但给活路。毛泽东对叶、方的温和土改政策不满，称“广东土改迷失方向，我要打快板，方方打慢板”，称广东、广西、福建是土改中的“三个小乌龟”，“犯了土改右倾错误”，调曾在东北主持血腥土改的陶铸、赵紫阳主持中南局。毛欣赏陶在广西“剿匪战”中血腥屠杀，欣赏被晋冀鲁豫中央局书记邓小平赞为“宝贝”、“土改专家”的赵紫阳在东北和晋察冀的暴力土改经验。陶、赵清楚毛泽东嫌叶剑英、方方、古大存主持的土改不够暴力，到任后立即提出 “对地主要狠”。广东本地干部抵制南下大员带来的血腥土改经验，于是陶、赵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提出，广东土改落后原因在于干部不纯，建议整肃广东本地干部。毛泽东批示“依靠大军，依靠南下干部，由大军和南下干部挂帅”，将代表广东本地干部的叶剑英、方方调离广东。在毛泽东支持下，陶铸发动了“反地方主义”运动，以“地方主义分子”、“反党集团案”罪名整肃了数以万计的广东本地干部，整肃的手段包括关押，用刑，杀害，例如将中山县有数十位反对血腥土改的干部和广东全省约5%的土改工作队员被杀害，将更多的土改工作队员清洗。[8] “反地方主义”的同时，陶铸废除了叶剑英制定的温和《广东土地改革实施办法》，下达斗地主，杀地主的计划指标，将批准杀地主的权限下放到区级，要求“绝不让壹个阶级异己分子漏网”。在陶铸、赵紫阳的主持下，广东的土改运动“村村见红”，每个村子至少要杀壹个地主以向上级交差，全村没有够格地主就降低标准以最富裕的农民为“顶替地主”杀害交差，每县杀人数千，全省杀人数十万。当时的农村没有暴富机会，地主的家财都是祖祖辈辈的血汗积累。对于数代积累的家财壹朝被暴力剥夺，外加人身凌辱，多数地主都无法承受，自杀事件大量发生。例如在粤西地区，仅在1953年初就有1165人在土改中自杀，很多地主全家老幼绑在壹起投塘自杀，池塘漂尸在土改中见多不怪。[9] 广东是被毛泽东批评土改右倾的省，那些受毛赞赏的省更加血腥。 1952年，中共将土改划定地主的标准降低，从中农中再划出第二批地主，对他们再展开斗争和屠杀，并对不愿要地主的财产，不愿参加斗地主的老实农民以对抗土改的罪名展开同样的残酷的迫害。这种降低标准再划壹批地主的作法再现了当年红军降低标准再打出壹批土豪最后将稍微有点钱财者都打光的作法。到1953年春，中共宣布完成了土地改革，全国三亿多无地少地的农民无偿分得约七亿亩土地，近300万头耕畜，近4000万件农具，以及3800万间房屋和105亿斤粮食，而将暴力剥夺和残酷迫害上千万地主、富农以及中农，屠杀了两百万地主、富农和奉行温和土改的中共干部的罪恶隐瞒。 土改运动是共产革命祸害性质的壹个标志。苏共在建立共产政权后立即发动了消灭富农的运动，中共在苏维埃国时期已经开始了这种杀人抢劫运动，国共战争期间将此运动推行整个解放区，在建国后再推行全国。苏共的消灭富农运动，苏共发动的土地革命，中共在苏区的“打土豪分田地”与中共建国前后的土改运动本质上都是壹回事，都是共产革命打消灭剥削旗号，召集地痞流氓抢劫杀害正经农民，以抢劫的民财充军费的运动。在推翻国民政府战争中，中共通过土改运动控制了解放区的农村和农民，将内战的巨额军费分散给解放区的几亿农民负担，调动数百万农民为战争提供资源和服务。建国后，毛泽东立即挑起了向世界宣战的朝鲜战争，需要更多的资源，因此要进行更大规模的“打土豪”，要控制全国的农村和农民。因此，他称土改运动为“取得财政经济状况基本好转的首要条件”。 在土改运动这样的史上最大规模杀人抢劫中，没有农民揭杆而起是不可想象的。在几年前的国、共战争中，中共最早在东北推行暴力土改，导致解放区周边的地主活不下去，不得不组织还乡团报复，解放军再以剿匪名义镇压反抗者和还乡团，因此中共的所谓剿匪战也最早在东北展开。随后，中共的暴力土改扩大到华北，所谓剿匪战也扩大到了华北。从1946年东北“暴风骤雨”土改到1955年的农业合作化的十年间，中共在各地大规模的剿匪战没有停过，有260万反抗武装被中共正规军武力镇压。[10] 这些被镇压的所谓匪中，大部分是反抗暴力土改的农民武装。中共在历史教科书中赞扬历代的农民暴动，却以剿匪战的说法掩盖了建国前后十年间反抗土改暴行的农民暴动。这些暴动中有可歌可泣的英勇故事，这段历史有待重新书写。 土改运动带来的壹大灾难是消灭了乡绅阶层。孟子曰：“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11] 他在两千年前就指出，拥有壹定数量的财产是让人遵守社会秩序、维持善良的必要条件，壹无所有的游民必然作恶。传统中国社会中，人们抱有“有地才稳”的观念，认为有产业，才有责任心。所以不论在城、在乡、为官、为商、为民都会以余钱置田产。千百年来，中国政府规模很小，县级官员很少，小县衙数人而已，县衙之下无官府，广大乡村由乡绅领导。乡绅，即地主，担负著乡村兴办学校、赈济灾民、修桥补路、兴修水利、调解纠纷、举办舞龙灯、赛龙舟、唱大戏等乡村文化活动的责任。他们绝大多数乐善好施，怜贫恤老，肩负著乡村中的社会救济责任。例如，1842年无锡连降大雪，无锡训导余治奔走于同城士绅之间，募资设立“恤寒会”，贫民得有棉衣，摊贩得有风帽，孤老得有暖被。该会更雇人挑担送炭，以济贫冻之家。余治还呼吁无锡各乡设“庇寒所”供大雪毁屋之贫民借宿；1843年苏州降雪奇寒，士绅每日预备炒饭和姜汤，凡过往贫民皆得壹碗；光绪年间，陕西乡绅严作霖等倾力赈灾，为地方志赞为“其行谊有超出古今任侠之上者”。严作霖发出募灾公启说：“好善之士，凡遇各省灾荒，无不慷慨解囊，救援恐后。然未有壹省之灾关系全天下之局，普天率土，皆当引以为切肤之痛，而不容稍存漠视，如今日秦中之赈务者也……数十万饥寒之众，倘无以还定安集之，其关系于大局者实非浅鲜”。[12] 上述善举代表著乡绅群体的积善传统。 乡绅地主多是勤劳俭朴、善于经营的“田秀才”，种田的“好把式”。他们受教育程度高，农具比较齐全，资金比较充足，生产具有壹定规模，有动力、有知识去提高生产水平，改进农业技术，培育良种。他们的农、副业产量是当地最高水平，他们的先进耕作方法为农民起著示范作用，代表著农村的先进生产力。古诗中的春社就是乡绅领导乡村的写照。春社是春耕大忙季节之前的村民大会，由村中德高望重的乡绅地主召集，每个农户的当家人出席，商讨本年度耕牛、农具、种子、肥料、水资源的分配和调剂、预防旱涝灾害等生产大事。乡绅是乡土中国的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文化精英。科举废止后，各地的新学堂几乎全部是士绅捐资创办。乡绅们是理所当然的乡村领袖，是民国时陈炯明、阎锡山、梁漱溟、晏阳初等人推动乡村自治所要依靠的“好人”。然而，千年来领导中国乡村的“好人”阶层被中共以土改的名义暴力消灭，农村从此失去了有责任心，有救济责任感，代表先进生产力的精英阶层。 土改运动带来的另壹大灾难是痞子无赖成了乡村的领导者。这些人就是孟子所说的“放辟邪侈，无不为已”者。他们缺乏同情心，没有道德底线，易于被煽动起仇恨，什么坏事都敢作，他们大多文盲，能力素质低下，没有责任感，不事生产，好吃懒做，很多人在土改分得田地后不去耕种，而是转卖给别人立即挥霍。这些人掌权后将人性中的恶充分发挥。几年后，他们成了全国农村造假，吹牛，“放卫高产星”的带头人，成了大饥荒中的挨家挨户搜刮粮食的基层打手。他们没有领导乡村生产的正经本事，却能创造出骇人听闻、下流至极的迫害招数。 土改运动带来的第三大灾难是划分阶级成分。中国自古有地主，但没有地主阶级说，有富裕农民，但没有富农阶级说。地主阶级、富农阶级，甚至富农概念与土地革命，苏维埃说法壹样，由苏俄在华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时引入中国的邪说。共产党在农民运动中推出富农说的用意是，在够不上小地主的农民中再划壹批人称为富农，以便多剥夺壹批民财。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1950年8月发布的《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称：地主：占有土地，自己不劳动，或只有附带的劳动，而靠剥削为生的，叫做地主……；富农：富农剥削的方式，主要是剥削雇佣劳动（请长工）；富农出租大量土地超过自耕和雇人耕种的土地数量者，称为半地主式富农”。从字面上看，中共的这壹决定好像是对农民经济状况的壹种评估。而实际上，中共将农村中的富裕阶层划定为罪犯，不但要财，还要命，对不杀者也要作为长期的打击、整肃对象。土改运动中，中共宣称地主、富农经过三年“改造”后可以改变成分，届时只有农民，不再有剥削阶级。但土改运动后，中共给幸存的地主、富农戴上“地主分子”、“富农分子”的帽子，在此后三十年中剥夺他们的政治权力、居住行动自由，对他们残酷迫害，使幸存的地主富农戴著地主分子、富农分子的帽子含冤离世的，使他们的子女承袭种姓之罪，继续成为“成分不好”，“出身不好”的贱民，在上学，就业等方面长期受到歧视和迫害。常言说，打了不罚，罚了不打。像这样将有产者剥夺后到赤贫后再杀，再斗，再长期株连迫害，是共产革命所独有的罪恶，也是人类历史上最恶毒记录。 中共的土改运动是对世界文明潮流的反动。它否定生命权和财产权，否定人与人平等，否定妥协和宽容，煽动斗争、仇恨、抢劫和杀人，让痞子、无赖、懒汉不劳而获，并作农村的领导者，颠覆勤劳致富的传统道德观念，使世代和平相处，和谐自在的乡土中国变成了谋财害命的仇恨世界。它在人民中划分阶级，给全体农民留下了难以愈合的创伤。从经济学角度讲，土改运动摧毁了土地和地租的市场，使土地不可能再向种田能手集中，使农业失去活力，使农民失去生产积极性，造成农民长期贫困，城乡差别越来越大。土改后三十年间，中国农民的生活水平下降，农村经济雕敝，农村基层领导劣质化，是土改灾难的继续。文革后，中共对建国之初被剥夺的部分有影响的工商业者有所退赔，但是对在土改中被剥夺杀害的地主无平反，无退赔。土改运动五十多年后，中共提出了“和谐社会”的口号，但拒绝为当年杀害两百万地主富农谢罪天下。 土改运动展现了中共领袖们灵魂的丑恶。毛泽东、刘少奇为代表的壹大批地主出身的中共高层比谁都清楚小地主的疾苦。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中鼓励斗地主，杀地主，烧地主宅子，提出“有土皆豪，无绅不劣”的口号，同时保护自己的地主大宅。张国焘在土地革命问毛说：“所谓‘有土皆豪’，难道有壹小块土地的自耕农，也算是‘豪’吗？妳自己也算得是湖南的壹位绅士，难道也‘劣’吗？”“他（指毛）是个不肯认输的人，只是大笑壹阵，说不过是为了当前实况的需要，才说出这些话的。”[13] 毛泽东不只是随便为了情况需要说些激烈言论，而是积极鼓动农民杀其他人家的地主。刘少奇在回忆文章中强调其地主祖父、地主父亲是老实厚道的庄稼人，克勤克俭，苦心经营而逐渐发家，但在土改运动中，他和其他中共革命家们都与毛泽东壹样，壹面保护自己的地主之家，壹面大力推动屠杀其他地主。 对于在土改中分得土地和其它生产资料的农民来说，土改运动是壹场骗局。因为，中共在建国之前就策划好了要实行农业合作化，将土地收归政府控制。土改运动中，中共中央于1951年9月召开了第壹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于1953年2月作出了《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强制农民加入合作，以集体的名义将农民的私有土地和主要生产资料收归政府控制。广大农民的自耕农梦只作了壹年多，在土改运动分得的土地连同土改前的私有土地被中共以合作化的名义全部没收。经济学家杨小凯指出：“1950年在中国开展的土地改革运动，不但违反了抗战中共产党作出的不再侵犯地主财产的宪政承诺，而且犯下了许多刑事罪，杀害了很多地主及其家属。这种国家恐怖主义行为不但是壹种对经济学的无知，而且也是国家机会主义的极端，国家政权犯下反人类罪，谋杀罪。这类罪行的合法化，为日后历次政治运动中国家犯下的反人类罪行开了先例。中共官方的宣传壹直声称土改得到农民支持。土改虽被宣传为解放生产力的手段，但它实际被用来作为政治动员的手段，用政治迫害和威胁来动员群众，树立起共产党的权威。在土改后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三反，五反等壹系列运动中，用任意侵犯人权，不经司法程序，用党所控制操纵的群众运动来推动政府的政策等等，成为1950—1979年中国执政党治理国家的主要手段。土地改革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是长期的，只能从国与国长期发展的表现看出来。土地改革从根本上动摇了中国人对财产权的信心，也挖掉了公民政治权利的财产权基础。对人们投资和经营私人财产和企业有根本性的影响。”[14] 为维护土改运动的合理性，中共在土改运动后长期丑化地主、乡绅，将编造的恶霸地主故事选入教材，煽动阶级仇恨和阶级斗争。《白毛女》是这种煽动的代表作之壹。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发表了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要求文艺要有阶级性，要为阶级斗争服务。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鲁艺）院长周扬组织贺敬之、丁毅等人，按照“阶级斗争”要求改编“白毛女”故事，在杨白劳欠债不还的事实上虚构出，黄世仁为霸占喜儿要求本利全还，将杨白劳逼上绝路、大春参加了八路军等情节，将黄世仁描写成为富不仁，逼死人命，霸占少女的恶霸，编出了歌剧《白毛女》剧本。1943年5月，歌剧《白毛女》在延安公演。周扬感到该剧虽有了阶级斗争主题，但在体现“文艺为政治服务”方面还不够力度，决定对其主题再次“提炼”为“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并以这个剧向中共七大献礼。中共七大召开前壹天，七大代表们在延安中央党校礼堂观看了《白毛女》。毛泽东、刘少奇盛赞了该剧，刘并表示黄世仁罪大恶极应该枪毙。根据刘少奇此言，故事原型，乡绅黄世仁被枪毙，成了中共“党文艺”的牺牲品。土改运动后，歌剧《白毛女》成了“文艺为政治服务”的代表作，被冤杀的黄世仁在死后成了恶霸。 中共全面腐败 1989年11月，中共在东欧巨变的背景下召开了十三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壹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其中要求采取两大举措：壹是实施紧缩财政信贷，以继续控制“洋跃进”以来的通货膨胀；二是大规模整肃官倒公司以平息民怨。紧缩财政带来了经济萧条，全国个体户注册商户和私营企业大幅减少，留下企业间互相拖欠的巨额“三角债”。在整肃“官倒”公司方面，中共只能作壹些撤销官办公司的表面功夫。因为，官倒、腐败的背后是不受制约的党权，中共坚持党权不受约束，对官倒、腐败等党权产物当然不可能真正触动。六四民主运动的两个主要诉求限制特权和反腐败。民主运动被镇压后，真正能限制特权与腐败的反对党和独立媒体不能出现，于是 “官倒”、腐败迅猛泛滥。 1992年，邓小平南巡，以推动经济市场化之名掀起了“下海热潮”、“圈地运动”和房地产热潮。在权力寻租的格局中，有权力背景的个人和公司无需真正投资，甚至无需预付定金，即凭权力背景即可以通过行政审批拿到计划价的物资、进出口指标、外汇额度和最赚钱的“红线图”（建设用地规划定点界限图），即地皮，转手即可获得数倍，甚至十数倍的暴利，同壹块土地被转几道手普遍发生。在权力寻租的格局中，红色家族为主体的“官倒”们通过权力交换，攫取了行政审批价和市场价之间数千亿元的地价差、汇价差、双轨物价差，掠夺了比1980年代官倒更大规模的国民财富，迅速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变身为新壹代的官僚资产阶级和红色家族财阀。东亚的日本、韩国、台湾都存在财阀模式，但日本三菱、三井、住友、富士、三和、第壹劝银，韩国三星、现代、LG为代表的东亚财阀在自身成长的同时帮助实现了民富和公民社会成长，是社会进步因素。而在中国，红色权贵财阀帮助维护壹党独裁，是阻碍社会进步，造成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反进步力量。 在中共的独裁体制下，领袖的地位不取决于民意，而取决于军权。江泽民被元老们选中上台，但在党内军中均缺乏权力基础。应对这种局面，他上台后后采取了几项办法巩固权力地位。其壹是纵容军队经商。军队经商不是江泽民开启，而是邓小平时代的产物。掌握最高权力的同时，邓小平发动了“洋跃进运动”，造成整个1980年代国家财政亏空。政府无钱应付开支，国防预算只够约70%的军队开支。于是，邓小平决定让军队经商，号称“以军养军”，主持中央军委两次下达了允许军队经商的文件（1986年5月；1989年3月）。杨尚昆、王震等元老为军队企业题词，积极支持军队经商，军队腐败从此泛滥。江泽民当上军委主席后继续放纵军队经商。在他纵容下，军办公司爆炸性增长。这些公司利用特权为所欲为，不受监管，逃税，走私，经营特殊行业，无恶不作。军队经商的腐败规模超乎想象。例如南京军区壹名上尉成立了壹家“宜兴中国人民长城公司”，以优厚的分赃条件，从银行贷得巨款，贪污了三个亿；军委办公室主任董良驹拥有建于全国名胜之地的九幢豪华别墅和十五辆豪华轿车；广州军区司令员以军办公司名义买了六幢花园别墅，四辆豪华轿车；广州军区七名军级干部搬家装修，仅卫生间设备就花了120万美元；海军副司令王守业贪污了1.6亿元。军头们手中有了钱，又不受监管，骄奢淫逸，为所欲为，黄色产业泛滥。各级军队机关的俱乐部、招待所、疗养院、渡假村遍地开花，成为高级将领寻欢作乐的场所。其中，有些特级场所设施极尽奢华，配备医务所，急救直升机。例如，总参三部属下就有15间娱乐场，编制外招聘了数百“六陪”女郎，更发生了女青年被奸污后自杀的事件。军队文工团从来就有高层“后宫”之称。前海军司令员王守业被调查后，其媒体就报导出他至少有五个情妇，且分别来自南京军区文工团、总政文工团、北京军区文公团，几乎遍布全国军队的文工团。 比黄色产业更大的军队祸害是武装走私。军队动用军用车、军舰、军用专列，出动士兵保护走私。仅1998年上半年军队开枪、开炮打死海关缉私人员及公安武警、司法人员450人，打伤2200多人。1998年7月26日，为四艘来自北欧的走私油轮保驾护航的北海舰队四艘炮舰、两艘猎潜艇与公安部和全国海关总署调集的十二艘缉私炮艇在黄海炮战，造成八十七人伤亡。中共将此罪恶作为机密隐瞒。朱镕基在壹次“反走私”会议讲话中提到，统战部走私汽车壹万辆，与政协党组合伙分赃23亿元，军队走私每年5000至8000亿，以逃税为货款的三分之壹计，约两亿走私收入的八成以上进了军中各级将领私人腰包。军中走私货物中包括毒品。菲律宾国家安全顾问戈莱日表示，在中国东部五个省内有些非法毒品制造厂由身兼二职的中国军队人员经营，仅向菲律宾贩卖冰毒量每年就近12亿美元之巨。[22] 中央军委副主席迟浩田在西山军委、军纪委生活会讲话中承认：“1994年以来，军队所办经济实体的资本及收入80％以上被高、中级干部挪走私分，每年军费中有50％以上是花在高、中级干部吃喝、出国旅游、修建豪华住宅、购买豪华轿车上。”1998年军费加超支共1311亿，50％是655.5亿，加上从军中经济体挪走的共计贪污公款1863.5亿，也就是说军中干部1998年挥霍了相当于当年940亿军费预算两倍的国民财富。 眼看军队烂掉，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不得不于1998年秋下令停止军队经商，将军队产业转交地方，撤销军队、武警、公安经办的经济实体。号令壹出，军队将领立即掀起了武斗，私分，转移，卷逃的狂潮，军队、武警为分钱、分赃频繁爆发武斗，动用枪炮甚至装甲车开战。例如，广东军区副政委和南海舰队副政委各领部下在酒吧间瓜分财产，席间斗殴，广东军区后勤部唐处长和海军湛江基地政治部肖主任丧命；十三军副军长崔国栋向西昌军分区后勤部宋副部长索要2000万元，被宋枪杀，惊动总参谋长傅全有、总政治部副主任王瑞林和军内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周子玉急飞西昌处理善后；华东军区属下安徽省军区，合肥市警备区和安徽省武警总队，三方合伙经商，安徽军区首长移交前先私吞了大部分款项，结果三方在省军区礼堂混战，仅军官就伤亡三十多人；兰州军区与甘肃省军区合营经商，移交前双方开火，伤亡72人，打死军官12人；遵义驻军与贵州省军区为争夺260万元展开枪战，伤亡90余人，打死官兵52人；辽宁锦西驻军与二炮部队合营经商，移交前二炮全员出动，将驻军大楼包围70多个小时，沉阳军区司令员，二炮司令员乘直升飞机奔赴现场说和；沉阳警备区、三十九军壹壹六师、辽宁省武警三家为瓜分1.2亿元利润开火，死伤40多人；因经商瓜分不均，山西大同西坪二十八军军部被炸，死亡军人63人；在位于河南南阳空军飞机储存中心，军人因经商所得赃款分配不均而引爆机库，炸毁飞机81架，军人伤亡90名，直接军事损失11亿。1999年2月，国务院、中央军委紧急通知：“坚决制止争夺经济体资金、财产的流血事件发生”，总参、总政、总后、总装备部发出命令：“坚决查办争夺、摊分、转移经济体资金、财产的违法、犯法行为”，国务院、中央军委再发紧急通知：“立即停止争夺经济资金、财产活动，依法严惩动用武器、争夺经济体资金财产的肇事者。”在中共中央向军队连下三道“金牌”的壹个月中，各军、兵种，各大军区、各省军区之间及内部为私吞走私费用，发生了大小数百场激烈枪战及数百起杀人灭口、携巨款潜逃等恶性事件，巨额资产在转交过程中被军队将领们瓜分。军事检察机关立案了数千贪污、挪用、携公款外逃等大案，数十名高级将领挟巨款逃亡海外。经过如此疯狂的火拼、私吞、卷逃，约两万家军队所属企业中只有不到五千家向地方交接。因为军队层层腐败，追究对谁都没有好处，军队企业资财基本上是壹本糊涂帐，交接事宜涉不了了之。张万年在全国军队、武警、政法机关移交企业清理、处理工作会议上明知故问说：“现在，在名义上、表面上、形式上，军队所经营的经济停办了，在办理移交，脱钩了，但是数千亿元的资金没有了，这笔大账到那里去了？”。 纵容军队腐败之外，江泽民巩固权力地位的另壹办法通过加官晋爵。从1993年至2004年，他送出上将军衔、警衔79个，其它将军衔近千个。后来人们知道，江的加官晋爵与卖官鬻爵区别不大。当时军中有“百万雄师”说法，后来又有了团长百万的说法。江时代军队的基本整体糜烂，中央军委、解放军各总部和各大军区的高层基本都有严重的腐败问题。 地方的腐败与军队腐败的程度与规模不相上下。1990年代的多起重大贪污案，如“远华案”、“周正毅案”、“刘金宝案”、“上海招沽案”等都涉及天文数字的贪污受贿、侵吞公款。这些重大案件几乎都涉及中共政治局委员、常委家族。江泽民主政十多年间，庞大的利益集团网络形成。从“远华案”可以看出，政府、海关、公安、金融、税务等部门形成了腐败壹条龙。 地方和军队的腐败主要围绕最有油水的资产——土地。1980年初，深圳成立了中国大陆第壹家房地产公司，并以政府的名义收取“土地使用费”，深圳政府推动全国人大立法加以追认后，土地被房地产大肆占用。“六四”运动被镇压之后，圈地运动更是大行其道，耕地以惊人的速度迅速流失。1993年，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就土地私有化展开激烈争论。当时主管农业的中共副总理田纪云意识到农业面临的严峻形式，提出讨论会议上原本没有的土地议题。他批评说，执政党的会议如果不以国计民生为头等大事，政权迟早会出现危机。在中共党内改革派万里、乔石、李瑞环的支持下，会议临时改变了议题。当时有数名省级领导人赞成“在农村逐步落实已承包土地归己所有”的方案，田纪云在会议上提了两条建议，第壹、向农民宣布他们各自承包的土地从此在法律上归私人所有，农民则向国家缴纳土地税；第二、尚未分配承包的荒地、山岭、滩涂等，可宣布收归为三级国有（国家、省、县），今后的开发者须依法向政府购买或订立承包合同。支持田纪云的万里宣布在农民中搞的壹个调查，农民说：共产党曾许诺穷人可以得到土地，土改的时候我们倒是分了土地，但壹个合作化又都收回去了，号称是集体所有。可现在，又要把土地卖给我们，这土地原来就是我们的，凭什么要卖给我们？最终，江泽民拍板走所谓的“土地公有制”道路，将田纪云土地私有化的提议搁置。此后，本来产权模糊的土地制度蜕变为了土地官有制，政府疯狂场地，疯狂吞噬国民财富。 江泽民之后，胡锦涛继续执行邓小平定下的“党的基本路线”，拒绝政治体制改革，拒绝对党权的任何约束，纵容腐败，使规模继续扩大。2008年，政府推出了“四万亿”投资刺激计划。大凡政府操刀的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包括各类形象工程，其腐败寻租成本壹般都在20%以上。如果这个估计成立，则政府主导的四万亿投资项目和各级政府以及银行配套的三十多万亿投资中有超过六万亿通过不同渠道，流入了大大小小的贪官以及各类代理人的私囊之中。2011年，网络曝光广东烟草汕尾市公司总经理、汕尾市烟草专卖局长陈文铸的业务招待费壹个月高达200多万元；中国石化广东石油分公司利用行政招待费购买150多万元高档酒。2012年上市公司年报统计显示，央企的招待费数额极其巨大。其中，中国人寿业务招待费高达到14亿元，中国铁建8.4亿元，中国交建、中国水电、葛洲坝、中国北车、中国重工、中煤能源、中国化学等9家上市公司的业务招待费过亿。可以肯定有据可查的上市公司挥霍只是国营企业腐败的冰山壹角。 现代民主国家杜绝腐败的壹大利器是独立的新闻媒体。民主国家的新闻可以掀起“扒粪运动”，即挖掘政要的各种丑闻，包括腐败与各种有违公德之举，信息的真实性则由记者与媒体自行负责。在壹党独裁体制下，独立新闻媒体被取缔，“扒粪”运动无法发生。没有反对党和独立媒体监督，党、政府、国企的挥霍、腐败只能越来越严重。没有相应政治制度改革制约的“改革开放”不断刷新著腐败记录。例如，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谷俊山在军产房的开发和转让中收受了巨额回扣。他染指的二环黄金地段周边军队地产达数十块，仅在上海卖壹块军产地就能收受壹亿多。军产房和小产权房壹样，是指在军队使用的土地上开发建设所有权归军队所有的房屋。军产房价格要比同类的商品房低三分之壹左右，过户时手续简单，交税少。军用土地是划拨土地，没有成本，在城市占据黄金位置，是开发商垂涎的肥肉。谷部长利用军用土地转给开发商的寻租机会轻易聚敛财富200多亿。中共军委副主席徐才厚是制度造成腐败的典型。刚进北京时，他家中连空调都没有，生活水平跟普通的老百姓没有多大的区别。随著军队大规模经商，原本廉洁的徐腐败规模百亿计。贪腐数百亿的谷俊山贿赂徐不会是小数目。据海外报导，徐在香港多家银行存款百亿，家中查出现金十数亿。英国《金融时报》报导中提到，调查人员在查抄徐才厚家时，发现巨额现金和价值不菲的宝石。现金都被整体地摆放在箱子里，每个箱子都有向徐才厚行贿买官者的名字。其中壹些箱子内装有的人民币达数百万，从未被拆封过。搜查人员用了壹周时间才清查统计完徐宅中发现的现金和宝石，查出的现金就超出壹吨重，徐宅内各种古玩字画、金银珠宝多不胜数，赃款赃物装了12辆卡车。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敛得财产包括周北京、上海、广东等地豪宅数百套，大批黄金、白银、金币、现金、名家字画，据外媒报导，加上存款、证券、债券，其家族总资产近千亿元。 高层的腐败规模惊人，“小官巨腐”的规模同样惊人。例如，河北省纪检监察机关披露，河北省发改委前主任刘学库，省委前常务副秘书长梁树林，河北省人大城乡建设和环境资源委员会前副主任委员张连德，大名县委前书记边飞等县处级以上干部238人被查出贪污腐败，其中市车管所数十人受贿数千万元，有交警支队长受贿超千万元，有市人社局干部监管不力致医保基金被骗取近2000万元，有的县国土资源局原局长受贿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总额近千万元，有村干部利用协助征地受贿百万元，大名县委原书记边飞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职务晋升调整、项目协调审批、工程承揽建设等方面谋取了亿元利益，秦皇岛市北戴河区供水总公司总经理马超群涉嫌受贿、贪污、挪用公款，其家中搜出逾亿元现金，37公斤黄金，68套房产手续；广州“处级贪官”张新华贪腐金额近4亿元，同时被查出的广东贪腐官员有七八十人，可想官员贪腐的规模之大。中共茂名市委书记罗荫国是当今中共官员的壹位代表。他是子女已加入澳大利亚国籍，家族已将巨额国家财产卷到国外典型“裸官”，在2008年全国党风廉政建设工作电视电话会上曾介绍反腐倡廉的“茂名经验”，声言狠抓党风廉政建设，要做到“四亲自”：亲自部署重要工作，亲自过问重大问题，亲自调重点环节，亲自督办重要案件。然而，他受贿十多亿，在接受调查期间他还供出了同伙100多名贪污官员。在被判死缓后坦言：“要说我是贪官，说明共产党官场都是贪官！妳们凭什么专整我？妳们有本事，真让我交代，那我能交代三天三夜甚至三个月三年，我能把茂名官场翻个底朝天！”“妳们以为我是贪官，关键，谁不是贪官，妳们能说出壹个我这个级别的不是贪官的吗？全中国，我这级别的，有壹个不是贪官的吗？共产党不就是腐败分子提拔腐败分子吗？共产党不就是贪官查贪官，腐败分子反腐败吗？难道这个还要我告诉妳们？”“查办我的人，难道妳们就清白吗？妳们谁敢说自己是清白的，看看妳们的穿戴，看看妳们抽的烟，戴的表，哪个不是十万八万的，哪位壹年抽烟不得几十万，妳们的工资够妳们壹年抽烟的吗？”“像我这样的级别的，谁不能供出百八十个人来，这个，太平常了，大家都是贪官，妳们为什么抓我，要抓壹起抓，从村长开始，壹直抓到“中国长”，谁比谁更清白吗？”“谁他妈的说自己不是腐败分子，叫他站出来，公布公布财产。我不信，谁不会吹牛逼，说的好听，为国家奉献几十年，不谋私利。既然这样说，妳先公布财产。”“都腐败，没有壹个是干净的。心里知道都算了。妳不讲我，我不讲妳，妳要讲我，我必讲妳，妳讲死我，我讲死妳，这就是现在的官场，这就是新三讲教育。”。 在“党和政府”中千万元贪官，亿元贪官，十亿贪官、百亿贪官、千亿贪官遍布全国的情况下，中共的反腐只能是服务权力斗争的选择性反腐，对于高层巨大规模的贪污腐败秘密审理，也禁止媒体详细报导，以维护自己统治的合法性。在共产阵营覆灭，世界各国走向民主的二十年间，中共最高层的红色家族基本都变身为百亿家族，垄断著国民经济关键行业。例如，邓小平家族掌控有色金属、军火行业，江泽民家族掌控著电信行业，李鹏家族掌控著电力行业等等。国务院研究室、中纪委办、中国社学院共同完成的《全国地方党政部门、国家机关公职人员薪酬和家庭财产调查报告》显示，131万中国县团级以上官员及其家属占有全民财富的80%，其中沿海各省官员及配偶拥有财产平均在800万至2500万之间。邓小平拒绝接受对权力的约束，在“允许壹部分人先富起来”口号之下让权力者家族暴富起来，让中共元老的后代及中共高层领导人的子女成了中国新富豪的主体。如果将特权阶层的蔽收入、灰色收入、非法收入以及寻租收入考虑进去，今日中国的基尼系数高达0.7，是全球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之壹。 大跃进与文革 作者 中国网友 写于 二零二零年 “大跃进”酿成了1958-1962五年时间的全国大范围饥荒，学术界认为共造成了3600-4500万人非正常死亡。 壹、“大跃进”之前的中国 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毛泽东“斯大林加秦始皇”的政治制度开始确立。 1953 年 3 月 26 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要求各地有领导地大量发展劳 动互助组，在有基础的地区，有重点地发展土地入股的农业生产合作社。1953 年全国有近半数的农 户参加了互助组，组织起来的合作社也比 1952 年增加了三倍多。农村生产合作为未来的人民公社做了铺垫，也埋下了罪恶的根源。 1953 年 11 月 19 日，政务院第 194次政务会议通过了《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销售的命令》， 11 月 23 日公布，从 12 月初开始，除西藏、台湾外，全国城乡开始实行粮食统购统销。统购统销即“统壹销售，统壹购买”，农民种什么品种的粮食、种多少、吃多少均由国家统壹制定，除征收粮食外还低价收购粮食并高价返销给农村，相当于控制了农民的饭勺子。 1955 年 9 月，毛泽东亲自主编了《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壹书，12 月出版。他为这本书写了序言 和 104 条按语，对合作化和其他许多方面工作中的“右倾机会主义”，给予尖锐的批评。序言中说： “在第三个五年计划完成的时候，即到 1967 年，粮食和许多其它农作物的产量，比较人民共和国成 立以前的最高年产量，可能增加百分之壹百到百分之二百。” 1956 年 1 月经最高国务会议通过了经毛泽东审定的《1956 年到 1967 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农业 部部长廖鲁言对这个纲要作了说明。“说明”指出，到 1967 年，全国粮食总产量将达到 1 万亿斤。（事实上直到1993年全国粮食总量才达到这个数字） 1956 年 2 月 6 日，由于指标越来越高，周恩来感到压力很大。他指出现在“有急躁冒进的现象”。 他和李富春、李先念研究，决定在计划和财政会议上，把指标“压壹压”。 1956 年 6 月 20 日，《人民日报》在壹版头条登出由刘少奇、陆定壹、胡乔木三人修改定稿的社论， 题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这篇社论的重点是批评急躁情绪。这篇社论是“反冒 进”的标志性文件。 1956 年 9 月 5 日到 27 日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八大”政治报告认为：“我们国 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 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 1956 年，农业集体化在几个月内快速完成。年底，96.3%的农户加入了合作社，87.8%的 农户参加了高级社。原来预计 18 年完成的农业集体化，7 年就完成了。 1956 年，在全国范围内完成了对私人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到 1957 年，就工业而言，全民所有制、 集体所有制和公私合营三者合计占工业总产值的 99.1%，再加上农业集体化，私有经济基本被消灭。 计划经济体制从此全面确立，国家垄断了壹切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城乡居民的壹切生活资料都由政府按国家确定的定量供应。 1957 年 4 月中旬到 5 月下旬，发生“仙居事件”。浙江省仙居县在 33 个镇中有 29 个乡镇先后农民闹退社、分社。干部不许退社，就殴打干部，哄闹政府。闹事后，在全县 302 个合作社中，完全解体 的有 116 个，部分垮台的有 55 个。 1957 年在城市开展反右派斗争的同时，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教育的中心题目是：第壹， 合作社的优越性问题；第二，农产品统购统销问题；第三，工农关系问题；第四，肃反和遵守法制问 题。就上述问题开展大辩论，弄清大是大非。壹大批“有资本主义倾向”的农民遭受打击。 1957 年 6 月 14 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处理了广西饿死人事件，省委第壹书记陈漫远、省委书记郝中士等 12 人受到撤职等处分，《人民日报》18 日发表社论《坚持同漠视民命的官僚主义作斗争》。改 组后的广西省委常委、副省长陈再励、常委王梦周、委员廖原、骆明、王浩、候补委员廖联原等陈漫 远、郝中士鸣不平，认为饿死人是合作化与粮食统购统销的恶果，中央在农村工作中“犯了路线错误”， 后被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壹切职务。 （广西在大跃进前粮食就很紧张，加上农村合作化导致了部分地区缺粮并饿死人事件） 1957 年 11 月，毛泽东率团出席了在莫斯科召开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11 月 18 日，毛泽 东在莫斯科会议上说：“赫鲁晓夫告诉我们，15 年后，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我们也可以讲，15 年后， 我们可能赶上或超过英国。” 1957 年 12 月 2 日，在中国工会第 8 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刘少奇代表中 共中央致祝辞，公开宣布了毛泽东的这壹设想，从而成为全党、全国的指导思想。 二、“大跃进”的发动 1957 年冬到 1958 年春，上千万到上亿的劳动大军，从南到北大搞农田水利建设。规模较小的农业合 作社没有力量办大型水利工程。中央有些领导人就产生了将小社合并为大社的想法。毛泽东曾壹再强调“大社的优势性”。 1957 年反右派斗争，60 多万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从而堵塞了壹切言路。再加上舆论垄断，与政府 不同的意见不能发表。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在封锁群众信息来源的同时，也封锁了自己的信息，从此， 他们听不到真实情况，听不到对错误政策的批评。 1958 年 1 月 11 日到 22 日，南宁会议。继续批评反冒进。毛泽东说：“不要提反冒进这个词，这是 政治问题。壹反就泄了气，6 亿人壹泄气就不得了。”周恩来作了检讨。他说，反冒进是带有方针性 的动摇和错误，是壹种右倾保守主义思想，是与主席的促进方针相反的促退方针。这壹反冒进的错误， 我要负主要责任。 会后，全国各地已经出现了“批右倾，争跃进”的潮头。 1958 年 4 月 7 日，中央正式批发《关于发展地方工业问题的意见》要求各省、自治区尽快使本地区 的地方工业总值赶上或超过农业总产值，并把达到这壹目标的时间由原来规定的 5 年到 10 年缩短为 5 年到 7 年。这个文件下达不久，壹个声势浩大的办地方工业的高潮在全国形成，各地力争在 5 年左 右，使地方工业的总产值超过农业总产值。6 月到 8 月初，中共中央提出各大协作区要建立比较独立、 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为了实现上述目标，各地出现了盲目建厂，乱上工业项目的热潮。 1958 年 4 月 20 日，嵖岈山大社正式成立。5 月 5 日，改名为嵖岈山人民公。这是全国第壹个人民公 社。 1958 年 3 月－9 月月陆良事件。云南省曲靖地区陆良县，从 2 月到 9 月，全县发生肿病 33319 人次， 占总人口的 13%，因肿病死亡 5203 人，占发病人数的 15.6%，占总人口的 2.04% 1958 年 6 月 17 日，薄壹波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报告，其中说，1959 年我国主要工业产品产量，除电力外，都将超过英国的生产水平。6 月 22 日，毛泽东对此件批示说：“超过英国，不是 15 年，也不 是 7 年，只需要两年到三年，两年是可能的。这里主要是钢。只要 1959 年达到 2500 万吨，我们钢的产量就达到英国了。” 1958 年 6 月 19 日晚，毛泽东在北京住地游泳池召集了中央壹些领导人，毛问冶金部长王鹤寿：去年 五百三，今年可不可以翻壹番？王鹤寿说，好吧！布置壹下看。第二天他就布置了。1958 年钢产指 标为 1100 万吨（对外公布是 1070 万吨）。从此全国掀起了大办钢铁的群众运动。加上其它战线直 接或间接支援的，全国投入大炼钢铁的人数超过了壹亿。 1958 年六、七月间，上海市奉贤县在“扫除残余反革命”和“反击富裕中农进攻”的口号下，发生 了乱关、乱斗的现象。到 1958 年深耕深翻、兴修水利中，又提出“苦战三十昼夜”，“不完成任务拿头来见”，“要用杀人之心去搞生产”等口号，在全县范围内普遍发生了捆绑吊打，乱罚、乱斗、 乱关等现象。造成了 960 人非正常死亡。 1958 年 7 月 14 日到 18 日，刘少奇到山东省寿张县视察，他参观了台前社亩产将达 3 万至 5 万斤的 玉米，3 万至 5 万斤的谷子，30 万斤地瓜和宏伟社亩产 15000 斤籽棉的丰产后，赞扬他们说：“妳 们压倒了科学家，他们没敢想的，妳们做到了，这是个革命。” 1958 年 7 月 19 日和 8 月 6 日，周恩来两次参观河南省的“小麦丰收展览会”，他除了肯定河南的高 产卫星以外，还大力称赞河南的公共食堂。 1958 年 8 月 6 日，毛泽东视察河南省七里营人民公社时说：“看来人民公社是壹个好名字，包括工 农商学兵，管理生产，管理生活，管理政权。人民公社前面可以加上群众喜欢的名字。” 1958 年 8 月，刘少奇派人到山东寿张县进壹步了解那里的高额丰产情况，写回的调查报告中，提出 了著名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口号。 1958 年 8 月 4 日，毛泽东视察徐水。8 月 6 日，陈正人奉中共中央之命，到这里来搞“共产主义试 点”。《人民日报》大力宣传徐水的试点吸引了全国各地的 32 万人到徐水参观。中共中央领导人几 乎都到徐水参观过。从此全国刮起了共产主义风。11 月 6 日，毛泽东在《山东范县提出 1960 年过渡 到共产主义》上批示：“此件很有意思，是壹首诗，似乎是可行的。时间似太促，只三年。也不要紧， 三年完不成，顺延可也。”共产风更加强劲。 1958 年 8 月 29 日，中共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 议》。决议指出：“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是壹个过程，有些地方可能较快，三、四年就可 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较慢，需要五、六年或更长壹些时间。”决议最后豪迈地宣布：“共产主义在我 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我们应当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壹条过渡 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 到 1958 年 9 月 29 日止，全国农村实现了公社化。除西藏以外的 27 个省市自治区，共建起人民公社 23384 个，加入的农户 112174651 户，占总农户的 90.4%，其中有 12 个省达 100%。到 10 月底， 农村共有人民公社 26576 个，参加的农户占农户总的 99.1%。 1958 年 9 月 30 日《人民日报》报道：刘少奇在江苏省常熟县和平人民公社问乡党委书记：“秋后， 即将实行粮食供给制，群众拥护不拥护？”公社党委书记连忙接上来说：“大家壹听说吃饭不要钱， 都高兴得跳了起来。”少奇说：“有人担心，实行粮食供给制，会不会增加懒人？苏州农民的话，给 我们作了最有力的回答。这说明他们不是变懒了，而是情绪更加高了，生产更加积极了。” （“吃饭不要钱”成为1958年粮食短暂富足期的常态，普遍浪费粮食间接导致了1959年大饥荒的来临） 1958 年夏秋以来，《人民日报》经常在壹版显著地位用特号字（有时套红）登出粮食高产“卫星”。 1958 年 6 月 16 日，当人们对高产卫星产生怀疑的时候，在全国享有很高声望的物理学家钱学森在《中 国青年报》上发表文章。他写道：“土地所能给人们的粮食产量碰顶了吗？科学的计算告诉人们：还远得很！”“把每年射到壹亩地上的太阳光能的 30%作为植物可以利用的部分，而植物利用这些太阳 光能把空气里的二氧化碳和水分制造成自己的养料，供给自己发育、生长结实，再把其中的五分之壹 算是可吃的粮食，那么稻麦每年的亩产量就不仅仅是现在的两千多斤或三千多斤，而是两千多斤的 20 多倍！” 1958 年 10 月 26 日，云南省禄劝县大松树新村煤矿发生了以李光荣为首的“中国人民起义军”的反革命暴乱案。次日，暴乱首犯及骨干均被民兵擒获。28 日，平叛工作组到达出事地点，共拘捕 117 人，大搞逼供信，打死 24 人，打伤致残 36 人（致死 7 人），判刑 50 人。平叛有严重扩大化问题。 1958 年 11 月 2 日至 10 日，第壹次郑州会议。这个会议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划清社会主义和共产主 义、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肯定现阶段是社会主义，肯定人民公社基本是集体所有制。指 出取消商品生产是违背客观规律的，强调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还要大发展。 1958 年 11 月 25 日晚，云南昭通地区昭鲁二县结合部 4 个区、20 个乡，发生“土匪暴乱”。他们提出“反对三化”、“反对公共食堂、反对托儿所”“反对日夜苦战”的口号。公安部队组织力量即时围歼。 1958 年 11 月 28－12 月 10 日，八届六中全会。这个会议解决的主要问题是：批评企图超越社会主 义阶段的空想，重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区别、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区别，强调大力发展生 产力。提出不断革命论和革命阶段论相结合。批评企图否定商品生产和按劳分配的观点，强调继续发 展商品生产和按劳分配的原则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批评浮夸风，要求发扬实事求是的作风，把经济工 作越做越细。 1958 年 12 月 6 日，中共云南省德宏地委《关于少数民族外逃情况的检查报告》中说：从今年 1 月到 11 月 20 日止，已外逃 56267 人占边沿县总人口的 14％。 三、“大跃进”的失败 1959 年 1 月山东“馆陶事件”暴露。自 1959 年 1 月份以来，馆陶县食堂停伙、半停伙的状态迅速 发展。社员四处觅食，到处逃荒。不能远出者就近拾冻地瓜、冻萝卜度日。生产停顿。饿死多人，惨不忍睹。 1959 年 1 月 27 日，中共广东省委送上《雷南县干部大会解决粮食问题的报告》，报告说：“目前农村有大量粮食，粮食紧张完全是假象，是生产队和分队进行瞒产私分造成的。” （值得壹提的是最初提出“瞒产私分”现象的人是当时的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赵紫阳） 1959 年 2 月，《经 济消息》第九期发表了《是缺粮问题，还是思想问题》的调查报告。调查报告认为“目前农村所谓粮 食问题，不是缺粮问题，也不是国家征购任务过重的问题，而是思想问题。”“要求各地批判那些具 有右倾保守思想的人，认真地做好当前的粮食工作。”这两个报告都提出了“反瞒产私分”的经验。 2 月 22 日、28 日，毛泽东先后对这个报告作了长篇批示。全国掀起了反瞒产私分的运动。 1959 年 3 月 25－4 月 5 日，在上海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人民公社的十 八个问题》，决定对“壹平二调”的财产清算退赔，强调生产队的部分所有制和壹定的管理权限。通 过《1959 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修改和调整钢铁等经济指标。 1959 年 3 月，山东“济宁事件”暴露。从 1958 年冬到 1959 年春，这个地区的农民除了挖麦苗、剥树皮吃以外，把枕头里的糠也扒出来吃了。全区水肿病发病人数曾达 67 万多人，大量非正常死亡。 1959 年 4 月 6 日，国务院秘书厅送上了山东、江苏、河南、河北、安徽五省缺粮情况的报告，4 月 9 日，又送上了十五省春荒情况统计表，说有 2517 万人无饭吃。毛泽东于 4 月 17 日作了批示：壹、 将这两个材料印 30 份，15 份在 3 日内送到 15 省委第壹书记手中，请他们迅速处理；二，给 15 省在 京开会的人大代表每人壹份。实际上，从 1958 年年底开始，农村不断出现饿死人的情况。毛泽东和 中共中央壹直把饿死人当作个别现象，当作“暂时的紧急危机”，不承认粮食不足，继续加紧粮食征购。 1959 年 4 月 18 日至 25 日，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壹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大会批准了中共八届 七中全会确定的 1959 年度国民经济计划，将这些高指标正式公布。 1959 年进入第二季度，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严重后果进壹步暴露。农业方面，当年夏季作物播种面 积比上年减少 20%。夏收粮食、油料大幅度减产。蔬菜、肉类等副食品更加短缺。工业方面，钢铁生产上不去。由于“以钢为纲”，其他工业部门特别是轻工业被挤占，人民日用品生产下降，许多商品 库存减少，到处供应紧张。 1959 年 7 月 2 日至 8 月 1 日，在庐山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庐山会议”。 第壹阶段是“神仙会”，主要是反左气氛。7 月 14 日，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了壹封信，著 重指出大跃进以来的壹些严重问题及其原因。7 月 16 日，毛泽东在彭德怀的信上加上了“彭德怀同 志的意见书”这个标题，批示：“印各同志参考”。7 月 23 日，毛泽东召开大会发表讲话，向彭德 怀发起反击。8 月 2 日至 16 日，在庐山举行了八届八中全会。大会小会展开了对彭、黄、张、周的 斗争。最后，会议通过《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和《为保卫党的总路线、 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等文件，决议正式肯定“右倾机会主义已经成为当前党内的主要危险”， “保卫总路线，击退右倾机会主义的进攻，已经成为党的当前的主要战斗任务”。（庐山会议的结果不仅没能纠偏，反而让原本已经糟糕的现状更加恶化） 1959 年 8 月中至年底，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大规模的反右倾斗争。全国有上千万的干部遭到批判。 1959 年上半年中共中央颁布的壹些向农民让步的政策不仅停止实施，还当做右倾加以批判。上半年有所收敛的“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瞎指挥风”又重新刮了起来。农村的社会 主义教育运动和反瞒产私分相结合，和完成粮食征购任务相结合，加剧了农村粮食短缺，加剧了饥荒。 1959 年 10 月，山西寿阳发动“挖粮集资”运动。从发动到 1960 年 1 月被制止，经历三个月时间， 据运动后统计，全县 283 个管理区中，有 259 个管理区发生违法乱纪，造成人身伤亡，在 435 个生产队中，有 11159 户被抄家搜查，24063 户被“集资”，3116 人遭到残酷斗争，打死、逼死、吓死及缺粮饿死等非正常死亡人数达 349 人之多。后称“寿阳事件”。 1959 年 10 月到 1960 年 4 月，河南省信阳地区因饥饿和持续八个月的“反瞒产私分运动”而死亡的农民超过壹百万人，反瞒产手段极其残酷，包括松针刷牙、剁手指、吊打、扣粮、扣饭、点天灯、火烙乳头、活埋等。这就是令人痛心的“信阳事件”。 1959 年冬到 1960 年春，甘肃省通渭县发生了大规模饿死人的事件，全县人口减少了三分之壹。被称为“通渭问题”。 1959 年，国家出口粮食 415.75 万吨“贸易粮”，创出口粮食最高纪录。这些“贸易粮”相当于 500 万吨原粮。这壹年进口粮食折合原粮只有 0.2 万吨。不仅出口粮食，还出口了大量的油类、鲜蛋、肉类、水果等当时极为稀缺的食品。 1960 年 1 月到 8 月，广东省罗定县发生了大批饿死人的事件，称为“罗定事件”。占全县壹半左右 的公社，约 27 万人的地区，发生了极其严重的浮肿、瘦弱死亡情况。据全县 1－8 月统计，死亡达 17000 多人，占全县总人口的 2.62%。 1960 年春，贵州省遵义农民成批成批饿死。有些地方，全家死绝，成堆成堆的埋人。人吃人的现象也有发生。成为惊动北京的“遵义事件”。 1960 年 3 月 4 日，毛泽东中共中央对贵州省委的《关于农村公共食堂的报告》作了批示。3 月 6 日 以《中共中央文件》转发全国，要求“全国仿行，不要例外”。贵州省委的报告用“群众的话”的话 歌颂食堂：“人民公社真正好，办好食堂有依靠，饭热菜香吃得饱，社员劲头高又高”，还主张取消 自留地。此时，贵州省的农民正在大批饥死。 1960 年 3 月 25 日，饿死多人的“中宁事件”被揭露，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工作组进驻中宁，接管了 县委，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清算原县委错误的斗争。 1960 年春青黄不接之际，各地农民大量饿死。这是大饥荒期间饿死人最多的时候。 1960 年 5 月 28 日，四川省开县满月公社发生了万全堂暴动。道首刘志善带领 300 多名道徒抢走公 社民兵枪支 18 条，子弹 1200 多发，洗劫百货商店、供销社，占领国有林场，打死、打伤党员干部 4 人，绑架干部 16 人。捣毁大量救灾物资。 1960 年 6 月，贵州省江口县农民大量饿死，在死亡线上挣扎的农民起来暴动。带头人当中有人民公社的党委书记。暴动很快被现代武装的军队平息。曾开仓放粮的县长饮弹自尽。因虚报粮食产量而激起民变的县委书记也投河身死。 1960 年 6 月 10 日－18 日，在上海锦江饭店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 14 日的讲话中提出 降低计划指标，提出钢铁要讲质量、品种、规模，把这个放在第壹位，数量放在第二位。会议期间他 写下了《十年总结》，开始反省前几年经济建设中高指标的错误。 四、“大跃进”的中止 1960 年 8 月，主管计划的李富春，深感全面“大跃进”难以为继，提出了“整顿、巩固、提高”的 方针，后周恩来改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成为八字方针。但由于认识不壹，八字方针此时 还无法贯彻。 1960 年 11 月 10 日，中共中央召开了全国代食品会议，谭震林副总理在这个会议上的报告，号召全 国开展采集和制造代食品运动。11 月 14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立即开展大规模采集和制造代食品 运动的紧急指示》。接著，各地组织成千上万的人上山下水，寻找各种代食品。代食品为缓解饥饿起 了壹点作用，但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农民因吃代食品中毒甚至死亡的不在少数。 1960 年 11 月 15 日，毛泽东看了关于抽调万名干部下放基层的报告，写信给周恩来，信中用“以阶 级斗争为纲”的观点，对农村形势作出了严峻的判断。他说，有三分之壹地区坏人当权，打人死人， 粮食减产，吃不饱饭，民主革命尚未完成。 1960 年 11 月 16 日，中共中央批转《全国财贸书记会议“关于坚决做好秋冬粮食工作的讨论纪要”》 1960 年 12 月 24 日晚，宣威暴乱。云南省宣威县阿都公社发生了暴乱，波及增平、翠华、两个公社。 暴乱涉及 13 个管理区的 37 个生产队，共 417 人。暴乱分子提出的口号：“实行第二次土改，平分土地到户，不交公粮，不卖余粮”、“解散公共食堂，粮食分到户，随便吃饭”、“恢复自由市场， 不要粮票、布票、饭票”、“土地回老家，土地各还各”等。 1960 年 12 月 24 日－1961 年 1 月 13 日，中央工作会议。这个会议除子讨论国际共运的问题以外， 著重讨论了关于农村整风整社和纠正“五风”问题和 1961 年国民经济计划问题。 1960 年，中国出口粮食 272.04 万吨。这些“贸易粮”折合原粮 326 万吨，相当于壹千万人壹年的口 粮。当年还出口了大量的油类、鲜蛋、肉类、水果等当时极为稀缺的食品。这壹年进口粮食只有 6.63 万吨。1960 年大量饿死人后，1961 年进口粮食 580.97 万吨。出口粮食减少到 135.5 万吨。 1961 年 1 月 14 日－18 日，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 实、提高”。当时的提法是“适当地缩小基本建设的规模，调整发展速度，在已有胜利的基础上，采 取巩固、充实和提高的方针”。但由于认识上不壹致，真正的调整是在 1961 后下半年开始的。 1961 年 3 月 28 日，安徽省委第壹书记曾希圣召开省委常委会，确定在全省搞“责任田”。为了减少 搞包产到户的阻力和猜疑，1961 年 4 月 27 日中共安徽省委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报送了《安徽省试行 包工包产责任制情况的报告》。与此同时，全国各地都搞起了责任田。这是当年拯救农民最有效的办 法。 1961 年 4 月 19 日晚，经毛泽东同意，以胡乔木为首的中央调查组在韶山大坪大队陈家湾召开社员大 会，宣布解散公共食堂，社员皆大欢喜。 1961 年 4 月 26 日，《中共中央文件》中发[61]323 号，以《中央批发主席批示的几个重要文件》为 题，向全国转发胡乔木的信及四个附件。这是第壹个主张解散公共食堂的正式报告。 1961 年 12 月 9 日，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北京市委拟了壹份报告：《关于在北京的高级知识分子和壹 部分负责干部副食品供应问题的请示》，12 月 17 日中共中央同意这份报告，并以中共中央文件转发 全国。这个文件的按语中写道：“北京市即可照此办理。各省、市、自治区可以参照这壹办法执行。” 1962 年 1 月 11 日至 2 月 7 日中共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召开。刘少奇在会上代表党 中央初步总结了 1958 年以来党在经济建设上的缺点和错误，提出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说法。 毛泽东作了自我批评。 1962 年 2 月 21 日到 23 日，刘少奇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简称“西楼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陈云对经济形势作了比较严峻的估计。“西楼会议”和 2 月 26 日的国务院扩大会议 以及 3 月 13 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提出了壹整套进壹步调整经济、克服困难的办法。 1962 年 4 月底到 5 月中旬，广东每天都有大批人从边境偷渡去香港。据统计，参与这次偷渡外逃的 有 11 万多人，其中 6 万人越境到了香港。从 4 月 27 日到 6 月 24 日，港英当局遣返 4 万人，留在香港 的大约有 2 万人。 1962 年春夏，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直属县市和所属塔城地区，6 万多中国边民拖儿带女，成群结队， 并携带大量牲畜农具和车辆，逃往前苏联。 1962 年 5 月 7 日至 11 日，在刘少奇的主持下，中共中央又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通称“五月会议”。 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西楼会议、国务院扩大会议、中央财经小组会议形成的文件，落实调整经济 计划的部署。西楼会议和五月会议，按照刘少奇“要退够”的指导思想，根据陈云的意见，采取了比 较彻底的措施，即“非常时期的非常措施”。 1962 年 7 月，田家英、陈云、邓子恢等向毛泽东谈了搞包产到户，毛泽东坚持集体经济。事后，毛 在游泳池质问刘少奇：“妳急什么？压不住阵脚了？为什么不顶住？”刘少奇说：“陈云、田家英是 在党内谈的意见，不违反组织原则，他们有想法跟妳讲，没有错。”毛泽东说：“不在组织原则，而 在内容！他们都找了妳，邓子恢吵了那么久，西楼说得壹片黑暗，妳急什么？”刘壹吐为快：“饿死 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妳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毛泽东说：“三面红旗也否了，地也分了，妳 不顶住？我死了以后怎么办？” 1962 年 7 月 25 日至 8 月 24 日，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8 月 6 日，毛泽东作了阶级、形势、矛盾问 题的讲话。他又在中心小组会上多次插话，继续讲他的观点，批判“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 风”。毛泽东说，阶级斗争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问题，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使 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壹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1962 年 9 月 24 日至 27 日，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会议公报说：“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 整个历史时期内，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 间）存在著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著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 八届十中全会成为了后来“文化大革命”发动的基础。 1963 年－1965 年，全国农村开展“四清运动”。重点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是1966年由毛泽东发动并持续十年的重大政治运动，非官方观点认为发动文革的原因是毛为了挽回在大跃进中所犯错误而造成的执政风险，借此搞掉刘少奇。文革被称为“十年浩劫”并不夸张，几乎每个家庭、每个中国人都在当年不同程度卷入到这场运动之中，造成的死亡、损失迄今无法准确统计，非官方观点认为至少造成了200万人死亡、超过1亿人被整、财产损失五千亿元。 壹、文革前的酝酿 1964年到1965年举国大批判达到高潮。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大力开展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对文艺界、学术界等各个领域进行大批判，八届十中全会强调阶级斗争、中苏大论战和国内意识形态领域的革命大批判，城乡社会主义教育的实践，逐渐形成壹套完整的理论体系，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壹套理论体系是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署名的评论戏剧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篇文章是毛泽东精心策划的，是文革的导火线。 彭真抵制姚文元的文章，僵持了18天，11月30日，《人民日报》在《学术研究》栏转载姚文。编者按把姚对《海瑞罢官》的批判作为学术问题来讨论。 1965年12月8日到15日，由毛泽东主导，在上海召开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批判罗瑞卿。上海会议壹结束，就撤销了罗的总参谋长职务 1966年2月４日，许立群等根据彭真的意见，起草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简称《二月提纲》）。这个提纲对已经开展的大批判加以约束，把它置于党的领导之下，并限于学术范围之内。 1996年４月１６日，毛泽东在杭州刘庄宾馆召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彭真的错误，撤销了《二月提纲》。５月１０日，中央决定改组北京市委，由李雪峰接替彭真北京市的工作。 二、文革正式发动 1966年５月１６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全体壹致地通过了《5·16通知》。 5月25日，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等七人贴出大字报，批判校长陆平等，受到毛泽东支持，《人民日报》在6月2日全文发表。 5月28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立。 5月29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三位负责中央日常工作的政治局常委召集的会上决定，派工作组进人民日报和北京大学。6月4日，北京新市委向各校派出工作组。工作组在各校名为领导文革，实际就是抓右派。 从6月初到7月底，刘、邓主持工作的党中央与各大区、各省市的中共领导人, 大抓右派，把“反右斗争”铺开成全国性的运动。这次反右比1957年“反右”更为广泛、更凶猛。全国各地被打成“右派”、“反革命”的人相当于1957年被划为右派的十倍以上。 三、文革进入高潮 1966年７月２９日晚，北京市委在人大会堂召开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被工作组打成右派的人全部平反。这些人中的壹些人以后成了造反派群众组织的领导人。 1966年8月1日，毛泽东写信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赞扬他们的“革命造反精神”。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此后又7次接见了壹千多万红卫兵。与此同时，中央允许红卫兵免费乘车、免费住宿，到全国各地串联，到运动还没有起来的地方煽风点火，冲击官僚体系。从此红卫兵运动风起云涌，壹两年间，是制造“天下大乱”的重要力量。 1966年8月1日至12日，中共八届十壹中全会在北京举行。5日，毛泽东发表《炮打司令部——我的壹张大字报》，矛头指向刘少奇。8日，全会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十六条”）。林彪在中常委中由名列第六升为第二，刘少奇从第二降到第八。 1966年8月下旬到9月初，以干部子弟为骨干的老红卫兵大搞“血统论”，抄家、破“四旧”，打、砸、抢,把斗争矛头指向政治贱民和知识分子，制造了恐怖的“红八月”。 1966年8月底，北京昌平县和大兴县屠杀“四类分子”（地、富、反、坏）及其子女数百人。杀人的方法是，棍棒打、铡刀铡、绳子勒，对婴幼儿用脚踩住壹条腿，用双手抓住另壹条腿，使劲往上壹提，孩子就被撕成两半儿。 1966年8、9月间，各地官僚集团继续压制群众起来造反，工作组撤走前扶持的“革筹小组”等机构继续掌仅，利用官办红卫兵继续镇压群众，如湖南“抓黑鬼”，湖北“抓南下壹小撮”。有些地方党委动用军队、出动警察镇压学生、组织工人农民围攻学生。毛泽东称这种现象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1966年10月2日，《红旗》杂志发表了第13期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道上前进》，号召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10月6日，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召开10万人的“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的誓师大会”。 1966年10月9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排除文化革命的阻力。从此，矛头指向各级领导干部的群众造反运动掀起了新高潮。批判资反路线是文革的壹次重要转折。绝大部分当权派都受到冲击，其中壹些人受到残酷迫害。 1967年1月，上海发生“壹月风暴”，上海工人造反组织夺了上海市委的权。此后，全国各地都仿效上海开展了夺权运动，由“三结合”的领导班子接替了原来的权力机构。 1967年2月中旬，周恩来主持中央碰头会，副总理谭震林、陈毅以及叶剑英元帅等在会上强烈批评文革中全面打倒老干部的作法，被称为“二月逆流”。2月以后，各地支左部队强力镇压造反派，将很多群众组织打成“反革命组织”，还制造了壹系列流血事件，后称为“二月镇反”。 1967年4月1日，《中共中央转发中央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及附件》下达，这个文件指出“不得随意宣布群众组织是反革命组织”，“不得把群众组织打成反革命，不准乱捕人。·······被打成‘反革命’的，应壹律平反，被捕的，应壹律释放。”“二月镇反”中挨整的人被解放。造反派的行为更加激烈。 7月20日，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支持的保守组织“百万雄师”扣留随毛到武汉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后被宣布为“反革命事件”。随著陈再道被打倒，全国范围内掀起揪“军内壹小撮走资派”高潮。 七八月间，受武汉事件的鼓舞，全国各地造反派空前活跃，军队、外交等各条战线受到冲击。8月22日，北京的英国代办处被烧。形势全面失控。8月底，为了扭转全面失控的局面，毛泽东抛出了中央文革成员王力、关锋，不久又抛出了戚本禹。七月至九月，毛泽东视察大江南北，提出群众组织要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联合，说“绝大多数干部是好的”，走资派是壹小撮，对干部要扩大教育面。毛泽东开始转变战略。 9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姚文元的文章《评陶铸的两本书》，毛泽东在文中加了壹段关于抨击“5·16反革命集团”的话，从此全国开展了清查“5·16”运动，在支左部队的主导下，对造反派群众开始了又壹场大规模的血腥镇压。 从1967年8月13日到10月17日，湖南省零陵地区道县对“五类分子”及其子弟进行大屠杀，受道县的影响，零陵地区其它十个县市也不同程度地杀人。全地区包括道县在内非正常死亡人数为9093人，其中被杀7696人，被迫自杀1397人。杀人的手段有十多种：枪杀；刀杀；沉水；用炸药炸死；丢进岩洞或废弃的矿井；活埋；棍棒打死；用绳子勒死；火烧死；摔死（主要用于孩子）。 1968年3月24日，北京人大会堂召开万人大会，宣布撤销杨成武代总长职务、撤销空军政委余立金的职务并逮捕法办，撤销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的职务。 1968年5月，《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经验》下发，全国规模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正式开始，制造了大批冤案，受害者以千万计。 1968年7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布告，严禁破坏交通、抢劫军用列车、冲击解放军机关。“7·3布告”对制止武斗起了壹定的作用，有些地方利用这个布告，对群众组织进行军事围剿。 1968年7月27日，毛泽东派出3万多人的“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入清华大学制止武斗。28日，毛泽东接见造反派“五大领袖”。毛泽东和造反派的蜜月结束。各地都仿效北京，派出大量工宣队进入学校和知识分子集中的单位，工人宣传队和支左军人壹起主导文革。造反派开始被边缘化。 1968年9月5日，新疆自治区革委会最后壹个成立，实现了“全国山河壹片红”。 1968年10月13日至31是，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召开，全会批准了《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作出了“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壹切职务”的决定。 1969年4月1日至24日，中共“九大”召开，这是造反派胜利的大会，更是军人胜利的大会。毛、林之间就起草政治报告产生罅隙。毛警惕军人势力的过分扩张。 1970 年1月31日，《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的中央文件下发，在全国开展了“壹打三反”运动，数以万计的人被杀。 四、毛林分歧与林彪事件 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在会上，林彪集团借设国家主席、“三个副词”的名义，要揪出毛泽东信任的张春桥。毛泽东写了“我的壹点意见”，抛出了倾向林彪集团的陈伯达。 1970年国庆节后，开始批陈整风运动。黄、吴、李、邱就庐山会议事作检查。 1970年11月6日，按毛的意见，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成立中央组织宣传组》的决定，原来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江青、张春桥等掌握了中央组织宣传大权。 1971年4月15日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毛用“挖墙脚”、“抛石头”、“掺沙子”的办法瓦解军委办事组。毛逼林彪作检查，林彪拒不检查。 1971年8月15日到9月12日，毛泽东南巡，沿途发表讲话，将火直接烧向林彪。林立果企图在沿途谋杀毛泽东、实行“571”（武装起义）的计划落空。 9月13日，林彪出逃，飞机在蒙古温都尔汗坠毁，林彪、叶群、林立果等9人全部死亡。林彪事件，这壹震惊世界的政治丑闻敲响了文革的丧钟。 五、保卫还是否定文革阶段 从1971年底到1972年，周恩来发表谈话、采取措施，纠正左的倾向。1972年10月14日，人民日报以整版的篇幅发表了批判无政府主义文章。纠左，势必否定文革。11月4日，上海《文汇报》的内参《文汇情况》 312 期 登了壹篇上海工人座谈对《人民日报》这版文章的批评。12月5日，王若水给毛泽东写了壹封信，批评《文汇报》对《人民日报》的批评。12月17日，毛说：“王若水那封信我看不对，极左思潮少批壹点吧。”关于林彪路线的实质，毛说：“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 1972年5月21日到6月23日在北京召开批林整风汇报会，批判林彪极右的实质。周恩来奉命检查六次路线斗争的历史错误。 197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决定》。 1973年7月初，毛批评外交部的《新情况》153期对国际形势的判断。7月4日，刚做完膀胱癌治疗的周恩来连夜给毛写检讨。 1973年8月24日到28日，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周恩来代表中央宣读张春桥主持起草的政治报告；王洪文代表中央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十大完全肯定九大路线。 1973年11月18日，根据毛泽东的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批判周、叶的修正主义路线问题”。 1973年12月4日，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上作了壹个“上纲很高”的检讨。 1973年12月12日，毛泽东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会上，毛泽东针对周恩来和叶剑英批评：“政治局要议政。军委要议军，不仅要议军，还要议政。”毛泽东宣布了全国各个大军区司令员互相调动的决定。 1974年1月25日，据毛的布置，召开中央机关、国务院机关和所属单位的人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全国开展了批林批孔运动。早已被边缘化的造反派又起来企图恢复在文革初期的地位。 1975年1月8日到10日，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召开，邓小平得到了他终生最高的职务：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还是军委副主席和总参谋长，掌握了军队的实权。 1974年12月，中共中央下发了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谈话要点》，保卫文革不再是支持造反派起来造反，而是向群众灌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1975年1月13日到17日，四届人大召开。张春桥代表中共中央作《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周恩来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实现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在四届人大的权力分配中，务实派占优势，文革派退居次要地位。 1975年4月20日，文革派让新华社上报了《关于报道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请示报告》，这个报告 提出了“认识和批判经验主义的危害，自觉克服经验主义”。批经验主义是针对周恩来为代表的老干部。4月23日，毛在新华社的这个报告上作了批示，说：“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壹项，放过另壹项。”“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壹种表现。此问题请提政治局壹议。”务实派借毛泽东的批示批评江青壹个月。 1975年春，邓小平开展“会面整顿”。“全面整顿”开展了半年多，壹大批进入革委会的、坚持派性的造反派领袖受到打击，铁路交通和生产秩序有所好转。 1975年8月14日，毛泽东说：“《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108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 文革派利用毛的这段话，组织了很多评《水浒》的文章，批判“投降派”，暗指周围恩来、邓小平。 1975年8月13日，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向毛泽东写了壹封告状信，告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迟群。10月13日，他们又写了第二封信，状告迟群和党委副书记谢静宜两人。 1975年11月2日，毛泽东说：“有两种态度，壹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他们（指刘冰等）信中的矛头是对著我的。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给我，还要经小平转。妳告诉小平注意，不要上当，小平偏袒刘冰，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从此开展了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1976年1月28日，毛泽东让华国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邓小平交出了全部权力，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进入高潮。在邓小平整顿中受到打击的造反派头头开始活动，企图利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机会翻身。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群众借悼念周恩来的机会表达对文革的不满，文革派压制群众对周恩来的悼念。这种斗争持续到清明节，酿成规模宏大的“四五运动”。 六、文革结束，从毛泽东时代进入邓小平时代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文革派和务实派为争夺权力处于剑拔弩张，双方各有所行动。 1976年10月6日，怀仁堂事变，华国锋、叶剑英等抓捕了“四人帮”。 1977年8月12日，华国锋在中共十壹大的政治报告中说：“粉碎‘四人帮’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又壹个伟大胜利。”“历时11年的我国第壹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以粉碎‘四人帮’为标志，宣告胜利结束了。” 从1976年10 月到1980年前后，各地对文革激进分子进行了大逮捕。同时进行“揭批查”运动，数以千万计的人受到打击。1980年11月至1981年1月，对“林彪反革命集团”和“四人帮”举行了公开审判。 1980年到1986年，全国开展清查“三种人”运动。大批青年知识分子因文革罪而被打入另册。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共十壹届三中全会召开，作出了把党的中心工作转移到社会主义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决策，提出了对权力过分集中的国家经济管理体制进行改革。 1979年1月18日到2月22日，理论务虚会议第壹阶段，对文革和文革前的政策、路线进行了深刻反思，这是党内高层的壹次民主化运动。党内民主运动与“西单墙”的民间民主运动相互推动，成为壹次民主浪潮。 重庆武斗纪实 所谓”武斗“主要是指文革初期造反派夺权后发生分裂所进行的意识形态斗争，很多地方的武斗从最初的冷兵器互殴发展到真枪实弹的内战，其原因是军队支持壹派或像重庆这样的兵工厂提供了武器。 1967年6月5日，位于北碚区的西南师范学院“8·31”战斗纵队与同校的“8·15”派的“春雷造反兵团”武斗，市内“8·15”和“反到底”两派都派人到西师增援自己的壹派。重大“8·15”支援西师武斗后返校途中，在北碚不远的施家梁遭“反到底”派截击，重大“8·15”总团负责人、市“革联会”副主任熊代富等被俘，遭到关押毒打，注射麻醉剂后押送北京“交中央文革处理”，在赴京的火车上被“8·15”派认出，到京后组织人救出。
在两大派“全面内战”期间，出现了壹些专业武斗组织或指挥机构。重大“8·15”建立了“卫戍司令部”和专业武斗组织301野战队（专事校外武斗）、302部队（专事校内武斗及治安）。“反到底”派建立了北碚区的“猛虎团”，在南岸区制高点黄山上建立了“反到底黄山警备区司令部”。
７月１日，两派在重庆医学院附属壹院武斗，死二人，伤数十人，“反到底”派《东方欲晓》报主编于可被钢钎刺死。“反到底”派在解放碑闹市区，为于可等“烈士”举行了规模空前的追悼大会，号召为于可复仇。
7月8日，“反到底”派“猛虎团”前往被“8·15”派控制的（北碚）红岩机器厂营救被抓人员，两派展开大规模武斗，死9人，伤多人，变电所被炸毁，全厂停产。
7月10日，驻守在战旗小学的重大“8·15”的武斗队，以自制喷火器和土炮伏击“反到底”派武斗队，烧死2人，烧成轻、重伤各2人，钢钎刺死1人，重大“8·15”武斗队自己烧成重伤1人。当天上午，重大“8·15”武斗队又在该地区突袭了过路的“反到底”派的河运学校的武斗队，刺伤、俘虏多人。这次武斗中，重大“8·15”武斗队使用了私设的电台联络。
７月１４日，路经重庆的中央代表谢富治、王力在重庆警备区司令部接见两派代表，要求立即停止武斗。陪同中央代表到渝的四川省革筹组组长张国华、副组长刘结挺上午９时发布停止武斗的六条命令。重庆国防工业系统两派达成停止武斗１４条协议。谢富治主持了签字仪式。两派代表3000多人召开“团结大会”。但协议转眼就被双方撕毁。武斗再次发生。
7月20日至21日，两派在大型兵工厂长江电工厂武斗，“8·15”派攻占全厂，打开成品库运走大批枪弹。
７月２５日，因“反到底”派控制的重庆市工业学校位于连结沙坪坝区至市中区的公路的壹座山坡上，对来往于两区间的“8·15”派形成威胁。“8·15”派组织多路人马用了轻重机枪及步枪攻打工业校，占领了该校。守方死亡10人，攻方两人死亡。“8·15”抓获俘虏200多人押回重庆大学毒打审讯。“反到底”派的“军工井冈山”得知“8·15”用机枪占领了工业学校，以壹票反对的表决结果，通过了打开军工仓库发放枪支的决定。 重庆是中国兵器工业基地，在武斗中，这个兵器工业基地成了取之不尽的武器弹药库。
７月２７日至２８日，嘉陵机器厂、建设机床厂、望江机器厂等几家大型兵工厂两派争相抢夺军兵械库和成品车间武器弹药，并向厂外同壹派群众组织扩散。
７月３０日，望江机器厂“反到底”派武斗队以改装炮艇与长江电工厂“8·15”派武斗队对战，长江电工厂油库中弹，漏油５吨，伤亡各壹人。
7月３１日，大型兵工厂空气压缩机厂的“8·15”派武斗队从厂内向鹤高路居民区发射燃烧弹，烧毁区劳动调配站、废品收购站及民房１８间。８月１日，解放军重庆警备区司令部制止武斗和进行救护的人员遭到枪击，死２人，伤１０人。
８月２日，两派在空气压缩机厂武斗，动用了坦克。厂俱乐部被烧毁。重庆大学“8·15”的301武斗队３人被击毙，重伤致残１人。“8·15”派占领全厂后，将从家中抓出并杀害的无辜群众数人，并拖往石灰窑焚尸灭迹，途中发现有未死者补枪致死。
８月３日，两派在建设机床厂大规模武斗。“8·15”派占据的制高点——谢家湾的弧形建筑（办公楼）。在“反到底”派的强力攻击下，“8·15”派被迫撤退，撤退时倒上汽油烧毁。同日，重庆军分区交通艇被“反到底”派望江机器厂“金猴”武斗队的高射炮击沉，解放军３人遇难。
8月4日，“8·15”派北碚“捍红总部”为夺回被“反到底派”抢去的装运子弹车辆，攻打845厂并占领了全厂。在攻占中，“8·15”数人身亡。845厂内的“反到底”派和守厂的多名人员，在武斗中身亡或被俘后遭到枪杀。
8月5日 ，“8·15”派进攻建设机床厂，两派在该厂制高点清水池大规模武斗，动用了坦克、高射机枪等武器。连续三天武斗中死25人，伤数十人。
８月８日，望江机器厂“反到底”派“金猴”武斗队为向建设机床厂“反到底”派运送增援物资，用改装“炮艇”三艘组成“舰队”，沿长江溯江而上，沿途与占据东风造船厂、红港（朝天门码头在文革中的名称）、长江电工厂等地的“8·15”派武斗队交战，打死２４人，打伤百人，打沉船只３艘，打坏１２艘。当时称为“八八海战”。
８月１１至１３日，“8·15”派攻打设于解放碑西北侧的交电公司大楼上的“反到底”派广播站，从马路对面的东方红（原“和平”）电影院楼顶集中几支信号枪向该楼四层（最顶层）窗口内齐射，引燃楼内易燃物起火烧毁。附近数十家民房也遭火灾。
8月12日，两派在嘉陵机器厂大规模武斗，双方死亡数十人。直接经济损失达357万元。“8·15”派占领全厂。
８月１３日，“反到底”派望江机器厂的“金猴”武斗队，向占据著郭家沱中学的“8·15”派据点发起进攻。“8·15”派居高临下， “金猴”武斗队被打死１０人，伤数十人；“8·15”派也有重大伤亡（后查明，此事不是反到底派与“8·15”派冲突，而是反到底与驻厂部队冲突）。同日，“反到底”派北碚“猛虎团二中队”、“五中队”在行进于二十二中学至北温泉途中时，被河对岸“8·15”派机枪扫射死3人、重伤2人。“猛虎团”在召开“烈士追悼会”时，将俘虏北碚“8·15”派武斗指挥唐天伦枪毙“祭灵”。
嘉陵江大桥将嘉陵江南面的市中区与北面的江北区连成壹体。市二轻局大楼位于南桥头。1967年6月，“反到底”派控制了这座大楼，对“8·15”构成威胁。７月７日，“8·15”发起进攻，经过几次拉锯战，市二轻局大楼被“8·15”派占领。8月14日，在反到底主要负责人李木森和江北指挥部负责人苏静康等指挥下，炮击“8·15”占领的二轻大楼。炮声断断续续，从夜间直到次日晨。
8月18日至20日，两派在潘家坪高干招待所至大坪壹线展开大规模武斗，使用了榴弹炮、三七炮、高射机枪、坦克，死亡超百人，邮电器材厂壹幢宿舍被“8·15”派炸毁，仅被烧毁的潘家坪高干招待所房屋和设备损失即达4百余万元。陈列于潘家坪高干招待所供国家领导人观赏的馆藏珍品碧玉香炉等10件珍贵文物被武斗组织抢走。为配合大坪、潘家坪地区武斗，“8·15”派攻打九龙坡黄葛坪王家大山制高点，两派死45人。 8月21日，中央调查组壹行30人于18时抵达重庆，下令两派就地停火，令两派头头到警备区谈判。第二天，“反到底”派的“黄山警备区司令部”向南岸“8·15”派的制高点发起进攻，死22人，伤数十人，打坏房屋7幢，抄砸部队、机关、企业、商店17个和居民34户，抢走办公用具、电讯器材、手表等物资件和粮食2650余公斤。
参加武斗的年轻人大多是大中学生和青年工人。多年的阶级斗争教育和革命英雄主义教育，使他们充满了奉献壹切的革命热情，他们“为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而视死如归。很多人在“为毛主席而战”中，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8月23日晨7时，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发来经周恩来审定的制止重庆武斗的特急电报：壹、立即停止对壹切工厂、学校、机关、商店、街道和居民点的火力进攻和射击。立即停止对空气压缩机厂的进攻，并撤除包围。二、绝对不允许对解放军防地、巡逻哨和军车射击。三、双方立即达成停火协议并保证切实执行。
8月23日，“反到底”派向杨家坪地区“8·15”派大举进攻。杨家坪中心区的“8·15”派据点建设电影院被高射炮击中起火，周围燃成壹片火海。空气压缩机厂“8·15”派武斗队撤退前枪毙“反到底”派俘虏5人（其中孕妇1人）。
8月28日凌晨，“8·15”派出动大批武斗人员，向占据通信兵技术学校的“反到底”派据点发起进攻。武斗中，双方动用了坦克、装甲车、轻重机枪、高射机枪、122榴弹炮、迫击炮、无后坐力炮等武器，用私设的电台指挥榴弹炮射击。双方死伤数十人。“反到底”派被迫撤离，“8·15”派占领北碚全区，喜称为“8·28大捷”。
1967年七八月间，重庆市几乎是每天炮火连天，硝烟弥漫，老百姓生活在恐惧之中。
9月5日，中共中央下达“九五命令”。9月8日至9日，重庆两派在警备区谈判停止武斗、收缴武器，达成协议。武斗趋于缓和，9月11日，撤到成都的“反到底”难民2000余人乘601次列车返回重庆。
9月后武斗稍有平静。但是，12月27日，重大“8·15”将该校“反到底”派“重大井冈山”赶出学校后，单方面组建了重庆大学革命委员会。支持“8·15”派的四川省革筹组副组长、成都军区司令员梁兴初和重庆驻军领导人韦统泰、蓝亦农、白斌、唐兴盛等出席表示祝贺。同壹天，与梁兴初等观点不同的四川省革筹组副组长刘结挺在自贡接见“反到底”派代表，表示支持。上层军政高官各支壹派，近于熄灭的战火重新燃起。
12月30日，“反到底”派万余人冲击市“革筹组”，两派发生武斗，多人被打伤。 在枪炮声中进入了新的壹年。 1968年，1月7日，“反到底”派25万人在市体育场召开批斗李井泉、廖志高大会。会前“反到底”派赴会途中多处与“8·15”派冲突，会后游行时发生枪战，死6人。
1月9日，重大“8·15”武斗人员将返校“复课闹革命”的“反到底”派“重大井冈山公社负责人”打成重伤，已返校的“反到底”派学生再次出逃。
3月15日，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接见四川党政军领导干部，指出重庆“8·15”和“红卫兵成都部队”（“红成”）打倒刘结挺和张西挺是错误的。成都造反派也和重庆壹样，分为对立的两派，壹派是“红卫兵成都部队”（红成），壹派是川大“8·26”。成都的“红成”和重庆“8·15”反对刘结挺、张西挺，支持成都军区司令员梁兴初；成都的川大“8·26”和重庆的“反到底”支持刘结挺、张西挺，反对梁兴初。周恩来说：打“刘结挺张西挺”就是为刘（少奇）邓（小平）复辟。周恩来还传达了毛泽东对“反到底”支持的态度，周恩来批评54军对“反到底”的打压作法。“反到底”派利用“3·15”指示大造声势；“8·15”也不示弱。武斗又进壹步升级。3月22日、24日、25日、26日，每天都有武斗。其中3月26日嘉陵江南桥头的武斗死3人，多幢建筑被烧。抗日战争期间的“民主之家”特园化为灰烬。
4月7日，重庆两派分别以嘉陵江北岸的大型国防企业长安机器厂、江陵机器厂和重庆钢铁三厂、第十八中学、曙光中学、江北糖果厂，嘉陵江南岸的大溪沟搬运站、第六中学、第四十壹中学（今巴蜀中学）及市中心和第二十九中学等地为据点展开枪炮战，动用了高射机枪及多种火炮，壹些房屋被毁。同日，两派在长安机器厂大规模武斗，全厂停产。
4月27日，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再次接见四川党政军领导，说“反到底”打谢（成都军区副政委谢家祥）反梁（省革筹副组长、成都军区司令员梁兴初）也是错误的。要54军把腰杆挺起来。“4·27”指示实际是对“3·15”指示的纠偏。周恩来说：“重庆不能再乱了。”
4月28日，周恩来令四川省革筹组负责人张国华、梁兴初、刘结挺、张西挺等火速到北京参加中央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要求重庆两派立即停止抢武器，令两派将抢去的武器通通交回，否则严办。
4月29日，周恩来再次打电话给张国华，就重庆市大规模武斗问题作出4点强硬指示，要求对28日发生的“8·15”派抢夺351仓库的武器和长安机器厂办公楼起火、反到底派打死打伤消防人员必须严肃处理。下午张国华、刘结挺、张西挺、韦统泰、蓝亦农接见北京学习班两派代表各10人传达上述指示，要求马上落实。
６月１２至１３日，两派在北碚第13中学和北碚区新华书店武斗，死６人。“8·15”派攻占“反到底”派“猛虎团”占据的新华书店大楼，在武斗中被击毙的“猛虎团”头头王树良等３人被暴尸街头示众3天。“8·15”派随后实行戒严并手提冲锋枪挨户搜捕“反到底”派人员。
６月３０日至７月２日，两派在空气压缩机厂大规模武斗，动用了三七炮、四联高射机枪、坦克、装甲车、轻重机枪等，“8·15”派攻占全厂。
7月7日至9日，两派在大坪地区大规模武斗，“8·15”派攻占后字242部队、煤炭设计院、重庆医学院等单位。多处房屋被毁，物资被抢劫，伤亡多人。后字242部队“反到底”派“红总”负责人张龙宝在撤离途中身亡。
7月9日至12日，两派在江陵机器厂大规模武斗，壹些家属区房屋、职工住宅被打坏，4个重要车间遭破坏，附近民房也遭到炮击。伤亡多人。“8·15”派攻占全厂，随后实行“戒严”、“清乡”。
7月16日，重庆“8·15”派及邻近几县同壹派的武斗队在成渝铁路线隆昌石燕桥以火力拦截军列，将五车皮援越军火抢劫壹空。周恩来闻讯后急电四川省革委主任张国华：这是反革命的政治事件，不论哪壹派抢去的都要全部追回。
1968年7月底“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入学校以后，学生造反派红卫兵就退出了政治舞台，中学生“上山下乡”，群众组织已经不能支撑。在重庆陷得很深的54军也换防到云南。武斗渐趋平静。8月22日，因武斗外逃的“反到底”派群众首批4500余人从成都遣返，到达重庆火车站。以后数日，每天都有数千“难民”返回重庆。
９月２３日，重庆市革委会、警备区作出决定：严令壹切群众组织、团体和个人持有武器，必须于１０月１５日前无条件上缴壹切武器、弹药、运输车辆，拆除武斗工事、据点，解散壹切专业武斗队。
10月15日，重庆市在人民大礼堂举行“两大派革命群众组织撤销总部，掀起斗、批、改新高潮誓师大会”，两大派群众组织宣告撤销。此后，重庆主城区及附近地区两大派群众组织间真枪实弹的全面内战基本平息。
重庆武斗到底死了多少人？至今没有见到壹个统计数字，不过，据《重庆公安大事记（1949-1997）》记载：1971年“6月5日，省人保工作组在《重庆市武斗杀人案件情况的调查汇报》中记载，全市在文革中共发生22起较大的武斗杀人事件，造反派以‘叛徒’、‘俘虏’、‘探子’等名义杀死1737人（其中五类分子14人），作案凶手878人”。这1737人不是在武斗中死亡的，而是被抓后杀死的，即“杀俘”。重庆武斗死亡人数应当大大超过这个数字。另资料称：据最保守的估计，直接死亡人数在3000人以上，受伤1万人以上。武斗毁掉的房屋、机器设备、因武斗而造成的交通中断、工厂停产而造成的经济损失无法统计。 清理阶级队伍，简称“清队”或者“清阶”，是文革的重要组成部分。起源于毛泽东说“党内及群众里混入了壹小撮反革命分子，需要发动群众进行清理。”各地掀起的清理阶级队伍造成了大量的冤假错案。 清理阶级队伍到底有多少人受害？旅美华人学者丁抒研究了大量县志，他的结论是“除极个别的县份外，壹般揪斗人数都超过万人，死于清理阶级队伍的都在壹百人以上。丁抒认为，在清队运动中总计有三千万人被斗，五十万人死亡。魏昂德、苏扬据文革后1500多个县志取得的信息，对农村地区的运动进行分析，这份研究估计大约有3600万人遭到迫害，被杀害的人数在75万至150万之间，大概有同样多的人致残。官方文革史承认：清理阶级队伍中，制造了数以百万计的冤假错案，加上他们的亲属和各种社会关联的人全国被株连的群众多达1 亿人。 安徽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就全力以赴地清队，到1968年底，全省就清出各种“坏人”43万多人。对清理出来的“坏人” “大会批态度，小会短兵相接（武斗）”。打骂、体罚，刑讯逼供是清理阶级队伍的主要手段，使用几十种酷刑。到1969年4月统计，“清队”中清查出来的43万“坏人”中，被县以上专政机关关押的就有188，225人，这些人在关押期间被逼自杀的就有4，646人，被群众专政人员当场活活打死的1，074人，因被打受伤而死亡的359人。1968年5至9月，霍邱县在“清队”中被打死、活埋、推水淹死90人，自杀445人。 据不完全统计，上海市仅市壹级的专案办公室列为重大案件的就有965起，重大集团性案件731起，被立案审查的达169，405人，有5，449人被迫害致死。上海文化界相当于文艺六级以上的知识分子几乎全部遭受冲击，八成以上被立案审查。1968年9月23日，上海市革委会上报中央的《关于清理阶级队伍的报告》中说：“到目前为止，全市已经挖出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共142，453人，其中，过去掌握和处理的53，344人，新挖出来的89，109人。此外，还揪出现行反革命分子8893人。 江苏的清队壹直延续到1970年，1971年11月13日，省革委会向国家公安部汇报材料称：在清队中，全省共挖出各种“反革命分子”83，190多人。 在清队中受到牵连的人远远超过此数。仅高邮县1968到1969年的清队中，就有13，326人被审查。江苏武进县革委会提出“刮二十四级红色台风”的口号，将县壹级的的“牛鬼蛇神”108人关进棚，共揪斗14，600多人。 浙江省在清理阶级队伍中全省被关押揪斗数十万人，被逼致死9198人。有的整个村庄被打成“反革命村”、“土匪村”。 从1968年至1969年2月，广东全省处理各类“阶级敌人”25万3200人。至1970年3白，又挖出各种“政治集团”20，291个，批斗重点对象63，297人。从1968年7月到10月，广州市全市共举办“清理阶级队伍学习班”28，261期，近217万人参加了“学习”。7月到11月，共揪出“阶级敌人”、“有严重问题的人”28，738人，壹批人被迫害致死。仅广东河源县在“清队”中揪出10，200名“敌人”，被害死亡26人，还制造了“双江反革命集团”冤案，株连数万人。 在清理阶级队伍中，广东省革委会专门制订了《处理港澳海外关系干部的6条意见》，使广大归侨、侨属和有港澳台关系的人不同程度地受到歧视和迫害。台山县有4000多名干部被迫填表表态“断绝海外关系”，佛山地区有15，000多户“侨改户”，有壹半以上被戴上了地主、富农帽子，很多被抄家、冻结存款。 广西南宁地区1968年在全地区普遍地开展“大揭发、大批判、大斗争”，向所谓“壹小撮阶级敌人括起十二级台风”，78，746人被揪斗，17，372被迫害致死。 陕西省主管清队的官员认为：“1949年陕西解放后，中共中央西北局和中共陕西省委执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招降纳判，网罗了壹撮叛徒、特务和其他反革命分子；民主革命不彻底，和平土改，镇反不力，又包庇了壹批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解放前陕西地下党严重不纯，是黑党、假党；······” 陕西还有“彭德怀死党”、“习仲勋反党集团”等。根据这个基调，全省先后被揪斗、审查关“牛棚”者就有40多万人，被整干部62，000多人，补划地主、富农5万多户。壹批人含冤致死。 甘肃省在清队中被关押的干部群众达30多万人。仅甘肃定边县刑讯逼供，清理出“阶级敌人”3091人，查出“反动组织”15个。 据山东省革委政治部清队办公室统计，山东省清理出113，605人。其中，叛徒23，596人；特务9，131人；死不改悔走资派5，609人；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58，985人；现行反革命分子7，238人；其他9，046人。这些绝大多数是冤假错案。 截止1969年10月30日，石家庄地区挖出所谓“叛徒”、“特务”、“走资派”、现行反革命分子和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的人104，643人，其中按“敌我矛盾”实行专政的24，252人。 1968年12月16日，黑龙江省革委会批转的人民保卫部的《关于清理阶级队伍的报告》中说：据11月底统计，全省清查出各类阶级敌人和嫌疑分子达10万多人，其中，4，100多人非正常死亡。挖出了壹批“特务集团”、“反革命组织”、“叛徒集团”、“特务据点”等。 吉林省从1968年4月开始全面清队，到9月末，共挖出“阶级敌人”90，090人，挖出各种反革命特务集团560个，集团成员12，464人。长春地区从1968年5月至12月，在“清队”期间，无辜受害者数千人，因清队造成的非正常死亡人数为1929人。其中，打死和刑讯后致死184人，自杀1745人。 辽宁省在清理阶级队伍中在搞“五群”：群众专政、群众侦察、群众审理、群众判决、群众管制，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据毛远新后来交待：从1968年到1989年初，全省非正常死亡人数两万多人。 农业官员 作者 申有连 写于 二零一八年 当代中国的权贵资产阶级大约占全国人口的1%左右，但却攫取了整个国民收入90%以上的财富。这些红色富豪是如何敛财暴富的呢？他们中有的为什么成了老虎或苍蝇呢？
人们通常认为他们是通过暗中以权谋私，非法贪污敛聚的财富。其实不然。他们都是“光明正大”地公开通过合法合规的方法暴富的。而且在中国，法不上党，刑不上书记。“非法”这个词在基层党委书记这个级别就基本没有多大意义了。至于老虎和苍蝇，只不过是被踢出红色俱乐部的倒霉鬼而已。
粗看壹看：土地政策、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粮食平、议价格双轨制、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收入分配双轨制、教育产业化、医疗产业化……等等等等。不但红二代，红三代，官二代，官三代借此扶摇直上，权、财双收，各级官员、党委书记和各个权利部门也各显神通，个个赚得盆满钵满。壹夜暴富不是传说，就看他们心底还剩下几分人性良知。然而，“改革”浪潮是欲望放纵的浪潮，人性良知早已经被党性原则杀得片甲不留。这壹切，恰都是在“法律”的保护下，在政策的助力下实现的，他们并不是违反了什么法、规，他们只是丧失了人性。
以粮食平、议价格双轨制为例，我原在的贵阳市云岩粮食供应公司在上世纪80年代开始施行平议价双轨制，居民粮食定量被大幅削减，议价市场的粮食供应渐渐充足，且质优但价高。对收入较好的居民，他们逐步放弃了购粮本上的定量，只在议价市场购买粮食。这部分人约占平价供应户的壹半左右。按理，这部分居民主动放弃的计划供应平价粮食应该返回国家粮库，以减轻国家财政负担。但是，云岩粮食供应公司党委第壹副书记王华贵却全部将之从国库提出，送到粮食议价市场卖出。仅此壹项，他们壹伙每月就有几百万元的黑心暴利。这笔钱除了上交承包费和改善职工福利，剩下的数额仍然非常可观。加上用议价购进的劣质米置换从国家粮库调出的优质平价米赚取的黑心钱，其利可以令人癫狂。资本家的300%利润效果也不能与之比肩。
按照当时相关法律法规的字面理解，这应该是贪污无疑了。但是不，平、议价格双轨制政策下的贪污空间没有限度，由此形成的利益网会竭尽其利。这壹切，都是以违法的形式却是以符合贪污规则的方式实施的，其实质就是贪污的合法化。因为它虽然在现象上触犯了法律，但实质上却不受法律追究。这是壹种官至壹定级别后就会产生的 “合法贪污”权力效应，级别越高，这种效应就越强越大，以至于能大过天。叫“无法无天”。
对自己放弃平价定量粮的居民，王华贵的贪污对他们没有什么伤害。但贪欲是没有止境的，他们根本不在意贪污会伤害到谁，只在意贪污的经济成果。王华贵的挚佳由欤煜蛄四切┲荒芤揽科郊哿肝牡褪杖刖用瘛�
粮食价格双轨制的推行，本身就是因为有这部分低收入人群，这点定量粮食，对他们就是救命粮。王华贵虽然只是壹个基层粮食公司党委第壹副书记兼第壹副经理，但他仗著上层有靠山，竟然黑心到拉来几十万斤霉变到发绿成块的大米，强行分配到各个平价粮店，规定这些粮店必须先卖完霉变米才能卖好米。这明显就是为了阻止那些只能依靠定量供应的平价粮为生的穷苦百姓到粮店来买他们的救济粮。这跟抢劫有什么区别？我当时是那样“胆大包天”（党官语），竟然把这些苦命人叫进粮店，把好米卖给他们，而无视那些连牲口都不能吃的霉变米把门的残酷性，以致付出了巨大代价。但代价再大也值。
王华贵这样做的时候，当时贵州电视台正在播放台湾电视连续剧《包青天》，其中《紫锦锤》这壹集中的大、小两个王子贪污救济粮使用的手法，也不及这位党委书记的手法黑。但两个王子很快就被包龙图送上了断头台，证明那时认定贪污救济粮是违法也是违规的。而这位公司党委第壹副书记却很快升任了国家粮食储备库主任兼党委书记。这证明他贪污救济粮不但合法、合规，而且有功。
贪官的贪欲不是天然就有的，而是贪污制度培养的。“粮食价格双轨制政策”如果单独来看，并没有多大不是。但它如果和权力合并在壹起，那就是魔鬼的天堂。 我当时是这个公司业务科的职工，这些交易我全看在眼里。看来民运人士天然就是贪官污吏的对头。在政治上敢于对专治者剥夺公民基本权利的霸行提出异议，在现实中，对贪官污吏的具体行径更勇于抗拒。我公开抵制过这些做法，也多次公开和不公开的举报过。我这样做对自己是不利的，因为我也是其中的受益者。但社会正义必须有人坚守，否则我们这个民族就不会有希望。
壹次，我在经手壹笔16万斤平价大米转议价的业务中，乘贵阳市粮食局长卢伯民在场，将这笔违法业务的8份6联调拨单直接呈交给粮食局长，指给他看正在卸货进议价仓库，有国家粮库专用6联调拨单证明是平价粮的大米。这是实实在在的现场人赃俱获。在犯罪证据的分类中，这应该是最硬的证据。粮食局长当时显得很正派。他说他壹定要严肃处理，要坚决杜绝。还说他会保护举报人，就把这些平价粮食调拨单作为证据要了去。
但过后证明，他说的全是假话。他向我要去的证据第二天就由粮食局纪委书记交给了被举报人。在这个贪腐利益链中，级别越高，利益会越丰！当然，我很快就被调离岗位，以免妨碍他们贪污。
在这个体制下，贪污是规则，反贪只是清理门户。被清出的有两类人，壹是触犯了威权的，二是那些坚守人性良知底线，不愿深度同流合污的。社会公平、正义的坚守者在这种环境中坚守正义，是必须的，但却没有多大作用。只有根除合法贪污制度存在和产生的根源，将公权力和利益隔离，打破贪污规则，才能杜绝贪污，还人间清平。
试想，刘志军、谷俊山等等能不能在壹次两次 “偷偷摸摸” 中贪污如此巨额财富？薄熙来、周永康等等会不会长时间在“暗中”为自己和家人谋取巨额资产？他们其实都是在这个贪污规则中公开所为。不要说这些大老虎，就是苍蝇级别的王华贵，没有贪污规则的保护，他能壹路贪下去无人能阻？这是壹个公权力傲慢横行，法律在权力下发抖的社会。
我在举报中就深有感触，有的接待人对我说，上面有要求，要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有的说，水至清则无鱼，叫我不要太认真。有的就在证据上兜圈子，反复要我拿证据，完全无视已经把证据交给了他们。而本身举报只是提供线索，但他们要去了证据还向我又要证据。如此坚如磐石的赵家规则，任妳有多少证据，也无济于事。
这些事实证明，鼓励举报贪污只是忽悠百姓的，妳真要去举报，就是在坏他们的规矩，他们岂能容妳。这就是“合法贪污”的既成规则，它才是腐败的根源。抓几个贪官不能说没有意义，大不了用新来的饿官填补被抓走的饱官。贪污规则不破，权力和利益不分隔，贪腐只会“蒸蒸日上”，永无止境。 农业经济 作者 中国劳工论坛 写于 二零一二年 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政府所推行的资本主义城市化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正使亿万底层农民饱受压榨，农村社会日益破败，小农济岌岌可危，大量青壮劳动力外流，农民作为壹个阶层正在逐步消亡。 此前的毛泽东时代严格执行的户籍制度原本是专制僵化的官僚计划经济用来将农民束缚在土地上的“锁链”但在以工农剪刀差盘剥农民和限制其人身自由的同时，也以土地和集体化经济提供相应的生存保障。 随著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对劳动力的渴求和城市化的发展，这壹束缚农民的锁链本身也日益成为阻碍市场经济发展的绊脚石，市场（其实质就是资本）对于劳动力与利润的需求，不停地撬动了这壹对亿万农民的束缚。遍佈中国的2到3亿农民工在经济属性上已经越来越成为自由的“工资奴隶”，但是在法律上却仍然受到城乡两元户籍制度的限制。 因此，不仅是资产阶级民主派越来越呼吁要彻底取消户口制度，实现劳动力自由流动和建立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即使官僚专制当局为维持现行的经济发展模式，也开始推行“逐步有计划地”农转非（农民的农村户口转换成非农村户口）和土地使用权的流转。官僚们希望以此实现生产力两大要素劳动力与土地“可控制的”的商品化和市场化，也就是资本主义化。 地票 “地票”就是当局这壹政策的产物。目前在重庆和四川成都等地，地方政府将农村宅基地（农民用来建房的土地）及其附属设施用地、乡镇企业用地、农村公共设施和农村公益事业用地等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经过複垦，从而可以增加出虚拟的城镇建设用地指标（俗称“地票”）。在中国的农村，土地并不是国有的，而是集体拥有的，迄今名义上作为集体构成的每乡每村的农民从整体上拥有当地土地的产权，而个体的农民则拥有有固定期限的某壹块田地的使用权。 由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需要，且缺乏有计划的控制，各地官僚政府为追逐利润将大量农村耕地无序开发和佔用成为城市建设用地。而中共当局出于粮食安全和维护统治的整体考虑，设定了18亿亩耕地红线，要求新增的城镇用地要和新增的耕地挂钩，这项制度设计被称为“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基层政府通过将新农村建设和农民集中居住等方式（“农民上楼”）而节省出宅基地，以产生这些建设用地指标（“地票”），企业只有通过在专门的交易所购买这些“地票”，使自己的工业建设和商业住房开发纳入当地政府新增建设用地计画中，以在城市周边增加相同数量的城镇建设用地。 （以西南某县档，赔偿按照房屋建筑面积计算。而据笔者瞭解该县的补偿水准在当地并不算是很低的标准） 简易结构（简易栅房） 然而用所谓“增减挂钩”的方法真的守住了“18亿亩耕地红线”了？根据媒体的报导，各地地方在耕地面积和库存存粮方面都存在虚报的现象。至于複垦出的土地是否能生产粮食，粮食产量是否真如官方所称的年年增产，则并不为官僚们真正在意，而成为了又壹个统计上的数字游戏。 大量土地閒置、城市扩张不断、由于缺乏农村基础水利建设投入和短视逐利，如今中国很多省份几乎年年都能遇到的“百年不遇的自然灾害”；近几年来粮食进口逐年大幅增加就已经证明粮食产量已经无法满足国内需求，当局现行制定的耕地保护和农业政策已经不能实现其目标。 资本家和官僚集团为追逐利润而进行的房地产开发和工业扩张是绝不会因为各种表面惠民的政策而停步。而“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本身也成为了官僚和地产投机商追逐利益的手段。 土地私有化 虽然中共当局并没有将明确的土地产权私有化作为法律或者政策大力推广，然而当局所推行的重商和新自由主义政策造成事实上的土地私有化。 土地流转是壹种比较普遍的变相的私有化方式。几十个农民的大量土地壹起租给所谓的“种粮大户”或者几个富农跟中共的村级官员作为股东组成官方性质合作社。“大户”同时能够享受政府给予的农业补贴。而很多小农由于种植小块地没有多少收益反而有可能赔钱。由于大量农村青壮劳动人成为农民工外出打工，而很多土地事实上閒置，因此很多外出打工和从事其他产业的农民也希望把土地流转（租给）“大户”。大户依赖资本和现代化耕作，加之雇佣少数本地农民以管理农田。租期通常为十年到三十年不等。 很多大户往往就是本地村委会成员、村主任、村支书，或者与乡镇官员有密切联繫。另外也有很多在外地赚了钱的资本家回到原来的村子竞选上村主任，甚至在乡镇担任党政职务，把持政权，新富阶层和官僚勾结的情况屡见不鲜。 另壹种增加农民的“资产”的 方式是大规模引入金融资本。现在在壹些省份进行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颁证。让农民可以更容易将土地流转到其他人手中或者抵押给银行。同时在全国范围给 农民宅基地上的住房颁发房产证。之前根据法律解释由于农民的房屋是附属在宅基地上的，而宅基地为集体所有不能抵押，因而农民的住房无法抵押。如今农民能将 房屋和土地抵押给银行，使金融资本可以进壹步进入农村土地市场。 同时在东南沿海的壹些靠近大中城市的乡村自1990年代中期到21世纪初，当地官员通过把集体土地出租给资本家建设工厂或建立开发区然后收取租金，每年可以得到可观的分红。其中部分的村子的官员可以得到大量的分红或者租金。然而2004年开始中央政府“禁止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非法出让、出租集体土地用于非农业建设。”（《国 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后，直接把农业用地租给资本家建工厂的现象基本消失，但原先已经把农业用地租给资本家的官员仍然可以继续维持这种租赁关系，并继续得到分红。而由于投资的资本家在当地建立工厂带动周边其他产业，部份村级官员通过把农村附近的房屋租给外来打工的农民工和相关服务行业的方式每年也可以赚到不少钱因此成为了壹批不需要工作依靠土地的食利者。当然就全国范围而言，这些人绝对数量很少，其在农村人口的整体比例中也是少数。 但是，由于贫富差别、户籍不同、政府歧视性政策和地方官僚的利用，造成这些富裕的本地食利者与外来打工的农民工之间的产生各种隔阂与矛盾，并在社会衝突尖锐的情况下，很容易转化成为地域主义衝突，并在各种群体性事件中有所反映。如在中国常常发生的群体性骚乱事件中，这种由于阶级差别和利益差别产生的矛盾都被表现为地域衝突而扩大与畸形。 小农的消亡 经过30多年以东南沿海出口依赖经济模式的发展，中国出现了2到3亿在户籍上仍然是农民，但主要通过在城市打工而维生的农民工，他们也成为中国工人阶级中饱受剥削和最为主要的部分。在资本主义复辟的浪潮中，由于当局所推行的上述土地流转和农转非（农村户口转成非农村户口）政策。当农民赢得“被剥削的自由”的同时，也将丧失原本拥有的土地使用权（和间接拥有土地所有权）可能提供的保障；成为纯粹的无产阶级。这在实质上不过是从原本“专制的国家佃农”变成了“资本的工资奴隶”。 为此自然也引起了广大农民的抵制与反抗，根据中国社科院的壹份调查显示，八成农民工不愿意放弃农村土地而转成城市户口。贵阳公安局发现98.7%的农村居民不愿转户口。(这也在侧面反映即使中国社会福利保障体系的衰弱，对农民毫无吸引力。)各地专制政府蛮横而欺诈地徵收农村土地过程导致农民反抗不断，在群体性事件佔据三成多的比例。 由于工业化造成的农业和工业产品之间巨大的剪刀差，使农民从事农业和进城务工之间存在巨大收入差别。平均壹户农民每年通过耕作在他们的土地上壹般只能得到几千元的收益，这还是风调雨顺的好年景，如碰上大的自然灾害可能颗粒无收。根据国家统计局，2010年农村居民平均年收入仅为5,919元。而所谓的农村居民中还包括了大量在外打工而户口在农村的人。因而真正只靠种地为生的农民家庭的年收入只可能低于此水准。 如在城市裡打工，收入比在农村多几倍。例如在东南沿海打工的农民工工资（包含加班费）很多超过两千。巨大的收入差异导致很多劳动力从农村来到城市。甚至在农村基本看不到年轻人，特别是青年或者中年男性，农村裡只能看到老人、儿童、妇女。而很多留在农村的家庭成员更多地依靠在外打工的家人的收入而不是依靠他们的土地。许多农村的土地荒废了，特别是那些远离乡镇中心偏远的或者 尤其是那些贫困地区的土地。这也造成大量父母外出打工的留守儿童，他们通常由祖父母或者其他家庭成员代为抚养，因此很多留守儿童都存在心理和教育的瑕疵。 壹方面，大量80后和90后农民进城打工，其中很多是“第二代农民工”，他们无法像他们的父辈壹样靠土地为生，很多是离开校门就直接进入厂门，在原籍老家根本没有种过地，既不会种地也不会愿意回去种地；而另壹些是“农民工第二代”，他们随著作为“第壹代农民工”的父母长期成长在城市，有些甚至出生在城市，户口本上的原籍对他们来说只是遥远而陌生的他乡，与他们没有什麽直接关系，也不可能返回去从事农业。新工人群体越来越脱去农民的特徵，成为工人阶级的壹部分。另壹方面，土地大量集中到大户或者外来投资者（农业资本家）手中，大量农民失去土地的使用权。由于这些农民得到租金很少，远不够维持生活，他们只有成为真正的无产阶级，通过进入城市地区打工，或者在本地打工维持生计。 中国的农民应该坚决反对中共内部改革派所鼓吹的在壹党专政的基础上实行土地私有化，这只会导致土地集中到少数资本家、金融资本和大公司人手中。这会进壹步加速贫富两极分化，绝大多数农民会成为赤贫的无产阶级而成为资本家的工资奴隶，将今天仍然在法律上“非法的”官僚和资本家非法征地与圈地合法化，从而推动资本主义复辟的进壹步发展。 当然了，也不应该支持中共内部的保守派主张的回到专制官僚控制的以户籍制度捆绑的人民公社，农民失去自由而被束缚在土地上绝不是社会主义。 中国民主化之后应该在土地农民所有的基础上，建立由广大自耕农组织的完全民主和独立的农村自治委员会。废除户籍制度和强迫性的计划生育政策，广大农民需要发动民主运动，并将之与工人运动相联繫以捍卫他们的权利。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重建农业集体化生产。要实现大规模、可持续发展，环保的农业生产只有通过组建自愿和民主的合作社才能实现，而这需要由真正的民主政府和国家资源的支持。国家应该承担农村基本设施的建设并向农民提供免息和低息贷款。 农业用地掠夺 作者 于代松 刘俊 近年来，为了应付建设项目用地指标的短缺，西部省份壹些地区热衷于异地耕地置换。异地耕地置换本来是个别地区处理土地问题的应变之举，近年来却为越来越多的地方仿效，且有愈演愈烈之势。壹些地方的异地耕地置换操作很不规范，还出现了借机变相乱占耕地的现象，若不能遏制这种势头，必将带来较大危害。本文以四川省的相关资料为依据，就这壹现象的原因及后果加以分析。 壹、 异地耕地置换产生的背景 象全国其它地方壹样，四川省许多地方的城市建设不断扩张，需要大量占用土地。但是，不少市县政府受制于“保持耕地总量动态平衡”这壹政策的限制，在本地又无法找到可开发、补充耕地资源的后备土地（指未利用土地），于是便请求省土地管理部门加以通融，让土地短缺地区的市县与土地相对充裕、经济相对落后的市县协商，由后者将生荒地稍加整理，作为补充耕地（指标），而前者提供必要的补贴，从而既维持省壹级范围内的耕地占补平衡，又让土地短缺的市县更多地合法占用土地（耕地）。有人认为，异地耕地置换既符合国家“占补平衡”的政策，还能置换出建设用地指标，是壹举两得的好办法。 各市县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造成了不同地区之间对土地需求，特别是工商业及市政建设的土地需求的极大差异。中国经济增长的GDP崇拜和地方官员政绩评价的唯经济增长范式，进壹步催生了各地方政府（官员）对招商引资的狂热迷恋与相互比拼。四川省连续几任壹把手都提出“工业强省”发展战略，成都、德阳、绵阳则成为工商业发展的主要区域。类似的相对发达地区（特别是大城市经济辐射区）在地理位置、配套设施、产业条件、市场潜力等方面具有优势，能够聚集项目、资金、人才并拉动消费，于是大量的工商投资项目、特别是大型投资项目纷纷选择入驻那些相对发达地区。加之经济发展的“马太效应”和国家经济政策上对强势地区的扶持，其经济发展势头强劲，对土地的依赖和需求被不断放大。同时，这些地区的土地价格和房地产价格飞速攀升，反过来又刺激了对土地的强大而持续的需求。比如，2007年四川省郫县县城所在地郫筒镇的商业用地价格已上升到平均每亩400万元左右，同期成都市绕城路内商业用地的价格平均每亩更高达500万元以上。[1] 近年来伴随经济的快速发展，地方政府特别是相对发达地区政府的“钱袋子”（地方可支配财政收入）越来越依赖土地，“土地财政”早已成了壹些地区的主要运行模式。因此，尽量获得更多的土地征用指标、最大限度地把本地的土地转变为工商业和建设用地，从而获取尽可能多的土地转让收益，成了发达地区的主要政策目标之壹。然而，这些地区的土地本来就使用得较充分、彻底，后备土地资源极为有限，所以可开发土地十分稀缺。在巨大的利益驱动下，这些地方的政府便想方设法去打通土地瓶颈、突破土地政策的限制。而经济上相对落后的地区则有较宽裕的土地资源，当地岁入短拙，财政的转移收入仅能应付政府的日常基本开支，于是这些地方的政府便把“出卖”耕地指标当作简单便利的生财之道。只要把生荒之地草草整理壹下，作为耕地（供给）指标卖给其他地区，耕地置换收入就唾手可得，何乐而不为呢？因此，耕地置换的不菲收入诱使经济落后地区的地方政府热衷于此类交易。 由于经济发达地区对耕地（指标）的需求强劲，而经济欠发达地区则有供给耕地（指标）的巨大冲动，只要上级政府在政策上提供方便，异地耕地置换这样的交易便活跃起来，并且堂而皇之地走向前台，成为壹项“政策发明”。何况，“工业强省”发展战略这样的号召，为经济相对发达地区解决土地问题提供了全省各相关地区、部门默契地参与配合的理由。土地主管部门壹方面出于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大义”，另壹方面很难拒绝耕地（指标）需方和供方完成异地耕地置换的强烈愿望驱使下的有力游说，何况，支持这种交易活动带来的部门收益也不小，结果就为耕地置换大开方便之门。近年来攀枝花和成都之间的耕地置换就不断发生。 本来异地耕地置换有壹个最大的障碍，即“保持耕地动态平衡”、确保18.3亿亩耕地保障线的国家土地政策。但该政策只是泛泛地提出了耕地控制的数量目标，并没有区位、质量、使用效率方面的指标要求，这就给了地方政府和土地管理部门从事异地耕地置换以操作空间。对这些惯于“玩弄”上级政策的官员来说，实现“耕地总量平衡”还不简单？乡内不平衡就县内平衡，县内不平衡就市内平衡，市内不平衡就省内平衡，实在不行就全国平衡！异地耕地置换这种堂而皇之的突破国家土地政策的偷梁换柱之举，竟然成了地方经济发展的壹项“成功经验”而得到推广。 二、 异地耕地置换的现状与趋势 异地耕地置换背后蕴藏著如此巨大的经济利益，短期内对参与各方好处明显，于是就没有人再从长远考虑、关心耕地面积的实质性减少会产生何种负面影响，异地耕地置换因而在各地追捧中愈演愈烈。以前，异地耕地置换是个别地区为满足特殊项目而发生的偶然现象，涉及耕地的数量、规模也有限，往往以几十、几百亩的置换为主，超过上千亩的案例并不多。但近年来，异地耕地置换成了各地特别是相对发达地区大城市周边地带的普遍现象，成百上千甚至上万亩耕地均通过异地指标补充而成片被改成建设用地。以成都市为例，绕城路内外几十平方公里的原有耕地中，有相当部分都通过异地耕地置换而被征用。四川省的可耕地面积原有6,661万亩[2]，过去5年中平均每年有大约32万亩到35万亩被异地耕地置换，5年合计达160万亩至175万亩，占全省可耕地面积的2.7％左右[3]。从整个西部地区的初步调研数据来看，在过去5年中，大约有1,500万亩耕地通过异地耕地置换而变成了建设用地。更需要警惕的是，全国的异地耕地置换风潮正大规模向西部转移，若不及时采取措施，将危及到西部地区的耕地整体规划。 前几年异地耕地置换主要发生在同壹个县的不同乡镇之间，近年来已升级为市域内、省域内的耕地置换，个别重点项目甚至通过全国不同省区的异地耕地置换来解决建设用地。于是，异地耕地置换的空间不断扩大，距离不断延伸。近20年来，中国的耕地数量呈现不断减少态势。1986年至1995年间，仅建设占地便使耕地减少1.45亿亩，相当于韩国耕地总量的4倍。1996年到2006年间又净减少1.23亿亩，平均每年净减少1,230万亩。尽管中央政府制订了严格的耕地保护政策，例如冻结审批、严查、垂直管理、建立土地督察制度等等，但耕地保有规划屡被打破。以1996年为基期的“第二轮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曾确定，2000年的耕地保有量为19.4亿亩，2010年的耕地保有量要控制在19.2亿亩。事实上，2000年全国的耕地保有量就已下降到19.2365亿亩，比总体规划确定的“底线”还少1,635万亩；到2005年，全国耕地只剩下18.31亿亩；2006年又进壹步下降到18.27亿亩，直逼18亿亩耕地保有量这壹红线[4]。 以往，异地耕地置换主要由企业操作，地方政府（耕地指标的引进、输出方）配合，土地主管部门睁只眼、闭只眼勉强通融。近年来，因发达地区的土地越来越紧张，而异地耕地置换产生的利益越来越大，企业活动（力）加强，监管者的默许成了日常状态，地方政府更是强势出击，土地主管部门有效配合甚至主动介入（设专门办理机构），由此导致普遍、大规模、经常性的异地耕地置换。壹些地方政府尤其是市、县政府为了招商引资、出政绩，干脆将异地耕地置换作为重要的政策选择。国土资源部执法监察局局长张新宝指出，2006年全国发现的土地违法行为及立案查处的土地违法案件，无论是案件数量，还是涉及的面积，都较2005年有大幅度上升。[5] 三、大规模异地耕地置换的危害 从整个国家的长远利益来看，这种异地耕地大规模置换带来的负面效益非常严重。首先，损害耕地质量、危及耕地安全。据国土资源部最新公布的2006年全国土地利用变更调查结果显示，截至2006年10月31日，全国耕地面积为18.27亿亩，比上年末缩减了460.2万亩，人均耕地减至1.39亩。[6]而按照国务院1996年制定的“第二轮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要求，到2020年中国的可耕地不能低于18亿亩。大规模的异地耕地置换显然使上述目标受到巨大挑战。 毫无疑问，相对发达地区以异地耕地置换为名被占用的耕地，通常都是优质、高产、高效利用的耕地，在地形地貌、区域位置、配套设施、利用效益等方面也远远优于异地开发中整理出来的补充耕地。前者对农业生产的价值绝非后者可比。出让耕地（指标）地区相对偏僻落后，住民稀少且青壮年外流，原有耕地的耕种质量本来就差，产出也比较低[7]，现在为了完成置换任务而开发、整理出来的新耕地，其质量比原有耕地更为低下，当地农户可能（也只能）在些许利益的驱使下作完成任务式的应付型耕种，甚至成片撂荒。笔者近年在攀枝花调研时，就发现了较为普遍的新开发耕地低效使用及撂荒现象。如此则通过异地耕地置换而保持全省“耕地占补平衡”实际上更像是壹种自欺欺人的数字游戏。 提供耕地（指标）的地区多属于落后山区，可开发、整理为新耕地的土地资源极为有限。但那些地方的政府在利益的诱惑、驱使下，却大面积地开发坡地、草地和生态脆弱的未利用土地，这必然危及土地生态[8]。以攀枝花为例，大面积海拔较高的山地（坡、台地）原来尚有表层植物覆盖或土壤相对板结而起壹定的水土保护作用，雨水冲刷后的泥土流失量有限；壹旦被开发或转化为耕地后，表层松动且经常翻动，留下了水土流失的隐患。加之攀枝花属于干旱河谷地区，降水高度集中，原来荒草覆盖的土壤开发为耕地后，如果没有高质量的水土保持配套工程，很容易引发严重的水土流失。 但是，异地耕地置换者所关心的只是在不发达地区整理出来的补充耕地之数量，以及发达地区耕地改用指标的获得，以敷衍中央土地主管部门。至于耕地的质量、产出潜力、利用能力、生态保护等，完全不在其考虑范围之内。显然，异地耕地置换在整体上会导致耕地质量的不断下降，同时令耕地最低保障线（国务院确定为18.27亿亩）成为假达标的数字游戏。[9] 确实，异地耕地置换让相对发达地区突破了土地利用规划的限制，欠发达地区在短期内也获得壹些资金补贴，但却强化了区域竞争的“马太效应”：在强化发达区域经济发展条件的同时，也形成了经济上的“虹吸效应”，拦截了本来可能适合落后地区投资建设的产业项目、资金、消费（市场）、人才，从而延缓了落后地区改善基础条件、发展环境的步伐[10]。欠发达地区因为大面积地为发达地区提供耕地（指标），不仅牺牲了自己未来工商业发展及城市建设的空间，还会因土地过度开发、生态破坏等问题而妨碍未来的发展。 由于异地耕地置换存在著巨大的利益空间，参与其中的企业、“购买”及“出卖”耕地（指标）的地方政府、上级土地主管部门都极力推动这种交易。以四川省成都市、攀枝花市的耕地置换为例，成都市要获得耕地（指标），需要上级土地部门支持，攀枝花市争取耕地开发出让指标，也需要上级土地部门放行。而要大规模、跨区域、多次性的促成耕地置换，更需要绕开相关的法规、政策限制。这时，相关机构特别是土地主管部门可能被动或主动地卷入利益分享，利用自身的权力、地位，去配合完成壹些“合法”的耕地置换交易。从官场惯例看，这种异地耕地置换将产生大量的寻租机会。 异地耕地置换从个别地区应对土地短缺的权宜之举，演变为壹种普遍采用的“新政策”，必将引发有关耕地底线（数量与质量兼顾）不保、粮食安全、土地生态、土地管理腐败等严重问题。从可持续发展和区域均衡发展这壹基点出发考虑问题，中央政府应当对异地耕地置换（背后是大规模占用优质耕地）现象实行严格的限制与监督，避免异地耕地置换这壹自欺欺人的数字游戏引发更严重的问题。由于土地监管部门已经参与了异地土地置换的利益分配，可以考虑让民间组织、公共媒体、地区住民等各种力量有效参与监管，形成立体、交叉的监管体制。 中共对佃农的掠夺 作者 蒋巍 写于 二零一三年 北大荒是中国著名的粮仓，年产粮330亿斤，可供京津沪、解放军三军、港澳地区和青藏甘宁四省区居民壹年的口粮。北大荒繁荣的背后是无数农民的血泪。中国十数亿民众没有壹寸自己的土地，所有的土地都是“党”的，他们想租谁就租谁，想收回就收回，地租想抬高多少就是多少。我们不仅要问，他们为什么如此霸道？难道天下就没有什么能管管他们吗？
壹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壹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 ——摘自马克思《资本论》第壹卷829页
第壹章 引言：欣欣向荣的北大荒到底发生了什么？ ——“两自理”带来的“三大重要变局” 真诚倾听群众呼声，真实反映群众愿望，真情关心群众疾苦，依法保障人民群众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项权益。 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摘自胡锦涛同志在庆祝建党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立此存照 当年小日本进中国杀人杀少了，应该把妳们都杀掉！ ——黑龙江省农垦总局信访办主任任少军对卢凤琴、赵桂荣等十几名上访农工说
妳们不是到处告状吗？等到我把官司赢下来，来年妳们交多少钱，也不让妳们种了，妳们不听喝（咬喝），就卷铺盖滚蛋！ ——古东河林场场长刘某对农工说(2011年初，该林场已经正式通知相关农工，收回他们承包的耕地)
我不操妳妈，妳们不知道我是妳爹！妳们想要公正，就去找有公平的地方，农场的政策就这样！妳们再上访，来年就别想包地！ ——浓江农场干部在会上对农工们说的话，刘景奎等人在场
我相信共产党的政策不会变，所以我才上访告状到今天！ ——七星农场农工薄义，因自费开发的耕地被无偿剥夺，上访17年，先后被拘留4次。
壹、壹段发人深省的录像 可惜，在这本《中国纪实》上，我不能把手中这张影碟放给读者们欣赏，只好用文字加以表述，其中对话全部按原样复录。 时间：2010年春耕时节。 大兴农场农工赵成凯走进画面。他面色黝黑，敞著襟怀，说话粗声大气，壹望而知是个能吃苦不要命的汉子，更是雄心勃勃的实干家。他和另壹位农工刘燕合股创办的家庭农场叫“兴凯农牧场”，自主投资开发国有土地7000多亩，还养了200多匹马，500多头牛，规模宏大，十分兴旺。 他身后展开的是壹片广阔的黑油油的耕地。赵成凯正在指挥他的拖拉机手耕作土地，准备播种。 画面中，大兴农场公安局的几个民警开著警车到达现场，赵成凯的拖拉机仍在轰轰行驶，继续耕作。 赵成凯问民警（他们之间很熟）：“妳们干哈来了？抓人来了？” 民警开玩笑：“抓啥人啊？我们也没咋的妳呀？帮种地来了。” 赵的态度很平和：“妳们也不敢咋的！妳们这样狐假虎威，老百姓还能活得了吗？不耽误俺种地吗？” 不多时，壹位衣著干净、十分年轻的作业区管理干部，带著几位随从匆匆赶到现场。 干部严肃地问赵成凯：“通知妳交费没有？” 赵的语气很悠然：“通知了就给妳呀？” 干部：“农场有文件，（不交费）妳有什么权力耥地呀？” 赵：“我的地，我为什么没权力耥呢！农场是啥呀？他不得听胡锦涛、温家宝的吗！” 干部：“胡锦涛、温家宝说地是妳的啦？” 赵：“对！” 旁边有看热闹的农工插话：“妳们来这么多人是干哈？不是抢地是来玩的呀？” 干部对赵成凯：“地证写了妳的名是对的，那妳咋不交费呢？” 赵：“凭啥给妳交呢？妳这是敲诈！国家不让交费了，免税免费！妳多读读书，妳不懂。妳拿国家红头文件来，让交不交我就蹲笆篱子（东北方言：监狱）去，妳偏抢人家地干啥呀！大兴（农场）能代表国家吗？得拿真家伙，啥叫真家伙？国家1号文件！广播电视天天讲，妳不懂还当官呀？带著公安司法来敲诈老百姓啊？妳拿红头文件来，我们起头就走！” 跟作业区领导来的随从干部口气很强硬，对赵成凯吼：“妳再干，我就站（拖拉机）前头去！” 赵很愤怒：“妳敢站前头，我就敢轧妳，不就二三十年笆篱子吗！” 随后，管理区三个干部当著十几名农垦民警的面，走过去站到拖拉机面前，阻止机械手耕作。愤怒的赵成凯大步走过去，喝令机械手下来。他跳上驾驶台，不顾壹切猛壹加油，拖拉机喷著浓烈黑烟向前冲去，吓得三名干部赶紧闪开了。 民警们抱著膀子站在旁边看热闹，没上前。 不多时又开来壹辆警车，大兴农场公安局副局长带几个干警赶到。画面中能看到，现场已经有了近10名民警。 现场有壹位赵成凯请来的律师，他上前对作业区干部和民警说：“为什么国家三令五申加大农业补贴，促进三农力度，为什么要创造和谐社会？就是让老百姓消停种地，为国家多打粮食，这就是贡献。妳作为场长，应当和中央保持壹致。” 作业区干部：“我这边根本说不上话（意指场长），副场长见场长得预约，我们见得排号，站长这级基本上就别想。” 律师：“多大派头啊！多大官呀？” 公安局副局长和蔼地对赵成凯说：“妳应当交费啊，农场不是有1号文件吗？” 赵：“农场那1号文件算个啥？我还有1号文件呢，那是中央的1号文件！还有警察深更半夜抢人家的地种，种得乱糟糟的，俺都录下来了……农场的1号文件能代表国家吗？农场是第几个国家呀？” 副局长：“农场是个大型企业，它有权对外发包土地，妳要（觉得）合适妳就种，妳要不交费，那就给张三李四种了。” 律师：“妳说对了壹半，还有壹半道理：关键这块地是谁开发（即投资开荒）的。是妳农场花钱开发的？还是国家投资开发的？还是人家个人投资开发的？这有国家政策。” 赵：“国家有文说：‘谁开发，谁受益。’这是国家的土地，我们是国家的公民！” 接著，律师拿出国家和省里下发的壹厚夹有关惠农政策的文件，指给管理区干部看，并壹条条念给他听。从录像中看，那位管理区干部似乎对这些政策非常陌生，他听得非常认真，还拿过来仔细翻看了足有10分钟（录像到此结束）。 当前，我国处在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这样壹个社会转型期。这段录像所反映的大兴农场干群之间的矛盾、双方截然对立的观点和激烈的情绪，正是在这个转型期凸现出来的问题之壹，而且在黑龙江垦区某些农场带有壹定普遍性。这是本文阐述的核心问题之壹，值得读者朋友研究和思考。
附录（壹）： 举报信 尊敬的中共中央习近平总书记： 我壹直关注、研究黑龙江农垦的民生现状，2013年7月18日我主持召开了《黑龙江农垦民生与法律研讨会》，现在我实名举报黑龙江农垦某些领导严重腐败、弄虚作假、非法收取农工高额税费、截留种粮直补与退耕还林补助资金、向中央瞒报巨额非法收入与大量“黑地”、残酷剥夺与欺压农工、对于维权农工殴打、非法拘捕与劳教的罪行！ 同时，我实名举报黑龙江农垦当局在改“四风”、群众路线教育活动中不是真心落实总书记的号召、反省自己、认识错误，调整其政策，检讨其腐败，而是以“诽谤”罪频繁讯问、传唤来北京参会的农工代表、四处“灭火”删除网络视频与微博、非法搜查农工住宅、没收农工电脑及其他私人物品的罪行。 以上举报，敬请调查、核实、查处。 中国问题学、弱势群体经济学研究者 胡星斗 2013-8-12
附件壹：《黑龙江农垦民生与法律研讨会》的专家发言摘要，附件二：研讨会速记，附件三：黑龙江农垦农工血泪记录，附件四：中国作家协会创作部原主任蒋巍的纪实作品《泣血的草根声音》摘录，附件五：法律意见，附件六：关于将农垦林垦企业所属的公安局、检察院和法院剥离出来划归地方国家机关的建议。
附录（二）： 关于将农垦林垦企业所属的公安局、检察院和法院剥离出来 划归地方国家机关的建议 全国人大、国务院： 改革开放以来，随著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国有农垦林垦系统的经济效益不断好转，国有农垦林垦系统内部员工与领导层之间的矛盾和利益纠纷也在增加。最近十几年来，国有农垦林垦系统内部普遍存在某些公检法人员沦为企业领导打手、公器沦为私人保护伞、干部沦为特权享有者、职工沦为现代“农奴”、“胶奴”问题[参见中国作家协会创作部原主任蒋巍的纪实作品“泣血的‘草根声音’——北大荒垦区上访问题调查”《中国大纪实》，2011年8月：huxingdou.blog.ifeng.com/article/15289260.html；海南省委党校原校长李克致海南省委书记的长信：huxingdou.blog.ifeng.com/article/12637750.html]。这些现象严重侵害了广大农工和林工的合法权益，破坏了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国有企业系统内部设立公检法这些国家公权力机构，本身就违反了中国《宪法》第三条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为从源头上解决这些问题，按照政企分开、社企分开、司法独立、公平正义的原则， 我们建议： 壹、农垦林垦企业的公检法划转地方管理，工作人员转为公务员。 二、从财政上、组织上、制度上保障公检法的独立性，即公检法不再听命于企业领导，而是致力于维护社会秩序与社会正义。 三、农场林场的学校、医院等后勤服务产业同时交予地方政府管理（2006年，国务院下发“国办发[2006]25号文件”进行国有农场税费改革，免去农业税、乡村道路维修费和计划生育费等五项统筹，但由于公检法没有剥离、学校医院没有社会化，农场承担著政府职能，致使国务院文件无法执行，大大有损于国务院的权威）。 四、在国有农场林场开展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活动，废除干部特权，调查非正常收入，清查贪污腐败，严惩执法犯法，平反冤假错案，公平对待上访，实现司法正义，改善垦区民生。 以上建议如蒙采纳，则是农垦林垦万众之大幸，也必将推动国家的司法改革与公平正义，我们对此抱有强烈期待。 二、欣欣向荣的北大荒和我的困惑 当我疾风烈火般在电脑上敲完这部调查报告时，整个生命仿佛被冻结了，那是惊愕与疼痛的寒流包围了我的身心。 我曾在北大荒做过8年知青，那片土地寄放著我那么多鲜活而悲壮的青春记忆。我生命中的壹部分，我的青春热血，永远像壹片花草生长在那片丰饶的土地上。那里曾经的壮烈和如今的辉煌，壹直是我的骄傲、挚爱与向往，当然还有深深的牵挂。我深知，从壹群赤脚中国军人用血染的肩膀拉动“东方第壹犁”的那壹天开始，三代北大荒人前仆后继，流血牺牲，无私奉献，把亘古荒原打造成今天繁荣昌盛的“北大仓”，北大荒人是顶天立地的黑色群雕。每当在电视上看到喷洒农药的飞机（全部由农工付费）掠过千里沃野，康拜因（全部属于家庭农场私有）轰鸣著驶过金色麦海，壹架架塑料大棚（全部由农工自费购置）绿意盎然，肤色黝黑、满脸汗水的北大荒人在田间辛勤劳作，我都倍感亲切，感慨万千——那就是我青春年华的第二故乡，那就是我永远不能忘怀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啊！ 因此，从开始这次田野调查到完成本文的写作，我度过人生中最为沉重的壹些日子。 我并非有意为之。完全是因为壹个偶然因素，不期然撞上我所熟悉的北安分局引龙河农场农工唐维君。因为上访，他遭到农垦公安部门的抓捕，正处于逃亡中。2003年，我曾为他写过壹篇纪实文学《妳代表谁？》，因此他第壹个打电话向我求救。他是壹个从来没有学会屈服和沉默的汉子，文化不高，却在同不法行为斗争的过程中把自己锻炼成“法律专家”，国家制定的有关扶助“三农”的法规，这家伙倒背如流。我写作此文，得到两位法律工作者，也得到他的许多指教。 2010年8月下旬的壹天，我和唐维君在北京见了面。他讲述的那些带有区域性、“政策性”的伤农害农问题和悲惨的个人遭遇，让我深感震惊。在今日繁荣昌盛的祖国，在“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的北大荒，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出于对那片土地和那里父老乡亲的感情，也出于作家的良知和责任感，我决定进行更为广泛深入的调查。 当我几乎彻夜不眠，激烈地敲击键盘的时候，指下砰然作响，仿佛能溅起火花。今天，改革开放的中国正在书写前所未有的辉煌与壮丽，激流勇进的中华民族正在创造举世瞩目的成就与奇迹。从首钢烈焰熊熊的巍峨高炉，到遍及贵州大地的扶贫工程，从高速铁路的建设工地，到南水北调的移民村落，在热气腾腾的中华大地上，我经历了那么多的激昂与振奋，目睹了那么多的雄心与激情，倾听了那么多的自豪与欢笑。也因此，当我踏上北大荒这片久违的热乡热土，看到壹派欣欣向荣的丰收景象时，我无比振奋。同时，当我听到壹些农工的哭诉，看到失落在某些角落的“阳光下的眼泪”时，我不能不震惊了。 蓬勃发展、执政为民的中国不能漠视每壹滴眼泪！ 构建和谐社会的中国不能容忍每壹滴眼泪！ 社会主义的中国必须关注每壹滴眼泪！ 对此，壹个作家无权保持冷漠和沉默。 考虑到事关重大，涉及面较广，2010年11月3日，我将10余万字的调查报告《疼痛的黑土地——写给党中央、国务院的举报信》实名寄送有关部门。 附信中，我提出如下问题： 壹、在北大荒垦区，少数农场拒不落实党的惠农政策、侵害群众利益的问题已持续多年。农工们为此奔走呼号、上访告状多年，为什么相关部门长期麻木不仁，无所作为，听之任之？ 二、农工们反映的事情，调查起来并不难，是非判断也并不复杂，但为什么他们总是“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迫使他们不得不十几次、几十次进省入京上访，最后甚至被扔进囚室关押。各级接访部门付出极为繁重而艰辛的努力，但农工们的合理诉求依然没能解决，接访部门大量的和惊人的“重复劳动”意味著什么？ 三、壹些上级单位派去的调查人员，到那里走了壹圈后，归后没有任何结果，农工们反映的问题依然“江山依旧”。这个责任究竟谁负？ 显然，我听到的是壹些长期被拒绝的“草根声音”。 2010年12月初，我的调查报告经国家有关部门批转到黑龙江省委。12月9日晚4时，黑龙江省委督察办公室主任周先生致电给我，说省委领导高度重视我的调查报告并作了重要批示，相关调查核实工作将很快展开。我深感欣慰并提出几点恳望和请求，其中壹条是请黑龙江省调查组“壹定要保护好接受我访谈的上访农工，不能让他们再次受到伤害。”12月下旬和今年1月，黑龙江省调查组抵达垦区，就我所反映的问题开始了认真的调查核实工作（属于林业系统的古东河林场尚未进行）。 在我深入黑龙江进行调研的过程中，坦率地说，那时我对于垦区少数农场出现的问题及其根源还缺少深入的考察与梳理，情绪还比较激愤。当我开始动手改写这部纪实文学的时候，我觉得必须厘清自己的思想并做些深入的、理性的探讨了。 （未完待续）
附录三： 黑龙江农垦研讨会发言摘要 中国作家协会创作部原主任蒋巍说：黑龙江农垦是“土围子”，作为国有企业，党政企公检法六位壹体，是问题的总根源；只有黑龙江农垦农民现在还交粮交税，负担沉重，如此水深火热！数百人被关押、拘留、劳教、被关进精神病院、黑监狱；黑龙江农垦存在大量的黑地，农垦公布的土地4000万亩，实际5000万亩以上，甚至有人估算8000万亩。黑地不在国家账上，所收税费也不在农场账上，巨额资金逃过审计、财务监督。 著名三农专家、北京大学地方政府研究院院长彭真怀说：有几个没想到，黑龙江农垦公然违法没有想到！把农民地变成黑地贪污腐败，不仅是对农民的侵犯，也是对国家利益的侵犯，是犯罪行为！ 著名学者、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王占阳教授说：黑龙江农垦就是独立王国，公然违法，还到北京抓人，是有组织的违法违宪对抗中央的行为！国营农场必须改革，必须统壹国家的法制。农场自养公检法，公检法成为打手、工具，这是荒唐的事！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改革报告主编陈剑说：在黑龙江农垦，公安、司法成为家奴，没有基本的是非。壹些干部不仅脱离群众，而且演变成黑社会，进行犯罪，对中央政策屏蔽。 著名学者、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刘仁文说：用劳教对付农民是违法的，公检法应当划归地方。 北京大军智库经济咨询公司主任、著名学者仲大军说：反腐败要打老虎、揭盖子，要撤销农垦总局。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魏宏、中央财经大学教授李轩、著名律师兰志学说：要从黑地入手查处腐败。 著名律师扬智勇博士呼吁撤销农垦总局、撤销农垦公检法。 著名治理专家周鸿陵说：黑龙江农垦黑幕令人震惊，令人发指！反映了正义的缺失，中国必须开展社会进步运动！ 著名媒体人王学会说：中国最大的三农问题就是北大荒问题，包括它的黑监狱问题。 高层领导信息网总编李曰仁说：不解决黑龙江农垦问题，不进行赔偿，那么北大荒将永无宁日！ 著名公益人士陈青林说：黑龙江农垦农民跌入合同陷阱、贷款陷阱、体制陷阱、身份陷阱，既不是拿工资的工人，也不是免除税费的农民。 著名媒体人张银平（改革内参记者、《名家论改革》主编）、杨宏生（中国商报主编）、欧阳劲（太平洋月刊总编）、孙伟林（民主与科学杂志社社长、总编）等发言希望凝聚力量，形成合力，推到黑龙江农垦的土围子。他们指出：调查组去根本调查不出问题。黑龙江农垦是没有阳光的黑暗王国！ 北大荒，中国之冠上壹颗闪闪发光的绿宝石。 北大荒，是新中国开发建设史中最为激动人心、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诗之壹。北大荒精神是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的组成部分。开发建设了“中华大粮仓”的三代北大荒人有恩于国家。 1947年，按照党中央和毛主席“关于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精神，壹批荣复军人来到人迹罕至的北大荒，创建了宁安、赵光等第壹批国营农场。1958年，王震将军率10万复转官兵挺进北大荒，掀起了垦区大规模开发建设的高潮。之后，由大批支边青年、大专院校毕业生和城市知青组成的百万大军相继投身垦区开发建设。经过三代北大荒人的团结奋斗，黑龙江垦区成为我国耕地规模最大、现代化程度最高、综合生产能力最强的国家重要商品粮基地和粮食战略后备基地。60多年来，垦区已累计生产粮食4504亿斤，累计向国家交售商品粮3334亿斤，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 目前，垦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330亿斤，提供商品粮300亿斤，可保证京津沪三大直辖市、解放军三军、港澳地区和青藏甘宁四省区居民壹年的口粮供应。 作为国家重要商品粮基地，黑龙江垦区在关键时刻都发挥了重要作用。2003年“非典”期间，北京壹度出现粮食短缺，垦区迅速向北京调运1.5万吨大米，及时缓解了粮食紧张局面。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垦区仅用三天时间就紧急加工2460吨优质大米，通过专列运往四川灾区，全力支援灾区抗震救灾，有效发挥了作为国家抓得住、调得动、能应对突发事件的“中华大粮仓”作用。 不过，壹个让我困惑的问题是：今日的北大荒欣欣向荣，繁荣昌盛，壹片丰收景象，但是为什么多年来有那么多奔波不停、持续不断、难以阻隔的上访人流？其中不少农工宁可举债“抬钱”（即民间高利贷）当路费，甚至不惜被农垦公安部门多次拘留、劳教，也坚持进省入京反复上访，壹定要“讨个说法”。垦区的管理部门和公安系统不得不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来阻止这些上访人员。访谈中我感觉，这些农工抗争到底、上访到底、哪怕以死相拼的心都有了！ 北安分局龙镇农场的于德清含泪对我说：“实在讨不出说法，我最后就跳天安门城楼！” 建三江分局七星农场农工薄义上访17年，现在壹贫如洗，他上访的壹切费用都是农友们义捐的。他对我说：“我和老婆离婚就是不想连累她，我宁可死了也要讨出个说法！” 2011年1月上旬，黑龙江省调查组在建三江分局青龙山、前锋、浓江等几个农场场部调研时，据农工张桂荣、张丽英、刘景奎等人向我反映，听说省调查组即将到达场部，不少连队的农工们涌上去，希望向调查组反映意见，但都被事先安排到各个路口的身穿便衣的农场公安人员阻截住了，理由是调查组“点名找人”。 张丽英问那些民警：“妳们怎么不穿警服？” 民警回答：“是领导下的令。” 如此众多的农工情绪如此激烈，这究竟是为什么？北大荒到底发生了什么？ 确实需要深入探究。 三、“两自理”带来的“三大变局” 为方便读者阅读和思考，现将黑龙江农垦总局网站上张贴的有关垦区“简介”摘要如下： 黑龙江垦区地处东北亚经济区位中心，位于我国东北部小兴安岭山麓、松嫩平原和三江平原地区，属世界著名的三大黑土带之壹。辖区总面积5.62万平方公里，其中耕地4000万亩，是国家级生态示范区。下辖9个分局、113个农牧场，分布在全省12个市、74个县（市、区）。总人口166.8万人，其中从业人员91.7万人。 接下来，“简介”谈到了垦区近些年来大力推进的新的改革方式和发展目标，包括“合并家庭农场”，这是值得读者高度注意的： 在很多农村因为实行联产承包而把土地分割到户以后，黑龙江农垦正在合并分散的过多的家庭农场，使大片的土地连接成片。他们采取以“统壹经营为主导、家庭农场承包经营”为基础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充分调动农工的积极性，既分散了风险，又充分发挥了机械化、大规模、技术密集的优势，使黑龙江农垦在农业机械化、农业产业化等方面发挥出巨大的优势，显示出现代农业的勃勃生机。 通读上述“简介”，我必须强调指出，不知出于“疏忽”还是别的什么原因，这份“简介”忽略了垦区改革开放史上最初、也是最重要的、决定著垦区现在和未来的壹个改革阶段。不了解那段历史，我们就不知道今日北大荒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不知道如今欣欣向荣、繁荣昌盛的北大仓是谁、是怎样创造出来的？不知道黑龙江垦区的体制和经营机制究竟发生了怎样深刻的变化？ 那是北大荒发展史上最为重要的壹个“节点”—— 上世纪八十年代，随著“家庭联产承包制”的改革浪潮席卷中国广大农村地区，许多年来壹直在严重亏损困境中苦苦挣扎的黑龙江省国有农场，也艰难而决绝地踏上改革之路。 他们改革的主要方式是： 壹、在职农工停发工资，自谋出路，干部则保留工资； 二、垦区党委号召广大农工“勇挑重担，投身改革”，积极创办家庭农场。于是，垦区所属113个国有农场，以土地、机械由广大农工承包经营的方式，分解为上万个家庭农场； 三、家庭农场实行“两自理”：即“生活费自理，生产费自理”，并自主经营，自负盈亏。 坦言之，上述改革的实质是：困难重重的国有农场把计划经济时代多年积累的经济困境、负担和危机，以承包方式“分解”到广大农工的肩上了。壹夜之间，壹直靠微薄工资养家糊口的农场职工，成了必须自己养活自己、必须自谋出路的“个体劳动者”。以黑龙江农垦总局为核心的垦区各级管理机构，对职工的生活，对家庭农场的生产，基本放开不管了。这就是“生活费自理、生产费自理”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基本含义。 那当是壹个慷慨悲歌的时代。 为保障农工基本生活、激励农工创业和支持家庭农场生产经营，当时农场给予了必要的扶持，普遍实行了“扶上马、送壹程”的政策。在那些艰难的时日，农场预借给农工部分生活费和生产费，秋后再行扣除。此外垦区还规定，每个在职农工配给15亩“基本田”（也叫“生活田”）用于养家糊口，家庭农场承包的其它土地叫“生产田”，收取较低的承包费。 很多农工向我回忆起家庭农场创业阶段的往事都泪水盈盈。那时候，他们没有了工资更没有积蓄，家庭农场等于白手起家，只能靠举债度日，维持生产。遭遇天灾，有些人家难免赔得倾家荡产。那时粮价低，种地难，国家也没有出台今天的许多惠农政策。我们完全可以想见，改革初期“两自理”的广大农工，经历了怎样艰难困苦的创业里程。 龙镇农场的于德清说，大冬天他连棉鞋都买不起…… 七星农场薄义的妻子到医院拣人家的剩馒头…… 大兴农场的刘艳、洪河农场的张振学、前进农场的冯义龙开荒时，渴了就喝地沟里的水，因此几次大病不起…… 1998年，前进农场许卫东的家庭农场因遭遇天灾赔得精光，负债累累，几无生路，幸亏哈尔滨壹位老知青张晋东慷慨相助借款10万元，使他壹家人挺到今天…… 农工们对我说，现在还存在的家庭农场都是在风风雨雨中挺过来的。而在他们周围，因天灾等各种原因落得倾家荡产、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或者因还不起债而举家逃亡外地的，并非个别现象。 在中国农村地区的改革中，广大农民没有损失而只有收获：他们获得了承包的土地。在黑龙江垦区的改革中，广大在职农工则付出巨大的牺牲：他们停发了工资，生活费用和生产投入需自行解决。 今天看来，黑龙江垦区这场改革是中国大变革的组成部分，是不得不为、不得不行的“华山壹条路”，尽管充满艰辛、阵痛和眼泪，但历史别无选择、别无它途。正如邓小平所言，不改革只能是死路壹条。不过，今天的我们壹定不能忘记，在北大荒最为艰难的时日，是百万农工，是上万个家庭农场，在垦区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以极大的改革勇气和坚忍不拔的拓荒精神，扛起了这片悲壮的土地，创造了今天的繁荣！ 这是北大荒发展史上的壹个重要节点——由于改革以来实行至今的生活费、生产费的“两自理”，北大荒垦区的经济体制和经营机制发生了重要变革，即下面所说的“三大重要变局”。今天，北大荒垦区壹些农工不断上访，从根本上说，就是“两自理”带来的“三大重要变局”引起的。 而这个问题，似乎长期被有关方面忽略了。 经调查，垦区的家庭农场主要分为两类：壹类是以承包国有农场原有耕地的方式形成规模化生产的；壹类是通过私人投资开发国有荒地并形成规模化生产的。 重要变局之壹 垦区实行“生活费自理、生产费自理”的近30年来，北大荒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和惊人进步，其主体力量、发展动力和基本投入，绝大部分来源于类似于个体或私有经济性质的家庭农场，而主要不再是国家投入。 上万个家庭农场已变成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自负盈亏的经营单位、发展生产的投资主体。大片荒地是他们投资开发的，所有农机具是他们个人购买的，每年的生产活动是他们自掏腰包进行的，垦区管理部门的大量“服务性工作”（如飞机喷洒农药、统壹供种、供肥等）是要家庭农场付费的，双方变成了买与卖的关系。妳卖的东西质量差或是霸王价，家庭农场当然不高兴或不接受。 自主经营的家庭农场，特别是靠私人投资开发了国有荒地的家庭农场，实际上已经“脱壳而出”，具有了相对独立的法人资质和地位。这些农工事实上具有了民营企业老板或场长的身份，不再是计划经济时代只能听命于国有农场领导的职工。 家庭农场已经成为垦区生产的主体投资人和主体生产力。 重要变局之二 如今，垦区4000万亩耕地基本上掌握在家庭农场手中。形象地说，国有农场已经成为母鸡生育小鸡后剩下的“空壳”。家庭农场已成为垦区的经济基础，国有农场那壹套行政架构已成为上层建筑。面对垦区形成的新的生产关系和新的经济形态，必须以邓小平提出的“三个有利于”原则，慎重处理国有农场与家庭农场之间的关系。国有农场行政部门应大大增强服务功能，支持和帮扶家庭农场健康发展，以保护广大农工和家庭农场的利益为原则，实行共荣共赢的运作方式。 我们都还记得，改革初期，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在全国刚刚兴起之际，各地管理部门曾制定过壹些“歧视性”规定，今天已经全然改观。但是在北大荒的部分地方，我发现，少数管理者对于家庭农场相对独立的经济地位，对于农工已经成为老板和场长的身份转化，至今缺少与时俱进的尊重和认知。“土地是国家的，我是国家的代表者，我想增加多少管理费用，想收回谁承包的土地，壹切都是我说了算！”本文开头所引的家庭农场场长赵成凯与管理干部的对话，就集中代表了这种利益和认知上的冲突。 重要变局之三 北大荒精神是中华民族伟大精神的组成部分，北大荒文化是英雄的三代北大荒人创造的精神结晶，这是没有疑义的。但是，北大荒的思想文化传统也面临著与时俱进的挑战。 北大荒垦区最早是由解甲归田的军人开创的，壹直实行半军事化管理，文革时期转为“生产建设兵团”，更是直接由军人领导。其中有部分农场还是由原来的“劳改农场”转制过来的。那里的管理方式代代传承，养成了领导说壹不二的生硬的“军人作风”，对此，当年的广大知青包括我在内都有痛切的体会。但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提出的“以人为本”、“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等壹系列治国方略，给垦区管理者提出了新的要求，那就是必须改变历史上那种“军人作风”和半军事化的管理方式，充分尊重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地位。 从本文开头所引的“立此存照”和所写的大量案例中可以看到，垦区少数管理者并没有与时俱进，他们没有理解或不愿意接受新时代的要求。有些人相当粗暴、霸道。他们强买强卖，不断提高各种收费。他们依然把家庭农场的场长当作可以呼来喝去、颐指气使的“职工”。他们无视或随意否定家庭农场自主经营的权力，把农工承包合同视如壹张废纸。他们公器私用，任意启动公检法甚至以刑事司法程序来对付上访群众。尤其随著粮价、地价的上升和国家各种惠农补贴资金下发，极少数干部心理发生畸变，开始与民争利，家庭农场的自主权力和农工们的合法权益受到严重侵害。 回望改革开放30多年的历史，可以肯定，没有以农垦总局为核心的垦区各级党组织和管理部门的领导、动员、组织、协调、服务的作用，就不可能有今日北大荒欣欣向荣、繁荣昌盛的大好局面。同时，我们更不能忘记，人民是创造历史的主体。这个大好局面，是成千上万个家庭农场和广大农工自筹资金，自行投资，自主开发，以养家糊口的血汗钱、银行贷款和民间借来的高利贷，再加上汗珠子、血珠子和泪珠子，壹个个掉地砸出来的！是垦区群众在党的改革开放方针指引下，在国家惠农政策的鼓舞下，付出巨大努力和牺牲开发建设起来的！ 以垦区耕地为例：1978年，黑龙江垦区耕地面积为3000万亩，截止2010年，耕地面积增加到4000多万亩。其中上千万亩的新增耕地，不再是农场依靠国家巨额投资，组织职工集体劳动干出来的，而是成千上万的家庭农场响应国家号召，承受著巨大经济压力而自行投资开发出来的。这壹时期，国家为鼓励农民多开荒、多产粮，主要是制定了壹系列优惠政策，用以促进垦区生产力的解放与发展。 2010年，黑龙江垦区产粮330多亿斤，出售商品粮300亿斤，投资者、生产者就是上万个家庭农场。 由此可见，在今天，如果以粗暴的、不合理的、不等价的方式“合并”、侵害、剥夺家庭农场，事实上就是对民营实体经济和垦区生产力的伤害，连建国初期国家对私营工商业的廉价赎买都不如！ 垦区改革30年的历史证明，稳定、发展、壮大家庭农场是壹条成功的经验，“合并”、折腾甚至取消家庭农场实质上是改革的倒退。而倒退是没有出路的。可以断言，没有家庭农场的稳定、发展和壮大，就没有垦区的稳定与繁荣。 四、垦区管理者为什么对土地“壹年壹发包”？ 关于“合并过多的分散的家庭农场”，垦区管理者的理由看起来是正当的和冠冕堂皇的，上述“简介”中说： “在很多农村因为实行联产承包而把土地分割到户以后，黑龙江农垦正在合并分散的过多的家庭农场，使大片的土地连接成片。” 北大荒的土地壹望无际，本来就是连接成片的。除了统壹用飞机播撒农药等极少的耕作环节，各个家庭农场从播种到收割，都是使用自己的或雇用他人的农机具进行独立作业，他们之间很少有相互为敌的纠纷，倒是充满了相敬相帮的感人故事。 因此，“合并”壹词值得严重注意！ 就历史的长过程和遥远而辉煌的共产主义理想而言，消灭小农经济当然是发展“现代化大农业”所需要的。我不是经济学家，弄不懂过于复杂深奥的经济问题。但作为作家，我看到大洋彼岸的资本主义的美国，至今并没想到要“合并”家庭农场，那里的农业照样实现了高度发达的现代化和高产，农产品出口照样给美国佬带来源源不断的巨额利润。同时，中央壹再重申，中国依然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认为，解决家庭农场“分散和过多”的问题，主要地应当遵从优胜劣汰的市场规律和助强扶弱的社会主义原则。不顾现实条件，违背经济规律，以强权和行政手段强行“取消”、“合并”壹些家庭农场，显然极易伤害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尤其以“农场土地属于国家”为由，随意收回、剥夺由家庭农场自行投资、投劳开发的耕地，动辄取消他们的承包权，更是无偿占有、“壹平二调”的行为！ 这里，我坚决不能同意以实现“土地连片”、“统壹耕作”、“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由，“合并”家庭农场的虚伪宣传！ 这是壹种伪理论。试想，只要垦区以人为本，政策昌明，服务低廉，举措给力，有利于广大家庭农场降低成本，减少劳动强度，实现高产盈利，除非脑袋进水了或让大皮鞋踢了，这些渴望发财致富的家庭农场场长怎么可能拒绝统壹的、大规模耕作的先进技术呢！ 建国以后，中国农村由“合作社”迅速转为“高级社”，再转为“人民公社”，然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所带来的深重灾难和惨痛教训，至今让人们心痛不已。在全国上下都在学习贯彻科学发展观的今天，违背社会发展规律和经济发展规律的事情，重蹈历史覆辙的事情，伤害人民群众利益和感情的事情，我们壹定不能再做！ 不能以“国有化”的名义，让家庭农场的巨额投入和大量投劳付之东流，变成“神马都是浮云”。这就是问题的核心所在！ 我始终想不明白——即使站在垦区管理者的立场上来想——农场为什么对耕地壹年壹发包？这样做对稳定、发展和壮大家庭农场有什么好处？ 2010年12月16日，由黑龙江农垦总局宣传部长高先生带队的几位三级负责人（即总局、分局和农场）到北京与我“交换意见”，他们坚持认为：“农场有权对耕地壹年壹发包。”他们给出的唯壹理由就是：“有的农户遭遇困难经营不下去了，便于调整。” 我在北大荒当过8年知青。我以为这个理由并不成立。如有极少数经营不下去的家庭农场自愿放弃承包的土地，可以另行发包。但除非遭遇特大天灾，国家有这么好的惠农政策，广大家庭农场壹直在奋发图强、种地打粮、发展生产，2011年产粮达330亿斤。倘若大多数家庭农场年年遭遇困境，需要年年壹发包，北大荒的事业早就垮掉了。 很不幸，我们看到的唯壹现实就是：土地壹年壹发包，承包费和其它苛捐杂费壹年壹涨价！ 每年年初，各农场都会拿出壹个本场的“1号文件”下达各作业区，明文规定土地承包费、各种保证金以及其他收费上涨多少，要求作业区按这个标准，再每亩加价10元，重新发包；并且不问年度中是否遭灾，秋天收成几何，壹律在年初交够本年度的承包费和其它各项收费（农工称之为“上打租”，说“这比旧社会的地主老财还狠，地主还在秋后根据收成情况收租子哩！”）；交不上承包费或拒绝接受涨价的，就取消其承包权；超额完成“上打租”任务的基层干部还会获得大笔奖金。 这与中央每年下达的“1号文件”精神是完全背道而驰的。农工们愤怒地对农场干部说，是妳们的“1号文件”大，还是中央的“1号文件”大？正如本文开头录像中的赵成凯对农场管理干部的质问：“农场是第几个国家？” 耕地壹年壹发包，举目中国和世界，天下哪有这么折腾土地的！请问—— 其壹，作为垦区主体生产力的家庭农场，还怎么稳定、发展和壮大？ 其二，垦区管理部门规定的承包费年年上涨，究竟有没有壹个上限？国家制定的壹系列惠农政策究竟怎样贯彻和体现？ 其三，改革开放以来，垦区新增耕地达1000万亩以上，绝大部分是家庭农场投入血本开荒得来的，管理者仅仅凭著“土地是国家的”壹句话，就取消其承包权、经营权和受益权，那么家庭农场为开荒投入的巨资与劳动谁来赔付？ 其四，正如我当面向垦区三级负责人指出的：“壹年壹发包，就意味著家庭农场的巨额投入白扔了，农田基本建设不能搞了，就意味著承包费可以年年涨，同时给某些基层干部带来许多‘黑箱操作’的空间！” 现在就来看国家是怎么规定的： 关于土地承包期—— 2007年10月1日起实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壹百二十六条规定：“耕地的承包期为三十年。草地的承包期为三十年至五十年。林地的承包期为三十年至七十年。” 关于土地承包费—— 2006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国有农场税费改革的意见》中要求： ——“从2006年起，对国有农场通过收取土地承包费等形式由农工承担的类似农村‘乡镇五项统筹”收费予以免除。国有农场要采取绝大多数农工愿意接受的形式和方法，将免除的类似农村‘乡镇五项统筹’收费的好处全部落实给承包土地的农工，严禁通过其他形式变相加重农工负担。” ——“清理和规范国有农场对农工的其他各种收费。严格控制和清理国有农场面向农工的其他收费项目和标准。确属必要的，应由职代会讨论通过并按隶属关系报国有农场主管部门和财务部门备案。要印制农工负担手册，凡手册之外的收费，农工均可拒付。” ——“进壹步推进国有农场内部管理体制改革……减少管理层次和人员，降低管理成本……严格控制管理费用增长，防止管理费膨胀侵蚀税费改革带给农工的好处。” 而事实是：我调查的所有国有农场，都是耕地壹年壹发包，承包费借机壹年壹涨价。我调查的所有农工，从来没有、也没看到过国务院规定下发的《农工负担手册》！ 同我“交换意见”的垦区管理者说：“所有涨价的规定，都是农场职代会举手通过的。”天哪！除非是“橡皮图章式”或权力操控下的职代会，有什么人能愉快地“举手同意”，让自己的负担年年疯涨？ 天苍苍，野茫茫，多少农工泪沾裳！其实他们不再是农工，而是壹个个家庭农场的场长了。于是我们看到，许多合法权益被严重侵害的家庭农场场长，不得不踏上漫漫无尽头的上访之路。 我的调查就是从他们的眼泪和足迹开始的。 第二章 “沉没的声音”会沉默吗？ ——晒晒壹份令人震惊的处罚名单 从2010年8月到2011年6月，我先后调查和访谈了黑龙江垦区各农场和林业系统个别林场的近百名农工，据不完全统计，其中如下人员遭到行政拘留、刑事拘留或劳动教养： 赵连发——58岁，北安农垦管理局引龙河农场职工，2010年8月至9月被行政拘留两次，计15天。 杨乃利——37岁，同上，2010年8月至9月被行政拘留两次，计15天。 唐维君——50岁，同上，2010年8月被行政拘留7天，后在外逃亡数月。12月中旬，其父病重，经我请总局宣传部长高先生出面做工作，引龙河农场表示不再抓他了。 吴延敏——女，41岁，北安农垦管理局红色边疆农场职工，其丈夫富万荣、哥哥富万松分别被劳动教养2年和壹年半，至今在劳教所羁押。 严华——女，36岁，同上，其丈夫张广杰被劳动教养2年，至今在劳教所羁押。 和富万荣壹同上访的职工中，另有7人被行政拘留。 刘长水——五大连池市良种场农工（属林业系统），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缓刑3年。 张国才——同上，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缓刑3年。 刘玉云——女，59岁，北安农垦管理局龙镇农场职工，被非法拘禁3天。 张希恩——女，56岁，宝泉岭农垦管理局绥滨农场农工，2008年4月被拘留10天，7月再次被拘留7天。 郑淑华——女，50岁，建三江农垦管理局勤得利农场农工，2008年4月被拘留10天。 马凤华——女，同上，2008年被拘留10天。 李淑燕——女，50岁，建三江农垦管理局青龙山农场农工，2010年7月被拘留10天。 张桂荣——女，49岁，同上，2010年8月被拘留10天。 邹振龙（56岁）、白文革（49岁）、张丽英（54岁）等5人——建三 江农垦管理分局前锋农场职工，2009年春节前，在北京通州区被黑龙江农垦总局驻京办秘密非法关押31天，春节后被北京市通州区公安局解救出来。 白文革、李明、邹福祥——前锋农场职工，2010年分别被行政拘留10天和7天。白文革的双腿被打成重伤。 薄义——建三江七星农场农工，告状17年，先后被拘留4次。 杨金辉——洪河农场农工，左腿被农场干部打成粉碎性骨折。 王永成——1963年生，大兴农场农工，2010年3月被拘留5天。 赵志清——1964年生，同上，被拘留10天。 暴文博——1964年生，同上，被拘留10天。 王恩江——1962年生，建三江前哨农场农民。2005年10月被拘留10天。 这仅仅是我访谈过的上访农工被处罚人的部分名单。我无法进行全面而准确的统计，在北大荒垦区因上访而遭劳教、拘留和其它处罚的人数究竟是怎样的数字，我不得而知。 据我调查，他们都是靠诚实劳动维持生活的普通农工和家庭农场场长。“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中国共产党坚定不移的宗旨。劳动者是伟大的。人权是不可侵犯的。我坚信，所有把那些含冤受屈的善良而又诚实的劳动者关进囚室的人，他们的行为都将在自己的人生历史上留下耻辱的壹页！ 我们尤其不能忘怀第三代北大荒人的伟大贡献。 “文革”结束后，上百万知青壹夜之间潮水般涌回城市，整个垦区从机关、连队、医院、学校、商店、工厂，到所有的知青大宿舍，都变得空空荡荡，垦区生产几乎陷于瘫痪。正是在这个紧要历史关头，当地老职工的孩子们和从全国各地应聘而来的青年农民，组成第三代北大荒建设大军，他们肩起了“重新振兴北大荒，打造中华大粮仓”的艰巨使命。改革开放30多年来，他们忠诚勤劳、毫无怨言地把自己的青春和生命献给了北大荒，他们创造了北大荒今日的繁荣。现在他们都老了，他们是我们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我们每天端起的饭碗里就有他们的汗水。让我震惊的是，仅仅因为他们不断上访，反映少数国有农场拒不落实国家惠农政策，侵害家庭农场和群众利益等问题，垦区某些单位就凭借以至滥用公检法等公权力，给予这些走投无路的人以种种严厉处罚，甚至乱抓人，肆意侵犯他们的人身自由！ 向政府反映意见是公民的权力；倾听公民的意见是政府的义务。中央多次严肃指出，大多数上访群众是因为他们的正当权益受到侵害，他们的合理诉求遭到冷拒，各地方必须认真接访，依法解决，以切实的行动维护社会稳定和安定团结。做得不好的，当追究当地领导人的责任。 2011年1月25日，温家宝总理亲自到国家信访局，听取了壹些上访群众的意见，他说：“我们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我们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我们应该利用手中的权力为人民谋利益，负责地解决人民群众的困难和问题。”“各类行政程序都要向社会公开，所有行政行为都要接受社会监督，确保壹切行政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但是，正如大家所知道的，少数地方官员因害怕暴露真相，影响“政绩”和仕途，以种种违法手段对上访群众进行了多方围追堵截和封锁。我本想进行更广泛和更深入的调查采访，但办不到了。北大荒垦区许多上访职工因受到农场昼夜监控，各路口设卡严加防范，虽经再三联系，他们无法出来接受我的调查访谈。建三江农垦分局浓江农场女职工卢凤琴在手机中对我说：“我现在走到哪里，他们都跟著我，实在走不开了！”为审阅本文，年近六旬的卢凤琴在农场两名干部随身监视下到达哈尔滨，后来她设法甩掉“尾巴”，为印证本文所写属实，她含泪刺破手指，按下了血手印！ 截止2011年6月，在北大荒垦区的壹些地方，对上访群众的严格监控仍在继续，而他们的诉求始终没有得到公正解决。 很显然，这些“草根族”的声音被拒绝倾听！ 2010年10月6日下午3时许，我正在哈尔滨听取建三江农垦分局前锋农场农工张丽英反映情况和意见，她的儿子郑江峰从家里承包的庄稼地里来电说，“农场法院人员和警察都来了，要抢粮”。我与正在现场的张姓法警直接通了话，请他给张丽英“留下壹些活命粮”。法警以“执行公务”之由，断然拒绝了我的要求。最后，还是拉走了她刚刚打下来的400多袋水稻，每袋180斤，价值11万余元。 2010年8月，引龙河农场农工唐维君已被拘留壹次，当地公安准备第二次拘留他时，他不得不逃亡出来向我求援，我把他安排到北京壹个秘密住处暂时栖身达4个月之久。12月29日，就在黑龙江省调查组赴引龙河农场召开的调查会上，北安农垦公安负责人仍然蛮横地当面对唐维君说：“现在正在解决妳的事情（指省调查组听取唐的意见），解决以后还要拘留妳，因为裁决已经下了。” 考虑到这些农工的人身安全，几个月来，我请所有接受访谈的农工广泛转告那些多年来壹直上访的群众：“从现在开始不要再上访了，注意保护好自己。我作为壹个作家，会如实反映妳们的情况和呼声。要坚信在社会主义中国，绝不会容忍坑农害农的恶行！” 所有受访农工都含泪表示：他们相信党中央、国务院，他们保证不再上访了，他们会耐心等待结果。 听到这些质朴而真诚的回答，我的眼睛湿润了。 现在，壹个根本性的问题摆在我和所有读者朋友面前——面对许多上访农工的哭诉，面对他们讲述的大量事实和提供的可靠证据，我们必须给出结论：上述那些被处罚的上访群众，和做出这些处罚决定的垦区干部，究竟谁对谁错？在北大荒那片遥远的黑土地上到底发生了什么？那么多饱受摧折打压的农工，多年来为什么坚持不断进省入京上访？这些上访人究竟是无理取闹的“刁民”、“上访专业户”、“缠访户”，还是被无理压制的受害者？ 我提出的根本问题是：谁站到了人民的对立面？！ 第三章 本次田野调查的由来 1 我的调查是从2010年8月下旬开始的。 8月23日，黑龙江农垦总局所属的北安管理分局引龙河农场职工唐维君，结束了7天的“行政拘留”，心情黯然地回了家。壹进门，他的妻子就哭了。50岁的唐维君默默坐在窗前，他不想也无须向妻子解释什么。全家人都知道，这是农场对他所谓“上访过激行为”的惩处。不多时，他发现门口开来壹辆轿车，车上下来几位干部，有的是唐维君的熟人。他们不进门也不离开，就站在那儿抽烟聊天。唐维君明白，按照农场惯例，这是来监视他行动的人。 他出门说：“这是何必呢？而且妳们这样做是违法的！” 来人也不见外：“领导交待下来的任务，没办法。” 唐维君警惕起来。 回身进屋打了几通电话，有消息灵通人士告诉他，下壹步农场可能对他还要采取更严厉的惩处措施。唐维君思忖再三，决定逃出去避避风头。他立即打电话找来壹辆熟悉的车，站在门口监视的干部迅速报告了管理区领导，那位领导通过手机对唐维君找来的司机说：“唐维君有问题，妳还敢拉他！” 司机只好驾车离开。 唐维君更紧张了。 他又打电话找来壹辆朋友的轿车。车到门口，他跳上去就疾驰而去。 监控人员正在那里聊天呢，见状赶紧坐上车紧追不舍。路上黄尘滚滚，鸡飞狗跳，两辆车风驰电掣，犹如演出壹场惊险的好莱坞“飞车大战”片。唐维君熟悉地形，知道前天刚下过雨，土路泥泞难行。途中他迅速换乘，跳上壹辆松花江微型面包车离开水泥公路，改换方向，朝壹条土路飞驰而去！ 果然不出所料。后面紧追的轿车中途陷在泥泞不堪的土路上跑不动了，气得监控人员在后面跳脚哇哇大叫。 唐维君终于惊险脱难。 事后证明，唐维君的预感是正确的。 当天下午，唐维君的“难友”、和他壹样刚刚从拘留所放出壹天的杨乃利、赵连发，又被农场公安抓了进去，以在上海世博会期间“发错误信息”为由，继续拘留8天。 两天后，唐维君在藏身之地——大兴安岭地区的加格达奇市给我打了壹个电话请求帮助，我约他到北京见面。 2003年，唐维君因受假种子坑害而倾家荡产，为躲债和告状，他奔波流亡在外整整5年。那时我为他写了壹篇《妳代表谁？》（见“第十节”），自此相熟了。 数天后，我见到了唐维君。他不敢乘坐火车，怕被农场公安人员堵住，而是乘坐公交大巴，从唐山绕道而来的。他介绍的壹些情况让我十分震惊。与此同时，有些农工在网上读了我的《妳代表谁？》，知道我是北大荒出身的作家，留言希望能见到我。数天后，我飞赴哈尔滨开始了与本文内容有关的全面调查。 2 出于壹种悲怆而庄严的心情，我把第二次返黑调查的出发时间定在2010年10月2日。因为在10月1日这个神圣的日子，我要留在北京观看央视直播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及首都各界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篮的仪式。 节日的天安门广场，到处点缀著绚丽的鲜花，飘扬著鲜红的国旗，洋溢著喜庆祥和的气氛。10月1日上午10时，在军乐队伴奏下，总书记胡锦涛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首都各界代表5000余人壹起庄严肃立高唱国歌，激昂的国歌声腾空而起，回荡在北京上空，并通过央视屏幕响彻中华大地。随后，胡锦涛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登上纪念碑基座。总书记神情庄严凝重，走上前仔细整理花篮上的红色缎带，然后向人民英雄纪念碑缓缓鞠躬。接著，党和国家领导人同首都人民、同全国13亿人民壹起，共同瞻仰了巍峨的人民英雄纪念碑…… 这壹刻，我无比激动。 我想到了西柏坡——1949年3月23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从西柏坡出发，乘车前往北平。登车之前，毛泽东对周恩来说了几句意味深长的话：“今天是进京赶考的日子，我们壹定要考个好成绩，决不当李自成。”“如果考不好，退回来就失败了。”2002年12月5日，即党的十六大胜利闭幕20天之后，新当选的总书记胡锦涛同志率领新壹届党中央领导集体，冒雪到西柏坡学习考察。这天雪花纷飞，漫天皆白。壹间间乌瓦黄墙的土屋，壹张张吱嘎作响的桌椅，壹幅幅用红蓝毛线标注的作战地图，以及毛泽东推过的石碾，周恩来用过的纺车和雨夜救乡亲的马灯……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群众血脉相连、生死与共的亲情，在这里的每寸土地、每件陈列品上壹次次生动地印证著和重现著。 在西柏坡纪念馆，讲解员唱起了当年的壹首支前小调： 最后壹尺布用来做军装， 最后壹碗饭用来做军粮， 最后的老棉被盖在担架上， 最后的亲骨肉送儿上战场…… 歌声中，总书记胡锦涛的眼睛湿润了。 他感慨万千地对站在身边的同志们说：“正是依靠人民的支持，我们党的事业才获得了不断胜利的基础。”“我们壹定要牢记毛泽东同志倡导的‘两个务必’，首先要从自身做起，从每壹位领导干部做起！”西柏坡之行不久，胡锦涛提出的“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深深打动了全国人民的心。 黄钟大吕，日夜长鸣！ 此刻，我又想到北大荒那片遥远的土地。 3 在我和太太雪扬共同撰写的长篇纪实文学《中国女子大学风云录》中，记录了抗日战争中发生在北大荒的壹些真实故事。我以为，在进入调查报告的正题之前，重温壹下战争年代这里党和人民的血肉深情是十分必要的。 黎侠，原名黄晓英，其丈夫李范五“文革”前曾任中共黑龙江省委第二书记兼省长。我采访她时，白发苍苍的老人已经坐在轮椅上了。黎侠出生于北大荒原野上壹个乡村中医家庭，少女时代因受父亲和中共地下党员李范五等人的影响，成为东北抗联中最小的战士。1936年严冬，日本鬼子的“大清剿”把她所在的抗联小分队逼进牡丹江地区壹个偏远而贫穷的小山村。十几名战士和几个伤员悄悄住进壹个“堡垒户”李大娘家，大娘的丈夫牺牲在战场上，只身带著11岁的闺女小玉花生活。家里壹贫如洗，壹点点存粮早就吃光了。战士们连饿了好几天，壹个个东倒西歪，走路的力气都没了，小黎侠也病倒了。那是壹个大雪天的早晨，大娘说，妳们饿著肚子怎么打鬼子啊，俺出门借点粮食去。 天傍黑时，霜雪满头的李大娘背著沉甸甸的半麻袋玉米面回来了，蒸出两大锅黄澄澄香喷喷的窝头，战士们吃得狼吞虎咽，兴高采烈。不大工夫，壹个小战士忽然跑进来报告说，不知为什么，大娘正躲在院子里抹眼泪。战士们这才觉出事情有点不对。队长四下瞅瞅，压低声音吼道，大娘的闺女呢？小玉花怎么没见？战士们壹窝蜂涌出房门到处找，没有！队长急火火地问大娘玉花哪去了？大娘终于忍不住，掩面痛哭说，俺把玉花卖了，换了半麻袋苞米面。 战士们呆住了。扑通扑通扑通，泪流满面的队长和全体战士，还有病重的小黎侠，齐刷刷跪倒在当院，在漫天大雪中向大娘砰砰咳头不止…… 不久，黎侠随同抗联队伍，带著壹些逃难百姓转移到林海雪原中。其中有个女村民叫丁志清，丈夫参加抗联后在战斗中牺牲了，为了复仇，她毅然抛下刚刚7岁、4岁和1岁的三个女儿，跟著黎侠壹起到了抗联。这三个孩子后来靠乞讨为生，从黑龙江流浪到内蒙，竟然奇迹般地活了下来，建国后通过组织才被找到。 黎侠记得，在山里的壹个宿营地，壹位朝鲜族女战士的孩子病得很重，队长要派人下山给她的孩子找药，她拒绝了，扯住队长的袖子不放，说鬼子正在清剿，下山的同志太危险。入夜，这位女战士要战友和老百姓都放心睡觉，说她抱著病孩子反正睡不著，就守著火堆替大家放哨吧。第二天早晨，壹声悲怆的惊呼把战友和逃难的老百姓都喊醒了，大家跳起来壹看，只见这位朝鲜族女战士紧紧抱著孩子坐在树下，母子都冻死了。女战士脸色晶莹，嘴角微绽，浑身结满霜雪，仿佛壹尊冰雕…… 北大荒的土地，珍藏著无数这样感天撼地的故事，承载著党和人民生死与共的鱼水深情！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同时，每位共产党员都应当牢牢记住，没有人民的巨大牺牲和全力支持，就没有今天的共产党！人民的拥护和支持是党的执政基础。国庆之日，胡锦涛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篮、庄严鞠躬的行动，就是向全党昭示，作为执政党的全体党员，绝不能忘记为建立新中国前仆后继、流血牺牲的无数革命先烈，绝不能忘记在党的领导下为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伟大事业做出巨大贡献的亿万人民群众。 “执政为民”——这是中国共产党坚定不移的立党宗旨和钢铁意志。我正是怀著这样的信念走向北大荒的。
第四章 “合作造林”的说法根据何在？ 讲述人： 于德清，60岁，北安分局龙镇农场壹区13队农工，造林户 刘玉云，女，59岁，龙镇农场场直农工，造林户 王义峰，38岁，龙镇农场造林户 （三人还代表当地另外3户农工刘兴华、王红彦、傅继生、张云峰。） 于德清，头发已经谢顶了，颏下留著短短的花白胡子，模样瘦弱苍老，无力地坐在我对面的沙发里，看得出满脸的沧桑和壹身的疲惫，那艰辛而愁苦的样子透著壹种无望甚至绝望的情绪。谈话中，于德清对国家相关政策条文“几款几条”、何年何月制定，张口就来倒背如流。显然，这是他在长达7年的斗争中学来的。这是他唯壹可以用来保护自己的精神支撑和“批判武器”。 刘玉云，个子小小的，肤色黝黑，同样瘦弱，话不多，不过看样子要比于德清来得刚强壹些。 王义峰，性格内向，话语不多，壹双粗糙的大手总是紧紧握在壹起，好像神经壹直紧紧绷著无法放松。 1 犹如壹场大风暴从天而降，上世纪80年代中期，北大荒——这片广袤而丰饶的黑土地被深深震动了。那些日子，中国农村地区全面推行“家庭联产承包制”的改革大潮，迅速波及到黑龙江农垦系统。农垦人意识到，许多年来壹直在亏损困境中苦苦挣扎的农场不改，只能是死路壹条！黑龙江农垦总局决定全面改制，改制的基本方法就是发动广大农工，实行“两自理”（即生活费、生产费自理），农场实行“四到户”（土地、机械、核算、盈亏承包到户），鼓励广大农工以“家庭农场”为单位，自主投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各级管理干部则继续保留工资制。 众所周知，在陈旧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北大荒垦区从“生产建设兵团”那个年代开始就长期处于严重亏损的状态，群众生活极为艰难。80年代中期，广大农场职工等于壹夜之间“下海”了。计划经济时代，农工的工资只能维持生存，根本没有什么积蓄。成千上万个的家庭农场，最初是广大农工靠借钱、“抬钱”（民间高利贷）支撑起来的。农工壹家人只能靠在职职工分得的15亩“生活田”支撑生活。如果壹个家庭，上有双亲的老人，下有上学的孩子，仅靠壹位在职职工的15亩生活田来养家糊口，我们完全能够想象出，那是壹段怎样艰难困苦的日子！正是这场“背水壹战、壮士断腕”般的改革，促进了垦区生产力的巨大解放和发展。 于德清，是龙镇农场场部工业连的职工，改制后，队里没有土地，又停发了工资，他等于完全失业并失去了所有生活来源。好在他脑瓜灵，看到“家庭农场”纷纷搞了起来，农工对农机具的需求与日俱增，他便东凑西借弄了点本钱，瞅准机会做起农机具生意，十多年时间里赚了几十万元。 刘玉云的家也在场部，改制时壹家4口全部下岗，不仅无地无收入，下岗的妹妹还要交“档案保管费”。在那些艰难的时日，刘玉云壹家人凑钱买了壹辆二手小货车，靠拉脚维持生计。 1995年，考虑到国家发展和粮食形势，黑龙江省委省政府号召广大农民开荒种地，“再造第二个黑龙江”，并制定了壹系列扶持措施和优惠政策。腰缠万贯的于德清决心干壹番大事业，他倾囊而出，再加上部分借款，投入80多万元开荒664亩。刘玉云家靠借钱、“抬钱”（月息从3分钱到1角钱的民间高利贷），也开荒595亩。 两个家庭农场就这样靠自我奋斗、自家投资办起来了。 当时，龙镇农场动员职工开荒时，曾许诺“开出的荒地永远归妳们使用”。签署承包合同时，却变成“壹包10年”，每亩地上缴20元“植被费”。后来“植被费”又变成“承包费”，年年涨，壹直涨到每亩地50多元。但是，事情并没有完结。 回忆起开荒的艰难岁月，于德清老人几次硬咽难言。 荒地大都在漫山坡上，是大森林砍光后剩下的杂树林地带。地下遗留的千年大树根盘根错节，坚如顽石，常常会把拖拉机拉动的巨大单铧犁顶断，挖出的大树根要十多人才能抬走。开荒要买农机具，雇人工，清石头，挖树根，几年下来，所有的投资都扔进去了，家里穷得买粮吃饭都成了问题，入冬大雪封山时，连棉鞋都穿不上。过春节备年货，还得向亲戚朋友借钱。荒地靠山，离家很远，为了省油和防止农机具丢失，壹家人就在山坡避风处挖个地窨子，打地铺住在里面。入夜成团的蚊虫叮咬，下雨能把脸盆和被单漂起来……于德清就此落下壹身风寒病，严重时几乎半瘫，现在走路还壹瘸壹拐的。 那些年粮价不高，种地不赚钱，再加上“抬钱”的高利贷利滚利，“土地承包费”又不断涨，使得响应国家号召、投身开荒的壹些家庭农场债台高筑，难以为继。王义峰说，他父亲被外债压得喘不过气来，最后累死在开荒地里。王义峰以“愚公移山”的精神又忙累到现在，至今还是家徒四壁，外债累累。六队的王成财当初雄心勃勃，抬钱买了四套农机具，开了2400亩荒地，最后连地带农机具都被迫拿去顶债了，还欠外债上百万元。好多外来开荒种地还不起债的，只好带上全家逃之夭夭，至今不知去向。 曾拥有数十万元积累的于德清也赔得精光，每逢年关就跑到外边躲债。刘玉云体衰力弱不能跑，过年时只好把门从外面反锁上，壹夜不敢开灯，不敢出声，不敢看“春晚”，壹家人在黑暗和眼泪中度过大年夜。 对于这些朴实的农户来说，灾难其实刚刚开始。 2 2002年9月12日，龙镇农场召集各家庭农场的户主们开会，宣布按照国家要求，要搞“退耕还林”，“妳们的地不能种了，要栽树”，而退耕还林的壹切费用包括购买树苗，投工投肥，都由家庭农场自己投资、“自行负责”。户主们如雷轰顶，纷纷拒绝，“我们倾家荡产，投入血本，好不容易把地开出来养熟了，正盼著种点庄稼养家糊口、挣钱还债，如果退耕还林都改种树苗，几十年以后才能成材，我们靠啥活命、靠啥还债啊？这个损失谁给补？” 场领导说：“这是国家规定，不服从的就收回土地！” 农户们问：“如果是硬性规定，国家有什么优惠政策给我们？” 场领导说：“听说国家有补贴政策，具体内容还不清楚。” 事过很久，于德清等开荒户才明白，龙镇农场对他们撒了个弥天大谎！党中央、国务院在全国农村地区推开“退耕还林”之际，充分考虑到农民利益，早在2000年就制定和公布了壹系列优惠政策。国家《退耕还林条例》第三十五条明确规定：“国家按照核定的退耕还林实际面积，向土地承包经营权人提供补助粮食、种苗造林费和生活补助费。” 《国务院关于进壹步完善退耕还林政策落实的若干意见》中又规定：“实施退耕还林后，必须确保退耕农户享有在退耕土地和荒山荒地上种植的林木所有权，并依法履行土地用途变更手续。”“在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基础上，实行‘谁退耕，谁造林，谁经营，谁受益’的政策。农民承包的耕地和宜林荒山荒地造林以后，承包期壹律延长到50年，允许依法继承、转让，到期后可按有关法律和法规继续承包。”“国家无偿向退耕户提供粮食、现金补贴。” 但龙镇农场并没有向农户传达和宣传国家的相关政策。在当时信息十分封闭的北大荒，长年风来雨去劳作田间的农工们没有办法、也没有渠道获知这些政策。 就在这次动员会上，龙镇农场领导公然要求：“林木成材后，出售木材所获利润的30%要上缴农场。” 于德清心里算了算账，如果把自己664亩林地木材的利润30%交给农场，等于交上12个50年、即600年的“土地承包费”！ 于德清、刘玉云等家庭农场户主们觉得，这样的“退耕还林”太坑害老百姓了，但听说这是“国家规定”，农场领导的态度又十分强硬，胳膊拧不过大腿，他们只能认了。 2003年3月20日，11户开荒农工同农场签订了“退耕还林承包合同”。合同规定，“造林户享受国家退耕还林优惠政策”，林木成材后，出售利润的30%上缴农场作为“土地承包费”，承包期为30年。 合同签完了，户主们按上手印，农场工作人员当场把合同文本全收走了，说是“要拿回去盖章”。 植树季节已到，户主们纷纷凑钱、借钱买树苗。于德清买了25万株落叶松，刘玉云买了21万株，然后全家老小齐上阵，又雇了许多临时工，开始在自家辛勤开出的耕地上种树。 那年闹春旱，农工们不得不雇车往地里拉水保苗。同时，他们不断向场里索要那份“退耕还林承包合同”和《林权证》，但迟迟不见踪影。 “盖章”怎么几十天都盖不回来？ 农场回答：“还没盖完呢，因为有些政策要重新拟定。” 《林权证》始终没发，合同终于讨了回来。于德清他们仔细壹看，农场竟然搞了壹把“狸猫换太子”，合同第壹页给“调包”了：“退耕还林承包合同书”变成了“造林承包合同书”！场方还在合同序文中加上“国家给予的退耕还林政策由甲方（即农场）享受”！ 愤怒的农工们开始上访。北安农垦分局林业处的何某这样回答于德清他们：“妳们是承包土地干活的人，农场就是国家，国家就是农场，农场是退耕还林的实施者，因此农场就该享受国家的优惠政策！” 这时的于德清等人已经查明并弄懂了国家有关政策（很多农工就是在“斗争”中通过查询和自学成为“法律专家”的）。2004年12月10日，他们上访到黑龙江农垦总局退耕还林办公室，接待人员是个有级别的官员。听了农工们的申诉，看到于德清放到他面前的国务院制定的《退耕还林条例》和龙镇农场制定的“合同”，这位官员当著农户的面给龙镇农场负责人打了电话，他说了壹段发人深省的话：“现在人家老百姓醒了，老百姓明白政策了。妳们吃干的，也得让老百姓喝点稀的啊！妳们要是整出事儿，连我们都得跟著吃‘瓜落儿’，妳们赶紧给人家解决！” 3 被逼无奈，2005年5月25日，龙镇农场终于同意把“合同”发给农户。 再仔细壹看，农场又玩了第二次“调包儿”。这次，他们把合同内文加上了农场与承包户“合作造林”的字样，因此，农场仍然是享受国家退耕还林优惠政策的“主体”。 于德清他们表示了强烈抗议：“当初开荒是我们投入的，退耕还林以后，从购苗、雇工、浇水、护苗，也都是我们投入的。妳们是买树苗了，还是下地干活了？什么都是我们家庭农场用血汗换来的，妳们‘合作’什么了？” 壹位场领导跟于德清等人讲了心里话：“说实话，要是知道退耕还林国家给那么多钱，还能轮到妳们吗？我早整到手了！农场就是为了得点国家补偿费，才加上‘合作’这个词。要没这个好处，我把地包给妳们了，把国家好处费也给妳们了，我疯了？” 北安分局的何某说得同样赤裸裸：“我们不写上‘合作’，拿什么享受退耕还林政策？” 于德清愤怒地说：“妳们拿著共产党的俸禄、老百姓的血汗，这样欺负老百姓，还有天地良心吗！” 他们壹直告到黑龙江农垦总局，没有结果。 于德清、刘玉云等5户农工只好到北京上访。国家有关部门严肃要求农垦方面，对上访农工从速落实国家退耕还林政策。总局壹位主管林业的负责人对回来的农工说：“国家补贴只能跟著《林权证》走，妳们回去办《林权证》吧。” 于德清他们满怀希望地回到龙镇农场，要求场方给他们办证。 壹问再问，壹拖再拖。农场林业科迟迟不见动作，工作人员还说：“地方政府跟咱们农场的关系不好，是他们推拖著不给办。”于德清他们急了，再三找新任的文场长。文场长终于点头了，让林业科长抓紧去办。但科长就是“雷打不动”。有壹次，急切的农户们自己出钱雇车，拉上科长到了五大连池市林业局，壹进门，那里的工作人员埋怨说：“别的农场都办了，就妳们没办！交钱吧，办壹个证工本费5元。” 但是，林业科长两手空空，什么材料都没带！ 农户们只好把这位科长再拉回来。就这样，于德清等人连雇车带招待办事人员吃饭，先后跑了30多趟，总共花费2万多元，《林权证》始终没办下来。 有壹次，于德清等人把到市里开森林防火会议的农场林业科壹位干部堵在会场门口，要他就便到市林业局去办证。这位干部脱不了身，急了，脱口说了壹句大实话：“上边不让办，我给妳们办了，我还干不干了！”然后登车扬长而去。 市林业局工作人员见这些农户风来雨去跑了几十趟，心生同情，私下也说了实话：“不是我们不给妳们办，是农场做的‘扣’，假装要我们给妳们办，但就是让拖著，根本不想给妳们办。” 已经富有“斗争经验”和法律知识的于德清得知这壹内情，觉得必须设法把龙镇农场送到市林业局的相关申请报表拿到手，以防生变。他是在回程路上想到这件事的，于是立即调转车头，到市林业局通过“关系”拿到申报表，然后连夜拿到哈尔滨做了公证。 果然不出于德清的预料。第二天，农场林业科工作人员就把他们的申报表从市林业局要回去了！ 4 走投无路的农工只好准备再去北京上访。 人民群众是热爱自己的国家的。大家多次聚在壹起商量什么时候去北京。2008年春，大家说：“北京要开奥运会，咱们不能去。咱们就是冤死了，也不能给国家抹黑！”2009年初，“北京要召开两会，咱们也不能去，不能给国家添乱！”于德清对我说：“其实我们已经没信心了，实在解决不了，我就准备跳天安门城楼！” 说到这里，于德清老人蒙面痛哭。 2008年9月，黑龙江电视台壹位富有正义感的朱姓女记者得知这壹黑幕，深入龙镇农场进行了暗访并做了报道。其后，农场领导开会做了怎样的“反省”和应对研究，农工们不得而知，是不是做了怎样的“暗箱操作”他们也无从知晓。该报道就此不了了之，再无回音。 龙镇农场在退耕还林政策上的立场和态度依然故我。事后，于德清和刘玉云专程赶到哈尔滨，对给勇敢正直的朱记者“惹了麻烦”再三表示了歉意。 2009年4月6日，于德清、刘玉云等6位农工到了北京。于德清在路上与其他人走散了，得以幸免于难。刘玉云等5人在马家楼壹带被黑龙江农垦工作人员截住，农垦驻京办雇了壹辆奔驰面包车（众所周知，替地方政府拦截、运送上访人员，在北京已经成了壹个兴旺的“产业链”），连夜把他们拉回哈尔滨的总局信访办。接著龙镇农场又派车把他们拉回场部，但任何问题都不予回答、不给解决。此后两年间，于、刘等农户去北京上访告状30多次，都被农垦工作人员截回，无果而终。刘玉云说，有壹次，她被非法拘禁在农垦总局驻京办，由4人日夜看守，整整3天不得出门！ 几年来，龙镇农场6户“退耕还林”的家庭农场为上访，食宿路途总共花费30多万元（有票据为证），误工损失更是难以计算。 黑龙江垦区农工的反复上访引起北京强烈关注。特别是2010年2月，北安分局的红色边疆农场多名农工到中南海新华门前上访喊冤，引起极大震动，该农场领导被撤职。龙镇农场显然感觉到强大压力，不得不答应给于、刘等人办理《林权证》了。场长王立军召集6户农工开会，壹切都应诺得非常痛快。他说，退耕还林的补贴其实不是我们不给，是“总局不让给”（不知此话是否属实，还是他的推诿之词）。“林木30%的利润场里也不要了，再过50年咱们都死了，要那个钱有什么用！妳们让我们过个消停年，等过了年就给妳们办！” 场长既然答应了，于德清他们也放心了。过了正月十五，于德清、刘玉云等6人几次到场里取《林权证》，依然没有结果。3月8日，于德清问林业科壹位干部，王场长亲口答应的《林权证》给没给办？这位干部回答：“不知道！” 忍无可忍的农户们眼睛血红，怒不可遏，几乎要爆炸了！他们决定豁出所有的血汗钱，要和这帮言而无信的家伙死拼到底！6人连家都没回，当即在场里雇了两辆车，冒著风雪驱车数百里直奔哈尔滨，然后换乘长途大巴奔向北京。 北京是救命的地方啊！ 农场领导慌神了。他们知道，事情闹大了，自己就可能像红色边疆农场的领导人壹样，壹夜之间失去权位！壹路上，上访农工们的手机响个不停，干部们把话说得极其卑下：“妳们回来吧，这次要是再不给妳们办证，妳就操我八辈祖宗！” 采访中刘玉云给我看了她的手机，手机上至今还保留著场长王立军发给她的短信，话语非常礼貌：“刘玉云同志妳好！我是王立军，办证的事正在进行著，我也从来没说不给妳们办，为什么还要走呢？我希望妳们尽快回场！”手机时间标明为：2010年3月9日17时8分。 于德清、刘玉云等人再次相信了场领导，中途返回。双方坐下谈判时，场方又企图加上“合作造林”字样和“上缴30%利润”的条款，遭到农户们严词拒绝。第二天，场里派车拉上5户农工到五大连池市林业局，终于办下了千呼万唤、舍命争来的《林权证》！ 这里需要补充说明，2009年12月，当时在任的场长曾给另外13户农工办理了壹份《林权证》，里面根本没有标明家庭农场户主拥有林木的“所有权”。场长解释说：“上边还没转过弯来，我先给妳们办个假证，等以后缓缓再说。”教训够深的于德清当场拒绝，而其他13户农工稀里糊涂把这个假证领回家了。后来农工们上访到林业部，接待人员壹语中的：“没有所有权，叫什么林权证？” 2010年3月15日，龙镇农场终于给于德清、刘玉云等6户农工办理了《林权证》。据说，还有几十个老实巴交、不敢上访的家庭农场户主至今没拿到证。 5 我们也许该为于德清、刘玉云等拿到《林权证》的6户农工额手称庆了吧？不！如果那样，我们就对龙镇农场某些干部理解得太过浮浅太过简单了！ 9月15日，我委托律师蒋媞、助手赵刚到龙镇农场查看有关文件，看到于德清等人拿出来的《林权证》，两人大吃壹惊！ 证中，在“林地用途”壹栏，赫然标明是“防护林”！ 国家退耕还林政策明文规定，农民自费植树造林，农民拥有所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而“防护林”顾名思义，任何人是不能采伐的！ 如果没有法律工作者蒋媞、赵刚的揭露，于德清他们还蒙在鼓里！ 他们历经7年拼命抗争、终于拿到手里的这个《林权证》，竟然是个毫无价值的“林权证”。 壹计不成，再施壹计，从头到尾，龙镇农场设置了壹个又壹个骗局！ 龙镇农场截流、剥夺了所有实施了退耕还林的家庭农场理应享受的国家补贴！ 据于德清粗略统计，从2003年到2010年的8年间，拥有林地664亩的于德清和拥有林地595亩的刘玉云，两户理应拿到的国家补贴总计达上百万元，那么全场几十家“退耕还林”户理应享受的国家补贴显然就是壹个惊人的数字！ 于德清、刘玉云等6位农户在上访信中写道： 宜林荒山改造已让我们倾家荡产，退耕还林还要我们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更需要我们冒著天大的风险和连续不断的艰苦付出，才可能完成。尤其是是长期、大量的投入和遥遥无期的回报，雪上加霜的经济压力，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我们背负著国家退耕还林的责任和风险，负债经营，自投巨资，成年累月进行造林、抚育、管护和三防，不断为改善整体生态环境发挥著效益，我们却无法得到国家壹分壹厘的退耕还林补贴！ 龙镇农场上骗国家，下欺百姓，壹分不投，壹树不栽，却大把大把地拿著国家各项退耕还林补贴，还违反国家“谁退耕，谁造林，谁经营，谁受益”的规定，占有我们30%的林木利润！ 铁的事实摆在所有人面前。 农工们把话也说得有根有据、明明白白。 但从2003年至今，在长达7年的时间里，尽管他们数十次上访告状，其合理诉求至今没有得到解决，也没拿到国家壹分钱退耕还林补贴。看来，龙镇农场的管理者铁了心要当“国家退耕还林政策的享受者”，那么，龙镇农场的上级单位为什么对此没有任何反应、任何动作，听任龙镇农场如此妄为？ 根本原因在哪里？我将在后面给出答案。 第五章 被迫的沉默 讲述人： 吴延敏，女，41岁，红色边疆农场二区十队农工
这两个家已经支离破碎了。在北大荒的劳动生活中，壹个家庭缺少男人的艰辛与凄苦是我们可以想象的。是谁夺走了这两家人的团圆和欢笑？使这两位女性只能默默吞下壹切苦水，以柔弱的肩膀支撑著孩子和老人的生活…… 吴延敏的丈夫富万荣、哥哥富万松，严华的丈夫张广杰，现在都被关押在农场劳教所——因为上访！ 北安分局所属农场的广大农工都知道这件事，都曾因这条新闻而震动。因为北安农垦电视台曾在壹周内连续滚动播出这条新闻。镜头前，身穿囚服的富万荣和张广杰满脸苦痛和沮丧，承认自己“上访不对”，“冲击了中南海新华门”，保证今后“不再上访”了。 2010年3月8日，并没到中南海新华门的富万松因被指认为“幕后指使人”，也被农场公安部门从山东省日照市逮捕归案。播出的新闻镜头中，富万松是戴著手铐从警车上下来的。 这两条新闻在北安农垦系统产生了极大的震慑力。很多上访职工被迫沉默了。但是，仍有壹些人决定“拼命也要抗争到底”。吴延敏和严华的丈夫已经被关起来，为了正义、尊严和生存，她们没有退路，仍然奔走在上访路上。 2011年春节前夕，我和律师蒋媞专程到黑龙江省绥化劳教所看望富万松。富万松对我说：“我多蹲几个月算个啥，把牢底坐穿又算个啥！只要我的命在，就要拼出个理来！” 1 2003年，红色边疆农场为改造大面积的沙化地，以拍卖土地承包权的方式，号召职工植树造林和退耕还林。他们没有公布国家有关退耕还林的补贴政策，农工们也不知道。富万松、富万荣兄弟拿出自己的全部积蓄，包括部分借款，先后购买了落叶松树苗30万株，承包造林900亩。张广杰兄弟购买树苗25万株，承包造林750亩。农场与他们签订了承包造林合同，林木所有权、经营权归属造林户，成材后利润的30%上缴农场（看来这壹条是北安农垦分局所属农场的统壹“政策”）。 两个家庭林场就这样靠自己投资办起来了。 富家造林的主要投资人是哥哥富万松。弟弟富万荣壹家人壹方面帮助哥哥维护林地，壹方面在林地里间种大豆以维持生活。头几年年景不顺气候恶劣，2003年大旱，60多天不下雨，他们只好雇人雇车拉水保苗，死了苗需要不断补种，又花掉不少投资。2005年6月22日，壹场鸡蛋大的冰雹铺天盖地砸下来，农户们赶到地里壹看，堆积的冰雹仿佛六月雪，白花花壹片，壹尺多高的树苗被砸得东倒西歪，树干都暴了皮，吴延敏和严华蹲在地头大哭不止。第二年，两家人只好再次大规模补种。为维护这片自己壹手栽培起来的绿色梦想，他们豁出身家性命，投入了太多的情感、期望和血汗钱…… 这片林地，是他们奋斗多年留下的唯壹财富。 富万松原是红色边疆农场的职工，勤劳能干，头脑灵活，农场改制后下海做生意，小事业发展得不错，后来他到山东壹带跑生意，觉得那里环境好，生活方便，家就搬迁到日照市。 富万松走南闯北，见多识广，逐渐弄懂了国家政策也有了维权意识。他听说造林户应当办理《林权证》，这样就能享受国家关于退耕还林、植树造林的各项优惠政策和补贴。富万松恍然大悟，赶紧跑回红色边疆农场打听消息，问干部，要办《林权证》，要国家给的植树造林补贴。农场方面始终拒绝给他们办《林权证》，干部强调说，农场系统改制后是“大农场套小农场”，“大证套小证”（其实他们连“小证”也不给），国有土地的管理权、使用权在“大农场”手里，因此“大农场”才是享受国家补贴的“主体”。 据了解，这壹说法在黑龙江农垦系统普遍流行，因此国家明文规定的有关农业、林业的各种“直补”，许多农场的农工得到的很少或根本没有得到，大量款项被“大农场”套取或截流了。 2005年，富万松从红色边疆农场的朋友那里听说，造林户理应得到的国家直补款项，被农场里有些人“用假名，做假账，冒领两年了。”而且，农场根本不把已经与家庭林场户主签订的承包合同当回事儿。 农户们还发现，红色边疆农场为欺骗和套取国家退耕还林、植树造林的补贴，公然造假以蒙骗上级。2005年春天，上级来人检查退耕还林、植树造林的落实情况，造林农户们营造的大片林地不仅成了农场领导人的“政绩”，他们还火速从外地购来成车成车高大的落叶松树苗，连夜雇人挖坑，栽种在十壹队邢姓农工承包的37垧耕地里，连包裹在树苗根部的塑料营养袋都不摘掉。等到检查团壹走，农场又派人把做假的树苗壹棵棵拔掉扔在壕沟里——因为那是邢姓农工承包的耕地，人家还得种庄稼啊。 现在，这片耕地就种植著大豆。 国家巨额补贴资金就这样被红色边疆农场截留在手！ 我手里握有当时农场出钱被雇到地里造假栽树的两名农工的证言：“2005年春天，十队前面、十壹队后面，有壹块地栽的树没把营养代（袋）拿下来，过几天又把树拔掉，扣沟里了。证明人某某，2010年9月30日” 农户们当然都珍视自己的劳动成果，也热爱自己的国家，他们怎么可能压抑住满腔的怒火呢？农场不仅悍然截留国家发给农户的大量补贴，拒绝发给《林权证》，还采取如此卑劣的手段骗取国家退耕还林的巨额补贴资金，农户们当然不能答应！数年间，富氏兄弟、张广杰兄弟等造林户们再三找场领导要求办《林权证》，又不断上访，始终没有结果。 在沙化地上，家庭林场户主们自己投资、投劳，又风来雨去精心营造、维护的林地，所有权不是他们的又是谁的？农场以“国有土地”管理者的身份，悍然截留国家为造林户下发的补贴，造林户不是成了“杨白劳”吗？他们甚至不如杨白劳，杨白劳只是出卖劳动力，不必花费自家的血汗钱，开荒，买苗，造林。 事情的性质就是如此尖锐。 在红色边疆农场始终蛮横地拒绝为造林户办理《林权证》、拒发国家补贴的情况下，造林户们被迫屡屡踏上耗时费力费钱、漫长而痛苦的上访之路。 不许他们上访，就意味著他们连诉苦喊冤的权力都没有了！ 2 2009年12月，忍无可忍的富万荣、张广杰、周国英（女）等十几名家庭林场户主到北京上访要“讨个说法”。16人集体到了国家信访局，但没等谈上什么，就被黑龙江农垦工作人员“接走”，说是“回家答复和处理”——事后既没“答复”也没“处理”，把人扔在家里就不管了。 2010年1月16日，10名户主又到了北京。此前他们从来没逛过大北京，又担心到国家信访局再被农垦工作人员截走，想换个“说理的地方”，但壹时有点摸不著头脑到底去哪里？富万荣就给在山东日照市的哥哥富万松打了个电话，问怎么办？去哪里？ 富万松很慎重。他不希望把事情闹大，更不愿意把户主与农场领导的关系搞僵。他先给红色边疆农场场长万太文打了电话，告诉他：“妳们不给解决问题，现在我们到北京上访了。”那意思当然是想给万太文施加壹点压力。但户主们上访“屡战屡败”的结果让万太文胸有成竹，他回话时态度很和蔼，还开了壹句玩笑说：“妳们要想解决问题，就去中南海吧。”（本次对话有手机录音） 富万松火冒三丈，那就把事情闹得越大越好，哪怕我们拼个壹死也要把妳拉下马！ 事情和情绪就这样被激化了。富万松回头给在北京街头的弟弟富万荣打电话说，上访地点有三个：壹是国家信访局，二是国家林业局，三是中南海，去哪儿妳们自己定。不过他还是叮嘱富万荣说：“不管到哪儿，都不要碰人家任何东西，咱们就是上访，没别的目的。” 当时10名户主已经到了天安门广场——那里毕竟是北京最好找的地方。想来想去，他们就近选择了中南海。广场上人多，他们怕走散了，还拣了个小纸红旗，好像是什么导游扔下的。农工们边走边打听，终于找到中南海新华门。这些“老屯”确实不懂国家的严格规定，不懂国家最高首脑机关所在地的庄严神圣，以为那儿还是他们家的田间地头呢，有人站到警戒线那儿，有人甚至越过警戒线，壹起发声喊：“胡主席，我们冤枉啊！” 这种冒失行为当然会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10人当即被扣留审查，警方了解到他们属于上访群众，并无任何恶意，于是很快通知黑龙江农垦把人接回。此事震动很大，中央有关方面要求查明情况，严肃处理并追究领导责任。红色边疆农场场长万某、书记张某被撤职。不过这两位同志还是有丰富的工作经验和能力的，没过几个月，北安分局重新启用了他们。 3 真理是比较出来的。 现在就来看看各级领导机关对10名农工“冲击中南海新华门”壹事形成的处置公文： 中央有关方面要求“查明情况，严肃处理并追究领导责任”，这无疑是正确的。 黑龙江省信访工作领导小组发出2010年1号文件，就此事通报全省，文中说：“决定对省农垦总局北安分局予以全省通报批评，将红色边疆农场直接列入信访工作重点管理单位……省农垦总局北安分局和红色边疆农场要认真落实省委和省政府领导的批示精神，采取得力措施，认真研究上访人的诉求，按政策解决问题，并依法追责。省农垦总局要进壹步加强对信访稳定工作的领导，督促北安分局和农场认真吸取教训，查找问题，采取有效措施，切实改进工作，尽快改变信访稳定工作被动局面。” 这壹文件明确要求农垦方面，要“认真研究上访人的诉求，按政策解决问题，并依法追责。”这无疑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体现了“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立党宗旨。这些上访农工不明事理，擅自越过中南海新华门前的警戒线是错误的，当然要进行批评教育、严肃处理；同时他们上访诉求中的合理要求，也应当按政策予以落实。 再来看黑龙江省农垦总局就此事通报全局的2010年“5号文件”。很遗憾，通读全文，完全找不到对上访群众诉求的任何关切。其结语是：“总局党委要求垦区各级各单位党政领导，要以此次红色边疆农场发生的进京异常访事件（“异常访”为专用名词）为警示，深刻吸取教训，壹定切实加强信访稳定工作的领导，做到靠前指挥，进壹步落实责任，加大‘五个力度’，即信访隐患排查力度、信访积案处理力度、敏感时期对上访老户的稳控力度、异常访依法打击处理力度和信访责任追究力度，坚决做到死看死守，确保不再发生进京异常访事件。” 什么叫“异常访”？“异常访”又是怎样产生的？“加大依法打击处理力度”又意味著什么？“死看死守”是否符合国家有关法律规定？为什么不考虑上访农工的诉求是否合理？ 结果是，这壹积案依然江山依旧，“隐患”依旧，上访人却被关进劳教所了。后来的事实证明，当饱受欺凌的农工奋起抗争壹定要“讨个说法”时，任何“死看死守”都是无法阻挡的！ 4 到中南海新华门前上访的10名农工的结局是悲惨的。 周国英（女）等8人受到行政拘留处分，富万荣、张广杰分别被判处“劳动教养”两年。2010年3月，这次上访所谓的“幕后指使人”富万松，被农场公安人员从山东日照市逮捕归案，判处“劳动教养”壹年六个月。 这些农工去中南海越线上访被称为“异常访”，农垦当局对于他们的处罚也像是“异常严”。 当国家号召退耕还林、植树造林、保护生态之际，家庭农场的户主们靠借钱、抬钱，吃大苦流大汗，开荒购苗，然后造林护林养林。他们为北大荒和我们的生活铺展开壹片盎然绿色，而他们和自己的亲人尚无任何收益。他们用血汗为我们留下壹片绿荫，却拿不到国家下发的补贴，甚至拿不到自己的《林权证》。他们为了维权和检举农场领导弄虚作假、欺骗国家，奔走呼号抗争了整整7年而无结果，最终却遭到农场如此严酷的处罚，是不是“异常严”，自有公论！ 现在，吴延敏独自带著上学的孩子和74岁的婆婆生活。北安农垦电视台滚动播出富万荣、富万松被“劳动教养”的新闻时，吴延敏总是设法不让婆婆看到电视，老人到现在还不知道两个儿子都被关了起来，否则，谁知道老人能不能挺住呢？儿子是个好学生，学业优良，在黑河市壹中读高中，明年就要参加高考了。老实巴交、辛苦壹生的父亲因上访维权而被“劳教”，会给备考大学的儿子带来多么沉重的打击和心灵的阴影…… 在这个美丽的国家，孩子的头顶应当只有阳光。而父亲的遭遇会让他那颗稚嫩的心灵误以为这个社会“很冰冷”。 张广杰的父亲84岁，母亲79岁，儿子被“劳教”后，严华赶紧把老人送到外地的亲戚家，她独自壹人壹边照料著上学的孩子壹边看护著那片林地…… 吴延敏和严华多次去劳教所看望自己的丈夫，富万荣和张广杰都心灰意冷地说：“认了吧，没指望了。” 就在我写作本文期间，红色边疆的造林农户又打电话给我，说农场刚刚迫使他们签下“合作造林”的合同。我要问，面对那壹片片饱含造林户心血汗水的绿荫，农场管理者究竟拿什么与农工“合作”了？ 只有国家的土地。 北安分局和龙镇农场管理者坚持认定自己才是国家退耕还林补贴的享受者。在本文的后面，读者可以获知，他们直接违反、并壹直在对抗黑龙江省农垦总局2003年下发的文件精神！ 我不知道农场领导者想过没有？林木要二三十年以后才能成材，这些造林户无地可种，无粮可卖，无木可取，无工资可拿，他们究竟靠什么活命？垦区管理干部大都是在北大荒成长起来的农场子弟，曾和父老乡亲壹起度过艰难的岁月，是父辈们流下的血汗养大了第三代北大荒人。今天，这些父老乡亲被逼到这种地步，甚至还把他们关进拘留所和劳教所，良知何在？天理何在？ 2010年12月16日，总局宣传部长高先生带著分局和农场两级干部来北京见我时，北安分局壹位负责人对我说，他们不是没收入，“刘玉云是退休职工，她可以靠退休金生活。” 错矣！这位先生完全搞错了概念，也过于缺少人权意识了。无论刘玉云是否有退休金，无论她是穷光蛋还是亿万富翁，凡属她的合法权益都是不能受到侵犯的。她享有的退休金也不是国家和垦区恩赐的，是她用几十年的辛勤劳动换来的。 举目四海，天下有壹条到处通行的政治经济学“潜规则”：没有节制的权力会让人变得冷酷。 2010年12月下旬，黑龙江省调查组抵达龙镇农场，认真听取了于德清、刘玉云等人的意见。整个“听证会”的录音是颇有教益意义的，请读者壹阅（参见“第十四节”）。 2011年春节前夕，我和律师蒋媞从北京专程到黑龙江省绥化市劳教所看望了富万松。他身材瘦削，脸色憔悴，两鬓白丝如草。他坚决地说：“劳教期结束我出去后，壹定和他们斗争到底，斗争到死！”站在壹旁的劳教所管理人员十分了解富万松的情况，说了很多正义和同情的话，我也说了壹些安慰的话，并送给他几本书和壹份北京烤鸭。 此前我曾多方运作，期望提前解除富万松的劳教，让他回家过个团圆年，但我的努力失败了。离开那里时，我的心情非常苍凉。 第六章 大山深处的眼泪 ——“情为民所系”的感情在哪里？ 讲述人： 刘长水，五大连池市良种场农工 （此案属于黑龙江省林业系统。审阅本文后，三位农工按下手印。） 2010年9月18日——恰逢我们民族历史上壹个泣血的日子，五大连池市良种场的三位农工刘长水、张国才和吕金成，在我面前泣不成声，泪如雨下，他们讲述了在古东河林场屡遭欺压的苦难遭遇。 1 1995年，黑龙江省委提出“再造第二个黑龙江”，鼓励广大农民积极开荒，增加粮食产量。 接到上级下达的垦荒任务后，“五大连池市良种场”立即动员本场职工响应国家号召，上山开荒。三位年轻力壮的职工刘长水、张国才、吕金成都是热血汉子，他们挺身而出。双方签署了协议书，考虑到开荒要清林、刨根、整地，每垧地（15亩）投入成本接近2万元，同时土地还有个“生养熟”的过程，因此合同规定：前5年免收承包费，之后每垧地年收取500元土地承包费，届时按开发的实有耕地数计算，并按国家在农村改革中普遍实行的规定，壹包30年（1996年至2026年）。 农民是天然热爱土地的。三条汉子雄心勃勃跑到山坡上踏查这片广阔的漫坡地。它地处小兴安岭南麓，杂树丛生，荒草遍地，因数十年的过度砍伐，已没有什么像样的大树，不过地下遗留了不少盘根错节的老树根。三位农民穷得叮当响，哪里有什么开荒费，只好求人找银行贷款，再从民间借“三分利、驴打滚”的高利贷（以10个月为壹年计息，俗称“抬钱”），各自购买了“东方红”拖拉机和壹批农机具回来。自此三家老小齐上阵，开始了挥汗如雨的垦荒大战。冬天砍树清林，夏天刨根整地。有些千年老树根能把拖拉机的链轨板卡住，人只好冒著生命危险，钻到机车下面先刨坑，再把树根锯开。老树根清出来了，大石头搬开了，壹亩亩耕地整治出来了。历经7年奋斗，到2002年，刘长水拥有了450亩耕地，张国才拥有了525亩耕地，吕金成拥有了1130亩耕地。3户家庭农场就这样办起来了。可是，望著用血汗浇灌出来的大片金灿灿的小麦和大豆，他们并没有太多的欢欣。壹是这里地处偏寒，无霜期短，亩产不太高，有时大豆还没收割呢，就被没膝深的大雪捂在下面了；二是这种漫坡地只能靠天吃饭，雨大就冲没了，无雨就旱死了；三是那几年没什么优惠政策，粮价不高，农民辛苦壹年也卖不上几个钱。三位农民尽管处于艰难创业的阶段，但从媒体上，他们已经清晰地感觉到中央对粮食问题和“三农”问题的重视。而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美好蓝图已经展开了，他们觉得自己是走在“希望的田野上”，好日子不会太远了！ 但是，三位户主没想到，半路上突然杀出个“劫道”的，他们开始要钱，后来等于要命！ 2 2006年2月，与五大连池市良种场毗邻的黑河市古东河林场突然通知这三位农民到场部交“土地承包费”。场长说，妳们种的地不是良种场的，是我们林场的，我们有“林权证”，应该向我们交承包费。他狮子大开口，张嘴每垧地就要1800元，比良种场合同规定的数额高了近4倍！ 场长面带笑容，和颜悦色，话里却暗藏杀机：“妳们如果交不起，来年我们就把土地收回，外包给别人了。” 三位农工傻眼了。这片土地壹直由良种场管理著，怎么壹夜之间成了林场的？于是，有三个令人不解的问题尖锐地摆在他们面前，同时也摆在我们面前： 第壹，三位农工在这片土地上忙碌了整整10年，开荒创业时林场不吭声，现在生地养成熟地了，有收成了，林场突然冒出来索要如此高额的所谓“土地承包费”，这不是赤裸裸的宰人又是什么？ 第二，三位农工连年借贷开荒种地，10年来债台高筑，刘长水欠外债11万元，张国才欠30多万元，吕金成欠20多万元，壹旦土地被收回，所有投资付诸东流，等于要了他们的命啊！ 第三，土地所有权属于国家。国家规定，农村土地承包30年不变，后来又说“长期不变”。除非国家需要，谁都不能随意收回或变更农民对承包土地的使用权。全国广大“村长”都知道这个道理，可堂堂的黑河市林业局“直属”的古东河林场，竟可以对国家规定熟视无睹，置若罔闻，俨然成了这片土地说壹不二的“大地主”，想收回就收回，想换人就换人。 三位农民找到“娘家”良种场，场领导也唉声叹气没办法。历史上良种场换了几任领导，后来的人不知道建场时土地划属情况。 2009年，三人委托的代理人赵刚决定查查土地归属的历史底案。 他带上刘长水、张国才和吕金成，跑到五大连池国土资源局，要求调阅相关土地档案。不知出于何种“隐秘原因”，他们连等三天，局领导就是不让查。赵刚火了，拍桌子大吼：“政务公开是国家明文规定的，妳们不让查，我就告妳们‘不作为’！”壹句话把他们吓著了。壹查，成立于1980年的五大连池良种场，拥有1984年由黑龙江省政府颁发的128号“土地证”，三位户主的开荒地正在该证规定范围之内！而古东河林场的“林权证”是1989年由黑河市林业局下发的。赵刚指出，法律上有“先证优于后证”之说，因此，这片土地的使用权理应归属良种场。国家林业政策还有规定，因种种原因“造成林地灭失的”，应“办理注销登记”。现实是：三位户主早已把这片曾经的漫坡林地开垦为耕地，因此应予注销。 这壹法律纠纷原本是比较容易判决和调解的。古东河林场和良种场原来都归德都县（即现在的五大连池市）管辖，按“官本位”的说法是壹个级别、壹个“婆婆”，家里人的事情总是好商量的。后来，黑河市林业局下令把古东河林场收为“直属林场”，五大连池市（县级市）又归属黑河市管辖。这就意味著古东河林场的“婆婆”换了，级别高上去了，自然不把小小的良种场放在眼里了。新世纪初，因为本地另壹位农民所种之地的归属问题，良种场和林场打了壹场官司。壹审在五大连池市法院审理，良种场胜诉了，二审在黑河市法院审理，林场胜诉了。从此良种场的领导灰心丧气，不敢再跟官大壹级的林场斗下去了。 法庭上唇枪舌剑，“林权证”和“土地证”斗来斗去，那些满天飞的法律术语恰恰掩盖了壹个最本质最核心的要害：林场领导和林业局就是在争夺当“地主”的权力！ 2006年，良种场还不知道自己拥有合法的“土地证”，面对林场对良种场三位农工的威逼，只能无所作为。场领导说自己“脑瓜皮儿薄，实在顶不过财大气粗的林场，妳们去告吧，上级如果派人来查，我们壹定如实提供情况。” 古东河林场提出的高额“土地承包费”是三位农工无法承受的。被迫无奈，他们不得不把地里的活计交给老婆孩子，踏上“上访”的漫漫征途。 先到了五大连池市，再到黑河市林业局所在的黑河市，三位农工告到的所有部门、所有领导，都只有壹句极其类似的“样板式”回答：“回去等信儿吧！”然后就是石沉大海，死壹样的沉默！ 黑河市有壹位富有同情心的副市长赵桂英，她到五大连池市搞调研期间，得知三位农工的遭遇，于是出面向林业局“说情”，能否把原来要求的每垧地1800元承包费降到1000元。 林场“恩准”了。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遇上这样的“大地主”，要命就得拿钱啊。走投无路的农民不得不“吐血”出来，2006年，他们按开荒的实际耕地数，刘长水被迫向古东河林场缴纳了1万元，张国才缴纳了2.6万元，吕金成缴纳了5.7万元，总计9.3万元。债上加债，雪上加霜，他们忍气吞声，欲哭无泪。 请注意，正是在这壹年，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宣布废止延续了2600多年的农民“交皇粮”制度，这无疑是中国农民的又壹次伟大解放。此后，中央不断推出减轻农民负担、扶持粮食生产、帮扶贫困人口的优惠政策，数亿农民欢欣鼓舞。但是，在黑河市的古东河林场，却是“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另壹片天地。 2008年春节前，农民们接到古东河林场通知：土地承包费每垧地增加到2000元。开荒农民们叫苦连天，只好再次投入“边生产边战斗”的征程，连同刘、张、吕在内，共有23位农民集体上访到黑龙江省信访办，经调解无效，他们又集体到了北京。 黑河市林业局坐不住了，赶紧派壹位副局长赶到北京，劝农民说：“咱们回家解决，半个月内尽可能给妳们壹个满意的答复。”壹个月后，黑河市副市长李洪祥带领相关部门负责人召开了听证会，听取农民们的意见。他讲得很动情，他说：“农民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我们要充分考虑农民的切身利益，切实减轻他们的负担，农民多种粮食也是给国家做贡献。”他希望林业局把每垧地的“承包费”再降到原来的1000元。散会后，李洪祥还劝林业局领导说：“我是农民出身，知道农民开荒种地不容易，妳们那壹百多垧地，就给农民种得了！”意思是别收什么承包费了。 林业局神情傲慢，当场拒绝。林业部门自成系统，地方上有些坐拥其大的“林大头”根本不听地方指挥。过后，新到任的古东河林场场长杨玉祥通知农民，承包费降为1800元（算是给了李副市长200元钱的面子），“不交就收地”！ 又经农民们再三申诉、上访、斗争，承包费降到1200元。林场大概也觉得农民总告状，面子上不好看，于是逼著农民签了壹份合同：每垧地承包费固定为1200元，30年不变（即从1996年到2026年）。农民都按了红鲜鲜的指印。 3 第二天，农工带上承包费，纷纷到林场交钱，可仔细壹看场里拿出的合同文本，变了！30年的承包期，从眼下的2008年算起到2026年，还有19年，场里的合同文本却莫名其妙写成15年。刘长水立即给林场场长杨玉祥打电话，问场里为什么把双方已经商妥的合同条款改了？杨玉祥话里话外透出壹点儿“意思”，就是农民们必须向他“意思意思”。 历史已经证明，“长工”跟“地主”是没法硬碰硬的。刘长水他们知道，为了生存，必须满足杨玉祥的那点儿“意思”。两天后，刘长水和张国才带上2万元（这是5位农民按照自己耕种土地的数量，按比例凑起来的），来到杨玉祥办公室。杨假意推托壹番，还是收下了，很快，合同上的15年改回到19年。 2万元，救了5户农民4年的命，还算便宜！ 呜呼！在这位“杨地主”说壹不二、无法无天的权力面前，弱势的农民能有什么办法呢？他们能放下地里的活计，置壹家老小的生活生命于不顾，天天去告状上访斗争吗？他们不能。他们没有时间，没有财力，没有“关系”，他们只能逆来顺受。更何况正值秋收时节，几十垧耕地已经够他们劳累的了。写作过程中，我几次打电话给他们核对情况、数据和细节，三位农工都在地里忙著收庄稼，只能天黑以后“回家再说”。中秋之夜，看著电视里繁花似锦、载歌载舞的晚会，想到此刻还在地里挥汗劳作的三位农工，我心里不免阵阵痛楚…… 就在刘长水、张国才用2万血汗钱“买”回4年合法权益不久，上任不到壹年就大捞脏钱的古东河林场场长杨玉祥因为有人举报落网了，他把农民送的这2万元交待了出来。此案由黑河、北安、嫩江三市检察院联手合办，壹纸判决下来，认为刘长水、张国才、吕金成犯有“行贿罪”。刘长水和吕金成闻风而逃，张国才被办案人员用手铐紧紧铐著，从黑河市押到北安市关了起来，直到家里交了5000元保释金才放出来。 农工当然不服，他们质问说：“这是杨玉祥索贿，应当办他的罪！本来按商定的合同，我们还有19年种地的权利，林场硬给改成15年。我们为了活命，被迫无奈才送钱给杨玉祥，而且是5人凑的钱，按法律规定也不够判罪的！” 但法庭认定，送钱到杨玉祥办公室的刘长水和张国才是“行贿实际操作人”，2万元全部算在这两人头上，就够上“行贿罪”了。于是，北安市法院于2009年10月发出第71号《刑事判决书》，判处刘长水、张国才有期徒刑两年，缓刑三年。“判决书”中如实说明了是“五人商量后凑齐人民币20000元，”并宣布，“本院认为，被告人张国才、刘长水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的行为，构成行贿罪……” 本来属于农工的权利，被贪官污吏悍然剥夺，诉求无门又打不起官司的农工，被迫以如此可怜的行为，来保护和争取自己的生存权利，这难道叫作“谋取不正当利益”？ 许多年来，全国各地发生的惊天大案数不胜数，索贿和行贿的数额都是令人咋舌的天文数字。而五大连池这个案子把5个农工凑的钱算在2人头上，本身就不符合事实也是有违法律的。刘长水、张国才两位农民被“判二缓三”，受贿的杨玉祥被“判三缓五”！办案人员能把这个案子办到如此程度，能对两个农民如此严加惩处，“黑包公”活在今日也当有愧苍生！ 也因此，刘长水、张国才跑到哈尔滨来见我时，还在缓刑期之内，当属“有罪之身、逃亡之旅”！ 4 2008年，古东河林场逼迫农工们签署了“每年每垧地交纳1200元承包费，壹包30年”的合同，后来又命令农工补交了200元，实为1400元。为了保住活命田，农工们也认了，都按下血手印了。 但贪欲是无止境的。2009年初春，古东河林场又发出通知，严令农工于3月26日之前（这壹天是该场规定的每年必须交费的最后期限，就像杨白劳过的“鬼门关”），必须上交每垧2200元的“土地承包费”。 他们又壹次悍然撕毁了已经签署的合同！ 所谓“土地承包费”连年递增，年年疯涨，什么天地公道、党纪国法、合同法规、道德良知，在古东河林场领导人眼里什么都没有了，只有金钱，滚滚而来的金钱！ 又壹轮愤怒的上访开始了。黑河市林业局副局长高某傲慢地回答：“地是我们的，我们想涨就涨，谁都管不著！” 刘长水、张国才知道自己是“有罪之身”，不能再到省城和北京上访了，他们只能怀著壹丝微薄的希望，由张国才独自出面，将古东河林场告到五大连池市法院。 结果是可以预料得到的。在某些“暗无天日”的阴暗角落，弱者的命运只能是“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2010年8月13日，五大连池法院发出第243号《民事判决书》，文中赫然写到，原告张国才是“自愿与古东河林场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书，主动向古东河林场交纳的承包费用。”既然妳是“自愿”和“主动”的，因此，妳又来状告古东河林场收费的“理由不能成立”，故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张国才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889元由原告张国才负担。” 强奸民意到了如此程度，真是骇人听闻！ 张国才他们当然不服，又上诉到黑河市中级法院。刘长水他们含泪对我说：“就是拿脑袋撞石头撞死了，也要拼到底！反正是个死！” 古东河林场现任场长刘某的脑袋看来远比农民硬得多，他对农民也发了狠话，他信心百倍地说：“这场官司妳们要是能赢，我把刘字倒著写！”“妳们不是到处告状吗？等我把官司赢下来，明年妳们交多少钱也不让妳们种了！” 5 现在我要跟古东河林场和黑河市林业局算算总账。 刘长水、张国才、吕金成三位农工，从2006年到2009年，共向古东河林场缴纳69.9万元所谓“土地承包费”。此外，根据我收集到的壹份《古东河林场土地收入明细表》，上面清楚表明，仅从2005年到2007年三年间，另有183名农工向该场缴纳“土地承包费”总计509万元。那么加上近三年的，这个小小的林场仅此项收入总额肯定在上千万元以上。 需要指出的是，黑河市林业局作为管理部门，其宗旨理应定位于“贯彻国家政策，服务基层工作”，但也许是为了“加强基层管理”吧，1997年，他们把古东河林场等7个林场划定为“直属林场”。壹个古东河林场仅所谓“土地承包费”的收入就达上千万元，7个这样的“直属林场”天天围著黑河市林业局转，这大概就是该林业局强硬支持古东河林场的根本原因！ 古东河林场和黑河林业局的这笔巨额收入，是不是需要审计壹下呀！ 新世纪以来，国家在退耕还林、植树造林、保护生态方面做出壹系列严格规定，严禁毁林开荒，违者从严查处。但外包土地的高额利润确实让古东河林场丧心病狂了。张国才说，2009年和2010年，古东河林场在自己立起的“封山育林”的牌子后面，毁林开荒总计约400亩。张国才手中就握有录像证据！ 现在，这三位农工还在与古东河林场“打官司”。 黑河市中级法院“依法做出终审判决”：刘长水、张国才、吕金成败诉。三位农工被迫申诉到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前不久，真正“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黑龙江省高院庄严裁决：“此案发回重审”并“停止原判决的执行”！ 我们拭目以待，看看在社会主义黑河之天下，究竟还有没有公理存在？ 第七章 强行摊派的神秘“稻种” ——高价“服务”：“统壹”还是垄断？
国家《种子法》第三十九条规定：“种子使用者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购买种子，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干预。”
讲述人 刘景奎，40岁，建三江分局浓江农场农工
刘景奎，高高的个子，肤色如铁，身材挺直，声音洪亮，壹听讲话就知道他是属于有知识有文化的新壹代农民，更是壹条响当当的汉子。他写了许多类似七言诗之类的顺口溜，来描述他在浓江农场生活的感受。访谈结束后，他把其中的几首发到我的手机上，诗中充满愤怒与悲怆。如《丧天粮》： 满怀憧景北大荒， 农场坑农赔精光。 妻离子散无居所， 负债累累难回乡。 再如《怒秋田》： 凛风飘雪初春寒， 挥汗洒泪盼丰年， 蚊叮虫咬伤未愈， 当官可知我可怜？ “愤怒出诗人”。我相信，壹个农民不会因为喜欢写诗而编造如此悲惨而愤怒的谎言。 浓江农场对上访人员控制极严。刘景奎是以“购买农机具”的名义，张晓敏是以“出门串亲戚”的名义，跑出农场来见我的。 1 刘景奎，原是黑龙江省绥化地区五营乡的农民，他能吃大苦耐大劳，又雄心勃勃，壹直觉得在家乡承包村上的那点土地无法施展抱负，更难发家致富。听说农垦系统建三江那边鼓励农民承包大片土地，发展家庭农场，2005年，他和妻子带上11岁的孩子，举家搬迁到浓江农场第五作业区。他的这种身份不属于农场正式职工，因此被称为“代耕农”。 张晓敏身体瘦弱，说话低声细语，她家在浓江农场第壹作业区。 2005年，刘景奎购买了壹些农机具，包地135亩，第二年又包地175亩，全部种上了水稻。正当他准备大展宏图之际，却遇到壹个令他和广大农工极为困扰的问题：近几年，浓江农场以“大面积作业”和“统壹管理”为由，向所有农户实行“统壹供种、供肥”——这当然是正确和必须的。但是，垦区既然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国有大农业企业”，在统壹向自己所属的家庭农场和广大农户提供生产资料方面，无疑应当遵从以下原则：质量品质应当是令人放心的；价格应当是更加低廉优惠的；服务应当是更为周到全面的。只有这样，才能无愧于社会主义企业的光荣称号，才能体现党的“执政为民”的宗旨。 实际情况呢？刘景奎和张晓敏说，浓江农场统壹供种供肥的价格普遍高于市场价，而且是说壹不二的“霸王价”。“妳种我的地，就得买我的种子和化肥。”而且强行摊派，不得自行外购，不买本场的种子和化肥，就不发“种粮补贴”。如2010年，每吨化肥市场价格在1680元左右，浓江农场却卖到1980元壹吨。 农工们说，“当爹的”卖给“儿子”的东西，全是高价！ 现在就来看看浓江农场强行推销的神秘稻种“空育 131”。 2006年，农场要求所有种稻农户必须统壹使用“空育131”稻种，结果稻田普遍发生大面积“稻瘟”（俗称“掐脖瘟”，即稻穗底部受病枯死），水稻亩产骤降至700斤左右，平均每亩减产200至300斤。这壹年，刘景奎等大批种粮户赔钱了。农户们为此到场部提出意见，说场部强行摊派“空育131”稻种，给我们造成严重损失，应当予以赔偿。 场领导回答说，“这是天气异常，自然灾害，不是稻种问题。” 刘景奎等农户反驳说：“为什么在同样的气候条件下，在同壹地块，种植别的稻种生长情况良好，亩产很高，而种植‘空育131’就发生大面积稻瘟？说明农场统壹发售的‘空育131’抗病性很差，这只有三种可能：其壹，它不是良种；其二，它曾经是良种，但种植多年后现在退化了；其三，农场提供的不是符合国家标准的高质量的种子。” 领导无言以对，但迟迟不给答复。刘景奎等大批农户被迫到地处哈尔滨的农垦总局上访。他们刚下火车，就被浓江农场和建三江分局的工作人员截住，领他们到了壹家旅店，说“妳们不必上访了，影响不好。我们已经决定，根据农户受灾情况，由‘阳光保险’负责理赔。” 接著，浓江农场与受灾农户达成协议：亩产800斤以上的不赔；亩产800斤以下的，由农场普遍推广的“阳光保险”负责理赔。刘景奎说，这种“阳光保险”的操作也是不合理的，农户每年必须按每亩5元交费，而且不给收据，不给保单。 2006年，刘景奎获赔9000元，杯水车薪。但获赔本身就证明浓江农场强行推销的“空育131”稻种是有问题的！ 2007年，浓江农场依然强行要求农户按照自己承包耕地的亩数，购买60%的“空育131”稻种，其余40%的稻种可自行选择。这年刘景奎吸取了教训，没敢多种，损失较小。 2008年，浓江农场依然故我，继续强行摊派“空育131”。刘景奎没有大面积包地，幸免于难。许多农户被迫从农场以高价买回“空育131”稻种后，只是象征性地种上壹部分，大部分当“高价大米”吃了，或以低价作为大米售出。农场只对强行摊派进行严格“管理”，只要妳把“空育131”买回去了，种不种、种多少？即不再多管。浓江农场第四作业区的孙长山等十几户听话的农民大面积减产，损失惨重。他们集体上访到北京，来自高层的压力迫使浓江农场再次向受灾农户做了理赔。 2010年春，浓江农场仍然是“壹切按既定方针办”，继续强行摊派“空育131”稻种，而且由往年的“白种”（即带壳稻种）变成了“包衣芽种”（即已经催芽并包上农药的种子），“白种”价格壹般在1元多钱壹斤，芽种却卖到3.3元壹斤！ 农场还要求，农户在壹般作业区承包的耕地，种植“空育131”面积必须达到70%以上，示范带（即靠近交通要道的耕地）种植率必须达到百分之百。拒绝不种、违抗命令者，不发给水稻良种补贴（每亩15元），明年还要取消承包资格。有的领导在会上对农工们说：“妳们种农场的地，就得听农场的喝（咬喝），妳要想找公平，就去有公平的地方，农场的政策就这样！现在地火，有的是人想种，妳爱种不种，不种就滚球子！” 结果，到2010年7月中下旬，农户们发现，凡是种植“空育131”的又发生大面积稻瘟。8月19日，四区的刘景奎、壹区的张晓敏等10户农民找到场部反映意见，场长刘志波出面接待。农户们说，“损失是因为农场强行要求我们统壹购种造成的”，因此应由农场按正常收成予以赔偿。 刘志波态度很和缓，似乎也很理解农工焦急的心情。他说，损失面那么大，农场全面赔偿是不可能的，农工家里生活困难的，有孩子上学的，我们可以赔壹部分。 张晓敏家种了600多亩地，损失惨重，她说：“损失是共同的，有的赔，有的不赔，不公平，我们不能接受！” 刘志波面带微笑，拍拍张晓敏的肩膀说：“没事，慢慢接受吧。” 在浓江农场无法解决问题。2010年8月21日（星期日）上午9时许，10户种稻农民上访到建三江分局。值班人员说“领导不在”，10户农民不肯走，壹直等到下午3时许，从楼里出来壹位戴眼镜的领导（后来得知他是建三江分局的局长）。农户们纷纷向他反映“空育131”稻种的问题，局长摇头予以否认，说“‘空育131’是建三江的主打品种，抗低温，米质也好，妳们不懂！” 张晓敏等人说：“妳不种地不知道，‘131’已经有过多年病史，把老百姓坑苦了，为什么妳们还强迫我们种？” 局长说：“有的损失是自然灾害造成的，不能怪种子。” 刘景奎说：“‘131’已经坑我们好几年了，有些农户宁可把‘131’倒进壕沟里，改种别的稻种。同壹地块，别的稻种都丰收了，‘131’却大面积稻瘟，用‘自然灾害’能解释得通吗？” 局长说：“技术问题妳们不懂，我找技术人员跟妳们说！”然后他打电话叫来几位技术员，他却走掉了。 2010年9月23日，浓江农场各作业区召集农户开会，第四区约有150人到会。大家都站在院子里，管区干部大声说，场部决定，从今天开始，各农户“预定2011年稻种”，所用稻种全部由农场提供，不得自行外购，并要求30%的耕地必须种植“空育131”（不知为什么种植面积逐年降低？），另外70%的耕地，可在农场提供的稻种目录上“自行选择”。 农户大哗，纷纷表示抗议和不满。但没人听。 2 近几年来，在强行售卖“空育131”稻种的问题上，农场和农户已多次发生冲突，干群之间的矛盾和情绪日趋激化。在壹次露天的农工会议上，管理干部吼道：“我不操妳妈，妳们不知道我是妳爹！妳们想要公正，就去找有公平的地方，农场的政策就这样！妳们再上访，来年就别想包地！” 2010年9月29日，各管理区又电话通知农户，赶快上报明年购种数量。毫无疑问，对于种植“空育131”稻种的广大农户来说，2011年可能又是提心吊胆的壹年！ 这样的事情不仅仅发生在浓江农场。同属建三江分局的青龙山农场农工张桂荣说，她所在的农场也壹直强行摊派“空育131”稻种，拒绝不种者不发良种补贴。2010年，为逼迫广大农工种植“空育131”，青龙山农场同样强行推销不能吃、不能卖、也不敢种的“芽种”。 我手中有壹份青龙山农场与农工签订的《2010年农业生产承包保证书》，在“统壹供种”条款中赫然规定了如下霸王条款：“2010年分公司（即该农场）100%统壹供种，品种按分局（建三江）推广品种供给，其中水田100%供应芽种，并统壹包衣（农药）……对于没有完成分公司统壹供种的种植户不能享受良种补贴，同时按照供种协议面积，不予返还每亩10元的技术保证金。”协议还规定，“每亩供种4.5公斤”。 农场强卖，农工不得不买。张桂荣说，农工们花血汗钱把“空育131”稻种买回来，却因多年减产、绝产的惨痛教训，很多人不敢种。往年农场提供的都是“白种”，可以当“高价大米”吃掉或卖掉。2010年农场提供的是包了农药的“芽种”，不能吃也不能卖，喂鸡喂鸭都不行。张桂荣被迫花费近万元，从农场购买了“空育131”稻种，大部分扔掉，然后又花了2.3万余元，在佳木斯种子公司购买了别的品种稻种，秋后她种的少部分包衣“空育131”得了稻瘟病，自行购买的稻种幸免于难。张桂荣说，她所在连队的农户，大多数把农场强卖的“空育131”稻种扔掉了！ 我不得不提出疑问，浓江、青龙山等农场（据刘景奎、张晓敏、张桂荣反映，这个问题同样发生在建三江分局的其他农场）的农户不断反映、不断告状、不断上访，以大量事实证明“空育131”稻种连年发生稻瘟，造成大面积减产，使农户遭受严重损失，为什么管理部门依然我行我素，强行摊派？如果为了“统壹生产和经营”，自定的“霸王价”为什么又大大高于市场？这不成了垄断性经营了吗？ 我看到，在“空育131”稻种的包装袋上，赫然印有“北大荒集团建三江种业有限公司”的字样。我查阅了农场强行“供种”收费后给农工的大量收据，所有票据都是“黑龙江北大荒种业集团”提供的。前锋农场农工收到的票据上就印著：“黑龙江北大荒集团建三江种业有限责任公司前锋分公司”。 我手头有壹份证据：即2010年因“空育131”稻种遭灾获得“阳光农业保险公司”理赔的名单。据说，农户的收成必须损失在四成以上才能获得理赔。在严格控制获赔范围的前提下，已经公布于众的该名单显示，仅浓江农场第壹作业区、第四作业区就有285户获赔，近8万亩地受灾！那么，全浓江农场有多少地受灾呢？全建三江分局有多少地受灾呢？ 多年来，垦区管理者壹直坚持“天灾”的说法。 种子是个非常复杂的科学性很强的问题，我非专家，不能贸然做出什么结论。“空育131”到底是不是抗寒抗病能力强的种子？还是使用多年、已趋退化的种子？亦或是个别农场提供了不规范的“空育131”种子（有农工猜测，会不会有人以未经严格筛选的“空育131”商品粮代替种子以谋取暴利）？这些都需要进行严肃认真的调研。但是，壹个可以确认的前提是，广大种稻农工不可能吃饱了撑的，没事找事，无事生非，非把壹个可以让他们发家致富的高产的优良稻种说成是劣质稻种，为此四处奔波，多年来不断上访告状——“空育131”壹定让他们吃够了苦头！ 这究竟是为什么？哪怕是壹个儿童，也不会硬说嘴里的糖果是苦的呀？就此问题我进行了更广泛的调查。农工们坦率地说，如果是好的真正的“空育131”稻种，米质不错，吃起来口感好，加工出来好看，但单产低，抗病性差，因此多年的“掐脖瘟”壹直缠绕著“空育131”。这就产生了壹个尖锐而巨大的矛盾：农场向社会出售“空育131”大米可以获得较大利润；而农工靠贷款种稻子，他们只希望保产量保回报，害怕因稻子患病遭灾而搞得血本无归。管理者强迫种，农工们害怕种，“空育131”之争，就这样成了两个利益群体之争和干群之争。 我的问题是： 第壹，国家《种子法》第三十九条规定：“种子使用者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购买种子，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干预。”农场应当按法办？还是应当按官方意志办？按官方意志办了又遭了灾，谁来赔偿家庭农场动辄几十万元的损失？ 第二，垦区管理机构卖给家庭农场、广大农工的种子和其它生产资料，价格比市场还贵，而且不许农工自行外出采购，“统壹经营”是否就此变成了垄断经营？ 空洞的争论没有意义，正确的结论只能来自实际。正如农工刘景奎对黑龙江省调查组所说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壹标准。我们老百姓就认‘死理儿’：让我们丰产高产、发家致富的种子就是好种子，让我们减产绝产、倾家荡产的种子就是坏种子！” 3 由农场造成的损失年年在继续，土地承包费也年年见涨。2010年，浓江农场规定每亩耕地上缴承包费320元，每垧地高达4800元。至于国家惠农政策规定的“粮补”到底应当发放多少？农场根据什么理由克扣了多少？管理者们从来没有公开、透明地说明和解释过。本文中所写到的各农场所有上访农工、农民，都没有听到过农场关于国家有关政策和落实情况的通报。他们就像“长工”，老老实实地听咬喝、种庄稼就行了。 据了解，在垦区许多农场还普遍实行壹些令人不解的“规定”：如每年农户交纳各种费用必须“上打租”，即开春就把壹年的承包费、技术保证金、飞机航化费（每亩收费16元）等等各种款项，甚至包括可能发生的“罚款”壹次性交齐，年终再“多退少补”。 我查阅了青龙山农场制定的、农工必须签名同意的“2010年农业生产承包保证书”，其中赫然列出19项可以扣掉农工预交的每亩20元技术保证金的理由。农工触犯其中任何壹项要求，技术保证金就会被全部没收或部分没收。 开春备耕，正是广大农户用钱的紧要关节，为了交纳“上打租”费用，农户们不得不向银行贷款或四出借钱、“抬钱”，否则地就种不成了。壹年年下来，广大农户形成了壹个令人痛心的经济生活“模式化怪圈”：开春备耕，向银行贷款，向农场交纳“上打租”；秋后卖粮，偿还银行贷款和利息，然后再贷款交“上打租”、备耕。如果年景不好或遭了灾，农工们就成了为农场和银行“扛活”的“杨白劳”。 农工们普遍反映，农场的承包费“灾年不降，年年见涨，没有上限”。 此外，非常奇怪的是，秋后农场对农户卖粮也严加控制。粮贩子到农场各家各户购粮，必须把数万或十几万、数十万的购粮款打入管理区干部个人的账户，管理区才能出具“路条”，让粮贩子把粮运走。 刘景奎说，他卖粮时，与其交易的粮贩子必须把购粮款打入第四管理区主任的私人账户。 张晓敏说，她的卖粮款必须打入管理区出纳的账户。 从开春供种供肥到秋后卖粮，农户们就这样受著农场的严格控制、“统壹管理”，按照他们的“霸王条款”辛辛苦苦地劳作著、牺牲著、“奉献”著。 浓江农场的各项收费也高得惊人。全场推行农田井灌时，张晓敏等种植户打了两眼井，收费高达3.4万元，另外每亩收“水电线路费”高达2950元。 说到这里，张晓敏落泪了，她说：“现在我们种地不容易，头上悬著壹把刀啊！” 4 刘景奎说，在浓江农场包地的“代耕农”很多是从黑龙江省绥化和庆安地区来的，农场流传壹句顺口溜说，“绥化庆安大虎B，赔了壹批来壹批。”他存有壹封今年写给中央领导的上访信，摘要如下： 由于农场近年来都是“统壹供种”，而且今年供的是水稻芽种“空育131”，并强制我们种植户必须种植，种植面积要达到70%，示范带100%（公路两侧），不种131就不发补贴。而且不允许我们大面积种植其它品种。现在种植的131稻种大面积发生我们无法防治的病害，且病害正在继续漫（蔓）延，已造成无法估计的经济损失。我们种植户都是贷款和“抬钱”种地，每年就靠粮食收入来维持生活。现在我们已没有经济来源，倾家荡产，壹贫如洗，今后的生活无法保障……农场领导干部的做法与胡锦涛总书记倡导的“依法治国、以人为本”大唱反调，农民的真心感受只有渴望与无奈。 我们不想种植“131”品种的原因，是因为这个品种抗病能力低，发病率高。2006年秋天已经给我们种植户造成严重减产，不少地块绝产。2007年至2009年期间，农户为了保住承包地，无奈从农场种子公司购买来高价的“131”种子，只能作为“口粮”吃掉，吃不完的又作为商品粮低价出售。2010年，农场又统购统销“131”芽种，没有发票、生产许可证、检疫证、合格证，农民真的没有办法，扔不起才种。下决心把“131”品种扔掉的种植户，改种其它品种，都获得了大丰收，其他农户种植的龙粳20、龙粳25、龙粳26、龙粳29等品种，都没发生病害，可惜农场不让我们种植。 农场的强制购种已经违反了《种子法》第39条、第41条、第69条之规定，严重违背了国家制定的惠农惠民的政策。当农民种了农场不抗病的种子受到巨大损失的时候，农场领导干部互相推诿扯皮，百般抵赖，不予赔偿，老百姓在状告无门的情况下只有信访，请求中央领导派人实地调查。我们所反应的情况都是属实的，绝没有半点伪造的不实情况，如有不实愿负法律责任。 刘景奎这样形容自己的劳动生活：“起得比鸡早，睡得比猫晚，干活比驴多，吃的比猪差。”谈到上访，他决绝地说，他和其他上访农户相约，不能成群结队壹起上访，以避免“全军覆灭”，大家要“轮番上阵，前仆后继”，不达目的，绝不罢休！ 刘景奎说，为避免上级了解真实情况和农工们的不满，浓江农场对广大农工特别是上访人员采取了极为严格的控制手段。访谈中，我与同在浓江农场、多次上访的卢凤琴通了电话，卢凤琴说，她现在“走哪儿都有人跟著，实在出不来了。”刘景奎说，每有领导来检查工作，农场都派人把守住各个路口，严禁农工们接近。 有壹次，建三江农垦分局搞“稻米节”，有高层领导前来，农场把有意见、敢说话的壹些农工拉到附近饭店，好吃好喝好招待，门被反锁著，不许出去。等上级领导和贵宾们走了，才把农工们放出来。 我在北大荒当过知青，从事过农业劳动。我知道那里耕地广阔的劳作条件和特点。 以往，为耕种方便，农户的育秧大棚都靠近自己承包的几百亩或上千亩的地块。为了发展“观光农业”、“旅游农业”，浓江农场把农户大棚集中起来，说是搞成“大棚基地”，实行“统壹管理、统壹育秧”。刘景奎等人说，这是不切实际的“面子工程”，大棚需要农户重新购买，育秧也还是各家各户自己去大棚劳作，结果大棚离自家的地远了，运秧又增加了用工和费用。刘景奎说，这些“观光农业”真是“惠农变坑农，劳民又伤财。” 青龙山农场张桂荣讲，“农场为了显示所谓‘社会主义现代化大农业’，强行要农工统壹购买农场提供的大棚卷帘门，每个门收费1850元，那有啥用啊？”“为了好看的‘统壹工程’，农场腾出壹块空地，让农户们把自家的农机具集中起来统壹存放，可既没有遮风的也没有挡雨的，而且还要收费。自己花钱买的农机具，风吹雨淋能不心疼吗？可是在自己家的库房里存放，连队也要收费！” 今年，张桂荣在自家库里存放农机具，场里竟然收费2300元！ 这壹切是“服务”还是剥夺？是扶农还是害农？ 2010年10月14日中午，刘景奎致电给我说，前几天浓江农场又“政策”突变，正式开会通知农户，2011年不再以现金方式收取“土地承包费”，而改成交粮（大概因为粮食不断涨价，行情看好）。张桂荣说，青龙山农场现在正强迫我们交“任务粮”，每亩上交480斤稻子，收粮的票子上竟然不标明价格——会不会随时压价呢？而且，农场还强迫农工们把粮食送到给价很低的场部“粮食中心”，不得送到其它地方。 在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2006年即已庄严宣布废除延“交皇粮”制度的今日，浓江农场竟然反而变本加厉了。 我算了壹笔账：2010年，刘景奎上交的土地承包费为每亩320元。按照浓江农场的新规定，2011年每亩地上交水稻213公斤，按水稻收购均价每公斤2.5元计算，农户每亩土地承包费实际上涨到632元以上，同比涨了近壹倍。 经上网查询，“空育131”搞得建三江民怨沸腾已经有数年之久。2006年，农工们就开始对建三江分局所属农场强行派购稻种“空育131”发出声讨，媒体也做了不少报道。这就是说，“空育131”年年发生稻瘟，不能年年都怪天灾吧？ 现将有关网文和报道附录如下： “空育131”：是天灾还是人祸？ (2007-09-30 22:58:00) 用收购来的带病商品粮充当稻种强行卖给稻农，壹片片水稻没等成熟就大面积枯死，国家良种补贴变成了伪劣稻种，稻农血本无归，欲哭无泪。这就是发生在黑龙江农垦建三江分局859农场的坑农害农事件。 本网讯：日前，本网接到黑龙江农垦建三江分局859农场几个生产队村民的来信，反映农场领导利用手中的权利，把收购来的带病商品粮充当稻种，强行高价卖给稻农，截留国家给农民的良种补贴，捞取不义之财，致使全场发生大面积稻瘟病，给稻农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据村民介绍：今年他们种的稻种都是“空育131”，这是壹种紧穗稻种。这个品种2005年在本地就发生了稻瘟病。因此，稻农今年都不愿意种这个品种。但是，今年春天，农场却强行推行这个品种。生产队的领导对稻农说：“如果不种这个品种，农场就不给良种补贴。”被逼无奈，稻农们只好在农场种子公司领取了这个稻种，但国家良种补贴现金却由场里从稻种中直接扣除。对此，有些农户怕受害，就把每公斤3元多钱领回的“空育131”当成商品粮卖了或磨成米吃了，宁可花高价亏了，也不种这个稻种，再去买别的品种。这个场的11队稻农以及其它队的壹些稻农，出于对农场的高度信任，加之手中没钱去买别的品种，只好听天由命，种上了“空育131”。 据村民反映：859农场的这些作法实在太霸道，农户选种都身不由己。强行截留扣取国家给农民的良种补贴，更是违反了中央关于“良种补贴必须以现金的形式直接发放到农户手中”的规定。同时，农场发给的“空育131”稻种，根本不是从种籽基地调来的，更不是专业地块，专业人员培育出来的。而是从农户中收购上来的商品粮，经过精选，包装后就充当种籽卖给了稻农。场里收购时每市斤8角多钱，卖给稻农却是1.59元，价格翻了壹倍。这其中牟取的暴利还有待调查。 事情如果仅此而已，农户们也就忍气吞声的认了。可是更让稻农们伤心和愤怒的是：水稻插完秧后，凡是农场发放的“空育131”稻种育出的秧苗都开始发病。为了防治稻瘟病，从6月底，稻农们就整天奋战在水稻田里。按场里要求喷洒各种农药，壹遍不行，就喷二遍三遍，但最终还是眼睁睁看著秧苗死去。每亩地仅药费就支出20元到30元，结果是稻、财两空。这个场的11队已有3500亩稻田发生了稻瘟病。其中1500亩已绝产，剩余的2000亩，也死了壹半。目前，稻瘟病还在漫延，秋末将全部绝产。稻农于山家种的280亩“空育131”水稻，已绝产200多亩。壹些插种几十亩、上百亩的稻农，已全部绝产。放眼发病稻田，稻穗全白，放把火就能点燃。 面对这人为造成的灾难和损失，农户们纷纷找农场要说法，讨公道。农场的答复是，已请农业专家鉴定，结论是：不是种籽的事，是水稻户自己管理不好造成的。但事实却否定了专家的所谓鉴定。同样壹个稻池子，壹样的管理，壹样的种植，为什么别的稻种就壹点病没有，长势特别好。稻农于山除了场里发放的“空育131”，还从佳木斯卖了另壹个品种的稻种却没有壹点病，现在稻子已压圈，丰收在望。这样的事实在全场随处可见，而场领导和所谓的农业专家却视而不见，硬说稻瘟是空气传染。但为什么只传染“空育131”，而不传染别的稻种？场里却拒不解释。 非但如此，据了解，场里最近针对此事采取了高压政策，明令各生产队严加管理，不许四处上访。并且宣布：谁要上访，就取消明年的包地资格。另据农户举报，今春农场在不给收据的情况下，强行向农户多收取每亩10元的包地费。 据了解，859农场共有水田面积20多万亩，今年全场插种的水稻品种大部分是“空育131”，保守估算，今秋全场将有几万亩的水稻颗粒无收。 构筑国家粮食安全，重视解决三农问题，这是党中央、国务院的战略决策。今年，建三江垦区已被国家命名为“绿色米都”。面对大好机遇，作为黑龙江农垦基层管理单位的859农场，本应为当地农户保驾护航、排忧解难、服务于民、致富于民，反而做出这些损害农民利益的事情。这样做的后果，必然损害党在群众中的形象，严重阻碍党中央关于构建和谐社会主义新农村伟大目标的贯彻实施。 本网将继续关注事态的发展，并进行跟踪报道。 （中国百姓权益网）
新浪网友:2010-08-10 17:57:54 [举报] 妳好！ 这段时间我们农场的稻瘟病很严重，上网查询抗病方法时，无意中看到您07年写的《空育131，天灾还是人祸？》，没想到三年后故伎重演，我们农场也出现了类似的问题。 我们是黑龙江省建三江管局勤得利农场，与报道中的859农场同属三江管局。今年，我场场领导在全厂范围内强行摊派“空育131”稻种，所有使用该稻种的稻田，截止目前已有80%患稻瘟病，很多稻田近绝产。很多农民贷款数十万元，此次全场稻田发病，致使非常多的农民不仅将多年的积蓄全部赔光，还欠下了数十万的贷款。我暑假回家，看到乡亲父老整日唉声叹气，希望能帮助他们讨个说法，但凭我目前的能力，很难独自完成，看到您的文章，我顿时感觉深有同感，希望您也能为稻农们伸张正义，以免再危害他人，谢谢您！ 新浪网友2010-08-24 07:12:31 [举报] 空育131实在害人不浅，我今年也种植了250亩“空育131”，现在损失7成以上，原因也是种子问题。农场买给我们的种子根本不是正规繁育的。而是从农户手中买来的商品粮，农场今年不让农户自己出去购种，必须买农场的种子，否则不给种子补贴。而农户不想买131想要买别的种子，农场却供应不上。致使我多年积蓄全部赔光，还欠下十几万贷款，我壹个农民不知找谁申诉，希望有好心人为稻农们伸张正义。 丰收时节吞苦果：天灾还是人祸 2006年09月30日 来源：经济参考报
农场强行指定购种渠道，农户自购种被倒进水沟 谈起稻种的来源，前哨农场的许多农户都感到气愤不平。他们告诉记者，购种渠道只有壹个，那就是农场规定必须在建三江农垦分局种子公司前哨种子分公司购买，没有其他可选择的余地。因为妳不在那儿购种，就甭想得到国家给的补贴。 在前哨农场租地种的60岁老汉马树兴和老伴刘志荣向记者哭诉了壹件伤心事。今年春天，他们觉得农场指定的“空育131”经过多年种植，已经抗病力低，所以就不打算种了，自己从庆安县买了11编织袋别的水稻种。没想到正在浸种之际，农场的人来检查。农场第二管理区主任郑胜良壹看不是在农场购的“空育131”，竟然把他家正在浸著的种子倒进了门前的水沟里，老两口望著被倒掉的五六百斤稻种放声痛哭。马老汉说，农场不仅倒掉了他家的稻种，还扬言到秋收时要再罚1000元钱。 和记者讲话之际，马树兴就跳进了水沟，顷刻间就捞起了许多稻种，马老汉说，这就是被倒掉的稻种，有五六百斤，太让人心疼了，可是直到现在也没找到说理的地方，更不知找谁赔。 马树兴说，虽然稻种被倒掉壹部分，可他仍然坚持种了200亩被倒掉的品种，另有70亩种的是农场指定的“空育131”。马老汉指著壹片穗大籽粒饱满的稻田说，这就是被倒掉的品种种出的水稻，现在丰收赚钱已成定局。而另70亩农场指定品种种出的稻子，却得了严重的颈瘟病，赔本也已成定局。 前哨农场第二管理区主任郑胜良接受记者采访时承认，农户的稻种“是被我给倒了”。他解释说，马树兴家自购的稻种糙米很多，是不合格的种子，所以不能允许他种。当有农户现场提出马家自购稻种亩打粮很多并取得了丰收时，郑胜良说：“就是打壹万斤，妳的种子也不合格。” 郑胜良说，农场推广的“空育131”有长势好的水稻。随后他带记者参观了壹片长势非常好的水稻田。可是等郑胜良走后，该片水稻田的主人却告诉记者，这片水稻的品种是壹种“390”，根本不是“空育131”，她家的“空育131”也得了严重的颈瘟病。 农场自制“壹号文件”，强收技术保证金和保险费 在前哨农场采访，农户还反映，农场不仅强制他们购种，还强制他们参加农业保险，强行收取他们种地的“技术保证金”和“植保金”。 该农场在2006年自行制定了壹个“壹号文件”，这个文件与中央的“壹号文件”相背离，新增加的壹些农户负担严重冲抵了中央惠农政策。农户给记者复印了壹份前哨农场自行下发的“壹号文件”——《黑龙江省前哨农场文件(哨场发[2006]1号)》。在这份文件上，果然有这样的规定：“凡承包农场熟地的必须参加农业保险”；“承包农场的耕地必须同农场签订土地承包合同、技术保证金合同和陈欠偿还合同及各项管理文本，否则不应、不予承包土地”；“为加强植保管理，按0.3元每亩提取植保金”；“收取1元/亩的水利管理保证金……提取10元/亩的水利建设基金”；“为补充精神文明建设费用不足，各单位可根据具体情况另行加收3至5元/亩”；“凡在以往年度未经农场同意，没有完成农场应缴各项费用的人员不能承包农场土地。”农户们说，农场不断给农户增加各种负担，而又通过地租的形式体现。所以动不动就以土地相威胁，现在农户最怕没地可种，但土地在农场手里攥著，这对于租地者来说，农场增加什么样负担农户都只能承担。 对于农场自行制定的“壹号文件”及农户负担问题，前哨农场副场长李文生说，农场土地与地方土地不壹样，农场的国有土地是农场经营，企业经营要追求壹定的效益，同时要拿效益承担许多社会问题，如教育、卫生。国家给农民减免的，农场也都减免了。农场与地方没有可比性，所以不能参照地方。 该农场原工会主席、现农业协会会长司志军说，农场的文件与中央的“壹号文件”是不违背的，但后来发现它有些不妥当。 农场方面说，农垦部门对种子的要求比较高 关于种子推广问题，前哨农场水稻办副主任张宗沂说，农垦部门比地方要求严，所以对种子的要求比较高。 黑龙江省农垦总局建三江分局种子管理处处长高原说，由于“空育131”是壹种“铁秆作物”，优点特别多，所以分局才推广它。今年发生颈瘟病，不是种子问题，而是天气因素和农户不按技术规范种植造成的。种子公司卖出的种子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她可以保证农户用作稻种的不是商品粮。高原还说：“在科技推广过程中，在我们为农户做好事的过程中，不理解我们也是正常的。” 农户壹方气愤地抱怨农场，农场及农场指定的售种单位壹方却说是为农户著想。看来水稻严重患病影响产量的责任壹时竟难说分明。然而，水稻大幅减产的事实却分分明明地摆在那里。那么，这究竟是天灾还是人祸？到底谁该为农户的损失负责？ 第八章 她们的奉献与劳动不应被遗忘 ——我的白发苍苍的姐妹们 讲述人： 张希恩，女，56岁，宝泉岭分局绥滨农场 郑淑华，女，50岁，建三江勤得利农场三分场,1980年曾获农场授予的“先进工作者”称号 于永香，女，54岁，北安分局长水河农场 李淑燕，女，50岁，建三江分局青龙山农场，1984年获“五好家庭”、“致富能手”称号 马凤华，女，54岁，同上，1982年获“三八红旗手”称号，连续三年为“妇代会”代表 卢凤琴，女，年近六旬，建三江浓江农场 （她们审阅本文后，都按下手印。卢凤琴刺破手指，按下血手印。） 她们都老了，白发苍苍了，访谈中多次泣不成声。 在我看来，她们是我们国家不能忘记的壹代，她们是用血染的肩膀把北大荒扛进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新壹代拓荒者。她们用自己的青春热血拯救了北大荒。 我是1968年上山下乡的知青，1976年返城回到家乡哈尔滨，后调入北京中国作家协会工作。我知道，随著“文革”宣告终结和拨乱反正，中国上千万知青抛下乡村生活的壹切，从镰刀到棉衣，甚至包括婚姻与爱情，如大海狂潮般涌上返城之路。这是历史的必然，谁都无法阻挡。北大荒农场系统和“生产建设兵团”系统的数百万知青就这样壹夜之间离去了，连队空了，医院空了，学校空了，基层领导岗位空了，农场的孩子没有上课老师了，连开拖拉机的人都找不到了…… 大地寂寥，人影稀疏，北大荒陷入壹片瘫痪！ 当时的领导者做出正确决策，壹方面鼓励农场职工振作精神艰苦奋斗，壹方面请职工向各自家乡的父老乡亲传话，广泛召收和热情欢迎各地农民到北大荒开荒种地，搞“家庭农场”。全国人民都知道北大荒黑土地肥得流油，“插根筷子都发芽”，从上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数以十万计的农民满怀憧景，纷纷涌到北大荒。 他们是我们这代知青走后立即接替上岗的“接班人”，因此他们有壹个统壹代称叫“顶岗工”。 卢凤琴性格沉静，讲话从容不迫，有条有理。 张希恩性格爽朗，快人快语，有壹股天不怕地不怕的劲头。她老家在山东省利津县，1976年，22岁的她投奔姐姐来到绥滨农场，几年后认识了丈夫于庆仁，在这里结婚安家了。与她同来接受我访谈的三位女性，大体上都是在这种情况下，在青春如花的时候奔赴北大荒当了“顶岗工”。她们同所有扎根北大荒的人壹样，也是“献了青春献终生，献了终生献子孙”的壹代人。因为她们和广大农民的到来，在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下，壹度萧瑟沉寂的北大荒恢复了生机，数以万计的家庭农场如雨后春笋拔地而起，今日北大荒的繁荣局面就是沿著他们的脚印走过来的。 到1991年，这批“顶岗工”在黑龙江农垦总局属下的各农场已经奋斗近20年了，根据群众要求，他们的身份和职业认定必须提到日程上了。这年，黑龙江农垦总局就此问题上报了壹份“59号”申请文件，农业部以“165号”文件做了批复。具体文件我没查到，详情不得而知。但是，这以后却遗留下壹个“大麻烦”，造成连年持续不断、至今不能平息的女性“顶岗工”上访人潮。按照那时制定的相关政策规定，改革开放以来进入农场的“顶岗工”，凡是年满18岁的男性劳力都转为正式职工，而女性“顶岗工”因为结婚以后变成“家属”，就未给转正。在奉献了全部青春热血之后，现在她们都老了，年近六旬，已到退休年龄，却成了壹群“无业游民”！ 农场改制、停发工资以后，农垦总局规定，凡属农场职工，每人有壹垧（15亩）免收承包费的“基本田”，用以维持生活。但到了退休年龄的人不给，上学的孩子包括上大学的孩子不给，长期在外打工者不给等等，这些没有正当名份、已经年老体衰的女性“顶岗工”就更没有了。改革开放以来，她们与男性劳动者并肩劳作，为振兴北大荒奋斗了几十年，到老了却没有任何“名份”，因此也就没有壹分田，领不到壹分退休金。当时依据怎样的理由制定了这样的具体政策，我无法做详细的考证。我只想说，这样的规定对女性显然是带有歧视性的，遗忘和抛弃她们是不公平的。 其结果必然引起大规模的上访。至今，她们已经在上访路上奔波了十多年，在遍及北大荒垦区的各农场，几乎都有壹批这样的“老太太”，在上访中她们已经相互认识并形成壹个庞大的群体。她们经常相约，共同行动。本文访谈的四位女性就来自不同的农场。 据张希恩介绍，通过多年坚持不懈的上访，已经有部分人解决了“名份”和养老问题。建三江分局属下共有15个农场，其中八五九农场和创业农场本著党中央提出的“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理念，全面解决和落实了这批女性“顶岗工”的问题，大家都能安居乐业、颐养天年了。让人不解的是，同属黑龙江农垦总局壹体化的系统，同属建三江分局的“天下”，为什么其他管局、其他农场至今没有解决？ 在全农垦这批上访“老太太”中间，建三江分局浓江农场的卢凤琴是态度最为坚决、而且是有威信、有影响力的人物。她因受到农场严格监控而无法出来见我。她在电话中说得壹针见血：“有些姐妹解决了，有些姐妹没解决，少数农场解决了，多数农场没解决，这就是不公平！这就是我们坚持上访的原因！” 据卢凤琴介绍，至今尚未解决上述诉求的“老太太”在全农垦系统有“1万多人”和“近3万人”两个说法。无论哪个数字，都是壹个骇人听闻、持续不断的“上访大军”和影响广泛的“不安定因素”啊！ 面对涉及如此众多的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上级机关理应认真倾听，全面调查，从速进行相关政策研究并给出答复、尽快落实。她们毕竟在北大荒最为困难的岁月做出过重大贡献，她们是我们的老姐妹。在今日北大荒的丰收景象里，仍然闪耀著她们的心血与汗水。但是，在极少数接访人员的眼里，她们只是壹群“不断找麻烦的人”，接访态度很不耐烦，甚至是极为恶劣的。 卢凤琴等壹些上访老人说，黑龙江农垦总局信访办主任任少军，大概因为上访量太大，有点烦，对待上访群众的态度有时极为粗暴。 2008年9月24日下午，在省劳动厅信访办公室，接访人员听老人们哭诉了开荒种地那些年的辛苦和老来艰辛困顿的生活，有的工作人员忍不住潸然泪下。受命前来接访的任少军发了大脾气，竟然指著卢凤琴、赵桂荣等十几位上访群众说：“当年小日本进中国杀人杀少了，应当把妳们都杀掉！” 老太太们愤怒了，上访者之壹、王桂华指责他说：“小日本杀少了？杀多了还能有妳啊！如果小日本再侵略中国，我要能上战场，就第壹个上去杀日本鬼子！” 壹位姓汪的老太太说：“那妳就把小日本再叫进来，把我们这些老太太都‘突突’了呗！” 2010年9月7日，葛淑芝、薄宪民、张艳华等50多位上访的老太太群众向任少军反映和诉说眼下的艰难生活，任少军又不耐烦地说：“饿死妳们活该！”他还指著卢凤琴说：“政策出台之日，就是镇压妳们之时！”他经常威胁上访老太太们说：“妳们再出去上访试试？出去我就拘留妳们！” 坐在壹旁的省劳动厅信访办的毕主任实在看不下去了，他批评任少军：“妳怎么能这样说话呢！妳们农垦干部高楼大厦住著，但也不能把这些有贡献的女职工老了就扔在壹边不管了！”后来他对上访老太太们感慨地说：“妳们农垦有的干部，真不如老百姓素质高！” 过后，上访的勤得利农场农工赵桂荣被拘留10天，第5天时她的心脏病犯了，被抬到医院输液，整整躺了5天。 访谈中，长水河农场的于永香流著眼泪说，1995年她和丈夫离了婚，独自带著孩子生活，没有基本田，也没有退休金，因为不是正式职工也没有“低保”，生活十分艰难，没办法她开了壹个小吃店，儿子29岁了，至今无钱结婚，长年在外打工。 2008年4月，张希恩到北京农业部上访，被农场公安部门拘留10天。此次她到哈尔滨来见我，是借了500元来的。行前丈夫还不放心地嘱咐她：“快六十岁的人了，这次可别再给蹲进去了！” 建三江青龙山农场的李淑燕说，今年7月24日，她和几位农工因上访被青龙山公安局拘留起来，被抓人的家属和周围群众听说了，约有上百人于27日聚集到建三江分局大院要求“放人”。附近各农场公安人员受命纷纷火速出动，前往制止这场“群体性事件”，李淑燕的丈夫王为玲在院子里被公安人员打伤倒在地上，群众拥上前拉开公安人员，又找辆车把李淑燕丈夫急速送往医院。可是他没钱治伤，医院不留。李淑燕丈夫流著泪对送他的群众说：“妳们就别管我了，把我扔大道上吧……” 李淑燕被拘留10天。放出之日，她向看守所管理人员索要拘留证明，对方就是不给。李淑燕铁了心，说“不给拘留证明，我就不出来！”逼得看守所长把自己的手机号给了李淑燕，说：“大姐求求妳，出去吧，以后有什么事情就打手机找我。” 最后，这份拘留证明是李淑燕在青龙山农场公安局要出来的。 关于这批“顶岗工”，我无法进行更全面的调查，但在北大荒垦区肯定是壹个人数不少的族群。她们觉得自己在“献了青春献终生”之后被抛弃和被损害了。她们深陷痛苦与愤懑，为此奔波呼号、上访告状了十多年。让我惊诧的是，整个北大荒垦区有壹套相当完整、层次分明的行政领导体系、经营运作体系和司法体系。“顶岗工”问题为什么有些农场解决了，有些农场至今没能解决？ 政策不统壹就是不公平。不公平就永远不会有和谐与安定。 上访群众的问题不解决，垦区永无宁日！ 第九章 工人日报的“内参” ——“围城”之困的铁证 讲述人： 邹振龙，56岁，建三江分局前锋农场农工 (他们代表了20位农工。) 邹振龙，眉头紧锁，说话简洁果断，对国家农业政策和相关法律研究得很透，骨子里有壹股军人的倔劲。 张丽英壹边吸烟壹边讲话，性情泼辣，话语干脆，壹看就知道是个敢闯敢干、敢碰硬敢拼命的女性。后来我开玩笑常叫她“孙二娘”。 白文革，圆脸，话不多，双腿行走困难，访谈后我才知道他的腿被打断过。 1 邹振龙，原是黑龙江省明水县农民，1973年参军当了海军航空兵，1977年复员回到家乡。那时正是知青返城大潮席卷北大荒的时候，农场严重缺少劳动力，于是到处招工。明水县共有34个复员军人报了名，前锋农场大喜过望，专门派车前来接邹振龙他们到场里，希望他们“大干壹番事业”。 家庭农场在农垦系统大规模兴起后，邹振龙靠借钱、“抬钱”40余万元，在七连东北部的荒草甸子（处女地）开荒2000多亩，劳作时渴了就喝沼泽地里的水，饿了就吃自带的冷干粮。1990年全部种上大豆。那时，邹振龙对自己兴办的家庭农场充满信心和憧景。 壹天，农场姜副场长找邹振龙谈话，劈头就说：“根据农场统壹规划和发展需要，场畜牧科要扩大，妳种的2000多亩地就划归场部畜牧科吧。” 邹振龙大吃壹惊，当场拒绝，他说：“我开荒种地经过壹切合法程序，也是妳们批准同意的，这些年我总共投了几十万元成本，怎么能白白送给畜牧科呢？” 姜副场长说：“土地是国家的，是农场管的，我们说收回就收回。妳是复员兵，觉悟高，就算响应国家号召，支持农场工作、照顾大局吧。” 经过再三争取，姜副场长答应再免费给邹振龙划拨2000亩荒地，还答应补给邹振龙开荒雇工费1.1万元（实际上只给了7000元）。就这样，邹振龙开垦出来的2000亩耕地，连同已经播种的大豆、壹台链轨式拖拉机和全套农机具，都被划归场畜牧科了。 在社会主义中国，在黑龙江农垦这个现代化的国有农业大企业，怎么会发生这种明火执仗、公然抢地的事情？我不得不再三向邹振龙表示疑问：怎么会这样？不可能吧？ “真的！”邹振龙泪流满面地说，“不然我不会上访到今天！” 不仅抢地，还要抢粮。入秋，大豆熟了，地里金灿灿的，风壹吹，豆铃哗啦啦响。场部畜牧科的人欢天喜地到邹振龙的地里收豆子，邹振龙站在地边看著，泪如雨下。那是自己付出多年血汗和借来的几十万元巨资才开垦出来的耕地啊，那些大豆都是他的汗珠子啊，可场领导的壹句话，就归了别人！ 就这样，邹振龙投入数十万元开出的2000多亩耕地、数套农机具和价值14万余元的大豆，被前锋农场全部无偿剥夺！ 邹振龙和我手头现在握有多人提供的证言，证明了这次剥夺。壹个有著美好发展前景的家庭农场就这样被前锋农场“消灭”了！ 姜副场长最初答应的“再免费提供2000亩荒地”的事情，其后根本没给落实。后来这位姜先生因病去世，邹振龙的事情更没人管了。 邹振龙壹家人的生活自此陷入极度困境。他无事可干，无地可种，只好四出打工，老母亲和妻子都有病在身，他甚至连25元壹盒的药都买不起，抱头在药店门口痛哭。两个读初中的孩子因交不起费用也失学了，也跑到外地打工。至今他还欠著20多万元的外债，每逢过年，邹振龙就像《白毛女》里的“杨白劳”，家门口堵满了要债的人，壹家人只好东躲西藏。 1993年，场部畜牧科解散了，邹振龙找到场领导，想要回本属于自己的2000亩耕地。但历时7年，从那时在任的陈宏有场长到后来的张贵春、窦玉敏场长，再到现任的宋宝玉场长，四任领导都以“这是历史遗留问题，我管不了”为由，拒绝退还。 我要问，遭受这样残酷而又无耻的欺压与剥夺，农工们能不上访吗？邹振龙能不上访吗？朗朗乾坤，堂堂中国，难道还不允许他们找个说理的地方吗？邹振龙和其他壹些遭遇不同灾难的农工逐级上访，直到农垦总局，无人理睬，也没有结果。 2009年初，腊月二十四，刚过完“小年”，邹振龙、张丽英、白文革、杨玉学等5人到达北京。在天安门广场上，民警问他们是做什么的，邹振龙如实回答“是来上访的”。民警用车把他们拉到西城区壹个派出所，做了登记之后，然后又用车把他们送到国务院、全国人大、全国政协集中接待信访的地方，俗称“马家楼”。数小时后，黑龙江农垦总局驻京办主任带车来拉他们，说“我接妳们到驻京办谈”。车开到农垦驻京办门口，邹振龙他们要下车，壹帮工作人员极力阻挡，把张丽英的衣服都被撕破了。然后车把他们拉到北京通州区耿家庄壹个铁门挂锁、高墙耸立的大黑院子，自此被非法关押起来，完全失去人身自由。里面有个自称“王主任”的人说，“我已经和妳们建三江局和前锋农场联系了，过几天他们就派人来给妳们解决问题。” 但壹直没听到“楼梯响”，也不见“人下来”。大铁门整天锁著，24小时有人看守，任何理由都不许出门，烟民买烟都由“工作人员”代买。有人要出去，不听话就被暴打壹顿，打得鼻口流血。邹振龙他们发现，这个大院子关了数十人，壹间房住8人或十几人，壹打听，有黑龙江、山西、四川、湖北的，全是上访人员。邹振龙他们被整整非法关押了31天，春节和正月十五都是在这个黑院子里度过的！ 后来，当地派出所巡查时发现这个铁锁高挂的大院子很可疑，经调查才发现里面关押了很多人。于是壹天夜里，通州公安部门来了7辆警车和大批干警，对这个院子进行了突袭和全面查抄，所有被关押的人被解救出来。农工们热泪长流向派出所长表示感谢，所长说：“我们发现以后，下了决心要彻底拔除这个非法拘留点！” 农垦驻京办被迫把邹振龙等人送回前锋农场，说“妳们的要求回去就能解决”。 写到这里，连我都不相信他们的许诺了！ 这里必须指出，类似通州这种非法关押上访民众的神秘“黑院子”是近年在北京兴起、生意日趋兴旺的“地下产业”。据《新世纪周刊》2010年第40期所载刘长、何三畏报道（《作家文摘》报10月15日转载）披露，2003年出现了有史以来的“信访洪峰”之后，国家有关部门出台了壹系列政策，强调“将矛盾化解在基层”，强化追究信访责任制。自此各地进京“截访”愈演愈烈，壹些不法分子乘机在北京等地办起“黑监狱”，替地方政府“截访”和非法扣押上访民众，以此收取地方政府的巨额佣金。我在前文所写的龙镇农场进京上访农工刘玉云等人，就是农垦驻京办雇用了壹辆黑色大奔，从北京直接拉回哈尔滨的。刘玉云说，她下车时，开大奔的人要求农垦干部“结账”，她听说费用为2万元。 农垦拦截上访农工投入的大量经费，肯定来自农工的承包费！ 2 邹振龙等人返回后，所有的合理要求都如泥牛入海无消息。 2009年3月，邹振龙、张丽英等4人再次入京上访。他们遇上《工人日报》壹位姓赵的老记者，50多岁的样子，人很正直，富有同情心。听了邹振龙等人的控诉之后，他深入到前锋农场进行了三天暗访。大量血淋淋的事实令赵记者十分震惊，他说：“宁可我不干了，也要把这个黑幕捅开！”离开前，赵记者约前锋农场负责人见了面，质问为什么无偿剥夺农工通过合法手续承包的耕地？这位负责人的回答是：“因为农场的家庭农场取消了。” 赵记者介绍了自己采访的几家农户的艰难生活情况，负责人不为所动，仍然多方为农场诡辩。赵记者拍案而起，怒斥说：“有个寡妇孙海云，自己带著两个孩子，住著破房子，连吃饭都困难，妳上她家去了吗？妳们就不能救救她吗？！” 这是多么可贵的、高尚的、正义的、富有同情心和伟大人格力量的声音啊！中国需要更多这样的声音！行文至此，我愿意向赵记者表示崇高的敬意。可惜访谈时农工们壹时记不起他的名字了。 当时，赵记者与农场负责人吵了起来。过后，农场要“安排吃饭”，赵记者严词拒绝。 2009年4月，邹振龙等4人第三次入京，找赵记者询问报道情况，赵记者说，前锋农场和农垦上级机关“派人来报社做工作了”，但报社坚持正义，还是发了壹份《内参》。 这份《内参》是经过赵记者深入调查、广泛听取农工意见后写出编发的，充分反映了前锋农场某些不良现象和农工们的强烈呼声，极具参考价值，现摘要如下。
花样太多：不落实国家农业政策 （农场职工上访信） 工人日报编辑部： 我们是黑龙江省农垦总局前锋农场的职工，我们这里地处祖国的最北端—黑龙江省抚远县境内。我们反映的情况是：第壹、前锋农场对职工承包土地的租费过高问题。以旱田为例，2008年每亩收费180元，2009年每亩收租费则又提高到214元，完全违背了国家和黑龙江农垦总局明令的农场田地收费不许超过2005年的收费标准，而前锋农场2005年的收费标准是每亩地每年125元。第二、干部们大量占用农田等问题。按上级有关文件，农场挣工资的干部不许承包土地，但前锋农场很多干部们都有数千亩不等的土地，而且有些土地他们只交很廉价的租费；第三、农场绝大多数职工生活困难的问题。农场许多职工没有土地或者因为土地租费过高而生活十分困难，职工中有许多现在仍然住在破烂不堪的泥草房里，有的家庭连电视都没有。我们这里的问题很多，但这里的干部们很有“办法”，职工们反映的问题，他们给上级汇报时都糊弄过去了。我们希望新闻单位能把这里的事情认真调查壹下，让上级有关部门的领导能了解我们这偏远地区职工的困难。 前锋农场蒲建清、张丽英
记者调查 2008年11月12日，记者到前锋农场进行采访，现将采访的有关情况归纳如下： 从兴办职工家庭农场谈起 1984年，黑龙江省农垦总局根据中央（1984）1号文件，出台了《关于国营农场职工家庭农场的暂时规定》，这个“规定”明确：家庭农场与国营农场属于土地承包关系，承包土地15年不变，三年不上交农业税。而前锋农场规定：土地开发壹切费用需要个人投资；开荒种植第壹年家庭农场每亩向农场交5公斤粮食、第二年每亩交10公斤、第三年每亩15公斤。农场职工当时承包的是沼泽荒地，“荒地”俗称“生地”，经过多年耕种后才能成为正常生产粮食的“熟地”。种地所需要的种子、化肥、油料等壹般核价后，由农场先行垫付。开荒环境差、个人投资高、粮价低，由于以上原因，全农场当时只有部分职工报名兴办家庭农场。 到了九十年代，职工开垦的荒地成为“熟地”，粮食生产比较稳定时，农场以职工欠款为由开始收缴职工家庭农场的土地，但将没有欠款的职工土地也壹同收走。例如农场职工周（邹）振龙没有任何欠款，他1989年从部队复员，个人投资开发荒地2000余亩，1991年农场畜牧科组建农业点，因为土地不够，农场就强行收缴周（邹）振龙的土地，同时把收割的大豆也壹同收走。 1998年，农场12连职工蒲建清与农场签订的家庭农场土地承包合同还未到期，农场以他欠款为由将土地收回，并将他个人投资价值十几万元的农用机械没收。2006年农场以补充方式给蒲建清调配396亩土地，时任场长窦玉敏口头告诉蒲建清：调配的土地不交任何租费。但到了2008年初，新任场长到任，农场开始对蒲建清的土地每亩按180元到220元收费，因没有交费，2008年10月29日，农场出动公安、法院人员雇用装卸工，将蒲建清当年收获的粮食约6万斤强行拉走，土地也同时没收了。 马久义、孙海云夫妻当年开垦土地3000多亩，以后陆续被农场以各种理由收走，到2000年他们只剩下1000亩土地。2007年8月，马久义因车祸死亡，2008年3月，农场将他家的土地收回，理由是马久义死了，孙海云没有能力继续耕种土地。孙海云有两个女儿，壹个上学壹个待业，母女三人现在仍然住在残破不堪面积仅十几平方米的泥草屋里。家中壹贫如洗。马久义、孙海云夫妻开办家庭农场二十多年，由于几次遇到荒年和旱年粮价低等原因，他们累计欠农场的垫资款和承包费50多万元。欠农场钱款在租地户中是个普遍现象。因为欠账要被农场收回土地，所以孙海云夫妻从个人手中借债还给农场。马久义2007年8月出车祸前，他们刚将农场的欠款还清，但目前仍有个人欠款30多万元。因为土地被收走，孙海云没有了还债的可能，2008年6月，那些债主们将孙海云告上法院向她讨债。到目前为止，八十年代开办家庭农场的职工只剩下六户。 2002年8月29日，江泽民主席签发的73号主席令，其内容有“不许将耕地收回抵顶欠款”的规定。 农场干部拥有大量土地问题 职工们列表提供了壹份有40多人的农场各级干部占有大量土地的名单，这些土地有的记在干部自己名下，有的记在干部亲属名下。例如刚退休的前场长孙鹏，有土地4000多亩；农场副书记吕宏（用其丈夫名）有土地10000多亩；农场副厂场长孟庆华有土地8000多亩；农场前副场长王树文有土地4000多亩；农场副场长纪春武有土地2000多亩，连队领导都拥有较大数量的土地。按规定由国家发给固定工资的农场干部属于公务员身份，不允许拥有土地。 干部的土地大致有以下几个来源： 第壹、是从职工家庭农场收回的土地，例如，职工白文革家庭农场的3000亩土地被农场副场长井洪伟、畜牧科长杨晓军买走；孙海云家庭农场的土地壹部分卖给双鸭山石油公司，还有壹部分卖给了窦玉敏的堂弟。 第二、利用“连片地”名义买地。“连片地”是指八十年代开办家庭农场时，在各户农田之间有壹些地边地角的低洼地，后来这些土地逐渐被开垦“连片”而种植庄稼，这些边角地实际数量很少。九十年代后期，家庭农场的土地陆续被农场收走，此期间，农村干部们陆续私自开垦湿地。例如农场原场长孙鹏以其小舅子的名义在十七连开垦湿地1500多亩，又在五连南边开垦湿地1000多亩。又如农场孟庆华副场长在八连南边开垦湿地2000多亩，在二十连西边开垦湿地1300多亩，其他还有壹些农场领导也陆续开垦了数量不等的湿地。2007年5月，前锋农场借“连片地”之名制定所谓的“连片地”政策，称：已经开发的“连片地”归个人种植，三年之内，每年每亩土地上交15元，第四年按“熟地”管理，私自开垦的土地从此有了合法身份。 第三、关于占用“养羊”和“林地”土地问题。2004年春，黑龙江农垦系统曾规定“可利用湿地养羊放牧”。前锋农场当时也号召农场职工利用农场湿地养羊放牧。养羊当时占用五连、七连、八连、二十连、砖厂湿地约十几万亩，但到了2007年，因为壹些原因，养羊户基本消失，仅剩下的几个养羊户也被撵到三江自然保护区，养羊户腾出的湿地全部被农场各级干部种粮食了。例如：四连李强连长在2007年将在湿地放牧养羊的李荷叔侄撵走，自己开垦湿地种植大豆2000多亩，2003年他又在王克印家庭农场门前开垦湿地2000多亩。2007年春，农场副书记吕宏以栽树为名买走湿地4000多亩，几个月后毁掉树苗约20多万棵，种大豆。被人举报后才将树苗补种上。2008年春，吕宏个人又在这片湿地周围开垦湿地6000多亩。 壹些土地农场干部以每亩40元到280元不等的价格以买“荒地”名义廉价买走，之后，他们办理了30年的个人使用权，这些土地他们每亩地每年只需上交给农场16·5元的土地承包费。占有大量土地，又交少量租费的人，他们目前收入太丰厚了。 关于农场税费改革的问题 国务院《2005年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通知》（2005）24号、中发（2006）1号两个文件明确：在全国范围内取消农业税，国有农场则通过降低土地承包费的方式降低农场职工的社会负担。为贯彻中央精神，2007年，黑龙江农垦总局（2007）7号文件制定：“黑龙江农垦国有农场税费改革操作方案”，其内容明确规定：为解决农垦职工负担过重，将农场职工负担类似农村“乡镇五项统筹”全部免掉，2006年收取的此项费用要予以退还，2007年及以后通过降低土地承包费的方式给予部分免除，农场因此减少的收入通过中央财政转移支出的方式补助。中央2006年给黑龙江垦区国营农场税费改革补助资金8·94亿元。7号文件同时明确规定：规模田收费控制在2005年以内，前锋农场2005年旱田每亩收费120元。 依据国家和黑龙江农垦系统的对农业减负政策，2007年前锋农场也制定了“税费改革操作方案”，然而前锋农场制定的方案有两份，壹份报给上级机关，因为要领取国家财政补贴，这份“方案”要壹直上报到国家农业部农垦司，其中主要内容有：前锋农场土地总面积44万亩（而采访中，接待干部介绍，前锋农场土地面积为97万亩），机动地13万亩、基本田2万亩，每亩收费58元；规模田28万亩，旱田每亩收费74·7元，水田每亩收费159元。这样壹个“方案”表明前锋农场依据国家政策为职工们减负了，而实际收费与此并不同。前锋农场在收取土地租费问题上采取了壹个混淆实质问题的手法，即签订土地合同中在“耕地类型”壹栏中，壹律让职工填写“机动地”。个别也有填写“规模田”的。如此，对上级汇报时，可以表示只是对随行就市的“机动地”高收费了。但黑龙江省农垦总局黑垦发（2005）18号文件明确规定：“机动地原则上控制在耕地面积5%以内，并主要用于新增农业劳动力安置和基本建设占用地、自然灾害损毁土地的调整”。农垦职工向记者提供的他们与农场签订的“土地租费合同”揭示了上述问题。 租费高、负担重、职工生活困难的问题 前锋农场近几年中壹直在调高土地租费，以旱田为例，2004年收费每亩90元，2004年120元，2005年125元，2007年125元，2008年180元（水田220元）2009年又提高到214元(水田245元)。现在壹亩土地化肥、种子、农药、收个费、机耕费、人工费、水费、大棚等，旱田成本约300元、水田成本约500元。在正常的风调雨顺年份，旱田每亩收入不超过400元、水田每亩收入不会超过800元。如此，去掉给农场的租费，每亩地职工自己可得的利润仅在百元以内，而基层连队职工在农场规定每亩收取180元到200元的租费基础上，还要由连队再次收取水费、水利设施费、电费、材料库费、油库费、场地费、管理费、义务工费、机动车存放费、田地杂草费等，由此，基层连队职工承包的土地租费实际还需再支出约50元，正常年份种地利润也很微薄，如此，租种农场土地职工们生活困难就不难理解了。 采访中，提到土地租费问题，干部们多次称：农场自己有公、检、法、司、学校等机构，社会负担太重，对土地的高收费迫不得已。 关于基本田：黑龙江省农垦总局2007年7号文件规定：具有农场户籍、在劳动年龄范围内实际参加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农业人员，包括在岗农业职工和没有职工身份但实际参加农业生产活动的配偶、成年子女、落户农民，以及有劳动能力的残疾人可以分配基本田，数额是水田8亩、旱田15亩。基本田是在农场工作了壹辈子职工的养家糊口田。在采访中，前锋农场领导曾介绍了农场对基本田的发放政策：未退休职工、18岁以上、本地户口、连续两年承包土地没有其他资源（指没有规模田、养羊、林地）具有以上条件可人均分配旱田15亩或水田8亩。而有工薪收入、服兵役、在校学生、挣工资人员、有车户、经商者等不分配土地，上述规定导致众多农场职工失去分到基本田的资格，职工们反映前锋农场95%以上的职工没有基本田。在采访中，曾问及无地职工的生活问题，农村领导回答：他们可以干别的活、做点生意或者给种粮户打工，比如他们现在给种粮户装车每天收入也不少。在前锋农场场部所在地的大街上可以看到壹群群站在大街上等待被别人雇用打短工的农场职工，这种短期临时收入应该说无法保证职工生活稳定。 农场存在的其他问题 职工们介绍前锋农场仍然存在“黑地”问题。前锋农场介绍土地总量97万亩，而2008年8月，上级有关部门航拍时测定前锋农场的土地约120万亩。 关于土地承包合同问题。农场实行的土地承包合同期有壹年、十年、二十年、二十五年、三十年、三十五年、无年限和“连片地”八种合同，职工们反映说：如此多的合同方式，领导们怎么办，怎么说都有理由，上级也难查出农场在土地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2005年农场职工医院卖给个人成为私人医院，职工的医保关系现仍在职工医院，因为费用原因，出现很多职工到私人小诊所看病的现象。 前锋农场壹直实行“上打租”政策，即每年开春职工们必须把土地租费预先交给农场，否则壹律由农场收回土地。如此，农场可以“旱涝保收”，而年成不好的欠收压力却由职工承担。前面提到的马久义、孙海云夫妻欠农场50多万元就有灾年导致粮食欠收的原因，家庭农场职工欠农场钱款在当地是个普遍现象。 关于大集体职工问题。前锋农场有近300名八十年代后期招收的具有大集体身份的职工，如今多是六十多岁左右的老人了，虽然当年招工手续正规，但他们的身份却不被认可（相邻的859农场、胜利农场与他们性质完全相同的职工已经办理了退休手续）。他们没有分地资格、老无所养。例如薛殿庆、石凤玲夫妻都属于农场的大集体职工，1994年离开农场的基建岗位下岗，他们目前没有经济收入，包括养老金。住在同样给别人打工的女儿家壹间临时搭出来的简易房里。他们的儿子死了，儿媳再嫁，老夫妻还要抚养今年正在上初中的孙女。今年10月份，66岁的薛殿庆刚刚找到壹份给私人旅馆烧锅炉的工作，每月可挣500元，但这只能在冬季干几个月，刚刚57岁的石凤玲已经老态龙钟。三连职工白文革当年开办家庭农场，1997年土地被收回，他没有分配到基本田，平时靠打短工维持生活，如今租住别人壹间十几平方米的简易房子里。在采访中看到很多职工生活很困难，在壹些连队，例如十连，总共壹百二十多户职工就有六、七十户住在破烂低矮的泥草房里。 前锋农场有上百万亩土地，职工人均土地约壹百亩，如此丰富的土地资源，国家连续五年出台了壹系列的惠农政策，粮价逐年走高，农业形势大好，前锋农场职工们的生活不该如此。 大量事实表明，《工人日报》这份内参发出后，几年来情况没有任何改变，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势！ 3 2009年5月4日，前锋农场农工白文革、邹福祥、李殿坤等8人第四次入京上访，结果又由农垦驻京办出面，把他们截了回来。白文革、邹福祥、李明经隔离审讯后，分别被行政拘留7天和10天。 请读者注意，前锋农场的张丽英与本文开头所引的大兴农场赵成凯事件，是性质相近的典型案例，在垦区带有普遍性。因张丽英多次拼死抗争，她的名字在建三江广为人知，也算个“名人”了，农场有些干部对她下手也就比较“狠”。 张丽英的老家原在吉林，1977年知青大规模返城期间，她来到前锋农场。1993年，她和丈夫借钱开荒近1300亩，并获得省政府颁发的《土地使用证》。后来她离婚了，就自己带孩子耕种这片土地。 2000年，前锋农场要求所有家庭农场必须“三带”，即必须接受由农场统壹提供的、价格高于市场的种子、化肥和油料（与前文所说的浓江农场壹样）。张丽英坚决拒绝了，为此多次遭到处罚。与此同时，前锋农场的土地承包费也年年涨。因为张丽英不听话，有壹年交了15万余元的“上打租”，还欠8万多元。队长擅自作主，多次把张丽英自费开发和承包的耕地发包出去。张丽英拥有省土地局颁发的《土地证》，她自然不服，进行了激烈抗争。 2010年春天，农场把张丽英的900亩地发包给其他15户农工，15户农工坐著面包车赶到地里准备开干。张丽英正在地里扣大棚，见壹帮人进了她的地，她操起壹把大铁锹冲到地头站住，怒喝：“谁敢壹脚迈进我的地，我就敢把妳的脑袋砍下来！”她又走近面包车对司机说：“妳要不开走，别怪我砸烂妳的车！”吓得司机拉著那些农工赶紧跑了。 如此这般，豁出命来的张丽英前后撵走他们三次。双方争执不下，张丽英也就拒交“上打租”，前锋农场因此向农垦法院起诉了张丽英。黑龙江垦区拥有自成体系、独立管理的公检法系统，农工告状就等于在告农垦公检法的“顶头上司”。很多上访农工对我说，他们在农垦系统告状，经常连案都立不上。垦区进省入京的上访人流持续不断，这大概是壹个重要原因。从根本上说，这不是垦区公检法工作人员的品质问题，而是体制问题。 张丽英多次败诉。 她被迫加入上访队伍。2009年春节前后，邹振龙他们被关进北京通州区壹个大黑院子，张丽英就是其中壹个。后来她回到吉林老家住在母亲家中，前锋农场竟然派人跟到吉林，就住在她母亲家对面，整天监视张丽英的动静。母亲对他们说：“我女儿回去后，不准妳们处罚她，否则我就不放她走。”农场人满口答应。但回到农场，公安人员就把她抓起来塞进车里拉走了。她在车上给工人日报赵记者打电话求救，赵记者要她把手机递给车上的公安人员，这位公安人员说：“我跟他说得著吗！”不理。 2009年4月11日，建三江农垦公安局判处张丽英行政拘留10天。张丽英不服，申请复议到省农垦公安局，结果是“维持处罚决定”。 4 2009年4月，工人日报发出的“内参”引起各方面高度关注。不久，北京某机关派出壹个调查组，由壹位女干部带队，到达前锋农场，由建三江农垦分局、前锋农场负责人等多人陪同，分别到上访农工邹振龙、张丽英、蒲建清家了解了情况。当著领导的面，这几位家庭农场户主如实讲了他们的遭遇。农垦方面的陪同人员表情冰冷，没有任何态度，还当场指责他们不该上访。张丽英反驳说：“妳们不给解决问题，我们能不上访吗！” 这个调查组在场里的其它活动，农工们就不知道了。 4月19日晚11时，上访农工白文革从壹位朋友家出来，身后就有车跟上了，到了壹处僻静的角落，前面又有车堵住出路，车上下来两个大汉，拿著镐把，二话不说，抡起镐把就往白文革的膝盖处猛击，白文革顿时瘫倒在地，之后凶手迅速跳上车逃之夭夭。此前不久，白文革在场部曾遇上壹位机关干部，那人喝得醉醺醺的，见了白文革他就骂道：“因为妳小子上访，场里罚了我5000元，他妈的妳得把钱还我！”白文革说：“我上访是我的权力和自由，和妳有什么关系！”那人说：“早晚有壹天我把妳的腿打断，叫妳再上访！” 两年多过去了，此案至今没破。白文革找场长催办十几次，不知农场公安部门做了哪些调查工作，至今没有结果。 白文革左膝盖为粉碎性骨折，两腿胫骨纵裂。他治伤共花费1万多元，是上访“难友”们凑起来的。 白文革悲愤已极，他只在医院住了8天，4月29日出院后，他拄著双拐由儿子掺扶著，和张丽英等人直奔北京，找到北京那个机关，那位调查组组长由秘书陪同出面接待。张丽英说话不客气：“妳们没去调查时我们还没挨打，妳们去了，白文革的腿就给打成这样，请问妳们的调查结果是什么？总得给我们壹个答复啊！” 女组长的答复与农场领导人是同壹条理论，她说：“妳们不是地方的农村，农垦是国有企业，有权收回土地。” 张丽英、白文革愤怒地问：“他们是国有企业，就有权不贯彻落实国家惠农政策吗？就有权随便撕毁合同吗？就有权随便把土地发包给别人吗？就有权年年疯涨承包费吗？” 双方吵起来了。女干部说自己“有会”，起身而去。 2010年10月6日下午，我正在听邹振龙、白文革、张丽英等人介绍情况，张丽英的儿子郑江峰来电话，说家里来了壹批农场公安、法院人员，开著壹辆大货车，强行拉走了她的400多袋大豆（每袋180斤），价值11多万元。理由是张丽英在农场起诉她的、由农垦法院判决的官司中输了，需补交5万余元的费用。因张丽英没行动，因此“强制执行”。我在电话中请求法警给张丽英留下壹点活命粮，对方以“执行命令”为由断然拒绝。 张丽英的儿子郑江峰在电话里泣不成声。 5 邹振龙、张丽英等人还带来前锋农场十二队农工水新宏的壹份上访信。 信中写到，80年代中期，他和父亲水维伦借钱开荒达7000多亩。1990年因农场建设排水干渠，他家退出4000多亩，只耕种经营2500亩地。1998年，当时的队长张继坤不履行任何法律手续，强行把水家的2500多亩地无偿收回，还将其自购的大批农机具、包括拖拉机、大犁、点播机、8吨油罐等扣留至今。水新宏壹家没有了生活来源，只好四处流浪打工。这期间，队长张继坤竟然莫名其妙给水新宏增加了40多万元的挂账（即欠债），后来又增加到50多万元！ 水新宏多次请求场领导，让他承包壹些土地以维持生活。2010年，农场给他安排了200亩地，可这些耕地分别处在两个连队，又分为3个地块，给他造成极大困难。 水新宏在信中写到：“这样给我安排土地，就是故意给我制造困难，打击报复。” 在建三江分局负责人于2010年12月16日赴北京送给我的《反馈材料》中，同是这位水新宏，在12月12日写了壹份新的证言材料，主要表述了农场领导对他怎样“关心爱护”云云，最后说：“现在生活条件有所好转，希望管理区能够继续帮扶我。” 是水新宏在前信中撒了谎吗？ 我不知道前锋农场要他写第二封信时，水新宏是怎样的心情？享受过那么多的“关心爱护”，他该是多么幸福快乐安康啊！他怎么会编造出那么多悲惨的“谎言”呢？ 第十壹章：壹个家庭农场的兴衰 ——洪河农场农工姜宝贵的自述 我和建三江大兴农场其他职工壹样，1984年响应农垦总局的号召，与刘涛、孙万宽共同创办了家庭农场。 我们怀著美好的憧景，共同集资5000元买了壹台拖拉机，其他费用都是在农场“扶上马、送壹程”的政策下，由农场先垫付种子、化肥和油料，热火朝天开始了艰难的创业。由于对困难估计不足，我们几次都差壹点就把家庭农场放弃了。 首先是土地条件。由于所有的岗地、好地都被农场开发完了，我们开的土地都是农场不能开的沼泽地。光是交通，就是难以逾越的障碍。拖拉机常常掉进沼泽里，有时陷得就剩下壹个驾驶室了，发动机也灭火了。我们只好求助其他家庭农场，找来几台拖拉机，最多的时候找来五、六台拖拉机才能把我们深陷的拖拉机拽出来。壹拉需要几天时间，太难了！之后还要修车，因为发动机进水，所有润滑油都要换掉，类似的事情是经常发生的。外加地势太洼，再赶上春雨，等我们把地种完，最晚已经到7月15日左右了，连队的岗地庄稼都长20多厘米了。这样，庄稼的成熟期自然也就不够。到了秋天，由于各种原因（低温、干涝、土地生化、播期太晚），庄稼几乎绝产。头三年几乎都壹样，因为这叫养地，即生荒地必须经过几年时间才能养成熟地，赔也必须要种，不种不赔，地就养不熟。 由此我们各自都背上了沉重的外债，“驴打滚”的利息使我们个个陷入绝境（月息3分以上，10个月为壹年）。像我们这样子的家庭农场很多，因此很多都黄了，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都有。大兴农场最典型的有孙福禄、吕江、王志、“豆腐刘”，他们的家庭农场全部破产，土地被农场收回了，人也不知去向，这是其壹。 其二，生活环境更是叫人不堪回首，冷热不说，吃的喝的住的都是问题。由于地远，我们就住在临时搭的窝棚里，冬不遮风，夏不挡雨。播种期集中在壹个月左右，有时带来的米面不够用，只好忍饥挨饿。我们白天黑夜连轴转，好不容易回家壹次，有壹次忘记带盐了，后来十几天也吃不到盐。 喝水是就地解决，在地上挖壹个大深坑，喝雨水。虫子、野兽、耗子和人共饮共用。有的耗子掉坑水里淹死了，时间长，连毛都泡下来了，我们还得照样喝。 前期还够用，到了后期，水就不够用了，再赶上长时间长不下雨，就更惨，做饭的水都没有了，我们只好吃生米。 洗脸是壹种奢望，十几天洗不了壹次是常事。回到家里，连媳妇都认不出我了，简直跟野人壹样。 不得不提的就是漫天飞舞的蚊子、瞎蠓和小咬，用手壹抓就是小半把。人被咬的没办法，只好用黄油把人除了眼睛以外，全部用黄油涂上。白天更不好受，为了防瞎蠓咬，全身捂的壹点不露，汗水和黄油搅在壹起，叫人难以忍受。但稍不注意，被咬的地方就出很多血，因为瞎蠓壹咬就掉壹小块肉，所以人们最怕的就是它。 其三，就是精神上的压力，由于长期负债经营和体力上的透支，很多人被拖垮和病死。我就几次差点儿彻底报销，在炕上壹病就是壹两个月不能下炕，我妻子也和我壹样满身是病。类似我这样的岂止我壹个人。我以上说的这些，若不是我亲身经历，妳就是编也编不出来的。所以我们这些人对自己开出来的耕地的倾注，胜过我们的孩子和生命。 其四，人为制造的灾难把我们坑了。随著改革开放进壹步实施，土地条件逐渐好转，这时垦区有些领导和机关干部也把眼睛盯在了这片土地上，他们把地价逐年提高。前几年年年涨，我们都有证据。特别到了2011年，大兴农场制定了2011年“1号文件”，已经把承包费提高到每亩400多元。我们自己投入身家性命和血本开出的地，妳农场凭什么收我们的“租子”？收得比旧社会地主老财还高！我们这些开荒户，旧的外债还没还上，新的外债又背上了，真是雪上加霜。 最能说明问题的就是，每年大兴农场全场贷款总额达到五个多亿，按全场土地总面积均摊的话，全场80多万亩土地，每亩负债600多元，这就是农垦大繁荣背后真实的壹面！我由开始创业时外债1700元，到现在已达到五六十万元，我总计壹千多亩地，至今真是心力交瘁，无力偿还。 以上诸多情况壹目了然。谁富了谁穷了也不用再说了。就这样，他们还是变本加厉提高地租，如果妳不交钱，就收妳的地，卖妳的地。妳如果向上面反映情况，他们就造假说，妳种不起了，自愿上交的。有哪个农工愿意把比自己孩子和生命更重要的土地上交呢？这不是弥天大谎吗！ 他们上欺下骗，骗不住就动用农垦公检法强行镇压。我们农工怎么抗得住他们的强压政策？大多数人只好自认倒霉，默默忍受。我相信党中央绝不允许妳们胡作非为的！上有天理，下有国法，总有壹天党中央会还我们壹个美好的未来。 以上就是我二十几年创业的苦辣辛酸，希望有壹天，在我开垦的土地上生长出幸福的鲜花，并把属于我们自己投资开荒的土地使用权还给我们，让我们安下心来多产粮食，为国家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第十二章 国家信访局的正确结论 黑龙江垦区的上访人流多年来持续不断，似乎是个“顽症”和“死结”了。早在2005年，国家信访局在汇总大量上访人员反映的信息和情况之后，发出壹份综合性通报，全文如下： 国家信访局 关于交办沉家荀等人10件来信的函 黑龙江省信访办： 现将我局2005年第85期《信访情况通报（信）》，以及该通报所涉及的沉家荀等人的10件来信及来信列表随函转去，请研究处理，并请了解领导批示和有关部门处理情况，结果望告。 国家信访局 国家信访情况通报（信） 农垦职工负担重 今年以来，黑龙江省农垦系统职工反应负担过重、生产生活困难的来信呈上升趋势。现将近期黑龙江省部分农场职工来信反映的情况综合如下： 壹、职工负担已严重影响他们正常的生产与生活 建三江七星农场垦区劳模滕兆华来信反映，中央明文规定,国有农垦企业执行与所在地同等的农业税减免政策，可今年农村农业税费不但没减,反而大幅度上涨，平均涨幅30%以上，前锋农场上涨50%。饶河农场职工沉家荀等300多人联名来信说，中央为农民减负，但国营农场却变著法加重职工负担，加上这两年农资大幅度涨价，职工们已被压得喘不上气。土地租金，2004年比2003年每亩多收10多元，今年又比2004年每亩多收30—40元，粮价好，租金就提高。农场领导还私扣种粮补贴，每亩补贴比附近农民少8·68元。依安农场“壹名共产党员”来信说，该农场多年乱收费没人管，今年每承包壹公顷要交4500元承包费，比2004年多交1000元，还要另交300元水费、500元抵押金、300元农时保证金、50元育苗基金。逊克农场“2300职工”来信说，他们和当地农民比，每种壹亩地，仅地租壹项就要多交110元。有四轮车的职工，交完养路费后还要向生产队交300元“义务工”费，55型拖拉机要交500元。嫩北农场四队职工项文龙等人联名来信说，好年景每垧地能盈利六七百元，今年农场每垧地交的税费比2004年增加500元，农工种地已无利可赚，有的还要赔本。由于前几年灾年减产种地赔钱，多数农工都欠农场的钱。这两年年景好了，但卖粮款却被队里扣下冲抵欠款了，造成农工生活困难，有的连基本生活都保证不了。山河屯林业局职工张书信等人联名来信说，职工承包林场土地去年每亩承包费650元，今年每亩又被加收100元管理费。讷河市老来监狱农场职工赵晓苹等人联名来信说，原来职工种壹垧壹等地交费1420元，二等地1170元。今年领导为完成上级指标个人多提成，把壹等地提高到1720元，二等地提高到1620元。八五二农场职工来信说，职工每年要交农机管理费、水利费、水利维修费、修路费、工程建设费、义务工、科技服务费、三库壹场费、养牛费等，不交就取消种地资格。 二、造成职工负担重的原因 （壹）职工没有土地承包自主权和经营权，权益得不到保护 垦区劳模滕兆华说，“农场所有制”决定了农场与职工之间特殊的土地关系。职工不像农民可以享有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使用权，也不享有承租土地的自主权和经营权，权利和义务都是单方面的。种地赔钱时农场强迫职工承包，亏损、受灾，职工自负；种地赚钱了，国家补贴了，又搞竞价承包，或高价包给场外农民，或回收土地低价包给干部，而让职工下岗。多数来信反映，农场管理混乱，无章可循，场领导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只管“收租逼债”，不顾职工利益，不管职工生产生活中的困难。 （二）农场自定土政策，农场与职工争利，干部与职工争利，是造成职工负担重的主要原因。 饶河农场为搞“形象工程”，强迫职工统壹耕作制度，统壹机械作业，不计成本，增加职工承租费用；强迫职工购买农场种子公司质次价高的种籽，否则不退承包金；强迫职工把粮食卖给农场，压价收购，乱扣款。七星农场不让职工的小型农机下地作业，片面强调把土地集中起来用国外特大农机耕作，让少数人作业，多数人下岗；强迫职工到企业指定的地方交粮等。逊克农场强迫职工使用干部买的机械，不让使用农工自己的；干部拿著工资还承包队里几千亩地。嫩北农场从场长、场办主任到科室干部挣著工资、奖金，还各自承包著几十垧地。八五二农场四分场职工杨金权说，2004年他把收获的水稻全部卖给连长家的米厂，结果壹分钱也没给，粮款变成了米厂的周转金；连队会计可以随便扣农工的粮款；2004年合同是空白的，不签字不让种地，签了字合同由连队随便填写；今年的种籽必须用农场的，否则不能享受国家补贴；粮食由连队统壹卖到农场市场部，每斤粮价比市场价低壹角多。 来信职工强烈要求改变现有的农场管理和承包体制，落实国家农业税减免政策，让农工们过上好日子。 国家信访局办公室 国家信访局这份“情况通报”是发人深醒的。 值得深思的是，国家信访局总结的仅仅是2005年之前的情况。此后这些年，国家信访局通报所涉及的许多问题，在少数农场不仅没有得到有力解决和纠正，而且有愈演愈烈、竞相效仿之势，国家信访局的“情况通报”形同废纸！ 我行我素，无人理睬！ 在少数国有农场，管理层与家庭农场的对立与冲突，某些基层干部与群众之间的对立与冲突日趋激化，这是令人深感忧虑的。 面对北大荒持续的上访人流，国家信访局依然忙得焦头烂额，依然在做著大量的“重复劳动”，依然不解决问题。 我壹直非常奇怪，在政治昌明、政策透明、信息传播迅速、群众民主意识大为提高的今天，垦区有些管理者怎么会壹直心安理得地认为，他们凭借强行阻拦上访，严密监视上访，高压控制上访，甚至不惜多次把上访者扔进拘留所或劳教所，就可以让抗争的声音沉没呢？ 第十三章 谎言说明了什么？ ——对建三江农垦分局《反馈材料》的再调查 我不知道，读了下述文字，垦区专程赴北京向我送达《反馈材料》的领导同志们是否会感到脸红？对于这部厚达四指的《反馈材料》，我相信领导者是过于轻信了，而造假者则只能证明自己的无耻。 1 我同垦区高层领导和有关同志有过两次交流。 2010年12月初，我向国家有关部门寄送调查报告《疼痛的黑土地》传到北大荒。7日晚，专程赴京的黑龙江省农垦总局宣传部部长高先生和驻京办负责人，通过新闻界友人请我赴个“便宴”。 高先生性情温文尔雅，说话热情谦和。后来，又有几十位农工被垦区公安抓走或关押，有的逃亡在外，我多次紧急电告，请他出面保护这些农工并放人回家，高先生都认真地办了，为此我真诚地给他发了壹条短信：“足见高部是壹位爱民的好官。” 席间，高先生明确表示，他是代表总局高层，特意到北京来同我进行“交流并听取意见的”，对此我深表感谢。然后我们单独进行了壹番坦率和诚挚的谈话。高先生首先强调，北大荒垦区的成绩是主要的——对此我高度赞同，没有异议。“当然”，高先生继续说，“我们工作中也有壹些不足和缺点，基层干部素质参差不齐，希望能听取蒋老师的意见，认真加以改正。” 我很感动。我提出三条意见： 壹、北大荒的成就是广大农工用壹滴滴血汗干出来的，老百姓不容易。应当让那里的父老乡亲能够充分得到改革开放的实惠，享受国家的惠农政策，安居乐业。 二、请总局认真调查我所反映的有关情况。如果我搞错了，我愿意公开道歉认错。 三、如果我反映的问题确实存在，请总局领导在政策和措施上拿出壹些强有力的办法，对基层某些错误倾向加以纠正。我作为北大荒的老知青，愿意就此同总局领导做壹次对话，交流壹下看法，以求达成壹致意见。 高先生说，会向总局领导反映我的意见。晚宴的气氛是友好和诚挚的，双方含笑而别。 但是我也想到，垦区部分农场存在的许多问题冰冻三尺非壹日之寒，壹些事情积重难返，壹些事情是政策性、观念性的，解决起来不可能壹蹴而就，需要壹段时间进行必要的调研和调整。 如前所述，我壹直等到今天。 但是以后的情况并不见明显改善。几个月来唯壹的改善就是垦区对上访群众虽然继续严加控制，但公安系统很少把上访农工送进拘留所了。有些上访群众被迫签署了“不再到北京上访”的保证书后，被放了出来，但诉求怎么解决？不知道。 尤为令我愤慨的是，壹些接受过我访谈的农工受到种种新的威胁和迫害。2010年12月9日，建三江农垦分局所属的青龙山农场派出大批工作人员和车辆，到女农工张桂荣家抢夺所谓明年的“任务粮”（农工称之为“上打租”，即提前预交壹年的“土地承包费”。现在粮食涨价了，有的农场又将承包费改为“任务粮”）。工作人员当场打伤她的儿子，并抓走3口人准备拘留。张桂荣哭著打电话向远在北京的我求援，我紧急电告黑龙江农垦总局宣传部部长高先生，热心的高先生立即致电该农场，当地农垦派出所才被迫放人。 建三江农垦分局八五九农场有壹个“家庭农场协会”，是上世纪90年代经农场党委批准成立的。这个协会在党委领导下，在维护农工合法权益、维护农场安定团结局面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创造了许多有益的经验。2010年12月，前锋农场农工白文革、张丽英等因不堪农场的“土政策”，在征求很多农工同意后，张罗著要模仿八五九农场的做法成立同样的“家庭农场协会”，以维护自身权益，他们向农场党委主动提出申请，并开始起草报告和协会章程。那天白文革和壹位“秀才”正在研究报告、章程的文本，20余个农场公安人员闯进去，把两人押到公安局审问了近3个小时。公安局负责人对白文革说：“上级没批，妳们擅自起草报告、章程就是非法组织！” 白文革说：“我们还没上交报告呢，上级咋批呀？而且我们还没成立，咋叫非法呀？” 2 2010年12月16日上午，总局宣传部部长高先生带领北安分局、建三江分局负责人和几位农场领导干部近10人，第二次专程到北京见我，就我的调查报告《疼痛的黑土地》交换意见。三级领导干部都来了，阵势可谓强大，态度可谓真诚。所有人都壹样的和蔼热情，但这次不再是听取我的意见，而是带来了他们准备充分、印制精良、极为正规的反馈意见。 北安分局负责人交给我的是：《关于北安分局退耕还林政策等情况的说明》，A4纸，共59页。内容主要是国家和地方有关的政策文件，红色边疆农场农工赴中南海新华门上访的卷宗文件，引龙河农场处理唐维君等人在上海世博会期间上访的文件。这些我都知道，也认真研究过，没有参阅价值，也不是对我的调查报告有针对性的反驳。 堪称“奇文共欣赏”的是建三江分局负责人交给我的《关于对蒋巍同志〈疼痛的黑土地〉壹文所列事件的调查反馈材料》，印制于2010年12月14日，蓝色封面，A4纸，洋洋洒洒共536页。看来垦区的同志们很急，于16日就赶到北京送达我手中。 这是双方第壹次真正的交锋。我不知道建三江分局把这份《反馈材料》还报送到哪壹级上层机关？也不知道这份《反馈材料》对上级机关做出判断会发生怎样的影响？考虑到事关重大，为了以正视听，明辨是非，我必须对真相加以说明。 乍壹看，这个四指厚的“大砖头”很容易把我砸蒙。仔细审阅，这份反馈材料虽然“架子”很大，内容其实很简单，主要是前锋农场针对上访农工邹振龙、张丽英、白文革3人汇总的大量复印材料（3人反映的问题见“第九节”，请参照阅读）。 我对这个厚厚的本子做了认真研究，并于12月下旬邀请这三位农工到哈尔滨逐页进行了核对。 难道垦区的同志没想到我会进行核对和再调查吗？ （1）、关于邹振龙的部分 前锋农场声称：“邹振龙是因负有债务，经营不起，自愿把2000多亩地交还给农场，以抵顶债务的。” 其壹，经查证，《反馈材料》中就有“经领导决定，收回邹的开荒点”字样，堪称白纸黑字铁证如山。其中农场的报告也自称，“1990年10月因农场组建畜牧科农业队，与邹振龙协商后，将邹振龙家庭农场经营的土地划归畜牧队经营。” “划归”——即以强权无偿剥夺是真的。 “协商”——无须核对，壹望而知就是假的。 邹振龙不是智障，脑子也没进水，不会领导来“协商”几句，就把自己投入数年血汗和几十万元创办的家庭农场拱手相让吧？那是他的命根子啊！ 其二，农场方面称，邹振龙交回家庭农场是“用以抵顶债务”，此说也是站不住脚的。农工春天种地要借债“抬钱”，秋天收粮再还债，这在垦区是普通现象。当年农场把邹振龙的2000亩耕地和正在生长的大豆全部无偿收走了，即使用收获的大豆抵债，邹振龙也还盈余近3万元。而且，国家法律明文规定：“不得用承包土地抵顶债务”。 邹振龙还发现，《反馈材料》里夹杂的许多所谓“邹振龙的欠债票据”复印件被重复复印多次，最多的重复使用5次。邹还指出：“农场建畜牧小区用的红砖都下到我的账上了，从第39页到第45页，除壹张票据是真的，其它都是假的，是从场里的修配厂找来的，而且还多次重复使用。” 《反馈材料》被彻底推倒。 （2）、关于张丽英的部分 此次见面，北安分局和前锋农场负责人当面对我说：“张丽英连每亩地15元的承包费都不肯交，所以才会没收她的承包地和粮食。” 其壹，经查，《反馈材料》中有壹份《张丽英侵权强行种植土地证明》，其中标明：“2010年，张丽英在前锋农场第四管理区种植土地2621.6亩，应交费用554116元。”如此算来，每亩地承包费高达210多元！壹年之春，张丽英要“上打租”提前交纳55万多元，农场的谎言不攻自破。 其二，农场方面告诉我，“张丽英强占了另外15户农工的耕地，现在这些农户已经起诉她了。”实际情况是，2009年，农场作业区以张丽英拖欠承包款为由，强令收回张丽英自投资金开发的900亩耕地，发包给另外15户农工，遭张丽英断然拒绝。现在来看国家《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五条规定：“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以划分‘口粮田’和‘责任田’等为由收回承包地搞招标承包，不得将承包地收回抵顶欠款。” 张丽英拥有省土地局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有土地使用证》和省土地局驻前锋农场土地科颁发的“五荒开发证”，其“四至边界”面积总计3000亩。她不同意农场年年上涨承包费，她拒绝前锋农场以此为由，无偿剥夺她的家庭农场。于是前锋农场公然抢粮抢地，擅自将她凭证开发承包的土地发包给15户外人。 张丽英自费开荒在前，拥有《土地证》在前，农场以张丽英拒交连年上涨的承包费并在农垦法院“败诉”为由，强行将其土地发包给15户其他农户，因此我拒绝《反馈材料》的解释。 （3）、关于白文革的部分 其壹，白文革指出，《反馈材料》中的“征用耕地协议书”是伪造的，他本人根本没见过。这里需做壹点自我介绍，我是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对文字当有壹定研究。经我仔细比照，这份“协议书”上白文革的“签名”确实是假的。如有疑义，可到笔迹鉴定中心进行司法鉴定。 其二，《反馈材料》列举的白文革大量欠款票据，绝大部分是其兄长白文举的，与白文革无关。农场收回白文革的耕地理由不成立。 其三，没收白文革的成套农机具以抵顶债务的“协议书”同样是伪造的，签名是假的。 其四，最令人愤慨、也令人哑然失笑的造假，壹种以“组织”名义进行的有密谋的集体造假，赫然出现在《反馈材料》中前后两张的《家庭农场承包合同》上！ 第壹张：甲方（发包方）标明为“前锋农场”，乙方白文革的“家庭住址”竟然跑到了毫不相干的“大兴农场场部”。 第二张：甲方（发包方）标明为“前锋农场”，乙方白文革的“家庭住址”则是“前锋农场三队”。 两份合同签署日期同为“2010年1月1日”（放假日）。 造假者也太“玩忽职守”了！同壹个白文革，在同壹时间被安放到两个农场，而且有两个家庭住址。这只能证明，两份合同是假的，签名是假的，日期是假的，壹切都是假的！ 壹堆谎言！这是以庄严崇高的“建三江农垦分局”的名义送达我手中的《反馈材料》啊，造假者把自己和自己的“组织”作践得太彻底了！ 这个造假行为显然不是前锋农场工作人员搞的，他们不可能把自己的单位错写成“大兴农场”，这次造假只能在更高层次的机关进行。在这么高的“党委”层次上，进行如此拙劣的造假，我相信会超乎全国所有公民的想象力！ 现在，建三江分局反驳我的《反馈材料》就摆在我的案头，我怎么看怎么像壹场闹剧的脚本。 2011年1月初，邹振龙、张丽英、白文革在总局、分局、农场三级相关负责人在场的情况下，当面向黑龙江省调查组反映了上述的造假行为。全场鸦雀无声，无人敢出来否认！ 3 发生在建三江的造假行为并不仅仅限于这本厚厚的《反馈材料》。 青龙山农场张桂荣向我提供了农场泡制的壹份“阴阳合同”，2010年3月，她交纳的实际承包费比农场印好上报的“合同”文本多出30618.6元，这份“阴阳合同”是该农场统壹制作的。同样，北安分局引龙河农场职工唐维君在场部办公室，也发现了全农场统壹制作的“阴阳合同”！ 2011年1月9日，洪河农场的张振学打电话给我，聊起伪造白文革合同之事，张振学说，大兴农场还伪造了有关他的壹份合同。2010年11月22日，在农场剥夺张振学家庭农场土地的壹场官司中，农场代表当场出具了壹份合同，标明张振学和都杰于1995年10月25日签署了“转让合同”。张振学说：“我和都杰从不认识，在农场20多年也没见过面，我们怎么可能签署过这份‘转让合同’？” 张振学已经复印了这份假合同，现在他手中。张振学说：“这没什么奇怪的，农场造假的事情太多了！” 第十四章 历史在倾听和等待 ——黑龙江省调查组听证会实录 2010年12月下旬，根据黑龙江省委领导批示精神，省有关部门组成调查组，奔赴北大荒垦区，就我所写《疼痛的黑土地》反映的情况进行调查核实，听取意见。事情进行到这种程度，我自然成了“信息中心”，接受调查核实的农工不断把各种动态和信息反馈到我这里。自《疼痛的黑土地》风声传到北大荒以后，每天我的手机响个不停，有我访谈过的，有我没见过面的…… 黑龙江省调查组下去以后，农工们十分感动，觉得终于有人管他们的事了。他们说，调查组的工作作风是深入的，态度是认真的，工作方式是公开、透明、坦诚的，调查对象都是《疼痛的黑土地》中的讲述者——我访谈过的农工。 农工们的心情非常高兴和舒畅，尽管2010年的冬天如此寒冷，北大荒雪深盈尺，他们依然像盼来久违的艳阳天壹样。龙镇农场于德清、红色边疆农场吴延敏、引龙河农场唐维君等人说，这些年“告天天不应，告地地不灵”，奔波劳苦，伤心落泪，拘留劳教，挨整挨骂，“真是郁闷死了”。看著电视上国家到处壹片繁荣景象，而我们年年月月壹家人“从来没舒心过，这回上边来领导了”，终于有人以郑重、平和、耐心、公正、亲切的态度，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让他们畅所欲言，“吐吐心中的苦水，看来有希望、有盼头了！” 建三江分局所属的大兴农场、洪河农场、红星农场也有农工来电话问：“能不能让调查组也到我们这儿听听意见啊？”（2010年12月下旬，我去哈尔滨完成壹项写作任务，期间大兴农场、洪河农场、前哨农场、前进农场、胜利农场有50多位农工到哈尔滨找我反映情况，还有很多要来的人，但多数被我的助手好言劝阻住了。） 省调查组首先到达北安分局。 其工作方式类似“听证会”。黑龙江农垦总局信访办主任任少军等人壹路陪同，所到之处，分局领导、农场领导、相关业务部门专业人士，以及我访谈过的农工共同参加调查会。农工们谈意见和诉求，农垦官员做解释、讲理由和根据，双方时有交锋。这样做是正确和便捷的——便于调查组充分了解官、民双方各自的观点，核对事发经过，听取有关证据、依据。 与会农工那种渴望、振奋、重视、战战兢兢的心情可想而知。因此有人录了音，有人做了记录，连调查组到农场调查时，来了几辆车和车牌号都记下了——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他们看来，调查组决定著他们的命运与未来！ 过后，与会农工们把记录材料发到我的电子邮箱。 读罢这些详实、真切的现场记录，我感慨万端： 其壹，这样的听证会，垦区系统大小官员加起来常常是二三十人，而到场农工只有三五人，闻讯而去要进会场向调查组反映情况的其它农工都被垦区公安人员拦在门外，理由是“调查组见谁，都是点了名的”。可以想见，听证会现场，从人数、官职到场面、气派，那种不对称的无形的威慑力，肯定会给农工心理带来种种影响。但是，我不能不向这些农工表达我深深的敬意。会上，他们表现出大无畏的斗争精神和十分镇静、理性的态度。而且经过多年上访，他们已然成了“法律专家”，引经据典，条条是道——这样的老百姓越多，中国的事业和前途就越有希望！ 事实是对质出来的，真理是比较出来的。为便于读者考察了解我的调查报告是否属实，并客观了解垦区官员和农工各自的意见与观点，从而做出自己的理性判断，现将与会农工提供给我的录音或会议记实，摘要录之如下。 1、黑龙江省委调查组赴北安分局所属龙镇农场调查会纪实 （事见本文第四节） 时间：2010年12月28日下午2点50分。 地点：龙镇农场会议室。 参加人员：黑龙江省调查组宋组长等3人；农垦总局信访办主任任少军、林业局满副局长等多人；北安分局王副局长、徐副书记、林业处孙艳波处长等多人；龙镇农场王立军场长、石书记、韩副场长、政研、林业部门等十多人。 退耕还林农户：于德清、刘玉云、刘兴华、王义锋、傅继生、王红彦6人。 下午4时，6家退耕还林户被韩副场长引入会议室，韩事先告诫6户农工：“反映问题要简单，不要乱说。” 调查组宋组长：“妳们反映什么事，有什么要求？” 于德清：“1、我们要求龙镇农场给我们落实退耕还林政策，全部给付各项退耕还林补助；2、要求龙镇农场把《造林合同书》中有关农场与我们‘三七分成’的条款取消；3、要求农场赔偿因该场违约给我们6家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30多万元；4、要求享受国家给予的林业燃油、护林防火及各项林业惠民补贴。” 宋组长：“妳们是要退耕还林补助吗？” 于德清：“对，我们要每亩50元苗木费、200斤补助粮、20元生活补助费。” 宋组长：“这个问题谁来解答？” 分局林业处孙艳波：“这个问题我说过多次了，我还说说吗？” 宋组长：“说说吧， 当著大伙的面说说。” 孙艳波：“这个问题我和他们说过不止壹次。” 宋组长说：“是多次吗？” 孙艳波说：“对，是多次。农场是国有农场，是全民所有制，包括承包种地的，人人都有受益权，农场代表国家行使土地管理权，是土地经营权人。根据《国有农场条例》第3条、第10条和《退耕还林条例 》第35条：‘国家按照规定的退耕还林面积，向土地承包经营权人提供粮食补助、种苗造林补助和生活补助。’所以农场应享受退耕还林政策。” 于德清：“刚才孙局（处）的说法不够准确，多年来他只接待我们壹次，而不是多次。农场是全民所有制，但并不是说妳是全民所有制，就可以侵权。农场代表国家行使土地管理权，对外发包土地，人人都可以承包经营。再说，土地经营权和土地承包经营权，分属两个不同的概念，不能混为壹谈。《退耕还林条例》第35条规定是向‘土地承包经营权人提供补助粮食、种苗造林补助和生活补助’，而不是向土地经营权人提供。因此孙处长的说法是偷换概念的说法，因此说由农场享受退耕还林政策的理由不能成立，于法无据。这片退耕还林的土地是我们95年开始投巨资承包、开垦、改造和熟化的，也是经发包方龙镇农场再三动员而实施的。在实施的过程中，不是我们违约而是龙镇农场多次出尔反尔，违背合同约定，给我们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我们刚开垦还没熟化，农场就让我们栽树，以防被林场收回。为了平息地方矛盾，农场于我们的切身利益而不顾，今天让我们栽树，不栽树就收回开荒地。明天告诉我们不准栽树，谁栽树就收回谁的开荒地。换壹茬领导，下几茬命令，朝令夕改，使开荒户苦不堪言。再加上天灾，使我们生活举步维艰，取借无门。有人为躲债远走他乡，有人丧命于开荒之中。我为开荒曾几天吃不上壹顿饭，为解饿，我到别人瓜地想赊点瓜吃，因为没钱，让人指桑骂槐没赊给，我只好忍饿含泪离去，我穷得冰天雪地只好穿单鞋过冬。大多数开荒户由小康家庭变成了穷光蛋。各位领导，我们为了响应国家五荒开发，不但投入了多年积累了几十万元的积蓄，每户还背负了几十万元的债务。我们每户为此都投入了上百万元的资金，难道说农场让我们投入的资金还能用笤帚划拉回来吗？1995年，场长在开荒开始时对我们说：‘将来开荒地归妳们长期使用’。因为当时的开荒政策是谁开荒谁拥有。开荒地刚熟化过来，正逢国家退耕还林，根据新出台的林业政策，龙镇农场强迫我们退耕还林。2002年9月12日，农场召开退耕还林动员会，主管场长说：‘谁不退耕，就收回谁的承包地！国家可能有退耕还林待遇给妳们，以便缓解妳们的实际困难。’在被迫无奈的情况下，我们和龙镇农场签订了30年的退耕还林合同。合同签订后，农场没当场发给我们，说盖完章后再发给我们。就此我们多方筹借资金，到处购买树苗，几乎走遍半个黑龙江省。2003年4月25日，我们全面完成了植树造林。可农场就是不发给我们合同。几经多次催要，农场在5月25日才将背后偷改‘掉包’的合同发给我们，结果‘退耕还林合同’变成了‘荒山荒地造林合同’。04年2月，我们多次找农场理论，对农场上述欺诈行为非常气愤。当时农场找来农垦北安分局林业处何工，否认我们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人’的身份。由于当时我们对土地承包经营权人的概念不清，我们问何工我们是什么？何工说我们是‘退耕还林者’。现在用他们的说法，我们连‘退耕还林者’都不是了。为去除显失公平的合同条款，我们双方对合同进行了4项修改。可是龙镇农场再次乘合同盖章之机‘掉包’合同。我们发现后非常愤恨，就此上访，多次找北安局，林业处何工壹语道破天机说，我们不加上‘合作造林’，用什么理由来享受退耕还林政策？难道说他们单方塞加‘合作造林’，就成为享受退耕还林政策的理由吗？龙镇农场利用职权弄虚作假，实施合同欺诈的违法行为，直接损害退耕户的合法权益。在座的领导，请看‘退耕还林工程’标牌：承包人是我，这个标牌不是我于德清造的，是龙镇农场竖的。从承包人变成了合作造林，这到底是为什么？让龙镇农场及垦区相关领导为此上下串通，颠倒黑白，捏造事实，制造谎言，甚至疯狂。我们认为，是为的这十几亿的退耕还林资金！” 宋组长：“老于，妳所说的我听明白了，妳们是哪年开的荒？” 于德清：“1995年，我们当时开的荒是龙镇农场采伐完的荒山。” 宋组长：“妳们当时开荒时，是随便开啊，还是交承包费？” 于德清：“交承包费呀！” 宋组长：“妳们95年开荒到03年，有8年了？” 于德清：“我们光开荒，改造，熟化，就5年多。” 宋组长：“妳们已经种了几年了？” 退耕户刘兴华：“也不是全能种，隔三差五的种点儿。” 宋组长：“就是说种了点儿，到03年妳们就退耕还林了，对吧？妳们现在要的是不是退耕还林待遇？” 于德清：“是。” 宋组长：“农场认为退耕还林政策应该给农场，妳们认为应该给妳们，对吧？” 于德清：“对，这不是我说的，这是《退耕还林条例》规定给土地承包经营权人的。” 刘兴华：“退耕还林是国家行为，不是企业行为，农垦是受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委托实施退耕还林，妳不执行退耕还林政策，行吗？国家给老百姓的退耕还林待遇，为什么揣到妳兜去？” 宋组长：“我看到合同中有国家给予的退耕还林政策，由甲方享受。” 于德清：“第壹页让农场调包了。我们承包，怎么变成了合作了呢？请领导看看这两份合同，这份合同中根本没有合作造林。” 宋组长：“到底是签的时候没有，还是原先没有？” 退耕户刘玉云：“签的时候就没有，他们拿去盖章的时候给调的包，事后我们才发现。” 宋组长：“妳们的意思是说，当时与农场签的时候就没有这个内容，是农场拿回盖章后就变成这个内容了？” 于德清、刘兴华：“对。” 宋组长：“妳们所有的农场都是这个政策，不给个人吗？” 刘兴华：“其它我们不知道，龙镇农场就有给的！前几年让我们签字不给我们钱，我们当然不能签字。前几年有个叫高喜仓的，就领过退耕还林款。” 宋组长：“到底是苗木款，还是退耕还林款？” 刘兴华：“是退耕还林款。当时我们将此情况反映给农场总局林业局，郭宝松局长接待我们，当时他给龙镇农场打电话，是谁接电话我们不知道。郭局长说，妳们吃干的，让老百姓喝点稀的行不行？当时龙镇农场承认，为应付检查给了壹部分。郭局长说，妳们要给也得给职工，也不能给外人，妳们壹碗水端不平，难道半碗水还端不平吗？” 宋组长：“妳们知道龙镇农场有给的吗？” 于德清：“有，17队有给的。” 宋组长：“给了吗？” 王场长：“有，给了。农场的土地是全民所有，农场代表全民，和农村集体土地有所区别。农场是自负盈亏，自我积累，自我发展，上养老下养小，中间有病保。和农村不壹样。农村的土地收益归个人。农场不行，农场的收益是哪来的？农场的收益是通过退耕还林来的。农场向退耕还林户无偿提供土地使用权，如果妳交土地承包费，我就给妳退耕还林待遇。” 于德清：“王局，我打断妳壹下行吗？” 王场长：“妳等我说完。苗木费有这么两种形式：壹种是集中起来壹起购苗，壹种给付个人。另外，由于地价的上涨，我收取妳的百分之二十或百分之三十，都是收取的土地增值费。” 于德清：“我可以说了吗?王局，妳的这种说法是代表垦区的说法，我们不能认可。当时‘五荒’开发的政策是‘谁开荒谁拥有’。妳说给我们无偿提供土地使用权，妳为什么还要收我们百分之三十的林木利润？这不是承包费是什么？我给妳百分之三十的林木利润，妳还拿走了国家所给予的全部退耕还林补助，妳还说是无偿提供土地使用权，妳这纯属不讲理。我们的林权证，代表我们的物权所有，因为妳是全民就可以侵犯我的所有权吗？妳这是为了掩盖非法截留退耕还林款的违法行为，所找的各种借口。” 王场长：“百分之三十，农场当时表示的是承包费，是吗？” 于德清：“那王局，妳说那不是承包费是什么？” 宋组长：“老于，妳说既然妳们交了承包费，退耕还林待遇就应该由妳们享受，是吧？” 于德清：“对啊！百分之三十作为承包费也是过高了。” 宋组长：“妳们1995年是第壹个合同吗？” 于德清：“领导，我和妳说，实际上是这么回事。当时龙镇农场和五大连池打官司，龙镇农场输了，农场说归他，地方说归他，多方争执。为了应付五大连池市，林业又给我们签订了5年合同，事实上我们是签了10年五荒开发合同——《国有“荒地”土地使用权承包合同》。各位领导，我们造林去掉经营成本，再让农场拿走30%的林木利润，我们所剩无几。我们要用三代人的艰苦努力去营造、经营、防护，用几十年的时间去等待这点所剩无几的希望。如遇天灾人祸，这点希望就会化为泡影，还得为此背负几百万元的债务。农场不但拿走了30%林木利润，还拿走了国家给予的各项退耕还林补助，还嫌少！我们百姓的希望在哪里？” 宋组长：“他们拿走了壹半，是不？” 于德清：“是呀，他们拿走了壹半还嫌少。” 刘玉云：“现在国家政策这么好，我们壹点也得不到，这不公平。” 刘兴华：“我们从退耕还林到现在，壹分钱也没得到，连苗木费都让农场截留了。” 宋组长：“老于，妳们栽的树还得多少年能采伐？” 于德清：“还得15年到20年。” 王场长：“妳们栽的什么树种？” 于德清：“落叶松。现在国家政策这么好，哪怕给壹部分也让老百姓心里头热乎。” 宋组长：“好了，老于，妳说的我都听明白了，妳们的事挺大的，看看国家退耕还林政策在农垦是怎么落实的？我壹定把这事给妳们反映到最上面……” 于德清：“领导我再说点，农垦北安分局说我们歪曲事实，想修改政策。我们不是想修改（国家）政策，是要求落实（国家）政策！不是我们歪曲事实，是农场和北安局歪曲事实！” 刘玉云：“领导，我还有个事要说。” 宋组长：“妳说。” 刘玉云：“农垦总局驻京办事处，2009年11月19日8点，在北京无故限制我的人身自由，长达三天四宿，我要求农垦给我个说法。” 任少军：“这个事我来解释解释，（到北京）接妳是对的，我们肯定接到了相关部门的通知，以往这个事就是这么办的。我再说说这个合同的事，就算是农场将合同‘调包’了，这个退耕还林款也不该妳得，因为农场是土地经营权人，全垦区115个农场，没有壹个给的。我们这种做法是经过省林业厅和国家林业部门肯定的。” 刘玉云：“这个退耕还林款是给土地承包经营权人的。” 任少军：“哪里写著是给土地承包经营权人的？满局长，是吗？” 满局长：“是，是给土地承包经营权人的。” 于德清：“任局长，妳是管总局信访的，妳不了解情况，不能乱给我们扣违约的帽子。” 刘玉云：“我们开荒不容易，有的人付出了生命，穷的连饭都吃不上。当时的合同约定不再收费，妳为什么还收我们承包费？我们用几代人、几十年的时间来实施和维护这项退耕还林工程，却得不到国家壹分壹厘的补助，这公平吗？” 任少军：“合同已经签订，不能因为妳困难而修改合同。” 刘兴华：“妳在合同签订中既违规又违法，所以必须更正。妳农垦执行不执行国家的退耕还林条例？” 满局长：“执行。老同志我理解妳，因为农垦有农垦的政策。任局长的脾气不太好，心眼还行……” 于德清：“龙镇农场在执行退耕还林中违背了《退耕还林条例》第5条、第24条、第35条、第44条、第57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第62条、第98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22条，请领导看，这就是农业法第62条，这就是法！” 宋组长：“好了，老于，妳们的事我听清了。这事很大，很复杂，调查组还要详细的调查，今天我也答复不了妳们，我们得向上级领导汇报，看看妳们是个别现象还是大多数，壹定给妳们壹个明确答复！今天就到这，妳们还有什么个别事要谈吗？” 于德清：“我们想跟妳们调查组单独谈点事。” 宋组长说：“行，找个地方。” 于德清事后对我说：“在我们单独反映问题的过程中，让北安分局王副局长给制止了，他说调查组还没吃饭，我们马上要陪调查组去吃饭了。” 2010年12月28日下午7时，调查组离开龙镇农场。 二、黑龙江省调查组赴红色边疆农场调查记实 （事见第五节。被劳教农工富万荣的妻子吴延敏的自述） 省委调查组领导没来之前，农场作业区长找我谈话说，妳就说这些退耕还林的树和地都是妳大哥富万松的，跟妳没有任何关系，在领导面前什么也不要说，也不要参与，就说妳什么都不知道，就想让我大哥和我丈夫回来就完事了。 在区长找我谈话以后，农场场长又用专车到我家来接我，说要和我谈话，我没去。然后又去找我大姐夫，和我大姐夫商量，让我大姐夫去劝我，说农场会走司法程序，把富万荣、富万松释放回来。 壹、2010年12月29日上午9点，作业区长找我去场部，说省里来人调查处理妳们这事来了，我就叫著我侄子（被劳教农工富万松的儿子）壹起去的。到了农场会议室，农场区长他们不让我侄子进会场，说领导不接见我侄子，理由是他没有参与上访，其实就是不想让他进去，怕把事闹大，给农场造成威胁。还有我们壹同上访的人都没让去，都让农场给XX了，我挨个打电话叫他们，他们都不敢来，都说农场找他们谈话了，不让他们参与了。 二、会议中，穿紫色毛衣戴眼镜的人（农垦官员）说：“妳们上中南海就是个错误，劳教妳们两年都是少的，都应该比这还多！” 我说：“上访是有前提的。我们农场有（因为退耕还林问题）上访回来的，农场给开会，讲怎么办，我丈夫（富万荣）想去听会议精神，副场长在门外给截住了，不让进屋参加会议，而且说，妳是上访了还是上北京了？妳听什么听！当时富万荣说：‘国家政策都是公开的，妳们这会有什么背人的！’不让他听。就因为这句话，回来的晚上富万荣就决定去北京，后来万场长让我们去的中南海（公安局都有笔录）。” 后来在调查会上，我本来要说我们农场场长被免职了，没多久又重新上任了。现任场长说，这页翻过去了，不让我说。总之他们就是不让我诉说我的冤屈我的苦！我壹说，场长就让我翻过这壹页，不给我诉苦说冤的机会，稀里糊涂的就结束了会议。 三、其中有个穿兰毛衣的人（农垦官员）说：“妳们就是让律师给贯通了，国家不给律师开工资，他们指什么生活？” 我说：“他们没有要我们壹分钱，没有吃壹口饭喝壹口水！”那些干部不相信，说没有字据和金钱的利益，他们能给妳办事？ 我说：“就是这样！” 四、任少军说：“妳态度这么蛮横，妳丈夫回来，妳不还得让他上访吗？” 我说：“这都是妳们逼的，没有办法！妳们都是官官相护！” 他们就说我是埋汰他们领导，还有壹个人说农垦跟地方不壹样，根本就没有退耕还林这笔款，还说退休工人的工资、医保、文教、公安等开支，都是从这地上出的。 我说，场里为什么还给了我们两年的钱哪？怎么到妳们那，这笔款就没有了？他们不承认，他们说，发给妳们是错误的，还得朝我们要回来！ 三、引龙河农场调查实录 （事见“第十节”） 时间：2010年12月28日10时许 地点：引龙河农场会议室 参加人员：黑龙江省调查组；农垦总局信访办主任任少军，北安分局王副局长、徐副书记等多人；引龙河农场场长高和平及其他领导，引龙河农场林业科科长王维军。 陈诉人：赵连发、唐维君、杨乃利 会议由任少军主持 省调查组：“请妳们三人说壹下因购楼纠纷上访壹事，有什么要求尽管说。” 唐维军：“我们没有上访，我们是通过法院用法律来维护我们的合法权益。可是农垦法院坚决不给立案，作为壹位农民连自己的诉权都没有了，我们还能要求什么？就是要求立案！如不给立案，应拿出不给立案的书面裁定，并说明理由。” 任少军：“北安农垦法院为什么不给立案？” 北安农垦法院刘文斌庭长：“关于妳们三个人所诉求的，涉及壹些国家宏观上的东西，涉及国家政策的问题不给立案。” 杨乃利：“对于我们的诉讼请求，对与不对，符合与不符合立案要求？我们也不知道。符合立案的应给予立案，不符合立案的应给个书面说明。但我认为应该给我们立案，因为省高院、省人大给我们开了函，让我们直接到北安农垦法院去。可北安农垦法院仍然没有任何说法。” 北安分局壹位官员：“妳们在省高院打条幅是什么时间？” 赵连发：“是2010年6月29日下午。这天晚上7点多钟，省立案庭庭长崔洪志接见了我们，还有引龙河农场信访办主任王东光、公安局刘伏警官同时在场。崔洪志庭长说，妳们知不知道打条幅犯法？我们回答说不知道。崔庭长和和气气地说，以后不要再干这种傻事了，有问题解决问题。既然妳们来到高院门下，归我们管的，我们壹定要管。不归我们管，我们尽量去给妳们协调好。请妳们三人相信我，给我几天时间，我去给妳们协调。如果协调不好，下次再来，我该给妳们立案就给妳们立案。然而我们三人也有壹丝怀疑。这时引龙河农场接访的两位领导劝我们三人说，崔庭长已经这么说了，妳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妳们三人跟我们回去吧。” 任少军：“这问题是出在妳们法院身上，法院给个书面说明不就完了吗？” 任少军对我们提出的问题，让有关部门做出了解释。 北安农垦国土资源局领导说，土地是以划拨方式取得的，没有年限限制。 北安农垦建设局领导说，住宅使用年限70年，也可40年、50年，划拨方式可无限期使用，商服是40年。 我们问，土地无限期使用的法律依据是什么？据我们查证，设计部门设计楼房使用年限是50年。 他们无言以对。 引龙河农场建设科科长冯晓艳说，这是经济适用房。 我们三人向省调查组提供了证据，即当时的《商品房买卖合同》。 这时冯科长解释说，当时是为了给农户贷款，才签订了此合同。 任少军问冯科长：“楼房验收没有？” 冯科长回答说：“验收了，进行了分户验收。” 任少军又问：“土地使用证和房产证办了没有？” 冯科长回答说：“没有办。” 北安农垦公安局领导说：“至于妳们三人在省高院打条幅、去上海，是犯法的。关于妳们的上访问题，公安局不管，但妳们触犯了法律，扰乱了公共治安，我们公安机关就得管。还有唐维军后续的8天拘留还没有执行，壹直在逃。现在正给妳解决事情，等解决完以后将继续执行，因为裁决已经下了。” （蒋巍按：真是奇怪的逻辑！当初做出拘留决定，就是因为唐维君为维权状告引龙河农场，现在要“解决事情”了，“等解决完以后”怎么还要继续执行？看来受害农工以后的命运仍然不那么美好，威胁依然存在！） 唐维军说：“谁在犯法还不知道呢！如果我犯法枪毙都可以。但是必须查明谁在犯法？给我拿壹个书面答复！” 任少军问各有关部门和引龙河农场各科室以及各管理区领导：“妳们都听明白了没有？我是听明白了。” 之后，任少军让赵连发、杨乃利退场。 任少军：“关于唐维君退耕还林问题，妳们农场给作出解答吧。” 引龙河农场林业科科长王维军说：“唐维君承包的造林地，是荒山、荒地造林。所以不享受国家退耕还林补贴政策。” 唐维君说：“我给妳讲壹下什么叫荒山、荒地造林？荒山、荒地造林是指在荒山上和荒草地上造林。什么叫退耕还林？根据黑龙江省地方标准《造林技术规程》第3.5条规定：‘退耕还林地’是指林地经开垦变成耕地，或坡度在25度以上的耕地，叫‘退耕还林地’。” 唐维君接著出示了“家庭林场承包合同”和“转让协议”，都标明了他植树造林的地方原为开荒地。 唐维君说：“这就说明了我就是耕地造林，这就是退耕还林！” 唐维君又出示了引龙河农场林权档案，上面也明确标注，唐维君所承包的林地都在退耕编号之内。 任少军说：“是退耕还林，补助也不能给妳！” 唐维君说：“妳给我念念国家制定的《退耕还林条例》第22条和第35条是怎么规定的？” 总局林业局领导说：“《退耕还林条例》第22条把实施方案确定的内容落实到具体地块和土地承包经营人，第35条规定，向土地承包经营权人提供补助粮食、种苗、造林补助费，具体补助标准和补助年限，按照国务院有关规定执行。” 唐维君又向省委调查组提交了以下证据：林权证3本；黑龙江省地方标准造林技术规程；家庭林场转包协议3份；引龙河农场林权档案；退耕还林粮食补贴清单。 这份清单赫然证明，引龙河农场以领取退耕还林补贴为由，在龙镇粮库领走550吨小麦。 任少军说：“第壹个问题说完了，妳讲第二个问题吧。” 唐维君以大量实证，讲述了农工负担过重问题，质问农场方面，土地承包费为什么年年只涨不降？ 农垦官员无人应答。 散会时，省委调查组的同志对唐维君说：“不要生气，在家等待消息，好好过个年，这些证据妳自己保留好，等要用的时候我们会找妳。妳的问题我们都听明白了。我们回去后开会研究，再做答复。” 第十五章 用国家法规“验明正身” 壹 通过第十四节中黑龙江省调查组召开的三个调查会实录，读者可以大致了解了垦区管理者的立场、观点。 我们应当对垦区的理由给予必要的理解。 “农场办社会”确实是壹个巨大的经济负担，比如推进教育、医疗等各项公益事业的发展，推进道路、桥梁等公共设施的建设，支付庞大的各级管理机构人员（直到生产队干部）的工资以及职工劳保、病保等各项开支等等。因此，垦区向土地承包人收取壹定的、合理的管理费用可能是需要的（尽管我表示赞同，但在此我使用了不确定语式，盖因我无权发表肯定的意见。 2011年4月20日，温家宝总理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提出，国有农场、林场的管理体制要加快进行改革。改革以后怎样解决这个问题，我无从知晓，自然也不能妄加议论）。 但是，在垦区管理工作中，有壹个根本性原则是不可动摇的：即所有收费必须符合和遵守国家法律和相关规定，必须充分体现党的“执政为民”的宗旨和国家的惠农政策。绝不能壹味采取“羊毛出在羊身上”的态度；绝不能无偿剥夺家庭农场（林场、牧场），让他们的个人投资投劳付诸东流，侵害他们的合法权益和切身利益；绝不能承包费年年疯涨、没有上限，壹再加重农工的负担；绝不能为了追求高额利润而损害社会主义企业的服务功能，甚至搞成垄断性的高价经营，“不服从就走人”。 在这些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和合法权益的问题上，在大是大非面前，我们不需要讨论更不需要争论。国家相关法规的规定和内容是极其明确，不容置疑的！ 让我们重读壹下国务院办公厅于2006年下发的《关于深化国有农场税费改革的意见》，其中明确要求国有农场、国有林场等，要“纳入农村税费改革试点范围”，“取消国有农场的农业税，并将农工承担的土地承包费（管理金或租金，下同）中类似农村‘乡镇五项统筹’的收费全部免除，确保将农工较重的负担减下来。”“国有农场由于税费改革而减少的收入，由中央和地方财政予以适当补贴。” 文件还细致地规定，要“清理和规范国有农场对农工的其他各项收费”，“要印制农工负担手册，凡手册之外的收费，农工均可拒付。”“国有农场要采取绝大多数农工愿意接受的形式和方法，将免除的类似‘乡镇五项统筹’收费的好处全部落实给承包土地的农工。严禁通过其他方式变相加重农工负担。”国有农场要“规范各项支出，严格控制管理费用增长，防止管理费膨胀侵蚀税费改革带给农工的好处。” 白纸黑字，堂堂正正，爱民利民，温暖感人，这就是党中央、国务院的态度和规定！ 再请看： 关于土地开发问题 ——1989年7月5日，国家土地管理局印发《关于确定土地权属问题的若干意见》，其中第三条规定：“国有土地经开发利用，其国家土地所有权不变，依法开发利用者享有土地使用权”。 ——1994年3月5日，财政部颁发《财政部关于农业综合开发的若干意见》，第九条第壹款规定：“在农业综合开发范围内，实行谁开发、谁利用、谁受益。在壹定时期内使用权不变，可以继承，可以依法有偿转让。” ——2003年，国土资源部颁布《关于做好土地开发整理权属管理工作的意见》，第三条（十）款规定：“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经济组织开发、整理、复垦国有土地或集体土地，原土地所有权原则不变。开发未确定使用权的国有土地，土地使用权可确定给从事开发的投资者。” ——1994年，黑龙江省土地管理局发布《黑龙江省拍卖“五荒”资源使用权的暂行规定》，第八条规定：“‘五荒’资源使用权的出让期限，可根据资源和开发项目的具体特点确定，壹般不少于30年，最长可至70年。” 关于退耕还林问题 ——国家制定的《退耕还林条例》第三十五条规定：“国家按照核定的退耕还林实际面积，向土地承包经营权人提供补助粮食、种苗造林费和生活补助费。” ——《国务院关于进壹步完善退耕还林政策落实的若干意见》又规定：“实施退耕还林后，必须确保退耕农户享有在退耕土地和荒山荒地上种植的林木所有权，并依法履行土地用途变更手续。” ——“在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基础上，实行‘谁退耕，谁造林，谁经营，谁受益’的政策。农民承包的耕地和宜林荒山荒地造林以后，承包期壹律延长到50年，允许依法继承、转让，到期后可按有关法律和法规继续承包。” ——“国家无偿向退耕户提供粮食、现金补贴。” 这里，再向读者提供壹份铁证，看看黑龙江省农垦总局是怎么规定的？我要问的是：总局什么时候下令这份文件作废了？或者垦区基层单位为什么不把国家相关法规和总局文件放在眼里？ 黑龙江省农垦总局 ——属于总局退耕还林和宜林荒山荒地计划内的造林任务，造林补助种苗费每亩50元。退耕还林者自行采购种苗的，农场应当在退耕还林合同生效时，壹次付清种苗造林补助费。 ——国家向退耕户无偿提供粮食补助，每亩退耕地每年补助粮食（原粮）标准按200斤计算，每斤粮食按0.7元折算，由中央财政承担。 ——经请示黑龙江省粮食厅同意后本著就地就近的原则，到国有粮食购销企业统壹领粮，再由农场统壹兑付给造林户。粮食调运费用农场自行解决。粮食兑付要壹年结清，不结转。 ——造林后，农场租住林业、农业等有关部门对退耕还林检查验收，建立退耕还林粮食兑付卡，退耕户凭验收卡和粮食兑付卡领取粮食补助和现金补贴，并逐级报账。 ——退耕还林资金实行专户存储、专款专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挤占、截留、挪用和克扣，不得弄虚作假、虚报冒领补助资金和粮食。 ——总局下拨的种苗造林补助费和生活补助费，各分局要按照有关规定及时下拨，各农场要按照国家退耕还林政策及时落实到农户。 ——要建立奖惩机制。对没有按国家退耕还林、基本建设和相关的财务管理规定进行管理的，要相应扣减种苗或现金补贴；对出现重大问题的，将追究项目责任人和相关人员的责任。 （二00三年六月三十日） 这是壹份多好的文件啊！为什么从总局主管部门、信访部门到壹些基层农场就是拒不执行？这份文件究竟什么时候作废了？ 二 国家宪法和法律至高无上。 人民的利益至高无上。 党的执政为民的宗旨至高无上。 农民，是中国的最大多数并决定著中国的命运。自古以来，欺负盘剥农民的绝没有好下场。多少封建王朝无论曾经怎样的强大兴盛，壹旦把农民逼上绝路，都必然走向衰败直至土崩瓦解，灰飞烟灭。蒋介石先生和他的南京政府最终不得不逃到小岛台湾去，壹个决定性的因素是土改后的几亿贫苦农民站到了中国共产党壹边。 新时期以来，数亿农民最先冲决了旧体制，播种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春天。后来他们又潮水般涌进城市，以极低的收入和辛勤的血汗创造了“中国制造”遍及全球的“20世纪最重要的经济奇迹”。农民，是今天欣欣向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开拓者和头号功臣。2006年，延续了2600多年的农民交“皇粮”的历史宣告结束，这是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英明决策！世世代代“脸朝黄土背朝天”的辛劳农民，用独轮车把革命胜利壹直推到海南岛的广大农民，为这个国家付出的实在太多了，他们应当充分享受改革开放的实惠和自己的劳动成果了。为此，党中央、国务院制定了壹系列向“三农”全面倾斜的扶贫和惠农政策法规，并通过媒体和各种方式向全社会做了公布。党的阳光政策充分体现了党的“执政为民”理念，给亿万农民带来深深的温暖！ 但是，本文所写的大量事实表明，在北大荒垦区的少数农场，国家制定的壹系列惠农政策并没有贯彻下去，很多农工没有、或没有充分享受到改革开放的成果和党的惠农政策理应带给他们的实惠。更为严重的是，部分农场管理层甚至与农工发生尖锐的对立和剧烈的利益冲突，以至造成垦区持续不断的进京上访人流。 问题的症结究竟在哪里？ 这里，我要特别提及北安农垦分局的壹份文件。这份文件公然与上面提到的总局文件相对抗！ 2010年初，红色边疆壹些农工进京上访，造成壹个所谓“冲击新华门事件”（见“第五节”），北安农垦分局就此事向总局呈送了壹份报告（2010年3号文件）。这份报告在“关于是农场还是造林承包户谁应该享受国家的退耕还林政策的问题”壹节中明确说，国有农场管理部门应“享受国家退耕还林政策”，而且是“根据黑龙江农垦总局有关文件办的”：即实行退耕还林时，“将任务落实到地块，责任落实到人，政策兑现到生产队，造林承包到户。” 北安分局的文件还说：“农场造林承包户承包造林的耕地并不是他们个人赖以生存的土地，而是农场赖以生存的土地。” 这句话本身就表明，国有农场似乎成了与家庭农场、林场相互对立、相互争地的“实体”。 我只能说，北安分局的同志们太糊涂了，在读书、看报、学习方面有点落后了。广大农工和上万个家庭农场、林场不靠土地活著还能靠什么活著？农场改制后就停发了工资，大批退耕还林农户既无工资收入，又无耕地可种，林木要十几年或几十年以后才能成材，这意味著他们完全没有了生活来源，而农场管理部门又把国家退耕还林补贴拿走了，这些农工怎么维持生活？ 国家信访局在2005年第85期《国家信访情况通报》中壹针见血地指出：“农场自定土政策，农场与职工争利，干部与职工争利，是造成职工负担重的主要原因。” 农垦总局明文规定，每位在职职工应给15亩生活田（也叫基本田），事实上有些农场落实的并不彻底。他们还制定了极其严格的“生活田”规定，如“上学的孩子、包括上大学的孩子不给”，“到了退休年龄不给”，“长期在外地打工者不给”等等，已经给的还要不断削减——因为现在土地确实太值钱了！ 完善的体制、制度和机制，虽然不能把坏人变好，但可以防止好人变坏。不完善的体制、制度和机制却可以使好人变坏。 马克思《资本论》中的壹段话是极具警醒意义的：“壹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壹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巨额利润会使意志薄弱者走向疯狂，这是隐藏于人性深处和通行于市场的普遍规律，正应了西方壹句谚语：“上帝要人灭亡，必先让其疯狂。” 北大荒不是世外桃源，不是人间净土，所有规律在那里照样起作用。大量事实表明，80年代中期垦区开始大规模兴办家庭农场的时候，粮价走低，农业疲软，种地不赚钱。垦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干部为重振北大荒雄风，打造“中华大粮仓”，动员和组织广大职工艰苦奋斗、奋发图强，做了极为可贵和富有成效的努力。进入新世纪，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度关注“三农”问题，出台了壹系列支农、惠农政策法规，国家各项补贴下发了，粮价涨了，土地火了，种地开始赚钱了。在我看来，正是从这时开始，极少数农场干部的心理发生了畸变。龙镇农场场长王军跟于德清、刘玉云等农工讲的心里话是极具代表性的：“要是知道退耕还林国家给那么多钱，还能轮到妳们吗？我早整到手了！农场就是为了得点国家补偿费，才加上‘合作’这个词。要没这个好处，我把地包给妳们了，把国家好处费也给妳们了，我疯了？” 引龙河农场农工徐万忠、李文忠和傅永江，给我列出了近年来该农场土地承包费价位表： 2006年，1950元（垧）； 垦区的土地承包费就是这样壹路疯涨、不见上限的！ 今年许多农场的承包费又涨了。 2009年7月，引龙河农场农工唐维君为请求“落实退耕还林政策”找到场部。在“体改办”的壹间办公室，他看到壹位年轻的工作人员小王正在装订农场农工与场方签订的壹摞摞合同文本。每份合同上赫然写著每亩地承包费为107元。但唐维君知道，全场所有农工包括他本人，每亩地实际上交的承包费为182元。这无疑是壹堆假数字、假合同、假签名！ 当时他很想偷出几份，但思忖再三没敢动。据悉，引龙河农场总共有30多万亩耕地，每亩地隐瞒承包费75元，总数就达2000多万元！ 2009年如此隐瞒，其它年份呢？ 家庭农场上交的承包费的管理也存在不少漏洞。 建三江农垦分局青龙山农场农工张桂荣、陶长荣等15位农工反映，2007年，有关部门来查该农场第三管理区主任杨某的账，195万元资金“去向不明”，事后此人被调到“阳光保险公司”工作壹段时间，后来他变卖了所有家财，全家人都消失了。随后，区里又来个壹把手，上台仅仅3年，又查出200多万元资金“去向不明”，经向职代会公布后被免职，此人又调到别的农场。 垦区有规定，有工资收入的干部不得包地。而农工们向我检举揭发了基层壹些干部以亲属名义，把大量土地变相包到自己手里（因我无法查证，故不能在本文中列出）。垦区三级领导干部到北京来同我交换意见时，我当面指出这个问题，壹位农场干部理直气壮地说：“干部也得活呀。” 法纪观念荡然无存！
第十六章 2011年，上访的路还在延伸…… ——在社会主义中国，正义壹定占有压倒性优势！ 1 2011年，“十二五”的开局之年，国家和人民都充满新的希望、新的期待的壹年。 但是，请广大读者，请农业部，请黑龙江省委省政府，请黑龙江省农垦总局，更请党中央、国务院，在读过本文之后，再来听听2011年春天垦区壹位女农工冒著风险给我发来的控诉！ 读了下面的文字，我的心在颤抖，我的心在哭泣，我的心在燃烧！ 建三江分局青龙山农场的女农工张桂荣发信给我，原文如下： 农场下发的1号文件规定：2011年每亩收费477元，其中包括肥料款、种子款（117元/亩，价格高）、筹资筹劳款10元/亩，利费、水利建设费、水田基础建设费、道路建设费、社会事业建设费，这些具体怎么分的，我们也不清楚。此外收保证金30元/亩，私家农机具被强迫集中存放，每台大型机械收费500元。在个人家存放每台大型机械收费300元，小型收费50元。基本亩（即生活田）每个在职职工分8亩（作者按：总局规定15亩），2010年每亩收25元，今年涨到40元，连队却收320元，说是等国家补贴回来再‘多退少补’。从国家有补贴开始，农场的利费就快速上涨，中央的惠民政策我们根本没有享受到。农场最初说，让农工把自家地里的低洼地都整平种上，5年不收费，却从第壹年就要钱，不管地好坏，都壹样收费，这也太不合理了！ 2011年3月21日，开了全连队（作者按：还叫“连队”，证明“军事化”管理遗风还在）大会，大概说了壹下农场1号文件的内容。文件让农工于3月21日签合同，但是当天没签。到了23日，信用社开始给贷款，五队的张欣把贷款卡拿到自己手里。连队会计不让，说必须把卡交给连队，扣完利费再把卡给妳。张欣就给他爱人(省调查组接见的农户王宝艳)打了电话。我也去了信用社，想和队长(栾ＸＸ：服刑6年，现任三区五队队长)说明白，我们不是不交利费，等签了合同就交。谁知还没等我说完，队长就喊上了：“听说妳把卡抢走了，快点交上来！”我听了很生气，说：“我抢谁的卡了？我贷的款我还，妳开会说先签合同，要是签了合同，贷款卡我现在就给妳，任妳扣。”队长说：“那我不管！”我说：“妳工作挣钱妳不管能行吗？”队长说：“我没挣妳钱，我挣农场的！”我说：“要没有我们农民交钱，农场有钱用妳，给妳开工资啊？再说省调查组的都说了，签了合同再交钱是应该的。”队长蛮横地说：“妳就说妳交不交卡吧？”我说：“签了合同就交！”然后转身回家了。没想到队长觉得在人前失了面子，竟然想让信用社的人把我的贷款卡作废，信用社的工作人员没同意。 今年，农场又强行摊派“空育131”催芽稻种，预收种子费就是强卖，很多人家不敢种，库里烂了很多，没人去领，但种子款已经被扣了，我们也没办法，要不回来。我到13连帮人家插秧，地头扔著17袋“空育131”稻种，共1360斤，农场扣款近7000元，种子白扔了，钱也要不回来。 这几年，我们签的都是空白合同，上面没有亩数、钱数，并且合同也不给我们。今年还是这样，农工拿不著贷款(卡的密码只有扣完利费，才告诉农民)。这样我们就无法购买生产物资，无法备耕，没办法只能让农场快点扣完各种费用，好把卡拿回来。两会刚开完，温总理在会上说：“壹定要关心民生，以人为本，让‘十二五’开好头，起好步。”农场的政策与党中央背道而驰，根本没把百姓的死活当回事，我们农工的血汗钱不知跑哪去了？他们从来不说明！有的就被贪官装进自己的口袋了！这样还能成为现代化大农业吗？社会能和谐吗？国家能繁荣昌盛吗？ 据调查，张桂荣今年承包土地900余亩地，贷款42万元，全部被农场扣下作为承包费和其它各项收费，她只收到壹张贷款票据。今年生产所需的资金，她不得不以1分5的高利从民间“抬钱”了。
北安分局引龙河农场唐维君也发信给我，称该农场2010年每亩地承包费为190元，2011年又涨到220元，并继续实行“上打租”。 壹些基层干部欺负老百姓到了这种程度，货款卡不给本人，签的是空白合同，承包费和种种苛捐杂费年年疯涨，垦区的管理者不感到脸红吗？用农工上缴的巨额资金买断的“北大荒频道”，倾听过、反映过这些农工的声音吗？ 2 2011年1月7日上午，建三江农垦分局所属部分农场的农工，踏过冰天雪地，从遥远的北大荒奔赴北京，要求向我反映情况。他们是： 薄 义——1957年生，七星农场农工 当天下午，他们离开北京，没有壹人上访，各自返回农场。薄义因家境极度困难，他的路费是同行农工们捐助的。 访谈中，奔波在告状路上整整17年、4次被拘留的薄义说了壹句令人感动也令人震撼的话：“我相信共产党的政策不会变，我才上访告状到今天！” 他们反映的情况和问题简要汇总如下： 壹、骗走家庭农场的《土地证》 建三江分局洪河农场于1997年、前进农场于1996年分别向全场家庭农场开发户发出通知，声称将要以旧证换新证。现将洪河农场通知摘录如下： “洪河土地科根据建三江土地局的指示和要求……将统壹发放国有土地使用证，原由土地科发放的国有土地证由各场土地科收回作废。统壹使用由建三江土地局地籍科发放的国土证，如有拒不执行土地局指示的，或者以种种理由拒绝换发新证的，洪河土地科将视其为违法占地，由土地科代表土地局收回其所开发的土地，交给农场或者作业区，重新发包给他人……” 但是，农场撒了个谎，他们在收走省土地局下发的有效土地证后，至今已经过去13年，仍然没有下发新证。他们显然怕打官司。 二、高价强卖农机具 创业农场黄培川、青龙山农场袁洪胜反映，农场强行要求承包土地500亩以上的家庭农场购买日本产的插秧机（俗称“大洋马”）。国家对农民购买大型农机具是有15%以上补贴的，因此在农场购买大型农机具，理应给市场价格更为优惠。但是，2010年，前锋农场张丽英在市场上直接购买的“大洋马”插秧机为6.4万元，并直接送货到地点，而农场农机科的卖价为8.4万元。青龙山农场卖价为7.9万元。 三、国有农场机构臃肿，加重农工负担 以大兴农场为例，全场人口约1万余人，场部拥有壹座办公楼，公安局有壹座楼，其它还有壹些科室不是有自己的办公地点，就是在外租借办公室。这个农场仅公检法人员就有数十人。据农工们反映，现在生产队的领导干部、工作人员也大大超过“生产建设兵团时期”。前锋农场的文件规定，“对全年各项工作目标提前和超额完成的管理区，农场将增发全员年薪40%的风险收入。”也就是说，凡是足额和超额完成本区“上打租”收费的管理干部，都有提成。 前锋农场有：场部5层办公楼，公安局4层楼，法院、工商、阳光保险等4层楼，种子公司4层楼，仓储、基建科、林业科等5层楼，土地科3层楼（上有家属房），交通科客运站2层楼。 天哪！壹个农场的农工们要养多少干部和“以工代干”的人啊！ 怪不得收费这么多，这么狠，这么涨！ 此外，洪河农场农工、共产党员杨金辉反映，他先后投入160多万元，开荒4000亩，创办起家庭农场，2004年与农场签订了为期10年的承包合同。但第二年农场就撕毁合同，大幅提高了承包费，并要求杨金辉签订新的“合同”，不签就不许卖粮，并派人堵在路口，强迫杨金辉按新的承包价卖壹车粮，交壹车钱。杨金辉坚决拒绝，结果被作业区主任杜某派人把他的左腿打成粉碎性骨折。当年杜某竟然被评选为该农场“先进工作者”。后经杨金辉上访告状，黑龙江省纪委强力干预，杜某做了赔偿。 3 2011年6月4日，建三江分局前哨农场包地农民王恩江进省入京上访途中，专门来见了我。他原是黑龙江省富锦县农民，1987年看到前哨农场公布的招商文件，雄心勃勃购买了70头牛，办了壹个养殖场。没想到那里地势低洼，牛烂蹄子，最后死的只剩了5头。2002年，王恩江又开荒1820亩，与农场签订的合同规定为：每亩地上交10元农业税和45元的承包费，以后按每年每亩5元递增。这期间他通过继续开荒连片，承包耕地面积达到3000亩，总投资近150万元。 但是，2005年，前哨农场撕毁合同，要求每亩地承包费增加到120元。王恩江当然不能同意，于是被迫到省政府上访，其结果是王恩江被前哨农场公安局拘留10天。2007年，农场擅自把王恩江承包的3000亩耕地包给农场之外的于姓人家，包地的人欺负到王恩江家里，把他78岁的老母亲打得多处外伤。自此，这片耕地的承包权就归了于姓人。2007年当年，于家就以每亩120元的价格，把765亩地二次发包给别的人。王恩江的妻子患了癌症，生活雪上加霜，他的大女儿考上大学后，弃学不念去打工了。 迄今，王恩江进省入京上访十余次，每次都被农垦工作人员拦回。 2011年5月25日，前哨农场场长刘某给在京的王恩江发来壹条信息，这条信息现在还保留在王恩江的手机上：“恩江：妳好，我是刘XX，快点回来吧，在外面解决不了问题，不要给王书记（指建三局分局领导）添麻烦了，我给妳解决。” 5月31日，王恩江返回前哨农场。回去以后，他的诉求照例无人理睬，王恩江又壹次踏上漫漫无期的上访之路。 有多少农工和家庭农场场长反复上访，又反复被“好言好语”拦阻、劫持回来，但问题始终没能解决。农工们只好“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始终不服，坚持上访。我甚至都为垦区感到头疼，这些矛盾和争执什么时候能消停下来呢？北大荒什么时候能平静下来呢？农场那些对上访者“死看死守”的干部太辛苦了，他们什么时候能睡个好觉呢？ 我还想郑重指出，从上访农工的诉求内容可以断定，许多问题和争执出现在垦区壹些农场的现行政策和规定上，因此他们并非仅仅代表个人。在他们身后，还有相当部分的群众抱有同样的看法和意见。这是北大荒最大的不稳定因素。 4 更为严重的是，我所访谈的许多农工正在遭到无情的打击报复： ——2011年3月18日，曾被重伤双腿的前锋农场农工白文革，遭到管理区干部李某纠集的壹伙人痛殴，李某挥拳将白文革左眼打出血，经诊断为“视网膜破裂，眼底出血”，住院治疗20余天。 ——2011年3月18日，前锋农场将张丽英名下的近千亩耕地外包他人，那些人将张丽英的10栋育秧大棚砸烂，张丽英的儿子对现场进行录像时被打伤。4月下旬，管理区强行禁止张丽英抽水泡地（以备种植水稻），致使她的2000余亩耕地全部过了种植节气。5月6日，经我向总局宣传部高先生反映，第二天前锋农场赶紧派人播撒稻种（本该插秧的），说“见绿就行”。据张丽英说，他们播下去也是浪费，节气已经过了，不是绝产也很难再有收成。农场管理者还鼓动新的承包农工起诉张丽英，遭这些农工拒绝，他们说：“不是张丽英不让我们种地，是妳们不让我们种地！” 因育秧毁弃，大棚遭砸，没种上地，张丽英壹年就欠债60余万元，全家生活陷入深重的灾难。 为防止张丽英继续上访，前锋农场对其实行严格监控。5月4日晚10时许，第四作业区干部给壹位司机打电话问：“妳把我那位‘张奶奶’拉哪去了？”司机答：“我不仅拉妳‘张奶奶’了，还拉妳‘杨爷爷’了呢！”干部说：“以后妳拉‘张奶奶’去哪儿了，告诉我壹声。”司机笑答：“那是不可能的！” ——2011年4月11日，北安分局龙镇农场于德清、刘玉云、王义峰、王宏彦、傅继生5人到黑龙江省政府上访。省农垦总局“信访办联席会议办公室”就此下发壹份正式通知，摘要如下： “龙镇农场公安局： 2011年4月11日，龙镇农场刘玉云、于德清、王义峰、王宏彦、付继生5人未等待省调查组关于退耕还林问题诉求的答复意见，集体越级到省信访局，且此信访问题已三级终结，严重扰乱了正常信访秩序。其上访行为壹是违反了《信访条例》的相关规定；二是违反了黑公通【2009】80号文件的相关规定及黑信联发【2009】3号文件的有关规定；三是违反了农垦总局黑垦政发【2006】30号文件的相关规定……建议龙镇农场公安分局对刘玉云等5人依法进行处理。并落实好信访稳控措施，确保不发生重复越级集体上访。 此建议 黑龙江省农垦总局信访联席会议办公室 看来，垦区信访部门已经给刘玉云、于德清等5人定了“三级终结”的铁案，声声泣血的“草根族”声音再次演变为“肠梗阻”！ 国家制定的退耕还林惠农政策同样严重遭遇“肠梗阻”，对百姓而言成了壹纸空文，无异于壹张废纸！黑龙江农垦总局2003年下发的文件，因何到了自己直属的信访部门也形同废纸呢？正是总局的这位信访办主任任少军同志，在接待卢凤琴等多位上访农工时公然说：“当年小日本进中国时杀人杀少了，应该把妳们都杀掉！” 如果任少军同志不能彻底纠正他对人民群众的蛮横态度，他怎么可能公正地处理上访农工的问题？ 壹切情况都表明，在2011年初黑龙江省调查组到达垦区之后，上访农工的诉求不仅没有得到公正处理，而且事态愈演愈烈，接受我访谈的众多农工继续遭到蛮横的打击报复，我不能不表示强烈的愤慨。 结 语 现在我要问： 国务院红头文件所要求的“将农工承担的土地承包费（管理金或租金，下同）中类似农村‘乡镇五项统筹’的收费全部免除，确保将农工较重的负担减下来。”，这件事情办了吗？ 垦区要“清理和规范国有农场对农工的其他各项收费”，这件事情办了吗？ 各农场“要印制农工负担手册，凡手册之外的收费，农工均可拒付。”这件事情办了吗？ “国有农场要采取绝大多数农工愿意接受的形式和方法，将免除的类似‘乡镇五项统筹’收费的好处全部落实给承包土地的农工。严禁通过其他方式变相加重农工负担。”这件事情办了吗？ 国有农场要“规范各项支出，严格控制管理费用增长，防止管理费膨胀侵蚀税费改革带给农工的好处。”这件事情办了吗？ 本文所反映的问题集中起来，其核心在于：北大荒垦区凸显出来的诸多矛盾、纷争和意见，是全面开花、自主经营的上万个家庭农场与垦区现行管理体制发生的必然碰撞，是群众保护自身利益的自觉意识和垦区基层极少数管理者剥夺行为的必然对抗，是渴望稳定发展壮大的家庭农场和“管理成本”不断冲高的必然冲突。 这是北大荒发展到今天的壹个“瓶颈”！ 产粮330亿斤的广大劳动者的根本利益必须得到保护！ 可以肯定，“沉没的声音”绝不会沉没，“草根族”的合理诉求如不妥善解决，北大荒永无宁日！ 北大荒的历史是光荣的，北大荒的未来是美好的。北大荒的今天正处于壹个关键的历史转型期。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人为本，与时俱进，加快经济体制改革和管理体制改革，全面贯彻科学发展观，是北大荒人面临的重大而紧迫的时代性使命。 正因如此，2011年4月20日，温家宝总理要求，国有农场、林场要加快进行体制改革。 北大荒垦区，是英雄辈出、贡献卓著的“中华大粮仓”。在党中央、国务院以及黑龙江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数十年来垦区广大干部职工团结壹致、艰苦奋斗、攻坚克难，为这片沃土的发展书写了史诗般的新篇章，为国家经济建设和各项事业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尤其进入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在垦区党委的坚强领导和昂扬激励下，数以万计的家庭农场顶著“生活费自理、生产费自理”的巨大经济压力，白手起家，奋发图强，创造了更加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 这个成就是前所未有、激动人心的，是我们不能忘记的。 历史应当记住，三代北大荒人有恩于国家！ 他们的劳动应当获得国家的回报，他们应当过上愉快、和谐、幸福的生活，他们的心灵不应当有阴影和伤痛，他们的眼里不应当有泪水和愤怒，他们的劳动成果不应当被剥夺和侵害，党的“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阳光政策不应当被“土政策”所阻断！ 我和所有那些受到侵害的北大荒垦区上访农工，正等待著最终结果和结论。 2011年6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警惕政府“无形资产”流失》，文中说：“每壹起突发事件，处理不好会成为损伤政府公信的消极因素，应对得当则可能是增加政府公信的契机。如果事情出现后不是衔恨披露信息者‘瞎捅娄子’，而是尽力促成政府与民众的顺畅互动；事态激化后不是推卸责任，而是著力解决实际存在的问题，那么，我们就会看到化危为机的‘双赢局面’——政府提升了公共管理的水平与公信力，百姓实现了正当的诉求和利益的公平。” 民心是最根本的执政资源。 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实践证明，前进中的问题只能用改革的办法来解决，绝不能开历史的倒车，绝不能伤害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上万个家庭农场是北大荒垦区的主体生产力和生产主力军，没有家庭农场的稳定、发展与壮大，就没有垦区的稳定与繁荣！ 根本问题在思想路线。根本的解决办法在于加快和深化改革。我相信，只要思想路线搞对了，政策调整好了，真正体现了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三个有利于”，真正体现了胡锦涛同志提出的“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侵害家庭农场和群众利益的现象得到坚决制止，上访农工的合理诉求得到落实，基层的矛盾与纠纷会迎刃而解，干群团结会得到极大的加强，北大荒的事业将会向著更加光明的道路前进！ 目前最紧要的问题是：立即制止垦区少数管理者对上访群众的打击与迫害！ 中共政权对中国农民的祸害 作者 梁之 写于 二零二一年 北京的党国英，上世纪九十年代是一名在全国小有名气的杂文家。现在说出这种话，很不得人心，也很对不起农民，更对不起自己的“农村研究”。只是他万没想到，就因他“出言不逊”，瞬时间受到网民们一篇又一篇时文的讨伐。现虽已过去几天，人们仍“心存芥蒂”，还在讲几十年来中国农民所受的苦难。党国英真个是“求仁得仁”，何怨乎？ 凡历史上发生而又没有消失的重大悲剧事件，都一定会被人们一再提起。同时，那些制造悲剧者也绝不会被人们忘记，比如当年信阳的吴芝圃，四川的李井泉，说他们就是“屠杀农民“的刽子手也不冤枉。连刘少奇当年说的话不也记录在案了吗（“刘少奇曾明确说要牺牲农民保证城市粮食供应和工业建设需要）？至于还有现在不允许公开说的，比如导致饿死人的罪魁毛泽东，早已钉在无数中国人内心的耻辱柱上了。 记得七年前的三月，全国两会期间，新浪网弄个访谈栏目，叫“建言时间”。3月10日这一期的题目是《向空气、水、阳光和河流道歉》，主要是谈“雾霾，何去何从”。节目请了两位嘉宾，一位是人大教授周孝正，另一位是央视天气预报主持人宋英杰，特邀主持人蒋昌建。看了节目，自己作了一文，到现在都记著文中几句话，认为中国社会精神层面之所以堕落到今天这等地步，就因还有无数受冤屈受迫害者以及他们的后人没有听到政府以及当事人或当事人的家人、后代向他们道歉，以至于死者“冤魂不散”，活著的人心气儿不顺。 七年过去，就在这三月的头一个早上，从微信里读到三天前发在公众号的一篇文章：《60年来，中国农民作了多少牺牲？》。浏览时，心情很不平静：可怜的父老乡亲，可怜的农民兄弟姐妹，国家对不起你们，实在对不起你们。很遗憾，像咱这种百姓，代表不了国家，否则，我会给你们磕头谢罪，甚至长跪不起。 那文章中有这么几段文字： “新中国成立最初几年，农业收入一度占国家财政收人的40%。仅就农业税而言，从1949年到2003年，全国累计征收农业税达3945.66亿元。其中仅1949-1984年征收的农业税额有1000多亿元，按照当时的最低价格兑换成黄金至少11.42亿两（相当于现在10万亿人民币）。” “这还仅仅是上交给国家的农业税，并非农民承担的全部税费，而在农民的税费负担中，农业税是最少的，农民称其为‘头税’，此外还有上交集体的‘三提五统’（指公积金、公益金、管理费、农村教育统筹、计划生育统筹、优抚对象统筹、民兵训练费和乡村道路建设统筹费），农民称为‘二税’，达标集资（指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集资、摊派、罚款等）则称为‘三税’。那‘二税’‘三税’到底有多少呢？” “1957年浙江安吉县有干部曾形象地描述说：‘一个农民种五棵稻：一棵是给国家种的，一棵是给社长种的，一棵是给会计种的，一棵是给五保户、公积金种的，一棵才是给自己种的。’” “1985年全国农民农业税交了47亿元，而民办教育16亿，供养五保户10亿，照顾烈军属5亿，文化卫生20亿，民工建勤义务工20亿，计划生育32亿，基层于部和脱产人员补贴70亿，乱收费40亿，总计257亿元。也就是说，农业税仅仅占农民负担的五分之一不到，同1957年的情况差不多。” “农业税仅仅是近60年农民付出的很小一部分，纷繁复杂的乱收费、乱罚款和各种摊派才是农民的主要负担，也难怪民谣说：‘头税轻，二税重，三税是个无底洞。’” 在本人看来，一个出生在这国城市且又一直生活在这国城市里的人，不说读《60年来，中国农民作了多少牺牲？》的全文，即使读了上面这几段，若仍不感到心痛，那他的人性和良知都很值得怀疑。面对如此不公都无动于衷，还能说这人有诚实、善良、仁慈、友爱？ 说到这里，又联想到自己。那是1998年夏天，当时还在企业，听到子弟小学中有家在农村的老师从乡下回来后，给我描述了农村的景象，本人以此草成《谁能代表农民》，发表在1998年7月的《杂文报》上，后被北京大型文摘杂志《新华文摘》转发在当年第8期。 巧得很，在上面提到的“60年”一文中，读到一首作于1957年的民谣：“一个农民种五棵稻：一棵是给国家种的，一棵是给社长种的，一棵是给会计种的，一棵是给五保户、公积金种的，一棵才是给自己种的。”之前，自己没有见过这首民谣，而1998年本人当地的那些农民们应该也没有见过，然而他们时隔41年却无师自通，有了类似的新民谣。本人把它们的话编了编，放到我那篇短文中，题目叫《某地农民插秧歌》，容我抄在这里： “一棵交国家，/贪官也一棵——/一棵县长吃，/一棵乡长喝，/一棵送村长，/一棵免灾祸……/一棵‘猪头税’，/一颗‘人头数’，/一棵给‘修路’，/一棵给‘挖河’：/一棵又一棵，/之后才自个……/三令五申下，/效果又如何？/年年吆喝减负担，/负担反而多——/苛捐杂税如牛毛，/且听我唱插秧歌!” 之后不过5年，国家宣布：取消农业税。当时听到，真为农民高兴：终于盼来了这一天。然而，只要让说真话，国家虽取消了农业税，可地方上的苛捐杂税仍不少，每见到家在农村的职工，仍跟我叫苦，并希望我能为他们说几句话。可我能说什么呢？我说的起作用吗？ 《谁能代表农民》一文，眼看就发表23年了，这期间，不少农民也确实富了起来；而到去年11月下旬，据说全国所有农村也都“脱贫”了。这当然是“大喜事“，容不得你怀疑。生活在这种国家，也不敢不信。可即使如此，我知道，二十年前李昌平提出的“三农问题”也还是并非完全解决了，尤其是刚刚“脱贫”的那些农民，绝不等于就过上了幸福生活。这也是为什么党国英那话一出立即遭到“炮轰”的重要因素。 我们知道，1949年前中国农村还有农会，而农会就是农民自己的组织（尽管后来变了味）。而像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有成千上万的各种行业协会，企业里的工会不说，像大豆协会、养殖协会、农民协会，等等等等，都是为会员们撑腰打气，替他们说话。可中国农民，今天还有谁代表他们并替他们说话呢？党国英这样的“研究者”会为他们说话吗？不可能。尤其是二十三年过去，本人依然认为，有资格代表农民的，还是只有农民自己；到现在我都不知道除他们自己之外，在我们这样一个国家，还有什么人有资格说他或他们能代表农民。 2021.3.1 附：60年来，中国农民作（做）了多少牺牲？ 来源：新三农 新中国60多年的经济建设，从农民身上拿走了多少财富呢?具体的数据恐怕谁也说不清楚，我们只能用一些大而化之的事件和数字去估量这个群体曾经和正在付出多少东西。 1949-2003年农民交了近4000亿元的农业税 新中国成立最初几年，农业收入一度占国家财政收人的40%。仅就农业税而言，从1949年到2003年，全国累计征收农业税达3945.66亿元。其中仅1949-1984年征收的农业税额有1000多亿元，按照当时的最低价格兑换成黄金至少11.42亿两(相当于现在10万亿人民币)。 这还仅仅是上交给国家的农业税，并非农民承担的全部税费，而在农民的税费负担中，农业税是最少的，农民称其为“头税”，此外还有上交集体的“三提五统”(指公积金、公益金、管理费、农村教育统筹、计划生育统筹、优抚对象统筹、民兵训练费和乡村道路建设统筹费)，农民称为“二税”，达标集资(指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集资、摊派、罚款等)则称为“三税”。那“二税”“三税”到底有多少呢? 1957年浙江安吉县有干部曾形象地描述说：“一个农民种五棵稻：一棵是给国家种的，一棵是给社长种的，一棵是给会计种的，一棵是给五保户、公积金种的，一棵才是给自己种的。” 1985年全国农民农业税交了47亿元，而民办教育16亿，供养五保户10亿，照顾烈军属5亿，文化卫生20亿，民工建勤义务工20亿，计划生育32亿，基层于部和脱产人员补贴70亿，乱收费40亿，总计257亿元。也就是说，农业税仅仅占农民负担的五分之一不到，同1957年的情况差不多。 1988-1991年，全国农民人均农业税从8.6元增长到10.5元，人均村提留和乡统筹费则由28.86元增长到44.55元，若加上乱收费、乱罚款等社会负担，1991年农民负担约为90元，农业税只占九分之一。 2000年的情况据专家测算，全国农民人均缴给国家的税约为45元，缴给乡村集体的费约为185元，用于各种达标活动的集资约为100元.合计330元，三者比例约为1：4：2。农业税只占农民负担的七分之一。 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4000亿农业税仅仅是近60年农民付出的很小一部分，纷繁复杂的乱收费、乱罚款和各种摊派才是农民的主要负担，也难怪民谣说：“头税轻，二税重，三税是个无底洞。” 1953-1985年统购统销，从农民手中至少拿走了价值58亿两黄金的财富 为了保证城市的粮食供应和稳定粮价，也为了给工业发展积累资金，1953年开始政府开始实行对粮食的统购统销，强制农民低价把粮食卖给国家，农民自己吃的粮食数量和品种也得由国家批准。国家以低于其实际价值的价格收购和出售粮食，而以高于其实际价值的价格将工业产品卖给农民，这就形成了“剪刀差”。 国家通过统购统销的“剪刀差”从农村拿走多少财富呢?据王锋博士统计，从1950年到1978年，国家从农业取得了5100亿元收入(按照当时的最低价格兑换成黄金相当于至少58亿两，至少相当于现在的49万亿人民币)，平均每年176亿元;1979年到1994年，国家从农业提取了15000 亿元收入，平均每年937.5亿元。而90 年代以来每年“剪刀差”的绝对额都在1000亿元以上。而据袁瑞珍统计，1953-1985年统购统销过程中农民向国家贡献的财富大约在7000亿到8000亿元。要知道，1978年中国全部国有工业固定资产也只有9600亿。这种“剪刀差”让农村一贫如洗。 统购统销常年过度征购农民余粮，导致农民口粮不足。即便农业大丰收，农民仍吃不饱肚子。刘少奇曾有明确说要牺牲农民保证城市粮食供应和工业建设需要。农民将这种低价强制购粮的政策成为“暗税”，民谣中说：“暗税最要命”。 1959-1961年大饥荒：许多农民因为过度征粮被饿死 1959-1961年之所以会出现大饥荒，主要是因为大跃进中虚报粮食产量，导致高征购，各省为完成征购指标，逼迫农民把口粮上缴，致使大饥荒蔓延。为了完成征购指标，地方官员无所不用其极。比如安徽凤阳“很多社、队成立了‘查粮小组’、‘调粮突击队’，翻箱倒柜戳地凿壁，逐户搜查，吊打群众，结果不仅将社员自留地收的少量粮食和留下的一点杂粮、种籽没收，就连山芋叶子、鸡蛋、藕粉、现金等亦被以‘反资本主义’为名搜走。” 同时，在人民公社体制下，基层干部为自己享乐大肆占用农民口粮，导致农民缺粮饿死。如凤阳县“光大队的几个干部有账可查的就吃掉牛肉1800多斤。春天，发给病人的白米、洋面，绝大部分被他们吃掉。大队书记陈荣付，煮牛肉没有柴草，就把社员任光衡的房子扒掉。” 当时实行的政策是保证城市牺牲农村，比如当时京、津、沪三地粮库告急，中央决定牺牲饥荒最严重的四川，让李井泉火速向外调粮。1960年粮食部副部长赵发生说：“四川每年都要调出大量粮食支援全国各地。但四川城市人民每月只吃20斤、19斤;农村食堂每人每天吃四两粮。四川人民把方便让给别人。”这种不顾农民死活的粮食高征购导致了四川成为是饿死人最多的省。 大饥荒中饿死的绝大多数人都是农民，这三年间农民失去了多少粮食和财富权且不论，仅仅饿死了的人数，至今仍是个谜…… 1962年至今：农民私有土地被收归集体所有，至今仍无土地所有权 从50年代开始，不仅农民的劳动成果被拿走，就连农民赖以为生的土地，也不再归农民所有，而成为“集体”或国家的财产。 50年代中后期，当农民转入高级合作社后，土改时分给农民的私有土地便转为合作社集体所有。1962年《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进一步将农民的宅基地也划归集体所有，其第二十一条规定：“生产队范围内的土地，都归生产队所有。生产队所有的土地，包括社员的自留地、宅基地等等，一律不准出租和买卖。” 改革开放以后不仅没恢复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反而在宪法层次上明确规定土地集体所有和国有，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条规定：“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属于集体所有。” 至此，农民不仅在事实上，而且在法理上完全丧失对土地的所有权，从建国初期土地的主人沦落成为现在“集体”土地的雇工，这也成为如今政府和开发商圈地过程中农民无法维护自身利益，最终连土地使用权也完全丧失的根本原因。 1962年为了缓解城市粮食压力，城镇人口向农村移民2000万 1959-1961年饥荒威胁著数亿农村人的生命时，为了减轻城市的粮食供应压力，陈云建议中央“动员城市2000万人下乡”。1961-1963年，全国共精简职工1800万人，压缩城市人口2600万人。后来毛泽东在谈起这一条措施时很感慨地说：“我们的人民好啊!几千万人招之即来，挥之即去。”但他却没有想过2000万人会给饥荒中的农民带来更大的生存压力。 为了防止农村难民进入城市逃难，1959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指示》和《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盲口外流的紧急通知》，严格限制农民进城。即便在大饥荒最严重的时候，也不允许农民逃离农村进入城市。 1968-1980年上山下乡运动：知青与农民争土地、争工分、争口粮 1968年毛泽东为降服红卫兵和缓解城市劳动人口压力，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据统计，在1962—1979年期间，全国累计下乡的城镇知识青年有1776万之众，加上几百万的机关干部职工下放农村，总共有2000余万城镇人口流入农村。城市人口转移到农村，必然增加农民的生存压力，知青的到来让农民本就贫苦的生活雪上加霜。官方资料也承认：“在那些人多地少的地区，由于安置人数过多，增加了农民负担，形成与农民争土地、争工分、争口粮的状况，损害了农民的利益。” 同样作为这场运动的受害者，知青群体或怀念或控诉，拥有强大的话语权，而农民至今仍然处于失语状态，连表述的机会都没有。 60多年来农民付出的劳役不计其数 除了上述生命财富损失之外，农民还有一部分巨额劳务付出经常被忽略，这就是摊派在每个农民身上的劳役。这些劳役付出主要用于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植树造林、防汛、公路建勤、修缮校舍等。 以水利建设为例，复旦大学教授张乐天说：“现在国家建水库要投资多少亿?当年都是农民干出来的。那时建设的水利工程，其总量远远超过现在，因为当年遍地开花，全都在干，像红旗渠多著名啊。”水利工程会耗费多少人力呢?以湖北省为例，仅“大跃进”时修建丹江口水利工程就动用了17个县的10万名民工，依靠人力投掷的粘土、沙石，土法建成了一道大坝。放在现在，这需要多大的投入？而在当时，这都是按照义务工摊派给农民的劳役。据统计，上世纪50-70年代，中国水利工程建设“大跃进”，现有的8.7万座水库大部分建于那个时期，想想就知道当时农民付出了多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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