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饥荒的本质 |
| 送交者: 伯恩施坦 2021年11月17日00:35:18 于 [天下论坛] 发送悄悄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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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中国网友 写于 二零一三年 序壹 把真相还给阳光 童梓平 我于1949年受中共重庆地下党派遣来到荥经，在这片土地上已生活了60多年。从壹个20来岁风华正茂的青年成了86岁的白发老翁，有了儿子、孙子和重孙，我在荥经洒下的汗水和收获的感情远胜于我的老家浙江宁海。60多年来，我大起大落、大喜大悲，亲历了发生在这块土地上的全部“运动”。对生活在荥经的人来说，所有的极左运动中，最血腥、最残酷、最让人不堪回首的灾难，无过于59—61年的人为大饥荒，其程度之惨烈，即使是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也望尘莫及。 半个世纪后的今天，尘埃基本落定，回首当年灾难的脉络非常清晰。荥经与全国步调壹致，基本上遵循了这样壹个过程： 大吹牛——高估产——高征购——刮尽余粮——反瞒产私分——遍地饿殍——抓替罪羊——掩盖真相。 面对这样壹个惨绝人环的大惨案，半个世纪以来，不仅没有壹个人站出来承担责任，公开道歉，反而讳莫如深、掩盖真相，企图消除记忆。53年过去了，荥经人忘记了吗？忘记得了吗？ 那无泪无声的死寂，无助绝望的眼睛，壹个个生前死后根本没被当人处理的残暴场面，当时刻骨铭心，至今不寒而栗！那些成千上万死不瞑目的童叟青壮的冤魂，常在我耳边哀嚎。 真相在民间，真相在人心，真相刻在口碑、心碑上传递。幸存者们父子相传、口耳相传、笔墨相传、网络相传。这些记录已经不只是他们个人的申冤诉苦，而是要把这场大劫难转变成教训昭示后人。否则，荥经县那壹半冤魂就真正死得没有价值。 本书中的叙述者都是大饥荒的亲历者，有当时的县、区、公社领导；大队、生产队基层干部、社员；医务工作者、教师、学生、孤儿，和外来支援救灾的人员，可以说涵盖了当时各个阶层全方位的记忆。尽管出于多种因素，有的直露、有的委婉，有的微观、有的宏观，有的正面、有的侧面，但总的说来，反映了壹个基本事实，那就是：在壹个仅有十来万人口的小县，几万本本分分的农民，在风调雨顺的年月，被活活饿死！而当时本地仓库里还堆著两千万斤粮食。 这样的罪行实在令人发指！ 历史事件是壹个客观事实，它像壹块独立存在的化石，无论出于迂腐的好意还是无耻的推诿，是出于阳谋还是阴谋，都无权以任何“立场”为借口来掩盖、篡改已经发生的事实。不过，我绝对相信，壹切掩盖和篡改都终归徒劳！ 壹位历史学家说：“对于人类历史，包括我们国家的历史和我们各族群的历史，我们既要面对其积极方面，也要正视令人不快的壹面，我们必须了解那些丑陋的事实，以保护我们不受某些关于事实的看法的干扰。”列宁也说过：只有了解过去，才能知道现在；只有了解过去和现在，才能预知未来。因此，我们了解的历史，必须是真实的历史，只有真实的历史才能成为前鉴、明镜，成为指路碑、警世钟，否则，历史的悲剧就可能重演。因此，我们必须把真相告诉后人：哪些光鲜的征兆是危险的开端，哪些狂热的口号是大规模犯罪的借口。 本著让历史自己展示，让读者自己判断的原则，本书收录的文章都基本没有评论，也希望读者尽可能忽略叙述者情不自禁的议论与抒情而直面事实，不受“关于事实的看法的干扰”。 今天的中国已不再是三十多年前神经脆弱的中国，今天的人民和领导者都比以往更具备开阔的胸襟和强健的体魄，能够面对过去的荣光与耻辱。 阳光是最好的消毒剂，把真相还给阳光！ 序二 礼失而求诸野 阿 宁 历史疑云 当我们在谈论“荥经惨案”或“五九大饥荒”时，首先应该听取我们的“正史”——《荥经县志》（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壹版）对这件事的记载。但是，翻遍整部县志，别说“大饥荒”、“五九事件”、“惨案”、“饿死”这些词，就连那个惯常用的“非正常死亡”都没有。不过，我们从“人口变动”（111页）壹节里，可以间接了解壹点相关情况： 年份195719581959196019611962 人口103100123717101264865727684569656 荥经人口四年之中从123717人突然锐减至69656人的原因，《荥经县志》是这样解释的： “1959—1962年国民经济严重困难，生产下降，生活受窘，人口急剧下降，出现负增长。其中1959年、1960年分别减少22453人、14692人。四年人口自然增长呈负值。” 这段话里的“减少”、“生活受窘”是什么意思呢？今人懂的不多，后人必定如睹天书。既然罗列了59、60两年各自减少人口数，为什么不列61年的呢？这样行文，无异于鼓励人们去瞎猜！ 荥经人都知道那三年饿死了许多人，但又都不知道具体饿死了多少人。那不是壹道简单的减法运算题，因为减少的不全等于饿死的，另外，这三年不可能壹个也不生。所以，只要那“死亡档案”坚不解密，坚不“以正视听”，妳就只能推算。多年来，民间最流行的说法是 “少了壹半”（语出廖伯康、闫桂芳），也有“四万七八千”说（见附录余习广研究），还有“31759”这壹落实到个位的说法（秦启华、赵增龄）等等，然而这些都是“推算”，哪怕妳算得与那秘藏的数据暗合，也作不得“准数”。既然推算既复杂又不作数，本书就不再作无谓的“哥德巴赫猜想”。反正，五万也好，三万也罢，甚至壹万吧，本质上有什么区别吗？何况，秦启华老师本人就参与县志编撰，他也在我面前苦苦推算，可见县志编写人员的无奈与委屈，也可见保卫这个数字背后势力之非凡。 半个世纪以来，对造成大饥荒的原因，最权威的说法是“三年自然灾害”，但《荥经县志》没有采纳这种说法。在“自然灾害”壹节里，它完全排除了荥经那三年遭灾的可能性： “从1951——1980的30年中，县城四周农村在1969、1978、1979发生过春旱；在1968、1976、1977的9月和1964、1979年 的10月出现过绵雨，共五次。” 以上记载证明：即使几次气候小失调也与那三年大饥荒无缘。 荥经过来人都说，那几年根本就是风调雨顺，以致茂盛的鹅香草救活了许多人。还说，当时仓库里堆放著两千多万斤粮食（见余习广采访黄世雄，以及郑年钰、田久芬等的回忆文章），这就更加让外地人、后来人读不懂这部“正史”了——又是风调雨顺，又是大量存粮，那为什么还饿死那么多人呢？ 疑问与探索 民间质疑之声壹直就不断，只不过官方不理会而已。可是2002年底来了位外地人胡昌升，他是个爱看书的县委书记，他也看不懂那反常的人口曲线，更看不懂什么“困难、受窘”，于是发问，并要求给历史壹个清楚的解释。这个来自本地最高领导的破冰之问，终于把大饥荒摆上了桌面。县政协作了积极回应，专门组织了讨论、下发了文件，征集知情者们的回忆录。这个文件发到荥经壹些注册的民间社团。我作为“浅草文学社”的注册人兼主编，曾邀集了社内老先生们就此专题进行座谈。 此前，尽管荥经人在壹般日常生活中的任何场合都可以毫无忌惮地谈论大饥荒的话题，但在官方话语平台、公家文件、纸面媒体、会议桌上，对“59年”、“饿死人”这类词语，却壹直讳莫如深、高度敏感。 记得“文革”初期，在“打倒李井泉，解放大西南”的口号声中，荥经曾出现壹个群众组织叫“五九呐喊”，出过油印期刊《五九呐喊》。该组织的观点认为：荥经大饥荒惨案的罪魁祸首是李井泉，而被法办的荥经县委书记姚青、副书记高万寿，以及几百个基层干部只不过是李井泉的替死鬼。壹度成立的“荥经县革命委员会”还把姚青拉回来做县革委主任。游行的时候，我看见他端著铺有红绸、坠著流苏的县革委“印把子”托盘，愁眉苦脸招摇过市。然而，壹来“文革”本就不是老百姓玩得起的“造反”游戏；二来姚青的酷吏打手嘴脸在荥经形同阎罗，实在不堪东山再起。那场闹剧很快谢幕，“五九呐喊”及其刊物也很快夭折，最终没有像贵州“遵义事件调查团”那样给历史留下丰富的文献。而“饿死人”仍然是壹块不能踩的雷区。 “文革”结束，拨乱反正，思想松绑，禁区缩小，人们重新对“实事求是”燃起奢望。幸存者们的余悸逐步消退，本来就不可能洗白的记忆开始再度显影，真相挣扎著浮出水面。创刊于1988年的《浅草》以诗歌的形式零星记录了壹些这方面的伤痕。 成书过程 2005年，《浅草》开始刊登诗歌以外其它体裁的作品，反映大饥荒的文字终于忍无可忍、突锥而出，引起荥经人共鸣。特别值得壹提的是2006年，杜治中的《左祸肆虐的年代》、童梓平的《我所亲历的“五九事件”》发表（本文后来发于《炎黄春秋》），并上传网络，引起极大反响。这两篇直率详实、几乎无所顾忌的血泪控诉，震撼了无数读者的心。对进壹步拆卸思想桎梏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投稿的人渐多，日积月累，这个专题的文章页码逐渐增厚。 另壹方面，由县政协文史委主编的《荥经文史》第八集（2005年出版）刊登了3篇，第九集（2008年出版）登载了20多篇有关大饥荒的文章。这种来自官方的肯定态度，使这些叙述者（他们大多数还是“浅草”文学社社员）更加摆脱了顾虑。应该说，《荥经文史》第九集在广度和深度方面都有较大推进，从而使大饥荒的整体轮廓、内在因果脉络逐渐清晰起来。 但无论是《浅草》还是《荥经文史》，采取的都是守株待兔的消极办法——坐等那些既是亲历者还得是有文化、能写作的人来投稿，而把整个惨案的控方主体——大多数农民遗弃在外了。不少幸存者如今七八十、八九十岁，又基本上是文盲，困居穷乡僻壤，根本不知道有人在采撷他们的血斑泪痕。即使知道，也不能形诸笔墨前去投稿。眼看这壹代身受最惨烈祸害的“活口”即将辞世殆尽，却无人去倾听、记录他们最后的声音，真是旷世遗憾。 壹些外地来荥采访的学者将镜头和麦克风直接伸向这片盲区，使上述问题得以改善，并优化了本土研究者的思路和手段。2012年余习广、石丰纲等人，用摄像、录音的方式实录这个庞大主体的声音，向主动抢救历史真相跨出了壹大步。他们不拘形式，在田地里、道路边、家门口、村镇上、农家乐等地，看见六十岁以上老农便随机采访，总人数达到221人，覆盖了全县23个人民公社、81个管理区、128个生产队，收集整理了非常丰富的第壹手资料。 本书采集了以上各家的部分成果。书中的全部文章或发表于《浅草》、或《荥经文史》、或个人通过实名认证的博客。 匹夫无责却有情 面对荥经当代史第壹大案，我们所寄望的正史岂止是语焉不详，简直是形同空白。五十多年过去了，难道那几万活活饿死的人命，在历史上就这么不值壹字？这简直是荥经人的耻辱！ 孔子指导我们：“礼失而求诸野。”我们不得不把目光投向民间野老，让幸存者的叙述来填补那段惨白的历史，让这些亲历者的证言能对将来重新修史者有所脾益。本书尽可能罗列事实，尽可能避免分析论证，更不期望满足读者所有的提问。 汇集整理出版本书是童梓平先生多年坚定不移的主张，老先生今年86岁，在荥经奋斗了60多年。他说这是他在有生之年必须完成的最后壹个任务，也是他贡献给荥经三年大饥荒受难人民的最后壹份祭品。哪怕阻力再大，哪怕砸锅卖铁，也义无反顾。 由于童老年事已高，不能具体操作编辑，于是邀我协助，我当然义不容辞。热心襄助的还有：刘建松不仅装帧设计，还慷慨解囊；年过八旬的陈昌明老师亲自从雅安给童老送来他的纪实名画《往事》（封面）；杜治中为封面题字；赖夏初和曾海军为录入校对付出了不少精力，等等。大家觉得，不能在当年那些饿殍的坟头添壹抔土，泼壹碗水饭，总该为他们半世纪无声无臭说上几句人话吧？ 如果荥经再来壹次人为大饥荒，而我在饿死之列，那么，我敢肯定，连我的后人都会说：“窝囊废，活该！” 第壹部分 不周山下红旗乱 工业大跃进相关背景 1958年5月，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批评了壹些认为指标过高的意见，要求各个山头、村落，机关、部队、工厂、合作社都要插红旗、拔白旗。8月，政治局北戴河会议决定：未来四个月的钢产量要在去年335万吨基础上达到1070万吨，1959年要比1958年再翻番，达到3000万吨。这就叫“钢铁元帅升帐”，各行各业都要为他让路。全国经过4个月不计代价的苦战，终于炼出1100万吨，但其中有300万吨土钢基本不能用。 荥经县除了各行各业建土高炉外，还组织了万人大军开进离县城200多里的祁家河、大矿山。历时数月，砍光原始森林无数，结果炼出六斤三两废铁。 关于大矿山大办钢铁之回忆 庹开荣 雅安地区荥经县泗坪区三合公社光头山（大矿山），经钻探，系露天铁矿床，含量高，是雅安地区大办钢铁重点基地之壹。泗坪至矿山有壹百二三十华里，是荒无人烟之地。 为了贯彻地委大办钢铁指示，采取土法上马。首先成立矿山指挥部，由总指挥庹开荣（荥经县委副书记），副总指挥卫子敬（地区工业局住泗坪锅厂），王泮文（县总工会副主席）等同志组成，受地委工交部长刘鹏飞（原西康省总工会主席）指导（住泗坪锅厂）。先由王泮文等同志带领150人上山，负责修路，建工棚、建指挥部于大桥头，为迎接民工大上作准备。8月上旬，我同民工参加县委在荥中召开的动员誓师大会，听了李成栋书记讲话，会后我同卫子敬带领700多人上山（头天歇泗坪，第二天赶到指挥部。负责建高炉的是婿石匠，建黑炭窑的是徐钊铬等）。 依据各区乡带队干部为领导，实行营连编制（以乡为营）。 1、后勤营：负责运粮、油、菜等生活物资（因从泗坪到矿山两天壹转），沿途设五六处食宿站；2、采矿营：负责采铁矿、采铜矿、采煤； 3、木炭营：负责砍伐树木要，烧制窑柴和集材，作炼铁糊料。 4、基建营：负责采石建高炉，运耐火石，制风箱等；5、指挥部：办公室实行上传下达和财务开支，物资管理分配，来往人事接洽。后在祁家河设有医务室和供销店，营部有壹二人为安全员。 领导实行参加劳动，巡回检查，各负其责，保证其分配任务的完成。轰轰烈烈，白攻加夜战行动起来。不到壹个月时间：（1）建了五六座坐地高炉（试验点壹座土高炉，装炉点火，人拉风箱，烧了三天三夜，因风力不足燃料烧过，矿石凝集而未出铁）。（2）试烧壹座座高炉：从新庙铁索桥运了1吨多焦炭。依照配料比装满，用碎矿和碎石封顶烧了五天五夜而化成灰。冷却后给城关营发了20多副眼镜，在灰内刨铁块，过称6斤3两。至于铁矿石、石灰石、木材燃料未作估计数量。 在9月中旬，王泽民（地委副书记）带领十多人到各工地检查，回地委没几日是，由何允夫（地委书记）率领四五十人，来到泗坪铁厂会议室，召开会议，喊我和卫两个汇报，卫还未汇报完，何听不进去，马上阻止，并批评我俩严重右倾，思想保守，没有大干精神等……撤销我俩职务，令我在矿山劳动，卫调回泗坪锅厂。会上宣布成立矿山党委，聂文会为党委书记（地区地质队），总指挥陈平（地区工业局），第二天领导和技术人员等奔赴矿山，住祁家河建窑处。（1）紧接著调来地区邮局全力以赴，进行分段作业，三天三夜，从泗坪把电话线拉到齐家河通话；（2）从泗坪调来两部汽车头，4人抬壹部。以4人为壹组，组成若干组，采取人歇机不停轮流三天三夜抬上山，发电照明建窑。（3）以雅安卫校老师为主组成医疗队前来支援（外县支援民工因征途劳累，加之气候不适，头两天吃的半生不熟的饭菜，口渴饮的木叶腐水，忽然三四百人拉痢疾，在药少的情况下，专家决定在蒲江购回壹吨大蒜，发给病人吃好了，未传染开）。（4）雅安川剧团上矿山慰问演出。（5）华阳、金堂、名山、雅安、汉源等十多个县，由县领导带队整团整营上山支援，充实了采矿、伐木、矿山运输、采石建窑，后勤运粮等战线的力量，有人说上了近万人，实际只有七八千人，天下壹场雪，整个矿山沸腾起来了，朔风怒号，工地炽热，工棚林立，炊烟漫山，白天人头攒动，夜晚灯火通明。爆矿声隆，倒树声哗哗，开石建窑声声海海，后勤运输线上，摩肩接踵，往来络绎不绝，壹切以服从出铁为目标。（1）华阳、金堂，从矿山到冶炼场，修建了两处溜矿石的木溜槽，约4000米。（根据地势测坡度，低处由三叉圆木支架由上向下保持三四十度坡度，底宽1米多，边高近米半。用木板或剥皮小原木铺槽底，用抓钉和大铁钉钉成）；（2）大肆砍木材制作炼矿燃料（不论大小由上到下，剃光头式砍伐，技桠细树，作做饭烤火用，成材小圆木生物体锯集材作炕架，中型木材砍成柴花作炼铁燃料，大型树难砍开的，用钻花钻眼用雷管黄药爆破）。（3）采石建窑，在地形像瓢羹的地方用石砌成底宽直径十五六米，高20多米圆筒型炖铁窑，外号称万吨窑（此窑采石挖窑基砌窑，300多人干了半个月，中有石卷风门又叫粘火门。用十多根钢钎作炉桥，窑中有烟囱）。集中运矿石，代石（石灰石）、木材燃料和溜矿石到冶炼场，采取边来料边装窑，按比例60%木料、20%矿石、20%石灰石进壹层木材，壹层矿石，装满炉，再用矿石封顶，点火烧炼。预计10天或11天能烧化完，殊知六昼夜就化成灰，未见铁块。（原因是锰矿，不是铁矿，温度高而成灰）。紧接著打扫战场，未用矿石、木材遗弃山中，下山民工在被盖上带坨矿石放泗坪锅厂。各县支援民工，又赶赴他处。我带壹部民工，到斑鸠井煤厂，拉煤、打煤、烧棒棒窑炭。我于1959年3月回县。(作者当时任副县长)大矿山砍柴炼铁记 孙华祥 58年，荥经县泗坪区大矿山大炼钢铁和焦煤的热潮来得更猛烈，从四面八方抽调人去大协作。汉源县许多公社都奉命调人去参加，有男有女，有上五十岁的半老娘，有不满十六岁的少年，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也不少。人山人海像潮涌壹样奔向泗坪公社。成千上万的人都在那里会师，接受任务。把个小小的泗坪场挤得水泄不通，根本无法居住。可到处摆有大桶米饭和胡豆瓣，让人随便吃。大队人群在野地上吃了顿大锅饭后，立即向林区山头进发。这支队伍杂乱无章，既像难民又似盲流。“天天下雨天天溜”是荥经山区常见的现象。大量人流壹路上踩著稀泥巴行进，途中根本找不到住宿地点，凡有房舍处，连牛圈猪圈都坐满了人，谁也躺不下去。因在泗坪出发时天色已晚，夜幕降临，就不能继续上山了。我在壹家牛圈里的壹付棺材侧坐了壹夜。幸而人们越来越分散，渐渐不那么拥挤。终于艰难地到达指定的林区。由于雨多，地下难寻干路，黄泥巴地见水就很滑，许多人三步壹滑五步壹跌的，出尽洋相。川西平原支援来的薄底草鞋，完全不顶用，刚穿上脚只走几步便两面溜。草鞋脱离了脚板的样子很滑稽，还不如光著脚走。这支毫无装备的炼钢铁大军，真让人哭笑不得。居然还有人唱著“超英赶美用不著十五年”的歌助兴。两只脚走不动的人，壹个个拄上壹根木棍或木杆，变成三只脚，就壹拐壹拐地向山上爬。原始林区本来无路，走的人太多了自然就成了路。人们艰难地奔向林区干什么呢？砍伐树木烧成木炭，运到泗坪铁厂去炼钢铁、炼焦煤，这就是许多普通老百姓来完成这艰巨而光荣的任务，真是史无前例，敢作敢为！ 在林区开饭时也非常热闹，大锅饭随便吃。每人每天供应大米两斤，黄豆二两。那大米还是从四川平原地区调来的上等货，雪白，好吃！人到了森林都成了大肚汉，饭量大增。但要干活，许多人连走路都困难，怎能爬山涉水、动刀弄斧呢？而且还全无装备，人人身著便装，飘飘荡荡，赤手空拳，工具匮乏，哪里像来森林做工的人啊！但这是响应伟人的大跃进的号召，全民办钢铁超英赶美的壮举，谁能说不行呢？人虽杂乱也有组织领导。什么营长、连长、排长到处在发号施令，指派人们干起来。当时最优良的工具是东北板斧，可惜太少。森林里气候寒冷而潮湿，最需要的东西是火。于是先砍倒许多树木，切成六尺长左右的筒材，壹堆堆地燃烧著取暖，然后在四周用树条架起高床，圆木破成两半就成床板，割些杂草铺上，就可以睡人。中间烧火的地方，上空留个大天窗，让火苗和浓烟冲上天空。此火，二十四小时不熄。人睡在周围，好像壹条条烤肉，壹点儿也不冷，再湿的衣服，经夜里烘烤全干了。炼钢铁大军就这样在森林里住下来。但壹下床走出火棚，没两步就是坑坑洼洼的烂稀泥，布鞋、胶鞋全不管用。传统的特殊装备是竹麻草鞋，鞋底还要钉上两个有铁钉的圈子，叫“鞋爪子”，再用粗牛羊毛织的毪子连裤筒裹到膝盖处，然后紧束腰带。这样打扮在森林里走路和劳动才好壹点。全劳动力的男子汉差不多都这样著装。我们这种人得自己花钱也跟著这样做。不然劳动起来出洋相还得挨批。 林中劳动也有分工，有专门砍树的，有专管烧木炭的。我被派去搞背运。原始森林树种很多，大小参杂。壹砍起来，就不管它是桦木、杉木、青杠树，顺手就砍，越是笔直而优良的就最容易丧命！为了砍壹根大树，周围的小树先倒霉。工具，除板斧外连大锯也没有，谁也不管工作效率的高低，砍倒了树除去枝条，又把主干裁成几节，每节又破成两片，烧炭的原料就成了。壹根优质的木材，经这样壹折腾，利用率只到二分之壹了。运输队员则把壹大批壹大批的木材运到窑门口备烧。每天上午十时到下午三时这段时间，满山都响遍了伐木的声音。个个火窑浓烟四起，把木材烧成木炭，又派运输队送到泗坪高炉使用。没有任何运输工具，清壹色用人背。上山下山，人来人往，好不热闹。把宁静的林区搞得热火朝天，野兽和飞鸟都吓跑了。木材烧成木炭轻是轻了，却所剩无几。千斤大树未必能烧成百斤木炭，怎能满足高炉的需要呢？后来又命令说：只烧成半节烟头就行了。毁林炼钢铁，人们心里想的是大跃进，没有敢想那是浪费资源。至于炼壹斤钢铁究竟要烧多少树木？这个经济帐更无人敢想敢问。不到壹个月，窑子周围的树林就砍光烧光了。又急速地转移到森林茂密的地方，继续毁林炼钢铁。 有壹天，连长派个老工人去另壹个烧窑点协助工作，叫我作伴同行，两人各称壹斤大米带上。老工人是原本地砍柴烧木炭的，他路径熟悉，壹路翻几座山湾就到达了目的地。壹看，人全部跑光了，只留下许多杂乱的痕迹，倾倒的窝棚，破损的窑坑。已临黄昏，夜幕即将降临，这时，森林里万籁无声，寂静得可怕，走了五六个小时，饥饿感非常强烈地袭来，但森林里是禁忌言饿的，只心照不宣地示意著要吃东西。这老工人胸有成竹，东寻西找，终于发现壹片遗留下的烂铁锅。他说：赶快生火。两个人动手捡来大小树枝聚成壹堆，他从腰间取出火石，揪壹撮火草紧挨火石，再用小铁刀撞击火石，几下子火草燃出火星，把它夹在干草中间用嘴吹呀吹，壹会儿燃起了明火，然后从加小枝条到加大树条，熊熊烈火就这样燃起来了。与传说中的燧人氏钻木取火大概是相似的。我们抱几个石头放在篝火边成三角形，把烂铁锅安上，现在就来做饭了。壹个人洒米，另壹个人不断地捧水到铁片上，捧水速度要快，不然锅里的水马上就干了。经过壹段时间的忙碌，米渐渐胀大，但始终是夹生的，也只好这样进餐。吃完壹斤米，也没有饱的感觉。在森林里，火是不能熄灭的。夜晚也不能再走，只好在这儿睡觉了。火塘就在沟边，捡些剩下来的杂草放在篝火旁边，两人就半坐半卧地躺著，壹夜到天亮得注意加柴添火，壹是取暖，二是防野兽袭击。当夜星光灿烂，月明星稀。我想起传说明太祖朱元璋穷途潦倒时曾有诗云：“天为罗帐地为毡，日月星斗伴我眠。”这个滋味，我也在森林中真切地体验到了。挨到天亮，立即起程回归。又忍饥挨饿地赶了几十里路，走回原队。幸而我们的队伍还未撤走。匆忙地吃上两大碗饭，才静下来休息。 在森林里干了两个多月，不少人因生活艰苦难耐纷纷称病请假，人员迅速减少。粮食供应也渐渐捉襟见肘，时有短缺。于是，食不果腹的情况发生了。砍柴的无力，烧炭的没劲，泗坪炼钢厂也从烟火不旺到奄奄壹息。什么钢铁，焦煤呀，究竟产多少？简报、快报也停止鼓吹。足见效果不佳，事情不妙（据总指挥庹开荣云文章说，总共炼了六斤多无用的废铁）。 大办钢铁的全民大军，悄悄地消失了。大自然又复归宁静，森林却留下累累伤痕，烧掉成千上万的桦木、杉木，它们会哭泣吗？我也随大流无壹收获地返回生产队，还是住进我那牛圈房的家。 （摘录自孙华祥《小人物磨难记》，作者是荥经人，当时是汉源县九襄中学教师）我对凰仪铁厂的回忆 王月辉 1958年仲夏，六合公社星星社社长酉树清叫我带上行李，去钢铁指挥部消差。我问咋个消法，他说：“我也不知道，妳去就晓得了嘛。”第二天下午，我走到凰仪街上，找到“荥经县钢铁前线指挥部”，把介绍信交给指挥长聂忠杰(区委书记)同志。他看了壹下，对我说：“铁厂很艰苦，困难多——不过，我希望妳不要怕困难，去有所作为。”我不知说什么好，没有吭声。他接著说：“明天我亲自送妳去，小伙子，勇敢些!"次晨九点我跟著聂书记跨过凰仪街头铁索桥，翻过大岗下到姜坪，走进壹座大院。院内，壹个中年男子看见聂书记，赶忙走拢来招呼。聂书记对我说：“他叫叶××(已忘名)，在这儿负责。以后有事就找他。”转身又对老叶说：“这个小鬼叫王月辉，是个学生哥，他来给妳当助手。” 中午下班，有壹二十人回院来吃饭，聂书记到凰仪去了。 晚上开会。老叶说：“妳们二十多人，也该有个组长了，聂书记说叫王月辉当组长，怎么样？”我壹听，忙说：使不得!使不得!他们都是我的乡邻，不是长辈就是比我长……”“又不是讲家规还要分个长幼，”徐国清打断了我的话，“妳就不要推了，我们都支持妳。”其他人都说要得。老叶说：“就这么定了吧。”我看推不脱只好硬著头皮答应不来。快散会时，老叶忽然问哪个会打算盘。杨春鑑指著我说：“他会打。多位数的乘除法不在话下，斤求两，两求斤都打得很熟，还会左右开弓。”老叶说：“真不简单，往后用处多哩！”我心里埋怨春鑑不该说那些话，可又不知底细，就没有吭气。 修路，从姜坪到矿山的路约二公里。解放前，李久康等十大股子在这里办铁厂，荥经用的铁，全是这里产的，还销到外县。解放后，股东多被镇压，铁厂垮了，路也荒了。我们砍掉刺、草，路就出来了。有的地方挖挖填填，只要能走就行了。这本来就是山坡路，既不通车(花滩至凰仪都不通车)又没有多少人走。 我们改上班时间为上午7：00—12：00；下午2：30—7：30这样延长了工时又避开了烈日，大家又齐心协力，不到十天路就修好了。 最后壹天晚上开动员会，老叶对我说；“聂书记叫妳带人去抢修高炉。吃住都在那里。房子是现成的，吃的先从这里带去，以后去凰仪买，钱由我付。”停了壹会，他继续说：“还要多准备工具，锄头、撮箕、扁担要多点，可能过几天要来十几个人。聂书记说他后天来，会下去看妳们。” 次日，我们从姜坪直下背人坡。下完坡，滔滔滚滚的鱼泉河(经河上游)横在面前。坡脚有座铁索桥。桥头有几家人。桥上首不远有个刘家大院。顺河有壹条“大路”——其实是羊肠小道，壹直通到石滓。河对岸，桥头边有壹丁字形的木楼，面河的壹幢楼下，中间是商店，其余十几间全空著。这房子是“十大股子”的“心脏楼”。桥上首约30米河边是高炉 是方形的(炉膛圆形)，火门面河，左面是风门，背面离开丈许是高坎。坎上是大路。路边有壹长排无墙壁的库房，是用来堆放木炭和矿石的。库房后侧是田坝，田边有双天井的刘家(地主)大院。 “心脏楼”是对河两岸包括两个刘家大院在内这壹大片的中心。这壹大片又是方圆几十里的中心，叫做“鱼泉上”。 我们用商店左边壹间做“办公室”。人全住在楼上。不几天，商店搬到河那边去了，房子全交给了我们。厨房内，灶是现成的，笕水清沏爽口，是从房侧的小溪用竹筒接来的。我们向周家借了壹口大锅开起伙来。接著，清理炉子周围的坝子和炉膛。 第三天，聂书记果然来了，还带来十几个人，其中壹个是“老客"(技术员)姓名忘记。好像姓郭，约四五十岁。介绍后，聂书记对他说；“技术由老客负责，妳说咋个做就咋个做。”又对我说，“活路由妳安排。缺啥子东西，妳和叶联系，设法解决。我会常来的。”“老客”忽然问箍木和阳桥准备好了没有。我不知是啥东西，没有回答。聂书记很精明，他说：“已经准备好了，就在上游三四里的河边，放（顺水漂）下来就是。”又叮咛我，“要特别注意安全。这里的水冷，流得急，还有漩窝。” 原来，高炉下半截有壹丈多高是石条砌的，上半截七八尺炉心壹圈是石砌的，外面则是用碗口大的圆木竖起来，围成圈栏，填土夯实而成。栏外四面各用壹棵巨木(比腰还粗)圈成方圈，四角的交头用铁丝捆紧。共两圈，上下相距五六尺，上圈用木柱支起。这8棵大圆木就叫箍木 和高坎相距丈许，也用圆木壹头搭在炉上，壹头搭在坎上，七八棵并排成“桥"，便于从库房送炭和矿到炉顶。这几棵圆木叫做“阳桥”其实该加壹个“木"字，叫做“阳桥木”。，我选厂里七八个力气大的“水猫子”去运木料。河水奔腾咆哮，礁石若槛若兽，木头不是搁浅就是被卡住，便撬的撬，拉的拉，“水猫子”们壹会游过去，壹会游过来，费尽九牛二虎之力，过了壹关又壹关，壹卡又壹卡，花了五六天，才把十几棵巨木运完。这是修高炉的最苦最累最难最险的活! 我水性不好，只凫了几下就来不起了，只在岸动口动手，全赖“水猫子"哥们。 有壹天，聂书记来，看见圆木已运完，高兴地问：“没有犯险吧？”我答很顺利，又把“水猫子”们奋不顾身的情况说了壹遍。他转过话头说：“中央北戴河会上，毛主席决定“以钢为纲”，全民大办钢铁。今年，全国要完成2100 万吨(后改为1 00万吨)，三年内超英赶美，任务很艰巨!县委要求我们在国庆节前出铁，向国庆献礼。”他咳了几声，似很疲乏，“矿山已有几十人在采矿，窑山有十几张窑子点火了。现在就等妳的高炉，妳们还要再加油，咬紧牙关也必须按时完成任务，这是政治任务，松懈不得!” 当晚，我们就用马灯、火把照亮，夜战起来了。熬了壹个多月，终于大功告成，只差搪炉心了 心是用黄泥巴(粘土)烧透、碾细、过筛、拌盐和水成“面饭”，用双手捏成“大馒头"拍打结实，由老客和他的徒弟们，壹块壹块，壹圈壹圈搪起来的。盐水咬手，又无手套，我们的双手都脱了壹层皮，但没有谁哼壹声。 就在我们搪炉心的几天，先后来了壹百多人。干部吴宗礼代理厂领导。贾申(女)担任事务长。柴光荣(县银行会计)搞宣传抄写。还有四个钩匠(炉前工上手)；壹个么师(炉顶工配料师)；六个“阳桥”(炉顶工配料工)；三个铁匠(打各种工具)；五个蔑匠(编背篼、箩筐)；两个木匠(做风箱、拐子)；壹个厨师；两个泥水工，其余的人编成班、排、连，背运木炭、矿石。 吴宗礼长于书画，他用墨汁写了壹块长牌“四川省荥经县地方国营凰仪铁厂”挂在“办公室”外面的柱头上。凰仪铁厂挂牌了! 又过了几天，聂书记来住下了，任铁厂书记兼厂长。后来，又来了严光荣书记，厂部设在刘家双天井大院。他还带来了壹个女秘书陈启菊，壹个会计尹集福，两位医生王富泽父子，壹个通讯员小杨。接著，电话也接通了，只差公路和电灯。 大约九月上旬，凰仪铁厂炼出了第壹块生板(铁水注入沙盘冷却后的铁板)!全厂欢声雷动，放假壹天——以往从未休息过。 投产后，我们修高炉的人有六个被分去当“箱拐”(炉前工下手)，我被分去磨房管磨玉米面，其余的人被分去运输连。 原先吃的大米全从凰仪仓库运来，这时仓库米吃紧，供应玉米。为减少运输，县仓库派黄国壹驻厂，附近的公余粮直接交到铁厂。我也协助他去催粮。 木炭矿石都要过秤记数。人背著站在磅秤上先称毛重，倒进库房后又回来退皮。壹人掌秤，二人记数还弄得手忙脚乱搞不赢。因为换秤砣很慢，翻名单更慢。有的要称木炭，有的却要称矿石；有的要称毛重，有的却要退皮。等称的人排了长长的两排。于是，我又被派去过秤，记数。我先将所有的人编号，叫他自己记住，壹旦记错就翻班排连的名单。先称好皮重，记下。称壹次皮重要管十几天，基本无出入。因为穿的就是那么壹身，背的只有垫肩子和拐子，再无它物。过秤的人壹来，我先估计多重，该换那个砣事先换好，壹手放秤砣，壹手翻名单记数，壹口就报出净重了。只要几秒钟就能称壹个人。这么壹来，退皮的人不再退皮，人次自然减少了壹半，加上心眼手口四快，壹个人顶三个人，尚有间隔空闲。 炭矿要分开记。个人多次炭(矿)共重多少，平均每次多少，各班、排、连、营，全厂多少人运多少炭(矿)，平均每人运多少都要算出来。每天的入库数、消耗数、库存数也都算出来而且要准确。晚饭后才能开始算，因为有的人要天黑了才回得来。晚上十点钟前必须算好，报给各班长、排长、营长，“阳桥”，部办公室，墙报组，以便掌握情况，好安排运力。当初二人算还往往不及时，而且多算错。后来又全落在我的头上，幸而能“左右开弓"才没有被难倒。 荥经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要矿有矿，要煤有煤(用煤先将生矿烧成熟矿，好节省木炭，减轻重量，便于运输)，要木柴有木柴，要水有水(冲动风箱)。 1959年元旦前后，新都、什邡、广汉的钢铁大军(民工)和成都、重庆的知青，加上本地街道、公社、机关、学校的大车像潮水般涌进凰仪铁厂。凰仪铁厂沸腾了!凰仪沸腾了!荥经沸腾了! 来的人多，走的也多，只有厂部后勤人员五六十个人，高炉车间壹百多人，直属运输营四百多人，窑山壹百多人，矿山约二百人，非直属运输营(住河那边刘家大院)四百多人比较稳定；不住下来往返于途中运铁、运粮和其它物资的五六百人，只搞突击，来去无空。运输营中、青壮年妇女约占三分之壹。 春节过后不久，由于树木愈砍愈少，：愈砍愈远，有的炭窑等不及闭火，炭拖出来还在燃，用水泼熄灭就背走，到半路上又燃起来了；人也长期不得休息，累垮了，越背越少。因此木炭吃紧，便搭配些生柴和煤(无烟煤)，谁知炉子硬住了。壹旦硬死，就要停火，停产。每天二吨多的产量，损失太大，势必严重影响任务的完成。 不知是谁出的点子，又是谁下的命令，于是，有房柱、房梁、椽子、壁板、窗、床、桌、椅、凳和砸烂的锅、铲以及旧铧锄之类的废铁运来，投入炉中以挽救。所幸奏效，喘过气米，恢复了正常生产。 到了初夏。非属运输营撤走了，其它人员也相应减少，但铁厂仍处在热火朝天中。背炭(矿)，全厂行政后勤人员除女秘书陈启菊没有背过，上至厂长下至炊事员，人人都背过，而且是九天壹次。虽然是自觉自愿的义务劳动，没有定额，但都很主动。还有不少的人乘过“火箭”。 运输营定额根据远近，有只己背壹次炭的，壹次炭加壹次矿的，壹次炭加二次矿的， 二次炭的，六次矿的。每次平均80斤以下谓之“骑牛”，81—l00斤“推鸡公车”，101—130斤“驾飞机”，151～l80斤“乘火箭”，180斤以上“放卫星”。前三等要受批评。大胡子老张和瘦子老曾两个“老右”，不是“骑牛”，就是“推鸡公车”，实在狼狈不堪，甚觉可怜，却又谁亦不敢同情。 吃饭，起初不定量，59年10月开始定量。运输营每人每月吃32斤，但要“节约”2斤支援“灾区”。吃不饱就顺路采竹笋和野菜补充。非生产人员吃24斤。也要“节约”6斤。我和柴光荣想法买到壹个老南瓜，加些细糠，吃了差点拉不出来，肛门都挣出了血。工资每人每月12元。后来搞“供给制”，每月只有五元零花钱。 就这样，铁厂的《钢铁战报》(油印、不定期，王霄峰主编)仍大书特书“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耕田不用牛，吃饭不用愁，点灯不用油。” 11月，我收到同学来信，看铁厂危在旦夕，思想动摇，便不辞而别到西宁求学去了。后来得知，60年春，终因没有燃料，铁厂迁复顺去了。凰仪铁厂结束了它短暂的生命。 历史证明：劳民伤财，得不偿失。树木伐光，粮食耗尽，导致大量饿死人，实在是壹场人为的灾难!与其说是不顾客观条件，不讲客观规律而愚昧妄动，还不如说是急于求成，不讲科学而野蛮乱干! 前车之鉴，切不可忘! （作者为退休教师，当时是学生，住六合公社）参加大办钢铁的回忆 周芝福 壹九五八年全县农业高级合作社过渡到人民公社化后，大办公共食堂，社员在食堂统壹开伙，按时吃饭。我们家(现在的生产队)都要搬到壹起集体住宿，把我们家的房子让出来做牛栏房。劳力实行大兵闭作战，军事化指挥调动。 县上提出要“超英赶美”，劳力抽出来集中办钢铁。当时的口号是：“全民办钢铁，万人上矿山”。九月初，茶厂接到县里通知，要茶厂调部份人支援办钢铁、建高炉。于是厂里决定由我(当时任厂工会主席)带27人到烈太公社共和村建高炉。要求白工夜战，在壹周内建成。我们被分配安排抬石头，白天壹根杠子两个人，夜晚就要三个人，壹人打火把照亮。因时间长，得不到很好休息，有的抬起石头头都在打窜窜。经过壹周多时间的苦干，建高炉的石头基本备齐。大家都应回厂搞生产，但又接到县里通知，要求继续支援，高炉建成后上山备料砍窑柴。这时又准备上山的衣物、麻窝子草鞋等。由建高炉转到该公社的花楸坪（现在的虎岗村）砍窑柴。每人壹把齐头大删镰。每天上山见树就砍，剃光头式的采伐，给生态造成严重的影响。吃的是南瓜、玉米馍馍。到十壹月中旬，通知回厂生产搞后，听说砍在山上的树全部腐烂完。 回厂后，县上又给我们下达数十吨炼铁任务，要抓紧完成。于是又组建土炉子炼铁。制风箱，备烧火柴、收废铁作准备。人员分两个班，白黑不停的干。开始时的壹段时间，柴烧完了而炼不出铁来。设法请技术员来检查，主要原因是风箱小了，风力不足。原因找到后，重新购制大风箱，由壹人拉的小风箱换成两个人拉的大风箱。柴烧完了，上山去砍。确定附近以“壹切服从大办钢铁”为由，见树就砍。分配废铁上交任务必须完成。经过十几天的苦干，炼出的铁(灰口铁)全部如数交给供销社。最后是：树子砍光，废铁收光，人力、物力、财力造成极大的浪费。后经再三反映，茶厂边茶任务重，县上才同意停下来搞生产。 （作者当时任县茶厂工会主席） 大跃进中的“小教钢铁营” 翁建恩 寒冬腊月上鱼泉，依依惜别三十年。当初跃进背木炭，而今旧貌换新颜。 我冒著严寒，来到凰仪乡鱼泉村。三十年前的旧貌已荡然无存，大跃进时的二号土高炉不见了，背铁矿石的铺著木棍的小路不见了，上窑山背木炭的蜿蜓崎岖的小路也不见了。展现在眼前的是凤凰集团颇具规模的铺著铁轨的主井、煤仓、公路，以及别具特色的农家小院……哎！这就是我弱冠之年到过的鱼泉吗？我有些仿徨了，不由得思潮起伏，浮想联翩。 三十年前的情景像电影画面似的壹幅幅地在脑海里浮现。那是大跃进的壹九五八年，刚刚初中毕业的我参加了教师工作，正赶上教师暑期学习。那时的我懵懵懂懂，无所适从，参加了几次大小会，无非是对某些老师在鸣放中的壹些言论加以批判、鉴定，又叫做整风吧。 不几天，大跃进的号角吹响了，教师们按军事化编制，成立了“小教钢铁营”，由孙华柱任营长。大家带上简单的行李，背著背包，扛著上书“小教钢铁营”的大红旗，几百人浩浩荡荡地穿城而过，经六合、水池、安靖，当晚住凰仪场，第二天翻大岗来到目的地鱼泉。 这里是经河的上游，河水清澈，水流湍急。河面不宽，由壹座铁索桥连接两岸，四面青山，人烟稀少，颇有原始风味，但还是被跃进号角吹变了。土高炉冒著黑烟，背木炭和矿石的人络绎不绝。 过了铁桥，上行约三百米来到营驻地。这里是农家四合小院，有矮矮的竹楼。我等就在这高低不平的楼竹上铺成连间铺。吃过晚饭，开过动员会，准备工具，最后匆忙就寝。虽然床铺十分简陋，睡在上面顶得背生痛，楼下还传来刘姓社员因蚂蝗折磨的叫唤声，但大家还是很快进入了梦乡。 凌晨曚昽中，忽听得管伙食的“兰眼镜”吹壹声长哨，他那高亢的、充满底气的高音在楼下的天井里响起来：“吃早饭了，四个壹桌！”于是，大家在黑暗中摸索著穿好衣服，拿上碗筷，四人围著小沙锅吃起来。菜很少，有点粉条和玻璃汤，但大家吃得津津有味，不到十分钟就吞下了三碗，真是军事化啊！饭后顾不上休息，背上背篼，走过索桥，向观音岩矿洞走去。 我的工作是背矿石，每天四趟，从高炉到矿山约四华里。我们到矿井时井下工们已经把矿石拖上来了，显然是打夜工。因为矿石沉重，谁也背不满壹背，必须在背篼下垫上谷草才起肩。我装了三撮箕，然后披上垫肩，沿著横铺满木棍的小路下山。路有些滑，有时踩翘木棍，溅得壹身泥水。逐渐，汗水越来越多，蒙住了双眼，背上的包袱也越来越沉重。我只得咬紧牙，多打几拐（歇气），终于到了索桥。壹称，居然九十六斤。这是十六岁的我从来没有背起过的重量。慢慢地，壹次比壹次多，到了下午，总成绩超过了四百斤，上了跃进榜。榜上分坐火箭、坐飞机、坐汽车、坐鸡公车四等，我光荣地坐上了飞机。以后更加努力，还坐过两次火箭。可是晚上壹躺下就腰酸腿痛脚软，浑身都在“抗议”。 又背了壹段时间，接到去白沙沟背木炭的任务。我们赶早过索桥顺经河而上，经大、小鱼泉，经河越来越窄，最后成了小沟。我们顺山而上，沿著窑工们用斧砍出来的小路到了窑前。所谓木炭，就是把壹棵棵可爱的绿树伐倒，砍成若干截（节），放在挖好的土窑里，点火烧，烧到壹定程度，由掌窑师用泥土封窑，冷却后即成木炭，又叫钢炭。壹窑要砍伐壹大片，把青山折磨得遍体鳞伤，很多原始大树惨遭火焚。可悲呀可悲。 我等壹到窑前匆匆装炭，我像装玉米包包壹样装满壹尖背，又沿著有很多木桩的山路往回走。幸好有拐子，既可拄路又可歇气，真好。走到壹个叫“三兴宫”的地方，炊事员已把黄澄澄的玉米馍馍送来了，但无菜。幸好那儿有个小商店，壹个姓苗叫做“三管事”的小商在经营，有的老师买了壹角钱十个的水果糖，在经河畔壹边啃馍壹边嚼水果糖，身无分文的我只得就著凉水啃干馍了。其间有部分老师上了窑山砍窑柴，分为白沙沟、五个槽、道角头、南天门四个支队。 在鱼泉跃进四十余天，工资终于发下来了，代课每月二十元，扣了两月伙食费还剩十二元，人生第壹次领到工资的心情是十分美好的。 十月份了，终于恩准回城。大家背上被包，个个被盖肮脏，衣服褴褛。在距县城壹华里叫新牌坊的地方整队，排成四路纵队，扛著变淡了色的营旗，随著“兰眼镜”的哨声指挥，踏著整齐的步伐，招摇过市。到了壹小，又开了两天短会，总结、分配，大家回到各自的学校，开始了跃进时期的教学工作，“小教钢铁营”也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喇叭声声打断了我的回忆，我伫立在原铁厂桥头。退耕还林使青山恢复了翠绿，面对留下过我青春足迹的群山，面对湍急的经河，我心潮起伏。 二0壹0年三月十日 （作者为退休教师，当时为严道壹小教师） “困难时期”的荥经中学 尧开钧 1958年大跃进，全县实行公社化，城乡办起了公共食堂，荥中师生全体集中在壹个伙食团开火，搭伙人数约1400多人。炊事员不足，临时招请；井水不够饮用，就用龙骨车在校外城墙下的水沟内车水(取水)引进大厨房。师生劳动逐渐增多，除校内搞小型炼钢等劳动外，还要下乡支工、炼钢、炼铁、上山砍柴、后勤搬运。在“力争上游”的号召下，白工夜战，精疲力竭，而收效甚微，可谓得不偿失。更可悲的是初中壹个学生在往天宝公社铜厂运铜的过程中，掉了队，冻死途中。 58年的伙食，开初标准是：口粮，中学生32斤，教职员25斤，工人30斤；猪肉1斤；清油0.5斤。可到了1959年，学生口粮降为25斤，教职工19斤，猪肉0.5斤，清油0.4斤。市场上既买不到燃料，也买不到蔬菜。好在荥经产煤，学校就组织学生由总务人员带队，西到李家岩壹带，南到青龙乡麻柳场进山沟(属雅安办的煤厂，这里的煤耐烧)用架架车搬运。有壹次被煤厂主发现，连车带煤被扣，几经交涉始放行。煤厂距离县城均在30华里以上，运输的人上下坡时扭伤、跌伤身体是常有的事。 燃料解决了，但蔬菜还是买不到，难度很大。幸而在党的关怀下，省委宣传部规定，要县上按学生人头每人0.1亩土地划给学校种菜，实行生产自救。除学校大操场外，靠近学校的蔬菜四队所辖土地(原教育局，今新华书店住宅、门市)也划归学校。另外，又从今物资局后边算起，以小沟为界，靠城墙沿沟而下的土地，至东方公园的全部场地都划归荥中。有了土地，师生无不勤勉耕种，加之肥料充足，蔬菜长势良好。莲花白(包包菜)包得肥大结实，丰收时节吃不完，买了十多个大坛子，把菜晒干后腌成盐菜以补淡季食用。与此同时，不愉快的事情发生了，附近的村民由于他们的日子不好过，受饿之时，见著硕大的包包菜，难免要掰上两棵。可是他们难逃日夜值班守护人的眼睛，壹经发现，轻则挨骂，重则挨打，更有甚者，把偷菜的人带进学校，绑在学校的柱子上泼粪水，个别社员本身原来就有病，被打后不久而死亡者有之! 蔬菜问题解决后，肉食因无货源而停止供应，食用油少得可怜，加之口粮减少，人体所需热能显然不足，食量大的人更难受，因而师生中就出现了水肿病。所幸的是，县商业局在青龙乡麻柳场山上，办有壹个畜牧场，经学校总务人员与之多次协商后，转让给学校，计有绵羊、山羊60余只，黄牛3条，师生们全靠这些牛羊的肉来补充壹点油脂。然而，这对于有l400多人的伙食团来说，可谓杯水车薪。不过，在那种普遍口粮不足、肉食全无的年月，有少许的肉食和油脂为大家增加营养，也已经算是“奢侈生活”了。 在如此艰难的岁月里，师生中有些“外援"或违规的事，原本是可以理解的。但处理起来却很左。壹教师因其女系医务工作者，带给母亲如葡萄糖之类的药品而受批斗、罚站高凳。壹些教师用镍币铸造羹匙，以便舀汤，其中壹人因有历史问题因此被划成反革命分子(后来平反查档却无此记录)。壹学生在周四深夜撬门偷走事务长的人民币，公安局派员查办，涉嫌的是总务人员和壹工人。周五夜间厨房大米被盗，次晨值周教师检查学生宿舍，发现壹学生床前有米粒，跟踪追迹而后查问，该生供认不讳，承认总务处的钱是他偷的，但有钱买不到米，所以再偷点米以便“周六同回饱餐壹顿"。此风不可长，学校报了案，而后在大天井内集合全校师生开大会，法院院长亲临审判。这事加上绑打乡民的情况时有发生，雅安地委宣传部长来校检查，召集全体教职员工在红星楼壹间教室开会，壹壹指问是否打过人，与会者仅二人未出手或用脚踢人，打人最多的是主管蔬菜的教师，后来由另壹老师领去蔬菜队向被打的乡亲陪情道歉，学校领导也受到上级批评、通报，那位法官也作了检讨。 1960年，生活越来越艰难，县里水肿病患者增多。学生家中父母兄妹死亡后，仅剩他壹人的时候，心情很难受。壹高中生喟然叹曰：“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社会、家庭是那样，学校办学难度更大。在此景况下，先是整编，缩小班次，减少人数，壹个年级的二个班编为壹个班，三个班编为二个班，年满18岁的学生被动员下乡。即使这样，也难以为继。1961年秋，荥经中学终于奉命停办，教职员有的下放小学或分流到其它单位，多余的工人被遣散回家，剩下的教师被集中在雅安师范学校学习，无家可归的学生和职工子女到校办畜牧场种地、放牧。情况好转后，有的升学，有的由学校介绍参加了工作。 （作者当时为荥经中学教师） 第二部分 天翻地覆慨而慷 农业大跃进相关背景 1958年全国各地农作物产量不断“放卫星”，四川郫县红光公社水稻亩产8万斤、11万斤，广西柳州环江县红旗公社水稻亩产“13万434斤10两4钱”，全国持续高烧不退。中央政治局北戴河会议正式决定：粮食产量1958年要比1957年增产80％，由3900亿斤达到7000亿斤，1959年要比1958年增产50％，由7000亿斤达到10500亿斤。中央为“粮食多了怎么办”而发愁。 荥经县当然也在放卫星，也在多个公社搞万斤田、万斤坝，其中以烈士公社现场验收最为脍炙人口。 高估产给高征购提供了最合理的口实。 1958—l959 荥经县城关红色卫星人民公社 三高五风情况回忆 王文才 城关公社通过57年全国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到农村基层时，人们对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都不敢作任何议论，再加上在农业战线上的反右倾保守思想等壹系列运动，人们在日常言论中都人人自危，不敢随便乱说。大跃进在农业生产上提出了脱离客观实际的口号，如“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什么“亩产超万斤”，“密植程度逾高逾增产”，“向空中要粮”。农业生产搞大兵团作战，要求每日生产进度“放卫星”，大搞白工夜战等违反常规的作法，劳民伤财，得不偿失，社员敢怒而不敢言。 59年秋，城关公社搞夜战抢收水稻大多兵团作战，在新南杨家槽，用豆豆竿扎成了三百多照火把，摆开夜战。当夜火把齐燃，火光冲天，呼声雷动，壮观之至。后勤队用水桶挑著稀饭送到田里打尖（注：主食之间的点心），同时镇里的宣传鼓动工作也紧紧跟上，搞了十三项形式：1、生产进度表。2、竞赛台。3、出工率表。4、懒汉台。5、跃进楼。6、敲警钟。7、牲畜发展进度表。8、评论台。9、光荣榜。l0、黑板报。11、广播站。12、快讯报。l3、评比跃进公报。还有壹支30人组成的公社宣传队。队长由兰绍林担任，在各个耕作区（即现在的村）演出，搞得热火朝天。耕作区有火箭耕作区(青仁村)、卫星耕作区(同心村)、红旗耕作区(新南村)、跃进耕作区(蔬菜村)。 在大胆创新方面，大搞大春熏土肥田法。作法是把田土翻耕至2、3米深，人工将土块垒起，用柴草玉米芯等烧燃将土熏干。小春搞小麦深耕二至三尺，每亩用种30至50斤，结果打烂了土层，凹凸不平。下官田坝兰院子外，近三亩田颗粒无收，而且该田三年都不能复耕。大搞老墙土肥田，发动社员把能打倒的老墙，都打光了背下田作底肥，引起了部分社员不满，但又不敢出来阻止。在间种、套种方面，大搞双季玉米、双季稻、秋红苕、秋洋玉，结果大都失败。所以，壹厢情愿违反科学的耕种是造成59年减产的原因之壹。 另外，58年大办钢铁，抽调大批主要劳力奔赴矿山，我社统计劳力2526个，抽调1230人，将近壹半，影响了当年秋收秋种，直到59年春耕生产都受到严重影响，是59年减产的原因之二。平调风、平均主义，瞎指挥，挫伤了社员的生产积极性，造成有的社员消极怠工，不认真生产，是导致59年减产的因素之三。平均主义，食堂吃饭口粮标准按主、次、半、付劳力分食，每天如此，除此之外，没有任何按劳报酬。谁又肯认真生产劳动？因此，影响生产及田间管理的质量和进度，导致当年大春减产。抽查有些地里种下的玉米，种下就没有管理，秋收时没有收成。兹将58年由小社组建高级社时原始产量及59年4个耕作区全年粮食产量表的统计数分列于下，供对照比较： 城关公社1958年分社产量统计表 社名人口亩积亩产总产量（斤）耕牛猪只说明 上金星132257.319501128960937 1958年秋收后，在当年冬由20个初级社组建为三个高级社，即青仁（荥峰）、同心（精耕）、新庄（新南）。不到三个月后，又组建为人民公社。 下金星313298.315585197156789 青云社101189.99742680460739 新庄社390444.1615822589812091 蔬菜社13288.3455664986381 精耕社12079.01772544182661490 二社290277.348540169660675 三社230324.066536173880781 四社491583.50346626015914150 五社301293.7765481769211035 六社195215.573546117860556 七社381517.65646423941021112 八社134131.89673396860537 九社416362.6365532011521146 十社286213.273515110162359 十壹社226179.668486129899886 十二社165191.763565107980741 十三社218232.451538124967558 十四社222221.169495109950763 星云社119162.06256091700447 总计592957935563222 0192201773 12月25日 城关公社59年全年粮食作物产量统计表 品名青仁同心新南蔬菜合计 黄谷5l0378 32947333948051568 1220900 玉米1753791661426l990514725111214 黄豆2225855005l20311616294 红豆1360 l150 3064 5574 红苕30866386483014637235l36895 洋芋187242057422840400066144 高粱l5l8170518295052 小麦8978894830761281646262392 豌豆11322l385 1486327560 胡豆27082505 336410509627 总计84460166027059793016543 52268236 单位：斤 1、看亩产：1958年5793亩，总产量3222019斤，平均亩产556斤；1959年全社总面积为6585亩(荒地333亩在内)，平均亩产334斤。两年相比，亩产减少222斤。 2、看总产：总产量相比，58年3222019斤，59年2268236斤，减少953783斤。可是，59年县委核定全年总产量数为4416100斤，与实产2268236斤相比，差2147864斤。 3、看公购粮与余量：1958年实际完成公购粮422912斤，总产3222019斤，扣除公购粮，余279910斤，按592人平均每人472斤。1959年实产2268236斤，但未按实产征购，而是按县委核定数4416l00斤征购13％，实征购574000斤，余1694236斤，按人口6161人平均，每人275斤，与58年472斤相比每人减少197斤。58年公购粮422912斤，与59年574000斤公购粮相比，增加了151100斤。由此看出，59年在58年减产的基础上不按实产征购，而按县委定案数征购，确实造成了征“过头粮”的事实。 还有，与县委核定数相关2147864斤，这个数字怎样处理？都壹概把它算在瞒产私分上来对应县委核定数，因此，壹场“反瞒产私分”就在干部和社员身上算帐。县委派解峰在陶家拐陈家大院召开为期十天的耕作区队长会计会议，分解相差数字，公社将黄家三队队长高元发，青仁壹队队长周学等作为典型批斗，承认代头私分隐瞒是实，将此数字平摊到每个社员头上，让社员承认私分粮数。明知是假，硬说是真。这种导向，人们说假话过关，说真话倒霉的事件真荒唐之至！在左倾思潮的指导下，在党内领导干部中出现了“宁左勿右”的思想倾向。工作上宁可左壹点，右了(说实话干实事)警防挨斗。因此虚报浮夸，产量上算假帐，铸成了工作上弄虚作假的错误，以至在荥经酿成饿死农民的“五九事件”。 为什么农民该饿死？其原因就是征了过头粮！农民口粮没保证，当时城市居民每人每月由国家供细粮18斤，干部教师每人每月19斤，公社干部每人每月21斤，而农民没有供应。“左祸”害死了无辜的农民。至今回忆起来，于心难忍，动魄惊心！故秉笔直书，留之后世，历史的错误值得戒之，慎之! （作者当时为城关公社文书） 城关区人民公社化回忆 王文才 1950年2月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553团在团长王登贵率领下进驻了荥经，开始建立民主政权，组织了治安支前委员会、乡镇农民协会、农民武装队等有关组织，城关区政府辖四村壹镇，四村：青仁村、同心村、新南村、民益村，壹镇：城关镇，下属四个居民段壹十三条街，首先进行户口登记划成分，分别为贫农、中农、富农、地主。同时在全县范围内实行减租减息，清匪反霸，镇压反革命，取缔反动会道门“壹贯道”，对有小错误者进行洗脸、擦黑交待说清问题，开展戒烟戒毒等壹系列运动。1951年，成份大复查，对己划成份进壹步深刻调查重新复划。分别为，雇农、贫农、中农、富裕中农、富农、地主、工商业兼地主，小土地出租，商人、小商、小贩、贫民，自由职业者，此次复查在前—阶段成分上，有升有降，并张榜公布，对地主，富农进行彻底退押。由于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孤立富农打倒地主的路线正确，1952年城关区终于赢得了土地改革伟大胜利，广大贫下中农分得了胜利果食、田地房屋、牲畜粮食衣物等。 1953年，为了搞好农业生产，政府号召建立农村农民互助组。1955年，中央号召建立农业初级合作社，进—步提高农业生产能力。城关区在互助组基础上，组建了农业初级社，全区在四个村中先后成立了20个初级社，其中：蔬菜—社，广道二社，三社——十四社，兴云社，青云社、新庄社，上金星社，下金星社，精耕社等。初级社分配制度是：首先社员以土地入股，依产量计土地报酬，土地产值占四成，生产劳动工分占六成，劳力按主、次、半付，工分标准为10分制，发给工分投资手册。管理人员：设社长副社长各壹人，会计壹人，出纳壹人，记工员等。 1956年，全国开展了整风运动扩大到村社，进行“大鸣大放，大辩论”，部分基层干部及社员被划为烂言分子实行管制生产，举几个例子：四社社长陶大贵，说“稀株密植，影响产量，还是稀窝好”。定为攻击稀株密植被开除党籍，免职社长。精耕社长石开富，说“双轮铧犁不好，壹条牛拉不动，两条牛拉费事，不如木头犁耕的亩数多”。定为攻击合作化，开除党籍，免去职务。社员任大全，说“统购统销后，杀猪都要票，烟酒肉都买不到。”定为攻击统购统销，划为烂言份子。社员赖者成，说“每年每人才发三尺布票，缝上装不够，缝下装短裤打齐刻膝佬，就象田里的秧鸡儿高脚光杆杆”，划为烂言份子。 反右斗争后，谁也不敢乱说乱动了。1956年秋至1957年，全国合作化基本上进入高潮，在20个社基础上组建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城关镇总共建起了三个农业高级合作社，即青仁村建荥峰高级社；同心村(包括民益村)建精耕高级社；新南村(包括黄家村)建新庄高级社。建社未到半年，1958年初，大跃进席卷全国，提出：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以钢为纲，三年超英赶美”，“建立壹大二公人民公社”。荥经在县委李成栋书记号召下，在荥经中学广场召开全县“高举三面红旗，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誓师大会。”会上献决心书，拓血指印，工农兵代表表决心，党委书记郭绍忠立即响应，筹建领导班子建立“红色卫星人民公社”，公社组成人员：第壹主任吴焕云，副主任侯文均，宋国才、吴莲英、丁怀贵、王文才、张天群，共7人。委员：程光旭、张光强、周青云、陈明义、江文宗、石开文、任大安、周学芬、兰仕新、高仕英、余文泮、王德培、王俊轩、刘风玉、黄朝富、洪照全、任大昌、方继香、方继明、秦万芬、曾云、胡桂英，共20余人。监察委员会主任唐树云，副主任何学珍、丁汝祥，委员杨学龙、兰绍兴、杨俊平、杨定华、孙培先、高志和、邱发云、胡选清、唐康明、王成玉、孙德联、郑树华15人。公社党委会：吴焕云、侯文均、宋国才、吴莲英、丁怀贵、王文才、张天群、曾树云、何学珍、丁汝祥共11人，上报荥经县委批准。公社于1958年秋正式挂牌成立。共分四个耕作区，即青仁、同心、新南、蔬菜，下属16个耕作队，19个公共食堂，青仁：4个耕作队5个食堂，同心4个耕作队4个食堂，新南5个耕作队7个食堂(黄家村在内)，蔬菜3个耕作队3个食堂，公社实行食堂吃饭不给钱，社员按月领工资制度。公社成立后在原高级社基础上将20个小社粮食，物资、牲畜、加工房、作坊等由公社集中统壹调拨和分配，对社员存粮、牛猪分别进行登记交付食堂，统壹集中在食堂开火。劳动力按主、次、半、付配搭口粮，工资按主劳每月3元，次劳每月2.5元，半劳2元，付劳1．5元发给但由于资金不足，只发了壹个月就停发了。公社当时拥有工厂、作坊共16个。1、大坪煤厂；2、合办酒厂；3、农药火硝厂；4、五金农具厂；5、蔑帽加工厂：6、卫星铁厂；7、生水加工厂；8、砖瓦厂(3座)；9、机面加工厂(2个)：10、油榨房(2个)；11、碾磨房(6座)：12、石灰厂(2座)：13、农具加工厂；14、渔业组；15、蔬菜组；16、公社养猪场。1958年度总产值为60376元。人民公社刚建起来不到两个月，全民大办钢铁运动开始了，同时进行全民献铜献铁运动，发动社员挨家挨户把铜铁器捐献出来，集中交县，支援国家建设。公社在各耕作区抽调近1230名主劳力奔赴大矿山支援大办钢铁，结果影响了当年大春收割，有的耕作区开荒地的玉米、豆子都无法收回，烂在地里。影响了58年大春收割和59年小春下种，其结局是壹两铁也没有炼出来，无功而返。58年公社建立后，在农业生产上要求鼓干劲争上游，农业生产放卫星。在思想上扫暮气，反右倾，反算帐派，反观潮派。生产进度上，插红旗、拔白旗，反保守等。召开了壹系列学习会议，县上搞相互学习，观摩取经等活动，如向空中要粮，亩产万斤田，深耕密植等。出现了诸如烈士乡亩产超万斤田，六合乡空中种红苕，城关镇深耕密植等不实事求是的示范样版典型。公社建立后，在物资粮食调配上出现平调风，如将青仁耕作区粮食调去协作未完成生产任务的其它耕作区，由于壹平二调在社员思想产生了消极怠工现象，影响了劳动积极性。 1959年，粮食产量大幅度下降，农业欠收引起了公共食堂的粮食供应不足。是年冬天到1960年春天，公社食堂只能以稀代干，馍馍加细糠，辅以其它代食品如玉米壳用石灰煮沉淀米豆腐、水青苔混合馍馍等。食不果腹怠工现象每日俱增，农业生产停滞不前，部分社员出现水肿。由于吃不饱，相继出现的私拿乱摸，偷杀生猪、耕牛等事件频频发生。为了制止这种不法行为，在基层出现了干部捆绑吊打人的行为，后来称之为违法乱纪现象。1959年冬天，由于上报产量与实际产量不符，县上派解峰在新南村陶家拐陈家大院，召开耕作区以上反瞒产私分算帐大会，历时十天左右，结果将虚报产量都算在私分隐瞒上。由于上述种种原因，59年冬至60年春公社发生大量死人现象，现将1959年9月到1960年11月公社人口统计对比于下： 1959年9月13日1960年11月15日 管区户数人口管区户数人口减少户数减少人口 青仁5221763青仁465133157432 同心4251549同心367113158418 新南4501733新南395124955484 蔬菜3001121蔬菜25781243309 总计16976166总计148545232131643 城关公社共减少213户，人口1643。60年冬公社开展整风整社运动，队长是县人民武装部李来福，副队长是省委工作队李旭升，进驻公社，掀盖子夺五权，反干部违法乱纪。公社将镇长吴焕云、副书记牟成原揪出进行批斗，管理区(队)干部，青仁严绍兴、兰仕兴、洪万芳等，同心姚开吉、丁永全，新南石开太、张光强等，蔬菜江文宗、徐斌等人被斗争后统壹交县上集训交待问题，青仁壹队队长严强兴、逮捕投进监狱关将近三个多月。通过整风整社后，中央发出对人民公社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首先解散食堂，撤消管理区改为大队，耕作队改为生产队，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划部分土地作社员自留地，实行评工计分，按劳计酬，壹、二、七分配，即壹成公购粮食归国家，二成归集体，七成归社员分配。壹、二、七分配办法壹直延续到1983年改革开放，土地联产承包到户，使广大农民过上了真正自由富裕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富裕新生活。以上回忆，在大跃进中产生虚报、浮夸、三高五风，壹平二调挫伤了社员劳动的积极性，否定了客观现实，狂想狂热造成了荥经五九年冬至60年春，大量死人的“荥经五九事件”这壹深刻而带血的教训，值得深省，并引以为戒，忆以叙之。 附：1959年红色卫星人民公社基本情况 9月13日统计 管区户数人口劳力田亩地亩蔬菜地耕队食堂 青仁522176375594110992545 同心425154930263275610544 新南45017337437441357657 蔬菜3001121437996318233 合计169761662237241626212881619 1958年征购情况统计 总产量1，033，784斤，夏征57，502斤，秋征276，061斤，地方附加46，699斤，合计380，262斤；统购粮夏粮78，957斤，秋粮5，3804斤，合计132，761斤。征购粮总计513，023斤，集体提种算饲料粮141，060斤二项合计654，084斤，余379，700斤，除以总人口6166人，每人平均原粮口粮61．57斤，要维持壹年生活，可想而知。 （作者当时为城关公社文书） 大跃进怪招迭出 杜治中 荥经1957—1958年的“反右”、“大跃进”和“大战钢铁”运动，已有童梓平先生的《反右运动50周年祭》和庹开荣先生的《关于大矿山办钢铁的回忆》二文从大的方面作了壹些记载，我这里仅拣我们小学生参加过的几件小事来说说。 打麻雀 57年，上边突然号召“全党动员，全民动手”，开展“除四害”爱国卫生运动。县上成立了“除四害”指挥部，满街都张贴了标语口号和宣传画：说的是假如壹只麻雀壹天吃掉二钱粮食，全国N只麻雀壹天就要消耗多少斤，壹年就是多少吨；壹年之内又要繁殖多少只麻雀，又要消耗多少吨粮，相当于壹年多少亩地的产量，又等于多少人的口粮……。把麻雀列为“四害”之首，要像阶级敌人壹样去消灭它。至于把麻雀与老鼠、苍蝇、蟑螂并列，是否科学，只要伟大统帅知道就可以了。 于是在县指挥部统壹调动下，不分机关学校，不论城镇农村，倾巢出动，撒下“天罗地网”。老、幼、病、弱不能走动的就值守房屋周围，壹见麻雀飞来就高声咬喝，手摇“响刷”（用刀把竹竿壹头破成数片，壹摇动就哗哗作响），不让他歇下来。其余能走动的人就自带干粮，分配到县城四周的山上。我们“二完小”的学生就分守离县城两公里的兰家山。壹大清早，个个胸挂弹弓，手里敲著铁锅、盆子、锣鼓等能发声的东西，嘴上还要高声咬喝，排著浩荡的队伍，像出征的士兵。大家只觉得很开心，很好玩。到了目的地就各自去寻找目标，有爬树掏窝的，有灌木丛中扒鸟蛋的，有敲响器高声吼叫的，忙得不亦乐乎。 那些青年灭雀队员们更是大显威风。他们手里有集中起来的明火枪，配备了火药、铁砂子、手电筒，这山跑到那山。白天就大过枪瘾，提著壹串串打死的鸟（当然不只是麻雀了，还有地麻雀、斑鸠、青鹳子、乌鸦、喜鹊、鹞鹰等，见啥打啥），到处搜寻。晚上就挨家挨户地屋檐下去掏麻雀窝。所到之处“倾巢之下无完卵”，场面血腥。正在鼾睡的麻雀儿们自然都成了俘虏，被装进口袋，还不断地“姐儿姐儿”地哀叫著。也有些强悍的雀儿惊叫著，奋翅向茫茫夜空中逃去，以后的生死便不得而知了。勇敢的母麻雀竟然不服罪，为了保护自己的雏儿，还竖起羽毛，用利嘴去啄破抓它的手！“为有牺牲多壮志”，我们的党委书记郭少忠就是在用砂枪瞄准麻雀时，壹扣扳机，不料枪膛爆炸而失去了壹只手，留下终身的光荣。 我们官田坝中央有些零星的树木，也被砍去了，说是“不给麻雀有歇脚之处”。指挥部的干部不断宣传：经专家论证，麻雀最长的飞行时间只有半小时，只要不让它歇下来，便可累死掉下。我是方脑壳，就是搞不懂：像我们这样的山区小县，周边就是山岭、森林，接著就是崇山峻岭，妳在这里壹吼闹，它要不了三分钟便飞向无人的地方去了，怎能累死呢？据我所知，那么多人吼了壹个多星期，也没见掉下过壹只麻雀，倒是所有吼的人都累憨了。 黎明，四周的山上：朱砂溪、五里山、车家坪、打锣坪、小坪山，都叮叮当当、乒乒乓乓，明火枪也东壹枪、西壹枪，以及人们尖起嗓子的咬喝声，响刷的哗哗声此起彼伏，绵亘不断，壹直吼到傍晚。头两天还热闹，壹个星期以后，嗓子全都吼哑了，其他响声也稀疏了。麻雀们也是头两天还起劲地飞逃，两天过后，连影子也见不到了。它们可不愿意“与人奋斗，其乐无穷！”找个清凉处去过与世无争的小康生活去了。 人造万斤高产田 自“反右”以后，农村的形势硬算得上翻天覆地。怎么不是呢？都人民公社化，公共食堂化，行动军事化，人人高度机械化了。无论干什么事都是吹牛吹得越大、越离谱就越革命，越光荣。谁要按老规矩办，保准给他戴上“右倾”的帽子，被斗得死去活来。 人造万斤田的地方，就在我们“二完小”（现严道中学）背后的那片田野上。先把上面那层活土（耕作层）挖开，再把下面的死硬土壹块块传上来（足有二三米深），然后烧起壹堆火，将死泥巴坨坨垒得像坟包那样进行薰烤。据说是经过薰烤过的死土就变成肥料。这样处理过的田也就变成亩产万斤的高产田了。搞得整个田坝“新坟”累累，就像现在修建楼房挖地基壹样。这样以来，壹亩田要付出多少劳动力，不说妳也知道了。于是，调来各连（生产大队）的大批劳动力，不分昼夜，白攻加夜战地进行“突击”（当时无论干哪样农活都是军事术语）。提出的口号是“老人个个赛黄忠”，“妇女胜过穆桂英”，我们小学四年级以上的学生都被驱赶来背泥巴，扛柴火等。各个机关单位也轮流前来支援，有的帮薰土，有的就打老墙土。不管薰土还是打老墙土都叫积肥。公社（城关营）也轮番给各单位送去喜报，用大红纸写上“某单位为我城关营积肥几百万斤、几千万斤”（反正数字又不用钱买，随便写）。大家兴高采烈，敲锣打鼓，从街上游行送去，搞得好不热闹，好不革命啊！ 当时似乎天天都有喜可报，各处都有出成果、“放卫星”的报道，连《人民日报》都在刊登：毛主席视察过的郫县红光人民公社水稻亩产八万斤！广西某地水稻亩产十三万斤！而且还附有照片，说谷穗的密度能托起婴儿，鸡蛋放上去也掉不下来。我们县烈士公社的党委书记黄某某与时俱进，灵机壹动，把十几亩田的半黄熟的水稻硬搬来挤拢在壹个田里，召集全县的干部去现场参观（等于是把那亩产13万斤的秘密传授推广）。 回头再来看秋播的稀株密植高产田：先把整平培细的田里再铺壹层筛子筛过的老墙土，然后在上面密密实实地撒壹层麦种，再在上面盖壹层灰肥。这样的播法连外行都晓得是在乱搞。可是大家都不敢开腔（就像当年赵高牵出来壹头鹿考验大家的智力壹样）。我们上院子的壹个老农民叫汪国泰，实在看得忍不住了，才说了“要不得”三个字，就被抓去扇耳光，挨口水，跪瓷瓦子，批斗了好几个晚上。 麦苗长出来了，就像牛毛壹样细密柔软，不到五寸高就全部倒成壹片毡。 六合公社在大坝子中间用好几床晒垫树了块标语牌，上写：“百亩万斤坝”，过了几十年才有人恍然大悟道：“壹百亩产壹万斤，壹亩才壹百斤啊！” 打夜工 同样是那片土地，差不多壹样的人口，自从土地承包到户后，每家每户在田地（人均近半亩）里干活的时间，壹年两季加起来，最多不到壹个月。可是，在那“壹天等于二十年，超英赶美”的大跃进年代，出早工，打夜工，大年初壹也不停，说是要过“革命化的春节”，三百六十天都忙不完。大家都在向上头作秀，向上头表明：我对革命工作是抓得紧的，群众对共产主义的革命热情是高涨的，大家的阶级觉悟是很高的。只要达到这个目的，其他都是无足轻重的了。“要算政治账嘛，咋个能计较那点经济损失呢？”这是他们当年的“铁逻辑”。 打夜工用来翻土薰土，除了人累点外，都还没有什么大的损失，可是在抢收水稻、玉米的大忙季节也这样乱干，就未免疯过了头！可是，如果当时谁敢说出这样的话来，非查妳祖宗三代的政治背景不可。 我参加打谷子的那天晚上，估计有百来个人下田，分成六架拌桶，其中抽调30个人（我是其中壹个）打火把照明。由于火把照明范围有限，不少人仍然只有摸索著干。割稻子的人割不干净，拌的人拌不铁实，再加上背运的人过沟沟上坎坎看不清楚，摔倒了，谷子撒满壹地也拣不起来。可怜半年的辛苦劳作成果，就这样天壹半地壹半地给抛撒了。此外，在挖红苕、挖花生时都打过夜工，都干过收壹半丢壹半的事。草民只敢在背后长吁短叹。 向空中要粮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在那个树立绝对权威，崇尚个人迷信的年代，什么违背客观规律、破坏自然法则的事都敢想敢干，应运而生。“向空中要粮”就是那个时候的又壹伟大创举。地里庄稼不好好种，却去路边树上玩广告花招：用箩筐装上土，插上红苕藤，吊在树丫上，几个月后就可以获得胜利果实（当然是想象中的）。连老师上课都要论证壹番：红苕是壹种很好的粮食作物，不择地，产量高，用途广，成本低。还说：毛主席他老人家都最爱吃红苕了，他老人家还建议“忙时吃干，闲时半干半稀”，以后的口粮供应中最好搭点红苕。为什么那么多好田好地不拿来规规矩矩种植，却偏要搞些歪门邪道呢？只因那时的“正常思维”就是：凡照常规做事就是右倾保守，就谨防飞来横祸，要敢出奇招怪术才是真革命。“妳不多出些点子，咋个能在15年内超英赶美呢？” 所以，上头“向空中要粮”的指示壹下达，下面山上坝头干都干不赢。我们官田坝村子里，烂背篼、旧蔑筐、菜篮子、碳篼子，甚至沥米用的筲箕，旧挡笆都通通拿出来。本县的苕藤不够栽，又连夜赶到几百里外邛崃、蒲江、大邑、新津等地去调运。疯疯癫癫几天下来，村里村外，河边路旁，山凹坝上到处都吊满了大小不同形状各异的筐子，好壹道奇特的革命景观。可是几个月后，老天就是不给面子：除了装土较多的筐子真还长出了点根须，而大多数处于广告地位的筐子连土带苗都晾干了。当然，这运动也就顺理成章地胜利了。 在那以人为实验品的年代，什么叫劳民伤财、自欺欺人、得不偿失，是人，都眼明心亮，都深有体会。而今，后人只把它当笑谈，或笑谈都没有多少人记得了，有几个人会认真问壹句“这究竟为什么？” （作者当时为城关公社农民） 荥中师生 搞水稻万斤田回忆 罗家清 58年大跃进，放卫星，夺高产的年代，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声中，全国各地水稻放了不少高产卫星。四川郫县红光公社水稻亩产八万斤，可算登峰造极，我县烈士乡也产生了水稻万斤示范田，在这种形势下，荥经中学并非世外桃源。我作为壹名普通中学生，也同全校师生壹起，投入到水稻高产试验田的火热战斗中。 刘老师思想“保守”受批判 59年春，荥中师生便投入高产试验的准备联合阶段，学生们思想不够统壹，有人点头，有人摇头。学校领导做思想工作：对于新事物，理解不理解，都得要执行，这是历史的潮流，势不可挡。刘存厚老师在荥中教生物学，传授农业基础知识。他从教多年，经验丰富，是数壹数二响当当的老教师。而今要搞万斤田试验，怎么能离得开刘老师呢？县领导找刘老师谈话：“刘老师，妳是教生物的，不能说在嘴上，写在纸上，而要落实存行动上。妳要好好写个方案，把万斤田的措施列出，供县上参观，荥中师生也好照著操作。”刘老师经过壹个星期冥思苦索，束手无策。只好如实向领导反映：亩产万斤，这个方案我实在拿不出来，壹亩田666.6平方，使用的种子是代代种，产量低，规格是壹尺两头栽，壹平方内横顺栽四窝，即壹平方栽16窝，壹亩田内只能栽933.4窝，每窝壹1两，亩产为933斤，每窝1斤，也才9332斤，也达不到万斤。要增加产量，唯壹的办法：壹、增加穗长，由每穗5寸变为每穗5尺；二、由壹株壹穗变为壹株多穗乃至壹株21穗，在稻杆上密密麻麻往上结；三、增加稻杆硬度，稻杆草本，应变为木本，或像钢铁壹样坚硬，以便支撑稻穗；四、增加窝数，由每平方16窝，变为3窝、50窝，只有这样，才能增加产量，否则就是空谈。刘老师的壹席话，弄得那领导哭不得，笑不得，要生气吧，找不出正当理由，要抓辫子，又无破绽可挑，只好借故溜走。还带著几分怒气，“这人是不识时务的书呆子，顽固不化的老牛筋。” 没过几天，县上召开“反右倾，鼓干劲”会议，刘老师被请去接受帮助，有些参会人员趁机向刘老师发难。说什么，有些人有右倾保守思想，这种人就象壹个小脚女人，走路慢吞吞。不在他背上猛击壹掌，他就稀里糊涂不清醒，不识时务，跟不上形势，成为运动的绊脚石。于是有人挥拳动脚，刘老师被教训得鼻青脸肿，真正触及了灵魂，承认右倾保守，靠边站。 周技师夺高产出新招 为搞好荥中高产试验田，县上派来壹名农业技术干部。此人姓周，戴眼镜，偏分头，身高体胖，知识渊博，讲话口若悬河。他对创建万斤田有独特见解，他说：“放卫星，夺高产，并不困难，但要把住几个关键，问题就迎刃而解。第壹深耕细作，至少要挖5—6尺深；第二熏土杀虫；第三重施底肥，千斤粮需万斤肥；第四及时中耕除草；第五所用种子要多，每亩用种近百斤，粮食产量才高。”最后他还说：“郫县亩产八万斤算什么，我们要争取亩产十万斤。”他仿佛很自信，有十拿九稳的把握，讲得口沫满天飞，同学们都听得入了迷。有壹个同学悄悄说：“他和我们爸壹个单位，别入都叫他“壳子”，他说话飞天神谎，和街头卖耗儿药的跑摊匠差不多。另壹个同学用手拐他：“乱说不得，要是别人听见了，还说我们也右倾，不能给人家泼冷水。” 搞深耕 每班挖个大茅坑 周技师说：“荥经为什么产量低，因为靠牛耕，深不过壹尺，水稻根部只有向横发展，风壹吹，易倒伏，产量也提不高。如果深挖到5—6尺，根部向下发展，吸收营养多，稻杆就如树木壹样，牢固直立，不易倒伏，产量也会提高，这就是亩产万斤的基础。”我们的试验田是在梓潼宫飞机坝，面积有多少，笔者不详，只知我们班(高61级2班)分有半间教室那么大，我们全班到那里，连人都站不下，面积虽然小，却要挖6尺深，难就难在这里。为防止挖不够深度，偷工减料，抢工图快，挖出的土和石头要抬开，深度要用皮尺丈量，验收合格才算数。怎么办呢？班主任王泽贵老师把全班同学分为几个组，突击组，后勤组。突击组又分为两个组，壹梯队二梯队，壹组干，壹组休息。干的干，挖的挖，抬的抬，有的用钢钎撬，有的用撮箕端，个个争先恐后，干得热火朝天。田的表层还好办，都是泥土。好挖的寸土三箢篼。挖土壹尺深，抬的人干出几身汗。因为是河滩，田的下层全是乱石。小石头，同学们排成队用手传递。大石头就几个人象蚂蚁搬家壹样，把它搬走。有些太大的，大家就无能为力。经过几个半天苦战，终于挖成4—5尺深的大茅坑，有的地方不够深，幸好周技师高抬贵手，同意验收合格，土又重新抬回原处填平。 烟熏火烤烘土忙 周技师讲：熏土可以杀虫除害，柴草燃烧，又增加田里钾肥，提高土土壤肥效。要高产，熏土是重要环节。周技师怎么讲，我们就怎么作，不作半点虚假，按他要求操作。我们找来柴草，把土块堆起来，中留空隙，就在空隙中生火熏烤，满田烟雾缭绕，欢歌笑语，其景十分壮观。 重施底肥 养猪场挑粪排长龙 庄稼壹枝花，全靠肥当家，要产万斤粮，就得施万斤肥。底肥要足，俗话说：舍得宝，宝调宝。亩施万斤肥，是什么概念呢？就是50斤壹担的桶，需挑200担粪，60斤壹担的桶，不少于167担。在试验田附近，飞机坝只有壹个养猪场，全校都来这担粪，人很多，挑粪口无法站，所以要排成长队，等壹段时间。劳力好的，用桶担；劳力差的，两人抬。如此来来去去，川流不息，壹担壹担施到田里，眼看太阳快下山，周技师才说担够了，同学们才松了壹口气。 亩用谷种壹百斤 没有鸡，那里有蛋？周技师说“要产万斤粮，需下百斤种。”我们按照他的要求，背来种子，密密麻麻撒在田里。周技师还要求用米筛筛细土，又将细土薄薄的盖住种子。壹切工作就绪，周技师高兴地说：“万斤试验田在基础方面，已打了个很好的漂亮仗”。 万斤高产成泡影 光阴如箭，转眼过了壹月，秧苗已经出了5—6 寸长，绿油油壹片，甚为可爱。又过壹月，秧苗瘦骨嶙峋，就象细细的牛毛，而且渐枯萎。师生们用尽各种办法，而秧苗却象得了癌症的病人无法挽救，只好忍痛割爱，送与生产队用作耕牛饲料。几头黄牛饱餐壹顿：试验失败了，师牛们很痛心，我们付出的#勤血汗，就这样化为乌有。更担心的是，怕领导批评。准知没过几天，那位领导真的来了，他不但没有责备，反而笑嘻嘻地说：“同学们，不要灰心，不要气馁，失败是成功之母，这点失败算什么，大家不要放在心上。T飞机不是经过上千次失败，才飞起来么？中国革命也是经过无数失败才成功的么?” 毛主席说：世间壹切事物中，人是最宝贵的，只要有了人，就什么人间奇迹也可造出来。我深信，我们的试验田，在不久的将来，必定会取得圆满成功。 高产试验失败后，周技师很少抛头露面，见了学校师生，就远远躲开，或垂下帽子，羞愧难当。他自知，由于他脱离实际乱吹牛，愚弄了广大师生，还浪费了国家集体资财，受到良心的遣责。但师生们都是通情达理的，在那极左思潮的年代，吹牛浮夸者，何止他壹人，他只是沧海壹粟，也是左倾路线的受害人。 （作者为农业局退休干部，当时为荥经中学学生）打造“万斤田” 刘大锦 1958年，三面红旗高高飘扬，“超英赶美”的口号响彻云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浮夸风以它巨大的魔力使大地发高烧，人心疯狂。当事者为了打造政绩，把脸抓来揣起，任其嘴上随便吹，任其笔下乱生花。“万斤田”在这高产量、高指标的鼓乐声中出笼了。 时任烈士公社（现为民建乡）的党委书记黄成勋、副书记李国凡等，在“学芦山，赶芦山，超芦山”口号鼓舞下，于1958年8月下旬构思了“万斤田”的宏伟蓝图。他们找到顺河大队杨学春、周宗芬、周宗政、杨联香等大队干部实施计划。这些大队干部能违抗吗？时任顺河大队会计、团支部书记、民兵连长的周宗政参加了全过程。 公社领导告诉他们：雅安地委书记苏孝明要到我公社来参观，要求把“万斤田”在壹周内搞起来。地点选在顺河大队的新荥队（现为顺河村三社）田坝中三个大田和壹个小田，共计二亩。 马上调来竹阳、建乐、顺河三个大队的精壮妇女和部分男劳力（当时大部分男劳力都参加大炼钢铁去了）。连现在烈士乡新立村那么远的社员也调来了。谁敢不来呢？不来食堂就不给妳饭吃。 立即编抬笆，带背篼。谷子半吊黄，每窝谷子带上壹砣泥巴挖起来，学校里的学生只能背起三窝。 现顺河三社社员周宗祥回忆说：我当年任团小组长，带领团员挖谷子，叫我带人挖堂子坎的谷子。我带人去壹看，大半截谷子没有黄。心痛，舍不得挖。就带到明光社（现顺河四社）田里去挖，那里的谷子也是才散籽，挖不得。杨学春又命令我们必须到堂子坎去挖。我在挖时，听他们叽叽咕咕逗耳朵，要反我的“右”，要叫我作检讨，说我有点保守。挖到半夜12点吃饭时，趁他们不注意，我跑到斑鸠井畜牧场放了几天牛，才躲过壹场劫难。 先参加挖运的有80到120人，奋战壹天壹夜，剩下壹部分人和领导继续干了三天三夜。离家远的社员吃饭睡觉都在附近学校里，前后共搬了四个公社7.5亩的谷秧（必须从远处搬来才不像作假）。 在挖运过程中，由于谷子已经半吊黄，又背又抬，谷秆壹闪壹闪的，把成熟的谷子落得满路都是，好可惜哦！堆放时，用大木版贴著谷秆底部尽量抵紧，精壮劳力用大木头撞，壹直撞到谷吊子紧挨著，鸡蛋放上去都落不下去。挤撞出的泥浆，糊满下半身，挤出的泡泥顺著水沟流。 还有壹角田没有堆满，黄成勋叫把它堆满，指令挖上面壹块团小组的7分试验田。周宗政说：“打谷子时把产量算进去。”黄说：“不行，这是地委苏书记要来看的。”周无奈，只好照办。 接著给“万斤田”施肥，从上面壹里外的狮岭岗，修条沟沟，把粪坑里的清粪舀起来顺著沟沟流到“万斤田”里。 开现场会的那天，地委书记苏孝明、县委书记李成栋及雅安地区各县分管农业的领导来“取经”了。几辆小轿车停在河对面的公路上，领导们徒步来到现场。各村社的干部都参加了。《四川日报》的记者也来了，乡上的领导风光透了。沿途插著用竹片顶著的“欢迎来宾”的各种颜色的标语。会场上锣鼓喧天。领导们轮番站在“万斤田”前留影，相机拍摄下他们的光辉形象，他们的政绩载入了荥经史册。 六台打谷机响“昂”了，气氛雄壮极了。汉源县有领导拿著谷吊子数。县委书记李成栋看大部分是空壳壳，说：“小黄啊，这叫弄虚作假，吹牛皮。这几亩谷子会大减产的。”黄成勋听后心里有点虚，为了预防万壹，就对周宗政等几个大队干部说，如果人家问起，就说是为了种晚秋作物增收，才把谷子搬到壹起来的。谷子打完后背到学校里过秤，两亩共三千多斤吧，上报万斤。 当官的满意地走了，取经的带著宝贵经验去传播了，饱米的谷子撒在地下了，秕谷收起来了，几天后发霉沤烂。交公粮国家不要，集体食堂里煮成饭，苦得没法吃。堆积如山的谷草没法处理，种下壹季咋个办？ 半个世纪过去了，但那闹剧记忆忧新，历历在目。它给我们民族遗下留来的危害到底有多大呢？“万斤田”给民建乡人民带来的灾难更是壹言难尽，壹年后，使每壹个历经过“59年”的人不堪回首！但愿我们大家能正确解读、反思，让至今有条件可能作假的人有所顾忌而止步。 （作者为退休教师，当时是烈士公社农民） 第三部分 万户萧疏鬼唱歌 全县大饥荒相关背景： 1958年浮夸上报的粮食产量远远高于实际产量，1959年的征购任务自然水涨船高。任务完不成，政府认定粮食是被农民隐瞒私分了。秋天，全县展开严酷拷掠催逼余粮的“反瞒产私分运动”，公共食堂被搜刮罄尽。 公共食堂断炊，私家不准冒烟，求生本能驱使乡亲们冒著生命危险偷吃未成熟的庄稼、青苗。被抓住的人本来奄奄壹息，怎禁得起各种严刑峻法！往往死于非命。 “反偷青吃青”运动名垂“酷史”。 植物难觅，只好吃观音土，那东西本是烧瓷器的原料，色白质粘，既无营养，更不能消化，吃后腹胀，大便痛苦异常。真所谓：与其饿死，不如胀死。 于是荥经饿殍枕藉，人相食。 我所亲历的“五九事件” 童梓平 写作缘起 2005年12月7日，荥经县政协召集有关知情老同志，宣布政协主席会议决定：征集《荥经文史》第九辑文稿，抢救从解放到“文化大革命”前的这段历史资料，特别强调征集“五九事件”这壹长期以来讳莫如深的材料。 “前事不忘，后世之师”，我听了之后，既惊喜，又酸楚。越来越开明的社会环境终于尊重事实，敬畏历史，突破禁区， 58年童梓平 敢于为活活饿死的三万五千多荥经孤魂怨鬼鸣冤叫屈了。对此号召，我当然坚决响应，决定将我亲历、亲见、亲闻的真情实况秉笔直书，澄清事实真相，重现历史本来面目，为荥经冤死者招魂，为当世者释疑，为后来者立鉴，把那场惨绝人环的荥经“五九事件”，高高地钉在人类历史的耻辱柱上。 四十七年的苦水终于可以壹吐为快了。 三高五风 名词解释：三高五风——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 以往，荥经的当权者壹直把“五九事件”说成是自然灾害，嫁祸于老天爷。但历史是无情的，是不可能长久掩盖，随意篡改的，谁继续隐瞒历史谁就是继续犯罪。 冰冻三尺，非壹日之寒。“五九事件”的出现，是由于“左倾”思潮日积月累形成的。邓小平同志在回忆总结经验教训时说到：“搞社会主义改造速度快了点，如农业合作化，壹年壹个高潮，壹种组织形式还没有来得及巩固，很快又变了。从初级合作化试点到办高级社又普遍办人民公社，结果不得不退回去，退到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特别是壹九五八年中央政治局北戴河会议后，提出超英赶美，全民大办钢铁，大刮‘共产风’，掀起‘三高五风’的瞎指挥……” 五八年，荥经县委少数领导在全国左倾狂潮的冲击下，丧失理智，变本加厉，左得出奇。县委壹把手李成栋在雅安地区开会，同芦山县“打擂台”，比谁的指标定得高，口号喊得响，风刮得猛。回县后立即在六合、花滩、太平、泗坪、荥河、烈士、青龙、新民等公社建立了数十座炼铁土高炉。为了土高炉多出铁，下令每家每户砸锅、撬门窗、撬箱柜上的金属物件，把老百姓家中壹切含铁的东西都塞进土高炉中去复火。炼出灰口铁，壹车壹车运到雅安，得到地委书记何允夫的表扬，号召全地区向荥经县委学习。荥经县委受宠若惊，再接再厉，马上又抽调全县农村壹万多青壮年民工赶赴三合公社祁家河大矿山采矿炼铁。县委副书记庹开云同志奉命挂帅，但对项目根本不作论证，对资源不作调查了解，就盲目上马，大打人海战役，土高炉遍山林立，还搞炖铁炉，烧木炭，森林被砍伐，青山秃了顶。植被严重破坏，结果查明不是铁矿是锰矿山。兴师动众壹万多人干了将近壹年，劳力浪费姑且不说，单是资金就耗费了二十余万元。最后过秤，只炼出了六斤三两不合格的海绵铁。 在农业上，提出“亩产万斤”、“向空中要粮”的浮夸口号。县委派副书记高万寿搞县委高产试验田。高万寿把原已插下的两亩水稻秧苗移栽壹起，美其名曰“蚂蚁出洞”、“双龙出海”。又派县委副书记乔长贤在官田坝搞小麦高产试验田，提出的口号是：“深挖土地四尺半，底肥突破万斤关，每亩种籽三十三，小麦长得像旗竿。”上行下效，烈士公社书记黄成勋左得更“可爱”。将二十五亩正在“散籽”的水稻移植到壹亩田，用竹片壹行行壹排排插进去扶持，并在现场召开亩产万斤的高产试验田观摩大会。会议由胡崇芬代表县政府主持，地委第二书记苏向明、县委第壹书记李成栋亲临指导。听说川农水稻专家来看了壹眼，扭头就走。 1958年8月1日，全县壹窝蜂成立人民公社，大办“公共食堂”，并下令“灭火封锅”。不管外地人本地人，只要到公共食堂，不要粮票不要钱，都可以放开肚皮吃，“过共产主义生活”。放开吃几个月后粮食就空了，加上全县青壮年几乎全部都被调上大矿山采矿炼铁，农业生产由留下的老、弱、病、残和妇女担任，有些土地被丢荒，秋收时缺劳力，不少稻谷、包谷、大豆、红苕都霉烂在地里，秋后无法完成公购粮上交任务。省委书记李井泉传达毛泽东当时的著名讲话是：“我们同农民的矛盾就是国家要多拿壹点，农民想多吃壹点的矛盾。”于是，同农民的争执点就是争夺粮食。要求“死人也要完成粮食上调任务”。并高喊“宁叫人死了，不叫红旗倒”，“死了九十九，红旗不丢手”。荥经县委为了积极完成省、地领导征粮指标，召开了全县五级干部会“反瞒产私分”，也就是有名的“反右倾、秋后算帐会”。 反瞒产私分 大会在县委大礼堂(旧电影院)召开，四周安装了麦克风和高音喇叭。先分区按原定计划逐社逐队算账，按照县委计算出来的数字，逼公社、大队、生产队干部把粮食交出来。然后把所谓的“右倾分子”集中在大礼堂开大会批斗。批斗会号称用“小钢炮加机关枪”向右倾分子猛烈开火。早就豢养好的打手们，只要听到点了谁的名，壹拥而上，拉上台去就是壹顿拳打脚踢罚跪。有的干部打得受不住，钻到主席台桌下，拉出来又打。真是兽性大发，惨无人道！ 烟竹公社双红九队会计毛成珠，因实际产量与计划产量不符，就说他隐瞒产量，拉上台去就是壹顿拳打脚踢，耳朵被撕开，鲜血直流。他怕再打，只好乱说，承认瞒产的粮食藏在某处某处。于是立即派人去寻找，结果当然没有，回来又毒打。逼得无奈，他只好半夜等人睡著后偷偷逃跑到深山老林躲起来。 凤凰大队党支部书记范文秀，在反右倾大会上叫她交待如何策划私分隐瞒粮食，她无话可说，壹问三不知，于是说他顽固不化。当时她身怀有孕，叫她跪下她不跪，壹个姓孙的女打手，把她从地上高高抱起来反复往地下“杵”。她现在壹提起这件事仍然伤心流泪。 特别是烟竹公社社长何开福的遭遇更加悲惨，他在会上如实说粮食实际产量达不到计划量，加上缺乏劳力，部分粮食烂在地里收不起来，除留下很少部分种子，口粮外全都交上来了。于是被说成“最顽固的右倾分子”，大小会斗，白天斗了晚上又斗，夜里罚跪在地上不准睡，派两人壹班轮流值班看守。散会时县委领导与他个别谈话，“要他将功补过”把留的口粮全部交到县上来，并说“上交是上交，返销是返销”。为了将功补过，他回去只好昧著良心把留下的社员口粮全部交到县上。凡是发现私拿乱摸、偷青吃青、偷杀耕牛的农民，他都亲自出手打骂。这些被打的人本来就已奄奄壹息，半死不活了，有的不久就死了。后来到反违法乱纪时又说他打死多少人命，是反革命分子，将其逮捕法办，送监狱。他在监狱已奄奄壹息，作为保外就医人员放回，送到双红大队肿病医院。医院病人中被他打骂过的人，不准他吃饭，把他手中的碗拖过来连饭壹起摔在地上。没几天时间，壹个好端端的干部就这样在四面夹击中被活活折磨而死。 饿殍遍野 五九年荥经大约有九万人口，按正式统计数字记载活活饿死的有三万五千多人（所谓非正常死亡），加上身心遭受严重摧残，熬过五九年冬，进入六○年春后陆续死的加在壹起，将近全县人口的壹半。这些人多是上有老下有小，忠诚老实精壮的劳力。他们受了中国优良传统美德的熏陶，宁愿饿死也不愿去偷抢盗闹，所以情形十分悲惨。 我由于从57年被打成右派后就长期下放到各基层厂矿、生产队劳动改造，所以饿死人的情况就见得多了。现将我所亲历的部分悲惨情景记载如下： 那时在路边看见死人是常有的事。有壹次，住在孟家坝马路边茶叶站楼上，闻到楼下臭气很凶。我和站长下虚脚楼烂货堆查看，发现壹个人不知倒毙在这里已几天了，尸体已生了蛆，于是我们各人出两元钱请人埋掉。又壹天接到通知回厂开会，从孟家坝到城里，在路过天宝洞、老王岗、三大湾、高粱湾时，先后亲眼目睹四个人如油干灯草尽，走不动了，靠在坎边慢慢往下倒，倒下去就断了气。 最严重时真说得上是“饿殍遍野”，路上的死者常常被野狗撕得乱七八糟。不久，狗也绝了，死尸堆积，无力埋葬，只好挖个大坑，把死尸丢进大坑集中埋葬。现在不少荥经人的后代子孙在清明节想祭祖也不知道自己的祖先在哪里，无祖可祭。 烟竹公社壹队陈汝江全家四口人，陈先饿死，两个儿子也相继饿死，妻子水大娘自知死期已到，睡在床上自己把火点燃，连屋带人壹起烧光。 回到汉村区家中，听说附城公社王郑氏在郭家山山上煮人肉吃。又听到烟竹和平队的杨学蓉把死去的亲生儿子的大腿肉割下煮著吃。面对如此惨重的情况，荥经县领导却对外封锁信息，派专人在邮电部门把守，对电讯和来往书信都查阅。派民兵把守交通路口堵截企图外出逃荒要饭的人——饿死可以，外逃不行！我当时自感回天无力，对饿死人、吃死人肉的现象逐渐见惯不惊，思想近乎麻木。 偷青吃青 为什么有的人死了，有的人却能活下来呢？妳看那鸡，被杀而未断气时还要摆扑几下，何况人呢？那些未死者都是吸取了已死之人的教训，抛弃了传统道德中不偷盗、不杀生的约束，为求生存，不惜任何手段。古人说“饥寒起盗心”，这句话在荥经五九年得到最充分的体现。这些饿得快死的人，对凡是能填肚子的东西都去拿，去偷，去抢。已经种下地的种子（因了粪的），不管是玉米、麦子、大豆，还是马铃薯、红薯，都刨出来吃。当时的壹个罪名叫“偷青吃青”，抓住往往朝死里打，但在如此严刑峻法之下，“偷青吃青”现象仍然普遍得很。所以我们说59年是对身体和道德的双消灭，其贻害深远，罄竹难书！ 有壹次，我为了赶到机械厂上班，天不亮就起来赶路。从汉村区走到附城史家岩，碰到下七队的孤儿王宗福（现已退休于太平煤厂），偷了壹篮嫩玉米，壹见我就吓得跪下。我对他说：“妳捡了这么多玉米还不赶快拿回去？天亮了别人看见说妳是偷来的，非把妳打死不可。”后来，他每次遇到我总是握住我的手不放，感激的话又不敢说出口。 还有壹次，我协助附城公社调查麦穗怎么被盗割的。到十队老队长陈文兴家去询问，他正在做中午饭，说话东支西吾的，总想把我支走。正在这时，我闻到锅里有股糊焦味，他无奈把锅揭开：满满壹锅麦子馍馍！我当然明白是怎么回事，但我对他说“我什么也没看见”就走了。 又有壹次，我在斑鸠井公路边守煤炭，与烈士公社王家队四个挖煤炭的农民住在壹起。他们经常天黑出去，半夜才回来，原来他们居然背著手磨，把割下来的稻穗用手磨拉出米粒背回来。我装作不知道，他们还是怕我告发，要送我壹小袋米。我告诉他们：“我不能要，如果要了不报告，我要受处分；若报告了，要把妳们害惨。明天我搬到冯家坝去住（我早在心里想过这里不能住了），若别人问起，我就说什么都不知道。”临走时，他们把挖煤、拖煤用来照明的加了煤油的花生油用大火把煤油烧掉，剩下的花生油用来炒野菜吃，壹定要我吃了野菜，说算是为我送行。因吃了没有去尽煤油的花生油炒的野菜，我伤了胃，患了胃病。 农民爱牛如命，但那年月为了活命而偷杀耕牛的现象全县普遍存在。我看见青龙公社杀牛者被罚，颈项套上枷担，代替牛耕田，后面还有人在用鞭子抽打。烟竹公社壹个杀牛的，双手被反绑，吊在大梁上反复提起放下，叫做“鸭儿浮水”，结果昏死在地。凰仪公社党委书记为了刹住私拿乱摸风气，把壹个偷青的少年捆绑假枪毙，枪响人倒，不是子弹打死，而是被吓死了。以上几位书记都是执行荥经县委左倾路线的得力干将，在反违法乱纪中都锒铛入狱。 1960年5月8日，李井泉派出以省农委赵凯为团长的检查团，到荥经对基层干部违法乱纪行为进行摸底调查，经过两个月，认为荥经不是壹般强迫命令和违法乱纪行为，而是“混进党组织内部并把持县委和基层领导的反革命分子，蜕化变质分子，资本主义分子，以左的面貌出现，进行报复破坏。”决定由公安厅与荥经公安局逮捕210人，其中打死多人的严重罪犯50人，由公安局民警押送集中审讯，交待反省所犯罪行，听候处理。其实责任在上层，从某种角度上讲他们绝大部分也是受害者。 守卫良知 59年我摘掉右派帽子后，有壹段时间被派到石滓公社十三队去做包队干部。当时公社党委书记吴焕江号称“马列书记”，正红得烫手。地委宣传部长刘恩到石滓公社做调查后回地委汇报工作，他说：“石滓公社缺粮，连枇杷树皮都吃光了。”在反右倾批斗大会上以此为由，刘恩被打得鼻青脸肿。可见吴焕江之炙手可热。 我到十三队的第壹天，就得知溜沟山杨福贵的母亲杨袁氏饿死了，而全生产队的人仅靠鹅香草、蕨基根、树皮吊命，个个东倒西歪，奄奄壹息，现存102人，命悬壹发。目睹如此严重灾情，我心急如焚，思考再三，只有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决心把命赌在正在召开的公社三级干部会上，如实反映。我对吴焕江说：“吴书记，十三队103人昨天已死壹人，如果再不发放救济粮，不到壹月，定会死掉壹半，我负不起这个责任。如果妳不解决，我只好到县上反映。”结果每人每天得到三两救济粮苟延残喘。 102人的命吊到60年春耕下种季节，整个生产队没有壹颗种子，无法生产自救。我反复对妻子申明大义：救人壹命尚且胜造七级浮屠，何况102人！于是她同意拿出我俩自解放十年以来勒紧裤带、省吃俭用积攒下的300元钱为生产队买种子。当时，我们全家五口也饿得皮泡眼肿，而那时的300元可以修壹幢大瓦房。我们到铜厂沟壹个单干队（大山深处壹家壹户自耕自收的壹个生产队）购买了500斤种子回来，发动全队男女老少齐心协力播种耕耘，结果那年生产的粮食几年都吃不完。102人壹个也没有死。 如果说我这辈子还有些许亮点的话，这件事就是我的亮点，是我做得最问心无愧的事，最对得起人民的事。即使载入地方史志也是可以的。 当时不仅农民无粮，干部职工也缺粮。按照国家规定：大人每月十八斤，刚出生的婴儿六斤，增加壹岁加壹斤。因吃不饱，患水肿病很普遍。以我家为例，全家五口人，每月共六十二斤粮，平均每人十二斤四两，全家人都患水肿，我爱人几次昏倒住院。有壹次，小儿子吃饭时大哭不止，问其原因，是不小心掉了壹粒饭在胸前衣服上被老二抓去吃了。为了节约粮食养活儿女，我常常“瓜菜代”。记得有壹回在黄猫寺塔子山茶场赵存生处，花四元钱买了壹个十斤重的嫩南瓜，就地煮熟后连汤带水全部吃完。在青龙公社八队包队，同农民壹起吃观音土(白鳝泥)，结果大便解出来全是带血的石头。 尾 声 “三高五风”造成全国各地出现严重的死人事件。忠肝义胆的知名人士抱著生命的危险向毛泽东进言、劝谏：如赵紫阳向毛报告，基层干部用捆打、搜家、逼农民交粮。如黄炎培写信给毛说：农民缺粮，靠挖野菜和树皮过活。如班禅喇嘛向毛流泪哀呼，“勿使众生饿死，勿使佛教灭亡，勿使雪域之人灭绝”。并向毛写了“七万言书”。毛大怒，班禅被批判斗争，身陷囹吾近十年。毛听后不但不接纳劝谏，还装模作样，用自以为理直气壮的话回答他们，“缺粮不是壹年到头都缺粮，少则缺四个月，多则六个月，我们同农民的矛盾争执点就是争夺粮食。妳们讲什么良心，讲什么仁慈，少讲点为好。”特别是1959年庐山会议，本应“反左”，由于彭德怀谏诤，把反左变成反右，从中央到地方层层反右倾斗争，死人的闸门大开，造成世界史上绝无仅有的千古奇冤，五九死人事件。 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是全国执行左倾路线的“模范”。天府之国死了壹千万（见《当代四川要事实录》载原四川省政协主席廖伯康的回忆录《历史长河里的壹个漩涡——四川“萧李廖事件”回眸》），全国第壹，四川死人荥经比例第壹大。荥经死人，中外驰名。李井泉不得不亲临荥经，壹方面找壹个替罪羊——把荥经县委书记姚清逮捕判刑八年，壹方面派人从西昌调运粮食救灾。荥经全县各公社、大队都办起肿病医院、孤儿院和养老院进行抢救。否则，荥经人民即使不死绝，至少也要死百分之七八十。孤儿们当时唱的壹首歌谣至今家喻户晓：“壹九五九年，爹妈都死完，喊天天不应，哭地地不灵，进了孤儿院（wàn），才逃鬼门关。” 五九事件死去的亡灵们：《政协文史》第九辑为妳们招魂了。妳们不是“自然灾害”天老爷害死的，而是被“人祸”左老爷整死的。现在，妳们的家乡繁荣昌盛，子孙幸福，丰衣足食，而且正欢欣鼓舞、意气风发跟著以胡锦涛为核心的党中央建设和谐社会奔小康，妳们在九泉之下可以瞑目了。 （作者为离休干部，当时被下放住生产队） 左祸肆虐的年代 ——1959年我所在生产队大饥荒记实 杜治中 大难不死，可以为证，我要控诉那个恐怖的年代。 我家住在四川省荥经县城边（现在已经是城中）壹个叫官田坝的村子里，在“大跃进”实行军事化管理时叫城关营同心连第四排，后来叫城关公社同心管理区第四生产队，现在叫严道镇同心村四社。 57年“反右”之后，全国 “大跃进”，农村进入人民公社，上边要求我们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那时人们完全没有了正常的生活和种田的规矩，壹个个的小家庭变成以生产队为单位的大家庭。所有的家具都集中到公共食堂，用得著的就用，用不著的就做烧火柴；所有的金属用具除了镰刀、锄头而外，连门上的扣子、箱子上的饰件都拿去大炼钢铁。房屋除了用作睡觉而外，没有其他用处。甚至于住房都属于集体的，经常叫妳住哪里就住哪里，有些单调户的房屋被拆除了，把人赶到人口集中的大院子里，行动军事化。下地干活除了带上农具外，还要在腰杆上别上碗筷，打破以生产队为单位的作业界限，哪里干活哪时吃饭，吃饭不离开“阵地”。 最害人的是搞“稀株密植”，高产田、卫星田，名目繁多。浮夸风盛行，粮食产量就象吹气球那样不断膨胀，到处都在出高产、放卫星、万斤田、万斤坝，明明是减产硬说是增产。大丰收当然紧接著高征购。 59年春节刚过，公共食堂的粮食便捉襟见肘了，每天只能以少量的粮食维持度日，拼凑些五谷杂粮，磨成面粉加糠做成馍，全劳力每日八两（十六进位），次劳六两、半劳及小娃娃四两。全队男女老少280多人，壹天到晚就咽著口水等吃。有时连糠馍馍都断顿，找些喂猪的红苕根根、洋芋坨坨煮熟，每人壹汤瓢。无论大人娃儿都饿得绿眉绿眼的，壹双双饥渴眼睛四处搜索，巴不得有点什么东西塞进嘴里。捱了壹段时间，连糠馍馍都维持不下去了，就在壹大锅水里搅上两三斤杂粮面粉，就靠这种“面糊茶”来填充肚子。每天在食堂里尽听到小娃儿熬熬哭叫，扭著大人要吃的，大人们除了无可奈何的哀声叹气外，别无他法。但就在这种情况下，还不准说壹个“饿”字，否则马上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社员们忍受著饥饿去出工，指望著秋收后能摆脱眼前的困境。 幸好是在春天，天气渐渐暖和起来，满山遍野的野菜树木都萌发了，开花了。大家都有常识：凡是猪牛牲口能吃的野草，人就能吃。鹅香草、侧耳根、水芹菜、鱼鳅串、车前草、苦马菜、野苕子、米麻花叶、槐花、脱皮籽花、野棉花等等、、、、、、。割回来淘干净，加上食堂里打回的二两谷面搅和在壹起充饥。 那年真还托大自然的福，除了野菜野果可充饥外，有能力的还可去捕捉老鼠、摸鱼、逮蛇或泥鳅、黄鳝，逐渐又扩大到捉癞格宝、蝌蚪、枇杷虫、蜗牛、田螺甚至蚂蚱、蚯蚓、蚂蚁等。 好不容易熬到麦子灌浆待熟，壹群饿得黄皮寡瘦的小伙伴约上我，偷偷去割田里的麦穗。躲在河坝头捡些水打柴生上火，把麦穗放在火苗上烤熟，双手壹搓，吹去芒壳，壹把塞进嘴里，那香喷喷的滋味，我敢说只有我们经历过粮食关的人才享过这种清福！吃饱了，个个脸、嘴、手都黑黢黢的，真像个活鬼，互相戏谑著，庆幸这下饿不死了。 小春终于收成，大家以为可以把命逃出来了，这时，上面宣布：“先国家，后集体”——征购粮交完后又没有粮食了，仍然喝面糊茶汤汤，于是伸长脖颈望大春。 在玉米地里垒埂子栽红苕藤时，刚打蔫头，起“麻索子路路”的玉麦苞苞掰下来就连核核（hū）啃，红苕藤的尖尖也往口里塞，大家都学会吃生的，不管生瓜瓜、生豆豆、生茄子各种蔬菜都能吃，就象牲口壹样见啥吃啥。收拾庄稼时，大家还是掰玉米吃玉米、挖红苕啃红苕、割谷子嚼谷子，当然只能生吃，不敢拿回家，壹是在家做吃的不方便，因为每家都没有炊具；二是监管很严，根本没有自己支配的时间，而且壹旦被发觉，还要挨打受辱。曾经有个叫兰潘氏的老娘子揣了些谷子回去，在深夜里用砂锅炒干，用手磨磨去外壳，还没吃进口就被干部发现，收缴了手磨砂锅，砸了炉灶，还弄去跪打。 高征购下的秋收最后也没能让大家吃上壹顿饱饭，接著又是反右倾，反瞒产私分运动。最高指示说的是“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不断向他们灌输社会主义思想，批判资本主义倾向”。社员们每天都把收起来的谷子运到县仓库里堆放，在县仓库晒坝头翻晒，晒干后立即收入县仓库。有时阴雨天收起来的谷子晒不干，就在食堂用大锅炒、炕，连夜赶交到公粮。当时最高指示也具体明确：“粮食问题要十分抓紧，忙时吃干，闲时吃稀，忙时多吃，闲时少吃，杂以瓜菜……”所以就在收割庄稼那半个多月吃过干的，而且都是按劳力等级定量供给。等到“集体利益服从国家利益”之后，就只剩下些间种的五谷杂粮和风桶尖上的二仓秕谷作社员的提留粮了。 天，是风调雨顺，地，是肥沃的官田坝，可上边说我们遇到了特大的自然灾害！灌了半年的面茶汤汤，人的营养严重缺乏，体力严重透支，水肿病终于挡也挡不住地来了。先是走不动路，接著是起不了床，壹个个由皮包骨头变成了黄肿烂熟的大头和尚，眼睛肿得眯成壹条缝，双腿象木头棒棒，小腿上壹按壹个深窝。山上坝头的土地几乎都丢荒了，全县各公社普遍出现了饿死人现象，公社终于办起了临时肿病医院。城关公社的临时医院就设在我们官田坝的大四合院里。处方很简单：麦麸子、细米糠、玉米和黄豆面粉再加点儿红糖蒸成糕，切成壹两重的小方块，取名叫“红发丸”，壹经服用，简直是奇效！连服几天水肿便消退了。可是水肿病人太多，而医院太小，整个四合大院全部用晒垫摆满了地铺，最关键是“药”少，供求矛盾尖锐，只好减“药”减人。水肿稍轻的还住不进医院，住进去的稍有好转便强令出院，出来两三天又复肿，当时有“三肿三消，四肿翻撬”的谚语，进出连番四复，最后还是拄著杖进去，横起抬出来——变成了尸体。 那年冬天，公共食堂里也在到处找寻些能代替吃的东西，青菜、厚皮菜加糠面就是最高级的食物了，可惜就是供不应求，刚到初冬就菜根菜芽都抠光吃尽了。食堂又从县仓库里运来粗糠，加上玉米核核，经炒、炕后磨成面，或者是用玉米壳渗上石灰水，浸泡几天、捣茸，捞去粗纤维，过滤成粉，多是石灰沉淀物，加上米浆，做成米豆腐，壹斤米能做18斤米豆腐。无论怎样变著花样吃，也总是解决不了饥饿问题，别的食堂还想出了新招，用人尿加清水，晒上两周，待水中生出青苔，取名叫小球藻，就以这种尿水来充饥。我们食堂则把能走动的人派到山上去挖蕨鸡根、粉葛根、牛马藤、岩板花根来滤粉、和著糠吃。 最残酷的时刻终于来临，59年冬天，公共食堂无法维持，断炊了！家家都开始死人了，今天这家死壹个，明天那家死壹个，多是壮劳力先死。那时死了人都没有哭声，连哭的力气都没有了，个个都站在死亡边沿，不知何时便轮到自己。许多人嘴上都叼念著壹个最高理想：能吃壹顿干饭死了也值得！ 那年冬天，我在县城“二完小”上六年级，虽然饿的足耙手软、皮包骨头，但还在坚持上学，老师们壹个个不是面黄肌瘦就是浮泡肿脸的，尽管他们每月有18斤口粮供应，也还是不够身体的需求。缺课的同学壹天比壹天多，全班50多个同学，除了有1/3属居民户口的在坚持上学外，农村的几乎都饿得不能上学了。就在那年冬天，我们班也饿死了五位同学，壹个叫兰树生，是个高大结实的胖娃，他与我同壹个生产队，在他爸、妈、叔、婶都先后饿死没几天，他也饿死了。还有同队的兰琼芸同学。家在五队的郑登琼同学,在到五里山挖蕨鸡根的路上饿得倒下去就再也没有站起来。另外两位壹个叫王文珍，壹个叫谢肇全也是在那个冬天饿死的，他们都才十壹二岁，应该是朝气蓬勃的少年，却走完了不该走完的人生路！我较幸运的是：母亲体质素弱，在还没有大批饿死人之前就累得不行了，父亲便多次向在渡口（攀枝花市）当干部的舅父求救，无论如何要他救自己姐姐壹命。妈到舅父处想方设法，寄点粮票回来才救活了我。 在那个恐怖的冬天，山上坝头凡是能吃的野菜、野果、昆虫都吃光了，连最贱的鹅香草都长不赢人们对它的需求。到处都是壹片赤地，稍有点草芽刚出土，即被饥饿的人群争著拈光了。我们队里有个五六岁的娃娃叫徐元康，他爸妈哥都在那个冬天饿死后，他饿得走不动了，就倒在田坎上，歪著脑袋去啃啮那壹点点的草芽儿，壹直啃到断气后才被人发现。 在那个恐怖的冬天，人们饥不择食到了难以想像的程度，又发现了些能“吃”的东西——树皮，桤木树、桦树、枇杷树的皮，观音土，还有用作肥料的菜籽油枯，皮口袋、皮箱、皮撮箕、皮带、皮鞋等。 各种树皮当中，最好吃的要数枇杷树皮了，它的苦涩味淡些，又有糍性，颜色呈高粱色，把它春磨和糠面做成馍，大家打精神牙祭称之为高粱馍馍，叫观音土做的是粉子馍馍。说起那个观音土，白里带点黄，吃进口象糯米样糍粘粘的，不含沙不踮牙，不苦不甜的白味，手感细腻，可就是绝对没有营养，饿慌了不管三七二十壹，大口大口往肚里吞，结果消化不了，坠胀难受，又拉不出来，好些人就这样让泥巴砣砣给坠死了。那树皮和糠做的馍馍，吃时要克服它苦涩麻辣及说不出的怪味，拉的时候蹲几天几夜都拉不出来。用手去抠，用竹片去掏，整得鲜血直淌。饥饿又加上这样折腾，哪有不死的！还有的人真的不想活，实在饿得受不了，就把润肤的凡士林冲开水喝，把蜡烛、肥皂啃来吃，把蓖麻籽炒熟吃，吃了以后，上吐下泻，死得更快。 还有好些人是没被饿死前而被打死的。那时村里都豢养著几个打手，他们吃饱了就背著枪到处巡查，发现哪家房子上冒烟了，便冲上门去砸锅砸灶。上院子的几个社员因为扯了点油菜来充饥便遭到吊、跪、打。社员受过毒打的也较普遍。有去偷菜的，偷吃庄稼的，偷猪牛的，偷刚播在地里浸过农药、大粪的种子的，去撬保管室门的，偷食堂馍馍的，总之都围绕壹个“吃”字而受尽凌辱。印象最深的壹次是在树德堂的院子里，有几个社员冒死去宰杀耕牛，被发觉后，把他们四个人押在四合院天井中站起，打手石开泰手握壹丈多长、茶杯子粗的铁头子金竹竿（以前生产队开粉坊凉粉条用），气势汹汹地站在廊檐下，挥动竹竿的风声呜呜响，猛烈朝天井中的人劈去，两人立即倒地，张著嘴，半天叫不出声来。接著又选好角度劈向还没倒的另两个人，全都倒后又喝令站起来，再打，直到把竹竿抽成光刷刷又另外换壹根，壹直把四人打得再也站不起来俯在地上奄奄壹息才罢休。那当场喊“石爷饶命”的求饶声、凄厉的惨叫声，围观群众的叹惜声，小娃娃的吓哭声，几十年来壹直萦绕在我的耳边。另壹种刑法是吊“鸭儿子浮水”，壹个当时才15岁的小伙子王富清，打手用细麻绳将他吊起后，还在背上加壹个百十斤重的石头。有个妇女吊起后，还被脱下裤子，用荨麻抽下身，用极其下流的手段凌辱人，他们的想象力很丰富的。同心五队艾云华的母亲周国勋，当时才30岁，就是被打手队长丁永全用锄把捅进阴道戳死的。当时说她不出工，她把患子宫脱垂病给他看。他就动粗……。当时的妇女普遍都患子宫脱垂无月经。 还有壹种刑法就是把偷牛的人代替牛来耖田，大冬天，脱光了身子拉上犁头耖田，走不动就打。我们队被打死的人有徐明忠、宋金选、杨升安、王华剑、徐之斌。全县饥饿又挨打死的就不知多少了。死后还背上“偷贼”的罪名，说被打死的是坏人，来标榜其打人的合法性。其实被打死的都是壹贫如洗的好社员，当时称为贫下中农、阶级兄弟。成分不好的人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早就整怕了，宁饿死也不敢去偷。但我敢断言在农村凡是活下来的下层人没有壹个没去偷吃过庄稼的。死去的人蒙冤含垢，活下来的人何尝不是蒙冤含垢呢？那时的情况就是全民皆“偷”啊！就在59年的冬天，我有个乡下的姑表兄方荣生在我家寄宿读荥经中学，有壹天我闻到他的箱子里发出阵阵诱人的食物香味，当时的鼻子对食物特别敏感，我实在忍不住，趁父亲不在家，我撬开箱子，见有七个玉米加糠菜做的馍，我壹口气就吞掉了五个，弟弟也抢了两个，恨不当时胀死。原来那是他在学校组织学生去皇仪乡背铁矿领的的三天口粮，害得他挨饿和我翻了脸。我姑父、姑母和父亲不久也带著遗憾，就在那个冬天先后饿死了。我也不无内疚地成了壹个名副其实的小偷……三年的大饥荒中，我们这里从59年冬到60年春是死亡的高峰期，壹条大路从我们生产队通过，这段时期每天都看见乡下逃荒的人经过这里，走不动了，倒下去便死在路上。从北门口到飞机坝这段路仅壹公里。壹天都要倒下几个人，又没人及时收尸，任其摆在大路上。后来在梓橦宫的铁索桥头设了哨卡，不准外出逃荒。在北门口那条小街上，住著五队、大三队、小三队三个生产队，每天壹辆架架车专门拉尸体去倒都忙不过来，拉车的人每天可以吃到死者的口粮。刘万寿家壹家五口就死去三口，死在床上十几天才轮到拉去倒在黄沙坝河边上。王xx为了每天多领二两糠面，把父亲的尸体斜倚著绑坐在床上，不顾臭气熏灼，直到腐烂流水垮架为止。 四乡山区各公社的死人情况比我们城里更惨，壹家壹户死绝的也不在少数。复顺公社的太阳弯生产队几十户人几乎死光。我的同学方联森（现为雅安市二医院医师）说：他60年到三合乡去，亲眼目睹了在壹个住有五六十人的大院子死得清清静静的，由于长期没人掩埋，那些先后死去的尸体横陈竖摆，各具惨状：有背靠大门枋，眼巴巴站著死去的，有横担在门坎上，伸出手作呐喊状的，有蹲在墙根的干尸，有母亲抱著婴儿死在床上的，有刚死不久被老鼠掏去眼珠、咬得血淋淋的，有死后被人割了屁股肉的。在烈太公社共和队我叔叔杜国林家，壹天就饿死三个孩子。另壹个亲戚叫杨仕芸，当时才壹岁，她妈已经饿断气了，她还在身边吮奶，幸好命大被家人救起，现在已四十多岁了。 到后来，那些死在路边上的人，晚上就被割去身上的肉，我也亲眼看见过在小壕头路边上，两具男尸被脱去裤子，从臀大肌到腿肚子的肉都被割走了，露出青紫色的刀痕。吃死人的现象很快波及开来，虽然饿死的人只是皮包骨头没多少肉，但比起吃观音土来要强多了。倒在路边上的尸体吃完了，就去吃倾倒在河边上的尸体，甚至有些埋在土里的新尸都被挖出来刮去了皮肉。五队社员丁郭氏的孩子刚死，她便悄悄宰割煮著吃了，大家都知道这事。她存活下来后，壹直带著内疚沉重的心情，郁郁孤独生活直到去世。 如果说57年的反右运动改变了人的大脑思维功能，那么三年的饥荒则改变了人的胃肠生理功能，在62年省检查团来这里检查时，看见到处都是马屎而又无壹匹马，后来才搞清楚那不是马屎而是人屎，因为长期啃树皮草根，人的胃肠生理功能都退化到马的生理功能了。 在我国历史上虽也有“易子而食”的记载，但那现象是非常偶然的，局部的，短暂的。因为东方不亮西方亮，灾民去逃荒有地方可逃，而我所经历的发生在当代的这场浩劫，其地域遍及全国，时间长达三年，饿死人数空前。据载，全国死亡近4000万人中，四川就占1000万。我们荥经县因死亡比例最大而震惊中外名垂青史！据县里有关统计，全县58年加上外来人口近12万人，62年后统计只剩5.7万人，减了壹半。我们队还算好的，才死1/3。遗憾的是至今都还说的是三年自然灾害。我想，在讲实事求是、以人为本、创建和谐社会的今天，也该给老天爷平反昭雪了。 不仅该给老天爷平反昭雪，而且应该感谢那年冬天，老天爷给了个暖冬，太阳每天暖融融地惜疼著广大的贱民们，要不然不知还会有多少人死亡，我也会在死亡之列了。 兹将我们官田坝（四队）59—62年粗略统计的死亡名字附录于下，愿他们的灵魂早日安息！ 上院子：陈匡氏、兰潘氏、兰加荣、兰少彬、兰少成、李文孝、李笨牛、兰吴氏、丁永元、陈国芬及二个孩子。 中院子：张超、张志环、罗松兰、兰聚五、王少文、王王氏、方万禄、杨丙德、兰少武、兰刘氏、兰少臣、兰李氏、兰少光、兰王氏、兰少举、陈文珍、兰惠琼、兰锡芳、王陈氏、兰松贞、徐怀石、徐石氏、徐明忠、徐元康、张元福、张罗氏、冯大方、冯冯氏、兰琼荣、兰李氏、兰少可及母、妻、子。 下院子：兰悦才、石明香、石安、曾广钧、陶琼香、曹毛氏、霍永敦、张必华、兰锡华夫妇、兰锡镛夫妇、兰术生、杜国祯（家父）、杨升安、何术清、何木匠、夏仕高夫妇、兰加华、兰何氏、兰加林、兰冯氏、肖仕彬、兰少林及母、兰少琪、肖冯氏、兰洪氏、兰吴氏、兰悦华夫妇、杨廷模、方刘氏、任兰氏、兰少昌。 树德堂院子：兰保和夫妇、宋金选、宋李氏、徐芝芬、徐芝斌、陈开荣、王华剑、王石氏。 我只能用这样的方式祭奠他们，铭记这段历史，以警后世。 （作者当时为城关公社农民） 为家人买糠充饥的回忆 庹开荣 根据地委指示，我于1959年5月下放到五宪公社，工作职务党委副书记，王泮文同志为书记。吃住均在走马坪生产队，参加生产劳动。直到冬月，有家中来信，母亲卧病在床数日不起，才回家探望。壹到六合乡富林村鹿背顶街上，见各户门半掩半开，街上无人走动，时过中午，只有保管室十多人等领粮食（管理区属队保管员到烈太虎岗村背粮未回）。进屋到寝室，见母亲和衣而睡在床。我喊几声“妈”，妈稍微睁眼，答声十分微弱。我稍揭开被盖，看见母亲胸口上还糊有谷面糊渣。我爱人水肿有气无力。子女未上学围在火炉旁边没精打采。在不准喂养家禽家畜，不准种蔬菜，全靠食堂供给，纵有钱没粮票买不到粮的环境里，真难度日。我未满10岁的大女儿，同表婶牟朝珍到三合乡挖蕨根代替食品，来回6天，获得蕨根渣10多斤，淀粉1斤多，壹个姓牟的好心人送近1升谷子。我问前几月如何度日的？答：现食堂允许领回吃。全家5口人，人均定量不足9两（16进制），根据全劳、半劳、次劳、学生等定量，有时还领不到或领不足。9月份家公（我岳父孤老未入社自耕自吃）逝世遗留下谷子2斗多，玉米2斗多，运回添凑度日；生产队里不到两月饿死了20多人，都说因“肿病”（实际是吃不饱）而死亡。我5口之农家，可能难全性命，只能想点办法渡过难关。因此我向姚青（姚青当时县委书记）写信，请求批示在粮站买细谷糠，麦麸等用于家人充饥度日。信的大致内容如下： 姚书记同志，妳好！ 您在安排群众生活劳累中，我从私出发来信。请求批示买细糠、麦麸子，供家人充饥度日，家人人平定量不足9两，加上糠麸代食，人平能吃1斤许（古秤16两）。孩子能上学读书，女人能为集体出力，年迈母亲能欢度晚年，我丢掉沉重包袱，全心全意为党工作，为民服务。以上陈诉（述）请速批准，致以敬礼！ 去信将近两月无回音，等到1960年1月初，县委召开五干会议，布置反右倾工作。报到当晚姚青来我寝室，手持信说，妳右倾观点，贬低县委领导与工作，令我明天大会上当众检讨（此信已打印发到各讨论组）。我说我是真实反映，绝不检讨；死不上台检讨。姚怒，说：不检讨明天上台念信。我答“好！”第二天开大会，由高主持大会，姚青讲话后，第壹个喊我上台检讨，对我有意见者发言，几许无人发言。主持者不顾实际抓住我语病和别字，发话责问起来，“称姚书记为啥又称同志，妳是别有用心？与县委搞分裂。”“妳信写陈述的述，写的是诉冤的诉，妳是在诉党的冤，人民公社对妳冤，污蔑公共食堂吃不饱，添点糠麸就能使年迈母亲欢度晚年……等极右思想观点。”下去！随后又喊我二次上台……这已事过境迁，好日子已过多年，但是现在深思起来仍记忆犹新！ （作者当时为副县长） 妈妈啊，您在哪里？ 杨六蓉 每当壹阵阵乍暖还寒的春风，伴著壹片片零零落落的湿雨，渐渐地将传统的民间祭祖清明节刮来的时候，我心中都会不由自主地涌起壹阵阵隐隐的酸痛。 按理说清明是个美好的时节：严冬已经过去，天气渐渐暖和，樱桃花、桃花、李花、梨花相继含苞开放，还有满山遍野的油菜花把大地染成了壹片金黄。清明节踏青、扫墓，到逝去的亲人坟上挂上壹束纸钱，点燃几柱香烛，寄托心中的哀思，默默地祝愿逝去的亲人在天堂那边忘却阴阳相隔的痛苦，愉快地生活。这既是对逝者的凭吊和怀念，也是对活著的人心灵上的壹种安慰。 然而，几十年来，对于我，却无法做到这壹点。壹想到扫墓上坟，我就只能以泪洗面，心如刀绞。因为在1959年那壹年，我的壹家七口除我之外，全部饿死。饿死的六人中，除最先死去的曾祖母和父亲由叔伯祖父杨春凡请人草草下葬留下壹个坟堆外，其余的四人连坟堆都没有壹个。最让我壹辈子刻骨铭心的是我亲爱的妈妈，她死后不但没有坟头，甚至连她的遗体都被本队壹户叫陈玉清的壹家饥民分尸煮食，剩下的残骸也不知抛到了哪里去了。 妈妈的身世和婚姻 妈妈名字叫李德蓉，小名叫凤儿,她生于何年何月，我至今都不知道。 妈妈的娘家在荥经县城“城门洞”。外曾祖父叫李秉忠，号敬修。外祖父李品洁，在荥经城里经营著有名的“兴记盐行”。因为生意兴隆，家境比较殷实。但我妈妈命苦，还没满月就没有了亲娘。据妈妈的娘家人讲，我的外祖母姓吴，是县城后街的，生了妈妈不久就病故了。外公后来重新组合了家庭。我妈妈慢慢长大了点，就在家带娃娃，背著同父异母的弟弟妹妹做家务，从小长大没上过壹天学。解放后，妈妈的小叔李品潜和姑姑李品雄因为有文化，先后都参加了工作。我妈妈也曾在她姑姑李品雄的带领下到芦山县去找过工作，结果因为没上过学，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起，实在不行就回家了。 妈妈从县城里出嫁到六合坝乡下和父亲结婚，不知是五零年还是五壹年的事情，听继外祖母讲，是由媒人说合，娘家人做主成的亲。成亲前，妈妈曾经由人带到六合坝“看人户”（相亲）。我父亲是个憨厚朴实厚道的农民，家庭条件壹般，房子是茅草房，有两个老人，壹个奶奶壹个妈。楼上堆了壹大堆谷子，我妈妈认为只要饿不到肚子有吃的就好，就同意了这门亲事。他们结婚后的头几年，小日子过得还算好，我和弟弟妹妹相继降生了。寒素的农家小院里，常常有我们壹家人的欢声笑语。但是后来随著集体化壹步壹步的到来和升级，从互助组到初级社、高级社直到1958年的人民公社“大跃进”、“大食堂”，我们壹家人宁静祥和的生活就结束了。 其实，在开初集体化像飓风壹样袭来的时候，父亲和妈妈同中国最大多数的农民壹样，他们都天真地欢呼雀跃般投身到那场火热的运动中。土地入社、农具入社，砸锅卖铁勒紧裤腰带从牙缝里都要挤出钱来支援国家建设。我至今还保留著父母留给我的建社初三元钱入股的农村信用社股民证。可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他们的努力和期盼来的，却是壹场万劫不复的灾难。 震惊全国的荥经“五九事件”爆发了。就县志上的数据，荥经县1957年底就有将近十壹万人，而到了1962年，只有六万多了。数千个家庭破碎，成千上万的人被饿死。我们家就是这千千万万被饿死的其中的壹家。我妈妈从县城嫁到乡坝里，所看中的条件——壹堆谷子，和心中最朴实的愿望——不会挨饿，而在她出嫁后不到十年，就被这席卷荥经全县的饥荒击得粉碎。妈妈，和她的可怜的愿望壹起，在那场劫难中永远地消失了。 接二连三亲人饿死 我家壹家七口人在1959年的下半年里，相继饿死了五人，年关壹过，我和弟弟就成了孤儿。 最早死去的是曾祖母，因为年老体弱，食堂里的粮食越来越少，玉米面变成谷面，里边还加了红苕和红苕叶子，曾祖母因病饿交加，不久就去世了，那个时候我父亲和妈妈都还在，就在离我们房子不远的地头掩埋了曾祖母。 接著夭折的是不满周岁的妹妹。妹妹大约是1958年生的，大饥荒的时候差不多只有壹岁吧，还在吃奶。我妈妈没有吃的，自然也就没有奶水。可怜的小生命瘦得皮包骨头，死时眼睛睁得大大的。她是我们家被饿死的第二个人。我妈妈连挖个坑的力气都没有，就只好把她抱来丢在乱葬坟的荆棘丛里。我问妈妈，妹妹还大睁著眼妳怎么把她丢了？妈妈没吭声。那个时候我还那么不懂事，哪知道妈妈心里的痛苦啊！ 父亲1958年“大跃进”起就在管理区砖瓦厂做砖，到了1959年下半年他劳动壹天的结果只能换回壹个“头号”的谷面馍馍，可能最多有三两谷面做的吧。父亲出于对儿女的心疼和爱护，想让我和弟弟逃出命来，宁愿他自己挨饿，把做重体力活路打砖挣来的馍馍，分给我和弟弟。我和我弟弟不懂事，就每天在父亲回家的半路上去接父亲的馍馍，壹人壹半。很多时候父亲自己壹口都没吃过，全部带回家给我和弟弟吃。父亲用生命换来的馍馍都给我们吃了，他自己吃啥子啊？我可怜的父亲，要做重体力劳动，却连填在肚子里的东西都没有！这样子不久，父亲不但不能去劳动了，由于饥饿、焦虑、无力，终于倒床了。 有壹天，家里的人都出去找点野菜野草之类的了，只有我和我父亲在家。我把食堂打回来的清汤汤面茶端给我父亲。他说，“妳放在床面前的板凳上吧，我自己端。” 说著，我父亲便伸手去端床面前板凳上的面茶。谁知道，父亲连端碗面茶的力气都没有了！面茶没有端起来壹下子倒在地上了，连碗也打烂了，人滚在床下。父亲挣扎著想往床上爬，但怎么也爬不起来，只能跪在床面前，怎么爬也爬不上床了。我吓呆了，壹个六岁多点的女娃，会做什么啊！我拉著父亲的手，使尽全身力气将他往床上拉，边拉边大声哭叫著：“哪个快点来，帮我把我家爸爸拉上床啊!”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我不断地大声哭啊喊啊呼唤著，终于被住在附近的叔爷爷杨春繁听见了。他走进来说：“妳哭啥子啊？”我说：“我爸爸倒在床底下起不来了，爷爷妳帮我把爸爸拉上床嘛。”爷爷把我父亲拉上床，大声喊我父亲的名字：“杨云春！杨云春！”怎么喊我父亲都没有反应。叔爷爷说：“他已经死了。”我说：“他眼睛都还睁起的啊，他没有死！”我不断地喊著“爸爸呀爸爸”，大声哭著，声音都哭哑了，哭不出来了。可是我亲爱的父亲，他永远睡著了，再也不会对我笑，摸我的头，看著我长大了！ 父亲去世之后，剩下的壹家人——奶奶、妈妈、我和弟弟，全部希望就集中到妈妈身上了。妈妈为了让我们能够活下来，除了参加生产劳动外还要偷偷地去扯鹅香草，然后拌著食堂打回来的谷子面面茶壹起煮壹下给大家吊命。妈妈壹个妇道人家，所能尽的力都尽了。为了让我们活起来，她去地头寻被遗弃的东根西根的红苕藤、鹅香草，去河沟边、田坎上到处去找麻根、以及被壹些有体力的人挖回来洗时扔掉的蕨基根，尽壹切力量弄回来给我们充饥。食堂里打回的面茶她也是自己舍不得吃，全都腾给我们吃。因为当时的干部不准农民家里生火冒烟，不准哪个家自己做来吃，即便是去找这些东西，都必须偷偷摸摸的，如果被干部们发现，就会往死里打。那些干部、炊事员却吃得胖胖的，有力气来打人。妈妈每天就这样拖著壹家四口人艰难度日，好不容易才能熬过壹天啊。 1959年的腊月接近年关，听说食堂里要分点过年的什么东西，好像是壹点点母猪肉还是牛肉之类的东西。我妈妈拖著沉重的步子和奶奶、我、弟弟，去王院子食堂那里等啊等啊。快等到分给我家的时候，突然听到有人大声地说：“李德蓉死了！哪个吃她的那份就埋她！”我妈妈当时是靠在食堂旁边的石坎子上，昏过去了，但还没有断气。想吃她那份的人太多了，争著去拿她的那份东西。听见有人那么壹吵闹，我妈妈壹下醒过来挣扎著说“我没有死……”抢她那份东西吃的人都慌了起来。但他们已经将我妈妈的那份吃了，我妈妈就那样活活饿死了。当时如果有好心人能够给她壹口米汤吃，她缓过那口气兴许还能活起来，可那个时候都是被饿慌的人，各顾各的，哪个去救她呀！记得奶奶领著我和弟弟领了东西就拉著我们往家走。还说“快点走，快点走！不然妳妈妈又活过来，要吃我们的，我们又没有拿有她的那份。”不懂事的我和我弟弟就跟著奶奶跌跌绊绊地回到了我们那个黑灯瞎火的茅草屋里，从此再也没有见到过我亲爱的妈妈……我想，我妈妈也许是被吃她那份的人拖去埋了吧，我们也不知道埋在哪儿。第二天的傍晚，听有人说我妈妈被人砍成几块背回家弄来吃了！听人家说著说著我和弟弟非常害怕，又非常难受，为什么要把我妈妈弄来吃啊？不壹会儿大队的干部就来了，果然在那户叫陈玉清家里发现了妈妈被砍坏的遗体，就责令陈玉清把我妈妈埋了。可是他们已经吃过我妈妈了，听说把我妈妈的肝脏弄在锅里炒得绿阴阴的。这是啥子世道啊？！人死了埋在土里都还要掏出来吃，人吃人的事就发生在我身边，被吃的就是我那可怜的妈妈！六合乡星星村凡是从五九年逃出命来的人都知道这件事情。 妈妈！您好惨啊！您本是壹个大家闺秀，可是亲娘死得早，您没有读过书，找不到壹份工作求生；看见父亲他们家有壹大堆谷子，心想有饭吃能够过日子就嫁到乡下。谁知老天不长眼，遇到五九年这个大难逃不出命来。我苦命的妈妈，您天生本分善良，从不拿人家壹针壹线，更说不上在哪里偷点什么东西来填肚子，还要将吊命的面茶腾给我和弟弟吃，妳自己就饿昏倒，甚至活活就饿死了！父亲和妳壹样老实善良厚道，女儿也和妳们壹样，都遵守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可哪知道碰到那样的世道，老实善良的人只会被活活饿死！ 妈妈离开我们后几天，奶奶还带著我和弟弟去王院子食堂打面茶吃，那哪儿是面茶啊，清来照得见人。可不几天奶奶也倒床起不来了。奶奶怎样死的？埋没埋？埋在哪儿我都不知道了。因为生产队的干部说我和弟弟太小，没人照管，就叫我们到食堂去住，那里有炊事员、保管员看壹下。住在食堂，听起来好听，可失去了爹娘和亲人的庇护，什么人都来欺负我们。可怜我们姐弟俩是多么的无助啊！我弟弟可能5岁多壹点，我6岁多壹点，靠谁啊？举目无亲！失去了爹妈的保护，几岁的孩子能做啥啊？我和弟弟失去了亲人的保护，才知道没爹妈的孩子连草都不如，任别人打、骂、吐口水、欺负，都不敢吭声。我曾经有壹次去扯鹅香草，碰到那个姓李的壹只眼的队长，他抡起指头在我额头上狠狠叩“拽栗子”。我和弟弟时常想，如果有条路能够走到天上去，可以见到父亲和妈妈就好了。两姐弟经常会十分懊悔地说：“晓得这样子，我们就不吃爸爸的馍馍了，他就死不倒了。就有人疼我们，关心我们，保护我们了！”但这壹切都壹去不复返了！ 弟弟把命丢在孤儿院 我和弟弟成了孤儿。可能是荥经县的孤儿太多了，县上就办起了名为“幼儿园”的孤儿院。把很多孤儿都集中到壹起。在孤儿院里，大的吃小的，小的吃更小的，以恶为胜。管理人员也许是人少顾不过来，也许就是睁壹只眼闭壹只眼，没人管，没人关心弱者。我和成群结队被欺负的小孤儿们天天无奈地小声哼唱著壹支大点孤儿编的儿歌：“壹九五九年，爹妈饿死完，把我送进孤儿院，还骗我是幼儿园……” 我在孤儿院里，老是受欺负。我所在的班有个姓王的自称皇帝娘娘的大孤儿，全班都由她管，支使男生们帮她翻墙出去偷菜头、菜杆来吃，欺负我们比她小的女生。其中，我是受害最深的，我们吃的饭是用小砂锅蒸的，每个人壹砂锅。她叫我每天背著老师把自己的饭端到寝室里给她吃。如果不听她的，她就会支使男生打我。背上壹拳、胸口壹拳，叫“穿心锭子”。除非是炊事员把水加多了像稀饭壹样的，她就不要。我最盼望的就是每天都能端到像稀饭壹样的饭，那样我就有吃的了。我们班好多人都被她逼过把饭给她，但我是受害最深的。因为我在那个班最小，她专门找我。有时候大家在拿饭，她把蒸得最干的那锅饭推给我，叫我给她端到寝室去，还要背著老师。我的饭经常被她吃了，实在是饿得没法，就和其他那些都壹样被打的孩子、被抢了饭的孤儿壹起，到街老头的田里掐“潮颠”（苜蓿），掐来就塞在嘴里。被人发现了就会被撵著、追著打。我们经常被撵得壹个田坎栽壹个跟头，爬起来又摔倒。在孤儿院里，我没吃上过壹顿饱饭。 弟弟被送进孤儿院后，简直就是掉进魔鬼窟里了，受的苦更多了。弟弟人小，先是头上被人传染上了“疤脑壳”（脱发性黄癣），被集中到壹个患了疤脑壳的班里。那个班有大的有小的，有的大了很多，那些大的就逼著小的把自己的那份拿给他们吃，甚至直接抢来吃。我弟弟饿得没法，就自己钻出围墙去大街上捡被人踩烂的萝卜皮吃。他把自己的破棉衣的下摆掏空了，塞满捡的那些又黑又脏又烂的萝卜皮，回孤儿院里充饥。弟弟十分懂事，虽然他小壹些，还经常顾我这个姐姐，把他的饭端来给我吃！我说弟弟啊弟弟，妳为什么要这么做啊？姐姐不吃妳吃，这是妳的口粮啊！弟弟还说，妳不吃他们还是要给我抢去吃。经常我们俩姐弟就会抱著哭在壹起。弟弟由于长期没有吃到油、盐和粮食，得了肿病，严重的营养不良和病痛，使我那可怜的弟弟在孤儿院临时医院里，没几天就离开了这个悲惨的世界。 我弟弟快死的消息是本乡古城大队壹个叫宋金琼的孤儿告诉我的，她说：“六蓉，听说妳家弟弟要死了，妳快去看看！”我找到我弟弟的时候，他在床上躺著，两只眼睛都在流泪，眼泪双个双个地不停往下流，嘴巴壹张壹张的，好像想说什么又说不出来。我不知道那就是快要死了，还对弟弟说：“我读书回来就来看妳哈。”那时候我是多么的笨，多么的没用啊！读完书大约是上午10点，我马上跑去看我的弟弟。到了孤儿院的医院，上午弟弟躺过的床上已经没有人了，我问管理人员我弟弟呢,他们说“已经死了，在停尸房里头”。我找到停尸房里，打开门，看见好几个不认识的死人，有蜷在壹起的，有直挺挺的，有仰著的，俯著的，有的眼睛睁得大大的，有的是半睁著的。也不止是壹个孩子在那里，还有好几个娃娃。我壹眼就看见我弟弟，他壹丝不挂地躺在地上。我扑过去，我弟弟身体都还是温的，眼睛也是睁著。可是我再怎么叫他，他都没有反应了。我抱著我弟弟的身体大声哭喊著，哭到最后我的眼泪流干了，声音也哭哑了，有气无力地抱著我的弟弟，伤心，绝望，无助，心肝都碎了。我失去了最后的壹个亲人！我的弟弟才6岁，就离开了这个悲惨的世界！ 我请那些管理员拿套衣服来给我弟弟穿上，有个管理员拿来了壹套半新旧的棉衣棉裤来。我给我弟弟穿上，穿上了我还是紧紧抱著我的弟弟失神落魄。弟弟的死让我对生存完全失去了希望。在家里，大人们都饿死；进了“幼儿园”，弟弟还是被饿死。那些管理员叫宋金琼来拉开我，把我弟弟放进壹个背篼里背走了。我实在是丢不下挂念我弟弟的心，就壹直哭著跟在背我弟弟的那个人后面，宋金琼他们壹直都拉著我。远远看著那个人把我弟弟背到开善寺后面的河滩上（就是后来的东方红水电站放水下来的那个河滩）。就这样，我们壹家七口人就只剩下我壹个了。 家中死去的六个亲人，除了父亲和曾祖母的遗体留有个坟堆之外，其余的全部都不知埋在哪里。那个年月，很多人走著走著就死在路边了，路死路埋，沟死沟埋。所谓的埋，也不知道掩埋到没有。那个时候，死的人也多，到处都是，不管哪儿的坎坎上、田边上、地头、路上，到处都是死人，有人埋的呢就是拉来随便用土盖壹下就算了，没人埋的就在露天里慢慢腐烂。走在路上到处都看得见白骨。真的是荒无人烟瘟神当道鬼唱歌的年月啊！ 永远的思念 在这场人间劫难中，我失去了六个亲人。几十年来，我无时无刻都在怀念著他们。几十年来，我无时无刻不在思念著他们，有时候甚至会想，也许这只是壹个梦吧，突然哪壹天他们会回来的。我的父亲、妈妈，弟弟、妹妹，奶奶、曾祖母，他们都还在世上活著呢。是的，人生就是壹场大梦，我的亲人，他们都到另壹个世界里了，只留下我壹个人孤零零在这人世间，尝尽酸甜苦辣，看尽世态炎凉。都说亲不怜贫，更何况我是壹个孤儿。除了想念他们，我没有壹个亲人可以依靠，没有巴掌大的地方可以立足。最苦的时候，我曾经好长时间梦见我弟弟来接我去他家耍，听见很多锣鼓敲。也许那个时候我所承受的人间苦痛磨难，我的亲人们在另壹个世界都看不下去了，派最后和我离别的弟弟来接我吧？ 熬过那些年月，每年清明上坟，我常常望著老家那壹丛丛竹林壹片片油菜花、壹条条河沟田坎，揪心地想，妈妈啊，您在哪里？还有弟弟、妹妹、奶奶，妳们在哪里啊？不是因为清明节我才想起妳们，而是因为清明节，我更加思念妳们啊！ 我最想最想的就是我亲爱的妈妈。妈妈呀，您的女儿想妳啊！您的命怎么这么苦啊！？没过几天舒心的日子，死后都没有壹个全尸！零碎的遗体也不知道在哪儿。看见别人清明上坟，女儿到哪里去找您的尸骨啊？！妈妈呀！您是天底下最苦命的妈妈啊。妈妈妳还有阴魂么？您的阴魂在哪儿啊？您在生的时候，女儿年幼没能尽壹份孝道，您死了女儿没能扶壹下棺材，甚至连最后壹眼也没有见到您，现在每年的清明想到您坟前挂壹束纸钱却不知您的尸骨在哪里。您来到这个世界上连饱饭都没有吃过几顿就去了。妈妈！您舍弃性命让我逃出命来，我今天过得很好，妈妈您就放心吧！不管您在哪里，女儿永远想妳，永远铭记著妳，妳是世界上最好的妈妈！女儿永远怀念您！ 当我为父亲和其他死去的亲人的坟头挂起壹束纸钱的时候，我就想也应该为妈妈，为弟弟、妹妹、奶奶，也挂上壹束纸钱。可是，他们坟头都没有壹个。他们都去了，我既不知道他们具体的生卒年月和具体时间，就连我自己的生日是哪天，也是本队的其他人估摸著告诉我的。 荥经的“五九事件”，不单使许多人家失去了亲人，而且还失去了为多数亲人遗体入土安葬这个人世间最原始最基本最起码的精神追求。古人怀念亡人，尚且有“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之说，而我面对苍天，面对原野，却无法找到逝去亲人的坟堆，我连普通人上坟的资格也被无情地剥夺了。妈妈作为壹个生于富庶之家、心地善良、贤惠厚道的大家闺秀，怀著人间最朴实的最低要求，以不会挨饿作为人生过日子的唯壹追求，从县城下嫁到荥经县最富庶的坝子，不仅被活活饿死，死后还被人煮食。当时主政荥经的官员们，对内大行法西斯式的管理，对农民捆绑吊打、无所不为；对外封锁消息隐瞒事情真象。都说天理昭昭，但天理何在？荥经因为“五九事件”而闻名全国，荥经的当政者在百姓心中臭名昭著，将被后人切齿痛恨、千秋咒骂和唾弃。 我父亲的名字叫杨云春，妈妈叫李德蓉，弟弟叫杨六贵，妹妹叫杨六群，我奶奶娘家姓王，曾祖母姓什么不知道了，只知道她是1935年红军经过荥经时建立的红色政权——荥经县苏维埃政府主席杨春和的妈妈，曾祖母就生了我爷爷杨春熹和杨春和两个孩子。我在壹家人中能够逃生，今日能够记下他们的名字和姓氏，同他们对我的疼爱、为我所作出的牺牲乃至付出的生命，是分不开的。我是不幸的，六岁便成为孤儿，在人世间的风霜雨雪中艰难长大；在那场大劫难之前，我也曾经过著无忧无虑的欢乐童年，是父母弟弟他们六口人用生命使我从劫难中逃出命来。 适逢雅安市政协要编辑出版荥经五九事件壹书，我怀著无限伤痛之心，将久已尘封的，绝不情愿提起的话题和那惨绝人环的往事写成壹段回忆文字，谨此深切纪念我的妈妈，纪念我逝去的壹家亲人。 （作者为退休职工，当时是六合公社农民） 回忆童年那段逃命的日子 刘泉兴 壹九五九年，我九岁。我是壹九五七年秋天上的学。刚入学的那阵，学校是秩序井然的。那时的六合小学包括了后来划给公社作农机站的圣母庙在内，教室很宽敞，厕所也很卫生，操场是上下两个，在圣母庙的下操场还有壹座带四面梭板的木制的楼亭供小学生课间活动。学校为学生烧了随时可以饮用的开水，桌子上摆著供大家饮水的瓷盅盅。中午学校为家远的：芒生把带来的馍馍蒸热。 不久反右派开始了，我们年纪小，不晓得啥叫右派。只是看到学校办公室的壁头上贴上了标语还有漫画，那漫画卜把右派的心画成黑的，是坏人。但是不久的壹件事，使我觉得右派并不壹定都是坏人。那是从雅安农学院来的—个右派老师，下放到六合劳动，住在星星八队，戴著眼镜，干瘦干瘦的，会画画。壹天他悄悄对我说，妳会逮青蛙不？我说会。他说，妳逮点来，我给妳买，两分钱—只。我说，妳说话算话？他说，我不哄妳。我当时正想买壹本小人书，可惜没有钱，于是我就从打了谷子的田里逮了11只青蛙，卖给那位右派老师，他给了我二角伍分钱，我用2角2分钱买了壹本电影连环画《地下尖兵》，剩了三分钱买了三个糖。我觉得这个右派老师又老实又大方，他的心不是黑的。 进入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是在五八年。那年的春节似乎结束得特别快。当第—壹场春雨滴滴塔塔下过之后，寂静的田野上，到处响起了毫无节奏的锣声和人们的咬喝声，让人感到十分惊恐不安的除四害开始了。挨家挨户拿起竹竿打麻雀，把好多长得十分好看的雀鸟都打死了，壹堆—堆的往坑里埋。好象所有的雀鸟都成了人的敌人。那年春天，再也听不见往年熟悉的“儿紧困起”的布谷鸟叫声。看到壹些被打得半死不活的鸟痛苦挣扎的样子，我从内心可怜它们，也从内心对大人们的做法表示不满和愤怒。 学校也开始乱起来了，操场变成了集体的打麦场，教室堆放著从田里头割回来的麦捆子，上课也开始到处搬，今天变个教室，明天变个教室。公社开始办食堂。壹开始是七八户，十几户人家联合办的小食堂。记得当时我们住河沟坎，大约有二十来尸人，在高梁湾唐启章家房子里办的食堂吃饭。天天都是老胡瓜和玉米吊奇粑馍馍，老胡瓜就是开水煮熟放点盐，完全失去了家里做的味道，吊奇粑馍馍也是半生不熟的，我不明白人人们为什么要整这种名堂。 不久因为父亲上大矿山去炼钢铁当工人去了。母亲—个人拖我和两个妹妹，到食堂过河过水的不方便，就租了王石桥王家房子住，从河沟坎搬到了六合坝街子上，在公社隔壁食堂里吃饭。没几天，小食堂又合并成大食堂，在王石桥现在星星八队的院子里。名叫三食堂，几百人就在那里吃开了。大食堂开头几天确实是热闹非凡的，几百人妳进我出，坐下吃的，站起吃的，蹲在街沿坎上吃的，争先恐后，熙熙攘攘乱成壹团。大锅饭，大锅汤，男女老少壹起上，不分天南海北，吃得饭饱食胀，农民壹夜之间就进入了共产主义天堂。 多数的男劳力都上矿山去办钢铁了，农村头剩下的都是妇女。于是搞白工夜战，打起火把搞生产，说是“穆桂英”。六合坝街口牌楼子那个地方扎起了木头牌坊，吊了几个装了泥巴的箩筐，栽了两窝红苕，壹条十分醒日的横幅大标语“向空中要粮”。干部的热情很高，县委办公室和广播站搬到了星星—队李定基家院子里，在大喇叭“亩产万斤放卫星”的口号声音鼓动下，干部们在星星二队大埂上田头搞深耕密植试验田，壹块田头倒上千担粪，挖地三尺，秧子栽得不到二寸远壹窝，结果壹根都没有活起来。五宪公社发生暴乱，说是热溪沟出了皇帝娘娘，打死了公安局的人，雅安调来了解放军，六合的民兵也组织起来去逮皇帝娘娘壹伙人。 大概是国庆节前后的壹天，街子上突然又组织起民兵手握梭镖和步枪站岗放哨，如临大敌，说是“短”（阻挡）金堂华阳从矿山上往回跑的民工。可能民工中死了人要抬回去，县里不准他们回去，就组织了武装设卡，逮倒就打。有些只好从董家湾绕道崖板滩顺河边走，那些没有绕道硬闯六合街子的人被打得鼻青脸肿，抬尸体的人放下尸体就跑，恐怖极了。学校三天两头的放假，老师领著高年级学生去皇仪公社背铁巴（铁饼）。 标语口号满房子天壁上都在写，“超英赶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还有壹条叫“学芦山超天全”，我当时心里想，芦山天全恐怕也是和美国英国壹样的国家。 这种高温高热的喧嚣壹直热闹到五九年开始慢慢冷清下来，冷清到肃杀的程度，到后来就是壹片萧疏和苍凉了。 当天气慢慢变凉的时候，食堂里已经开始吃和著谷糠的馍馍 了，并且每个馍馍上按了手印，从壹号二号直到五号，按人头分劳力壹人壹个，其中五号是最小的，大约有壹两谷面做的，我就吃的是五号。 随著壹阵阵刺骨的寒风夹著雪花吹来的时候，学校里教室中的同学也越来越少，到学校读书的同学，也是三五个人，又冷又饿浑身发抖龟缩在教室角角上，东倒西歪没精打采， 壹个个脸色越来越难看，偶尔出太阳就到教室外晒太阳，逮虱子。老师到了这个时候也再不能把课上下去，处于停课状态，很早的就放了学。大家各人到已经种了小春的地头去掏没有拾干净的烂红苕，如果有幸掏到壹根半截指姆大的根根，都会如获至宝高兴的不得了，马上就送到嘴里充饥。 到了接近年关的时候，食堂里连谷面馍馍也没有了，百人排起长队提著沙锅去打谷面茶，壹人壹汤瓢。人们开始寻麻根、棕心、枇杷树皮子充饥。家里有猪皮背系，皮撮箕之类的也都寻来烧著吃。记得我当时除了挖过麻根吃，还到河沟头逮小螃蟹，生的就吃了。食堂里排队打面茶的人也越来越少。有些已经饿倒床了，有的饿死了。有的父母为了让儿女活下来，把面茶打回去壹口也不吃，腾给儿女吃，自己就吃青草，鹅香草。干部和积极分子仍然是积极的，那些人壹边千方百计克扣社员口粮，多吃多占，使自己吃得白白胖胖：壹边对那些已经饿得皮包骨头的人张牙舞爪，不准人家户冒烟生火。发现哪家煮鹅香草，冲进去把沙锅踢翻，甚至往死里打。有的人是到死都没喝上壹口面茶。在三食堂，我亲眼看到壹个老头拄著壹根竹杆，壹步壹步战战兢兢的移动著脚步，艰难地提著沙锅，等那汤瓢属于他自己的面茶。不知为什么被壹个干部壹脚踢去，那个老头当即倒在食堂舀面茶的窗口外死去，直到死都没有喝上那壹口面茶。那个时候，壹些干部打人甚至打死人都很平常，甚至很时髦，跟打猪打狗差不多，打人似乎成为壹些干部政治觉悟和工作水平高的体现，在他们眼里，人已经不如壹头牲畜。我有壹个姨表兄叫永全，饿慌了到食堂里拣地上的牛骨头啃，被几个干部积极分子几脚就踢死了。还有壹个叔伯舅舅叫刘明郑，还是土改时入的党，也曾经带领大家搞合作化，据说他说了几句不该办食堂的话，就被壹些干部用柴花子（劈柴）打死了。人们生活在极度的饥饿和极度的恐慌之中。面对著随时被饿死或者被打的两条死路。人们开始想方设法逃命。稍微还有壹点力气的人偷偷上山去挖蕨鸡根，食堂里的面茶里，面越来越少，糠越来越多，许多人吃了糠无法解出来，直到胀死，大人为小孩壹点壹点把糠从肛门里掏出来，几乎是家家产产每天的事情。 1960年的春天到了。那年的春天没有鸟语花香和明媚的阳光。正月间，天空中响起了炸雷，乡坝头的人说：“正月打雷黄土堆”，要死好多人的，果然到处都在死人。有的是壹家壹家的死完了，有的壹家七八口死来只剩下壹两个孩子，成为孤儿。路边上到处是新埋的坟，有些甚至连脚都没有埋好，露在外边，随著天气渐暖和气温回升，到处都闻到壹股股腐烂的尸臭味。后来的县委书记到省里开会说，荥经县死了近—半人口。山上的豹子也大摇大摆的下山来了，因为到处都是死人或即将死去的人。有几次甚至进了城，我那时候已经不怕死人，只怕豹子。可以行走的人都是脸青面黑的活鬼，只剩壹副皮包著的骨架。如果偶尔遇到有人样的，那人绝对是干部或炊事员。从五九年到六O年，人们相见，互相祝愿的壹句话就是 “把命逃起来”。我听得最多的壹句话也是把命逃起来。父亲生前与母亲天天在壹起说，要把两个娃娃拖大，把命逃起来。我外祖母临死前反复叮咛我要把命逃起来。“把命逃起来”成为千万个家庭即将死去的人对活著的人的唯壹希望，特别是父母对儿女的希望。许多人在鬼门关上垂死挣扎，他们都希望能把命逃起来。六O年的六合小学变成了医院，每间教室里的地上都躺著浑身浮肿的病人。每天都有从躺著的病人中抬出去的死人。 我的父亲，就是在60年的2月28日下午，在六合小学的医院里，永远闭上眼睛的。在此之前，父亲住进医院已有两个星期了，那天我特别想见壹眼父亲。父亲住院后，我壹直没有去看他，原因是父亲平时十分疼爱我，我怕他再腾那口稀饭给我吃，所以没有去。那天下午，我走到操场上，看见所有打稀饭的沙锅都被端走了，只剩下我熟悉的父亲使用的砂瓢子还摆在那里没有动，我心里立即涌起了壹股不祥的预兆，“该不会是父亲……”我不敢想，立即到躺著病人的三间教室去寻父亲，寻到父亲的时候，他已经不行了，在我连声呼喊下，他微微睁开眼，用极其微弱的声音对著我的耳朵说，“要把命逃起来，以后日子好过了，还是要好好读书……”我跪在父亲身旁，眼里禽满了泪花，没有哭出来，眼泪也没有掉下来。因为我晓得，哭，对我来说已经没有用了。今后，唯壹的想法是如何把命逃起来。 光阴似箭，转眼间童年那场恶梦般的日子，已离去几十年了。历经了难以言尽的艰难困苦，我成为侥幸逃脱性命的半数荥经人中的壹个。几十年过去，每当想起当年那些路边地头，横七竖八，伸胳膊露腿的冤死者，至今仍不寒而栗。逝去的已经逝去了，历史无法改变。现在回想起来，造成那场悲剧的原因固然有很多，但是不可讳言的是，最大的原因是壹些人，为了追逐功名利禄，昧著良心说瞎话，为了头上的顶子而瞒上欺下，溜须拍马，不惜以百姓的生命作为官场上捞取资本的筹码，从“亩产万斤”到“反瞒产私分”，撒下壹个又壹个弥天大谎。在这些欺世盗名之徒的吹嘘中，千家万户的农民，最终沦落到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绝境。这些功名利禄者为官壹任，祸害壹方的劣行，最终使他们成为荥经人不能忘记的、千夫所指、遗臭万年的历史罪人。世事千变，浮生壹梦。过去的已经过去，乞祈上苍，今后的官员能多壹些言寡而实的君子，少壹点言过而虚的小人，以保黎庶百姓之安康。最后，以壹篇《念奴娇?忆》作为本文的结束语，以告慰和追念逝去的亲人。 花开花落，渐去渐无影，风搅残雪。不堪回首少年事，惊梦几许寒彻。春去秋来，十年寒暑，掠生死数劫。亲不怜贫，凄凉谁人识得？ 别去四十载，音容依旧，却难通信息。应恨春光流不尽，富贵功名毛屑。乾坤日月，浮生壹梦，世事千变叠。试问苍天，人间多少曲折？ （作者为政协干部，当时是六合公社农民） 我的童年 田久芬口述 与妻共忆往事，她爱说：“要说苦难，妳家比我家就差远了。妳家在‘反右’前还有壹段小康日子，更没有过过五九年，算是相当幸运的了。” ——记录者吴阿宁 我家原住花滩坝，田家虽是大族，但我家这壹房却没什么田产 爷教书，奶奶还要靠推豆腐、做挂面卖添补家用，但“土改”仍然还是划为地主（田家壹个捡来的孤儿，取名田芳普，当长年守门，也划为地主）。53年我家被撵到“大寺上”（双江乡光和村），全部家当只有壹口挑箱，壹床铺盖，壹个马桶，筷子都没有壹双。五口人分给庙里壹间火炉房。在那里只住了壹夜，没法生存，于是把二哥抱养出去，把我丢给家婆。当时正开辟108线，伯伯（注：荥经方言叫父亲伯伯）、妈、大哥（八岁）就长住李家岩壹带锤石头挣钱，挣了点钱买起了锅口碗盏、锄头、背篼、弯刀等，才重新回到大寺上。庙里和尚见我们造孽。送给我们壹根板凳和几块木板，木板搭成唯壹的壹间床。分的田地又远又高又瘠薄，伯伯、妈白天帮人做庄稼，妈晚上还要给别人做针线，所得工钱主要是吃的：米、面、馍馍、腊肉、青菜等等，我们经常要等大人回来才有吃的。他们有时背煤炭到花滩卖，壹天能挣壹升多玉米。 大哥久耕10岁就去拖煤炭。第壹天从早干到晚，挣2800元（2角8分），后来慢慢能挣到壹万元（1元），赶场时终于敢吃壹碗面。拖煤炭每天要发壹亮壶子清油作照明，约老称2两。为了赚点油回家，他壹进槽门就把灯吹熄，完全赤身裸体摸著黑在炭槽子里拖船子，快出槽门才点燃，不然被管事发现就不发给油了。为此，他的额头、背上撞得新伤压旧伤。油拿回来，根本舍不得点亮，全部用作滋锅、做馍馍、弄菜。家里根本就没有灯，要照亮就点干竹篙。除了油，他每天还可以带壹小背篼烧火炭回家，这样，生活稍微改善了壹些。记得他第壹次回家全身漆黑，只有眼睛在转，把我吓得大哭起来。 穿的全是从成都嬢嬢处拿来的旧衣裤，旧衣裤的少部分归我们穿，穿得补丁重补丁；大部分要拿去换吃的，妈背著衣物钻山沟走人户，换回壹些玉米、洋芋、豆豆。 最恼火的是从54年开始伯伯的脚就溃脓腐烂，无钱医治，经常痛得呼天叫地，基本上就不能劳动了。后来他那只脚的五个脚趾全部烂掉，只剩脚掌。但壹直到他61年因此去世也没有去医院正经医过，基本上就是我们扯些草药来敷，最好的医治就是买几包“渴龙奔江丹”。所以，里里外外、大大小小事情基本上是妈壹个人在操持。 我原来还有个弟弟老三，样儿长得特别乖，但因为长期吃乱七八糟的东西，得了胆道蛔虫。送到县医院7天得不到治疗，因为正逢58年“反右”，医生壹天到晚开会，说是不敢单独给我们这种成分的人处方，活活痛死，死时嘴巴鼻孔到处爬出蛔虫。 就在这样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妈只要有壹点点机会和条件就坚持要我们上学读书。四姊妹上学虽是断断续续，总算成绩还不错，而且都小学毕了业。为此，每当开斗争会时都是壹大罪状（因为许多贫下中农的娃娃都没有读书）。 开斗争会是那个时代“正常生活”的壹部分，自土改以后不久，伯伯因为脚痛残废，后来大多数时间在几个煤厂守炭棚子，很难回家壹趟，所以每次斗争会都是妈去抵倒。她去挨斗常要背个娃娃（比如我），别人见是女的，又有娃娃，打也不凶，多是跪磁瓦子、带尖尖帽、游街之类，最远游到过花滩坝。到了59年“反右倾”、“反私分瞒产”就逐渐凶险起来，各公社普遍违法乱纪，常常打死人。按惯例不管开什么斗争会都要拉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陪斗。特别是有段时间斗争会由光和村与大理村两边的人交换斗，于是互相报复，经常打得血肉横飞。壹次，那些人说大哥“叫得很”，壹定要抓他和妈壹起斗，妈就把大哥藏起来，自己壹人去了。那次被斗的13人，很快死得只剩下3 个（另两个是杨成功和邓绍刘）。妈年轻时个子高又漂亮，头发又黑又长，在脑后挽个很大的纂纂，那回全被扯光。当时按军事化管理，我们被安置住童家山，她不知爬了好多个钟头，天快亮时才爬到门槛外敲门。大哥壹步从竹楼上跳下来，把妈拖进火炉房，他觉得自己愧对母亲，跪在地下把头磕得咚咚响，哭求老天壹定要救妈的命，我们都不敢大声哭，怕被别人听见。妈除了没有头发，整个脑袋肿得像个“大头和尚”（壹种演出的道具），鼻子眼窝肿平，壹直昏迷了三天。我们每天把她的嘴撬开，灌些稀饭汤汤进去，完全没有用药，想不到她居然活下来。 荥经流传壹句民谚：“过得寅卯年，赛过活神仙”。说寅卯年就是59年，“59年”这个词壹直到现在都是荥经县的忌讳。全县到底饿死了好多人我不晓得，听说国内国外很多人在关注研究，我只说我家的事。我家基本存活下来，全靠大哥卯著命到处偷吃的才让壹家人苟延残喘。 59年下半年，公共食堂每顿半碗米汤也不能保证了，有时去迟，饭开过了，每人发三颗发胀的玉米籽。最要命的将近壹个月完全不开伙。我们金星队原来300多人，迅速减少到140几个。畜牧队120几个剩40多个。大哥满山挖藤子根、蕨基根，或者到很远壹个叫“天星眼”的煤炭厂旁挖观音土，四乡的人都来这里挖。观音土好吃不好疴，个个胀得惊叫唤，互相用竹棍撬。有疴出来的，硬得像石头，支部书记去踩都踩不烂。幸好那年的鹅香草长得特别好，救了许多人的命。我天天在门外干田里寻鹅香草，四弟久康专门负责爬在门槛上盯住我，壹旦我被田坎遮住，他就要大声喊“姐姐，妳出来嘛！”这是因为我身上虽然很瘦，但脸上总有点胖而且红，家里人生怕我被人偷去吃了。 太平坝抱养二哥久耘的宋家11口人死得只剩壹个老奶奶和二哥。老奶奶是私藏了壹些粮食在夹壁里，二哥是得力于他放牛。他每天壹上山就到处掏各种根根烧来吃，但终于有壹天还是饿昏了。那牛是他从小喂大的，很听话。二哥叫它趴下然后爬上去，那牛把二哥壹直驮到公共食堂停下。大哥闻讯去看他时，他已经骨瘦如柴，走不动了。大哥想把他弄回家，但毕竟还年幼，背不动。于是赶紧回家三天两头给他送些藤子根、蕨基根、野菜做的馍馍（我也去送过）。叫他把这些食物藏在牛栏房的玉米壳堆里，晚上偷偷拿出来吃。直到他吃得能够走路了，才与壹个家门中的舅母（也是光和村人）连走带爬回到家。到家时连门槛都翻不进，见了我，叫壹声“妹儿”，壹头从外面栽进来。 眼看壹家人实在活不出来了，妈就叫大哥去成都嬢嬢处求救。他身上只揣了2角钱就出了门，说，无论有无办法最多壹个星期壹定赶回来，大家就伸长颈项望他。壹星期后的下午，我接他壹直接到十几里外的花滩坝，最深的印象是至今没有见过那天那么大的鹅毛雪。老远看见壹个瘦小的身影背著个大包袱壹耸壹耸地在风雪中走来。我大叫壹声“大哥！”冲上去。大哥二话没说，飞快解开包袱，抠出壹小块红糖就按在我的嘴里。然后欢天喜地壹道去花滩仓库用粮票买粮，1斤粮票可以买5斤碎米子，我们买了几斤粮票的。两姊妹高兴得无法形容，说说笑笑回家，老远就看见妈扶在门框上望我们。 大哥讲，他出门后壹路步行、爬车，第三天在邛崃遇上个好心的“陈师傅”，直把他带到成都。嬢嬢正开会，他报了家门，警卫通报，嬢嬢会议完毕来见他。他当时穿的是姑爷的旧棉军装，有大又脏又黑，壹副叫花子样。 嬢嬢把他带回家，先拿出壹块萨其马充饥然后做饭。嬢嬢虽是成都市东城区书记，但每月口粮也只有1 3斤，姑爷已去世，留下三个表弟，负担也很重。她给了大哥几十元钱、10斤粮票、壹些吃的、衣物，壹再叮咛千方百计自保。那时供应什么东西都要票证，而止咳糖浆不要，就买了好多瓶，叫他带回来。大哥怕家里死人，不敢久待，急著走，嬢嬢只好买了车票叫他赶回来救急。 其实当时并不是完全没有粮食，而是有粮不敢放赈救灾，我们住的大寺上就是管理区（大队）的仓库。58 年虚报浮夸亩产几千、上万，接下来自然是高征购。征来的粮食除了堆在县仓库、区仓库外，很多管理区也设了仓库（太平坝盐店头也有）。但得不到特批，谁也不敢动这些粮食，后来61年开仓放粮都没有吃完。 邻居童大仁有四个娃娃，却没有壹个饿死，大哥注意观察，发现他原来是偷仓库，于是就尾随他，童分了七八斤给大哥封口。大哥后来就自己干，他身体小，钻得进仓底板下的虚脚，在仓底钻穿壹个姆指大的小洞，每次偷壹点点，然后用个小木塞塞住，伪装好。在这条生命之路上他前后爬了壹个多月，全家由此得救！有壹次他偷出粮食来，正遇上喊“逮贼”，不敢回家，连人带粮食壹齐藏在古墓里，在古墓里睡到天亮才出来，壹看自己的“枕头”，竟然是壹个骷髅。那次抓住另壹个偷粮的，是童大发的女婿，命大，没有被打死。 大哥最冒险也是最精彩的壹笔是杀牛而没有被发觉，当时壹旦发觉，必死无疑。试想壹个十四、五岁的少年，不要任何帮手，独自壹人半夜起来偷出壹头被人看守著的大黄牛，捆绑，杀死，割肉（壹小部分），掩藏，其胆量和智慧真是非比寻常（听他讲细节惊心动魄）。其他也有偷杀成功的，但往往“会偷嘴不会抹嘴”，死于非命，童志友的哥就是例子。伙伴柴友明壹起偷保 管室红苕，几天后被清查人发现砂锅上的残渣，他老子被打死，但至死没有咬出大哥。大哥还偷过保管室的花生油、盐巴，自制过“金星食堂”假饭票。 田久耕像偷回的东西就藏在家里壹个很小的地窖里，壹直到过完粮食关都没有被发现。挖地窖都在晚上，大哥用壹把木匠的凿子壹点壹点地撬，撬出来的泥巴用书包挎出来分别倒在几户邻居们的茅坑粪水里，壹点也不显眼。半夜三更煮东西吃，面上煮壹大锅野菜，各人藏在被单窝里悄悄嚼。 这些事我们现在讲起不觉得丢人，如果哪个荥经农民说他59年没有偷过，那他壹定有比偷人更凶险、更见不得人的手段存活。 61年开仓救济，办肿病医院，伯伯就在医院里去世的（主要是因为脚痛）。后来政策允许有自留地，又准许在田边地角增种。玉米、红豆子的种子卖到几分钱壹颗。当年秋后大丰收，所有的人终于逃出“细粮关”这个鬼门关，修炼成了“活神仙”。 62年，大哥到太平坝“上门”（入赘）后，妈、二哥、我和四弟都已是劳动力，粮食分得多，还要分钱，回头接济大哥了（他娃娃多起来）。饥寒算是解决了，但“运动”仍然是壹个接壹个。“四清”、“社教”、“文化大革命”……，我们这种成分的人过的日子有多恐怖就不细说了。直到“四人帮”倒台，“十壹届三中全会”取消了万恶的“阶级斗争”，我们才过上与贫下中农平等的日子。 （口述者当时为双江公社农民） 回忆荥经“五九事件” 郑年钰 壹九五九年4月3日我调双江公社(现花滩镇)任党委书记，全公社26个生产队，水稻田1 967亩、玉米地687 1亩。按时栽种、及时管理，生产是好的。但这年冬天发生了前所未有的群众挨饿、患肿病大量死人事件，与全县发生震惊全国的五九事件类似。现将死人事件的原因，以我亲身经历所见叙述如下： 壹、五八年抽调壹千多个劳动力搞钢铁未回来种地丢荒了1200多亩地未冬耕，我去后才组织复耕。另有五八年的小春播种赶时间强令完成。民主、光和两村约有400多亩小麦，行距宽3米多种单行，对五九年粮食产量有影响。 二、高估产、高征购是造成五九事件的主要原因。 壹九五九年八月，当时县委姚书记布置估产，我和驻社工作队长(组织部长成广裕)组织全公社干部对全公社大春作物逐田逐块进行估产上报。县委不同意，叫重估重算，要求要达到在58年基础上增加21.5％，强调以此指标进行估产上报。这个指令性要求只有执行，否则过不了关。因此只有按县上要求产量集中全公社会计加算到队，计算到户。这个指标产量与实收产量有很大出入。接著县委以估产产量下达公购粮任务，加大种籽提留，全公社的公购粮任务达120多万斤，比58年实绩数将近增加壹倍。留种，加大亩留水稻20斤、玉米30斤。这样，社员口粮空缺很大，数字上留粮多，实际上留粮少。 我和全县各公社党委书记在县委开会，对县上下达布置完成公购粮任务两天都没有接受，向县委反映说，怕完成公购粮任务后社员没有吃的。这时地委副书记、专员贺志宽来听取汇报后批评我们说：“妳们这些党委书记要顾全大局，粮食还是装在国家仓库中稳当。自统购统销以来，哪年没有供应粮食?妳们把公购粮完成了，缺粮时向县委打报告，供应妳们。”这样我们才按县委分配下达公购粮的任务分到各队责令完成。 县委召开各公社党委书记会议后，立即抽调县级机关干部组成工作组，我们公社干部和县委成部长带的工作干部，分队包干，组织收打、晒、炕。按县委要求在国庆节全部完成任务，向国庆节献礼。有的粮食不干，除煤炭炕外还用大锅炒，把社员的竹竿都拉来烧了，打夜工都在送公购粮交粮站。县委天天晚上开电话会督促，完不成任务进度的停职批判右倾。结果各公社赶在国庆节前完成了任务。接著开展社会主义教育活动，批资本主义，把社员种自留地、养家禽家畜当成资本主义来批，通过批后全部收归集体。社员群众全部在食堂吃，蔬菜家禽家畜都没有了，壹家壹户的生活取消了。社员家中除住宿外，清贫如洗。 三、生活安排不落实，缺粮不供应是造成大量死人的直接原因1959年11月，县委传达生活安排指示：壹般农村农闲吃4两细粮，农闲少吃、农忙多吃、病号要照顾壹点。由于征了过头粮、加大了留种，剩下粮食不多，按每天4两吃不饱。向县委汇报要求供应粮食，县委不供应粮食，叫在群众中“反瞒产私分”，实际无私分，也反不出粮食。又叫我们去搞代食品，给我公社安排完成野生纤维10万斤(包括树皮、茅草根、米麻叶、淀粉等)。l2月11日，姚书记指示抓代食品，壹斤玉米壳中有4两淀粉，县委财贸部长王增秀在花滩供销社开现场会推广。 由于粮食吃得太少，食堂蔬菜跟不上吃，部分食堂从11月下旬起在粮食中加谷壳粉、豆角粉、稗子粉和厚皮菜、盐巴水。吃面糊汤充饥，油也没有，生活极度低劣，连续时间长达3个多月。部分群众体质下降，有的实在饿得很，挖野菜吃(如鹅香草、蕨菜根、鱼腥草等)，发生水肿病的很多。12月19日我向县委汇报，我公社从11月l8日开始在太平、民主管区发生流行脚肿病和伤寒。最初只有几十人，逐步在全公社发展为397人，死亡46人，症状是头昏心慌、四肢无力，由脚肿到全身浮肿，甚至拉稀，严重者直至死亡。面对这样严重的问题，县委指示：“开展防治扑灭疾病，服大锅汤，发红丸搞卫生。”而对要求解决供应粮食126000多斤，结果壹斤也不供应。这年冬天有些队发生偷杀猪、牛，偷红苕种，甚至把种在地中的洋芋种皮也扒来吃了，我如实汇报，缺粮仍不供应。而就在我公社光和村大寺上的分仓库里装著公购粮30多万斤，也不供应给社员吃。 我们眼巴巴看著社员群众挨饿，跟著群众过苦日子。我本人脚肿，家中父母、孩子没有吃的，死亡3人。1960年元月至2月死亡人数最多，全公社死亡人数约1000多人，现缺资料，准确数以当时上报的为准，群众称“过细粮关"。至今想起当时饥饿困境，真是不寒而栗。1960年3月初，地委领导到荥经检查工作，才发觉荥经死人及其产生的情况，向省委报告后，省委指示开始增加粮食，人平供应细粮壹斤，主劳动力壹斤半，对肿病人以管区(村)为单位，成立病院。省卫生厅派出医疗队来进行突击治疗，全公社五个管区集中约l000多人进行治疗，60年4月后，死人、发病才得到控制，而后好转，6月后逐步恢复正常。 以上是我亲身经历的回忆，对产生五九事件的看法。当时尽管有三高、五风席卷大地，但县上主要领导主观臆断、壹意孤行，对基层干部群众意见、缺粮呼声听不进去。面对当时缺粮现实，要求供应不解决，违背了实事求是的思想。全县仓库装著粮食2000多万斤，反而使人民群众挨饿死亡，这个惨痛的血的教训，值得记取并引以为戒。 本人书写的回忆已是40年前的事，事实存在，但所写数据有不准确和看法有不当之处，请批评、指正。 （作者当时为双江公社书记） 荥经“五九事件”回忆 黄世雄 1 959年冬至1960年春，荥经县农村普遍缺粮，肿病流行，发生了人口大量死亡的“五九事件"。尽管此事已经过去47年了，老年人们偶尔提及时，犹在摇头叹息；青年人听说时，感到不可思议。“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现就当年所见、所闻、所历，又能回忆的，略谈其梗概，供今后借鉴，不无益处。 “五九事件"中，到底死了多少人?这是人们比较关注的问题。可在当时是无法知道其详的，而过后亦只能道听途说，有说死三万多，有说死四万多。1998年12月出版的《荥经县志》无这方面的专记，按这部志书的人口统计表，倒还可看出壹些眉目。 “五九事件"前壹年的l958年，全县农业人口96347人(当时非农业人口有国家定量粮食供应，虽紧壹点，但不存在缺粮死人的问题，故只按农业人口计算)。l961年，已基本稳定的农业人63095人，减少人33252人(当然这减少的三万多人中，也不全都是因缺粮而死的，也有因病或其他原因正常减少的，不过其数目是相当有限的极少数而己)。这些减少的人口，占总农业人的34.41％，这不能不说是壹个惊人的比例。 “五九事件"又到底是怎样发生的?也是人们想要知道的事。据我所知，是在“大跃进”运动中，处理壹些事情，既不科学，更不按客观规律办事，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的结果。如1958年已到秋初时节，地里的玉米已挂包披红须，田里的水稻已含苞要出穗的时候，县委书记在县委召开的五级干部会上作报告时，要求大家回去后立即再育秧，在水稻的行距之间再栽壹行秧苗，在玉米的行距之间再种壹行玉米。使壹亩田地，变成两亩田地，使当年全县原计划粮食产量5700多万斤，再翻壹番，变成壹亿多斤!他还问大家“完不完得成?”大家不敢反对，只好违心地说“完得成"。在书记跃进思想倡导下，什么“堆堆红芍，空中红苕"、“亩产粮食千斤、双千斤"、“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等跃进口号先后提出来了。更有烈士公社，不惜劳命伤财，将若干亩已经成熟的水稻，发动群众白攻夜战，移堆到壹个大田里，号称亩产“万斤"，放了“大卫星”，还招请地区派人前来验收。种小麦时，强令实行深耕、密植，熏土下种，亩施肥万斤等等，所有这些不切实际的作法，都客观地构成了“五九事件"的前奏。 大跃进开始后，荥经掀起“大办钢铁”的高潮，除名山等县派来1.4万人的钢铁大军支援外，犹感不足，后在本县农村抽调大批劳动力分赴各个大大小小的洋高炉、土高炉炼铁、炼钢，以保证“钢铁元帅升帐"。时值秋收大忙季节，水稻、玉米无人收割，许多地方都烂掉在田间地里，是五九年由缺粮而死人的主要原因之壹。 这年夏末秋初，全县实现公社化后，很快办起了公共食堂，不许社员种自留地，不许个人开伙，全部到公共食堂吃饭。提出“公共食堂是人民公社的心脏"，谁不在食堂吃饭，就是破坏公社心脏。离食堂较远的社员，必须搬到食堂附近集体住宿，以便按时出工劳动。当时有社员反映：“我们现在什么也没有了，就是壹双筷子、壹个碗就进入了共产主义"。 公共食堂办起后，确也兴旺了几天，“吃饭不要钱，按月领工资"，“敞开肚皮吃饭，鼓足干劲生产"，是当时很响亮的口号。有的人在食堂吃饱后，怕晚上又饿了，于是随便将食堂的馍馍、米饭、蔬菜等拿回住地，浪费很大。六合公社星星管理区的公共食堂，就在公路边上，过往行人，或推鸡公车，背煤炭的人，可以随时进入食堂就餐，吃饱就走，不给分文。好景不长，国庆节后，不少食堂出现粮食紧张，有的甚至断炊。于是有的公社开始搞“壹平二调"，“刮共产风"。那时是以管理区(后为大队)为核算单位，公社将管理区的粮食任意调拨给其他食堂，这种平调的结果，出现大都叫喊缺粮。 1959年春，各公社普遍喊缺粮，要求县上供应粮食，于是县委在荥经茶厂召开五级干部的算帐大会。这次会议规模较大，连生产队的队委们都参加了，号称千人大会。会议不是认真分析缺粮原因，而是壹直追究“瞒产私分”粮食。责令揭发问题，交待问题，招出瞒产私分的粮食。安靖公社党委书记董正贤同志，反映了壹些具体实际情况后，马上被列为反面典型，宣布撤职，大会进行批判斗争，各小组展开讨论。这种“杀鸡儆猴"的办法，确实生效。各小组为了求得过关，只好胡编乱造，纷纷“交待"了“瞒产私分"的粮食。有说把粮食藏在马草楼上的，有说藏在空猪舍里的，有说藏在床下面的等，不壹而足。大会统计汇总起来，认为数字不小，可以吃到小春产新。因此，对地区打算给荥经的粮食返销指标不要了，各公社亦表示不向县上伸手了，都充当了好汉。这种自欺欺人的结果，促成问题的更加严重。很多地方出现群众挖蕨基根、挖巴蕉头、扯鹅香草和剥枇杷树皮充饥的情况，甚至有人挖白泥巴吃，导致排不出大便的问题。当时地委宣传部长刘恩，在石滓公社检查工作，发现这些问题后，立即向地委作了汇报，并要求给点粮食返销指标，安排群众生活。结果不仅不给返销指标，到后来的“反右倾"运动中，刘恩被扣上“右倾"帽子，首先挨打的就是他。 荥经的征购粮食任务，比较正常的1957年为贸易粮1210万斤。1959年因上壹年抽去大办钢铁的劳动力还有很多未回到农村，粮食作物未种足面积，管理又差，已经造成人为的减产，可是征购粮任务，反而增加到1822万斤。为了完成任务，秋收开始时，实行“全党动手，全民动员，全力以赴，大搞突击公购粮入库”运动。采取“四边"(边黄熟、边收割、边整理、边入库)、“四就"(就地入库、就地保管、就地加工、就地供应)的入库措施。发动各行各业和机关干部、职工帮助收打、背运、锅炒、火炕粮食，仅用五十四天，在国庆节前入库原粮2295万斤，比历年提前两个多月超额完成任务，严重购了过头粮。有的管理区完成入库任务后，很快就缺粮，就断炊，社员反映说：“我们种壹季粮食，连稀饭都没吃几天就没有了"。于是肿病开始流行，人口开始死亡。 在粮食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社员群众饥饿难忍，将集体地里的油菜、豌豆苗和刚下种的洋玉，或其他能食用的作物，私拿乱摸，用以充饥。可壹经公社，管理区的干部发现，就以“护青保产”为由，捉住就打，拳足交加。有的社员本来已患肿病，挨打后有的很快就死了。这就是过后开展反违法乱纪时，对干部集训的由来。这种打人之风，来源于雅安地委第24次扩大会议的“反右倾，’运动。时间大概是国庆节过后(记不准了)，会上首先挨打的，就是前面记述过的地委宣传部长刘恩同志。过后县上开展“反右倾’’运动时，亦照搬地委经验，层层打人。群众中，有人总结为：“地委打县委、县委打公社党委，公社党委打社员，社员没有再打的对象，就去杀猪杀牛"。所谓“杀猪杀牛"是当时确实有人为救家小铤而走险，去杀集体的生猪、耕牛。这类事壹经发现，多由公安机关以破坏生产罪拘捕法办。 1959年的冬天，在荥经出现壹个饥荒、灾难，路断人稀的景象。有的无名尸体倒卧田边地角，或横卧路旁无人处理。这些死者，多为外出寻亲投友，在途中冻饿而死。至于死在家里的人，有相当部份不吭声，不报告，目的是活著的人好继续领那份死人的“口粮"。以当时情况，即使都知道某人死了，但还不容易找到有力气的人来帮抬尸体。唯有食堂的事务长和炊事员，他们有条件吃得饱壹点，有气力抬死人，所以壹般死了人，多由事务长、炊事员将尸体抬去甩在原来的红苕窑里或其它隐蔽的地方，不作掩埋就走了。 在这样严峻的彤势下，作为当时的县委书记，应如何面对，如何采取有力的措施，控制死亡人口，实事求是地向上级汇报情况呢?记得壹次县委召开各单位负责入会议，我们单位的领导人因公外出未归，电话要叫我去参加。县委书记作指示的最后部份是：“现在有人向中央，国务院和省委告我们的状。”然后将头壹转，面对邮电局长韩同山同志说：“妳们邮电部门，对寄到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的信件要进行检查”。再后又面对公安局、卫生科的负责人说：“妳们报死亡人口数字，都报肿病死亡不对吧？也有不是肿病死亡的嘛！今后妳们两家报死亡人口要经县委审查。这就是在后来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曾经追查过的“封锁消息”问题。 荥经严重死人的消息，终于在1960年春传到了省上。中共四川省委第壹书记李井泉亲临荥经了解情况后立即撤销了姚青县委书记职务，很快又经政法机关将其逮捕法办。李井泉来荥后，马上划拨农村返销粮食指标，按每人每天壹斤原粮供应，允许将油菜、豌豆苗等小春作物充当蔬菜食用，又安排从外地调拨粮食补充荥经库存。同时，以公社的管理区为单位，迅速设置肿病医院，调进药物和红、白糖，抢救水肿病人。经过不太长时间的治疗和食粮上的保证，病员逐步恢复健康，不正常的人口死亡现象，终于停止下来。 人口死亡控制住了，但元气大伤，社员体质虚弱，出工人数太少，土地荒芜严重，1961年的农业生产仍无起色。中央“七千人大会”后，号召大搞增种，开垦荒芜的田地。谁种谁收(包括机关单位)。这壹下，广大群众和机关干部、职工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大家起早摸黑，戴月披星，精耕细作。到1 962年秋收时，大背小背的玉米、水稻往各自家里背运，无不喜笑颜开。加上那时己撤销公共食堂，各家自由做食，开始过上不受拘束的生活。可惜入冬后，又说那是搞资本主义，要叫刹住这股歪风，对增种户的粮食进行“盘存”，除留下壹定的数量后，其余又被调走了。 （作者当时为县粮食局秘书） 我要控诉大饥荒 王文灿 1959年—1962年在我们乡间搞大跃进、公共食堂、“大兵团作战”，三年下来，我周围无数活生生的人，壹下子消失得无影无踪。50多年过去了，那些制造大饥荒的人至今也没有壹个出来检讨、承担责任。甚至至今没有壹个公开而明确的说法。好在现在大声说出来也不怕枪毙、劳改了。所以我今天要用壹件件、壹桩桩亲身经历、亲眼目睹的事实来揭发这场惨无人道的灾难。 壹、无祖可祭 59年冬的壹个星期天早上，如每天壹样，广播里反复唱著“他为人民谋福，他是人民大救星”。我心头饿得慌，来到王家院子找吃的。到了大哥家，见他两岁多骨瘦如柴的家钧，倒在火炉边，嘴里嚼得卡擦卡擦响，不知他在吃什么东西。幺伯母说，他在吃二火炭（煤渣）。横房头王怀钰二伯家大门敞开著，屋里静悄悄的。对门公共食堂早已断了火烟。二伯伯、二姆姆全身浮肿，睡在床上爬不起来。偏房堂屋的地下，躺著他已经断气的小儿子。他示意我帮把他儿子的尸体弄出去处理掉。虽然连我也都没什么力气了，但还是努力将尸体用草席裹了，连夹带拖往外搬。不知是害怕还是心慌，或者说没气力，壹跨大门槛就绊倒了，裹著的尸体壹下被抛甩在台阶下的石板上。我歇了壹会儿气，继续抱著走了壹里多路，来到去县城的河渡口，才将尸体投到河水中。 没过几天又听说：二伯伯、二姆姆两个老人也不在人世了。两年之后，在重庆读书工作的三哥回家乡，想去祭奠祭奠，但哪里去找他父母的坟墓？谁也不知道当时是怎样处理的。 所以，我三哥至今无祖可祭。 二、早逝的小伙伴 尹显章和我同住在长盛店大院，读初中时矮我壹年级。他在家里食堂头吃饭，每天去离家六里多的荥经中学读书。壹天放学后实在没有力气，走不动了，壹头栽在回家的路上，永远没有爬起来。 王文步与显章同龄，他的父母59年冬先后离世，文步偷青吃青常常挨打，第二年精神失常，最后倒在公共食堂的灶门前，没有壹个人理会他。那时他身上只披著壹条破麻袋。当时广播里天天唱“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他算是终于走进了天堂三、人相食 下院子银匠铺头的王孝怀，不到四十岁，饿死后入葬于炮戽头。当晚深夜，本组李明登刨尸砍断他壹肘大腿，拖著回家被人发现。他交待他不只壹次食过人肉，可是最后他自己还是没有逃过这场劫难。2001年他儿子李国军远从东北回乡，找不到自家的房子，也找不到他父亲的坟墓。 这个管理区的长盛生产队，当时约有壹百多号人，就这样“非正常死亡”就有五十多人，让人想起来至今心有余悸。 四、肉体精神双折磨 曾宪宾表哥是舅母的独生子，壹九五七年毕业于荥经中学。十六岁的他刚走向社会，在“言者无罪”的整风运动中，说了些实话，于是大祸临头。听我的李师兄说，有壹天晚上他和谭朝监医生被人几拳几脚打来跪在瓷片上，反复几次打倒在地上又提起来跪起继续斗争。血腥的浪潮壹阵比壹阵高，最后，他那六十多岁鞋尖脚小的奶奶和从未做过农活的母亲二人，壹并放逐到黑羊坝农村。1960年正月，消息传来说，早被下放到泗坪供销社监督改造的表兄，不知哪天已离开了人世。 人死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精神上和肉体上的慢慢折磨，直到死。 五、父亲用剪刀绞断舌头，以死抗争 回到家里，母亲和妹妹躺在后屋的床上起不来。父亲已死了几天，头斜搭在床边上。剪刀绞断的舌头还有壹股系系，大半截吊了出来，眼睛未瞑。我壹个人用劲把牙齿撬开，将断舌按进口腔内。然后用手抹闭了他的双眼。穿理衣服时见身上有几处重伤，最大的是腋下腰上的那个大疤，让人不忍心多看。这些伤痕表明：他面临的是饿死、打死、逼死的各种手段啊！死对他来说，总算是壹种解脱吧！。 拨乱反正后，法院送来壹张平反通知书，其中这样写著：“因实话实说，被错误地戴上破坏粮食统购统销的坏份子帽子”以予平反。 六、恐怖的肿病医院 我母亲享年四十四，比父亲大两岁。在父亲死后的壹个多月，腊月下旬去逝。那天早上，遍地盖了薄薄壹层霜。母亲被肿病医护人员抬到医院门前，撒有稻草的泥土地面上已断了气，我帮护著做人工呼吸了壹会儿，抢救无效而亡。 现在的人无法想象那所谓的医院。其实就是农村壹个壹般的三合院，每大间屋都是连间铺，不分男女老幼，说不上什么设备。医护人员绝大多数是临时抽调出来的社员。主要是每天给病员发放红发丸而已。 这个医院随时有抬出来的临终病人和死者，大多数无家属来照看。过壹会儿管理区的干部来帮入葬，各式各样的埋葬法，有的用蔑绳壹并拴著两支脚套在大肩上拖到河边的沙滩上，随便刨个坑葬了，也有拴头颈拖走的，有两个人软抬的。管理区食堂在靠天井的角角上，有几具尸体不知堆了几天后才拖走。 人啊，生得再惨也不要紧，千万不要死得这样惨！ 七、哭父 壹梦惊醒泪湿巾，父亲说真成罪人。 临终悲愤自绞舌，含冤离世目圆睁。 茫茫大地无公正，祸极饥荒鬼成群。 狠批猛斗缺人性，常闻撕心惨叫声。 耳儒目染太残忍，是非颠倒假乱真。 锥心回首多往事，真真实实史料存。 留给儿孙作警示，以防类事再发生。 和谐社会民安定，功罪千秋后人评。 （作者为退休教师，当时是烈太公社农民） 为了老家的那块田地 王文灿 壹九四八年父母把我们从县城搬回老家黑羊坝，为的就是保住高粱湾河对门的小堰头那三亩贫瘠的河滩田。三十多岁的他们，几年都总是种不好庄稼。耕田耖耙时，只听到脚下哗哗的石头声，泥脚只有足背深厚。禾苗常遭病虫害，靠的是打虫教，就是用壹截竹片或豆杆，上面夹著壹张盖有大红印章的寺庙的神符，插在秧田中央，说是害虫就死了。到头来还是病、成光桩桩。欠收还是欠收，只有边边角角收点粮食。毛狗洞的山坡地又高又远。周围都是荒地，土壤瘦骨骨，连草都长不好，收获前常被鸟兽等动物糟蹋。收成的玉米大多数都是些鸡脑壳。那时只有靠农家肥，到头来还所收无几。人们常说“养儿养母，做庄稼靠土”。有些人家泥土肥瘦不壹样，其结果也就不壹样了，我家的收成壹般，只能是无灾害的30%到50%，最好时也没有超过70%到80%。 实在交不够粮食 壹九五四年国家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同时把农业户口和城镇居民户口截然分得壹清二楚。以后的二三十年间，农业户口想转为城镇户口，比登天还难。两种人群明显得到的是截然不同的待遇。城镇户口享受著旱涝保收的政府定量口粮供应，而占人口比例绝大多数的农村人口粮税负担逐年加重。上边规定的公粮购粮任务卡得相当严，追交的也逼得非常紧。每年县上派出许多干部到农村基层，与当地的乡村干部壹起，对各家的田地进行估测评定产量，从那年起评测的产量总是比实际收获高得多。 壹天，壹个脸上长有天花留下疤痕的干部，来到我家，他姓巨，大家背后都叫他巨麻子。他跨进门槛站在搭脚石上，左手叉在腰间，凶巴巴瞪著眼睛，狠狠地说：“三天之内必须把通知上的公余粮交清，不得少半斤四两，只能超出。”第四天深夜，他又来，边吼边骂。我醒来吓得直哭，七岁的弟弟和三岁的小妹，在被窝里不敢出声，父（王怀英）母跪在地上跟他下话，巨威风得意的样子，哪里肯听，后来叫父亲和我把剩下的壹点点粮食全部背到开善寺仓库，天就亮了。 第二天父亲被叫到村上，硬逼他把还未交够的交清，天哪！哪里去找粮来交？整到下半夜父亲才回来。全家大小壹直哭到天亮。以后日子怎么过？开头每人还吃到壹个不大的烂玉米馍馍，乌黑的没有粘连，拿在手中就垮。母亲对我们说吃得下去吗？父亲不说话，壹声接壹声的叹气。我的泪水勇出了眼眶，那天我就辍学了。 未经审判定的“罪” 那是冬天的壹个晚上，壹个我不认识的人，来叫父亲到张底下张赵氏家去壹趟，语言有点沉，说完立即就走了。父亲预感壹定有事情要发生，母亲就叫我壹同去。壹进张赵氏家屋里，昏暗的油灯下是壹张恐怖的脸，屋里就三个人，静得可怕，连呼吸都听得见。隔了壹阵子，那人说话了，我吓得浑身直抖，什么也没听清，后来尿也流在裤子头。多壹夜才和父亲回到家。除了小妹睡著了，其余的又哭到天明。后来才知道那天晚上给父亲定罪，是说实话的罪，并戴上了坏份子的帽子。 此后，父亲经常给乡上、村上送通知，都是晚上才来喊去的。不管刮风下雨都必须按时送到。否则将受到严厉的惩罚。远是四岩沟、虎岗村的各个组。近的是小古城、蒲家山等。下雨路滑，火把有时会被雨淋熄。我替父亲送过三次，壹次是父亲发高烧爬不起床，另壹次是他到后山背煤炭，扭伤了脚开不得步。还有壹次是被斗争回来，睡了两三天，确实走不动。在劳动的过程中，脏活苦活难活就留给他。“三面红旗”下，大战钢铁时，有个晚上叫他送通知到花楸坪。那里是烈太乡最高最远的山上，回来都半夜过了。天上壹直滴滴塔塔下著雨，说炼铁炉上没有燃料了，又强迫他去关王坪背黑炭（路过花楸坪，才走壹半路），人受得了吗？ 随时都会被人整的年代，斗争壹天比壹天加剧，整人的花样不断的翻新，世道为什么这样疯狂与恐怖？前程渺茫，让人感到没有壹点希望，留给我们家的只有失望与绝望，被整的滋味和痛苦，只有受过整的人才知道，那些享受“与人斗，其乐无穷”刺激的人是无法理解的。 五五年到五七年间，我常常在外，壹回家便听到母亲说，妳父亲快受不了了。壹天他去唐包上砖瓦厂做工，同他常在壹起干活的蒋松廷没有来，父亲便问：“今天老蒋怎么没有来？”当天晚上便遭到残酷斗争与毒打（说他盼望著蒋介石归来）。凡被冤枉的事，妳不承认就狠狠地整；说是坦白从宽，若违心地认了，就是真凭实据，整得更凶，特别是“三面红旗万岁”时期，壹回家就见到母亲哭。不断的难以承受的劳累和被斗，致使父亲身上的旧伤痛还没有好，又添新的伤疤。这使我不愿回家，星期天和上学外的早、中、晚课余时间，我壹空就去帮人家担水做炭巴，或到东方公园木材公司捞木头。有时背百货到石滓乡，当天又背山货回城，或到煤厂用鸡公车推炭挣钱。我在学校欠了壹笔伙食费，学校给我壹张助学金申请表，叫我拿回公社盖公章，公社副书记王秉才接到表，恶狠狠瞪了我两眼，在表上写上“坏份子子女，决不解决”，还痛骂了我壹顿。 壹九五九年的秋冬时节，我好久没回过家，家在五八年强迫搬到新房子（地名，不是新居），原来的地方用作公共食堂。五九年下半年，因那里要办医院，又被撵到银匠铺最破的两空小屋。面积窄小，壹共不到15平米，地面潮湿，光线黑暗，屋檐伸手就能摸到瓦片。壹回家，看见已折磨得不成样子的父亲，我的泪水夺眶而出。住地离管理区（也是食堂）的地方只隔壹个田，约五六十米，有壹天晚上听到父亲那撕心裂肺的叫声时，我们的心在流血，母亲的泪干了，精神也快崩溃了。后来听到壹位同我年龄相当的表姑说，整妳父亲是王秉才，他不但指使其他几个黑心的积极分子，还亲自动手。在长盛店的大天井中，放上壹张方桌，方桌上面摆上壹条晃动的长板凳，然后把父亲弄上去跪著，头上还顶壹碗水。只要水壹倒，就是壹顿毒打，然后再重来。从那天后，我就再也没回去过。最后见到父亲时就是惨死的那壹幕： 当年冬月的壹天，壹得知父亲死讯，我立即从学校赶回家（学校离家约七、八里）。家门小半开著。那间不足七平米的屋中放了壹张简陋的床和壹条桌子，基本上就没有多少空间。靠墙的火炉子，已经好久没有使用了（因不准谁家烧火生烟）。壹个盛水的沙锅也是空的，家里凡能下肚食物，连豆粒大的东西也壹点都找不到。父亲已经死去几天了，头搭在床边上。我走进隔壹层壁头的另壹间，母亲和小妹躺在床上爬不起来。叫了壹声“妈”，我从来没有过的那种伤感，和著辛酸与泪水淹没了我（每当我想到此，特别是用笔写到这里的时候，伤心悲痛和泪水也同样壹涌而来）。母亲轻轻挪动壹下，我用耳朵贴近她的口边，听到她说：“妳伯伯（父亲）好惨啊，他哭了壹整天多，才用剪刀，去剪自己的舌头，剪了好几次都没有断，叫唤得好凶，最后叫不出来了，却过好久才死的。他受的罪，挨的打，我们几娘母都没有见到过。白天逼著去做活路，晚上就弄去斗。隔了这样远也听到他挨打叫唤的声音。最后壹次是被两个人架著拖走的，天都快亮了才爬了回来，倒在门槛上，好不容易才把他扶上床。好多年他就没有吃过壹点好东西了。” 走到父亲身边，他鼓著眼睛，头斜在壹边，舌头大半截掉出嘴来，我随即反复向下抹闭他的双目。看到他那冤屈而痛心不甘之状，我流著泪喃喃地说：“伯伯，妳解脱了，放心去吧！”然后用力撬开他的嘴巴，把只有壹线线还未断的舌头塞进他的口中，摆正了他那已经轻得多的遗体。第二天请了王文壁大哥简单做了个盒匣子，王履玉公爹和王文炎、王文安、王文光哥等也来帮忙，送上山算是葬了。但是后来“农业学大寨”又把他的坟挖了。 我家的遭遇就有这么惨！ （作者为退休教师，当时是烈太公社农民） 祭五九年饿死的父亲和同胞 石章辉 我曾经有壹个弟，名叫壹平，父亲给他命名时，可能是讨吉利，希望他壹生平安。弟弟的长相我回忆不起了，我大他仅仅两岁。他是五岁时过“粮食关”死的。每当我的五岁女儿，带著稚气而又懂事的神情向我问东问西，缠著要我讲故事的时候，我就禁不住要想起我的弟弟，我的五岁的弟弟饿死时的惨状，壹九五九年那些哀伤的往事又浮现在我眼前。 壹九五八年，老毛导了壹场闹剧。虽然这壹场闹剧仅是他许多作品中的壹个小品，却让中国大地因此“万户萧疏鬼唱歌”。这场闹剧的场次是“大办钢铁”、“大办农业”、“大跃进”，剧情是“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舞台是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壹时间，“空中要粮”、“亩产万斤”的“天方夜谭”竟在报刊杂志的头版头条变成了事实。谎言被壹千次、壹万次地反复宣传，人们都信真了。老毛及其同党，把这个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度，变成了训练机器人的操练场。老毛魔杖指处，幕僚、臣子都中邪，全国人民齐发疯。 “人祸”蔓延，饿殍遍地。我的家乡四川荥经县，三年饥荒中，饿死三万四千多人(官方县志所记)，几乎占全县人口的半数。五八年荥经总人口是123717人(《荥经县志?人口变动》)壹九六二年，总人口降至69656人(同上)。五九年下半年，村里每天都在饿死人。有的走著，突然坐下地，就再也站不起来了；有的靠著土坎，像是小息；有的扶著木棍，像是站著，其实已经死了。野狗把无人认领的尸体拖来拖去，活著的人，像行尸走肉，除了饥饿的眼光渴求著食物，都已经死了。 上面指示，不准说饿，只能说病；不准报饿死，只能报病死。医院里挤满了浮泡脸胖的“病人”，“病人”们进了医院，就很少有再走出医院。医院里有种特效良药“红发丸”，用发酵的麦皮米糠加红糖制成。无论病情多么严重的“病人”，只要吃上几粒，病情立刻缓转，此“药”胜过仙丹。当然，能够享用这种特效良药的“病人”，就得同上面攀上关系，没有关系的贫下中农、地富反坏右，“病”死在医院就算了；是没有资格接受“红发丸”治疗的。 公共食堂——共产主义的“天堂”承诺，兑现每天给行步危艰的人们两勺稀饭。人们捧著形形色色的餐具，有沙锅、铁锅、木桶、木盒；有瓷盆、瓷缸、竹筒。在食堂门口排起长龙；眼睛整齐地望著窗口，喉结有节律地随厨管师上下飞舞的勺子不停滑动。心里还惦著家人的家长，小心地捧著盛了全家稀饭的器皿，慢慢移回家，珍放起来，切碎草根，野菜，放进已经加了很多清水，看不见米粒的稀饭里。这样搅拌家长就能给每壹个饿鬼掏心的成员多分壹点食物了。五九年底，公共食堂断了炊烟，饥民们吃光了树皮、草根，就用观音土(壹种白泥巴)填胃。家乡七百多人的“建设队”饿死了壹大半后，除了民兵连长、队长、会计家外，每家每户都有饿死的人。 我家同院住著壹户张姓，张姓原是七口人的大家，五九年下半年，张家只剩母子二人了。壹天，我和弟弟偶然进了张家屋子，看见张么哥嘴里嚼著什么东西。弟弟饿得直向他靠拢“给我……么哥……我要吃……”，弟弟伸著枯柴丫壹样的小手，嘴里发出的声音，只有“要吃”很清楚。我看见张么哥将壹团黑色东西穿在火钳上，把钳伸入火塘，在火塘里不断转动著火钳，火钳上的黑团冒著黑烟，那团黑东西发出咝、咝、咝的声音。黑烟弥漫在屋子里，屋子里充满了说不清楚的香味。弟弟和我围著张么哥，盯著他把火钳上的黑团往嘴里塞。起初，他不理睬我们，似乎感觉不到我和弟弟的存在。弟弟拉著他的裤角，爬在地上“要吃……要吃……”地叫个不停。终于，那么哥转过头去贼壹样地把半掩著的房门瞟了壹眼，飞快地从火钳上撕下壹黑团给了弟弟。弟弟接过，壹口吞进肚里，又飞快地朝张么哥伸小手。“我呢！么哥！”我大声地喊叫，双手抱住他紧握火钳的手臂摇晃。正在这个时候，门突然大开，我姐姐蹿了进来，她朝弟弟摊开的手心恨恨打了壹巴掌。跟著，抱著弟弟，壹手揪著我的耳朵跑出了张家屋子。弟弟在姐姐怀里挣扎著，嘶叫著“我……要……吃”，扭头望著张家房门。 人是高级动物，人却常常用智慧去遮掩动物的壹面。只有当灾难来临，那本性是无法掩饰的。长期遭受饥饿折磨的人性，首先想到的并非是道德、真、善、美，甚至生存，直接面对的就是解决饥饿，智者的生存寻食。 父亲柱著壹根竹竿，艰难地移动著“两肿两消”的身躯，颤颤巍巍朝我们走来，因面部浮肿而半睁半眯著眼睛疑惑地望著姐姐。姐姐流著眼泪，声音硬咽：“他们在老么哥那里吃……”，“吃什么？”父亲顿时显得很紧张。“是不是张么哥的娘也去了？”姐姐无声地匆匆地点了点头。父亲抬头望著天空，双掌紧握成拳，壹行清泪涌出浮肿的眼眶。他突然丢了竹竿，快步进了么哥家的房门。过了壹会儿，父亲喘著粗气，从张家里屋抱出壹个裹席筒，沉沉地放在屋檐下。他站起身体，双腿抖动，抬手向姐姐示意，姐姐拾起父亲刚才甩了的竹竿，递送到他的手里。父亲走出大门，找人帮忙料理张大娘的后事去了，姐姐紧紧地搂著弟弟和我。屋檐下，破席边露出张大娘的壹只细腿，腿肚子被刀割得零零落落，血红的骨头就裸露在外面。弟弟抬头望著姐姐，像是不明白姐姐为什么流泪，我偷偷地看了壹眼张大娘的裹席筒和张老么的房门，害怕得浑身打抖。 张大娘死后，弟弟每天都跟著张老么的屁股转，不肯和我在壹起耍了。父亲也没有给我们叮咛几句有关弟弟的话语，偶尔，张老么那胆怯兮兮目光与父亲无可奈何的神情相遇，父亲还会给他挤壹个苦涩的微笑。张老么那时就已经十七岁了，与我姐姐同年出生。他的长像尖嘴猴腮，豆豉眼珠很吓人，腰背前弓有时也伸直，乍壹看，就像壹根畸形的被烧焦了的老树桩。听别人讲，只要吃过人肉，都会变成张老么那个样子。我看见张老么就害怕也不自觉地疏远了弟弟，因为他们俩天天都在吃死人肉，是死人维系著他们的生命。 壹九五九年的“国庆节”，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那壹天，我随父亲、姐姐在地名“乱葬岗”的坟包间寻阳雀草，把阳雀草搅和在粗糠里进食，大便时用手指去抠肛门的堵塞就要容易壹些。地里田间，凡是能入口的草根，树皮都被人们吃光了，只有这乱葬坟还有壹点绿色，相信鬼神的人，轻易是不敢到这个地方来的。父亲和姐姐脸贴著地面，专心地采摘每壹朵小花，每壹根可以进口的野草。我幻想著东壹根西壹根的古老的死人骨里，都藏著壹个鬼，壹到晚上，它们就亮著灯笼，燃著火把，在乱坟岗开会，看鬼的电影。突然，我看见张老么蹿蹿跌跌地朝我们这边跑来，他平时从来就不答理谁，见人就弓腰而过，更难得谈上壹句话。 “壹平……壹平……”，张老么声音沙哑，上气不接下气地说著话，栽倒在父亲面前，父亲跪在地上，双手托起他的头，张老么尽力抬起右手，遥指著我们家的院子，声音从牙缝里挤出：“屋里……壹平……快……”，话未说完，就死在父亲怀里。 我和姐姐最先进了么哥家屋子，弟弟卷缩在火炉边，眼睛睁得大大的，口角流著白沫，左手仍紧握著壹团腐了的死人肉……审视过去的悲惨世界，我始终感到纳闷，“战备粮”多的是，为什么没有人敢去抢，为什么就那么相信上面那些白白胖胖的家伙天天都在“瓜菜代”，不去偷他们，却宁肯乖乖地饿死，现在，我终于明白了，在长期的愚民政策和恐怖主义的高压下，我们这群动物已经失去原始野性，只能在巴甫洛夫的栅栏里乱撞。 弟弟吃腐人肉中毒死后，父亲说话更少了。他默默地将弟弟尸体抱进祖母那间阴森可怖的老屋的景象随时涌出我幼弱的心灵，在我眼前重现：父亲面对祖母的尸体，跪在地上，不断地叩头，微弱的灯光下，祖母的脸上，枕头边，壹团团蛆在蠕动，已经面目全非了……父亲每天照旧领取弟弟的壹份口粮，我和姐姐饭碗里就能看见许多米粒了。可是，这段日子还没有过上半月，我家却由此遭到了灭顶的灾难。队长、会计、民兵连长发现父亲冒领死人口粮，纠集起全队那几个吃饱饭的人，捆缚著父亲的双手，把他吊在我们家堂屋的屋檐下，用枪托捅，用锄把打，父亲仰著头，嘴口流血，望著远方，任其毒打和凌辱。父亲紧咬牙关，不回答，不讨饶，这样就更加激怒了层层皇帝制下的最小的皇帝——生产队长，他逼父亲背著弟弟的尸体，站在保管室的晒坝中央示众。生产队长周卫兵，四九年前曾是东区最大的恶霸土匪朱家兄弟的走狗，参加过四川军阀刘文辉的“双枪”队。刘文辉舞“双枪”(国、共)得道后，周这个小恶棍沾祖宗好吃懒做的灵佑。四九年后，以赤贫、光棍为荣，跨过鸭绿江，打过国际战争，回乡后，增加了几分荣耀，更多了许多霸气。我看见他用粪水从父亲头上淋下，父亲高大身体，全身糊满了污秽。顿时，我幼小的心灵，像被壹把尖刀刺中，碧血长流。姐姐紧紧握著我的小手，眼泪掉在我的耳朵上，冰凉、冰凉的。周队长当众宣布，扣我父亲壹月口粮。 姐姐用全身力量搀扶著父亲，拉著我的手，我走过那不到五百米的路程，肯定是壹生中最长的路了。父亲躺在床上，壹反寡言少语的常态：“强盗呀！土匪呀！妳整死千千万万无辜的小民，妳还要多少好人死在妳的魔掌下，土匪啊……强盗啊……”。父亲把我和姐姐的手纂在壹起，干枯的眼窝流出泪水，泪眼望著姐姐：“带著三娃，带著三娃，逃命去吧，能不能活出来，尽人力乞天命吧！”整整壹夜，父亲处在半昏迷中，壹直说梦话和胡话。我不知道姐姐为什么总用手去堵他的嘴，可父亲挣脱姐姐的阻拦，声音提得更高了：“匪啊，强盗啊！”他那悲切的咒语壹样的话语，我虽然听不懂，却像精灵壹样地溶入了我的身心。黎明前，他平静了，永远地离我而去了，父亲逝世，年仅三十四岁。 二十多年过去了，我和周卫兵的仇恨已消，听说他的全家在文革中死绝，我居然也为他感慨壹番。这壹类小皇帝，仅仅是大中国皇帝的小卒。无论他们如何可恶，如何放刀，没有恐怖主义和愚民政策的威逼，或许周卫兵的所为早就得到惩治了。我相信，讨伐罪魁的号角已经吹响，天上的，地下的，人间的各种各样怨鬼冤魂，都要向他们讨个公道！ （作者为退休工人，当时在天宝公社生活） 我所知道的大饥荒 吴焕英口述 童梓平记录 我父亲吴家声，解放前就参加地下革命工作，参加中国民主同盟。1949年盟内民主选举他为中国民主同盟县分部委员，分管宣传。解放后，参加征粮清匪反霸土地改革工作，而后担任六合乡中心小学校长。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1958年加码说他是反革命分子，开除公职，逐放到附城乡三大队农村老家瘌巴石十二生产队，接受贫下中农监督劳动改造。 当时遇上1959年过“细粮关”。真是雪上加霜，父母年老多病，弟妹年小不懂事，我是长女，是壹个15岁的五类分子子女，要担起壹家人的求生的担子，可想而知这个担子有多重。生产队要派五类分子和谰言分子去皇仪乡鱼泉背铁巴到花滩铁厂，我父亲病重不能去，只好由我去顶替。每人发二斤烂洋芋，自己加壹些酒糟和白蒿子做成馍馍当干粮。从石滓乡穿皇仪乡初糠坝到鱼泉铁厂。身上背上几十斤铁巴，翻大中岗到皇仪乡，大家饿得心慌，背不动，在皇仪乡场口外休息，大家叫我，妳年小，去偷点青菜，别人抓到骂妳几句，我们大人去偷抓到要挨打。我去偷了壹抱青菜回来，大家分了五六匹青菜，就这样不洗躲在角角里就细嚼生吃。幸亏未被人发现，又开始背，经安靖乡到花滩铁厂交了任务。拖著疲惫双脚，走到荥经城，实在走不动，拼命走到姑爷左其宣、姑嬢吴家和的大门槛边。昏到在地，姑爷和姑嬢把我扶到屋里，煮了壹碗饭给我吃，才摸黑回家。 我们附城乡三大队十二生产队（瘌巴石生产队）分三组，瘌巴石组最大，110多人，方家坪组五十多人，肖家弯（老鹰坡）组60人左右。生产队口粮被公社大队全部拿走，公共食堂断炊，除干部和干部有关系的人外。全靠吃草根、树皮、野菜、观音土吊命，最惨的是肖井弯（老地名老鹰坡）全组60来口人死了只剩肖有文家二人。郑万芬两娘母和壹个孤儿朱子珍。全队二百三十多人死了只剩七八十人。死了三分之二的人。 57年城市反右派后，58年农村大鸣大放，抓谰言分子，欺骗农民说对共产党和各职干部作错的事，妳们说出来我们改正。高登珍从皇仪乡搬到十二队安家落户，分到房子、土地，是贫农成份。她对大跃进白工夜战，结果吃不好，穿不暖，心中不满，仗势自己是贫农，别人不敢说，她不怕，妳们不敢说我来说：三尺布票不够穿，缝条腰裤差半边，二两煤油不够点，到处竹篙都扳完。万担仓，不怕妳修得高，四乡无粮妳拿什么东西来装。事后定她为谰言分子，全队开批斗大会。在批斗会上农民都同情她，心里想，我们想说的她都说，没有壹个发言，只有大队、生产队干部起来揭发批判他，她不服，妳们叫我说，我实事实说，妳们今天批判我，我是贫下中农，天不怕，地不怕，拼著壹条命信到底，妳们这狗娘养的不得好死，后来干部们说她是壹只母老虎。 另壹位谰言分子方万年，批斗他，他有病在身，跑到房基弯岗上躲起，他又怕又饿又有病，吓死在山上，留下方仕容、方仕由两个孤儿，最后送到孤儿院。 黄永煌饿得慌，偷杀耕牛，被大队书记王宗禄知道，派人把牛肉连人壹起绑起带到生产队吊起，拳打脚踢。被打得来屎屎尿尿疴在裤子里。被打得奄奄壹息，快要断气，才拖回他家。 我到肿病医院偷“红发丸”，想偷回去抢救我的父亲，被彭明芬发现，告诉王宗禄大队书记，他对我拳打脚踢，把我打昏倒在地，幸亏大队干部高国民帮我说了壹句好话，小女子已打过，饶她这壹次，才没有被打死。 老鹰坡王朱雀，饥饿实在心慌无法控制，他把死了的埋葬在地里的娃娃刨起，拿回家煮来吃。有人报告王宗禄，说老鹰坡在冒烟火，王宗禄等干部去查看，发现王朱雀家煮了壹锅死娃娃肉。王等把煮人肉吃的王朱雀打得死去活来，打得断了气。朱家八口人最后饿死完，壹个也没有留下。 这种惨绝人环的事三天三夜也诉说不尽。希望中央领导，各级干部，牢记1959——1962年的大饥荒，悲剧再不要重演了。 （作者当时是附城公社农民） 生命的磨难 刘大锦 “吃饭食堂化，按月发工资，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自行车跑得快，壹人壹架好自在。” 当人们整齐步伐跑进共产主义社会天堂，还未迈开大步，却戛然而止，壹下跌入了饥饿的深渊。 从那些日子筛选过来的人，基本都练就了挨饿的功夫。倾诉那段岁月，警醒我们后人，怎样才不使那段日子重演。 竹子坝，背靠大坪山，面临荥河，鱼通山、小坪山两条巨龙盘缠，风顶沟两溪之水，润泽著这壹冲积平坝，土地肥沃，水草丰茂，这就是我的家乡。 1959年冬，寒风无情地袭来了，人们别无选择，惟独承受饥饿。壮劳力每天食粮半斤，半劳力二两或三两，小人五钱的每天口粮，像清油灯盏里的油枯了，灯花跳了，光全熄了。人们根本无法作出准备，茫然不知所措。凭著求生的本能，人们首先盯上了枇杷树皮、蜂桶花根、白脸蒿子、料子草、水芹菜、糯米菜等。我参加到那壹场生与死的搏斗中。精壮的父亲在公社农具厂甩二火锤，每顿能吃到半斤米饭。我有时饿得不行了，就找到农具厂去，父亲给我壹砣饭，还叫我钻到风箱底下吃完才出来，怕当事的看到。有壹天去，父亲实在不能再给了，因为我们毕竟有五姊妹啊。他给我壹个米筛，叫我去田坝里扯草。扯了壹些草在米筛里就无法站起来了。父亲来时，才把我提起来。回家去煮著没有盐味的草草嚼来吃。院子里那些“杀牛匠”们，被绳索吊起来，颈项下还要吊个磨盘,被打的撕心裂肺,使我幼时的心灵里充满了恐怖。哪敢奢想去做“大生意”？只能在壁足下、碗柜角找些骨头烧焦啃来吃，实在没有就把二火炭当干胡豆嚼来吃。壹天，我和背著小妹的母亲，去不知被人挖了不知多少遍的洋姜地里挖洋姜。只听我妈在小声念祷：“天啊，天啊！来壹瓣吧，救救我家月华吧。”果然来了壹瓣，在我眼里特别亮，特别大，我壹下扑上去像见了救星壹样捧起来。回家后母亲烧“杷”喂小妹，我就只有两眼巴巴望著。我们在豆廊下拣豆子，在草丛里寻，到石缝里找，拣到后地上抓把干草点燃后把豆子烧熟吃。壹天我在路边饿得脑袋耷起，壹位善良的妇女给生产队背壹背红苕去栽，经过我面前，也许是人性的驱使，背篼壹歪，散落几块红苕在我面前。这位好心的菩萨啊，我只知道她是个女的，而不知道现在是否还活著。也没有记起她是谁，虽然我现在找不到她，但我将记住这壹壮举。也许那几块救命的红苕，才使我的生命没有停止在那壹时刻上。 我大姐为去“偷”刚种下去的洋芋片被人逮著，耳朵都被人扯裂开。大哥十六岁了，壹天夜里饿得实在不行了。半夜起来，剥回来的枇杷树皮，凭著求生的本能，使他使出最后壹点力气，双手抱著磨子，把枇杷树皮磨细后熬好，准备美餐时，连吃进口的力气也没有了，默默地不给我们告别壹声就走了。我当时不知道是否悲痛，也许是麻木了吧。当时的我，也许认为人生就是这样了吧，而不敢想象今天还有这样的好日子。而今看著白面馒头抛掉，剩半碗白米饭倒掉，心里痛骂这些人：不知好歹，糟蹋粮食，天打雷劈。 全县人民挨饿的“万斤田”奏响的地方——烈士公社，人民尤其悲惨。“十” 里无鸡鸣，白骨露于野。我不幸今生见到此情此境景。农民啊，妳们是种粮的却没有粮吃。肥沃的土地，妳献给这群人的是什么？难道仅是树皮和草根吗？还是藏在怀里的白鳝泥？ 党和政府没有忘记饥饿的人们，李大章省长三次来荥，最后壹次不到县上直接到街道乡村。1960年1月寒冬即将过去时，县委书记姚青被逮捕了，我幼小的心灵里第壹次听到这个罪恶的名字，也记下这个罪恶的名字。 政府在全公社各大队办起了医院，把因饥饿患水肿病的人集中起来救治，并给患病者分发“红发丸”。把失去父母的孤儿集中起来喂养，南充干部全部接管了荥经，派来了干部和生产工作团。县上开大会也搬到县粮仓去了，以示粮仓已空，政府竭尽全力地救助饥饿的人们。但饥饿仍在继续，人还在不断死亡。全公社人死过半，有数字统计，顺河大队三百多人，死亡160多人，数字报到公社时通不过。公社领导说，妳报这么多死人咋个行？妳把死亡人数中，列壹部分是去年死的，列壹部分明年要死的。经过这壹技术处理才得以报上去。他们原来的“浮夸乱报”进化成了“压低瞒报”。 公共食堂又开锅了，我六岁，大妹四岁，每顿去食堂打米汤似的面糊茶，各抱壹个盅盅，狠心的人壹盅盅舀起来，各倒壹半壹点欺头吃不到，我们就到善壹点人的窗口去打，并且不排到壹起，可以单独打，这样可以得到盅盅过半壹点，真是为了活命绞尽脑汁。壹次父母挺严肃地教导我们：人家隔壁壹户两弟妹，爹妈都死了十几天，每天都抢著盅盅去把父母的那份打回来吃，人们发现时，父母的眼睛都被老鼠掏来吃掉了。不理解当时，父母为什么不教我们理想前途志向，而教我们耍小动作。 死人不及掩埋，就甩在挨著河边的那坪地里。住在高龙门医院里的患病者，夜晚摸出来割些死人肉，叫同伴们共同来吃“马肉”。 白鳝泥第壹次吃能解饥饿，它壹定是英雄，而后来吃它就不算什么了。壹天工作干部牛元蒿来到我家，看到壹烘锅泥巴馍馍惊吼：“不吃了，不吃了，上面有供应大米了。”第壹次听到这么好的声音，犹如寒夜里送来春风。 神农氏教会人类种植谷物，就没有交给人类抵御饥饿的妙招。上帝偷懒去了，没有来拯救苍生，而是党和政府调来了西昌的大米。那红色的西昌的大米，阻止了壹条条鲜活的生命到阎王老爷那里去报到的步伐。 1961年正月十六，集体食堂撤消，政府发给了粮食的本子，壹人供应半斤大米。政府不知哪里弄来的米糠，城里可以买到，荥河仓库也可买到，壹天我父亲到四十里外的城里去买米糠，又背著返回，在即将到家爬溜桐坝坡坡时，天快黑断了，饿的实在不行了，准备歇壹会，坐下就爬不起来。心想只有壹里多路了，米糠就要交到家人的手里了，迷糊中，可能就要停在这里了。歇了好壹会儿，硬是拼命站起来，把米糠背回家。母亲连忙像整理战利品壹样，先用米筛筛出河沙大小的碎米子，把米糠在锅里炒，炒后用手磨推，然后做“糠馍馍”吃。吃米糠馍馍时不能嚼，在口里团成团咽下去。但“挲糠”（拉屎）就难了，小人“挲糠”时惊呼呐喊。大人就去掏，掏出来的粪便上看得见斑斑血迹。当时每人手上有两件物品，壹件是汤瓢，壹件是“挖耳子”。两件分工细密，小汤瓢负责进，“挖耳子”负责出。壹位略懂文墨的老翁吉恩苦于“挲糠”时，嘴上惊吼：“毛主席啊，妳把政策改壹改啊。” 我的父母是会过日子的人，以他们吃苦耐劳和睿智，在那艰难的岁月中只丢下了大哥壹人。母亲每天收工后，总要带回壹围腰帕猪草，先把饭煮好，才把猪草丢进锅里，吃时把锅底的饭舀给我们，大人把猪草吃饱后再吃壹点饭盖面子，以免心酸。没有油，把不知哪里弄来的壹点油炒在盐巴里，放了盐巴也就放了油。父亲则收工后，到山上田里把打后的谷草抱来抖，趁著天黑总能带会半升壹碗。 有时带回壹些糯米菜根、沙参根、泡参根、挖些山药，扯些豆草籽。总之，我觉得他精明极了。那壹年冰雪解冻时，总是偷著种壹些瓜果蔬菜，也没有人干涉了。我父亲就充分利用我家宽宽的瓦背这壹有利资源，让南瓜藤爬上瓦背。南瓜叶、南瓜颠和香甜的南瓜已是美味上品。还用家里的衣物去三合乡调换蕨基粉。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从1959年入学，在那困苦的岁月中，父母也没有叫我停学，虽然他们没有文化，但他们深知读书的重要。这就是我最佩服的见识。 当时，我们几弟妹常常说：如果哪天能吃上壹顿不带糠的馍馍死都值得，至今想起来这种追求太低了。壹天父亲对我说，今天带妳去饱吃壹顿。我兴奋地猜该不是玉米馍馍、白米饭吧，他架起犁头，在红苕地里耖。我就跟著在后面顺著犁沟捡。壹会下来，我肚前的围腰帕里胀鼓鼓的。父亲捡些青竹竿柴，烧起火，把红苕倒进火里，这壹顿真的吃饱了。如今能吃馆饭，或跟同事壹起野炊，都没有那壹顿香，没有那壹顿记忆深。 1961年春种时，成活下来的精壮劳力已经不多了，残存下来的都是些有气无力的饿汉。大量的耕地良田丢荒了，连坝中壹些良田也种不下去。六月间，有的秧田快要出谷子了，有些田里都还没有把秧子栽下去。政府管不到那么多了，叫大家把秧苗自己扯去自己栽。1961年秋种时，壹些大胆的人户把荒著的田地挖起来自己种上红豆、荞子等。这就是后来被人们称为“私开乱占”。红豆结荚时，人们拿著蓑衣整夜整夜地睡在地旁，以防人来偷。老天是有眼的，它有责任有义务庇护每壹个苍生。红豆吊得像小铃子似的，荞子从根串到颠颠上。艰难的岁月就这样走过来了。 62年春，春风吹拂著大地，柳枝张叶，桃花开放。人们在积蓄力量，在谋划去大胆地“私开乱占”了。我父亲带我去，点火烧荒时，劈劈叭叭烈焰冲天，父亲用嘴嘘著哨音，要叫这大火烧得更旺。让烈焰烧走饥饿，烧来希望，烧走多年的悲愤。 母亲带我去挖丢荒的烂泥田。吃壹顿白米饭的精神支撑著我，光著屁股跟著母亲挖，光著屁股给母亲背秧子，跳上跳下活泼开朗的童年开始了。 当时，我只知道人的劳作仅为填饱肚子，根本不知人生还如此丰富多彩。玉米挂包了，父亲把刚起“带麻索子路路”的玉米包掰回，用刀削下玉米籽，把玉米秆撕开连同秆心在手磨子上磨，烤“水巴子馍馍”吃。 家里请了些帮手，把谷子打回来了。我放学回家壹数，足足有九麻布口袋。打回来的谷子用大锅炒，用手磨推，簸去谷糠，煮出的饭有壹半是谷子，这真是壹顿纯米饭。秋后，家里养起兔子，第二年喂起猪。政府也给每个人分了壹分自留地、自留田。当时多希望生活能这样壹天天好下去。 （作者为退休教师，当时是烈士公社农民） 在饥饿的岁月里 翁建恩 五宪平叛后不久，我又从“壹小”调到凰仪小学代课。我背上简单的行李，经花滩顺河而上，沿著茶马古道过大通桥、界牌急行。那时界牌还在，是壹个石牌坊，正面写著“青溪县正堂”，反面写著“荥经县正堂”。上联是“叱石但期成铁界”，可惜下联忘却了。旧时凰仪属青溪县。那时跃进气氛正浓，沿途可见深耕密植小麦的公社社员们在田间劳作，热闹非凡。但都是壹些老人妇女，青壮炼铁去了。经过观音岩，凰仪场到了。这是当年茶马道上的壹个驿站，坡坡街上背夫们拐杖拄的深窝清晰可见。学校在中街，原是赵姓的旧宅，长方形的天井四周仅四间教室，只办初小。 徐校长热情地把我安顿好，就同老师们壹道沿著坡坡街到周老人那儿吃饭了。那是壹位慈祥的老人，由她负责凰仪所有机关的伙食。铺面为餐厅，后面是厨房。正面墙上贴著壹张用红纸写著的告示，虽然有些陈旧，但字迹还清楚。写的是：“同志们、刚来到、要吃饭、预报到、交现款、交粮票、给了钱、两不照、不给钱、我要闹、周团长、出此告、大家看、不要笑。” 这是前任校长杰作。虽有些搞笑，但言简意赅，琅琅上口。饭是家常饭，菜是豆腐、干笋、土豆之类，加上小碟豆瓣。饭是甑子饭，那时的我，血气方刚，每顿三碗冒儿头，壹毛六分壹顿，周老人亏了。 那时的工作很平淡，根本不提教学五认真。但每天放学后都要到田间劳动，晚上打夜工，不是挖地就是扫盲，是很辛苦的。跃进嘛，只得如此。 社员们也沿著人民公社这座金桥到了社会主义天堂。每天三顿都在公共食堂吃饭，敞开吃。但菜不敢恭维，浪费也很大。路人端起碗就吃，钱粮全免。那时叫：“吃饭不要钱，按月发工资。”所谓工资不过区区二元钱，还没发多久就拜拜了。转眼到了五九年上春，公共食堂经壹冬的大吃也开始告急了，从稀饭到玉米糊，到锅中米粒清可数，野菜和水煮。熬到玉米快成熟，食堂更撑不下去了，只得把嫩玉米全部打碎熬汤喝。社员们壹个个苗条了，慢慢的皮包骨头了。饥寒起盗心，偷玉米的天天都有，昨天上街民兵张连长把壹个偷玉米的农妇吊起打；今天张连长家也清出了嫩玉米又被王支书把他捆在树上玩鸭儿浮水。偷完玉米偷水稻，可以说家家都偷。地里偷完了，食堂也停火了。饥民们胆小的上山找野菜，挖蕨鸡根。胆大的三五成群上山杀牛，煮肉的袅袅炊烟引来更多的人，更引来了凶恶的打手。牛肉全部被缴获，偷牛的被捆下山，更遭到壹顿毒打，有的带著对牛肉的向往到天国去了。那时打人的刑罚五花八门，甚至还有假枪毙，视人命如草芥。打死就算了。最后什么也偷不著了，凡是能进口的都吃。什么牛皮撮箕、牛皮背系……山上的树皮，田间的野草，粗米糠，白蟮泥……米糠我也食过，壹位学生的母亲在粮站加工大米，每天他用手帕包米糠给我。还真是美食，很爽地吞进肚里，也暂时不饿了。可到第二天就惨了，拉不出来。用手掏，用棍挑，喊爹叫娘，肛门也出血了，还是拉不出来，其痛苦今天的青年人是无法想象的。但我还是怀著感恩的心，永远忘不了那位学生的母亲。 饥饿的公社员们壹个个“胖”了起来，不，是浮肿，先从脸到腿到全身。用手壹按，起个深窝，消了又肿，三肿三消见阎王去了。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有的走在路上倒下去再也爬不起来了。那时快死的无需打针输液，只要喝上壹碗玉米糊就能救活。开始还有人埋，挖个坑软埋，入土为安。慢慢地有力气挖坑的人也找不到了。凰仪死了壹半人，南坝大队的宜心店生产队只剩下壹个叫熊天贵的男人，也到别处上门去了。唉！太惨了。谁之过？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幸存的终于熬到了六零年上春，“救星”来了。从南充等地来了几百人，从县委到生产队大换班。替罪羊们壹个个被逮捕法办、集训批斗。凰仪的孙书记先被批斗，再撤职，开除党籍，逮捕法办。此君很有骨气，被批斗时表情严肃，闭口不言，在监狱里也不认错，我很佩服他。新书记是从石棉擦罗调来的杨书记，他在学校召开社员大会时，象救世主壹样满怀革命激情地说：“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们，妳们受苦了……”社员们活出来了，吃上了从西昌运来的红米，肿病的人进了医院。每天壹斤粮，还可吃上用糠和红糖合成的红发丸。为了保证学生入学，成立了学生食堂，有壹天，我班有三个学生未到校，事务长把三个馍交给我保管，放学后我到后山采蕨鸡苔，回校后发现门锁被撬，三个馍也不见了，害的我扣了粮又饿了三天。 政策放宽了，三自壹包开始了，社员们有自留地了。慢慢地吃饱了，又喂上鸡、猪了。可惜搞三自壹包的刘主席文革被害死了。唉！谁之过？谁让中国人民断粮、饿死？辛子陵先生在《千秋功罪》里写到：饥饿年代全国饿死三千七百多万人，四川荥经死人过半。历史的悲剧不可重演，我们永远不忘恩公邓小平，要珍惜今天丰衣足食的幸福生活。“常将有日思无日，莫到无时想有时”愿那些亩产万斤、人民公社公共食堂见鬼去吧。愿那些在饥饿岁月里死去的冤魂们安息，在天堂里得到永生吧！ 阿门！ （作者为退休教师，当时在严道壹小任教） 我所知道的公共食堂 李景福 “公共食堂"是随人民公社建立起来的。公社化初期，有人认为“壹大二公”的人民公社，是共产主义的体现。我国通过公社化，己跑步进入了共产丰义。虽然，当时还不能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但是，农村成为象军队壹样的组织，象工人样生产还是办得到的。因此，在河南、浙江等地建立了公共食堂。后来，在l 958年四、五月份，就在全国推广开来。当时，以壹个耕作队为单位，建立公共食堂，把分散的农村人口集中到居民点住。农民象军队壹样组织起来。 壹个大队(或管理区)就为壹个营，原管理区主任称营长。壹个耕作队，壹个食堂，为壹个连，队长称连长。以下小组称排，小组长称排长。这样，农民象军队壹样，统壹指挥，统壹由公社调动。农民生产象工人壹样，连长哨子壹吹就上班，哨子壹吹就下班。农民生产像工人壹样，只顾人家叫做什么就做什么。至于干部，也是按上面布置的任务，叫种啥，就种啥。 公共食堂初期的口号是：“鼓足干劲生产，放开肚儿吃饭。”农民吃饭不要钱，每月还有二元零花钱。当时，多年定量放开来，吃饭不定量，走遍全国，不带钱都可在公共食堂吃饭。农民们肚皮壹放开，生产热情高涨，完全是党指向哪里就奔向哪里。l958年，为完成l075万吨钢的大炼钢铁运动，许多好的劳力，都抽调到了钢铁第壹线。全省统壹指挥，江油、荥经是大炼钢铁的重点县。温江、南充等地农民，大肆被派到荥经大炼钢铁。公共食堂初期，许多人认为从此将无忧无虑，有吃有喝了。对于粮食，似乎根本不会成为问题。有些小孩，不知好歹，还把吃不完的玉米馍和红苕弄来打仗火。农民生产热情仍高涨，常常白工夜战。 由于大炼钢铁运动，强劳力上了山，l958年，成熟的庄稼，许多烂在地里，没收回来。由于大炼钢铁运动，荥经多年仓库积累被吃空，加上壹个劲地虚报浮夸生产丰收，粮食就开始紧张起来。从1959年3、4月份起，公共食堂开始定量。有些队主劳每人壹天壹斤，其余人半斤。有些队主劳1 2两(1 6进制)，其余的人6两左右。随著粮食愈来愈紧张，公共食堂每况愈下，有些食堂开始加入代食品。当时的代食品：有干红苕藤粉，有些食堂连续几天开不起伙。后来，公共食堂每人每天平均三两谷面，就只有每天加点蔬菜(或野菜)在内，搅成面胡汤汤，每人壹顿壹汤瓢，壹天两顿。这就是荥经人所说的“细粮”。 由于粮食缺乏，人们凡是能进口的东西都弄来吃。其中吃的野菜有：鹅香草、水芹菜、牛查口、绿葱花、绿耳菲、蜞蚂叶……另外蕨鸡根粉、蕨鸡苔、枇杷叶、茨菇、糯米菜根根、谷糠、皮带等等都成了主食。还有的人吃观音土(白泥巴)。当时，荥经地上见不著绿色。人们刚种下去的，经农药拌种的麦子，许多人将地刨了壹遍又壹遍，去找麦粒吃。至于油菜头、甜菜头、豌豆尖之类，更被人吃光。 由于饥饿，许多人脸浮肿了，脚浮肿了，壹按壹个酒窝。当时人称水肿病。人们虽然很饿，但总不能说个饿字。谁要说吃不饱，就成了攻击公共食堂，就是反人民公社，就是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所以，虽然人们明知是饿病，却只能说是“肿病”，而不能说饿病。 由于缺粮，得肿病的人越来越多。从1959年起，许多人因饥饿而死。据王文才同志统计，从1959年10月份到1960年1 2月份壹年时间，城关公社六千多人就死了1 800多人。至于1 96 1年到1 962年这段时间死的人并没统计。有人说荥经三年时间，非正常死亡约36000人。据我知道，有些壹家七八口人，死来只有两三口人。有些人户，死了人，为了多领死者壹份粮，死了人并不说，有人死了半个月后，才被邻居发现，发臭了才弄去埋。 公共食堂，还不准人私自生火做饭。若发现有人生火做饭，就有监督的民兵冲进屋里，不管野菜什么的，给妳连锅端走。有些管理区基层干部专门看谁家晚上生火，看谁人弄了地里东西吃，被他抓著，除拿走东西外，还对人恶打。公共食堂时，有些干部，有些炊事员，仍然吃得壹肥二胖。对于社员，他们可以任意处罚，罚跪、吊打、扣粮。他们多吃社员口粮就不说。这种遗风，有些地方壹直遗留到公共食堂撤销后的1962年。 （作者为退休教师，当时是荥经中学学生） 人民心目中的好干部 李景福 “我为人民鼓与呼"，是彭德怀元帅所写的诗中壹句。这也是我心目中的好干部的标准。 荥经从1954年统购以来，粮食就显得紧张。当时有定量的米馍馍、饼子的小吃店，买这些并不收粮票。因此，每天排队买米馍馍和饼子的人很多。这些卖小吃的，总是在九点钟左右就将全天的东西卖完。当时，荥经肉食十分紧张，要到雅安才买得到肉。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壹是居民定量不十分够吃，二是农村征购粮太多。 荥经县长陈彦荣对此十分清楚。他曾经说过“征购粮是否多了壹点？”的话。这话是实事求是的，但他却因此成为右派，被弄去管了近二十年盐库。后来，有人说他成右派，是由于县壹级干部中，必须有壹个右派，就定到了他头上。或许，这是原因之壹。但是，为啥都是县级领导干部，不是张三，不是李四，却偏偏是他?这就与他实事求是地说了上述那句话有关。他是我心目中的好干部。 壹想到人民的好干部，我就不由的想起刘恩。刘恩是继卜毅民之后的荥经解放后的第二任县长，后来调地委宣传部任宣传部长。我与他只见过三次面。第壹次，大概是1953年，六壹儿童节时，他接见全县少先队员代表，我是代表之壹。第二次是我在雅安师范读书时，听过他作时事报告。就在那次报告后不久，听说他成了雅安地区典型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以后就很少听说他的名字。他为什么被打成右倾，我当时不知什么原因，他的事是以后听说的。 1959年10月后，刘恩同通讯员壹起到荥经，路过高梁湾时，见壹个推鸡公车（独轮车）的人晕倒在地。他急忙与通讯员上前抢救，将人救了转来。问这人饿倒原因，说是粮食不够，饥饿造成的(此事是后来推车人亲口告诉我的)。刘恩感到问题严重，就决定在荥经作壹次调查。他到了五宪乡(荥经较富裕地区)作了几天调查，发现荥经有人吃枇杷叶、鹅香草等，证明荥经己十分缺粮。这次调查，陪同他的是当时荥经县长庹开云同志，因被人视作有些右倾，而被下派管堰的。刘恩感到很沉痛，决定将这次调查的结果向地委反映，以引起地委重视。庹开云曾劝诫他说：“刘部长，妳不能去说，这恐怕对妳影响不好。就是要反映，都不能由妳去说，应该由我们下面的人反映才是。”刘恩却说：“我们共产党打天下，是为老百姓的。现在，老百姓这种情况，我能不说吗?党的实事求是原则，就是要我们说实话，说真话。”后来，他果真将此事向地委作了反映(此事是庹开云亲自告诉我的)。然而，他被定为了右倾份子，从地区三级干部会起，弄到县、公社层层批斗。据参加过地区三级干部会的人告诉我，说他在会上挨了壹顿打。五个打手，都是荥经的公社党委书记。他们要他承认，说荥经缺粮是攻击，他的眼镜被打落在地。但他仍然说：“我只是实事求是地说了壹个共产党员要说的话。” 反右倾后，就没听说刘恩再出来工作。(或许有工作，我不知道)。不过，他的名字在雅安地区销声匿迹了。听说，他那次以后，弄了壹身病。我第三次与他见面是在l987年，我平反不久，到雅安地区科委去办事，突然在羌江南路碰见他。他已经很老，我上前招呼他“刘部长”，他感觉很惊奇。他自然是不认识我的，但还是同我摆谈了起来，问我在那里工作，并很高兴告诉了他家住处，要我有空去他家耍。我因有事，加上与他只是几面之交，自是没去的。不过，他“为人民鼓与口乎”的事，却壹直鼓励著我。 （作者为退休教师，当时是荥经中学学生） 诉不尽的五九年 秦启渊 赔壹顿饭 五九年秋，我小学毕业，荣幸地考入荥经中学。新的校园，新的老师，新的同学……可兴奋感很快就褪去了。因为随著荥经粮荒加剧，更兼冬天来临，壹股股难以抵御的饥寒，沉重地向我逼来。我们是学生，国家还算优待，每天有十二两（新称7.5两）粮供应，但仍感觉吃不饱。没办法，只好邀些同学到兰家山、官田坝等地采些野菜和在饭里煮著吃。 壹天中午，和我同桌吃饭的程明香同学未及时赶来吃饭，其他同学都狼吞虎咽地吃完自己的壹份就匆匆离去，我却紧紧盯著程明香的那壹份。总觉得她的那份多了壹点。我的碗早空了，肚里仍然还空著。面前的那份饭，惹得我看了又看，看了又看。最终，那控制不住的饥饿感，驱使我壹次又壹次地把贪婪的手伸向程明香的那壹份……事后，张凤才老师把我叫了去。她简直气坏了，对著我吼：“妳饿？妳想过没有？人家饿不饿？妳吃了人家的份，人家吃啥子？人家咋个办？”壹连五问，我不知该怎么回答。最后我痛下决心，说：“我把下午饭赔她。” 那天下午，我没有去吃饭。晚上做了壹个梦，梦中，我面前摆了好多好多的饭，吃都吃不完。醒来，同学们都呼呼入睡，饥饿又壹次向我袭来……二姐路珍 有壹天，刚做完广播操，我的二姐突然出现在内操坝，我看见她手里抱著壹包东西，朝我跑来，递给我说：“兄弟，没得啥子给妳拿来的，我给妳拿点玉米面来，妳打面茶吃。”我接过东西，二姐转身就走了。我看著二姐远去的身影，想起许多……二姐名叫路珍，是我父亲在路上捡来的。我父亲念她可怜，收养了，取名路珍，后来嫁在官田坝方家。这包玉米面可让我好过几天了。 自从二姐给我送玉米面后，就再没有到荥中来看我了。有壹天吃过晚饭，觉得肚子还空捞捞的，不由得想到二姐。到了二姐家，感到屋子里人寂空寥。推门进去，看见二姐靠坐在屋角，炉里火已经熄灭，炉坎上摆著几块黑乎乎的东西。她抬头看见是我，便轻声说：“兄弟，妳来了，坐，坐。”壹边揩著板凳上的灰碴。我迟疑著坐下。她将炉坎上那黑乎乎的东西递壹块给我：“兄弟，这是我们刚才吃剩的油枯，妳尝尝吧。”我接过油枯，反复打量著，忍不住问：“二姐，妳们吃油枯？”她说：“好久就没得粮食吃了，只有吃油枯（榨油之后剩下的菜籽饼）和糠。”我只想到学校读书饿得慌，没想到农民饿得更惨。我强忍著心中的酸楚，很不情愿地把油枯放进嘴里。壹咬，像咬铁块壹样，哪里咬得动？使了好大的劲才咬下壹些，嚼著，象吃沙子壹样满口钻，咽不下去。我小声说：“有壹股香味。”二姐见我吃不惯，又实在没有别的东西给我吃，就默默地挪到壹边做事去了。 饿死“土老肥” 荥经人称大饥荒叫“过细粮关”。公共食堂断粮，人们靠吃野菜、蕨基根甚至树皮、白泥巴等充饥。很多人都饿死了。可是在宝丰乡李家湾，壹个地道的“土老肥”李兴斋，守著许多粮油也饿死了。 五九年腊月间，李兴斋病倒了。妻子石氏早已饿得住进大医院。当时，医院里还有少许粮吃。他便盼著妻子每天用小药瓶给他装点稀饭回来。但不久，李兴斋饿死了。乡邻都知道他是个“土老肥”，果然在他床上翻出八百多元现金，壹千多元的存折，其它地方找出壹截腊肉，壹百多斤豆子和米，还有壹小罐红豆腐（豆腐乳），壹箱子新衣，壹小罐鸦片烟。 “土老肥”肥到如此程度竟会活活饿死，简直让人百思不得其解！在那个遍地饿殍的年代，就是偷，就是抢，也是可以理解的。怎么会家里放著钱、粮，不吃不用，受罪舍命！为啥子？有人这样解释：他是“老夹骨”（吝啬鬼），平时“夹骨”得连肉都舍不得洗（怕洗掉了油水）就煮来吃。据说解放前，有壹次他请了几个短工帮忙。吃中午饭时，他问：“今天的肉咋个好吃些呢？”老丈母答道：“我今天洗过肉。”“洗肉水呢？”“倒了！”“啊，可惜！应该留著煮菜吃。”不知他是说真的，还是开玩笑，把在座的人都逗笑了。像他这样夹骨的人，看著这么严峻的形势，当然更加舍不得吃了。还有人的解释可能更合理壹些：当时办食堂，社里强调不准私人开伙，不准谁家冒烟，被查出来就大祸临头，他纵有钱粮也不敢用了。 他的故事在地方上成了典故，壹见那些有钱舍不得用，该吃不吃的人，就会讥之为“李兴斋”。 （作者为退休教师，当时是天宝公社农民） 第四部分 斑竹壹枝千滴泪 收治孤、病、羸相关背景： 1960年3月，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急匆匆驾临饿乡，听汇报、发雷霆，然后下令调运西昌等外地粮食120万斤急救荥经，计划每人每天可得粮壹斤。又责令各公社办肿病医院，抢救病羸；办福利学校，收养孤儿。由于诸多环节难以落实，贪污、克扣严重，致使浮肿、死人仍然继续肆虐。 不过，李政委来荥半日所为，还是让死亡列车稍微降低了速度。 荥经孤儿院轶事 余启熉 概 况 荥经县孤儿院是在1960年9月开办的。1959冬至l 960春，农民缺粮至断炊，肿病流行，人口死亡率高。有的父母双亡后，丢下壹批无人照管、饥病交加的孤幼儿童。据当时统计有1440余人，之后又略有增加。 1960年三月，省上来人开始对农民人均日供应原粮1斤(黄谷1斤折大米0.6—0.7斤)，辅以打野菜、割油菜苗、豌豆苗等充饥度荒，死人的情况减少。收入乡办肿病医院的病人也有继续死亡者。三月份，各公社(即乡)也办起了孤儿院，收养孤儿l199名，不少孤儿体弱多病，缺吃少穿。办院条件十分简陋，收养的孤儿中，有许多体弱多病和肿病缠身者。在此情况下，县委政府决定：县上集中各乡孤儿开办县孤儿院，于是抢救生命救助孤幼者的行动迅速展开。 首先县委带头搬出办公大院(后作招待所)用作办孤儿院主体用房；其次供销社腾出后院的办公货场大房(原禹王宫庙产)用作办孤儿院儿童医院；第三，在太湖寺大庙室中选用壹些经简单修整就可住人的房屋开办孤儿院“太湖寺福利小学”。 房子解决了，在政府指挥下，选调壹批好干部、好医护人员、好教师分头进行全力操办。雅安八壹小学的模范校长(幼师专业毕业)调来担任院长。各乡送来的孤儿分三个不同层面安排： 1.身体虚弱，患有肿病和其它疾病的孤儿，不分年龄大小，归入儿童医院治疗。 2.年满七周岁，体质壹般可以上学的，上太湖寺福小读书(办1—6年级8个班完小)。 3.不满七岁的全部入孤儿院内设的幼儿园，分大、中、小，甲、乙、丙几个班。 以上壹院三体的经费全由政府负担。凡入院儿童改为按城市人口供应标准供应主副食品。孤儿院内孩童粮食够吃够用还略有结余。全院孤儿月增供应黄豆1斤或小杂粮(视货源)等作蔬菜粮之用。但孤儿中体弱多病、营养不良的问题难以改变，不仅菜蔬少而缺，肉、蛋、奶更是稀世之物，无条件解决。孤儿院是“全日制”工作，上千个孤儿的吃、穿、住、拉、病、抚育、教学，全方位服务是个十分艰巨而又复杂的系统工程。在当时的特殊条件下，孤儿院工作同志的努力、县领导的重视、相关部门的关心和支持是尽力、落实、有效的。在非常时期对千人以上孤幼病弱者的抢救成长功不可没！ 当时社会大环境极度贫困，劳动力元气大伤，农民返销口粮偏低(日供黄谷1斤折大米只0.6——0.7斤)，又无油脂、蔬菜来源。菜地被收后(后来补划)蔬菜无地种，鸡、鸭、鹅不准私养，房前屋后种点吃的也成“资本主义”而禁……。在此大环境下，孤儿院的生活安排也存在诸多难题，受大环境的制约，难以“壹枝独秀”，困难层出不穷。 （壹）收养和安置 前已记述，各乡孤儿院于9月停办，1199名孤儿集中于县办孤儿院。县上各种条件都比乡上好，吃穿住的困难也好解决。乡上也好集中力量办好肿病医院，抢救成年人。当时带孤儿来县的中年妇女，是每乡选出1—2人各自带孤儿，好和他(她)们建立感情的保育员，孤儿称 “妈妈”。这20余名保育人员因是农业人口，要返乡务农，与带熟(带七个月)的孤儿们痛苦相望，落泪而别。县上立即从城镇人口中，挑选壹批十几廿岁的女青年上岗当起保育员。他们也是好青年，也努力工作，但她们年轻，没当过妈妈，多数还是未婚小青年。要带好小至3岁大至五六岁的孤儿，做好抚、帮、教、吃、拉的事，难度太大，困难太多。且每个保育员要照料十几二十几个孩子，根本谈不上建立感情、疼爱、知心的事。失去父情母爱的孤儿们甚感孤独无依，痛苦想念亲人，非常难以理解的受伤心灵痛苦不堪……。 1960年9月办院，至1962年3月，壹年多时间里，孤儿院人员进出频繁，来往流动大。62年初，在院孤儿975人，其中住医院儿童139人，福利小学415人。1962年3月又接收农村新孤儿375人，同年1—7月将10岁以上身体健康的孤儿安置返乡参加生产，就近上学330人，生活费用由集体经济负担。在院孤儿1020人中(在收养高峰期的孤儿达1350余人)，住医院儿童168人。这里透射出两个问题：壹是孤儿院成立后到1962年初的这段时间里，农村人口死亡未完全停止。新增加孤儿375人(其中也有正常死亡者的遗孤)，二是住院患病儿童，未减反增，从139人增至168人，情况堪忧。 1963年1月8日，中共四川省委批转民政厅党组《关于荥经县福利幼儿园孤儿严重死亡情况的检查报告》。接著，雅安地委检查团、县委检查组于3月对该院工作全面检查，对若干工作人员作出组织处理和刑事判决，调换有关人员。之后，对收养的孤儿作了新的安排：根据省民政厅的批示精神：“在农村孤儿安置应以集体抚养为主，国家救济为辅，分散安置。”并说“荥经县儿童福利院规模之大、人数之多为全省少见”，60年9月至63年初，经费开支20万元之多。为减轻国家负担，县委决定将满10周岁以上的孤儿送回原籍公社分散安置，集体负担。首批330人，二批578人，分批安置返乡参加劳动或就近读书，费用由集体经济负担。1963年底年终算帐，县孤儿院总数为1209人，分批安置908人，占74.7％，尚有在院孤儿301人。1964年将院校合二为壹，并入“太湖寺福小”，分设6个幼儿班(组)和1—3年级教学。分别抚养和教学——工作，另设壹个隔离组，将患有头疮的儿童单独编个混合班学习和治疗。在雅安卫校皮肤科康治老师指导下，不足半年全部治疗。有的巴头儿患病时被人另眼看待，治好后笑逐颜开，稍后得到好的安置就更满意了。校院设有个小医务室，医护各壹人。 6月，雅安地委和专署政法党组下发《关于进壹步做好孤儿的安置工作的报告》，县政府率民政、卫生部门组成检查组去“福小”检查，当时有孤儿230余人。学习的、搞勤杂的、代当保育的、搞运输种菜的不少。小学已读完、安置不落实，政策限制只有返乡壹条路。当时社会大环境好转，学校和孤儿们的精神面貌改观，生活水平提高。经上级允许增开三个安置内容：壹是孤儿找到亲属认领，只要双方同意也有亲属关系，抚养费自负。对个别困难者也可适度给点救济(民政局自定)，不管去城市农村都可以认领壹个。二是中年夫妇双方无子女，经本人申请，基层出具证明，并与孤儿、院方签订文字协定(以不虐待、自费抚养为主要条件)报民政局批准也可领养壹个。户口随领养不分农村城市。这个方法为最好，各方都高兴，孤儿有爹妈、夫妇有子、组成个完整的家。三是可直接向用人单位推荐招工，当学徒等。这样，就把大孤儿的问题解决了。原是把他们留下，帮助工作，现可直接就业和兴家立业了。由于政策的支持，同志们的努力，二百多名孤儿很快安置完，个个落实到位，对少数特殊情况辅以钱物救济。人事部门同时安排工作人员，各得其所。最后剩下三名残疾人员交残老院收养。至此风风雨雨办了六年的荥经孤儿院结束。 （二）孤儿死亡事件 1.1960年9月开办的孤儿院和医院是特困时期产物。用供销社大库房临时搭造成大病室、大床位。设备简陋、医务人员太少、太弱，用当今的眼光来看，像个“难民儿童集中营”！当今的人们是无法想象的。就这样地方，平常病号百人以上。1961年冬，儿童中出现肿病、痢疾、结核、麻诊、肺炎、心肌炎、败血病、肠炎、脑膜炎等病，死亡22人。 1962年患病儿童增多，死亡率上升。1—9月死亡儿童达109人，10月后又有4人病亡，以上共计135人死亡，约占孤儿总数的9％，轰动全院，震惊了省、地、县三级。至1963年9月，病案编号到707号。1962年的病情高发成流行状态，孤儿死亡令人痛心。父母双亡，子女又死，医生护士、管理干部整天忙得团团转。在缺医少药的情况下，激情、痛苦、无奈交织在壹起，找办法、想出招，唯壹的壹个医生（实为医士，另壹位院支部书记兼医生）家在河北，因母病，告假三月回老家。处方要求用鸦片二两自制急救水救命。在教师、管理干部的配合下，县委书记立刻批准，交公安局执行。公安局先后拿壹两，派人监督，连夜造出急救药水投入使用，病情缓解，救活了部分病号，对腹泻拉肚的人尤为有效。 2.1963年9月某日，县委书记在古城坪马路边捡到壹个被丢弃的病儿，生命微弱，说不出话，口微动而无声，瘦得皮包骨头。临时取名“简荥”（意为在荥经捡的）。入院病案编号707号，此男童进院体检时身上带七处烧伤，口腔已长出大牙，约四岁。经两天多的治疗无效而亡，非不救而死。而办案人员的诉词称：简荥约二岁多，同床位的704、705、706和这个707的孤儿因抢救不力而死亡3个，再加严重“违法乱纪”罪名，使该医务人员被判刑劳改3年。是办案人员疏忽、还是受到什么“压力”？迷而不解。也就是这个人，1962年曾被评为县先进工作者受到表彰。事隔“日夜操劳为孤儿治病”几个月后却成了“犯人"。他服三年刑满后，释放回家，不服，连续上诉。经复查，找到原始医案处方用药的证据，法院撤判恢复名誉、恢复工作(现己退休住都江堰市)，冤枉接二连三。 孤儿院前是“三年受灾困难时期”，荥经县从学习榜样县，跌落成困难县，进入农民生活极为困苦，生活物资奇缺的“低标准瓜菜代”年代。千人以上的孤儿，他们长期营养不良，集中起来的病号越来越多，无条件补充营养，其病源于体弱，体弱源于营养不良。病号吃的食物如果在稀饭中加点糖就是上品，鸡、禽、肉、蛋、奶是稀世之物，无条件解决。而对孤儿们身体虚弱加重病缠身，又来个腹泻拉肚，震动全院。又无计可施，缺的物质，精神难于超越。孤儿们时常三五成堆躲在房后屋角痛哭，泪涌满面，悲伤动人。当工作人员发现后，手中拿不出几颗糖、几片饼干或几个水果去劝慰、安抚，乐而使其忘忧，只能尴尬而散。其实，孤儿们需要物质帮助，更需要贴心的关爱。后来孤儿们唱出壹首儿歌： 壹九五九年， 爹妈饿死完， 把我送到孤儿院， 眼泪流干也枉然。 真是悲歌壹曲动心弦哪！ （作者当时为民政局干部） 孤儿院印象 杜治中 想起五九年， 爹妈饿死完。 把我送进孤儿院， 还说叫做幼儿园。 提起这首民谣，凡是经历过“细粮关”考验活过来的荥经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59－62年的大饥荒时期，全国的老百姓都在受粮食的煎熬。我们这里管它叫“过细粮关”，我们不足十万人口的小县也饿死了五万余人。数千孤儿流离失所，无家可归。大饥荒后期，县里办起了孤儿院，壹个设在县招待所，壹个设在墙后头开善寺。 其实孤儿院里也同样受饥挨饿，每天每个孤儿半斤口粮，除当官的和管理人员层层剋扣下来，便所剩无几了。全国都在嗷嗷待哺，哪里轮得到孤儿吃饱？当时我弟弟六岁多，也收进了孤儿院，我已经十来岁，无福享受那每日半斤口粮的殊遇了。每次去看他，只见他和其他孩子壹样，瘦得皮包骨头，膝关节骨头比大腿还粗。说话蚊子声，步履蹒跚，踽踽蠕动。每个小娃儿胸前都挂著壹只打完青霉素针的小瓶儿，里面装了些食盐，他们每天都四处找寻些野菜什么的蘸上盐，用来充饥。弟弟见到只有壹句话；“哥，我饿得很，我要吃。”看著弟弟这副惨象，真是万箭穿心，欲哭无泪。心里估量著：“自父亲去冬饿死以后，现在不知道我俩弟兄谁先离开这个世界。”因为他在孤儿院里还有壹点点粮食吊命，而我在生产队里早已断绝口粮了……孤儿院里的孩子个个饿得“黄浪水气、七浪八摆”的，与饿殍只差壹点区别——就是还能动弹。所以孤儿院饿死人也是极其普通的事。谁说人命关天？在我的印象里，人命从来就没有“天”关过。 晚上便可看见孤儿院里的管理人员用“大花篮子”横摆竖插地装著孤儿的尸体穿过开善寺侧边的小巷子去河里倒。后来因为孤儿院里死亡的孩子太多，便逮捕了几个管理孤儿院的去劳改了事。 在孤儿院里，除了每天给孩子两餐而外，几乎没有什么管理。每个娃儿身上都长满虱子。遇到疾病，首先便在孤儿院里传播流行，象“鮓（zhǎ）疤眼”（急性结膜炎）、“疤脑壳”（脱发性黄癣）、“干疮子”（螨虫性皮炎），都先后在孤儿院里肆虐过。那时，人们都有这个印象：凡是有“鮓疤眼”、“疤脑壳”、“干疮子”的娃娃从街上走过，都知道他准是从孤儿院里出来的。 终于熬到1962年，公共食堂撤销了，农民每家每户都划分到了自留地，结束了“共惨主义”的生活方式，恢复到以户为单位，那些被拆除的房子又重新盖起来了，苦日子壹天天开始好转。 孤儿院长期设在县城的招待所里，毕竟有碍观瞻，于是就将它搬迁到离县城十里的壹个叫“太湖寺”的大庙里。 为了彻底清除孤儿们头上的虱子和“疤老壳”，便将每个孩子不论是男是女，通通剃成光头，壹个个从山门里进进出出，不知道的人还以为这庙里新招来壹批小沙弥呢。 真正是“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当时，在太湖寺那个深山沟里，孤儿们的生活究竟是什么样，发生了些什么事也无人知晓，但后来还是传出了壹些丑闻：那些八、九岁十来岁的女孩子竟遭到管理人员的奸污蹂躏！事情虽然后来才暴露，奸污者也被送去判刑劳改，得到了应有的惩罚，可是那些女孩子幼小的心灵却遭到终身难以磨灭的恐惧与耻辱！ 在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以前，孤儿院被撤消了，大壹些的孤儿送去斑鸠煤矿当了工人，小的有些给无儿无女的人家收养，有些又送回原籍由生产队照管。那些带著心灵创伤的女孩有的给人做了童养媳，嫁到更边远的山区，至今已是五十多岁的老妪了。城里有些去爬山游玩的人偶然遇见她们，问起当年的情况，她们马上呈现出惊恐不安的神情，不愿再提及孤儿院里那些往事。笔者曾去打听过当年孤儿院的知情人，但她们大多不愿再揭伤疤而三缄其口。 以上这些有关孤儿院的点滴印象，都是劫后余生者人人清楚的事实。 （作者当时为城关公社农民） 恐怖的泗坪 熊习礼 1959年12月29日清晨，我从成都南门武侯祠旁汽车站乘车南行，沿途鹅毛大雪，白茫茫大地壹片粉琢银妆。到达雅安时，天已傍晚，电灯开始亮了。街面壹片冷清，关门闭户。住宿在车站附近的旅社。住宿要检查证件和介绍信。旅社食堂凭省粮票或全国粮票供应大米饭。买大米饭时可配搭壹小盘没有油浑的水焖厚皮菜。如果不买大米饭则不供应厚皮菜。旅途劳累壹天，又无油浑，怎么吃肚子也没有饱的感觉，只有闷头睡觉。30号、31号两天办完工作调配的各种手续，分在专区医院门诊部口腔科工作。第二天是1960年元旦，放假壹天。离开了德昌右派群体互相照顾的温暖，我像壹只失群的小雁感到孤独和悲凉，头上还有沉重的紧箍咒，独自壹人漫步在雅安的大街，雅安各个主要街道的街面，都是壹片萧条、凄凉、冷清，从前的商业店面大多数已变成街道居民住家的卧室。糖果、糕点、肉类、禽蛋、水果，壹切可以进口的食物都绝种、绝迹，无影无踪。仅存几家寥若晨星的饭馆都是和车站附近的旅社食堂壹样，凭全国或省粮票供应大米饭时配搭壹小盘水焖厚皮菜。邮电局可以寄信件，有壹家新华书店里面充斥著红色读物和少得可怜的科技书籍。稀稀落落偶尔可以看见壹家国营百货公司的商业店面或者是县供销合作社卖原始农具的店面，里面也是货架空空。日用百货不仅要凭票证供应，而且全面匮乏，即使有供应的票证，也不易买到。无论是雅安县粮票还是成都市粮票都买不到街上的熟食品，只能到当地政府指定的粮店购买票上面额的粮食。除了政府、组织、单位里党指派的出差人员以外，壹般工作人员，更不要说城市街道居民，如果是农民那是想都不敢想，哪里可能有全国或省粮票呢？像成都市这样的省会城市，后来才在给市民每月发粮票时，在其中划分出百分之几的份额为可以在街上买熟食的熟食证。因此可以说在街上饭馆吃饭是政府控制的行政行为。 元月二日到口腔科诊疗室上班，早上是空腹上班。到上午十点钟时，门诊部的管理员才摇铃喊：“吃饭了！”这是第壹餐，既非早餐，也非午餐。凭饭票买用刀切割的像蛋糕壹样的，壹两壹两的米饭块。菜是壹小块体积为2×3×5立方厘米的咸豆腐乳。下午四点开第二餐，每个人可以买壹小盘水焖厚皮菜。科医疗组长告诉我：“医院里的每壹个工作人员都必须自备壹把锄头、壹把镰刀、壹个背篼。随时都要参加农业生产劳动。”第三天就叫我背上背篼去郊外割猪草。原来门诊部对每壹个员工的工作安排是，每周搞业务工作壹至三天，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四至六天，没有休息日。冬天的任务主要是割猪草。草是猪的主要的或者说是唯壹的饲料，医院自已喂猪自已吃。每个人都有割猪草的定额任务，完不成定额者没有肉吃。我背著背篼出城到了郊外，看见满山遍野都是各行各业背著背篼割猪草的人。天寒地冻，哪里有什么青草！何况每壹天都有很多人在抢割，镰刀派不上用场。我只有蹲在小溪边用手扯沟边细嫩的蛾香草。傍晚回院交草，过磅登记，别人都是30多斤，最少也是20多斤，我只有13斤。第二天在割草时，遇见壹位30多岁，其他单位的衣著整洁的女人，她手足快捷利落，沿著另壹条小溪，把凡是带青色的小树枝、树叶、茅草，统统割下。我跟随她走，照样画葫芦，大有收获。回院过磅时，20多斤，但是受到生产队长（此人的本职工作是财会人员）袁成湘的严厉指责，说我“把树丫都割回来了，猪怎么吃？” 白天割猪草，晚间还要政治学习到深夜，学习内容无非是形势大好，壹条心！壹个劲！壹股绳地继续大跃进。 元月中旬，医院派我和另壹名34岁的口腔科女医生曾云霞同赴荣经县泗坪公社防治水肿病。泗坪在雅安以南70多公里，公社卫生院坐落在泗坪场口，卫生院的田院长向我们介绍情况时说：“泗坪的水肿病是病人多，病情重，发病急。当前任务是要立即成立肿病医院，集中收治病人。同时也要巡回到病人的家里去看病发药。”次日早晨，我们由田院长和卫生员陪同到泗坪场的街上去走家串户，看病发药，同时熟悉情况。 泗坪场的官称叫“民主大队”。街道狭窄，路面用石板铺成，高低不平。两侧的房屋破烂不堪，梁歪檩斜，墙壁呲牙漏缝，多数是前清遗留下来的木板房。街上没有壹家商业店铺。 只要踏进任何壹个病人家门，立刻就有壹股腐臭、尸臭、霉臭、屎臭、尿臭、汗臭混合的恶臭、怪臭，扑鼻而来，令人感受到难以忍耐的恶心和窒息。屋子里阴冷、潮湿、昏暗、肮脏，难以下足。个个病人都是面部和躯体上部呈现出壹层枯萎、腊黄色粗皮包裹著壹副骨骼。看不见壹点皮下脂肪和肌肉。其面部毫无表情，神情木纳、痴呆，反应极其迟钝。有的病人面部肿得像壹个大南瓜，皮肤呈粉白灰色，两支眼睛肿胀得像壹条细缝。下肢肿胀得硬绑绑的，皮破处流清水不止。腹部肿胀像壹个鼓。行动非常困难，极其迟缓。憨坐在门边或角落里。我们对其说话时必须放大嗓门，反复几次，良久才有含糊不清的回答或呻吟。这幅场景，比美国电影《巴黎圣母院》乞丐窝的场景还要悲惨、恐怖、可怕得多。这就是壹年半前我在德昌永郎时，郭福长狂呼飞奔的共产主义天国乐园。 我们对病人进行的检查、诊断、治疗的整个过程是固定公式程序。用听诊器象征性毫无意义地在病人的胸部杵壹杵，用手指按壹按病人小腿，看其产生窝凹的深度。诊断为“中度肿病！”或“重度肿病！”。治疗药物也是规范化的，固定的，统壹的。第壹种药称“康复散”(糠麸散)，配方是用细米糠，麦麸皮加少量的黄豆面再加极少量的黄糖，揉搓呈沙痢☆即成。发药时每壹个病人发给2——3小匙不等。第二种药称“小球藻”。是壹种生长繁殖率很快的藻类植物。它凝聚成大小不同的松散团块，飘浮或悬浮在水中，用人尿作培养基，煮沸后给病人壹小杯。据说此液含蛋白质，但其味苦涩，尿臭难咽。少数重病人再发几片维生素B1或维生素C片等药物。 当时对肿病病人的治疗方针是集中治疗。以公社为单位的集中治疗点称“肿病医院”。以生产大队（管理区）为集中治疗点称“大队疗养院”。 公社“肿病医院”设在泗坪场口外不远处的壹个院落里。这个院落是壹幢前后两层的四合院，建筑设计，梁、栋、门、柱都很气派，是前清士大夫的府第。现在分给许多农户居住。但因多年失修，已十分破落。公社在这个院落内调节出几间比较好的房屋给“肿病医院”使用。医院集中有三、四十个病人，医疗工作由我主持，另外有几个卫生员协助。病人分住几间大屋，床是用木板钉的连铺，上面睡五、六个或七、八个人不等。检查、治疗内容和外面巡回医疗的内容大同小异。只是每壹天要给病人发二次“康复散”，卫生员要煮沸二次“小球藻”发给病人。另外医院除备有壹般常用药物外，还配备有20毫升壹瓶的50%葡萄糖注射液若干盒，供抢救低血糖昏迷病人使用。 肿病危重病人在低血糖昏迷情况下，注射高渗葡萄糖，在施行静脉穿刺时，其静脉血管壁的弹性、韧性完全丧失。只要注入皮下的针尖刺入血管壁，血管立即破溃，产生巨大的皮下血肿，而且将针尖挤出血管，很难把注射针保持在血管内。常常需要穿刺二、三次才能注射药物。昏迷病人经抢救复苏，也很难存活，很快就可能发生第二次昏迷。昏迷次数越多，存活率越小，有时还在推注药液时，病人就已经死亡了。 医院雇有壹个炊事员，每天给病人做两餐饮食，每餐给每壹个病员壹碗稀糊糊。其内容是少量玉米面加细糠皮加红苕藤和青树叶磨成粉混合煮沸成糊糊。仅此也比医院外公共食堂分配给社员的同样食品的量要好得多、多得多。最令我难忘的是院子的角落住有壹户人家，是壹对青年的夫妇，两人都有壹点文化，带有壹个两三岁的小孩，每天两餐盛三碗少得可怜的稀糊糊，那女人既要让丈夫，又要让孩子多吃点，她几乎每天都没有吃。那种饥饿、痛苦、悲惨的情景，真令人心酸不忍。 肿病医院内外的水肿病人每天都在大量死亡，医院外的死亡率比医院内要高得多。因为很多病人行走十分困难，没有体力能走几里路甚至十几里路来“肿病医院”集中接受治疗就死在家里了。最初，人死了，死者的亲属或近邻还要拆几个楼板或墙壁板，装钉壹个木匣将死者放在匣子内抬去掩埋。后来死的人越来越多，楼板、墙板没有了，抬死人的人也没有了。活著的人都是有气无力，完全没有力气抬死人。只有将尸体拖出门去丢在田里或坡地的低凹之处，随随便便盖上几铲泥土，草草了事。但是常常在夜里，就有人把泥土刨开，将尸体大腿和臀部的肉割走，而任由尸体暴露。初始时，人们对此还有议论。后来割尸肉的事频繁发生而且连尸体的内脏也被挖走，习以为常后也就无人问津了。 公社干部包括卫生院的医务人员，是在干部食堂用餐。和专区医院壹样，干饭是将大米盛在方形的铁匣内蒸熟后用刀切成块状出售，以求份量精确。稀饭则是在煮熬时加有小苏打（碳酸氢钠），这样，即使用很少的米也可以熬出很粘稠的稀饭。（这种弄虚作假的方法煮熬的稀饭，在碱性溶液里，稻米内所含的水溶性维生素已被破坏殆尽。）食堂里面没有菜蔬供应，仅在餐桌上放有壹小碟用清油炒过的盐，供进餐者食用。 1960年春节。肿病医院所在地的社员公共食堂供应了壹次猪肉，也分给我壹份。共三块，每块比枣子还小，第壹块是猪皮，第二块是猪尾，第三块是筋骨。干部的春节物资供应是每壹个人凭粮票购买二斤挂面，另配2两（64克）花生、2两核桃、2两柿饼。这些物资在当时都是极其珍贵的救命之物。 泗坪公路旁的山坡上是泗坪铁锅厂。公路上的行人都可以看得见铁锅厂锻铁的火焰。春节时坡地上挂著醒目的红色横幅大标语：“感谢党！春节给我们吃回锅肉还有煮萝卜汤给我们吃！”这条动人的标语非常真实、朴实，令我刻骨铭心，永生难忘。 卫生院在大饥饿来临之前，还有妇女生孩子的时候，储备了壹些胎盘。那个年代没有冷藏设备，他们用火把胎盘烘干，磨成粉末储存。现在成了最佳营养品。春节前夕，不知道他们在哪里弄来壹个新鲜的胎盘，煮熟后请我共享。哦！天哪！那是人肉，我连看都不敢看。 卫生院全体医务人员每天晚上都要与公社干部壹起去泗坪邮电所参加县委召开的电话会议。会议内容是全县各个公社逐壹汇报该公社的肿病人数、以及当日的发病人数、当日死亡人数等数据。所以，我认为三年大饥饿的死亡人数国家必有准确的数据。 春节过后，二月下旬，卫生院通知，调我去河西大队疗养院。到达时天已快黑，大队书记安排我住在壹个空仓库里面，其内已经住有壹位名叫胡远阔的，从成都市下放到荥经泗坪的住社干部。稍后屋子内陆续来了七、八个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坐在壹起东拉西扯壹些极其无聊的话语。又过了壹些时候，八点半左右，卫生院田院长和壹名公社副书记匆匆赶到。坐在壹起，所有的人都很兴奋。谈话的题目越扯越杂。后来谈的就全是女人和男女性事。我疲倦极了，这些人不走，也无法睡觉。 午夜12点到了。其中壹个人大喊：“干事！”其余的人同声应合：“干！”这伙人就壹齐向仓库后院走去，室内仅留下我壹个人。过了十多分钟，我实在忍不住，就慢步前去看个究竟。小院那边壹间屋子灯火通明。房门半掩。我走近壹看，这伙人全在里面，壹炉大火，热气腾腾。壹个粗汉，全身赤膊仅穿裤衩，手握壹柄30公分长的匕首状尖刀正在杀牛。牛头已落下，肚皮也打开了，腹腔内热气腾腾。霎时，还是那个人又高喊：“割肉了”。屠牛者壹刀壹刀地割下大块大块的肉。司仪者又呼：“公社某书记五斤，某书记五斤，……某主任三斤，某秘书三斤……。”然后是生产大队干部，再后是生产队干部。按官位品级高低分肉。最后说给疗养院病号壹斤，医官来了，也给壹斤。该生产队收钱的出纳姓王，是个小伙子。我当即将壹斤牛肉的价格三角四分付与王。次晨，我看见王出纳背著被盖卷。王说：“全体大、小队干部都要到县城集中，开全县五级干部会议。”从此就再也没有看见过王了。 几天后，听到壹些流言蜚语，说我偷吃牛肉没有给钱。我当时并不以为然。 三月中旬，公社召开全体干部部署春耕生产动员大会。卫生院全体医务人员也奉命参加。会议主持者报告说：“春耕生产为什么上不去？主要是阶级斗争激烈，阶级敌人破坏春耕生产。阶级敌人破坏春耕生产的典型事例就是右派分子偷吃牛肉。”紧接著就是壹片口号声：“把右派分子揪出来”！我被揪出后，耳光、拳头不断地落在身上。壹顿殴打之后，主持人讲话：“现在阶级敌人已经被揪出来了，阶级阵线分明，形势大好，大家壹定要把春耕生产搞上去！”闹剧就此收场。 会后，住队干部胡远阔带我回到住宿的仓库。胡深表同情地对我说：“老熊，以后妳不要再同这些农民打交道了。妳需要吃什么，大米、酒米、玉米面、挂面、汤元粉子、清油，我的床下样样都有，妳想吃什么，就拿什么，尽量拿，没有关系。”胡又说他从成都市石室中学高中毕业后，被分派去成都市公安局工作。当年成都市各高校的整风、鸣放、反右运动的整个过程全部都是在公安局的全面监控之下。他们配发有各高校的红色〈教职工〉、白色〈学生〉两种校章，背面都有编号。方便他们在任何时候视工作的需要以教职工的身份或者学生的身份出入于各高校。他本人就在川大批判冯元春的大会会场担任过摄影的任务。 胡在谈论反右运动时，其思想情感情完全是同情右派，倾向于右派的。但是胡的为人又与此完全相反，而我当时尚有不能理解的另壹面。 此时正值春耕，该生产队在点播玉米时发生了壹件事。壹个农民还不到夜晚的时候，就去刨开玉米窝上面盖的泥土，将窝内裹著“六六粉”还带有泥巴的玉米种粒放入口内生吞吃下。（这件事发生在人类20世纪的和平年代，简直是令人难以想像的可怕！）这个可怜的农奴在被抓到后，胡命令生产队的打手将其吊捆在树上。用床款子（100×6×4厘米的粗木条）毒打。我后来常常想到此事，可能是他长期职业习惯养成的残忍、毒辣、同时又没有法律制约而产生的蔑视人性、丧失人性的兽性。 我由于长期缺乏菜蔬和油浑，又吃了伴有细米糠的玉米馍，因之发生严重的便秘。解大便时肛门口像被壹个硬的瓶塞紧紧塞住。无论直肠内的粪便有多大的胀意，都疴不出屎来。下腹和肛门的疼痛，痛得我在农民的猪圈厕所地上滚。肛门脱垂，鲜血直流，痛苦难忍，这是我亲身的感受。 大饥饿反应在人体最敏感的生殖器官系统的表现就是大脑垂体促性腺激系的分泌机能，和睾丸或卵巢本身的性激素分泌机能同时降低，甚或枯萎。无论男女的性要求、性冲动锐减，几近丧失。青、中年女性长期闭经，由于缺乏性激素的刺激，更增加了人体各个组织、器官衰老、枯萎的恶性循环。妇女比男性还要多受壹层痛苦。由于子宫韧带张力减退，农村妇女比城市妇女承受了更多更重的体力劳动，因而导致子宫脱垂。子宫垂掉在外阴部的外面，大如核桃或更甚，粘膜受摩擦，糜烂、感染、发炎、流血。其状惨不忍睹。如果妳看见的这个女性是妳的母亲，妳的妻子，妳的姐妹，妳的女儿，妳将有什么感受？ 三月下旬，公社肿病医院又收纳有大量病人，死亡率节节攀高，我又调回肿病医院。有天夜里，我感到全身特别是腰腹部痒痛难忍。我点燃煤油灯壹看，内裤、内衣上面爬满了虱子，再壹看，枕下，铺床的谷草里到处都有，无法彻底清除。只好换去内衣，第二天清理了壹次被褥，去掉铺床的谷草。这就埋下我以后患病的病因。 四月初，壹个夜晚，我卧室隔壁住的女卫生员与壹个军人谈恋爱时在炉火上煮红苕。她们俩好心地给我盛了壹碗。我吃的时候感到红苕有些味苦。那个年代，烂红苕也不能丢弃。拂晓时，我腹部剧痛，然后是呕吐，再后是急剧地腹泻。典型的急性胃肠炎。服药后，第二天我就向卫生院请假去荥经县医院看病。卫生院见此状，也不好不准。 到荥经县城后，我即向县卫生科冯科长请假，说痔疮出血，肛门严重脱垂，需回雅安手术。冯曾经是雅安专区医院副院长，见我如此，也就准了。 返雅后，我因痔疮的原因，立即被收住外科病房，手术切除。出院后，四月下旬，医院又通知我，要我再去荥经泗坪。我实在不愿意再去了，第二天早晨，我在雅安汽车站买了去成都的车票。我想邓荣贵不是也是从永郎逃回成都了吗？我也跑回成都算了。 （作者当时为雅安派往荥经救灾医生） 唱壹首孤儿自创的歌 王怀生 说起那五九年哪， 爹妈都饿死完。 把我送到孤儿院， 还说那是幼儿园…… 这首歌没有固定的曲调，歌词除前四句不变外，后面的词可以随便增加。这是壹首孤儿的哭泣歌，是对失去父母，无人照管悲惨生活的悲惨心声。这首歌是县孤儿院解散后“回家”的八个孤儿传唱的，他们聚群唱、单个唱、想爹娘唱、没饭吃唱、挨打受气也要唱，壹直唱到上世纪七十年代他们长大了，成家立业了，才没有再唱了。至今壹提起，他们止不住的泪水流。 我家乡的社是“粮食关”的重灾区。五九年在大食堂吃饭的计有400多人，其中本社人有250多人，到1962年体制下放核定人数时，除外来人归回原地的外，就只剩下75人了，死亡的人达三分之二以上。所以说是大灾之年的重灾区是壹点也不过分的。 “粮食关”时期，家乡的社同全县、全国壹样受著灾难，应该说情有可原，但不同的是，该社除了有相当极左的“得力领导”外，还有几个“积极分子”，构成强有力的领导力量。坚决执行“巩固公共食堂，消灭家庭小伙食”管理办法。把分散居住的农户集中起来，为了彻底消灭家庭小伙食，他们不分时间，不分早晚地对各家进行彻底清查。将自存的壹点粮食或可食用的东西拿走，只要发现哪家房子冒烟，马上就对那家进行再次的彻底搜查，直至搜光为止。到冬月底每顿人均只有两瓢儿面茶，到腊月中旬只有吃少量的红苕加粗糠了，接著就完全断了“粮”。从那时候起开始大量死人，有的死在路边，有的死在地头，有的死在院坝坎，有的死在堰沟头，多数死在自家屋里。起初还有人埋，后来就没有人埋了，死绝的户达20户左右。壹直到南充人来专门组织清理埋葬，死了的人才得以入土。单指宋家壹姓大家族共有几十人，后来只剩下婆孙3人，其惨景可想而知。 当时，这些惨像对我来说都是不足为奇的，在我思想上打下最深烙印的是两起死人事件。 其壹是为壹瓢面茶的第壹死绝户。有个叫宋连长的(大队民兵连长)，人长的精明强干，虽然个子不高，但劳力较好，40多斤重的石锁壹次可以举上几十下。57年结婚生育壹双儿女，可谓幸福美满的家庭。58年从自家所住的宋家坎搬到食堂所在地的大院子居住。在冬月中旬的壹天早上，食堂炊事员正在分面茶汤汤时，他趁机“抢”了壹瓢面茶，并迅速朝面茶里吐了几口口水，目的是以免被干部拖下倒回大锅头。这时，社长发火了，眼睛壹鼓，脸壹红，破口大骂：“不要脸，抢人了！”随之两耳光。尽管挨打挨骂，他毕竟饱餐了壹顿。但带来的是扣罚全家三天的伙食，还不到三天全家四口全都死了。 第二件事，是惨死在牛蹄子下的小孩。腊月初的壹天，社长与几个社员在剐壹头被人割了耳朵和尾巴死去的水牛。壹个叫王革的小男孩看到在剖牛肚子时漏在地上的成坨死血，就爬去抓来吃。社长大发雷霆：“妈的×，等不得了！狗日的！”就踢他几脚头，还不解气，随手抓起壹只牛蹄子就是几壹下。小孩挨打后十分痛苦，满嘴是血，也哭不出声，只是“哎哟喂、哎哟喂……。”地叫唤几声，就爬回家去了，当晚壹命归天。 至于我能够活下来，那也是四条命换来的。大概是59年冬，我父亲从大矿山减员回来，看到情况不好，预感到在劫难逃，就给我母亲商量，也是壹种交代，说：“我家其他人死了都不要紧，无论如何也要把这个娃儿保住。我们都几十岁了才这个儿子，壹定要把他保起来。现在由我匀给他吃，如果我死了，就由妳负责，不要管那三个女子，管好儿子就行了。”从此，每顿都以我吃饱，再由他们吃。粮食越来越少，父亲和两个妹妹瘦得不成样子，到腊月中旬，父亲就饿死了，三天都没人埋。过几天，两个妹妹也饿死了，剩下三娘母，哪怕是吃树皮、吃草根、吃野菜都等我多吃。有壹天，我壹个叔伯的哥在院坝头当著我的面给我妈说：“幺奶奶(依著娃娃叫的)，妳何苦啊，留得青山在，哪怕没柴烧啊！妳何苦管他们啊，把妳逃起来再说嘛。”我妈当即答应他：“不，他老子说过，我死了都不要紧，壹定要把儿子保住。”后来由于母亲饿的太凶，粮食关过后也死了。从此，由姐姐带著我在悲惨的生活中长大。 不少人为了活命吃泥巴，更为可怕的是有壹个叫黄陈氏的将自己的娃娃煮来吃，被人闻到“香气”，还以为偷了牛什么的，报告了领导。领导去揭开锅壹看，还有壹只小人的脚。当晚挨批斗，被吊在房屋的穿方上，跪高板凳，淋冷水，打得死去活来。处在这种环境里的过粮食关的人们，必然难逃活命，怎么会不死那么多人呢？结果造成人烟稀少，土地荒芜的壹片悲惨景象。后来反违法乱纪，这些干部成了全乡的重点整治对象，从此他们成了众矢之的。 写这篇文章的意思只是想反映壹点当时局部真实情况，还有壹个意思就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再加壹句“匹夫有利"，所以今人应当珍惜大好时光，其余没别的意思。 （作者为退休干部，当时是烈太公社农民） 壹所特殊的学校 朱朝富 1961至1965年间，在我县山清水秀的马耳山下千年古刹太湖寺内，设有壹所特殊的学校，名叫“荥经县福利小学”。它与其它学校截然不同，这所学校有其特殊的使命和功能，负有对每个学生衣、食、住、行、养、教、医等重要任务，而且实行国家公费全包干，包养、包教、包医，乃至每个学生的清洁卫生、洗脸、洗脚、洗衣等还专门请保育员负责管理。学校共有学生四百余人，这些学生均无父母。有教师二十余人，医生先后六人(安学远、张尚定、王德范、曾素华、朱朝富、李正香)，保育员十多人，加上勤杂人员等共约五十余人。书记是解业娃、杨联英，校长是郑炳银，教导主任是石章其。他们带领全校职工，肩负起党和人民的使命，努力工作、辛勤劳动，精心照顾和管理教养著这些特殊学生的健康成长。 三年困难时期，因缺粮食，在我县饿死了很多人，遗留下壹千多失去父母，无依无靠的孤儿。政府及时采取措施，组织人员从全县各乡镇把奄奄壹息、快进鬼门关的孤儿，逐个搜集抱养起来，送进县招待所内的幼儿园（7岁以下）和太湖寺内的福利小学(7岁以上)。从而挽救了壹大批孤儿的性命。 我是壹九六二年八月份到太湖寺的。由县城到太湖寺，路途虽不遥远，只有十华里，但当时交通不便，又是上山路，下起雨来，道路泥泞很难行走。山上四五百人的生活用品——柴、米、油、盐等，都靠每个工作人员(包括书记、校长、教师、医生等)，每天踩著泥泞小道轮流进城壹背壹背地背上太湖寺。为了解决吃菜困难和粮食不足的问题、学校还在太湖寺后山上开种几十亩土地，发动全校职工和较大的孤儿积极参与开荒自救、改善伙食。 由于这些学生是刚从鬼门关上夺过来的，骨瘦如柴，面黄肌瘦。七至十三岁左右的孤儿，营养缺乏，体质虚弱，抵抗力低下，疾病随时浮现，传染病极易发生。特别是麻疹并发肺炎，已经在县招待所幼儿园内夺走了不少娃娃的生命。据说每天都要掩埋二至三个，令人惊骇。 我到太湖寺后，虽然死神已经基本驱走，但尚在病床上的病儿每天仍有数十例。当时走了壹些医生，只留下壹个医生、壹个护士。我是主管医生，责任重大。想起县招待所幼儿园曾经流行麻疹，由于患儿体质很差，抵抗力极低，故普遍麻疹并发肺炎，引起内陷性麻疹，夺走了不少娃娃的生命，导致主管医生吴权忠判刑劳改三年，院长陈学钊监外执行，其余相关人员也相应受到处分。由此我感到恐惧和紧张，万壹再死娃娃，追究责任怎么办？只好尽量小心，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我自定了壹个制度，除了每天认真观察医院病儿外，必须做到三查三到：壹是壹日三餐要到饭堂，观察学生吃饭情况；二是每天晚上8时要到宿舍观察学生睡觉情况；三是每天到厕所观察学生大小便情况，并不定期地对学生进行体检，做到心中有数，预防万壹。 记得在壹次对学生体检中，发现普遍学生的肝脏均肿大至剑突下二至三指，壹下把我惊呆了。因当时正值雅安地区各地肝炎流行，故立即向县上作了报告，分管副县长胡崇芬及有关部门(民政科、卫生科、县医院、防疫组等)的领导，亲到现场视察，并邀请了地区医院小儿科著名老医生王汉勋来荥诊查。县医院来了王宗森、左化成、白云礼、任跃先、王素仙等约十名医生，对每个学生均进行了肝脏 检查及抽血肝功测定，会诊结果，疑是由营养问题引起的营养性肝肿大。为了安全万壹起见，特留下县医院内科医生任跃先驻守太湖寺近三个月追踪观察，直至确诊营养性肝肿大为止。从而也佐证了这些学生当时体质的虚弱程度。 由于太湖寺地处山沟，沟内有许多螃蟹，小娃娃好耍喜吃，常在沟边捉螃蟹，用柴火烧来吃，半生不熟，有近二十余人感染上肺吸虫(皮肤性)，其中宋云华、陈金石二学生送往地区医院小儿科王医生诊治过，其余我每月到雅找王医生要药(别丁)回荥治疗，已全部治愈。我在太湖寺福利小学工作期间，曾遇十多例重症病儿(乙型脑炎、暴发性痢疾、重症沙门氏菌感染等)。由于山上医疗条件较差，我每遇这些情况时，就只好亲自背送到县医院救治，其中壹名病儿叫胡贵强，约8岁，患重症沙门氏菌感染引起肠道炎并发毒血症，经县医院抢救治疗无效死亡，其余均救治好转。 其次还有二十多个病儿很麻烦，最难治的黄癣病儿(俗称疤老壳)，因感染性强，只能隔离治疗。由医生、护士每天清洗搽药、理发剃头。黄癣脱屑，又脏又臭，有壹种特有的腥臭味，人人都不愿接触，只好由医生、护士挺著耐心治疗，基本得到治疗。 由于上级重视，全体工作人员共同努力，密切配合，认真工作，所以山上福利小学的特殊学生未遗失过壹个，也未在山上死过壹个。 我是最后离开太湖寺的壹个，从六二年到六五年期间同其他工作人员壹起，将四百余个无父母的学生，按上级布署和要求进行管理、教养、救治，并逐步办理落实投亲靠友、扶养、招工等事项，直至送走完在校的最后壹个学生，这所座落于太湖寺的暂时性的特殊学校，也就自然宣告消失了。 （作者当时是县防疫站医生） 两首儿歌的由来 秦启华 (壹) 壹九五九年， 爹妈饿死完。 把我送进孤儿院， 眼泪流干也枉然。 (二) 想起五九年， 爹妈饿死完。 饱干部，饿社员， 胖墩胖墩炊事员。 这两首儿歌是孤儿们的父母饿死完之后，县人民政府在县招待所设幼儿园，太湖寺办福利小学近干名孤儿进行哺养时孤儿们的“凑作"。反映是极其真实使人痛心的。是对“左蝎”的控诉，是对童年失去母爱的呼喊！孤儿们亲眼看见自己的父母活活饿死了，而吃得饱的干部却活得很好。炊事员是当时掌握瓢把子的人，还长得很好，胖墩胖墩的。在他们看来这人间是多么不平啊！多么可怕啊！可又有什么办法呢？ 1959年—1 961年，三年“自然灾害”荥经到底饿死了多少人，不少人都在说——三万、四万，甚至五万、六万，但都说不出壹个令人信服的数字来。今据《荥经县志》总编室历年数字查证核实统计的赵增龄同志提供的有关数字公布如下： 1959年非正常死亡人口：17001人。 1960年非正常死亡入口：10468人 1959—1962年非正常死亡人口：31759人(机械事故死亡除外)。占四年平均人口83584.25人的38.04％，这些数字是上世纪80年代据县公安档案核实的，是比较接近实际的。 31000多人被活活饿死，这在荥经历史上是最大的惨案！原因何在呢？ 1959年秋，荥经县委、政府根据上级指令，对全县各人民公社强行征购粮食，限时完成任务。结果是社员的口粮卖完也完不成任务，到冬初各地公社食堂相继断炊。社员处于极度饥饿之中。为了活命不得不吃粗糠，树皮、草根、泥巴(观音土)，甚而至于人吃人肉。饥民喝水过多而水肿、肿病大量发生，待体内壹切能使人生存的营养成份耗尽而死。或死于家中或死于路旁……。真是路断人稀万户萧疏，直至1960年3月上级拨粮救人，情况才有所扭转。 荥经人口1957年是103100人，至1962年减为69656人。至1963年人口才有所回升。荥经发生“五九惨案”，当事的县委书记负有壹定责任。这段曲折的道路及其错误的根源，党中央于十壹届六中全会已作出结论。 现摘录赵增龄同志提供资料的第九页于下： “在人口急剧非正常大量死亡的关键时刻，当时执政的县主要领导未挺身而出积极救灾。停滞不前，束手无策，虽时间短暂(1959年6月—l960年2月)发生肿病日益严重。不采取果断措施，扑灭肿病，而是不顾事实，虚报病情，少报死亡。千方百计封锁消息，阻止群众举报，以保“乌纱帽”。结果病情愈演愈烈，情况更加恶化。1959年10月后，全县肿病人数巨增，达二万余人；1960年1—3月发病约有15805人。据查当年县有库存粮l426．48万斤。未及时向上级报告，请求动用国库粮解决救灾急需。失职赎职，以致造成重大死人事件，这些当时主政者，不能不受到历史的遣责”。 当年的孤儿们，早己成为爷爷奶奶，壹提起儿歌，他们总是忿忿不平。本文所采用的两首儿歌。抄自2005年8月李德祥主编的《荥经风情》第156页，经有关人员反映，第壹首与当时流行的有出入，今录于后： 壹九五九年， 爹妈饿死完。 把我送进孤儿院， 还说那是幼儿园。 岁月悠悠，天数茫茫。我经历了“五九”年而能活到今天，也算是三生有幸。我相信今后的执政者，不会给父老乡亲再带来历史的伤痛。 （作者参与编撰《荥经县志》，当时为城关二小教师）荥经发生水肿病 及其防治情况的回忆 龚尔章 壹九五九年秋冬季，荥经县各公社相继向县委反映发现水肿病人，病人下肢水肿或面部浮肿，精神很差，不能劳动。因而引起县领导重视，并指示卫生科派员下乡调查核实。五月中旬，卫生科长冯锦华即抽调县医院医生张晋新、县防疫组方继成、卫生科办公室龚尔章等人到青龙公社麻柳场进行检查。 刚进村口就发现壹例男性病人，他下肢水肿，因没有粮食吃肌饿难忍，每天挖水芹菜吃，已走不动路了。随著缺粮的加剧，各公社水肿病人激增，并不断有病人死亡的报告。我随冯锦华科长步行到六合、花滩等公社检查病情，在西门新牌坊处和高粱弯下坡处，均发现饿死者倒在路旁。回来后冯科长立即向县上作汇报。此后县委在电话会上向各公社部署：“以食堂为中心开展卫生运动，除害灭病”。同时抽调县医院和防疫组、保健站医务人员，下到各公社，配合公社医院医生对肿病进行防治。由于肿病系缺粮所至，因此防治手段只能是以补充粮食为主。财贸部给各公社医院下拨部分白糖、糯米、黄豆，各公社医务人员就将其磨成粉末，再加入米糠制成“红发丸”发给肿病人吃，由于数量有限，仅起到了壹定的作用。 为加强对灭病的领导，县委成立了“灭病办公室”，我被调到办公室工作。我的任务是收集各公社每天报来的肿病发病人数及死亡数字，并汇总报副县长胡崇芬审批后，报地委办公室。由于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群众口粮问题，因而肿病病情及死亡进壹步严重，引起省委领导的重视。 1960年3月中旬，省委书记李井泉亲临荥经检查肿病防治工作，采取了以下措施： 1.召开有部委局及公社党委书记参加的县委扩大会议，追究发生肿病及死亡的责任，会上撤消了县委书记姚清的职务，由杜晓峰接任荥经县委书记。粮食局长因有粮不给群众吃，也被撤职。 2.发出“全党全民动员起来扑灭病害”的指示，并紧急从西昌调拨粮食，对住院肿病人每人每天补助大米壹斤。全县各公社紧急成立肿病医院(也称临时医院)62所，收治肿病病人集中治疗。全县抽调中西医务人员197人(其中中医157人，西医40人)，雅安卫校及专区医院支援136人，共计333人到各公社、大队肿病医院开展肿病防治工作。由于基本解决了口粮问题，到壹九六二年底，全部病人治愈出院并撤销了肿病医院。 我在灭病办公室工作期间，每天收集的肿病发病人数及死亡人数，均如实汇总报县委领导审批。由于自上而下的压数字，每次报批均被要求我少报发病人数和死亡人数，再上报地委。人命关天，我承担不起如此重大的责任，因此，我做了两本账，壹本是每天收集各公社的实际数字，壹本是经领导审批压缩后的数字，(由于时间久远，具体数字我己记不起了)。在李井泉来荥经检查肿病工作时召开的县委扩大会议上，泗坪党委书记李家同在会上发言，说县委灭病办公室压了泗坪公社上报的数字，因此我即被调离县委灭病办公室，派去烟竹公社搞农村工作去了。 （作者当时为县防疫站职工） 红发丸与菜稀饭 方仲贤 1960年，在党的阳光哺育下，救苦救难的“肿病医院”在庄严的《东方红》和《社会主义好》的乐曲声中诞生了。 我的母亲光荣地跨进了“肿病医院”。医院坐落在青仁村对面的大院里。大厅正中高挂著毛主席他老人家慈祥可亲的画像，两边张贴的是我们心中最红、最红、最红，我们最最最敬爱的他那“壹句顶壹万句”、“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伟大真理：“急贫下中农所急，想贫下中农所想，关心群众生活。” 母亲因长期吃水芹菜，在病人中肿得名列前茅，理所当然享受了“惠民政策”的最高待遇。每天供应她1斤大米加青菜煮熟的“菜稀饭”和五九年的“科研”产品：用大脚板米糠加麦麸子再加少许黄糖搓制而成的“红发丸”壹包(约壹斤)。 每天只要壹放学，我就直朝肿病医院冲!与其说是看望母亲，不如说是去吃“红发丸”、“菜稀饭”。 壹天，三肿三消的母亲背靠床头，把两脚撑成“金字塔”，两端放著她盼望著心爱的儿子早些来吃的“红发丸”和“菜稀饭”。 壹到床边，不管三七二十—，我抓起就啃，端起就喝，不懂事的我哪里知道母亲壹口没吞，壹砣未吃，现在想起真是愧疚万分，心痛欲裂。 每天供应她壹斤，可院长叔叔给她提留了三两，司务长伯伯又挖了二两，炊事员爷爷倒去二两，剩下的由护士阿姨端送给她就只有大半碗了——因护士阿姨端起壹路走壹路喝，到母亲床前。这大半碗再由我这不听话的“短命鬼”壹口干。 可怜善良的母亲骗他的儿子说：“我早吃了。”有壹天听说母亲要出院了，我又是高兴，又是气恼，高兴的是母亲出院后要上山，给我挖“蕨基根”做馍馍了。气恼的是我再也吃不到“红发丸”、“菜稀饭”了。因家里天天吃糠馍馍，疴“算盘子”屎，有时疴不出，痛得直叫唤。就是倒背三次，“下定决心，不怕牺牲”都排不出，只有用女人别头发的“夹夹针”对著肛门钩“算盘子”，有时还钩出了血，好痛啊。 国庆节那天，我去接母亲，喝完了最后壹碗“菜稀饭”。 我刚把母亲扶出门。她突然甩开我的手大声说：“快去把‘红发丸’拿来！” 我壹口气跑到病床前，天哪!我心中最红最红的伟大的“红发丸”不见了!我急得哭了起来。 这时只见对面被盖不断抖动，我壹把揭开，壹个肿得象“氢气球”似的老太婆双手捧著我给母亲那张“向空中要粮”的报纸包著的“红发丸”壹边大口地吞，壹边朝上面吐口水。完了，我的妈。不说她不还给我，就给我，我也不敢……从那天起，离开“肿病医院”至今已快五十年了，随著时间的流逝，“肿病医院”已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可在那儿发生的人和事却深深地烙在我每壹条记忆的神经线上。 （作者为茶厂退休工人，当时是学生） 两个被饥饿摧残的少年才俊 ——为庹继新与兰坤元两草民立传 杜治中 壹、庹继新 庹继新1944年生，比我大壹岁，与我同住在壹个院子。他自幼天资聪颖，喜欢发明创造。上小学时就能修闹钟，模仿原始人用“石斧”砍树，制作成电影里才有的圣诞树。又用几十支废电池串联起来，浸泡在盐水里，接通挂在枝头上的壹串手电筒灯泡，作霓虹灯等等。除了各科学习成绩优秀外，他还会写诗（诗已没人记得了）、画画。他曾用水彩画了壹张“梓桐宫写生图”送我，此画挂在我的床头多年，那参天的桢楠掩映下的庙宇飞檐、青幽幽的兰家山、横跨荥河的铁索桥尽收画中。那幅画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可惜他记录的这些美好环境都毁在1958年大跃进那个极左年代。 1955年苏联火箭上天，他立即心血来潮，用布壳做了个火箭模型，外面糊壹层纸烟盒里的锡泊，贴上“中国制造”标签，里面装上火药，引线。第壹次发射，那家伙就像地老鼠似的横窜，差点命中我的小腿。后来他买了些“绳子箭”来，仔细分析研究，终于使他的“中国制造”飞了起来。 他考进荥经中学初中59级，才上了几天物理课，就著手造“矿石收音机”、六级电动机，他那间学习兼睡觉的屋子搞得来象个五金车间。他的那个“矿石收音机”还在雅安科技展览会上展出获少年科技奖。他有强烈的好奇心，加上脑子聪慧，发明创造了许多异想天开的玩意儿。 他之好动脑筋，不仅在发明创造，而且少年老成。 1956年，我父亲被污“破坏统购统销政策”而被关进监狱，我妈整日以泪洗面，再三叮嘱我：“到开公审大会那天，要早些到刑场恭候著，挤到父亲面前去多叫几声爸爸，就算妳娃尽孝送终了。”弄得我也天天伤心啼哭。可庹继新认真分析了形势，屡劝我妈：“伯父只是那点历史问题（曾任国民党县党部书记），并无其他真实罪行；现在又不是‘解放’初期，不会滥杀无辜的。”我妈心稍慰。壹年后，父亲果然获释。 可惜壹棵天才苗子不逢天时地利，58年大跃进壹过，全县人都开始饿肚子了。那时的他正长身体，难以忍受饥饿的煎熬。59年夏天快要初中毕业时，他便用他的聪明才智伪造荥经中学伙食团饭票、菜票，还有居民购粮证，屡屡得手。他吃饱了又去周济挨饿的同学，时间壹长，终于被发觉了，县公安局把他抓进了监狱。当时极左氛围炽烈，他又属于有问题的家庭。虽然他的曾祖父庹联彪曾经是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烈士，但他祖父庹明光是民族资本家，是专政对象，正在苗溪农场服刑。他父亲庹姚自然也属于“出身不好”，解放后在运输社拉板板车，也刚饿死不久，这些都是对他从重处罚的“法律依据”。 1960年冬，我见他被枪押著，在劳改队担水的行列里。后来听说他“失踪了”。很久以后才得知原委：就在1960年冬天临近春节时，县公安局便通知他母亲马筱芹（小学教师）去接庹继新出狱，可是出乎任何人的意料，马老师说：“不，让他再多接受点党的教育改造。”其实这句话包含著两方面的苦衷：壹是在监狱里面每天早中晚还有“二二三”两粮食保活命；二是从57年以后，人心都被政治运动整怕了，尤其是有政治问题的家庭往往故意表现得“积极”点。可是这话对庹继新来说，真如晴天霹雳。他以为深爱著他的母亲已经恩断义绝，心冷透了，于是想横了，毫无牵挂了，便从监狱逃跑出来。先是跑到官田坝找他的好朋友、同班同学兰坤元，相邀跑新疆。据说新疆建设兵团在大量招人，有饭吃，或许还可以从那里跑苏联弄吃的。 可是眼下肚子空空，总得弄点什么吃的才好上路嘛。万般无奈铤而走险两人麻起胆子，把生产队里唯壹的壹头四五十斤的猪杀了，正在烫毛，就被枪抵著脑袋。二人被捆绑起丢进看守所，成了重犯，但在押送到芦山苗溪劳改农场的途中，他又逃掉了……，从此杳无音讯。我怀疑他可能逃到国外去了，因当时有从广东泅渡到香港的，还有从新疆跑苏联的。 八十年代改革开放，我碰到他母亲马筱芹老师，问起庹继新的消息，她说：“国家公安部我都查过了，毫无音讯，看来是必死无疑了，他要是在外国的话，应该早有消息了。” 唉！天才没有吃的也会犯罪，也会夭折啊！怪他吗？ 二、兰坤元 我1957年在庹继新家里认识兰坤元，他学名叫兰肇初，自号坤元。他读初中时那手毛笔字就十分了得，看书也多，所以有点自命不凡。1959年初中毕业后，在县新华书店觅得壹份营业员工作，虽然每月有17斤粮食十多元钱，但还是饿得心慌。为了想吃饱，丢弃了工作，不辞而别，跑到西宁去找吃的。可事与愿违，去了壹趟青海，不但没有找到工作，回来失去了书店的工作，只好回到农业社。父母刚饿死几天，接著又因与庹继新偷杀生产队的猪而被关进了监狱。 命运也太捉弄他了。据说在看守所里他不服“反动家庭子女”的头衔（他母亲惨加过“壹贯道”），又“嘴硬”，处处触怒看守，于是在五黄六月的暴雨天把他反铐起，丢在积满污水的檐沟里任屋檐水冲淋、浸泡。可他越整越嘴硬，越硬越挨得惨。幸好他身体壮实，几经阎王殿门口也没进去。经过几个月“教育”后，释放回农业社。 他壹天农活都没干过，生产队就放他出去找副业，自谋职业。他每天走村窜队，给人修锁配钥、修手电筒、打火机等。在此期间他认识了大田坝乡凤鸣村某生产队长的女儿，那女孩当时只有十五六岁，可能是被他天花乱坠的“乌托邦”理想吸引住了，说要跟他壹起跑滩过日子。可是那女孩的父亲极力反对，竟把他捆绑起送县公安局，说他强奸幼女。在法制崩坏的年月，队长的话几乎可以生杀予夺，何况他还有“前科”！这回扎扎实实判了他十年徒刑，送到南充去劳改。刑满时“文化大革命”尚未结束，政府瘫痪无人管，他只好在劳改单位作“新生”工人，直到“改革开放”初期，才遣返原籍。四十开外的人了，无家可归。正愁不好办，恰遇壹个堂兄车祸身亡，丢下三个七高八低的孩子，嫂子正愁无能力抚养，经人撮合，他与嫂子结了婚，帮养娃儿，好歹总算有了壹个家。这段日子便是他这壹生的黄金时段了。 大约十年光景，孩子供大了，嫂子又将他抛弃，离了婚。五十几岁的人了，还能做什么呢？重操“小五金”已吃不开了，于是摆个地摊子行医，但缺乏专业知识，屡屡惹出麻烦。久而久之就得了个“骗子”的名号，加上以前诬他的“强奸幼女犯”、“劳释犯”，他声名狼藉，四处碰壁。满身心伤痕累累，在自卑与焦虑中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身体日渐衰弱，以前被折磨时落下的痼疾复发，全身骨节疼痛，万般无奈，只好去依靠他的外侄苟延残喘。 今年夏天，我见他在街沿上走，蓬头垢面，靸著壹双烂皮鞋，穿壹条短裤，光起胴胴，目光呆滞，整个身体朝前弓（近80°），脊柱向左侧弯（约30°），每行壹步都觉得不稳当，要倒下去的样子。我不禁鼻子壹阵酸楚：壹个彪形大汉竟然沦落到如此地步！天乎？人乎？！……壹问起他多大时，他说今年已满七十岁了，好在当今的惠民政策已将他纳入吃低保行列，每个月有百拾来元津贴，总算饿不死了。 这就是我遇到的两个聪明人。他们本可以赢得幸福的，但“天地不仁，以万民为刍狗”，可惜了！这类人，也该给他们立个传。 （上月，听说他死了，死得像个叫花子。2012年11月补记）（作者当时为城关公社农民） 感悟人生 ——六十岁怀旧与展望 何耀霄 光阴飞逝，回首以往，有许多陈年旧事难以忘怀。 壹 我四岁丧父，母亲拖著我们姐弟三人做点小生意艰难度日。在那种“政治年代”，由于父亲含冤，像我们这种“五类分子”家庭出身的人所受到的欺凌、污辱和迫害是现在的人难以想像的，那种受人白眼的负罪感让人感到窒息。天啊！为什么让我们出生在这样的家庭。难道我们可以选择的吗？那些“红色政治”的“受害者”，所谓的积极分子，把我们视为“下等人”，在他们虎视眈眈，充满敌意和歧视的目光下，我们只能苟且偷生，夹起尾巴做人。生活上的困苦和艰难倒还能够忍受，政治上的不平等却让人胆颤心惊。 我十三岁就失学了。小学毕业考初中正是壹九六0年讲阶级斗争日趋严重的时候。至今我还保留著牛皮纸的高小毕业证书；背面9门科目五门5分（相当于100分），四门4分（80分以上），品行甲（优等）。就是这样的成绩也无望上初中，其原因就是妳是“黑五类”的免崽子！小小年纪，何罪之有！，竟被残酷的剥夺了升学的权益。 二 壹九五九年“粮食关”，我正在上小学。有壹天放早饭学回家，习惯地往烘锅子里面壹摸，完了！“婆婆咋个没有馍馍呢？”“粮食都吃完了。”那是壹九五九年六月二十六日。那时候每月供应粮十七斤，粗细搭配，有大米也有玉米。十二、三岁的娃娃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平均每天不到六两粮食，加上又没有油荤吃，稍微计划不周，就要吃来掉起，而下个月的供应粮必须要到三十号才能够预支。咋个办？听说米糠可以吃；实际上无粮供应的农村早就在吃糠咽菜了。我家楼上的地板上堆著没有碾细的大脚板糠，我去街对面的小食店里花壹角九分钱买了壹斤腌制的胡萝卜茵茵，用水淘洗干净，切细放进锅里煮熟，上楼去出了壹碗糠倒进去搅匀，汤都搅不浑，清汤寡水的，饿慌了！舀到碗里，张口就刨，哎呀！咋个呢？吞都吞不下去，满口钻，出喉咙管的，又苦又涩又霉臭。 从那天起就没有上学了，壹直饿了四天，躺在床上脑壳都抬不起来，头昏眼花，直冒金星。头壹次尝到了断顿挨饿的滋味。 五八年我母亲遭迫害，下放到烟竹乡七队当农民劳动改造。到了五九年吃公共食堂。开始时吃的干饭、玉米馍馍，没有过多久就喝稀饭和玉米粥、稀饭和玉米粥越喝越稀，稀来不巴碗，再后来不巴碗的稀饭和玉米粥都没得了！生产队的粮食吃完了，公共食堂的锅都吃“翻转”。有些家里头阴倒有点余粮的凑合点野菜，糠之类的还可以勉强渡日子，没有余粮的大多数人家户就惨了。又遇到青黄不接的时候，田地里庄稼还没有熟，“偷”都“偷”不到，只找些水芹菜、鹅香草、脚鸡根、观音土（白泥巴）、酒糟子、糠之类的野菜、杂食充饥。人越吃越瘦，脸皮子越吃越黄，肚皮越吃越大，脚越吃越肿。当时所谓的“鼓胀病”、“脚肿病”，实际上就是极度缺乏营养的饥饿病。杵棍棍的人越来越多，住公社医院的人越来越多，原因是医院里每天要发放几粒“红发丸”，壹种用粗粮碾细制成的酒杯子大小的丸子，可以暂且充饥。饿死的人越来越多了，壹家老小，老的让给小的吃，老的饿死了。后来孤儿院人满为患。真是遍地尸横凄惨日，满目萧瑟鬼唱歌。 五九年的年夜饭，我终生难忘。 大年三十那天，母亲叫我去生产队团年，听说去吃年夜饭，好高兴，心想又要吃壹顿饱饭了。跑了十来里路到了生产队，食堂还没有开饭，阳光下我却看到的是面黄肌瘦，拄棍棍的乡亲们，上年纪的步履蹒跚，年纪小的有气无力，晒坝边上的柱子上还捆绑著壹个瘦弱的男子，大约三十岁左右。两个带枪的民兵不停的用枪头子朝他的身上砸，那个男子被打的遍体鳞伤，鼻青脸肿，连呻唤都呻唤不出来了，耷拉著脑袋，真是惨不忍睹。后来才听说他偷杀了生产队的耕牛吃；我曾经在公社的办公室里看到过四个牛脑壳。民以食为天，饿慌了，出于无奈，官逼民反呵！ 开饭时壹桌八个，我坐的那桌有老有小。菜上来了，没有热炒也没有荦汤，就是小半盆洗脸盆装的瘟猪子肉，没有壹点油气，颜色也不正常，卷卷爪爪的。还没有说开始，更用不著说“请“了，那七位老少乡亲就干开了，筷子都没有用。“五爪金龙”、十来分钟壹扫而光。饭是“闷煮煮”饭，倒干不稀的，还没有填不饱肚子，壹洗脸盆饭就完了。看在眼里，冷在心里，那种场面就像是进了鬼门关壹样。 粮食那里去了？放“卫星”去了！“亩产万斤”被调走了。“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万万岁，“万岁”了没有呢？极左路线，“浮夸风”害死了多少老百姓，罪孽深重！ “粮食关”这场人为的浩劫，光是荥经这个十来万人口的小县就饿死了壹半，全国呢？是人祸还是所谓的“自然灾害”？今天终于有了定论。 三 我十四岁就自食其力了，还要抚养年幼的弟弟。帮人拉煤炭卖，两三天壹趟。起早摸黑，去不见天，来不见地，炭厂离城最近的十七、八里，板带架架车放在马路边上，还要上山四、五里路背两转煤炭下来装到车上。经常是饥肠辘辘，连鞋子都穿不起。山路陡峭，壹百多斤重的炭背篼压在背上，气喘吁吁，汗流夹背，遇到下雨天就更难了，下坡脚杆打闪闪，壹步壹心跳。每趟挣壹元钱，这壹元钱不敢买别的，只能够买粮食局供应的口粮，买十斤大米还差壹角四分钱苦难的岁月，艰难的生活给我们这壹代人留下了许多难以弥补的创伤，伤了身体，也伤了稚嫩的心灵。 现在的青年人也许难以理解我们曾经经受过的这些磨难，但是事实真相就是如此。社会进步了，今天敢说真话，作为历史，我们不应该忘记，列宁说：“忘记过去就意味著背叛。” 展望什么呢？都六十岁的人了，应该停下来休息了，但顾炎武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还有点思想和精神，还可以说、可以写、可以发发牢骚。 希望大家共同努力，创造出壹个真正繁荣、民主、自由、和谐的强大国家，民可以聊生，不再受气、挨饿。“后天下之乐而乐”也。 （作者当时为严道镇居民学生） 第五部分 有几个苍蝇碰壁 整风整社相关背景： 由于庐山会议批彭，“三高五风”重新抬头，全国性饥荒雪上加霜。最高领导认为是阶级斗争形势严峻，大量基层领导权被阶级敌人篡夺，决定整风整社，而荥经因李井泉的视察先声而动（早于《十二条》和《六十条》颁布）。“荥经事件”被定性为“坏人当道、组织严重不纯、基层干部违法乱纪”。逮捕了县委书记、副书记等干部50多人，劳教干部160多人。抽调南充、金堂、温江、雅安等大量外地干部来荥经，从县委到生产队五级干部来了个全面大换血。上纲上线的整风整社运动让全县所有干部人人自危、惊恐万状。 李井泉来荥经的前前后后 姜学谦 1960年3月中旬，中共四川省委第壹书记李井泉在雅安地委书记何允夫的陪同下，带著秘书等几个随行干部于下午2时许，来到因缺粮而普遍出现浮肿病与饿死人的荥经县。这壹人为灾难，被后来人们称之为“荥经五九事件”。 当天上午，我在办公室，听当时地委派荥工作组组长苗生财说：“省委李井泉要来，我已给公安局高XX打了电话，叫他派人来做好安全保卫工作。妳(指我)赶紧把卫生和后勤工作布置壹下”。于是立即召开了机关党员大会，对机关环境和室内外进行了打扫清洗；对所需餐饮物资炊事人员作了安排。厨房中主刀和掌勺由党员(时任机关招待所所长李XX)负责。所供餐饮的主、副食品也都派党员同志到有关单位去采购。我认为这样安排在当时的客观现实条件与时间允许的许可下，所采取的措施，是完全可以应对的。可是，没有想到，被当时主持县委工作的苗生财同志看到很不满意，走到我面前不问青红皂白，指著我厉声说：“妳安排的啥子哟!妳知不知道保卫首长的安全关键的是什么？”我被这壹问而发楞，壹时不知说什么好，随即答到：“当然是保证首长吃的、住的安全不出问题。”苗听后不以为然(因其曾担任过省公安处长)很在行似的对我说：“首长的安全最关键的在吃的方面，也就是厨房是安全保卫的重点。”并连连指责我说：“妳这样不行、不行!”还是他亲自给地区公安处打电话，要他们在雅安选派厨师来，并随车带鲜活的雅鱼、猪肉、多种肉制罐头、水果、糖果和烟、酒等“重起炉灶”。这时我才感悟出其中壹点奥妙：觉得幸好我们没有主办这顿饭，若真的按当时仅有的“材料”做了，那岂不是给领导丢了面子。 李井泉来荥经县城，从机关大院径直进入会议室并在正中上方入座。会议桌壹侧坐的是地委书记何允夫、省委荥经检查组赵凯、地委工作组长苗生财、李井泉先期派来荥经的秘书XXX和随行秘书XXX；会议桌另壹侧坐的是荥经县委书记姚青和副书记高万寿。开场白是何允夫，他说了几句话后，即请李井泉讲话。李井泉就指著姚青，要他说说荥经当前农村的情况。当姚青开始说到发生浮肿病以来采取的壹些措施和不断发生的死人现象。这时李井泉就追问：妳们对缺粮户供应了粮食没有？姚说按地区给的返销指标已经给了壹些乡。有安靖、凰仪等，但都已用完了。李又问，妳们向省、地委报过没有？姚说报过，并且在地委多次电话会议上，提出要求增拨统销粮…… 但壹直没有解决。姚接著对何允夫讲，我们按何书记的(在电话会上讲的)布置，发动群众用代食品，…… 这时，李井泉没有让姚讲完就站起身来，猛的在会议桌上拍了壹巴掌，说：“姚青，妳荥经县死了这么多人，时间长达几个月，妳说给省、地委报过，怎么没有看到？妳不但没有深刻检查，还强辩，妳负得起这个责任吗？妳这是犯罪。…… 我枪毙了妳!”何允夫也说了在荥经看到的情况，采取了壹些措施，为乡和大队两级集中浮肿病人，已办起60多座临时肿病医院；全县调集了医务人员330多人：还请来川医的专家，给肿病病人制作“红发丸”(就是用麦麸加红糖搓成丸子或打成小方糕样)给肿病人服用等等。会议继续进行。听到后来的发言集中在今后如何医治肿病病人，如何压缩工业企业，组织劳力下乡支援春耕等等。但，没有壹个人敢于正视缺粮，需要紧急供给农民口粮这壹关键性措施。李井泉听到这里，心中有数，他问了问，全部集中浮肿病人有多少？农村共有多少全劳力？到什么时候该耖田、育秧、种大春？……经地、县领导的推算，并按肿病病人每人每天供应口粮壹斤半；其他半劳力和老、小每人每天供应壹斤粮计算，从三月到五月两个半月，当即由李井泉签字批给荥经120万斤大米。下午近五时，看到领导们从会议室走出，簇拥著“李政委”向机关大楼走去。这时我赶忙去问省委办公厅那位秘书是否吃饭？答不吃了，李政委还有事要赶回成都。但见这厨房里忙碌壹天所做的饭菜在案桌上摆放著，冒著热气，没有能够在李政委面前显现，而都留给地、县当天在荥的领导们，在受著极大压力下，还有幸吃了这顿丰盛的“筵席”。 李井泉来给荥经县批了壹大笔口粮供应，从县到区、乡基层干部与广大农民个个喜笑颜开。说“青天大老爷来了，是我们的’救世主啊！使荥经有了生机”。但从另壹面看，李井泉对荥经 “五九事件”的处理定的调子，是“坏人当道”、“组织严重不纯”、“基层干部克扣群众口粮”、“搞违法乱纪”，把问题全部推给下面的干部。 李井泉走后不久，首先是批准将姚青、高万寿(此时是县委副书记)逮捕法办，由地委派出壹辆吉普车来荥，以要姚、高二人回地委学习、反省交代为名。当晚，即由县委在县有线广播网上向广大群众反复发布姚清被彻底法办，高万寿被停职交代的消息，以示省委已经法办了荥经饿死人的“罪魁祸首”。第二是由省委检查组与何允夫，通知公安局长高XX，负责组织工作组下乡(包括地委各部、委在荥和下放在荥的干部)，对下派到乡村工作组的干部和乡村基层干部中有违法乱纪行为的人摸底调查，壹壹登记造册，分别错误的大小，情节的轻重提供给省、地委处理。[注1)随后即由省公安厅厅长，率领20余名干警，在荥经公安局参与下，连夜在荥经县委会议室，按名单最后审定。执行结果，对犯有‘严重’违法乱纪的干部壹共逮捕了50多人，对罪行‘较轻’或情节、性质尚难判定者约160多人，则采取由乡民兵押送，集中“集训”的办法。这些人统统关在原老税务局办公室院内，成天有门卫值勤，不准随便外出，除交代、反省自己的问题外，还定时组织到农村参加劳动。第三，调整充实县、区和部局领导骨干，由省委在南充、温江和由地委在雅安、石棉、汉源、天全等县抽调壹批干部分别安排担任县党政壹、二把手和部、局、区、乡担任领导。省委从南充调来的蔡保山担任县委书记，刘X X县长、胡X X和严X X分别担任了农工部长和宣传部长，还有十余名干部安排到壹些重要的部、局和重点乡、镇当了壹把手，原来的干部都“靠了边”。第四，省委从南充地区抽调了壹千农村劳力给荥经“输血”，增加壹批强壮劳动力，但也对重点乡的基层干部、大队(管理区)、生产队的队长、会计，甚至保管员、食堂炊事员皆由南充来的人取代。有人见此情景，就说李井泉动“大手术”，从县到生产队五级来了个“夺权”大换班。第五，上述壹系列整顿干部队伍壹直持续到61年开春，继续在农村开展“整风揭盖子”运动。把壹些乡的领导干部逐壹进行摸底排队。对问题多的乡就认定是领导“捂住了盖子”，必须发动群众进行揭批，清理班子中的“五种人”。[注2]例如，在六合乡，由地委派驻的工作组长王X X来兼任乡代理书记。在该乡大肆推行极左路线，把乡的主要干部和前任乡党委的壹、二把手都押送到乡政府，当成“盖子”来批。又在大队壹级抓揪“小盖子”，因而造成干部队伍中“人人自危”，思想紧张，不知何时才能解脱。 我认为“荥经五九事件”是壹个重大历史事件，不是哪壹个人的问题，而是关系到我们党对壹个带普遍性的重大历史事件能否正确处理的问题。作为当时的县委书记姚清，当然有他的责任，有他的错误，但也是极左路线的执行者和受害者。从58年下半年起，在全省、地区掀起的“大跃进”和“反右倾斗争”，直到59年出现的“三高”、“五风”[注3]， 在四川李井泉带头刮起的浮夸风、层层虚报产量、大放高产“卫星”…… 等等情势之下，雅安地委在同年秋，就召开24次扩大会议，大反“右倾”，把各县、乡以上党委书记集中雅安，对重点批斗“对象”揪上主席台罚跪交代，甚至施以拳打脚踢。原雅安地委常委、宣传部长刘恩同志就因为在荥经烟竹、石滓乡调查发现群众缺粮，剔枇粑树皮充饿。他如实将此情况给地委报告，反被扣以“攻击大跃进”， “污蔑人民公社”等等，被当场拉上台，按在地上拳打脚踢。紧接著各县也如法炮制荥经县的做法，把县、区、乡干部分三批集中，每批10来天，进行反右倾斗争。除县委个别领导外，副书记、常委到部、委大多数人都挨整、被斗。反右倾斗争，给极左路线的狂热推行者，大开了方便之路，以致造成没有人敢讲真话，没人敢对上级下达的任务表示半点怀疑。本来在59年11月起就出现壹些地方缺粮，就没有人敢于向上反映，就是怕遭到戴“右倾”帽子的下场；而地、县委领导还壹股劲地在吹农村形势壹片大好。所以，到60年2、3月，缺粮饿死人发展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李井泉、何允夫等人难道就没有责任吗？在事件发生后，他们继续推行“极左”路线，打击壹大片，以至荥经的人民群众和基层 干部对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五九”事件已经过去了40多年，让它作为壹面历史镜子吧！以史为镜，鉴知未来，从事件中吸取教训，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附：注释 壹：雅安地委(60)63号文《中共雅安地委关于荥经县违法乱纪的检查和处理意见的报告》 二：即蜕化变质份子、阶级异己份子、右倾机会主义份子、坏份子、死官僚。 ③：“三高” 即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五风”即浮夸风、共产风、强迫命令风、瞎指挥、干部官僚主义（作者当时为县委办公室主任） 对荥经县“五九事件”中 部分干部违法乱纪的回忆 梁尊三 基层干部违法乱纪行为是1959年冬到1960年春期间发生的。在1960年春节前后开始缺粮，有的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相继断炊，荥河公社所有的食堂停伙。群众没有吃的，饿得慌就摸青(摘油菜、扯菜、豌豆苗等)，有的挖种在地头的洋芋种、红苕种，偷生产队种籽(荥河公社将各生产队各种种子集中在管理区保管)，甚至有的偷杀耕牛、猪、羊充饥。于是就发生了县、区、公社、管理区、生产队部分干部对私拿乱摸、杀牛、宰猪的群众除批评教育外，有的干部对社员打、吊、跪等多种体罚，个别的被折磨致死。这期间多数人得了不同程度的浮肿病，相继出现饿死人的情况。有的公社不怕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向县委反映缺粮。得到的答复是：春节前不安排粮食，自己想办法安排生活。有的就带上社员上山挖蕨基根。死人的情况更加严重，终于引起省委重视，李井泉亲自到荥经解决荥经问题，现在查到的资料是： 1960年5月8日，省委农业检查团雅安组的赵凯(省气象局局长、老红军)，严悦星(成都1958年下放干部的带队干部)给省委、李井泉政委、雅安地委呈送了《关于荥经少数基层干部严重违法乱纪情况的调查报告》。报告中首先肯定广大基层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遵循党的方针政策，模范地、日以继夜地、无私地为党的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忠心耿耿劳动和工作。但是去冬今春以来由于某些基层组织不纯，因而严重地违法乱纪和残害群众的事实有新的滋长。手段毒辣，形式令人发指。列举了六合、青龙、凰仪等公社的事例，说明问题的严重性。造成违法乱纪惟壹原因是“组织不纯”。对全县违法乱纪的情况，征得雅安地委书记何允夫的同意，指定公安局长高益奎组织专项调查。抽调了公检法和县级机关干部以及行署下放干部分片包干调查，将严重违法乱纪干部登记造册上报。 经过20多天的摸底调查，基本搞清了问题，中共雅安地委以【60】63号文件向省委报告，即《中共雅安地委关于荥经县违法乱纪的检查和处理意见的报告》。报告称：荥经县违法乱纪错误是严重的。从去年8月以后，就不断发生，到去年冬今年春达到高峰。全县23个公社都有不同程度的违法乱纪行为。特别严重的有8个公社(被点名“烂掉”和“基本烂掉”是9个公社)占34．78％，全县五级干部总数2960人，其中有1095人(包括专署机关包队干部11人)有违法乱纪行为，占干部总数36?99％。其中犯有打死人错误的有104人(公社干部22人，管理区生产队干部69人，县区机关干部13人)，共打死196人，逼死56人。 17个县委委员中有7人有违法乱纪行为。少数干部违法乱纪的手段五花八门，可以说旧社会地主恶霸残害群众的手段应有尽有。壹般的是：扣饭、罚款、打耳光(有的用木棒、枪托乱打)、捆、绑、吊打(吊的当中有：半边猪、鸭儿浮水、风摆尾、打秋千等等)，火麻埃泄匮豪透模缴韫茫鞲呙弊佑谓郑舾九贩ⅲ┒�(用铁丝、大头针、洋钉将耳朵钉在柱头上)，割指头，扯地崩(将两个大拇指用麻线绑起钉在地上木桩上，木头中间划口加楔头烧起大火烤)，用刀子戮胳膊，人拉犁头，吃谷草，喂大粪，假枪毙、非法搜查抄家，拿锅，抱磨子等等。 经过前后两个多月的调查，荥经不是壹般强迫命令和违法乱纪行为，而是混进我们组织内，并把持县委和部分基层领导的反革命分子，蜕化变质分子，资本主义分子，以左的面貌出现，进行报复破坏。 遵循省委指示，对荥经问题采取果断措施，开展了反违法乱纪斗争。在斗争中分析了荥经在解放前恶霸统治造成的土匪、反动会道门、宗派械斗风行的历史情况下和去年11月到今春疫病流行，以及打人成风的特殊情况，采取严密谨慎态度。既平民愤、挽回影响，又挽救壹批干部。强调划清敌我和人民内部矛盾的界线，以教育为主、惩办为辅的方针，批斗从严，处理从宽的原则。具体处理办法是： 1．对混进党内和基层组织的五类分子，壹经查出，立即开除党籍，清除出革命队伍。其中罪恶大、民愤大的必须依法惩处。 2．杀害无辜群众的，必须依法严惩。 3．直接或主谋打死无辜群众的凶犯必须严惩直到法办。 4．参与打人或被胁迫打死人的，根据情节轻重分别从宽处理。 5．由于肿病流行必须区别病死的和打死的、区别情节，从宽处理。 6．有打人，罚款等错误行为的向群众认错检讨好，不予处分。 7．其他轻微的违法乱纪本人检讨的免予处分。 8．非法罚款、没收的钱物壹律退回原主。无原主可退的交公社（6月26日工作组向地委报告改为有关单位)用于举办福利事业。 9．给基本群众戴的“小偷"帽子壹律摘掉，恢复名誉。 10．凡有违法乱纪行为的人员必须向人民群众赔礼道歉。 11．对于壹般打死人检讨好取得群众谅解的可以赦免，赦免后分别情况实行回避。 12．加强政策教育，所有干部必须遵守省委关于农村基层干部的八条公约。 根据上述办法和王泽民在6月26日的地委报告中处理干部应控制在1.5％～2％，最高不超过3％。其结果是逮捕55人，集训159人，给予党纪政纪处分140人，免予处分741人。雅安地委在荥经问题上于6月22日给省委检讨报告中的原因是： 1．对阶级斗争灵敏性很差，对于右倾倒退的顽固性估计不足。 2．荥经的错误没有及时察觉其严重性是地委工作不深人。 3．地委在1959年11月底反右倾(即地委24日扩大会)批斗中曾发生打人、罚跪。 4．征了过头粮，相信了浮夸虚报。 现在回过头来看，1959年冬和1960年春，荥经少数干部违法乱纪行为，当时错，现在也错，今后就是公民犯了罪也不能非法搞体罚，必须依法办事。 省、地委工作组在处理荥经问题时，把全部责任归罪于坏人当道，也是不公平的。根本原因是“三高五风”征了过头粮、基层干部无粮食安排群众生活，向县委反映又不给粮食，下面发生摸青杀牛等现象，还在全县电话会上讲：是公社干部右倾而没有管理所致。地、县委开会都可乱揪斗打人，这些也助长了壹些人打人行凶。 1959年反右倾，1960年反违法乱纪，1961年整风揭盖子等，壹个运动接壹个运动地整干部。干部的元气大伤。直到1962年中央七千人大会后，荥经县委对受过各种处理干部进行甄别，安排工作。直到1999年才对“五九事件”的干部彻底平反完。 （作者当时为泗坪区委书记） 荥经县61年 整风揭盖子运动的情况 梁尊三 壹、运动的历史背景： 60年冬至61年春，中共中央决定在农村中开展全国性的“整风整社”运动，主要是贯彻《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的紧急指示信》(12条)。指示信规定：“人民公社实行三级所有，队(大队)为基础，至少7年不变。彻底纠正壹平二调的错误；允许社员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从各方而节约劳动力，加强农业生产第壹线；认真实行劳逸结合，整风整社”等等。指示信传达到农村后，得到了广大农民群众普遍拥护。 省委在60年l2月26日《关于今冬明春农村开展整风整社运动的安排意见》文件中明确要求：“通过运动必须做到：彻底纠正“共产风”遗留的问题，违反政策的壹切不良作风得到纠正，把三级所有制正确建立起来；使干部的政策水平、工作能力有提高和改进；使群众真正满意，生产情绪高、干劲足；农业生产出现新高潮、新面貌；改进落后公社、管理区、生产队的面貌。” 雅安地委下发了《关于落后公社性质认定的参考意见》： 以管理区为核算单位没有建立起来，生产搞得不好，猪、牛减少，田地荒芜，生活安排不好，人心不稳定，外流人员多，工作落后，各种任务完成不好。主要表现在： (壹)民主革命不彻底，五类份子和阶级异己份子当权。有四种表现： 1.和平土改有漏划地主富农； 2.镇反不彻底； 3.组织不纯，有“派进来和拉出去”的，贫下中农没有发动起来；4.封建残余势力未打垮，生产力未得到解放。 (二)社会主义革命不彻底： l.领导权被少数富裕中农为代表的资本主义份子所掌握，搞资本主义活动；2．合作化运动搞得“夹生"，1957年社会主义运动未搞彻底；3．公社化以来搞右倾倒退，三级所有制没有建立起来，集体生产、生活制度没有建立或处于涣散状态；4．放松了对敌人的专政，对地、富、反、坏、右破坏活动打击不力。 (三)由于刮“共产风”和其它原因造成的落后公社管理区、生产队的表现： 1.公社化“壹平二调"，刮“共产风"壹直再刮的；2.干部违法乱纪或其它歪风严重的； 3.干部乱指挥生产、弄虚作假，不关心群众疾苦，生活不好，疾病严重。干部能力太差，不能掌握和贯彻政策，各项工作掉在后头。 为了排队准确，应注意以下几点： 1.要充分占有材料，用事实做根据，不扩大，不隐瞒；2.要进行阶级分析，现有干部的成份、历史、阶级立场和五类份子的关系，同时把土改、合作化、公社化时期中的干部(包括已调走、撤换)壹个壹个的分析定性。 3.要注意历次运动，上级派到此地工作的干部的表现，特别是三大革命谁在这里掌权；4.要查清党、团、政、民兵、治安、食堂、财务等各种情沉，看真正的劳动人民的根基是否占到优势。 5.分析问题性质要注意，落后原因不是壹个，而是多个矛盾同时交错存在，要根据主要矛盾确定性质，特别要注意混进来和拉出去的。 二、我县的基本情况： 我县地处偏僻山区，发生“五九事件”后，中央西南局第壹书记兼四川省委第壹书记李井泉，亲自来我县处理。为了深入抓好这次整风整社运动，省委专门组织由团省委王书记任团长的工作团，来我县开展整风揭盖子工作。工作团下设公社工作队、管理区工作组等临时机构。为了加强领导，工作队队长、管理区组长都由省委工作团的干部担任，省委工作团共抽调了223名人员组成。结合中共中央、省、地委的要求，我县确定了在运动中当前农村工作著力解决的三件大事： 壹是发动群众揭发问题，特别是三类公社、管理区、生产队的主要问题；二是群众生活(集中在大食堂吃饭)自今冬安排到明年小春出来；三是领导好生产，首先是管好小春，积造肥料，搞好大春备耕，为夺取小春、大春丰收打下基础。 运动自始至终贯彻群众路线，依靠党员、团员、贫农、下中农中积极分子。全县23个公社(天凤与宝峰合并为天宝，民建与烈士合并)，分为2批进行。第1批13个公社：六合、城关(今严道镇)、双江(今花滩镇)、皇仪、烈士、泗坪、大田、天宝、青龙、附城、复顺等，从60年12月20日开始，20天以后剩余的10个公社启动。整个运动为期60天，分三步进行： 第壹步：广泛宣传党的政策，发动群众揭发问题。宣传的政策主要是中共中央“12"条和省委贯彻“12"条的若干规定，要做到家喻户晓，不漏1人。同时要求工作队干部与群众做到“四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商量。工作中要访贫问苦。关键是选好社员代表，开好公社代表大会。由张愚汉(副专员)、阎桂芳(县委第壹书记)带队在六合公社搞试点，筹备召开公社贫农、下中农(合作社时期对农民的成分进行规划主要以经济为标准。佃农、贫农通称贫农，土改后经济发展好的贫农为新上中农，中农中经济下降为下中农是依靠对象，上中农是团结对象)代表会。 各大队送来代表名单242名，经调查有25名不合格，占10％多，他们中有当过土匪有血债者1人，反属2人，伪保长儿子1人，与五类份子反社会主义份子关系密切4人，社会关系复杂12人，成份不明2人，表现不好2人，支部书记姨妈1人。 为什么出现上述选代表的结果？工作队深入调查研究找到以下原因：壹是工作队的干部对召开代表会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没有扎根群众讲清楚召开代表大会目的、要求和条件；二是依靠什么人提名不明确，有的管理区吸收原有干部参加提名；三是有的扎根串连的群众觉悟不高；四是工作组扎根的群只有2—3人，工作力量薄弱；五是参加“代表"审查的人多了，有碍情面；六是酝酿选代表的时间只有l壹2天过于仓促；七是选代表没有与检举揭发问题相结合等等。 针对上述存在的问题，工作队及时调整了工作方式：首先明确用阶级分析方法选举代表，选举的条件是：贫下中农、历史清白，又劳又苦、阶级觉悟高、立场坚定、社会关系清白(对领导骨干的要求)，与五类分子和坏干部没有关系；其次，工作组的干部要明确在扎根对象中酝酿提名；再次，通过对代表名单的审查是对扎根群众和工作组的干部政治觉悟、阶级观点的考验。 第壹批公社对我县级和区级机关参加工作队的干部有36人考查不合格留在工作队的退回原单位，选举和审查代表不仅是艰巨复杂的工作，而且是强烈的政治斗争，干作组的十部必须表明揭盖子夺取政权的鲜明立场和决心；这是对贫下中农当家作主的教育；再次：对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不彻底，落后公社贫下中农受封建残余势力和坏干部的压迫，受害最深，顾虑最大又须有明确的阶级观点分析问题；最后，规定每个生产队扎根对象为5—7人，审查办法采取个别谈话与侧面调查了解相结合。要求公社和管理区成立贫下中农委员会，生产队是小组，具体领导整风整社运动。 由于我县属于三类县，省委工作团的主要任务是在公社三级干部中揭开阶级斗争的盖子，而且要从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公社化现任干部中追查起，因而这里对各级干部摸底排队的情况，只表现总数和其中乡(公社)级。 荥经县6 1年整风整社排队的情况统计 干部总数派进来抽出去违法乱纪贪污 土改时期16715317 合作社135032472071 其中乡壹级148212071 公社化l631378447571 其中乡壹级16474183 现有干部11723620l52 其中乡壹级l29111 第二步：继续宣传政策，发动群众采取大呜大放、大检举、大揭发。 从审查代表，到公社召开代表会期间是揭发问题的高潮，要求工作队员要对代表揭露的问题做好记录，是政治问题还是“壹平二调”。属于三类公社的首先要揭开阶级斗争的盖子，对于三类公社的天宝、太平(今为石桥乡)、青龙公社没有揭出公社壹级主要盖子的工作队长受到团部的严厉批评，说：“妳揭不开盖子就是盖子的盖子。”县委委员(当时未设常委)张天奎在天宝公社任工作队副队长，因该社未揭开盖子而被留在机关，思想很想不通，常说：“我是盖子的盖子。”几乎到了精神失常的状态。鉴于此，县委决定他回山西老家探亲。会后天宝公社党委书记宋明清从石棉县调来才壹年多，便以脱化变质分子论，揪了出来交付集训。通过群众揭发，农村存在的主要问题有： 大部分基层领导权被坏人篡夺。三类公社13个占56％，管理区51个，占49％，生产队153个占43％。 三级干部共揭盖子167人，占干部总数的90．6％，其中党员108人、团员14人，男的160人、女的7人。1—6批集训158人，初步定性属反革命和阶级异已分子59人、脱化变质分子76人、死官僚10人，尚有20人未定性。 属公社壹级37人，其中党委书记11人，副书记6人，社长(乡长)5人，副社长1人，其它干部14人；管理区壹级57人，其中支书18人、副支书4人、主任(村长)23人、副主任6人，其它6人；生产队壹级31人、其中队长21人、副队长7人、其它3人；此外22人分别是：公社直属机关干部2人、原任乡干部14人、社员1人。五类份子有破坏活动的占18．23％(二)“壹平二调”没有得到纠正，全县有 82．87％农户都不同程度被平调过，多劳少得，少劳多得，三年没有办过决算分配；(三)干部的特殊化，主观蛮干，乱指挥生产特别严重，作风很不民主，群众情绪低，生活没安排好。504个食堂，有181个三类食堂，粮食月月超支，群众普遍吃不够定量，没有蔬菜，甚至盐开水都没有。社员体质瘦弱，伤了元气，失掉了感情，出勤率在50％以下。 第三步：集中进行整改 (壹)落实“四固定”。中共中央“十二条”明确指出： “人民公社实行三级所有，队(大)为基础，公社化后实行大兵团作业，社员除了支援大办钢铁，所剩余劳动力不多，根据当时农活需要，以管理区为作战单位的多，甚至全公社调动都有。居住分散的社员背起被子到指定地点住宿，所有土地、劳力、农具均打破小社界限，统壹使用，现在要实行三级所有，以生产队为生产单位，因而要将土地、劳力、耕牛、农具分别固定给各生产队(四固定)。由于五九年冬和六0年春死了壹部分人，因而各队人口、劳力不均衡。加之部分田地荒芜，大春作物下种将到，“四固定”是当时首要任务。以管理区为单位迅速固定到生产队。土地要注明边界，“四固定”内容要登记造册，公社、管理区、生产队都要存查。管理区是核算单位，对生产队实行“三包壹奖”责任制。“三包"是包产量、工分、成本，超产奖励，包产按计划70—80％包给生产队，使其有产可超。超产部分不奖励实物，而是现金。生产队可以划分作业组，对作业组实行“三定壹奖"。即定任务、质量、时间。超额完成的实行奖励，主要奖工分。 (二)对“壹平二调"进行退赔，分两种途径：壹是地、县属企业平调公社财物，谁平调的由谁退赔；二是人民公社平调社员的物资和管理区之间互调的要算帐，到4月10日全县96.32％被平调的农户得到退赔款1521095元，占应赔款98％，每户平均16.49元。 (三)从3月份开始办60年决算分配，由胡崇芬副县长负责，先在大田公社试点，笔者也被抽到大田公社，每个管理区2—3个懂财务的干部负责办理决算，协同管理区会计清理生产队各种粮食、副产物、副业、现金收支帐目、每户社员应得工分、所吃的伙食，这是办决算的基础。同时规定：当年不提公积金，银行、信用社不准扣款。大田试点结束后这些人员分到4个区督促各公社办决算。笔者又分配到泗坪区，到各公社行动特别迟缓的管理区负责疑难问题的解决，不能解决的电话请示胡县长。到本年6月份基本结束此项工作。实质上应进补很难全部兑现，应补社员除工、干属补得出壹些，其它社员太穷，补不出来，自然应进的也进不了。 (四)对揭发出来的盖子，逐个定性和组织处理。整社运动共处理公社三级干部313人，占干部总数17.09％。开除调整职务45人，占干部总数14％。其中清洗壹、二类干部55名，占3％。加上去年反违法乱纪处理104人，占5.6％。根据他们情节轻重，拟逮捕13人，逮捕3人；劳教8人，已送1人；监督生产劳动3人；撤职46人，调整职务45人，落选167人。党纪处分42人，占3.78％其中开除党籍28人，留党察看4人，严重警告4人，警告2人，停止预备期4人。 到61年6月17日尚在集训63人，体力较好组织起来由监管人员带队背盐到石滓供销社后又背竹笋到县城，壹天壹个来回。尽管县委定案领导小组进行认定处理，由于重揭发，轻查证，经常收到本人申诉材料，有的工作组对处理也有分歧意见，鉴于此，县委定案领导小组尽快调查核实集训人员的犯罪事实，确定性质，并作出正确处理。于是，由县委乔长贤副书记、省委工作团艾副团长挂帅，率领纪委书记、组织部长、公安局长及办公室工作人员共18人，深入到区、社，采取集中优势，下乡办案!打歼灭战。先到泗坪区采取深入调查定性处理的工作方法，经过调查核实取证，全区6个公社43个案件，7天时间定性定案37个，占全区案件86％，并对原定性的15名反革命份子，进行调查核实取证，重新定性只有4名反革命份子，原定性的5名阶级异已份子，经查证没有依据，取消定性；原定性16人脱化变质，重新核对定性为4人；下降率为75％；原定性死官僚3人增至5人，上升率为55％；原5名坏分子撤消了定性。37个案件最终定性为：壹类4人、二类5人、三类5人，其他23人不属于盖子，组织分别给他们安排了工作。 三、导致荥经当时的落后根源： 笔者认为导致荥经当时的落后根源，其原因有“三高”、“五风”：即高估产、高征购、高产量；浮夸风、共产风、强迫风、瞎指挥、官僚主义盛行。并且是比其它地区刮得严重的重灾区。整风揭盖子不是解决干部作风问题和人民公社经营管理问题，而是采取阶级斗争的手段在基层干部中找坏人，认为这些坏人搞垮了荥经。由南充调来壹批管理区、生产队的积极份子，到荥经充实公社、管理区、生产队、公共食堂，夺取“五权”。即党、政、武装、财等，从59年反右倾，同年8月算帐会(反瞒产私分、反贪污)，60年反违法乱纪，到整风揭盖子，没有受到审查、批判、集训的公社干部不多。使不少基层干部受到不应有的打击。仅以党委书记为例：全县23个公社就有16个公社先后有22个党委书记在上述运动受到撤职、降职、集训、逮捕等处分。因而使各级基层干部元气大伤，工作中明哲保身、但求无过。 四、复顺乡工作队违法乱纪情况： 工作队在整风整社运动中的壹项主要任务是纠正违法乱纪。复顺乡工作队队长李治平在履行工作职责中，走了极端。李治平队长(省军区壹个科长)在全公社工作队干部会上公开宣布：“凡有破坏活动的社员中有小偷小摸的行为的，各管理区工作组长要亲自抓、要有专门人员发动群众检举揭发。批判斗争；凡偷壹斤赔五斤，每天扣二餐口粮或拿钱来赔，没有钱的拿物抵，并派民兵监督其劳动等等”。当时有人提出反对意见，李就打电话请示县委乔书记，乔书记明确答复不同意他的作法。回到会场李却谎称乔书记同意了。该公社按李的要求出现了下列行为： l.私设监狱，组织土劳改队，被关和监督劳动的社员8人。 2.扣饭扣粮罚款24人，扣粮l3.13斤，罚款48.5元。 3.借评工分要逗硬，以工分吃饭，做不够工分被罚款的25户，每个工分4分钱。县委将以上错误上报地委，李队长被撤职。 （作者当时为泗坪区委书记） 1959年前后 荥经壹次深刻的教训 周江荣 建国以后，在过渡时期中，按照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布署，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其根本任务已经是在新的生产关系下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在这个时期荥经的经济发展速度和增长力都是很正常的。 1958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及其基本点，其正确的壹面是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但是，荥经1958年以来，有几件大事：壹时之间全县农业高级合作社转变成人民公社化。大办人民公社食堂，过路行人都可以随便吃饭，过“共产主义生活"。这样壹来，劳动力大量去参加大兵团作战、炼钢炼铁，使秋收无法按时收割，造成大量粮食浪费丢失，给1959年生产生活带来最大困难，特别是经济上的损失更大。造成很多农民群众起居不便，军事化集体行动，吃饭要在集体食堂，并规定几不准：不准上街赶场、不准办红白喜事、不准分居住宿、不准请假走亲访友、不准私办小伙食、不准种自留地、不准私自养畜。结果造成l959年农业生产、经济的巨大损失。正种按不了时，收割无人问，劳动力集中住宿，群众无粮过生活，生产上不去，劳动出勤率很低，人口死亡率很大。 造成的主要原因：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少数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调查研究和论证，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为主要内容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在党内从中央到地方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在经济上造成损失，在思想上造成混乱，在组织上造成涣散。主要是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全县集中基层干部壹千多人反右倾，县级机关80多名科局长干部不能用，大揭盖子，大换班子，结果把荥经各公社，大队，生产队干部基本换完，经济上造成损失。加上当时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结果造成荥经国民经济在l958～1960年三年间发生严重困难，人民生活十分困苦。 1960年冬，党中央和毛主席开始纠正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并且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制定和执行了壹系列正确的政策和果断的措施，这是这个历史阶段中的重要转变。 荥经县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制定了各种措施和相关政策，具体派出工作组到重点的灾害地方作调查研究，做了大量具体的工作。 首先是解散人民公社食堂，恢复社员各家的传统生活方式；根据社员的人数多少，土地多少，按比例划分自留地，种植蔬菜，允许社员自留地谁种谁收的政策；让社员在休息时可以开荒种粮；撤消大兵团作战的组织；以生产队为单位组织社员按自愿结合的原则划分生产作业组进行记工计酬；各人民公社根据不同的实际情况出发，规划出发展经济的具体计划，积极完成国家分配的各种调整后任务和征购粮。各人民公社根据不同的情况，定出了发展农业生产和经济收入的规划；把原来的办钢铁中砍去树木的荒地开出来种粮食，种经济作物，发展牛、羊等畜牧，全县在当年中的收入大量增加，农村人民公社收入增加几倍。各种关系自然协调，就这样经济发展就上去了。县委认真地总结了“大跃进”的经验教训，开展了批评和自批评，先后为“反右倾"运动中被错误批判的大多数同志进行了甄别平反，还给错划为“右派分子”的大多数人摘掉了“右派分子”帽子，由于这些经济和政治上的措施，荥经经济得到了比较顺利的恢复和发展。 （作者当时为汉村区区委书记） 壹张平反通知 1961年城关公社整风整社运动情况回忆 王文才 震惊全川乃至全国的荥经县1959年冬的“荥经五九事件”已经将过去半个世纪，但至今回忆犹历历在目。 在那个开头轰轰烈烈，结果冷酷无情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大办公共食堂，大办钢铁，以钢为纲，三年超英，五年赶美，在年产1600万吨钢而奋斗的口号鼓动下，掀起了全民大办钢铁运动。大片砍伐森林，高炉林立，其规模之大，真是不可壹壹世、空前绝后！ 在农业生产上，“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亩产超万斤，向河滩要粮，向荒山要粮，向空中要粮”等口号响彻荥经大地。“猛施肥、深耕三尺出高产，双季密植多增产”等脱离客观实际的瞎指挥，从而产生高指标，高征购及虚报浮夸。大搞粮食物资上的壹平二调，平均主义等壹系列错误政策，大大挫伤了社员生产积极性。同时，大办钢铁调走了农村主要全劳力，影响了农业生产：导致生产下降，大量减产。 以城关公社为例，粮食产量在1958年2，993，255斤基础上减少为2，268，742斤，当年就减少724，531斤。在59年夏末冬初，全社21个食堂基本上开始出现缺粮现象，是年，有的食堂开始吃糠馍馍混合粮，鹅香草、水芹菜等。 60年大量缺粮现象较为突出，社员吃不饱，就偷青吃青。挖油菜，拔豌豆苗，挖未成熟洋玉（土豆）等问题普遍发生，当时称之为私拿乱摸(实际是为了活命的偷盗行为)进而发展到偷宰生猪、耕牛。引起了生产上的混乱。管理区、生产队干部也产生了壹些对社员的偏激行为。59年冬至61年春，城关公社社员，由于粮食不足已有大量人员发生了水肿病。61年底统计己饿死1700多人，城镇居民饿死200多人，共计1900多人。 由于上述情况的发生，60年的“反违法乱纪运动”和61年的“整风整社运动”相继袭来，基层干部深受其害。城关公社整风整社工作队由队长李来福(荥经县人武部部长)，副队长李旭升(省委工作队)壹行30人进驻城关公社。原公社书记郭绍忠已调六合公社，新任书记贺子英主持城关公社工作。工作队进社先后召开会议讲明来历，宣讲运动政策和目的。用训责的口吻说：妳们公社饿死这么多人，妳们要负责！是犯罪行为，杀头都有余！整社是整那些混进来的阶级敌人，“掀盖子，夺五权”，把他们揪出来绳之以法，以巩固人民公社纯洁队伍。有的公社烂掉了，有的问题严重，妳们公社就属于后壹种。此后工作，将全公社管区两级二卜部避开，21个食章，全由工作队下去掌握。成立贫下中农领导小组，把公社耕作区干部都树成了对立面，气氛显得紧张。同时对全公社干部进行调查摸底，发动社会检举揭发搜集干部材料，分期召开批斗大会，揭发在59事件中打死、打伤人，克扣口粮，乱没收，乱罚款等违法违纪人员。 记得工作队在二完小召开的壹次批斗大会上，将公社副书记牟承厚揪出来，说他是阶级异己份子。党员镇长吴焕云，说他是刁民，残渣余孽。新南耕作区队长洪万芬，党员，说她毒打群众。青仁耕作区负责人兰仕兴，说他克扣口粮，打骂群众。青仁六队队长严绍忠，党员，打死人，进行批斗。会上跪瓷瓦子等。会后，牟、吴、洪等交县上集训，严被投进监狱。同心五队丁永全，党员，新南石开太，党员，被关进看守所。在青仁耕作区开逮捕大会，将杀牛犯杨学彬判刑三年，吕绍忠判刑五年送劳改。此次整风整社，城关公社，公社级受集训2人，大队级3人，投监生产队级2人，社员被劳改2人，公社、管区、耕作队受冤屈的同志甄别后仍为党继续工作，在1 979年才得到县委彻底平反，经受了壹场严酷的考验。 （作者当时为城关公社文书） 【附平反通知书】 中共荥经县委 关于对“五九"案件彻底平反的 通 知 各区、公社党委、大队支部，县级各部、委、办、局党委、支部，各厂矿、学校、：企事业单位党委、总支、支部： 为了调动壹切积极因素，加速农业发展，尽快实现四个现代化，根据党中央认真解决好冤、假、错案的指示精神，县委又认真审理了“五九"案件，认为壹九五八年大跃进中，广大干部和群众敢想敢做的革命热情是非常可贵的，但由于我们对领导社会主义集体农业既缺乏经验，又缺乏清醒的头脑，刮了“共产风"、“浮夸风"，搞了“高征购"、“瞎指挥"，致使我县农业生产遭到了严重挫折。群众严重缺粮，肿病蔓延，人口大量死亡。造成这种恶果的主要责任本来不在基层。当时，却把全部责任推到下面，大批集训、逮捕、惩治基层干部是错误的。按照毛主席“有错必纠"的教导，县委决定，对在“五九”案件中受到冤屈处理的洪万芬等同志予以彻底平反，恢复名誉。过去所发有关此案的文件应予全部撤消。 中共荥经县委 壹九七九年二月卅日 第六部分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2012年，余习广、石丰纲等人主动走进以往反映大饥荒的盲区——穷乡僻壤里的农民，用摄像机、麦克风直接记录这个受害的最大主体。他们采访了221人，涵盖了原23个公社、81个管理区、128个生产队。整理了197位幸存者的口述音像材料。在这壹部分里我们只选择了很少的几篇，不过已经可以借此管窥全豹了。 埋藏几十年的酸楚 ——采访父亲石章伟 石丰纲 从我记事起，就听我奶奶（我们习惯叫婆婆）讲59年饿死人的事情，当时也没在意，反正知道荥经县饿死很多人。婆婆已去逝二十多年了，只是依稀记得她生活得很不容易，经历了很多酸甜苦辣，特别是三年大饥荒的时候，拖四个子女，可以想象生活的艰辛。要想从她那里了解她老人家更多的不幸已不可能，只有从还健在的父亲那里了解我家的艰辛。 父亲叫石章伟，现年70岁。他说：三年大饥荒时，15岁左右，当时属于荥经县城关公社新南管理区壹生产队。1958年成立公社食堂时，还在读初中，本生产队上中学的学生有二十来个，刚好两桌。刚开始的时候还觉得很好，不用做饭，每天回来食堂还专门给学生做壹桌饭。后来食堂的粮食紧张了，长期吃不饱，每次放学，食堂开饭时间已过，这些回来的学生只好等炊事员重新做饭。等做饭的那半小时是最难熬的，清口水吞了壹遍又壹遍。好不容易等到开饭了，又是清可见底的两瓢光汤汤，根本解决不了问题。后来，学生些都没再去上学了，把生产队的粮食领来吃了后，就邀约起到处寻吃的。记忆最深刻的是我们生产队种的壹片花生地，五八年收花生的时候不彻底，地里留了壹些花生，花生收后又种了小麦。当时每天有几十个小孩在那里撬花生，撬到壹个就塞壹个在嘴头。开始还在小麦行间撬，后来花生少了，就在麦苗中间撬，壹个冬天眼睁睁把那片麦苗撬完，而且把那片地翻了几遍。父亲说，幸好那片地，救了壹群娃娃。 父亲讲到，有壹天，他壹个人在家里饿得实在不行了，家里又实在没有可进口的食物，正在不不知所措的时候，看到楼椠（搁楼板的横梁）上吊了壹小扎干了很久的蕨基苔（蕨菜），父亲如获至宝，赶紧拿下来煮起，刚刚勉强能够进口，三下五除二的就吃了下去。没想到蕨基苔是碱性食物，还是剐油的，本来肚子里就没有油水，哪经得起蕨基苔下去剐壹盘！结果不壹会就清口水长淌，脚葩（软）手软眼冒金星。幸好我婆婆回来看到，马上把不晓得哪里弄来的几块小洋芋（土豆）煮来吃了，才救了父亲壹命。 在那三年中，我家饿死了两个人：壹个是父亲的继父，壹个是父亲的弟弟（我叔叔）。我听婆婆讲过叔叔饿死的情景，当天婆婆去公共食堂打口粮去了，父亲和弟弟在家等吃。不晓得啥子原因，那天婆婆很久都没把面茶（其实就是壹小碗清汤汤）打回来。叔叔只有几岁，在家里饿得直吐清水，父亲当时也只是十多岁的小孩，眼看著弟弟不行了也没办法。好不容易婆婆把口粮打回来了，赶快把汤汤往他嘴里灌，但是已灌不进去了，就这样眼睁睁看著他饿死。我记得婆婆每次讲到这里都会说：“要是我在屋头，赶快烧点开水给他吃，都死不了。”现在想来，在那种情况下，光喝开水还是救不了命的。 父亲的继父也是这样饿死的。父亲说，那是冬天，继父死了以后，为了多领壹份口粮，就仍然把继父的尸体放在床上，当时房子相当狭窄，就在火炉头（荥经的“火炉头”往往在进门第壹间，烧壹炉火，做饭、吃饭、洗漱、会客都在此）安壹间床，尸体就在床上，壹家人就坐在壹起，守著尸体打了两天粮食。两天后终于被生产队发觉了，队长安排人来安埋。父亲说，当天都要黑了，生产队安排的社员从街上头用壹个板车拉了两具尸体下来，到了我家门前，把我爷爷的尸体抬来甩上车。我父亲也壹同跟著把车推到东方公园（地名，壹处荒野）河边上，帮著随便挖了个坑，把三具尸体甩下去，胡乱掏点泥巴盖壹下就回来了。按生产队的规定，参与埋人的要领壹份加班粮，于是我父亲也跟他们壹起拿著碗去打加班粮。生产队长问：妳来做啥子？父亲说：我也参与了埋人。队长说：妳埋的是妳家老汉儿，又不是共产党给妳家整死的，妳打啥子加班粮哦？父亲说他只好蔫妥妥地回去了。 还有壹次，父亲实在饿慌了，走到县中校后的田坝中间，顺手扯了两窝油菜来揣起，却又运气不好被发现了，那块地是另壹个大队的土地，被逮到别人的保管室。父亲说，幸好还没打他，说他破坏生产，牯倒（强行，逼迫）把他身上的棉衣脱了。父亲冷飕飕地跑回去。当年家里又没多的衣服，我婆婆看了又心疼，又跑去给别人下话（乞求），才把衣服给父亲要回来。 这两件事，父亲第壹次讲起，他说，谁愿再提这些酸楚的经历呢！ 大饥荒中的太阳湾 石丰钢 太阳管理区（大队）十二生产队 1959－1961年大饥荒时期，太阳湾属于荥经县复顺公社太阳管理区（大队）十二生产队，是复顺公社最偏远的生产队。该生产队地处复顺公社海拔最高、最偏僻的山区，最近两年才通公路。听说这里在大饥荒中死亡人口很多，７月19日，我来到太阳湾十二队进行采访。这里现在只有几户人家还在这里留守，都是老人小孩。没见年轻人。 这里住的两位老人，是宋云才夫妇，他们住在公路尽头，大山最高处。房子已破烂不堪，年轻人都走了，只留下老两口。宋云才80岁，妻子杨正芬76岁。据他们讲，58年大战钢铁，队里的劳动力都去大山上砍窑柴了，生产队里只留下些老弱病残，勉强收点庄稼起来，都又背到管理区去了。58年农历６月20开始成立公共食堂，每天事务长到管理区去领粮来做饭，到10月份，就没粮可领了。公共食堂开始断粮，而且长达三个月之久，大家只好吃青草、蕨基根，枇杷皮，甚至吃泥巴，还有吃人肉的。老人说到他前面那户人家就因饿得没法，把死了的小孩掏起来把肉拼（割）来煮来吃了。这家人原来是壹大家人，有二十几口人，最后死来只剩壹人。 宋云才老人说：生产队的人饿死壹多半。他随口点了几户：夏连王家６人死来剩壹个女子，夏明才家二十几个人死来剩夏联珍壹人，宋金朋家七八个人死来剩宋金花壹人，宋唐氏家死完，夏联发家６人死来只有夏联发壹人……宋云才老人说：他家在细粮关的时候，他的老丈人杨炳清跟他们壹起生活，饿死了，还饿死两个小孩，大女儿叫杨德英，死的时候5、6岁。儿子叫什么名字两位老人争论了壹阵也没记起来，只知道死的时候大约两岁多。宋云才老人当时在高山上“大战钢铁”，听说娃娃死了，回家来，已经埋了。第二天又去大战钢铁了，老人说他当时在工厂上很忙。 当我问起这些死的人怎样安葬时，老人说，有些死了七八天都没人埋，都发臭了。有些由生产队安排人去埋，参加埋人有五两谷面，当时大家都饿得走路都走不稳当了，都要杵棍棍，哪来的力气埋人。为了挣那五两谷面，他和另外壹个社员把三具尸体弄来重叠在坎脚下，从上面随便掏点泥巴下来盖壹下，管他盖到没有，主要是把口粮混到。 临走时，我提出帮两位老人照张标准照，冲洗出来后给他们带来。两人很高兴，忙去换了件干净的衣服出来，并说这是平生第壹次照像，壹再感谢。 宋云才老人说的“二十几口人死来只剩壹人”那户，几经周折，我在县城找到了夏联珍老人。她已在十几年前搬进县城严道镇康宁路石材第三开发区内，与儿子壹起居住，山上的老房子已很久没人居住，快成废墟了。 夏联珍家房子大部分已垮塌，但从房基来看，当时应该是有壹定规模。 夏联珍老人已八十岁，前两月，突发脑梗塞，险些去逝。虽捡回壹条命，但现在已瘫痪在床，生活不能自理，靠女儿全天候照料。好在还能说话，基本的交流还没问题。说起五九年，老人滔滔不绝，她说：她家公社化前还算是大户人家，生活还很富足，当时的房子是三合头（三合院），二十几口人住里面。具体是：小妈家有几口人，夏联珍属于大妈家的，还有哥哥家也有几口。 具体有哪些名字老人已记不清了。只记得壹个侄儿开头胖来像猪壹样，后来饿得不行了，捡院坝头的虫来吃。最后弟弟、妹妹、侄儿男女、哥哥、嫂嫂、老的、小的全饿死。那房子周围全是坟，有壹处还是她妈和她妹妹两人壹起埋的。她本人要不是住进肿病医院，都怕是不在了。 （注：夏联珍老人已于2012年12月15日去逝） 2012年12月 大饥荒中的新添站 石丰钢 荥经的新添站是茶马古道上的壹个古驿站，人民公社时期是复顺公社的壹个管理区，后来改为新添大队，再后来曾经是壹个区政府的所在地。前几年拆乡并镇把复顺乡、石龙乡、庙岗乡三个乡合并到复顺乡，新合并的乡叫新添乡，现在的新添站是属于新添乡的新添村。街的中段至今还有壹个小广场、壹个残破的戏台。戏台的上方，有壹大幅金光闪闪的毛主席头像，头像两旁配了几面红旗。据说这画是六十年代初四川大学下放到新添站的壹个右派画的，画得很有质量，几十年还不退色。前几年戏台失火，在打火的时候把主席像打坏了，为了满足几十年来当地群众的壹种情结，在原处用现代工艺又重新做了壹面主席像放在那里。 2012年7月15日，我带上还在上中学的女儿到新添站对五九至六壹年三年大饥荒中新添站的幸存者进行采访。首先采访的是陈慧英老人，老人已85岁高龄，祖辈都住在新添站。她家在人民公社时属于复顺公社新添6队社员，老人的家就在广场边上，紧靠主席像的那家。 老人说,五八年“大战钢铁”连她们女的都去当工人了，由于没有劳力在家，地头的庄稼很多烂在地里收不起来。收起来的粮食又都背到大队（当时叫管理区）去了。当时生产队成立大食堂，他们都到食堂吃饭，不准私人开火做饭。开头每人每天还有三两谷子的口粮，到后来谷子也没有吃的了，就只有吃野菜、猪草、糠、树皮、甚至还吃白泥巴。在说到新添站有没有饿死人时,老人说,饿死的人多得很！壹次在食堂打面茶汤汤（玉米面糊糊），为了先打，后面的人轰壹声推起来，有个人倒下去就死了。有些在山上寻野草草吃，哪里倒起就死哪里了。 陈慧英老人讲，她两个爸爸（叔叔）家，每家都有四口人，两家都死来壹个都没得，全部死完。老人讲到：“大饥荒中我家饿死了我妈、老汉儿（父亲）。我的壹个娃娃，都三岁了，饿来肿得象关爷爷（关公），想弄到肿病医院头去，那时送肿病医院要生产队开证明医院才收。我到生产队找队长，队长不给我开证明。乡长听了都冒火，叫我去大队开，我才去大队把证明开起，才把娃娃送到肿病医院。医院头每天有半斤米，他还是只吃了八天就死了，实在太虚弱了。我家老人（父亲）六十岁都还没满，还做得（能劳动）。饿来没法，只好扯点野草草煮来吃，当时自己开火做饭是反对人民公社，是不准自己煮东西吃的，哪怕是饿来没得法煮点草草吃也不行。刚刚煮起，生产队和大队的干部些就来端起走了。有壹次，我老汉儿弄点糠来用磨子推细，准备弄来吃，干部又端起跑了。当时的积极分子些不准别人弄来吃。咋个不饿死嘛！” 老人又讲到：“我家婶婶在山上把胡豆叶偷回来，煮都没有煮来吃就死了。我家妈是弄来煮起，将将（刚刚）说吃，（干部）又给她端起跑了，端起跑了，没得，就饿死了。” 老人还讲到她家壹个堂妹，在县城读中学，爸爸（叔叔）、婶婶就住在隔壁，他们两人哪时间死在屋头都不晓得，他们的门关倒在，打不开，估计是走进去就死了。妹妹回来才发现父母死了。我家大人些都死完了，没人埋，只有我和她来埋，当时饿来没得力气，埋个人都艰难，只有她抬脑壳，我抬脚杆，抬到房子后头，随便弄点泥巴就埋了。 我们这里死来都没得好多人了。我家罗雨中爸爸家，高永芬婶婶家壹个儿壹个女子都饿死了。 老人还说，他们这里死绝的人户也很多。当时的粮食收在管理区，食堂断粮了，饿死这么多人都不拿出来吃。 接下来采访的老人叫石文琼，老人已76岁。说到细粮关(荥经人都把三年大饥荒叫细粮关,“细”有少的意思)，老人说，五九年饿来饿不得，饿死的人多得很。当时没得粮食吃，只好吃藤子根、蕨基根、野草。她的公公（李良碧）、哥（李洪渊）、嫂嫂、侄儿都饿死了。她公公死的时候六十几岁，哥哥死的时候四十多岁，侄儿才两三岁就饿死了。当时他们这里饿死的人实在太多了。老人说，他们这里还成立了壹个组专门埋人，其实就是把死人拉起去甩在茅坑头就算了当时如果看到哪家冒烟，生产队干部就要来逮，不准自己弄来吃。把锅给妳拿了。我们这里多数人饿死，少数人活下来。 在街上看到郑光才时觉得他岁数还不够大,怕是不大清楚大饥荒的事情,抱著试试看的心情,我们问起五九年大饥荒他家的情况,没想到他也记得壹些。 郑光才现年67岁，也是新添站人,那时属于复顺公社新添6队。五九年他十三四岁,仍然记得当时的情景。他说：“五九年粮食肯定不够吃，我家饿死老人（父母）、婆婆、幺奶奶，饿死有五六人”。他还说，当时没得粮食吃，只有吃鹅香草，还吃过泥巴，还把牛骨头、猪骨头烧来啃，而且他还听倒讲他们新添站壹个叫王文发的社员把死人腿上的肉割下来煮成汤就喝了。 郑光才接著说：他的男老人（父亲）要死的时候，他还在他脚的头睡觉，当时他父亲确实饿来没得法了，壹口气在他口头哗哗哗响。我们女老人（妈）回来时，我还给她说，“老汉儿（父亲）在装怪。”很快，父亲就死了。郑光才又补充了壹句：“那时不懂事”。看他的表情是为父亲临死前他说的那句话而内疚。 郑光才说，他的婆婆是晚上哪时间死的都不晓得，第二天才发现。 问到他们生产队的死亡情况时，郑光才说，我们队饿死了壹大半，街上都生满青苔，长多深（高）的草草。他居然用了壹句毛主席的诗词来形容：“万户萧疏鬼唱歌”说的就是那时新添站的情景。 他还说到，因为饿死的人太多，大队成立埋殇队，专门埋死人。人死后，就由埋殇队拉来甩到壹个大坑坑头，今天三四块（个），明天四五块的甩。 郑光才还说到，五八年应该说庄稼的收成是好的，而且仓库头有粮食，就是不拿出来吃。 我们在新添站的街上，还采访了66岁的秦明国，他说，大饥荒前，他家有十口人，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四个老人全部饿死，几个弟兄姊妹饿死来只有他和另壹个妹妹。死去的亲人都没有棺材，甚至连壹个木头板板都没得，都是软的就直接随便就埋了，有时甚至没有人埋。 采访石章芬时她说:五九年想起好伤心哦，我们没得吃的就吃糠、吃野菜。当时壹顿壹两米都没得，光汤汤。五八年浮夸风，有的地方把几个田的谷子抱到壹个田打。说是亩产万斤粮。 说到她家饿死人的情况，石章芬说，我家七个人就饿死了五个，饿死我家爸爸、三弟兄、壹个妹妹。就剩我妈和我。当时没得粮食吃，但是我家妈心疼我，她在食堂头打二两米的饭她都舍不得吃，把那点粮食让给我吃，我才活下来。石章芬还说，她听说，她们生产队有人饿来没得法了，把“瘸妈子”（青蛙） 逮来生的就扯来送到口头吃了，还听说土巴头的老木虫也有人逮来吃。 当问到她们这里死人的情况时，她说，我们这里死的人多得很，街上都死来清风雅静的，队里死了不止壹半。 接下来还采访了李昌强，他说，五九年早些时候还能吃上蔬菜，蔬菜吃完了就吃草根、树皮。他家死了壹个奶奶。还有孙中良家死了两个老人。他说，五九年我们大队家家户户都有饿死的。 毛尚泽的父亲也是饿死的，他说，当时他父亲有四十岁，在床上睡起，几天没吃的就死了。他说，他们大队当时有壹千二三百人，死来就剩五百多。他也说到，还专门成立埋殇组，人死了就拉去埋。 采访的差不多了，我们看到壹个铺面，就走进去想了解壹下辉煌时候的新添站的驿站是啥子样子。铺面主人是个中年妇女，很热情，主动带我们参观。门面倒不宽，壹进去，里面有两个天井，第壹个天井是长方形的，第二个是正方形的，都是木结构的房子。以前确实可以住几十百把人，还有拴马的地方。女主人给我们说，经常都有人来拍照，妳们今天运气好，拴有马在这里。房子已经很破旧了，但可以看出，这里以前应该是有很多人出入的地方。天井边放了些农具，在壹个风桶后面的墙上，有很久以前用红油漆写的几行字，现在仍清晰可辨。内容是：“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 从驿站出来，天色已不早了，我们告别了刚结识的大饥荒中的幸存者，顺著街道，经过广场，从金光闪闪的毛主席的头像前经过，然后回家。（2012年8月10日晚根据摄像整理）大饥荒中的附城公社 石丰纲 （壹） 采访时间：2012年7月9日 采访地点：附城乡烟溪村烟溪农家乐 采访人： 石丰钢 被采访人：张庆珍，女，70岁，原附城公社三大队十七生产队社员。 石：请妳谈壹下“细粮关”的时候，妳们生产队的情况。 张：五八年粮食大丰收，还收得多，粮食收到保管室去了，粮食收完了，就喊背到仓库头去交粮，背到南村坝区公所去，壳壳（指稻子秕谷）都背起走完。五八年吃集体食堂，家头不准开火，壹个星期揭不开锅。当时吃矩麻根、枇杷皮、蕨基根，还吃过泥巴，草草把把都弄来吃。 石：妳们家有饿死人的情况没有？ 张：我家哥饿死，我家妈饿死。我家妈叫张李氏，我家哥叫张庆勋，哥死的时候四十几岁，妈死的时候六十多岁，我都没在屋头。我家妈早就把方子（棺材）弄起了，那时食堂分面茶汤汤（玉米面糊糊），我嫂嫂在家里，她把方子放在房子后头的茅厮（粪坑）头，把我家妈用壹个板板绑来放在方子里，又弄些草草把把盖在上面，隐瞒妈死（的消息），就去食堂领她那份粮食来吃。后来生产队发觉了，队长卷（骂）我家嫂嫂，拍桌子打板凳的说：李登芬，妳家妈死了妳还不说，还领她的粮食吃。侄儿子死了，嫂嫂也没说，也去领了五六天粮食来吃。我家哥也是饿来做不得（不能劳动），当时在十二队有壹个大医院，他在那里住医院，肿病医院，我们叫他回去，他说不回去，医院里有口粮。结果还是死在医院里。我给另壹个兄弟弄些竹杆来绑起，我抬脑壳那头，我家兄弟抬脚那头，从医院到家里有两里路，我们抬了壹天到黑，抬到黑摸摸（方言，晚上）才抬拢（到家），膀子抬来痛来摸都摸不得。用几块板板在两块坟中间就把我家哥哥翁（方言，壅，用土盖）在里头了。 石：妳们生产队饿死人的情况呢？ 张：生产队饿死的多得很，壹家壹家饿死。朱子强家老汉儿（父亲）到獐子沟去挖蕨基根，挖的蕨基根要交给管理人员称重。不晓得是他自己还是别人给他整个鹅卵石在里头。干部就说他整些石头在里头，就打他。结果第二天就死了。朱子昌家也是壹家死完，他家小妈、大妈、人些（爱人）和他本人都死了。朱世忠也是饿死的，还多哦！全生产队两百多人，死来晓得有壹百人没得哦。死来剩的大部分是女的。 石：当时允许自己做饭不？ 张：当时不准房子冒烟烟，看到房子冒烟烟（干部）就跑起来，那些生产队队长这些领导跑起来，不准弄（东西吃）。 石：当时在路上看得到尸体不？ 张：在张家垠河边上，我们从那里过都看到有人死在那里，手都没盖倒。张家垠还是有壹个（肿病）医院，那里有壹个茅厮（粪坑）坑，那人些（那里的人们）死来壹窖窖（方言，读gào，重重叠叠）甩起，甩好几十个。 石：从哪年开始好过点呢？ 张：六壹年私开私占（指政策放宽允许私人田边地角种、收）就好点了。 （二） 采访时间：2012年7月9日 采访地点：附城乡烟溪村路边 采访人： 石丰纲 被采访人：李权兴，男，71岁,原附城公社三大队16队。 石：妳家在五九年大饥荒的时候有几口人，有饿死的没有？ 李：我全家四口人：母亲李杨氏、兄弟李永中、大姐李权珍还有我自己，大饥荒期间饿死了三人，只剩我壹人。 石：当时妳们食堂吃啥子呢？食堂断过火没有？ 李：五九年断粮时间长哦，壹点细粮都没看到，吃粗糠，挖蕨基根、土伏苓。仓库头分配的大脚板糠（指粗糠）在锅头炒，用磨子推，推来混倒蕨基根吃。食堂断火好长时间。 石:生队有没有饿死人？ 李:全生产队两个食堂，共壹百五六十人，最后只剩五六十人，好几个生产队都这样。记得的有我们生产队王立军、王立勋两家都死绝了，之前每家大概都有五六人。 石:妳谈壹下妳家里人饿死时的情况? 李:我家妈、兄弟、大姐和我四娘母死了三块（个），母亲在大队医院，死在医院头。我听倒说我就跑起去，铺盖和垫的都没得了。我兄弟三岁多点，也在那里坐医院，他斜靠在壁头上，我上楼去时他还喊我壹声哥哥，他说：哥哥，妈都死了。我说：妳在这给三爷爷耍哈（三爷爷也在那里住院），我等几天来看妳。等几天我去，兄弟都又死了。他们死了，安葬都不晓得（在哪里），有壹个大茅坑，都甩在里头，又不是在哪里埋倒，亲人都不晓得（尸体在哪里）。 （三） 采访时间：2012年7月9日 采访地点：附城乡路边 采访人： 石丰纲 被采访人：李绍先，男，88岁，附城公社二大队10生产队社员。 石：细粮关妳们生产队饿死人有多少人？ 李：（斩钉截铁地）我们生产队原来就132人，细粮关后只剩下47人，妳壹个儿（自己）算。 石：当时食堂断过火没有？ 李：当时食堂断火壹个多月。 石：妳家有没有饿死的人？ 李：我家饿死了六个人：我父母、四个娃娃，父母死的时候五六十岁，娃娃三四岁、两三岁。 石：妳们生产队有哪些饿死得多的人户？ 李：我们生产队陈文楷、陈文开、李锡禄、李锡福、李锡宜，还有好多户都是死绝的。 石：当时饿死的人的尸体是怎样安葬的？ 李：他们的尸体都成堆甩在壹起，哪里安葬哦！ （四） 采访时间：2012年9月07日。 采访地点：五宪乡坪阳村 采访人： 石丰纲 被采访人：吴文芬，女，72岁，原附城公社红旗壹队社员问：细粮关的时候，妳们附城公社吃啥子？ 答：吃面茶汤汤，吃来没得。 问：妳家饿死好多呢？ 答：我家妈、我家老汉儿（父亲）、我家兄弟。我家爸爸（叔叔）家七八块（个）人，壹块（个）都没得了，绝房了。 问：妳家爸爸（叔叔）啥子名字？ 答：吴炳玉。 问：妳家妈啥子名字？ 答：我家妈是吴唐氏。 问：妳家老汉儿（父亲）啥子名字呢？ 答：吴炳章。 问：他们死的时间大约好多岁？ 答：老汉儿死的时间都才五十多点，我家妈就年轻了，我家妈才三十几。我们那时还在读初中，硬是看到饿死。我们去偷点豌豆尖，他们（干部）把我追拢屋。我家还饿死壹个兄弟，他十二三岁。 问：当时他们死的那天的情景妳还记得不？ 答：我家老汉儿饿来在那床上爬不起来，肋巴骨壹匹壹匹的，瘦来就那样。又弄不起去埋，老鼠把眼睛都给他掏了。我家兄弟剐点树皮子来说：姐姐，我们拿给老汉儿吃嘛，他活起我们才过得下去嘛，都腾给他吃。 问：妳家兄弟当时好多岁？ 答：十二岁，那块（个）最醒事（懂事），我拖两个兄弟的嘛，我家还有个妹妹，叫吴文俊，还是饿死了。 问：妹妹好多岁饿死的？ 答：那时间大约十二岁。 问：那是哪年？死的时候是哪年？ 答：将近五九年下半年。 问：他们死的当天的情景妳还记得不？ 答：特别我家妈死，我们骨头都没有捡来窖（埋）到，她死在医院头。喊我去领尸首来埋，我去不晓得在哪里，我在脚下（下面）守（等），结果他们把她窖到哪里我都不晓得。我家老汉儿（父亲）嘛，我们弄了个火匣子（简单的板子钉的盒子），我抬脑壳，我家姐夫哥抬脚就把他抬来埋了。 问：妹妹呢？ 答：妹妹死我就不晓得喽。她好像是死在医院里头。 问：妳爸爸（叔叔）家呢？ 答：我家爸爸（叔叔）家八块（个）人死来壹块都没得，全部饿死的。他（叔叔）先死，我家老汉儿还没死，我家老汉儿把我家爸爸（叔叔）捡来窖倒（掩埋）的嘛。把我家爸爸（叔叔），我家两个婶婶，那时候结的两大小（二房）嘛，把她们捡来窖倒。我家老汉儿死就是我给（与）我家姐夫哥把他捡来窖倒。 问：妳家爸爸家是哪七、八块（个人）？ 答：我家爸爸家大人就是两块（个），娃娃些就是几块（个），壹齐死完了。我家爸爸结两块（个），加他就三块，五个娃娃，壹块（个）都没得。 问：他们咋个安葬的呢？ 答：妳说咋个安葬嘛？我家爸爸死，我家老汉儿把他给（与）婶婶捡来窖到，后头小的些死，就哪里死哪里就算了，捡都没有捡来窖。 问：妳们那个生产队死了好多？ 答：我们那个生产队死得最惨，死来壹家壹户好多都死绝。 问：死绝的有哪些还记得名字不？ 答：不晓得，我那时还小。 问：死得多的人户还有哪些？ 答：都不大记得。 问：死的比例占了好多？ 答：怕占有壹半哦！ 2012年11月5日 大饥荒中的人吃人 石丰纲 我在对四川省荥经县1959——1961年大饥荒幸存者壹百多人采访中，说到吃人肉的就有三四十起，听来惊心动魄。回来后面对摄像录音，不知如何动笔。生怕因为我苍白的文字力不从心，使那惨烈的历史失色。思虑良久，干脆就原汁原味将采访时的谈话记录下来，忠实地呈给读者。 采访时间：2012年7月9日 采访地点：附城乡烟溪村烟溪农家乐 采访对象：张庆珍，女，70岁，原附城公社三大队十七生产队社员。 我听我家嫂嫂说，我家侄儿（嫂嫂的儿子）死了，我家妈就把他弄来吃了，我侄儿子，就是我家妈的孙孙。孙孙先死，死的时候有六七岁，我嫂嫂说：妈把朱椅子（方言，对小孩的称呼）弄来吃了。我说：当真喃？她说：是的。 朱家山朱子潜家（妻子）李权芬坐医院没在屋头，她的娃娃倒死不活的（奄奄壹息），有壹两岁。他（朱子潜）就把娃娃弄来吃了。李权芬回来问娃娃，他不敢说。后来他不敢说哪个家娃娃。壹说娃娃，他家人些（妻子）就要给他卷（骂）起来。 采访时间：2012年7月9日 采访地点：附城乡烟溪村路边 采访对象：熊召芬，女，90岁，原石滓公社（铜厂沟）附城大队社员我到我亲家那里去（附城公社三大队16生产队），看到壹座坟，他们就说：干部到这户人家去，闻到飞香（方言：很香），就去查，在出门时看到门后头（壹个尸体）壹身剐来光骨头。死的叫邱桂芳，埋在他家前头。 采访时间：2012年7月9日 采访地点：附城乡烟溪村路边 采访对象：余启照，男，79岁，原附城公社三大队11生产队社员听到讲，有三兄弟，弄个娃娃来，小的两弟兄还争来吃。 采访时间：2012年7月9日 采访地点 ：五宪乡热溪沟村路口 采访对象：谢明清，男，73岁，原五宪公社四大队谢家山社员我都吃过人肉，我和我们生产队社员到城关公社南门上施家过夜，他们全家五块（个）人死来只剩壹个婆娘。她炖起肉来喊我们吃，说是牛肉。我觉得奇怪，她壹个老婆子又不会去偷，咋会有牛肉？拈（用筷子夹）了壹砣放在口头，感觉不正常，我给壹起来的社员说肯定是人肉，不能吃了，想吐。 采访时间：2012年7月9日 采访地点：龙苍沟乡万年村路边 采访对象：李怀芬，女，83岁，原石滓公社万年大队芝柏队社员听说鹿角坝壹个娃娃还活起在，他妈就把娃娃的屁股拼（片，用刀割）来吃了。娃娃惊吼（大叫）：妈，不要弄我嘛。听起来好伤心哦。 采访时间：2012年7月12日 采访地点：烈士乡煤矿卫生院 采访对象：吴家珍，女，80岁，原烈士公社王家村5生产队社员我听说巫家山有吃人肉的，大人出去做活路（劳动），娃娃自己在家，就被别人弄死来吃了。没得吃的，被逼的。 另壹个男的插话：我听老人讲，（烈士公社）冯家大队大木林，壹个女的改嫁到大木林，把她家娃娃吃了，没得好大点，几天就把娃娃吃了，还是活的，她就把他吃了。好象是孙光珍嘛还是孙啥子名字。 采访时间：2012年7月12日 采访地点：烈士乡煤矿卫生院后面 采访对象：杨汝芬，女，81岁，原烈士公社冯家大队2生产队社员我家婶婶姓郑，她的儿死了，她就把他的肉拼（片，用刀割）来煮来吃了。 采访时间：2012年7月12日 采访地点：新添乡庙岗村路边 采访对象：黄昌琼，女，85岁，原新民公社庙岗6队社员桥过来（从桥头往这里走）有个女的叫洪英，娃娃壹岁多饿死了，没抱起去埋，她把娃娃的肉煮来吃，别人问她：妳咋个把娃娃煮来吃哦？她说实在饿得很，咋个办哇？ 采访时间：2012年7月12日 采访地点：新添乡庙岗村路边小卖部 采访对象：金成伟，男，71岁，原新民公社庙岗六队社员听说徐红军家人些（妻子），娃娃死了，把娃娃煮来吃了。 采访时间：2012年7月12日 采访地点：新添乡庙岗村路边小卖部 采访对象：鲜云香，女，71岁，原青龙公社三大队3生产队社员有些娃娃死后被煮来吃都不晓得。生产队会计到周某家检查，看到煮起碗豆尖（豌豆苗尖）在，闻到好香哦！会计到锅里壹夹就夹到个人脑壳。会计说：妳家娃娃呢？周某说死了，抱来甩了。会计上楼壹看，娃娃还有半边身子。这个人叫周怀碧。想起那个滋味都吓人。 采访时间：2012年6月18日 采访地点：荥经县安靖敬老院 采访对象：巨汝明，男，70岁，原安靖公社顺江4队社员听说朱仕军家儿子朱光军死了，他就把他儿子的肉拼（用刀割）来吃了。 听说杨云宣，杨石云两个去埋人，把尸体腿腿上的肉拼（割）来干（吃）了。其他人问他们好干（吃）不？他们还说好干（吃）。 采访时间：2012年6月18日。 采访地点：荥经县安靖敬老院 采访对象：陈洪林，男，70岁，原安靖公社民建2队社员听到讲靖口站邓汤圆把别个尸体剐来干（吃）逑（了，方言，粗话）。 采访时间：2012年6月19日 采访地点：烈士乡冯家村108线路边 采访对象：ＸＸＸ，女，原烈士公社冯家壹队社员（不愿留名）我家娘屋头，说哪里的牛不在了，就清查，清查到罗成家去，就问他碗头装的是啥子肉？牯倒（逼）他说，他就说他吃人肉，是哪个哪个，他把尸体掏起来吃的。那户家死完了。 采访时间：2012年6月19日 采访地点：荥河乡小河子路边 采访对象：王文芬，女，77岁，荥河公社周家大队荥河队社员我们街上（小河子场）有奶奶把孙孙吃了的，孙孙饿死了，她就把他吃了。饿得很，她咋不吃嘛？ 采访时间：2012年6月19日 采访地点：荥河乡108线路边采访对象：林俊芝，女，93岁，原民建公社大坪山5队社员。 我妈（林李氏）、我家人些（丈夫）蒲孝明都是饿死的。余启珍把死的娃娃背回家煮来吃，我去他家看到死娃娃的衣服。 采访时间：2012年6月27日 采访地点：民建乡顺河村 采访对象：陈洪发，男，65岁，原民建公社顺河2队社员。 陈洪章家女饿死了，她妈没得吃的，就把她割来吃，把骨头埋在地板下。 采访时间：2012年6月27日 采访地点：安靖乡到县城的汽车内 采访对象：康习群，女，66岁，原安靖公社民治2社社员。 我们靖口站就有吃人肉的，听说他家的人死了，就把肉拼（割）来吃了。 采访时间：2012年6月27日 采访地点：安靖乡安乐坝（原属凰仪乡） 采访对象：陶国花，女，59岁，凰仪公社安乐大队4队社员。 凰仪余秀珍家妈饿来没得办法，找野菜根都找不到，就用大砂锅烧起水，她大儿子问她：妈，妳把砂锅烧来做啥子，她说：我要把妳家兄弟煮来吃。她家大儿子说：妳把他煮来吃我不打死妳！（意即“看我不打死妳！”）她就没敢煮。现在她家小儿子还在呢。 采访时间：2012年6月27日 采访地点：安靖乡境内（原凰仪乡） 采访对象：李正英，女，76岁，原复顺公社上坝11队社员对面这户人家吃过人肉。她娃娃壹岁多死了，她就把尸体炖来吃。她讲给我听的，她还喊她的女儿去吃，她的女儿不吃，她还卷（骂）她女儿：娼妇（壹种习惯骂法），妳不吃，饿死妳！她家女儿去看还说是炖的啥子野物（野味），用筷子壹捞，看到脚指头、手指头，吓忙了，丢了跑都跑不赢。 下面场口上（楠坝大队下场口生产队）王朝珍家娃娃壹两岁死了，她已经把她的娃娃埋倒了，没得吃的，她又把他（尸体）掏起来吃了。我是眼见的。 采访时间：2012年6月27日 采访地点：民建乡顺河村 采访对象：王恩芬，女，71岁，原石桥公社顺河生产队（米溪山）社员五九年，米溪山光明队王维芬家壹个女子，有七、八岁，要跟她妈追，就哭。杨国礼家妹妹就说：跟我到我家去，我拿蕨基根馍馍给妳吃。这个女娃娃就跟她到她家去了。到她家后，女娃娃就坐在板凳上吃馍馍，杨国礼用大刀（大斧）背把女娃娃打死，打死后就把她煮来吃了。娃娃的妈回来后到处寻娃娃，娘屋头都来寻，都寻不到娃娃。后来有壹天，生产队红豆子被偷，生产队就清查红豆子，把大家集中在壹起，并把门关倒，都不准回去，挨家挨户清查。清查到杨国礼家，发现娃娃的衣服把头包住埋在地板下，地板下好多人骨头哦。喊娃娃的妈王维芬去看，衣服就是她家娃娃的。后来在花滩中学开大会，枪毙杨国礼，枪毙的时候我都看到。 采访时间：2012年9月02日 采访地点：宝峰乡田坝村五壹队 被采访人： 李兴玉，女，67岁，原宝峰公社田坝大队五四生产队社员我们这个队石明先家六个人死来剩壹个女的。他家人些（爱人）煮人肉，叫石郑氏，他家挨近食堂，干部都在那里歇（住），要整点啥子吃都要被发觉。他们饿来遭不住，青椅子（椅子：方言，对小孩的称呼）死，埋在大河沟，青椅子是壹个十几岁的小娃儿，她（石郑氏）就去砍了两只腿腿回来，就弄来煮起，将将（刚刚）煮在锅里头。那时间干部清查，看到哪户有烟就来调查，就把她逮到，干部说：好安逸哦，有肉干（吃）。就在砂锅头捞来各人抱到就啃壹腿，后头捞到脚下（锅下面）有只人脚杆，就呸，想吐出来。干部就把她逮来关起。当时大队就有枪支，大队民兵就可以逮来拘留起来，把她绑到，把铺盖绑在她膀子上，那时她有六十多岁，弄起去关起，后来就死球。 采访时间：2012年9月06日 采访地点：青龙乡柏香五队 被采访人：杨永珍，女，75岁，原青龙公社柏香五队社员梁赵氏把她家娃娃弄来吃，何嫂嫂跟梁赵氏说她饿得很，她（梁赵氏）给何说妳吃肉不？拿点给妳吃。她就把死娃娃的手杆就拿壹只给何嫂嫂。何嫂嫂看有指甲子。这是何嫂嫂讲给我听的，她说：哎呀，梁赵氏把那娃娃煮来吃了。我说那咋个下得起心吃哦！梁赵氏家后来死绝了。 采访时间：2012年9月06日。 采访地点：青龙乡柏香村廉政文化广场 被采访人：王安孝，男，70岁，原青龙公社柏香七队社员四队有吃人肉的，说是壹个女，壹个娃娃死了把她煮来吃了。我叫不出名字，壹个女的，半边脸红的。实在饿凶了，她就把她弄来吃了。 采访时间：2012年9月06日 采访地点：严道镇新南四组 被采访人：余培云，男，71岁，原城关公社新南四队社员。 听到讲县城街上横（huán）街子那里，他们喊的毛玉兰，卖人肉，把她逮起来游街，说是有死的娃儿，她把他弄来煮好，弄起去卖人肉嘛。弄起去游街我们看到嘛，那时我们十七、八岁，听到说游街，我们就去看。公安局把她弄来游街，喊她喊嘛，壹路走壹路喊：我卖人肉喔！ 采访时间：2012年9月06日 采访地点：烟竹双红村路边 被采访人：周学旺，男，76岁，原烟竹公社双红大队民主队，五八年后在老石队社员。 听到说过吃人肉俺，河那边，那时间还是属于壹个队，老石队苏向华，听到说她把哪个的娃娃整来吃。 采访时间：2012年9月07日 采访地点：烟竹乡双红村路边 被采访人：杨仕彬，女，88岁，原烟竹公社双红大队翻身队（老石队）社员。 周明康家兄弟树清娃，七、八岁，饿死在食堂头灶火门那儿。苏向华还是把他弄来吃哇。她跟别人说她炖的是（动物的）心（脏），周红芬去给她抢来吃，后来说是树清娃儿的心，她抠来吐都吐不出来。 朱向华把他壹腿壹腿花（用刀砍），炖来吃，她把他放在外面树子空空（洞洞）头，要吃就去花（砍）点来炖来吃。 采访时间：2012年9月07日 采访地点：五宪乡坪阳村大院子 被采访人：王德华，女，70岁，原五宪公社三大队大院子队社员。 张石桥那里的人就吃过人肉，人家娃娃死了就抱起去埋到，她去掏起来煮来吃。不晓得啥子名字哦。那个人都死了，是女的。阳村坝还是（有人）吃过哇，阳村坝是后老汉（继父）把儿弄来吃了。华强娃家老汉儿（父亲），（不）晓得啥子名字，把华强娃家哥（的尸体）弄来藏在那床脚下，拼来煮来吃，（不报告他死了）还到食堂打他的面茶吃。 采访时间：2012年9月07日 采访地点：烟竹乡双红村路边 被采访人：何祖芬，女，85岁，原烟竹公社双红大队张家生产队社员。 吃人肉嘛，九队有壹块（个），跃进队周明弟家妈，自己的娃娃，她把衣裳裤儿给她脱了，弄来吃了。还有何金娃家妹妹，苏向华也把他弄来吃的，都有这么高了。 采访时间：2012年9月07日 采访地点：烟竹乡双红村路边 被采访人：陈启明，女，75岁，原烟竹公社双红大队翻身队社员五九年在何院子，朱杨氏（吃人肉），我家壹块（个）奶娃娃死了，她都给我家弄来吃了。娃娃（死了）弄起去埋在田头。不是嘛（不然的话）还认不到，等于是我家的块（丈夫）去当过兵，复原回来有（生）那个娃娃，我们年轻人照顾不来，感冒了就把药大量拿给他吃，吃来就吃死了。死了就把他埋在何院子后头的田头，就听到说那里在吃人肉，哎呀！壹下子想起害怕把我家娃娃弄来吃喽，去看，果不其然，他家老汉儿（爸爸）的黄裤子绑的片子在那里，才晓得。 采访时间：2012年9月07日 采访地点：烟竹乡双红村路边 被采访人：曾保行，男，93岁，原烟竹公社双红村跃进队社员。 我家大的媳妇子家老的（老人），死了就这块（这个人）拼点那块（那个人）拼点，就拼来吃逑，啷里咋过呢（那么，妳说咋办嘛）？社会嘛，那些时间吃人肉，又不笑人。 采访时间：2012年9月07日 采访地点：五宪乡坪阳村十五队。 被采访人：李秉亨，男，71岁，原五宪公社坪阳十五队（小地名大院子）社员 那边生产队壹个女的，吃的哪个家娃娃不晓得，娃娃死了，她就把他弄来吃了。 采访时间：2012年9月19日 采访地点：荥河乡楠木九队 被采访人：周素珍，女，64岁，原荥河公社周家大队周家队社员。 楠木村蔡婆婆把她的孙儿都煮来吃完，她说给我听的。我喊她奶奶，她说：孙儿哎，妳好喔，我壹块（个）孙孙我壹口壹口把他吃完，我吃完没得法，他们（干部）才把我弄到蔬菜场去。那个老娘子六十多岁，就死在蔬菜场了，蔡二娘、魏二娘，两块（个）老娘子都吃。 采访时间：2012年9月19日 采访地点：荥河乡楠木九队 被采访人：孟宪芝，女，87岁，原荥河公社楠木九队社员。 听到讲过，但没有眼见过，上头同心村的蔬菜场有个老婆婆，我们听到讲说她吃过。 采访时间：2012年9月19日 采访地点：荥河乡楠木九队 被采访人：郭以庄，男，65岁，原荥河公社楠木九队社员。 只是听到说显才家妈吃过人肉，只是听到说。 采访时间：2012年9月19日 采访地点：荥河乡楠木九队 被采访人：韩中芬，女，71岁，原新建公社河林七队社员。 王家山王登芬，把他家男的腿腿弄来吃了，王家山的些（人们）讲的，她男的死了，她不报告，还说把汤汤（食堂面糊糊）给他打回去。 采访时间：2012年9月19日 采访地点：荥河乡楠木九队 被采访人：郝永蓉，女，66岁，原泗坪公社桥溪壹队社员我家二姐是打发（出嫁）在秦家街，泗坪公社断机坝对门子，饿来没得法，他们那里院子里头，姓袁的人些（人们），弄人肉吃。她还是去舀些来吃，吃来就吃多了，又吐又疴（拉），就那样就死了。 采访者叹：俗话说，虎毒不食子。不是在极度绝望极度无助的情况下，人是不会吞食同类的，古书有“易子而食”的记载。而我的家乡，在三年大饥荒中，很多人不仅吞食同类，而且吃掉自己的至亲。没有经历过那场劫难的人，是无法想象的。 二0壹二年八月十五日于饭店 二0壹二年十壹月三日补记 该给几位好干部树碑立传 石丰纲 在近几个月的荥经大饥荒调查采访中，充满让人心惊肉跳的死亡数据，骇人听闻的人肉相食，泯灭人性的干部和积极分子……然而，在这浓浓的阴霾中，忽然有壹丝阳光温暖我的心。那就是几个良知未泯的基层的干部，因为他们的良知，避免了壹个生产队甚至壹个乡的惨案发生，挽救了几十甚至几百人的生命，他们是当之无愧的时代英雄。这么多年了，他们的事迹埋没于荒烟蔓草，不被人知晓、记载，更没有被传颂。 我有幸碰上了解他们事迹的机会，有责任记录下来，留传后世。 烈士公社冯家五队是冯家大队海拔最高的生产队之壹，最近两年才通汽车。往年，从108线公路下车后还要爬很高的山才能到。从公路往上看，山路终结于壹个垭口，在下面根本不会相信垭口那面还有人家。 过了垭口再走半小时到壹个山坳：壹个生产队，两个大院子，几十户人家，壹百多人。壹个院子姓陶，壹个院子姓孟，少数外姓。 我采访了现年64岁的陶永香，她说，五九年大饥荒时，他们生产队没有饿死人，我感到很惊奇。于是就听她慢慢讲述了他们渡过那几年的经历。陶永香当时10多岁，自身记得壹些情况，加之她母亲给她讲述的亲身经历，对大饥荒，记忆犹深。 她说，土改前她家有十来亩地，土改后成立互助组、初级社，就把土地和壹头耕牛、犁头、耙子，这些大型农具都交给了初级社。同其他地方壹样，五八年成立人民公社，集体出工，五八年下半年成立了大食堂，不准自己开伙。收割谷子（水稻）时，公社专门派了壹个叫刘成焕的干部来监督大家收割，把收起来的谷子背到管理区（大队）去。当时他们的队长叫袁德成，大家就商量说，粮食背到管理区去了，大家吃啥子？袁德成就叫社员在打谷子的时候把粮食藏点起来。 他们那里实在是又高又偏僻，种水稻的田都不规则，田又小又分散（往往几十块田才壹亩），每天都有几个拌桶在打谷子。当这个桶打满谷子要出桶时，就叫监督员过来监督，其他桶的社员就趁机用口袋装点谷子来甩在荒草灌木里头藏起，晚上再派人去把这些谷子取回来大家分。谷子收了种小麦的时候，当时要求稀株密植（实际是越密越好），每亩田必需要播几十斤麦种。队长就和大家又商量，这样撒麦种，咋个生得起来？况且粮食又不够吃。但是当时从背麦种到撒麦种都有干部监督，必须要把麦种撒到田里，还要看到社员用灰和粪把麦种盖住才离开。队长袁得成就叫大家在田中间趁监督的干部不注意就少丢点麦种，壹个人丢麦种，另壹个社员赶快就把灰丢来把麦种盖倒。而田边上，就按要求撒很多麦种，就这样节约了壹些麦子起来。又安排社员在家里用手磨子推成麦面，用水把麦面调起，晚上壹人壹砣分给大家。 按公社的要求，土地属于集体，大家同种同吃，冯家五队也成立了蔬菜组专门种蔬菜。但表面上是统壹栽种，在队长的主持下，他们私下把种蔬菜的地分到每家每户，每户家要吃菜，就到自己的地里去摘。于是在粮食最紧张的那几个月，她们都是食堂打的粮食，回来后加上私下分的粮食，再摘点自己地里的菜，再加上挖点野菜就勉强熬过了那最艰难的两年了。在他们相邻的壹个生产队叫荥河公社楠木九队就饿死壹半多，两三百人。陶永香又说，大约六0年底还是六壹年，不晓得哪个告袁德成私分粮食，公社把他弄起去审问了（估计也少不了折磨、烤打）十几天回来，把他家里私藏的壹点点粮食也搜走了，他回来后，没得吃的，结果六壹年，都没有咋个饿死人了，袁德成却含冤而死。 带著同样的问题，我找到了冯家五队现在还健在的已八十岁高龄的陶昌明，陶昌明也说道：他们这个队藏了些粮食大家分，就没饿死人。其它队，像楠木九队就死来没剩好多人了。 在我对原大田坝公社民福5队社员杨宗亨采访时，他介绍了他们生产队的情况。 他说，他是六壹年三月份学校停办后才回家的，听他父母讲，他们那个生产队当时队长叫周永宣，四十岁左右。五九年粮食关时，因为他们生产队有壹大片竹林，大队（当时叫管理区）窖（gào，窖藏）了壹两万斤红苕(红薯)在那片竹林里，还有壹万斤左右的猪饲料（烂玉米）。正当食堂断粮时，生产队长周永宣就决定把红苕搭配饲料分给大家，解决社员口粮。周永宣安排社员每天晚上把红苕混倒烂玉米用手磨子推出来,在大食堂做成馍馍,每天晚上十二点到两点，全生产队的社员就打起火把，到食堂去领红苕混倒玉米面做的馍馍。就这样渡过了最艰难的半年，他们那个队就没有饿死人。六O年，大队到他们那个队去取红苕种，发现没有了，队长周永宣就说红苕沤烂了，饲料当口粮吃了。大队的干部就把他整来跪高板凳批斗。群众都很同情他，大家都不发言，更不去批斗，冷场后就算了。2010年他得癌症去世了。而挨邻的生产队就饿死了很多人。 杨宗亨还讲到，他听五九年新建公社的武装部长廖魁武讲，在新建公社食堂断粮的时候，联系新建公社各个大队的干部向党委书记唐润生反映说：各个食堂都断粮了，再不想点办法怕要饿死人。现在各个大队都有点粮食，害怕（恐怕）要拿出来救壹下命。唐润生就表态说，妳们各个大队自行商量解决，但是如果有人问起，妳们要说他（唐润生）不晓得。结果，各大队把粮食拿出来解决了最关键的壹两个月，新建公社各个大队的食堂就没有断过粮，饿死的人也不多。 新建公社距离县城四十多里，有三个村，最远的村叫和平村，又叫“苦蒿沟”，离县城近百里，八十年代才通车，现在都还是崎岖难行。带著杨宗亨讲到的情况，我到和平村采访了当时和平三队的会计，他说，五九年，他们食堂人均半斤粮食，食堂没断过粮。生产队壹共壹百三十多人，仅饿死三个。 在和平村，我还采访了98岁高龄的陈培秀，说到五九年，她说，五九年挖根根吃，有点粮食搭配起。她家没饿死人，她们生产队没听说饿死人。 在荥河乡境内108国道路边上，我看见毛成英，她已79岁，壹问才知道她也是新建公社和平大队的社员。她说，她的家婆高陈氏是饿死的，生产队饿死两三个。 在荥河卫生院，我采访了杨锦华，她已73岁，也是新建公社紫炉三队的社员，她说，她们当时吃粗糠、藤子根、蕨基根，啥子都吃。她家五九年五六个人，没有饿死人。她们生产队饿死了几个。她们保管室提留（实际是隐瞒）的粮食多，食堂五九年都没有断过粮。 在我们离开新建乡的路上,看到壹个老人,她已81岁高龄,是当时新建公社紫炉大队的社员,当问起五九年大饥荒的情况,她说她家饿死两个娃娃,她们那个队饿死的人也不见得多。 从上面的采访看得出，新建乡当时食堂没断过粮，每个生产队饿死的人同全县壹半以上的死亡比例的确很少。 我在五宪乡大院子生产队采访时，见到了已七十岁的王德华，她说大院子这里五九年大饥荒饿死的人多得很，饿死起码有壹半，饿死壹百多人。当我问到她家有没有人饿死时，她说，她家没有人饿死，她说，五八年，他们家就搬到了蔡家岩，当时还是属于五宪公社阳坪壹队。问她为啥子她家里没饿死人时，她连连说他们那个队长“对”（好）。听她仔细讲解才知道，他们当时的生产队长叫王志高，由于蔡家岩靠近经河，队长要不要（不时的）组织大家去打鱼，每次都会打几十斤鱼回来统壹交到食堂头弄熟后分给大家吃。还有生产队的社员自己在家里煮点啥子来吃，队长也从来不管。特别是他们那个队有壹座山，种了满山的豌豆，大家都去偷来吃，队长都是睁只眼闭只眼的，不去管。还私下说，管得妳们喽，反正妳们把肚皮吃饱就是。王德华说，壹山豌抄子（满山豌豆）他把它守完（意思是他看守时眼见大家摘来吃完）。所以他们那个生产队就没有饿死多少人。遗憾的是，在六三年还是六四年，王志高队长得急病去逝了。 采访者叹：我在往日采访时，大饥荒中的干部和积极分子几乎就是死神的代名词。他们对偷点吃食的社员痛下杀手，殴打致死的不在少数，甚至对偷偷煮点野草吃的同胞，都要把锅踹翻、抢走。然而在这壹片冷酷肃杀的天地里，居然生出壹股袁德成、周永宣、唐润生、王志高这样的暖气，实在不是壹般的难能可贵。他们凭著朴素的人性、天赐的良知和勇气，逆风而行，挽救了众多的生命。佛家有言：“救人壹命，胜造七级浮屠”，以人为本的新时代真该给他们树碑立传！这总比给刘文学这样的阶级斗争典范树碑立传更有深远的意义。我相信会有这样壹天！我就先在这里以我个人的名义致以虔诚的礼拜吧！ 祝福他们以及他们的后人！ 2012年8月27日晚 荥经惨案中的粮食征购 ——采访黄仕雄 黄仕雄88岁，原荥经县粮食局办公室秘书、副局长；时间：2012年5月16日下午； 地点：严道镇杨柳河街2号黄世雄家； 采访者：余习广。 余：请问，您是荥经哪个地方的人？ 黄：我家是荥经县宝峰乡田坝村，老地名叫侯驹坝，田坝很多，是主要产粮区，解放后改为田坝村，整个乡不是很大，只有二千多人。 余：您还记得统购统销吗？ 黄：我壹直是在粮食部门工作，统购统销记得很清楚。1953年下半年宣传粮食要计划收购和计划征收。当年对农民还客气，任务少。第二年按大、小春，分别定产、定量、定征购任务，那就重了。先是征小春粮（麦子、胡豆），再征大春粮（水稻、玉米等）。54年、55年，定产定得高，农民交得多，征了过头粮。 54年、55年群众喊粮食不够吃，当时称为“农民闹粮”。各乡都派工作组，有的村也派工作组。上级把农民的说法当成“闹粮”，意思是农民有粮，不愿上交，故意闹缺粮，要把这种 “歪风邪气打下去”。实际上，征购的确有些过重，农民日子过得差。 我在县粮食局，下乡去征收的时候，有时抽壹天两天下乡去征购。农民揭开锅给我们看，煮的就是玉麦糊糊。他们说，解放前我们吃大米饭，就是把谷子煮壹遍，晒干再碾出来。现在喝面茶汤，就是把玉麦磨面打糊糊吃，生活太艰苦啰，田里活路都做不动。 当地人习惯吃大米饭，旧社会穷人青黄不接，才有吃玉麦糊糊掺点野菜的。统购统销后，农民吃米饭就壹天比壹天少。56年还下调了点任务。 余：荥经县大跃进是怎么搞的？粮食征购是怎么搞的？ 黄：大跃进时期，片面强调人的主观意志和主观能动性，高唱“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完全不顾自然规律，“瞎指挥”风刮得厉害，结果必然减产。 58年全国大刮“三季稻”、“四季稻”风。初秋时节，地里玉米已经挂包披红须了。县委书记李成栋在县委召开的五级干部大会上作报告，要求大家回去后再育秧，在水稻的行距间再栽壹行秧苗，说是增加壹季稻，壹亩田变两亩田，使当年全县计划粮食产量由五千七百万斤，再翻壹番，变成壹亿壹千四百万斤。他还在大会上高声发问“完不完得成任务？”台下哪个敢唱反调？大家都喊“完得成！”结果回去壹搞，秧苗出来，就到收稻谷时候了。田里的稻子该收了，秧还插得下去？胡乱搞嘛！ 荥经搞“堆堆红苕，空中红苕”、“粮食亩产双千斤”。种小麦时候，李成栋强令各公社搞深耕、密植、熏土下种，亩施万斤肥等等。结果小麦密密麻麻地长成青草坨，好多地方都是颗粒无收。 那时候，跃进口号满天飞，跃进“卫星”到处放，不管地里长不长粮。“浮夸”风后就是高征购。粮食没收上来，到哪里搞粮食交征购？ 58年9月，全县实现公社化，全民加入公共食堂。“共产”风把农民刮得干干净净，社员除几件衣服、随身工具外，壹切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都归公，不准个人开伙，人人必须吃食堂。住得离食堂远的社员，必须搬到食堂附近集体住宿，以便按时出工。当时还提出：“公共食堂是人民公社的心脏”，谁私人开伙，就是破坏“公社心脏”。被“共产”风刮得壹无所有的社员反映：“我们现在什么也没有了，就是壹双筷子、壹个碗就进入共产主义了。” 上级宣传：“人民公社是共产主义萌芽”，“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金桥”，“吃饭不要钱，放开肚皮吃”。头几天吃得还好，壹餐几个菜，敞开肚皮吃饭。六合公社星星管理区的公共食堂在公路边，过往行人可以随时进入食堂就餐，吃饱就走，分文不交。 58年都大办钢铁去了，地里的粮食没人收，烂在地头，都是些妇女娃娃把粮食收进来，又糟践了很多粮。 很快把家底吃塌啰。国庆节后，不少食堂就粮食紧张，开始定量，社员吃不饱，牢骚满天，壹吃饭就敲碗。那时以管理区为核算单位，缺粮就搞“壹平二调”，公社将有粮的管理区粮食调到没粮的管理区和食堂，有粮的也变成没粮了。 余：“共产”风的结果，就是把贫穷和饥饿平均化、普遍化。 黄：58年冬荒，好多地方没粮食了，食堂缺粮，农民饿肚子。各公社普遍喊缺粮，要求县委供应粮食。 县委在荥经茶厂召开县委、区委、公社、管理区、生产小队干部五级干部算账大会，连生产队的队委都参加，号称千人大会。主要就是反“瞒产”，狠追“瞒产私分”的粮食。李成栋声称：58年取得了“大丰收”，但竟然完不成国家征购任务，这是严重的右倾思想和富裕农民向党进攻。会议责令与会者揭发问题，交待问题，招供出“瞒产私分”的粮食。 那时开反“瞒产私分”大会，批斗就是动手打人。妳报指标说得领导不满，人家冲上台来就把妳按跪倒斗争。会上，安靖公社党委书记董正贤反映了缺粮的实际情况，和造成缺粮的壹些原因，马上被列为反面典型，宣布撤职，大会批斗，小组辩论，被打得口吐白沫，壹身是伤。 这种“杀鸡儆猴”的办法，确实见效。干部们为了过关，胡编乱造，纷纷“交待瞒产私分”的粮食。有的说粮食藏在马草楼上，有说藏在空猪栏里，有说藏在床下面。大会统计汇总数字不小。县委认为：粮食可以吃到收小春。县委向地委报告：地区原来准备给荥经的粮食返销指标不要了。各公社也向县委表示：不向县委伸手要粮食了。 严重的饥荒得不到救济，公共食堂普遍断粮，农民以野菜维生，壹些地方出现浮肿病，春荒扩大，开始饿死人。 余： 59年度粮食征购是怎么搞的？ 黄：57年，荥经县的粮食征购任务是1210万斤贸易粮，约合1726万斤原粮。59年因瞎指挥、劳力大量外调、粮食作物未种足面积、管理很差、收割不力等人为因素，粮食减产。但在反“右倾”、“更大跃进”气氛下，该年度粮食征购，却增加到1622万斤，约合2600多万斤原粮。 秋收开始，县委决定：“全党动手，全民动员，全力以赴”，大搞突击公购粮入库运动。县委书记姚青按照上级指示，提出秋收粮食实行“四边”（边黄熟、边收割、边整理、边入库）和“四就”（就地入库、就地保管、就地加工、就地供应）。实际上，粮食壹入国库，就成国家计划指标，地区都没有权力动用。所谓就地供应，完全是骗人的鬼话。 县委搞起突击公购粮入库运动，发动各行各业、机关干部、职工帮助收打、背运粮食。那些天阴雨多，没晒干的粮食，用锅炒、用火炕干后上交国库。仅用了54天，在国庆节前，全县入库原粮2295万斤，比历年提前两个多月超额完成征购任务。大部分管理区完成国家征购任务后，很快就缺粮断炊。社员反映说：“我们种了壹季粮食，连稀饭都没吃几天就没有了。” 从59年秋到60年春，死人如潮水蔓延，全县没有哪个地方不饿死人的，死人到处都是，活著的人，也是病病歪歪的。 余：您能详细谈谈59年秋收后反“瞒产”和高征购情况吗？ 黄：59年粮食征购任务重，农民缺粮，全县发生大规模浮肿病，人口大量死亡，出现路断人稀的情况。 反瞒产不只是59年，从中央到省、地、县委，年年都强调粮食问题是农民“瞒产私分”，是农村“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是“富裕农民向党进攻”。 确实也有极少数地方的干部，饿怕了，瞒产。主要问题是自上而下征购任务定得太高，有些地方把粮食完全征购上来，都完不成任务。从上到下只喊反“瞒产”，交不出来就说妳是“瞒产私分”。从县委到公社、管理区、生产队的干部，完不成任务就说妳“右倾保守”，挨批、挨斗、挨打、撤职、下放劳动改造。尤其是“瞒产私分”罪名大得很，沾上就要脱层皮。因这个罪名，打死基层干部不少。 反“瞒产”运动打人、捆吊普遍，逼得基层干部把口粮都交国库。食堂断炊，农民没壹点粮食吃，光吃野菜、草根、树皮。这是造成大量饿死人的主要原因。 大跃进批判“保守思想”，叫做“拳打脚踢”，就是“拳打保守思想，脚踢落后指标。”喊得很凶，还画成宣传画，四处宣传。 那时候用暴力搞政治运动，斗争成为政治运动的基本手段，真是毫无人性，惨无人道。我看到过大会打人。县委宣传部长徐洪克，说过几句农民挨饿的实话，反右倾运动时，说他有保守思想，把他搞到主席台跪倒斗争，拳打脚踢，打得浑身是伤。还有些干部都在主席台跪倒，积极分子哦谑连天上去斗打。 58年、59年，连续两年定的粮食征购指标，都没完成任务。59年征购任务比58年增大将近壹倍，下达的任务也有壹倍，实际上也没完成。 当时粮食局长是丁富台，从外地调来的。县的征购任务完不成，他喊有困难，县里开会斗他，打成“右倾思想”。壹群干部和积极分子冲上来，管妳啥子局长不局长，壹顿拳打脚踢，把他打惨了。现在他还在名山。 余：荥经饿死那么多人，国库还有粮食没有？ 黄：“五九事件”时候，我在县粮食局任秘书股长，全县国库里头，大概还有两三千万斤粮食，都是强征上来的。 当时荥经的粮仓，城里头有，各区也有。从新庙下来，新庙有，泗坪有几个粮仓点，荥河有，新添站有仓库，宝峰也有仓库；花滩坝粮库以外，有的管理区还有仓库。 余：反瞒产，高征购，妳下去征粮没有？ 黄：去过。那时我到处催粮，各公社、管理区到处走，和驻地工作队联系，告诉他们任务没完成，要催粮。他们答应：哦哦，尽快完成任务。实际上到处都没有粮食了，饿死那么多人，县委还在逼粮。面对死人问题，县委书记姚青是怎么个态度呢？ 壹次，县委召开各单位负责人会议，粮食局领导因公外出没回来，打电话要我去参加。姚青在会上大谈：粮食紧张，是有人破坏，给县委脸上抹黑。结尾他说：“现在有人向中央、国务院和省委告我们的状。”然后他将头壹转，面对邮电局长韩同山说：“妳们邮电部门，对寄到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的信件要进行检查。”最后指示公安局和卫生科的负责人说：“妳们报死亡人口数字，都报肿病不对吧？也有不是肿病死的嘛！今后妳们两家报死亡人口要经县委审查”。 余：省里处理“五九事件”，您知道具体情况吗？ 黄：李井泉是60年3月来荥经的，当时撤了姚青的职务，很快又派工作队来荥经，政法机关逮捕姚青。李井泉回去后，很快调拨下来些指标，说是要按照每人每天壹斤原粮供应，实际上不到半斤。主要从西昌调了些粮食来救济灾民，是那边来的红米，大约有壹千万斤。 以后发生了壹个很大、很见效的政策变化，就是允许食堂将油菜、豌豆苗充当蔬菜食用。那正是开春，油菜、豌豆苗又把社员的性命吊起。当时正是死人高峰，要不然死人还会更多。 余：您家里人是咋个情况？ 黄：我家里是农村户口，过壹两个星期我就回去。壹路上看到的死人多，走不远就有壹具死尸摆起。我们那边有壹个十里坡，壹个水沟子（地名），死人就倒在路上，都是饿死倒路的。我只好从尸体上跨过，有啥子办法嘛？！ 余：妳家有人饿死吗？ 黄：当时我家娘子（妻子——编者）带三个小孩，壹个还在吃奶，两个小孩读书。 我女人是60年饿死的，叫何炳芳，死的时候35岁。她死后，家里只有两个小娃儿，壹个跟著我。我给县委打报告，请县委批准把娃儿户口调到城里来，县委同意了。三个小孩拉上街（进城）就有粮食指标了。壹岁多的娃娃放在托儿所，两个读书。 余：乡坝头妳亲人还有饿死的吗？ 黄：我家有4兄弟，我是老幺。大哥叫黄化贤，60年饿得病死了，死的时候65岁。我大嫂饿死，死的时候50多岁。他们年纪大，壹饿就没力，躺在床上等死。我二哥、三哥年轻，能出去搞点吃的，没死。当时人饿得只有偷，地里萝卜扯起来就吃。 当时我们田坝村死人太多，家家都有饿死的，具体名字我记不住了。 他大儿子插话：当时我妈死了，晾（平放——编者）在那个楼上。第二天，装她尸体出殡的时候，看到她壹个手指被耗子吃喽。 大饥荒中我的家人与家乡 ——采访季恩全 余习广 时间：2012年5月14日下午； 地点：荥经县严道镇桂苑农家乐； 采访者：余习广 被采访者：季恩全，72岁，原青龙公社桂花管理区第三生产队社员。 季恩全：我壹家6口人，饿死5口。父亲，季天云，死于1959年腊月初六，死时41岁。他原是高级社社长，公社化后任大队书记。59年9月，县里开反瞒产大会，他报的粮食产量达不到上级指定的高产、高征购指标务，被打成“右倾”，下放到青龙公社石灰厂劳改队劳动改造。三个月后饿死。随后，因食堂断粮，母亲季李氏饿死，死时41岁；两个兄弟、壹个妹妹都是饿死的。兄弟老二季恩轩，饿死时12岁，死于1959年12月；三弟季恩红，死于1960年初，死时10岁；妹妹季恩芬，在父母死后不久饿死，死时四五岁。当时我也饿出浮肿病，“脸肿得像面盆，腿肿得如同象腿”。 季恩全：母舅李清海，家里5个人，过粮食关，饿死母舅、表弟。舅母、表兄、表妹，因饥饿都患了浮肿病。 季恩全：队上壹个小孩饿死，扔了，被人把这娃儿弄来吃，煮了吃。 余：大爷，我想调查壹下您所经过的荥经大饥荒。您还记得当年合作化、公社化、吃食堂、饿死人的那些事吗？ 季：哦，记得嘛，壹生壹世都不得忘记的！我们谈嘛。 余：好的，那我们慢慢地摆下龙门阵。您叫什么名字?多大年纪？还记得公社化时候，妳们叫什么生产队吗？ 季：我叫季恩全，今年72岁喽，原来是青龙公社桂花管理区3队的人。 余：自古以来，农民依族而居，基本上每个村子都是同姓人家多哦。土改前后和公社化的时期，妳们3队，是这样的情况吗？ 季：是的，3队的人全姓许，壹个祖宗传下来的。只有我家壹户是外姓，是村里最穷的。 我家原来是天全的人，我父亲是两兄弟，上辈子人传下来有田有地的，两兄弟种起。抗战初期，民国政府要修天全的路，就把我父亲拉夫去修路。大伯心黑，等他修完路回家，说是地我已种了，妳现在种不起，妳另外找生活吧，就把他赶出屋门。我父亲到荥经来找生活，最后落脚在桂花。单门独户的外来户，所以家里穷。 余：妳家土改是什么成份？ 季：土改我家是贫农。解放前我父亲靠租人的田，维持壹家四口人的生计，父亲、母亲、我，还有壹个弟弟。我家租的是林石氏（当地习俗，妇女出嫁随夫姓，下同；林石氏为村中寡妇——编者）家的地，租了2亩多田和地。 余：我插壹句，问您壹下：还记得地租是多少吗？ 季：我那时还小，不过交租还是记得的，50年就是10岁了嘛。记得水田收成要交壹半，旱地的收成要少些，大春加小春，大概壹亩那时候也就是打下个八百多斤粮食；壹年我家收下来壹千多斤不到两千斤粮食，交租后，家里只有六七百斤粮，光靠种地不够吃的。 父亲农忙下田，农闲时背背子（部分穷人靠替人背背篓、运输物资赚钱贴补家用——编者）走茶马古道，背到康巴、冕宁，赚钱养家。 我妈在家里种菜，养点家禽等副业，补贴家用。 日子过得苦，常年吃大米饭少，吃玉麦（玉米，下同——编者）那些杂粮多，菜菜汤汤的，勉强吃得饱。土改前，青黄不接的时候，家里要找人借粮。 余：土改妳家分了多少田？日子过得怎样？ 季：土改我家4口，分了3亩多田，那两年日子好过多了。 我们算嘛：壹亩田大、小春收七八百斤，3亩多田收两千斤出头，交公粮每亩壹百多斤，剩下两千斤，收了粮食，不愁吃了，壹家人吃的是有了。有点地种油菜，打出壹年的油。父亲农闲时还是背背子，不过压力就小多了。 余：那妳家交完公粮，每年还剩两千来斤，除去种子，每个人还有四百多斤的口粮。日子是好过了。 季：日子比以前好过了。原来家里没房，砍树搭棚子，住的茅草屋。土改分了富农两间旧房，虽说是旧房，但那是好瓦房。 父亲是文盲，又是穷人。土改工作组进村，要发动穷人起来斗争，村里的人不好发动起来斗同姓人，都是连得起来的亲戚嘛，抹不下那张脸来。工作组就发动我父亲，发展他当积极分子。 我家是外来户，壹直多少要受村里人欺负的。他听说打倒欺压穷人的地主、老财，分田分地，这下当然要起来斗争，剿匪、土改，他都是积极分子。后来入党、提干，当干部了。 余：妳还记得统购统销的情况吗？干部对妳家定亩产、定公粮、定余粮的情况怎样？还记得交完国家征购任务后，妳家留粮食的情况吗？ 季：讲起统购统销就恼火嘛。干部定产定得多，产量定高喽，交的多、留得少，卖了余粮，家里就所剩无几了，没的吃的了，家里拿钱到街上买馍馍吃。有的人家还要买粮去交余粮。这么说吧，统购统销以前，农民生活改善，经常吃米饭、麦面馍馍；统购统销以后，农民常年吃杂粮，吃不饱就搞野菜吃。 余：合作化的情况妳还记得吗？ 季：我们那里合作化是55年搞起来的，56年还是初级社，57年高级社，58年成立人民公社。 问：当时妳们那里有没有农民闹退社的事情？您还记得吗？当时农民闹退社、喊缺粮，有的打成“滥言份子”、“坏分子”，严重的是要被抓的。 季：是这么回事。当时哪个喊缺粮，政府就说妳是“壹贯道”、反动“会道门”，是“会道门”下去煽动农民不满的，所以当时农村主要是抓这种人，搞得人心惶惶。 余：当时农民缺粮闹退社，主要是统购统销闹的。也有极少数的是被镇压的道、门、会、教众，利用农民不满，进行反共宣传、煽动，是实情。而政府则将农民不满、退社，打成反动会道门作乱，进行镇压。农民亲自参与和目睹了土改镇压地主及镇压反革命运动，壹听说是反动组织，害怕被镇压；加上政府在农村大规模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各乡、村大抓“滥言份子”、“坏分子”，农民的不满第壹次反抗被打压下去。 后来公社化的情况妳还记得吗？ 季：公社化记得更清楚。57年高级社时，桂花村是3个初级社，合成壹个高级社。桂花村是山里，搞起集体生产，集体出工，农民很不方便，到58年9月公社化，4个村变成4个管理区，合成青龙公社。 7月份大战钢铁，修小土炉，当时中央要“超英赶美”，搞1070万吨钢，农村劳力都去砍树炼钢。原来青龙公社有原始森林，大的树有合抱粗，小的碗口粗，大炼钢铁，全砍光。 58年秋收，村里没劳力，都调出去上工业战线了，村里尽是老婆婆、老汉、娃儿，秋雨又多，结果秋收粮食没收上来多少。 余：妳讲壹讲刚搬食堂的情况，好吗？ 季：大办公社开始，壹个队或几个队合成壹个食堂，大家壹起打饭吃。公社化后，开始食堂吃饭不要钱，叫“半供给制”，说是农民像工人壹样发工资，壹个人劳动壹个月，要像工人那样发工资，说得农民好高兴。整了几个月，整不下去了。饭也没得吃，工资也没得发。 余：那当时桂花管理区办了几个食堂？妳们3队办了几个食堂？妳们是怎么过“吃饭不要钱”日子的？ 季：当时3队、4队两个队，合在壹起办了壹个食堂，三百多人壹起吃，有的翻山越岭十几里，吃饭走半天。害人哦。 余：公社化时，干部刮“五风”的情况，妳还记得吗？ 季：干部浮夸风，民建公社（当时属烈士公社）把20几亩田的产量都算到壹块田里，放亩产12000斤大卫星，《人民日报》、《四川日报》记者都来采访过的，以后就全县铺开了。现在，这些放卫星的书记，人都还在嘛。 余：大饥荒饿死人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当时的情况怎样？ 季恩全: 59年秋收后搞反瞒产，粮食上面征完了，食堂断粮，社员没办法，吃野菜。当时政策规定农民家里还不准生火冒烟，干部发现就说“诬蔑三面红旗、反对公共食堂”，进屋砸砂罐，抓住就打。农民没饭吃，壹是吃野菜，树皮、草根、泥巴，几个月下来，都吃完啰。二是去偷青吃。每个人都偷，不偷就会饿死在屋里头。 余：有饿死人的情况吗？ 季: 饿死的人多嘛！当时我在上荥经县中，上学、回家，来来往往看到的，活著的人饿得面无表情，麻木的像根会动的木头，人人衣衫褴褛，枯瘦、浮肿的人遍地都是，路边、崖坎边到处是死人啊！ 余：当时妳们3队、4队两个队合在壹起办的食堂，这两个队有饿死人吗？妳们食堂死了多少人？这两个队死了多少人？ 季：具体数字我不清楚，我早出晚归在上学，只是看到村里的死人太多了。人死的多，他们说是三年自然灾害，其实没有天灾，是人祸。那几年荥经风调雨顺。就是58年秋天雨水多壹点，我是早出晚归，也晓得壹些情况，没饭吃的，是高征购，浮夸风，把粮食都征上去，农民没吃的，饿死人。 余：妳家里有人饿死吗？ 季:我家6口人，过“粮食关”，饿死了5口。 我父亲，季天云，死于59年腊月初六，死的时候才41岁。他原来是高级社社长，公社化后是大队书记。59年反瞒产，他到县里去开会，上级要他报高产、高征购，产量指标定得高。他报的实在达不到上级的指标，说这个产量达不到，打成“右倾”，“小彭德怀”，把他放到公社石灰厂劳改队，劳动改造。 那时候，到处的粮食都征购国库了，社员到处饿死倒路，石灰厂劳改队的“右倾”份子更是没得吃的。他饿得看到自己要死啰，就想办法给我打电话，我从县中学赶到石灰厂，把他背回家去，他那时候的人，饿的皮包骨头，奄奄壹息，到家壹两天就死了。死前，他断断续续地对我说：彭德怀都遭罪啰，我算什么。 公社化后的办法，是粮食收到管理区，由管理区发到食堂的。队上的粮食都上缴了，食堂不开伙了。我妈季李氏，带我3个弟妹，壹天天没吃的，搞点吃的要拿给小孩子吃，最后她也是饿死的，死时41岁。那个时候，只有偷点才能活下来。可是她是个正统人，在她思想里，觉得偷、抢是丢人的，不愿偷，活活饿死了。壹天她饿狠了，捡了壹片地上的黄叶子吃了，她都觉得是耻辱，硬是活活饿死的。 我两个兄弟、壹个妹妹都是饿死的，都是在父母死后不久死的。没法子，父母亲都死了，我在县里上中学，几个小的在家里找不到吃的，才饿死的。老二季恩轩，死于1959年12月，饿死时12岁；还有壹个弟弟季恩红，死时10岁；妹妹季恩芬，也是饿死的，死时才四五岁。 因为我读高中，学校每月有17斤指标的粮食吃，才没饿死，也饿得浮肿，脸肿得像面盆，腿肿得如同象腿，我要是在家也就饿死啰。好惨喽！我全家饿死5口人，就我读高中在学校吃饭，保壹条命。 余：妳家里人死了，是怎么埋的？ 季:当时干部吃的饱，有力气，其中也有心好的。我父亲死后，有个干部好心，就把楼板刁（撬）下来，钉成火匣子，把我父亲放进去，我俩就抬起，到屋边原来的自留地里，放在坎子边，挖个浅沟沟，把土往下壹扒，就埋了，也没力气挖坑去埋啰。 妹妹死的时候我不在家，她那时小嘛，死了往外弄起，朝野草地里壹甩算了，别人帮我往山上甩了。两个弟弟是我埋的，挖了壹个浅沟，土壹掩就埋了。 余：妳知道自己全家人死完了，当时是什么感受？心里有什么想法吗？ 季: 全家死绝了，当时我心里很难受，但是也没法，心里反想：干脆我也死算了，壹齐饿死算逑啰。 余：妳亲戚家里有饿死人的吗？ 季:有哦！我母舅李清海，是桂花管理区2队社员，家里5个人，他也是过粮食关饿死的，死时有50多，家庭出身也是贫农。壹个老表，小名叫康椅子，也是过细粮关饿死的。舅母、表兄、表妹，饿得都是浮肿病。 余：妳讲壹讲妳亲眼见到的荥经惨案。 季：59年庐山会议后，大搞反瞒产运动，我们生产队的粮食征完了，农民没的饭吃，就去偷。 当时社员家里不准开伙，只要是看到哪里有冒烟，干部和积极分子就赶过来，看到妳煮东西，壹脚就踢倒，抓到人就打，野蛮到这种程度！ 余：食堂不开伙，社员没吃的，干部还有什么理由打人呢？ 季：那个年月，干部打人还要说啥子理由嘛！不管妳人饿不饿死，都不准社员家里冒烟！妳家里头壹冒烟，就说妳是“给共产党脸上抹黑，给人民公社抹黑，给公共食堂抹黑。”社员没粮食吃，靠野菜、树皮、草根吊命，咋个不得浮肿病嘛，个个都是壹身病。吃壹餐两餐野菜、树皮、草根，还熬得下去。但是，天天、月月、靠吃野菜、树皮、草根，而且连野菜、树皮、草根都吃不饱，哪里有那么多的野菜、树皮、草根！那就要人的命咯！死的人都是长期没粮食吃，长期吃那些东西，最后饿死的。 我至今印象最深的，就是大饥荒时候老百姓的表情，那叫壹个惨啦！每个人饿得面无表情了，木了，又黑，就像壹辈子没洗过脸啰，又干瘦又龌龊，衣衫褴褛，当时第壹眼看到的荥经人就是那个样子。 余：请妳讲壹讲当时社员偷青的情况。 季：那时间，每个人都偷，偷盗成风，已经不足为怪啰，爱面子，不去偷，就饿死在屋里头。没吃的啰，树皮、草根、泥巴，几个月下来，都吃完啰。 栽洋芋（马铃薯）的时候，队里怕社员偷吃，就将洋芋用粪泼起，社员胆子大的，边栽边偷；今天栽起，明天就偷起来，胆子小的，晚上出去到地里偷。挖起来在衣服上擦壹下，连粪带泥就生吃啰，不偷妳就只有饿死啰。 我那时十八九岁，到处去偷。出去时揣壹片瓦片，壹包火柴揣起，到山挖野菜，到地里偷青，搞到手就到山里，找点柴草烧起吃。 余：社员偷青成了普遍现象，成为他们为保命不得已的手段。那社员偷青，被干部抓到后，会是怎样的结果？ 季：被干部抓到后，那就惨喽！打、捆、吊、抓去关、劳改！ 当时我在上中学，每天早上出去，从大队到公社，路边栽得有电话线杆子，壹路上就看到绑几个社员在杆子上，他们都是偷青被捉住，捆在电话线杆子上示众的；有的是饿得没法子偷杀牛的。干部好狠心，大冬天的，人捆在电话线杆子上，就把牛的肠肠肚肚围在偷牛社员的颈项脖子上，冻成壹个大冰坨子。当时是天寒地冻，壹捆几天几夜，惨不惨啊？！冰天雪地，社员衣裳单薄、破烂，牛肠缠在脖子上，冻成冰坨，好惨哦！ 不光是偷青要挨打，干部看到社员不顺眼，也要打！我们队上的干部，说壹个社员不听话，干部就用锥子在她耳朵上穿个洞，用索子穿过去，牵起游乡示众，叫“穿耳坠子！” 干部开会斗社员，冬天往人身上泼冷水，跪瓷瓦碴、吊半边猪，花样百出。 余：妳们队上有没有饿极了吃人的情况？ 答：有哦！我队上壹个小孩饿死，扔了，有个人听说，就把娃儿弄来吃，煮了吃啰。当时我是县荥中的学生，年头久了，吃人的那个人，名字我记不清啰，余：荥经惨案中，干部残害社员的情况，您还能回忆起更多吗？ 季：我刚才说的桂花管理区二队，牛没了，大队干部和民兵壹家壹户去清，没找到。找到二队队长家，干部看到他家的刀子有血，就问家里的小娃说：“小娃儿，是妳们杀的牛不啰？”娃儿说：“不是。”干部对他讲：“娃儿，妳说牛是不是妳杀的，说是的，我拿饼子妳吃。”饼子就是糠馍馍，那个娃儿叫李忠良，现在还在。当时他小，壹看说有饼子吃，就承认说：“是我杀的牛。” 哦哈，几个干部和积极分子上去就把他捆绑起来，抓到公社去，把他吊到二楼的屋梁上头，要他承认是他杀的牛，要他交待剩下的牛肉哪里去了？吊得他哭天喊地。过半天，看他还不交待，又把他从梯子上推倒滑下来，摔得皮破血流。那牛不是他杀的，哪里交待的出来？干部们再次把他悬空吊起，又用柴棒和绳索打。 其实，那刀上的血，是他捉到两只老鼠，杀了剥皮时留下的。 正在打的时候，公社书记陶大强去了。李忠良大喊：“陶书记，我冤枉哦，他们说我偷牛，我没偷过哦，我是杀了两只老鼠哦。” 正说的时候，壹群干部积极分子把偷牛的推推搡搡拉过来了。 偷牛的叫杨学青，也是二队的人。他是饿极了，把拧】到山里头杀了，吃了壹顿。没吃完的，怕人发现，用石块把剩的牛肉压在粪坑里头，想以后再吃。被干部搜查找到了。 据当事人说，偷牛杀牛吃的人，身上有很大的牛气味，壹闻就找到啰。把杨学青捉到公社，才把李忠良放啰。 现在50多年过去了，他身上还有当时挨打留下的痕迹。 杨学青就惨啰，毒打、绳捆索绑是跑不脱的。打过之后，干部说：“妳偷杀牛吃，现在没牛耖田，现在妳就当牛耖田。”逼他身上套上牛枷担（轭），下田拉犁耖田。拉不动，干部就打，几根牛鞭子都打烂了，他身上打得稀烂了。这个人才死还没几年，他是当志愿军抗美援朝回来的。也是饿得没法子，才杀牛吃的。人饿极了，就跟疯了似的，啥子事做不出来嘛！ 这些就是我亲眼见的。 余：刚才休息的时候，妳讲到凰仪公社党委书记的违法乱纪，很有典型性。请妳再讲壹讲好吗？ 季：他叫孙XX，是黄泥公社的党委书记。他身上有枪，壹天到晚腰上挎把小手枪，那个人很凶，哪个社员都怕他。壹天，他发现壹个社员在偷青，抓起来搞假枪毙。枪壹响，把人吓死了。60年上半年，姚青（县委书记）被抓后，他也被抓，判了几年刑。 余：大饥荒时，妳在荥经县城上高中，谈谈妳们荥经中学的情况好吗？ 季：我很感谢我们荥经中学的校长邓植才，是他带著我们学生生产自救，渡过大饥荒。 五十年代的国家政策，中学生在学校吃伙食团，国家供应。大饥荒的时候，李井泉把城市吃国家粮的人，指标砍到17斤。学生不仅家中饿死人，每个人自己的饥荒也很严重。 1962年，四川政策放开壹些，当时提倡“生产自救”。荥经中学校长邓植才，看社会上死那么多人，他找商业局，买了壹个畜牧场，养牛养羊。又请示县委，把现在东方公园下面几十亩地划归学校，分给各班种蔬菜。畜牧场种粮食，种的玉米、红苕。 学校养的羊，伙食团每个月杀壹只，虽说壹千多学生，壹只羊子管不了多大事，但对于当时很难见到肉的学生而言，这是了不起的大事。 尤其是蔬菜长的快，种出来都是伙食团给大家吃了的，解决大问题。秋收的粮食，伙食团补给大家吃，当时的指标，壹天14两7钱的老称（壹斤十六两旧制——编者），是吃不饱的。补点粮食，就解决了大问题。生产自救后，我们学校再没有死人。 邓植才是广汉人，读书人出身，当时才二十七八岁，是49年部队南下解放回川时，185师师长和政委孔庆标和徐德生介绍他参军的。 我认为，在当时那么严重的困难下，我们校长能够为了解决学校师生的饥荒，找县委要政策，发动学生生产自救，带大家渡过了大饥荒，是了不起的善举。 余：后来整风整社运动、新“三反”新“五反”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那些残害人民的所谓“五风”干部挨整，妳知道壹些情况吗？妳怎样看这些干部？ 季：后来整这些干部，要说也没有整拐（拐，方言，错），他们确实是残害社员的打手，他们打死、逼死饿死了这么多民众。 原青龙公社书记陶大强，后来是县计划委员会主任。青龙公社饿死那么多人，陶大强跑得脱责任？！ 地区行署刘专员的父母都饿死了，他家是公社后背北林坝的人。处理“五九事件”时，他回家看到父母饿死，气愤得狠，把陶大强左右开弓，打他壹顿耳光嘛。后来把陶大强抓走了，判7年，关在成都，“文革”时才放回来。 “文革”斗他，农民把他的嘴巴撬开，把青草塞给他吃，要他尝尝这种味道。那都是家里饿死好多人的幸存者，哪个没有仇和恨？！现在，陶大强在城关住，妳要有兴趣，可以找他去采访。 青龙公社副书记徐忠坤，现在在城关街上住，判了好像十年，文革时放出来，不敢在青龙乡住，因为他整死了太多人。 余：妳知道青龙公社死人的具体数字吗？ 季：60年抓他们以后，来了运动，运动中工作队说：青龙公社死了两千多人，实际上恐怕不止。“文革”中青龙公社受他们压迫的人起来造反，说是青龙公社死亡有四五千人。 余：荥经事件是李井泉在60年3月来处理的，那时候形势严重，毛泽东不得不转风向了。李井泉把姚青打成了荥经事件的“罪魁祸首”，打成整风整社运动的典型。其实，主要责任人就是李井泉，他把四川人害惨了。现在揭露出来的，四川饿死1200万人。而姚青应该负政策具体执行人的直接责任。荥经事件中，死难的荥经人有五万多，占人口壹半还要出头。我知道在荥经“文革”时，围绕姚青和荥经惨案，两派斗得很厉害。请妳讲讲，荥经县“文革”时，哪派攻姚青，哪派保他？ 季：“文革”荥经分两派，壹派“八?二六”，保姚清的；壹派“红成”派，要打倒姚清的。 保姚清的说他是受李井泉迫害的，是替罪羊。打倒姚清的说他是残害致死几万荥经人民的凶手。 保守派的政委叫汤英，那个组织叫“工农兵司令部”，副司令是刘复舟，他们是保县委那壹摊的；但壹部分人又是保姚青的，他们说姚青是替罪羊，说责任是原县委书记李成栋的。两派斗得很厉害，枪火见天打起的。 “红成”派大多数都是农民，农民是要斗姚青的。 他们斗争姚青时，把猪草塞给他吃，说：“我们59年就吃的这些东西，现在妳也吃壹下！我们吃糠，吃猪草，好多人全家人饿死光喽！妳现在也尝壹下这个滋味。”农民按倒他吃嘛。 问：妳对荥经惨案的看法，责任在谁？ 答：作为决策者，这是毛泽东的罪。但是，干部打人，饿死人，这不是毛泽东亲自干的嘛！晓得干部这些罪行，他好气愤啰，后来搞文化大革命，他是要整这些残害老百姓的干部嘛。所以我说，毛泽东还是伟大的。 问：妳对毛泽东是壹种什么感情？ 答：我拥护他，他搞几十年农民革命，了解农民的疾苦，打几十年的仗，是要为人民的，他要巩固政权，必然要镇压敌对阶级，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当时，确实是有些干部不学无术，无法无天，违法乱纪。只是毛泽东搞了扩大化。我拥护文化大革命，让老百姓斗害苦他们的坏干部，这个运动很好。只是被林彪、江青这些坏人利用啰。 问：您看毛泽东和人民的关系，是壹种什么关系？ 答：就是父母和子女的关系壹样，他对人民有深厚的感情，不愧说是个真正的伟人，目的都是要为了人民。我家在五九事件中遭到那么大的不幸，到今天，我还是拥护毛泽东的。 采访石明香 余习广 5月初到荥经县，调查荥经惨案，20多天，跑了8个乡的8个乡镇、15个村庄，采访了荥经惨案幸存者83人。 石明香 原荥经县宝峰公社联明生产队社员。荥经惨案中壹家5口，饿死、因饥饿致病死4口，剩下她为孤儿。 1959年9月，荥经县“更大跃进”运动中，刮起反“瞒产私分”的“十二级台风”。她父亲石炳阳为联明生产队队长，因报不出公社领导认可的“高产”，受到批斗，并打入伐木队“劳动改造”。1959年底，饿死于伐木队，时年60多岁。1960年—1961年，其50多岁的母亲、和两个弟弟（壹个10岁、壹个12岁）饿死。 浮肿病医院与乱葬坑 ——采访肿病医院看守张月清 时间：2012年5月21日下午； 地点：荥经县泗坪乡桥溪原泗坪公社重病医院废址；采访者：余习广； 被采访者：张月清。 张：这个地方就是原泗坪公社的重病医院，这个地方原来叫桥溪；这个院子，原先叫格基黑头崖，是个大屋场，有四合头的大院子，原来是壹个大姓人家十多户人住的。后来公社化搞共产共居，这边上的房子改成大队仓库，正面的屋是住人的，当时住了上百人。 过细粮关的时候，饿死、浮肿病的人太多，公社就把这个地方改成公社的肿病医院了。 我当时在肿病医院执勤，死多少人，每天都归我向公社报，这里重病号叫“特殊病人”，轻病号在熊家那边医院。 余：爬这么大的山坡，这里就是张月清所说的原泗坪公社肿病医院的重病医院现场，现在是屋倒房毁，壹片废墟，改成菜地了。张大爷，妳把当时肿病医院的情况详细说说看。 张：先安排我到桥基重病医院。我去了每天晚间值班、放哨，不准病人乱跑，不准任何人乱进出。白天，我就看押那些犯了错误的人，小偷小摸的，公社在这个地方搞了个劳改队，专门看押他们的。我就专门看押他们，他们帮医院背水背粮，种菜，搞杂务。 余：轻病医院在哪里？ 张：就在这个山坡那边的熊家，我当时是两边跑。 余：1960年3月底，全国粮食极度紧张，毛泽东开始转向，承认政策上出了问题。李井泉来荥经，发现饿死人太多，随后处理“荥经事件”，后来工作队随著他叫“五九事件”。这时候上级开始从西昌调粮，向荥经发救济粮，各个公社、大队办起肿病医院，接收浮肿病人。既然发救济粮，肿病医院怎么还会死人那么严重呢？ 张：当时国家是把救济粮拨下来了的，病人本来就饿惨了，壹个人壹天六两不够吃，还是饿嘛！饿得那么狠的病人，接著挨饿，妳说会不会死人？不过就是比壹点粮食都没得吃要好壹点，有的能够活下来，有的就饿死了。 更何况那时候医院里头干部和医护人员贪污太严重了，把病人的粮食和医疗补品贪污了，死人就多嘛。 余：妳把这个肿病医院干部和医护人员贪污病人粮食和医疗补品的情况说说好吗？ 张：肿病医院的干部、医生，哪个不多吃多占嘛，他们的家属，亲戚朋友，也来跟著吃。国家是发了救济粮的，还拨的黄糖、消瘦丸，就是红发丸，用黄豆、麸子和糖掺和的。那个红糖两百斤壹麻袋，那些劳改队的人，从这个山下壹袋壹袋背上来，都背回去吃。病号尝都没尝到；粮食多吃，还往家里拿。 护士也是些没学过医的，就是些和干部关系好的社员，有的是干部家属，离家又近，妳偷我也偷。 当时肿病医院是毛成方当院长，他是荥河人。他壹天到晚嘻嘻哈哈，又不管病号死活。 当时规定壹天吃两顿，壹餐吃三两，医生他们要占壹两多，恐怕还不止，病号吃面汤汤。 病人拖不下去了，壹天要死两三个，我亲自拉去埋的。拉到那儿埋的，就是那边没好远的坎坎下，有壹个红薯窖大坑，埋的尽是死人。用绳索套在死人脖子上，我拉过去，壹窖壹窖甩在那里的。 余：您刚才说死了二三百人，怎么会死这么多人呢？ 张：晓都不晓得人就死啰，医院的贪官污吏，把病人的东西吃了。上面拨下来三两粮壹顿，要克扣壹两，病人吃二两，是饿死的！ 那时候，三天来壹回救济品，200斤壹包的糖，都是我从山下背上来的，院长他们几个人下手就分了。 余：病人死了怎么处理的？ 张：病人死了，由我拉出去，就扔在那边的坎坎下，还有那个大红苕窖里，用绳索拴在脖颈上，拉过去。 余：妳亲手埋过多少人？ 张：我壹般待在上头熊家那边，这里死人太多不愿意待。这边死人了，壹个电话打上去，我从上头下来，把人埋了，再到公社去汇报死人数字，告诉他们今天又死了几个。 我壹个人埋过的死人，大概有二三十人吧。我亲手拖了几十口，壹个人拖出去的20多块（个），和人家壹起拖出去的有220块，和其他劳改队、医院的人帮到我壹起埋过的人。 桥溪这边重病医院死的有二百二三十人，熊家那边的轻病医院有七十多块。 那里有壹个大红苕窖，是五八年大跃进挖的，有四米多深，下肚口能并排码20块死人，上肚口小壹点，那窖里头起码扔了两三百人足有，男的女的都有。病人死了，拉出去扔，再进新病号，这里总保持两百来人的规模。 那时社员没粮吃，病院里多少有点粮食熬稀饭，比外面好得多。外面的人，也不晓得病院的情况，只听说医院里头有病号饭吃，只想进来，没关系的进不来。哪里晓得这里就是鬼门关！ 余：妳亲眼见过病人死亡的情况吗？ 张：见过嘛！那天天冷，壹个老奶奶冷得受不住，要我和她挤到睡，她喊我：“小兄弟，天冷，妳挨到我睡嘛，暖和些”。我那时候才十五六岁。睡到半夜醒来壹看，她死得冰冷啰，第二天把她拉出去扔了。 余：病号睡床还是睡地上？壹个屋人住的多吗？ 张：哪里有床哦，冰冷的地上打地铺，当时重病医院收180人，轻病医院收二百几十口。壹个屋里挤四五十口。天冷，好人都受不住，何况是病人？好些人挨不过又冷又饿，死毬啰！ （张带我们来到埋死人的红薯窖前）张：哦，地方都变啰！现在水冲来的土都把坑坑埋起啰。这里就是那个红薯窖。现在年头太久了，原来这里是个大坑，不是这个样子的。上面修了个水库浇地的，从上头流下来，水土流失，把这个地方变了样子了。人肯定都在下边埋起的。这个地方，我不死就不会忘。那些导致人吃人的，应该惩罚他们。 这里头埋了二百二三十块。小的只有十二三岁，年纪大的有六七十岁的。都是没得吃的饿得病了，想到肿病医院吃点粮食，治下病的。不晓得会死在这里，埋在这个坑里头，太惨了！ 余：这个情况壹直持续到什么时候？ 张：到61年下半年吧，县上发觉了，病院死的人太多啰，就找区里和公社，三方开会，决定把肿病医院攒开（方言，搬开，下同——编者），攒开后死的人就少了。61年底攒开的，到区上办了第四病区。到区上病院里病人自己煮饭，吃的干饭，就好多了。 余：妳对刚才说的那些残害农民的贪官污吏怎么看？ 张：后来整风整社，把这些“五风”干部抓起来，我还看守过他们的。三合公社武装部长陈银舟，这些干部都是我抓的。那次运动，壹共抓了二十多个公社、大队书记关起的哦。就关在肿病医院旁边，我看押过他们的嘛。白天让他们上山砍柴，给重病医院烧柴，晚上开会批斗，检讨错误。我天天在这儿看守他们。 余：这些在运动中挨整的干部，他们壹直喊冤，“文革”后还平反了，妳认为他们冤吗？ 张：他们就不冤哦，像李家同是公社党委第壹书记，他婆娘是荥经公安局股长，他违法乱纪，反瞒产，致这么多农民死亡，我们公社死了几千人，他们该不该负责？ 五九事件，陈银舟他参与了的，捆人整人，用枪托子打人，致人死亡。所以运动来了要抓他嘛。 院长毛成方，肿病医院死人太多，也逮起走的。贪污、多吃多占病人的粮食和救命的物资，害死那么多病人，妳说该不该抓他？ 不过，后来平反的时候，他们都平反了，农民是不服气的。 第七部分 敢有歌吟动地哀 回忆大跃进、大饥荒的歌谣 这部分作品全部选自荥经《浅草》。 1984年，孙光西老师联络同人创建了“浅草诗社”，1988年诗刊《浅草》问世， 2005年改“诗社”为“文学社”，《浅草》相应改版，诗文并茂，至今快满25岁了。《浅草》坚持民间草根立场，坚持讲真话，对荥经过去多反思，对现实多珍爱，对未来多寄望，是荥经的“国风”。 尽管58—62年的诗坛盛产歌功颂德，但真正的心声不屑诗坛桂冠而深埋老百姓心底，等待著“春风吹又生”。 鲁迅诗云：“万家墨面没蒿莱，敢有歌吟动地哀。” 孔子说：诗，可以怨！ 大饥荒组诗 周治节 壹 统帅颁发旨意，共产主义降临。遥望江南江北，到处肿病流行。 九州饿殍遍野，四海无数荒丘。饥寒交迫万民怨，说甚三面红旗。 二 三载饥荒，偏居永利。众生灵，不堪遭劫难。谷不登，麦不长，民不聊生谁敢怨？忍饥挨饿叫苍天。生，有何乐？死，有何悲？ 三 肚中饥，无语嗟呀。壹粒米全无，拿什么活呀？ 糠是佳肴，蕨如山珍，土若海鲜。 草根儿恰如鱼翅，树皮儿渐剥光。油也无多，菜也无多。 饥肠辘辘度日难，怎生叫我育人教书？ 四 众苍生，遭魔障，恰逢三载大饥荒。 饿肚皮，登天堂，四野壹片荒凉。 百姓们，患肿病，魔鬼模样，哪里去找粮食充饥？ 饿得慌，哭爹娘，壹日日物价飞涨。 米如珍珠价高昂，油是甘露难得尝，煞是凄凉。 五 公共食堂大锅饭，事务长欺心昧良，偷粮盗油歹伎俩。 壹日三餐饭，清水大锅汤。众饥民面如金纸，瘦似魔鬼。 暗中咒骂：“断子绝孙的事务长！” 有个奄奄壹息老汉凄然说： “似这般进入共产主义‘天堂’， 还不如下地狱去见阎王。” 六 少壮饥，老弱饿，偷杀了耕牛，盗窃过青苗。 剥树皮、啃草根、吞食观音土，有的地方人吃人。 有金银无处去买粮，死拧马赛过熊掌。 饥寒交迫，头昏眼花，壹倒地就去见阎王。 肿病流行，饿殍遍野，死后也无棺安葬。 十室九空人去也，万户萧疏，鬼把歌唱。 七 君为人民谋幸福，胡为不知百姓苦？ 公共食堂大锅饭，清汤寡水难果腹。 啼饥号寒万灵哭，饿殍遍野人相食。 安得粮食千万石，拯救天下众黎庶。 八 虚飘飘，朱履蹒跚，哭啼啼，怨声自叹。 饥肠辘辘，世人皆过“粮食关”，眼睁睁就命丧黄泉。 面黄肌瘦是庾鬼，怕看镜里颜。 壹日三餐饭，全是清水大锅汤。 饥寒交迫，度日如年，日子难消遣。 吹什么三面红旗，共产主义赛天堂。 今世遭罪愆，天啊！何日里能吃顿饱饭死也心甘。 九 肿病肆虐何时了，死人知多少？ 粮食连年歉收，亲友不堪饥饿肿院中。 三面红旗应犹在，只是朱颜改。 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共产主义”付东流。 十 三载大饥荒，哀鸿声，动九州。 广大人民患肿病，饿殍遍野，饥民食人。 更遭领袖头发昏，幸刘、邓， 为民请命，拯救了众苍生。 亩产万斤稻 王月辉 亩产万斤稻，我曾亲参战。公社样板田，选择果木园。 土壤极肥沃，再加大粪泼。灌溉有大堰，绝不怕天旱。 谷子半吊黄，社队干部忙。开会作动员，要过万斤关。 十亩堆壹亩，必须抢在前。水稻大搬家，连蔸壹起挖。 挑进样板田，挤满空隙间。壹层摞壹层，别怕杆压弯。 只能埋头干，不得有意见。可惜被挖田，只剩光板板。 吾舅李定基，忠厚庄稼汉。气得只哼声，差点挨批判。 彩旗迎风展，锣鼓响喧天。标语贴满街，迎来验收团。 田边看壹眼，讨论学样板。领导作交待，政治要挂帅。 上面有文件，推广好经验。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谁敢泼冷水，谁就鬼门关。背篼背稻谷，皮面盖壹撮。 底下装石头，还真看不出。背去过磅称，无人敢疑问。 我报九十三，他记加个圈。我喊二百壹，他写三百七。 称了背过去，换人又背来。另外报个数，小赵换老柴。 称完算盘拨，湿谷七万六。水分扣万三，所剩折干谷。 样田五亩半，平均超壹万。这只是大数，零头不上算。 如此荒唐事，都怪总导演。后成大灾难，全部推给天。 “树王”劫 石髓 超英赶美火朝天，男女老少齐动员。 千零七十硬指标，主帅升帐军令严。 土炉生手糊涂搞，投入巨大收益少。 砸锅献盆凑不齐，军令如山怎得了？ 眼见枫红秋色深，伐木烧炭原始林。 号令壹声阵容壮，撇下多少老弱村！ 叠叠窝棚堆堆燹，军事化加冲天胆。 满面尘灰褴褛装，中间多少妇孺脸。 三千大军进深山，昼饲蚊蚋夜风寒。 白工夜战口粮绝，野菜竹笋当正餐。 衣被单薄汗污厚，地铺拥挤喜人瘦。 不准操家夜出逃，跟踪抓回挨批斗。 管领戎装美丰神，只认任务不认亲。 君不见手枪挥舞厉声叱，“依靠对象”变犯人。 天设地润千载木，东倒西掷满坡谷。 幼树菌藓壹时尽，壹木委地万类哭。 中有巨株代皇皇，虬根盘曲冠高张。 岁岁信众遥顶礼，风调雨顺保福康。 英俊乖觉棒小伙，受命屠王举斧剁。 管领哪知人命珍，安全建议耳旁过。 云低岭暗日色昏，万木号恸震丛林。 斧斫锯切十八日，轰然猝倒参天身。 山摇地动鬼神颤，树梢人倒壹大片。 举旗抓纲不世功，屠夫死囚同坛献。 树王伟岸与天齐，少年母疼妻儿依。 砸入.黄土壹尺八，骨成碎片肉成泥！ 冷月寒星叹寂寥，炉群烟散静悄悄。 君不见短茅裸石茕茕立，朔风扬沙咽鸱鸮。 观陈昌明老师画《往事》感吟 魏壹 箸停碗空饥肠鸣，俯首蹙眉思亲人。 爹娘临终怜女饿，弟妹气奄索饭频。 空屋惨寂无所惧，冷帐见鬼亦觉亲。 莫道闲情忆往事，国史斑斑尽血痕。 童谣二首 壹 二 想起五九年， 天上的飞行员，爹妈饿死完。 地上的炊事员。 把我送进孤儿院， 每人头上抠五钱，还说叫作幼儿园。 拿回家去做汤圆，（万口传诵，始作者不详） 壹家老小吃不完。 姚青之死 荥民 山西姚青任中共荥经县委书记时制造了饿死荥经人口三分之壹的“五九事件”。晚年离休后居雅安，与壹茶馆女老板诨名臭牡丹者姘居，与患难之妻离婚。后又遗弃臭牡丹与另壹女佣同居。今年十壹月十八日所用煤气罐漏气失火，女佣急拉之出，姚又扑入抢取钱与存折，被烧死。人皆鄙其道德作风，闻者笑谈，记此壹绝： 新官上任三把火，孬官下场两把火。 色财贪欲烈焰张，人庆恶因终结果。 送瘟神?姚青之死 朱仰东 荥水欢腾经水笑，姚青烧死遭天报。 几万冤魂紧缠绕，谁料人饶天不饶。 姚青烧死惨状 手脚烧焦，肚皮烧爆，尸体两头翘。 龇牙露齿像鬼笑，娃娃大人看到吓壹跳。 何苦我农家 李景福 1962年 皇天育厚土，百业乐无涯。自古农桑苦，血泪染桑麻。 愁云惨雾压，千年苦挣扎。终身劳累极，难为酱醋茶。 终日脸朝土，风里雨里爬。磨穿皮和肉，累断几肋巴。 只望丰年熟，温饱护全家。谁知天公恶，总是践踏咱。 壹年大跃进，二年征购加。官吏考课急，上报总浮夸。 爱国粮不少，贮备粮不差。剩下来年种，谁人敢动它。 上山采野蕨，更兼绿葱花。佳肴枇杷叶，鹅香草味佳。 糠菜和汤煮，生死岂由咱。粒米千金价，浮肿全身麻。 四海无闲土，饿殍遍山洼。千村人迹少，荆棘绕篱笆。 炊烟踪迹杳，白骨露黄沙。天公不长眼，独苦我农家。 何日能温饱？吁嗟长吁嗟。 七律?忆五九年 李景福 流水匆匆潮浪新，灾荒三载乃人因。 虚浮四起夸丰盛，平调横行幻梦真。 虚报拓开权力路，忠言变作狱中人。 几多巧语成空话，黔首呻吟暗咒秦。 临江仙四阙并序 兰石 序：偶忆大跃进在荥经花滩修炼钢高炉，填《临江仙》数阕，聊志雪泥。 壹、弄潮 江水滔滔翻急浪，蛟龙舞爪张牙。 乌云四合黑天涯。弄潮吾不敢，已汗透衣纱。 壹叶扁舟轻撒网，渔郎身手堪夸。 英雄我自不如他。谁为周处士，浪里斩蛟蛇。 注：时余欲下荥河洗澡，忽觉浪滚波沸，似有蛟龙欲攫我，骇急回走。 二、花滩寻条石 四望花滩不见花，溪桥流水溶溶。 高炉催命急匆匆。管它砌阶石，休饶古坟墉。 骤雨惊风难久远，烟销炉塌成空。 精神纵有气如虹!而今说往事，已是白头翁。 三、准学生偶饮解甚疲劳 累月长劳亏体力，况还学子童蒙。 白攻夜战闹哄哄。准沽杯酒饮，批个满堂红。 既当成年劳动力，何须戒律重重! 功成壹将万人凶。说来君不信，跃进显旋风。 四、鹿鹤（六合乡）驻营 鹿鹤土肥鱼米地，壹壶浊酒能沽。 案头泡菜当鲍鱼，神仙生活矣，醉眼可模糊。 校长先生难入梦，高炉工艺堪虞。 半眠忘灭烛，帐火几焚须。 忆瞎指挥 刘继铭 五九年春搞中心，奔至烈太太平村。 东风公社树权威，六和烈太两社并。 壹件小事观全局，至今刻骨又铭心。 三月小麦已抽穗，公社强下施肥令。 要求全体打夜工，田间高挂煤气灯。 对河两岸观灯火，现场煽动表决心。 谁知夜间做农活，践踏青苗数不清。 盼望增产实减产，农不敢言心里疼。 小麦亩产两三百，水稻也才几百斤。 而今小麦翻几番，水稻亩产千余斤。 且问缘何得高产? 相信科技道理真。 温饱无疑已解决，实现小康方向明。 大跃进中瞎指挥，劳民伤财实不轻。 亩产吹嘘壹万多，违背科学搞唯心。 永不忘怀沉痛事，前车之鉴在荥经。 忆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二十八首 王文才 三面红旗 总路线率大跃进，人人鼓足冲天劲。 人民公社就是好，脱离现实昏头脑。 壹大二公 人民公社大而公，管区分配权集中。 社员按月领工资，食堂吃饭费不收。 公共食堂 公共食堂是心脏，议事派工聚壹堂。 集体主义新思想，公社优越大发扬。 平调记 各队粮物大集中，相互调配似大公。 妳多我少都平等，壹平二调共产风。 扫暮气 横扫暮气反右倾，生产跃进与日增。 反映客观真情况，小心遭来捱斗争。 反观潮派 跃进五风掀高潮，力争上游把名标。 不吹不擂不鼓劲，四平六稳在观潮。 反算帐派 讲求实效重客观，投入产出计周全。 精打细算求好省，打小算盘请靠边。 瞎鼓吹 狂想狂热脑发昏，糊话瞎说眼大睁。 棉桃结来象碗大，花生壳仰当船撑。 放卫星 农业增产放卫星，力争亩产超万斤。 空中要粮栽红苕，小麦增产要深耕。 插红白旗 妳追我赶比进度，队为单位争上游。 超标报喜插红旗，如标白旗够妳受。 万斤田 十亩秧移壹亩中，亩产万斤迎来风。 全县典型作观摩，作弊劳民玄虚弄。 空中红苕 空中种苕六合乡，满篼满篼挂树梢。 墙头房顶齐摆满，向空要粮壹绝招。 书记试验田 书记大搞试验田，见方壹寸紧密联。 为催助长电灯照，结果谷草都烂完。 深耕密插 麦田深耕三尺深，亩撒麦种五十斤。 长来尽是壹把草，到秋颗粒无收成。 瞎指挥 脱离实际瞎指挥，异想天开吃大亏。 招来减产成罪祸，这本烂账农民背。 虚报浮夸 弄虚作假假成真，浮夸虚报吹成风。 表相典型事实假，求真务实成右倾。 装哑子 帽子棍子加鞭子，群众无声装哑子。 谁个敢把真话讲，无情斗争挨棍子。 大办钢铁 大办钢铁上矿山，千军万马齐动员。 遍伐森林建高炉，炼铁无成空手还。 献钢献铁 挨家挨户献铜铁，钢灯钢盏钢壶碟。 铁炉铁锅铁刀铲，捐献国家搞建设。 算账大会 算账大会算假账，假报产量硬算上。 盘仓清库没有粮，推在私分隐瞒上。 两任书记 前任书记种祸根，后任书记步后尘。 两任都是吹鼓手，五九事件饿死人。 惩 罚 得来苦果农民尝，生产下降欠收粮。 归罪老天酿灾害，公社农民饿肚肠。 私拿乱摸 社员无粮乱拿摸，偷杀耕牛犯律科。 捆绑吊打出人命，违法乱纪多多多。 解散食堂 食堂匮粮断了炊，撤消停火炉灶摧。 人民公社“心脏”坏，各自回家去喝水。 整风整社 整风整社夺五权，掀掉盖子大换班。 揪出混进黑五类，依法惩治不堪言。 反违法乱纪 基层干部大遭殃，集训交待坐班房。 公社下至耕作队，个个都成替罪羊。 核算单位下放 耕作区改为大队，耕作队改生产队。 队为核算评工分，实行壹二七分配。 改革开放 改革田地分到户，自种自收自饱肚。 粮食产量超集体，农民走上富裕路。 结束语 同样的天同样的地，同样的人同样的事。 路线错了民遭殃，路线正确民幸福。 悼杨光业君 秦启华 五九隆冬共围炉，北风凛冽腹中空。 草根树皮都吃过，坭巴粗糠作填充。 霜雪慈悲掩白骨，天地苦恨咒真凶。 饿得心慌君守纪，不越雷池到死终。 读《孤儿院印象》共鸣 王月辉 读杜治中《孤儿院印象》，万箭穿心，旧事萦回，悲愤改文为诗。 荥经天府地，雨顺又风调。土地很肥沃，物产甚丰饶。 人民最淳朴，智慧更勤劳。自古无饥饿，耕读乐逍遥。 五九至六壹，全民受煎熬。人口才十万，半数成饥殍。 壮老多饿死，少小命难逃。虽有孤儿院，死活仍难料。 吾父辞饿世，吾弟成浮漂。六岁入孤院，饥惨难言表。 五两分两餐，克扣所剩少。杂粮菜叶粥，没有壹顿饱。 我仅十来岁，自身亦难保。食堂早断粮，全靠吃野草。 满山都寻遍，野草也难找。众多小宝贝，瘦得皮包骨。 头发似鸡窝，虮虱满脑壳。脸像干菜叶，眼凹颧高凸。 膝盖比腿大，腰弯不见腹。胸挂小药瓶，盛盐蘸野物。 野物乃野菜，常有人中毒。破衣不蔽体，无鞋只光足。 臭气冲鼻子，肮脏兼龌龊。说话蚊子声，说啥难听出。 见闻壹声哥，上前相搀扶。我饿不敢说，失声齐痛哭。 泪水早流干，唯余刀搅腹。我才壹松手，兄弟朝前仆。 脚都站不稳，担心不能活。数千无家儿，患病无医药。 干疮与黄癣，壹齐来肆虐。流行火眼病，无人能逃脱。 更有不幸者，小命先结束。塞进花篮背，撂河任沉没。 横竖乱塞满，如同装苞谷。夜夜无间断，众人看在目。 后怪管理员，扣粮太残酷。几只替罪羊，劳改无冤屈。 翻开人类史，上下五千年。英明当绝后，伟大数空前。 休怪我饶舌，藉此警县官。 怜“老右”二首 王月辉 (壹) 反对浮夸成老右，挖煤改造名声臭。 加班拼命坐飞机，牛马汽车都挨斗。 (二) 有病说成装死狗，批深斗臭才丢手。 医生诊治怕同情，只是摇头不开口。 注：劳动定额分五等：壹坐火箭，二坐飞机，三坐汽车，四骑马，五骑牛，后三等均谓“消极怠工”要遭批斗。 《小人物磨难记》序诗 孙华祥 实活实说，伤痕无边。人民荣辱，国运相连。 小中有大，不信妳看。非为发泄，引以为鉴。 伤口愈合，后福自然。国运享通，九死无怨。 荥经大跃进 杨明顺 水近田园芜，耕家愁粥稀。黍苗期腊酒，桑梓久草衣。 市井谁相视，耕人夜不归。不需骑马问，恐惧狎鸥飞。 斗饥干群异，禁火绝私炊。顾命草填肚，黄泉自堪悲。 名曰自然灾，事实瞎指挥。 哪个冤？ 王月光 五九、六零太辛酸，妳我庶民缺吃又少穿。 荥经饿死好几万，路边饿殍随处见，罪责谁承担？ 领导说：不怪人，只怨天。 苍天答：无雹无虫无瘟疫，水不涝来地不旱。 妳们不找毛大圣，与我球相干！ 附录1： 说明：余教授的原序近壹万五千字，这里只节录了不足八千。没有收录的部分是：“人文胜地说荥经”、“庐山会议起大祸”、“为什么会死这么多人”。 大跃进?大饥荒重灾区百县调查之六——荥经 节录《粮食关?鬼门关》序 余习广 “跃进卫星”酿成灾 大跃进年代，荥经县委喊出口号：“争跃进卫星，要壹马当先”。县委带头大搞不断加温的高指标和浮夸风。荥经壹直是雅安地区大跃进的“红旗”县。 1958年2月，荥经县委在《关于贯彻中央、省、地委工农业大跃进指示的安排意见》中，提出，要提前三年实现《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要以平均每年递增21%的速度发展。 5月，在地委召开的芦山现场会上，荥经县委书记李成栋得到地区、专署领导认可，提出新的高指标：“在小春增产20%的基础上……保证全县大春增产30%，争取达到40%，使粮食增产1000万公斤，争取达到1189．5万公斤”。会后，在李成栋的加压下，县委提出：1958年粮食总产，要在1957年基础上翻番。 此后，县委大搞“亩产万斤田”、“向空中要粮”；社、队开展“社会主义大竞赛”，指标层层加码，产量步步高升。1958年夏收和秋收，荥经县先后多次掀起放“高产卫星”高潮。 到12月，县委扩大会议的报告称：全县农业“获得了空前未有的大丰收，粮食总产量将增长到5072万公斤”，声称：“今年农业生产上的辉煌成就，不是增产百分之几，而是增产百分之几十，还出现了亩产万斤的高产卫星田”。 县委副书记高万寿，搞县委水稻高产试验田。他把原已插下的两亩水稻秧苗移栽壹起，美其名曰“蚂蚁出洞”、“双龙出海”。 副书记乔长贤，在官田坝搞小麦高产试验田，提出口号：“深挖土地四尺半，底肥突破万斤关，每亩种籽三十三，小麦长得像旗竿。” 烈士公社书记黄成勋，提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调动大批劳力，经3昼夜“奋战”，将24.5亩187块稻田中挂黄的稻谷，移到壹块田中。10月4日，宣布“亩产11970斤”，创造山区中稻“亩产万斤大卫星”。得到雅安地委和荥经县委表彰，《四川日报》予以报道。 荥经县又是“大办钢铁”重点县。7月，雅安地委开会布置“大炼钢铁”运动，李成栋和芦山、天全的县委书记打擂，比谁的指标定得高，口号喊得响，红旗举得高。 他回县后，大搞“全民大办钢铁”，在六合、花滩、太平、泗坪、荥河、烈士、青龙、新民等地，大办土高炉、土钢炉、小土炉，大拆农民砖房，取砖建炉。“土法上马，大炼钢铁”。没有原料，全县开展“全民献铁”运动，凡是铁器和含铁器具，铁锅、炉锅、菜刀、锅铲、犁耙、锁头、秤砣都塞进土高炉。 李成栋下令，各公社把从各家抄出的铁器熔化烧成的结铁，收到壹起，装了十几卡车，运到雅安向地委报喜，说放出日产10万斤钢铁卫星。荥经县当了“钢铁状元”。 县委又向地委报喜，说在三合公社祁家河大矿山，建成万吨矿藏钢铁基地。荥经前后派了壹万多人上阵，农民出身的副县长庹开云任总指挥。又从华阳、金堂、名山、雅安、汉源等十多个县，由县领导人带队，整团整营成编制，调来七八千人到大矿山支援。两万多人大战苦干，将方圆百里原始森林砍伐壹空，仅财政资金就耗费20多万元。后来过秤，只炼出6斤3两烧结铁。大矿山是锰矿，高温壹烧成灰。庹开云被打成右倾，后撤职下放。 据1958年10月统计，全县投入“大办钢铁”农业劳动力达1．58万人，占全县农业总劳动力的38%。加上后来不断抽调的人马，共抽调了两万多劳动力，全县遮天蔽日的原始森林被毁掉大半，换回“钢铁卫星”红旗几面！ 北戴河会议后，全国大办人民公社。8月，荥经县建起23个人民公社；至10月，办起530个公共食堂，参加人数8.86万人。农民财产壹律归公，全县农民被纳入“生活集体化，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的军事化体制。 留在生产队的1．51万人，基本为妇女与老弱病残，秋收和冬种耕作，劳力奇缺，大量粮食烂在地里。加上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敞开肚皮吃”、各种“大办事业”的无度调粮耗费，危机四伏。 1958年，荥经县粮食产量实际上比1957年减产8万斤。年底，地委开会落实国家征购任务，李成栋又在会上大放“卫星”，说是58年粮食产量比57年翻番，由去年的5600万斤，增产到11200万斤。于是，国家征购任务定为849．04万斤贸易粮，约合1213万斤原粮，征购比例为21.6%。为完成征购任务，各公社拿口粮、牲口粮和种子上交，这就势不可挡地触发了大饥荒第壹波。 1958年10月，大部分食堂缺粮，定量标准劳动力壹天吃老称12两以下，约合7两5钱，农民普遍陷入饥饿。11月，大部分食堂严重缺粮，劳动力壹天吃老称8两以下。12月初，绝大部分食堂壹天供应二两老称面茶汤，农民大批浮肿，局部发生饿死人现象。1959年春，饥荒加剧，饿病、死人范围扩大。 1958年11月起，全国调整大跃进农村政策。59年上半年，有的省、地、县收缩食堂，允许社员打饭回家吃，分自留地。3月，全国农村开展“算账”运动，清算“共产风”侵害农民财产数，部分退赔。而李井泉坚持大跃进以来的政策方针，他指示四川各地向农民算帐，算1958年亩产、总产和完成征购任务差额，挖出粮食，完成年度征购。 荥经县委即开展算账运动。县委在荥经茶厂召开县、区、公社、管理区、生产小队干部五级干部算账大会，狠追“瞒产私分”的粮食。李成栋声称：58年取得了“大丰收”，但竟然完不成国家征购，这是严重的右倾思想和富裕农民向党进攻。会议责令与会者揭发、交待问题，招供“瞒产私分”粮食。大批基层干部交不出粮，遭到斗争、毒打。会上，李成栋提出：1959年总产量要突破壹亿斤5月，在政策调整大气候下，李成栋被撤职、调离，姚青接任县委第壹书记。 “荥经惨案”惊天地 1958年冬至1959年夏，荥经只是全国大饥荒中普通壹县。1959年9月以后，荥经大饥荒具有人口死亡率最高的唯壹性。 荥经惨案的幸存者们，对大饥荒有其独到的阐述：就总体而言，他们称为“过粮食关”、“过五九年”和“五九事件”。荥经民谣：“粮食关是鬼门关，阎王殿上打回还”。 说到具体详情，他们对那段历史，有刻骨铭心、非常清晰的阶段划分。 1959年9月～1960年4月，浮肿、死人大爆发期，被称为“细粮关”、“二两关”、“断粮关”。所谓“细粮关”，细，即是少、没有。1960年4月～1961年6月，浮肿、死人高发期，被称为“四两关”。1961年7月～1962年5月，浮肿、死人续发期，被称为“八两关”、“半斤关”；老称8两为半斤。1962年6月～1962年11月，浮肿、死人缓和期，被称为“私开乱占”，指“三自壹包”政策。1962年12月～1963年5月，浮肿、死人复发期，被称为“反私开乱占”。 1959年9月中旬开始，荥经县绝大多数食堂严重缺粮，实行壹人壹天老称二两原粮（主要是玉米、高粱、红薯等，合新称1.375两，按杂粮50%出粮率计算，不到0.69两；红薯5斤折1斤贸易粮，征购中基本不收）的“供给制”，干部和食堂人员多吃多占，社员就连二两原粮打面茶都吃不到口。故当地人称“过二两关”。 10月，全县大部分农村食堂先后基本断粮，遂以糠壳、红薯藤、叶、野藤根，玉米秸秆、棉花壳等磨成粉，以及玉米芯、玉米秸秆芯、红薯藤等，石灰水泡过晒干磨粉的“代食品”，掺上野菜，号称“吃饭技术革命”，煮面糊糊的“面茶”，成年社员壹餐两汤瓢，老弱病残壹餐壹瓢。11月，上述食类基本吃完，全县农村食堂完全绝粮。 与此同时，食堂奉命断伙不断烟，为“坚持公共食堂不倒”、“坚持三面红旗不倒”，大部分食堂实行“灶头烧火、盐水下锅”，即烧壹大锅水，放上壹点盐，开饭打壹瓢盐开水。各公社、管理区、生产队严格实行“不准私人烧火冒烟”政策，组织基干民兵带枪巡查，发现哪家冒烟，就冲进去砸砂罐、打人。 10月开始，全县农村爆发大规模人口浮肿和死亡。饿了将近壹年的农民，全吃野菜、草根、树皮，身体再也挺不下去了。11月至60年4月，荥经县死人达到最高峰。 1960年3月27日，荥经县委在《关于发生严重疾病造成大量死亡情况向雅安地委的报告》中说：死亡首先从六合、青龙、附城等公社开始，不到半个月迅速波及全县23个公社……虽然采取了措施，但疾病壹直未能彻底扑灭，死亡现象壹直没有制止。最高峰时发病人数达11900多人，壹日死亡达壹百余人。据初步统计，1959年1月1日～1960年3月20日，全县因流行性疾病死亡的达15025人，占1959年年初总人口的14%。 1959年，死亡人口占总人口10%以上的有15个公社，其中有4个公社在15%以上。死亡最严重的有：凰仪公社，占总人口的18．12%；太平公社，占总人口的22．5%。 1960年，死亡人口在10%以上的有19个公社，其中有11个公社在15%以上。死亡最严重的有天宝公社，占总人口的16．75%；新民公社，占总人口的17．43%；附城公社，占总人口的18．17%；凰仪公社，占总人口的21．27%。 就在严重死人之际，59年12月，姚青在全县党代会上提出《乘胜挺进，在胜利的基础上，再接再厉，继续反右倾，鼓足干劲，为夺取壹九六零年的更大跃进而奋斗》的报告，继续大讲大跃进、大丰收、大好形势！到1960年2月，他还在大搞反“瞒产”挖粮运动，要求各级干部“在粮食问题上，不要怕死人”、“死人也要完成粮食上调任务”。他提出：“宁叫人死了，不叫红旗倒”，“死了九十九，红旗不丢手”。 当省委得知荥经大量死人情况后，曾提出给调50万斤粮食救急。而姚青壹口咬定不缺粮，并表示如果需要，荥经可以调出50万斤粮食支援外地。 为了对外封锁信息，姚青和县负责人派专人在邮电部门把守，检查电讯和来往书信。荥经县大搞了几次抓“盲流”，“抓外逃犯”运动，派民兵把守交通路口，堵截外出逃荒要饭的人。外出要有公社介绍信，没有就抓起来关收容，不少逃荒人死于收容所狱中。 雅安地委政研室和荥经县委政研室合作写过专题：《壹个极其深刻的历史教训——记荥经县“五九事件”》。其中写到：“面临大量死亡，干部群众都大规模地上山剥树皮、刨树根、采野菜、挖观音土等，千方百计维系生命，不少社员和个别农村干部，因走投无路而偷盗集体的饲料粮和种子、偷拔油菜、偷杀生猪、偷杀耕牛。更不忍睹的是，还出现了吃人肉的现象，不仅吃死人，个别人甚至杀活人吃。总之，壹切为了生存。面对耕牛、庄稼等集体财产遭受损失，许多干部同社员发生冲突，也就发生违法乱纪行为，如对小偷小摸的社员随意扣饭、乱斗、乱打、乱绑、乱吊、戴高帽子游街、‘劳改’、钉活门板、假枪毙等”。 社员肿的肿，死的死，四乡八野，尽是哭声。逃难的人们流向县城，流向外地。从各公社到县城的路上，每天都有倒地的死尸；县城四街八巷，到处都有饿死者或干枯、或肿胀、或发臭的尸体！荥经惨案中，“上千院坝和村庄灭绝人烟”。 姚青和老婆天天开小灶！县委办公室汇报，对满街死尸怎么办？姚青怒喝道：“怎么办？抬出去埋了！这点事还要我告诉妳啊？！” 县城死人多，开始人们还将死尸抬出去，挖坑掩埋。由于死尸越来越多，县委给城关公社打招呼，要求处理死尸问题。公社决定给埋尸的人“粮食补助”。而奉命埋尸的人，无力挖坑，死尸往坑、洞、沟里扔。城外荥河、经河、荥经河两岸沙滩上，死尸拉来堆起，河沙壹搭就掩埋了。 农村因死人太多，活人无力掩埋，死尸多往坑、洞、沟里扔。路上、家里、食堂边、镇街上的死人，无人掩埋，到处可见死尸。尤其死绝户，死人搁在家中无人过问，臭气冲天，最后烂得只剩骨架！ 据《五九事件》称，“五九”事件的经历者回忆当时的悲惨情景时说：有的人在干活时死在地里；有的人走在路上，倒下就再也爬不起来；有的死在逃荒途中；有的甚至壹家人全部死在家里。在死亡高峰期，街头、路上、河边、山坡、人家户里，到处可见枯瘦如柴的僵尸，无法安埋，壹些地方只好壹具壹具地往红薯窖里堆。 就在大规模急剧浮肿、死人的同时，荥经县粮库里，还有当年反“瞒产”、高征购入库的“国家计划”粮食两千多万斤。 荥经惨案大规模爆发，荥经县、雅安地区不少人写信向省委和中央上告，这些信件被转回四川、雅安和荥经。 查处“干部违法乱纪” 1960年3月，随著全国爆发粮食危机，正要大搞“城市人民公社化”的毛泽东，不得不向现实低头，开始查处“干部违法乱纪”问题。壹贯以自揣“摸到毛主席脉搏为动向”的李井泉，闻风而动。 3月中旬，李井泉亲自带人来荥经，了解荥经死人问题，将其定性为“五九事件”。“五九”这壹概念，掩盖了持续到1963年夏收的荥经大饥荒。此后，四川以荥经“五九事件”为典型，逐渐开始查处干部“五风”问题。 李井泉回去后，省委决定：给荥经调救济粮；查处荥经县领导班子；治疗浮肿病患者。这对缓和浮肿、死人，起到壹定作用。 5月8日，四川省委农业检查团雅安组赵凯、严悦星奉命调查后，给省委、李井泉政委、雅安地委上报《关于荥经少数基层干部严重违法乱纪的调查报告》，提出：“去冬今春以来，由于某些基层组织不纯，因而严重的违法乱纪和残害群众的事实有新的滋长。手段毒辣，形式令人发指。”报告列举了六合、青龙、凰仪公社“违法乱纪和残害群众”的事例。 雅安地委书记何允夫指定公安局长高毅奎组织专项调查，调查队抽调公检法和县级机关干部及行署下放干部，分片包干调查，将严重违法乱纪干部登记造册上报。 6月，中共雅安地委上报《关于荥经县违法乱纪的检查和处理意见的报告》。报告称：荥经县违法乱纪错误是严重的。从去年8月以后，就不断发生，到去年冬今年春达到高峰。全县23个公社都有不同程度的违法乱纪行为。特别严重的有8个公社，占34.78%，全县五级干部总数2960人，其中有1095人（包括专署机关包队干部11人）有违法乱纪行为，占干部总数36.99%。其中犯有打死人错误的有104人（公社干部22人，管理区生产队干部69人，县区干部13人），共打死196人，逼死56人。17个县委委员中，7人有违法乱纪行为。 少数干部违法乱纪的手段五花八门，壹般有：扣饭、罚款、打耳光（有的用木棒、枪托打）、捆、绑、吊（吊的方式有：半边猪、鸭儿浮水、风摆尾、打秋千等等），火麻蠚，集中关押劳改，私设公堂，戴高帽子游街，剪妇女头发，穿耳朵（用铁丝、大头针、洋钉将耳朵钉在木头上），割指头，扯地崩（将两个大拇指用麻线绑起钉在地上，木头中间划口加楔头，烧起大火烤），用刀子戳胳膊，人拉犁头，吃谷草，喂大粪，假枪毙，抄家，拿锅，抱磨子等。 年底整风整社运动中，四川省委派出省团委书记任团长的工作团，率223人进驻荥经。 在“阶级斗争为纲”精神指导下，按毛泽东当时对各级政权的“三类”划分法，“五九事件”被定性为：民主革命不彻底，五类份子和阶级异己份子当权；社会主义革命不彻底。荥经县被划为“阶级敌人篡夺了领导权”的“三类县”。逮捕、关押公社以上脱产干部44人，集训审查基层干部800多人；生产队以上干部几乎被统统撤换，全县公社以上干部仅保留两人。省委从南充等地抽调1200多人、从雅安地区派出100人，担任荥经县各级干部。县委第壹书记姚青、副书记万高寿等人被捕，姚青被判刑8年，送简阳平泉劳改农场劳改。 1979年，荥经事件的受处理者得到平反；1999年，该案平反全部完成。我在调查中，荥经惨案幸存者提及此事，愤愤不平。 1960年4月后，省、地委先后从西昌等地调来约壹千万斤粮食，说是要按每人每天半斤原粮供应，实际大约三四两。这就是荥经人把60年～61年，称之为“四两关”的由来。 “四两关”还是鬼门关：重新恢复公共食堂，坚持不准私家冒烟，社员偷青继续遭毒打，壹些工作组人员带头打人。饿、病、荒、死继续蔓延。 至1961年6月解散食堂，允许社员回家做饭，分给少量自留地后，荥经县肿病、死亡有所缓和。 1962年初实行生产自救，允许社员开荒耕种，6月夏收后，肿病、死人情况才得到有效控制。 1962年冬季，开展反“私开乱占”为主旨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没收社员开荒所得粮食，是年冬荒和次年春荒，农村再次发生浮肿、死人。至63年夏收后，荥经大饥荒基本结束。 到底死了多少人 荥经惨案，以其“死人过半”而引人瞩目。研究荥经惨案，首先注意到的问题，就是在惨案中，到底死了多少人？ 据《荥经县志》“人口变动”载：荥经县总人口，1958年为123717人，1962年为69656，减少54061人，总人口减少43.7%。农业人口，1958年为96347人，1962年为62236人，减少34111人，农业人口减少35.4%。 调查中老县长童梓平告诉我：荥经县原人口号称十万，实际为九万六千人。大办钢铁，迁入钢铁大军壹万四千人。县委要统计数，这些人伙堆报上去。大饥荒后，其中部分活下来的人回归原籍。此外，外县划入荥经4个乡。政策调整后，该4乡划出。 由于荥经人口大量死亡，1961年～1964年初，大约有壹万多南充、汉源、及周边县移民（基本上是农民）到荥经。这些人增加了荥经人口数，减少了死亡数，后来的县委领导也觉得好看些。《荥经县志》没有这个动态统计。 因此，荥经县总人口减少数，应大于43.7%；农业人口减少数，应大大超过35.4%。“钢铁大军”死亡数不详，但壹万多移民填补的人口数，应加入死亡数中，兑平被其冲减数。则农业人口减少数，应在四万五千人以上。 据荥经县《卫生志》统计：到1962年9月止，全县死于浮肿病人口，达3万多人。而当时中共中央文件，壹再强调进行统计的八大类主要疾病中，浮肿病只是引发死亡的壹种。 据当年荥经县委上报地委和省委的报告称：1959年～1961年底，荥经县人口死亡三万六千人。《五九事件》壹位参与者告诉我：他看到壹份材料，到1961年底，荥经县人口死亡三万六千人；加上62年的死人数，荥经大饥荒死亡人口，应在四万五千人左右。 1962年3月，在四川省委传达“七千人大会”精神的会议上，荥经县委书记阎桂芳说，荥经县十万人死了壹半，死亡差不多五万人，前任县委书记姚青到任大半年，就因死人太多被判刑。在李井泉讲话和四川省委上报材料中，提到荥经人口死亡过半问题。二者相符，具有相当可靠性。 据荥经县原财贸部长、人大主任刘廷林说：从1959年初，到1962年底，荥经县人口死亡大约在四万七八千人。 我认为：参考到荥经县人口动态情况，刘廷林是当年县财贸负责人，其“荥经人口死亡四万七八千人”说，具有壹定权威性和客观性；以实际人口九万六千人计，符合当年荥经“人口死亡过半”的定性。 综上所述，荥经实际人口九万六千人，大饥荒中死亡五万人左右，死亡人口占总人口52%左右。 2005年，我开始关注并尝试进行“荥经惨案”调查。因该县奉令封禁其馆藏毛时代档案材料，遂找了几位参与查处该案的知情人了解情况，几天时间，有走马观花之感。 2012年5月初，我再次来到荥经，以走乡、进村、串户，听幸存者讲述的方法，进行调查。并邀请摄影艺术家彭嵘，全程摄像、摄影，以记录下这即将消失的历史资料。 二十多天，我们跑了8个乡镇、15个村庄，采访了荥经惨案幸存者96人，并对其中重点人物，进行了长达半年的电话、电子邮件持续采访。其后，石丰纲和杜治中相约，继续进行了4个多月的调查，采访了125位幸存者。 我们共计采访了221人，涵括该县原23个人民公社、81个管理区（1961年后改大队）、128个生产队。本书根据录像整理，收入经我整理、校对的197位荥经惨案幸存者口述材料。 这197位幸存者，共计死亡亲属890人。其中，26家死得只剩1人，11家没有死人。77个管理区中，6个管理区有统计数据，原人口大约为5750，死亡人数3175，死亡率55.22%。118个生产队中，68个队有统计数据，原人口大约为13097人，死亡人数7241，死亡率55.22%。与当年立案依据的“人口死亡过半”相吻合。 附录2 说明：本文具体说到荥经大饥荒事件，所以收录。 历史长河里的壹个漩涡 ——四川“萧李廖事件”回眸 廖伯康 节选自《当代四川要事实录》 四川出版集团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11月第壹版冒风险向胡耀邦、杨尚昆汇报四川死人问题严重…… 直接向胡耀邦和杨尚昆汇报四川的真实情况，也是由很多偶然因素促成的。我在1957年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爲团中央委员。1962年6月团中央召开三届七中全会，这时各地已有不少团中央委员调离了团的系统。 如果已调出团组织系统的委员不去开会，人数超不过半数。团中央将这壹情况向中央书记处分管青年团工作的杨尚昆反映后，中央办公厅爲此发了通知，要求三届团中央委员都要出席这次全会。我将中央的通知报告辛易之，辛易之说虽然工作很忙，但是还得去啊！这样我同于克书（团中央候补委员）壹道赴京参加这次团中央全会。到团中央开会，我想肯定要见到胡耀邦，考虑到四川情况如此严重，要不要向耀邦反映？如何反映？临行之前的晚上，我躺在床上辗转反侧，思想非常矛盾。 因爲省委主要领导人打击报复是著名的，他主持四川工作先后重点整的人都是在重庆开会批判的。杀鸡给猴看。他有壹块心病，总是怀疑重庆有人反对他。我妻子罗桢很单纯，她天真地说，向中央反映情况还睡不著觉，未免顾虑太多！她根本没有想到这是件关系到身家安危非同小可的事！ 我想起市财政局副局长戎占芳的遭遇。戎占芳是山西“牺盟会”的老战士，满怀正气，富有经验。1956年在壹次会议中，我与他同住壹个寝室，有壹夜他翻来覆去不能入星。我问他什麽事情，他说他有些情况要反映，有些意见想提，但顾虑很大，思想斗争激烈，因而睡不著觉。 我那时三十多岁，血气方刚，不知厉害，劝他说，在党的会议上向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提批评意见是共产党员最起码的权利，有什麽值得顾虑的？果然他听了我的劝，在会上坦率提出意见，结果在反右派运动中被打成右派分子 这事，我对戎占芳同志壹直深感歉疚。想不到几年之后在同壹种心情下，夜不能寐的却轮到了我。我不禁爲之苦涩暗叹。 冥想中，又壹组画面萦绕心头，挥之不去：1961年我到长寿县渡舟公社亲眼目睹的那壹幅幅景象：成村成乡的人群因饥饿而周身浮肿，气息奄奄。什麽叫“家徒四壁”，什麽叫“野有饿殍”什麽叫“易子而食”！我这才真正是眼见爲实。人民群众生活如此悲惨，四川死人如此之多，我岂能知情不报？这壹夜冥思苦想的结果，促成我那次北京之行的所作所爲。尽管爲此遭受了近二十年的劫难，但我终身无怨无悔。 我去北京时，作了向中央反映情况的准备。在北京，老战友的小聚成了导火线。我壹到北京，向洛新、陈家俊夫妇便请我吃饭，陪客是曾德林、罗玉清夫妇，都是原来团市委的老同事、老朋友。 餐饮颇丰，当时北京粮食定量是三十斤，重庆干部定量是二十壹斤，还要“节约”二斤只有十九斤。所以吃饭时我说，在重庆要想吃到这些东西很困难。曾德林说，妳们四川怎麽搞的，不断有人写信说吃不饱，肿病多，要求我们寄粮票回去。我说，实际情况比妳们知道的要严重得多，妳们所说的困难都是城市的困难，都是干部家庭里面的困难，真正困难的地方，饿死人的情况，妳们根本不知道。他们问究竟死了多少人？ 我说死了壹千万以上啊！并对中央封锁，下情难于上达，许多情况不爲中央所全知。这次小聚中的谈话，引起时任团中央候补书记兼办公厅主任曾德林的高度重视和深深忧虑，随即向耀邦同志作了反映。此后，中央爲了了解四川实情，煞费苦心所采取的壹系列措施，也是从这次小聚的谈话中引发出来的。所以80年代我对曾德林和向洛新开玩笑说：“萧李廖”壹案的始作俑者是妳们两个人。……团中央这次全会开的时间很长，从6月19日开始到7月9日结束 什麽开这麽长时间？因爲七千人大会后各地传达贯彻情况尚未充分反映到党中央。党中央建议此次团中央全会在讨论原定议题之前，先用三天时间让大家充分反映各地传达贯彻七千人大会的情况，以及当前存在的问题和干部的情绪。团中央三届七中全会壹开始便宣布：青年团作爲党的助手，应反映党的方针政策在各地贯彻执行的情况。 西南地区云、贵、川、藏四省区是壹个小组，组长是四川团省委书记李培根。在三天的小组会上，我基本没有发言。我认爲在人多嘴杂的小组会上谈如此重大的问题不合适。搞不好传了回去，也许我人还未到家，整人的大棒便高举以待了。 过去到团中央开会我比较爱发言，也敢讲真话，这次三天的小组会我基本未发言，引起了胡耀邦的注意。他问，廖伯康爲什麽不讲话啊？壹定是有难言之处。胡耀邦说，目前全国最困难的地区有安徽、甘肃、河南，还有四川，有关地区的团干部我都单独谈过。我再单独找廖伯康谈谈四川的情况。 胡耀邦壹贯重视调查研究，过去找我了解情况时壹般都带有秘书和有关业务部门负责人、速记员等。而这次他却是只身来到我们住的前门饭店，手里拿著厚厚壹叠稿纸和几支削好的铅笔。在前门饭店偌大壹个会议室里，就只有我们俩对谈。我壹向对耀邦非常敬重，不是因爲他的职务，而是因爲他的才识，他的作风，他的人品，他那壹颗真正爲人民爲革命的赤子之心。我对他十分信任，愿意向他倾吐积郁在胸的壹切。 向耀邦同志汇报四川的问题，是我来北京的壹大愿望。 当时，我心情有点激动，但努力控制自己的情绪，我平静地说，他平静地听，不断地记，有时还插壹两句话，说这个问题安徽有，那个问题甘肃也发生过，另壹个问题河南也有，我觉得耀邦同志好像在作解释，而对四川如此严重的问题既未直接发表看法，又未提出解决的意见，这和耀邦同志平素的作风不大壹样，我感到纳闷，谈到后来我的情绪愈来愈低。 大概耀邦也察觉到我情绪的变化未能畅所欲言。就这样结束了长达三个小时的汇报。但随后却出现了壹件我意想不到的事情。汇报完后，耀邦即将我向他汇报的笔记交给了团中央另壹书记胡克实，由胡克实专门组织整理了壹份简报，直接报送党中央书记处。与此同时，耀邦又亲自向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兼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作了口头汇报，并建议尚昆同志直接找我谈话。耀邦同志说，廖伯康谈了许多四川的严重情况，但似乎言犹未尽。尚昆同志问，如果中央书记处找他谈话，他会不会谈？ 耀邦说他肯定会全盘托出的。就这样给我开辟了壹条直接向中央书记处汇报四川问题的途径。这时，我才领悟到耀邦和我谈话时爲什麽采取那样的态度。因爲我汇报的不是壹般的问题，是在壹个中国最大的省区，死人达千万之多如此严重突出的问题。而这些问题的産生，又是由于壹位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左”的指导思想所致。 作爲团中央的书记，对壹个来自当地的中层干部，他能够对这些问题公开说什麽，提出什麽解决办法或处理意见呢？耀邦的冷静正说明他在党内久经磨炼，是壹位政治上成熟的政治家。也说明他早已成竹在胸，另有安排。像四川这样严重突出的问题，只能向党中央书记处直接汇报才是最正式的反映渠道，才是真正能起作用、解决问题的办法。正是由于耀邦的精心安排，才有以后党中央的相应措施，也才使四川的壹团迷雾得以真相大白。 要我到中央办公厅向杨尚昆同志汇报，是两个人分头通知我的，壹个是团中央书记处书记王伟，另壹个是曾德林。看来，向党中央书记处汇报之事，团中央书记处是正式研究过的。我提出于克书参加过农村整风整社，对农村情况了解更深入、更具体，是不是壹道去？他们说可以 了掩人耳目，团中央对我们这次汇报采取了壹些保密措施，以调我参加起草团中央全会文件的名义向小组请了假，于克书是由团中央办公厅通知小组，说要找他了解壹些情况也请了假。去之前我同于克书商量，全面情况由我汇报，涉及农村某些具体情况由于克书补充。在当时向党中央反映情况还要如此遮遮掩掩，形同地下状态，这说明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到了何种程度！当然我们也理解，这是团中央对我们的保护措施。 1962年6月28日下午，由曾德林带领，我们乘专车直接到了中南海中央书记处的壹间小会议室。杨尚昆同志，以及中央办公厅的群工组组长，还有两位书记处工作人员（三个人作记录），加上我们去的三个人共七人在场。入座后，尚昆同志壹开始就端正我的态度说：听说妳反映情况有顾虑，有什麽顾虑啊？妳们省里李大章、廖志高我都同他们谈过。 重庆的廖苏华我也找她谈过，不过她不了解情况，谈不出什麽来。我也找任白戈谈过，他有顾虑不敢讲真情。唉！不怕官，只怕管嘛！我处在他那个位子我也怕。最近我还找了壹位妳们四川来京开会的省委部长谈，他环顾左右而言它，同我打太极拳，也不得要领。妳今天不是来跟我打太极拳的吧？我说，我长期在城市工作，对全局情况尤其是对农村情况不完全了解，怕反映得不够全面。但我壹定本著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态度，把我所知道的情况如实向中央汇报。 尚昆同志说，又不是要妳们来决定问题，只是要妳们来反映情况，妳们怕什麽？接著杨尚昆开门见山地说：我们知道四川情况很严重，死人很多，中央早有察觉。国务院办公厅曾收到壹位逃荒到陕西凤州的四川人写的壹封信，题目是《壹字壹泪诉川情》。这封信把四川的悲惨状况写得非常具体，国务院办公厅转给了中央办公厅。杨尚昆说他们看了也很震惊，并送给中央有关领导同志看了。同时他也提到中央办公厅还收到壹封信，这封信写得好，简明扼要只有两页半，明确提出是没有认真执行中央政策出了偏差造成的严重后果。听到这里，我知道于克书写的那封信中央也收到了。 尚昆同志说，我们知道四川死人的情况严重，但详情如何，得不到证实，我们要四川报，四川始终未报。我们找民政部问，四川情况如此严重，妳们是管救济的，那里究竟死了多少人？民政部说是四百万，实际上他们是通过四川省民政厅报的，中央不相信。然后又找公安部，公安部是管户口的，那时的粮票、布票、油票、煤票、肥皂、火柴等壹切生活用品都同户口挂鈎，死壹个人就抹掉壹个人，这个数位应该准确啊！公安部查的结果，当然也是通过四川省公安厅，说是死了八百万。中央依然不相信，但究竟死了多少人，中央不清楚。尚昆问我，妳说说四川究竟死了多少人？ 这时我伸出壹个指头说，四川的问题是这个问题，杨尚昆说是什麽问题？我说是壹个指头的问题。尚昆同志问壹个指头的问题是啥子问题？我说死了壹千万人。他问我，妳这个壹千万是怎麽来的？我说是从省委正式文件上来的。他说县以上的文件都要送中央办公厅，爲什麽我不知道？我说我看文件和妳看文件不壹样，妳看文件是备查性质，我看文件要贯彻执行，爲了贯彻执行我就要研究文件。1962年5月，省委批转《省委行政机关编制小组关于全省国家机关、党派、人民团体精简工作的意见（草案）》，规定各市、地、州要分别按照城乡人口的比例定编。这个文件本身很简单，但后面附有壹个各个地区的人口数位及各地干部定编数。 我壹看，1960年底的四川人口总数是六千二百三十六万，而另壹个材料《户籍年报》上1957年的四川人口是七千二百壹十五万七千，两数相减正好约爲壹千万。我又说，这只是从文件上推算出的数位，实际上不止这个数位。杨尚昆问爲什麽？我说从1957年到1960年有个自然增长数；同时，1961—1962年上半年，全国都好转了，但四川却还在死人。 我举了几个典型例子：壹是1961年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安法孝带领整风整社工作团到江北县，副团长是团省委副书记王毓培，他住在县上都饿得受不了，每个礼拜天到团市委来打牙祭（团市委食堂自己喂猪，伙食办得好，颇有名气）。他说江北县饿死不少的人。第二个例子是省委组织部副部长苗前明到涪陵召开川东片区组织工作座谈会后到重庆，萧泽宽和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高兰戈请他吃饭。吃饭时问他涪陵死人情况怎麽样？他说他们问了壹下，全地区各县加在壹起死了二百多万。 第三个例子就是省委工作会议期间雅安地区的荥经县委书记说他那个县人口死了壹半，还描绘说有的壹个村死得壹个人不剩，连埋人的人都没有了，只得派另壹个村的人到这个村来埋人，这些埋人的人没有吃的又要挖坑，是重体力劳动，结果埋人的人也死了，只好从其他的村调人来埋这些埋人的人。 反映荥经县情况的这份简报按规定要发到各组，还应上报中央，但我刚看到就通知要收回去（据后来了解，到职不过半年左右的前荥经县委书记姚青1960年被捕判刑当了替罪羊。雅安地委宣传部副部长刘恩早在1959年因到荥经调查死人情况写成报告而被打成“三反分子”，可见当时下面各级干部都了解四川死人严重的情况，但就是反映不上去，谁敢反映谁挨整）。 我说，四川死人最严重的地方，壹个是雅安地区的荥经县，壹个是涪陵地区的丰都县。讲了这几个典型后我对尚昆同志说，根据这些情况估计，四川死的人还应加上二百五十万，有文件可查的是壹千万，再加二百五十万。我说，我认爲这个数位是比较合乎实际的，但我正式反映只说死了壹千万。尚昆同志听到这里壹拍大腿说：“就是妳这个数位！”并立即吩咐秘书将书记处小会议室里的壹个保密柜打开，从里面拿出壹个旧式折叠账本式的本子，壹折折打开看了后说：“就是妳这个数位！” 后记 把亲戚邻朋们半个世纪关于“粮食关”的语音口述变成白纸黑字，这不是我壹人的夙愿。作为荥经人，我相信，头上三尺神灵和脚下当方土地看得见我的诚实。 半个世纪以来，有壹个词最让我纠结，那就是壹种叫做“觉悟”的怪胎。当年打人的干部，至今认为自己“觉悟”高；而当年偷青吃青、为保社员性命瞒产私分的干部，反而认为自己“觉悟”低，羞于启齿。前不久，听说壹个九品以下小干部，看了别人诉冤的文章后勃然大怒，骂道：“臭球妳（谁稀罕妳）生在那个时代！”面对如此“逻辑”，如此“觉悟”，只要是人，都会理屈词穷！ 这种人无论在荥经还是全国，都不是绝无仅有，他们至今守著壹小块自欺欺人的领地自娱自乐。特别令人惊诧的是，这些人并不都是当年的食利者、打手，而且当年也是挨饿大军里的壹员，他们这种主动包揽历史罪责，“舍己助纣”的精神资源正是来自那个畸形的“觉悟”。 在这种“觉悟”的蛊惑下，当年，他们明知社员快要饿死，却以崇高的名义去砸锅毁灶、捆绑吊打；现在，明知别人说出的是真相，却理直气壮地把别人往死里咒。他们只要“立场”不要事实；只要“觉悟”不要人性。顽强装睡，坚决喊不醒，誓死把“不讲理”进行到底。 这“觉悟”就是已经被官方至少枪毙了30年的所谓“极左思潮”。然而，它不仅活著，而且繁衍出壹些自称、或被称为“学者”的人，他们干脆宣称“根本就没有大饥荒这回事”。这样的“觉悟”简直非上述诸公可与伦比了。 对付和预防这种“思潮”卷土重来的办法无他，就是坚持向大众摆事实、讲道理。并对“左觉悟”说：“臭球妳（谁稀罕妳）听！妳没有面对事实的勇气。” 讲道理要壹直讲到历史清清楚楚，是非明明白白，教训人人记取： 在风调雨顺、仓有储备的条件下，却不能捍卫自己和亲人的生命，这不叫诚实善良，而是愚昧懦弱；那种武装恶人，奴化良民的“觉悟”，必须彻底唾弃并时刻警惕；任何捍卫包括自己在内无辜生命的行为，不仅正当，而且高尚——这才是真觉悟。 阿 宁 2013年1月7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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