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王江松 写于不同历史时期 整理于二零二一年

论马克思主义的劳动哲学

1.引言

在第一章我们对哲学进行哲学上的描述，它指出劳动是一个悖谬性的实在。劳动让我们自由，提升了人们的状况；同时又限制了我们的自由，让个人变得无力和依赖于社会。劳动是个内容最广泛的概念，因此也极难定义。对劳动的描述清楚表明劳动渗透了我们个人和社会的整个生活中。这种情况并非一向如此。过去曾有过脱产阶级，他们蔑视劳动。

在第二章，为了理解我们当前的状况，我们考察了劳动的演化。现代人已经自由地探索和开发这个地球。他们在科学和实践中已经实现了同样的基本目的。科学和实践相互靠拢，这一靠拢又导致实践在现实中的“科学化”。劳动的“科学化”使劳动的特征和社会地位得到重大改善，并使劳动延伸了领域。法国人用“劳动的升级（promotion du travail）”这个短语来称呼它。

马克思主义哲学关注“劳动的升级”，它让劳动成为它的哲学思想的核心。这是哲学史上第一次将劳动放在哲学的核心位置。我们不能无视马克思主义哲学。 它是第一个劳动哲学，任何一个人只要写关于劳动哲学的书，他就必须要接受或至少探讨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发起了现代史的一场新运动，它在一定程度上是我们当今生活方式的表达。现代人自己对劳动的价值的过分强调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为现代劳动的神化提供理论证实，它让现代人面对他们自己的态度引发的结果。因此我们必须要考察马克思主义。我们很难在一章内说完马克思主义，哪怕说将马克思主义仅仅作为劳动哲学来考察也没什么意义，因为“劳动”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概念，相应地我们不得不考察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过这一章我们会著重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启发，一些细节则略去不谈。

2.黑格尔哲学的目的

为了了解马克思哲学的基本目的，我们要追溯一下黑格尔哲学的一些内容，但我们只将谈论内容限定在黑格尔哲学中有助于理解马克思劳动哲学的部分。

人类思想的普遍性。黑格尔将注意力集中在思考者的经历的一个方面，它与人类思想不可分割。当我思考人生的基本问题时，我处于一种不平常的状态。一方面，我是一个特定的人，处于特定的肉体中。我有特定的出身和特定的历史。任何思想都是我的思想，任何观念都是我的观念。我的实存的特定特征贯穿著我的所有观点。另一方面，我只能以所有人类的名义进行思考。比如，如果我知道上帝存在，我会将这一点作为所有人的真理而接受。我断定上帝存在意味著在我看来无神论者是错的。但无神论者要坚持他的立场，就不能不认为我是错的。甚至认为人类知识仅是特定和相对的知识的那些哲学家，仍然会以全人类的名义进行思考，因为他坚信我的思想也是相对的，而我错误地认为我的思想具有普遍价值。我们不能真正反对人类思想的普遍性，因为反对本身正好是普遍性的证实。特殊性和普遍性都属于思想的本性。如果人类思想不能同时是特定个人的思想和普遍的思想，人类思想就不会存在。

黑格尔哲学集中研究人类思想的普遍性。我们是很多作为特定存在的人，但神秘的统一性贯穿了我们中的所有人。这种神秘的统一性和我们的多样性一样真实，而且黑格尔认为它甚至更加真实。它不是虚假的设定，而是我们最深度经历的数据。黑格尔在这一统一性的层次上思考。他不反对人有特殊性，但他将其视为普遍思想的实现。普遍思想在个体的多样性中发展自己。普遍思想只有个体多样性中才成为现实，但这种个体的多样性无非是普遍思想的实存。 黑格尔总是在这个层次上进行思考，他认为这才是真正哲学的层次。按照这种观点，人类特殊性变得无关紧要，它只是普遍思想的表现。

关于历史的结论。由此可知，人类只有一种历史。每一种特定生活和每一个历史事件都只是普遍思想发生过程的一个阶段。但普遍思想只有在个人中、在个人生活的事件中才有历史。黑格尔哲学并不囿于抽象理念，它落实到了历史的具体事件的领域。它落实于政治变革、艺术史、宗教变革、哲学思想的发展；简言之，落实于整个人类的具体历史。恩格斯认为，黑格尔是一位真正揭示了历史的意义的天才思想家。他是第一个从抽象落实到具体的哲学家。他的哲学试图反映出人类的整个具体历史。但它同时也不仅是对历史的反映。它阐明了历史的意义。它揭示出，历史是通过个人和个人生活事件完成自身的普遍思想的辩证发展过程。黑格尔认为，普遍思想的实现是历史的现实的、内在的目的，但这种目的不为身处历史的人所认识。黑格尔哲学声称自己是人类历史的自我意识。历史在黑格尔的哲学中意识到自身及其真实目的。黑格尔以一种非常高的层次阐述了这一观点，以至于它只能为极少数人所理解。

马克思和黑格尔。马克思对黑格尔很赞赏。马克思说，在他思想发生决定性改变的那段时间，他反复阅读黑格尔的著作。这说明马克思是一位高水平的哲学家，因为只有一位伟大的思想家才能阅读和正确理解黑格尔著作。马克思接受黑格尔哲学基本观的真理，即人类只有一个历史。人类历史不是一个任意的事件系列，而是一个有意义的统一体。 这种历史的统一性是先验(a priori)的。历史的统一性在历史事件有意义的连续性中展现出来，而不是由历史事件产生。如果历史的有意义的统一性仅仅是一连串历史事件的结果，那么揭示历史统一体将成为历史学家的任务。尽管马克思深入研究过历史，但他不仅仅是一个历史学家。他和黑格尔一样也试图去揭示历史的秘密，并由此去理解历史事件；他也和黑格尔一样，在结合具体事件的同时试图从哲学的视野去理解和解释它们。甚至当马克思似乎是一位历史学家、当他写作经济演变过程的时候，我们也只有将他视为哲学家——即认为自己发现了历史的核心——时才能理解他。他具备对历史意义的理解，而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做不到这一点。

3. 马克思对唯物主义的选择

马克思领会黑格尔哲学的基本目的，他也想理解人类历史。这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还是一个实践问题。在古代和中世纪，人类环境变化得很慢，在一个人的一生中很难觉察到变化。因此那时流行的是关于永恒不变的秩序的观念。到了现代一切都不一样了。个体能在一生中观察到深刻和剧烈变化。不仅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世界也卷入了变革之中，因为世界是人的生活空间。因此，比起永恒的秩序，现代哲学家对历史意义的兴趣要大得多。

永恒的秩序与历史的意义。事物的永恒秩序并不是人类创造的。人们只能让自己适应它。纠缠于永恒秩序的旧哲学既是理论的又是实践的，但我们能很容易地区分这两方面，因为思考一个永恒的秩序与适应它大不一样。与此相反，当哲学家注意力集中在历史的意义上时，哲学的理论的方面和实践的方面就很难区分了。这是因为理论哲学的对象——历史的意义——是由人创造的，它本身就属于实践的秩序。探究历史的意义，和提出我们应如何延续历史的问题，二者几乎是一样的。因而马克思哲学同时是理论的和实践的，他也反对区分二者。 他承担起理解人类历史意义的任务，它同时也是实践目的。不过这个实践目的脱离对历史意义的理论理解将不会实现。马克思的实践目的蕴含著一个理论任务。而马克思认为，理论无非是实践的准备工作。

人类历史非常复杂。人类生活有很多方面，他们活动于经济、工作模式、社会生活、政治活动、科学和哲学、艺术、宗教等诸多领域中。人类思想总是试图在多样性中寻找统一性。如果我们不能在多样性中找到统一性，找到核心，我们就不能了解历史的意义。当圣奥古斯丁写作那本关于人类历史意义的名著——上帝之城——时，他试图发掘历史的核心意义，他认为上帝的王国和魔鬼的王国的斗争是历史的内在核心；因此他按照这种斗争展开描述系列历史事件。

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马克思也试图发现人类历史的核心内容，而正好在这一点上他激烈地反对黑格尔的观点。 正如我们所知，黑格尔关注普遍思想的层次，他认为人类历史是普遍精神朝自我意识的演变。他没有忽视人类生活的其他方面，但只是从他的选定视角来看待它们。马克思认为黑格尔哲学是理性主义的、观念论的、唯灵论的历史观。 它是理性主义，因为普遍理性居于人类生活的核心。它是观念论的，因为它最终将一切事物都从观念的层次来看待。它是唯灵论的，因为它认为精神层面才是决定性因素。马克思曾说，黑格尔让人类历史用头行走，而不是用脚行走。马克思认为黑格尔的基本目的是正确的，即哲学必须探究人类历史的意义；同时黑格尔探索历史核心的做法也是正确的。黑格尔错在将历史核心置于普遍思想、观念的秩序和普遍精神的自我意识中。马克思提出了一种新的唯物主义的历史观。

马克思唯物主义的来源。马克思本人曾阐述过他如何形成他的观点。 作为《莱茵报》的一名编辑他不得不写一些经济问题，比如莱茵省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摩泽尔农民的经济状况，自由贸易，保护关税问题。尽管这些问题他写了很多，但他认为不能胜任这项工作。他还不得不写一些关于法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文章，但反对那些含糊的理论，尽管他同时意识到自己也没有更好的理论。他感到有必要将所有这些问题进行彻底的研究。当和《莱茵报》业主发生争执后他被迫辞去编辑的工作。此后他回到书房，对黑格尔法哲学进行批判研究。在这部著作中他得出结论：法的关系和国家形式不能从其本身来理解，也不能像黑格尔一样从普遍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植于物质生活状况。马克思自己总结了研究成果，认为这些成果在他今后的生活中一直指导著他。这一总结非常重要，因为它构成了马克思的核心观点。然而原文很复杂，直译几乎不可能。德语语法允许词语和句子的组合，英语做不到。下面是马克思的一个意译文本，或者说是释义。

The general result which has guided me in my further studies may be summarized in the following manner. Men make their own lives in a social way. In doing so, they enter into relations which are necessary and do not depend on their own free will. These relations are production relations. They correspond to the phase of evolution of the material means of production. The whole of the production relations constitute the economic conditions of society. The whole of production relations is the real basis of life. On this basis men build a juridical and political structure, and to these structures corresponds a way of thinking. The method of production conditions social, political, and spiritual life. At certain moments of history the material means of production surpass the economic, social, and juridical structures. Then the latter no longer promote production, but rather obstruct is. At such a time mankind has come to a period of revolution. The change of the means of production compels mankind, sooner of later, to change the whole superstructure. In our study of such revolutions we must always distinguish between the change of the economic conditions of production—this change is material and can be diagnosed in a strictly scientific manner—and the juridical, political, religious, artistic, or philosophical, briefly, the ideological forms in which men become aware of the conflict and fight it out. If we must judge an individual, we will not judge him by what he thinks of himself. No more can we base our judgment of a period of revolution on what people think of it. We must understand the consciousness of such a period, on the contrary, from the contradictions of material life. We must study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social means of production and the conditions of production.

大量引用这段文字希望大家谅解，在这段文字中马克思总结了他的整个观点。如果我们能理解这段浓缩的文本我们就能理解马克思哲学的基础。

  劳动作为人类历史的核心。我们须意识到，马克思在寻找历史的决定性因素。他试图通过严格的科学方法理解历史，这要求他必须发现历史的决定性因素。在引述的文本中，马克思从“人们在社会中生产他们的生活”（“In der gesellschaftlichen Produktion ihres Lebens”）这个论点开始自己的理论。在这里马克思预知了存在主义和现象学，它们把人看做是实现自身的存在。萨特在他的著名的论断中表达了这种思想：“人的存在先于本质”。它表明人自己决定自己的存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

人自身作为一种自然力与自然物质相对立。为了在对自身生活有用的形式上占有自然物质，人就使他身上的自然力——臂和腿、头和手运动起来。当他通过这种运动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变自然时，也就同时改变他自身的自然。他使自身的自然中沉睡著的潜力发挥出来，并且使这种力的活动受他自己控制。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人的这种自我生产是社会的。个体参与人类的总体运动。存在主义和现象学认为人的自我实现有很多方面，不能归结为一点；比如我们在劳动中、在游戏中、在社会关系中、在语言创造中实现自我。马克思的观点与之相反，认为人的自我实现集中在劳动活动中，其他自我实现形式必须归结为劳动。

事实上，人靠地球生活，地球滋养了人，人的任何实现活动都依赖于这个世界。但我们须要更精确地规定“世界”这个词。人依赖于人类世界，即“适合于他自身需求”的世界。然而正是劳动活动使世界适合人的需求。自我实现的任何形式因而都取决于劳动。

人们可能会反对说，有意义的知识先于劳动。马克思没有忽视这种观点，他回答说，知识的对象是有意义的事物，而事物适合我们的需求时才是有意义的。劳动是事物适合我们的原因，因而劳动甚至先于有意义的知识。

马克思断定，劳动是人类历史的内在核心。因此劳动水平决定了历史的阶段。人类劳动越发展，人类历史越前进。那么有什么决定劳动吗？马克思认为确实有。因为劳动者需要工具，劳动的最初的工具是人们自己的身体。然而身体是不完善的工具，需要其他工具来完善它。这些其他的工具提高了劳动水平。马克思使用了“物质生产手段”（“Materielle Produktifkräfte”） 这一术语。生产手段的水平对于劳动的水平具有决定性作用。人们通过发展生产手段来提高劳动即自我实现的水平。在这里我们发现了马克思所认为的历史的核心。生产手段的水平决定了劳动的水平。因为劳动在人的自我实现中占据绝对核心位置，所以劳动的水平决定了历史阶段。一切都取决于生产手段的水平。生产手段决定了人们合作的方式，它意味著一种经济结构。经济结构决定了生活的法律和社会的形式。从它们之中产生出一种政治秩序。所有这些要素共同决定了人们的特定思维方式，产生了“意识的形态”。因此，人们生活和思考的一切方式可以在现实的生产手段中得以理解。 借此理解人类历史的严格的科学方法成为可能。 只要我们全神贯注于政治、艺术、观念或宗教，我们就会在偶然性中迷失，不能理解历史的意义。但一旦我们借助生产手段理解了一个历史时期的结构，我们就抓住了其核心意义，才真正地理解了它。因此马克思确信，他指明了通向真实理解人类历史之路，而且认为自己是第一个做到这一点的。

唯物主义的人类历史。马克思将这种思路称为“唯物主义”。黑格尔将人类历史归结在观念的秩序中，马克思将人类历史归结在劳动里，归结为人和自然的劳动的“对话”。然而我们必须明白，劳动意味著两件事。首先，人属于自然；其次，人和自然相对立。人不是自然力的单纯延伸。因此马克思反对一切认为人是自然力的单纯延伸的唯物主义形式。人属于自然且不能超越它；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坚持唯物主义。但同时人对立于自然，因此马克思管他的唯物主义叫“辩证的”唯物主义。人和世界存在著“对话”，通过这种“对话”人实现了自身。我们在后面还会讲到这一点，因为在这里我们发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一处很重要的含糊之处。然而，强调该含糊性属于对马克思的批判。当前我们只关注对马克思哲学的分析。

这里需要指出，马克思哲学首先是人的哲学。马克思哲学的出发点不是形而上学观，他没有从普遍存在的哲学中推导出他对人的观点。他的核心观点是关于人的本性和人类历史核心的。的确，马克思躲不开哲学的最终问题，而且他有时也会表现出一些唯物主义形而上学的观点。但形而上学不是他的哲学出发的基础，毋宁说是其哲学的逻辑结果。以唯物主义形而上学为开端，并将人的哲学嵌入其中，这样理解马克思会产生对他的哲学的错误印象。

4. 历史中的阶级斗争

根据马克思的理论，我们会认为历史是一个直线过程。历史由一个要素决定，即物质生产手段，它处于连续不断的变革中。因此，历史似乎应是一个连续和平静的过程。然而这并不是马克思的意图；他在《共产党宣言》正文部分的开头这样写道：“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社会秩序的产生。马克思试图通过从生产手段的变革开始解释历史上的斗争。生产手段始终具有社会性，因为整个社会必须依赖于它们的生产。因而，生产手段具有社会性，因为它有社会目的。但生产手段的原始方式范围有限，因此很容易被一小群人所占有。

马克思认为生产手段一开始是由社会占有的，因为一种原始共产主义是社会生活的原初形式。这种生活的原初形式被马克思所说的“原始积累”所破坏，它是经济生活的“原罪”。卡尔维的评论很正确，认为马克思在这里引进一个其体系所需要的假说，却没有证实它。 无论如何，生产手段的原始方式其范围十分有限，它们会被一小群人所占有。这些资料的自封的所有者在经济生活中拥有特权地位，因为别人要依赖他。所有者们构成了社会秩序中的最高群体，他们也获取了政治权力。经济和社会结构通过这种方式建立起来，并在当时通行的观念中获得合法性。马克思认为，这些观念从经济和社会秩序中产生，但表现为它们的合法性。这样的秩序会持续很长时间。它蕴含著阶级分化，这是一个非自然的状态，但这种非自然的状态却被显然视为正常的，因而没有引发大的抵抗。任何抵抗都很轻易地被已建成秩序的政治权力镇压下去。

变动。整个秩序建立在生产手段之上。现实变动的唯一的来源就是物质生产手段的变化。马克思经常引用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关于主奴关系的辩证关系的观点。在争夺统治的斗争发生后，失败的个人不得不选择被奴役或死亡。由于害怕死亡，他选择了被奴役。他不得不在土地里劳作以维持主人的生活。但在奴役身份中他成功地实现了新的和更重要的统治：他在物质中表现自己，这种自我表现中蕴含著一种比主人施加于奴隶的力量更重要的新力量。服务于统治阶级的劳动者发展出新的生产手段，这种生产手段的重新创造是社会变动的来源。

新旧秩序的斗争。新的生产手段要求新的社会秩序，原统治阶级的霸权地位将会消失。新的、客观存在的事物，即新的生产手段，要求新的秩序。所以新的秩序不是被新观念或任何精神因素所强加的，而是物质现实所要求的。然而前阶段的特权阶级及其政治代言人不愿放弃他们的特权地位。 因此，过去的统治阶级和新的秩序之间将会有一场斗争，它是新的客观现实要求的，是由认识到斗争即将到来的人们发动的。将有一个反动的阶级，即维护那些必将消亡的社会秩序的人们；还有一个进步的阶级，即那些为客观现实所要求的新秩序而奋斗的人们。斗争是暴力的，因为只有革命才能消灭旧秩序。 因此，人类历史是革命的历史。

马克思认为，过去的革命都意味著新统治阶级出现，他们由新生产手段的占有者及其政治代言人组成。如果新的生产手段在很长一段时间不被取代，那么会持续一段长时间的社会和平。但随著新生产手段发展起来，一个新阶段的社会变动将会开始。按照马克思的理论，很明显这一过程永远不会停止。事实上，正有一些非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提出“不断革命”的学说。

不可否认，马克思对于历史的观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假说，它有助于我们理解过去。历史学家经常忽略在史学中对社会经济基础进行研究，因而必须承认马克思主义改变了史学。在经济革命没有发挥重要作用时，想要指出历史中的重大变革，即使不是不可能的，至少也是非常困难的。但马克思将他的重要观点表达为可以解释整个历史的体系。由于马克思认为生产手段决定了人类生活的所有其他方面，因而生产手段的变革必然解释所有历史。我们在后面将会继续讲这一点。

5.马克思对他的时代的分析

a)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明显矛盾

马克思的学说与他表述该学说的方式之间有一个很明显的矛盾。马克思认为一切事物和一切人都纳入历史的发展中。正如黑格尔将个体的物质实存牺牲于普遍精神的起源中一样，马克思将个体消融在普遍的、客观的历史运动之中。然而马克思对个体的观点也适用于他自己。他自己的实存及思维方式也必须相应地由“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然而马克思却成为一个揭露了整个历史——无论是过去还是将来——的意义的思想家。一个思想由特定时代经济基础决定的人，如何能够提出这样一种普遍思想？一个其思想本身就具有相对性的思想家，如何能够提出一种绝对的学说？这个问题很明显，马克思这样一位出色的思想家不可能忽视。他认为，他生活在一个荣幸的时代，只有在这样一个时代里历史的最终意义才变得清晰起来；他认为他就是一位能理解历史最终意义的优秀思想家。马克思犹如同一位预言者，宣布了人类的最终命运，却不是以自己的名义宣布的。以色列的先知以耶和华的名义宣讲。马克思——他也是一位犹太人——则以新的生产手段所决定的全新社会秩序的名义来宣讲。

马克思主义的这样一种意识，对我们来说认识到这一点很重要。这样的意识仍然存在于共产主义领导人的话语中。斯大林和赫鲁晓夫都说过这样的话：历史为我们工作。他们深信他们代表了新生产手段所决定的未来的秩序。

b)资本和无产阶级

马克思主义认识下的资本。马克思认为，现实的生产手段以一种新方式具有社会性。正如我们所说，生产手段一直都有社会性，因为他们为社会的生活服务。如今，他们具有社会性也因为不能再由个体工人操作、而只能为合作的群体操作。工具曾经是个人生产手段，因为它们由个体工人操作。因而个人似乎很明显应占有这些工具，正如家庭很明显应拥有自己的住房一样。马克思本人并不一般地反对财产权。 他认为一切只为个人生活服务的事物应由个人所有是很自然的。然而新的生产手段不断成长，已经超出了私有财产的界限。由于它们为社会提供服务，尤其是它们只能由多数人操作，所以它们是社会性的。马克思认为个人拥有社会生产手段是不合理的。

私人拥有生产性财产的社会模式仍然盛行，虽然它已经过时了。现在我们得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资本”的确切含义。“资本”不能等同于一般意义的财产。个人拥有的工具和房屋是“财产”，但它们不是“资本”。当财产意味著对社会生产手段的占有时，它才是资本。

无产阶级。拥有资本的个人不能独自使用它，社会的生产手段只能由一群人来操作。因此如果没有可用的“劳动者”存在，对资本的占有就毫无意义。现代意义上的劳动者是指这样的人，他们和别人一样，要通过劳动来实现自己的实存。但他不占有土地、原料或生产手段，因为这些被别人占去了。一方面，有一些人占有社会生产手段却不自己操作它；另一方面，有一群人可以劳动却不占有任何生产手段。那么后者很明显要出卖劳动给前者。这就是劳动契约。

马克思认为上述状况构成了现代社会的特征。人们分为两个群体；一是相对少的一部分人，他们占有社会生产手段；二是相对多的一部分人，他们可以劳动，但不占有生产手段。马克思将这两个群体称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资本主义的矛盾。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与现实生产手段的变革存在矛盾，因而与历史内在核心产生矛盾。矛盾在于社会生产手段由个人占有。我们要意识到，这种经济结构之所以是错误的，并非由于它造成了贫困和不幸；恰恰相反，由于它本身就是错误的，所以才会造成贫困和不幸。资本主义国家对劳动者实行普遍福利制度，指出这一点并不能改变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美国的普遍福利对他而言无意义，因为资本主义状况其本身就是错误的。马克思认为，劳动是人的自我表现。人们通过劳动而实现自己。人们除了在劳动中的自我表现外没有别的实在性。资本家购买了人们的劳动，因此剥夺了人的自我表现。结果是，人和自身相异化。他成为失去根基的个体。他被剥夺了自我实现，取而代之的是只获得一笔金钱来养活自己。这笔钱数量可大可小，但没有本质区别。如果工资太少，劳动者将在“贫困”这个词的物质意义上贫穷。但即使工资很高，可以让劳动者过上体面的生活，他在根本上和本质上还是不幸的。工人与他的自我表现相异化，也就和他自身相异化。

马克思认为买卖劳动对人而言其本身就是不合理的。它让劳动者变成奴隶。这种观点基于这样一种哲学，即认为劳动是人的内在本质，就很容易理解。如果我们出卖了劳动，也就出卖了自己。难以想象还有什么更深刻的异化状态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者不再成为罗马时代那样的奴隶。他缔结了劳动契约，这符合契约缔结的自由本性。但他并不真正自由。首先，他只能在劳动契约和挨饿二者之间做出选择。其次，劳动契约意味著劳动者出卖了他的自由。人的自由要求人不能受他人奴役。劳动契约在其本性上意味著奴役。

c)无产阶级的不断贫困化

马克思的预言。每个经济学家都知道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产生了贫困和不幸。马克思宣称资本主义条件下贫困和不幸必然会越来越严重。 然而“不断贫困化”的预言并没有实现。

马克思的预言基于资本主义的本性。资本家购买劳动力是为了获得利润。只有当付给劳动者的报酬少于劳动的产出时资本家才能获利。劳动的产出要超出工资。劳动的成本与劳动生产的价值之间的差额就叫做“剩余价值”。由于资本家目标是“剩余价值”，而“剩余价值”由劳动成本与劳动产出之间的差额构成，所以资本家意在增加劳动创造的价值，减少付出的工资。

资本主义也是关于自由的意识形态。它维护个人占用社会生产手段的绝对权利。但是这种对自由的维护必然意味著自由竞争的规律。自由竞争导致价格的下降。价格下降时，“剩余价值”也会减少。那么很明显，资本家会试图减少劳动成本。他的利润在于产出和劳动力成本之间的差额。如果产出由于自由竞争而减少了，资本家就必须努力削减成本，减少付给劳动者的工资。因此无产阶级的压力将会增加，这会导致无产阶级不断贫困。

劳动者的福利不能驳斥马克思的观点。然而世界的发展和马克思的预言很不一样。资本主义国家劳动者的普遍福利没有下降，反而在很大程度上增长了。这一“事实”经常被用来驳斥马克思主义。然而马克思主义不是那么容易被驳倒的。

首先，马克思区分了劳动者的“现实的”和“本质的”不幸。无产阶级的社会地位具有“本质的不幸”的特点。他们必须为了生存出卖他们的“自我表现”。马克思严厉谴责这种社会状况，正如我们严厉谴责过去的奴隶制度。奴隶经常也会得到很好的待遇。然而我们仍将一个人隶属于另一个人视为不人道的。我们谴责奴隶制，我们的谴责并不是基于可观察的恶果。马克思以同样的方式谴责资本主义劳动状况。因此，以资本主义国家劳动者改善的经济状况作为论据来反驳马克思主义，是不得要领的。

第二点，必须提出这样的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看来，资本主义国家劳动者享有的福利能否证明资本主义正当？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很可能甚至已被那些自称为“资本主义”的国家修改了。这些国家的资本主义性质比它们自认为的要少得多。资本主义存在于一群个人占有社会生产手段。私有产财产权则在于财产所有者可以自由处置他的财产。但这种自由哪怕在资本主义国家也已被严格地限制。当一个个人使用他所占有的社会生产手段时，即当他现实地生产时，政府要在他身上收取税收，而且税收日渐增加。况且，生产者没有制定劳动合同的完全的自由。他要服从于劳动立法，劳动立法是由社会创造的。在很多欧洲国家劳动立法是相当广泛的。最后，生产者必须要面对工会的强大力量。

这些事实意味著一种哲学不为很多人所接受可能是因为他们不喜欢它。为什么社会要征税和推行劳动法？有人可能会说，这是出于实践的理由。然而实践的理由并不能解释社会为什么有权征税和制定劳动法。当社会发明出劳动法时，社会也相应地在劳动法的司法领域内运行。资本主义国家的实践表明，他们已不把社会生产手段视为完全和绝对的个人财产。社会生产手段也是属于社会的。社会在这个领域的行为表明它将这种行为视为是该领域管辖内的。

财产意义发生变化。财产的观念失去了其绝对的意义。我们仍在使用上世纪很流行的同一个词；我们有保证个人所有权的法律条文。然而词语和法条都无法保证财产的现实意义保持不变。所有权不存在于绝对事物中，而存在于关系中。所有权是行动的社会自由。这种行动自由被严格地限制，因而所有权自身也受到限制。 由于社会也在行使所有权，因此它参与到所有权自身之中。涉及生产的每一个关于生产的政府手段都是对所有权的行使。无论我们喜欢“社会化”这个词与否，我们刚才描述的现象就是一种社会化。我们所使用的术语有时即可表明这一点。我们说国家的生产资料，说国家的人均生产总值，说国民总产出。这些用语所指代的内涵比个人所有权的总和要多。国家对待税务欺诈行为非常严格，其严格则表明了国家对它的那份所得的需求。这份收入依靠法律建立起来，但法律不会有这种需求，除非已经存在著相应的基本权利。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劳动状况本身是有问题的，它将会导致无产阶级的持续的贫困。人们有时认为马克思说的不对，资本主义国家的福利便可作为证据。马克思对此的回答是很明显的。他会说资本主义的后果并没在这些事实中反映出来；如果严格意义的资本主义在西方持续存在，就会是另一种情况了。

d)人的异化

马克思将资本主义劳动状况称为“异化”。这个词很值得我们去阐释一下，它经常出现在马克思主义著作中。

异化包含三个要素。首先，它蕴含著一种与人不相称的状况。第二，这种状况必然会有一种理论为之辩护，这种理论将这种不自然的状况粉饰为自然和显然的。第三，当人们试图打破这种不好的状况时，这种理论会成为一个障碍。这三个要素一同构成了异化。

社会的异化。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劳动状况正是异化。正如前文所述，它是与人不相称的状况。这种状况为错误的理论所辩护。事实上，对于十九世纪的经济学家来说，阶级间的斗争是在自然界所遵循的生存竞争的延续，而资本主义的优越性则在于适者生存。资本主义所有制表现为自然规律，而共产主义试图消灭资本主义劳动状况被视为对自然规律的侵犯。如此这一为资本主义辩护的理论成为对令人不满的状况进行改进的障碍。因此异化不仅包括对坏的状况的辩护，还包括为罪恶辩护的保守态度。

马克思认为，劳动是人类生活和历史的核心。劳动的异化必然相应地成为最基本的异化，并成为其他一切异化的原因。马克思将资本主义劳动状况描述为所有其他社会问题的原因。它将社会分裂为两个激烈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国家的堕落。国家的职能由于经济和社会的异化而堕落。国家应该是联合起来的人自身。当人们分成对立的两个集团时，国家将不会成为真正现实的统一体。它将会在观念的秩序中产生一个虚幻的统一体。国家成为一个人造的和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它自认为代表所有的公民，但它其实只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它宣称所有公民都是平等的，但它在维护著不平等。它认可自由的理念，却让奴役合法化。马克思想消灭这虚假的和观念的上层建筑。 因此国家必须废除，而如果我们在未来用到“国家”这个词时，应该仅仅指联合起来的人自身。

哲学的异化。异化的社会产生了异化的哲学。哲学也追求统一、和谐和秩序。但它无法在一个分化、不统一、不和谐和无序的社会中寻找到统一、和谐和秩序。哲学家因此在抽象观念的领域中飞翔。他们建立起巨大的哲学体系，正如康德和黑格尔所做的那样。在这个体系中我们能看到秩序和统一，但这秩序和统一与我们生活其中的现实世界没有关系。马克思要消除所有这些异化的哲学。他说他要通过实现哲学来消灭哲学。他的意思是他憎恶在抽象的天空中飞翔，他想用哲学在这个分裂的世界中实现统一与和谐。哲学必须在现实生活体现出来。它必须成为“实践的理性”。值得注意的是列宁和斯大林都写过相当数量的哲学著作。因而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确实是由哲学指导的。就这一点而言西方的政治确实很弱。 它没有一个能为其政治家所信任的思想体系来指导。

宗教的异化。最终的和最严重的异化是宗教。人在世界中并不幸福，因为他和他的自我实现相分离；他被剥夺了他自我。因此他梦想一个未来，一个天堂，在那里他会得到幸福。 他在尘世得不到公正，所以梦想有一个全能的上帝在另一个世界实现公正。宗教总是反动的，因为它将上帝看作是已有秩序的创造者和守护者。结果是宗教给罪恶的状况涂上神圣的色彩。它将罪恶转变成价值。它说穷人得到了祝福，因此它阻碍了贫困的消除。按照梅洛·庞蒂的观点，基督徒永远不会发动革命；他们至多在革命成功后对其表示赞同。

结论。这是马克思主义对十九世纪状况和人类异化的分析。这是一幅令人印象深刻的图画，具有统一的综合性的力量。马克思按照一个基本的理念表述了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经济学家们对马克思存在著严重的误解。这些经济学家将马克思的著作当做纯粹的经济学著作来阅读和批评。但其远不止于此。马克思确实分析了经济现象，他试图阅读当时所有经济学著作。但他用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式来写作，这种方式不同于一般经济学家所习惯的分析问题的方式。一般经济学家也许会有哲学背景，但它只是保持潜在。马克思则从一个哲学的视角出发，使用哲学视角分析经济现象。他认为这是研究经济学唯一正确的道路，因为生活的运动本身已经包含在经济中。经济生活不是一系列事件，而是人的自我实现的具体化。

6.马克思关于人类未来的观点

马克思不是一个梦想家，他没有描述未来的社会。 他分析了现存的资本主义社会并指出其缺点。他试图发现其行将灭亡的先兆并预言革命。他还指出谁将会引发革命，并阐述了共产党应扮演的角色。他指出在革命的时候要采取的一些措施。他很明白“这些措施在不同的国家里是不同的”，但他认为可以指出一些“最先进的国家几乎都可以采取的措施”。最后，马克思制定了社会主义社会必须实行的基本法则。但是他没有描述这种社会的具体结构。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处在与自身的矛盾之中，因为它发展出了社会生产手段的同时保持著对生产手段的私有权。生产手段的发展已经突破了私有财产权的模式。因此革命即将到来，而革命的目的是让经济生活和上层建筑适应新的生产手段。

经济危机。不断发生的经济危机预示了即将到来的革命。这些经济危机必然产生于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因为资本主义将社会化生产手段置于资本家的利润之下。按照他所说，利润其实就是少付给劳动的那部分，它代表了劳动的生产力和支付的工资之间的差额。因此资本主义制度有两个目标：提高劳动的生产力和降低劳动力成本。这两个目标越得到实现，利润将越高。但这样的目标必将导致危机。资本主义制度生产出越来越多可用商品，但由于降低工资，劳动者的购买力降低了。这样将会导致生产过剩，结果产生经济危机。 此外，资本主义主张实现资本家的绝对的自由。然而这种自由产生竞争，竞争导致利润减少。因此资本主义开始毁灭自己。利润减少时，资本家试图减少工资。无产阶级的压力加大，资本主义似乎无法维持其奴隶的生计。

我们已经讲述了资本主义社会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这些后果，但它之所以能够如此只是通过变得不那么资本主义了。 这些事实不能证明马克思的分析是错误的。他看到的是一个自由和无限制的资本主义，这种自由和无限制的资本主义很可能会朝著马克思预言的方向发展。十九世纪的资本主义意识到了其内在的危险，并做出改善。马克思不喜欢这种改良和修正，温和的社会主义是严格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大敌，因为它侵蚀了革命的基础。

无产者。马克思认为，要去发动革命的人已经出现，他就是无产者。 他们代表著未来，因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状态在他们身上已经被消灭。资本主义社会以私有财产为基础，而无产阶级没有私有财产。 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出的家庭生活，对于无产阶级而言是不可能的。 资本主义社会歌颂国家，这个国家是保护资本主义的；但这个国家对无产阶级没有意义，因为它保护他们的敌人。无产者没有真正的祖国。他们现在甚至就是未来的普遍的人，不过以一种潜在的方式如此。一切资产阶级生活的特定条件都在无产者身上被消灭了。当无产者将来获得支配权，新的普遍的个人的时代就会到来。

共产主义革命。只有当无产阶级意识到他们的状况和任务的时候，革命才能实现。共产党人必须唤起他们的意识，因为共产党无非是认识到自身的无产阶级。因此未来掌握在共产党人的手中。

为什么马克思主义认为他们的革命是最后的和决定性的呢？我们已经提到有相反的“不断革命”的假说。它认为，因为生产手段的发展是所有革命的原因，而它的发展永远不会停止，所以当然总会有新的革命出现，甚至在共产主义社会来到之后也会如此。马克思主义和其他体系一样也会被取代。马克思的观点是，共产主义革命有一个全新的特征。过去的革命必然意味著一个新的统治阶级的出现，他们占有了新的生产手段。而现实的生产手段已经超越了任何特定阶级，他们只能被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拥有。在这里马克思仍然坚持了他的思路，将他的结论基于历史的核心、即生产方式的发展之上。当生产手段控制在社会手中时，将不会存在一个统治阶级，也就没有人会被推翻。人们自身将会成为统治者，无阶级社会将会实现。因为人们不会遭到压制，所以难以想象会有新的革命再产生。

新社会的基本法则。社会主义的基本法则可以从这样一条已阐释的前提推出来：社会化生产手段必须由社会自身占有，即由全体人占有。每个劳动者都服务社会，他因此也服务自己，因为社会无非就是联合起来的人自身。买卖劳动将被废止，因为任何人占有社会的生产手段都是不允许的。因而没有人能占用他人的劳动。马克思主义社会的这条基本法消除了对人的奴役。由于人不外是他通过劳动的自我表现，所以当他的劳动被占用时他就是奴隶。马克思想把人们从这种奴役状态下解放出来。

推论。关于这一点存在著一些误解。废除财产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目的。首先，马克思主义并不想将所有形式的财产都废除，它允许人们拥有那些完全为个人使用的财产。它只反对私人占有社会的生产手段，并以个人自由的名义来反对。据此，如果有人通过为私有财产辩护来攻击马克思主义，那么他的论证则建立在错误的理解上。

马克思主义认为它消除了人的基本异化即经济的异化。从而其他的异化也消除了。人类社会不再分裂，因为阶级已经消失。在这里我们同样须避免一种可能的误解。马克思主义从来没有维护一种所有人的绝对平等。马克思很明白，在一个建立于劳动基础上的社会中，这种绝对的平等是不可能实现的。所有的人都有不同的天赋，因此他们在劳动的共同体中适合不同的位置；不同的天赋须得到不同的回报。现今苏联存在的不平等往往被用来论证马克思主义偏离了自身的原则。这是不正确的，因为马克思从来没有坚持这种所有人的绝对的、数学的平等。在马克思主义社会每个人都纳入一个同样的劳动秩序，所以不存在阶级，但在这个劳动秩序中存在著不同的水平。

当社会不再分裂，国家也就失去必要，它将等同于联合起来的人自己。结果是政治也将消失。

异化的哲学被消灭，因为现实的哲学将成为“实践的理性”。哲学将不再于一个抽象的王国中寻找统一和秩序，而是贡献于现实的人的联合体。

当人类在尘世实现幸福，他们将不会在一个想象的世界中梦想幸福，宗教将会消亡。所有的异化都属于过去，人将得到幸福。他将在度过一个漫长、黑暗的异化时期后成为他自己。人类的史前时期将终结，真实的历史将由此开始。

7. 批判反思

无疑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强大的和连贯的哲学。它对人性有一个集中的观点。人是通过劳动实现自己的存在。劳动是人类生活的绝对中心和历史核心。

马克思主义的劳动哲学断言人和世俗相联系，同时又与之相对立。人和世俗相联系，因为他通过在世俗中劳动来实现自己。马克思否认任何超越世俗的人的自我实现。人又和世俗相对立，因为劳动自身包含著和物质的辩证关系。正如只有在两个个体之间才有可能实现对话一样，劳动以人将自己从作为其劳动场所的世俗区分开来为前提。因此马克思主义不可避免要遇到人的起源问题。人将自己和世俗相对立、并通过这种对立实现自己，那么他是如何由物质产生的呢？马克思主义试图回答这个问题时，走向了唯物主义的形而上学。物质自身发展并产生了人类。人是物质发展的最终结果。

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不应从其形而上学开始。然而我们不应认为马克思的劳动哲学是从这样一种唯物主义的形而上学推演出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首先是关于人类存在的观点，他的唯物主义的形而上学是其哲学人类学的一种逻辑延伸。我们可以说，也许该唯物主义的形而上学被马克思的哲学设为前提。马克思热切地吸纳了他的朋友恩格斯的唯物主义观。但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哲学总有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即很难将其核心的直觉和唯物主义的形而上学结合起来。 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的直觉意味著人与世俗相联系的同时也与世俗相对立。人和世界的这种辩证关系属于劳动的本性。如果人仅仅是物质发展的结果，那么人又怎能真的和世俗相对立呢？承认唯物主义的形而上学似乎就要否认人和世俗的对立，并因此否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特征。

如果我们由于马克思主义表现为一种唯物主义的形而上学便攻击马克思主义，那么我们：首先，就没有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开始展开讨论；其次，我们的讨论从一开始就存在对马克思的错误理解。也许正统马克思主义确实将一种唯物主义的形而上学作为其哲学的出发点。但这种正统学说对于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最本质的方面，即它的辩证性，总是存在著困难。这里我们发现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难于逾越的含糊性。马克思主义表现为一种唯物主义的形而上学，但它存在著一些不能被纳入这样一种形而上学的元素。也许马克思主义可以从其唯物主义的形而上学里抽象出来，而仍然保持它的几乎所有的重要观点。因此从这一含糊性出发去展开讨论是没什么用的。

马克思基础论点的含糊性。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讨论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发点为出发点。如果一个人接受了马克思的出发点并以和马克思相同的方式理解它，就很难不得出和他相同的结论。马克思哲学的基本原理不难发现，因为马克思本人曾指出过这一点。他说，“人们以社会的方式生产出他们自己的生活”。这一过程指的是生产关系，它决定了整个上层建筑。马克思自己曾说这是他的一个基本发现，它指导了他后来的研究。

我们来查看一下马克思的这个基础论点。 他的起点似乎很清晰，但对深思的哲学家而言却不是如此。“人生产他自己的生活”（“Produktion ihres Lebens”）和“人发展出生产手段”（“Entwicklung der Produktivkräfte”）这两句话可以作出两种不同的理解。首先，我们可以把人的自我生产和生产手段的发展理解为物质和自然的过程。人生产出生产手段及其自己的生活，如同树长出果子。整个过程将是一个必然的过程，它无非就是自然发展过程的延伸。第二，我们可以将人的自我生产和生产手段的发展理解为真正的人类活动，它按照人的理性而发生。这样一来人们发展生产手段就和作家写书一样，拥有一定程度的知觉和自由。

我们应按照哪一种意思来理解马克思的陈述？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人的活动，作为人类历史的核心，是物质的和必然的过程，还是现实的人类的活动？马克思必须要在这两种可能性中选择一个。选择的结果有很重要的意义。

如果马克思将人的自我生产和生产手段的发展理解为物质的和必然的过程，他将能轻易地为他的唯物主义形而上学的倾向提供辩护，但他的哲学将不能阐释关于人类生活的任何东西。如果历史的核心仅仅是物质的和必然的，如果这一核心决定了一切，那么整个历史和整个人类活动必然有同样的特性。马克思区分了人的“物质存在”和“意识的形式”，并认为“意识的形式”由“人的物质存在”决定。因此我们的问题将紧扣马克思的用语“人的物质存在”的意义。如果这“物质存在”无非就是自然的一部分或延伸，那就无法理解它如何产生“意识的形式”，如何产生法律和社会结构，如何产生出人的精神生活。如果历史的核心包含在自然中，那人的整个生活也都要包含在自然之中。因此如果在这个意义上理解马克思哲学的起点，那么它就不能解释任何人的现象。

马克思在他的著作的一些地方暗示了他按照第二个意义上即完全意义上的人类活动来理解他的哲学的起点。 在这一意义上“人的自我生产”和“生产手段的发展”则完全是人的活动了。但这样一来马克思的哲学起点便一点也不简单明了。它蕴含著某种意识和自由。它包含人类精神的创造力。它包含著人的所有本质特征。

马克思必须选择：他的起点要么是低于人类的物质，要么是人类。如果是低于人类的物质，那么它将不能解释人类的现象；如果是人类，那么它蕴含著人的本质属性，结果是也没对人的本质属性作出解释。

如果我们认识到这一基本困难，那么马克思的很多用语对我们而言听起来会很奇怪。例如他说，历史用它的脚前进，而不是它的头。“历史的头”指意识的形式，“脚”指人的物质存在。如果人的物质存在已经是真正的人，马克思就不能如他所做的那样将“头”和“脚”对立起来。必须指出的是，如果我们使用马克思的比喻，那么“头”是体现在“脚”里面的。“头”不是“脚”的一部分，而是呈现在整个“身体”中。

马克思哲学起点的含糊性也在他试图阐明这一点所作出的对比中表现得很明显。马克思在总结他的哲学时说：“如果我们要判断一个人，我们的判断不能基于他认为自己是什么。”马克思区分了一个人是什么与一个人认为自己是什么。没有什么能保证二者是相同的，因此如果我们想要了解这个人，我们必须试图把握住他的现实存在，而不是关注他认为自己是什么。马克思的解释很不明确。他声称要区分个体的存在和他的思想。然而事实上，他区分的是个人的存在和他的反思性思想。一个人思考自己是什么，这是一种特殊的思维方式，即反思性思想。思想一般来说并不和人的存在相对立。相反，它属于一个人的存在。这一例子表明个人的反思性自我意识不是他的现实存在的标准。因此结论只能是，人的反思的自我意识在一段周期内并不总是反映现实发展状况。但关于现实状况，前反思的思想、人的自由和人的决心起著必要的作用。马克思的对比并不能证明人的存在要区别于他的“精神生活”。

因此我们必然得出，人的现实的存在，历史的核心，经济基础，这些已经是人类现象，因而蕴含著人的所有本质特征。它并没有阐释所有人类现象，因为它已预设了它们。

关于马克思所谓的人类历史核心，我们指出两种可能的解释：它可以理解为纯粹的自然过程，也可以理解为完全的人类现象。马克思哲学在这两条可能的解释之间不停地摆动。当马克思描述生产手段的发展时，他将其作为人类现象来描述，并且预设人类思想和自由在其中发挥著功能。当他建立哲学体系时，他试图从生产手段的发展中推演出人类现象，并且他似乎忘记了人类现象已经预设在他的推演的开端。这是马克思哲学最薄弱的环节，这一弱点危害了他的整个体系。让我们来查看一下这一马克思哲学基础性的含糊性带来的后果。

这一含糊性的后果。首先，马克思怀有的信念即他使研究历史的严格的科学方法成为可能，将化为泡影。马克思将他的设想建立在这样的信念上，即他发现了能够解释人类历史的所有其他方面的秘密。这一点的实现需要满足两个条件：历史的核心必须能接受严格的科学分析；从这一核心思想中必须有可能推断出历史的所有其他方面。然而这两点都没有实现。由于历史的核心即生产手段的发展预设了人的所有本质特征，所以它并不是一个简单和单一的、可以根据严格的科学方法建立起来的实体。其次，人类历史的其他方面，诸如思想的发展，社会关系，伦理观，这些不能从这个核心里推出来，因为它们已经被预设在其中了。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病的分析也同样被这含糊性所削弱。马克思认为，从经济的异化出发，他可以解释所有人类的问题。他认为，这一经济异化导致了社会、政治、哲学和宗教的异化。如果我们认识到经济异化本身包含著一种错的思想观点、错误的人生观、错误的伦理观，我们将会发现坚持这种图式的阐释是多么不可能。人的经济自我实现本身就是人的意识和自由实存的自我实现。有时马克思自己也暗示这一点。按他的观点，错误的经济发展开始于“原始积累”。这一经济生活的“原罪”指的是少数人占用了社会的生产手段。而这一占用来源于利己主义。再者，马克思认为革命必然会发生，因为特权阶级拒绝放弃有利的地位，这一地位已经因经济的发展而过时了。他们的拒绝也是由于利己主义观。这一罪恶的真实的根源不是在经济环境中、而必须在思想态度中寻找，这一思想态度产生了诸多错误的经济状况。

从这一批判中可以明白看出马克思主义为人类许诺了一些不能实现的东西。马克思认为经济异化是所有罪恶的根源。经济异化被消除，所有其他人类的弊病都会消除。因此马克思许诺给人类完全的幸福。然而经济上的弊病本身有著更深刻的根源，即人的错误的伦理态度。无法保证罪恶的这一更深刻的根源不会侵蚀马克思主义的社会。

马克思主义宣称发现了人类历史的绝对的核心，发现了罪恶的根源，发现了根治人类弊病的方法。但它将历史运动的具体体现和历史运动本身相混淆了。它将人的错误的态度的结果和错误的态度本身等同起来。它治疗了人类疾病的一个症状，但它声称消除了疾病本身。

人是这样一种存在，他总是要超越自身。他建立了一个客观的秩序，却从不局限在其中。他通过一种可以观察的生活方式表达自己，但同时又作为它们的创造者而超越它们。人总是先于他自己。正如萨特所说，人是其所不是，而又不是其所是。马克思主义试图将人的超越性的存在与人自己建立的客观秩序等同看待。因此马克思主义试图将人们放进一个必然会产生集权和压抑的体制内。人超越一切可能的体制，因而一个试图要捕获他的体制必然会压抑他的真正的人性。

劳动的重要性。前文所展现的批判抨击了马克思主义所有重要的命题，但这不意味著马克思主义没有价值了。马克思的哲学说明了人类实存的运动、人的伦理态度、人的自我实现体现于经济基础、劳动世界中。但这种体现不是绝对的，也不是唯一的方式。但是，它当然是最重要的。研究马克思主义使我们确信劳动世界对于人类生活的总体结构具有重要意义。

马克思主义能给经济基础、经济生活、生产性劳动、物质生产手段的发展赋予绝对的统治地位，因为它们已经统治了西方的实际生活。按照亚当·斯密的观点，生产性劳动是国家的真正的财富源泉。他主张尽可能多的个人参与到生产性劳动中去。如果“非生产性人手”的数字太大，这个国家的福利将会处于危险中。生产的增加几乎已经成为绝对的理想。对人的需要也被刺激起来，甚至是以一种人为的方式。现代广告业是主要的消费刺激物。这种刺激是为增加生产的基本目的服务的。

现代生产性劳动的真正目标(Real Aim)和现实目的(Actual Purpose)。为什么我们要刺激物质商品的生产到如此程度？很明显生产性劳动的真正目标是满足人们的需求。然而生产性劳动的真正目标不等于激励人们去提高生产的现实目的。现实目的体现在一个流行的话语中，即“挣钱”。马克思主义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对利润的动机高于一切，这并不错。“企业的目标是获得利润”几乎已经成为基本规律了。

生产性劳动的真正目标和现实目的已经不再一致了。这种偏差——我们可以把生产的现实目的从其自然目标发生的转变称呼为“偏差”——的最终结果就是生产性劳动成为主人，而不再是仆人。生产性劳动把自己标榜为仆人，但却试图成为主人。我们将国家产出的增长认作绝对的目标。

马克思主义可以提出这样的命题，即劳动产生人类生活，生产性劳动决定整个人类生活；因为事实上生产性劳动在现代生活中占据优势。马克思主义说，如果我们纠正了我们的经济生活，那么人类生活的一切痛苦就会消除。他之所以能这么说，因为现代人让这一观点成为可能。我们诱发了马克思主义，因为是我们让经济生活占据优势。

国家资本主义。马克思并主义没真正地走出资本主义秩序。它消灭了个人的资本主义，但又建立起一个更极端的国家资本主义，这种资本主义非常有效率，苏联采用这种体制在四十年内建成一个一流经济强国。它的发展不难理解。掌握在强大集团手中的资本的集中以及它对生产性劳动的投资使一些西方国家诞生了一系列工业革命。苏联也促发了这一进程，唯一不同的地方是不同的强大集团被一个全能的国家取代。因此就不奇怪，这一伴随著生产性劳动绝对集中的总的资本集中是那么有效率。

共产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的极端形式。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对个人和社会的关系有著不同的看法，但它们都同意经济生活在人类实存的总的结构中占据优势。在这一点，共产主义是资本主义态度的最激进的代表。苏联的国家资本主义可以称为资本主义的最极端形式。在苏联确实已不存在一个个人为另一个个人的利益服务的现象，但所有的个人都要服务于全能的国家的利益。这样一来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拥有共同的意识形态。它们是同一个人生观的两个不同版本。

因此很明显，我们不能通过为资本主义辩护来战胜共产主义。我们对共产主义的批判反对的是共产主义的这样一个命题：经济基础，经济生活，是人类实存的绝对核心。在这一点上马克思系统阐述了一个在资本主义实践中已经占据优势的观点。经济生活的优越性在资本主义社会是实践，在共产主义社会是绝对原则，在这里存在著差别。但这一差别是本质性的吗？

我们面临一个极其严肃的问题：生产性劳动在整个人类生活中占据什么地位？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生产性劳动是人类生活的绝对核心；而这一观点是资本主义的态度的理论阐释。人被禁锢在一个生产的体系中。人们无论在他的活动中还是在他的思想观念中都不能超越经济体系。人被置于劳动秩序中。然而如果我们拒绝接受这种哲学，我们必然拒绝接受它的一切形式。经济生活的优越性以及其他一切价值对经济生活的依附是我们这个时代威胁性的罪恶。共产主义是这一情况的极端形式。劳动必须融入人类生活，人类生活不能为劳动而牺牲自己。

工联主义是我们时代的趋势

工联主义是我们这个时代一种保守性的运动，它是对革命的反动。不知不觉地，它已经使自身回到了绝大多数的政治学和经济学思想，正是这些思想在最近两个世纪期间滋养了西欧和美国。实际上，尽管没有在文字上表达，它却否认了来源于法国大革命和英国自由主义的传统。它同样也是一种对马克思主义的彻底批判。尽管工会专注于由工人与工作之间的关系而引发的复杂矛盾，但是这种专注似乎并没有涉及远大的计划，所以这一对我们时代意义深远的挑战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人们忽视了。然而，通过杂乱地修补一些小事物——工时、工资、车间环境和工作安全——工会正在以一种不同的路径重建我们的工业社会，这一路径曾被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的哲学家、经济学家和社会革命家所想象。

一直以来人们对工联主义重要性的认识是模糊不清的，直到最近公众才要求关注这些具有较小历史意义的工会运动。共产主义运动、法西斯主义运动和纳粹运动的爆发都是社会断层引发的现象，社会断层也同样会引发工会运动。这些民众动乱还是人为引进的，因为它们依赖于正式的意识形态，并且随著意识形态的不断更新这些动乱也会有所减轻。它们对教义的依赖揭示了它们内在的虚弱，而它们的虚弱被它们的意愿证实了，它们的意愿是使用暴力把它们的意识形态所要求的计划强加于社会之上。该计划假想存在一种能力可以把人的思想固定和冻结在一些预想的模型中，可这种假想是与现实经验截然相反的。全世界人民无终止的思想流动不能被约束在一件意识形态的紧身衣中，那些使用暴力强迫人民思想禁锢的人几乎都给自己挖掘了坟墓，正如他们经常做的那样。

与这些自觉的和以救世主自居的政治运动相反，工会则包括了一群关心自身工作的人。工人的联合已经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总体而言，这种联合往往都是无计划的、对短期需要很敏感的、不受约束的、目标不太清晰的，因而也没有表达出一般性的理念和意识形态。一般性理念的缺少和任何一种“意识形态”的缺乏阻止了工会运动过分炫耀地表达它的声音，也允许了混淆是非的政治团体把工会运动看作是某些没有重要意义的事情。但是，一般性理念的极度缺乏却使工会变强了，使它能专注于一些眼前的目的，而不把精力浪费在对乌托邦的无效追求之中。尽管遭受过许多次失败，工会运动仍然能够一代接一代地传承下去，逐渐地使自身适应于一个不断变化的工业环境。工会运动能够做到这一点，它不仅不会挑战当时的政治和道德思想潮流，而且还会逐步形成自己的新制度、习惯和忠诚。它一直在共同体中聚集力量直到它突然使人们醒悟：一种新的力量——不是一种观念却是一种新的力量——已经产生了。这种力量正在改变我们经济的结构，并且重新分配我们这个社会的权力。

工联主义的重点在于在不同职业或产业中的人们的联合，在于运动。工联主义不是什么静态的东西，称这一深刻的社会趋势为“一个将要被解决的问题”是我们基于乐观主义而做出的奇怪评论。工会运动不是一个问题。因为它会生产不可预知的后果，所以它是一个引发无数的冲突的过程。因为它影响了现代社会的每一个方面，所以它的影响到处都被人们感觉到了。工会运动——运动——是不可终止的。没有什么现代的政治智慧和技巧能够使这个不断变化的状态停止下来，甚至给予它一个永久的方向。工会运动不是一个可以解决的“问题”，正如“中产阶级”的崛起也不是一个能被封建社会解决的“问题”。当我们回顾充满冲突的那几个世纪，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较为古老的社会根本不可能阻止新的社会理想成为现实，这几个世纪记录了从封建国家向工商业国家的转型的过程，这个过程是缓慢的、时常会发生暴力。终于，中产阶级拥有了一部属于它自己的特殊法律，并且建构出了一个特殊机构，即一座把它自身的特点合为一体的城镇。把中产阶级的崛起与工会运动作比较的目的是要铭记上述变化不是一个计划、一种哲学、甚至一种理论的结果，这一点十分重要。正在崛起的商人没有革命性的目标。“他们仅仅要求社会为他们建造一个与他们正在追求的生活方式相适应的地方。”

批发商和贸易商向同时代的封建制度提出的要求是，允许他们按照商业活动的要求来去自由。他们想要一部他们自己的法律，他们怂恿官员“废除”与他们作为一个特许城镇的市民的生活方式“极不相容的抗议”。显然，中世纪的社会面临著一个难以处理的“问题”，但是真正的问题是如何尽量不使用暴力来满足新兴社会阶层的要求。同样，这个问题也困扰著工会运动。当工厂把工人们结合成有凝聚力的共同体时，工人们就会要求工厂对管理他们日常劳动的纪律做出少许的改变。

工人们想要获得如下权利：⑴ 组织权；⑵ 集体谈判权；⑶ 不让非会员进入薪水名单；⑷ 参与工资和劳动环境的修订；⑸ 根据他们的意志自由地会面；⑹ 界定对他们工作的管辖权。

正如正在崛起的把新的规则强加于中世纪社会之上的城镇，工会也正在强制推行在法律、实践和习俗方面的基本变化，这些法律、实践和习俗把现代社会结合成一个利益共同体。这些工会规则的执行已经极大地改变了我们这个社会的特征，以至于它的影响与中产阶级的崛起不相上下。而中产阶级的成长又比法国大革命、英国的改革法案、1848年的中欧革命和成千上百次宗教改革时代以降至今的其他政治剧变更有影响力。从这个意义上说，俄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和德国的纳粹动乱几乎是在一个宏大历史趋势中的小事件，它们只是这一历史趋势的无意识表现。

现今，这一宏大的历史趋势又在新的“社会”中被反映出来，新社会是由磨坊、矿井和工厂当中的工人们组成的，对于这些工人来说，工会已经被证明是一种“自然的”载体，正如对于正在崛起的批发商和贸易商来说，城镇也被证明是一种合适的载体。

在从简单的社会向由工厂和城市组成的复杂的经济社会的转型中，工会运动的所有成果只能通过观察它在工人们的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来评价。工业革命摧毁了支撑一个古老生活方式的固定支柱，并把无助的工人们抛向一个陌生的和充满困难的世界，致使他们茫然失措。过去在一个小村庄的熟人关系中被抚养长大的农民，现在发现自己在一个充满陌生人的城市中很孤独、很迷惑，并对一种共同的规则漠不关心。在过去那个小村庄，传统的价值观规定和安排了从摇篮到坟墓的每一个行为，每一个人都在一个众所周知的戏剧中扮演一个角色。这个在农村、庄园或行会中把不同年龄的人们的生活方式整合起来的象征性共同体现在已经消失了。

这正是工业体系的巨大道德悲剧。工业体系破坏了一个象征性和有意义的世界，因为这个世界赋予每一个个体生命一个伦理特征。个体工人现在已经找不到他能称得上的熟悉的地方，他丧失了他“自然”归属的社会，他丢弃了他应该赖以维系生活的价值观。使生活变得令人满意的最初含义已经消失了。工人经济的不安全不过是一个更大困惑的组成部分。工厂、城镇、城市的快速兴起已经产生了一个全新的世界。

1790年美国仅有两个大城市即纽约和费城，每个城市大约有三万人。最初独立的十三个州中有八个州没有一座居民超过八千人的城市，在全国范围内，除了纽约和费城外，只有三个城市被人们认为是很重要的——波士顿、巴尔的摩和查尔斯顿——而在这三个城市中每个城市只有不到一万五千人的居民。百分之九十六的美国人都居住在小乡村、城镇和开阔的地域。

当然，今天这个景象已经是今非昔比了。以1940年的人口普查为依据，92个城市容纳了三千二百万居民。还在一百五十年前，美国和世界其它地区的绝大多数的人都居住在农村区域并且自给自足地生活。城市是小型的，市场大多是狭小的；家庭依靠直接和即时的生产满足了他们对生活必需品的大部分需要。可能只有不到百分之十的通过劳动养活自己的人是依靠货币工资来维持他们全部的实际收入的。在近一百五十年期间，工业革命已经剥夺了西欧和美国大多数人的自足状态，并把他们从农村和乡村驱赶到更大的城镇和城市。与此同时，工业革命使他们依赖于货币工资，货币工资并不是作为他们自己生产的物品的补充，而是作为他们全部收入的来源。这一深刻的变化也体现在人与同伴关系的性质之中，城市居民的形象和领工资的工人形象刻画了人与同伴关系的新特征，这些形象不仅包括那些从事手工作业的工人，而且也包括在艺术业、工艺业和专门职业中的工人。

前文所述的城市化现象就它的速度和广度而言都是罕见的。今天的美国，在六千万的工作人口之中，大约有一千二百万人是为他们自己工作的。我们美国已经变成了一个名符其实的雇员国。为了谋取生计我们不得不依赖其他人，我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已经变得彻底依赖工资了。如果他们失去了他们的工作，那么他们就会失去任何一种资源，除了由各种形式的社会保障提供的救济以外。劳苦大众们为了获得他们全部的收入而对少数人产生依赖，这个现象是世界上的新事物。可见，对于我们这代人而言，生活的本质操控在另一个人的手中。

对工作的依赖已经成为一个累积的过程，并且正以不断增长的速度和强度持续扩张。在最近两代人中，城市化的趋势已经变得非常明显。1870年，在美国有百分之五十三的为生存而工作的人都从事于农业活动。而时至今日，只有百分之十三的人从事农民或农场工人的工作。这一意料之外、不可预知的转型已经改变了人们所熟知的社会的本质。城市已经使大家庭解体，而大家庭却屏障和保护了从摇篮走向坟墓的个人，为他的需要服务，并与他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悲伤。在城市社区中，家庭只是一个虚弱的和不稳定的权宜之地，因为人们所熟知的大家庭是一个根基非常牢固和稳定的组织。

工会的角色必须在上述的城市化背景下得到验证。在人的方面，工会运动把个体工人引回到他的“社会”，给他一个团体，给他一种他能理解的剧本，给他一种再次获得意义的生活，使他与别人一起分享一种价值体系。在制度方面，工会运动是一种改变我们时代趋势的无意识的努力，围绕著一种在一起工作的人们总是可以达到的有凝聚力的认同感，工会运动把分散的力量重新组织起来。

这就是为什么工会运动批判法国大革命所宣扬的个体主义和英国功利主义哲学家所宣扬的自由主义的原因。它依靠了团体的力量，依靠了由矿井、磨坊和工厂构造的有组织的“社会”。工联主义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因为它的目标是道德的而不是经济的。它是一个社会的和伦理的体系，而不仅仅是一个经济的体系。它关注的是一个整体的人，它的目标是“美好的生活”。工联主义所暗示的价值观是较为古老的时代的价值观，在时间上先发于刺耳的现代政治口号。它是一种不知不觉的努力，回归了来自于过去的价值观：安全、正义、自由、信任。正是在这些清晰的和内在的价值观中，人找回了他的人性尊严。

工联主义是反对革命的，因为它企图通过具体地和仔细地执行这些价值观从而把它们植入我们的工业社会，而不是通过对一种一般性理论或一种意识形态做出任何的承诺，更不是通过对一种方向感做出承诺。但是，这些成千上百的小行动、小程序、小权利和小特权的总和就构成了对我们整个工业体系的重构，这种重构的线路与工业体系开始发育时所遵循的线路是不同的，并且与社会革命者想强加给工业体系的宏大计划正好相反。工会运动是保守的和反对革命的，因而它也是具有创造性的。工会的重构计划是一步一步扩展的，在这个过程中工会逐步创造了一系列的新制度，这些新制度管理著所有的人并且日益统治人们所生存的世界。想要了解工会运动的人必须回过头去看，看它从何处而来。未来的方向将在这种制度模式中被人们认清，因为它立足于先前已经建立的规则、惯例和义务之上。

最为重要的一点是工会关注细节，因为这是沟通存在于劳动与自由、安全之间的鸿沟的一种尝试。这条鸿沟已经成为城市工业社会的主要特征之一。工会目前面临著一个问题：日常工作如何能与美好的生活相连接？日常工作过去曾经是与美好的生活相连接的，但是今天机器却把工作和生活分为两个截然对立的事物。如果一个人不能再一次使自由、安全和劳动统一起来，那么这个人肯定会破坏机器。当然，我们的工业文明也不能幸免于国家计划、社会主义的控制、共产主义的官僚或法西斯主义的道德曲解，因为它们也都假定劳动和自由是存在不一致的。

我们面临的许多困难都来源于生活与劳动之间的分离，这种分离被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含蓄地认可了，同时这种分离也解释了两者失败的原因，两者都企图创造一个令我们这个时代满意的理论。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都假设美好的社会能建立在经济动机的基础之上。经济学家的自由竞争和共产主义者的无阶级社会都含有这个假设。他们都被束缚在货币经济体的无尽慈善行为之中。但是，工业社会的祸根恰恰就在于把获得货币收入与生活本身的目的相衔接。一个不断扩大的货币经济体增加了我们这个社会的复杂性，使生活的目的标准化，增加了所有人的不满，把社会导向了一切以货币来衡量的平等主义目标，并且使每个人都处于不安全的状态。

如果拥有金钱是我们一切努力的目标，那么缺乏金钱就是彻底的失败，因为没有金钱我们将一无所有，甚至连最起码的生存能力都没有。工业主义的道德缺陷就在于用一份“丰厚的工资”取代了一个美好的生活。

工会介入了在美好的生活与为工资而工作之间的破裂，导致这一破裂的原因是较为古老的内聚性社会的毁坏，以及人蜕化为孤立的个体，作为一只“手”被租用和被现金支付。工会对工人和雇主之间复杂关系的专注使它免于做出对任何一种一般公式的承诺，并且也使得经济学家、自由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否认它的内在重要性成为可能。如果说经济学家和自由主义者认为工会将会给一种可能的竞争性和谐带来障碍，那么马克思主义者则相信除非他们能保证对工会运动的控制，否则它将会是革命道路上的一个障碍，而这种革命将通过消灭所有邪恶的来源创造出地球上的天堂。早期的经济学家想要终止工会运动；马克思主义者试图控制工会运动为他们自己的目的服务。这两类人都没有实现自己的愿望。因为工会运动满足了生活在一个熟人社会中的人们获得道德身份的要求，所以它幸存下来了。

较为古老的模式与共同体的崩溃

较为古老的模式

工会运动是一场针对工业社会原子化的不自觉的反抗运动。它意味著在这个世界上从事劳动的人，不管是有技能的还是无技能的，都想返回到一种较为古老的和社会意义上“正常的”生活方式。如果历史的记录是有意义的，那么在从事共同职业的劳动者当中产生一种认同感就会是“自然而然的”和不可避免的。彼此认同的人们在他们的日常工作中形成了一种社会领域的角色感，这种角色感是属于他们自己的，并且不会与其他人分享。否则，我们如何能解释商人、工匠和手工艺人的行会在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呢？行会在中国至少已有一千年的历史了；在印度，据我们所知它们在公元前600年就已出现；它们还出现在古代的日本，广泛地分布并长期地延续在伊斯兰世界，它们也在希腊出现，在罗马存在了几个世纪，并在中世纪及以后的时期内存在于欧洲。

尽管存在许多不同的形式，行会却满足了相同的需要，并且成为一个在世界许多地区被人们公认的城镇和城市生活的角色。人们赋予它们的名称暗示著它们在欧洲社会中的角色。行会这个术语被人们多样化地理解，例如：“拉丁文中的办公室或部门，法语中的专业或行会，意大利语中的艺术，荷兰语中的工艺或工程，德语中的办公室、酒店、行会或工艺，英语中的工艺或行会。”这些行会持续了几个世纪，迟至十八世纪末期才被人们发现，并且在一些地方持续到了十九世纪的前期。罗马的行会可以追溯它们的起源到罗马的第二个传说中的国王努马。金匠、铜匠、建筑工、矿工、皮鞋匠、医生、裁缝、油漆工、搬运工、皮革工、制革工和其他人都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尽管不稳定但却团结的生活。马可·奥勒留（罗马皇帝——译者注）给予他们接受遗产的权利并承认他们为“合法的人”。后来的皇帝，特别是亚历山大·西弗勒斯，有意把所有的贸易都纳入行会之中。最后，行会变成了政府控制的工具并且被用来服务于征税的目的。

在一些商业贸易中没有人能够避免成为行会中的一个成员。他不能离开行会，在以后的若干年如果他是一个逃亡者，那他一定会被行会的力量带回来。行会的成员被认为是“兄弟和姐妹”，而行会组织则是自治的。当行会被国家所利用时，它们会产生一个介于它们之上的行政长官。这些罗马的行会有它们自己特殊的会议地点和它们自己的俱乐部会所，它们在它们会员的生活中扮演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2在罗马时代，行会的分布是广泛的，我们甚至知道在有些小城镇中，例如埃及的奥斯莱卡，那里的铜匠、面包师、养蜂人和蜂蜜与石油的销售商都被组织起来了。

如果中世纪行会的起源是模糊不清的，那么一般我们会认为行会存在并活跃于十一世纪的晚期。我们有记录显示，美因茨织工行会存在于1099年，沃尔姆斯鱼商行会存在于1106年，维尔茨堡皮鞋匠行会存在于1128年，而科隆床单织工行会则存在于1149年。行会甚至出现在一些非常小的地方，比如1162年它出现在蓬图瓦斯，1164年它又出现在哈根瑙，1164年以前它还出现在霍克芬得和斯文德瑞特哲。也有记录显示，在英国，手工业行会在亨利一世（1100-1135年）的统治下在牛津、亨廷顿、伦敦、林肯和其它城镇中十分活跃。

这些行会似乎经常携带了与自身相同的特质，包括团体的责任、专业的差别和社会和宗教的识别，使它们彼此之间能够区分开来。有时候这些团体是小规模的，以至于在1640年的伊斯坦布尔竟然存有一千一百个行会。但是，不管是规模大的还是规模小的，这些团体都有一些自治权、差别以及可识别的个性。在英国，在爱德华三世（1327-1377年）的统治下，行会已经成为自治市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并在制造业和商业的管理中起到重要作用，以至于一部已制定的法律记载著“……技工和从事手工业的人们应该在下一个圣烛节之前选择他自己的行会，并且一旦选择了自己的行会从此以后他就不应该再利用其它行会。”3

因此，行会的成员资格就表现出一个法律上的特征，每一个人只属于某一个行会，并且只能是这一个行会中的一名成员，“从此以后他不应该再利用其它行会”。从法律的角度看，行会的立场随著时间和地点的变化而变化，但是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它们有共同的立场，它们的决定被认为是法律的一部分，或者说至少法官会考虑它们的决定。它们拥有财产并且有权利支配成员去世后没有留下遗嘱的财产。它们解决成员之间发生的争执，处理工时、工资、质量、学徒身份的问题和批准进入行会的许可，并且要管理许多事情，这些事情对于任何受制于不断变化的市场的行业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因此，1418年布里斯托尔的理发师请求自治市赋予他们选举两个“看守人”的权利，这两个人将在市长面前宣誓就职。他们两人将负责理发师的权利不被其它行会的成员所侵犯。理发师们还要求那些未来从事这一行业的人必须经历一个七年的学徒期。他们说，他们希望上述这些规则和其它的规则能够保护他们的行业免遭毁坏。4在某些例子中，成员资格已经变成世袭的了，以至于同一个家庭的子孙继续从事他们父辈的行业。

欧洲中世纪行会的政治雄心早在十三世纪的前半期就在一些城镇中出现了。它们想获得自我管理的权利、会面和商议它们自己的问题的权利、拥有钟和图章的权利和分享地方政府的权利。当然，反对这些要求的声音也在1189年的鲁昂、1255年的迪昂、1290年的布鲁塞尔以及其它地方同时出现。禁止行会的努力没有阻止行会朝向政治参与的方向发展，并且我们发现它们在西欧的许多城镇中都获得了席位和权力。

由于所有的行会都有健全的组织机构，它们便可以在一些城镇中与政府联盟。有时，它们选举一定数量的会员参加城镇议会，或者政府允许它们建立一个与旧的地方官员机构并立的新的地方官员机构。有时，它们要求财政事务应该服从由它们自己选举出的代表机构的批准，进而保证它们对城市财产的控制权。在某些场合，它们获得了完全管理城镇的权力，正如它们在列日、乌得勒支和科隆所做的那样。1384年以后，列日的三十二个手工业行会统治了这个城镇，并且政治权利仅仅被那些记入它们角色名单的人所享有。他们任命委员会和地方长官。“大师”（市长）由行会的委员会招募，所有重大的决定都必须服从于这三十二个手工业行会，经过委员会中每一个人的投票多数通过批准。5

当我们考虑到时代的跨越性、文化的多样性和经济的差异性，我们就会惊奇地发现，我们所寻找的对象是多么地相似。行会通过界定进入行业的条件试图控制劳动力的供给。它们管理著工资、工时、价格、质量和被人使用的工具。它们为每一个会员寻求平等；它们保护会员免遭过度的竞争和损害；它们努力争取稳定。它们把“外国人”排除在外。它们还试图保证对地方市场的全面控制。当城镇变得更加“民主”和行会在自己的共同体中获得更大的影响时，行会的垄断特征就明显地增加了。举个例子，在1314年以后的根特，如果有任何人企图维持被宣布为非法的行会，那么政府就会禁止该行会在城市围墙的三英里范围内制造布料，并且会出动武装部队破坏在城市近郊的织布机。6

非欧洲行会的历史也展现了相同的组织、方法和目标。尽管我们尚且不知道第一批中国行会产生的时间，但是我们知道许多有书面章程的韩国行会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了。这些韩国行会把中国行会当作原始的模式作为参照。7马克·波罗曾经谈道，在忽必烈汗（1260-1294）统治下的杭州存在十二个行会，这些行会都有独立的房屋和数千名会员。伯吉斯研究过四十二个北京行会，这其中有四个行会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明朝（1368-1644）。81928年，北京有十一家“职业性的”行会、四十家手工业行会和六十家商业行会。这个名单读起来好像是任何一个美国城市的工会名录。它包括了木匠、家具油漆匠、泥瓦匠、裱糊工人、鞋匠、裁缝、修补匠、洋铁匠、男演员、面包师、搬运工、服务员和一小部分在一个美国城市所不为人知的职业。在那里，还活跃著一个由盲人、讲故事的人和推手推车的人组成的协会。

比中国行会的数量更令人感兴趣的是它们与欧洲行会的相似性。举个例子说，搬运工行会限制了准许个体成员工作的区域范围，如果成员的工作超出了他们自己的区域，行会就要对他们进行罚款。搬运工行会有一套学徒制度和一项入会费用，学徒在被批准入会之前必须有具备良好品德的“保证人”作保。近几年来，会员资格被限制在“行会会员的儿子和兄弟”之中。9这些行会会员有他们自己的“长者”，这些“长者”在通过公开试用之后可以训练行会的会员，并且有权力开除严重的冒犯者。搬运工行会还有它特定的赞助圣人，并且会在一个宗教圣地举办它的年度会议。

与搬运工行会类似，木匠行会也要求入会的人在取得会员资格之前必须具有学徒资格并交纳入会费用。作为回报，行会能确保会员获得一份标准工资和“一块合适的用于埋葬的地方”。10木匠行会拥有四千多名会员，这些会员分布在六个团体当中，与其他的中国行会一样，木匠行会也在一个庙宇中举办他们的会议和节日，在那里行会的圣人在一年一度的宗教仪式上经常受到会员们的顶礼膜拜。

在北京的行会中最令人感到有意思的行会是盲人的行会。盲人行会的会员依靠唱歌和讲故事来谋生。

正如世界上其它地区类似的组织一样，这些中国行会在事务上也有轮换，这些事务包括一个公认的社会和宗教的礼仪，还有一些日常的节日。它们把行业的知识和道德灌输给新的会员，并且向新的会员提供私人的墓地、支付丧葬的费用以及提供医疗帮助。在这些行会中，一部分行会调控物价，一部分行会则控制工资。大部分行会都拥有经过精心设计的用以惩罚会员的规章。在共和国时代到来以前，它们用竹子做成的笞杖鞭打被证明有罪的会员，以此惩办罪大恶极的罪犯。另一方面，丝织工也必须为一种戏剧性的行为而支付罚金，因为这种行为漠视了一条规章，即必须先教会人织布而后再教会人染色。

在中国社会里，行会的重要性在一则声明中反映出来：“正是行会，而不是政府，控制著有关重量、量度和质量的行业标准，尽管这些被各种各样的行会所采用行业标准无须保持一致。”11

就像在中国一样，在印度行会也是一种古代的制度。印度的行会可以追溯到公元前六世纪，也许甚至还可以追溯到于公元前六世纪以前。那个时代的法律书籍记载了它们的存在并且描述了它们的一些权力。一个不服从行会的人将会被行会驱逐，如果一个人不能履行他在进入行会时所签订的合同，他的全部财产将被没收。法律规定，国王应该批准行会对其他人所做的任何事情，“无论它们所做的事情是残忍的还是仁慈的。”12更为甚之的是，根据约两千多年前的法律，国王必须“沿著（责任的）道路再一次建立所有那些已经背离它们自己的规章的制度，不管是家庭制度、种姓制度、行会制度还是协会制度……”13

印度的一些行会是在宗教性质的兄弟关系中结成的，它们建造了寺庙，并且像银行一样运作，向接受托管的基金机构支付定期的利润。所有的职业都被这些行会组织起来了，它们有如此强大的力量以至于非工匠行会不得不聚集在一起形成自我防卫。14在一些城镇里，行会与种姓的划分是相一致的。而在另外一些城镇里，在同一个种姓中也有不同类型的行会。随著时间的推移，一些行会还可能会有许多不同的种姓。由于职业几乎都是根据种姓来划分，因此工作在一个指定行业中的种姓成员也就是一个行会的会员。会员资格是在家庭中遗传的，一个已故会员的所有儿子都自动地被纳入他们父亲所在的行会而不需要任何费用。新会员则必须支付这一项入会费用。

印度的行会趋向于变得无所不能，它们的所作所为是为美国研究劳动领域的学者所熟知的。“因此在雅美达巴德，据我所知，一个拥有一半瓦房的银行家卷入了一场与糖果制造商的争吵，并且不能得到另一半属于他自己的瓦房，直到甜食行会告知瓦片行会可以恢复为银行家行会的代表工作为止。”15

正如世界上其它地区的同类组织一样，印度的行会也会注意调整工资、物价和工作时间，并且保持对它们自己所在行业的垄断。此外，像中国行会一样，印度的行会还会注意保留许多争议进而在内部解决，在其他地方这些争议的解决将会诉诸于普通法庭。在一些大城市中，已经进入普通法庭的案件经常会归诸于行会进行裁决。“每一个工业或行业都由它的Sreni（行会）自我管理。”16行会的角色是实现印度人的理想，即“经济目的并非他们的最终目的，但是经济目的必须有利于更高的宗教和精神上的生活目的的实现。因此，……不同的种姓促使不同的行业追求符合自己立场的理想和价值。”17

两千多年以来，印度的行会始终在坚持上述这些活动以及许多其他的活动。虽然这些行会现在正在减少，但是直到现在它们依然还存在著，并且它们很可能在一些较小的社区中仍然完全占有它们古代的特权。

在工业革命前的几个世纪，不仅劳动者是“组织化的”，而且行会也一直保留了它的技艺感、神话感、身份感、顺从感、荣誉感和责任感，这一点是很清楚的。行业组织的“正常”状态是每一个行会都可能并“自然地”拥有一位属于它自己的特殊的祖师爷、一个放置于教堂的壁龛，一些特定的节日、一些特别的服装、以及权力和法律。一般而言，这些行会采用民主的管理方法，它们通过集体行动、联合抵制、放逐和政治影响来实施它们的决议。

城镇中的行会“社会”可以与农村中的村庄相提并论。学者们对早期村庄的起源存在不同的意见，并且对公社土地所有制的范围存在争论。然而，在我们看来，足以引起注意的是，一种联合的意图在农业中也是普遍存在的，正如它在工业、商业和贸易业中所表现的那样。事实上，我们在游牧部落中也能发现一些共同规则、传统和互相承认的责任的存在。任何一个地方的人都不能够仅仅依靠他自己或为他自己生活。人始终是一个群体当中的一个成员，要遵守一个共同的规则，并因此从群体提供给他的保护中获益。

村庄共同体可以划分为三种类型：半永久性农业村庄、永久性农业村庄和流动性农业村庄。流动性的农业村庄可能仍然存在于马拉西亚半岛和亚马逊盆地的一些较为原始的民族当中。半永久性的农业村庄也许会在同一个地方待上许多年，它们现在存在于东南亚、美拉尼西亚群岛、非洲的大部分地区、婆罗洲和其它一些地区。永久性的农业村庄则遍布于欧洲、印度、中国、新几内亚、墨西哥以及中美洲和南美洲，特别是在厄瓜多尔、秘鲁和玻利维亚。

其中，最令人感兴趣的公社村庄是塞尔维亚的扎德鲁加家庭共同体。这是一种家长族长制的组织，全家人住在一个大屋子里，共同拥有这个组织的土地、家畜和金钱。18过去，这种类型的组织似乎已经从亚得里亚海扩展蔓延到了保加利亚。在大不列颠群岛的西部，直到中世纪为止农村生活中的类似组织就是这样被描述的，在爱尔兰和苏格兰的西部高原情况也是这样。在那里，家庭成员共同生活在一起，并且共同拥有他们的土地，这个过程将持续四代，到了第五代就会分家。尽管每个村庄在面积、家庭结构、土地所有制的形式和继承权上有诸多不同之处，“自从农业起源以来人们似乎一直居住在有核心的村庄之中。”19

各种联合的和有组织的生活应当存在于农业村庄之中，这一点似乎是人们得以存活下来的一个必要特征。但是，一个组织化的社会也将会在封建庄园中出现并成为一个分布广泛的制度，这一点充分证明了一个事实，即在劳动活动中有形地团结起来的人们趋向于结成一个共同体。20

无论庄园法庭的起源于什么，几百年以来它都在西欧统治著农业种植园的生活，这种方式与同一个时期内行会在城镇和城市中统治工业环境的方式十分相同。封建制度在每一个地方都各不相同，庄园即使不是完全遍布的也是广泛分布的，但它的领主权限却有著截然不同的形式。“然而，在任何地方，领主权限至少都涉及到关于所有权、劳动服务、正当报酬和土壤耕作的内容。每一个庄园都有自己的法庭，这个法庭由农民组成，由法警或管理员主持，并且根据‘庄园的习俗’做出判决。……”21

生活在庄园中的人们，不管他是农奴还是自由农，组成了一个遵守庄园习俗和遵守由庄园法庭发布的法律的共同体。法庭的主要成员由它的起诉人组成，并且所有财产权、地位和职位达到规定要求的人都必须参加。这个法庭是该地区共同体的共同所有物。法庭根据当地庄园的习俗做出判决，而且这些判决中的一部分内容是不利于地主的。

在理论上，地主有权发布法律。在实践中，依据古代庄园的习俗，法律是由人民发布的，这些民众集合“在修道院中央法庭里的一棵岑树下”22，或者在城堡里的一个巨大礼堂中。同时，传统习俗也规定著法庭会议的次数，法庭会议也许每三周召开一次或者一年仅召开两次。

法庭是“庄园习俗”的现存化身，而“庄园习俗”在法庭出现以前却被人们认为是与法庭不相关的事物。当社会变革到来时，这些习俗就写进了包含程序记录的法律案卷之中。地主不能突然提出任何违反这个特定区域共同体的传统习俗的要求，任何受到不法侵害的个人都可以向他的同伴呼吁公正感以便陈述“庄园的习俗”。这些庄园法庭判决儿子能继承父亲对土地的权利，以此替父亲支付惯例性的“赋税”和“贡品”，另外法庭还观察儿子履行他的“忠诚”的作为。这些法庭选举出“地方官”和“市镇官”，并且让他们宣誓效忠。法庭制定规章用来规范牧场的使用。庄园的法庭也管理劳动服务，惩罚人的过失，保护森林免遭耗尽，主持所有属于隶农制的土地的转让，以及在某些情况下主持自由土地的转让。法庭管制农奴结婚的自由，接受命令的自由和离开庄园的自由。法庭受理违抗道德的攻击，受理某些较小的暴力案件，受理赶走邻居家畜的行为，以及受理抢走农村庄稼的行为。违反契约和不能履行义务的行为，甚至像诽谤这样的个人行为，一旦出现就要在庄园法庭前受到公众的听证和审判。

由法庭选出的陪审团窥视著关于国家和平的事务，报告铸币整形的事件、夜晚酒馆闹鬼的事件、庇护陌生人的事件以及所有违反法律的严重行为，例如偷窃、暴力和谋杀。23

庄园法庭向农奴提供“与自由人获得的公平相同的公平；在理论上，对他的判决并不来自他的地主，而是来自一群至少是他的同龄人的凶事预告者。”24

习俗的统治远远超出共同体中经济生活和市民生活的领域。它有效地调节和管理著社会实践活动。它管理著婚姻合同，并在一些地方还决定著只有某些人才应该结婚，因为那些人将要继承他们父亲财产或者以其它方式取得土地。没有一个人能自由地遗赠他的财产，除当地习俗另有规定者以外。更为甚之的是，在英格兰的部分地区，习俗似乎要求一个家庭的财产不应该依靠兼并而增长，也不应该因为转让而减少。如果其他孩子离开了土地，那些孩子就要从他们所共享的父亲的财产中分出一部分来给自己；如果他们待业在家中，他们也有权利能维持生计，但是他们不能结婚。财产被保留在家中。没有结婚的成员可以受到照顾，但是遗留下来的财产不能分割，并且要完整无缺地一代一代传递下去。如果一个人老了并希望把他的土地传给他的后嗣，那么他可以这么做，或者说如果他没有子嗣，他可以寻找一个后嗣。不管是何种情况，受益人都应该答应给这些交出财产的老人所必需的食品和庇护所，以便帮助他们度过生命中剩余的日子。在细节上各个地方的情况都是不同的，但是在本质上情况仍然是相同的。25

庄园村庄是一个所有成员都必须参加的共同体。习惯性的规则统治著一个人的一生，从摇篮走向坟墓。它管理著农作物的落穗、耕作和收获，管理著动物的饲养，同时还管理著婚嫁、继承、教堂的出勤和教堂的节庆。当这种村庄共同体在国王法庭以前出现时，它不是以由分散的村民组成的形态出现，而是以一个共同体的形态出现。

村里的人对附著于共同体之上的所有地租承担集体责任。26这种情况与工业革命带来的情况和殖民地种植园中奴隶的情况都大不相同。在这里的庄园中，“全能的习俗决定了每一个人的权利和义务。”27同时，“正如每一个庄园形成一个司法单位，每一个庄园也形成一个宗教单位。……因此，庄园不仅是一个经济共同体而且还是一个社会共同体。它对庄园居民的一生都施加了影响。”28

行会、庄园或村庄的成员资格对一个人的保护遍及他的一生，并且给予他能淹没整个中世纪的艺术品与手工艺品的和平与宁静。人的生活几乎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成为一个一体化社会中的一名成员保护和提升了个人的尊严，并且赋予了每个人属于他自己的特定角色。每一个人、每一个行为，都是一个完整生活剧本的组成部分，这个剧本的情节是为人所知的，并且在剧本中分配给每个人的角色也是预先设定的。没有一个人能孤立出来或者被抛弃。他的个性和他的志向都要满足习惯法，这个习惯法统治著属于他的共同体。

正如上文引用的例子所阐释的那样，人总是一个“社会”中的一名成员。上文对这一观点的详细解释仅仅用了一些经过挑选的例子。这些例子不会装扮成为完整的研究成果，用以描述各种不同的社会系统中的复杂和矛盾，因为它们脱离了这些社会系统。但是，这些例子和成千上百个其它有用的解释的确建构了一个事实，那就是，人总是生活在一个“社会”之中，这个“社会”拥有一套习惯法和一套“管理模式”，赋予每一个人一个处于共同剧本之中的角色。

圈地运动和农业革命，以及一些其它的事件和影响，破坏了庄园的法庭并摧毁了农村的村庄，与此同时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和维持有限垄断的困难也削弱了城市的行会。法国在1776年和1791年用法令废除了它们，英国在1814年和1835年用法令废除了它们，之后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也用法令废除了它们，行会的最终被废给历史上那些从事相同工作的人们组成的“正式”团体带来了戏剧性的变化。为废除行会辩护的个体主义理论否认存在于人们之间的古老模式具有合法性。尽管法律反对工会，但是早期的工会还是出现了，并且它在许多困难面前存活了下来，这就再次断言了一种古老的经验——人们的道德融合使人们在劳动中有形地结合。创建一个表达由人组成的群体认同感的联合体的要求是不可缺少的、非常必要的，而且这些工作在一起的人已经找到了用于建构属于他们自己这部分世界的方法。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村庄、庄园法庭和行会满足了创建联合体的要求，现在这种要求在一个不同的组织中表达出来。但是，其目的仍然是相同的。

在一个复杂的和根基不稳定的经济社会中，工人试图实现个体经济保障和群体认同感的尝试已经引起了一些麻烦，这些麻烦既不能被劳动者所预见，也不能被劳动者的雇主所预见。我们所要强调的是，新的工会组织并不起源于行会，工会的角色与行会的角色有著本质不同，因为两者得以建立起来的经济社会环境是截然不同的。另外，在新的劳工组织变得足以强大到能保护矿场和工厂的工人之前，工人将遭受由社会共同体解体带来的灾难，而只有在社会共同体中人才能作为一个有道德修养的人而活著。

共同体的崩溃

村庄、庄园和行会不仅提供了一个“社会”，而且提供了一种生活方式，这个“社会”和这种生活方式很少受到国王和贵族行为的影响。虽然几个世纪过去了，许多王朝也消失了，但是共同体的状况仍然保持下来，像它们过去已有的一样。然而，现代工业的产生所带来的变化破坏了一直以来维持一个有序共同体的习俗。在较早的时代，“习俗是穷人的庇护所。”由于新的工厂坚持个人工资合同制，它们抛弃了这一份珍贵的遗产，因此劳动者会发现自己身处于一个没有界定权利的世界，而在过去他的权利是受到整个共同体尊重的。工业革命对个人带来的一般影响和对劳动者带来的特殊影响是，使他所在的社会共同体瓦解并损害他赖以生活的习惯法。工业革命使人依靠自己的资源而生存。现在人在某种程度上是“自由”的，而在过去他从来也没有这么自由过。以前有一些不幸的“无主人保护的”人，也有一些巡回的打杂工和学者，但是在现今，人第一次获得了全面的独立。如果他能够找到一份工作，他就能够养活自己，不再需要家庭、朋友、行会或同行的帮助。

促成这些变化的复杂动力是众所周知的，但是这些社会支柱松弛的长远结果却是不可预见的。共同体的削弱不仅对男人有负面影响，而且对女人和儿童、老年人和年轻人、有技能的人和无技能的人都有负面影响。它的影响涉及到了共同体内的所有群体，以至于一个传统的“身份”社会开始瓦解，并且逐渐形成一个由孤立的、平等的和独立的个人组成的社会。人第一次开始只对他们自己负责，并且不需要对任何其他人的安康负责，甚至包括离他们最近的亲人。即使共同体的解体从来都没有完成，共同体解体的影响之大也足以描绘出一个时代，这一点仍然是真实的，这是因为除了在理论上以外没有一个社会运动的逻辑是绝对性的。共同体的崩溃为一系列的政治剧变奠定了根基，在我们自己的时代我们是这些政治剧变不知情的继承人。

正是用货币支付工资给每一个孤立的工人、男人、女人或儿童的做法，直接导致了较为古老的社会的解体。支付货币工资的做法把儿童从他们的家长那里拆散出来，使得老年人和年轻人处于平等的地位。通过不同的货币工资，年轻人能够获得比老年人更多的工资，儿子能够支配和指挥他们的父亲。在新的分配制度下，甚至女儿也可以自由地放弃家庭庇护并选择“独立的”生活。在美国，来自其他城镇以及来自不同农村的个体男人、女人和儿童的人群，聚集在一个城市的贫民窟里，他们想找到为他们自己谋取幸福生活的钥匙，而这把钥匙过去是由家庭、教堂、行会和社区来提供的。孤立的、自由的和不负责任的工人支配著城市的这一场景。一个钢铁中心例如匹兹堡可以被描述成一个充满单身汉的城市，其中每一个人都是自由的、独立的、平等的。因为能够拥有工作，每一个人都是自由的，因为可以放弃工作，每一个人也都是独立的，因为有机会凭借自己谋生的能力来衡量自身，每一个人又都是平等的。

工人之间的平等出现了一种新的和陌生的形式：谋取货币工资。这意味著公平将处于竞争性的冲突状态。获得一份工作并保住它被证明是对其他所有活动的检验和人得以生存的最好方式。一种本应该是自由参加的竞争却变成了在人们之中普遍流行的规则，社会环境的流动性之强足以让许多有能力、有技能和机灵的人获得社会顶层的地位，能力、技能和机灵使他们能赶上并且超过他们的竞争对手。但是，这只是针对那些幸运的、强势的和残忍的人而言的。大多数人只能感到发展困难、生活孤独，可见自吹自擂的自由是充满社会压力的。

许多力量导致了这些变化的出现，这些力量包括：圈地运动、美洲的发现、宗教改革、庄园地产的没收、商业革命、英国内战、欧洲国家的重商主义政策、农业革命、启蒙运动、行会萎缩、机器的大规模使用以及法国大革命。所有这些因素都发挥了它们的作用，并促进和发展了工业革命以及作为工业革命特征的个体主义。

在英格兰，对公共农场的圈地运动开始于都铎王朝之前。一些有限的土地或多或少被不正当地侵犯，这种现象一直到十八世纪中期才结束。那时，耕作方法的快速变革对由农民分散经营的农场制度增加了极大的压力。道路和运河的改善则向农产品打开了更加遥远的市场。新的机器把织布和纺纱从小作坊扩展到大工厂，进而促进了城镇的崛起。改善农民对土地的利用成为风行一时的做法，一些人物例如叶忒罗·图勒（1674-1741）和被人们认为是“萝卜唐森德”的地主唐森德（1674-1738）都曾促进了这一做法。这种做法甚至还吸引了一些精英人物例如“农民乔治”——乔治三世国王。这些改革者致力于改善种植农作物、饲养家畜和耕种土地的方法。他们的努力见证了英格兰农村的变革，同时推动了英格兰农村的变革。

在英格兰，一半的教区都有开放的农场，迟至公元1700年仍然还有一大片荒芜土地的存在，根据国王格雷戈里的估算面积大概有一千万英亩。从那个时代以后，4800个议会法令和判决迫使六百五十万英亩的土地实行了圈地，几乎占据了整个国家五分之一的土地。这种对有限土地的破坏是如此的广泛，以至于占有国土面积四分之三的十四个郡县都遭受到了它的影响。1

同样具有重要意义的是针对荒地的圈地运动。从1761年到1781年的二十年见证了长期以来对公共土地进行圈地运动的高潮，从1802年到1844年的四十二年则见证了圈地运动扩张到大规模荒芜土地的一个相同的过程。2在这两个时间段期间，针对公共土地和荒芜土地的圈地运动给英格兰人民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在那个时代以前，英格兰人民的生活是与土地密切联系的，圈地运动却迫使人们放弃了土地，增加了人们对金钱的依赖，并且破坏了人们赖以生存的共同体。

在庄园制度中，金钱的使用是罕见的。佣金和服务经常被人们用来支付劳动和生产。虽然金钱没有彻底地消失，但是人们却很少会用到它，因为农村人口对商业和贸易只有少量的需求。由于商品的流通并不频繁，因而货币的流通也不频繁。每年，农奴都要为他的地主工作一定的期限，并且按照惯例向地主提供一部分他所生产的物品，例如亚麻布和厚毛衣。他也许还要向地主提供一些他所饲养的鸡蛋、玉米、鸡、羔羊和猪。尽管他购买额外的产品和服务不得不支付少量的便士，但是这并不算是一种货币经济。这是一种独立于大市场之外的经济，从它自己的产品中获得福利而不是从进口的产品中获得福利。3事实上，这种发生在中世纪的商业贸易很少依赖于地方的供给，它最初只是一种由职业商人从事的进出口贸易。“尽管中世纪的商贸也许看起来奇怪，但是在出口贸易而非当地贸易的影响下，它从一开始就发展起来了。”4这些货物是原产于外国的，而且“早期的中世纪贸易与殖民地贸易确实有相似之处。”5

甚至随著中世纪庄园制度的消失，普通农民的生活仍然在很大程度上独立于货币收入之外。农民的土地，不管是作为自由保有的不动产还是作为根据官册享有的不动产，都向农民供应基本的粮食和根菜农作物，而且公共土地和荒地也为农民的实际收入提供了不定量的和多方面的支助。农民有权利放牛，也有权利宰杀牛，当牛老了还可以用盐腌制牛肉；在农村里精制的皮革适用于一百种不同的用法。奶牛产出牛奶，并且根据计算要“在五月到米迦勒节之间供应七石奶酪和一石黄油。”反过来说，当奶牛老了以后，它也能提供牛肉和皮革。羊尽管难以维持自身的生存，但是也能提供羊毛、羊皮、羊体以及羊奶。羊几乎是每一个农民贮存物的必备部分，村里的牧羊人指明了这一事实，庄园和村庄的文学作品也同样普遍地提及了这一事实。普遍存在的猪是无价之宝，村里养猪人的存在促使猪的四处普及，正如养鹅人的存在促使鹅的普及。每一个院子都有鸡，除了供应鸡肉以外，每只鸡每年还要下一百二十个鸡蛋和孵出七只小鸡。荒地和森林则提供木头，这些木头用于壁炉的生火、房屋和谷仓的建造、农业建筑的修补、马车的制造、犁的制造以及牛轭的制造。它们为屋顶提供草皮，如果有必要的话，还为冬天取暖所需的干燥和燃烧活动提供草皮。荒地和森林中有鸟和野兽，人们会诱捕和猎取这些鸟和野兽作为食物，溪水和湖泊中有鱼和鳗，人们会在贫瘠的冬季月份捕获它们并且食用它们或者腌制它们以便贮藏。6

圈地运动剥夺了农民拥有公共土地和荒芜土地的权利，这些免费和自然的食物也就不再属于农民了。晚至1660年，主要的劳动人口仍然与土地有著密切联系，仍然有权利免费使用自然界产生的可用资源，即使这种免费资源也是有限度的。7圈地运动的影响还超出了纯粹的农业人口。每一个庄园、每一个村庄都有从事原始手工业的人和在土地上仅有一小部分所有权的人。但是，土地所有权允许他们享有对公共土地的权利，并且可以使用许多荒地资源，这些荒地环绕在每个城镇周围并不断扩张进而超出许多庄园的边界。即使“与农业劳动的重要性相比，最初在农村地区的小作坊中进行的织布和纺纱只是次要的。”8农村的手工业者也拥有小块庭园土地和对公共土地的权利。“木匠亚历山大仅拥有一套房子和半英亩地……磨坊主罗伯特……只有三英亩地。”木匠制造手推车，制造耕地用的犁和耙，还参与建造房子。磨坊主则磨碾谷物。此外，还有例如“面包师亚当”和“纺织工杰弗里”这样的人物，所有这些姓名满载于村庄的名单之上，反映了当地的手工业状况：布料商、梳棉工、拉毛工、裁缝、纺织工、五金商、制革工、驾马车的人以及其他手工业者。他们提供了专业化的技艺和技能，因而满足了农村的需要，但是他们并不是一群被隔离出去的人，并不是仅依靠货币工资来维持他们的收入。9在支付工资时以货代款仍然是一种习俗，甚至在公元1795年在英格兰的一些农村，食品“依然是一种对货币工资的标准替代物。”10

圈地运动改变了有史以来依靠土地劳作而谋生的人的社会地位。这些人知道但却很少了解货币工资，甚至很少了解价格与市场。他们依靠在他们自己的土地上生产的食品为生，依靠在他们耕种的土地上生长的庄稼为生，依靠他们饲养的家畜的产出品为生，还依靠溪水、森林和荒地供应的物品为生。坚持提高和促进土地利用的效率颠覆了农民对土地的传统权利。可以看得见的后果是，如果农民没有能力找到工作，或者工作不能带给农民足够的工资，那么农民的生计就将被剥夺，农民将被迫接受政府的施舍。但是，正如亚瑟·杨在1801年所说，“……他们（指农民——译者注）更愿意拥有一头牛而不是任何教区的补助。”11

这些变化既危害了自由保有不动产的土地者和根据官册享有不动产的土地者，也危害了并不拥有属于自己的土地的佃农。随著对公共土地和荒芜土地的圈地运动不断深入，佃农们所保留下来的土地面积变小了，不足以向他们提供生活必需品。他们失去或变卖了他们有限的土地，并且沦落为城镇和城市中的无地人群。过去，那些能部分养活自己的人甚至也要从事一些工场手工业，现在，他们只能依靠工作获取金钱，同时依靠商店获取食物。

由于劳动者丧失了自古以来他对土地的所有权，因而他就丧失了传统的权利并且无法再参加共同体。被剥夺继承权的劳动者如果没有工作，就只能被迫接受政府的施舍。公元1795年，由伯克郡地方政府推行的斯宾莫兰（Speenhamland）制度使英格兰的工人阶级成为了受救济者。后来，这一制度在英格兰遍及得非常广泛，以至于当它在1838年被废除时，几乎只有诺森伯兰郡和达累姆郡不再实行这种制度。斯宾莫兰制度根据面粉的价格来增加工人的工资，据此政府每周给予工人本人三先令，给予工人的妻子和他的每一位家庭成员一先令又六便士。然而，这样的结果还是使工人的士气受挫。只有当工人贫穷的一无所有时，他才能从教区获得帮助，如果他得不到教区的帮助，他也就不能找到工作。只要城镇一旦准备从政府基金中提供给工人部分必需品，雇主就不会支付给工人充足的工资。

工人的地位随著他的“社会”的消失而下降，有关职业、流浪和居住的法律被政府较为紧迫地制定出来，以便防止穷人窃取职业或在城镇与城镇之间徘徊游荡。谋生的方法现在已经不掌握在工人自己的手上了。“在某个地区，监工在每周六晚上都会进行有关劳动者的拍卖活动，这已经成为一种惯例：劳动者的出租价格一般在六天一先令到一周两先令之间，而他们的口粮、他们的家庭则由教区负责提供和赡养。”12

长期的圈地运动过程现在已经发挥出它的全部影响，它使农民丧失土地、背井离乡，它使农民迁移到新的工业城镇和城市，而这些工业城镇和城市却给农民带来了极大的痛苦。反过来说，工厂制度的兴起也被证明是一种经济的和社会的革命。工厂制度加速了原有共同体的解体，并且破坏了最亲密的人类群体——家庭。在工厂和矿山周围兴起的城镇不能够为普通人的体面生活提供空间。在一些较老的城市，例如曼彻斯特和伯明翰，传统和习俗尚且能够抑制住不断增长的邪念，但是在一些位于磨坊或矿山周围和位于私人土地之上建立的新城镇，既没有可以利用的城市经验，也没有可以指导城市经验发展的公共政策。在这些城市当中，矿山或工厂的主人往往控制著工人居住的房屋，同时控制著工人购买食品的商店。通过支付给工人们有标记的硬币，雇主把工人们沦为完全的附属品。尽管用有标记的硬币支付工资的事实是违法的，但这一事实还是发生了。

实际上，原有的共同体已经解体了。家庭几乎也已经消失了。“男人、女人和儿童，所有性别和年龄的人，都被装载在没有窗帘和隔板的卧室之中，九个或十个人并不属于同一个家庭，但是却一起睡在同一个房间中，这一现象是普遍存在的。”13

城市，以及在工厂和矿山周围的住宅区，被越来越多的来自农村地区的移民所覆盖淹没。而这些城市没有布置公园，没有供应污水处理系统，也没有开发路灯。“这里的街道通常是没有铺砌过的、肮脏的、坑坑洼洼的，到处是蔬菜和动物的垃圾，没有排水沟，也没有污水沟，有的只是臭气熏天的死水洼。”14繁忙的工厂城镇既对空气、空间、清洁不甚了解，也对美观不甚了解。通过比较十六世纪的一些英国城镇和十九世纪中期的一些英国城镇，我们可以把这一事实形象地烘托出来：

诺威治的居民从一万七千人增长到六万二千人，莱斯特的居民从四千人增长到五千人，利物浦在十六世纪只是一个小村庄，现在它已经成为一个居民超过二十万人的城市了。公园已经消失，法庭也已经被挤满，屋宅更是如此紧凑地被建造，以至于很难发现一条房屋之间的小巷，“在利物浦，六分之一的人居住在‘地下室’里。”15住宅区里的人已经过剩了，在诺威治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每间屋子里都有十个人。与三个世纪前（1570年）相比，现在的生活状况是严重地恶化了，在那个时候每间屋子里只有3.5个人。

我们也可以在十六世纪的街道和十九世纪的街道之间作同样的比较。在较早的时代，地方政府强制实施清洁政策。在较晚的时代，由政府官员实行的这种权力就不存在了。在十六世纪，垃圾是被严令禁止扔在街道上的；而在十九世纪中期，“扔在路上是可以接受的垃圾处理方式。”“在一个城镇中，六万人口居住在将近九千幢的房屋内，这些房屋内没有火炉的灰坑，没有厕所，在屋内每一英寸的土地上都存留著污垢，因此这些污垢必然会被人们扔到街道上。现在再没有人会有反省的想法了，而且十六世纪驾车的清道夫也不起作用了，因为污垢已经变成私人财产了。”16

供水系统提供的水是不充足的；没有一个公共排水系统是管用的。在十六世纪，在一个小村庄中，养猪是有所节制的；而在十九世纪中期，“猪、驴、家禽都被饲养在人们所居住的房屋中”，并且许多房屋的“地下室都有猪舍”，“它们是同房屋一起被建造出来的。”“在十九世纪中期，伯明翰总共有一千六百个猪舍。”曾经被共同体驱逐出去的猪在三百年后已经回来了，而且它们“变成了清扫垃圾的人。”17

对绝大多数人而言，生活水平的提高，虽是工业革命的题中之义，却还没有表现得很明显。相反，工业革命对工人经济和社会地位的短期影响是有害的。工业革命被证明是无视人类健康的，而且在许多例子当中它促使家庭依靠自己的孩子过活：

“我希望你能使十小时工作法案得以通过；我有两个孩子，一个七岁，另一个十三岁，她们都在工厂工作，我已经承受到持续十三个月的沉痛打击了。”——我认为他这么说。他告诉我，她们每周只能赚到七个或八个先令，他还说，“那个小的女孩必须走1.5英里路早早地赶去工作，她回到家里则要晚上八点半，只有早上叫她起床和晚上上床睡觉的时候我才能看到她，这几乎让我心碎了。我们不能从事任何工作，我知道我的生存是以我女儿的死亡为代价的”；他一边哭一边向我倾诉。18

行会、庄园和村庄共同体的社会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作为个体的工人拥挤在工厂周围的贫民窟里，他们已经沦落到贫困潦倒的状况，并且他们的人格也已经备受侮辱。

新的工厂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同时也激起了人们对机器改进和经济发展的强烈希望。然而，我们难以理解的是，这一进步的希望并不是针对劳动者的。有人说，工人的贫困和痛苦应该归咎于他们自身的缺陷，工人的贫困是由他们的懒惰和缺乏节俭而自然形成的。但是，也有人说，工人的贫困还起到了一个良好的作用。工人的贫困被理解为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19娱乐活动则是消遣时间的行为，娱乐活动是一种罪过，甚至休息是与懒惰同义的。

对人类命运的悲观主义态度看起来与这个时代很符合。时代和环境已经融合在一起发挥影响了，它们削弱了教堂，破坏了家庭。拥挤不堪的城镇已经使从事工作的人们道德沦丧。放荡的行为和不道德的行为明显增加并且臭名昭著。酒馆里充满著亵渎的行为和淫秽的行为，它已然变成城市生活的显著特征。谋杀、抢劫和强奸的事件不断攀升；监狱里也是拥挤不堪的；流放和绞刑更是司空见惯的事情。

新的工业社会虽然充满著人们对未来的美好期望，但是却无法提供给人们很快可以得到的安慰。个体主义的学说替代了较为古老的价值观，可这种替代被证明是失败的。对于工人而言，尽管迄今为止他们已经听说过个体主义，但是个体主义只具有字面意义。个体主义并不包括传统，也并不提供帮助。对那些最需要援助的工人而言，这一新学说提供的帮助实在是太少了。正如所有的人要求的那样，工人们需要一个由他们自己构成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他们都扮演著一个角色。他们想要再一次获得一个在熟悉的剧本中把他们谦卑的角色表现出来的机会，并且想再一次成为某个组织化的群体中的成员。他们不知不觉地想要重新创造一个“社会”。

在公元1800年，有许多法律都反对工人组织起来，但是这些法律中的一些内容已经过时了，并且可以回溯到重商主义的那个时代。因为这些法律旨在维持国家管理工业的权力。较新的1789年联盟法律试图免除任何对新兴实业家的干涉，这些干涉要么来自国家要么来自工人。这些法令把干涉视为一种犯罪，这种干涉不仅指争取更高工资的罢工，而且还指“只要通过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地诱骗、劝说、恳求、恐吓、影响或说服的行为。……”拒绝为另一个人工作，或参加集会，或为集会做出贡献也被法令视为一种犯罪，因为这些行为的目的都是确保联合。20

换一种说法，工人的个人独立是受到法律保护的，然而在实际上，工人之间涉及所在行业的交谈却会被法庭视为阴谋而遭到怀疑。单个地方法官就拥有判决一个工人坐三个月牢的权力，而他自己往往也是一个生产制造商。如果这位地方法官并不能够胜任，局外人帮助任何工人的行为就会被法庭禁止，以免让工人能尝试平反判决。21

社会的解体源于共同体的崩溃，而共同体的崩溃又源于圈地运动，通过国际移民，英国的城市贫民窟在美国又重现了。波兰农民从他的小乡村共同体迁移到美国时经历了一些事情，对这些事情的经典研究可以举例说明移民的过程，这个过程不仅仅就波兰人而言，而是包括了那些所有涌入不断增长的美国城市的农村移民。22家庭分裂的情况、共同体消失的情况、过度拥挤的情况、对危险无视的情况、使用童工的情况都在美国的场景中重复发生。在这里，伴随著习惯法和共同体身份的毁灭，人的地位和尊严丧失的现象再一次发生：

但是，正是在移民寄宿的房屋里，情况是最糟糕的。……在六个到二十个人的群体之中，单身的人进入一间房屋，他们负责照料寄宿老板和老板的妻子。……当寄宿老板出租两间房屋时，他和他的妻子睡在厨房，寄宿者则住在另一个房间。寄宿老板仅仅出租一间房屋也是很正常的。他和他的妻子把他们的床放在一个角落；把炉子放在另一个角落；寄宿者则占据房间中剩余的空间。……有时候，房屋很拥挤以至于老板和他的妻子也睡在了地板上；此外，我反复发现，在那里床铺被人们轮换使用两次——夜晚和白天。23

在某些条件下，一些移民还促使一个农业村庄转型为一个工业化的社会，这些条件表现在下面的说明当中：

第17号宿舍——这个简陋的小屋由一个大约25×75平米的空间组成。在三个楼层里面，床位被安排在墙壁的周围。通过一个单面的可以移动的梯子，人们就可以进入每一层楼，要上楼的人轮流使用这个梯子。地面是贫瘠的土地，并且是不干净的。……这个小屋向一百二十个人提供住宿。小屋里并没有准备厕所和洗手间，小屋的附近地区被人们用于盥洗和洗漱。那里并没有固定的水源；也没有吃饭的房间。劳动者几乎都在平坦的石头上吃饭，这些石头的排列形状就像用杆支撑在地上的桌子。24

当一个把人们的联合工作视为理所当然的社会消失的时候，上述这些事情就发生了。当共同体不存在的时候，习俗、规则或法律也就不存在了。只有具备这些习俗、规则和法律，一个人才能作为社会的一名成员而体面地生活，当共同体消失的时候，工人作为人类的尊严也就不复存在了。

个体主义、社会理论与共同体的重建

个体主义与社会理论

当流行的政治和道德理论坚持主张天赋人权、人人平等的时候，共同体的解体就到来了。这种流行的政治和道德理论还认为，每一个人依靠自身就能获得所有的知识和智慧，这些知识和智慧能使他对自己真实的兴趣做出最好的判断。这种理论认为每一个人都具有一个真实的灵光，通过这个灵光他能区分出天堂和地狱之间的微妙差别。个人应该做一些最有利于他自身，因而也最有利于社会的事情，这种行为往往是可以实现的，而且从上述理论出发也是必要的。

经济学家强化了现存的个体主义倾向，他们认为人与人之间自由的经济交易将会产生一个和谐状态，在这个和谐状态中每个人都将获得自己应得的东西。在不知不觉中，每一个人都将依次对天赋的公平做出贡献，这种天赋的公平体现为所有人的工作都要分工，每个人只从事自己感兴趣的工作。个体主义理论的逻辑暗示出这样一个道理，即每一个人都是自负的，在自负的人群中每个人又都是平等的，并且在这些平等的人群中只有一种竞争性的关系才能展现出计划所包含的最完美的和谐。因此，政府是建立在每一个人的基础上的，并且来源于每一个人的同意。同样，道德也完全是个人的，根据“快乐和痛苦”的原则只有个人自身才能对什么是善良和邪恶做出恰当的判断。经济学中的获利与亏损原则使每个人都对他在和谐计划中的角色做出了最恰当的判断。

个体主义理论导致了社会的解体，因而又引发出一个道德问题。一些传统的和古老的“行会”的解体被描述成一个良好的和进步的迹象，这些行会通过一些被人们共同坚持的价值观把人们整合在一些小的团体内。这种理论的极端形式似乎助长了一种观念，这种观念认为有组织的人际关系和责任最少的社会是最好的社会。一个社会只需要具备某些确定的前提就可以存在，例如公开承认马尔萨斯人口论，对适者生存理论进行“爪牙”式的曲解，以及广泛接受在赫伯特·斯宾塞的《人与国家对抗》中所涉及的观点。个体主义理论的要旨似乎还支持这样一种观点，这种观点认为每一个人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是纵向的，而他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却一点也不是横向的。他只会通过他所在的家庭与社会发生关系，然而家庭仅仅是他自我个性的一种延伸。在这些条件下，相信管得最少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这可谓是再自然不过的了。如果真正的和谐将在人与人之间不受阻碍的竞争中存在，那么任何其它的理论就都不会出现了。

事情的发展并没有对个人胜任的理论产生质疑，但是却对管得最少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的信条产生了质疑。在一些人眼里，这个世界是在工业革命的早期影响之下发展起来的，他们被那些对他们来说本不必要经受的苦难打扰了，这些苦难源于工业资本家对政府权力的滥用。如果管得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那么对无政府主义者如蒲鲁东来说，一点都不管的政府才是最好的政府，可见他仅仅从字面上来理解这个理论。一点都不管的政府使自己摆脱了统治的场景，并且允许自负的、在道德上胜任的个人设计出一种天然的和谐状态，这种和谐状态在法律的干预下是不会变质的。

无政府主义是对现存困难的一种解决方案，而社会主义者则有另一种方案。他们接受了从洛克到李嘉图再到达尔文和黑格尔的一整套的理论公式。他们认为，每个人虽然是天赋平等的，但是一些有财产的人（称为资产阶级）通过掌控政府权力剥削压迫著没有财产的人（称为无产阶级）。每个阶级都是由个体的人组成的，并且这种设想还保留著个人的幸福。“全部产品属于每个人的劳动”，这纯粹是对个体主义哲学的一种新的偏见。在这种新的说法下，管得最多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社会主义者认为，当前政府的缺陷是它的统治至今仅仅维持著富人更富、穷人更穷的局面。

在社会主义者的理论中，国家最终将会消亡，然而实现这个意图要等到所有的人都获得真正平等的时候。坚定所有的人都天赋平等的信念是这套公式发生任何修正和改变的前提条件，这套公式试图解释现代工业的崛起及其对社会的影响。

因此，针对现代工业带来的问题，我们共有三种解决方案：一是管得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二是什么都不管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三是管得最多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在西方世界，上个一百五十年中的社会改革运动的主要争论点就是政府对个人幸福所负责任的程度。

上述三种社会理论中的每一种理论都伴随工业革命而来，也都否定原有的共同体，这正是工业革命的特征所在。一个真正适合人类的“社会”概念似乎已经消失了，虽然哲学家们还在讨论个人幸福，但是这种个人幸福却好像是在社会真空中被他们发现似的。此外，这三种理论中的每一种理论都假定经济利益是人类治理所要关心的事情，可能除了经济利益以外人类无需关心其他事情。可见，这些理论都含蓄地否认了社会的制度性结构。它们假定每一个人都是代表他自己的，不会因为受到多方面的影响而改变，虽然这些影响使他形成自己的价值观并使他具备道德的和政治的观念。反过来说，它们都认为个人的完美性是理所当然的，并且相信幸福是生活的主要目的。很明显，这种幸福只存在于孤立的状态之中，而处于任何“社会”之外，在那里价值观和理想来源于共同体的传统。在上述每一种理论中，甚至在马克思“全部产品属于每个人的劳动”的理论中，一种没有批判力的信条始终在场，那就是追求个人目标的人们将会组建一个能使自身永久存在的、自由的和完美的世界，并且这个世界将会永久地持续下去。经济学家的完全竞争状态与社会主义者的无阶级社会都意味著一个静态的世界。一旦我们创造出这个世界，任何干扰都可能会打乱这个理想世界的平衡。注意到极端个体主义者与极端共产主义者所追求的是同一个目标，这会比理论或理论家更具有启迪作用。这个目标是，一个人的幸福建立在经济满足的基础之上，并且以非常完美的和谐社会为最终归宿，在这个社会中任何的变动都被看作是一种扰乱。这种理想是寂静的，是彻底的沉静——死亡。

所有这些理论都把人从履行道德责任的环境中解脱出来，因为只有在一个不完美的世界中人才有一种负责任的角色，这个世界充满了相互冲突的价值观和相互矛盾的目标。不一致和压力不仅仅是一种道德生活的本质特征，而且也是生活本身的本质特征。工业革命理论家的愿望是想脱离现实世界，而当代物理科学正在深入地影响著民众的思想，这种影响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这个愿望。政治理论家和经济学家也深深地受到物质可以分解为原子的观点的影响，并且他们著手把这个观点运用于社会科学。人变成了可以互相交换的人，变成了平等的人，变成了没有联系的人，变成了服从操控的人。他们已经不再是人类了。由于道德和伦理在原子人中没有地位，阻止国家和社会分裂的唯一力量是自私的而非平等的经济动机，因此道德和伦理也就烟消云散了。边沁和马克思的理论都是以这个观点为基础的。

除了接受原子的概念之外，社会科学家也接受了这样一个信条，即一个理性的世界必然会受到规律的统治，而且他们还试图把这个信条应用到有关人的事务中去。规律是客观存在的，所有的人所需要做的就是去发现它们。下述的这些规律是不可避免的：收益递减规律、马尔萨斯人口规律、铁的工资规律以及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理论。它们是一个普遍规律体系的组成部分，人们无法避免这个普遍规律体系的影响。如果一个人是明智的，那么他会认可并服从必然发生的规律。如果有人胆敢违抗规律，那么自然规律就会证明自己是不可抗拒的，并且会迫使愚蠢的人类服从它的统治。但是，对规律的信仰既有助于乐观主义的普及也有助于悲观主义的普及，既有助于构建一种慈善的和慷慨的世界观也有助于构建一种吝啬的和苛刻的世界观。我们可以假设，人们总是遵循著他们自己的真实兴趣，并且确实可靠的本能也正确地引导著他们。进一步说，每个人为自己的幸福所做的事对于整个社会而言也同样是有利的。洛克、亚当·斯密、孔多塞和边沁认为人是善良的和友好的，在他们的笔下人变成了一个高尚的生物，人的行为方式是明智的和理性的。对幸福的最大障碍是不必要的约束，干涉人的自主精神的联合体是邪恶的。哲学家的乐观主义、产品数量的增长、新发明的涌现以及资本的增殖都促使政治家和传教士深信这样一个道理，即放任自由的政策对于个人和国家来说都是最好的。

然而，坚信世界是受一个普遍规律统治的观点同样也为悲观主义者服务。李嘉图和马尔萨斯对人的本性抱有悲观的态度。因为他们太想说明他们的理论也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自然规律的组成部分，所以他们把阴暗的色彩添补到人类的命运中，并且获得了广泛赞同和普遍接受。在约翰·洛克那里，看起来“每一个人的思想全部都来源于他自身。”1同时，“每一个人都知道适合他自身的职业。”2因此，我们可以推出这样一个论断，“到目前为止，由于一个人有权力根据他自己的主观偏好或倾向选择思考或不思考，选择运动或不运动，因而这个人是自由的。”3

在亚当·斯密那里，这种自由是有益无害的，因为“一个人对他自身优点的研究，自然地或者可以说必然地，会促使他更喜欢选择那个最有利于社会的职业。”4遵循自己兴趣的人“处于这样一种情形，正如在许多其他情形中一样，他被一只无形的手引导，从而推动并促进了一个目标的实现，然而这个目标原本却不属于他的意图。……通过追求他自己的利益，他经常有效地推进了社会利益的实现，他推进社会利益的有效程度甚至超过了他真实想要推进的目标。”5

然而，在李嘉图那里，同样是这只无形的手却产生了截然不同的后果。高工资刺激了“人口的增长，……而工资又再次跌回它的自然价格”，“工人的生活状况是最为悲惨的。”6我们不能对此做任何的改变，因为这些“都是调控工资的自然规律”，而且工资“从来都不应该由立法机关的干预来进行调控。”7

在马尔萨斯那里，这种情形更为明显，而后果也更为悲惨：“自然界的意图不会也不可能被击败。……我们可以运用不同的方法制服苦难，但是这却不能使我们自己少遭一点罪。”8唯一的疗法是控制并减少人口，为此马尔萨斯认为“我们不应该向穷人倡导清洁，相反我们应该鼓励肮脏的习惯。在我们的城镇里，我们应该把街道建得更狭窄些，让更多的人涌进住宅区，并设法使瘟疫重现。在农村，我们应该把我们的村庄建在死水潭旁边，特别是要鼓励人们在所有沼泽般的和不健康的环境中定居。但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应该拒绝为灾难性的疾病提供全面的治疗。”9

马尔萨斯的设想应该成为一项政策，毕竟这项政策是由一位知识渊博的、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所郑重提倡的。这一点是可以解释清楚的，原因就在于共同体的真实概念已经消失了，这个共同体本来是由习惯法统治的。正如边沁所说：

共同体是一个虚构的有机体，它由一些个体的人组成，这些人把他们自己看作构成共同体的成员。那么共同体的利益又是什么呢？——组成共同体的若干成员的利益的总和。

如果不理解个人的利益是什么，空谈共同体的利益是没有意义的。当某件事情趋向于增加个人快乐的总和时，这件事情就被誉为是促进了个人的利益，或者是为了个人的利益而存在；同理，当这件事情趋向于减少个人痛苦的总和时，这件事情也被誉为是促进了个人的利益，或者是为了个人的利益而存在。10

对经济动机的显著突出似乎证实了社会崩溃和解体的过程。只要一个人遵循了他的“经济利益”，任何其它的需要就会自然而然地实现。人们对经济目标的追求，或者表面上对经济目标的追求，也是导致社会解体的原因，但是这个事实却被人们忽视了。如果一个人没有一个稳定的家庭，没有一个稳定的社会成员资格，那么他就不可能具有道德品格，因而也不可能具有道德身份。就短期的经济社会“进步”而言，个体主义理论的确取得了一个巨大的成功，但是个体主义理论的成功是以牺牲个人和社会为代价的，而这个社会正是人赖以生存的前提。此外，个体主义理论的成功还是以牺牲责任和价值观为代价的，而正是这些责任和价值观使人成为社会的成员并因而使人成为一个人。

共同体的重构

一场广泛流行的经济和政治运动并不只包含一种单一的逻辑。因此，当流行的理论和公共政策受到不断扩展的个体主义的影响时，另一种出乎意料的运动也应运而生了。这场新的运动否定了个体主义理论，但并没有批判这种理论，并且当时机到来的时候，它还会以自己的方式抵制社会原子化的进程。

当工业革命变得越发无所不包时，越来越多的个人不得不依赖于一个能获得工资的工作，并且由工业革命带来的个人孤弱无助的状况也加重了。贮藏和占据的行为不是他们无助的表现。随著工商业公司规模的不断扩大，工人与雇主之间的交流和联系变得越来越少了，他们两者之间互相理解和认同的机会也变得越来越少了。经济结构史上的一个新阶段已经到来。工厂制度容纳了为数众多的孤弱无助的个体人，所有的人都依靠一个共同的雇主而生存。工人们没有能力对他们的劳动状况施加道德的或经济的影响，也没有能力影响他们所从事的工作的留滞率。他们都是孤弱无助的个体人，他们同样都是无依无靠的。

这些工人共同享有的东西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雇主，他们都在同一个工厂工作，他们的劳动时间都相同，他们所用的工作台和机器都相同，他们获得的工资价格都相同，管理他们的工头是一个人，他们所用的原材料都相同，早晨叫他们起床或者叫停他们的劳动的口哨也都相同。此外，这些工人彼此之间也是共同生活的。他们在同一个工作台上工作，他们在同一个磨坊或矿场中工作，他们与同一种耐热材料作斗争，并且他们还依靠相互之间的合作。这正是一个新社会的因素所在。正是这个相同的过程把这些工人们聚集起来，因而这个过程锻造了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中集体认同感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对于每一个人而言，工人个人的无助状况是显而易见的。然而，工人的集体力量已经显露出来，而且这种力量能在以下事实中被人发现，这一事实是他们都相同地受到把他们聚集起来的力量的控制。他们的相互联合和经历、他们相似的技能、他们在工作台上的关联、他们使用的工具以及他们生产用的原材料，都赋予他们一种共同的语言。他们学到了同行的语言、工作的语言、商店的语言和工业的语言。他们共同分享了特殊的自豪和羞耻感，这种自豪和羞耻感只能具有特定的和本地的意义。他们可以抱怨亮度和热度、寒冷和潮湿。他们可以无休止地沉浸在谈论工作之中，无休止地议论工作的反复单调性，因为这种讨论细说了人们琐碎的日常生活。这种讨论还赋予人们一种共同的即使是本地的词汇。雇主则变成了一种催化的力量，促使工人凝聚成一个自觉的团体。当劳资冲突蠢蠢欲动时，这个自觉的团体会刺激蠢蠢欲动的冲突爆发出来。

因此，由支付给个人货币工资而导致的社会原子化已被工人在功能上的共同结合及时制止了，工人在功能上的结合成为了一种坚定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之上工会运动成长起来了，并且实际上这个基础已经使得工会运动不可避免了。

工会运动的最初组织者是商店、工厂、矿场和企业。煽动者亦或工人的领袖只不过宣告了已经发生的事实。尽管有许多例子表明工人拒绝加入工会，但是工会运动兴起的事实却是真实的。工会运动已经持续了非常长的一段时间，并且扩展到非常广的一个区域，以至于它必须被视为一种组织化的现象，这一现象是在现代工业发展之后自然而然地产生的。工会是个体工人通过功能上的结合而自发地组织起来的。工会反映了一种道德的认同和心理的团结，人们在一起工作时经常会发现这种认同和团结，这是因为人们需要认同和团结，并且没有认同和团结人们就不能生存下来。这一点并非是新事。事实上，道德认同和心理团结采取工会的形式只是一种历史巧合，因为工人之间的联合来自于机器强加给他们的联系。坚持劳动者与其它任何物品一样都是一种商品的理论把集体行动当作维护个人道德身份的唯一途径。工会就是一个有形的证据，证明人不是一种商品，而且人不能完全依靠自己。

工会的产生往往是以一个区域为基础的，并且它的产生一般来说都没有经过预先的计划。工会没有任何长期的计划，长期的计划往往是由人们打破一些不成文的规则而“引起”的，而这些规则在“师傅”和“学徒”之间的关系中发育成熟，相反工会只有一些短期的和具体的目标。在工会的早期，区域性工会都是一种自发的微型民主，它们脱离自己的经验而建构出自己的治理机构。区域性工会的形式是不稳定的，它们的特征也是易变的，它们的特征还带有一种平等主义的偏见。工会的最初成员由一些纯朴的、勤奋工作的人组成，这些人几乎都没有从事过文字工作，他们用当地居民的方言撰写他们自己的规则。这些会员通过选举选出每一次会议的主席，并总是希望每一个会员都能轮流担任秘书和委员会委员同时承担相应的职责。他们每周或每月向自己的会员征收少许分币，以便向公务员提供基本的必需品，同时他们从自己的会员中找出一些诚实的同伴担当财务员。这些公务员是没有薪金的，他们完成一天的工厂工作后，还要在工会的岗位上继续工作。1

在工会的早期，工会是一种实行直接民主的组织，但是随著区域性工会的增多和在许多城市中从事相同行业的工人陆续被组织起来，一个代议制政府就产生了。这个政府是由从各个地区选举出的代表组成的，随后这些代表召开定期的政府会议。在早些时候，这种较大规模的组织例如区域性工会在形式上还是很不稳定的。这个政府中的公务员可能除了秘书和财务员以外都是没有薪金的。这个政府的权力是有限的，原因在于它缺少资金、充满地域猜忌以及公务员缺乏相关的经验。组织起来的工人会发展为经验丰富的公务员，会开发出一个有执行力的征税制度，会制定出一套宪法性法律和工作规范，这些法律规范能把这个地区结合成一个有凝聚力的团体，然而实现上述理想却需要花费一个很长的时间。许多已经形成的全国性工会不料竟会在区域性工会的顽强意志面前受挫，这些区域性工会拒绝或者害怕来自于中央组织的命令。回首以往的岁月，在我们的工业社会当中，无数这样的微型民主出现了又消失了，其兴也勃，其亡也忽。一些工会是因为内部的纠纷而衰亡的，一些工会是因为软弱的领导力而衰亡的，一些工会是因为不断变化的工业环境而衰亡的，一些工会是因为反对国家而衰亡的，还有一些工会是因为反对企业家而衰亡的。

在长达一个半世纪的西欧、英国和美国的工联主义历史上，持续的或者只是零星的、多少带有些突然的冲突始终遍及雇主与工会之间的各种关系。大多数劳资冲突都是区域性的和无计划的，但是早期工会的民主形式却沦落为持续不断的冲突的牺牲品。在许多案例中，工会要么被消灭，要么勉强牺牲一些自我管理的权限，以便在一场与雇主的持久战斗中实现自己的要求。

只有不断成长的领导人有能力施展他们的权威时，区域性的和更大规模的全国性的工会才能够生存下来，即使他们采用独裁和暴力的手段。在美国，暴力已经在许多冲突中发挥出十分重要的作用，这种冲突既包括工会与顽抗的工人之间的冲突，也包括雇主与工会之间的冲突。美国的雇主们有组织地、频繁地使用暴力。他们在地区、州和联邦的法律中都占有优势。法庭对他们持友好的态度，因为法律遵循了一种共谋的理论，并且动用了针对劳动纠纷不断频发的法律禁令。此外，一些雇主雇用了平克顿私家侦探公司、伯恩斯私家侦探公司以及其他破坏罢工的团体，这些团体使组织罢工变得困难、昂贵和危险。规模更大的公司，例如钢铁公司，则雇用了一支私人警察力量用以对抗不断成长壮大的工会。

在一些行业，特别是煤炭业和钢铁业，把工人组织起来的努力需要更多的暴力以至于这种努力携带了一种私人的但却具有十字军圣战性质的热情。如果正如一些人所抱怨的那样，当前美国的全国性和国际性工会都是集权和独裁的，那么这种努力就会带有圣战性质的热情，因为它们在武装冲突中掌握著权力。这种冲突是长期的，也是剧烈的，因为美国的经验强化了人们对极端个体主义的信奉。直到前天，行业的领导人最多确信工联主义是一种应该被抵制的邪恶，因为它会带来痛苦的后果。甚至在联邦法偏袒工会的几年后，美国的公众舆论总有一天会和组织起来的劳动者敌对的希望仍然没有破灭。不然我们怎么能解释通用汽车公司在1934年1月到1936年6月间花费“将近一百万美元雇用私人侦探”用以阻止它的工人组织起来的事实呢？2同样地，克莱斯勒公司支付给集团公司的附属公司的资金在1933年超过了61600美元，在1934年超过了76000美元，在1935年超过了72000美元。3阻止工会组织的愿望在汽车行业是十分强烈的，但是在其他行业中这种愿望则更加强烈。

美国的历史充满了阻碍组织起来的劳动者壮大的企图。对许多代美国人来说，这种现象的确是工业景象中的一部分内容，并且在全国劳动关系法案通过之后仍然持续存在。4拉·福莱特委员会的证词表明，在美国共有二百个机构从事劳动间谍活动，它们招募了超过四万的私人侦探，并投入了数十万的美元。5肯塔基州的州长宣称，哈兰县的煤炭经营者维持著恐怖的统治，他们控制著警察力量和州的政府机关，威胁著掌握真理的内阁官员，并且镇压自由的言论和自由的集会，而所有这一切努力都是为了阻止他们的矿场工人联合起来。6为了能强有力地镇压组织起来的工人，一些钢铁公司甚至为它们的私人保安配备了防爆手枪、毒气面具、各种炮弹和毒气手榴弹。7

这些较近发生的事情只不过是对一种较早习惯的延续。一则有关1919年的钢铁业罢工的报道是这样评论的：

    向州警察、州副警长和公司保安提出的控告都涉及到有关男人和女人的谋杀——一个人在他自己的院子中被杀害——以及成千上百个工人不同程度的伤害；成千上百个工人遭到棒打；人们在街上合法地和和平地办事时遭到袭击，犯人也在关他们的监狱中遭到袭击；男人和女人遭到逮捕和监禁，他们在很长的时期内被关在监狱和警察局，而人们没有采取任何挑衅的行为，甚至没有对这些行径提出明确的控告。……法律和政府部门的执法管理人员却频繁地向当地的公司经理人员妥协。8

钢铁业公司颠覆了政府部门并且控制了公共舆论，因为许多地方政府的行政人员同时也是钢铁业公司的雇员。这里引用的证据只不过是历史的一部分片段而已。整个历史事实则是由无数卷国会听证会的证词、无数页美国的新闻报纸、无数条美国法院的辩护状、无数个小册子和书本所记载的内容组成。虽然如此，光靠文字记录还是不完整的，因为大部分历史事实已经埋葬在无数工人所忍受的痛苦和辛酸中，这些工人分布在新英格兰州的棉纺织厂、加利福尼亚州的果园、科罗拉多州的矿山和华盛顿州与俄勒冈州的森林中。在全美国境内，几乎不可能存在这样的工业区域，在那里人们不能通过有关本工业区的特殊资料来说明工人长期遭受的悲惨经历和时常在组织权利问题上发生的血腥冲突。

尽管工人有过许多次的失败，但是工人建立组织的努力却始终在进行著。就这种努力的性质而言，工人建立组织的努力必须继续进行下去。人们通过共同的经历团结起来并且组成一个社会，这是人们的共同愿望，而这种愿望必须找到一个得以实现的媒介。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媒介只能是工会。无助的个人处于孤立的状态，他既不能维护尊严也不能享有安全，而当人们不可避免地结合成一个社会时，反抗和暴力最终都将会变成偶然的事件，在这个社会中人们能再一次发现自己是共同体的成员之一。否则，现代工会的全部历史将会变成是没有任何意义的，确切地说是没有任何道德意义的。而在目前现代工会的全部历史仍然被人们解释为是一种阴谋，正如工会的敌人经常解释的那样。但是，历史的记录一再地显示，工会总是自发地、无组织地坚持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并且依靠了这样一群人，这些人仅仅要求得到作为人所必须获得的东西：作为社会成员的认同感、彼此受到约束的伙伴关系——人们为了获得共同的解脱而组织起来，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够独自缓解沉重地压在他们身上的苦难，事实上这个苦难也沉重地压在整个社会身上。

自发的组织和对原子化的抵制是十分必要的，它们回应了那些否认在一起工作的人们是一个“社会”的规定和惯例。此外，工人苦难的历史还证明了，在很久以前，当现代社会还没有出现强大工会的身影时，“无组织的”工人所发动的突然罢工就已经预示了后来将要展开的主题。

    我阅读过年代久远的英格兰资料，甚至是十八世纪的英格兰资料，以此我推测工联主义只是一种自发的感情和意识，即使任何一名工会会员都意识不到它，它也已经存在著了；即使没有正式组织的存在，工联主义的习俗和规范也能自发地形成。甚至当工会组织并不是十分强大、仅有松散的架构的时候，当只有少数工人加入工会并支付会费的时候，工人们也往往会认为自己的工作在某些方面处于非常紧密的社会关系之中，无论他们是否是工会的会员。9

在美国，相同的历史过程可谓是自我重现了。工人零星的罢工已经持续了很多年，这足以证明一个具有共同习俗的社会是存在的。“在1797年以前，那些仅仅是工人们有所记录的罢工也都是‘无组织的’，的确如此，事实上发生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之前的大多数罢工都是‘无组织的’。”10美国工会的历史是由无数个工人起来罢工的事例所组成的，而这些罢工运动都是没有组织的，没有正式的领导，没有基金，也没有任何外部资源的支持。公元1850年，在马赛诸塞州的福尔利西城（瀑布河城——译者注），纺织工因为工资被克扣而举行了罢工，但是这场罢工“事先并没有在工人们之间相互通告和协商”。11可以估计，在1936年以前的五十年里，纺织业部门一共发生了六千次罢工，而这其中绝大多数的罢工都没有经过正式工会组织的领导。12

上述的一些“自发性罢工”持续了数个月，吸引了全国范围的关注，同时还伴随著大量的暴力行为。类似的劳工暴动也发生在其他行业中——煤炭业、钢铁业、交通业、服装业等等。事实上，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美国工联主义的历史就是一段“无组织的”、没有得到支持的和不成功的罢工史。可以肯定的是，大部分罢工都在某个局部地区爆发，以本地斗争的方式解决，并且独立于任何全国性或国际性的联盟组织之外。

在英国，很久以前，当人们还没有开始试图把当地的工人互助会合并为具有凝聚力的组织时，当地的这些互助会就反复地经历过兴起、衰落、再兴起的过程了。第一个工人互助会是棉纺织工人互助会，它是在1792年在斯托克波特成立的，并且只是在1810年的时候才遭到有计划的合并。13

直到南北战争结束以后，美国的全国性工会才得以成功地建立起来，并且在很多年内它们的会员数量仍然是稀少的。1860年12月，机械师和铁匠在他们的例行会议上煽动了一个关于建立全国劳工联盟的主张。1869年路易斯维尔的工会大会秘书长向美国和加拿大的工会组织写了一封信，也建议建立一个全国性的劳工联盟。全国劳工联盟的目标被设定为“最终废除罢工和签订劳资协定”，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就瓦格纳法令而言，用选举代替罢工可能是最有意义的，它试图促使“劳资协定”能够在一个充分稳定的组织环境中订立。我们必须一直牢记，伟大的斗争都是为争取承认工会而进行的——也就是说，为了建立一个正式的、形式化的“社会”，在那里法律法规和传统习俗都有它们的一席之地，同时每一个成员都能在这个“社会”剧中扮演自己的角色。如果不承认工会，就不会有正规化的、形式化的社会，也不会有公认的可以扮演的戏剧，更不会有对个人和社会承担的责任，而个人与社会存在根本的和有机的联系。这就是争取承认工人组织的斗争永无止境的原因，也是这一斗争之所以遭遇抵抗的原因。

这一斗争遭遇抵抗的原因是，工会社会趋向于变得包罗万象，并且趋向于变成一种生活方式。随著工会组织的建立，工会运动的本质属性发生了变化，即使工人和雇主都没有意识到这种变化，即使这种变化显现出来还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随著工会组织的建立，以及工会可以作为一个现存的组织融入到政治国家当中，工会就不再是最初那个进行斗争的工具了，而是转变为一个“治理”的工具了，因为所有的组织都有它们特殊的职能范围。在政治国家当中，工会代表的是它所在社会的要求，这个社会是由功能上团结起来的工人所组成的。

工会的治理方法是反复不定的，也是自相矛盾的。从长远来看，人们只能依靠耐心和折衷来协调这些方法，因为折衷是智慧的精髓和治理中的实用主义。但是，除非工会的权利一直存在并且它的功能几乎不再是斗争或者怀疑，工会运动才能够具有一种组织上的特征。就像所有的组织一样，工会组织最终也趋向于使自身被一个规模更大的共同体所容纳，并且不仅仅对它自身承担责任而且还要对整个共同体承担责任。代表整个共同体的利益符合一个现存组织的本质属性，甚至是在为它自己的要求说话时也要代表整个共同体的利益，然而组织对共同体的认同必须建立在组织赢得权利斗争的基础之上。只有争取组织认同的斗争胜利以后，一个组织才能发挥出自己应有的作用。如果工会不能履行对整个共同体的责任，那么它就丧失了得以存在的理由，就不再是一个真正的社会，也不再扮演任何道德角色，并且最终将会解体。

从长远来看，只有工会运动履行了所有的组织都承担的责任，这些责任是多方面的，包括为它的会员服务，保护它的会员，并且把它的会员整合为一个共同体，工会运动才能作为一个独特的社会而幸存下来，这个社会是依靠人们在功能上的团结而建立起来的。没有一个组织具有生存价值，除非它认为自己能够履行一种必要的对社会整体的道德责任，这种道德责任囊括了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和其它各种属人的利益。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瓦格纳法令才变得意义重大。瓦格纳法令不仅促进了工会组织的建立，工人已经为这一目标奋斗了许多年，而且该法令还减缓了一个以个体主义为本质特征的现代社会的成长进程。经历和时间将会教育和训练工会运动，最终工会运动也将会产生出一套传统习俗和不成文的法律，它们将会界定出工会运动的责任和工会运动的权利。

对工会组织的政策转变在瓦格纳法令中有所体现，但却并没有在罗斯福新政和大萧条时期得到推行。在新政和大萧条时期，主要是美国的工人构成发生了变化。南北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产生了庞大的移民群体，这使得把美国工人组织起来的努力变得相当困难。雇主们充分利用新来的移民击退罢工运动并瓦解已经建立起来的工会。雇主利用无助的和不知情的移民来阻止工会的建立，这是钢铁业、纺织业和煤炭业的工会在历史上不幸的一页。

同样地，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长期以来美国的工会运动限制移民的原因。来自国外的工人洪水般地压制了美国的工会。但在一些特殊的事例中，外来移民已被证明，他们既不是容易驾驭的工人，也不是自愿反抗工会的工具，这一点也是真实的。有无数的事例可以证明，外来移民为了工联主义的成功加盟工会进而成长为工会的领导成员。萨缪尔·龚帕斯、西德尼·希尔曼、大卫·杜宾斯卡和菲利普·默里都是在国外出生的，他们仅仅是许多来自大洋彼岸的劳工领袖中几个显著的例子而已。

这只是历史的一个方面。还有一些成功的实业家也是如此，例如推动美国工业图景重构的安德鲁·卡内基。像在1820年至1940年之间的其他三千八百万移民一样，卡内基也是一个外来移民，只不过他在新大陆淘到了自己的财富并且建立了自己的基业。

这两方面明显的例外只不过启发了许多无名的人，这些人都曾经卷入过一个陌生的社会，在那里成千上万个无名的人都不知不觉地站在雇主的一边，他们与把美国工人组织起来的企图作斗争。14

欧洲的农民和隶属于同一个工会的美国产业工人之间的差距，如果说不是更有研究价值的话，也同样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他们两者截然不同的经历和观念简直是天各一方的两个世界。一些欧洲国家试图改变一个从农村地区新来的人的信仰，并赋予他一些对现代工厂中的工人来说很正常的心理和价值观，这种努力既是令人莫名其妙的也是让人悲痛欲绝的，在这一点上美国的工会会员几乎难以企及。更为不同的是，美国除了存在农民和产业工人在习惯和态度上的差别，还存在由多种不同的且相互之间无法理解的语言所造成的特殊困难。15

1910年，外来移民在雇佣工人中所占的比例在煤矿厂是48.3%，在铜矿厂是65.4%，在铁矿厂则是66.8%。在服装厂，有超过70%的白人男性都是外来移民。在面包厂、制革厂、毛纺和精纺厂、高炉厂和轧钢厂，有超过50%的白人男性都是外来移民。在屠宰场、汽车和铁道车间、酿酒厂、黄铜制造厂、地毯制造厂、丝织厂、橡胶厂以及街道、公路、下水道和桥梁等建筑工地，在所有受雇的白人男性中外来移民所占的比例超过了40%。16

毫无疑问的是，由于一半或一半以上的基础产业工人都是新来的农民，他们又使用许多不同的语言，因而工会组织者就对充分实现工联主义感到失望了。把出生在外国的工人转换为高素质的美国工会会员的负担有多么重，这可以从文化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中看出来，美国的天主教则必须妥善处理文化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姓名地址录（1947年1月1日）把亚美尼亚人、法国人、德国人、波兰人、叙利亚人以及属于其他国籍和教派的人编入大约2000个教区目录当中。其他的资料也表明，至少有2855个教区向亚美尼亚、亚述、比利时、喀尔巴阡—俄罗斯、中国、克罗地亚、捷克、荷兰、法国、德国、匈牙利、意大利、立陶宛、马耳他、波兰、葡萄牙、罗马尼亚、俄罗斯、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西班牙（墨西哥和波多黎各）、叙利亚以及乌克兰血统的天主教徒提供服务。上述的大多数教区都属于罗马天主教教派。还有数百个教区属于亚美尼亚、拜占庭、卡尔迪亚、马龙教和东仪天主教的教派。在那些拜占庭教派中，乌克兰主教区拥有138个乌克兰教区和307065名教会会员。所谓的匹兹堡主教区拥有165个喀尔巴阡—俄罗斯教区、15个匈牙利教区和2个克罗地亚教区，共有大约285652名教会会员。如果这些数据都具有代表性，那么属于已知的非英语教区或国籍教区的天主教徒总数就超过了五百万。另外五百万教徒十有八九也属于国籍教区，尽管后者并没有像前者那样被人鉴定。17

美国的外来移民使用了许许多多种语言，这个问题可以由以下一个事实进一步说明，这个事实是，在1948年7月底美国竟有九百七十三家报纸商使用四十种不同的语言发行报纸。18

这个事实说明了今天的情况。如果想详细地说明上述问题，那么1910年的史实将会更加令人印象深刻。但是，到了1936年，当瓦格纳法令被美国政府颁布时，自移民潮以来的一代人已经去世了，伴随他们而去的还有他们的多样化语言和乡村习惯，这些语言和习惯已经被1917年的移民法令和1921年的限额法令严厉地禁止了。到了1936年，大多数产业工人都是在美国出生的，并且受到了美国传统习俗的熏陶。

那些把美国的工会力量不断增强的原因归罪于罗斯福新政和瓦格纳法令的人，太过于重视政治因素对美国工会组织成长的影响了。罗斯福新政仅仅是加速了这一进程而已。它既没有发起这一进程，也不可能阻碍这一进程。影响美国工会快速成长的因素包括以下内容，把外来移民的孩子转为美国人，让他们在公立学校接受教育，教会他们英语，赋予他们宝贵的美国遗产——自由独立的精神和传统的美国方法——对常见难题的讨论进行民主地总结。不可避免的是，在工厂中相遇的受美国式培训和教育的工人将会集中在一起，并且将会尝试作为一个整体来应对他们的需求。这些工人把他们的个体主义、他们的雄心壮志和他们对发展和改善的愿望带进了工厂。工厂则把他们转变成一个“社会”，同时赋予他们一种具有凝聚力的相互依靠感。在这里，工人们运用从美国社会学到的习惯和技能，以及他们从伙伴、共济会、棒球队和扶轮社中获得的经验，来满足现代工业强加给他们的要求。

比工会会员的数量增长更有意义的事情是，当前工会所包含的职业范围和种类也在不断地增长。在罗斯福新政以前，我们就有了演员工会和音乐家工会。现在，我们又有了由在大型公司工作的律师所组成的工会19，由职业舞蹈教师所组成的工会20，由工厂的保安所组成的工会，而且这些职工组建工会的权利已经得到最高法院的批准。21

如果上述事实仍然不足以显现出时代的趋势，那么我们仅需要补充一个事实就够了，那就是最近纽约股票交易所、场外证劵交易所和银行的雇员们也已经组建了工会。他们给工会的使命增添了意义，这是因为他们代表了工会这个新“社会”的元素，而在已经组建工会的工厂中当代任何其他的经销商和工头都没有资格代表这个新“社会”的元素，并且他们组建工会的权利也已经得到了美国最高法院的批准。22

到1948年，在美国的舞台上，复杂的社会力量已经促使大约一千五百万的美国工人变成了工会会员，而在这个舞台上大萧条、罗斯福新政和瓦格纳法令仅仅是一些表面现象。在一个世纪的进程中，工会运动开始只是一种软弱地表达新社会要求的努力，现在却已经演变为一场伟大的运动。对致力于消灭这种合谋社会的人而言，这是一个意料之外的答案，对坚持边沁所说的“共同体是一种虚假的结合”的人而言，这也是一个意料之外的答案。同样，工会运动也回答了个体主义理论，该理论认为或许每个人都与生俱来一种奇特的素质，即每个人都处于一个竞争性的地位，其他人可以挑战他的地位，正如亚当·斯密所指，“以物易物、物物交换”，这种奇特的素质把人同野兽区别开来。

有人承认工会在批判每一个人只代表他自己的个体主义理论时是孤立无援的，这种人的观点是错误的。每个人只代表他自己的理论也会被其他人否定。个体主义的哲学家和经济学家并不是自始自终都相信这个信条的。从开始的时候起，学术界就存在著一些反对者，并且欧洲与美国的政治学、哲学和法学一直存在著人道主义和同情怜悯的优良传统，他们反抗推动社会原子化和个人孤立化的力量，但是这种反抗最初是无效的。在英国，人道主义和同情怜悯的传统包括这样一些姓名，如柯贝特、沙夫茨伯里、罗米丽、狄更斯、拜伦、科尔里奇、卡莱尔、罗斯金、查理斯·金斯利以及许多其他人。这种传统也包括一些家喻户晓的运动，例如基督教社会主义、互助会、消费合作社、机械学派、星期日学派和卫理公会教的礼拜。23

这些运动和许多类似的运动都是一个社会政治环境的组成部分，在1802年这个社会政治环境对十二岁以下的童工的劳动时间做出了限制，并且禁止童工从事夜间工作。1816年，运输童工的行为被禁止了；1819年，九岁以下的儿童被禁止在工厂中工作。这种补救性的立法程序已经延续下来而未受干扰，并且这种补救性的立法程序还扩展到了全世界的工业国家。把个人置于法律的保护之中并通过执行最低保障制度来缓解工业化的影响是一个趋势，国际劳工组织和罗斯福新政仅仅是这个趋势的两个表现而已。

然而，当我们把政府政策中的这些变化与工会运动的成长相比较时，前者的重要性就要略逊于后者了。因为工会挽救了工人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并且给予了工人一个扮演道德人的机会。现在，工人所需要的这个“社会”已经回来了。工人再一次成为了一个人，他不再是机器上的一个齿轮了，也不再是一只将要被人丢弃和抛弃的“手”了。

工联主义与乌托邦主义

尽管工会运动对现代世界产生了意义深远的创造性影响，但是在知识分子当中工会运动却几乎找不到朋友，而那些宣称自己是工会运动的朋友的知识分子们，过去是、现在也是工会运动最凶恶的敌人。未来的历史学家将会反思最近两个世纪所发生的一系列复杂的情况，他们将会对当时的知识分子拒绝承认工联主义的重要性感到好奇，事实上工联主义是重构工业世界的一支重要力量。我们这个时代的大多数知识分子已经在寻求摆脱他们自己的社会，要么是试图把这个社会丢弃到一个它无法运作的形式当中，要么是企图破坏这个社会得以维系的基础，并且在一个新的基础上重建这个社会。

古典经济学家和他们的门徒属于第一种类型；而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以及他们的各种派别都属于第二种类型。上述两者都否认工联主义是一种具有创造性和持久性的社会力量，这种社会力量能重构经济基础并且能重新界定人在这一经济基础中的地位。古典经济学家否定工会的意义，认为工会只会妨碍无限制的竞争，而这种竞争能给社会带来有益的成果。对他们来说，要么工会运动是无用的，因为它无法给工人们带来任何的改善，要么工会运动是有害的，因为在一个成熟的自由市场中它制造了人为的垄断，带来了更高的成本，并且对劳动者的自然流动造成了不必要的限制。古典经济学家否认工会运动的必要性也即否认它的有效性，然而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却否认工会运动的重要性，他们认为工会只是一种有利于他们实现自身革命理想的工具。上述这两种流派都否认自己面临著一个经济的、社会的和政治的转型格局。古典经济学家渴望达到一种消除任何障碍的自然和谐状态。而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则渴望按照他们内心的要求重构社会，并以此达到他们所设想的独特的社会和谐。如果工会运动不能被他们当作一种实现革命理想的工具来使用，那么他们就会把工会运动看成一种反对的和阻碍的力量。

对经济学家来说，工会的努力是没有必要的，因为正如麦卡洛克所说，“劳动者的雇主们是不可能随意武断地减少工资率的。”1工会的努力也是有害的，因为它们破坏了自然界的永恒法则。劳动者是不能改善他自己的状况的，因为“对于任何违背自然界法则的行为，自然界都会通过一种明确的回应来维护自己的权威。胆敢把自己的私人意愿同神的旨意对立起来的人是专横的，他的生命受到了不可避免的惩罚；他的短暂繁华也消失了，并且他还遭受了长时间的痛苦和自取灭亡的处罚。”2

尽管经济学家把工联主义诋毁为一种无用的努力，但是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却致力于领导工人的组织，并且把一种特殊的目标渗透在工人组织当中。否则，工会就会妨碍他们实现“革命”的理想和处于革命之后的社会和谐。在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一方与工联主义者一方之间的差别是构成我们这个社会本质的一部分，这种差别是不可能被调和或消灭的。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是通过意识形态来运作的，他们尤其喜欢一些建构社会“和谐”的宏大计划，而工会运动看起来却没有理性的基础。工会运动缺乏一种理论上的根基。它没有教条化的理论，它也无法对事物的产生和灭亡做出任何解释。它本身与生活一样是令人困惑的和自我更新的，并且它也是充满内在矛盾的。它甚至没有任何方向感。它的理论依据——假如它们能被人们这样称呼的话——是感情用事的和情绪化的。它呼吁提倡一些曾被革命家批判的价值观，最糟糕的是它仅仅致力于瞬间提高工人的地位并改善工人的状况。

共产主义者今天的懊恼和社会主义者昨天的懊恼都是因为工会缺乏逻辑和理性而引起的。由于工会缺乏一套简单的理论，工会运动必定会丧失真理。在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看来，工联主义者是一个叛逆的推动者，他的叛逆行为给我们的时代带来了巨大的困扰：一场将要开创一个完美世界的革命，而这个世界是由完美的人组成的。因此，社会革命家选择了破坏工会运动，或者试图领导工会运动并且赋予它统一的思想，这些思想将会促使工会运动为革命家的目标服务。这些革命家将会利用工会运动，然后再削弱工会运动，正如共产主义者所做的那样。

社会革命家拒绝承认工会运动代表了一个不断变化的工业社会。他们无法了解到工会与经理人员之间的纠纷一直都是一种家庭纠纷。工会和企业的经理人员是共同发展的，也是互为依靠的，表现为同一个制度的两个不同的方面。在现代工业中，工会是把工人们联合在一起的必由之路，它使工人的角色在利益共同体中表现出来。工厂制度的命运同样也是工人自己的命运。尽管双方存在持久的争吵和表面上的内斗，但是工人为之争斗的事情只不过是一种属于工人和雇主的共同所有权。从一开始，基本的行业纪律已经使得工人把彼此视为一个有组织的整体，并且把他们的工作和工厂也视为一个整体。要不然，一个半世纪以来持续不断的意见不同现在早已在一个真空状态中消失了，这当然是无稽之谈。

工人和他们的雇主身处于同一个利益共同体之中。在行业和工人的共同影响下，每一份工会合同都得到了经理人员的承认和认可，这些成果不仅具有经济的意义，而且还具有政治的、社会的、道德的和心理的意义。由于每一次参加集体谈判的人员从未出现重复，因此社会本身也不再和从前一样。未来的一切都将建立在当前较新的社会结构之上，而工会合同恰好是这种社会结构的表现形式。然而，对革命家而言，每一次的集体谈判都是一次对他们所期望的政治剧变的背叛。革命家不把工会与经理人员之间的不一致和斗争看成是一种为补救性调整而进行的自然运动，因而也不把这种不一致和斗争看成是一种有益的事情，相反他们选择通过彻底破坏孕育工人和雇主的社会来摆脱这些必不可少的冲突。革命家们相信，如果工人和雇主能从这些特殊的愤怒中解脱出来，那么他们就会从所有的愤怒中解脱出来。可见，革命家们的选择是摆脱这个真实的世界。

革命家内部也有不同的派别，他们之间的区别在于如何实现社会秩序的复归，但是他们都同意革命的终极目标是建构一个愤怒和异议不再出现的世界。在实现革命理想的努力中，知识分子重新解释了人类的本质，也重新解释了得以保持人类本质的社会制度。乌托邦主义的思想，不管它是来自古典经济学家，来自社会主义者，来自工团主义者，来自共产主义者，还是来自无政府主义者，都一致反对一些较为古老的观点，这些观点的内容涉及一个有凝聚力的社会和人在这个社会中的地位。比如，经济学家倡导的完全竞争观点反对有凝聚力的社会，就像共产主义者提倡通过革命达到无阶级社会的观点一样。他们两者都曲解了人类的本质并且否定了社会生活，因为他们都否认人是社会中的一名成员。

在这一点上，工联主义与乌托邦主义或者“科学”社会主义之间是存在很大差距的。工联主义者以较为古老的价值观为生，这些价值观来源于社会中的成员关系。他们以正义和自由这两个较为古老的概念为名义来进行抗争。但是，对于革命家来说，恢复旧价值观或改良新价值观的努力则是阻扰和妨碍他们的。他们对人们现在就承认由工会建构的社会感到极其可恨。在他们看来，工会的领导人是一个“卑鄙的资本家”，是一个“误导者”，而且还是一个“叛徒”。3工会挡在革命的道路前，阻塞了通往人间天堂的阳光大道。

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一直以来都认为他们自己优于工联主义者，他们所构想的政党既站在上级工会的立场之外又遵照上级工会的指令行事。他们想要领导和推动工人运动，并且想把一种阶级觉悟和意志灌输给无组织的工人，以便用这种阶级觉悟和意志实现革命家的理想。他们非常明确他们的目标，非常确信这些目标的不可避免性，以至于反对他们介入干预的工人领袖都受到了他们的谴责，并被他们看成是工人阶级的敌人。革命家是工人阶级唯一的代言人，这只是一个幻觉，而一种自发的催眠术正好用这个幻觉迷惑了这些革命家。事实上，他们已经取代了古代弥赛亚的角色，带领人民冲出山谷勇攀高峰，并且向人民展现这个世界而非下一个世界的辉煌景观，即使人民不愿意看到这种辉煌的景观。毕竟，那只是一件小事而已。人民群众将会被革命家们说服和鼓动，他们将会看到光明，尽管他们不愿意看到这种光明。列宁质问道，“在什么地方能体现出社会民主党的角色呢？如果不在人的‘精神’中，……发起一场强大的运动来推进社会民主党的纲领。”4

共产主义者会通过创建一个铁的政党来发动工人阶级参加革命。“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一股最可怕的力量。如果没有一个铁的政党，……成功是根本不可能的。”5因此，在俄罗斯，共产党领导的工人阶级运动是所有革命运动的模式和共产党的目标，“如果没有党的中央委员会的命令和指示，任何一个重要的政治或组织问题都不能由共和国内任何一个国家机关做出决断。”6

工会必须接受党的领导，因为“资本主义生产的一般趋势不是提高工资的平均水平而是降低工资的平均水平。”7工会是一种误入歧途的和没有用的力量，因为“它们正在与结果斗争，而不是与引发这些结果的原因斗争。……它们只是运用了一些减轻剂来缓解疾病，而不是彻底根治疾病。”8工会必须以一个更大的目标为指向。“因此，它们不应该排斥一切只热衷于那些不可避免的游击战。……而应该把革命的口号写在它们的旗帜上：‘废除工资制度’。”9不论何时，马克思只要一谈到工会，这一主题就贯穿在他的作品中。

在国际工人协会的决议中，我们也发现了与此相同的思想。“为了实现工人阶级彻底解放的伟大理想，工会现在必须学会如何自觉地担当起组织工人阶级的重要使命。”工人组织的主要目标必定是夺取革命的最终胜利，这是因为“工人阶级要么是革命的力量，要么什么都不是。”10

弗雷德里希·恩格斯与马克思持同样的观点。工会自身的力量不足以实现革命的目标。“还有一些事情比工会和破坏统治阶级权力的罢工更为必要。”11公元1879年，恩格斯批判了英国的工会运动，因为英国的工会运动只把它的精力投入在“为提高工资和缩短工作时间的罢工中，……这就是它的最终目标。”12对这种专心于实用和短期目标的治疗办法是，“到劳苦大众中去工作，劳苦大众仍然具有相当大的可塑性，在他们当中组织一支中坚力量。……当即将崩溃的现存‘秩序’发生崩溃时，……这支力量将会取代现有的领导阶层。”13这就是恩格斯为劳动骑士团开出的药方，“从内部动摇并破坏”和夺取领导地位的思想已经被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所运用，无论他们在什么地方。现今，他们仍然是这样做的。只有通过选举把工会接收过来，并且使其服务于事先预定好的目标，工会才是重要的。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是这样一些人，“他们的想法在理论上是清晰的”，他们能解释并提出一个有力的论断，即每一场运动都必定会失败或走入歧途，除非它一如既往地坚持“废除工资制度”。14因此，注意到工会是“从内部被彻底改造”的事实是那些拥有科学信仰的人的职责所在。15

列宁继承了上述这些思想，并且把这些思想详细地阐述为一种工作方法。列宁撰写了很多文章证明自己的工作哲学，他认为工会有滋生资产阶级思想的危险，因而工会可能会演变成革命的障碍物。他通过援引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话语来为自己的主张披上合法性和正统性的外衣。16

由于列宁获得了太多的来自伟大先知们（指马克思和恩格斯——译者注）的佐证，他在表达自己的主张时表现出了一种盲目的自信。在1900年，他曾提到：“如果没有社会民主党的领导，工人运动就会变得微不足道，就会不可避免地变得资产阶级化；如果只进行经济斗争，工人阶级就会失去它的政治独立性；它就会变成其他资产阶级政党的尾巴，并且朝著伟大标语的相反方向运动，这个标语是：‘工人阶级的解放只能依靠工人阶级自己’。”17

当然，这仅仅是革命家必须预防的事情。工人阶级则必须想尽一切办法使自身免于“从社会民主主义沦落为工联主义”。因为工会不可避免地暴露出“一种明确的去政治化倾向”，所以“教育和引导工会”就成为无产阶级政党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任务。18这种教育只有一个目的：使工会运动服从于共产党的领导。只有通过领导工会，共产党才能实现它的奋斗目标。这一点在俄国已经做到了，如果共产主义运动继续蔓延下去，那么共产党领导工会的做法就将在世界上的其他任何国家出现。19

可见，共产主义者已经遵循著他们伟大导师的灵感，总结提炼出了一个符合逻辑的结论：领导、利用并削弱工会运动。工人的组织可能无法提出让共产主义者必须重视的目标，除非它们提出的目标与共产党的政治和革命目标相适应。除此以外，工会运动只是一种误导工人阶级的努力，这种努力会把工人阶级引向一个“资产阶级化”的方向。当然，对于共产主义者来说，工会运动也是极其危险的、起到阻碍作用的，因为他们也有拯救工人阶级的计划，即便他们的做法违背了工人阶级的意愿。

共产主义者明确否定了工联主义的意义，他们只把工会当作一个工具来使用，这种做法在所有的社会革命运动中都是适用的。社会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相似，也有一个超越工联主义的理想，工会对他们来说只能是实现未来理想图景的工具而已。根据卡尔·考茨基的观点，工会的重要性仅仅在于它们领导了社会革命。工会的重要性就在于“它们是一种战斗性的组织，而不是促进社会和平的组织”。这一论断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到目前为止工会已经充分显示“它们最多只是一种令雇主们讨厌的事物”。20

社会主义者，无论他们是多么地调和与保守，都不可能摆脱他们优越的使命感和洞察力。莫里斯·希尔葵谨慎地宣称，“社会主义者与工联主义者之间的唯一区别……是……前者很明确自己要实现的最终目标[资本主义的灭亡]……而后者并不是这样。”21丹尼尔·德·雷恩则更加直截了当地断言社会主义者具有更为出色的智慧和洞察力。他认为，“被称为工会的事物充当的只是社会主义运动的障碍。”22短期的要求也许只是一个陷阱，除非这些要求能接受如下的检验：“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步骤与最终的目标是相符合的吗？”否则，它只能是“一个陷阱和灾难”。因此，使工会运动具备“正确的知识”是那些拥有最高理想的人义不容辞的责任。23

正如人们能看到的那样，社会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的动机是相同的。在他们看来，工会仅仅只是一种工具而已，这种工具是由那些知道真理和前途的人来塑造的，而工会会员也只能接受那些知道真理和前途的人的灌输与教导。许多年以来，在丹尼尔·德·雷恩与萨缪尔·龚帕斯之间发生的激烈争论都是围绕这个问题展开的。对龚帕斯而言，工会运动是行使工会自身权利的一种机制；对德·雷恩而言，正如对所有其他的激进分子而言，工会运动要么是实现他们所期待的更远大目标的手段，要么则什么都不是。如果工会运动不能按照社会主义者所期望的道路前进，那么它只能是一个“陷阱”。

当尤金·德布斯成为一名社会主义的皈依者时，他也是持一个类似的观点。工会运动应该受到一个更远大的目标的影响。工人运动意味著“它的目标要远远高于微不足道的工资增长。……它更高的目标应该是推翻整个资本主义制度……。”24

工团主义者一开始也是持马克思的观点25，他们使工会发挥出自己独特的作用。同样地，他们也会引导工会朝著他们所设定的方向前进。权力分散的工会将会继承国家的权力，而不是继承国家的罪恶。开创未来的总罢工不仅将会摧毁资本主义制度，而且将会赋予工人们一种神秘的责任感、纯洁感和美德感，而这种责任感、纯洁感和美德感将会永远放射出万丈光芒。天堂将会在社会巨变之后出现，并且将会永远保持完美无疵的状态。

作为一个利益共同体，工会陷入了一个错综复杂的工业社会之中，它拼命地斗争使自身适应于来自日常生活的不断变化的压力，并且适应于来自人和共同体的不断变化的需要，甚至在工团主义者当中工会也不是令人满意的。对于工团主义者而言，工会的作用只有在未来才能得到充分发挥。工会目前的任务就是为社会巨变之后的日子做准备而已。

无政府主义者也陷入了同样的理论体系之中，他们对工会做出的反应与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和工团主义者的反应是何其相似啊，他们的代表人物是巴枯宁。在巴枯宁看来，工人们和他们的组织都应该接受改造和引导。罢工是很重要的，因为它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社会冲突的开端”，并且加深了社会各阶级之间的对抗性。“罢工算是一场战争，只有在爆发战争的时候，群众才能自发地组织起来。”于是，“倘若优秀的领袖是存在于人间的，那么愤怒的群众就会像熔化了的金属一样，被倾倒并熔化在一个固态的块状体之中，这些熔化了的金属要比冷却的金属更容易成型。”谁能够成为比无政府主义者还要优秀的领袖呢？无政府主义者的目标与其他所有革命家的目标是一样的：让工人和工会组织准备“一场我们现在能够预见的可怕的社会革命”。26社会巨变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而其他的事情则都会迎刃而解。与工团主义者一样，巴枯宁也极其相信未来。当下他要做的事只是破坏，而他的工具、他唯一的工具就是工会。

在工会运动方面，革命家们的立场在本质上都是相同的，无论他们之间的意识形态差别有多大。对他们而言，只要把词语“共产主义者”改写为“社会主义者”、“工团主义者”或者甚至是“无政府主义者”，下述这个论断就肯定是成立的：“如果工会是一个群众性组织，那么参加工会就是每一个共产党员义不容辞的责任，即使这个工会是一个极其反动的工会。只有在工会和工厂中进行经常和持久的工作，从而为工人的利益提供坚定而有力的保护，并且与改良主义的官僚进行无情的斗争，共产党才有可能赢得工人运动的领导权并且把组织起来的产业工人争取到自己的阵营中。”27

总之，“空想主义者们”无论属于何种类别，他们从内心深处都没有意识到工会运动自身的重要性。他们都坚持干预工会运动，以便促进他们所特有的目标的实现，这些目标反映出他们对社会本质和人的本质的价值判断。他们都不认同工联主义能够胜任把工人组织起来的使命。工人组织工会的具体理由在他们看来都是不重要的、临时性的、甚至是有害的。如果工人阶级只致力于提高工资、改善劳动环境、缩短劳动时间和争取在工厂中的身份与地位，那么工人阶级就将习得一种“商业思维”，而且对革命家一方来说工人阶级将变得更加难以驾驭和驯化。

所有的革命家都不愿意生活在当下这个世界。通过促成一场社会巨变把现存的世界摧毁之后，他们势必会著眼于遥远的来世。千禧年主义一直以来都是真实存在的。革命家们会有他们无法实现的目标——和平，这是因为和平意味著没有改变，没有运动，没有摩擦，也没有热情。革命家们从来都不理解，组建工会将会使整个社会在工会的运作下得到明显的改善。工会并不是一种对抗社会的工具；相反，它是组成社会的另外一种方式，它不仅组织社会的劳动，而且还构造所有其他的社会形式。

当工会运动发生的时候，政治、经济、家庭、道德、人们的身份地位、动机和目的、维系生存的手段都会随之而改变。正是由于工会只专注于这些细节的原因，工会在某种程度上就是社会本身。把工人组织起来并非简单地表现为一场经济运动、政治运动或社会运动。它甚至超越了经济运动、政治运动和社会运动的总和；它实质是以另外一种模式重构了整个社会。

然而，在一名革命家看来，工会似乎没有一点重要性可言，这是因为工会太专注于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并且从事于一些妥协让步的活动。革命家所关心的是一个远大的计划，试图建构“一个无阶级的社会”、“一个无政府共产主义的社会”、“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致力于一个总体性的计划会使革命家把工联主义轻蔑地看成是一些没有重要意义的事物，除非他能让工会运动服从于他的远大目标，这是很自然的事情。革命家不可能承认工会的地位，因为承认工会的地位就意味著承认社会结构的复杂性，自然也将挫败按照他内心的意愿来构造世界的任何企图。

因此，工会运动一直以来都没有什么朋友。除了工联主义者以外，每一个人似乎都知道工会应该朝向何处发展。而工联主义者自己却不善于表达工会运动的发展方向。工联主义者的优势在于，有一件事情是他绝不可能退让的：他的短期目标，因为这是他唯一关注的事情。如果他在这件事情上做出让步，那么他也就否定了他自己的事业。正如一个虔诚的教徒，无论他属于何种教派，或者是一个精明的生意人，工联主义者决不会认同这样一些观点，即接受外部力量的领导是正确的，或外部力量能真实地了解工联主义者，或工会运动绝不可能克服它自身的缺陷。工联主义者不得不依靠自身的力量生存下来，不得不抵制外部力量的企图，不管这些外部力量是想扰乱工会组织还是想控制工会组织。

在马克思、恩格斯、考茨基、希尔葵、德·雷恩、宋雷尔、列宁、巴枯宁和其他一些人看来，革命是一个伟大的目标，所有的事情都必须从属于这个目标。在他们看来，工人们总是关注于一些短期的、特定的、局部的、切实的事情——缩短劳动时间、提高工资、在工厂中获得更多的自由——而这些事情都是带有欺骗性质的。这些“经济曝光”仅仅是“资产阶级政治”的一个侧面而已。理性的领导者和思想家的使命应该是“领导并走在自发性运动的前面”，因为对理性的领导者和思想家而言，目标比手段要更为重要，反之对工会而言，工会经常在琐碎的事务上达成妥协，这些事务来源于一个复杂的工业社会，但这种妥协是工会得以存在的本质体现。

到现在为止，在工会问题上的争论已经持续了一百五十年并且仍将继续争论下去。经济学家会和工人组织达成和解，但他们的行动一直都是滞后的，而且只是半心半意的。很少会有职业的经济学家愿意在经济领域认可工联主义，他们不认为工会对工业产量的增加有积极作用，也不认为工会对民众生活水平的提高有积极作用。从认为工人组织是一种对经济发展起到阻碍和干扰作用的力量，到认为工人组织是一种对经济发展起到有益和建设性作用的力量，这一思想观念的转变并不是那么容易的。最起码，工人组织必须具备以下三个条件：⑴保护工人免遭资本家的剥削；⑵通过提高工人的购买力来促进批量生产的发展；⑶增强机器大工业的生产效率，从而应对工业成本过高的挑战。

那些认为工联主义能在社会和政治领域发挥作用的经济学家如今已经被证明是极其友善的了。这些经济学家试图维护他们的自由企业理论“模型”，并且使他们自己适应于这样一种观点，即一个竞争激烈的经济体是以大企业集团为基础的，而不是以个体企业为基础的。28

与此同时，共产主义者确保控制工会的斗争也已经变得越来越激烈并且受到越来越多的责骂，因为随著有组织的工人力量不断增大，工会涉及的利益关系也相应地扩大了，如果工会运动受到共产主义者的牢固控制，那么革命的愿望就会更加迫切地凸显出来。然而，共产主义者并没有彻底控制工会运动，除了一些先前他们就已经实现政治统治的国家之外。甚至在法国和意大利这样的国家，虽然工会运动长期以来都受到政治的操纵，但是共产主义者仍然无法实现他们的目标，即便他们付出了艰辛的努力。提出其它主张的人也质疑共产主义者关于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主张——包括社会主义者、工团主义者和天主教工会。此外，还存在一个下层社会，它以“纯粹与简单”的工联主义自居，它站在自身的立场上反对政客们的任何奉承与诱骗。

在许多充分发展的工业化国家中，例如英国和美国，通过政党来控制工会的方法已经起不到任何作用了，这并不是一件令人意外的事情。事实确实如此，甚至于在今天的英国，尽管工党是当权的执政党，但人们却可以说是工会控制著工党，而不是工党控制著工会。工党虽然竭力拉拢工会的领导人为它自己的计划服务，但是它并不能使工会按照它规定的路线行进，相反它的生存还要取决于工人组织的容许。

历史记录显示，理性的改革家和革命家总是大吵大嚷地批判我们这个发展中的工业社会具有罪恶的一面，但他们几乎都没有意识到，由工人阶级建立起来的看似不起眼的工会在捍卫工人阶级的利益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他们没有看到，工会是在现代社会中自然发育、成长起来的，工会在重构一个新“社会”的过程中发挥了必不可少的、合情合理的作用，在这个新“社会”中工人能够重新获得他作为一个人的尊严，并且能够再一次成为一名有道德修养的人。 

契约对身份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工联主义已经迫使我们整个工业社会发生了结构性的变迁。世界各地都表现出了这种结构性变迁的总特征。尽管不同的国家和区域有著鲜明的差异性，但是结构性变迁的特征却是它们的共同点，这种特征在各个地区都很明显。一种新型的劳动关系模式现在已经诞生了，并且它获得了整个工业世界的认可，正如公司制度、托拉斯制度和卡特尔制度也被整个工业世界认可一样。

随著工业社会的结构性变迁，集体协商和谈判已经成为一种处理劳资关系的主要方法，用于调停劳动者与管理者之间发生的日常纠纷。然而，人们却反复地发问：集体协商和谈判是否能与以下这些议题和谐共存呢？这些议题包括保护消费者的利益，维持“充分就业”，提高产品数量，推动技术的持续发展，缩小通货紧缩和通货膨胀之间周期性交替的趋势，保障工作的安全性以及保护个人的自由免遭践踏，因为个人自由对于一个民主的生活方式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所有这些议题都是我们这个时代要实现的基本目标，都可以归结为一个总方向，那就是个体工人要求实现“经济安全”。

集体协商和谈判的发展结果必然如此，因为正如韦伯所说，“集体协商和谈判……在它的最高发展阶段暗含著一种强制性的工联主义。”1而这种强制性工联主义的表现形式就是确保工会的安全，1945年“在受到集体协议保护的工人当中，有大约77%的工人也同时受到了包含有工会保障条款的协议保护。”2工会的安全必须得到保障，因为如果工会的安全得不到保障，那么“工会就不可能存在，也不可能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即作为一支在集体谈判中代表工人利益的有生力量。”3如果工人们可以选择的话，工人们肯定会以压倒性的数量优势选择工会的安全。在只雇用工会会员的工厂举行的一万次选举当中，“98%的选举……都是以工会的胜利而告终”4，而只雇用工会会员的工厂正是确保工会安全的最初形式。有效的集体协商和谈判表明，工会的会员资格已经成为工人获得工作的前提条件。写入集体协议中的各种类型的工会安全条款，包括只雇用工会会员的工厂、工会会员资格保留条款以及工会的招聘大厅，都无法改变上述论断的精神实质。总之，目前正在发生的事实是，“工作控制权正在从雇主的手中转向工会的手中。”5

只要工会有能力限制住准许入会的工人数量，并且坚持把会员资格作为工人谋取或保留一份工作的前提条件，工会就能够控制住整个行业的工人。根据普通法的规定，美国的法院是支持工会拥有拒绝接纳新会员的权利的，它的理由是工会组织是一个自愿性的团体。6但是，工会组织也是一个拥有强制性权力的自愿性团体，工会的强制性权力既可以控制雇主也可以控制工人。事实上，工会组织还是一个秘密的立法机关，它所制定的法律法规可以影响到数百万人的生活和数千家企业的经营活动。美国现有的超过五万份的集体协议都能够证明这一点。签订这些协议的工会组织都可以对工会会员的行为施加影响，这种影响可以及时限定会员的日常生活范围，也可以重新界定会员的特权，而会员在法律面前仍然是人人平等的。在没有目标或计划指引的条件下，工会运动正在把工人们整合到一个社会共同体当中，在那里工会建立了一系列不同的社会秩序。工会运动正在恢复和重构一个以身份为基础的社会，并且正在摧毁一个在我们这个时代众所周知的社会——以契约为基础的社会。7

如果说工会中的会员资格在本质上是一种工作机会，如果每一个工会都有自己制定的准入资格、学徒身份、应得权益、会费、晋升、工资、退休基金和社会福利等方面的规则，如果每一个工会在实际上都变成了社会共同体中一种变相的秩序，使自己的会员具有只有在自己内部才可以分享到的权利和豁免权，那么会员们就会发现，一个人要想离开他的工会是十分困难的，因为对这种擅离职守的惩罚是很严厉的。这些惩罚包括失去工作，在同一行业内不得获得其它的雇佣、失去资历和可能的晋升、放弃积累起来的退休、伤病和养老福利。一种新型的权利和纪律机构现在已经诞生了，它彻底改变了一个自由社会的本质属性。因为工会这个谈判机构可以用发薪水时扣除工会会费的方式，不经过工人的同意就从他那里收取会费（工会自己的征税方式），并且还能促使工会保障条款具有法律效力，所以工人最终会加入工会组织，成为一名工会会员。随著这些全行业协议的扩展，我们正在创造出一种新的社会形态，在这个社会形态中身份而非契约是统治的规则。

在理论上，这种会员身份是自愿承认的。但是在现实中，不承认这种“自愿性”身份的人都不可避免地要遭受社会的惩罚。现今，这种强制性的成员资格存在于绝大多数的行业、工作和职业当中，从理发师到钢铁工人，从音乐师到飞行员，从合唱队的女队员到海员。强制性的成员资格已把技能型工作和非技能型工作、职业工作和学徒工作、小规模工厂和大规模工厂、高度机械化行业和半机械化行业都包括在内并且使其成为自身的组成部分，而这种身份化的运动并没有出现立即停止的前景。如果说工联主义的历史能够证明某个事实，那么这个事实就是：当前，限制性立法或其它的反对措施不可能使工会运动停止下来，这些措施都已经被证明是无效的，因为工会运动是新生的事物。

值得注意的是，身份化运动的发展现今已经被证明是合法、合理的，而且它还捍卫了自由、平等和公正的名义。但工会所宣称的自由、平等和公正带有一种功能性的而非政治性的或公民性的意义。个体工人要求实现“经济安全”的努力会带来一个具有长远意义的、无法预料的副产品，即以较为古老的“等级”秩序为基础逐渐重构我们的工业社会。工业革命摧毁了一个较为古老的社会体系，在这个社会体系中每一个人都有他的“社会”身份和地位，同时每一个人也都能实现他作为一个人的角色。工业革命逐渐分解了这个“社会”，并且剥夺了每一个人的传统责任和义务。但是，社会团体的成员资格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必需的，当工人们在工厂中聚集起来的时候，它以一种新的形式再次出现了。工厂是工人们工作的共同环境，在这里昨天还是互不相识的人今天就成为了工作伙伴。遵循工会运动的结构和影响而形成的新社会是对工厂制度所确立的组织关系的必要衔接。曾经摧毁身份社会的工业主义现在已经恢复和重构了一个新的身份社会。在西方世界，上一个一百五十年是人学史上一个奇怪的插曲，在一段时期内人是“自由的”，他从一个古老的团体中解放出来，而在此之后他又日趋重新加入另一个社会团体。如果说我对这个插曲有什么看法，那就是现在正在形成的“等级”制度是工业革命的必然趋势和逻辑结果。

工会运动的发展过程是令人捉摸不透的，因为像每个“社会”一样，工会也提出了太多的目标。工会的章程和规则可以被人看作是工会有意识目标的正式化身，但是工会的联合行动也带来了意料之外的副产品。正如生活本身，工会也有创造性的特征，并且它所带来的后果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无法预知的。工会为实现自己的统治而制定的规则就像国内法，同样适用于所有的工会组织，它们对于工会的生存来说也同样是必不可少的。然而，这些成文的规则只是工会管理规范的正式组成部分；此外还有不成文的规则、群体的习惯和由日常经验创造的在特殊环境中运用的惯例。这种不成文的规则只能被人们的感觉含糊地界定，只要整个群体的人都认为这条规则既正确又合理即可。会员与非会员之间的差异包括忠诚度、价值观、权利、责任、特权和豁免权、宽容心和期望值，这些差异使不成文的规则让人能够感觉得出来，并且促进了以工会章程为表现形式的成文规则的实施。每一家工会组织都提出了自己的口号和象征符号，以便彰显它自身的特殊性和认同感。正是这种模糊而又极为传统的标识界定了工会的特征并确保了工会的存在。如果工会仅仅依靠它的章程和规则生存，那么它的生命力就不会旺盛，它的生命也是不安而短暂的。工会的组织凝聚力才真正把它在现代社会中的角色赋予给它。

除了工会自己的内部规范，包括成文的规则和不成文的规则，工会还制定处理工会与企业关系的外部规范。无论企业是否签订过一份集体协议，企业内部都有一个没有明确定义的“法律”实体，它界定了工人与经理人员之间的关系。即便那里不存在一个正式的工会组织这也是事实，因为工人团体早在工会组织建立之前就已经存在了，而工人团体的存在则意味著一个半自觉的、承认一半权利和责任的实体的存在。在工会产生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一条不成文的原则就已经触及了劳动者与管理者的关系。根据这条原则，工人唯一可以选择的斗争策略就是扰乱和解散。工会的出现只不过是把现存的工人团体正式化而已。

当工会与工厂管理层签订了一份集体协议时，他们双方就为执行和发展所谓的“工业判例”提供了一种工具。但是，这种“工业判例”从工人们依据工厂的公共纪律第一次结合成一个团体以后就一直存在了。因此，集体协议只是过去已经存在的惯例和特权的具体化身。

集体协议起初并不是一种实现工业和平的工具。它的作用仅仅在于把产生劳资冲突的议题置于一个公认的“习惯法”程序之中。它的目的并不是追求工业宁静；这个目的是不可能达到的。它的目的是建立一种劳资双方所公认的规则来处理不可避免的劳资冲突。它的目标——唯一可能的目标——是要建立一套规则体系，这套规则体系有利于和平解决劳资纠纷的延续，而劳资纠纷在任何一家企业每天都会出现一千次。它的目标是通过把劳资冲突限制在一个由劳资双方共同签署的“习惯法”体内，从而使得罢工行为不再成为必要。

因此，集体协议变成了一种工具，使劳资双方公认的规则适应于不断变化的现实需要。然而，随著这些规则的适用范围不断推广，由契约统治人的生活的领域逐渐缩小了，由身份统治人的生活的领域则逐渐扩大了。集体协商和谈判是实现这一巨大社会转型的良性工具，而工会—管理层协议则是这个新社会中不断成熟的“法律”。集体劳动协议以其自身存在的方式否定了过去使用的自由劳动者概念。集体协议是身份社会的构造物质，而工会正在利用集体协议一点一点地建构一个身份社会。即使身份社会这个大厦现在还没有完成，它的工程也是进展顺利的，它的宏大框架也已经展现出来了。集体协议记录了由管理者和劳动者共同创造出来的游戏规则。劳资博弈的游戏始终未变，但是游戏规则却一直呈几何倍数增加，它所囊括的内容也更广泛了，因为每一份集体协议都是建立在过往的基础之上的。昨天看起来是新鲜的规则，今天就变成顺理成章的事情，新的规则只前进至工会到目前为止占领的阵地。处理工人与雇主关系的“工业判例”正在不断向外推广，也必须向外推广，因为有越来越多的人被迫依赖工资来维持他们的全部生活和所有安全。

如果说代表工联主义的离心力量使工联主义成为必要和可能，那么工会所要建构的身份社会和福利国家所要建构的计划社会也都是根源于这种离心力量。在过去那个无助和恐慌的时期，人们对货币工资依赖性的不断增强已经使自身越来越依附于某个外部机构。只要人们能以自己创造的实际收入来担负起他们更多的生活所需，货币工资的不确定性就能够被人们所忍受。当然，社会有能力也的确提供给人们衣食住行的最低需求保障，并在人生病和年老时给予人关怀、在人的婴儿和儿童期给予人关爱、在人死亡和灾难降临时给予人关照。但是，使人们获得一份实际收入仍然是也必须是一个家庭或一个社区的努力方向。家庭亦或社区还需要扮演一个自然的社会保障机构，以保障孤儿、老年人和病残人的生活。当人们越是依赖于一份实际收入时，家庭和社区所发挥的作用也就越大。而当人们越是依赖于一份货币工资时，家庭成员和社区成员的个体化、平等化和孤立化也就越彻底。

当历史迈入我们这个城市化的工业社会，当货币工资已经代表大多数人的唯一收入时，货币工资带给人们的就不仅仅是彻底的独立和孤立，而且还包括每个人在他生命的某个时刻对人世沧桑和自我需求的彻底无奈。货币收入彻底取代其它所有收入的事实使自由主义和个体主义成为可能，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摧毁了大家庭和教会社区。现今，自由而又无助的个人只能要么向工会寻求依靠要么向国家寻求依靠，因为一个人孩童时期、守寡时期、年老时期和伤残病弱时期的生活需要既无法由家庭来满足也无法由教区来满足。事实上，家庭和教区作为有效的社会保障机构的功能已经完全丧失了，人们需要别的机构来接替它们。在默认的情况下，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由工会和它的主要竞争对手——国家出面，来满足无依无靠的人所提出的各种要求。公共和私人慈善机构不能起到作用，因为它们只是满足了一个人的部分生活需求，而这个人在很大程度上还是要靠一个经济体来养活，在这个经济体中实际收入是他日常生活的基础。在这种情况下，“不安全”只是一部分人的状态，主要影响的是那些由于某种原因而失去宝贵的大家庭或教区会员资格的人。绝大多数人并没有“跌落”到接受施舍的地步。儿童和老人都能在家中或在教区中得到照顾，因为那个时候家庭和教区都还存在。而当货币工资成为生活的唯一来源以后，家庭和教区就都解体了。由于货币工资具有不稳定的特点，还由于不包括失业者在内的儿童、无人依靠的寡妇、病人和老人都没有能力获得一份货币工资，不安全的状态就在人群中瞬间普遍化了。所有的男女都从婴儿开始逐渐长大，现在越来越多的男女却在年老和无助的时候草草结束了他们的生命，因为他们丧失了挣得一份货币工资的能力。

福利国家是针对这种紧迫状况的现实回应。作为一种新的政策，福利国家现在已经成为公众的焦点，因为个人的不安全状态已经在一个越来越大的范围内普及。很久以前，工会就意识到了这种危险，工会先于国家意识到个人不安全状态的危险性，因为工会一直关注那些依靠货币工资维系生活的人们，货币工资是他们的全部收入。

经济学家假设，一个竞争性的社会是很好的和有益的，它过去有利于现在仍然有利于遮蔽我们这个现代社会的弊病，在竞争性的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可以拿自己的劳动力在市场上做交易。但是，在竞争性的社会中货币工资却成为所有人的唯一收入来源，因此这个社会使经济体本身的运作充满了复杂性和危险性，同时也使所有的人陷入了不安全的恐慌之中，然而作为个体的人是没有能力消除这种不安全感的。随著人们对这种普遍不安全现象的认识不断加深，美国共和党参议员艾夫斯提出了一项一般性的议案，要求国家每个月向每一位老人提供一百美元的养老金。与此同时，美国总统杜鲁门的“公平政策”、英国工党的社会主义思潮以及越来越多的工会要求也应运而生了。

近几年来，人们提出的养老金、医疗金和退休金要求都是现实发展的必然结果，这个现实是，在我们这个城市化的工业社会中绝大多数的人都丧失了实际收入的来源。可见，人们提出的这些要求是合情合理的。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这些要求是否能够得到满足，而是在于它们是由工会和企业来满足还是由福利国家通过征税的方式来满足。

工会既很弱小又很迟钝，以至于更多的需求已经在企业和工会有能力全面普及传统安全需求之前赶超了它们。否则，社会就可以免遭福利国家邪恶利益的侵犯了。不过，有一件事情是清楚的：就所有人或者绝大多数的人而言，对一份货币工资收入的彻底依赖只能在国家的专制统治下结束，国家才能保障人们所需要的安全。这是因为国家要想保障经济安全，它就不仅要征收社会积蓄的物资，而且要干涉我们这个工业社会的运行，以便减少失业和冲突现象，而工业社会的复杂性使失业和冲突成为可能并且不可避免。为了使人从不安全的状态中解脱出来，国家会及时采取措施来更有力地控制生产、控制社会成员，以便管理它们并使国家必须提供的“福利”卓有成效，而个人对国家依赖性的不断增强也迫使国家这样去做。

这些未经注意的事实——对货币收入的彻底依赖所造成的后果——也许无法解释福利国家领导人的有意辩护行为。要知道，福利国家的领导人也同样身处于一个竞争性的社会，领导人也是这个社会无知和无助的受害者，这个社会的理想是让货币工资来表示更多人民群众的收入。同样，领导人也陷入了由我们这个竞争性社会造成的复杂局面，他们无法控制这一复杂局面，他们对这一复杂局面的干涉就如同一只失明的老鼠咬到了一根会弹出陷阱的绳索。领导人在道义上是没有过失的，他们的意图是善良的，他们的最高目标也是有益的。事实上，他们既不用为他们所要拯救的罪恶承担任何责任，也不用为他们所要采取的手段承担任何责任。

我们的社会环境需要生产效率的提高。而劳动分工的扩大和人们对一种间接谋生方法依赖性的增强则是生产效率提高的必然结果。这种间接的谋生方法——从餐馆而非家庭获取你的食物、购买面包而非你亲自烘烤面包、把你的衬衫送去洗衣店洗而非在家中自己洗——是“高效的”，但是它需要人们拥有一份更高的收入。间接的谋生方法还增加了社会的复杂性，增加了个人的无助感，使整个社会不可避免地趋向了不安全。上述过程所产生的个人不安全状态促进了工会要求的日益增长，也解释了福利国家的职责所在。如果工人们无法在企业和工会这个载体中获得必要的安全保障，那么国家就将执行这项任务。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国家将破坏我们这个时代的自由权，并且使人们屈从于一个吞并一切的利维坦。如果工会能够给工人提供安全保障，那么工会就将恢复和重构一种身份社会，在那里统治大型社会的法律将延续下来，它的作用是保护个人免于为获得安全支付太高的代价，而个人的安全将会由工会赋予。在这种情况下，权力的分工有可能会保存人的独立意识，而人的独立意识曾经被福利国家以世界上最好的意图和自由的名义极度损害。

工会正在做的事情也是它必须做的事情。工会必须加强它对个体工人的责任，也必须把它对会员福利的责任推广到企业身上。只有这样，工会才能既拯救了自己又拯救了企业，即使拯救企业并不是它有意识的目标。不过，有一点是千真万确的，那就是过去的竞争性结构也许未来将会走向毁灭，但无论无何它现在已经处于毁灭之中了，即便它不是被工会破坏的，那它也会被企业和国家破坏。如果企业和工会不去承担被无助的家庭、贫困的教堂和衰弱的教区所抛弃的责任，那么国家就必须承担这些责任。

在面对消费经济完全货币化的挑战中，工会已经发现集体协议是一种具有灵活性的理想化工具，工会可以利用集体协议向它的会员提供越来越多的安全保障。但是，工会利用集体协议必须符合以下两个条件：其一，工会日益增长的要求必须反映会员日益增长的需要和期望；其二，集体协议必须建立在先例的基础之上，而不是建立在原则或教条的基础之上。工会并没有设想把一个理论写进一部法律中；它是想要创造一部出自于无数详细的先例和判例的法律。认为每一份集体协议都建立在某种独一无二的原则之上，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每一份集体协议在细节上都是不同的，并且极大地扩大了自身所认同的条款数量，但是它们在基本承诺上都是保持一致的。这些协议从产生之时起到现在为止都是集体努力的结果而非个人努力的结果，这种集体努力的方向是为了解决我们这个时代侵犯劳动者权益的问题。这一点可以从每一份集体劳动协议所涉及的内容和所必须完成的使命当中看出来。

先前，个体劳动者会在事先没有接到通知的情况下被雇主随意解除劳动合同。但是，根据集体协商和谈判的规定：

1. 集体协议是有时间限定的。

2. 它有一个最低限度的先决条件，包括在“工业判例”和先例中的法律条件和惯例条件。

3. 它是普及化的，以至于能覆盖到所有的工人和所有的团体、车间、工厂。

4. 它的目标与工作并没有直接的联系，例如工会会员的机会均等。

5. 它限制了其他工人的权利和机会，因为这些人没有被协议包括在其中。

6. 它表达了所有工会会员的期望，包括正在工厂工作的会员和即将在工厂工作的会员。

7. 它承认工会是一个利益共同体，承认工会是工人的代理机构，拥有干涉企业的权力。

8. 它承认工会的内部规则是协议的一部分；例如，企业可以解雇一个失去工会会员资格的人。

9. 它把立即签约所带来的好处扩展到未来：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

10. 它承认工人拥有参加工作的“权利”。

11. 它在某种意义上使下述这项权利可以通过谈判来解决：下岗工资和退休工资的多少将取决于工人的工龄。

12. 它界定了会员的特权并使其普及化，例如带薪休假。

13. 它通过按资排辈的方法管理著个人未来的职业生涯。

14. 它把工会会员的工资序列、晋职序列和退休序列分成不同的层级。

15. 它通过工厂委员会、仲裁制度和大公无私的主席向工人们提供“法律”救济。

16. 它承认日益增加的“工业判例”。

17. 它把工资合同与某些外部标准联系起来，例如物价变动、生产力、利润、更高的生活水平。

18. 它设置了准许进入企业的门槛：年龄、学徒身份、工会的会员资格。

19. 它在经济萧条的时期允许工人们错开上班，并且日益对经理人员施加其它类似的限制。

20. 它涉及有关处罚雇主、雇员和工会的规定。

21. 它建构了一个内部的司法体系。

22. 它确立了与工作相配而非与工人相配的权利，这些权利的内容是不断增加的。

23. 它赋予工会统治的权力，同时也要求工会对会员和企业承担越来越多的责任。

上述这些原则都包含在最早的一份工会—管理层协议当中。随著协议的更新而逐渐写入协议之中的具体条款大概包括先例、便利和相关的权力。这些权利和豁免权是不能在一家工会和另一家工会之间互相交换的。一旦一个工人的命运与一家工会和一家企业的命运结合在一起，那么对他来说要想改变他在这个新“社会”中的相应身份就会变得日益困难起来，要想从为他规定相应角色的一家工会转到另一家他发现也许更符合自己意愿的工会也会变得日益困难起来。

事实上，工人已经陷入了一个限制他的流动范围和工作机会的制度当中。帕特里奥先生指出了这个问题的实质，他说：“我不知道他[一名被工会驱逐的音乐师]今天将会在哪里找到一份工作。驱逐出会对一个依靠乐器表演为生的人来说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8驱逐出会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因为它剥夺了工人曾经获得过的身份，但却没有为工人恢复签订一份个体劳动协议的机会。而这种机会在我们这个社会的广大区域内都已不再存在了。

所有者与劳动者

如果说工联主义所代表的“社会”已经使工人重新获得一种道德世界中的认同感，那么这个“社会”也同样引发了一些无法预料的困难。发生在现代经济体中的某些变化目前已经深深地影响到了工联主义的特性。在理论上，工人被视为是不具人格的、金钱至上的、高度流变的。一个人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在从事按工作日计算的工作，甚至在从事按小时计算的工作。他不仅可以自由地放弃他的工作，而且按照竞争的理论他还可以从事一个更好的工作，只要这个工作是他可以争取到的。他不需要对雇主、企业家和政治国家承担任何的责任——只需要对他自己负责。他的能力是由金钱报酬来衡量的——也就是说，是由劳动力价格来衡量的。因此，这个理论是符合大量的实践经验的。劳动力由农村向城市社区迁移，也同样由一个国家向另一个国家迁移，劳动力的频繁流动，工人对不同类型的工作重复选择以便找到一个更适合于自己的工作，在经济周期下就业形势的潮起潮落，在季节性行业中工作的周期性变化，由引进新机器设备造成的工作变更，所有的这一切都滋生了一种不安全感、一种颠沛流离的习性和一种对任何给定的工作都毫不关心的态度。

这种不稳定的状态是与不断变动的工资密切相关的，对这种状态的认同给整个社会发展进程带来了一层异乎寻常的违反道德的含意。不过，这并没有否认还存在无数个在某一给定的工种、行业或技术领域持续工作的例子。但是，工人们的总体感觉仍然是一种不安全感。任何一个人要是看到工人们在失业期间为了谋取一份工作而站在工厂的大门前面排队，或者在一个公司与另一个公司之间游荡徘徊，或者回应一则招募“雇员”的广告并发现其他成百上千的工人都排在他的前面，这个人就会意识到由人类与工作对象或工作场所之间的分离所带来的心理和道德含意。

在工人与他的工作之间形成的认同感破裂了，有趣的是所有者和他所拥有的财物之间的关系也同样破裂了。可以说，整个工业结构都发生了改变。上百万的股票所有者（有时候在一个大公司内就有几十万名股票所有者）都享有公司的所有权，但是他们对此却充满了无知，不负担任何直接的责任，而且没有做出任何道德承诺。如果他们感到不满意，他们就会出售他们手中的所有权并买进另一家企业的所有权。他们的行为就像工人一样，工人总是在寻找一个更好的工作，厌倦于在一个地方工作，站在招聘队伍中等待被雇用，或者浏览招聘广告以便确认在其它地方是否还有一个好的工作岗位是空缺的。因此，我们这个社会具有一种双重的流动性和一种双重的无责任性，包括劳动者的流动和所有者的流动，以及劳动者的无责任和所有者的无责任。在每一种情况下，控制行为主体的动机都是金钱至上。绝大多数劳动者和所有者现在都处在同一条船上：他们依靠一个企业维持生计，而他们无须对这个企业承担道德责任，他们在企业中的目的仅仅是寻求一个获得金钱的机遇。

由个人、家庭或合伙人拥有所有权的时代已经逐渐让位于这样一个时代，在那里人们与赖以谋生的工厂之间处于一种流动的、非个人的关系，而在过去的时代人们的生计则依赖于人们对工厂琐事的持续关注和个人义务的履行。现今，法人体制的新奇之处不仅在于它的规模或它拥有更多的财产，而且在于它给所有权带来的变革。在法人体制下，股票的购买者拥有一种片刻之间就可以使自己摆脱公司的所有权。他与公司的关系是一种金钱的关系，他通过各种方法来测算预期利润，这些方法也困扰著那些最为敏感的心理学家和经济学家。他和其他的股票所有者共同拥有整个公司，但是他们都不熟悉公司的管理者；他们甚至不知道公司董事会成员的姓名。他们不能做出任何影响公司的行政性决定；他们不会对公司的运作承担任何直接的责任，在被邀请建言献策时也没有能力对公司内众多的问题做出正确的判断。公司是由代表股东的管理层来运作的，在公司当中经理人员自身只拥有很少的股票或者没有一点股票。尽管经理人员对公司股东负有责任，但是他们却一点也不了解股东，在实践中他们只向公司董事会成员报告，而这些董事可能是股东，也可能不是股东，可能擅长于解决公司的问题，也可能不擅长于解决公司的问题。公司董事会的成员往往是由公司股东通过选举的方式从经理人员当中精选出来的。公司董事的主要职责是批准由经理人员提交的各项政策。董事会以公司股东的名义行事，如果它能团结足够多的代理人，那么它就能通过一年一度的来自“股东”的信任度投票。当然，这种事情未必常是容易做到的，不是因为股东会拒绝批准经理人员的政策，而是因为股东往往对经理人员提出的话题不感兴趣以至于他们甚至不会答复提出要求的代理人。

此外，投资者购买的股票并不能代表任何特定的可以衡量有形不动资产的单位。股票购买者能够获得的只是一大堆权利。但是，这一大堆的权利在形式和内容上却是变化无常的，这是因为由股票购买者达成的契约性安排在一家公司与另一家公司之间是有差别的，而且在同一家公司内由于股票发行的种类不同这种契约性安排也是有差别的。当股票购买者没有完全意识到（或者他很少意识到）有关他所购买的股票的每股收益的事实真相时，他的购买行为很可能是基于一个谣言、一则内部消息、一种预感或是抵挡不住一位营销员的诱惑而对股票收益丰厚的乐观期望做出的一个盲目的反应。他真正意义上购买到的只是一大堆用来监督董事会的权利，包括董事会是否具有敏锐的判断力、正直性和能力，而他却并不了解董事会的成员。更好的一种说法是，一个人在股票市场上购买到的东西仅仅是一种预期收益。他并没有购买到一个企业，也不需要对企业的盈利承担任何责任。事实上，即便是企业盈利了，在董事会的自行决断下股票购买者的利润也会被部分地或全部地隐瞒，并且被使用到其他方面，例如企业扩张、机器折旧、资金储备或者其它被公司管理层认为是必要的且正当的目的。现在已经发生的事情是，昨天的财产所有权今天已经演变为一个向公司提出的无期索赔要求，而公司则是由一些并不拥有公司所有权的人来管理。股东拥有的权利只是他可以“在市场行情中”权衡利弊。 

这种极度反常的和意料之外的后果并不会持续下去，因为在这种状态下不管是所有者还是劳动者都没有对他的生计来源产生任何的道德认同感。一个社会的发展进步不应该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即人民群众依靠所有权和劳动来维持生计，但是他们却与一点儿也不关心他们的生计来源。困难就摆在我们面前，即使当我们意识到困难的时候，这个困难早已经成为事实了。前文所述的正是一个不断发生变化的社会情境，在这一情境中许多先前的社会结构痕迹存留了下来，同时先前的哲学也掩盖了人们意想不到的社会变迁。

从本质上说，工联主义一方面是对社会原子化的急剧反应，另一方面也是对所有者与劳动者从他们在工厂中扮演道德主体的历史角色中分离出来的事实的急剧反应。如果我们把在机器周围或在工厂内部的人们持久稳固地团结起来的努力能带来任何意义的话，那么这个意义就是工作本身必须提供一种社会角色和道德角色，正如它能够提供一种经济角色那样。在工作与工人之间产生的真空状态已经是一个不能忍受的事实了；提高工资水平、缩短工作时间、创造更好的工作环境、在车间内放音乐以及提供婴儿诊所都不能填补这个真空。工人必须从属于那些稳固的、有意义的、有用的、富有创造性的工作；他必须从属于他的工作和他的工厂，或者说工作和工厂也必须从属于工人。我们决不能把上述这两者永久地分离开来。正是由于大多数城市人，包括劳动者和所有者在内，都不从属于稳固的工作，只从属于他们自己的金钱利益，而金钱利益又是不具人格特征的，所以当代世界的心理和道德根基才受到了侵蚀与腐化。摆脱由工业社会造成的这种深刻悲剧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首要任务，这是因为如果在一个社会中不管是所有者还是劳动者都没有在道德层面上把他的生计来源与他自身视为一体的话，那么这个社会就不可能得到永续的发展。没有任何一种制度能够在这一道德真空中长久地存活下来。对于工人而言，工会已经表现出了一种不知不觉地摆脱上述道德困境的努力。

很长时间以来，人们都没有认识到工会同公司一样也代表著经济体中的一种结构性变迁。工会不是一种改良运动；它不是一个政党组织；它也不是志向远大的革命运动；它更不是一项立法活动。它有时候可能会致力于上述所有活动，但是它却不属于上述任何一种活动。工会是现代工业中工人表达利益的一种正规渠道，它是由全体工人自发团结起来而形成的，正如有限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也是现代工业中组织资本运作的全新方式。工会可以说是一枚勋章的反面，而有限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则是正面。只要是存在法人企业的地方，就会存在现代性的全国劳工组织。只要工业和商业还是规模狭小的和私人占有的，工会真正的本质就会是不尽相同的。

持续不断地趋向垄断是自由市场发展的逻辑结果，不管它是工业市场还是劳动力市场。在我们的经济体中还存在很多领域，在那里垄断是不彻底的或者说是刚刚开始的。当然，也存在著少数领域，在那里摆脱由竞争性市场带来的不安全状态的努力并没有出现开始运作的迹象，但是如果这种努力没有受到抑制，那么它很可能会引发垄断的后果，即便有法律明文禁止也会无济于事。由个人享有财产所有权只是旧社会的一个方面，而稳定的和认真负责的劳动者则是旧社会的另一个方面，现在这两个方面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所有权、劳动与收入来源之间的关系现在已经变得不再稳定了，与个人无关了，并且时常处于临时的状态。当前的工作和股票一样，它们都时常遭受瞬息万变的影响。工作和股票应该获得的收入很可能会减少或消失，这是因为工人并不能找到其他的工作，或者是因为股票的预期收益并没有成为现实。在任何一种情况下，工人和股东都是无依无靠、孤立无援的。工人必须等待这样一个时代，到那时就业机会已经变得更多，工人也能找到更多的工作。股东必须祈祷“商业潮汐”出现一次涨潮，祈祷出现一个有利可图的“季度”，这样一来公司董事会就会无拘无束地公布大量的红利。

上述这种情景的显著特征就是，从个体上看工人和股东都是无依无靠、孤立无援的。小股东——现在他只有数百万股票——无法为挽回他的金钱做任何的事情，也无法为确保预期收益做任何的事情。他没有任何可以立即生效的权力和手段。众所周知，公司的股东大会是一个模糊不清的求助对象，而诉诸法庭的行为则是昂贵的、耗费时间的和无法预计结果的。当然，也许股东并不会向法庭提出合法的控告。如果企业的经营状况出现了严重的衰退，那么董事会和这个世界上最优秀的经理人员就只能忽略股票的红利了，除此以外他们别无选择。作为一种最后的手段，股东可以卖掉他手中的股票，但是如果企业是亏损的，那么股票的价格也将会大幅度地下跌，远远低于他购买时的价格，甚至会远远低于股票的潜在价格。

如果说拥有这种新兴财产的所有者是无助的，这种财产既是流动的也是“无形”的，那么工人也同样是无助的。工厂倒闭了，工人就会失去他的工作，这并不需要任何向他解释的理由。他所要知道的就是贴在墙上的一张通知单，这张通知单的大意是，在本周结束以后工厂将进入无限期的关闭状态。也许在这个城镇里没有其他的工厂了，或者说即使还有其他一些工厂但是也没有其他多余的工作了。于是，工人什么事情都不能做了；他也不能怪罪于任何人；也许没有一个人需要为此承担责任。如果有可能的话，他将会依靠他的存款来维持生计。下一步该怎么办呢？和股东一样，工人也是许多处在同一生活状况下的人群中的一份子，所有这些人在经济危机中都是无助的，经济危机影响到他们自身的生活方式、他们在社会共同体中的地位、他们在一个城镇或城市中作为有效公民的身份。当经济危机发展到极其严重的程度时，劳动者和所有者都只能依靠公共慈善机构的救济来维持生存。

丧失个性是个人与经济体之间这种不相称关系的一个有趣的特点。劳动者和所有者双方都是没有个性的，他们往往受制于一些他们无法控制的力量，他们也往往会认同一个来自于他们并不了解的人所做出的决议。他们的命运是由那些他们并不了解的人决定的，那些人并没有考虑到劳动者和所有者的个人需求或有关生计来源的特殊情况，不管是来源于工作还是来源于股票所有权的收益。这种流动和丧失个性的状况过去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表现得那么显著，以至于已经占据了全部人口比例的一大部分。但是，这种状况现在还没有以后也不可能会全面普及，因为个人的不安全感和无助感已经深深地打破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意识形态。正是在这里，正在蓬勃发展的个体主义已经极其严重地危害了每一个个人。无数的发明创造曾经带给我们许多商品和服务、许多自由和机会，这些都是极其美好的事物，但是它们的市场价格却都很昂贵。

个体的孤立性和流动性是与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和垄断集团的权力集中密切相关的，这是一个令人好奇的现象。公司能够提供就业机会并且赢取经济利润，但是伴随著公司规模、权力和统治范围的不断扩大，我们发现个人的无助状况，包括所有者和劳动者在内，也同样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要是在过去，这样的经济状况图景是绝对不可能出现的。在某种程度上，公司、所有者和劳动者这三者之间可以说是没有差别的，当然公司还具有一种越来越不依赖于劳动者和所有者的活力与弹性，这一点是不同于所有者和劳动者的。如果公司能留出足够多的储备用于基建投资，那么至少在理论上，公司就能暂时处于一种完全不用依赖它的名义所有者的状态。

自从美国的南北战争以来，美国的公司在规模和影响力方面都已经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从那时候起，公司法就发生了变更，开始允许公司自身持有其他公司的股票，这一法律上的变化使得某些匿名公司通过掌握少数股本而控制许多其他公司的所有权和权力成为可能，而这些匿名公司在一个充满个体上无依无靠的男男女女的世界中就像是一群庞大的巨人，不论这些男男女女是劳动者还是所有者。公司权力的集中程度有多大，这个问题最近（1939-1940）已经由美国国会的临时国家经济委员会做出了明确的阐释。

在南北战争以前，美国就有三十家公司了，它们每家公司的资产都超过了十亿美元。在这些巨大的经济单位中，每一个单位都要比美国的许多州政府或享有主权的许多外国政府富裕得多。在美国，只有十个州的“境内财产和财富”超过了全美国规模最大的公司的资产。2在美国，大都会人寿保险公司和美国电话电报公司，这两家规模最大的公司都要比其他三十八个州中的任何一个州富裕得多。以下的经济现象能更详尽地描述这个问题：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要比堪萨斯州富裕得多；大通国民银行要比明尼苏达州富裕得多；美国钢铁公司要比西弗吉尼亚州富裕得多；通用汽车公司要比田纳西州富裕得多；市政服务公司要比科罗拉多州富裕得多；北美洲公司要比南达科他州或佛罗里达州富裕得多。而在事实上，战前美国还存在十八个州，它们每个州都要比上述三十家公司中任何一家规模最小的公司来得穷困，这些公司的资产都达到了十亿美元。

这三十家公司控制了美国境内100%的天然气业和电力业，控制了96%的采矿业，控制了92%的制造业，控制了89%的交通运输业，还控制了84%的财政金融业。我们的经济体现在已经集中到什么程度，下述事实可以清楚地说明这个问题，即在美国1%的雇主竟然雇用了48%的工人，而5%的雇主却给70%的工人提供就业机会，这些工人为了拿到工资不得不参加工作。

尽管在1940年美国存在著大约四十万家公司，但是在这些公司中不到1%的公司却控制著全部公司资产总量的52%。财富的集中也在生产过程中反映出来：有三家公司包办了100%的铝生产；有三家公司包办了86%的汽车生产；有三家公司包办了90%的锡杯生产；还有三家公司则包办了80%的烟草生产；另外，有四家公司包办了100%的玉米粘合剂生产；有两家公司包办了95%的平板玻璃生产；有两家公司包办了90%的安全玻璃生产。

下述这一点是明确的：从企业规模、所雇用的劳动者和生产过程来看，那些规模较大的公司统治著美国经济生活的若干主要领域。举个例子来说，在玻璃制造业，母公司通过控制专利权来管理生产活动并配置市场资源，决定了谁能进入玻璃制造业而谁不能进入玻璃制造业，决定了何种类型的玻璃瓶或玻璃能被生产，决定了多少数量的玻璃瓶或玻璃能够进入市场，而且还决定了玻璃瓶或玻璃的市场价格。独立经营的生产商会发现企业的生存发展很困难，由于自身的一系列专利侵犯行为受到法律的诉讼，较小的独立公司要么被强制破产，要么则被强制变卖或并入较大的公司。

当然，经济上的集中也会带来一些有利的影响：产品研发增加了，产品质量提高了，产品价格降低了，最优的标准产品的销售范围更广泛了，日常生活的便利设施也健全了，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也提高了。的确如此，所有的这一切都已经成为现实了，但是同样成为现实的是，伴随著经济上的集中，一种日渐增强的分离趋势也同时出现了，这种分离趋势是针对股东和工人而言的，因为股东和工人都不再对产品的生产过程承担任何道德责任了。

美国电话电报公司持有全美二十一家联合股份公司中93%的有投票表决权的股票，而这二十一家联合股份公司的经营业务几乎覆盖了整个美国。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可以直接地或通过它的子公司间接地控制全美181家公司中超过50%的有投票表决权的股票，而这181家公司的资产大约在五十亿美元上下。由这181家公司控制的电话公司雇佣了三十万名工人，而这些电话公司的所有权则掌握在七十万名股东的手中。每一年，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可以向一千五百万位消费者提供服务，并且它所获得的总收入能够超过十亿美元。它坐镇纽约的公司总部可以控制占据整个国家大约90%的本地电话服务、98%的长途电话线路和100%的用于传送广播节目的线路，以及100%的电传打字机服务和横跨大洋彼岸的无线电话服务。它还拥有西方电气公司，直到最近西方电气公司依然控制著绝大多数美国人使用的电话机设备的生产过程。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总裁可以投票决定该公司在各运营公司的股票，并因而可以挑选这些运营公司的经理人员和董事会成员。尽管美国的电话系统内部关系网络复杂，但整个系统仍然受到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控制。如果说美国电话电报公司是一个在规模上和财力上与众不同的例子，那么它也只不过是表现美国经济发展趋势的一个例证而已。3

自从南北战争爆发以来这一趋势就从未中断过。特别是自1940年以来，大约有1800家资产超过四十亿美元的独立公司纷纷被一些规模更大的公司购买或者兼并。在美国，巨型公司是在南北战争中产生的，随之而来的还有大量的流动资本，以至于这些巨型公司可以购买到数量非常众多的小型制造业公司。4

很显然，我们已经并且正在以一个不断增加的速度从个人所有制向公司所有制（或法人所有制）转变了。如果我们可以说“管理人员”是对股东（名义上的所有者）负有责任并保护股东利益的话，那么我们也可以说全国性的工会组织能够保护工人的利益。现在，公司已经赋予全国性的工会组织得以存在的理由。虽然公司可能还没有孵化出全国性的工会组织，但是时至今日美国钢铁公司和美国钢铁业工会已经成为钢铁行业中两股对立的力量。日益扩张的资本垄断所面临的是同样日益扩张的劳动垄断。

工会的权力和责任

工会权力的不断扩张使一种新的社会整合成为可能和希望，这种社会整合是以越来越多的工作人口和职业人口为前提基础的。现在，一种新型的群体认同感和忠诚感正在形成，一种新型的纪律正在被人们接受，一种特殊类型的权力也正在人群当中显现出来。在法律、忠诚和纪律方面发生的这些广泛变化与任何意识形态的公式都没有一点关系，也没有受到“激进”主义的影响，更没有受到“反动”工会的影响，而“反动”工会与“激进”主义一样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教条主义的、要求苛刻的和“革命性”的。工会的历史意义在于它们对社会结构的影响，而不是在于它们对公共话语的影响。显然，上述这些变化都没有影响到普通老百姓的信仰、思想和忠诚。社会转型的真正意义似乎已经超越了工会会员和工会领导人的视野，而他们却是我们正在目睹的这场社会转型的推动力量。根据相关记录的记载，工会会员和他们的领导人都曾经接受过所有认为工会运动不起作用的信条和教义。

这场社会转型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处于酝酿的状态，而最近它所带来的一个后果才引起了公众的关注。那就是单独一家有战略地位的工会，它的权力就可以扰乱我们这个复杂经济体的运行，并且给我们整个社会笼罩了一层阴影。如果铁路工人的一场全国性罢工能持续足够长的时间，那么它就会对整个经济体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使几百万的铁路工人失业，使整个交通运输业瘫痪，使许多城市陷入黑暗之中，使轮船的出海航行中断，还使数千座大小城市的居民身处饥饿的状况。事实上，至少在理论上，任何一家有权力的工会都可以把我们这个社会压制得喘不过气来。这种由一个人或一小部分人控制的巨大权力比先前的其他任何人和团体所控制的权力还要大得多。这种权力比任何一个国家元首所拥有的权力还要大，甚至比全面战争爆发时只在特定的区域内使用的戒严权还要大。此外，整个社会受到的这种不言而喻的威胁也会影响我们的国防力量和建立和平国际关系的能力，因而它在本质上是一种绝对权力。连工会的领导人都似乎朦胧地意识到他们号召一场全国性罢工的能力会使整个国家受到威胁。

把我们这个经济体中许多薄弱环节的权力集中起来，这正是工会运动的本质体现。一场全国煤炭业的罢工所引发的情况与一场全国铁路业的罢工是极为相似的。1而一场全国电力业的罢工则会使全国的发电站面临瘫痪。甚至在一个大型企业中如果只有一小部分的劳动者举行罢工，例如铁路公司的转辙员罢工，那么这场罢工的影响也同样是全国性的。类似的权力集中现象也在地方发生。在纽约市的一个海港中，少数拖船工人能够剥夺海港的食品和煤炭；同样在纽约，一千名制造车床的工人能使整个建筑行业停工，并且能使其他数千名工人失去他们的工作。送牛奶的货车司机能危害到医院的病人，大型公共办公大楼的电梯操作员能扰乱全国性和国际性的巨额交易。在这些情况下，权力的行使就变得一点也不负责任，而且在实践中令人无法容忍。不负责任的原因在于，权力的行使侵害了无辜的受害者，侵害了社会共同体，还不同程度地侵害了争议各方有可能获得的利益。而令人无法容忍的原因在于，在特定的案例中这种权力的行使也就意味著社会共同体的瓦解。需要反复强调的是，这种新型权力所造成的影响是工人组织化的必然结果，它并不是工会组织的最初意图。

在这里，我们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结果，而这个结果却发轫于自由市场。自由市场刚兴起的时候把劳动力看成是一个不具人格的、流动性的、以金钱至上的和没有道德判断力的商品。但是这种理论忽视了一个事实，即雇主所雇用的劳动力是和劳动者结合在一起的。它无法预见到，一个人对道德联合体的需要会迫使他在工人们当中建构出一个自卫性的工会组织，而工会组织一经成立，它的长远后果就是权力的不断积累和集中，以至于瓦解了社会本身。工会领导人的意愿是运用他们手中的权力号召一场全国性的大罢工，而他们的意愿来源于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是他们尚未彻底醒悟他们所拥有的这种权力的意义，其二则是当前的情形需要一家全国性的工会来抗衡一家全国性的企业。

更为重要的是，管理者与劳动者之间的冲突往往体现在一系列与金钱有关的条款中。在没有达成一份集体协议的情况下，把利益攸关的问题划分为两个对立的方面，一个方面定义为对利润的期望，另一个方面定义为对工资的期待，这就使一种分裂性、破坏性的行为模式成为可能。认为劳资冲突的主题应该围绕经济利益而展开的观点患有一个历史后遗症，这种观点仍然停留在过去的时代，据推测那时的劳动力和所有权都处于一个自由的、非个人的和频繁流动的市场。公司组织、托拉斯组织、卡特尔组织以及全国性或国际性的工会组织的存在都可以证明，自由市场的范围现在已经被极大地限制住了。但是，自由市场理论产生的思想观念和它所认可的经济动机仍然在劳资双方身上起到了作用，这一点可以从罢工运动提出的要求中得到证明。一场剧烈的罢工运动例如一场全国性的煤炭业罢工能使人们回想起，社会结构的变化如此之快以至于过去我们使用的话语今天都已不再适用了。

自由市场理论所认可的话语和动机在劳动关系领域足足统治了一百多年，并且促使工人们接受了竞争性市场的“商业习俗”。把工联主义定义为“经济工联主义”的观点仅仅表明，工人们都严格遵守著自由市场的哲学，他们也热衷于践行这种哲学，他们尝试从他们的工作中获得任何一点经济利益，只要现有的情况能够允许他们这样做。他们要求获得更高的工资、获得更多的福利、负担更短的工作时间、承担更少的责任、参加更少的工作和获得更多的安全。他们要求分享到越来越多的企业总产值，却不致力于为提高企业总产值做出更大的贡献。正如他们所理解的那样，这就是当时的经济伦理状况。你所获得的东西越多；你所给予的东西就越少。他们试图在一个“卖方市场”中工作，并且贪图与享受垄断带来的额外经济利益。一个人失去了他在企业中的股份，失去了他的专有权益，受制于企业的招聘和雇用，生活在一个以获得更多金钱收入为经济行为的合理目标的世界，这些现象都是相继发生的。然而，工人的重点并不是为他们的劳动争取更高的金钱回报，他们真正的重点是在自身付出较少生产代价的前提下实现工资薪酬的增长，但是企业的生产活动正是企业不断获利的来源。

一个人不必指责工人或者工会领导人的动机。利益攸关的问题最初都是由一个时代的商业伦理来界定的。竞争性商业的“伦理道德”把工人和工会领导人引向了迅速致富的歪门邪道，使他们被赚钱的想法和找到一份好工作的想法所利用，而一份好工作的标准竟然是轻松获得高报酬。工会也许没有接受自由市场经济所蕴含的价值判断，或许也没有完全了解自由市场经济的制裁方式，但是它们却接受了那些它们所熟悉的价值观和它们会使用的制裁方式。在这种情况下，真正的危险并不在于工人要求分享到越来越多的企业总产值，而是在于工人拒绝承担增加企业总产值的责任，在于工人要求在不对企业承担责任的前提下从企业当中获得收入，在于工人的行为像流动的、非个人的所有权一样，按照市场的要求每时每刻都在企业与企业之间流动。在这种体制下，劳动者和所有者双方都不用对企业承担任何有效的道德责任，而企业却是他们生计的来源。所以说，这种体制缺乏生存的原则。

摆脱这种不负责任的邪恶行为是一个美好的愿景，现在这个愿景已经在工会对管理层特权的挑战中得到实现。参与企业管理的要求虽然没有在一些条款中表达出来，但是它已经发挥出了影响并且不知不觉地取代了工会过去持有的那种不负责任的态度。管理权是一项负责任的职权。而在目前的情况下，管理权要比所有权负有更多的责任。当工会迫切要求分享企业的管理权时，它们也自然要求企业让它们承担起与管理权相对应的责任。工会正在朝著这个方向努力，即使它们还没有意识到它们正在承担责任，即使它们否认自己正在承担责任。这就是为什么管理层与工会这两种不同特权之间发生的争论在很大程度上离题的原因。在管理层与工会这两个利益领域之间不存在一条分界线，除了在某个企业内部的某一个特定时刻以外。工会参与管理的情况是不断变化的，这种动态的过程将会一直保持下去。工人和管理层都无法在最终的条款当中界定出他们相应的地位。事实上，工会的出现否定了管理层原先拥有的那种从未受到挑战的权力。工会要承担为自身会员提供福利的责任，要做自身会员的代言人，同时它还必须关心每一件影响会员利益的事情。而每一项管理活动也会涉及到工人的福利。在任何时候发生的劳资纠纷都是以临时划定一条权力分界线而告终。而权力斗争的最终结果是工会参与所有企业事务的管理。否则，工会就将会解除自己管理会员的职责。当然，工会不能这么做，除非它给自己签署了一份死刑执行令。工会的面前只有两条路，要么推动权力的扩张和影响力的扩大，要么开始走向解体。

上述论断似乎强调的是工会的自觉动机，但是这并不是隐藏在工会日益参与管理这个现象背后的真正动力。事实上，工会最初承担的保障工会会员安全的责任才是真正的动力，在这一动力的推动下工会才在更大程度上参与了更大范围内的管理活动。同时，工会的责任也随自身权力的扩张而逐渐增加。如果工会同意永久性地限定自身的活动范围，那么它也就承认了自己是企业中的一个入侵者和局外人。但是，工会既不是一个入侵者，也不是一个局外人；它是企业的组成部分，它是与管理层相对的另一面。当前的问题并不在于工会参与管理的程度，也不在于工会取代了管理层，而是在于工会的参与如何能体现出建设性和有成效的作用。因此，真正的问题是，在不损害企业效率和生产力的前提下工会参与管理的可行性。这是一个与人为确立一套权利体系截然不同的问题，因为这些权利大概只“属于”半个生产性组织。工会运动要想被人们理解，就必须作为一种理所当然之事而被人们接受，为此组织起来的工人要像管理者和所有者一样也关心企业的利益。

一旦工人被组织和整合到工业结构当中，工人就会趋向于让渡他离开自身所在企业的自由。工会日益把工人和企业结合成为一个共同体，并试图把一份随意可以终止的合同转变成一份只有到死才可以终止的合同。工会赋予了工人许多企业内部的自由，但是它却限制了工人离开自身所在企业的“自由”，因为这家企业是他谋取生计的地方。

然而，劳资双方在工资问题上长时间的争论却使他们忽视了形势的发展，正如工会始终把金钱收入作为主要的奋斗目标一样。事实并非工会所想的那样。工会对经济目标的过分强调已经混淆了真正的问题所在。经济目标是需要的，但是定义一个美好生活的一系列道德目标也是需要的，道德目标所涉及的内容是一个“社会”中的全体成员。管理者与劳动者所采取的斗争形式在某种程度上与工会的内在偏好并不相关，因此每一次劳资纠纷都只是针对一个特定的问题。工会不断参与管理才是推动工会实现道德目标的根本动力，因为工会参与管理的意义不仅在于工会会员未来的经济安全和工会未来的角色，而且在于一种置身于利益共同体之中所拥有的很难说清楚但却又很真实的成员资格感。工会可能会使用市场经济的话语，也可能会沉迷于某些经济目标，不过这是我们这个社会的环境所造成的，也是劳动者和管理者双方都能理解的话语。但是，追求一种企业内部的道德身份才是工会运动的根本主题。如果工人把他的一生都奉献给了一份工作，他却没有获得任何一种道德身份，那么这份工作就会令他无法容忍；而这个工人也就与奴隶没有什么区别了。

如果工会想要生存下去，那么它就必须维持自身会员的忠诚度。而只要工会赋予会员一种不仅在工会内部而且在企业内部的尊严感和身份感，它就能够维持会员的忠诚度。而只有当工人们积极关心企业所有的事务和困难时，工人们才能够获得这种主人翁的尊严感。这种建立在道德和心理基础上的认同感是和平解决工业体系内部冲突的一个条件，当然倘若把工人和他们的工会看成局外人，那么这种认同感也就不会存在了。正是上述这个潜在的必要性才形成了推动工会不断参与管理的持续压力。在自身责任范围逐渐扩大的过程中，工会满足了工人一个唯一不可削减的期望：获得一个在企业内部日益成长的道德身份。因此，工会要提供给工人某些他必须拥有的东西，如一个他能够感到家庭氛围的工作环境；只有通过这种方式，工会才能确保工会会员的忠诚度，从而使自身能够生存和发展下去。

正是工会会员的道德凝聚力才使工会得以向企业挑战，也使工会战胜企业成为可能。企业从来没有获得过这种能支配成员生活的道德凝聚力，它也无法确保自身成员的忠诚度，因为它提不出一个人们能为之效忠的道德目标。企业确实是一种巨大的权力，这种权力建立在过分强调经济目标的基础之上，却使企业处于一个道德真空之中。企业没有向人们做出任何以此为生的承诺，也没有给人们带来任何为之而死的信条，因而也就没有提供给人们任何可以长期相信的理念。企业不是一个家庭，也不是一个社团，更不是一个教堂。利润才是企业的目标，但是利润不足以保障稳定的生活并满足人们的需要，它也无法博得人们对企业的绝对忠诚。企业是依靠经济实力才得以维系的，它使自身的职员对现金产生了依附感，但是与忠诚感相比这种现金依附感是远远不够的。

在我们这个时代，工会更强烈地要求获得官方的认可，因为尽管工会存在很多缺点，但是它却提出了一个道德的目标，并且赋予它的会员一种尊严感和自尊心，这绝不是偶然的事情。一百多年以来，工会已经使工人们对自身产生了一种愚忠，这种愚忠使工会在遭受迫害和贫困时存活了下来。工会已经在它的支持者当中创造了一种忠诚，这些支持者在不止一次的场合中接受了战斗的挑战，他们乐于冒著生命危险去参加战斗，工会就此得以存活下来。在上一个一百五十年期间，有许多工人都是为了保住他们的自尊和尊严才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因为他们的自尊和尊严只有在工会当中才能实现。

劳动者与管理者之间针对特定问题的纠纷仅仅是历史进程中的偶然事件。劳资双方在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上达成的协议只会引起另一场争议。一旦工人们被组织起来，工会组织就会开始侵犯管理层的特权，而工会本身也就会变成一个入侵者，也许还会成为劳动关系历史上最为重要的一个难题。而其它所有的问题仅仅触及的是表面现象，这些问题都源自于工会产生以前的状况。在一个世纪的冲突中，工会组织已经呈几何倍数地增加了各种条款，通过这些条款工会组织试图建构出一套工会的规则。

有关工资的情况可以说明这一点。今天，经济目标的不断扩大已经使工资成为管理者—劳动者双边谈判中的首要问题，并且使工资成为双方联合协议的主要内容。工资的数额、支付的时间、支付的货币类型、支付的标准（小时制、工作日制、工作周制或计件工资制）现在都是劳资双方联合决议的主要事项。加班工资也是由劳资双方联合决定的主要事项，包括额外几个小时的加班费、周日的加班费和假期的加班费。同样，工资率的变化和工资差别的变化也是劳资双方联合决议的主要事项，这个工资差别针对的是技能工、非技能工和学徒工的差别。事实上，支付给劳动者的工资和工资的分配情况都已经成为劳资双方联合决议的主要事项了。

与此类似，工作时间、兼职工作、经济萧条时期的工作分配、工作量、对“全天候工作”的界定、施工规范、工作变动、企业中的资历权利以及许多其它有关工人生产工作的条款都是劳资双边协议和承诺的组成部分。由劳动者和管理者双方共同做出的决议所涉及的内容远远不止这些，还包括劳动力规模的影响、聘用的条件以及谁可以或不可以被雇用、开除、解雇和提升的规定。此外，管理者依据既定规则和程序执行惩戒性措施的行为现在也已经成为一条写入双边协议的规则和习俗。同样，工作班次的规定、自动运转速度的规定、安全设备控制的规定和医疗保障安排的规定也都写入了双边协议。所有的这一切作为一种理所当然之事现在已经变成劳资双方的联合决议了。工会利益的日益扩大已经迫使管理层接受了许多其它的条款，并且把它们全部写入了处理劳动关系的基本协议之中。现今，工会维护费、从工资中扣除的会费、只雇用会员的工厂、会员享受的特惠商店、工会的招聘大厅、工厂的工人代表、申诉委员会和仲裁机构都是一种公认模式的组成部分。最近，集体劳动协议还规定了带薪休假、养老金、下岗工资、医疗保险、意外伤害保险和许多其它的福利事项。事实上，这些内容都可以归结为工人对自身工作的“权利”和工会参与管理的权利，其中工会参与管理决定著工人行使权利的环境。

集体劳动协议现在已经走得很远了。在许多案例中，集体协议已经开始管理新式机器的引进、控制工厂所在的区域、决定什么工作可以被淘汰出厂、规定一名雇主聘用一位转包商的条件。集体协议已经限制了雇主可以使用的原材料，并且在某些情况下它还影响到了产品的定价政策和产品的配送。当前，很多迹象都已表明，财务政策条款、利润条款、红利份额条款、摊销系数条款、行政人员（工头）条款、人事政策条款以及其它相关的条款都有可能成为集体协议的内容。事实上，我们已经走上了一条康庄大道，这条道路通向工会参与权的不断扩大，而参与权恰是工会迄今唯一的管理功能。管理层将会阻止工会参与权的进一步扩张，这既是自然的也是符合逻辑的。管理层对股东委托给它保管的财产负有增值的责任，扮演好这个角色是管理层的应有之义。但是，随著人们对稳定和安全这两方面需求的日益增强，对“身份”动机的日益重视——即人们负责任地参与到影响他们生活环境的决策过程中——任何限制工会参与权的举措都只能起到暂时性的作用，都必须顺应时代的变化、经历的变化、先例的变化和权力的转移。管理者与劳动者之间的边界是不断变化的，当每一个新增劳动力都成为先决条件和下一步理由的时候，这条边界线就会发生位移。

在当代的工业环境下，工会参与管理程度的提高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只有工会才能代表所有工会会员的生存发展利益。实际上，工会是一个拥有“统治”权力的“社会”。管理层对自身角色的定位是有局限性的，它只注重满足企业的利润动机，这种角色定位使管理层一直在道德上和心理上处于不利的地位，也使管理层始终处于守势的状态。

把整个社会组织建立在经济动机和利润的基础之上，乃是上个世纪最大的谬误。工会已经再一次证明这个观点是虚假的，因为人们不能只依靠面包而孤独地生活。然而，企业只能给予人们面包或者蛋糕，它已经被证明不能满足人们对一个美好生活的需要。工会，尽管它身上也有很多错误，但它能够通过把企业整合到它自己的、自然的“社会”中，通过它自己凝聚起来的劳动力量，通过使企业具有所有真正的社会都具有的意义，从而拯救了企业和它巨大的生产效率。真正的社会所具有的意义给人们在其从摇篮到坟墓的旅行过程中以某种理想主义的实质，这些意义是不能被不断扩大的经济动机所包括的。如果一个企业要想存在下去，那么它将不得不在世界上扮演一种道德的角色而不仅仅是经济的角色。从这个观点来看，工会对管理层的挑战是有益的，也是有希望的。这条道路，对于拯救我们这个民主社会的价值来说，也对于拯救当代的工业体系来说，也许是一条唯一有效的道路。企业和它的劳动力必须以某种方式转变成一个合作的共同体，进而停止沦为一个分裂的和似乎处在战争状态的场所。

如果说上述的分析是有意义的，那么工会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支保守性力量。工会是保守性的，因为工会试图通过挑起细节问题上的争吵和进行持续不断的妥协来保留一些较为古老的价值观，这些价值观把一个非道德的因而本质上腐朽的权力（企业）整合为一个具有道德基础的因而能存在下去的“社会”。这种迫不得已的转变，即一种以扩大利润为导向的社会制度的终结，与其说是在最近某些承认企业应承担公共责任和公共服务的理论中出现的，这些理论是由专业管理协会公开宣称的，还不如说是由企业改制开辟的一条前途光明的道路，企业的改制使企业具有了那些对任何“社会”来说都必不可少的价值观。

工会不仅可以分享到许多先前只有管理层才能行使的职权，而且也可以影响到工人作为民主社会中的一名公民所应享有的权利。工会作为第三方力量站在工人和他的职业之间。现在，工会这个第三方力量已经出现了，并且经常证明它比提供工作机会的工厂和希望接受雇佣的工人都更为强大。工会是一个新的“社会”，在这个新“社会”中会员资格是本质性的，并且在很多情况下是不可避免的。这个新“社会”有它自己的逻辑和它自己的需要，这种逻辑和需要独立于任何被指定的工人或工作之外，而且它还为工人和工作这两者拟定条件和制定纪律。首先，工人不能获得任何一份他想要的工作，他甚至不能学习任何一种他想要学习的职业，原因有很多方面，要么是因为学徒资格受到限制，要么是因为工会的名册已经封闭，要么是因为入会的费用高昂，还可能是因为工会对他带有歧视，即迫使他在尚未获得任何一个永久性会员资格的情况下支付一张工作许可证。其次，工人的职业生涯受到了资历规定的限制，工人所得的工资数额是已经规定了的，工人调动工作的自由也受到了以下事实的限制，即他不能进入另一家企业工作，也不能在另一个地方从事相同的工作，如果他离开原来的企业，那么他就会失去资历与获得晋升和更高工资的权利，如果他离开了工会，那么他就等于失去了工作。再次，工人必须执行工会的政策，即便他反对这些政策。他的批评自由和言论自由是受到限制的，因为当地的工会领导人有能力用工人无法逃避或无法补救的方法来惩罚工人。承认工人申诉的规定至今还没有被写进成文法和普通法当中，除了工人自己所在的组织会承认以外，有时候甚至连所在的组织都不承认。最后，工人几乎无法影响全国总工会的政策，他往往只能通过他所在的地方工会来向上级施加影响。

工人在工会内部享有的权利是不固定的、不明确的。工会的章程也许没有全面界定应该明令禁止的行为，但是工会的地方组织却可以在章程所涉及的内容之外出台一些它自己的规定。尽管工会章程确实列举出了一系列工会可以惩罚的行为，但是这些规定在措辞上都非常地含糊，以至于如果工会的干部存有私心，他们就可以滥用他们的权力。工会可以针对以下所列的一般罪行来惩罚会员，比如不服从或诽谤工会干部、未经工会干部的允许散发书面材料、引起意见纠纷、削弱工会组织、参加一场讨论工会会务的外部会议、做了有害工会运动的不光彩的事情、破坏罢工行为、加盟另外一家工会、与非工会会员一起工作以及破坏工会的工资政策。2受到这些模糊的指控而遭到审判的工人有权利向他所在的工会组织、工会执行委员会或工会代表大会请求复审，但是在复审期间他会被剥夺工作的权利，而复审的最终结果也许需要几个月甚至几年才能出来。

工会章程关于选举地方工会干部的规定是很不充分的，由地方选举出的工会干部可能会被工会中央组织的主席免职，正如在美国音乐家联盟中发生的事情那样。普通工会干部的换届选举大会也是罕见的，例如国际灰泥砖瓦工人联盟和美国公共土地建筑工人联盟在四十五年内仅仅召开过两次换届选举大会。3除此之外，普通工会干部的选举还时常受到工会主席操纵的影响。美国煤矿业工人工会拥有三十家地方工会组织，它的工会主席直接任命了其中二十家地方工会组织的干部。4美国音乐家联盟采用的是一种单位投票制度，这种制度使小地方的工会组织可以在票数上胜过大城市中的大型工会组织。在某些情况下，工会主席通过对代议机关的控制可以不经过地方组织的选举直接委任工人代表。工会的代表大会内设一个由主席任命的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该委员会只让那些“经过严格核实的代表”获得议席，而当争端发生时这些代表往往就是那些令工会主席满意的人，他们事先已经向召开代表大会的城市支付了交通费用。大会的警卫官则可以经常处理一些“未经严格核实的代表”。从总体上看，这些不公平现象也许是不常见的，但是它们的确不是罕见的。

工会的行政开支是由工会代表大会的代表来审计的；也就是说，是由工会主席委派的一个委员会来审计的，这个委员会的成员都受到他的恩惠，并且隶属于他的核心团队。正如法院的诉讼一再表明的那样，在某些情况下，工会的干部总是使用他们手中的权力为个人谋取利益，这就牺牲了雇主的利益，有时候甚至牺牲了工会会员的利益。最近，法院的证词又表明，工会组织在某些涉及管辖权争议的罢工、雇佣和“招待”活动中使用了警察权力，“两千警力”把那些“被工会认为是有过错的人”排除了在工作的大门之外。暴力，尽管在劳动争议中被人使用得越来越少，但是它仍然会在罢工行为或有关管辖权的争议中出现。

此外，工会还可以向工人征收费用，不仅在工人刚入会的时候要征收入会费用，而且每月或每周都要向工人征收会费，不管工人本人是否同意缴费，他都必须支付这些费用。这些不公平的现象现在已经引发了一些问题，包括工人在工会内部的权利保障问题，工人要求机会平等地参加工会的问题，如果说参加工会是工人实现工作安全的唯一有效方法。反对自身所在组织的工会会员至今已经向各级法院控诉了三百个以上似乎侵犯公民权利的案件。这足以表明，工会的权力的确干涉了会员申请工作的权利，干涉了会员自由发言的权利，也干涉了会员质询工会干部是如何使用他的会费的权利。随著工会的发展逐渐深入，这些问题一定会变得更加紧迫起来。一整套新的法律和惯例体系将必须被创造出来。

当然，这些不公平的现象仅仅是工会不得不面对的问题的一个方面。如果工会会员滥用或者误用他们的权利，并且危害到工会本身的利益，那么工会就必须拥有足够大的权力去惩罚它的会员或它的团体会员。

如果工会想要实现它的集体协议，那么它必须得有能力控制它的会员，这是因为集体协议也给工会组织施加了很多义务。野猫式罢工、对内部政治理由持有异议、企图利用工会实现某个政党别有用心的路线，这些问题都必须得到处理和解决。如果工会想要像一个负责任的机构那样运作，那么它就需要相应的权力来惩罚和驱逐那些拒绝接受工会控制的会员。但是，在某些行业中，驱逐权还包含禁止工人获得谋生途径的权力，因而滥用这些权力会引发一些侵犯最为重要的公民权利和宪法权利的问题。现今，工会拥有著“统治”会员生命的权力，工会对会员施以惩罚的能力也确实是必要的。然而，我们这个社会却缺乏恰当的普通法和成文法用以规范个体会员与工会之间的关系，以及工会地方组织与工会中央组织之间的关系。各级法院不愿意干涉一个私人团体的内部事务，它们的审理范围不包括私人团体的领域，在那里会员无法获得有序的诉讼程序和判决，因为工会的章程终止了有序的诉讼程序和判决。相反，工人必须承认由工会章程及其附属法例规定的会员资格条件，并且必须接受它们的统治。只有当工会被证明已经违反了它们自己制定的章程时，法院才愿意介入并干涉工会的事务。

值得怀疑的是，普通的法庭程序并不是实现上述目的的最为有效的手段。只要工会的驱逐权还涉及使工人失业的内容，写进集体协议中的“工业判例”就可以把工会的惩戒权和工会的驱逐权也囊括在其中。雇主或者工人都可以直接向工会内部现存的司法机关提起诉讼。这种诉讼程序已经在波士顿联合煤气公司与美国煤矿业工人工会的第50号地区组织签订的协议中生效了；这份协议规定成立一个三人委员会专门处理工会的驱逐、停职和排外事项。在某些情况下，赋予这些新型“司法委员会”强制实施的权力是很有必要的，同时开辟一条途径使不服从他们判决的人能够向普通法院提出上诉也是很有必要的。

这些新的司法经验既反映了劳动者—管理者联合体的出场，也提倡了一种新的“司法制度”，还意识到了一些亟待处理的特殊问题，更使人们从昂贵和耗时的普通法庭程序中解脱出来。如果人们向普通法院上诉的权利能被保留下来，同时上诉的费用并不是由无力负担的个人来支付，而是由劳动者和管理者共同组成的联合司法机关来支付，那么无论人们何时上诉，只要上诉的内容涉及到一个真正的章程性问题，普通法院就比较容易保护工人免遭自身所在组织的侵害，也比较容易保障工会的权力以便实现它的伟大责任。

工会日益增长的权力不应该毁坏工会的民主传统。工会在本质上起源于一种微型民主。工会是建立在会员人人平等的基础之上的，包括责任的平等和机会的平等。工会的干部是经过公开选举而产生的，工会的决议服从于会员的批准和同意，工会的选举是经常举行的，工会的会议是经常召开的，工会的争论也是公开的和自由的。工会的规模越大，它保留这些早期民主传统的难度也就会越大。但是，如果工会仅仅成为一种与管理层进行协商和谈判的工具，那么工会就将削弱它自身存在的根基。从长远来看，工会会员对工会的忠诚度将取决于工会是否能够在企业中创造出这样一种环境，既能保护工人作为一个承认法治的人所应有的尊严，也能保证工会自身建立在民主传统的基础之上。

行业垄断与工会垄断

行业垄断和工会垄断是两个结伴相随、并行不悖的运动。工联主义具有限制性和专断性的特征，它的内部经常处于冲突的状态，而它的代价和成本也是高昂的，因此工联主义与所有信奉自由市场的理论都是矛盾的。同样，公司也是如此。如果所有权趋向于和直接的责任分离，趋向于和个人无关、以金钱至上、具有流动性，并且越来越多地由一些力量雄厚的公司来代表，那么同样具有流动性的、和个人无关的、以金钱至上的以及不承担任何责任的劳动者就将会被团结到一些力量雄厚的工会当中。与公司组织相似，工会为工人所做的事情等同于公司为所有者所做的事情。如果“经理人员”全权代表所有者——即流动的公司股东——并试图保护所有者的物质利益，那么工人领袖则代表了劳动者并试图保护劳动者的物质利益。

然而，在现代工业中，“流动著的”所有者角色与劳动者角色之间还是存在著一个巨大的差别。工人与所有者有所不同，仍然是以实体的方式存在于工厂之内或工作之中。这种实体参与的需要是所有者和劳动者之间较为重要的差别之一，而且现在已经成为工会开展活动的条件。正是工人在车间中的存在才解释了一大部分工会活动得以开展的理由。对于一位工人而言，收入的稳定性取决于工作的安全性。而工会政策的长期目标首先是促使工作变得安全稳定，其次是促使工作能产生一个高薪酬的回报。这些目标也许是有矛盾的、不可调和的，一份高工资和工作的安全性也许在任何给定的例子中都被证明是互相损害的，当然对劳动者和所有者双方而言，上述两个论断却是一点难以理解的经济智慧。这是因为他们已经一次又一次不可抗拒地上了获得短期高收入的当，由此牺牲了他们的长远利益。

获得经济安全的需要几乎是每一个工会组织要求的固有内容。目前，一些工会坚决主张医疗、养老和失业救济金取自于产品税，比如煤炭税，或反之比如钢铁税，而这种主张仅仅是一个较早趋势的新近阶段。所有这些新目标都不能从持续不断的压力中分离出来，这些压力包括要求工厂只雇佣工会会员、要求发薪时扣除工会会费、要求工人论资排辈以及其他上百项条款，每一项条款都可以被视为一块砖头，它们构成了一堵抗拒工作不安全的石墙。通过把工会变成工人实现这些目标的主要工具，工人现在已经创造出了一种力量强大、影响范围广泛的制度。从一个早期小规模的地方工会的产生到其它类似的地方工会的发展，进而再到这些工会结合成为能把同一个行业中所有工厂都包括在内的全国性或全球性组织，这正体现了工会运动的内在逻辑和必然趋势。这种趋势在每一个地方工会的例子中也许只是区域性和个体性的，但是这些地方工会运动的总和却汇聚成一个浩荡的趋势，这一趋势改变了工人与工作之间的关系，也改变了工人与工人之间的关系。

当前，美国工会的会员数量大约是一千五百万，这些会员集中分布在197家全国性和全球性的工会组织当中，其中大部分的工会组织要么加盟了美国劳工联合会要么加盟了产业工会联合会，而还有55家工会组织则是独立运营的。这些工会组织在规模上有很大的差别。有一些工会声称自己的规模接近一百万会员，例如美国的汽车工人联合会、钢铁工人联合会和运输工人国际公会，但是大多数工会组织的规模都远远没有达到十万会员。1948年，美国的工会组织已经壮大到足以囊括一切，以至于大概“每六个21岁或21岁以上的人中就有一个人是工会的会员”。

同样发人深省的事实是，参加工会组织的工人代表了百分之八十到百分之一百的劳动者，这些劳动者从事的职业包括农业设备业、飞机零部件业、铝制品业、汽车零部件业、啤酒业、地毯和毛毯业、水泥业、钟表业、男装业、女装业、电子机械业、毛皮制品和毛衣业、玻璃和玻璃器皿业、有色金属及其产品业、人造丝制品业以及橡胶制品业；包括皮革制品业、肉制半成品业、报纸印刷业、造船业、普通钢材和食糖提炼业、海岸作业、航运业、金属矿产业、电影业以及区域和城际货运业；还包括表演和音乐业、航空飞行和修理业、酿酒业、地方公共交通业、铁路业以及电报业。

很清楚，个体工人正在融入一个不断扩大的组织之中，并且他对这个组织的控制力正在逐步下降。工人与他所隶属的工会的关系、工会与更大的社会共同体的关系已经引发了许多公共议题和私人话题，而这些议题和话题是那些最初建立起小规模地方工会的工人们所想象不到的。强大的全国性工会正在取代个体工人，我们也正在面临著这样一种前景，即个体性质的协商谈判将在不久的将来消失，而且含蓄地说连职业选择的一点自由也将在不久的将来消失。从工会的角度看，不管是区域性的行业，例如建筑业，还是全国性的行业，例如钢铁业或航运业，控制竞争性的工作都是工会生存的本质所在。工会必须保护它的成员免遭来自非工会会员低工资的挑战以及工会组织解体的风险。在许多行业中——男装业、女装业、煤炭业、纺织业、印刷业等等——有工会组织的工厂或矿井管理层都坚持认为，工人的联合应该得到扩展，以致包括所有至今尚未成立工会组织的竞争对手。

如果推广工会的组织章程并且扩大它们对整个行业所产生的成本被证明是行不通的，那么工人的组织就不可能存活下来，而成立工会组织的工厂也将会走向破产。举个例子，尽管女服装业的分布遍及整个国家，但是它仍然拥有一套中央营销组织架构，其总部位于纽约，这套组织架构促使远方的各个城市彼此之间开展竞争。3从1910年到1929年，集体协商和谈判遍及到男服装业中的每一个重要市场，而且遍及到整个服装制造业百分之九十五的工厂。4在任何一个市场中，较为低廉的工资总是吸引著来自其他城市的厂商。如果工会要想在任何一个城市中保护它的利益，那么它就必须使自身的组织扩展到所有的城市。

还有其他的理由也已经证明全国范围的工会组织非常重要。美国成衣业工人工会拥有五项或六项社会保险基金，这些社会保险基金关系到六千家工厂中五十万名职工的利益。这些与企业家协会或雇主们签订的合同都是以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范围为前提条件的。否则，福利计划将不得不被劳资双方单独谈判达六千次，并且整个福利改进的程序也将会中止。福利计划，比如提高工资和改善工作环境，只有限制在一个行业的范围内才能稳定下来。5

国际妇女服装业工人工会的会员数量超过了38万，它的例子也揭示出了一段与美国成衣业工人工会极其相似的经历。国际妇女服装业工人工会的工作范围遍及该行业的20个分支部门，它的旗下拥有452家地方工会，这些地方工会分布在超过36个州的265座城市中。它的会员被8500家以上的厂商所雇用，它与90家企业家协会建立了契约关系，同时还与大约900家个体企业建立了契约关系。6近几年以来，妇女服装行业具有的这种相对稳定的状态可谓归因于国际妇女服装业工人工会，也归因于雇主们时常要求去维护与工会组织签订的这些合同。7

很多年以来，印刷业的工会已经把一种全国通用的标准写入他们与厂商签订的地方性合同中，因为“整个行业和我们都不能担负得起由工会工作环境方面的竞争所造成的后果，即使其他方面的竞争也许是很有必要的。”8与成百上千家小型印刷厂中的每一家都进行一对一的谈判已被证明是不切实际的，而且还会导致谈判的双方要求某些基本规则在全国范围内适用。自从1852年以来，国际印刷业工会就一直为了实现这些目标而努力工作。9

如果说航运业的工作环境与上述已经描述过的其他行业有所不同，那么这种不同就表现为航运工人们更为迫切地提出建立全国统一标准的要求。工作在远洋邮轮上的工人们现在已经在为获得平等的工资和工作环境而斗争了，他们现在已经发现工会的招聘大厅是实现他们计划的一种必不可少的工具。每当船长想要聘用一批船员时，他就会走到工会的招聘大厅。“除此以外他没有其它的地方可以去。”任何企图颠覆现存安排的努力都“将会导致整个航运业出现最严重的分崩离析，我们在这个国家曾经目睹过这样的场面。”10它的原因是显而易见的：

如果每一个雇主都必须与一个仅代表自己雇员的工会谈判，那么你就会发现双方达成的工作条款将是极其地复杂多样。你将会发现工人离开一艘船加盟另一艘船后，他的工资和工作环境也会发生天壤之别。你还将会发现停泊在同一个码头的许多船只虽然彼此之间紧密地捆绑在一起，但是每艘航船招聘航运工人的条款却是不尽相同的。这种状况很可能会引发骚乱。11

由于多种多样的标准会使维系一个组织变得异常困难，工会已经不再容忍工资和工作环境方面的竞争了，并且在某些行业当中，由于工资的差别会给公司股东的市场竞争对手带来不正当的利益，个体企业的所有者也不再容忍工资和工作环境方面的竞争了。在一些由许多小型竞争性公司组成的行业中，要求工资实现统一的压力看起来是不可抗拒的，但是工资的统一却加速了一种趋向劳动者垄断的运动。这种垄断劳动者的趋势在那些受到少数强大公司统治的行业中也同样明显。

举个例子，在电话业中贝尔体系的影响可以覆盖所有的地方电话公司，工会能够发现没有一家属于电话业系统的地方公司能够改变工资、工作时间和工作环境。当地的电话公司甚至不能对它的员工进行特殊的职业分类。每一家子公司的组织结构看起来都与其他的子公司一模一样，每一家子公司的员工养老金、伤残和死亡抚恤金计划都是相同的，而且在没有统一的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同意之前这些计划是不能被人为改变的。在这种环境下，地方性的劳资谈判只能是弄巧成拙的。在电话业，管理层的中央集权才有利于整个行业的劳资谈判。12

事实上，这种迹象在通用汽车公司的一个类似的政策中也显示出来：

我们在通用汽车公司的经历可以证明，建立以整个公司范围为基础的、程度更为彻底的、反对厂级控制的中央集权的动力来源于公司而非工会。工会为获得对不满的发泄权以及厂一级政策的参与权所做出的努力在过去和现在都被公司断然拒绝，这是因为这些事务都必须由在底特律的公司高层管理来处理。13

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证明这样一个论断，即“正是公司治理结构的本质决定了工会组织结构的本质。”14

类似走向统一的趋势也在纺织业中表现出来，在那里由于某些工厂规模较大的原因，某些生产商可以支配该行业中所有部门的劳动关系。

纺织业生产商的经营范围是全国性的，并且它们的控制也是高度集中的。美国线业有限公司在7个州经营了10家工厂；美国毛纺有限公司在8个州经营了25家工厂；美国纤维有限公司在4个州经营了9家工厂；塞拉尼斯公司在8个州经营了11家工厂；J.P.斯蒂文公司在8个州经营了35家工厂；联合商人和制造商公司在5个州经营了10家工厂；德事隆集团公司在7个州经营了32家工厂；伯灵顿·米尔斯集团公司在7个州经营了55家工厂。……在纺织业中，只有一少部分的生产商会与德克萨斯州的水公用事业协会做生意。在某些情况下，单独一家公司就可以拥有和经营纺织业的整条供应链。在其它情况下，每一家工厂也是一家独立的子公司。总体而言，中央的行政官员主导了纺织业的劳动关系政策。15

上述这些例子都表明了工会的症结所在。任何一家工厂中的地方工会都无法胜任保护工人利益的职责，因为工会与一个主要经营者签订的协议就可以影响到该行业中其他工厂的劳动关系政策。在上述这些行业中，有效执行工会的要求已经随著区域性或行业性的工人联合而逐渐产生。在某种程度上，工厂之间财务管理的互相联合也已经使有效执行工会的要求成为必要。单独一家工厂的财务机构从属于由同一个行业中许多彼此竞争的工厂组成的财务委员会。

“罗德岛的普罗维登斯医院国家银行，简称R.I.；波士顿的老殖民地信托公司；纽约的国家城市银行；格林维尔的第一国民银行，简称N.C.；夏洛特的美国信托有限公司，简称T.C.；这些单位差不多代表了超过100家的类别不同的纺织业财务委员会。”16

然而，全国性的工会不仅仅是针对垄断的一种回应。它还加速了规模更大的工业实体的成长过程。通过坚持主张采用相同的或统一的标准，全国性的工会增加了小型工厂的相对成本，并且加重了它们在面对来自大型公司的竞争时所遭受的生存困难。

在电影业中，美国音乐家联盟的行为可以被看作是这些垄断趋势中一个几近经典的案例。洛杉矶的小型电影生产商要被迫接受和承认由大型电影生产商签订的合同。美国音乐家联盟坚持认为，每一个生产商应该在持续两年的时间内经营一支由二十人组成的乐团。如果该生产商不需要一支常设的乐团，那么他就必须雇用一支由五十人组成的乐团，以每小时25美元为最低限度向每一位音乐师支付工资，并且一旦他雇用一支乐团，那么该乐团的工作时间就不能少于三个小时。过去，一家电影公司满足它的音乐需求只要付出240美元的成本，现在，它必须为此支付的最低成本则是3750美元。在大型公司的压力之下，小型电影公司勉强同意雇用一支由二十人组成的乐团，工作时间为52周，并且每年向每一位音乐师支付16900美元的工资。根据合同这支乐团每年的演出时间为520个小时。然而，小型电影公司并不需要一支由二十人组成的乐团，它们也不可能每年使用520个小时来进行音乐演出，但是它们被迫支付下述所有的一切，包括全部支付两周的乐团假期开销，以及合同规定的52周的乐团工作期费用。17

换句话说，小型电影公司过去曾经是与八个音乐师融洽相处的，但是现今它们的身上却被强加了十二个额外的音乐师。“电影业中的每一份合同都迫使生产商雇用一支为数达二十个音乐师的乐团，而这支乐团的工作时间并不是由生产商来决定的，而是由工会的代表大会来决定的。”18正如电影制片厂的老板所指出的那样，“我们现在正在雇用工人，……但是我们不希望这样。”19工会与核心电影制片厂签订的合同也要强加在小型电影制片厂的身上，这是因为若非如此“它们（指小型电影制片厂——译者注）就不会为我们（指美国音乐家联盟——译者注）工作。”

广播业也出现过相似的经历。由于纽约和加利福尼亚之间的时差迫使洛杉矶的一家广播站推迟了一个全国节目并且改用录音带播出，这家广播站只好被迫为播出这个全国节目再支付12000 美元的额外费用，而先前它已经支付过相应的播出费用了。20

美国音乐家联盟要求，“拥有乐团的大都市广播电台必须向乐团的全体演职人员支付占电台百分之五点五的净收入”，尽管事实上每一家经营乐团的地方广播公司都处于亏损的状态。21美国音乐家联盟还要求地方的广播公司即使不需要音乐家也必须雇用他们，而且有报道显示一些电台竟然要向一支备用乐团支付两年的工资，而这支乐团却并没有弹奏过一个音符。芝加哥的地方音乐家工会强迫当地的广播电台至少雇用八名备用音乐师，并且所有的机械设备必须由音乐家工会的会员来操作。其他雇用音乐师的领域也发生过类似的现象。舒伯特·拉斐特歌剧院被迫雇用了六名音乐师，每周为此付出了525美元的开支，然而歌剧院并不想要也不需求这六名音乐师。如果歌剧院不服从工会的要求，那么它就会被迫面临工会的拒绝行为，一开始是舞台工作人员不参加工作，之后将是歌剧院无法获得任何的演出预约。

美国音乐家联盟在芝加哥的地方工会试图迫使芝加哥歌剧院雇用29名音乐师来举办一场冰上演出，但是芝加哥歌剧院的一支常规乐团只由8名音乐师组成。而且芝加哥地方工会还试图迫使芝加哥歌剧院为9场演出支付10场演出的费用，参加每一场演出的每一名音乐师的工资是25美元。于是，这场冰上演出只好作罢了。

当大都会歌剧团在芝加哥演出时，芝加哥歌剧院每周要被迫支付给一名备用乐队指挥370美元，还要支付给七名备用演职人员189美元。同样是芝加哥歌剧院，它还必须雇用一支为数达18人的备用乐团，备用乐团的音乐师人数相当于一个巡回演出的芭蕾舞团所携带的人数。22

美国音乐家联盟在洛杉矶的地方工会首先会评估一家戏剧院、餐馆或其他娱乐场所的收入和经营情况，然后再决定娱乐公司应该雇用多少数量的音乐师，以及应该向音乐师支付多少数量的工资，但是这一过程是没有经过预先的磋商或达成协议的。

工会的这些所作所为已经使得工会全面管理演艺业的劳动者成为必要。美国音乐家联盟宣称自己拥有这项权力。美国音乐家联盟的主席詹姆士C. 帕特里奥相信，“就劳动者的利益而言，垄断是完全正当、无可非议的，因为只有通过这种方式，工会才能够变得强大起来，才有能力提高工人的工资并且改善工人的工作环境。”23这种劳动垄断建立在以下事实的基础之上：在216000名工会会员当中，大约有32000名会员专门从事音乐师的工作并以此为谋生的手段。“大约有86400名工会会员已经抛弃了他们的乐器”，但是出于某些感情上的原因仍然保持了他们的会员资格。工会的会员资格是具有广泛的弹性的。24“任何一个为了获得报酬而进行音乐表演的乐器表演师都可以被列入职业音乐师的行当”，而且他还有资格参加工会组织。“任何一个超过16岁[1946年宪法，第九条，第十五款，第57页]的人，只要他能听懂音乐或看懂音符并且会演奏任何一种乐器，他就有资格成为工会会员。”

通过音乐师的工会组织，这32000名常雇音乐师已经成功地获得了对戏剧院、乐团、广播业、电影业和电视业一定程度的影响力和控制权，而这种影响力和控制权已经在许多方面限制了上述这些行业的自由度。

1947年7月7日，在接受美国众议院教育和劳动特别小组委员会盘问的时候，帕特里奥先生陈述了如下的证词：25

帕特里奥先生说：“好吧，如果我们的计划能够顺利实现的话，你就不会再去听收音机了。”

众议员费希尔说：“那你就不会再去听自动唱片点唱机了。”

帕特里奥先生说：“你同样也不会去听自动唱片点唱机的。”

众议员费希尔说：“在这个国家中……，你已经有效地垄断了音乐的制作过程。……”

帕特里奥先生说：“我不会否认这一点的。……”

麦肯先生说：“你与我国主要的电影生产商都建立了契约关系，剥夺了他们使用任何一种电影声带的权利，而电影声带展示了音乐师的才华，或是记录了一种音乐表演。”26

帕特里奥先生说：“还有电视业也是这样。”

麦肯先生说：“电视业也被你垄断了吗？”

帕特里奥先生说：“是的。”

麦肯先生说：“那这种契约关系存在于我国所有的电影生产商中吗？”

帕特里奥先生说：“是的。”

美国音乐家联盟的确能够实现上述这些控制，因为所有为谋取生计而从事乐器表演的音乐师都是工会会员。而之所以全部的音乐师都是工会会员，这是因为如果他不是一名工会会员，那么他就不能以乐器表演的手段来谋生。实际上，这也就意味著只有与工会建立契约关系才能获得音乐师的执业许可证。

美国音乐家联盟与美国所有的唱片公司（大概有550家到600家）都签订了一份只雇用工会会员的劳资协议，以至于任何一个厂商想要制作出他自己的唱片都是不可能的。27在没有得到工会许可的条件下，任何一家学校、教堂和合唱团也都不能擅自制作唱片。所有的这些唱片协议都在同一个时间点到期，1942年美国音乐家联盟决定不再进行唱片的录制和转录工作。1944年，美国的唱片公司必须为出售一张价值35美分的唱片支付四分之一的商品税，为出售一张价值50美分的唱片支付二分之一的商品税，为出售一张价值75美分的唱片支付四分之三的商品税。到1946年年底时，对这些唱片所征收的税额总计为2600000美元，而到1947年时，这种税额的总量预计将达到3000000美元。当塔夫脱—哈特利法案宣布这些税款为非法所得时，美国音乐家联盟就宣布今后他们不会再制作唱片了。

芝加哥的周日夜晚俱乐部是一家长期经营的、非官方的宗教性组织，由于俱乐部的音乐是由两位非工会会员的志愿者来表演的，俱乐部必须再雇用一位备用音乐师。而在旧金山，备用音乐师们必须通过广播为儿童们表演节目。281945年2月，美国音乐家联盟禁止自己的会员以任何形式在电视上演出，直到工会出台另行通知为止。由于芝加哥的小学乐团无力雇用一支备用乐团，美国音乐家联盟禁止它在所有权属于城市的电台中播出节目。这种禁止现象也在芝加哥的小学合唱团身上出现。291944年，美国音乐家联盟的全国主席在报告中指出，1943年没有一支学校乐团和学校合唱团与广播电视网建立业务联系，“这永远是不可能的，除非经过美国音乐家联盟的许可。”301945年圣诞节的时候帕特里奥先生批准了一项特别许可允许播放从纽约圣帕特里克大教堂传出的弥撒曲31，1946年他批准了一项特别许可允许播放包含配乐的杜鲁门总统的建军节演讲32，1946年7月他又批准了一项特别许可允许用调频和调幅广播播放从斯克内克塔迪传出的应征入伍计划。33

以表演乐器为谋生手段的这32000名音乐师企图为他们自己寻求一种经济上的安全状态和一份高工资的收入，正是他们孕育出了美国音乐家联盟这个工会组织。因为美国音乐家联盟是一个垄断性的组织，所以它现在已经能够限制电影业、广播业、调频业、电视业和唱片录制业的发展。它妨碍了私人宗教服务的广播，妨碍了军乐队的演出，妨碍了经过公立广播站播出的学校音乐会，妨碍了流行音乐和古典音乐的创作过程，并且还妨碍了歌剧院把歌剧传向边远城市的能力。它限制了美国人民的音乐教育水平。它还影响到人们对从餐馆到自动唱片点唱机的整个系列活动进行投资和娱乐的流程。上述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工会企图保护少数音乐师群体所带来的副产品——“任何一个能听懂音乐或看懂音符并会演奏任何一种乐器的人”都可以要求一份工资。在美国，具备这种能力的人只有32000位。这项涉及面最广泛的国家公共政策是由美国音乐家联盟决定的，然而这项公共政策只是回应了美国音乐家联盟会员的要求，却并没有全面考虑到美国人民的利益需求。

在尝试获得高工资和经济安全的过程中，工会开始寻求实现垄断，接著利用垄断来实现工会自身的目标。表面上工会设定的目标不是革命性的，但实际上工会设定的目标却是革命性的。工资和价格交易的本质现在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同时，个体工人与同事之间的关系和个体工人与雇主之间的关系也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作为一种第三方的力量，工会已经出现在劳资关系的场景中，这种第三方力量最初是由工人们创造的，因为工人们想要使他们的谈判更为有效。现在，工会这一第三方力量已经变得非常强大，乃至它已经使工人（会员）和雇主沦落为一种从属于工会的地位。这是由一系列简单的目标和诚实的努力所带来的一个合乎逻辑而又不可避免的副产品，它并非是由某种阴谋或邪恶的意图所产生的。为了能够存活下来，工会必须对它的资源（劳动者）进行垄断，并且工会一旦实现垄断，这种垄断就会表现为一种把工资集体谈判强加给雇主的形式，即“劳动力价格谈判”，越来越多的案例表明雇主必须接受工资谈判，否则他就会歇业或破产。倘若工厂或企业的规模很小，那么无论雇主是否接受工资谈判，他都会面临破产。因为如果接受谈判，劳动力的成本会异常高；如果拒绝谈判，雇主就无法雇用到劳动者。

许多案例都表明，工人或者雇主谋取生计的能力现在已经变成了一种需要经过许可的事物。34它取决于工会组织的同意和许可。雇主和个体工人都被迫接受了工会这一第三方力量强加给他们的这套游戏规则。而这些规则既不是独裁专断的也不是反复无常的。它们是按照世界上最好的意图来设计的，它们是对一种短期需求的回应，它们的目的旨在为个体工人创造经济的安全和更高的工资。工会的目的在道德上是正义的，因而是值得称道的。工会的方法也是清白无罪的：当某项工作与工人感兴趣的事情相违背时，工人可以拒绝从事这项工作。但是，工会制定这些规则的后果却趋向于由第三方力量控制的垄断，这种垄断改变了先前的工资谈判模式。此外，作为第三方力量，这种名为工会的新制度不仅为工会自身带来了利益，而且还形成了一种工会自身的逻辑。工会的逻辑与先前的制度安排是前后矛盾的，因为工会的逻辑摧毁了那些较为古老的制度所赖以维系的根基，当然这并不是由工会的恶意预谋导致的。所有的工会组织都致力于实现工会的逻辑，这是它们同一个运动方向。

在纽约市，国际电气工人兄弟会在当地的三号组织已经全面统治了建筑工程领域所有电气设备的生产制造业、批发配送业、零售业、装配业和维修业。在过去，这家地方工会使用这种控制力把美国其它地方生产的电气设备都排除在纽约市的市场之外，即便这些电气设备是由同一家全国工会组织的会员所生产的。国际电气工人兄弟会的三号地方组织还禁止交易由隶属同一家全国工会组织的电气工程师所生产的产品。可见，国际电气工人兄弟会的三号地方组织期望建立一个封闭的市场并在此运作。唯一的例外情况是先拆除设备并在之后重装设备，在这种情况下这家纽约的地方工会可以允许自己的会员到外面的城市去从事材料制造工作。35

三号组织只是展示地方垄断的一个例子，这种地方垄断严重危害了纽约之外其它城市的电气设备制造业。在钢铁业工人工会的例子中，我们还可以发现一项在全行业范围实施的工资政策削弱了小型公司的经济地位。小型公司被迫接受了钢铁业工人工会与大型公司签订的工资协议。这些小型公司认为，如果它们遵守工会与大型公司签订的协议，那么它们就将损害自己的竞争性地位。但是，当它们试图为自己的困境向工会争辩时，当地的工会委员会却告诉它们“任何一家公司都没有权力与全国总工会所颁布的指令发生丝毫的背离。”36

很明显，标准工资制度已被人们认为是实现和维持劳动垄断的一个前提条件。为了维持劳动垄断的局面，工会组织已经使用了许多策略手段，其中包括罢工行为和联合抵制雇主的行为。与此相同，单独一家工会也经常使用这些方法来对抗另一家工会，因为它要努力维护自己对车间、工厂或行业劳动力的专有统治权。工会与工会之间发生管辖权方面的冲突决不是罕见的，而且这种工会内部的冲突已经使得企业的经营成本不断增加。

在批量生产的行业，由于工人的职业能够被清晰地界定，因而工会管辖权方面的冲突能够被工人们包容，生产工作也能够继续进行下去。但是，在其它的行业，由于生产每一个产品都需要一个不同的职业组合，甚至需要创造出新的策略方法，因而有关工会管辖权方面的冲突就会变得非常棘手并且易使人恼怒。在电影业，有四十家工会为空缺的职位而竞争，而这些职位属于哪一家工会有时候还真是一个谜，没有人能够揭开这个谜底，因为那里不存在一个对各方来说都能够接受的职业界定。因此，工会之间的冲突会在一天当中的任何时间出现，并且会通过各种工作活动表现出来：谁应该把钉子钉在木板上；当木板倒塌的时候谁应该有权利把钉子拔出来；亦或谁应该注满一个水瓶。如果直接参与冲突的人仅仅表现出罢工的行为，那么这些本身微不足道的冲突也就不会呈现出加重化的趋势。然而，一条不准工会会员越过警戒线的规定却把每一次细小的冲突汇聚成一种巨大的威胁力量，这种力量把制片厂、演播室以及整个电影业的工人都团结在一起，为数竟达30000人。

过去，不同工种之间存在持久的争吵和看起来似乎无尽的冲突，对地方工会而言它又缺乏解决管辖权问题纠纷的权力，此外每个工种都宣称自己拥有特殊的地位和特权，这些问题已经使得企业的连续运营变得异常困难或者无法维系下去，而且企业的经理人员也深受这些意料之外而又永无止境的冲突的困扰，以至于他们的士气一蹶不振。这些无法预测的、看起来失去理性的突发性事件严重地影响到经理人员开展日常工作的能力。雇主则成为一名无辜的旁观者，他没有任何可以利用的补救之策。

一名好莱坞的电影生产商在美国国会委员会上所作的证词向我们展示了工会管辖权纠纷是如何影响一家企业的：

弗里曼先生说：“……我认为好莱坞的电影生产商由于受所有这些现存问题——即在工会与工会之间发生的全部冲突——的影响已经变得陈腐不堪了。……来吧。我们已经很疲惫了。我们已经厌倦了这些争吵。然而，我们找不到一种方法能够解决这些现存的工会冲突。”

“你所做的事情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你前一天回家以后，第二天早上又会受到另一个威胁。如果你打算出门去打高尔夫球，那么你仍然会相信在你走以后摄影棚将出现停工现象，原因是——在我们身边的一个例子中是一个水瓶引起的。”

麦肯先生说：“给我们讲一讲这个水瓶吧。我很愿意聆听关于这个水瓶的故事。”

弗里曼先生说：“这个水瓶一开始是空的，后来一位员工把这个瓶子装满了水并把它放到原来的架子上。这时，其他的员工就要求停工了，因为那位员工并不拥有对这个水瓶的管辖权。”

“于是员工们不得不专门指派一位在某个外景出口处工作的劳动者去取水。员工们都很口渴，而且只有解渴以后他们才会工作。所以，这位劳动者必须把这个水瓶装满水并送到摄影棚内的空架子之上。”37

另外一名证人也证实道：“我们遭遇停工了”，起因是“一块三英尺长的木板需要四枚钉子，……所以我说‘好吧，来吧，孩子们，你们现在就把四枚钉子钉到木板上！’而当某一方工人拔出那四枚钉子后，我只好对另一方工人说，‘请你们把那四枚钉子再钉到原来的那块木板上。……’我们经历了太多这样的事情以至于我们自己都不愿意提及了。”有一家摄影棚把它的经营成本提高到了180%倍，而另一家摄影棚的人却说：“与先前的预算成本相比，我们的经营成本达到了1200%和1300%倍。”38

因此，在保护工会会员获得工作安全的过程中，工会通过全面增加小型生产商的经营成本，已经逐步增强了劳动垄断的威力，而这种劳动垄断几乎遭到了所有小型生产商的反对。工人们致力于在一个经济不稳定和社会原子化的环境中恢复和重构一种安全感和“社会认同感”，在他们的努力下他们现在已经建立起一种力量强大、不断成长的制度，这种制度使雇用工人工作的企业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也使在该企业谋生的工人的生活范围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定。

工会冲突的本质是工会的权力斗争，这是因为一旦丧失权力工会就不可能生存下去，而且经济形势发展的逻辑也必然要求工会始终要强化自己的权力。经济体中的这种权力斗争给整个社会共同体都带来了影响。工会的目的始终是为了获得更好的安全保障，而工会使用的方法则是不断强化自身权力来设定经济生活的标准，这种权力会使工人的工作变得稳定，也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经济体的稳定。权力斗争的影响还包括日益限制个人行动的自由，并且日益趋向个人收入的平等化。可见，工会运动与先前一系列的自由竞争理论是不可调和的。

自由市场中的生产商由于经常受到低成本或保护性价格的压力从而走向了垄断。而自由市场中的劳动者由于经常受到经济安全和更高工资的压力也同样走向了垄断。事实上，在自由竞争世界中的企业和劳动者双方都走向了垄断。这种垄断也许不会很快达到“完美”的地步，但是通向垄断最高境界的趋势现在已经出现了。从历史的视野看，自由竞争世界的理想状态是每一个人凭借他自己就能代表整个社会的内在和谐，现在这个理想已经被历史证明是一个圈套和错觉，而且它还会弄巧成拙。如果我们赋予劳动和资本选择道路的权利，它们双方都会选择“逃避自由”，并且会牺牲它们的特权以换取安全的需要。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