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关敏 写于二零零六年

　　古典极权文化的本质

　　第壹章 等级森严的君主制

　　1．君主专制

　　民主壹词最早见于儒家的典籍《书.多方》(约公元前1020年)，其壹曰：“天惟时求民主，乃大降显休命于成汤”，又曰：“乃惟成汤，克以尔多方，简代夏作民主”。这里的“民主”，指的是君王成汤。春秋时代，词意更明确：“能用善人，民之主也。”

　　“民之主”是为民作主；是“主宰人民”，就是君主专制嘛！西方的“民主”是“民为主”，“民为主”是人民自己作主；是“人民主宰”。

　　皇帝也称为王天子，古书云：“王，天下所归往也”；“王者尊，故称天子”；“君天下曰天子”。用天子称呼皇帝，既表达了君权至上，又显明了普天之下要服从壹人的统治。

　　《礼记.坊记》记载,“子云：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家无二主、遵无二上，示民有君臣之别也”。孔子把君主的权利看成是天上的神权在人间的壹种反映，以“天无二日”来比附人间也不可有二主，同时又把天下看成是家庭的扩大，用“家无二主”来作为君主专制的壹个理由。天子既然“家”天下，而“家无二主”，自然是“民无二王”而“定于壹尊”了。

　　儒家的目的壹开始就是而且壹直都是维护君主专制的。《孟子.万章上》“孔子曰：天无二日，民无二王”,太阳成了君主的象征。孔子的“天命观”宣扬“天无二日”，天确实只有壹个太阳，但这只是太阳系中的情形，怎能轻易断定别的星系没有二个太阳呢？天无二日，应用到人类社会中，就是国无二君[西方古代国家都是二王、三王甚至元老院或公民大会当家作主]，“天意”只能由壹个人来代表。这就根本上扼杀了分权民主制度诞生的可能。

　　《礼记.文王世子》记录：“仲尼曰：昔者周公摄政，……抗世子之法于伯禽，所以善成王也。闻之曰：为人臣者，杀其身有益于君则为之。况于其身以善其君乎？”这是“臣为君死”之意，所以才有了后来的“三纲五常”。壹切围绕君来转，“朕意即天意”，壹切以君上的是非为是非，壹切以君上的好恶为好恶，“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了。

　　专制儒教在政治上的核心内容是壹统：包括思想壹统、政治壹统、生活方式壹统，什么都要统管。孟子主张“定于壹”。荀子“君者，国之隆也；父者，家之隆也。隆壹而治，二而乱，自古及今，未有二隆争重而能长久者”。

　　文革打倒孔子，只是打倒表面而已，儒教的核心“壹统”丝毫未动。只是用新的壹统代替旧的壹统。这根本就是以儒打儒，打来打去还是儒，只是换了包装骗骗不懂行的而已；就象从前换皇帝，大家轮流做，奴役的实质没有变。

　　孔子的政治目标是独裁：“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不议国政)”。

　　《尚书》和《周礼》记载：西周时的庶人不但议论国家大政，而且还直接参与国家大政的决策(《尚书.洪范》)，这壹习俗直到春秋时代。《左传》鲁襄公三十壹年云：“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这是庶人议政之例。《左传》鲁定公八年云：“卫侯欲叛晋……公朝国人，使贾(王孙贾)问焉，曰：‘若卫叛晋，晋王伐我，病何如矣？’皆曰：‘晋王伐我，犹可以战’，乃叛晋”。这是以庶人为主体的国人参与国家大政决策之例。

　　可见，孔子的“庶人不议”是他自己的主张，是他篡改了的“周礼”。其实，天下有道，恰好是庶人议论多；庶人不议，则显示了人民遭受著极为严厉的压制，表明了天下无道使庶人不能议政。庶人们鸦雀无声，特权阶级洪福齐天。这就是孔子的理想。

　　“天下有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则政不在大夫，…则庶人不议”。传统的理解是大夫不应控制政府，这阻止了贵族议会共和制的产生；百姓不议论政治，这阻止了“主权在民”的民主政治的可能。康有为说“不”字系误植，必须删去，成了“政在大夫”、“庶人可议”，可见搞康有为也不同意孔子的君主独裁政治的主张。

　　鲁迅说：“‘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就是秦始皇隋炀帝，他会自承无道么？百姓就只好永远箝口结舌，相率被杀，被奴。这情形壹直继续下来，谁也忘记了开口……‘莫谈国事’，是做小民的本分。有学者曾说过：要征服中国，必须征服中国民族的心。其实，中国民族的心，是早给我们的圣君贤相武将帮闲之辈征服了的”。

　　自由是人类壹切理念中的最高理念，而思想、言论的自由又是其他自由的根基。没有了自由，就成了奴隶。欧里庇德斯说：“所谓奴隶，就是壹个不能发表自己思想观点的人”。

　　孔子反对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从心灵上桎梏人。他主张“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即：不在壹定的官位，就不能考虑那个位置的政务。也就是说，上级能考虑的，下级不能考虑。没有官位的人，就毫无政治权利了！政治权利的层层递减，到了人民那里就丝毫没有。每个人只能考虑自己分内事，纵使有绝顶的才智，也必须“思不出其位”。

　　孔子把“越位”议政看成最大的罪；他最憎恨“庶人议政”，他害怕百姓议政危害了他精心维护的等级特权制度。“莫谈国事”的传统来自于“庶人不议”的权力蛮横，剥夺了民间的参与权利，必然使政治为壹小撮当权者所垄断，公权力成了权贵们牟取私利的特权。

　　孔子要求人们都恪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制度。各安其位、各守本分、没有非分之想，天下就太平了。人们的衣著服饰、言谈举止，思想感情，无壹不被等级格式化。他要求人们“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凡是不符合礼制规定的，就不能看、不能听、不能说，更不能动，当然也不能想。

　　“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作为教条使无数人在思想上做了特权者的奴隶。到了现代，演变成“非令不敢视，非令不敢听，非令不敢言，非令不敢动”。例如：谢静宜对即将进宫的芦荻交代了纪律：壹、不该问的不问；二、不该听的妳别去听；三、不该看的妳不要看，四、不该说的妳别说。这四不，妳要牢牢地记住，这是纪律。

　　儒家文化之可恶，是以消灭人性为己任，只有顺从驯服而无辨识批判。中国人几千年来，举凡婚姻、学业、事业都由家长作主。儒家训练人做乖宝宝，要听话，从小就剥夺了个人的自主权。在没有问过父母之前就作决定，很可能会被父母指责为背叛祖训、大逆不道！

　　中国从来都是壹个不自由的国度，在西方国家的人民开始追求民主的时候，中国从来没喊过“要自由”的口号。即是一些有幸生活在自由社会的华人，有相当一部份是政治冷漠与幼稚症患者。儒家把中国人的自由功能彻底扼杀了。难怪有人会说，孔家店的货色，只是教人如何做好奴才，没有教如何做人。

　　2．特权结构

　　中国的等级思想上接伊尹、周公、管仲、子产，中经孔、墨、孟、荀、商、韩，下历董仲舒、葛洪、韩愈、司马光、程朱、顾亭林、曾国藩、直到今天，其核心内涵未有实质性的改变。正如曾国藩在《讨粤匪檄》中所言：“自唐虞三代以来，历世圣人，扶持名教、敦叙人伦、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

　　孔子思想的核心是维护宗法的“礼制”。“礼”是壹种以血缘为基础构建起来的等级秩序，毫无平等可言。周公制礼无非是把人安置在相应的位置上，不要动，壹动就乱了纲常。

　　子曰：“……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爱亲人有远近之分，尊贤人有等级之分，这就是礼所产生的缘由）。作用如此大的礼，究竟包含些什么内容呢？历代许多学者都在研究，留下的著作可谓浩若烟海。概括起来，主要也就是下面这三条：1.等级制(与特权结合)，2.人身依附(以下附上)，3.壹个头脑(全体服从最高)。

　　《礼记.中庸》篇说：“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也就是说制定礼仪和考定文义的权力都属于天子。历代帝王制礼作乐的根本目的是突出帝王之尊，使卑者让尊、尊者凌贱。作威作福为帝王的权利，诚惶诚恐为臣下应尽的本分。

　　“礼”的本质就是维护统治者欲望的满足，剥夺被统治者欲望的满足。这就是儒家的“礼”的极端虚伪之处。为什么说儒家的“礼”对人性的压制是只针对被统治者的呢？最典型的是孟子见梁惠王的话。孟子告诉梁惠王说：作为统治者，妳不能说什么“利”，因为妳壹说“利”，天下人就都会说“利”了。天下人壹旦各利其利，“拔壹毛以利天下而不为也”，妳还到哪里去得妳的好处呢？作为国君，只应该大谈奉献，大谈“仁义”，这样全国人民都只知“仁义”了，只知奉献了，妳国君才会有捞壹票的机会啊！这和毛的“斗私批修”、“狠斗私字壹闪念”压抑人性的做法是完全相同的。

　　儒教礼制内容庞杂，包罗万象，人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无不被礼制囊括于内。其核心内容是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纲，本意是网上的总绳，君、父、夫为“总绳”，臣、子、妻为“网”，网对于总绳来讲，除了服从还是服从，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壹国之君是所有臣子的纲，臣子们又是自己儿子、妻子的纲，整个国家便形成了壹个以皇帝为总纲的金字塔式的关系网，这个网是真的疏而不漏，每个中国人都逃脱不了。在这个专制的网中，君、父、夫只有权利而没有义务，而臣、子、妻只有义务而没有权利，“君可不敬，臣不可不忠；父可不慈，子不可不孝。” 这是壹种单向的权利、义务关系，里面没有双向制约，不存在丝毫平等观念。

　　三纲之外尚有五伦：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五伦之中的兄弟，要求弟弟对兄长绝对服从，这壹点在儒教礼制观念中是仅次于孝道的相当重要的人论，因此二者常被合称为“孝弟”。五伦之中的“朋友”，既无血缘关系，又无婚姻关系，应该摆脱父子、兄弟之间的服从关系，平等相处了吧，偏不！儒教硬是用不平等的血缘关系将之强奸了：儒教通过结拜兄弟的方式将朋友泛血缘化、泛兄弟化了。还美其名曰：“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拜把兄弟，要磕头、烧香、喝血酒，以年长者为尊，它其实是壹种泛家族化的宗教仪式。儒教通过拜把兄弟这种方式使他的等级礼制观念突破了血缘家族的范围，壹下子放之四海皆准了。

　　儒教的不平等不单单表现在人伦之上，它表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

　　天子有七座宗庙，诸侯有五座宗庙，大夫有三座宗庙，士有壹座宗庙。天子用豆器二十六个，诸公用豆器十六个，诸侯用豆器十二个，上大夫用豆器八个，下大夫用豆器六个。

　　天子的坐席是五层，诸侯的坐席是三层，大夫的坐席是二层。天子死后七个月下葬，用五层垫席和杭木，用八层个扇；诸侯死后五个月下葬，用三层垫席和杭木，用六层隔扇；大夫死后三个月下葬，用二层垫席和杭木，用四层隔扇。

　　同是仪表，说法就不同：天子穆穆，诸侯皇皇，大夫济济，士跄跄，庶人僬僬。

　　同是老婆，称呼也不相同：天子后妃曰“后”，诸侯曰“夫人”。大夫曰“孺人”，士曰“妇”，庶人曰“妻”。同是死，叫法也不同：天子曰“崩”，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禄”，庶人曰“死”……。

　　诸侯之下士禄食9人，中士食18人，上士食36人；下大夫食72人，卿食288人，君食2880人。次国之卿食216人，君食2160人。小国之卿食144人，君食1440人（《礼记》）。

　　凡养老，……50异杖，60宿肉，70贰膳，80常珍，90饮食不违寝，膳饮从于游可也。……50杖于家，60杖于乡，70杖于国，80杖于朝，90者，天子欲有问焉，则就其室（《礼记》）。

　　孔子论音乐：“宫为君，商为臣，角为民，征为事，羽为物”（《礼记.乐记》）。音乐的五音也被纳入等级专制思想中，真他吗的荒唐！

　　“夷狄之有君，未若诸夏之无也”。为什么夷狄的君主连中原的无政府状态都比不上呢？因为野蛮人中有平等，而华夏即使处于乱世也处处是等级森严。孔子多么地欣赏等级制！

　　在等级森严的社会里，天子主宰著国家大政，诸侯、卿士、庶民都按自己所在的等级规范行事，绝不能越雷池壹步。周礼规定：天子用八悄，诸侯六悄，大夫四悄，士二悄。鲁国大夫季氏却用了八悄，孔子怒吼到：“是可忍，孰不可忍？”孔子维护的是天子的尊严。

　　在中国，只要“等级制、人身依附、壹个头脑”这三样东西还存在，就算壹个等级制的社会崩溃了，还会有新的等级制的社会出现；壹个小圈子的等级制还会再构建成壹个大圈子的等级制，天无二日，民无二王嘛！总有人想不断的升级，进而居于等级制的社会的顶尖。

　　等级制的社会充斥著特权，没有权利平等。等级的底层几乎没有任何权利，只有应付不完的义务；上壹个台阶，义务就减少壹些、权利就增大壹些；等级制的社会的顶层没有义务，权利趋向无穷大。压迫来自以等级划分为基础的权利制度，权利等级制从上到下壹级压壹级。由于权势不平等，必然引起物质不平等。权利不平等是人类压迫的根源。

　　维系这样壹个等级制的社会，是孔夫子开创的儒学教育的目的，通过教育让人们自觉地去维护这个等级特权秩序。这教育不限于老师给学生讲课，已渗透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各个方面，包括日常生活中，可谓无所不在，其效果是显著的，使人潜移默化地在精神上成为孔教的俘虏，能在不管受到如何不公正的待遇时，仍能安分守己、逆来顺受。

　　中国古人把人间的等级投射到天上，天上的星座等级最早出现于马马迁《史记.天官书》，天上的壹个个星都是天的官员或官厅，天做为整体象征了国家的等级体制。司马迁道：“凡举事无逆天数”，“天有十二辰而作十二本纪；天有十干，作十表；天有八方，作八书；…”。地上的紫禁城完全是与天上的紫微垣相对应的。北京的故宫就是“象天设都”的体现。天上本没有帝、后宫、贵人、骑官、上将、贵相等特权等级，是古人为维护王权臆造出来的。

　　《资治通鉴》开篇,“臣光曰：夫以四海之广，兆民之众，受制于壹人，虽有绝伦之力，高世之智，莫不奔走而服役者，岂非以礼为之纪纲哉！是故天子统三公，三公率诸侯，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贵以临贱，贱以承贵。上之使下，犹腹心之运手足，根本之制枝叶，下之事上，犹手足之卫心腹，枝叶之庇本根，然后能上下相保而国家治安。”

　　首论即为求得国家稳定，必须社会等级层次井然有序，君主应居于等级制的社会结构之顶尖，成为众人之首脑，众人不过听其指挥之四肢，而无本身之人格，独立之意志。司马光认为最能保持中国稳定的社会结构是：

　　天

　　子

　　三 公

　　诸 侯

　　卿 大 夫

　　士 庶 人

　　按司马光的归纳，其基本原则为“贵以临贱，贱以承贵”，用以保证统治机器运转的有效和灵活，求得“上下相保而国家治安”。他认为每当这个等级制的社会的社会结构被破坏时，天下就要大乱，在上的统治者会丧失特权；在下的百姓更是遭殃，比起来还不如有个皇帝。

　　儒家把等级制度说成是万古不变的理。朱熹认为理是万物的总根源，在没有宇宙前，“理”就存在。“宇宙之间壹理而已，天得之而为天，地得之而为地。……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皆此理之流行，无所适而不在”。三纲、五常都是“理”所化生，是宇宙中永恒的理，也是道德的最高标准。因此，必须“存天理、去人欲”。“人之壹生，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

　　第二章 儒家和诸子的媚上愚下术

　　1．孔孟是鄙视民意的独裁大师

　　儒家思想的要旨在于“天人合壹”。核心的是天君合壹，将原始的人对天的恐惧式的崇拜，引导为对君主的盲目的崇拜。子的“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孟子的“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和“为人民服务”“三个代表”都是对忠君、对专政的壹种民众化。不管古代的民，还是现代的人民都处于虚幻的、不确定位置。儒家认为天道君欲本就合壹，天道就是全体国民意志的体现，那么，“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就成了“君之所欲，民必从之”。

　　在专制社会，由于没有自由的选举制度，因而任何征服者都可以在杀人盈城之后自诩为“天意”。统治者可循环论证：即代表“天意”者必成功，成功者必然代表“天意”；既然“天意即民意”，他就必然代表了“民意”，“民意”于是沦为可以强暴的对象。

　　有人认为民主是中国发源的。他们说：自开国黄帝轩辕氏被推为“共主”，下迄尧、舜、禹帝位之禅让，全以民意为依归。

　　黄帝先打败了蚩尤，然后又打败了兄弟炎帝。再向南方出兵，先后52战。众酋长在刀口下，胆敢不推举轩辕为“共主”？他的天下完全是武力打的，怎能与民主扯上关系？

　　有人说尧舜禅让是“天下为公”。据《史记》记载，尧舜禹都是黄帝的后代，尧舜禅让是在大家族范围搞谘询推举式的安排接班人，显然具有家天下的性质。当时连元老院都没有，只是尧个别征求意见，根本谈不上“为公。“为公”不能自己说了算，要由元老院或公民投票说了算。舜掌握大权之后，就把尧子丹朱杀死，把尧囚起来，强迫尧把王位“禅让”给他，另外还接收了尧的两个女儿。曹丕娶了汉献帝两个女儿，又逼迫汉献帝禅让之后，得意洋洋地说：“现在我才知道古代的禅让是怎么回事了！”

　　与竞选、公民投票相差太远。尧、舜、禹帝位禅让之传说，就算真有其事，也是将国家主权私相授受，将国家当作私产。因此，不可能真正的“为公”。

　　儒家讲“天下为公”的内涵就是“天下不属公”。“天下为公”强调的统治者以所谓的“公心”来处理政务，人民只是决策的被动承受者而不是主动的参与者，人民的义务仅仅是供养统治者和服从统治者的教化，而没有权力也没有能力对圣人的微言大义说三道四。儒家把政治当成圣人教化管制百姓的过程，把世袭当正统，把禅让当德政、把成功的谋朝篡位说成是有道胜无道。这种政治观只能用来粉饰专制。

　　民主制度的根本是人人平等原则的确立。人人平等就包含了每个人的言论自由权平等，也就保证了少数人说话的权利。人人人平等必然众说纷纭，为了得到社会行动上的秩序，人们确立“多数决”的原则。“多数决”强调的是常识（commonsense），看重的是人本身，而不是科学理论。这个常识就是人人都有选择的权利，而不是汝生精英们的文化的乌托邦。这种民主的方法反过来强化了人人平等的原则，人人平等的“多数决”否定了圣人崇拜。

　　若在众说纷纭的情况下，搞“圣王决”和“领袖决”，这就是独裁或“圣王”政治。独裁要求绝大多数人服从壹人，是对人人平等原则的破坏；独裁只会越来越背离“人人平等”，走向等级森严的礼制，孔子就是这么干的。中国民主难产是由于圣王崇拜或精英崇拜作祟，因为圣人崇拜违反了人人平等原则，是反对服从多数原则的消解力量！

　　民本思想是“为民作主”，而民主是“由民作主”。民本思想，总是在为统治者想办法，人民始终处于壹种消极的地位。在孔子那里，是找不到由民参政、多数裁决的“民主”影子。相反，“上”与“民”的界限是不可逾越的，统治的目的是使民“服”，使民“敬”，使民“信”，使民“归心”，而决非使民主政。这是与孔子的“愚民论”分不开的。

　　孔子认为：古今之民都是愚昧无知的。不过“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诈而已矣”(《论语.阳货》)。对于这些根底恶劣的愚民，即使施之教育也无法令其好转，这就是“唯上智与下愚不移”。“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中庸之为德，民鲜久矣”。这种既愚又诈之民虽难于改变愚性，仍可通过忠孝之道的培养，去其狡诈，返归愚直，这样的愚直之民才最易统治，所以孔子自信地说“小人学道则易使也”。

　　孔子的愚民思想表现在他要求人们安于贫困上。孔子极称誉颜回，因颜回能安于贫困。孔子告诫人们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在等级制下，庶民哪有求富贵之道？这些人只能老老实实、安分守己、安于贫困、乐于接受统治；没有非分之想，不会因生活的困苦而铤而走险，走上反叛的道路。像这样的“愚直”之民，就是孔子所理想的治世之民。

　　孔子认为，大德应统治小德，大贤应统治小贤；只有贤人才配有统治权。孔子把政治看成是智者对愚者的统治，提倡不透明的神秘政治；主张“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只让人民知道怎么做，不让人民知道为什么做。这样，人民就不会怀疑统治者，更不会反抗了。

　　《论语》中记录了孔子与子贡的对话；“子贡问曰：‘乡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乡人皆恶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

　　孔子的话表明，100%的“乡人皆好之” ，不如乡人之中部分人——善者好之。也就是说，100%的乡人<部分乡人。可见，孔子鼓吹的是部分高于整体、圣人高于群众。连“天必从之”的“民之所欲”，孔子却要打个大问号。可见，孔子根本不敬畏天，是个骗子。

　　孔子总是给人群划分等级：善者和不善者，君子和小人。孔子给人群划等级的标准不过是他自己的标准而已，合乎他的标准就是“善者”，否则就是“不善者”。

　　儒家最主张等级制的。等级制的实质是尊上卑下，即尊崇圣王、君子，卑视小民。儒家认为上智下愚，民就是孔子所说的下愚，他只会把民意当放屁。

　　东海壹枭说：孟子强调尊重民意。“王曰：‘吾何以识其不才而舍之？’曰：‘国君进贤，如不得已，将使卑逾尊，疏逾戚，可不慎与？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孟子.梁惠王下》）这是他与齐宣王之间的壹段对话，要求君主在进行政治决策时要参考、听从民意。

　　批判：孟子不过是把孔子所说的“乡人”换成了国人而已；孟子不学无术、答非所问：“何以识其不才而舍之”，对曰：“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至于才与不才的标准他没有说，为什么不说？这是为了君王好根据王意和儒意来独裁！如果把才与不才的标准说清楚了，那就不好随意独裁了。孔子反对铸刑鼎是同样的道理!

　　“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连大夫即高级官员的话都不要听，这不是独裁是什么？当所有的“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也就是说，当99%的国人曰不可时都可以置之不理，这岂不是独裁？

　　当古希腊人与古罗马人通过独立的元老院和独立的公民大会来监督执政官[国王]时，中国的儒家们希望君主听到了全国人民的呼声后再去调查，万壹君主整天花天酒地，听不到全国人民的呼声，那么，人民只有无穷无尽的苦难了。

　　只有当100%的国人“皆曰不可”时才受理，这样慢吞吞的监督，有何效率可言？而且还得等到君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如果君王看不见，那不是贪官污吏要横行天下吗？

　　100%的国人皆曰不可了，就应该把那人放弃掉，还察什么呢？可孟子还要王“察之”，可见，孟子瞧不起老百姓的意见，是鄙视民意，何尊重民意之有？孟子要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也就是说若王考察后觉得“可焉”，民意是可以否定的，那人可以不去。可见，孟子心目中的“王”是超越民之上的“神”，专制独裁是完全合理的。

　　“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可见，壹个人要被国君所用，比登天还难！所有的国人怎么会知道某人确实贤？“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左右皆曰可杀，勿听；诸大夫皆曰可杀，勿听；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故曰，国人杀之也”。所有的国人皆曰的可能性极端小，这样壹来，壹个大臣就可以永远当下去了！可见，孟子是在为特权阶级谋利益。

　　2．孟子说“惟仁者宜在高位”。儒士就是有贤德的仁者，官员只能由儒士共同体推举，而无需全体国民选举。可见，儒学就是谋取儒家自己权力的学说。

　　壹些人宣传孔孟学说中蕴含了“民主”成分，根据仅仅是壹句“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儒家的“民”是指民众，不是指具体的个人。儒的“重民”=当代的“为人民服务”。到政府机关办事，常听到“妳又不是人民，凭什么为妳服务”。毛泽东还喊“人民万岁”，不是比儒家更重民吗？结果却相反。不要看儒家的口号，而要看儒家能否实行！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为他人做嫁衣裳”的草民何贵之有？草有何权利？皇帝奴才高高在上，百姓壹无所有，别看是两条腿壹个脑袋，谁看谁都感觉不出对方是人样，馋瘾壹来，不吃人才怪。

　　孟子曰：“后稷教民稼穑，树艺五谷，五谷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民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显然，孟子在鼓吹圣人崇拜，说“民”离开了圣人的教化就近于野兽。这个把民看作愚昧无知近于野兽的人，他怎么会重民？

　　野男人或者野女人是指不道德的性伴侣，都是贬义词。孟子“无君子莫治野人[小人]，无野人莫养君子”，这“野人”绝对是贬义词！老百姓被他称为野人，哪里有什么“贵”可言？“民为贵”是指壹个政权的“君子”需要足够数量的“野人”才能“养”好。

　　中国从来就没有过“贵民”，只有“贱民”。在孟子推崇的统治者眼里，“民”从来就不是人，故有“2足羊”之称！所以，牧民的真正含义是将“民”像羊壹样喂饱，否则，就会没有羊肉吃、没有羊奶喝！人权=生存权，就是儒家思想的现代版本！

　　3．儒家判断是非对错不是根据事物本身的性质，而是看妳是否维护或服从上级。

　　孟子说，如果君主有大错，则奉劝，如果反复奉劝无效，则废黜君主（“反覆之而不听，则易位”）。其实，这是空想。因为有大错的君主是不会听奉劝的，而废黜君主必须要有反对无道君王的社会集团存在。而儒家主张君子不党，那里会有反君主专制的社会集团？

　　孟子的“民贵君轻”论以“诛壹夫”的革命论为基础，试图制约无道昏君，但这种制约又与“旱干水溢”的自然灾异相钩连，从而带上了“天人合壹”的色彩。“载舟覆舟”论虽指出了违背民意有政权倾覆的危险，但对民意怎样去颠覆政权没有作深入的思考，只能限于壹种观念比附的水平。孟子“民为贵”的王道，不过是在“水能载舟也能覆舟”的利害关系上，进献给统治者的壹种权术罢了。

　　在孔子之前的几百年，“国人暴动”就推翻了周厉王，难道那时就没有“臣下易君”的理论？肯定有，只是没有记录下来。孟子说诛杀独夫民贼只是威胁利诱壹下国王，他并没有发展出推翻暴君的学说，跟“国人暴动”的社会实践比，是壹种巨大的倒退。

　　春秋时期，晋灵公荒淫残暴，多次设计杀害正直大臣赵盾，均未达到目的。后来晋灵公被大将赵穿杀死。当时赵盾在晋国边境，因为留恋故国，又慢慢往回走。晋国太史董狐记录这件事说：“赵盾弑其君”。赵盾辩护说：“这事儿同我无关啊！”董狐理直气壮地说：“妳身为正卿，逃跑不越过国境，回来又不声讨杀害国君的坏人，不是妳弑君是谁？”董狐被孔子称为秉笔直书乱臣贼子惧的“良史”。

　　儒家不是要诛暴君吗？为什么诛暴君的行为被称为“弑”呢？弑者，臣杀君并大逆不道也！可见，儒家完全是站在君主壹边，袒护暴君啊。孔子对维护暴君的董狐大加赞扬，充分暴露了儒家的忠于君主的依附本质。

　　公元前548年，[暴君]齐庄公因与大夫崔抒妻子私通而被崔抒杀害，史官记录“崔抒弑其君”；崔抒杀史官，史官的两个弟弟秉承兄业，又记之，亦被杀。最后壹个弟弟亦记之，崔抒才被镇住。很显然，齐之史官三兄弟用生命的代价维护君主的权威[为了写“弑”]，比坎脚的和氏更加忠于主子。遗憾的是，齐太史兄弟连姓名都没有留下。

　　为什么只谴责齐大夫的残暴？不谴责齐王的荒唐[齐国王很荒唐：吃人、兄妹乱伦],为什么对王的过错就要避讳呢？儒家这种搞法只会造成壹边倒！

　　有人曾把儒家主张“选贤任能”[及后来的科举制]看作是民主的表现，这样讲是错的。选贤任能有否定世袭制的意义，但它包含消解民治的圣人治世的观念。中国的皇帝有壹个很特别的称呼，即“圣人”，意味著皇帝是真理的化身。这种圣人治世的观念，在今天仍有深远的影响。包公戏常演不衰，有事找领导作主，便可见壹斑。人们总是强调伟人的作用，总希望有个英雄来领导我们，天下大事都交他壹人来思考。文革时，全民高举《最高指示》，统统放弃自己思考的权利，都让领袖壹个人思考，也是这种圣人治世观作用的结果。

　　儒家既不关注人，也不关注人的智慧和天性，更不关注世界的变化和规律；只关注圣人如何治理愚人，愚人如何服从圣人；最高境界是愚人对圣人的绝对服从，下层圣人对上层圣人的绝对服从。服从就是消灭服从者的智慧，绝对服从就是绝对消灭圣人外的壹切智慧。

　　正是为了让“贱民”、“小人”归于“顺民”，儒士们费尽心机建立起壹套“教化”伦理。为使这套称为“思想之圣”的“教化”伦理得以实施，儒士们又要求“圣君”作为这套伦理的载体，作为“天理”的化身，让他拥有最高的政治权力。这就是专制主义铁的逻辑。

　　统治者以等级尊卑观念“教化”民众，本身就是对民众身心的奴役；处处将人作为等级尊卑秩序的工具，从而“使人不成其为人”。儒家要把人修成壹个等级制的人，要把国治成壹个等级制的国。它要把每壹个家庭变成壹个类似于君臣关系的专制社会。

　　4．除儒家外，先秦诸子都主张圣人治天下和愚民统治《老子》五千言就是讲圣人是如何治理愚民的。《道德经》五千言，充斥著“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绝巧弃利”的内容，如“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他提出“小国寡民”，老死不相往来，使人民不往远处迁移。

　　老子提出：使民有什佰之器而不用，不让人民用先进的生产工具。因为用先进的工具，生产率就会提高，吃饱穿暖后就会有精神上或其它方面的想法。不让老百姓看到好东西，即“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不给老百姓太多的学习机会，这叫“绝学无忧”。

　　《道德经》八十壹章告诉帝王只要做好两件事就行：壹件是自己装傻，另壹件是把臣民弄傻，帝王装的无欲无为，把臣民弄的无知无求，天下就太平了。

　　老子的社会目标是“实其腹”，只把肚子填饱就行了，相当于今天的“生存权”。“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是没有把人当人。

　　《庄子.逍遥游》云：“故夫知效壹官，行比壹乡，德合壹君而徵壹国者，其自视亦若此矣。而宋容荣子犹然笑之。且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内外之分，辨乎荣辱之境，斯已矣”。可见庄子也不以拥护者的多少来判定是非。

　　墨子否弃礼乐，反对世袭贵族，主张尚贤、禅让、选举；墨家虽然主张“天志”、“明鬼”思想，但是缺乏绝对的道德理念，属于赏善罚暴的功利主义思想；墨家虽然主张“兼爱”思想，但是缺乏“人人平等”与“现代自由”的概念，属于“尚贤”政治与拥护专制的哲学。

　　墨家主张“天子之所是，皆是之；天子之所非，皆非之”（《墨子.尚同》)；而且说“义者政也，无从下之政上，必从上之政下”。庶人由士政之；士由将军大夫政之；将军大夫由三公诸侯政之；三公诸侯由天子政之；天子由天政之。

　　墨子极力主张对民众的愚民政策。愚民的结果就是造成民众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使国民把所有希望寄托在出“伟人”“圣人”的专制上；进而使专制者更加专制！

　　法家则不论法、势、术派，都以民愚为理论基础，发展出壹套以暴力压制为中心的政治学说。商鞅认为“民不贵学则愚”，“塞而不开则民浑”，“民愚则易治也”，“夫民忧则思，思则出度；乐则淫，淫则生佚”。忧乐都会产生邪乱之心，他主张用暴力和法律“弱民强国”，不治到百姓形如藁木心如死灰不算完。

　　韩非视民为愚人，他说：“今不知治者，必曰得民之心，而可以为治。则是伊尹管仲无所用也，将听民而已。民智之不可用，犹婴儿之心也。夫婴儿不剔首则腹痛。剔首座，必壹人抱之，慈母治之，然犹啼呼不止。婴儿子不知犯其所小苦，致其所大利也。”

　　韩非把学者、言谈者，带剑者、患御者、工商之徒称为“五蠹”。他告诉秦始皇，人是壹种本性卑劣的动物，他们渴望的只有利益而惧怕的只有暴力，所以人不值得尊重也不能相信。统治天下的方法就是“执长鞭以御宇内”，用法、术、势来束缚和操纵，就象对待牲畜壹样。他主张玩弄权术、株杀学者、投毒暗害、特务盯梢、扣押人质、连坐诛族、重刑峻法等法西斯手段，推崇独断，“人主虽不肖，臣不敢侵也”，哪怕是昏君，大臣也不得推翻。

　　孙子曰：“军之事，静以幽，正以治，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无知”。

　　佛家讲“万法皆空，万事皆空”，他要人看轻今生，要人去追求来生。壹个看轻今生的人，能使自己今生聪明起来吗？中国所有的学说，都讲的是愚民。

　　壹部中国思想史是壹部中国专制主义思想史。当时诸子都呼唤王权、呼唤圣王的出现、呼唤等级森严的社会，所以，极权主义的壹统天下是必然的。

　　第三章 吃人的奴隶孝道

　　儒家有“百行孝为先”之说，《孝经》说：“孝，德之本也”。只有平时在家里养成不违背父母兄长的习惯，才不会违背君主官长的命令。所以，有子感慨说：“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者也，其为仁之本与”！有人曾问孔子为什么不参政，孔子回答说：“《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孔子把孝悌与政治划了等号。

　　曾子曰：“孝子之养老也，乐其心，不违其志；……是故父母之所爱亦爱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礼记.内则》）。《礼记》还说，孝敬父母是为了孝敬民之父母——父母官，这样，天下就好管理了。“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

　　子女对父要孝，臣对君要忠，忠是孝的政治表现；妻对夫要顺，顺是孝的内在规定。此外，五常之首是仁，“仁之实，事亲是也”（《孟子.离娄上》），“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孝道”成了人们行为的根本规范。

　　司马光就十分推崇《孝经》，认为“立身治国之道，尽在其中”。他说：“父之命，子不敢违；君之言，臣不敢违。父曰前，子不敢不前；父曰止，子不敢不止；臣之于君亦然。故违君之言，臣不顺也；逆父之命，子不孝也。不顺不孝者，人得而刑之；顺且孝者，人得而赏之。违天之命者，天得而刑之；顺天之命者，天得而赏之。

　　1917年吴虞在《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中说：“详考孔子学说，既以孝为百行之本，故其立教，莫不以孝为起点，所以‘教’字从孝。居住不庄，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无信，不孝也；战阵无勇，不孝也。凡人未仕在家，则以事亲为孝；出仕在朝，则以事君为孝。能事亲、事君，乃可谓之为能立身，然后可以扬名于世。由事父推之事君事长，皆能忠顺，则既可扬名，又可保持禄位。……家族制度与君主政体遂相依附而不可离”。总之，宣扬“孝”不是儒家的本义，只是维护君尊臣卑的权术而已。

　　儒家孝道的规定有：

　　1．个人没有意志自由权，其爱憎要以父母的意志为转移，以服从家长为天职在儒看来，孝不仅指在生活上赡养父母，还要无条件地顺从父母。孔子说:“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意为侍奉父母，如果他们有不对的地方得轻柔婉转地劝止，看到自己的心意没有被听从，仍然恭敬不触犯他，辛劳而不怨恨。

　　用现在话说：对家长的决定可以提意见，但在家长没有采纳妳意见前，妳必须“不违”且“不怨”的执行，就是无条件的服从。换言之，就是要始终与家长[核心]保持壹致，可以通过壹定的渠道反应，但不得私下散布[父子相隐]意见，必须执行家长的决定。正如林彪所说：“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要执行”。

　　孔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勿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三年是多年之意，即父死多年也不改变其生前的意志，这才孝。《礼记.中庸》说：“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也”；即继承先祖遗志、事功和经验。

　　孔子曾用“无违”概括了孝悌的实质，“无违”是指不要违背君父官长的意志。这种只知道对父母兄长唯唯诺诺、没有任何自己的意志和抱负的“孝子”只能是“愚子”。

　　儿女在未成年时，在父母面前是弱者，在体力上，经济上，经验上，无法同父母抗衡。对弱小者套上枷锁，不仁不义。 “孝”的观念的灌输，导致跪著的人性和变态的人格。

　　2．没有行为自主权的孝道

　　《礼记》规定：“凡为人子之礼，冬而夏清，昏定而晨省；…见父之执，不谓之进，不敢进；不谓之退，不敢退；不问，不敢对；”“出必告，反必面，所游必有常”（《曲礼上》）。

　　儒家认为不仅要求子女对父母绝对服从，还要求子女不得离开父母，要与父母永远住在壹起，直到为父母送终。“父母在，不远游。”为了随时伺候父母，子女还不能出门远游。四世同堂、五世同堂是中国人追求的家庭理想，是家庭美满的象征。壹个人成年后离开父母自己独居，在中国人看来这等于是抛弃父母，是不孝的行为，是没良心的表现。

　　孔子反复地向人们强调：“父母生之，续莫大焉”，即为人之子的最大义务莫过于孝，为孝之道的最大责任莫过于把祖宗的香火壹代壹代续过来、传下去！男婚女嫁是“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礼记.昏义》）。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儒家反对生活自由）。独身主义可谓最大之不孝，牛顿、康德不孝矣。十二生肖记年日，为首的是鼠而不是虎，汉人希望象老鼠壹样繁殖力强大。

　　与之相反，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强调人口稳定而不是人口增长。按照柏拉图的设想，壹个理想的城邦国家所能拥有的家庭数目最多不得超过5040户。

　　“父母之命”具有绝对的权威。子谓公冶长，“可妻也。虽在缧绁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典型包办婚姻！“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踰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贱之”。总之，孔子反对壹切自由。

　　3．没有个人财产权的孝道

　　“父母在，…不敢私其财”（《礼记.坊记》）。儒教规定，父母在，子女的经济不能独立，子女必须将个人的所得悉数交给父母，由父母支配，否则，是不孝的行为。

　　唐朝的法律规定：祖父母、父母、甚至曾高祖在是，子孙别离户籍，分异财产者，徒刑三年；卑幼不有尊长，私辄用当家财物者，十匹笞十，十匹加壹等罪，直到杖打壹百。

　　宋朝司马光的《涑水家议》中说：“凡为人子者，毋得蓄私财。俸禄及田宅收入，尽归之父母，当用者请而用之，不敢私假，不敢私与。”

　　清朝的《清律辑注》规定：“壹户之内，所有田粮，家长主之；所有钱财，家长专之。”……和父母住在壹起，将经济权悉归父母还不够，做子女的还要从内心依赖父母，在父母面前永远像个孩子才算真正的孝顺。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舜是最孝顺的人了，五十岁还依恋父母）。没有自主权，主体性得不到发展，便只能永远作个小孩子，不会成熟。

　　4．连身体也属父母所有的孝道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经·开宗明义章》）。“父母全而生之，自全而归之，可谓孝矣。不亏其体，不辱其身，可谓全矣”（《礼记.祭义》）。于是儒家把任何有可能伤害自己身体的活动、言行都纳入禁止之列，计有“不登高、不临深、不苟訾、不苟笑，不登危”（《礼记.曲礼上》）等等，还特地说明，这并非怯懦，而是“惧辱亲也”（多好借口）。就这样，在孝道的规范下，人们连最起码的人权都没有，只剩下服从的义务。

　　5．家长握有生杀大权的孝道

　　“天无二日，民无二主，国无二君，家无二尊，以壹治之也”。“孝”用于子对父，则有“无违”与“顺从”之意，如“《论语．为政篇》：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国语．楚语上》：勤勉以劝之，孝顺以纳之。“孝”用于民对官，则有“贿赂官吏或尊长财物”之意，如“孝敬官员”、“孝敬大人”：“孝”用于官对皇帝，则有“敬奉”与“进献”之意，如《明史．李邦华传》：“中宫有所进奉，名为孝顺”。

　　儒家甚至将“孝”，异化成“忠”的绝对基础。《论语．学而篇》：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孟子．梁惠王上》：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

　　儒家所宣扬的孝道思想下，家长成为绝对的权威者，他们可以视子女为私有财产，也可以自己的自由意志来践踏子女的人权；这种不合人道、非理性、反道德与反人权的孝道观念，正好成为“统治者对待人民的绝对模式”，统治者也可以用同样的方式，来对待人民，如此所谓的绝对道德与绝对真善美等价值，就不存在了。

　　既然统治者可以无条件享尽荣华富贵、不公不义、贪污腐败、权谋诡诈、对反对者施行“诛九族”之刑，那么人民怎么不可以坑蒙拐骗与打家劫舍？这就是许多中国人民读《三国演义》与《水浒传》时，从来不指责其中“人杀人”、“反人权”、“反道德”与“反人类罪”等暴行，而却会称颂其中的英雄，这种“人杀人无罪”、“无道德无罪”、“反道德式的治乱分合伪历史观”与“忠于专制与皇帝的伪道德观”，多么地邪恶与令人痛心？

　　儒家的“三纲五常”、“贞洁牌坊”、“存天理，去人欲”、“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与“吃人的礼教”等，成为压抑人的个体自主性与塑造人的群体意识基础；儒家所宣扬的“君权神授”、“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与“大壹统思想”等，成为两千多年来大陆各地争战与血腥政治发生的根源！

　　在古代中国，子女对父母是壹种人身依附关系。儒家在理论上赋予父家长的权威以专制的特质。父家长对其辖制下的家庭成员拥有绝对的控制力。父家长有权依自己的意志处置子女直至买卖挞杀。鲁国宰相叔孙穆子凌驾于鲁君之上，其子竖牛和壬争权，国君赐壬壹个玉环，未经父亲同意，壬不敢戴。竖牛欺骗说：“父亲同意妳戴了，妳就戴上吧！”壬戴上后，竖牛对父亲说：“壬经常去见鲁君，还佩戴著他赐的玉环”。叔孙于是杀了自己的儿子壬。

　　父家长的意志则受到法律的保护。父母尊长享有法律上的特权，子女不能控告父母（谋反除外），父母如果认为子女不孝，可以不需要任何证据，向官府控告，就直接定罪，处死（壹般都是陵迟）。《清律例》规定“父母控子，即照所控办理，不必审讯”（卷二十八），在父家长的绝对权威之下，哪里还有什么个人的自主性和独立性。

　　《二十四孝》中的“咨蚊饱血”：“晋吴猛，年八岁，事亲至孝。家贫，榻无帷帐，每夏夜，蚊多攒肤。咨渠膏血之饱，虽多，不驱之，恐去己而噬其亲也。爱亲之心至矣。”

　　又有郭巨“为母埋儿”：“汉郭巨，家贫。有子三岁，母尝减食与之。巨谓妻曰：‘贫乏不能供母，子又分母之食。盍埋此子？儿可再有，母不可复得。’妻不敢违。巨遂掘坑三尺余，得黄金壹釜，上云：天赐郭巨，官不得取，民不得夺。”

　　前者已是愚蠢至极，后者更是令人感到恐怖，如果不出现这坛金子，这个三岁孩子，就要被活埋了，而按“孝”的教育原理，这些都被当作“孝”而受到敬仰，并被广为宣传颂扬。

　　伯奇是周代大夫尹吉甫的儿子，他父母将他逐出家门。他欣然领命，在野外以木荷为衣，采亭花而食，后来投水自杀了。后人极力赞扬他的行为是“勇于从而顺令”的楷模。

　　申生是春秋时代晋献公的太子。献公因听信骊姬的谗言，便要杀申生；申生不做任何辩解和抗拒，随即自杀。他的行为被儒家称道为“恭”，即恭顺了家长的命令。

　　“二十四孝故事”表彰的王祥，后母虐待他甚至要杀死他，他反而“跪前请死。

　　为了让父母过得更舒服壹点，儿女的任何牺牲都是理所当然的。家贫无力奉养父母，就把自己的肉挖下来，烧给他吃；为了改善父母的生活，女儿可以卖作妾、作奴、甚至作娼妓…。父母死后的尸骨比自己的壹生幸福重要，父死无力安葬，就卖掉自己来为他买棺材。总之，儿女不过是父母的财产罢了。所以，才有“天下无不是的父母”，才有“易子而食”“卖儿卖女”的野蛮“文明”。在几千年的历史中，“孝”起的“吃子”的可怕作用。

　　中国文化中，孩子没有独立的人格，被当做种的延续的工具来“喜爱”的。中国的文化以老者为本位，父慈只是手段，子孝才是目的。生儿育女不是为了子女本身的利益，而是为了孝敬上壹代，使上壹代的精神和肉体永远延续下去。“爱子”与“杀子”的关系正如礼与法、德与刑的关系，目的只有壹个，就是制造上壹代的复制品，扼杀下壹代的独立性。

　　壹对美国的华裔博士夫妇，对不听话的孩子，操起了在国内时就练熟的巴掌。孩子大哭，惊动四邻。邻居们走上法庭，控告博士夫妇。法庭上较量的结果：邻居们胜诉，博士夫妇被判不配抚养孩子，孩子归别人监护。壹个美国女性在停车场打自己孩子的场面被录下来，结果成了美国各大电视的新闻，警方说，这位母亲因此最高可判三年徒刑。

　　中国人迄今不能完全进入文明的人性化阶段，正是千百年来的专制暴力培育出来的。中国人在家对子女搞棍棒教育，打屁股是传家宝，被视为教育后代最有效、最必须的手段。什么“棍棒底下出孝子”，“打是疼、骂是爱”；野蛮成了文明。

　　当人们从孩提时代就受到不断的暴力伤害，大多数人会向暴力屈服，并由习惯于暴力“进化”到崇拜暴力。暴力成了国人深入骨子的品性，以至麻木不仁，冷漠无情，合群自大，表里不壹，口是心非，趋炎附势，逆来顺受，明哲保身，委曲求全，随风转舵，幸灾乐祸，为虎作伥，助纣为虐……纵然用尽天下最恶毒的词语亦不为过。

　　6．铺张浪费的孝道

　　父母死后，就变成子孙的神(鬼)了。孝子还要继续崇拜并供养他们的鬼魂。礼教规定要为他们各守三年的丧——不做事、不会客、不赴宴、不作乐、不与妻妾同房——每天守在坟前上香焚纸，哭泣膜拜。人的壹生要用六年的时间服丧，不事生产，这太不合道理，太不人道了。孔子说：“三年之丧，达乎天子。父母之丧，无贵贱，壹也”(中庸十八章)。

　　宰予提出了对三年守孝的异议，被孔子大骂了壹顿。宰予的观点是：三年守孝，礼乐必坏，农事必坏，阻碍了发展。孔子却说，父母生养孩子，孩子三年才走出父母怀抱，父母死后三年，君子都不会吃饭香甜心中快乐；宰予真不仁义！

　　孔子口头上讲“三年之丧”，当他母亲死去不久，他还在披麻带孝时，壹听到季氏举办宴会，便立刻赶去赴宴，结果被阳货赶出，这就是圣人的孝道。三年之丧只是说给别人听的，哪里是他自己信奉的？

　　孔子为什么要宣扬三年之丧呢？这可突出孔丘是个大孝子，博得别人的尊重，他可拿这壹套来批评人。所谓的儒，早先都是通过掌握婚丧礼仪来谋取衣食，如果薄葬短守，儒的生活就会出现困难。而三年之丧、厚葬长守，有利于儒的生存与发展。

　　孔子鼓吹厚葬，毁灭了再生产的物资基础。秦始皇的陵墓，动用70万工匠，历时38年，耗费国家税赋1/3而建成。《史记》说，它是当时人类建筑力的极限。秦始皇兵马俑，8千兵马造型各异，绝不雷同。中国人讲究“视死如生”，认为人死后会有壹个幽冥的世界，如果把死人生前的壹切带到地下，他在阴间的生活会与生前壹样。秦始皇妄想壹统冥界，这些兵马俑是秦始皇阴间的护卫者。这些兵马俑的制造大约历时十年，需要几万工匠共同劳作。

　　西晋朝廷挖掘西汉霸陵等墓，获大量的金银财宝。晋人说：汉文帝即位壹年而为陵，天下贡赋三分：壹贡宗庙，壹充陵墓，壹供宾客。

　　慈喜生前酷爱珍珠、玛瑙、宝石、玉器、金银器皿，死后棺内陪葬的珍宝价值白银高达亿两。所用的棺木是昂贵而巨大的金丝楠木做成，棺底所铺的锦褥缀满宝珠1万3千颗，红光宝石85块，白玉200多块，锦褥上加盖壹条丝褥，上面又是2400颗硕大的珍奇宝珠。慈喜尸体上盖壹条织金的陀尼经被，明黄缎底，捻金织成，织有汉字陀罗尼经文二万五千字，缀有八百多粒珍珠。头上的凤冠由无数珍珠宝石嵌成，其中仅壹颗珍珠就价值白银约壹千至二千万两。慈喜太后口中所含的夜明珠，分开时是两块透明无光的珍珠，合拢时就是壹个圆珠，射出壹道绿色寒光，夜晚百步之内可以照见人头，十分清晰。尸体周围摆满了1百多尊佛像和两百多件雕刻的果品之类，全是金银、翠玉、红绿宝石雕刻而成，除此之外，还有1万余颗五色珍珠均匀地撒在尸体上和棺木内空隙处。出葬之日，各种耗费更为惊人，仅在东华门外替慈喜亡灵烧掉的壹条用绫罗绸缎扎成的“大法船”，其价值就是18万两白银。

　　孟子说：“养生者不足以当大事，为送死可以当大事（重丧礼甚于重养老，见《孟子.离娄下》）。君子不以天下俭其亲（孝顺的人决不会爱惜天下的财力而在父母的葬礼上节省），及至葬，四方观之，颜色之戚，哭泣之哀，吊者大悦”（到了安葬那天，四面八方的人都来观看，孝子神色的悲戚，哭泣的哀伤，使吊丧的人感到很满意）。

　　孟轲暴露了为了达到自己祖先崇拜的宗教目的，而不惜牺牲亲情、真孝的丑恶面目。儒教片面强调葬礼的重要性，使得中国人爱搞形式主义、擅长“演戏”。铺好束带、单被时，孝子要跳脚顿足；铺好敛被时，孝子要跳脚顿足；铺好衣服时，孝子要跳脚顿足；迁尸时，孝子要跳脚顿足；束敛衣服时，孝子要跳脚顿足；束敛被子时，孝子要跳脚顿足；束敛束带、单被时，孝子要跳脚顿足。每当移动尸体，抬举棺柩时，就要哭泣，跳脚顿足无数次。……这些只是儒较繁琐礼仪之壹斑。在儒教的葬礼中，哭泣不是感情的流露，而是壹道程序，壹种仪式，壹种表演。在儒徒看来，所有的仪式都是妳孝心的具体量化。

　　孝为“百德之首”，而“德”又是中国专制王朝中选拔、考察官吏的首选的、也是主要的考查内容。“尽孝”直接关系到妳仕途进退、休戚荣辱。

　　有些沽名钓誉之徒，为了投皇帝所好，竟竞相比赛超长服丧，其中有长达二十年之久的，大得皇帝的欢心，但也被人指责带著姨太太同住，怎能算守丧？父亲死了二十年，怎么有十五岁的儿子？孝道变成登龙的晋身之阶，全无“孝心”的实意，流为哗众取宠的形式。

　　清末小皇帝同治的师傅李鸿藻，父死当然要除缺回籍服丧，但小皇帝只喜欢听他的课。慈喜太后和恭亲王，虽然以圣旨夺志，要他移孝作忠，照旗人规矩只守三月之丧，赶快销假授课。但李鸿藻懔于礼教令誉，竟坚不承旨，照样在家直到三年期满。后来翁同稣也是依样办理。壹点通权达变的余地都没有，陷入教条主义的泥潭，7．重男轻女、没有真爱的“孝”道

　　儒教将“孝”纳入了功利的轨道，从而使“孝”失去了存在的根基，沦为祖先崇拜的工具。儒教将自己寄生在亲情之上，实质上却是在伤害、吞噬著人的亲情。

　　“养儿防老，积谷防饥”，养儿等同于积谷，父母之爱源于壹己之私。“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父母之爱是因为儿女有传宗接代光宗耀祖的功用。如果儿女失去了用处，父母之爱就会大打折扣。中国人重男轻女，是把生育当成养老的投资。因为生女不能给自己养老送终，是没有价值的投资。中国农村，抛弃甚至杀死初生的女婴的情况时常发生。虎毒尚不食子，在爱这个领域，大部分中国人的道德水准甚至连禽兽都不如。

　　中国人对于不是自己亲生的子女，往往比亲生子女感情淡薄，而且极力防止养子女知道自己的真实身世，因为他觉得这种投资不保险；但西方人收养别人的子女，却全心全意地当作自己的亲生子女倾心疼爱，无私奉献。哪怕是异族的孩子。

　　中国人很难理解西方人为什么费力不讨好地去收养其它种族的孩子，而且人家不怕养子女知道自己的亲生父母及其住址。他们不担心养子女背弃自己去找亲生父母，因为他们完全是无私的付出，是真爱，不像绝大多数中国人完全是把生养子女当作是壹种养老的投资。

　　西方人的爱做到了“为爱而爱”，西方人的父爱母爱是完全不图回报的爱，所以西方人的孝敬父母，也是基于真爱。中国人由于壹开始的父爱母爱就是出于壹种隐含势利的养老投资，所以其衍生出来的“孝道”本质上也只是壹种还债性质的行为。

　　西方认为孩子与父母在人格上平等，都是上帝造；西方人把子女作为壹个有独立人格尊严的人平等对待，并真心疼爱，全心全意地为他的前途著想，培养好他的生存能力，长大以后则尊重其意愿任其自由发展，不图回报。“妳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子女听从父母是有条件的，那就是必须“在主里”听从父母即首先得讲正义；子女长大后，就离开父母独立生活，并时常保持感情的联络，也认真履行赡养责任。

　　1871年，壹位外国基督徒耶茨博士在《祖先崇拜》的文中说：“‘孝’这个词，极易产生误导。在我们所了解的所有民族中，中国人的子孙是最不孝顺的，他们对父母不顺从，固执地我行我素，从能够了解自己的意图、愿望即刚启蒙的那个时候起，便是如此。”

　　中国的城乡中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靠拣垃圾为生的老年人，可以说，中国人才是世界上最没有孝心的民族。中国人由于背负著还债心理，尽管婆媳关系紧张，也要碍著面子凑合著过，导致中国人在“孝”的形式下变相地虐待父母；或是在父母在世时对其刻薄寡恩，父母死了之后又来隆重地“厚葬”，以形式主义标榜自己“孝顺”。这是中国人的悲哀。

　　鲁迅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说：父强调对子有“恩”，父强调子女要“孝”，只是“长者本位和利己思想”和占有欲的思想在作怪，是“父”的“特权思想”在作怪！父母之生育儿女，大部分不过由于贪恋床第之欢而已，儿女不过是父母淫欲的副产品。父对子没有恩，子对父也无恩可报；父对子没有债，子对父也无债可还。父与子是平等的朋友关系，而不是其它！子不是父的私有物，子虽小，但也有他的人权，他也是壹个完全独立的个人。

　　鲁迅说：孩子的心是发乎天性的，对老人都是“爱”和“敬”的。没有受“孝”的教育的孩子倒对老人“爱”和“敬”，而受过“孝”的教育的大人，倒做出了对老人“不孝”“不敬”的丑恶之事。“孝”的教育可以休矣！让我们用“爱”和“敬”来代替“孝”，让我们用“义务”和“责任”来代替“孝”（父有养大子的义务和责任，子亦有在父年老时赡养的义务和责任），这才是我们解决现实“养老”问题的唯壹正解。

　　第四章 中国是个奴隶国

　　传统中国的制度是非人的制度！它只能制造杀人的恶魔、愚昧的民众、贪婪的权贵、无规则的政治、低效率的生产、对不择手段的信仰和社会道德的沉沦；中国的专制统治者是壹群野兽！人民生活在野兽的统治之下，历经两三千年的茫茫黑暗；中国的老百姓是壹群蝼蚁，微小而自卑，只能听凭高高在上的统治者压迫、杀戮，只能任由统治者制造著动乱和灾难。在这种扼杀人性的文化里，任何具有自由精神的个体都遭到扼杀，默默地窒息而死。能存活下来的是那些具备这个邪恶文化全部特征的卑劣个体，即信奉奴才哲学、太监哲学的壹类人。

　　1．儒家的人等于奴

　　中国数千年文化之主流是不以人为人。无独立之人格，无生命财产之保障，更无个人自由之可言。中国文化认为人生而不平等，而且把不平等扩大化、制度化。人壹出生便因身份和地位不同而有了等级；任何人只要在身份或地位上“高”他人壹等，就可以肆意践踏侮辱他人。这样壹来，人自然就丧失了人性、只剩下奴性和残暴性。

　　儒家的人性是指认同君臣父子等级制的奴性，否则就是非人也的禽兽。儒家推崇的《诗经》云：“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臣”的本义是奴隶。儒家认为，天下人就是帝王的奴隶。儒家认为人生意义，就是成为“人上人”。“人上人”就是“奴上奴”的婉词，“人下人”是“奴下奴”的婉词。

　　儒家还进壹步把“人上人”美称为“君子”，把“人下人”贬称为“小人”。把同为奴隶的“君子”、“小人”强作分别，然后以“君子”自居，以示有别于“小人”，不过是儒家的自我贴金而已。“君子”不过是为帝王“劳心”的高等奴才而已。

　　孟子在与梁惠王的对话中指出：判断善恶的标准不是“利”，而是“仁义”，即先君后臣的等级顺序。事实上儒家是没有判断善恶的客观标准的，孔子反对公布成文法，强调法律秘不示人，把判断善恶的大权叫给统治者，人民成了任人宰割的猪羊。

　　鼓吹“人性善”是要人做奴隶。俗语云：“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善”就是受人欺压的奴性。美籍华人说：起初，在美国的中国餐饭遭抢劫时，美国警察也是在三五分钟内赶到现场，把劫匪抓住，可受害人怕报复，不敢站出来指证，警察只好把抓到手的强盗当场放掉。劫匪看到中国人好欺负，在光天化日下壹般只抢中国商店。更为气人的是，来自中国的劫匪也选择中国餐馆动手！

　　科学家通过阻止猴子大脑中壹种叫“D2”物质的作用，切断了猴子行为动机和回报知觉间的联系。被切断了这种生理联系的猴子，长时间任劳任怨地执行给定的任务，而忘记索取任何“报酬”。这种任劳任怨的猴奴对主人是多麽好啊！

　　奥尔德斯.贺婿黎在小说《美丽新世界》中，虚构了壹个阶级社会，那个社会的最上层是特权族阿尔法族(Alpha)，最底层是埃普斯隆族(Epsilon)。埃普斯隆族的大脑被药物麻木，他们作为奴隶承受著繁重而乏味的工作，并对此毫无怨言。他们唯壹的要求就是有饭吃。

　　汉族就是那埃普斯隆族，儒学就是麻木大脑使人心甘情愿做奴隶的药物。儒家是为皇帝制造奴隶的工程师，孔子要求人们“非礼勿视、勿听、勿言、勿动”，把人们的独特的个性删了、骟了；统治者当然叫好了！皇帝封孔子为至圣先师，让儒生们当奴隶主的打手。

　　汉族已被孔学麻醉成了奴隶族。当满清下令不要裹脚时，汉人奴习不改、照裹不误。满清统治者只把汉人当奴隶，从不把汉人当人；所以，慈喜太后说：“宁与洋人，不予家奴”。

　　儒奴主义思想的标志有三：

　　1）顺从。孝作为伦理规范，它的要求是顺从，儿子顺从父亲，臣子顺从君主，妻子顺从丈夫……，整个社会被孝结构为壹个阶梯型的顺从体。“忠”是奴才对主子的单向度臣服，“孝”是子女对父母的单向度臣服。人与人只能人格平等地相互忠诚。壹个人无条件的单向度臣服于另壹个人，不叫“忠诚”，而叫“奴性。

　　经过儒家文化的熏染，顺从被誉为壹种美德。按“孝道”，子民为父母官的利益应牺牲壹切，而父母官可心安理得地享用，这导致了无官不贪。宣扬“孝道”是为了“不犯上”，上面说什麽，大家照著说、照著做就是了。壹切看主子脸色行事，甘为“革命的螺丝钉”；自己命贱如草，却对“小草”的命运甘之如饴。在家壹切听从家长安排，在外壹切听从党安排。结果，中国人的精神面貌被“磨练”得只剩下驯服的奴性，绝没有自由、自信和自尊。

　　2）中庸。儒家除了谈论君与臣[或大人与小人]、父与子、男与女之外，还谈什麽？中庸之道，不外是正名定位，安分守己，否则就是禽兽就是当代的反革命、敌人。

　　3）畏惧。畏惧是儒家道德观的壹个核心。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儒生生来就该是胆小怕事的奴才，必须畏天命如同惧怕位高权重的人，更应该惧怕精英和权贵圣人们的言论。

　　儒家让国人象绵羊壹温顺，让独裁者可垂袖而治，太轻松了。所以，法国人说，在中国谁都想当皇帝，且谁都能当皇帝。也是啊，都壹帮奴才，只要妳不想当奴才，妳就是皇帝。

　　在儒教的钳制下，中国人早已养成“卑屈之风，服从之性”“壹任昏暴者之蹂躏鱼肉，宰割烹醢”甚至“蹈汤不怨，赴火不辞，呼吸弥留际犹牢守‘臣罪当诛，天王圣明’之念，以流臣节于天壤，传青史于后人。”

　　清朝初年的石成基曾喋喋不休地在“传家宝”里宣扬：“天地君亲师，此五件世上都该感激，都该设牌位早晚焚香叩谢，切不可懈怠，做个忘恩负义的人。”并写了歌词，要人们“每日清晨壹主香，谢天谢地谢君王。太平气象家家乐，都是皇恩不可量。”

　　近10多年来，农民家里又挂起了“天地君亲师”的牌位，中国又回到了奴隶的路上！这是农村的党支书带头的结果，君不见官方又在玩祭孔的闹剧吗？

　　退避。儒家主张“邦有道”时，出来做事，用正直来要求自己；“邦无道”时龟避，识时务者为“俊杰”。子曰：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又说：有道则仕、无道可卷而怀也；邦有道则知，无道则愚。国有道，其言足以兴，国无道，其言足以容。

　　天下太平时，儒家就纷纷出来当官，还唱“杀身成仁、任重道远”之类的高调。碰到无道的昏君时，儒家就提倡“隐”、“愚”、“容”。

　　对罪恶，儒家根本没有任何斗争的勇气；对道德，也没有捍卫的真诚。孔子说：畏大人[即当官的]；孟子曰：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离娄下)。巨室就是大贵族。连大人都不敢得罪，怎会推翻暴君？儒家是些投机分子，既当婊子、又立牌坊。

　　忍耐。“小不忍则乱大谋”是孔子传给后人的法宝。人们在忍耐的信条下，变得更加懦弱、苟且偷生，不敢倾吐真言。这是中国人在人类史上招惹最多暴君的壹个重要原因。

　　十九年世纪下半叶到中国传教的美国传教士Arthur Henderson Smith（汉名明恩溥），在其巨著《中国人的特性》中就提到壹段插曲。当时他多次看到在大饥荒中政府只是袖手旁观，而成千上万的饥民只是默默等死。他认为，即使是死路壹条，但揭竿起义而死，总比饿死有价值吧。于是深谙汉语的他就壹次又壹次的去追问那些等死的饥民，希望弄个明白。果然，饥民都众口壹词说：“不敢！不敢！”

　　欧洲人为了尊严、荣誉而去面对面地决斗，对中国人来讲纯属犯傻。中国人也有争斗，但他们绝不会光明正大地去决斗，而只是会在保证自己不流血的前提下用尽心思去暗算对手，就是暗算不成，也有台阶：“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韩信为避免决斗而不惜钻裤裆的故事，所以千古流传，是因为它符合中国人的审美观，并为众多的懦夫们提供了壹个畏刀避剑的借口和精神胜利的武器。韩信早年依靠“忍”而度过艰难岁月，等到进入汉朝，面对刘邦步步进逼，磨刀霍霍，他还是壹个“忍”字，结果成为别人宰割的绵羊。这不能不说是对他的人生信条的壹个莫大讽刺。

　　日本有个不忍池，反映了日本人的性格，日本人蜀山人看到韩信钻胯之图时，狂歌壹首：“宁斩挡道人，不能钻胯下，这是大和魂！中国是中国，日本是日本，勿要只捡了中国的纸屑，忘掉了日本刀！”日本人不怕死，是由于他们长期受到“武士道”的熏陶。武士道的要义就壹句话：“赖生不如好死”。对贪生怕死的人他们嗤之以鼻。在不得已时，为了向人们表明自己的心迹，可切开腹部，光荣地死去。由于这样的教育，所以日本人死硬，绝少出现“汉奸”。宁可战死自杀，也不会束手就擒受辱。这就是为什幺日本人死硬难对付的原因。

　　中国人信奉儒家，流行是“好死不如赖活”，“好汉不吃眼前亏”。只要能够活命，管它什麽气节不气节、荣誉不不荣誉、国家不国家！只要能够活命，那怕像猪狗壹样活著也行。这就是历史上汉奸层出不穷的原因！这决定了中国的历史就是奴役之史。

　　有人问：“中国人，妳为什麽不生气？”中国人种，已经退化到不敢生气的地步了！不敢生气的原因：怕强大的壹方看到自己生气的样子，会加倍用毒招折磨自己，于是笑眯眯地伪装成压根儿没有生气；对对方的粗暴对待很满意；没有什麽气可生的！

　　生气是需要“力量对比”的；作为草民，不具备“生气的力量”；并且知道在中国，生气的危险太大了，生气惹出横祸的太多了。刘少奇对饿死人的经济政策很生气，结果死无葬身之地；张志新表达了壹下对某人专横的生气，结果她的喉咙被割掉了…… 于是，中国人的民族性格就彻底地趋于：卑琐、苟且、怯懦、谨小慎微、逆来顺受。

　　对恶人，中国人不敢表达恨；对于压迫自己的暴君，中国人总在懦弱；而权势者总把百姓放在砧板上，进行随意地切割。中国人的阳刚之气就在这样的切割下，壹点壹滴丧失。

　　中国官方说，中华民族是壹个勤劳、勇敢的民族。勤劳，不假；“勇敢”，不配。

　　2．可怕的心奴

　　梁启超把奴隶分为两种：身奴与心奴。身奴就是普通的、或被迫的奴隶，心奴就是心甘情愿的、自动献身的奴隶，心奴就是斯德哥尔摩症候群的体现。

　　据说在斯德哥尔摩地方有壹个银行，壹个强盗进去抢了这个银行，同时裹挟了壹个银行女职员，带著她作人质。这样，警察开枪不好开，抓也不方便。这女孩被迫跟这强盗浪迹天涯海角了。在逃跑期间，这女孩竟然爱上了这个强盗，和强盗壹起干盗窃的事了，也就是认同了强盗。这在心理学上叫做斯德哥尔摩症候群。也就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当妳被壹个力量长时期压迫的时候，久而久之妳对压迫妳的势力认同了，妳成了心奴。

　　梁启超将“心奴”归纳为四大类：第壹为尊古，做古人的奴隶。第二，为世俗之奴隶。所谓壹犬吠影，百犬吠声。第三，为境遇之奴隶。第四，为情欲之奴隶。任何壹个人，只要他拥有能不断满足其欲望的条件，他就会去满足其永无止境的欲望。人成了欲望的奴隶。

　　身奴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心奴。财产被劫掠时，他说还有自由；自由被剥夺时，他说还有生命；生命被扼杀时，他还谢主龙恩。即使眼前壹无是处，他也能找到赞美的壹万个理由。他认为麻木是幸福之本，媚骨是升迁之道，崇高是痛苦之源，正直是怪异之举。

　　孟德思鸠说：“在中国的全部历史中，连壹点标志自由精神的痕迹都找不到，人们只能见到奴役的壮举”。中国的历史上没有伊索那样为自由而死的英雄，有的是为不自由[即君王]而死的“英雄”。

　　公元前661年，翟人杀卫懿公并吃了他的肉，而抛弃了他的肝。卫国的大臣弘演，看见懿公的肝痛哭不止，他决定自杀后让人挖出他的内脏，把懿公的肝装入他的腹腔来安葬。

　　《吕氏春秋.忠廉》：卫懿公有臣曰弘演，有所于使。翟人攻卫，其民曰：“君之所予爵禄者鹤也；所富贵者宫人也。君使宫人与鹤战，余焉能战。”遂溃而去。翟人至，及懿公于荧泽，杀之；尽食其肉，独舍其肝。弘演至，报使于肝毕，呼天而啼，尽哀而止。曰：“臣请为曝”；因自杀，先出其腹实，内懿公之肝。桓公闻之曰：“未之亡也，以为无道也；今有臣如此，不可不存，于是复立卫于楚丘。弘演可谓忠矣，杀自身以徇其君，非徒徇其君也，又令卫之宗庙复立，祭祀不绝，可谓有功矣。”

　　弘演纳肝，不过是以己腹为祸国君主作棺；嵇侍中血，不过是用躯体为昏庸之主挡箭。均何足称，然历代均视为做人之典范。屈原为昏庸的楚怀王而死，流传千古。以君为国，为君捐躯，为鬼亦雄；盖欲众人效忠于壹人，作为独立存在的个人无复有也，只有奴隶存焉。

　　在专制主义统治下的中国，三教九流、七十二行，上自皇帝，下至庶民，熙熙攘攘，归纳起来，勿非三种人，那就是：主子、奴隶和奴才。

　　主子和奴隶是绝对的，而奴才是相对的。奴才在主子面前是奴才，在奴隶面前又摆出主子相。奴隶还有自己的灵魂，奴才连灵魂都出卖了。奴隶壹旦做了主子，对奴隶也许还有恻隐之心；奴才壹旦做了主子，对奴隶比原来的主子还厉害。

　　独裁者仅凭自己的壹人不能控制所有的奴隶，这就产生了对奴才的需求。除了壹部分地位下降的统治者充当独裁者的仆人之外，大量的奴才是从奴隶阶级中提拔起来的。

　　奴才分两类：文才和武才。文才是凭借三寸不烂之舌和笔头纸上替主子搞思想愚弄和舆论欺骗的奴才；武才则是那些仗恃蛮力给主子看家护院、弹压奴隶、保卫专制政体的奴才。这些奴才，壹遇所谓骚动之类，便会凶相毕露地演出壹幕幕血腥镇压的惨剧。

　　周王朝建立后，周天子是最高的主子，他分封了很多诸侯，这些诸侯便是由主子中分化出来的高级奴才；诸侯又在自己的领地中安排很多文臣武将，这些文臣武将包括相到县大夫，他们就是中级奴才；至于那些奔走于相和大夫车旁马后的各种士人，便属于低级奴才了。

　　那个替信陵君出窃符救赵主意的侯生，在信陵君救赵成功前夕便自杀了。这低级奴才以死效忠顶头上司。还有那个锤杀老将晋鄙的朱亥，后来奉信陵君的命令出使秦国。秦庄襄王要朱亥留在秦国当将军，朱亥坚决不答应。为了治服朱亥，秦庄襄王把朱亥关进老虎圈子里。老虎见有人进圈，正要扑过来，只见朱亥怒眼圆瞪，对著老虎大喝壹声：“畜生，妳敢！”朱亥的吼声犹如睛天霹雳，竟把老虎骇得连连倒退，然后趴在地下不敢动弹。秦庄襄王只好把朱亥放出虎圈，但怎麽也不放朱亥出秦国。朱亥见自己无法脱身，便拔剑自杀了。

　　像侯生、朱亥这类人为什麽对信陵君效死命呢？其秘诀就在于中国人自古以来的奴才依附性，紧跟曾给他恩惠的顶头上司。侯生是魏国大梁看城门的老人，已七十多岁了，又穷得叮当响，很受人轻视，但信陵君却对他特别好，请他在家宴上坐首位，还让侯生坐车，自己亲自驾马招遥过市……至于朱亥，本是卖肉的，信陵君把他当作贵宾对待。所以这两个人便把信陵君当作自己唯壹的主子，以死相报。

　　韩非为后世树立了壹个“毫不利己专门娱主”惊人的奴才样板“和氏”。

　　楚人和氏得玉璞楚山中，奉而献之厉王被而刖其左足。武王即位，和又献之武王而被刖其右足。文王即位，和乃抱其璞哭于楚山之下，三天三夜，泪尽而继之以血。王闻之，使人问其故。和曰：“吾非悲刖也。悲乎宝玉而题之以石，贞士而名之以诳，此吾所以悲也。”

　　“我不是为自己的脚被砍掉而伤心。”只要君王能识宝，砍去双脚是我心甘情愿的。我的双脚本来没什麽别的用处，长在身上就是为了让君王今天不高兴砍去壹只，明天不高兴再砍去壹只。只要君王知道我有多幺忠心耿耿，想砍多少就砍多少，只恨爹娘没给我多生几只脚。如果君王不砍我的脚而砍别人的脚，我会嫉妒得发疯。我最痛心的是君王不知道我被砍脚是我心甘情愿的，我最寝食不安的是君王不明白我的忠心，我最忧心如焚的是君王以为我被砍了脚会对他怀恨在心──如果君王为此而不安心，那我就万死莫赎了。

　　在奴才看来，君王虐待自己，就是要自己做他的奴隶；君王不虐待自己，就是不要自己做他的奴隶了。所以，被君王砍脚杀头，就是无上幸福、就是皇恩浩荡！

　　多麽死心踏地的奴才啊！如此扭曲如此无以复加的受虐狂的内心独白，却被韩非当成了感天动地的忠心表白！韩非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奴才。韩非认为：和氏、商鞅、吴起为了向帝王献宝而付出重大代价是值得的。他把《韩非子》壹书当作宝贝献给嬴政，壹天重用也没有得到，被师出同门的李斯逼迫，服毒自杀于监狱之中。《韩非子》此后成为两千多年中国酷政的最高宝典，其卑鄙无耻、冷血无情，比世界政治学史上最为声名狼藉的马基亚维利的《君王论》，还要大大地有过之而无不及。

　　自周初至清末，三千多年来，中国都存在家奴。买来的奴隶，称为奴婢，主人有随意使唤、打骂转卖以至转赠之权。如无力赎身，则世代为奴。清朝各帝三令五申，主子对奴才可以任意殴打、赠送或出卖。奴才无处逃避，因不堪痛苦，往往饮恨自尽；仅康熙壹朝，报部自尽者，每年即达2000人。直到1909年2月6日，清廷才颁布诏谕，禁止蓄养买卖奴婢，规定“凡从前旗下家奴，概听赎身，放出为民”，“其经放出及无力赎身者，以雇工人论”。

　　在法律和道德的长久灌输下，壹部份家奴，已渐渐失去人的自立、自主、自尊的本性，反以为主尽力、尽忠是其本份。这些驯服的家奴，在主人势盛之时，是欺压善良的恶仆。在主人衰败之日，则是乞食养主的义仆。主人有难，自甘顶替，主人当然诩之为忠仆。

　　当了20几年右派的曲啸，壹旦解放，不是用法律讨回公道，而是到处辩称：“母亲错打了孩子，孩子怎麽能怨恨母亲？”这个奴才后来终于受赏而富贵了。

　　在奴才的母子关系中，强调的不是“母亲”对“孩子”抚爱的道德义务和法律责任，而是“孩子”对“母亲”的感恩，以及“母亲”伤害“孩子”的不容置疑的合理性。

　　3．全民皆奴

　　中国社会壹直处于人类历史发展的最初阶段，即半野蛮半文明阶段。这里，没有土地私人所有权，只有部落的共同所有和东方专制主义式的土地国有制。即万人服从于专制君主壹人（或国家）的奴隶状态。

　　中国皇帝是上天的儿子，又是百姓的严父，百姓对皇上的依附关系又比外国的臣民对君主的依附更深壹层，地位更低下。

　　黑格尔说：“在中国，只有皇帝壹个人有自由，其它人壹律没有自由，壹切政令都出自皇帝，臣民都被看作处在幼稚的状态”。

　　穆勒指出：“壹个中国官员和最卑微的农夫壹样，都是专制主义的工具和奴隶”。

　　中国历史上的商鞅车裂、吴起箭穿、王安石凄凉的晚年、张居正死后被抄家，这些改革派都下场不妙。原因在于这些改革派仅仅是皇帝的奴仆。

　　专制统治越到后期，越喜欢扼杀有才能的奴隶。岳飞、袁崇焕就是例子。扼杀忠厚的奴才，必然鼓励狗才。狗才有三个特点：吹牛拍马向上爬；卖友求官喜告密；造谣中伤压同行。专制者不知道谁是异见者，这就需要告密。告密者出卖了他人的隐私，知道对方隐私的，不是亲戚，就是朋友。连亲戚朋友都出卖的人，其道德堕落的程度可以想见。

　　鲁迅说：“中国历来只有两个时代：壹，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中国人大抵只有两种前途：

　　（1）解放了的人们“做稳了奴隶”，其实连猪狗都不如。中国人凡事能忍则忍、得过且过、做稳了奴隶就是幸运幸福。面对专制者的淫威，平民和下级官员也只有顺从，而不敢有丝毫的质疑和违抗，更不敢主张自己的权利了。即使统治者不得人心，只要不是走投无路，很少人愿意通过有理有节的抗争打破现存秩序，中国老百姓只能保持沉默。

　　按照成吉思汗的法令，杀个汉人只需赔头驴的价钱。鲁迅说：“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然而下于奴隶的时候，却是数见不鲜的”。“在万恶的旧社会，吃的是猪狗食，穿的是破烂衣”。

　　（2）没有解放的人们“想做奴隶而不得”；壹切抗争都只为获得奴隶的身份。

　　儒教的长期浸润使得平等观念在中国人的头脑中没有丝毫立锥之地。在中国，人民除了长期的绝对服从之外，唯壹的选择就是造反，“舍得壹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奴隶们受惯了猪狗的待遇，逼急了造反，成功者便成了主子。社会的各个台阶上又是原来那样壹级控制壹级，等级制的社会格局没变。谁也没有想到去打碎。

　　中国奴隶们的起义，把皇帝拉下马，不是为了平等，而是要自己上马当皇帝。不是我服从妳，就是妳服从我；不是妳为我纲，就是我为妳纲；不是我奴役妳，就是妳奴役我；阿Q不要然就甘心做奴隶，用“精神胜利法”平衡自己的心理，要不然就想“革命”之后叫别人做自己的奴隶。新主子的残暴壹点不亚于先前的主子，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几千年来壹次次起义的结局，不过是奴隶主与奴隶的对换而已。所以，邹容在《革命军》中说：“中国人无历史，中国之二十四朝史，实壹部大奴隶史。”

　　鲁迅说：“儿子跟老子讲话，还没开口就错了。”壹开始就把人和人看成不平等，对君开口第壹句是“臣罪该万死”，在这些关系中只要有了矛盾，就是臣子、儿子、妻子错了。权力者怎麽作践百姓、怎麽欺压百姓都是对，都是为了百姓好。如认为“6.4”大镇压是稳定的需要，是为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于是镇压就是老百姓应感恩戴德的大善举了。

　　鲁迅在《老调子已经唱完》中说“中国的文化，都是侍奉主子的文化，是用很多人的痛苦和鲜血换来的。无论中国人，外国人，凡是称赞中国文化的，都只是以主子自居的壹部份。…所以他们愈赞美，我们中国将来的苦痛就愈深！”

　　1925 年，鲁迅劝中国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当时没有引起多大的反对，现在则成了鲁迅的壹大罪状。当代中国人对鲁迅的垢病，只能说明中国人的总体觉悟又退回到五四以前的愚昧状态中，真是可悲！

　　第五章 “仁爱”的危害

　　有人以为孔子的仁者爱人是爱所有的人，否！“仁者爱人”是个欺骗性的口号。

　　孔子说，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他把人和民分开来说。“人”就是君子贵族；而“小人”是广大的奴隶。公元前五世纪，鲁国国君与齐国国君会谈时，孔子任傧相。娱乐中，齐国演出莱部落的土风舞，孔子根据儒典，指责齐国不该用野蛮人表演，应上演传统的宫廷舞。齐国立刻照办，献上宫廷中的拿手好戏：“优倡侏儒，为戏而前”。孔子引经据典，认为“匹夫而荧惑诸侯者罪当诛”。令鲁国的卫士，把那些无辜的演员，砍断了手足(史记孔子世家)。

　　樊迟请学种田，孔子说：我不如老农。樊迟刚出去，他就骂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也，焉用稼。

　　试问：四方之民襁负其子来了，不耕田吃什么？孔子壹年六万斗小米俸禄，不用种田，可老百姓呢？孔子要等樊迟出去后才大骂，这和那些背后损害别人的奸徒有什么区别？孔子从来就是鄙夷普通老百姓的，以这种居高临下的态度怎么能说是爱人呢?

　　孔子的思想核心是“仁”。樊迟问仁，子曰：爱人。“仁者，人也，亲亲为大”。除“亲亲为大”外，还“泛爱众”，“老我老，以及人之老；幼我幼，以及人之幼。”这种“泛爱”并不是平等的博爱，而是“笃于亲”的，是以自我为中心，以血缘关系向外依次递减的爱。儒的仁爱是建立在血缘原则之上的有远近、有等级的爱。儒教这种建立在血缘之上的有等级的爱，塑造了中国人根深蒂固的不平等意识。

　　韩非子记载了壹件事，季康子派人修长沟，子路作为邑宰（县令），熬了点粥给奴隶吃。孔丘为此大发雷霆，认为这是触犯了“周礼”，急急忙忙派人砸了饭锅饭碗，把粥泼在地上。这就是孔丘的“仁者爱人”，真是虚伪到了极点！

　　孔子说，天子诸侯士大夫都应该遵守周礼规定的爱，超出周礼规定的爱就是愈礼，是蔑视上级的侵权行为。“夫礼，天子爱天下，诸侯爱境内，大夫爱官职，士爱其家，过其所爱曰侵，今鲁君有民而子擅爱之，是子侵也”。

　　没有平等，就没有相互尊重；没有相互尊重，就不会有真正的爱。基督教说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儒家从来没有人人平等的理念。奴才要敬主子的爹娘，主子却可以奴役奴才的爹娘。连儒家最推崇的敬老都如此趋炎附势，他还能有什么真正的美德？

　　儒家始终坚持的“爱有差等”、“爱莫大于爱亲”原则。在壹个法制社会中，“父攘羊而子证之”应是公民的义务，否则就是做伪证。而孔子则毫不迟疑地肯定这就是“直”，这导致了“爱人”之“仁”坠落扭曲为爱亲不爱民、爱己不爱人的假仁状态。

　　《孟子》中有多处记载：舜的父亲杀了人，身为天子的舜反而帮父亲逃跑和藏匿；象多次谋害舜未遂，舜反而将弟弟象“封之有庳”做诸侯。舜对于其它仇人壹点都不手软。万章质问道：“仁人固如是乎！”然而孟子却振振有词地说：因为舜是仁慈的天子，所以尽管弟弟象是壹个恶人，仍然要亲爱他，使他“富贵”。有了这样的先例，在后世国君那里就有了刑不上大夫，当遇到情与法、爱亲与爱民不能两全之时，他们理所当然地选择前者。

　　孟子主张“父子间不责善，…父子责善，贼恩之大者”；不讲公平正义。孟子认为若为了“徧爱人”而放弃“急亲贤”，就会沦为“无父之禽兽”。

　　孔子“仁”的核心是亲亲，就是爱自己的亲人。“仁”是是壹种血缘之爱，这种爱在动物身上也有，甚至比人更强烈。将人混为动物，正是儒家的目的。儒生们口口声声斥责这个为禽兽，那个为禽兽，其实这是恶人先告状。真正的禽兽，不是别人，正是他们自己！

　　人和动物不同的地方是：人可以越过自己的血缘、功利，去爱和自己无关的事物（大地、天空、树木、鸟兽、他人等）；人可以越过壹己恩怨去爱自己的竞争对手甚至敌人；更主要的是人的爱是超越自我的。这是人之为人的地方。

　　“仁”的实践结果就是使家庭成为了壹个紧凑、封闭、坚硬的社会基本单位，但家庭与家庭之间则很冷漠、疏远。“仁”这种小爱，被封闭在家庭内部，壹出家门，就荡然无存。“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就是这种中国家庭之间的冷漠关系的生动写照。

　　孔孟把特殊性血缘亲情凌驾于普遍的博爱理想之上，无论在任何时代，都是伦理的病态。孔孟把小团体的私德（如“忠”）凌驾于社会公德之上，甚至为了维护家庭、团体的特殊利益而不惜牺牲社会的普遍利益。壹个人掌握权力之后，首先想到的就是自己的亲人。首先是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老婆、孩子谋求壹个高职位、安排壹份好工作。然后，就是给自己的女婿、儿媳安排个高职位、好工作；再往后，就是“泛爱众”，为亲戚、同学、战友、老乡们牟取方便……。儒教的“仁爱”其实是中国腐败的避风港，是藏污纳垢的大本营。

　　经过孔孟的教化，中国人就只讲私德，不讲公德；只相信推己及人的差等之爱，不相信兼爱和博爱。所以，公德最大的敌人不是无德，而是私德！博爱的最大敌人不是无爱，而是仁爱！壹西方国家在《中国旅游指南》说：中国人有如下不同：“缺乏公共道德，如随地乱扔东西，买票购物不排队；缺乏守法精神，如不守交通规则；服务态度差，上班聊天……”

　　熊十力在1951年5月22日致梁漱溟信中说：“秦后二三千年，只有夷化、盗化、奴化三化，何足言文化？”又说：“家庭是万恶之源，衰微之本，……无国家观念，无民族观念，无公共观念，皆由此。……有私而无公，见近而不知远，壹切恶德说不尽”。

　　第六章 儒家扼杀人权

　　1．君权扼杀人权 偏爱扼杀兼爱

　　孟子为战国时邹人，父母为墨门中人。孟母为儿子前途，曾三次搬家以便上好学校。孟子就学墨门，却不思进取，最后转投儒家。

　　他对杨朱的“拔壹毛而利天下，不为也”的“为我说”、墨翟的“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的“兼爱”说，深恶痛绝。他痛斥杨朱“为我”的实质是无君，否定君权；痛斥墨翟“兼爱”的实质即无父，否定父权。孟子破口大骂杨、墨“无君无父，是禽兽也”。

　　壹副“若自由宁愿死”的态度。头上壹定要有个天子管著，没这个天子，那还叫什么世道！按孟子的逻辑：无君是禽兽，追求人权之辈今日全沦为禽兽矣！

　　杨朱派主张个人主义。为我学说的核心是“贵生”，珍惜生命，“重己”，自尊自重，反对别人对自己的侵夺，也反对侵夺别人。“为我”学说极壹时之盛，以至“圣王不作，诸侯放咨，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孟子》）。

　　杨子为什么敢于公开宣传“为我”、“重己”的主张呢？区区壹毛在他的心目中真的比自己身前身后的名誉还重要吗？《列子.杨朱篇》中有壹段假托孟孙阳与禽子问答阐述杨子“壹毛论”的话：孟孙阳说：“有侵若肌肤获万金者，若为之乎？”让别人摸壹摸自己的肌肤就能获得万金，禽子的回答是“为之”。孟孙阳又问：“有断若壹节得壹国，子为之乎？”从妳身上取下壹节肢体，就把壹个国家给妳承包，妳干不干呢？“禽子默然有间”。是得好好想壹想，若因这壹“失节”弄丢了小命，那国家对自己又有什么意义呢？

　　孟孙阳总结道：“壹毛微于肌肤，肌肤微于壹节，省矣。然则积壹毛以成肌肤，积肌肤以成壹节，壹毛固壹体万分中之壹物，奈何轻之乎？”，多么深刻的见解呀！壹个人不过是人类的壹分子，就不“贵生”而轻之乎？如被活活饿死的幼女李思怡、活活被打死的孙志刚……。当壹个人分明无罪却又遭受苦难时，任何有正义感的人都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自己受到了威胁。杨朱在2千多年前就看到了这种威胁，认识到了轻视“壹毛”的必然后果。

　　中国许多大人物因为意识不到这种威胁，或随波逐流，或为王前驱，或落井下石，“先天子之忧而忧”、“毁”人不倦。到头来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直至死无葬身之地。

　　古今中外的暴君无不是软硬兼施耍尽各种花样或威逼或利诱，要人民“毫不利己”地无代价献出他们的“自私自利”权，以满足自己壹姓的最大私欲。面对这样的天下，杨子公开高举“为我”的旗帜，明却地指出每个人都有与生俱来不可转让的、不损害他人的“自私自利”权。大声疾呼“为我”、“重己”，不要把自己这壹毛奉献给以天下主子自居的君主。由此观之，杨子的“为我”“壹毛”论实在是君主专制的天敌。在君主及其儒奴们的长期的围剿下，“壹毛”论没有容身之地。大音稀声，这就是杨子二千多年来失音的原因吧。

　　壹毛何可拔，天赋此人权。代代非杨子，愁看帝祚延。

　　党治国先生说：“杨朱是中国古代彻底的人权思想家。他的‘人人不损壹毫’表现了中国古代彻底的人权思想。人人不‘利天下’更加是壹种了不起的卓识。因为所有专制统治者无不打著‘利天下’的旗号，拿著‘利天下’的救世方案欺世盗名，对天下实行独裁统治。……其结果无不是祸害天下，陷天下于洪水猛兽。正因为排斥了杨朱的思想，中国才有世界史上最漫长的皇权专制统治”（《江婴诗百首．江诗党评．诗魂》党治国）。

　　翟派主张兼爱众人、不分亲疏。墨子热心救世，步行千里止楚攻宋，留下千古佳话。孟子明知“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却血口喷人，骂墨子“是禽兽也”。

　　梅贻宝说：“墨子是大公无私，舍己为人，只当称颂，怎可批评？说墨子兼爱即是无父，无父即是禽兽，则墨子就是禽兽了！这实在不像讨论学术的口气。”梁启超在《墨子学案》中云：“说兼爱便是无父，因此兼爱便成了禽兽，这种论理学，不知从那里得来。”

　　孟子为了排挤墨家，破口大骂墨子无父。按儒家的说法师徒如父子，孟子背叛墨家就是背叛父母的行为。真正无父无母的应该是孟轲，禽兽不如是孟子，而不是墨子。

　　儒家以不耕而食为君子、以学稼为小人，生活起居都要乘舆代步、从者众多的大排场；与“赴火蹈刃，死不旋踵”的墨家比，儒家只会加重民的负担。墨家过的是“短褐之衣，藜霍之羹，朝得之，则夕弗得”的苦行生活。他们比儒家高尚的多。墨家的没落是中国的悲哀。

　　2．儒家无人权

　　儒家的“人”就是等级制下的奴隶。猫眼看人的儒家信徒说“何谓人，晓礼仪廉耻忠孝仁义是谓人也，非如此乃禽兽也”。按照儒家的逻辑：只有懂得儒家的礼仪廉耻忠孝仁义，才能称为人。也就是说，不懂儒家或反对儒家都不是人，都不享有人权。可见，儒家就是要剥夺人们的人权，使人成为奴隶！儒家谈人权是天下的笑话。

　　其实，儒家没有人权概念。这是因为：

　　1）儒家没有个人概念。儒家仁学系统中的“人”，只是复杂的宗法人伦网络节点上的角色集——为臣为父为夫等等。在以宗法家族为特征的传统中国社会中，人只是“父亲”、“儿子”、“母亲”、“女儿”，而绝对不是独立的个人。

　　子曰：“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

　　畏天命——神秘主义，而“天命”只有星象师和天子才能知道，星象师完全被天子所控制，这就决定了“畏天命”必然是极端地敬畏天子。

　　国君在孔子眼中简直尊贵无比，奉若神明。孔子见国君战战兢兢，三叩九拜。孔子在担任鲁国的中都宰、司空、司寇期间，壹听见鲁定公叫他，总是不等车马备好，就急忙地向鲁宫奔去，进门就连连磕头。照“周礼”规定，臣子去见国君，必须先在堂下磕头，然后升堂入室，再磕壹次头。春秋末期的鲁国，由于季氏掌权，早就减去了堂下那壹次，只在室内磕头了。但孔丘与众不同，每回总要磕两次头，以此来显示他对国君的忠顺。且壹边磕头，壹边咒骂那些只磕壹次头的人傲慢自大，违背了神圣的“周礼”。不信仰神的人必然崇拜人，给王下跪。看孔子跪王的样子，就知道中华民族是个无骨民族，只能过屈辱的奴隶生活。

　　当孔子走进宫廷大门时，总是恭敬的弯著身子，好象无容身之地，站立时不敢站在门中间，行走时不敢走门槛。经过国君的座位时，脸色立即庄重起来，脚步也快了起来，说话时声音低微，好象说不出来壹样。两手提著衣襟走上朝堂，敝住气好象停止呼吸壹样。

　　“畏大人”，老百姓要服从大人的独裁。大人的含义就是家长，子女在家里要服从家长的独裁，是绝对没有自主权的。这种乐意服从家长的状况被称为“孝”。人在外面做事，就要服从首长，服从父母官即官僚们；这种状况被称为“忠”。有了“孝”“忠”，还有什么独立性可言？拿“孝”来说，“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而且还得听从父母的话，这哪里会有人的独立性？古代的中国人连恋爱自由也没有，连交朋友的自由也没有，更没有结社的自由和游行示威的自由，当然不可能是独立的个人！

　　“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依此顺序，大人在圣人之前，孔圣人见王时都三叩九拜、战战兢兢；而“天命”是什么谁也不知道，结果中国只有由权力大小所决定的王“理”。中国人的大脑不需要思考真理，只需要起录音带的作用。有了这三畏，中国人的头脑就是白长的，中国人都是无头苍蝇，创造了人人空生、空长、空活的空历史、空社会、空文化。

　　在儒家“修齐治平”的公式中，个人是始点而不是最终目的；他不属于自己，故不可能为自己的权利而辩护。人不过是社会关系伦常中的壹个动辄得咎的可悲的符号而已。

　　胡适认为儒家的家族主义只有家庭，没有个人。没有个人的独立空间，更没有个人的自由。他说：“吾国家之家族制，实亦有大害，以其养成壹种依赖性也。吾国家庭，父母视子妇如壹种养老存款,以为子妇必须养亲，此壹依赖性也。子妇视父母遗产为固有，此又壹依赖性也。甚至兄弟相倚依，以为兄弟有相助之责。再甚至壹族壹党，三亲六戚，无不相倚依。壹人成佛，壹族飞升，如蚁之附骨，不以为耻而以为当然，此何等奴性！真亡国之根也！”

　　新儒家梁漱溟反复指出：“中国没有个人观念”，并称之为中国文化的最大之偏失。张东荪也认为：“在中国思想上，所有传统的态度是不承认个体的独立性”。

　　孙隆基先生认为“仁者，人也”，实则“二人”也、关系也；离开人伦关系的对象，就没有“人”。 “二”与“人”才构成人，“壹”只是半人，“壹”构不成人。离开了另外的“壹”半，人就撑不起来，立不起来，就东裂西倒，无所依附。孔子坦承“克己复礼为仁”。由无数这样长不大的“人”组成的民族就是“未断奶的民族”。孙隆基先生看出了“个人”在中国文化中的缺失，换言之，中国文化没有养育出“个人”。对“个人”构成压抑和杀伤。

　　有人认为，孟子的“浩然正气”、庄子对逍遥由的追求是传统中国社会存在独立个人的确证。这是误解，他们只是臣民而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独立人。

　　2）儒家没有权利概念。利壹直是儒家批判的对象。儒家认为人间壹切丑恶之事都是私心[人欲]引起的。其实，丑恶现象并非因个人的私心，而是只有自己的私，不尊重别人的私，是私欲膨胀损人利已的结果。权利在古中国壹直是贬义词，是指损人利己，与西方的权利概念不同。中国不可能产生以权利为核心的人权文明。没有权利概念，当然不可能有人权概念。

　　3）儒家之徒否定天赋人权至上性。他们笃信人权源于权力、法律与后天性的努力，否定普遍的、平等的、抽象的人权，视人权为具体的、历史的、可变的。这是荒谬的。

　　共产党与儒家杂交出的民族主义说：“天赋人权从字面上理解嘛！就是等著老天掉人权下来嘛……何必去争取呢？争取是不好的！”

　　答：人权是天赋的，它自然存在在那里。既然如此，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人权侵犯问题呢？这是因为少数有特权的人侵犯别人的人权。所以，人权用不著去刻意追求，只要取消了特权，人权便自然来到。所以叫“天赋人权”。在群体中保证每人都享有最大限度的自由的方法是每人的自由不可越过壹界限，此界限在于不干涉他人同样的自由。换言之，人权的敌人是特权。想要获得人权的方法是打倒特权。消灭了特权，人权自然就便被确立了。

　　天赋人权从来没有说要妳不争取权利。妳争取权利不得越界，这个界限就是天赋人权。比如：妳到失物招领处只能领原来属于自己的东西，而不是去冒领别人的东西。那个原来属于自己的东西就是妳的天赋人权，这就是界限。

　　争取权利不是巧取豪夺，把属于别人的东西也抢来。当妳这样做或者认为这样做理所当然的时候，妳就是野兽，而不是人。所以，反对天赋人权就是野兽。

　　天赋人权已成为全人类共识。壹个社会的文明程度主要是看人权标准是否已被绝大多数成员所信仰，而不是看他们是否使用了电脑或者是否赞同“知识经济”。如果他们解决各种纠纷的方式依然还是枪杆子里出政权，那他们不过还是壹群没走出丛林的大猩猩。中国现在虽然高楼林立、都市繁华，却始终没有真正进入文明世界之中。

　　儒徒们说人权是理想，其实，人权是做人的底线，即最低要求，不是什么高不可攀的理想。把人权说成理想，是儒徒们理屈词穷的表现，其目的就是为了侵犯弱者的人权。

　　套用《人权宣言》的话说：“对人权的该知而故意无知、或忘却或者蔑视”者就是禽兽，对人权有知而且维护人权者就是人；中国的统治者皆禽兽也，孔子拼命为天子服务，就是禽兽。“天赋人权”与“天赋王权”是对立的。反对天赋人权者，都是非人也的儒家。

　　4）儒徒曰：“中国古时就以人为本，孔孟的轻徭薄赋、民贵君轻就是以人为本。”这些人没弄清以人为本的概念。以人为本是以人权为本，把个人当目的，不把个人当手段！

　　任何专制统治者都不会以人为本，而是以镇压人民为本。如同狼决不会以羊为本，而是以吃羊为本。轻徭薄赋对老百姓有点利，但对当官的更有利。统治者的让步是暂时的，在农民得到壹定的休养生息后，剥削又会逐渐加重。孔孟的重民、特别是“孝”道是把民[子女]弄成了君王[父母]的工具，那些割肉疗亲、杀子救母的血腥场面，难道是以人为本吗？那些抛弃女婴、杀死女婴、甚至打死子女的中国人，难道是以人为本吗？不，那是以死去的祖宗[马列毛邓]为本，以家长[党]的利益为本。在壹个反对个人主义的集体主义社会，个人的概念都没法形成，怎么会以人为本呢？专制文化不但实现不了以人为本，反而否定了人。

　　第七章 儒教社会无正义

　　1．儒家无正义

　　春秋以来，中国人只有功利原则，不讲普遍正义，以成败论英雄，以仁德为工具，以强人为依归。这种民族心理，从根本上阻碍著民主化的进程，造成了动乱和专制的恶性循环。

　　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躬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亲亲相隐，人之常情，情有可原，但这扭曲绝不是正直。可孔子竟颠倒黑白地说“直在其中矣”，妳干坏事就干嘛，竟厚颜无耻地把干坏事说成是“正直[义]的”。自此之后，就开创了中国人壹种很恶劣的传统：即，到底什么是正义、真理，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将自己想要达到的目的解释成是“正义”。可见，儒家文化邪恶虚伪得令人发指。《论语》里没有壹个“真”字，更谈不上追求真理、追求自由了。

　　有人说：孔子主张亲亲相隐，不能因壹时的公义毒害人的自然情感。难道亲亲相隐，就可以说谎、就可以盗窃、就可以任人唯亲搞腐败、以上欺下吗？

　　是至亲第壹？还是正义第壹？这是野蛮与文明的分界线。中国搞至亲第壹，怪不得是壹个野蛮的国家。中国人从来不相信公理，不相信正义，只相信强权。

　　基督教说上帝造人，也就是说人之上有公理和正义的化身——上帝；中国人说“天人合壹”，在天人之间有个天子——皇帝，代天说话，这样壹来，人之上高悬的永远是强人和强权，所以，他们从来不知道正义是什么，孔子那点东西不过是为强权服务的奴才学而已。

　　子曰：“学也，禄[福利待遇]在其中也；耕也，馁[饥饿]在其中也”。由此演变成“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千钟粟”。总之，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学而优则士，惟有当官高。孔子教弟子教的是个人利害，而不是社会正义。

　　经儒家的教化，形成了谚语“打人不打脸，骂人不揭短”。“揭短”和万般危险的“打脸”相提并论，可见国人对“揭短”之厌恶。所以，“家丑不可外扬”。不管什么事，只要是自家的，就绝对不能到外面说，这是对自己心灵的背叛，纯粹是掩耳盗铃、自欺欺人。

　　家丑不能揭，国丑更是碰不得。在孔子的眼中，君王与父母是壹个道理，因此既然要求子为父隐，那么同样臣要为君隐。

　　鲁哀公问：土地神的神主应该用什么树木，宰予说，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战栗。孔子听了就说：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

　　宰予揭示了周朝使民战栗的统治原则，孔子就非常恼怒，说作过的事不用提，完成的事不要劝说，过去的事不要责备。从中可看到孔子要使民战栗，并且不许别人揭示。

　　既往不咎说的太好了！凡是君子，什么都是好的，小人不得评议。历代史书，不都是把那君王吹捧的如同天神壹般。领导永远正确，领导壹句话顶过我们壹万句话。于是，今天会有人不允许谈论过去的悲惨，动辄说民族分裂，把天下的公义是非的道理置于何处?!

　　既然不能揭自家的老底，那么剩下的唯壹选择自然就是“子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野鸡打得满天飞，家鸡打得团团转”，纵然祖国有千百个不是，作为草民也只能万般无奈忍气吞声，像弱女子碰到强奸犯壹样只能闭上眼睛默默忍受到享受。

　　讲仁者，多为君子士大夫；讲义者，多为庶民百姓草莽匹夫，义是下层草根社会的道德核心。孔子重仁，故有杀身成仁之语；孟子重义，故有舍生取义之说。

　　孟子鼓吹“舍生而取义”，他的“义”否定了个人利益[“何必曰利”]，他教普通人把生命献出去，然后享受他人的牺牲和贡献。中国人竟然残忍至此！

　　这是壹种野蛮的教“义”！盗贼可用来约束同伙，帝王可要求臣民为君王而效死，法西斯可以用来要求他的党徒效忠，恐怖分子滥杀无辜也自认为是义举。

　　为了哥们义气，不讲原则，甚至干出违法犯罪的事来，轻易出手灭了朋友冤家的性命；那不是义，是残忍。“义”造就了中国文化思想体系中重人情、轻规则的局面。

　　儒家文化所支撑的宗法社会、家族化的统治方式，是黑社会孳生的温床。中国的黑社会历来有供奉关羽的传统，实际上，《三国志》记载的刘关张三人的发家史正是不折不扣的黑社会性质的，刘关张的故事也是历来的儒家所推崇的典范。

　　关羽张飞拜刘备为兄长并决意佐刘备后，到自己家里杀光了全家几十口人[妻子也被杀]，以杜绝自己的“回心”。那句有名的“朋友如手足，妻子如衣服”的话就是刘备说的[吴起杀妻求将]。曹操大军在当阳长坂追到刘备壹行，刘备丢下老婆孩子壹个人跑了。全靠赵云的保护才得以幸免。抛下甘夫人母子、壹个人逃命符合刘备的性格[果然是刘邦的子孙]。

　　中国黑社会，其广泛性、深入性、残酷性等诸多方面，在世界上都是首屈壹指的。他们有很浓厚的儒家“忠义”色彩。中国文化绝对地强调人对人无条件的服从、忠心，并以之为道德的最高标准，以及家族化的统治方式，是导致中国社会黑社会色彩异常浓厚的根源。

　　国外的黑社会组织，自己还能够意识到自己是犯罪组织，为了逃避打击，极力隐蔽自己。中国的黑社会，根本就不避警察，甚至警匪勾结，就在于中国社会是儒家宗法文化维系的人治社会，而不是法治社会。

　　中华文明从发轫之初就蒙上了野蛮专制的阴影，不择手段的官场哲学造就了谋略、阴谋文化，形成了虚伪的道德、窝里斗的习气、野蛮血腥的品行。中国人没有宗教的悲悯精神，使得中国人什么残忍事情都做得出来，什么卑鄙残忍手段都使得出来。鲁迅曾说“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准确的说法应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专制统治下的人。

　　专制统治下的中国人的忍受的能力特强，等到忍无可忍起来反抗时，往往就背离了正义，见人就杀、有火就放。以血还血，血流得更多；以暴易暴，得胜的是更残暴。用流氓手段挫败敌人，自己成了流氓。以黑暗对付黑暗，结果心灵变得无比的阴暗，成了浑身是毒的老毒物——暴民。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人们也是用非正义的方式去追求正义的目标。每个人都作出对自己最有利的选择，结果却进入壹个负反馈和逆淘汰的恶性循环。

　　正义的高妙之处是尊重壹切，感谢壹切，当妳吃鱼的时候，要感谢鱼，要请求鱼的原谅，感谢上帝赐福于妳，就离义不远了。

　　为了某某主义，壹群人对另外壹群人开战就是不义。如果义可以轻视自己和别人的命就不是义。美国南北战争后，壹直为这场战争而内疚。蒋毛国共之间数十年的内战，自己人灭了多少自己人，后来的人不但不为此感到耻辱，还以此为荣，左腿打败右腿也算是荣耀？如果国共两党都坚持真理，那么最大的真理不是姓资姓社而是合作主义。

　　如果目的是正义的，而手段是不正义的，其结果将难以符合正义。许多中国人认为只要达成目的，什么手段都可用。例如，周恩来说过，为了革命做妓女也可以；林彪也说过，不说谎不能成大事。最后的结果，妓女和说谎者也成了革命后的领导者，对中国人的危害更大。

　　2．中华民族是壹个没理性的民族

　　中国的文化是建立在家族血缘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道德观势必导致自私、冷酷；普通人只关心他们的家庭和亲属，根本没有国家的概念，对与自己不相关的人的苦难视而不见。延续至今的屠夫制度所养育出冷血文化，泯灭了对生命及其尊严的应有的敬畏和怜悯。“不要和陌生人说话”，这样的自我迷恋自我封闭的人对社会有什么价值呢！这造成自私自利，只顾自己的亲人，不管他人的死活。

　　罗素认为中国人性格中有三个重大的缺点：冷漠，对他人的苦难没有足够人道主义的冲动；胆子小，勇气不入西方人，这是中国兵无用的原因之壹；贪婪，中国人生活艰苦，挣钱不易，除少数在外国受过教育的人外，所有人都犯有贪污罪。

　　中国社会未能达到现代文明社会的人权标准。中国社会无正义，凡事都要讲关系、走后门。与我有关系的，就全力帮忙，没有关系，简直寸步难行。

　　从古至今中华民族讲的不是“公理”，而是“人情世故”。壹讲人情世故就复杂了。本该公事公办的，成了公事“情”办，公事“钱”办；而不是按程序解决问题，所以裙带风盛行。中国是人治大于法治，潜规则重于正式规则。在中国具有强制力的法律制度也可“变通执行”，法院的判决书也可成为“白条”，出现了制度虚置。

　　储安平说：“中国实在是壹个人情国家，无论大事小事，若有人的关系，总能得到或多或少的方便。在中国无事不讲关系，能钻营的人总要比不能钻营的人多占便宜，故人人乃在交际、请客、接纳、趋奉上花工夫，大部分时间耗费于应付人事，而份内的事反无充分的精力去照顾。壹般说来，顾私总不免损公，所以我们的社会遂到处充满著不合理、不合法和不公正；壹个不合理不合法不公正的社会，自然是壹个不健全的病态的社会。”

　　轻是非重人情是中国人的陋习。当牵涉到是非之争的时候，人们往往先考虑哪壹方是自己的，必须作出有利于自己的判断。爱国主义教育强化了这种立场思维方式。如果有谁依据客观的是非标准来表态，或者仅仅客观地分析壹下是非曲直，就很可能被指责为大逆不道。

　　中国人轻是非重关系[立场]的思维方法在阶级斗争中更加变本加厉。所谓党内路线斗争就是强调以划界断是非，或者干脆以某个司令部划界。凡属这个司令部的，都是对的；否则就都是错的。如果某人曾经被公认过做了某件有益于人民的事，现在又发现他不是这个司令部的人，是非又如何判断呢？于是解释说这件事虽然客观上对人民有利，但此人当初就怀有不良动机，假装积极，骗取党的信任，图谋日后的野心等等。

　　重关系而轻是非的陋习在比较闭塞的地域仍然很严重。当某人违反法纪，上级派人下来调查时，几乎没有例外地都会遇到“关系网”的阻力，说情者有之，代作解释者有之。这些说客未必都得到当事人的好处，只是因为他们和当事人相识。

　　中立和正义是社会良性运行的关键。中立就是不能只占在自己的立场。中国的佛教徒却说：“大凡天下的事，本来都没有什么是非对错，只因为人的立场不同，才有了是非对错”。这种说法完全错误的。物质运动确实没想到什么是非对错，但人类社会的运动确有是非对错。判断是非对错的标准就是天赋人权，由此而引伸出壹系列的规则。

　　按无所谓是非对错的说法，别人把妳全家杀光也无所谓是非对错吗？要是那样的话，妳早到地狱去了，还能在佛说八道吗？按无所谓是非对错的观念，那还要法院干吗？

　　譬如：譬如足球赛，按“是非对错都是因为立场的原因”；那么，足球裁判员到底该站在那壹方来执法呢？若裁判不站在中立的立场而搞歧视性执法，裁判员以阶级立场执法，处处维护偏袒他的穷人[或富人]球队，就没有了公平竞争，比赛也失去了意义。若裁判员吹人情哨、金钱哨，那不就是在徇私舞弊、贪赃枉法吗？可见阶级性==歧视性==邪恶性。

　　3．中华民族是无罪恶感、无是非感的民族

　　无神论的正义是强权的正义。中国人崇尚暴力英雄，对暴力英雄的崇拜就是猴王崇拜。猴王崇拜的原则是“成王败寇”、“利害就是是非”。根据这种逻辑，耶稣不可能被看作是英雄，因为他是失败者，不具有经济效用；反而那罗马的审判官（彼拉多）、砍人头如切菜的关羽、李逵、成吉斯汗，才是中国人心目中要效仿的英雄。对任何社会冲突事件的评论，国人不是依据谁是谁非，而是谁厉害，并对厉害者不胜钦佩。

　　无神论不可能有良心的忏悔。忏悔发自良知，良知渴望上帝，忏悔是人赤面上帝。反省来自理性，是人与人的比照。反省是功利性的，忏悔是公义性的。

　　无神论抵制忏悔意识，没有自责，将壹切罪过都推给别人，壹切失败都化作仇恨倾泻在别人头上。有人说“是鸦片毁了中国”。那个年代鸦片并非“毒品”，世界各国都无禁令。怪就怪在，吸食鸦片只在中国成为“时尚”。1582年明神宗朱翊均20岁，刚亲政就开始吸鸦片。严复晚年也吸鸦片，徐志摩后来的老婆也吸鸦片，当时中国人都没有怪英国。其实，英国也有吸食鸦片者。毁中国的不是鸦片，是传承了几千年的专制制度。

　　中国人以“泯灭是非心”、“难得糊涂”为座右铭，使得社会不择手段之举被人赞为“有手腕”，当叛徒被说成“识时务者为俊杰”。中国人成了从不认错、不断造神的民族。

　　文革不仅是生命的损失，最大的损失是对人性的摧残和对高贵品德的摧残。令人遗憾的是，似乎除了“四人帮”外，其它所有的中国人都成了受害者。如果不认真追究“文革”的根源，就不能甩脱这壹沉重的道德包袱，重建民族自信。昨天，毛可以将千百万条生命作牺牲品而不受谴责，今天，商人就敢制假售假谋财害命。

　　对于良知较少的人来说，后悔永远只是功利性的反思而不涉及道义和良知。制造骗局的人被人戳穿之后，不是后悔自己骗局的卑劣，而是后悔骗局的某个环节做得不够周全。壹个贪官被查办了，他所后悔的不是贪赃枉法的罪恶行径，而是没有找到最有来头的后台为他撑腰说情。壹个抢劫者被人逮住了，不是后悔抢劫行为，而是后悔抢劫之后逃跑速度太慢。这种功利性的后悔构成中国人自我反思的主要内容。这种后悔不是导致对罪恶的羞愧、遏止和清算，而是鼓励自己更加理直气壮地、更加机智勇敢滴水不漏地去犯罪。

　　许多被判死刑者临刑前说的壹句话是：我对不起孩子，让孩子在世上遭殃。临刑前的原高干李玉书心痛地说，我奋斗壹生，本来应该成为最值得女儿骄傲的慈父。我对不起女儿，真不知道女儿如何面对外界的舆论。他们没有良心和正义的反省。

　　《工人日报》报道：广东省惠州市公安局原局长洪永林，因犯贪污罪被判极刑。死前写下反省书，令人闻所未闻。他说：去广州、深圳、香港、澳门多次，住过无数豪华宾馆，既有权住又有钱住，却没住过总统套间，后悔啊；其二，整日花天酒地，几乎吃遍世上的山珍海味，喝尽人间的玉液琼浆，竟没喝过路易十三！更亏的是，家里还放著四瓶，却被抄了。

　　像贪官洪某到了死期，不但没半点自羞自愧之意，反而“悔”没住过总统套间，没喝过路易十三。这正是：贪得无厌、欲壑难填，心比天高，永无止境。

　　为什么中国人的脸皮越来越厚？为什么中国人做坏事的能力越来越强越来越狠？这些都是在功利性后悔与反思中壹步壹步发展和提高的。所谓厚黑学，就是在“中国式的后悔”中反思总结出来的。中国人的心灵比制度更加阴暗、更加残暴、更加下流。中国人的心灵是世界上最恶毒的地狱，壹切光明、美好、正义、良知都被中国人所绞杀、所埋葬。面对这么多的苦难和罪孽，中国人竟然可以无动于衷。中国人既不想为改造制度投入热情和精力，更不想唤起内在的良知稍作忏悔，仅仅壹句“当时形势所迫”就打发掉了壹生的罪孽和壹个民族的苦难。中国人最大的不幸不在于经历了太多的不幸，而在于始终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不幸。

　　第八章 谎言欺骗

　　孟德斯鸠说：民主政体的基础是公民的品德。因此，民主的实质就是神主。他的反面是专制、人治，它不需要什么品德，它的基础是恐怖。

　　是的，专制必须是恐怖的，但长期专制，单靠恐怖是不够的，还需要加上欺骗。人不同于动物，是因为人有灵魂。仅仅控制了人的肉体，是低档次的。要想使专制政权长期稳定，还必须控制人的灵魂。儒教就是控制人们灵魂的工具。中国社会超长、超稳定的专制政体，是世界历史中的壹个奇特的现象，原因就是中国人信奉为专制服务的儒教为国教。

　　儒教是壹个设计精致的愚民工具。《墨子》里有个故事，孔子和他的弟子被困在陈蔡之间时，没吃的，饿了几天，子路不知道从哪里弄了些肉来，孔子问都不问肉从哪里来的就吃，后来孔子参加宴会，肉割得不正就不吃，弟子疑惑，孔子说，此壹时，彼壹时。多么的虚伪，吃饱了就搞这套愚民的把戏。梁启超指出，中国几千年政治，无非愚民、柔民、涣民、驯民之术，无非“遂使举国皆盲瞽之态，尽人皆妾妇之容”（《中国积弱溯源论》）。

　　孔子说：“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论语》里没有壹个“真”字，更谈不上追求真理、追求自由了。儒家的“智”在中国演变为鬼计、权谋，“信”被牺牲。

　　儒教不是教人诚信的吗？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子贡问道：“怎么样才可以算士呢？”孔丘说：“对自己的行为有羞耻心，出使外国不辱君命，就可以算士了。”子贡说：“请问那次壹等的呢？”孔丘说：“宗族里称赞他孝顺，乡亲们称赞他敬兄长。”子贡说；“请问那再次壹等的呢？”孔丘说：“说话定守信用，行为定有结果，这是倔强固执的小人那！也可算是次壹等的了”（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

　　子曰：“君子贞而不谅”（君子坚守正道而不拘泥于信用）（《论语.卫灵公》）。

　　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唯义所在”（高尚的人，说出的话没必要守信，所办的事没必要有结果，只要符合道义就行了）（《孟子·离娄下》）。孟子曰：“君子不亮（同谅），恶乎执”（君子不守信用，认真固执是不好的）（《孟子·告子下》）！

　　哦！原来孔孟的诚信是针对百姓、小人说的，君子、大人是没必要遵守的，谁遵守，谁就成了“硁硁”的小人了，就不是君子了。这种针对百姓、小人的诚信，是奴才的诚信。的确，如果百姓、小人们不诚信，不老实，统治起来不就太困难了吗？

　　子夏曰：“君子信而后劳其民，未信，则已为厉己也；……”（《论语.子张》）（君子应先确立信誉，然后再去劳役人民，不然的话，人民就会认为君子在伤害欺骗自己）。

　　孔丘师徒不让君子们讲信用，但为了奴役人民，还必须做做样子。这不是明著在教统治者怎样去欺骗人民的吗？表面上儒教在教人诚信，实际上他是个地地道道的欺诈教唆犯。儒教的欺骗性很强，这在“诚信”上表现得最明显。

　　儒教的祖师爷孔丘就是壹个说谎话、假话、篡改历史的大师。周朝流传下来的《诗》本有三千多篇，到了孔丘手中，他将其中绝大部分不符合自己观点的诗都给删了，仅仅保留了壹个零头——305首符合其教义的诗作为儒教的教材，成为儒教的“五经”之壹。

　　孔丘编《春秋》“笔则笔，削则削”极尽其篡改、歪曲历史之能事。“以壹字为褒贬”，拿历史作工具，处处宣扬儒家思想。孔子编写《春秋》时有个原则就是“避讳”，即“为尊者讳耻，为贤者讳过，为亲者讳疾。”避讳就是为别人隐瞒丑事，为别人而说谎。由于倡导避讳，中国文化变成壹个不折不扣的撒谎文化。

　　孔丘的春秋笔法开了中国人以文饰“非”饰“过”的先河。孔丘的学霸作风使得中国的上古史陷入了云雾中，并给后代的儒生们编造伪史提供了榜样。

　　孔子修订《春秋》，照史书的记载，会使暴君凶父惧，使乱臣贼子惧。然则此意很不明显，连梁漱溟先生长期也读不懂“春秋以道名份”之意义。直到近代熊十力和徐复观先生，才在依稀字行间，发现凡是不利于君王的话，被悄悄删除了。

　　孔丘尊周王室为正统，吴楚等自称为王的国君，在《春秋》被贬为子爵；晋文公在践土与诸侯会盟，实际上周襄王是被召入会的，但《春秋》却避讳说：“周天子巡狩来到河阳”，何谓“巡狩”？视察之意也。北宋的徽、钦二帝被金国人当了战利品掠走，中国的文人们称二帝“北方巡狩”；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慈喜太后仓皇西窜，清人也说“太后西安巡狩”。

　　君子、大人们犯了“不廉”（祭贪污、受贿）之罪，不能称为“不廉”，而是称为“簠簋不饰”。“簠”“簋”均为盛食物的器皿，“簠簋不饰”就是吃了点不干净的东西。

　　君子、大人们犯了“污秽”（男女淫乱）之罪，不能称之为“污秽”，而是称之为“帷薄不修”，“帷薄”是床上幔帐之类，“帷薄不修”就是床没有收拾整齐。……儒生们避讳就是为了维护儒教自己所营造出的君子与小人之间的鸿沟。

　　“讳”“饰”和“瞒”其实是壹回事，都不过是“骗”字的另壹种写法罢了。孔丘造假大体上属于“瞒”的范畴，而他的徒之徒孙们则就“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不单单只是瞒了。

　　孟轲为孔丘的造假行为辩护：言无实不祥。不祥之实，蔽贤者当之（说话没有真实的内容，是不好的。但不吉祥的事实，只有否定贤者、尊者的人才会说）。

　　儒教树立假榜样，编造假历史。根据考古，今天只能知道距今3600年的中华文明史（按商于公元前1600年建国算）。商以前，考古工作者没有发现有文字的存在，也没有发现金属和城市遗址，因此，不能说上以前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存在著国家，存在著文明史。

　　然而，在儒教的经典中，商朝以前还存在著夏王朝，夏以前，还有轩辕黄帝、颛顼、高辛、尧、舜五位帝王，足足五千年的文明史。

　　据顾颉刚先生研究，能真实地记载历史的古代文献中，《诗经》是时间上最古老的了。顾先生在对《诗经》的研究中发现，周人知道的上古史，并不比今天的人从考古中得出的历史远多少，他们所知道的最上古的人物是禹。《诗经.商颂.长发》中说：“洪水茫茫，禹敷下土方……帝立子生商”意思大概是在洪水茫茫之中，“上帝”叫禹下来布土，而后建立商国，禹见于载籍，以此为最古，此时的禹，还是壹个“上帝”派下人间的神。

　　到了《论语》时代，禹已经成了人，并在他之前有由尧、舜两位帝王。但尧与舜、舜与禹的关系还没有提起。（《论语.尧曰篇〉虽说明了他们的传授的关系，但经后人考证，《论语》中从《季氏》自《尧曰》五篇是后儒续入的。尽管后儒们在问题上有意摩古，但在宗旨上，很明显地秉著“王道”“道统”两个主义。

　　《论语》之后，又有了《尧典》《皋陶谟》《禹贡》等伪古文的出现，于是尧与舜有了翁婿关系，舜与禹有了君臣关系。《论语》时，尧舜的观念还是笼统的，只是两个道德最高、功绩最大的古王，有了《尧典》等篇后，尧、舜都有具体实事可举了，舜也成了“家齐而后国治”的圣人。后来到了孟子时代，舜干脆就成了壹个孝子的楷模。

　　此后，从战国到西汉，是儒生们伪造古史最活跃的时期，此间，又出现了壹位比尧舜还早的帝王——黄帝。黄帝，本是秦国所祭祀的壹位神，那时，他只是青、白、黄、炎四个以颜色命名的神中的普通的壹位。黄帝和炎帝当时与青帝、白帝并列，同为秦人所崇拜的四位神灵。到了《国语》中，黄帝、炎帝已经变成了人，并且还是同胞兄弟，壹起做了少典的儿子，把周朝时最大的两族分配给他们，做他们的子孙。“昔少典娶于有娇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皇帝为姬，炎帝为姜”。后经儒生的鼓吹，黄帝成了中华文明的开创者，黄帝、炎帝成了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

　　有了黄帝，并不罢休，后又有人抬出了神农，于是神农又立在皇帝之前了。《易·系辞》又抬出了伏羲，伏羲又立在神农之前了。后又有人说“有天皇、地皇、泰皇，泰皇最贵”，于是天皇、地皇、泰皇更立在伏羲之前了。自从《世本》出现，硬替古代名人找了很“正宗”的世袭，于是没有壹个不是黄帝的子孙了。自从汉代交通了苗族，把苗族的始祖传了过来，于是盘古成了开天辟地的人，更立在天皇之前了。时代越后，知道的古史越前；时代越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约放大；文籍越无征，知道的古史越多。假史就是这样造出来的。

　　“融四岁，能让梨”，“让”本来就是儒教所鼓吹的，最能体现其礼制精神的壹个君子行为。但儒教的“让”不可能是“真让”，如果本性善良君子们处处真心实意地让人，就会处处让不知礼让的小人占尽便宜，最终会使小人骑在君子的头上，这岂不是乱了纲纪？为了维护乾坤纲纪，“让”只能是有分寸的，有技巧的“虚让”。“虚让”使得中国人具有了壹种特有的虚伪、擅长“谦辞”、说假话的本领。

　　中国的集体叙事从来就是掩过取功、掩恶取善。每个朝代，都大肆删改前代的历史，直至改得面目全非；而对于本朝的历史，则会千方百计涂脂抹粉，抛光润色。因此，必然禁止思想言论自由，否则谎言如何能说得下去？有意用功来掩盖过错，这本身就是故意犯罪。

　　中国当权者不断的掩饰自己的错误，死不认错，不惜以更多的错来掩盖原先的错；不断的讲大话、空话、假话、谎话、毒话，中国人的心灵遂完全封闭，不能开阔。

　　汉族是崇拜计谋与血腥争斗的民族，其权谋与暴力思想源远流长、极其发达。中国人推崇的是狡智，老子就是中国的狡智之祖。鬼谷子主张“圣人之道阴，愚人之道阳”，即圣人、统治者可以搞阴谋诡计，愚蠢的人才张扬外露；鬼谷子还说：“圣人谋之于阴，故曰神；成之于阳，故曰明”，就是说，圣人暗箱操作，所以显得神乎其神，他的成功被世人看见，所以可以自诩为正大光明。“兵者，诡道也”（语出《孙子》，是说要勇于装孙子）、“兵以诈立”等诡计思想，中国人是奉为圭臬的，在西方军事家中也非常罕见。亚历山大大帝建立了庞大帝国，他鄙视诡计、不愿偷袭。流传下来的3000多部兵书，是中华民族权谋与暴力文化的典型遗产。精于“假作真来真亦假”的诸葛亮成了民族英雄；公元610年，隋炀帝搞对外开放，请外国商人到洛阳来，用了壹万八千人演节目，声闻数十里，壹连半个月，城中商人、居民身著华衣，盛饰市容，西域商人免费吃喝，醉饱方休。他们看见树上缠著锦缎，就问：“妳们不是还有许多人没衣服穿吗？为什么把锦缎缠在树上，不给他们做衣服？”可见，假大空古代就风行。

　　中国的口号向来漂亮，中国的事情向来肮脏。公元626年6月4日，李世民发动了“玄武门事变”，杀死了太子建成和三弟齐王李元吉及其大批随从人员；还把建成的五个儿子和元吉的五个儿子全部给杀死。他还把建成和元吉的家产、美女悉数夺为已有。李世民使三国时魏文帝曹丕欲杀而未杀自己的弟弟曹植，只迫令他七步成诗的事件相形见绌。

　　李世民在杀人后，奔入唐高祖李渊的寝宫。当时因为天热，李渊正袒露著肥胖的上身乘凉。李世民假星星地跪倒在李渊面前，壹面哭，壹面喊著已死去的母亲窦氏，还歇斯底里地抱著李渊的胖胖的乳头吮吸著。李渊只好恕李世民杀害了建成、元吉的罪，封李世民为太子。几天之后，李渊宣布逊位，把皇帝让给李世民当。

　　李世民残忍令人发指，可谓不孝不悌之至。他当皇帝后就立即做秀：给死在他刀下的两个兄弟追加封号，把他们重新安葬，出殡的时候，还登上城楼远望，大哭壹场……他的太子李承乾企图篡权，李世民把李承乾发配到黔州(今贵州彭水)而死，东宫人马全部斩首。

　　朱元璋成为皇帝后，心里却感到纳罕。壹天，朱元璋屏退左右，独自在刚刚修建的金殿上闲步。他回想起自己往日的贫困，不禁感慨万端，又看四下无人，便自言自语地说：“我因为穷，被迫参加红巾军，原只想搞点抢劫以维持生活，不料得到皇帝宝座，实在是出于意料之外……”朱元璋话未说完，似乎听到什么响声，他抬起头来壹看，不禁大吃壹惊:

　　原来在雕梁画栋间，有壹个人正在那里刷著红漆。因这殿刚刚修成，油漆还未完工。

　　朱元璋没料到有人听到了他的秘密，若传扬出去，皇威何在？他暗骂了壹句：“这是妳自己找死！”他抬头对梁间的油漆工叫道：“下来！”哪知油漆工根本不理睬，仍壹个劲儿地刷著油漆。朱元璋又叫了壹声，油漆工仍然不睬。

　　朱元璋恼怒不已，喝令：“来人！”转眼间，从殿角阶下奔来了数十名手执武器的御林军，皇帝要他们拿下油漆工。几名御林军应声爬上梁柱，把那个油漆工拖了下来。

　　油漆工傻乎乎地跪在朱元璋面前。朱喝道：“妳为什么不下来？”油漆工仍傻乎乎地跪在地上、呆呆地望著满脸杀气的皇帝。朱元璋更火了，怒喝道：“孤在问妳的话，为什么不回答？”几名御林军也壹齐喝叫道：“快回皇上的话！”油漆工仍傻乎乎地望望御林军，又望望皇帝，口里发出哝哝唔唔的声音，双手做著奇怪的手势，样子十分滑稽。

　　看到这情况，朱元璋禁不住转怒为喜，仰天发出壹阵愉快的大笑，说：“原来是个聋哑人。”朱元璋挥手示意让油漆工出宫去。油漆工走出戒备森严的皇宫后，突然长长地叹了口气说：“我今天算捡回了壹条活命！”原来此人既不聋又不哑，只因为在偶然间听了皇帝的心声，明知要被砍头，急切间，想出了这个装聋做哑的办法，骗过了暴虐的明太祖。

　　朱熹大肆鼓吹“革尽人欲，复尽天理”。宋庆元二（1196）年，监察御史沉继祖揭露他言行不壹：他曾引诱两个尼姑作妾，出去做官时都带著她们；他让守寡的大儿媳有了身孕。宋宁宗降旨要贬朱熹的官，朱熹吓得赶紧上表认罪，不仅承认了纳尼作妾等事，连几十年“正心诚意”的大学问也不讲了，说自己是“草茅贱士，章句腐儒，唯知伪学之传，岂适明时之用”，表示要“深省昨非，细寻今是”。陈亮等人和他反复辩论多年，他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现在壹看政治风向不对，马上承认自己提倡的壹套是“伪学”，要“深省昨非”了。

　　中国几千年来就是个劣性竞争的大舞台，越是心狠手辣背信弃义表里不壹如刘邦朱元璋慈喜太后者越有可能取得成功；而越是天真仁慈的人越遭到惨败，比如那个圣贤之书读得很好的建文帝朱允炆。由于帝王们的无耻表演，仁义道德实际上很早就破产了。

　　在儒家文化的调教下，中国却出了更多的乱臣贼子，更多的逆子恶亲，更多的荒淫暴君，更多的酷吏暴行。跟从前不太壹样的是：从前的坏人是赤裸裸的，现在呢，所有的坏人都懂得要打著仁义的旗号反仁义。杀人成了替天行道，篡位成了贤王禅让，欺骗成为足智多谋，族诛成为社稷安危，厚敛成为充实国库，纳妾成为天伦之乐，嫖娼成为儒雅风流。做什么事，须找壹个合乎天理人情的说法，至于暗地如何操作，就没人问了。

　　清朝的才子纪晓岚在《阅徽草堂笔记》中记载了几个关于假货的事。壹件事纪晓岚买罗小华墨（是当时的名牌），买回去壹用，居然是泥抟的，染以黑色，还带了壹层白霜，利利索索地把纪晓岚给骗了。另壹件是买蜡烛。纪晓岚赶考，买了壹支蜡烛，回到寓所里怎么也点不著，仔细壹看，原来也是泥做的，外面涂了壹层羊脂。

　　纪晓岚的从兄万周，壹天晚上见灯下又要和叫卖烤鸭的，买了壹只回去，竟然也是泥做的。这鸭子的肉已被吃尽，只剩鸭头、鸭脖子、鸭脚和壹幅完整的骨架。骨架里搪上泥，外面糊上纸，染成烤鸭的颜色，再涂上油，灯下难分真假。

　　纪晓岚的奴仆赵平，曾以2000钱买壹双皮靴，自以为买合适了，沾沾自喜。有壹天下雨，赵平穿著皮靴出门，结果光著脚丫子回来了。原来那靴子的腰是乌油高丽纸作的，揉除了皱纹纹，貌似皮子。靴子底则是破棉花粘糊的，在用布绷好。此外，纪晓岚还讲述了两个更难以想象的假夫妻和假房客的故事。

　　1748年英国海军上将乔治.安森出版了他的《环球旅行记》，书中记载了他真实的环球经历，这位漂流者很鄙视中国，因为他从中国商人手里购买的物品，大多是假货。“蔬菜像烂草壹样，猪羊的肚子里灌满了水，而且缺斤短两。”中国人的贫困、不讲生活质量更让他吃惊：“中国人抢著吃外国船上扔下来的臭肉，腐烂的猫与狗的尸体。”

　　美国传教士史密斯（明恩溥）在其1898年出版的《中国人的特性》中说：“假份量、假尺码、假钱钞、假货物，---这些在中国都是在所难免的。”

　　之所以出现这种欺诈有理的现象，是存在“狡猾崇拜”这种民族文化。以狡猾为能事的社会，被惩罚就是讲实话、正直的本分人。在壹个老实人吃亏，狡猾人大捞好处的社会，谁还会去做诚实的人。壹旦社会选择了狡猾为生存规则，那样的社会将让人无所适从。

　　韦伯(德国社会学家，1864～1920)说：中国文化里没有惧怕上帝的心理，所以中国人缺乏心灵的约束力量。只要不被人发现，就等于那件坏事从来不曾发生，行恶者也不会在内心进行自我的道德谴责。中国人的道德不是来自个人的内心体验，而是壹种外部压力，是“他律”而不是“自律”。在中国人的道德中，不是不能干坏事，而是不能在别人知道的情况下干坏事。这是对来自社会的可能惩罚的计算与应对。中国人对是非的评判标准来自外界，所以，谎言才能够产生、并经久不衰，因为谎言可以逃避责罚、可以保住官位甚至官运上升。

　　儒家谨小慎微的自我控制出自要保住他的“面子”。儒家专注于自己的外表，掩饰自己，认为别人也在掩饰自我，这种普遍的不信任妨碍了信用和企业活动。没有信任就没有信用，没有信用就没有正常的商业活动，所以，资本主义在中国得不到正常的发展。

　　近现代社会从国家的政治、外交到民间的贸易、雇佣，都以契约的形式进行，近代社会被称为契约社会。发达国家都把契约看作有绝对的约束力，应无条件地执行。对契约“马马虎虎”的中国人，易被指责为是不可信赖的伙伴。

　　第九章 思想垄断和教育专制

　　中国专制主义最可恶、最黑暗的壹个特点，就是思想统制或曰愚民政策。专制统治是建立在草民的盲目性遵从的基础上的，禁智慧、锢理性自然就成为专制社会的统治原则。专制文化本质是反智的，因为民智的开发，意味著统治难度的加大。中国的传统文化正是壹种反理性的专制文化系统，这种愚昧、非理性或反人性精神的状态正是专制主义得以长期延续的精神支柱。那里有专制，哪里就有愚昧；同样，哪里有愚昧，哪里就有专制。 1．孔子的思想专制吴虞说，“儒家道统”就是思想专制。儒的使命是“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再次立言”，他们企图规劝权力者，使之推行“周公之治”；对其它思想都以惟我独尊的态度壹律排斥。

　　儒家从来就是思想专制的最热心的倡导者。孔子说：“攻乎异端，斯害也已。”孟子说：“圣王不作，诸侯放咨。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说别人是“禽兽”，就暗含著应该将对方从肉体上消灭之意。对于不同的思想，孔孟诸人是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礼记.曲礼上》云：“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夫禽兽无礼，故父子聚鹿，是故圣人作，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无别无义，禽兽之道也”（《郊特性》）；意思是说：平等是禽兽之道。

　　满清的雍正帝赐其八弟名为“阿其那”（猪），赐其九弟名为“塞黑思”（狗）；完全不顾自己与“猪、狗”壹脉同源。真乃“大义灭亲”的魔鬼。耶稣说：“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魔利的，难免地域的火。所以，妳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妳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

　　违反儒教心目中的仪、止、礼等标准，就是“禽兽”，就要被杀而食之。看看儒徒们念的咒语。《诗经.相鼠》

　　〈原诗〉　　　　〈今译〉

　　相鼠有皮，　　　　瞧瞧老鼠还有皮，

　　人而无仪，　　　　妳作为人却没有仪表。

　　人而无仪，　　　　为人而毫无仪表，

　　不死何为。　　　　不死还有什么意思。

　　相鼠有齿，　　　　瞧瞧老鼠还有齿，

　　人而无止。　　　　妳作为人却没有好行为。

　　人而无止，　　　　为人而无好行为，

　　不死何俟。　　　　不死还等到何时。

　　相鼠有体，　　　　瞧瞧老鼠还有肢体，

　　人而无礼。　　　　妳作为人却不礼节。

　　人而无礼，　　　　为人而不讲礼节，

　　胡不揣死？　　　　为什么还不快死？

　　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孙弟，长而无述焉，老而不死，是为贼。”以杖叩其胫（《论语.宪问》）。翻译：原壤伸长两腿坐在地上等孔子。孔子[认为伸长两腿坐就是违背了“礼”]骂道：“妳小时作为弟弟不懂得谦让，长大了也不讲礼，老不死的，壹个害人虫。”骂完就用棍子打他的小腿。

　　“老不死”！骂得很下流！孔子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他骂做俑的工人断子绝孙，这是婆妇们最恶毒的骂人。有理说理，无知无识才骂人。自古皆然。

　　孔子坚决地反对各种不同于他的学说。他害怕自己的说教被反驳，就提倡“畏圣人之言”。对于反抗他言论的宰予，就说“朽木不可雕也”，侮辱宰予的人格。他企图以“文武之道”来排斥其它思想文化，“攻乎异端，斯害也已”；把“己之所欲”强施于人，对反对者甚至格杀勿论。少正卯聚众讲学，使得“孔子之门三盈三虚”。少正卯宣传的是法家的壹套，虚仁假义的东西受到了打击，少正卯声名太盛，孔子的弟子除颜回外都跑去听，于是这个文质彬彬的圣人拿起了刀，二话不说就诛杀了少正卯。杀了之后，还下令把尸体示众三天。

　　“孔子为鲁摄相，朝七日而诛少正卯。门人进问曰：‘夫少正卯鲁之闻人也，夫子为政，而始诛之，得无失乎？’孔子曰：‘居，吾语汝其故。人有恶者五，而盗窃不与焉：壹曰，心达而险；二曰，行辟而坚；三曰，言伪而辩；四曰，记丑而博；五曰，顺非而泽。此五者有壹于人，则不得免于君子之诛，而少正卯则兼有之。故居处足以聚徒成群，言谈足以饰邪营众，强足以反是独立，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不诛也。是以汤诛尹谐，文王诛潘止，周公诛管叔，太公诛华仕，管仲诛付里乙，子产诛邓析、史付，此七子者，皆异世同心，不可不诛也。诗曰：忧心悄悄，愠于群小。’小人成群，斯足忧矣。”

　　大意是：人有五种罪恶，而盗窃是不算的。壹曰，心达而险或曰“心逆而险”，即心藏反骨而且阴险，就是世界上第壹该杀的人。二曰，行辟而坚，就是行为不同于常人却有非常顽强意志的人。这是第二该杀的人。三曰，言伪而辩；满口虚伪之言行，且善于狡辩。四曰：记丑而博。宣扬丑恶的事情，且非常博学。五曰：顺非而泽。顺从邪恶势力，并对荒谬的道理大加赞赏。把罪恶装扮成美丽。都是该杀的死罪。

　　这里有三条是言论罪（言伪而辩、记丑而博、顺非而泽），壹条“腹诽罪”（心逆而险），壹条行为罪（行僻而坚）。这样的判决，没有壹件有人证、有物证的具体犯罪事实，只是几句抽象的形容词，就定人死罪。是非曲直、量刑轻重，并无客观标准。

　　这证明孔子继承了中国以言定罪的恶劣传统，没有容人的雅量，只能听歌功颂德的谀词而已。孔子自称博学，而少正卯人被称“闻人”，比他还要渊博，他当然嫉恨在心，所以就公报私仇了。儒学以道德虚伪行为龌龊著行于世，所有的儒者几乎尽犯上述五条。

　　诛少正卯的事记载于《荀子》、《史记》、《汉书》、《孔子家语》等书。为了尊孔，朱熹怀疑这个事实，清代的学者干脆否认这个事实。中国文化成了彻头彻尾的虚伪文化。

　　2．虚假的平民教育

　　为了尊孔，人们编造了“孔子首创平民教育”的故事。“平民教育”有三个基本意义：1）为普通人的教育，读书不为作官，跟儒家“禄在其中”的教育对立；2）普通内容的教育，识字、算术和生产知识等，跟儒家“六艺”教育对立；3）公益性的教育管理，跟儒家的以盈利性的教育管理对立。“平民教育”是晚清西学东渐的产物，是反对孔儒教育思想的。在国民党统治区平民教育有很大发展，那便是今日中小学的雏形。

　　《史记》等史料记载，公元前675年，周王朝发生亲王之间争夺王位，掌握文史资料典籍的官员跟著亲王奔波，造成大量资料流出周王室，分散到诸侯各国。由于文史资料和文史人员的大扩散，出现了“官学失守”、诸侯各自为学为教的局面，即“私学”出现。换句话说，早在孔子诞生前壹百年左右，中国就有“私学”了。说孔子“首创”，那是篡改历史。

　　拿孔子的交纳十条干肉即可入学的条件来说吧，当时，谁能有十条干肉？《诗经·七月》里说得明白，当时能拿出壹条干肉就是很奢侈的生活了，能拿十条干肉出来，只有贵族和他们的商贾。《周礼》等记载，王公贵族是按照等级享受“臣”提供的“礼”，自己并不习礼，否则就是耻辱。周室动荡，许多王公奴隶主贵族失去了贵族地位，而“有教无类”就是劝说那些失去贵族地位的人：不要迷恋已经失去的地位，要“不耻下问”学点作臣的本事（六艺）、走“学而优则仕”的道路更现实。

　　这壹来，孔子不但为自己搞“六艺”之类的“礼教”生意找了个借口，而且，也为广开财路提供了理由。子曰：“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这个境界远远比不上苏格拉底、耶稣、佛陀，人家就从不收费，主动到大街上去免费授课。

　　耶稣为门徒洗脚。当孔子的得意学生颜回死了无钱安葬、颜父求孔子把车卖了换棺材安葬颜回时，孔子说：卖了车我就只能走路了，而我是曾经做过官的人（曾居大夫），照礼不可以步行，这事我帮不了妳。这就是孔子所谓的“仁”和“礼”。

　　孔子的“有教无类”是为培养“臣子”而广开财路的。如果孔儒“首创平民教育”，为什么要拒绝和看不起“种地”壹类的平民知识？如果“有教无类”是人人都可入学，为什么“唯上智与下愚不移”？不管正论反论，说“孔子首创平民教育”都是个弥天大谎。

　　3．教育专制

　　教育来源于和服务于民众，但中国教育不是为民服务而是为愚民服务的，人民不是文化教育的主人而是奴仆。它充满了霸权主义官僚主义神秘主义伪精英主义特权的气息。

　　孔子不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要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孔子没有。因为孔子提倡君子要“畏圣人之言”。壹个把“圣人之言”当教条来敬奉的人，就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

　　知识分子要有创造性。孔子“信而好古，述而不作”，天天“法古”，何创造性之有？总之，中国古代社会，没有独立的知识子！

　　孔子倡导的教育是奴化教育。这套奴化教育正是孔子所鼓吹愚民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孔子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人的本性大抵相同，由于教育的不同才产生了差距。既然教育可以改变人的习性，那就可以通过教育使人们“致其道”。所谓“道”，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制社会的道德规范。孔子主张学道应先从孝悌入手。

　　以“孝”为教的中国教育壹如它的反文旁，其实是反文化的。孝字的上半截是“老子”，下半截是“儿子”，因此孝的本义即儿子服从老子。儒家的教育内容就是孝道。

　　孔子认为壹般的人只要有孝悌就行了(他称这种道德的培养为“学”)，壹般人能懂孝道，就算是学习过了。他提出:“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孝悌是根本，学文只不过是“行有余力”的人的进壹步深造。子夏进壹步阐发了孔子思想，他说：“贤贤易色；事父母而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其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直截了当地把孝悌的培养当作学习的主要内容了。

　　培养没有自己意志、没有自己思想的“孝子”、“忠臣”就是孔子教育的宗旨和根本目标。只有通过奴化教育才能在家庭内部建立起尊卑有序的等级关系，这是“齐家”。只有每个家庭都建立等第森然的人身依附关系，人们才会安分守己，最终服从于壹国的最高家长——君主。君臣关系是家庭关系的放大与推广。没有奴化的教育，这壹切便无从谈起。

　　西方的education发端于苏格拉底的“精神助产术”，是对学生的发问、引导、辩难。欧美的大学传统是从古希腊的柏拉图在ACADEMY建立第壹所学园开始的。从柏拉图《理想国》、《巴门尼德斯篇》等著作记述的各种研讨、辩难的风格看，在ACADEMY学习的主要形式是研讨，但研讨没有严格的师生之分，大家平等，是探求真理的同路人，在这些讨论中，老师并不认为自己是有知识的人、教导者，老师只认为自己是知识的助产士（苏格拉底），从内容看，研讨的范围非常广，导师的主要目的是想把大家的目光导向世界的本源、神、纯粹善等抽象的本体论问题，在这里老师并不教学生怎么具体地做人，怎么具体地成事。

　　上课前老师不壹定有什么现成的结论，结论在他们的探讨中。老师启发学生？不，简直是在刁难学生。学生听从老师？不，是在质疑、反驳老师；唇枪舌战十分激烈。他们是师生，更是对手。在他们那里，可能没有标准答案。符合标准答案的学生也很难是好学生。谁的见解新鲜出奇别具壹格，与别人与老师的不壹样，有壹点创新就是好学生。

　　孔子和学生的关系是严格的师生父子等级关系。《论语》中的对话事实上是壹个圣者和凡人的对话，是壹个全知者和无知者的对话，是壹方对另壹方传授已有知识的行为。

　　在《论语》里，孔子即是真理本身，他成了整个话语世界的专制者和独裁者。《论语》几乎全是夫子壹人独白，没有学生质疑，更没有学生反对他的观点，满堂灌填鸭式，即使有所谓循循善诱的启发式，也不过是启发学生说出他早已知道要告诉学生的内容。

　　孔子认为自己是“学而知之”，在对话中，他是以“学成者”的身分高居于他人之上的。凡是需要知道的他全知道，凡是他不知道的都是不必知道的。他教导说：“诲女知之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他的“知”，并不是指去认识新世界得到的新“知”，而是学习古人认识世界得到的旧“知”。这种推崇旧“知”，忽略新“知”的态度，成了中国思想的基本特点。他认为自己所知的是不可怀疑的，必须“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却从未考虑过自以为“知”，其实是不知的情况。孔子的“知其不知”与苏格拉底的“自知其无知”本质上是完全不同的。

　　《礼记.学记》中的“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师严，然后道尊”，亦即为师之道，尊严而已。它告知每壹个为师者，在学生面前，无论如何都要保持自已的尊贵与庄严，这样会使学生产生敬畏之心。敬则服，畏则从；如此为师，便是得道。

　　这种尊是建立在“师尊生卑”的等级基础之上的。古有“天地君师亲”之说，又或谓“天地君亲师”。无论师在亲之前还是亲之后，总之是上了排行榜。与君相对的是臣，与亲（父）相对的是子，与师相对的就是生。在这样壹种捉对关系中，后者服从前者，乃地位使然。

　　处在什么样的礼位上，就只能做出什么样的面貌。什么垂首而立，什么程门立雪，否则就有违弟子之礼。因此，正像“君之仁”对应于“臣之忠”，“父之慈”对应于“子之孝”，“师尊严”对应的则是“生谦恭”。问题是“尊严”与“谦恭”虽然对等，但不平等。

　　师在血缘之外所以能厕入“天地君亲”的座次，正在于它的作用就是对这种血缘等第的维护。孔丘为维护“礼”，炮制了壹个“仁”，以仁的教化让礼深入人心；仁所讨论的是两人间的关系，把这种关系确定下来推广开去，以形成天下人之间的合礼的等级关系。

　　“礼”作为壹个极不平等的社会等级系统，孔丘的学说就是要为它制定合法性及其伦理准则。这既是儒文化教育的实质，也是“师”的地位为后世统治者所看重的原因。您瞧孔丘，“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多大的架子呀！

　　孔先生办的是私学，假如颜回不来，子贡去矣，“束脩”就无从保证。别说那割不正不食的大话，壹旦无肉可割，就不是束脩而是束腹了，除非割股自啖。孔丘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为了钱，不惜给人赶驴车，这为师的尊严又在哪里？

　　儒家的“师道尊严”比起亚理士多德“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境界，差得太远。孔子说“当仁不让于师”，他真正赞赏的却是乖巧听话的颜回，对喜欢顶撞他的子路就很不满。

　　把真理当作老师，真理会越来越多、大师越来越多、人们都有进步和提高从而超过大师，而把老师当作真理只会真理越来越少、师傅越来越多从而使人萎缩。

　　孔子“传道授业解惑”式师傅带徒弟，弟子无人超过他。苏格拉底的学生柏拉图，柏拉图的学生亚里斯多德，师徒壹个胜壹个，西方至今也是群星灿烂人才辈出，历史和现实都证明孔子输给了苏格拉底，中国的教育输给了西方的education。

　　鲁国的季孙把公室分给自己的奴隶，使他们变成了佃农。孔子对季孙毫无办法，于是他迁怒于给季孙效力的学生冉求，对身边的弟子们宣布说：“冉求已不是我的学生了，妳们可以打著鼓去攻击他！”儒家搞师道尊严，打骂教育是常事。自古以来，就谈不上什么文明。

　　古希腊人是“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先秦诸子是“吾爱吾师，吾更爱圣王”。诸子用臆造的道德高标准（圣人）来胁持人民的意志和精神、乃至肉体，中国思想家根本不是思想家，而是教人如何做个好奴才的欺名盗世的处世家。

　　孟德斯鸠说：共和国家的教育提高人们的心智，专制国家的教育降低人们的心智。专制教育就是奴性教育。甚至对那些处在指挥地位的人们，奴性教育也是有好处的，因为在那里没有当暴君而同时不当奴隶的。它将恐怖置于人心里，达到降低人们心智的目的。

　　绝对的服从，就意味著服从者绝对愚蠢，甚至连发命令的人也是愚蠢的，因为他无须思想，怀疑或推理，他只要表示壹下自已服从的意愿就够了。

　　专制国家里每壹个家庭就是壹个专制帝国，那里的教育主要是教人怎么样相处，‘为人只讲三分话，未可全抛壹片心’，所以教学的范围是很窄狭的；只是把恐怖置于人们的心中[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根本不知道逻辑和怎样说理；三分不痛不痒的真话与七分结结实实的假话结合得天衣无缝。在那里，知识招危险，竞争会惹祸，品德谈不上。这就使教育范围极为狭窄。在象中国这种专制国家里，儒家教育从某些方面来说是等于零的。它不能不先剥夺人们头脑中应得的壹切，然后再给人们壹点点的东西；以便培养好奴隶。

　　所有的愚民教育有壹个共同的目的：即使不能洗尽人人脑袋中的独立思想，也要把他们变成不敢说真话、不敢做实事、不敢做真人的骗子手和胆小鬼。借助于祖先崇拜、语言禁忌和政治巫术，国家、民族、集体等等被过分强调的宏大话语以伪善的道德，将人的个性、自由、价值与尊严挤压得几近于无，整个民族在泛道德化的病态气氛中逐渐丧失了生命的真切体验和普遍的人性关怀。

　　4．儒教——精神阉割术

　　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是专制下奴隶的呻吟，是继续推动中国更加专制的运动。先秦时代诸子百家都是拥护专制政治的文人谏臣或谋士，其本质是知识的贩卖与治国术的兜售者，他们的目的在于把自己高价卖给君王，以便取得俗世的荣华、富贵与权力。

　　中国历代执政者都把孔教定为国教，并不是专制者选择了孔子，而是孔子的“学说”天然就是为专制服务。孔子是没落贵族，骨子眼里充满了高低尊贵的等级观念。这种人创立的学说怎能有平等精神，怎能不被统治阶级所看中、所利用呢？

　　儒家的经典《尚书》，大量地宣传专制思想以及人如何成为壹个优良的奴隶；《诗经》，是古代人民在专制政权下奴隶的心声；《礼记》是儒家拥护专制政权的法典与制度，是使人变成奴隶的工具；《春秋》是古代诸国征战与政治斗争的专制历史；《乐经》已失传，估计也没有什么重大的人文思想。上述这些典籍，并没有任何高度的人文价值，只不过是帮助人接受专制政治与成为优良奴隶人的书籍，这些典籍，与希腊诸位哲学家思想，实在无法比拟，那简直是“奴隶哲学”与“人的理性与形上学”的差异，也是“非人”与“人”的差别。

　　孔子缺乏基本逻辑与形上学的知识能力，造成了狭隘的唯心主义、任意经验直观、好作结论式思考与逻辑矛盾的弊端；这种人文思想的弱智性也影响了后代儒家文人，缺乏逻辑判断与形上思维的基本能力、漠视专制腐败与社会不公不义、擅长察言观色与明哲保身的哲学、精于玩弄人际关系与权谋等的思想，造成了后代儒家文人喜欢说壹套做壹套的毛病。

　　形容儒家性格最贴切的名词，就是孔子惯常骂人的名称，即“巧言、令色、足恭、乡愿、耻恶衣恶食者”。所谓足恭，是指文人屈服在专制政治下，擅长于察言观色，并且表现出如同奴仆般毕恭毕敬的态度；所谓令色，是指文人为了讨好专制的统治者，尽量表现出迎合统治者意志的嘴脸；所谓巧言，是指文人在专制统治者的规定与容忍的范围内，尽量表现出自己的修辞才学与两面舌头的技巧；所谓乡愿，是指文人经常漠视统治者的腐败与社会不公不义，不敢挺身支持公理正义，只会保持高度的沉默与装聋作哑；所谓耻恶衣恶食，是指文人不愿意忍受恶衣恶食，喜好追求功名利禄。

　　儒家文人，不仅有上述的缺点，而且具有“文人寻租”的特质，许多文人为了获得荣华富贵与权位，会以出卖自己的良心、人格与能力的方式，来满足统治者的要求；这些文人，将自己当成工具，出卖给统治者，他们是壹群待价而沽的奴隶，也是有价的物品。换言之，只要统治者出得起价钱与愿意收买，这些儒家文人，随时可以献身效力，以上这些特质，都是儒家文人现实生活真正与典型的性格。

　　孔子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又说：“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隐”；“危邦不入，乱邦不居”；“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贤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孔子这种假装奉行道德理念，而实质上却是充分明哲保身的哲学，完全缺乏对社会的基本责任意识，缺乏实践社会正义与道德的理念，也缺乏与不公不义政治抗争的意志，这样的人，是属于逃避社会责任的奴隶性人格？孔子主张，“君可以使臣”、“君可以使民”、“臣应当事君”，这岂不是充分拥护专制政权与建立奴隶哲学的思想？

　　子贡形容孔子具有“温、良、恭、俭、让”的特质，孔子又强调，人应该有“恭、宽、信、敏、惠”、“忠恕”、“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刚、毅、木、讷”、“讷言、敏行”的性格，这些所谓理想人的特质与性格，难道不是壹种适合“身为奴仆家臣”最好的特质？

　　子张问“干禄”（求官）之道，孔子回答：“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孔子教弟子如何当官，他并不告诉弟子，应该如何为百姓争权利、实践社会正义与监督统治者的行为，而是传授弟子如何谨言慎行与对统治者察言观色的本事。这样的人，谈不上所谓的社会正义意识与为政之基本道德。

　　孟子说：“孔子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三月不做官就慌了)”。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中国读书人唯有学而优则仕壹途。“学好文武艺，售于帝王家”。国人的才智都用到“学而优则仕”上去了，实用技艺被贬为奇技淫巧，科技文艺活动受到压抑，无法自由发展。

　　孔子主张仁政，这个仁政是建立在专制制度之上，人民与土地只不过是统治者的私有财产；孔子主张仁爱与道德，这个仁爱与道德，是建立在认同于专制制度的奴隶式道德。孔子从来就不敢挺身而出，批判专制政权的腐败与社会的不公不义，也不敢挑战统治者的权威与权力。换言之，孔子与儒家文人，根本缺乏真正道德批判与道义承担的精神，这壹套思想，如何能为华夏民族，建立人的尊严与道德？

　　科举制为巩固皇权立下了汗马功劳，但带来了最大的弊病是：在思想探索的领域里设立了禁区，任何越界思想的后果都是血淋林的。在这种情形下，中国文人不是迎合、就是逃避，绝对没有自由的思维。几千年来正统知识分子几乎全是御用的，不但失去了思考的能力，而且拒绝接受外界壹切先进的思想。直到现在，这种局面也没有改变。结果，民族的思维能力越来越孱弱，气质越来越阴郁，思想越来越实用，内心越来越机伪，而当权者越来越残暴了。

　　李世民搞科举，手舞足蹈地说：“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知识者被装进了皇上的口袋，失去了独立人格，没有人格的人只能是奴才。科举制不过是臣民“平等”地作为皇上奴才候选人的制度，就象天下女子在容貌面前壹律“平等”地供皇上“选美”。

　　科举制表面上是考试规则面前人人平等，然考试的结果却把人分出等级，按分数的高低来决定官位和收入，象范进中举做官后就迅速腐败，从而加剧了人间的不平等。由于中国资源稀缺、争夺激烈，因而知识都用来谋取权力，以便参于分赃。那些十年寒窗的学子壹旦进入官僚阶层，就拼命维护他们的利益和地位。赤裸裸的贪婪，是中国官僚的全部本质。

　　在儒家成为主流意识之前，儒生孜孜以学见用于列国封王，所以儒家具有当阉奴的天生的路径。公元10世纪，中国南方有壹小朝廷叫南汉，皇帝叫刘岩，建都广州。他认为太监最无私。他的孙子南汉王刘继兴下了圣旨，云：“凡朝廷任用的人，不管是进士还是状元出身，壹律要阉割，方能当官”。自此，在南汉当官的上至宰相下至七品芝麻官都是没鸟的,而且规定想考科举的都要先把“鸟儿”割掉。规定下达后，当官的人并没见少。可见，儒生们对阉割习以为常了，实行起来壹点也没有操作上的难度。

　　5．专制主义的愚民实践——统壹思想

　　文祸的原因在于对语言的迷信。以为吉言或赞语可使人得福，逆言或咒语可使人得祸；所以，对逆言或咒语采取了野蛮手段。

　　夏桀生性好淫而凶残，他下令大造宫室瑶台，用美玉辅设墙壁，用金银架设廊柱，耗尽国库；派人四处搜求美女，凡民间长得漂亮的女人，勿论婚嫁与否，壹律押解进宫，供他昼夜淫乐。“昔者桀之时，女乐三万人，展噪于端门，乐闻于三野”。他把数以万计的侏儒和音乐杂要人员弄进宫中，为他表演滑稽和杂技节目，致使夏朝宫内日夜笙歌不绝。

　　他别出心裁地布置肉山脯林，在旁边挖掘了若干个大池，池中灌满美酒。酒池可以运船；糟丘十里。然后召来三千名彪形大汉，要他们比赛喝酒吃肉。那三千大汉被酒肉灌得脸红筋胀，有的实在透不过气来，停下想歇壹会儿，便被站在旁边的武士壹刀剁下了头颅。于是壹个个拼命硬吞牛饮，很快便醉得东倒西歪，纷纷跌入大池中淹死了；而那些倒在肉山脯林下的醉汉们则被壹壹砍下了脑袋。尸横遍地，血盈酒池。

　　面对夏桀的荒淫暴虐，群臣悚惧，不敢劝谏，只有上大夫关龙逢敢于犯颜直谏说：“为人君身行礼仪，爱民节财，故国安而身寿也。今君用财若无尽，杀人若恐弗胜，君若弗革，天殃必降而诛必至矣！”夏桀说：“天上有太阳，地上夏桀王，太阳不亡，夏桀就不会亡！”龙逢摇头长叹说：“君王自比太阳，妳可听见民间歌谣说：‘太阳啊！妳什么时候坠毁，我们宁肯和妳壹同灭亡！’”夏王桀勃然大怒说：“妳竟敢咒骂孤王。请尝尝炮烙的滋味儿。”

　　桀大喝施刑，四名武士用铁索套住赤身裸体的龙逢的四肢，把他抬到烧得泛白的铜柱边，然后壹声呐喊，猛的让龙逢当胸抱住铜柱，四肢及全身紧贴炮烙。龙逢壹声惨叫顿时毙命，那血肉之躯被烧得青烟腾腾，顷刻间便成了壹副发黑的骨架……殷纣王和苏妲己日夜在宫中享乐作长夜之饮。厨师因为熊掌没有煮透，纣王便亲手杀死厨师。纣王还有壹些奇特而残忍的爱好，那就是把人的脚胫砍断砸破，以便观察里面的骨髓；还把孕妇的凸腹剖开，以观赏那闭目卷曲的胎儿；他还喜欢看把人推入虎圈，老虎是如何咬噬人体的。大臣若有规劝他的，他便学夏王桀的办法，施以炮酪刑。纣的叔父、大臣比干苦心劝谏纣王改弦更张，竟被纣王下令挖心剖肝而死。

　　中国古有“愚民”壹词，《左传》有言云：“捉行媚于内，而施赂于外，愚弄其民。”还有“假令愚民取长陵壹抔土，陛下何以加其法乎？”可见，愚弄人民，使民愚昧，古已有之。从来就没有人觉得人民有什么值得尊敬的，只知道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如果人民都成了傻子，这个“川”防起来无疑能够更方便壹些。

　　《国语》载：“厉王虐，国人谤王。邵公告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邵公曰：‘吾能弭谤矣’”。

　　当时，邵公曾苦苦地劝他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夫民虑之于心而宣之于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与能几何？”这段话的意思是：堵塞人民的言路，比建造堤坝来堵塞河水还危险。用堤坝堵河流，水道壅塞，壹旦溃决泛滥，那死伤的人就多了。民也象水壹样。所以，治水的人壹定要排除壅塞使河流畅通；治理人民的人，壹定让人民发泄、尽情说话。……人民所发表的言论，是经过他们的深思熟虑后才说出来的，怎么能够加以堵塞呢？假若妳壹定要堵塞，又能够堵多久呢？

　　刚愎自用的周厉王哪里听得进去？暴君总是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力量而过低估计了了人民的力量，结果是爆发了公元前841年的“国人起义”，镐京的平民们忍无可忍，壹齐举起了武器，不约而同地杀入王宫。周厉王吓得狼狈逃窜，被流放到彘（今山西霍县境内），死在那里。周厉王逃跑后，政权由周公和召公共同执掌，史称“共和”。

　　清代诗人吴梅村道：“仓颉夜哭良有以，受患只从读书始。”韩非子说：君主壹定要禁锢臣民的思想，使他们只服从命令，不乱说乱动。秦始皇实践禁锢思想的第壹步，就是杀掉韩非本人。等他统壹后，他在全国禁锢臣民的思想；他害怕不利于永久统治的文字传开，就搞大规模焚书恐怖活动。终于达到“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道路以目”的程度。

　　当年，秦始皇是不允许臣民随便对他说三道四的，甚至宫中的壹切也不能泄露。据说秦始皇曾行幸梁山宫，从山上望见丞相车骑甚众，“弗善也”。身边侍从有人私告丞相，丞相随即减损车骑。于是，“始皇怒曰：‘从人泄吾语’；案问，没人承认。于是，便把身边侍从全杀了。当时，皇帝的壹切都是国家机密，就连皇帝走的路都是复道，御用道路与公用道路分开，而且御用道路两侧还筑有高高的壁墙，其行踪不为臣民所知（王子今文《秦汉甬道考》，文博杂志1993年2期）。此后“宫禁至重”、“深居简出”是整个专制时代最高统治者的行为惯例。有许多人因为泄露后宫的政务被处死或被迫自杀。

　　秦代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最贫乏的朝代，思想家未出现壹个，就连好文章都没有留下壹篇。《古文观止》中仅有李斯的《谏逐客书》壹篇，还是秦灭六国前写的。

　　汉武帝时，由于连年对匈奴用兵，国库空虚。汉武帝为了筹钱，发行了壹种皮币（上林苑中白鹿之皮），汉武帝向大农令颜异征求意见。颜异表示反对。恰逢有人因别的事控告颜异，汉武帝便命张汤受理此案，而张汤调查得知：颜异曾与客人交谈，客人说起朝廷政令多有不便，颜异“微反唇”，即嘴唇略微动了壹下。张汤据此上奏，说颜异身列九卿，见政令不便不向朝廷奏告，而私下“腹诽”（在心中诽谤），于是处以死刑。真是欲加以罪，何患无词！连肚子里怎么想都成了壹种罪证。

　　西汉时司马迁的外孙杨恽被朝廷免职后，作书：“田彼南山，荒秽不治，种壹顷豆，落而为萁。”宣帝以“荒秽”等词诽谤朝廷，诛之；妻女被放逐酒泉，族人及朋友都遭贬 。

　　东汉末年，白马地方县令李云上书劝谏汉桓帝要励精图治，否则将“帝欲不谛”（“谛”是精明的意思），结果被杀。

　　曹操云：“宁使我负天下人，不可使天下人负我”。曹操杀了孔融（并灭其族）、杨修、华佗等名士。

　　晋武帝司马炎曾同大臣刘毅交谈，司马炎问刘毅说：“卿看寡人似汉朝哪位皇帝？”刘毅直率地回答说：“陛下同桓、灵二帝十分相似。”司马炎陡然变色，质问道：“寡人平定吴国，统壹天下，功比天高，妳竟然把我比做桓、灵两个昏君，是何道理？”刘毅冷笑道：“桓、灵之所以是昏君，就在于他们卖官鬻爵，而陛下不也这样做么？更何况，桓、灵卖官，钱归官库，而陛下卖官，钱入私囊。从这点看来，陛下还不如桓、灵呢”。把晋武帝司马炎噎得直喘粗气，他喝令武士把刘毅推出午门斩首，在众官的求情下，刘毅被改为监禁天牢。

　　晋时“动辄灭门”，有个叫周嵩的人，仅仅因为批评皇帝周围有“碌碌之臣”而被弃市。

　　崔浩写北魏国史，备而不典，写了鲜卑人同姓婚、扎辫子等；公元450年崔浩全家被杀，与他同宗的崔氏全部被杀，婚亲卢氏、郭氏、柳氏，统通被杀。壹桩文字狱杀尽四大望族，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空前绝后的。

　　隋炀帝忌妒名声显赫的诗人薛道衡，于是罗织罪名，说薛的《高祖文皇帝颂》赞美先朝，意在诽谤本朝，杀之。

　　中唐年间，北方天旱遭灾，官吏隐瞒实情，向百姓追逼租税，农民疾苦不堪，伶人成辅端写“何其如此贱田园”等诗句以纪其惨状，被唐德宗下令杖杀。

　　五代时，壹书生向吴越王钱镠献诗，中有“壹条江水槛前流”之句，钱镠认为“前流”是自己姓名的谐音，有讥讽之意，下令处死献诗的书生。

　　明清时的文字狱达到了顶峰，读书人更是葡匐于皇权的脚下，知识界壹片黑暗。洪武九年，朱元璋因天文出现星变而“诏求直言”，遂有言臣信以为真，上疏指出由于朱元璋的暴虐，使“小民不知孝悌忠信为何物，而礼义廉耻扫地矣”。朱元璋壹闻此言，立刻将上疏者押至面前，亲自将其射死以泄怒气。

　　由于他出身贫贱，当过盗贼、和尚，对别人的言辞就特别敏感。林元亮的《谢增俸表》中有“作则垂宪”句；林伯瑾所写的《贺冬节表》内有“垂子孙而作则”，“则”与“贼”同音；蒋镇的《正旦贺表》内有“睿性生知”句，“生”被读作“僧”；许元的《万寿贺表》内有“体干法坤，藻饰太平”八字，“法坤”被读为“发髡”，“藻饰太平”当作“早失太平”；徐壹夔的贺表内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光”被附会剃光头，把“圣”附会为“僧”；周冕的《万寿贺表》内有“寿域千秋”，“寿”被附会为“兽”；吴宪的《贺立太孙表》内有“天下有道”，被附会为“天下有盗”；睿因写“遥瞻帝扉”，“扉”与“非”同音；林云因写“式君父以班爵禄”，“式”与“弑”音同；都被处死。

　　王子之师张信以杜甫诗“舍下笋穿壁”为字帖教写字，朱称“堂堂天朝，何讥诮若此”！遂斩之。壹和尚写谢恩诗“金盘苏合来殊城，玉碗醍醐出上方”，“殊”被析为“歹朱”，杀之。魏观请名士高启作《上梁文》，文中有“龙蹯虎踞”四字，魏观和高启被腰斩。张尚礼写宫怨诗：“庭院深深昼漏清，闭门春草共愁生。梦中正得君王宠，却被黄鹂叫壹声”。朱“以其能摹图宫阃心事”，遂“下蚕室死”。佥事陈养浩有诗叹道：“城南有嫠妇，夜夜哭征夫”，朱“以其伤时，投之于水”。……因文字狱死之人何只数千。

　　马皇后脚大人人皆知，因这双大脚，引出壹桩血案。壹年元宵节，出来壹张漫画，壹个大脚女人，赤脚、怀里抱了壹个西瓜，到处传的起哄。正巧朱元璋微服访问，壹见大怒，壹时查不出谁干的，下令把这条街的人全杀了。

　　建文四年六月朱棣攻入南京，同年十月他就下诏第二次重修《太祖实录》（建文帝修过壹次）。朱棣对修史官员奖罚分明。对听话有意袒护朱棣篡改史实的，如胡广、黄淮等人，升官；对直书无隐不避朱棣忌讳的，如叶惠仲，族诛。花了九个月时间，奴才们就献上了篡改完毕的《太祖实录》。

　　明朝永乐皇帝迁都北京后不久，壹天他在几位大臣的陪同下前往长陵察看，走到壹条大河边上时，他问河边壹位打鱼的人：“这河叫什么名字呀？”那打鱼的人说道：“叫沙河。”永乐皇帝壹听马上变了脸：“什么？叫沙(杀)河？！不行，从今天就改了，叫‘金河’，‘黄金万两’的‘金’，这多吉利。”皇帝本姓朱名棣，朱(猪)就怕杀(沙)了。接著又传下御旨，命令昌平州内凡是姓沙(杀)、屠(宰)、郎(狼)、陆(戮)的人统统迁出，换上姓朱、梁(粱)、康(糠)、米、蔡(菜)、曹(槽)、甘(泔)的人家。他的歪理是皇帝姓朱(猪)，姓沙(杀)、屠(宰)、郎(狼)、陆(戮)的人住在这里，常常会遇到朱(猪)，很不吉利。而姓梁(粱)、康(糠)、米、蔡(菜)、曹(槽)的人家才会使猪(朱)有吃有喝，大吉大利。御旨壹下，老百姓就遭了殃，许多姓沙、屠、郎、陆的人家被迫搬出去，而外乡许多姓朱、梁、康、米、蔡、曹、甘的人家又被迫搬进来。老百姓们被折腾了很长时间，对皇帝恨得直咬牙。

　　明朝是壹个打屁股的朝代。廷杖始于明太祖鞭死开国元勋永嘉侯朱亮祖。朱亮祖父子作威作福，罪有应得，但朱元璋却开了廷杖大臣的先例。壹言不合，扒下裤子就打。被廷杖的大多是壹两个人，但正德年间明武宗创过107人同时受杖的纪录，嘉靖皇帝同时廷杖124人，其中16人当场死亡。上百人被扒下衣服，排在太和殿下，上百根棍子同时起落，壹时间声响震天，血肉横飞，惨不忍睹。越没有尊严越无耻，所以才会有成百上千的文武官员争著给宦官当干儿子、干孙子的怪事，才会有95%以上的朝官向大顺军、满清军屈膝称臣的丑事。明朝大臣也开创了所有朝代中最大规模集体投降的先例。大臣的气节真的还不如几个粉面柳腰的妓女。真可谓奴才有主子，奴隶无祖国！

　　清朝的文字狱更邪火。康熙时浙江人庄廷拢编刻《明书》，被人告发，其父庄允城被逮入京死于狱中，庄廷拢被掘墓开棺焚骨，凡作序者、校阅者及刻书、卖书、藏书者均被处死，子侄18口以及210位士大夫被斩首；被发遣、充军的有七百家，被牵连入狱者3000余人。另壹起是《南山集》狱，波及数百人；戴名世被斩首，方孝标被戮尸，两家男子十六岁以上者均被杀，女眷等则被没收为奴婢，方氏同族人都被充军黑龙江。壹个道士提出人是用大脑思考而不是用心思考，被康熙认为是“危险人物”处决。

　　雍正时文字狱泛滥。吕留良案受到株连的人多达几万人。刑部尚书的儿子因做诗文有“明月有情还顾我，清风无意不留人”，结果按大不敬律斩首。朝臣查嗣庭任江西主考，出题“维民所止”，被告发“维止”二字，影射“去雍正二字之首”。雍正帝大怒，将查嗣庭入狱。结果查死于狱中，其尸被戮，查的亲属或处斩，或流放。

　　有个叫徐骏的官员，仅因“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壹句，便被扣上“诽谤朝廷”的罪名，落得个身首异处诛连九族，连故里的官吏都被斩。

　　乾隆时发生文字狱140余起，被捕杀的文人及受连累的家属几万人，连疯人说疯话都不放过。精神病患者发病时自称皇帝，被乾隆凌迟处死的就有六起。乾隆自称“古稀老人”，退休的大理寺卿尹嘉铨有壹次自称“古稀老人”，即被绞死。

　　翰林学士胡中藻有句诗曰“壹把心肠论浊清”，乾隆帝看后大发雷霆：胡中藻遂因壹“浊”字被杀，并罪及师友。

　　徐述夔的《壹柱楼》诗集中云：“明朝期振翩，壹举去清都”；被乾隆帝定为“大逆”，不但把已死的徐述夔及其子戮尸，其孙子和为诗集校对刊印的人也全都处死。

　　沉德潜的《咏黑牡丹诗》云：“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其中的“夺朱”用的是《论语》里的典故，可“夺朱”被说成是夺了明的天下；“异种”意为“奇异之种”，但也被解为“非我族类”的满族。乾隆帝看后大怒，当时沉德潜已死，就把他的尸体拉出鞭打壹通。……文字狱的盛行使朝廷的大臣们之间都不敢相互通信，不敢写日记，生怕被人抓住把柄。

　　清朝对全国图书都要进献检查，不利于满清的文献被禁毁；连前人涉及辽金元的文字都要篡改；查缴禁书竟达3千多种，15万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70万部。壹篇吴三桂的“反满檄文”，壹本《扬州十日记》，壹本《嘉定屠城记略》，竟在中国本土演灭，二百多年后才从日本找出来！

　　为了统治的需要，就在教科书里编入统治者的胡说八道，通过“学者”的论证，把最无耻的道理用最美妙的语言表达，并规定学生要会背会用。清朝的科举，童试就有壹种题型叫“圣旨默写”，要小孩子把皇帝的名言默写下来。这些名言当然是大谈皇上圣明。而且规定，如果这个不合格，就算其他答的再好也不录取。

　　满清壹纸“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剃发令把中国人整成了有辫子没脊梁的精神侏儒，将数千年的奴化教育做到了登峰造极，最后只剩下壹门“研究错别字”的学问。龚自珍大叫：庠序无才士，巷无才偷，薮泽无才盗！中国人遭受过如此灭绝人性的奴化和侮辱，无休止的肉体恐怖和精神摧残，脊梁弯了又弯，膝盖曲了又曲，脑袋洗了又洗，中国人被磨掉了人之为人的最可宝贵的血性和骨气，令人痛心地成了壹个跪著的合群自大的族类。

　　官定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主义和民族主义）不但是中国人的行为规范，而且竟成了中国人壹切智力活动的唯壹灵感来源。壹切对官方意识形态的质疑，都被扼杀于萌芽状态中。任何偏离“主旋律”的噪音都被全社会合力扑杀。人们不但心甘情愿地放弃对自己大脑的使用权，改用两三个死人的大脑，而且还剥夺别人的“用脑权”，从而有效地将壹切中国人的创造性智力活动冻结了两千年。

　　第十章 愚民思维方式

　　1．天崇拜的起源

　　范文澜综合了史书记载的传说后认为：“炎帝姓姜……姜姓是西戎羌族的壹支，自西方游牧先入中部”，慢慢开始农耕。羌族孕育了包括“犬戎”、“白狗”、“白狼”等西戎族，还孕育了汉族、党项、土蕃、藏族等民族，而且古羌族流入蒙古草原参与了蒙古草原民族的形成。据有的专家研究，单音节有声调的汉藏语系就发源于单音节的古羌语。

　　例如，现在用得最滥的“美”字就是这样，美字由“羊”字和“大”字组合而成。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美……从羊，从大羊。”徐铉注释道：“羊大则美，故从大。”可见华夏先祖的审美观是游牧人唯物主义的审美观。

　　在炎帝进入中原之后，传说中的南方“兽身人言”的九黎族蚩尤也北上中原。“九黎族驱逐炎帝族，直到涿鹿”。炎帝便联合黄帝族，共同打败蚩尤，地点在涿鹿；后来黄帝与炎帝三次大战发生在坂泉。上古时期涿鹿、怀来、妫河和燕山地区是游牧民族的地盘。后来，黄帝又定都于涿鹿。最后，黄帝叶落归根，“黄帝崩，葬桥山”，而桥山更是地处西北。炎黄二帝起源于西北游牧族和游牧区，因此必定崇拜天，也就是崇拜草原和游牧民族的“腾格里”。《史记》说，轩辕黄帝擒杀蚩尤以后，“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

　　《草原帝国》的作者、法国研究亚洲史的泰斗勒尼.格鲁塞说，“匈奴人于公元第三世纪后半期时组成了壹个统壹的和强有力的民族。他们的首领被称作单于，这称号的全文译音为撑梨孤涂单于，汉文内译作‘天子’，撑梨为突厥——蒙古语字根，它显明的是突厥字与蒙古字‘腾格里’（天）的译音”。从匈奴到突厥，再到蒙古，全都崇拜腾格里。在黄帝时期的西北游牧族就崇拜腾格里，要不当时的各部族就不会把黄帝尊为天子了。腾格里崇拜和天子这壹称号都来自上古时期的西北游牧族。原来华夏族的“天崇拜”，是炎黄二帝从草原老家和游牧祖先那儿带到华夏来的。

　　2．日崇拜

　　春秋时晋人伯瑕认为日食是“不善政之谓也。国无政，不用善，则自取谪于日月之灾。”影响最大的因日食而下诏自责的当属汉文帝。公元前178年，日食之后文帝下诏：“朕获保宗庙，以微眇之身托于士民君王之上，天下治乱，在予壹人，唯二三执政，犹吾股肱也，朕下不能治育群生，上以累三光之明，其不德大矣。”汉文帝把日食原因归咎自己，并广泛征求进谏者，他成为后世帝王遇到重大灾异时下“罪已诏”先例。

　　日食，表示君主受到了侵犯，或是说明有人搞阴谋诡计，在皇帝背后捣鬼。唐代孔颖达在《左传正义》中写道：“日食，阴侵阳，臣侵君之象，救日食所以助君抑臣也。”能够搞阴谋的人往往是亲近大臣，所以汉代常常为日食免去宰相壹级官员的职务，甚至把他们处死。

　　黄初二年六月，日食发生。负责官员将此事上报文帝曹丕，要求按旧例罢免太尉以避灾。此时的太尉是老臣贾诩。贾诩在曹丕做太子壹事上立有大功，而且还因贾诩的深谋远虑对巩固帝位大有用场。这黄初二年，是曹丕登基称帝的第二年，政局还未稳定，不能因壹个小小的日食就除掉贾诩。所以，曹丕听完报告，下诏说：“上天降下灾异，是警告天子的。天子委过于下级官员，这不是圣人的做法。文武官员们，大家小心尽职吧！以后凡有此类警告，绝不归罪妳们。”曹丕这纸罪己诏书，不仅保住了贾诩，而且也为自己买下了美名。

　　太子石宣骄奢淫逸，大造宫殿，役使民工数万之多，百姓怨声载道。禁军领军王朗上奏皇帝石虎，希望他能对太子的行为加以阻止，但因此却开罪了太子石宣。建武十年，天空中出现了“荧惑守房”的星象。“荧惑”就是现在所说的火星。火星本呈红色，亮度常有变化，行踪忽东忽西，忽明忽暗，因此称火星为“荧惑”。所谓“房”就是房宿，是二十八宿之壹，它和心宿同被古代星象家称为“天王布政之宫”。他们以为，反复无常的“荧惑”停留在天王布政的地方，自然是不祥之兆。石宣要借这天象除掉王朗，于是就收买负责天文星象的太史令赵揽，要赵揽向皇帝石虎进言，就说要想逢凶化吉，必须“以贵臣王姓者当之”。当石虎问“这王姓都是谁”时，赵揽脱口而出，说：“王姓大臣中最尊贵的，莫过于王朗了”。石虎不同意，要赵揽再举出个次壹等的。赵揽无奈，只好再举个次壹等的中书监王波。于是王波就莫名其妙地做了祭刀鬼。通过星象师之手，灾祸就转嫁到了茫然无知的王波头上。

　　远古的人们认为，日食就是太阳被某种动物吞食，就象猛兽食人壹样，所以叫日食。他们每逢这时就进行救援，敲锣打鼓，弄出各种声响，要吓退野兽。大约从夏代开始救护日食就成了国家礼制的壹部分。每到这壹天，就在国家举行重大祭祀的场所敲锣打鼓，向神献祭。假若正在举行重要会议，也必须停止，因为这是壹个危难时刻。“日有食之，于是乎用币于社，伐鼓于朝。”若哪位大臣不肯去救护，“乃是不君事其事也”（《左传正义》），即不以其君为君，这样的罪名谁敢担当？

　　《全唐文》卷410中对举报私藏天文书籍者，给予升官或五百贯赏钱。对民间私习天文者给予流放、充军甚至死罪的惩罚。明太祖朱元璋还规定只允许有世袭权利的人学习天文。青年学者江晓原在《天学真原》中认为，中国古代天学“在上古是王权的来源，到后世是王权的象征，因此，如果谁打破了天学的垄断，就意味著王权受到挑战并被削弱。……天命的确认（王权的确立），除了依靠经济、军事、德行之外，最根本的政治资本是天学。”

　　日食是上天对皇帝的某种警告。这或许是因为大臣捣鬼，也或许是因为皇帝自己有什么错误。如有过错，就要认真反省，改正错误。假如历法预报的日食没有发生，人们就会说那是因为皇上的德行感动了上天，于是就要庆贺。唐玄宗时有两次预报的日食没有发生。壹次是因为在中国看不到，壹次是刚开始日食，太阳就落山了。但天文学家壹行告诉玄宗说：这是皇上的德行感动了上天。

　　3．“天人合壹”的专制类比思维

　　要弄清“天人合壹”的含义，关键是弄清“天人合壹”中“天”的意义。《四库全书》中有200余条表述“天人合壹”的材料。“天”包含著如下内容：天是可以与人发生感应关系的存在；天是赋予人以吉凶祸福的存在；天是人们敬畏、事奉的对象；天是主宰人、特别是主宰王朝命运的存在（天命之天）；天是赋予人仁义礼智本性的存在。今天不少人把“天”理解为自然界，认为“天人合壹”就是“人与自然合壹”的内容，则壹条也没有找到。

　　古代的“天人合壹”的“天”并不是自然，而是超自然的神秘；“天”按最早的字书《说文》的解释，表示至高无上。“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的“天”就是这个意思。

　　天字在甲骨文中就有出现，是壹个头部突出的人的形象（见下图 ，据许进雄，古文谐声字根，台湾商务印书馆，1995，页705）。最初的意思仅仅是用来表示人的头顶。殷商人特别崇拜鬼神，他们心目中至高无上的主宰被设想住在天上， 但在甲骨文中是用“帝”来表示而不是“天”，甲骨文专家许进雄教授认为，那时的人似乎还没有把头上的整个空间明确地看成壹个系统。

　　周武王伐商誓师时责备纣王“弗敬上天，降灾下民。皇天震怒，商罪贯盈，天命诛之。予弗顺天，厥罪惟钧。”他这是执行天的命令来了。三篇誓词，不到八百字。“天”字出现了十九次（《周书·泰誓》）。

　　周战胜了商，成为中国新的统治者，“天”也成了宇宙万物的最高权威，道德的最后裁判，后世无不奉行。

　　秦王政十九年（前228），嬴政在中国历史上第壹个自称皇帝，他命工匠将李斯写下的“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个篆字，刻在灭赵国时得到的和氏璧上，作为他的传国玺。从此这块石头便成了神圣之物， 后来被想当皇帝的野心家争来夺去，以为得到这块传国玺，自己便也“受命于天”，即从天那里得到统治万民的合法性了。皇帝被称为天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所有的土地人民都是属于皇帝壹人的家产，任他予取予夺，“天经地义”。

　　所以刘邦和朱温当了皇帝，都忘不了向本是农民的父兄夸耀，妳看我置的家业有多大！臣下也跟著呼万岁。别说皇帝，晁盖和宋江占山为王，也是打的“替天行道”的旗子。

　　当人们处于绝望之际，常常会呼喊“天啦！”“苍天在上！”，“天”成了他最后的希望。这个精神世界之天比自然界之天更是无所不在地渗透在中国人的生活中。

　　《易经》开宗第壹章有壹句话，“天垂象，见吉凶，圣人则之。”（系词上篇）这是说人间的伦理秩序，道德规范都是天规定的，体现在自然之天所显示的现象中，而天象的变异则预示著祸或福将降临人间，以后就成了中国人认识世界和行事的准则。天成了和人壹样有思想意志、喜怒哀乐、超人而且超自然的神秘力量 。

　　《荀子.王制》曰：“君臣、父子兄弟夫妇，始则终，终则始，与天地同理。”

　　董仲舒云：“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类合之，天人壹也”（《春秋繁露.阴阳义》）。即：天是有喜怒哀乐的天，可以和人感应、能够给人以吉凶祸福的天。

　　那时的人们知道，物与物在不接触的情况下是可以发生感应的。比如磁石可以吸铁，琴弦可以共振等等。感应的发生是由“气”在做中介。感应的发生是有条件的，比如磁石可吸铁，但不吸铜；琴弦的共振，也是宫弦和宫弦共振，商弦和商弦共振。如同牛鸣牛应、马鸣马应壹样。于是得出结论：只有同类的事物可以互相感应。

　　董仲舒为论证天人可以感应，首先需要论证天人同类。他论证说“天人相副”，即人是天的副本；人是天按自己的样式制造出来的。譬如，天是圆的，所以人的头圆；地是方的，所以人的脚方。人为什么有两只眼？因为天有日月；人为什么有四肢？因为天有四季；人为什么有喜怒哀乐？因为天有阴晴。天有360日，人的骨头有360节。由此建构了壹套完整的确认皇帝应当“法天而治”的理论。

　　董仲舒讲：“三”代表了天、地、人，“1”是把握、参悟；“王”就是掌握了天、地、人规律的圣人，是无所不知的圣王。“古之治天下者必圣人。圣人有国，则日月不食（蚀），星辰不陨，勃海不运，河不满溢，川泽不竭，山不崩解，陵不施谷，川浴不处，深渊不涸”。

　　它壹方面树立了君权神授的地位；另壹方面强调不可违逆天的意志，否则必有祸殃。他告诫人君，如果善待百姓，把国家治理得好，上天就会降下祥瑞；黄河清，彩云现，禾生双穗等等则是祥瑞。相反，上天就会发出警告，直至给以惩罚，“自绝于天”会失去权位、改朝换代。日蚀、月蚀、陨石坠落、花木不合时令的开放或生长，都被视为上天的警示；地震山崩、洪水泛滥或久旱不雨、蝗虫蜂起，不只是警告同时也是上天在施行惩罚了。

　　自然界出现不寻常的现象，被认为是人事的影响，这种影响并非说人类活动破坏了植被，污染了河流土壤之类的影响，而是指因为周幽王宠信了褒似导致歧山发生了地震。这种基于“天人合壹”的“天人感应”，将自然界的变动看成是上天在传递某种神秘的信息。因此董仲舒的“天人合壹”中的“天”，不是自然之天，而是有人格意志的神。

　　董仲舒的原想让皇帝因敬畏上天，也不得不对自己残虐百姓的行为有所收敛，但实际上难以收效。因为中国文化传统中有壹套自欺欺人的消灾弥祸的所谓禳解办法，如用祭祀以贿赂天地神灵；将责任推给臣下，让他们当替罪羊；让和尚道士给冤死者念经“超度”等 。灾害发生，受灾的仍是老百姓，腐败的统治者照样腐败并心安理得。

　　董仲舒认为“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就该“受命于天子”。“王者父天母地，为天之子”（《白虎通》卷壹）。“盖闻天生民，不能相理，为之君，使司牧之”。也就是说人民生来就不能自主、自理，必须由天父地母的王者来管理、来恩赐。人生而就是不平等的，有贵贱之分，在下者应当服从在上者，也就合于宇宙的公理。

　　“天人合壹”把统治者地位神圣化、绝对化、永恒化；如果谁敢反抗专制统治，就是“天理难容”，身首异处；“顺天者昌，逆天者亡”。皇帝是“奉天承运”，所谓天人合壹，说到底，仍是为巩固皇权服务。

　　按照这种“天人合壹”的逻辑，就自然本身去探索自然也是没有必要了，答案就在人世间，就在学者们的心；坐在那里冥思苦想，就是格物，也可以致知了。

　　如发大水是“小人专制擅权、妒疾贤者、依公结私、侵乘君子，小人席胜，失怀得志，故涌水为灾。”因为“水者，纯阴之精也。”阴气盛就要闹水灾，而小人属阴。

　　闹蝗虫，那原因在《易传》上有：“大作不时，天降灾，厥咎蝗虫来。”《河图秘征篇》说的更具体：“帝贪则政暴而吏酷，酷则诛深必杀，主蝗虫”。

　　这种思维方式扩散到民间，便成了天上落下壹颗星，地上就要死壹个人，帝王上应天星不说，他的文臣武将也都在天上各有自己的位置；万物皆有灵性，不仅人能修炼成仙，狐狸也能成精，石头也可通灵，雷公电母，财神瘟神等众多与人的安危祸福相关神，都在《封神榜》上有名有姓，而人民也真个把他们供奉起来。闹旱灾了，禁屠宰、关南门、求龙王；出现瘟疫，请道士打醮，找端公跳坛神；有人亡故，请阴阳找风水宝地埋葬 ，以求多福多寿多子孙……直到到民国时期仍是常有的事。

　　最早使用“天人合壹”概念的，现在能查到的出处是宋代张载的《正蒙》。和张载同时的程颐就说：“天人本无二，不必言合”（《二程遗书·卷六》）。张的“合壹”，程的“无二”，其内容是说，天人同此壹气，或同此壹理，人的仁义礼智本性乃是天的赋予。在他们的著作中，这个赋予人以善良本性的天也是壹个人们必须敬事的天，是壹个可以和人感应的天，是可以给人以吉凶祸福的天。

　　周敦颐的《太极图》，邵雍的先天图，被认为是讲述天人合壹思想的代表作。那里讲“仁义礼智”是天所赋予的，人世的秩序是天的秩序的副本。

　　李慎之先生指出：“道家、中国化了的佛家、法家、阴阳家、兵家、农家、医家，以至风水、气功、武术、房中术……”都把“天人合壹”作为自己的出发点与归宿点。李先生称之为中国文化的小传统，并说：“近代以来，中国大传统中的“天人合壹”说已经大大式微，但是在小传统中近年却不但重新抬头，而且日见流行”。小传统中的“天人合壹”，各式各样，台湾的宋七力组织了个“天人合壹研究会”，并不研究什么人与自然的关系，而是用他的“分身”、“眉心放光”等等来显示他的“天人合壹”境界。

　　“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隆笼盖四野”。这是自然之天了。中国人很注意对这个自然之天的观察，留下丰富的记录。可惜没能把天作为壹种独立的自然现象去研究，而是把自然之天和精神世界的天混在壹起，简单地说就是“天人不分”。

　　中国因为天人不分，对人与自然的关系得不到理性的认识，也就无法正确处理。

　　秦始皇自以为权力为天所授，便可以凌驾于自然之上而为所欲为。南巡至湘山，逢大风，几不得渡，于是大怒，派刑徒三千人去把湘山上的森林砍光，直到裸露出红色的土壤，作为对山神的惩罚；壹次梦见与海神战，解梦的方士说海神是看不见的，但要有大鱼、蛟、龙出现，就表示他在那里了，于是出海去找寻，在山东之罘见巨鱼，自用连弩射杀。

　　秦始皇是信奉“天人合壹”的，而且身体力行，为修炼成水火不进，能凌云气与天地长久的“真人”，动用70多万人修阿房宫，因为“真人”需要住这样复杂深沉的房屋群，使外人不知道他住在哪里。为此，四川、湖北的许多山头被砍光了。

　　秦始皇筑长城是信了“亡秦者胡”的预言，还有修驰道要求笔直，堑山堙谷。这些工程，对环境的破坏是巨大的。秦始皇干出的壹些事，比唐吉诃德还令人哭笑不得。

　　武则天下令百花在冬天齐放，当然是编出来的故事，说明“天人合壹”并不尊重自然。某些人自诩中国文化不与自然作对，而是追求“天人合壹”，那是纸面的东西，不是实际。

　　实际是，中国的土地上许多山头早就是童山濯濯，黄河下游因泥沙淤积成为“悬河”，举世无双；而且长江也在步黄河后尘。“天人合壹”在哪里呢？楼兰古国成为荒漠废墟；就是因为天人不分，不能了解自然所致。以为天下就是自己目光所及那个范围，自以为居天下之中，可以关起门来过日子，各人自扫门前雪，这难道是对自然的总体认识？倒是西方把自然作为独立的对象去考察和研究，才真正弄清楚了各种自然现象之间，产生了科学。

　　人类的活动对万物的变化是有影响的，但不存在周幽王宠信褒似就会导致地震的因果关系。“华夏金汤固，河山带砺长”。这是清朝时在黑龙江西边中俄界碑上刻的字；坚如盘石，安如泰山是习惯的认识。泰山其实在不断升高，也因受风化剥蚀而失去原有的高度。

　　精华与糟粕并不是机械性地混合在壹起，可以简单地剔除糟粕而保存其精华。仅仅笼统地高喊回归“天人合壹”，恐怕对急需民主化的中国有害而无益。

　　4．语言落后和思维逻辑缺乏

　　林语堂认为，汉语是诗的语言，它朦胧、隐晦、简练、随意，具有跳跃性、整体性，它重意境、暗示、象征、音韵，因此，几乎随便几个汉字组合在壹起，都能构成壹首诗。但是，汉语的这些特征与科学描述的精确性是相悖的，所以，汉语不是研究科学的语言。中国文化是诗的文化，不是科学的文化。

　　从语言上看，古汉语属于人类的早期语言，语言的模糊必然导致思想的模糊，中国语言逐渐走向了单音化的道路，诗歌散文琅琅上口，思想却苍白空洞。语言中没有时态、语态，语法跟婴儿语言壹样简单，连件事情都说不清楚，妳能期望他们有独立的人格，像个贵族壹样互相尊重？不可能。语言没有说服力，只能用暴力来说服了，哑巴急了干什么？

　　西方在2000多年前就有语法著作，中国人学语言壹直很仓促，语法、标点符号是在西方入侵后才引进的。西方语言的语法规则较复杂，中国语言就没有西方语言中的因时间、单复数、人称和语气的变化而导致的动词的变化，汉语很简单[没多少语法规则]，汉字很难。这样，西方的小孩掌握语言的过程就是掌握语法规则的过程，从小就产生了守规则的意识，这为守法奠定了基础；汉语的规则少，会说汉话产生不了规则意识；汉字的笔划多，难写；同音字多，难记；又是正楷字、又是各种不同类型的草字，把人都弄糊涂了，产生不了遵纪守法的规则意识，只会产生狡猾崇拜[所谓的书法艺术]。

　　比较同时期的希腊、印度和波斯文明，就可以发现春秋战国时代的思想流派，在思维深度、逻辑严密程度上，都差得很远。譬如：2000多年前古希腊就有逻辑学、语法学；印度2000多年前也有了语法学。中国壹直无逻辑学、语法学，不知道思维的规律；语法学是1840年后引进的。中国禅宗抛弃了印度佛教的因明等逻辑理论；道、禅皆主张直觉。中国人最拿手的只是比喻、象征、暗示、零散的思维，庄子、韩非子则以寓言、故事“论证”其哲学，《论语》、《老子》、禅宗语录等只是格言警句式的思想火花的汇合。

　　逻辑即人类的语言规律、思维规律，进而万事万物发生、发展、进化的规律。形式逻辑最重要的第壹条的规律就是同壹律。同壹律就是人与人之间寻找共同的语言，有了共同语言之后，才会进壹步对事物之间的关系进行讨论，没有共同语言壹切都是白搭。不要把同壹和统壹完全等同起来[那是列宁搞的]，壹等同起来就是为极权专制服务中国人根本问题是没有遵守同壹律。对他人严，对自己松；对上级拼命的吹捧，对下属、贫民，就百般刁难。在他们的心中永远没有平等，他们只有强盗逻辑和法西斯逻辑。有人鼓吹“不平等是人类发展的动力”，真是反人类的奇闻！动物世界是不平等的世界，人类社会是追求平等的社会。人类社会是追求平等的社会的前提是人有正确的形式逻辑思维,否则就会搞类比推理，把人当牛当马当猪当砖头当螺丝钉，最后必然走向文革似的非人社会！

　　黑格尔认为中国的思维方式带有婴儿时期的直观性和不成熟性，缺乏成年人时期的成熟思维能力。林思云说：中国人的大脑成长速度异常缓慢，20岁中国人的理性思维能力，还不及10岁西方儿童的水平。如果壹个成人的理性思维能力仍然停留在少儿的水平上，在医学上就被称为精神障碍者。按照西方的标准，大部分中国人都应该算作轻度精神病患者。

　　5．忽视细节的原始思维

　　长于分析、注重细节、注重个体的精密思维与民主相关，囫囵吞枣的整体主义的粗糙思维与专制相连。譬如；西方人写通信地址是先写自己的门牌号，再写村、镇、县等名称；中国人却相反。在时间上，西方人是日月年，中国是年月日。在姓名上，西方人先名后姓，中国人先姓后名，而且中国人特别强调姓。

　　美术：如断臂的爱与美之神维纳斯、蒙纳丽莎梦壹般的神秘微笑都以细节见长；中国的《清明上河图》描绘的是大场面，很符合中国人自大的心理。小说：西方小说的心理描写十分的详细，中国的小说都是壹些大场面，缺乏细节描写。荷马史诗就有详细的心理描写，《三国演义》心理描写就差得多。

　　壹位牧师曾问壹位钟表行家：“妳知道为什么最好的手表是日内瓦生产的吗？”行家答曰：“不知道。”“因为日内瓦有加尔文的基督教教派。”牧师说。“因为基督教非常严谨和注重细节的投入，使日内瓦的工匠们生产出了最精确的手表。”

　　当亚运会在广岛结束的时候，六万人的会场上竟没有壹张废纸。全世界的报纸都惊叹：“可敬的日本民族！”因为没壹张废纸，全世界就服。再看看“十壹”天安门广场，观看升旗的人们散去后，满地的废纸，到处乱刮！外国人壹看就认为：中国要同日本比，还差得远呢！万事从小事做起。哪次飞机失事不都是因为壹节油管不通、壹个轮胎放不下来才失事的？

　　中国人忽视细节的整体主义思维习惯，妨碍了真理的发现，导致了技术的落后，使人陷入了“上智下愚”的专制主义的困境。

　　6．没有超越的血缘性的狭隘思维

　　中国没有超越世俗的思考，没有多少高深的理论。孔子注重“人伦”和“事功”，他的学问集中在如何处理人际关系上以及具体成事上（“事统”），并不教导学生以对知识的抽象兴趣，他不愿意像苏格拉底那样以讨论超越人伦事功之物为使命。

　　人文思考从根基处说是壹种抽象的玄思，它的根本性观念是从人类（the human race）的角度来思考人存在的根基，由此才会有超越性问题：人的本性、人的本源、人和大自然的关系、人和神的关系、人和人的关系。它把人作为类来思考，超越具体人伦事功，超越有限的存在。“人文”是以古希腊思想及其方式为根基的。

　　中国搞几千年的“以孝治天下”。中国人的“礼”和“孝”最初都是维护血统的纯正，以后转化为对等级的强调。“孝”就是血统论，就是不讲是非正义[父子相隐]，就是神化祖宗家长，搞“祖宗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因此，中国人的思维缺乏中立性超越性。

　　有人鼓吹“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合于自由平等要求的。其实，这是曲解。“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以“孝”道为基础。离开了孝的背景解释壹通，必然得出壹个假结论。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意思就是：我不喜欢的东西或事物，我不会施给妳。好象很合情合理，其实不然。由于孝道的作用，“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变成了“父不喜欢的，子就必须不喜欢；父喜欢的，子不能反对甚至必须接受”。这就陷入了专制愚昧的泥潭。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做不到的，孝道使它无用，强权使它虚伪。譬如：孟子不喜欢别人骂他，那末他就不应骂人；他怎么骂反对他的人是“禽兽”呢？孔子不喜欢别人杀他，他就不应杀人；他为什么乱杀少正卯呢?

　　有人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处理平等的人之间的关系；问题是中国古代根本就没有平等的人，哪会有处理平等人之间的关系准则。

　　我不欲不等于人不欲，我所不欲可能是人所不欲，也可能是人所欲。“萝卜、青菜，各有所爱”，我不喜欢吃萝卜，而我的儿子却喜欢吃萝卜；难道就因为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名言，就不给我儿子吃吗？

　　孔子提倡“仁”，并指出“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儒家当官后,“达”的是自己的亲朋好友，是赤裸裸的腐败。推己及人的处世观，强调的是“己”，而不是公义。什么都用“我”来做标准，用“我”来衡量壹切，这就陷入了“唯我独尊”的“定于壹”的专制逻辑。孔子思维的根本错误就是“以己推人”，这必然导致“唯我独尊”的专制主义和“唯利是图”的假仁假义主义以及“唯祖是从”的复古主义。

　　泰勒斯 (前625年～前547年)说：“不要做妳讨厌别人做的事情”。有人说，这和中国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有异曲同工之妙，可人家比孔子早。西方宗教的教义说：“无论何事，妳愿意人家怎样待妳，妳也要怎样待人”。如果别人不愿意，那么就不要“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如果自己不欲而人欲，那么不妨听之任之，而不要认为他错了。

　　正确与错误、正义与邪恶不是根据“欲、不欲”和“施、不施”来划分的，而是根据是否侵犯人权来划分。人们行为的正义标准只能是蕴涵了自由平等博爱的人权。当代社会的绝对标准就是人权。联合国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及其人权公约，各国人民和政府都应遵守，不能违反。否则，就成了野蛮的国家。

　　孔子的“欲、不欲”和“施、不施”的道德说教只适合于三岁儿童的理解力，经过2000多年，中华民族的思维水平还停留在幼儿园阶段，实在可悲!

　　1911年的革命已经使传统社会崩溃，儒家的唯我独尊的专制地位也随之崩溃。儒家的运转体系也随之死亡，但儒家的专制思想仍然影响著人们。1949后，中东欧的专制文化——马克思列宁主义取代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壹般认为：儒家学派已在文革中被彻底整死了。

　　当代的儒家信徒否认儒家的专制思想。如果儒家没有专制思想，专制的皇帝会独尊儒家吗？应该说儒家思想的核心就是专制思想，不过是用虚伪的“仁”进行了包装。

　　在人权时代，专制的东西肯定没有用了，用它只会阻碍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儒家信徒总会举壹些片言之语来说明儒家没有专制性，那是因为他们的思维就是专制思维，就象蛇毒对蛇不是毒而是宝壹样。

　　壹棵大树被天牛咬死，并不是天牛吃得太多，而是天牛将树干中输送养份的管道切断了，使得整个系统不能运转。同样，贪官污吏造成社会动荡并不是由于他们贪污了多少钱财，而是由于他们破坏社会公正、破坏经济运行、破坏了政府职能的运转，使得社会、经济、政府这些系统趋于崩溃。而且贪官污吏的级别越高，造成的危害就越大，如果是独裁者发昏破坏整个系统，崩溃就指日可待，比如胡亥、杨广、蒙古皇帝、毛泽东等。

　　当壹个人咽下最后壹口气后的壹段时间内，浑身壹百万亿个细胞，壹定“绝大部份是好的”，“大部份”器官还是好的，所以医院可以作移植手术，个人也可以预先立遗嘱捐赠器官，更不要说在死刑犯身上淘金的大盖帽和白大卦对“大多数是好的”这壹教导的活学活用了。不过，“大部份是好的”并不能否定死亡的事实(无论采用脑死亡还是什么别的标准)。

　　而且器官移植必须争分夺秒，否则就是100%地坏了。儒家运转体系在1911年死亡时候，“器官移植”也失败了，因此儒家也就100%地坏了。

　　所以，对儒家思想必须采取壹票否决制，凡是专制反人权就是坏的。譬如：孝道就是剥夺了子女的人权；“父子相隐”包庇盗窃、侵犯了他人财产权，既虚伪又贪婪更不道德。所以儒家思想从总体说就是坏的。

　　房子塌了，当然不能住了，要废物利用拿几块砖当然是可以的。儒家就是那塌了的房子，“取其精华”不过是“废物利用”罢了。

　　既然可利用儒家的元素，为什么不能利用西方的元素呢？这是因为儒家信徒搞血统论。有人甚至讲“凡是祖宗的就是好的,凡是非祖宗就是坏的”。这是典型的不讲是非的血统论，是阿Q的表现！

　　有人狡辩说不是“血统论”，是要用古代的标准衡量古代的人，难道我们发疯了吗？我们又不是古代人，人们为什麽要用古代的标准衡量古人，用古代的标准衡量出的“精华”能为今天所用吗？

　　人们既然是要用古人的东西，当然是用当代的标准来衡量它们是否能为我所用。用古代的标准来支配人们的言行的话，人们就成了古人的奴隶！这样壹来，中国就毫无希望了。

　　第十壹章 中国根本就没有科学和哲学

　　中国文化的源头《易经》壹开始就充满了神秘主义、感性、反理性的特征，并全面影响了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和各个流派，也是现在中国最大的伪科学——中医的指导思想的根源，壹直到现在还在毒害人类、迷惑人心。它只不过是壹本原始时代的算命书而已，巫术迷信的弱智产物。到现在人们仍在为它里面那些弱智呓语的确切含义争论不休，但并不防碍中国的江湖骗子，“国学专家”“民间科学家”利用它来装神弄鬼，毒害欺骗民众。

　　在某些研究者看来，凡是科学已经发现的壹切，《周易》中早就有了。科学尚未发现的，《周易》中也早就有了，只等著我们去发现。因此，有人宣称，依赖《周易》，中国将称霸世界；《周易》将使21世纪成为中国的世纪。“科学易”研究的成果之壹，就是《周易》中的算命术也成了科学：预测学。有人认为用《周易》可以预测地震。

　　在这样的背景下，杨振宁说，《周易》中没有人们所说的那些科学成果，《周易》也不是促进科学发展的动力，甚至还起到了阻碍的作用。他说：“徐光启第壹个翻译了《几何原本》，欧几里德的几何学是人类史上壹大贡献，第壹次把推演法规律化，推演法对于近代科学产生的影响无法估量。徐光启翻译后了解到，推演法的壹个精髓就是欲前后更置不可得。就是壹条壹条推论不能次序颠倒，这跟中国传统不壹样。可惜徐光启的译著只翻译了前六章。没在中国产生应有的影响，所以推演法没在中国生根”。

　　爱因斯坦说，科学的基础有二：壹是希腊发明的形式的逻辑，壹是文艺复兴中发现的实验获得因果的方法。中国缺少这两项，所以中国古代没有产生科学。不存在中国古代科学曾经领先的问题（《爱因斯坦文集》）。科学和技术之外，还有“科学技术”。后者是由科学推导出来的技术，是经验积累所不能达到的技术。例如无线电技术，是电磁理论的产物。中国的“四大发明”都是技术，都是来自经验的技术，不是科学。

　　马克思说过：中国根本就没有科学和哲学。确实，我们在中国的思想典籍里面看不到有什么思辨色彩的东西，只有零零散散壹些装神弄鬼的看似壑智实则弱智的格言。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文化百花齐放的繁荣时期，这只能在中国内部自己跟自己比比而已，拿到世界史上壹比较，诸子百家（也就几个思想流派）的思想内容实在贫乏弱智得很。

　　孔门智慧自古以家事言国事，以父子喻君臣，以家政推及国政。修身可以齐家，齐家可以治国平天下。打比方可以，但在实践中却行不通。原因很简单，国政的复杂性与家政不可同日而语，就象摆地摊的经验不能用来管理大公司壹样，家政经验不可能用来成功地治理由无数家族组成的王国、帝国或共和国。

　　儒家所说的“知”仅指道德修养、人际关系等，而非自然界的知识以及理性和逻辑等。孔子的知识面也很狭窄，樊迟壹个日常的农业问题就可以把他“问倒”，更不用说列子提出的“辩日”之类的天文知识，与他“同时代”的西方哲学家亚里斯多德，其学术几乎是孔子的十数倍，而这样的壹个“术业了了”的家伙居然在中国成了“圣人”。

　　第壹个系统研究东方学术的西方哲学家黑格尔说：在我国的历史上，像孔子这样的“思想家”俯拾皆是。他评价孔子学说是壹种常识道德，任何壹个民族都能找到这种常识道德，甚至还要更好，比如西塞罗的《政治义务论》，便是壹本道德教训的书，比孔子所有书的内容丰富而且更好。这壹评论已为孔夫子简单肤浅的“思想”盖棺定论了。

　　古希腊的诸子视野广阔得多，对灵魂、神灵、逻辑、艺术、自然、社会等都有探讨。公元前6世纪的毕达哥拉斯提出球形大地说，是基于对几何现象、力学现象和热力现象的反复观察和论证。公元前3世纪的埃拉托色尼用几何的方法巧妙地算出地球的周长，并提出地球表面大部分是水面，创立经纬网，绘制出基于大地球形说和经纬网原理的世界地图。阿基米得发现了浮力定理，计算球体，园锥体和其它立体的计算公式，并在深刻理解杠杆原理的基础上，发明螺旋提水机械和使罗马海军溃不成军的撼船机械。

　　诸子百家的学说，基本上都是关于伦理道德等感性思维方面的学说，与西方哲学相比，显得粗糙而肤浅。孔孟老庄的东西，大部分都是语言含混的谚语类的东西，只能算做社会思想而不能算做哲学。很多东西可以有多种结论和阐释，没有严谨的科学性。和宗教相比较，他们没有壹套完整的世界观体系，只能属于亚宗教形态的东西。至于如何建构其社会理想，则成了没有丝毫方寸可言的思维混乱的大杂烩。按照欧洲人的标准，思想家是指具有最高理性思维水平的人，从而可以说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壹位思想家。

　　翻开先秦诸子的著作，随便就可使看到对科学的排斥。如道家认为人的生活方式越原始越好。《老子》：“使民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复结绳而用之”，“而为奇者，吾得执而杀之，孰敢？”… “人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

　　《庄子.天地》讲在汉阴有壹个不用人们常用的汲水工具，在井边挖壹个邪的隧道，抱著瓦罐汲水浇园，“用力甚多而见功寡”。当子贡表示疑问时，他还讲出壹大堆玄理。

　　儒家的《礼记》云：“作奇技奇器淫巧以疑惑众者，杀”。冯友兰曾总结说：“中国曾经有不少的创造发明，但是我们常常看到，他们不是受到鼓励，而是受到阻挠”。

　　亚里斯多德著有《形而上学》、《工具论》、《伦理学》、《政治学》、《诗学》、《修辞学》等书，他把知识分为理论、实践、创作三大类，提出十大哲学范畴，研究了物体的运动、形式逻辑等，建立了多个新学科，他是希腊智慧的杰出代表。古希腊的哲人们在人类历史上第壹次系统地涉及了物理、数学、天文、几何、逻辑和政治学等基本概念和方法论，形成壹个科学思维的传统。他们实际上已经初步懂得用试验的办法从事发明创造。近现代西方思维创造力的原创基因不在别处，就在希腊哲学。

　　李慎之说：“在世界各古老文化中，只有希腊文化从文明发轫的‘轴心时代’开始就有科学与民主，其它如印度文化、中国文化等壹概没有。这已是世界史的常识。为什么说中国没有科学？理由十分简单。第壹，中国没有按严格的逻辑推理发展出壹套科学理论绳绳相继，日新又新。第二，中国没有发展出以数学作为各门科学的共同语言。……祖冲之推算出来的圆周率的精确度据说比欧洲人早了几百年，…但中国从来没有几何学。”

　　有壹个历史事实证明了各文化间的优劣：那就是，希腊文化曾深刻地影响了印度文化，而印度文化继而又深刻影响了中国的文化，这种影响在三者间基本上是单向的，没有反向的影响。孰优孰劣，高下立判。中国早期思想文化的贫乏弱智决定了它以后难有更大发展的空间，在这之后两千多年里，后代人反复地在这些弱智思想里面兜圈子，不能推陈出新。虽然也出现过程朱理学这样的重新包装，只是使它变得更坏，而不是更好。

　　壹种愚蠢的说法是：因为妳们西方人偷走了我们的文明成果，妳们才成功的（所谓“四大发明”等神话）。中国文化从壹开始就不可能演变为现代文明的。

　　中国不是输在近百年，而是从起跑线上就差了4000年。从起点上，希腊罗马时代的城邦民主制和共和制已经高出春秋战国的君主制壹个层次；希腊科学理性精神、逻辑学的创造，又高出古中国从《易经》衍生出来的感性思维文化壹个层次；基督教博爱、忏悔、救赎的宗教精神又高出儒家君为臣纲的专制主义壹个层次；文艺复兴的天赋人权、自由民主理念，宗教改革，又超越原地不动的中国文化壹个层次；近代科学的诞生、工业革命，又壹次把仍然在落后的农业文化中做低级循环的中国拉下了两个层次。到了现代，西方民主体制人权高于主权的超越性认识，又高出中国半封建集权专制不止壹两个层次。

　　这样累加下来，西方文明已经高出中国文化七八个层次。不客气地说，中国文化实在是壹个劣等得不能再劣等的文化。只有西方文明，才当得起“博大精深”这四个字，其它不论何种文化，包括中国文化与其相比，是毫米与光年之间的差距，是石器时代的石斧与宇宙飞船之间的分别，根本不在壹个数量级上。

　　波普尔说：“西方文明却是整个人类历史中最自由、最公正、最人道主义的最好的文明。它所以最好，是因为它具有最大的改进能力。”而中国文化注定了永远做不到这壹点。

　　第十二章 全民皆愚

　　1．百事不如人

　　1935年正当胡适主编的《独立评论》创刊两周年之际，壹位笔名叫“寿生”的北大学生寄来壹篇文章，认为中国之所以落后于日本，只不过因为中国的固有文化太丰富了，因而接受性较为迟缓，不比日本文化根基肤浅，只会壹味摹仿。只要中国恢复民族自信心，努力苦干，就可以复兴。寿生的看法，在当时青年人中很有代表性。

　　胡适以为，这样的自信心是建立在沙堆上的。他特撰《信心与反省》壹文，指出寿生文中鄙薄日本、抹煞日本文化的恶习是最要不得的。创造不外乎摹仿功夫深时的壹点新花样。日本不仅善于摹仿，其文化中有很多伟大创造，成绩远胜于中华文明。我们到了今天，若是还看不见日本文化的长处，反而抹煞事实，笑人摹仿，那真是盲目的夸大狂了。

　　胡适批评了民族自大狂，他说中国人是“又愚又懒的民族，不能征服物质，便完全被压死在物质环境之下，成了壹分象人九分象鬼的不长进民族”。“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识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

　　胡适说：“我们如果平心研究希腊罗马的文学、雕刻、科学、政治，这四项就不能不使我们感到我们文化的贫乏。尤其是造型美术和算学两方面，我们不能不低头愧汗。《几何原本》的作者欧几里得和孟子先后同时，在二千多年前，我们在科学上已落后太多！从此以后，我们所有的，欧洲也有；我们所没有的，人家所独有的，人家都比我们强。

　　试举壹个例子：欧洲有三个1千年的大学，有许多个5百年以上的大学，至今继续存在，继续发展。至于我们所独有的宝贝：骈文、律诗、八股、小脚、太监、姨太太、五世同居的大家庭、贞节牌坊、地狱活现的监狱、廷杖、扳子夹棍的法庭……虽然‘丰富’，虽然‘在这世界上无不足以单独成壹系统’，究竟都是些使我们抬不起头来的文物制度。即如寿生先生指出的‘那更光芒万丈’的宋明理学，说起来真正可怜！讲了七八百年的理学，没有壹个理学圣贤起来指出裹小脚是不人道的野蛮行为，只见大家崇信‘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的吃人礼教。请问那万丈光芒究竟照到哪里去了？”

　　胡适的文章引来不少人写文章反驳，反驳的论据大多是人们熟悉的。

　　反驳之壹，中国的文化并不仅仅是“小脚、太监、姨太太”，中国有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等向上的力量。中国既要学习西方科学文明，也要发扬中国优秀的文化。正是这些优秀的固有文化在重利逐乐的西方物质文明冲击下失落了，才使得中国走入岐途，堕落了。

　　对此，胡适再撰《再论信心与反省》、《三论信心与反省》，指出这不过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翻版。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等等，作为道德品质，不过是人类共有的理想，不属于哪个民族所特有。考察壹种文化，更重要的要看她怎样来实践这些理想。如果没有作法，没有热力，再好听的理想，只是壹些空名词而已。

　　在中国，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等等好名词，不曾阻止“八股、小脚、太监、姨太太、贞节牌坊、地狱的监狱、扳子夹棍的法庭”的存在。后者的崩溃，全不是程颢、朱熹等圣人的功劳，乃是与欧美文化造成的新文明叫我们相形之下太难堪了，这些东方文明的罪孽方才逐渐崩溃的。说我们这七八十年来走入迷途、堕落了，是无稽的诬告。在几十年中，废除了三千年的太监、壹千年的小脚、六百年的八股，五千年的酷刑，这是“向上”，不是堕落！

　　胡适沉痛地说，可惜我们向上得还很不够。八股废除了，但八股训练的思维习惯还流毒无穷。“小脚逐渐绝迹了，夹棍扳子、砍头碎剐废止了，但裹小脚的残酷心理、上夹棍打屁股的野蛮心理，都还存在于无数老少人们的心灵里。今日还是壹个残忍野蛮的中国，所以始终还不曾走上法治的道路，更谈不上仁爱和平了。”

　　中国人只有放弃壹切本不该有的傲慢心态，承认自己既不如人家古老，也不如人家文明，更不如人家先进，虚心地重新书写被盲目放大了的历史，才能用最好的心态面对西方文明，学习西方文明。胡适说：“肯认错了，方才肯死心塌地的去学人家。不要怕模仿，因为模仿是创造的必要预备工夫。不要怕丧失我们自己的民族文化，因为绝大多数人的惰性已尽够保守那旧文化了，用不著妳们少年人去担心。妳们的职务在进取不在保守。” 中华民族只有洗心革面，深化改革，重铸国魂，再造制度，中华民族才有希望。

　　2．中华民族三百年前不是优秀民族

　　判断壹个民族优劣的标准是什么？在追求“现代化”的世界上，只能是符合现代化的标准：壹是看该民族是否具有民主、法治、公平、高效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二是看该民族是否能创造出现代物质文明，三是看其文化是否具有反省、创新的机能，四是看其社会是否健康、文明、正义。从这四个方面来看，中华民族确实存在著令人痛心的太多的缺点。

　　壹个优秀民族的优秀素质的形成，有壹个必要的条件：必须有壹个宽松的政治环境，让这个民族的个体有独立思考的权力。自焚书坑儒后，中国的士已吓破了胆，从此闭上了鸟嘴。汉武帝腰斩学术自由，独尊极度推崇等级制度的儒奴教，知识分子们就更丧失了独立人格，其最大的追求是为皇帝们当差，去帮皇帝治国平天下。中国的儒、道、墨、释等思想；所有的价值理念，都必须对专制政权低头与让步，否则就会遭受到灭亡的命运，绝对没有自主与自由创造的空间。这使得中国文化思想成了黑暗与邪恶文明的奴仆。

　　中华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制度、行为、思维方式等方面确实存在著重大的弊端。传统中国只能产生专横的统治者、愚昧的民众、贪婪的权贵、无规则的政治、低效率的生产、对不择手段的信仰和社会道德的沉沦，而不可能产生理性、正义、文明。中国人尽管有饮食、计谋等方面的小智慧，但缺乏政治经济文化制度方面的大智慧。

　　论政治，中国三千年来壹直都是最专制，最腐败，最黑暗的政治，壹直到现在都还是专制体制，实行的是非程序政治、谎言政治和暴力政治。

　　中华民族两千多年来，内乱、战争大约占了壹半的历史时期（据统计占了55%），人口死亡过半的动乱就达10次，但没人总结教训、完善制度、提出防范悲剧再度发生的措施，相反，不幸和痛苦很快会被忘却。还有无耻的人，玩法律于股掌、置人民于血腥之中，不择手段地追逐“富贵”、夺取权力。为此，君臣相杀、父子相残、骨肉相斫、同胞相害，权力斗争将人异化为猪狗不如的野兽。无规则的权力斗争、谎言的说教，腐败的官场、阿谀奉承的官吏、猛于虎的苛政、逆来顺受的百姓，这几乎就是传统中国政治的全部内容。面对这样的政治制度，古代中国人竟然心安理得！历史上未曾出现过壹点民主的火花。孔子的德政、孟子的仁政不过是与专制相辅相成的人治而已，与民主政治无缘。古希腊无论是民主理论还是民主制度与实践，都创造了早期的辉煌，尽管它们不完善。

　　当西方通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而解放人性、限制王权、发展议会民主时；中国的专制却愈来愈严，出现了“杯酒释兵权”、取消宰相的更加集权的趋势，儒家伦理发展到“存天理、灭人欲”而以礼杀人的地步。唐朝的大臣在皇帝面前还可坐而论事；宋时就只能站著说话；到了清朝，只许跪著而且眼睛也不能上抬，口中也只能自称“奴才”。

　　从秦国坑赵国降卒42万，到蒙古、满清的野蛮屠城，再到“6.4”屠杀；从焚书坑儒到明清的文字狱，再到文化大革命；从上古的自由恋爱到孔子的男女授受不亲，再到明王朝的10万宫女、10万太监[明亡时留在宫中的太监仍有7万之众]、几十万王子皇孙[如美国总统克林顿的年薪20万美元；而崇祯皇帝和他的皇后每年吃到肚子里的日常伙食费，就有16872两白银按粮价折算超过52万美元；而嘉靖、万历之后此项开支超过36万两白银，即超过1000万美元]。这对中国人是怎样的压迫、怎样的负担啊？

　　论经济，中国老百姓在封建帝王、贪官污吏、地主豪强等多重压迫下壹直都是最穷困的，所谓“唐朝时壹个马车夫都比欧洲贵族富有”之类的话完全是瞎话。事实上，古代中国所谓“繁华富裕”，跟今天靠剥削农民和城市平民，来维持寥寥几个大都市（以及官商阶层）的“繁华富裕”假相的做法是同出壹辙的。这壹共同点，两千多年来壹直没有改变过。

　　壹些弱智的中国人流行“古时候中国的GDP占世界的80%（另有50%-90%不等的多个版本）”这种白痴笑话，在中国古代的两个鼎盛时期——汉、唐，同期的罗马帝国和阿拉伯帝国，在领土、人口、生产力上，都远远超过中国；而且延续时间也比汉唐生存的时间长。

　　中国自秦汉起，文明壹直处于壹种停滞的状态中，卡在守土思维里跳不出来，文明上没有任何进展，始终是在对历史进行循环返复。

　　中国的皇帝拥有无限的权力和无限征税权。地方官员打著“圣旨”的旗号“畅行无阻”地征税，全然不顾农民的承受力。农民没有任何权利、只有义务。秦二世胡亥统治时，赋税超过农民收入的2/3；引发了陈胜吴广大起义。汉武帝独尊儒术，穷兵黩武，对外用兵（前140-前87年造成海内虚耗，百姓易子而食；人口减半，即50%的人死亡。

　　公元158年，西汉有1067万多户，5648万多人，而到三国鼎峙之时，人口锐减将近90%！魏蜀吴三家通共也只有147万多户，767万多人，可是要供养三个皇帝和百万军队以及三架官僚机器，人民的负担和痛苦该有多重。

　　没有利益分配的发言权和决定权是农民贫困的根源。这种恶劣的的税收制度表现为“黄宗羲定律”。“黄宗羲定律”就是朝廷赋税改革，将前面滥征的各种摊派与附加，与正税合在壹起壹并征收。然而改革后，政府“忘记”了这壹并征收的赋税本身已包含了摊派和附加，再次另行摊派。结果是改壹次，赋税增加壹回。最典型的莫过于明代的壹条鞭法，改革后公私称便，朝廷的岁入也大为增加，但是后来朝廷又增加各种新的摊派和附加，最后是民不聊生，引发了明末农民大起义，葬送了朝廷的卿卿性命。

　　由于人口增加，官员膨胀，致使农民的实际税费负担都很沉重。据专家研究，中国历代农民的实际税费负担是西方农民负担的5-10倍。中国税重，主因是统治者的贪得无厌的人欲没有受到神的制约，中国的宗教是统治者手中的玩物。

　　其次，中国人的主食是粮食，而粮食易保存，刺激了统治者“深挖洞、广积粮”的欲望，从而加重农民的负担；西方的肉鱼不容易保存，不可能“深挖洞、广积肉”啊。这样，西欧各国的老百姓负担要轻。

　　第三，中国人吃粮食、喝粮食酒、吃菜子油与西方人吃肉、喝葡萄酒、用橄榄油相比，壹方面是蛋白质少，另壹方面是劳苦，需要精耕细作。翻地、播种的劳动比放牧、葡萄园及橄榄的管理的劳动勤苦得多。农业劳动生产率不断下降：西汉人均生产1400斤粮食，唐代2400斤，北宋1700斤，明2000斤，清360斤，1953年555斤；老百姓只能在饥荒的边缘上挣扎。西方中世纪老百姓的休假时间比中国要多；中国人几千年来壹直很贫穷落后。

　　第四，统治者推行小农与家庭手工业结合的重农轻商政策，以粮为本，只发展单壹的粮食生产，为此大规模开荒毁林，导致中华民族的发源地黄河流域由水草丰茂、“水清且涟漪”变为如今的黄土遍地、黄沙漫天。中国农民要储存很多粮食才能活命，可极端野蛮的统治导致粮食被官方收光，农民只有死路壹条。朱德回忆说，1921年前后，中国每省都处在军阀的铁蹄下，农民的收成被践踏得壹干二净，成了壹望无垠的黄土沙漠。依靠土地的农民，为了混壹碗饭吃，成千上万地当兵去了。这也是中国内战、起义多的原因。

　　西方人鱼肉每天搞点，能活命就行，鱼肉储存会变臭，官方不好剥削过多，所以西方起义少，矛盾相对缓和。西方人喜欢把矛盾放在面上谈判解决，矛盾显得很多；中国采取高压政策，表面上看不见矛盾，实在勾心斗角，矛盾壹旦表面化，就不可收拾，往往血流成河。

　　总之，西方黑暗的中世纪比中国同壹时期要明亮得多。

　　论文化，中国文化根本就是最腐朽、最堕落、最愚昧、最阴暗的奴才文化、太监文化、伪君子文化。中国文化作为壹种思维模式，是壹种彻底的反理性思维模式、反智文化、愚民文化、专制文化；作为壹种生活方式，中国文化体现了中国人最腐朽、最堕落的生活方式——太监的生活方式、奴才的生活方式。

　　论科学，科学的目的是追求真理、寻求真实，中国由于避讳文化、讨厌真实，无法诞生科学；我们只有技术，唯壹能够拿来吹嘘壹下的就只有子虚乌有的“四大发明”。

　　壹些无耻的弱智文人，“学者”，热衷于编造中国古代的所谓“科学奇迹”“先进思想”，如二进制是莱布尼兹偷学了易经的发明，墨子发现了光学原理、牛顿定律（这是那个臭名昭著的李约瑟搞出来的）等等，虽然都被驳斥过无数遍，但反复贩卖这些谎言，既能够迎合大众的意淫需要，又能够为这些弱智文人换几个打牙祭的稿费，所以他们就乐此不疲。

　　科学技术的发展，靠的是思想的彻底解放，靠的是思维方式的不断创新和突破，靠的是新的思想自由的发表、交流和有益的争论。独裁政权的愚民政策完全是与科学技术发展的要求背道而驰的；它不仅愚化了亿万人民，同时也从根本上扼杀了知识分子的创新意识；从本质上说，愚民政策是反科学的、是对民族精神的蹂躏、是对人性的摧残！人类如果有自知之明的话，最好不要说什么“统壹思想”之类的蠢话，说寻求共识与合作才是可信的人话。

　　工具是文明的表现特征。高等民族使用制造工具，低等民族使用天然工具。比如象筷子这种木制或竹制的天然加工品，与西方金属餐具相比，在文明度上就落后了壹大截。又如铠甲，西方早在5世纪就发展出由整块金属锻造而成的重装铠甲，6世纪就有柔软舒适的精铸铁编锁子甲，而中国直至清朝依旧在广泛使用牛皮护甲；西方14世纪就普及了有著复杂工艺的玻璃制品，中国人却仍在捏土坯烧瓦罐。可见中国由古至今壹直在木头、皮草、泥土制品等天然加工品水平上徘徊，无法与西方精湛的、自古希腊壹脉相承而来的科技水平相匹敌。所以说西方文明从古至今都优于华夏文明，这是不容置疑的。

　　中国落后，是因为愚昧；中国愚昧，是因为丧失了理性；中国丧失了理性，是因为不懂得逻辑思维，不懂得自由平等，在专制的恐怖下丧失了理性思维能力。壹个不会理性思维的民族，不可能真正赢得其他民族的尊重！

　　中国落后，是因为野蛮；中国野蛮，是因为丧失了天理良心，丧失了对神的信仰。中国丧失了良心，是因为不知道生命神圣，在苦难的折磨下丧失了爱的能力。壹个不懂得珍爱生命的民族，不可能真正走上自强之路！

　　中国的教育是失败的；因为中国的学生不懂得良心和理性。把追求“人上人”说成是追求“先进”，权力崇拜，维护权势，帮穷人有啥好处？轻视弱者的生命，说被轧死的人是闯了红灯，连起码的悲悯心都没有，甚至为生命的丧失而幸灾乐祸，何来良心？何来理性？

　　专制体制、背离上帝是中国文化野蛮的主因。在专制政治下，人们绝对没有思想的自由、也没有批判的权利。在这样的氛围之下，人类如何能拥有真正的独立创造、客观分析、自由批判的意识？只要中国不断持续专制体制，中国文化就不具有独立自主与自由创造力的可能。只要专制体制仍然存在，就意味著中国文明的沉沦。中国人要拯救自己的文化，改变文明沉沦的命运，首先必须推翻专制政权，否则永远无法挽救中国文明沉沦的命运。

　　3．全民皆愚

　　在悠久的中华“文明”中，最高统治者的权力壹直不受任何约束，肆无忌惮，无法无天，可怜老百姓受尽欺压凌辱，即使引颈受戮，亦要感谢皇恩浩荡。朝廷只许歌功颂德，不让揭露问题，并且壹味地进行愚民教育，让人们沉湎于皇帝、明君、圣人，陶醉于“太平盛世”，不知道危机迫在眼前、灾难源自何处，于是，愚氓遍地，专制统治得以维持。

　　有人说：中华民族充满了阿Q，从上到下，从政府官员到普通老百姓都是标准的阿Q；不仅老百姓“愚”，“君”和“官”也是愚的。早在春秋时曹刿就指出：食肉者鄙。愚民之术亦可使愚民者自愚耳。这是因为，壹个人骗人骗久了，不知不觉自己也会当了自已的当。统治者借以愚民的文字语言，久而久之自己也信以为真了，结果自己也变得越来越愚蠢了。

　　愚蠢到不知道什么叫平等、什么叫自由，而且愚蠢到不知道什么叫智慧、什么叫聪明、什么叫愚蠢。愚蠢到自己都没有认识到自己愚蠢。

　　中国人的愚蠢是专制造成的。妳明明看到了鹿，他偏要说是马；妳明明听到了悲惨的声音，他偏要歌功颂德。妳只能顺他的意，否则就要诛九族；或者妳装聋作哑逃过壹劫，这叫“难得糊涂”。结果，中华民族消灭了自己的天才，成了奴隶、成了阿Q。有独立思考能力的奴隶最危脸，主子对这种奴隶不是杀就是赶。这种文化孕育出来的人怎能不愚昧？壹个民族的堕落从关闭大脑开始，壹个不能自由思考、象猪壹样生存的民族怎能聪明起来？

　　在专制社会，人们在“听话、敬上”的教条中陷入了非理性，意识不到平等博爱；他们只知道等级、特权和服从，“人上人”的帝王意识根深蒂固，把野蛮当文明，理性被关闭，人们普遍愚昧，社会在腐败贫困中崩溃倒退、再崩溃再倒退。

　　如果马克思所说的社会意识可以反作用于社会存在是成立的，一个社会大多数人的思想观念可以决定社会发展的大方向可以决定社会制度，那麽只有清除儒家文化对人们的侵蚀，台湾的自由民主才可以得到巩固。儒家文化为专制统治的存在提供了思想基础，如果不从文化的层面反思儒家文化对于建立正确的公民人格的阻碍，不清楚文化因素对社会制度的作用，不去思考儒家文化对于台湾巩固民主制度的危害，没有正确的思想观念，台湾的民主制度就自然会受到专制复辟的威胁。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发扬光大”与中国传统儒学有非常密切的契合，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儒学的结合被共产党人为发展成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1．都主张人性不平等，都反人性、反人权。

　　儒学认为壹些圣人、先哲、帝王将相生来就是人性至善至美的，而那些群氓的人性生来就是不完善的甚至是丑恶的，即所谓“惟上智与下愚不移”。儒家说人性是善的，并不包括所有的人，那些反儒的人或“刁民”都被开除了人籍，被称为“禽兽”，可被杀被吃掉。杀了不算杀人，这和毛的阶级斗争“敌人该死，杀敌人不算杀人”相似。儒家的二十四孝公然主张吃人肉，吃者是父母[官]、是特权者，被吃者是子女、是臣奴，他们绝对不可能有人权。

　　前些年中国出了壹位打假英雄王海，竟然引起了“王海是不是消费者”“王海是英雄还是刁民”的争议。这纯属中国牌扯蛋。应先把制假、售假者绳之以法后，再来讨论王海是不是英雄。“刁民”壹词是“旧社会”官老爷对老百姓的蔑称，这个词汇的再度出现，是统治阶级对消费者、老百姓的人格侮辱，也反映了中国人大脑中的儒家思想是何等的严重。

　　马主义说抽像的“人”是不存在的，只有地主和农民、资本家和工人，人壹出生就打上了阶级的烙印[为证明“剩余价值”，就编造了壹个“抽象劳动”，他逻辑上就前后矛盾了]。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性是有阶级性的，由于阶级不同其人性也就自然不同。无产阶级生来就是大公无私的阶级、是善的，资产阶级生来就是唯利是图的阶级、是恶的，无产阶级生来就是革命的阶级，资产阶级是注定要灭亡的阶级。既然没有抽象的“人”，又何来共同的“人道”、何来“人道主义”？所以阶级论从来就是反人道、反人性、反人权、反人类的。

　　在中文版《共产党宣言》连标题在内的19624个字中，没有看到“人权”壹词。1850年马首次提出“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而英国早在1679年就通过《人身保护法》、1689年通过《权利法案》，开始了人权保护。1875年马克思概括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原则，而1776年美国的《独立宣言》，宣布“天赋人权”观，1789年法国的《人权与公民权利宣言》，宣布人类在权利上生而平等；这是当时最进步的文化。在天赋人权观逐渐付诸实践并不断取得成果时，马克思却宣扬“暴力革命”和“无产阶段专政”，远远落后于时代文化主流。

　　中共曾坚决否定人性、人道、人权等等这些人类得之不易的成果。党自成立后，就壹直批判“人性论”直到今天。他们用“阶级性”和“党性”来取代人性，强调“铁的纪律”、“党的独裁”、“每壹个同志要牺牲自己的意志、感情和前途，以保卫党的团结”（中共二大《关于中国共产党党章的决议》）。多少年来，中国人们被强行灌输阶级观念、阶级仇恨，灌输宗教就是是鸦片的思想。在很多中国人的内心世界里，人性已经泯灭，代替的是阶级情、民族恨、亲不亲阶级分，只要上级把某人划入“敌对阶级”就可以不把他当人，把他当牲畜。因此，大跃进时期尤其是文革出现了大规模的吃人狂潮。

　　2．都主张等级制。

　　在人的社会形态上，儒家哲学主张等级社会，君子治野人，野人养君子，《礼记》全是等级制度。“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子小人论”，到所有的人都变成圣人，人类就进入“大同”社会。汉代的阉人司马迁居然将国人分为“重于泰山、轻于鸿毛”，真是搞窝里斗的恐怖理论依据。此后，中国人互杀到民国和文革也是“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儒家伦理是以等级主义的服从为原则的，因而儒家文化区的知识分子也很容易接受等级制的“阶级”学说。马克思：无产阶级乃所有阶级中最先进的阶级，无产阶级应统治世界且永掌政权。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先进中的先进，自称伟大光荣正确；党的领袖更是先进不得了，不能违背，否则，就是彭德怀的下场。“先进性”就是等级性。

　　马克思主义主张阶级社会。鼓吹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专政，等所有的剥削阶级都被消灭，人类就进入共产主义社会。1949年后出现了血统论的阶级观，1966年11月，遇罗克在《出身论》壹文中批驳了出身论的谬误，指出：“‘出身压死人’这句话壹点也不假！” 1968年1月，遇罗克因《出身论》而被判处死刑，年仅27岁。1979年又宣告他无罪。

　　希特勒依照马克思“先进阶级论”的框架炮制出优等民族论：雅利安民族是世界上最优等的民族，雅利安民族应该统治世界且永掌政权。6百万犹太人便生灵涂碳。

　　3．都搞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

　　儒家主张崇拜圣人。孟子说:“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壹正君而国定矣”。谁来正君呢？当然是孟子了，这叫“舍我其谁也”，孟子用孔子之道来正君。可见孔孟神化君王就是神化孔孟自己，因为他们比君王还聪明，能够正君，他们是王中的圣人！

　　孔孟为推销自己的学说，就神化圣王来达到其目的，若是搞民主的“多数决”，孔孟就毫无市场了，所以，他们要宣扬圣王高于所有的国人，这和神化无产阶级革命家同理。

　　圣人崇拜的最主要特征是对圣教的教条主义情感与态度。儒家的圣教即《五经》。崇拜者们把《五经》视为穷尽壹切的最后真理。荀子讲，《五经》无所不备，“在天地之间毕矣”。陆贾说，《五经》无所不包，无所不能，无事不成，“乃天地之所立，大义之所行也”。董仲舒把《五经》的每壹个字都视为圣人传达天意的符号，“名则圣发天意”，“欲审是非，莫若引名”。清末皮锡瑞云：孔子为万世师表，《六经》即为万世教科书。

　　在独尊儒术的时代，“非圣无法”，圣人的言论、著述就成了不可逾越的教条。伽达默尔说：“如果权威的威望取代了我们自身的判断，那么权威就是壹种偏见的源泉”。当孔子被树立为“大成至圣先师”之后，《论语》的话语强权更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巩固和加强，大众的声音完全被淹没在孔子壹人的声音之中，这是人的沉沦和思想的退隐。

　　《论语》之后，儒家的许多大思想家像朱熹、王阳明等都承袭了孔子的言说方式。这种 “语录体”文本实际上还为后来的“句句是真理”“壹句顶万句”开了壹个恶例。

　　对儒家出发点“忠孝”的质疑就全靠屠刀来解决。经过无数打压、围剿、杀戮，“异端”已赶尽杀绝，中国人已不知道什麽是“思想自由”。崇圣思维成了中国的主脉，崇圣就是崇拜孔圣人，且爱屋及乌。他们从不反驳圣人，终于成了圣人的“心奴”，成了儒学的奴隶。

　　儒教全部学说的核心在于它的“崇圣性”：所有的思想到圣人那儿已经到头，不能再有了。所有的权力到君主那裡已经到头，不能更换。社会只存在著壹个思想，那就是君主的思想。只存在著壹个声音，那就是君主的声音。在壹个国家，某种思想壹旦成为“惟壹”，而且“法定”，这个民族就休想再有什么想象力和灵性了。

　　宋儒朱熹说：“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如果孔子不生出来，古往今来的几十亿甚至几百亿人便统统没了脑袋。李卓吾说：“两千年无思想，非无思想也，以孔子的思想为思想；两千年无是非，非无是非也，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

　　儒学的根本点是“三纲五常”，尊人为大。三纲五常对稳固专制政体特别有效。“三纲”指三种绝对服从的关系：“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 ”“五常”指五种人伦关系的原则即“仁、义、礼、智、信”。“五常”完全服从“三纲”，“三纲”则以“君为臣纲”即尊人帝[王或皇帝]为大，以此为整个国家和社会必须遵循的核心纲领。就如今天以“党的领导”为根本原则壹样，尽管有壹些关于民主的说法，其实，党对政权的垄断才是不可动摇的根本。

　　这种尊人为大的儒家学说，诱导人们忽视了当权者作为人与身俱来的弱点和罪性。长期以来，中国人对于社会的不合理，对于社会不断的动乱兴衰，对于人生的不幸遭遇和政权所导致的人为祸患，不是从制度层面检讨问题看待问题，而是把希望寄托在所谓“圣王”、“明君”、“英主”、“清官”身上，极端疏于制度设计！

　　在儒学长期所孕育培养出来的“万般皆下品，唯有做官高”的官本位社会制度和官、士、农、工、商……三教九流等级次序的意识形态下，壹代又壹代社会优秀人才，或者向往于“内圣外王”，皓首穷经；或者为了光宗耀祖，出人头地，尽都把毕生的精力和时间，放在博取功名利禄之上。这是致使中国社会长期以来商业不发达，科技不发达的重要原因。

　　中国长期在这种官本位社会制度和思想影响下，可以说形成了家家想出皇帝，人人想做枭雄，个个要当官做老爷、出人头地、做人上人的民族文化。中国陷入“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怪圈，是“尊人为大”的文化不断培养出窥觎王座的狂人妄夫的结果。

　　反观西方基督教文明，在于尊上帝为大。在这种长期形成的社会氛围下，整体国民素质心存感恩和谦卑，因此相对而言，缺乏产生乱世枭雄狂人妄夫的肥沃土壤……儒家的圣人崇拜在共产党人那里达到了顶峰，他们把自己的死称为“去见马克思”。共产党吹嘘自己“先进”，党的领袖先进得成了神，万岁万岁万万岁。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可以说达到人类的最高峰，恐怕只有金日成能望其项背。对马列毛邓采取教条主义的照抄照搬的态度恐怕也是空前绝后的。

　　4．都主张人治、都反对法治。

　　由于儒家哲学认为圣人、先哲、帝王将相生来就是人性至善至美的正人君子，因此，这些人是不会犯错、不会犯罪的，对他们就不适用法律。儒教笃信圣贤统治，即信人不信神——崇拜皇帝。儒教信天子人神，朝廷命官及家属成了准人神，所以有“刑不上大夫”的人治！毛在世，中国人把他当成神；毛死了，又成了不可议论的神。儒教鼓吹天人合壹的圣王人治，官大壹级就是真理，礼教强奸正义，假大空厚黑由此渊源！

　　马克思主义强调党的领袖作用，主张人治。马克思：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先进中的先进；党魁（斯大林、毛泽东）是共产党的领袖，是先进先进的先进；党魁肩负著领导共产党的大任，共产党肩负著通过消灭壹切劣等阶级来解放全人类的大任；党天然地占据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即使犯了严重的错误，其地位也不可动摇，不受法律约束，对他们的行为的任何约束都是不必要的。毛泽东认为人民内部矛盾不适用法律，主要是说服教育；无产阶级专政只是针对少数阶级敌人的。主张法律面前人与人的不平等也是二者共同的特征。

　　5．都搞专制。

　　在秦皇之前的天子称王，那时是王权；秦皇后就是皇权。其实质都是以暴力为后盾的强权。

　　邓小平时期，有句口号叫：“加强党的领导、改善党的领导”。党学的核心是四项基本原则，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是保证党的领导。也就是说壹切的壹切，都要服从党的领导。因为天大地大[或神大]都不如党的恩情大，这叫党恩浩荡。

　　儒学的研究对象就是“加强天子的领导、改善天子的领导”，儒家的宗旨是维护国君的权力，保证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三纲五常的核心是“君为臣纲”。也就是说壹切的壹切，都要服从天子的领导。因为天子就是天上的太阳，是活著的神，这叫皇恩浩荡。

　　孔子的理想就是天下壹统，重建周天子的权威，使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凡是有利于天子的权威的就宣扬如孝和忠；凡是不利于天子的权威，就鸣鼓而攻之，可先打为禽兽然后杀而吃之。“是可忍，孰不可忍“就是斥责“大夫”的话，因为他用了天子的礼仪、冒犯了天子的威严。孔子是维护天子的“鹰犬”！如今，凡是有利于党权的就宣扬如孝和忠；凡是不利于党权，就鸣鼓而攻之、就封杀、就屏蔽。儒家搞师道尊严，老师打骂学生是常事。因此，中国人的思想从小就被专制成了“木头”。

　　孔子主张宽猛相济。宽就是让步；猛就是屠杀。鲁昭公20年，郑国发生奴隶起义，在萑符劫杀了贵族，奴隶主贵族游吉派兵镇压，起义者全部被奴隶主杀死。孔子听说了这件事，拍手高兴地说：杀得好！然后是壹通治国宽猛的妙论，这就是所谓的仁者爱人。

　　孔子因为齐国不重用他，派子贡游说列国，使得齐国吴国遭受灭国的灾难，死了百万人。这也叫仁者爱人？奴隶起义领袖柳下跖(盗跖)，痛斥孔某人是壹个巧伪人，是“盗丘”。

　　到了共产时代，宽猛相济被不断的阶级斗争、不断无产阶级革命所取代，“和为贵”被认为否定了阶级斗争而糟到毛泽东的批判。屈打成招、冤假错案、乱杀无辜泛滥。

　　孔子也强调和为贵，但那是对自己人。毛后时代，又回到了“和为贵”，但绝不放弃阶级斗争和专政的恐怕手段。孔子的自由是吃“禽兽”的自由！就是对“禽兽”们实行专政再专政！那些不拜祖宗的中国人和外国人不就是被儒家说成禽兽和夷狄吗？夷狄等于禽兽，吃了被儒家叫好。君不见“壮志是饥餐胡虏肉”吗？

　　党权论与儒术是同构体，批判儒家就是批判当今的官方党权理论。

　　6．都反对私有财产权。

　　儒家没有财产权。财产权指处置支配自己的财产的自由，即他人不能阻挠，所谓“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也。儒家主张的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表明国人都没有真正的财产权，王所有了垄断了天下的经济大权。儒家的“大同”社会就是没有私有财产的社会。儒家在经济上有平均主义的倾向：“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穷而患不安”。平均主义当然反对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

　　儒家“礼”的本质就是维护统治者欲望的满足，剥夺被统治者欲望的满足。最典型的是孟子见梁惠王的说辞。孟子告诉梁惠王说：作为统治者，妳不能说什么“利”，因为妳壹说“利”，天下人就都会说“利”了。天下人壹旦各利其利，“拔壹毛以利天下而不为也”，妳还到哪里去得妳的好处呢？作为国君，只应该大谈奉献，大谈“仁义”，这样全国人民都只知“仁义”了，只知奉献了，妳国君才会有捞壹票的机会啊！这和毛的“斗私批修”、“狠斗私字壹闪念”压抑人性的做法是完全相同的。

　　马克思《共产党宣言》说，共产党人的根本目的就是消灭私有制。这和儒家相和。所以中国人见不得别人富，斗争起来格外有劲。在中国赚钱的个体户，担心有壹天大家眼红，又会来壹个大翻身；所以，捞够了钱就把资金转移到美国。

　　7．都反道德。

　　儒家公开主张皇帝壹夫百妻制[实际变成了壹夫万妻制]，玩弄女性；共产党人主张过共产共妻。谁能共，当然是共产党权贵，他们淫别人的妻。现在不公开提倡共产共妻了，但共产共妻的实质仍然保留下来！《共产党宣言》主张同壹切传统的观念决裂，就蕴涵了共产共妻的意思。看来在玩弄女性上讲，两家家都没有道德可言。

　　8．都腐败

　　儒家只讲“孝”、讲“亲亲”原则导致了腐败泛滥。共产党人只讲党性，不讲人性人权，导致了更大的腐败泛滥。

　　在中国有个有趣的现象：壹位官员不贪污、不受贿，就是壹个十足的清官了，他运用权力为自己子女走后门、安排好工作，群众们则特宽容、特理解，认为这和腐败是两码事。

　　前深圳市委副书记李意珍的女儿钮钮仅25岁，已坐拥资产769万元人民币。钮钮的电影在深圳官僚的操作下强令学生们出钱观看。李意珍的妻女经营三家公司，资金2800多万元。这些材产虽然现在看来不多，但是按照当时中国的物价，已经算是壹笔巨额的材富了。

　　1980年代，中国的新闻联播中播放了美国总统里根的儿子第二次失业，不得不去马戏团当演员的新闻，这本是嘲笑美国的高失业率的，但这条新闻恰恰证明了美国社会的公正性。总统的儿子并没有因为自己的父亲而搞特殊化，更没有成为壹个为非作歹、无法无天的“衙内”。美国总统的后代过平民生活。里根的女儿曾当待女支付房租，小布什的女儿开始了她的人生道路，她选择的是去壹所小学当壹名教师。

　　在中国，哪怕是壹个普通的官员，即使手下的百姓饿死壹半，他的儿子也不会失业的。

　　9．都愚民、都不诚实。

　　没有愚民就没有独裁者，愚民是独裁政权存在的前提。每壹个独裁者都需要壹大批的愚民去为他“打江山”作出牺牲；他希望他的“子民”都是愚民——不知道什么是人权、民主、法治，更没有独立思考能力。只有这样，才能保住他的“江山”永远传下去！

　　每个独裁者都要在愚民上花很大的精力，统治者愚民的手段有千万种，但其本质却只有两个字：欺骗！为此，他要编造出所谓的“理论”（披上“科学”外衣），操纵宣传机器，用“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手段，壹步步地把谎言变成深入人心的“真理”。皇帝利用儒[马]家思想让别人做君子[雷锋似的螺丝钉]，自己做小人[风流人物]。

　　顾准说：孔子心里明白，仁、恕是讲给别人听的，是对芸芸众生的要求；至于当权的人要成霸业，不心狠手辣是不行的。后代史家，说中国几千年来的政治壹直是内法(或荀)而外孔；其实，这种说壹套做壹套开始于孔子本人。

　　孔子助长父子相隐，主张为尊者讳，也就是说要隐瞒真相、要说假话。“以无耻为成熟，以狡猾为智慧”的行径是渎神的，对于基督徒而言，孔子是壹个不义的人；因为“不许欺诈”是耶和华的绝对命令。“说谎的，妳必灭绝；好流血弄诡诈的，都为耶和华所憎恶”。神说，魔鬼是“说谎人的父。”当我们说谎时，便表示我们是魔鬼的儿子。谎言重复壹千遍还是谎言，谎言可以蒙蔽所有人于壹时，可以蒙蔽某些人于永久，却决无永远蒙蔽所有人的可能。

　　耶稣没有诡诈或伎俩，面对那些预谋致他于死地的人，他除了从从容容地走上十字架“送死”之外，什么事情也没做；他没有用“兵不厌诈”的权术去谋害敌人，或者用不可告人的阴谋煽动他的追随者们起来反抗那些压迫者…总之，他心地单纯、没有任何的诡诈。

　　宪政民主和法治社会的关键是守约精神。“重法轻智”的守约精神壹直贯穿在整本的圣经之中。在圣经里，亚当和夏娃吃因吃了“知识果”而犯罪，最终被上帝驱逐。

　　宗教是信任的根基。美国人深受圣经价值观的熏陶，多半诚实单纯，他们心里没有什么城府，不会很多东方人的计谋诡诈，而是直来直往，坦坦荡荡。正是由于他们的这种简单，造就了他们强烈的守法意识，及个人品德意识。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法规、制度、程序是至高无上的权威；个人的品德和诚实，如同生命壹般。没有聪明才智，他们不会感到惧怕，而壹旦没有了秩序和法则，对于许多的普通美国人来说，简直就是如同世界末日壹般。

　　人要壹个高于他的神在他的上空无时不刻盯著；这样，任何制度、礼仪才能深入人心。尊天、敬地、信神的人对是非的评判标准来自内心，他追求的是内心的平静和安宁、绝不会撒谎，无须告密。在美国，执政党暗录反对党开会的音，所有的人都会反对，连总统最亲近的盟友都会反对。从利益而言，尼克松最亲近的政治盟友是不该反对的。当他们听到录音带的消息后，大都背叛了尼克松。为什么？他们是基督徒，基督不许说谎。

　　毛泽东面对来访的尼克松的女儿女婿满脸困惑地说：“我就想不通妳们美国人是怎么搞的，几盒录音磁带就把壹位总统赶下了台呢”？尼克松的女婿艾克（前总统艾森豪威尔威尔威尔的孙子）试图向他解释这是美国政治制度运作的结果，毛挡了回去：“那都是假的”。“水门事件”在毛看来是太小的事，可在美国人看来，却足以失去对壹位国家元首的信任。

　　刘易斯 博洛尔说：“对政客们不诚实的欺诈之举持无所谓的冷漠态度是壹个民族在道德上病入膏肓的标志”。壹个没有圣经只有“三国”的民族，在玩各种各样的诡计方面是走火入魔了。所谓“法律象绳子，胆大的跨过去，胆小的钻过去，只有老实人被它捆死”，或“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其报应就是，妳玩死我，我玩死他。皇帝玩臣子，臣子耍皇帝；权大的玩权小的；权小的玩无权的。玩阿玩，玩到有壹天大家全玩完。

　　勃列日涅夫美国访问，看到美国生活富裕，经济发达。他住到宾馆，看到厕所都是全自动的，擦屁股都不用手的，壹按按钮，就给妳冲洗，轻柔的把妳的屁股擦乾淨。回去后他就责怪科学家们，说卫星上天了哪都好，怎么轻工业就不能发展呢？明年尼克松来访苏时壹定要搞出来。领导们壹说，科学家动起来，来访的时候就成功了。尼克松去厕所里解大便，找不到按扭，可壹抬屁股就全自动冲洗，而且还很温柔的把屁股擦乾淨。尼克松说，“真行，全自动化了，比美国还先进，不用按按扭就全自动了。”他想回头看壹看，壹看，蹲便下边蹲著壹个人，伸出壹个手来。那个人在下边想：他怎么不走？没擦好吧？再给他擦壹下，手壹抹，就抹了尼克松壹脸。这是壹个政治笑话，说明了极权专制是假大空。

　　民主制度需要诚实的领导人；非民主政权则相反。国家元首如果不敬畏上帝，就会“朕就是法”，“无法无天”，搞“壹言堂”，本来是祸国殃民的魁首，却利用权势操纵舆论、壹手遮天、自欺欺人，制造各种形式的个人崇拜，为自己涂脂抹粉，把自己打扮成“先知”和“舵手”，残害百姓，满足壹己之私欲，不管其以什么高尚的主义或名称进行。

　　儒家鼓吹过以圣人统治为前提的“天下为公”，马克思鼓吹过以共产党领导为前提的共产主义，都违反了正常的社会发展规律，是不能兑现的荒谬的乌托邦。孔子讲“守孝”而自己却不遵守。50年前，儒生们见大势已去，就改头换面，披上共产党的外衣，把仁者换成人民公仆，把爱人换成为人民服务，仁者对小民进行道德教化换成共产党的思想教育。中国是披著马皮的专制体制，其核心文化及思想和千百年来的毫无二致，官员不过是没有儒名的真儒生。壹些科学家、学者为了个人的利益而置良知于不顾。大跃进时期，有人昧著良心鼓吹亩产万斤粮符合科学；田汉写了《十三陵畅想曲》，更是火上浇油。文革时期的“假大空”，1980年实现农业机械化、2000年实现四个现代化，最后全是谎言！现在发现为人民服务骗不了人了，就撕下共产党的外衣，又打起儒的旗号反民主！

　　10．都是反“壹神论”的唯“物”主义

　　国家的好坏看制度，制度的好坏看人民。而人民的好坏，决定因素就是看宗教。美国就是壹个典型，美国之所以能在短短的几百年中，由壹个十分落后的殖民地，发展成为世界头号强国，靠的就是开国初期的建国者，壹批虔诚的清教徒为美国划定了正确的航向。美国的力量，说到底就是因为人民有较纯正的信仰的缘故。

　　中国的问题恰恰在于人民脱离了宗教的训诲与约束，以致于肆无忌惮地进行种种罪恶的勾当。权力越大的人恶行更多，早就有过骇人听闻的炮烙和人猪的记录。中国统治者为什么个个如此心狠手辣、缺乏爱心？是因为中华大地缺失了对神的敬畏。以致几千年来，中国总是陷于仇恨、暴力、阴谋、欺诈、杀戮、战争和流血之中而不能自拔。

　　中国长期以儒教立国。儒家强调教育，但教育不可能代替宗教。只有宗教才会对人心有刚性的约束。儒家除了当帝王的仆役外，根本无法让统治者遵行自己的规范。即便是儒家出身的官吏，也很少能做到勤政爱民，清廉自守。可以说，正是儒学拖累了中国的发展。

　　儒家“敬鬼神而远之”，“不知生，焉知死”，五经上提到的“天”，“上帝”等词，也是语焉不详。儒家是壹个非常热衷于现实功名、富贵荣华的功利主者，其人生目的主要在追求丰衣足食、家庭和乐和社会安宁。作君王的，只要能让老百姓吃饱肚子，就功德无量了。所以强调“民以食为天”，“食色性也”，满足了人民生理的两大需要，就是天下大治。

　　“无神论”的共产党的理想更进壹步地物质化了，追求物质丰富成了唯壹的最高价值。所以今天中国社会很多人上下齐了心，壹致“向钱看”，难怪中共的官员夸口，“妳看中国能让13亿人有饭吃，这就是对全世界最大的贡献了。”这与孔老夫子的“民以食为天”是齐壹口径了。中共奉行唯物主义、打压壹切宗教，使中国陷入更深的罪孽与灾难的深渊之中。

　　国民党的文化传统中根本就没有自由民主，早期追随孙中山的革命党人壹方面抨击专制制度，为民主、自由、共和、革命奔走号呼，另壹方面心里却仍揣著与民主、自由相悖的儒家文化不放，甚至将儒家文化与民主自由混杂壹起，当作革命理论向民众宣传。邹容的《革命军》是当时革命理论中最响亮的号角，《革命军》高呼“我中国欲独立”，“欲与世界列强并雄，不可不革命”。同时它又疾呼：“中国之有孔子，无人不尊崇为大圣人也。曲阜孔子庙，有人人知为礼乐之邦，教化之地，拜拟不置，如耶稣之耶路撒冷也。乃满人割胶州于德，而请德人侮毁我尧舜禹汤文武周公遗教之地，生民未有神圣不可侵犯之孔子之乡，使神州四万万众，无教化而等伦于野蛮。是谁之罪与？夫耶稣教新旧相争，犹不惜流血数百万人，我中国人何如？”

　　陈天华，《警世钟》、《猛回头》的作者。1905年因抗议日本“取缔清韩留日学生规则”，而在日本大森海湾投海自杀，临终前写有《绝命书》。《绝命书》中说：“今日死之，使诸君有所警动，去绝非型，共讲爱国，更卧薪尝胆，刻苦求学，徐以养成实力，丕兴国家，则中国或可以不亡。此鄙人今日之希望也”。其中又说，“如谓宗教必不可无，则毋宁仍尊孔教。”

　　邹容、陈天华乃是革命队伍中最刚烈、最勇猛、冲在最前头并为革命奉献出年轻宝贵生命的两位斗士，他们的思想中尚且有如此多的“传统”，就遑论其他的革命党人了。

　　正是由于自身对民主、自由认识的糊涂，并将革命不同程度地理解为改朝换代；使得满清皇帝下台后，许多革命同志认为完事大吉，产生功成身退、消极归隐的思想，纷纷脱离同盟会；甚至使得光复会创始人陶成章被自己革命党人所暗杀，同盟会因而陷入混乱、分裂的状态。正是由于自身对民主、自由理解的肤浅，使得革命不彻底，急于求成，流于形式；坐视起义独立的诸省的政权被旧官僚们抢去；使得革去的仅仅是旧称谓，使得革命最终沦为新瓶装老酒，换汤不换药的表面文章。

　　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将壹个原本已经表面上还有壹些西方政党色彩的国民党，改造成帮会式的中华革命党，所有党员分出等级，都要对他绝对效忠，还要宣誓。这壹套是孙中山当年在檀香山做痞子的时候学来的。

　　“凡于革命军未起义之前进党者，名为首义党员；凡于革命军起义之后，革命政府成立以前进党者，名为协助党员；凡于革命政府成立之后进党者，名为普通党员。”这三类党员享有不同的权利：“革命成功之日，首义党员悉隶为元勋公民，得壹切参政、执政之优先权利；协助党员得隶为有功公民，能得选举及被选举权利；普通党员得隶为先进公民，享有选举权利。”而“非党员在革命时期之内不得有公民资格”（程思远《中国国民党百年风云录》）。国民革命追求的是为党谋取特权，使党员成为特权阶层，而不是为全体国民谋利益。

　　孙中山认为在中国争取自由、平等和民主不是紧迫的任务，要紧的是发财。

　　1924年他认为中国人不是自由太少，而是自由太多，所以才壹盘散沙。“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充分的自由”，“用不著争自由”。“欧洲壹二百年前为自由战争，当时人民听到自由便象现在中国人听到发财壹样。……因为中国现代到了民穷财尽的时代，人民所受的痛苦是贫穷；因为发财是救穷的独壹无二的方法，所以大家听到了这个名词便很欢迎。”

　　不错，在当时的中国是有许多人只想发财，对自由民主没有要求，但是孙中山忽视了壹个根本性的原因，就是孔教的作用，使许多人失去独立的人格意识。只要孔教还存在于广大人群的头脑中，尽管没有皇帝了，社会还会按专制秩序运作。

　　孙中山说的中国人太自由不是西方意义上的自由，而是西方所反对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孙中山在误解自由的同时也对它产生了恐惧感。他宣称：“我们的革命党，向来以三民主义去革命，不以革命去争自由”。

　　孙中山所鼓吹的民权主义只是全体人民对政府的直接监督之权，绝不是个人自由，也不是政府体制上的分权。民族主义壹旦与民主主义结合在壹起，就很可能把民主政治中的专制倾向表现出来，人民主权的概念就很可能被置换为“民族至上”和“统壹至上”，民族主义因此成为暴政的发源地。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极其狭隘，只注重民族的独立而缺乏个人独立个人自治地方自治的观念。这种理论导致了对外孤立于世界，对内则实行专制强权统治。

　　孙中山虽然表面上主张以革命结束混乱建立共和，但是为了建立壹党专政却提出中国民主要经过三阶段，即先“军政”、“训政”，然后才实行“宪政”民主。孙中山将人分为“先知先觉、后知后觉及不知不觉”三大类作为其训政理论的依据。孙认为在进入“宪政”之前，先由“先知先觉”的政府训练人民是非常必要的。他说：“中国奴制已行了数千年之久，所以民国虽有九年，壹般人民还不晓得自己去站那主人的地位”。“中国人民今日初进共和之治，亦当有先知先觉之革命政府以教之。此训政之时期。所以为专制入共和之过渡所必要也”。

　　1922年，孙中山说：“近来俄国新发明了壹种政体，这种政体不是代议政体，是‘人民独裁’政体，…比代议政体改良得多”。因此，“法美共和国皆旧式的，今日唯俄为新式的；吾人今日当造成壹最新式的共和国”。提出要抑制“旧式的”个人主义和个人自由，强调国家的绝对自由。至此，孙中山的“民权主义”已经抽去了欧美现代宪政的宗旨和基石。

　　国民党“壹大”提出“民主集权制”，就是民主加个人集权。尽管有民主做修饰，但无法消除集权的本质。孙中山是党的总理，是党代会的主席、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主席，对党的全国大会和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决议有复议和最终决定之权，党员必须服从总理指导。总理的任期是无限的，并对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成员进行指定和任命。

　　孙中山明确提出了在训政时期由国民党实行壹党专政，“代替”人民行使壹切权力。以党治国的训政阶段只维持6年，壹经地方自治完成，执政党将还政于民，国家将最后进入宪政阶段。胡汉民认为，“壹党专政”以政权归于壹党为归宿，而“以党建国”则是以政权属国民为归宿，二者间本质不同。统治了中国人民20年的《训政纲领》（1928）和《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1931）正是在这壹指导思想下制定的。而这壹套党国体制的设计，开启了国民党在中国的威权统治，为中国种下了祸根。

　　蒋介石既排拒自由主义，又痛斥共产主义，其指导思想仍然是传统的儒教。1934年国民党政府恢复了官方的孔子诞辰纪念。蒋介石到死都实行“军政”，最后把权力传给了儿子。可见，极少数的人把持的政权是永不会使民众得著现代政治的训练的。

　　人性善恶是指人的本性在自然状态下的发展趋向的好坏。

　　基督教的人性善恶观

　　基督教的“人性论”认为：人是按上帝的形象创造出来的，人同上帝有相似之处，包括心灵、良知、自由意志、道德观念，等等。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时，经不住诱惑而偷食了禁果，违犯了上帝的命令而犯罪。这是人类第壹次违背上帝的命令，因而犯下了必须世代救赎的罪孽。人类完全丧失了“原始的公义”，人性仅剩下作恶的自由，壹无良善。

　　《圣经》中“原罪”的描述，确定了西方政治哲学中人性恶的大思路。显然，基督教讲的人性是最初的人性，是没有等级压迫的人性；上帝是善，恶是对上帝的违反；所有的人相对上帝都是恶。基督教对人性的看法具有真实性。

　　原罪之前的人是性善的，恶是人的自由意志背离上帝[即骄傲]的结果，人类将由耶稣基督的拯救，克服恶，最终达到善的大结局。这就是《圣经》告诉我们的人性真相。基督教伦理是壹种罪恶──救赎的过程伦理，是容忍撒旦的伦理。基督教在宣布人性恶的时候，其实已承认并容忍了人性恶，承认了人的不完善性。

　　托马斯.阿奎那认为亚当的原罪使人“丧失原初的正直性、失去了上帝的惯常的恩惠, 从而不再能抵挡各种邪恶的欲念的引诱，犯下越来越多的新的罪。原罪意味著壹种容易犯罪的状态或条件，亚当之后的人继承了这种状态或条件，所以特别容易犯罪。

　　路德说：人在肉体里和灵魂里全都有壹个搅乱的、败坏了的和受到毒害的本性，人类没有壹点东西是好的。

　　基督教的人性论的特点是：

　　1．“原罪面前，人人平等”！

　　原罪，原意是偏离靶心，不完美，不圣洁，与上帝公义圣洁的要求有差距。基督教认为：因为上帝造人时赋予了人自由意志，人有选择自由，但人受肉体支配后易偏离上帝的正道，就犯罪了。罪的肇端就是人的贪婪和对自由的滥用；亚当夏娃滥用了自由而犯罪。

　　伊甸园 [原罪]

　　人是被造物，是有限的；每个人的德行与上帝对人的要求比，差得很远，都是偏离了靶心的罪人。人不可能是善的绝对化身，没有“全心全意行善”这回事。

　　每个人心中都有罪，比如骄傲、自私、贪欲、嫉妒、仇恨、冷漠。人内在的自私，在外在的行为上壹定要表现出来，这就是罪行。人并不是因为犯了罪行才成为罪人，乃是因为人有罪性[或是罪人]而必然要犯罪。

　　耶稣说：“妳为什么称我是善良的呢？除了上帝没有人是善良的”。

　　西方的圣人使徒保罗虽是基督教最伟大的神学家，他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提前1:15)。不但自认是罪人，而且是最大的罪人。彼得被公认是耶稣的大门徒，他也说：“主啊，我是个罪人”(路加福音5:18)！

　　2．对人的罪性和有限性不醒悟是专制的灵根；意识到人的罪性和有限性是民主的起源。

　　圣经里的罪是指人违抗上帝的旨意，妄想僭越上帝的地位以行不义之事。人不再以神为中心，而以自己为中心，企图僭越神的地位，以自己为神。罪性是人自立为王、自命为生命之主、自我崇拜和将别人置于自己的意志之下的壹种状况。基督教的十字架的精神是对专制主义的釜底抽薪，它要铲除专制主义的心灵之根——骄傲、自我中心、自大狂。

　　人若将无限的价值加到人生的有限性中，就陷入到骄傲的罪性中。骄傲的罪有5类：

　　1）权力的骄傲，表现为人不承认自己的软弱，想通过攫取权力操控他人来克服、掩饰自己的软弱；这种人自以为是万民之主，想取代神的地位；表现为自我中心、自以为是以及征服和辖制别人的欲望。有权势的人惟我独尊，以为凭自己的能力足以应付壹切自然变迁、世事变幻。他担心壹旦失去权力将变得壹无所有，于是他巩固权力的最好手段是获取更多的权力，这种信念又驱使他不断侵略别人，扩张自己。这是壹种典型的暴君式的人格。

　　作为被统治者，则表现出奉统治者为神明，将自己的命运交给他们。这是千百年来人类受苦难的根本原因。那些弱势群体在获得统治地位后，其暴虐、腐败程度，丝毫不亚于他们所反抗的原统治阶级。明白了这壹点，就会对壹个阶级推翻另壹个阶级的革命有足够警惕，因为政权改变，并不能改变人性本来的罪恶。

　　2）知识的骄傲，即理性的骄傲，它集中表现为人把自己有限的知识当成绝对真理。知识原本是某壹方面有限的知识，却妄以为是终级的知识。几乎任何壹种社会力量都有把带有本阶级意识形态特征的知识视为最正确的知识，甚至连最逼近客观的科学有时也不免受到来自意识形态的污染。知识的骄傲来自于人类不知自己的心智的有限性，来自于人欲掩饰知识的有限和知识所沾染的自私色彩。固执己见不是来自认识能力的局限，而是来自人惧怕自己被证明为错的不安。这种罪性，几乎所有人都具有。从位高权重的官员到虔诚的科学研究者，都会因为维护自己的面子而死活不接受更正确的意见。

　　对科学、理性的崇拜是壹种迷信，这类崇拜最后集中表现为自我崇拜、自高自大，在儒家是“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事开太平”，在政客是“齐家治国平天下”。在这种自我崇拜的迷信中，知识分子间就易进入到战争状态——由于都相信自己是真理的化身，因此学术辩论完全被绝对者之间的战争所取代，中国人为很小的问题都争得头破血流。真可谓：知识令人仇恨令人分裂，唯有上帝的爱心造就人。

　　这些知识分子由于受“劳心者治人”的影响，往往具有“唯我独正”的专制性格，他们等级思想严重，缺乏理性平等观念，总是期待著领袖人物认识民主的好处，这些宣称“宗教等于迷信”的知识分子是真正的迷信者或偶像崇拜者，他们甚至比普通民众更加崇拜领袖人物，完全陷入了英雄史观的专制泥坑。

　　3）德性的骄傲，乃是有限的人以他有限的德性为终极的义，以他有限的道德标准为绝对的标准。道德上的骄傲显现于壹切自义（self-righteousness）的判断中，判断别人不义是因为别人不符合他的武断的标准。人既以自己的标准来判断自己，所以总发现自己是善的，别人是恶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到处是这种“自义”的人。孟子：“吾善养吾浩然之气。”完全是把自己神圣化了。屈原以香草美人自媲，而以毒草恶鸟比喻那些他所谓的“小人”。这种道德优越感，很易变成“罪在别人，美德全备于我”的思维定势。我们的社会缺乏包容性，跟这种思维有关。道德上的骄傲有时可以充当知识贫乏阶层骄傲的理由。

　　4）灵性的骄傲直接由道德的骄傲产生，表现为人将自己视为神明，将自己的偏私标准和有限成就当作无上的善。基督教从根本上排除了人上升为神的可能，把人自比为神视为严重的僭越之罪；“欲与天空试比高”是人最大的罪，因它蒙蔽了自知之明，阻绝了与神和好的机会。这是人的罪性的最后表达。

　　5）团体的骄傲是个人骄傲的集中表现，且比个人的骄傲更加严重，它追求自私目标的行动更加不受限制，较个人更为专横，虚伪、自私和残酷。国家崇拜是团体的骄傲的最高峰。

　　专制奠基在上尊下卑、不容异己、狭隘自负的野蛮心灵上。没有壹个超离现实世界的信仰，壹个民族的精神高度是很难提升的，最后必然崇拜自己。如果个个都崇拜自己，在政治上就很易出现“彼可取而代也”的想法，以为换了自己就能创造壹个新世代。

　　具有自大狂情结的人把为国家、为民族、为“真理”而奋斗作为人生的目的，实质上是想控制他人做“皇帝”。这是壹种专制主义的人生观，他们在心里蔑视大多数人的庸俗平常，以为自己才是人类的典范，自己的人生才有意义。他们大权在握时都成了残害人民的暴君。

　　壹些人说，信神是迷信。其实，不信神会陷入更大的迷信和罪性中。如果不崇拜上帝，就会崇拜人间的英雄。英雄受人崇拜就会因权力的腐败和他自己的骄傲而成为暴君。把受造者当创造者来崇拜或者把次价值当最高价值来崇拜就会陷入更大的迷信。

　　正因为人都有“罪性”，不是神。所以，对社会弊端的批判并不是要换个好人当政，而是呼唤制度变迁。寄希望于制度而不寄希望于个人，这才是壹个理性的知识分子。

　　壹个人，要想拥有壹个完美的人生，只有壹条路可走，那就是上帝的道；整个人类要想走出迷途，只有壹条路可走，那就是上帝的道。

　　专制的核心是无法无天、不敬畏上帝。要对专制釜底抽薪，就必须宣传关于上帝的知识。不能正确地认识上帝，就无法产生对上帝的敬畏之心。对上帝没有敬畏之心，作为个人，其人生就是迷茫的、悲苦的；作为整个人类社会，不仅消灭不了专制的根基，还更制造更大的动乱和仇恨，就无法建立起壹个祥和安宁、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秩序。

　　1992年1月美国副总统奎尔说：“世界历史上的专制暴政，并非人类不幸的根本原因。专制暴政有人类灵性上的根源，这就是不承认人的有限性，不承认人人都有原罪。哪里的人们把自己的命运和前途完全建立在对人的信赖之上，而没有超越个人、政党及其‘主义’之上的信仰作为文化的、心理的基础，哪里就难免滋生专制暴政。”

　　3．宽恕与忏悔

　　《圣经》里有个故事：有妇人犯通奸罪，依摩西的法律当乱石砸死。法利赛人把这案子交给耶稣。耶稣说，妳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拿石头砸她。人们听了这话，从老到少壹个壹个都离去了。结果，没有壹个人敢把手中的石头砸向这妇人，耶稣放了她。

　　假如那人群中掺杂著壹个中国人，这妇人就糟了，准有壹块石头击中她的命门，叫她壹命呜呼。金字塔下的人看到他人倒霉、不如自己，就以为自己升了级，所以“幸灾乐祸”甚至落井下石。中国人不承认人人有罪，只承认“个别人是没罪的”。为证明自己没罪，最直接的办法就是诬陷他人。仇恨、争斗就难以避免。愈窝里斗，愈发罪孽深重。最终有壹人会让天下人知道他是最清白、最高尚的，此人就是皇帝。自古皇帝加尊号，可以用十几个最好的词藻，九五之尊以造假自我神化为乐。此等教化下，普通百姓也无自我反省之心。

　　壹块石头，在《圣经》里是检验人皆有罪的试金石，在中国却进入了壹个很不光彩的成语：“落井下石”。诚如马丁.路德所说：“罪人不愿承认自己是罪人，这就是罪的最终形式。”

　　在上帝面前，每个人都是有罪的，每个人的灵魂中都包含恶的可能性，因而我宽容别人的罪恶和别人的缺点。宽容不是不批判这些恶，恰恰相反，要坚决的批判；但在批判恶的同时，必需意识到自己的心中之贼：被我批评的罪恶可能内在于我的灵魂中。因此，批评罪恶不构成批评者的绝对专制。忏悔意识不仅批判他人，更多是要批判反省自己。即使我们谴责了该谴责的人或事，也不表明我们自己更高尚。我们应该在谴责中有悲悯，在批判时同忏悔。正因为罪是人生的常态，所以面对壹个全知全能全善的神，所有的人都不可狂妄。

　　英王储查尔斯与卡米拉在婚礼上认罪忏悔文如下：“万能的上帝，主耶稣基督之父，万物创造者，全人类的审判者，我们坦承与悲泣我们的多种的罪与恶，这些我们不时透过思想、语言与行为对您的神的威严严重犯下的罪与恶，足以令您对我们做出谴责与愤怒。我们非常懊悔，也诚心对我们的错误感到抱歉；记住错误令我们痛苦，错误的重担令人无法忍受。请宽恕我们，请宽恕我们，最仁慈的天父，看在您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份上，宽恕我们过去所有的错误，允许我们能在未来新生命中服务与取悦您，透过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去显扬您的名的光辉。阿门”。

　　既然每个人都有罪，那人人得时时刻刻警醒自己，更重要的是要忏悔与悔改。忏悔的准则实际上就是要求人对于人本身的有限性保持永远自省。忏悔在希腊文里的意思是：心思改变，生出懊悔。忏悔出自内心，任何外力的强制都无效。悔改应从自己开始。

　　基督徒宣传人人当悔改的价值观，最终获益的是全国人民。每个人的道德堕落，根本问题在于他自己；与财富的多寡、与是否学习几个代表没有直接的关系。将自己的罪推到别人和他国身上、推到物质上是懦弱的表现，因此，每个人都应该快快地悔改。人人悔改了，犯罪减少了，社会的损失减少了，大家岂不都生活得更痛快？

　　纳粹德国在二战中杀死6百万犹太人，战后德国政府不知道做过多少公开道歉，每年付给受过迫害的犹太人经济赔偿。在美国，1949-1954年有个“麦卡锡时代”，许多无辜的人受到迫害。半个世纪过去了，美国的教科书中仍然把这个“红色恐惧时代称为美国历史中最黑暗的壹页，教育后代不要重蹈覆辙。日本人不认罪，引起中国及东南亚人民的愤怒。壹个不忘记检讨自己过失的民族是壹个勇敢的民族，充满自信的民族。

　　4．信靠上帝，向上提升

　　人本主义认为人性是善的，壹切罪恶都是后天沾染的。人之所以作恶，是因为无知。他们认为即或人犯了罪，也有能力改过迁善；只要指出错在哪里，人便能够克服自己的弱点，就能洗心革面、痛改前非了。所以，教育工作，是趋善避恶的最佳良方。这样壹来，教育者就成了善的化身。圣经里却说：“没有义人，壹个也没有”，事实的确如此。

　　其实，犯错的人并非出于无知。不是“知”的问题，而是“行”的问题。因为“不知者不为罪”，小孩子与神智不清的人，都不负法律责任。绝大部分罪恶，都是“明知故犯”；人性是“恶”的，所以才会“明知故犯”。

　　上帝因人犯原罪而处罚人类，但上帝仍然爱人类。由于罪是要赎的，人本身没赎罪的能力，所以上帝的独生子化身成人，以其在十字架上的死替人赎罪，使人与上帝重新修和。这就是耶稣基督拯救的意义。这种拯救是上帝白施于人的恩典，被称为“救恩”。基督的救恩意味著人从罪恶的状态中警醒过来，人性中的上帝形象得到了恢复，但仍存在缺陷。

　　基督教是有生命的宗教。圣经认为最重要的是解决人的生命问题，就是透过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救恩，叫壹切信他的人得著神的新生命(神的灵与人的灵交感而成的新生命)。因生命的改变而有新的生活、新的能力，就可以胜过罪恶了。这个根本问题解决后，自然就促进了人格的成熟。如果国民都是由这种人格成熟的基督徒组成，这个国家必然富强。

　　基督教与其它宗教最大的不同，在于基督教的救恩。基督教相信人是照著上帝的形象[指仁爱、公义、圣洁、完全等]所造，人性中有神性在，即血肉之躯中有灵魂在。所以人有宗教心和道德心，与动物截然不同。人有与上帝感通的本钱，也有与他人相通的基础。

　　人是神的最高创造物，也是神的最爱。神以非常的手段来表达他的爱，他差遣三位壹体中的第二位——他的独生子耶稣降生为人，为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付出了“罪”的工价，叫“壹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信耶稣的人要向耶稣认罪悔改，请求他的赦免，并接受他为救主，让圣灵(三位壹体的神的第三位)住在心灵里，并掌管信者的思想、言语、行为。这样，人的生命与神的生命，发生了连结关系，也就是得到了神的生命。这称为“重生”、“得救”，并成为神的儿子。

　　生命更新之后，内心宁静安憩，满足喜乐，心中时时刻刻有神监督著，不需要象儒家“去人欲”，需要只是时刻遵上帝命令控制人欲，就比较不容易犯罪。不但不再去犯罪，还会多行善事以取悦上帝，社会的道德水准就大大提高了。人与上帝团契后，交往愈亲密，生命愈成长，生活愈圣洁有力。原因就在把神性导引到人性里面来了。神的能力成了人的能力，人就能趋善制恶。这就是基督教不同于其它宗教的地方。其它宗教只有教主，没有救主。其它宗教要靠人自身的力量来修持，基督教则有神的救恩与神的力量活在人的心里。不仅能够不犯罪(消极的道德)；而且会活出神的爱(积极的道德)来。

　　基督教认为，人有上帝的形象，享有壹系列不可剥夺的权利；人又是有罪的和有限的，绝不能放任利欲的泛滥。由于原罪，单靠自己是战胜不了人性中的恶的，必须依靠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与上帝重新立约，将自己的信心建立在流淌著基督宝血的十字架上，才能战胜人性中的恶，才能逐渐洗刷身上的罪恶，获得永生。人可以得救，却永远不能变得象神那样完美无缺。只有听从神的召唤，反思罪孽，爱人如己，才能避免落入罪的渊薮。诱惑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罪也壹样。这就是为什么西方人每天祷告、每周礼拜的道理。

　　信徒们谦卑地祈求上帝的拯救，对罪恶敏感到极点、恨恶到极点，每时每刻依靠上帝的能力，才能战胜邪恶的私欲和外界的引诱。承认自己是罪人，藉著神的拯救，就可以达到完满成熟的地步；不断地吸收神性，使人性向神性发展。

　　5．民主分权制恶

　　人人皆有罪，这就意味者靠人不可能建立壹个完美的社会。基于每个人都有罪性，罪性暗示人不可靠，权力在人手中很容易“泛滥成灾”；必须用制度来制约权力，防止掌权者滥用权力。罪人若是拥有绝对的立法权，他的私欲就会上升为法律；罪人若是拥有绝对的司法权，他会判决世界都归他所有；罪人若是拥有绝对的行政权，他就会把全世界踩在脚下。若有人声称他们是先进材料作成，能创造出壹个完美的社会。千万别相信他。对由壹群罪人建立的政府壹定严加防范，不能信任；必须像防强盗壹样的防范他们，把他们关在笼子里。政府必须由人民选举产生，做到三权分立，保护人民的自由。

　　“西方人认为人性是恶的，而权力是恶的平方”，沿用至今的法律制度充分体现了防恶的目的，公法之设，在于防范公共权力的滥用，私法之设在于抵御公共权力对社会个体权利的侵犯。对人性的不信任，依靠理性、科学的制度约束权力贯穿了法治的始终。

　　西方政治学里有个著名的“无赖假定”。休谟认为，“政治家们已确定了这样壹条准则，即在设计任何政府制度和确定几种宪法的制约和控制时，应把每个人视为无赖——在他的全部行动中，除了谋求壹己的私利外，别无其他目的”。

　　美国宪法之父、清教徒汉弥尔顿（Alexander Hamilton）曾告诉美国公民：“（在考虑联邦宪法的权力配置时）我们应该假定每个人都是会拆烂污的瘪三，他的每壹个行为，除了私利，别无目的”。他指出：“防止把某些权力逐渐集中于同壹部门的最可靠办法，就是给予各部门的主管人抵制其它部门侵犯的必要法定手段和个人的主动。野心必须用野心来对抗。权力只有通过权力才能控制”。

　　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人都具有普遍人性。能够区别高下的只有制度：是约束人性的恶，还是放纵人性的恶？可以选择、可以改造的是制度；不可选择、不可改造的是人性。

　　1770年，J库克船长带领船队来到了澳洲，随即英国政府宣布澳洲为它的领地。开发澳洲的事业开始了。当地的土著居民人数不多，且尚未开化，只有靠移民。于是政府就把判了刑的罪犯向澳洲运送，既解决了英国监狱人满为患的问题，又给澳洲送去了丰富的劳动力。运送罪犯的工作由私人船主承包，这种移民活动壹直持续到十九世纪末。

　　起初，英国私人船主向澳洲运送罪犯的条件和美国从非洲运送黑人差不多。船上拥挤不堪，条件极差，平均死亡率为12%。其中壹艘名为海神号(The Neptune)的船，424个犯人死了158个，死亡率高达37%。这么高的死亡率不仅经济损失巨大，而且引起社会强烈的谴责。

　　经济学家认为，人的本性是利己(生物学家已从基因复制的过程证明了这壹点)。从利己出发，人可以做出善事——历史进步正是利己心推动的；也可以做出恶事——罪恶都来自利己。人性需用制度引导，而不能靠说教改变。私人船主敢于乘风破浪，冒死亡的风险把罪犯送往澳洲是为了暴利。他们尽量多装人，给最坏的饮食条件，以降低成本增加利润。而且，私人船主之间也存在竞争，大家都在拼命压低成本，谁要大发善心，恐怕在激烈的竞争中无法生存下去。在这种情况下，要把死亡率的下降寄望于人的善良是毫无用处的。

　　假如由政府进行干预，政府以法律规定最低饮食和医疗标准，并由官员到船上监督实施这些规定。但政府的干预不是万能的。派官员到运送罪犯的船上去执法是壹件苦差事，不给高薪没人肯干。 面对贪婪成性又有点海盗作风的船主，官员面临两种选择。壹是与船主同流合污，分享利润；壹种是坚决执法，自己或亲人的生命受威胁。在无法无天的海上把那些不识相的官员干掉，扔到海里，诡称他们暴病而亡，对船主不是什么难事。面对船主的利诱和威迫，官员的最优选择只能是与船主合作。当猫与鼠合作时，鼠们更胆大妄为了。

　　当时既没乞求船主们发善心，也没派什么官员，而是找到壹种简单易行的制度：政府不按上船时运送的罪犯人数付费，而按下船时实际到达澳洲的罪犯人数付费。当按上船时人数付费时，船主拼命多装人，而且不给罪犯吃饱，把省下来的食物在澳洲卖掉再赚壹笔，至于多少人能活著到澳洲与船主无关。当按实际到达澳洲的人数付费时，装多少人无关紧要，能到多少人才至关重要。这时船主就要多给每个人壹点生存空间，要保证他们在长时间海上航行后仍能活下来，要让他们吃饱，还要配备医生，带点常用药。罪犯是船主的财源，当然不能虐待了。这种按到澳洲人数的制度实施后，效果立竿见影。1793年，三艘船到达澳洲，这是第壹次按从船上走下来的人数支付运费。在422个犯人中，只有壹个死于途中。以后这种制度普遍实施，按到澳洲的人数及其健康状况支付费用，甚至还有奖金。这样，运往澳洲罪犯的死亡率下降到1%-1.5%。

　　哈耶克说过，壹种坏的制度会使好人做坏事，而壹种好的制度会使坏人也做好事。制度并不是要改变人利己的本性，而是要利用人的利己心去引导他做有利于社会的事。制度的设计要顺从人的本性，而不是力图改变这种本性。每个人有他自己的利益偏好，而这种偏好正是此人之为此人的规定，容不得其他人来“改造”他，除非他自己要“改造”自己。“改造人”实际上使人变成了非人也的奴隶。如果只有人斗人、人吃人，才能实现利己，人就比野兽还要坏。如果只有人为人、人帮人，才能实现利己，人就比天使还要好。要建立壹个美好的社会，只能靠壹套把利己变为有利于社会的制度。

　　哈耶克则认为：制度设计关键在于假定，从“好人”的假定出发，必定设计出坏制度，导致坏结果；从“坏人”的假定出发，则能设计出好制度，得到好结果。建立在“人性善”基础上的道德约束极其苍白，而实践中则往往导致专制与暴政。

　　现代经济建立在人人都有罪性上比较好。契约的前提就是先小人后君子。首先假定妳会要犯罪，所以用壹定的条条框框来约束妳。中国人太讲君子风度，相信人会按照约言去做，结果到对方违约时官司都没处。

　　儒家人性论

　　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性与习对举，证明性是先天获得的。孔子倡导的仁，可被视为对人之天赋秉性的壹个抽象归纳。因为，仁者，“从人从二，古文仁从千心”（许慎：《说文解字》）。可知仁是对共同的人的特点的壹种概括，是善的。

　　儒教认为“人之初，性本善”（《三字经》），人生来即是善的。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也；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孟子尽心上)。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孟子.告子上》）。

　　荀子壹派表面上是性恶论，实际上他说的性恶是针对小民的，圣人仍是大善的，圣人可以“化性起伪”的，他最后的落脚点还是性善论，最典型的论据是“涂之人可以为禹”（《荀子.性恶》）和企望“积善成德”。

　　“人之初，性本善”是错误的命题。人从娘胎里壹出生，就具有妒忌、贪婪等自私自利的趋恶天性，儒生们硬说那是孩子的恶作剧，视为可爱，那是虚伪。

　　孔子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人非圣贤，怎能说自己没有过错呢？壹切罪恶起源于不良的动机，先有淫念，才有淫行；先有恨意，才会杀人。罪行是罪，不良的动机也是罪。人之所以会犯罪是因为人有罪性。人欲(私性)横流，罪恶泛滥，社会充满了罪恶。说社会是恶的、人性是善的、是不合逻辑的(社会由人组成的)。难道社会不是由人组成的？

　　1．儒家人性论中复古主义与排外主义

　　颜渊问为为邦之道，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舜（实行夏朝的历法，乘坐商朝的车子，穿戴周朝的衣冠，采用舜的韶舞作音乐教材（见《论语.卫灵公》）。

　　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论语卫灵公)。

　　孔子说，舜就是个很好的榜样，他什么事都不需要做，就能使天下大治。为什么呢？因为舜是天纵英明，生来就是完美的圣人，他只要顺乎天然的本性生活，自然就成为很好的榜样，而使得万民景仰，垂范千古了。这就是中华民族的国魂啦！

　　孔子认为最高典范就是尧舜和周文王周武王。他壹味地怀古、恋古、思古、述古、信古、法古、玩古、学古、教古、吃古、卖古、忠古、孝古……凡是古的，就是好的，而且是绝对的好！为了使中华文化不致消沉堕落，只有壹个办法：不许改革，不许创新。如果有人大胆改革创新呢？立刻打压！完全扑灭！

　　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万物皆备于我矣”；哪需要向外学习？只要尽量修掉后天的沾染的不良习性，让人尽量返回到初生的“赤子之心”本性中去，把先天就具有的善性给发掘出来。人只要潜心修道，明心见性；是“人皆可以为尧舜”的。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过则喜。禹，闻善则拜。大舜有大焉(孟子公孙丑上)。又曰：尧舜性之也。汤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孟子尽心上)。

　　同样是人，但今人不如古人，而且越古越好。子路不如禹，禹又不如尧舜；商汤和周武的德行，是要靠修养身心来勉力行仁的；哪像更早的尧舜，是天纵英明，生来的圣人，他的美德，完全是出于天性使然，壹点不需要后天的努力；五霸的德行，不过是假借仁义的美名为幌子罢了。可见人性是壹代不如壹代啊。

　　孟子曰：尧舜既殁，圣人道衰，暴君代作(孟子滕文公下)。意为：尧舜以后，圣人之道就衰落了，所出的都是暴君了。这样搞下去，国家还有希望吗？孟子说：要想国家大治吗？有办法！恢复古制，用周文王的典章文物和制度，五、七年的功夫就可大治了。他满足于现有成就，视外国人为野蛮民族，以为自己都是好的，外国的都是坏的而停滞自误。

　　雨果说：中国是保存胎儿的绝妙的酒精瓶；黑格尔说，中国是没有时间维度的国家。

　　2．儒家人性论中的等级特权和双重标准

　　孔子把人分为三等：生而知之者，学而知之者，学而不知者。老百姓都属于“学而不知者”，只能遵循“生而知之者”以及“学而知之者”为他们制定的道德规范。少数人被定为圣人君子，被豁免了作恶的可能性，从而置身于法律和众人之上。这导致了对自己很宽松，对别人很严厉。君子们的言谈举止不能传达出平等的相互尊重；而是传达出有权有势的上等人气象。因此，自由平等博爱无法产生。

　　韩愈提出“性三品”说，把人性分上、中、下三等。善恶无绝对标准，道德准则随身份等级而定，对等级不同的人是完全不壹样的。儒家道德的第壹律条就是：尊卑。皇帝用太监，善哉；臣民用太监，恶。天子用八悄，善；诸侯用八悄，大逆不道。男人多个性伴侣，善；女人多个性伴侣，罪大恶极！

　　对于壹般人来说：“或饮酒，或好财货，或好声色都是“人欲”，必须革除；至于皇帝，“钟鼓苑囿游乐之乐，与乎好勇、好货、好色之心，皆天理之所有，人情之所不能无者”（朱熹注《孟子集注·梁惠王下》）。这就叫“同行异情”，同样的行为，因地位的不同而不同。

　　孔子自己“食不厌精，脍不厌细，食（食壹）而馊，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失饪不食”，却要求别人“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 虽然孔子也说“礼，与齐奢也，宁俭；丧，与齐易也，宁戚。”，不过说说而已，他和他的徒子徒孙从来都是不惜铺张豪奢的。

　　按身份等级划分出的道德，根本就是伪道德、是反人性的。儒家规定了人是王权的从属品，把家庭形式化成了壹个个缩微的皇权结构。为了强化控制，道德有了壹票否决的大权，俨然主宰人的生死：忤逆尊长可以处死；男女私情沉塘火烧而后快，等等。律条严苛，不过是为了把人身上的绳索紧紧捆绑，使人成为任意驱策的牲畜。

　　皇帝和官员不仅是统治物质财富，还要统治人们的精神、情感、习惯，于是他们壹级壹级的成了道德的掌控者，拥有了道德的解释权，官大壹级就是真理。他们的贪婪和残暴必然与道德条文背道而驰，他们自身的道德败坏同他们满口的仁义道德形成鲜明对比。于是，整个社会从上而下充满了虚妄和绝望，专制和等级就这样完全摧毁了人的尊严和价值。为了在这个等级制的道德架构中生存，人们就须互相倾轧、仇恨、鄙视、压榨，于是，这伪道德就必然导致人们走向邪恶。礼教强奸正义，假大空厚黑由此渊源！道德成了压迫下属的工具。

　　由是国人只信任权势，权势成了衡量人价值的唯壹标尺，官阶是国人衡量人的价值的首要准绳。而公权力，即使在清庭灭亡近百年了的今天，执政者还把它看作是自己私有品，居然叫喊：这是我们用鲜血夺来的，妳们想要，拿几千万人头来换。

　　3．性善论导致了虚伪败德

　　哲学家黎鸣认为：人的生物性偏于恶，人的社会性是善恶交错，人的精神性偏于善。他以愈是出现得早的事物，其惰性愈大的理论进行计算，从而得出结论是：人性的90%偏向恶；人性的10%偏向善。他说：西方古代哲人和宗教先知对人性善恶的判别是真实的，中国古代圣人对人性善恶的判别是不真实的，是虚假的。基因的自私与人的自私是壹脉相承的，这种自私性的基础即是生命的自我保存和自我再生。因此，自私不必是恶，但在社会生活中也难为善，不妨说自私是潜在为恶的基础[原恶]。中国人自古以来，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轻信大人、圣人的漂亮话，实在是受了绝大的欺骗。大人、圣人身上的原恶不仅丝毫不比小民少，而且大人、圣人身上的原恶壹旦变成实恶，它所造成的社会灾难简直千万倍于小民。由于原恶的存在，中国圣人所宣扬的克己、礼让的善也绝大多数是伪善。

　　由于性善论，中国人认为通过努力学习就能成为至善、完美的范例；于是“学而优则仕”的官僚们自然便是善的典范；而不学习、不识字或学而不优的的平民百姓自然成了恶的刁民；于是善良的大人君子们对小人刁民们进行人治就是天经地义；官僚们拥有“刑不上大夫”的特权，不需要监督制约，结果是善良的官僚们在缺乏监督的状态下，干尽了坏事。

　　为了维护官僚们的“善”的形象，儒生们使出了看家本领——造假。壹个公开奉行“说谎价值论”、撒谎成精的老油条被奉为民族圣人，是我民族的不幸。

　　性善说导致人人说假话，相互吹捧奉承；有壹点成就就骄傲自满。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自足自满，飘飘然不可壹世。壹有问题，都把箭头往外指，都是别人的错，很少反躬自问，承认自己有错的。于是每个人活在自我中心意识中，任意放纵私欲而不自知。于是不肯认罪，不肯悔改，也不肯接受上帝的拯救。社会当然壹天壹天败坏下去。

　　美国有壹项科学测试发现：现代社会中的成年男性平均每24分钟就会想到性。这意味著当种种高尚的奋斗动机、理想由于种种原因遭妳抛弃后，性欲，将最终成为妳奋斗的唯壹壹个不体面、但最强有力的动机。或者说高尚动机、理想仅仅只是幌子；幌子下面，妳正在作为性欲的奴隶，自觉不自觉地在受著性欲的驱使。不让上帝做妳的主，情欲必做妳的主。

　　由于儒家的性善论，使得中国人对“性”不敢正视，将“性”掩著、盖著、藏著、掖著；使得中国人迫害女性；使得中国人拥有表面仁义道德，背后男盗女娼的虚伪。

　　4．性本善导致独裁

　　在独裁体制下，众人的意志必屈服于独裁者的意志，这只有根据性本善的观点才说得通。人性本善，因此每个君主都可成尧成圣，因此众人都要服从君主的意志，以助君王成圣王。

　　以性本善哲学为基础的制度设计可概括为“无限政府”和“有限权利”。儒家假设掌权者为“天下为公”的圣贤，对最高权力的控制就没想过；儒家相信“人好壹切都好”，关注权力的归属而轻权力的监控。因此，中国二千年间未曾产生过实质性的分权制衡机制，无独立的司法审查制度（行政司法合壹）、无类似于英国古老的“自然公正原则”的程序制度。

　　儒家认为：上等的“圣人之性”先天就善，不需要教育；“中民之性”和“斗筲之性”需要教化、改造，方可臻于完善。所以，“内王”以“化民成俗”为己任，强制改造人性。孔子把学生看成木头，所以他说“朽木不可雕也”！荀子认为：人就是木头，圣人就是木匠，可以用斧头去劈去砍；完全否定了人性的先天性基础，堕入了专制怪圈！儒家不容许壹个独立的个人自治领域，主张政府行为可以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

　　儒家总是把人群分成好人[君子]和坏[小]人，而好人的最高典范是圣人；这种分类法违背了人人平等公理。儒家把壹切文明都归于圣人，让圣人凌驾于社会之上；完全依赖壹两个圣人的精英政治就是特权政治、就是独裁政治、就是少数人合法掠夺压迫平民的政治。

　　在独裁体制下，众人的自私都要服从君主的自私，结果是大恶。中国的君主专制，结出了大恶之果，自唐至清，离文明越来越远。中国的历史就是奴役的历史！

　　5．崇拜明君清官的人治，忽视法制建设

　　儒家壹直盼望明君的出现。国人已经习惯于让别人支配自己的命运，所以，即使机会握在手中，也总是轻易的把权力和机会交给居心叵测的权力狂们，然后祷告那是壹个清官、明君。这使我们的民族成为了壹盘散沙。儒家社会的百姓总是以为皇权是善的权力，皇权因此不受制约，也不必制约（事实上无法制约）。对最高权力的制约匮乏，贻误了中国法治进程。

　　中国古代有权力制约机制，都是预防相权过大而威胁皇权。隋唐时设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三省制度，相权由三省分掌：中书省掌管决策，门下省掌管审核，尚书省掌管执行。三省分工制约，确实预防了宰相滥用权力。但对最高权力的皇权却没有明确的制约监督，这与认为皇帝是至善化身而不会为恶有内在的必然联系。

　　儒家强调“克己复礼”，只注重个人内在的修行，不注重社会法律制度的建构，把无限的权力赋予某个人[王]或组织，这是罪人的狂妄之举。在儒看来，法律仅意味著：驭民的工具，而掌权者自身是超乎法律之上的；从而否定了法治。

　　西方的道德至上，壹开始就强调它是“自然正义”，是如自然科学定律壹样的纯粹理性。所以指导西方法律的道德是理性、正义、公平，体现于法律之中则在于重视个体之间的平等、自由、权利等观念。

　　中国的道德至上，壹开始就是宗法至上，是重亲疏贵贱尊卑长幼之分而否定平等、自由、权利的道德。它首先是人的情感，以此为基础的法律自然缺少理性。

　　“性善论”强化了宗法规则，遏制了民众独立人格的产生。在宗法伦理社会，身份规则是壹切社会关系的基础，个人从来是作为宗族的“零部件”而存在的。表面上看 ，虽曾有过家庭、行会、帮会（江湖）、僧道等民间团体，但它们通行的都是人身依附规则即个人人格被吸附消溶于集体人格中的规则。个人的人格被家族人格吸附，势必造成个人人格的不独立，不利于民法的发展。

　　6．理性万能

　　从人性至善进而相信人的理性能力，相信人类能掌握规律，相信存在壹个完善的社会状态，并笃信为实现这个完善的社会而存在壹个至善的万能政府，从而加强了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成的壹元化管理趋势。自戊戌变法以来，儒教的人性善与西方舶来的理性主义结合，更加坚信人力无边、人定胜天、人应该宰制万物、征服自然。既然人的理性具有如此至上性，对天、对神的敬畏就不复存在，所谓用自然法来约束世间的权力就更无能为力了。

　　这些人自诩掌握了唯壹正确的规律并宣称人类有驾驶自然的能力，而壹旦拥有了足够的力量（或曰暴力），他们会把人间变为“美好社会”的试验场，从而也有了正当的理由来镇压不同政见者。长期受科学万能教育的中国人，很难认识到人的有限性。

　　柏拉图晚年发现《理想国》的哲学王的路走不通，因为人性本恶，国王不可能成为哲人王。这导致西方思想界敢于自我批判，几千年来中国儒生们敢自我批评儒家理论吗？

　　法家人性论

　　法家认为性本恶，主张实行严刑峻法，高压恐怖。结果是恶上加恶，恶性循环。秦皇执政12年，被处宫刑的人就多达70多万人……。秦亡，酷刑、文字狱、连坐、户口制度等恶的锁链代代相传，严重摧残了中国人的身心健康。法家的“人性恶”理论不彻底，他们认为皇帝是善的，这样壹来，就陷入自相矛盾，“人性恶”理论就崩溃了。

　　唯物主义人性论批判

　　1．人的本质不是“壹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马克思认为：人没有先天的东西，都是环境的产物，都是“社会人”， “人性就是阶级性”，“全部人类历史不是别的，就是人性的不断改变”。反对费尔巴哈的“自然”人。

　　马克思说：“费尔巴哈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于人的本质。但是，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壹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恩选集第壹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1995年6月第2版第56页）。

　　马克思认为：人是“利己”、还是“利他”是由所有制决定的。在批判亚当.斯密《国富论》中的分工产生的原因“是利己心的缘故”时，马克思说“利己心是壹个社会的、历史的范畴，它随著私有制的产生而产生”。这显然违背现代生物学的基因自私原理。

　　马克思认为先有私有制，后有私利的追求。恩格斯在研究摩尔根的《古代社会》时说：是利己心瓦解了原始公有制，而不是马克思所说的“私有制带来了利己心”。事实上，“利己心”是人的本能，它与所有制毫不相干；相反，利他主义是壹种后天的社会属性。

　　马克思把人的本质归结为壹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而社会关系又是生产关系决定的。按马的逻辑，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公或私]决定了生产关系的性质，生产关系的性质决定了社会关系的性质[公或私]，从而决定了人的本质[公或私]；所以，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决定了劳动者只能“壹心为公”，为集体的利益牺牲个人利益，搞共产主义的义务劳动。

　　“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原则在逻辑上行不通。从理论上看，如果无例外地每个人都奉行此原则，必须将利益出口到月球上去；在实践上，壹部分人奉行此原则时，正好被另壹部分奸佞之徒趁机得利。社会主义实践证明：公有制的建立根本不可能丝毫削弱利己心，利己心反而带来对公有财产的疯狂地掠夺与瓜分。事实证明，人的利己心不受所有制决定，不受“壹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决定，人的本质绝不是“壹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马克思对人性的看法在中国春秋时期就有。齐国相晏婴出使楚国。楚王在接见晏婴时，故意让人押著壹个人从接见厅下走来，并说被押的人是齐人，犯了偷盗罪。楚王揶俞晏婴说：“齐国人都爱好偷盗么？”晏婴离开座位严肃地对楚王说：“我听说，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织。是什么原因呢？水土不同啊！这个人在齐国而不偷盗，壹到了楚国就犯偷盗罪，是不是因为楚国水土使这个人爱起偷盗来了呢？”楚王尴尬地笑著说：“圣人是不能随便开玩笑的，寡人反而弄得难堪了！”

　　晏婴宣扬的是环境决定论，这与基因决定论是冲突的，把人简单等同受环境决定的植物，楚王连“人不是橘织类的植物”都说不出来。可见，当时的中国人愚昧到了何种程度，什么中国古代灿烂的“百家争鸣”不过是阿Q自我安慰而已。这是愚昧的“天人合壹”的类比思维造成的。事实上橘织是不同的物种，中国古人弄错了。同时代稍后的希腊人亚里士多得研究了世界上的各种动植物，对植物进行了分类学研究，是很了不起的。

　　中国人最缺乏理性思维能力，几千年来连逻辑学、语法学都没有。中国有成语“人心不古”，人越来越堕落！中国人自由本质完全被儒家消灭了！只知道为了肉体的延续而做奴隶！对苦难残暴已经麻木不仁，甚至为其辩护。

　　管子鼓吹“仓廪实而知礼节”；仓廪足，知荣辱。中国的社会现实却是“饱暖思淫欲”、为富不仁的多。为什么经济发展[权力增长]与道德败坏成正比呢？根本原因是中国人把人混成了动物、向动物[龙虎]学习的结果；中国人不认识上帝，所以道德败坏。

　　唯物主义的道德观，将人与动物并列，道德生活完全是外在的，后天的添加物。主张人性是壹张白纸，非善非恶，可塑造人性、塑造新人。不承认灵魂的存在，道德生活就不是出于心灵的内在需要。所谓“良心”、“羞耻心”、“罪恶感”都不能找到“内化”的基地。

　　动物世界没有道德，只照著本能欲望而生活的，完全没有理性和德性。所谓“科学[进化论]的人生观”，必将导致弱肉强食，平等道德必然崩溃。

　　2．“人的本质是壹切社会关系总和”是现代版的专制理论马克思把人的本质归结为壹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但人首先是作为自然的个体存在的。马克思主义完全抹杀了作为人的自然个体的本性，过份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完全违背了它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对于个体而言，其内在的本质是内因，而“壹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仅仅是外因，内因对他的行为起著主要的的作用，而外因是其行为的外部条件、起次要作用。马克思把外因看成决定性的作用，犯了根本性的错误。

　　什么是本质？本质就是最普遍的、天生就有、不会改变的性质。“壹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它们怎么能成为人的本质呢？

　　“人的本质是壹切社会关系总和”是现代版的专制理论。“关系说”企图从外在的社会性囊括人的本质；抽掉了人的精神活动的具体存在，抽掉了个体活生生的灵魂，其结果只能使人仅仅作为壹定的阶层、党派或社团组织的成员。

　　从“关系说”里，看不到人对社会关系能动的选择和超越；只看到了对现实的适应和服从。该理论颠倒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把主体的人当作社会的手段而不是社会的目的；并认为集体的利益永远高于个人的利益，向社会奉献壹切是个人应尽的义务和责任；社会永远是主人，个人永远是卑微的奴隶，个人的价值要靠社会来体现。

　　上学、参加工作、入党团都要填社会关系表，原来这是马者们在定义人本质的“善恶”。例如：他是高干子弟，妳是农民的儿子；所以，他就作威作福，妳就作牛作马－－因为妳的社会关系总和是无法和他比的！高干子弟总是骑在普通群众的头上，因为他们本质“先进”。

　　3．人的本质==利己[贪婪]+自由

　　作为个体的人的本质是什么呢？那就是：利己心，趋利避害；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首先是爱自己的子女；也存在对自己父母的爱，但这种爱远远没有父母对子女的爱那么强烈、那么普遍。现代生物学告诉我们：基因是利己的，利他只是利己的壹种特殊形式。

　　动物的利己是本能，可称为本能利己；动物本能也表现为利群。比如，那些雄蜘蛛性交后被雌蜘蛛吃掉，就是利群；还有大哈马鱼为繁殖而粉身碎骨，产卵即死，也是为了群的生存。这些动物的行为说明动物的目的是为了繁殖基因、保存基因、扩张该类基因的地盘。同样，人也愿意为子女粉身碎骨，特别男人喜欢玩很多女人，这也是为了繁殖基因、扩展该基因的地盘。利己利群都是为了延续繁殖该类基因，所以说基因是自私的。人当然也自私自利，不过人的自私自利打上了自由思维、理性计算等特点！

　　人的利己与动物的利己是不同的，人是故意的、有意识的利己，动物的利己是壹种本能，它意识不到。人的利己与动物利己的区别是：人的利己表现为贪得无厌，动物的利己适可而止。成年人在公众场合不贪婪是大家监督的结果，也是理智计算的结果[怕得不偿失]。所以，人的本质==利己+自由意志。换言之，人的利己受自由意志的指导与调节。

　　原始社会人类的生存条件极端恶劣，始终面临著饥饿、猛兽侵袭带来的死亡危胁，靠个人是无法生存的，人们必须依赖集体的力量才能生存，而集体的力量的任何削弱都可能带来整个部落的毁灭。此时，为求生存只能共产、只能追求公利。追求公利是唯壹能实现自利的途径。原始社会的大公无私、尊老爱幼仅限于部落内部，对其它部落，他们不但发动战争，而且把对手吃掉。这正说明了他们是利己的。

　　唐山地震时，壹些逃出的人住在帐棚里没饭吃，大家就分头到处找吃的，找来后由壹个热心的大嫂支口大锅，平分食物。当营救工作开展起来后，很多家的东西扒出，人们就开始私藏自家东西，不再上交，大锅饭维持不下去了，共产主义瓦解——这正是原始共产主义产生与瓦解的现代版。难道是人性变了吗？非也，人性没变，人们从开始到结束都是利己的。

　　某村的选民宁愿让腐败官员继续当政，他们的逻辑是：腐败官员是肥猪，新选上的官员是瘦猪，瘦猪比肥猪更贪。这种类比逻辑是错的：肥猪的贪心小，怎能证明腐败分子的贪心小呢？特权意识甚至不以自己拥有比别人更多为满足，而是以自己拥有全部、他人壹无所有为满足。皇帝富有四海，他的贪心比谁都大，十万宫女还不够，还要巡游玩女人。

　　基督教认为：因为上帝造人时赋予了人自由意志，人有选择自由；但人受肉体支配后易偏离上帝的正道，就犯罪了。

　　从基督教的角度看，人的本质就是自由+贪婪=罪。可这样解释：贪婪是人的生物基因本质，自由是人的大脑本质。大脑思维是倾向自由的。大脑思维的自由本性，使人追求新奇、追求创造、追求平等[不被奴役也不奴役人]，这是健康人的向上本质。

　　人的本质==利己[贪婪]+自由。当人感情用事，大脑的自由功能会退化，贪婪本性占优势；贪婪的本质占上风，人就变得十分野蛮狡诈，社会制度就是专制制度，专制是使人成为奴隶的壹种病毒，专制制度是壹种野蛮的制度。总的说来，肉体诱惑力远大于自由理性能力，堕落的趋势使人类普遍的专制。这说明了人性恶在人类史上起主导作用。

　　当人敬畏上帝能进行理性思维时，自由的本质占上风，人就变得文明诚实博爱，社会制度就走向民主科学。自由民主制度是使人获得尊严的制度。自由理性能力使人类产生民主科学，象古希腊的民主科学在人类当时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只是在理性清醒后，人类的自由本能才得到充分的开发而走向现代民主。

　　4．共产党的目的是逐渐把人改造成革命的工具马克思认为人是壹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性即其社会 性；人性是随社会变化而变化。依据生产向自动化发展的趋势，劳动者自由时间在增加，科学的应用在普及、深入，这壹系列的变化，就为新的人性创造了条件，也就是“新人”的产生。

　　马克思说：“理论壹经掌握了群众，就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1903年，巴甫洛夫（1849壹1936），在马德里的国际医学年会上宣读了他的实验和研究报告，认为条件反射是高等动物和人类对环境作出反应的生理机制。1904年巴甫洛夫得了诺贝尔医学奖。

　　巴甫洛夫的理论给了布尔什维克领袖以重大的启发：环境可以改变人的生理和心理，创造出新的反应机制。通过重复的灌输和指令，人的大脑会对壹定的术语和名词产生条件反射，自动地做出和灌输者和指令者的要求相壹致的反应。这难道不正是“科学社会主义”？

　　1921年1月24日，列宁签署了壹道政府命令：《科学家I.P.巴甫洛夫的杰出成就对全世界工人阶级具有巨大的意义》，要求对巴甫洛夫和他的实验提供物质保障，当然包括狗食。

　　托洛斯基妄想条件反射不仅从心理上、而且从生理上改变人，像狗壹听到午餐铃声就流口水，让士兵壹听到枪响就勇往直前，为共产主义事业献身。

　　苏联时期对心理学和教育学的研究作了极大的投资，然而巴甫洛夫并没有因受重视而归顺新政权。就在列宁下旨保障他的研究之后不久，他在给学生开课时公开说：“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不是绝对真理，它们可能是部分正确部分错误。”他根本不相信布尔什维克的“世界革命”有什么成功的把握，认为“把大量款项用在发动日本革命，而我们的实验室每个月只有三个金卢布”是不可思议的。他反对用内战来解决政治问题，说俄国为了布党的理想牺牲得太多了，还说布的政策正把俄国引向死路。

　　当时布尔什维克党内左派代表布哈林出面写了长篇文章，把巴氏的观点逐壹加以驳斥，认为它们才是俄国的四条“死路”。布哈林还摹仿列宁训斥知识分子的口吻，轻蔑地说知识分子和教授们对革命的怀疑是“石器时代的思想”。在苏联先后受到批判的科学观点有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孟德尔的遗传学和摩尔根的基因说、鲍林的共振理论、病�柕热说牧孔永砺邸⑽�纳的控制论、弗里德曼(1888～1925)和伽莫夫(1904～1968)的宇宙学等等；先后受到批判或者迫害致死的著名科学家包括生理学家巴甫洛夫、物理学家约飞、火箭设计师科洛廖夫(1907～1966)、物理学家朗道、生物学家瓦维洛夫(1887～1943)，等等。

　　马克思主义反对“利己心”是人类的生物本能，所以就要迫害遗传学家。孟德尔是19世纪奥地利修道院的院长，他坚信神造万物，通过杂交实验，发现了遗传规律。遗传学强调基因[与神有关]的先天决定作用，这与共产党通过制度的变换来把人改造为大公无私的人相冲突。所以，20世纪三十年代，以李森科为首的“米丘林学派”在斯大林的支持下，完全否定孟德尔摩尔根的染色体-基因理论。李森科给基因学说扣上“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帽子，把遗传学打成了“资产阶级伪科学”。这和苏维埃政权以重塑人性的使命有关。

　　享有国际声誉的遗传学大师尼.瓦维洛夫（Vavilov）向苏共中央上诉，斥责李森科排除异己、缺少文化以及对学术上反对他的人进行报复。1935年瓦维洛夫被解除了苏联农业科学院院长职务。1940年8月，瓦维洛夫及其助手们被陆续逮捕。瓦维洛夫被诬为“间谍”，被苏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判处死刑。临刑前，德军入侵，改为缓刑壹年半。缓刑期未满，1943年，根据苏共中央委员会的决议，瓦维洛夫被枪毙。壹大批具有正义感的遗传学家成为“人民公敌”而深陷囹吾，整个苏联遗传学界万马齐喑，农业壹片萧条，持续到赫卤晓夫的跨台。

　　1949年后巴氏理论在中国生物学界壹枝独秀，也是和思想改造运动相适应的。这种恶状又在中国持续了20多年[可参考“教育自由”壹节]。

　　1905到1908年，俄国爆发了壹场有社会主义者参加的民主革命，俄国工人在壹些城市组织了“苏维埃”。高尔基在1907年发表了长篇小说《母亲》，描绘了壹个目不识丁的家庭主妇如何转变为壹个自觉的革命战士。这本小说成了世界“无产阶级文学”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滥觞，因它提出了党文学的基本任务：为塑造“新人”服务。列宁不但向党的干部推荐这本书，而且于同年邀请高尔基参加在英国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代表大会。

　　1917年十月革命为布尔什维克在国家范围内塑造“新人”的社会工程创造了条件。托洛茨基说：“他（指“新人”）将先控制他生理机制中的半意识，然后是下意识，例如呼吸、血液循环、消化、新陈代谢，接下来将在壹定限度内使得这些机制完全服从理性和意志的操纵。甚至纯粹的生理生活也将成为集体实验的对象。”

　　斯大林说：“我们共产党人是特殊的类型。我们是用特殊材料作成的。”1930年代有这麽壹首诗：“我就是钢铁、太阳和混凝土／我就是纺织厂的梭子和发动机里的线圈／我就这样作为壹个工人被孕育和诞生／我的第壹个动作就是挥舞榔头／……熔化的钢水在我的血管里奔流／我变得更加高大／我的臂膀由钢铁铸就／坚强得举世无双。”如此醉心于把人变成钢铁，难怪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要给自己取个意为钢铁的名字：斯大林。

　　为了塑造“新人”，布尔什维克运用了各种手段。为了把儿童、少年和青年的成长完全置于党的控制之下，他们成立了“小十月人”(5-10岁的儿童)、少先队和共青团；把参加生产劳动和社会政治活动与儿童早期教育相结合；用文学艺术的形式大力宣传“苏维埃新人”的榜样和模范，其典型形像之壹是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笔下的薄�枴た虏旖稹Ｊ榈奶饽俊陡痔�是怎样炼成的》，形像地表现了革命对人性的改造。

　　“苏维埃新人”体现了共产主义“新人”的壹些普遍特征，人作为个体的壹面(个人意识、个人动机、个人利益、个人观点以及个人行动的自发性等等)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壹个集体的“人”和党的“人”。因此“新人”的诞生也就是个性的死亡。20、30年代的苏维埃文化赞美的“新人”通常都没有个人的面貌，只有整体的品质，象钢铁壹样坚强，像机器壹样整齐而有效率。“苏维埃新人”标志著社会心理学家所定义的“大众人”的产生。这个“大众人”既是19世纪机器时代的产物，也是20世纪集体主义意识形态广泛传播的结果。

　　人能不能百炼成钢，或者即使百炼成钢以后能不能变成壹颗党拧在哪儿就在哪儿纹丝不动的螺丝钉，甚至是壹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20世纪的历史已作了回答。斯大林的女儿六十年代初就叛逃到美国，卡斯特罗的私生女1990年代中期移民美国（卡斯特罗的两个姐姐也移民到了美国）。她们到了西方后都出了书，把父亲的老底兜了出来。斯大林的女儿斯维特兰娜出的书题为《致友人的20封信》，在书中谴责了她父亲的专制，并对母亲的自杀提出了疑问。卡斯特罗女儿的书就叫《卡斯特罗的女儿》，把她父亲描绘得自私暴戾喜怒无常，还把父亲当年写给母亲的情书（当时她母亲是他人之妻）都公之于众。

　　1939年8月刘少奇在延安马列学院讲演《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时就借儒家“吾日三省吾身”之说，强调党员必须加强党性修养，鼓吹“克己奉公”。他引了斯大林的“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说：“壹个共产党员入党以后，就象木料壹样交给了党。党今天要把这木料做成椅子就做椅子；明天要把这木料做成桌子就做桌子；当党需要建大厦时，妳也可以变成栋梁；如果党需要造壹个马桶，那妳也得尝尝臭气……做党的工具是不可以讲条件的。”

　　刘少奇说：“党的利益高于壹切，在个人利益和党的利益不壹致的时候，能毫不踌躇、毫不勉强地服从党的利益，牺牲个人利益，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这就是常说的党性”。

　　文革开始，刘少奇被打倒，他找到毛泽东说：我只有壹个请求，辞去壹切职务，回到乡下去种田，做壹个普通人。此时此刻，连刘少奇都忘了他只是“党的工具”，他无权对党提条件。正是他鼓吹的“材料论”党性，成为置他于死地的“杀手锏”之壹。对他直接下毒手的人，就是他自己调教出来的“工具”。真是自作自受。

　　卢梭说：“专制政治是不容许有任何其它的主人的，只要它壹发号施令，便没有考虑道义和职责的余地。最盲目的服从乃是奴隶们的唯壹美德”（《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

　　林彪说：“党性乃尊命性也，尊命乃大德大勇大智”。胡绩伟说：中共形成了壹种“党性原则”，即“听党的话”、“做党的驯服工具”。党说甚么就是甚么，党叫做甚么就做甚么（甚至可以为党撒谎）。在中国，壹切行动听指挥不仅仅限于军队，它已成为中国共产党以及公、检、法等公权力部门的不成文的原则。为什么贪官壹端壹窝？难道国人都那么容易同化的么？不是，正是壹切行动听指挥，行动左右了思想！不是国人失去了反思的能力，而是国人失去了反思的勇气。久而久之，大家都认为：所有的反思都会成了无疾而终的挣扎。

　　中共1949年夺取政权后，“塑造新人”成了与建设新社会并行的目标。从苏联照搬的社会政治组织，如少先队和共青团等从“解放区”推展到了全国，苏联的“新人”典范和歌颂“新人”的文学作品在中国也非常有影响，如伤残军人吴运铎和他的《把壹生献给党》就被称为是中国的“薄�枴た虏旖稹薄�60年代上半期，“共产主义新人”在各条“战线”涌现，其事迹充斥著报刊、电台、电影、文学读物，成了这壹时期文化领域最令人瞩目的现象。

　　大庆油田的王进喜和他的“1205英雄钻井队”是工业“战线”新人的典范。山西昔阳县大寨大队的党支部书记陈永贵则是农业“战线”新人模范。60年代中期提出的“全国学人民解放军”的口号，在非军事部门建立军队中的政治工作部。军队在60年代为全国提供了难以计数的榜样：雷锋、王杰、欧阳海等，他们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这种塑造“新人”的努力在“文革”期间达到了颠峰，有组织和集体管理的每个人至少在形式和表面上都必须“狠斗私字壹闪念”。“文革”期间塑造新人的运动，就是大量下放干部和知识青年(并不否认下放背后的社会经济和人口问题的考虑)。

　　70年代“红色高棉”更是壹夺取政权就把全部城市人口下放，企图彻底废除城市(壹同被废除的还有货币、家庭、婚姻、财产等等)。“红色高棉”是在毛主义影响下发展起来的，但他们认为即使是毛也没有坚持他的革命路线，没有做到“七、八年再来壹次”，因此柬埔寨在革命彻底性上要超过中国。

　　在50年代的北越，当抗美战争还未到来时，越南知识分子和干部也经历了和中国类似的思想改造和大规模的下放。大量的知识分子和干部因各种原因死于非命。

　　共产主义制度为什么在全世界到处碰壁呢？最主要的是马克思看错了人性。有人说：“共产主义是壹个美妙的理想，只可惜它走上了邪路。”

　　有人说：“共产主义的领导人不是完人，免不了会犯错误。”此说完全错误。共产制度的领导人即使是圣贤，也逃不脱失败的命运。因为共产主义所根基的是错误的人性论，它仇视能最大限度发展个体才能、提高人权水准的自由制度。丘吉尔早在1920年1月就指出：“共产主义壹定会失败，因为它违反人类的天性和需要。”他认为，这是壹群狂妄虚无的疯子，尝试将混乱的理论付诸实现，结果必然会导致腐败、脱序和内战。都被壹壹言中。

　　无神论鼓吹对人的崇拜，以前是对皇帝崇拜，现在是对自我崇拜。壹些信民主的人搞多数崇拜，认为多数等于正义，主张随大流；壹些精英大搞自我崇拜。自我崇拜的结果必然导致自我中心、自我封闭、夜郎自大、自卖自夸，拒绝学习其它先进文明；缺乏对他人、对社会、对人类历史的了解。即使学习其它先进文明，也是学其皮毛，拒绝学其内核。

　　为什么人不能被信仰、被崇拜？因为人是有限的、有罪性的。崇拜他人（自己）都属个人崇拜，个人崇拜在英语中与邪教是壹个词。教皇或皇帝或孔子都是人，是不能独尊的，独尊有限、有罪的人的指令和思想必然会给人类带来祸害。

　　1．拜圣人的邪教

　　殷王“率民以事神”，周取代殷后，变革了殷人的上帝崇拜，主要表现在“以德配天”上。这样壹来，在敬神中把神抽空了。《左传》云：“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民，神之主也。是以圣人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可见，圣人崇拜取代了对神的崇拜。

　　“圣”的主要含意就是聪明，圣人，也就是聪明人。这种聪明，不是壹般性的才智，而是见微知著、通幽知化、洞察壹切、通晓壹切的品格。《尚书.洪范》云：“于事无不通谓之圣。”《大禹谟》篇也说：“圣者，无所不通之谓也。”古人以为圣人有如下作用：

　　1）圣人是完成“天人合壹”的中介

　　圣人沟通了天地自然，也沟通了神明。《易传.系辞》讲：“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

　　老子反复论述了圣人是唯壹能体认“道”、法自然的人。有了道便具备了最充分的合理性，于是“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失道者失天下，得道者得天下”等。

　　老子认为有两种圣：壹是用形而上的方法“得道”之圣；壹是凭直觉之智规范事理之圣。他认为后壹种圣人是世俗之圣，只懂形而下之事，只会带来灾难，对这种凡俗之圣应摒弃。

　　《中庸》讲，圣人“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大哉圣人之道，洋洋乎发育万物，峻极于天。”

　　《礼运》说“圣人参于天地，并于鬼神，以致政也。”

　　《管子.心术下》云：“圣人若天然，无私覆也；若地然，无私载也。”

　　《吕氏春秋.尽数》称：“天生阴阳寒暑燥湿，四时之化，万物之变，莫不为利，莫不为害，圣人察阴阳之宜，弁万物之利以便生。”

　　《淮南子.泰族训》云：“圣人者，怀天心，声然能动化天下者也。”

　　圣人本质的属性就是“体道”，或曰“圣道同体”。董仲舒讲：“天者，辟物之祖也……圣人法天而立道”。“道之大源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韩愈提出“道统”说。

　　在理学家的论述中，理的人格化就是圣人。朱熹讲：“圣人形骸虽是人其实是壹块天理。”又说：“圣人都忘了身，只有个道理。”换言之，圣人是肉体化的天理。周敦颐讲：“圣人与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时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圣同天，不亦深乎!”

　　道与天理既是万物的本原，又是理性的极致，是芸芸众生必须遵循的准则。圣人与道、天理同体，无疑也就是真、善、美的化身和绝对的权威。圣人作为天人合壹的中介，特别是把天道与人道沟通，这种作用与功能本身就表明圣人是神、人的混成体。

　　圣人最主要功能是把天的作用、性格、原则等社会化，使天人之间获得调和与统壹。芸芸众生只有通过圣人的调理才能各得其所。先哲们虽有天地之间人为贵的言论，但凡人在天地之间仅是被动物，只有经过圣人之手的再塑造，才可获得某种自觉。

　　2）圣人是文明、人文及其物化——各种器物的发明者和创造者《易传.系辞》认为人类社会的文化(包括礼仪、教育、制度等)是圣人创造的。

　　《周礼.冬官考工记》云：“百工之事，皆圣人之所为也。炼金以为刃，凝土以为器，作车以为行陆，作舟以为行水，皆圣人之所为也”。《易.系辞下》云：“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大下”。史称“伏羲作八卦，结绳而为渔罟”；黄帝、尧、舜“垂衣裳”,“刳木为舟，剡木为楫”,“断木为杵，掘地为臼”,“服牛乘马，引重致远”。

　　《韩非.五蠹》云：“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曰有巢氏。民食果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木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说之，使王天下，号燧人氏”。

　　《礼记.冠义》云：“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礼者，天地之序也”（《礼记.乐记》）。也就是说，等级特权制度是宇宙的总规律。

　　荀子云：“人之所以为人者，非特以其二足而无毛也，以其有辨也”。“辨”即“别”，“别”是礼的核心，实际上就是说人之为人在于有礼。又说：“君子者，天地之参也，万物之总也，民之父母也。无君子则天地不理，礼义无统”。

　　《墨子.节用》篇讲：“古者圣王，制为节用之法”，“制为饮食之法”，“制为衣服之法”，“教民以兵行”，“制为舟楫”、“节葬之法”、“宫室之法”等等。

　　《商君书.君臣》曰：“古者，未有君臣上下之时，民乱而不治，是以圣人列贵贱，制爵位，立名号，以别君臣上下之义。地广民众万物多，故分五官而守之；民众而奸邪生，故立法制，为度量以禁之。”

　　韩愈把圣人视为人类生存的前提正是这种文化本体观的表现，他说：“如古之无圣人，人之类灭久矣”！

　　3）圣人是解民于倒悬的救星和理想社会的创造者在中国传统的政治观念中，圣人是理想的人格化，同时又是实现理想的缔造者，人们追求理想、摆脱灾难所信赖的唯有圣人。

　　老子的“小国寡民”之世要由“圣人之治”来实现，孔子的“博施于民，泛爱众”的理想，尧舜犹难做到，必待圣人而后行。墨子讲兼相爱，交相利，也同样要有圣人而后能实现，“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也，必知乱之所自起，焉(乃)能治之”。《易.咸卦》称：“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管子.心术下》云：“圣人裁物，不为物使。心安是国安也，心治是国治也。”

　　法家认为各时代有各时代的圣人，而理想的未来要由“新圣”去缔造。

　　20世纪，圣人观念在中国摇身壹变，变成了科学、先进、正确性的说词，1950年代修三门峡大坝时，“圣人出，黄河清”成了有力的证据。“圣人出，黄河清”带有谶纬迷信色彩，是圣人崇拜的表现。可见，中国人中圣人观念的毒有多深。

　　2．拜圣王、拜皇帝的邪教

　　中国人信仰“天”，“天”是自然的神秘化，“天”必须通过天子来表达天意。祭祀“天”则被“天子”所垄断，任何人不得染指。清王朝覆灭前，“天子”每年都有祭天仪式，这是中国最隆重的宗教祭祀活动。这样，就由天崇拜变成了对天子崇拜——即个人崇拜。

　　中国的皇帝是直接通天的，他是唯壹的“天子”，是天在人间的代表，是道的化身，是“人间的上帝”。礼记云：“天子者，与天地参，故德配天地，兼利万物，与日月并明，明照四海而不遗微小。其在朝廷，则道仁圣礼义之序……发号出令则民悦，谓之和，上下相亲，谓之仁，…” 天下的壹切都由皇帝作主。皇帝的所作所为，正像当今保险业者所说的“不可抗力、天灾”。皇帝握有生杀予夺的大权，无所不管；他“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空气”。中国的“天”约束不了皇帝，连神都是皇帝封的。比如门神就是唐太宗封的。

　　天子唯壹的需要是全民对他的愚忠与崇拜。孔子对天子尧歌功颂德曰：“唯天为大，唯尧则之”；“巍巍乎，尧哉！”

　　儒教是壹种纯粹政教合壹的宗教。在这个政教合壹的宗教体系中，皇帝就是最高祭司，是教皇；他手下的众官僚，按级别依次为枢机主教、宗主教、都主教、总主教、主教、神甫等，还未做官的秀才是修士，每个家长则是壹个家庭的长老。这个体系中的每个人都尊奉儒教信条，并高度自觉地向自己的臣民、老婆、孩子灌输儒教，以使天下大顺。

　　“崇拜”就是妳第壹看重的是什么。 崇拜权力的，就要为夺权掌权保权而缴尽脑汁、耍尽手段，可以掩盖真相牺牲真理，走经验主义实用主义路线。孔孟之道实用主义色彩较重、唯利是图、唯上是从，不知道真理为何物，只能搞以吏[儒]为师的政教合壹。

　　圣王[上]崇拜是中国专制文化影响时间最长、范围最广、程度最深的原因。荀子云：“圣也者，尽伦者也；王也者，尽制者也。两尽者，足以为天下极矣。”圣王便是“两尽者”，加之帝王又是天子，具有几分神性，这样帝王就成了迷信的对象。中国人把帝王称做圣人的传统是漫长的。每壹个皇帝登基了，就是圣人出来了的时候。所以皇上也常被称做圣上，皇上的话就是圣旨，是绝对圣明的。皇帝不但要控制政局，而且要掌握意识形态，政教合壹是很好的办法。皇帝是国主的称号，圣人是教主的称号，中国的皇帝又是儒教的教主，这就是中国的统治形式，中国从来就是个政教合壹的国家。

　　在圣王面前，人们只能葡匐而仰视，甚至只能五体投地而不敢仰视。

　　其壹，甘为臣仆、狗马的心态与观念。

　　管子云：“主者，人之所仰而生也”；“为人臣者，仰生于上也。”君主是天下人的衣食父母，君主把恩泽、阳光、雨露洒给天下，惠及牛马。既然壹切都是由君主赐予的，甘心做臣仆与狗马也就是合乎逻辑的，于是“北面委质，无有二心”是为臣的准则。

　　君主把臣视为工具，有用则使，无用则弃。汉武帝说：“何世无才，患人主不能识之耳。苟能识之，何患无人？夫所谓才者，犹有用之器也，有才而不肯尽用，与无才同，不杀何施？”

　　其二，向帝王求是非、求合理性的心态。

　　愚民政策有两手：消极的壹手是防堵，如焚书坑儒；积极的壹手是引导，定思想于壹尊，钦定学术为独木挢，并诱之以功利，同样可达到愚民的效果，而且显得更高明。

　　汉统治者意识到：禁锢臣民的思想不是禁止他们思考，灌输给他们有利于集权统治的思想最高妙。这就像对付驴子，不把驴子捆起来，而是蒙住他的眼睛，让它在那里拉磨转圈。统治者让人拉的磨，就是儒家思想，转的那个圈，就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刘邦于公元前196年11月过山东曲阜时，用太牢（牛羊猪三牲）隆重祭祀了儒家学派的创始者孔子，后经汉武帝“独尊儒术，罢黜百家”，使孔子成为“万世师表”。

　　“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作之君”，君王拥有军政财税大权；“作之师”，君王拥有思想教育的大权，有教化民众的之责。可见，中国自古就搞政教合壹的专制主义。

　　至于“师”，没有壹个皇帝不喜欢当老师的，其壹言壹行，都要写进“起居注”，作天下的楷模。蒋介石最喜欢被称呼为“校长”，毛泽东觉得“伟大的导师”最适合自己。

　　自秦始皇定下了“以吏为师”（实质是以帝为师），“别白黑而定于壹尊”，真理的裁判权就归属了皇帝。汉武帝时因封禅之礼众儒生争论不休，当时著名儒生儿宽上疏曰：“唯圣主所由，制定其当，非群臣之所能列。”儿宽交出的不只是政治行政裁决权，同时把判定是非的权利也奉给了“圣主”。从汉武帝始，由皇帝裁定经学的是非，成为朝廷壹个重要议题。石渠阁会议、白虎观会议就是由皇帝裁定儒学中分歧的两次重要会议。

　　自武则天开始亲自殿试以选拔知识份子任官后，皇帝更成了理所当然的最有学问的人。韩愈奴颜婢膝地说：“得备学生，读六艺之文，修先王之道，粗有知识，皆由上恩。”

　　柳宗元也如是说：“身体发肤，尽归于圣育；衣服饮食，悉自于皇恩”。他们认为自己的壹切知识都是皇帝赐给的。奴性之毒，深入骨髓!

　　明太祖朱元璋，吹嘘自己“未尝从师指授，然读书成文，释然自顺，岂非天授乎”（“翦胜遗闻”）！并把他的话编成四本“大诰”，下令家家户户必备，天下百姓必读，每隔三年，京城比赛背诵“大诰”，人数多达19万余人。这是古代规模最大的背诵皇帝语录的运动。

　　中国历史上最后壹位成功的皇帝圣人毛泽东统治全国27年，他把皇帝改称主席、统帅，把圣人改称领袖、导师，成了壹个极其伟大的政教合壹者，超过了历朝历代的皇帝圣人。

　　真正统治中国的，就是“百花发时我不发、我若发时都吓杀”（朱元璋《咏菊花》）式的威严和横暴。百花齐放不是民主。百花齐放是武则天的命令，是专制皇帝的专制命令，何民主之有？百花自放才是民主，自由的花儿自由的开放、自愿的开放、自然的开放，才能形成民主的环境。专制的花当然可以放，但要警惕他称王称霸，因为儒家是狡猾的毒蛇之花。

　　与专制社会的“百花齐放”的规定相反，民主社会强调的是每个公民的言论权利是与生俱来的，是百花自放的，不是“大救星”赏赐的；这种自由是无禁区的，不能被限定在“把政治问题与学术、技术性质的问题分开”的禁忌之中。百花自放、百家争鸣是天赋人权；壹花独放，壹家独鸣则是对人权的侵犯。

　　其三，对圣王的期待心态。

　　帝王是治乱之源，因此社会上形成壹种对圣王的期盼心态。寄期望于好皇帝以及相应的清官，几乎成为人们唯壹的选择。即使“革命”，也是新圣人领导的革命，用历史上的成语，即“汤武革命”。“汤武”便是圣人的代称。

　　“革命”不是壹般人所敢涉及的，而佐君致“尧舜”才是正人君子们的流行观念和价值准则。杜甫的诗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把壹切希望寄托于君主圣明或圣君再世，其中虽不乏善良的愿望，但终归还是壹种依附观念。

　　儒家的民本主义、内圣外王思想，无壹不是“君臣大义”的安栖之地，最多就是企求“明君”、“清官”。中国人始终离不开对“君”、“官”的依恋，对权威的依恋。中国农民都知道孝经、知道天地君亲师并加以崇拜。天子崇拜就是权力崇拜，就是邪教。

　　其四，君主圣威下的错感与罪感意识。

　　古代臣下给皇帝上疏，均有套话铺前垫后，诸如“臣某诚惶诚恐，顿首顿首”、“兢惶无措”、“昧死以言”、“愚臣”、“愚见”、“惟圣心裁鉴”、“臣不胜倦倦之至”、“臣罪当死”、“仿徨阙庭，伏待斧�俊钡鹊取Ｕ庑┎唤鼋鍪抢裥缘奶谆昂臀匏�谓的形式主义，在这些套话背后隐藏著深层的政治文化，这就是臣下的错感和罪感。

　　君主是圣明的，无所不知，明察秋毫。君是心，臣是股肱；君是首，臣是四肢。按照这个逻辑，臣下的职能就是听令。于是有臣者“奉命而行事”、“下顺于上”之论。臣在向君主奏对中，便以自卑自谦反衬君主的圣明。久而久之，臣下在君主面前便形成壹种不待论证的、自然而然的错感和罪感意识，即使遭冤杀，也要歌颂皇恩浩荡，称“臣罪当死”。

　　传统社会的崇圣意识从两个方面限制了人的主体性意识。壹方面，圣人居高临下，对壹般人形成“天盖”式的桎梏；另壹方面，个人要向圣人学习，追求“内圣”，就必须不停地向自己本来有限的主体性开战，即不停地“斗私”。因为“人皆可以为尧舜”的人格模式是由抽象的政治伦理原则构建出来的，所以，人只剩下了壹个以道德为轴心的躯壳，这个躯壳在儒家那里便是三纲五常之类的“理”。圣人崇拜限制或桎梏了人的主体性，否定人的个性人格，在行为上教人顺从、驯良、守成，几近奴隶。

　　圣人崇拜又极大地桎梏著人的才能向著多样化、多方面发展，凡人在圣人面前，没有任何个性和独立性可言，只有心悦诚服地崇拜和追随圣人，才能使自己的道德得以提升。人的个性自由被圣人的光华窒息了，人的个体独立人格在圣人博大的共性人格面前消失殆尽。因之，儒家的圣人崇拜本身即意味著对人的个性和独立性的剥夺。而且，这种崇拜越虔诚，越神圣，对人的个性和独立性的剥夺就越彻底。因此，独裁者才维护儒家的旗帜近二千年。

　　中国人以皇帝为上帝。明明是流氓地痞、靠杀人放火打家劫舍发迹的人，只要壹登皇位，就自然而然拥有神圣的光环。皇帝垄断了壹切资源，只有扭曲良知才能青云直上，才能赚得盆满钵满。笑贫不笑娼的利益取向击败甘守清贫的道德取向，世风遂每况愈下。

　　中国人惨就惨在：那坐在京城中央宝座上的，不是上帝，而是与生俱来带著深刻罪性和有限性的凡人。有罪的人充当正义之神，有限的人握有无限权力，藐小可怜的人成了目空壹切的至高者，压跟儿不认识上帝的人成了人间的上帝，这就是全部中国悲剧的总根源。

　　钟祖康说：“我们中国的祖先这两千年基本上都是胡混过来的，走壹步错壹步，走壹百步就错九十九步。……我们的祖先愚不可及，两千年来只是终日沉迷于恶习，没有严肃的解决中国人的精神需要，即没有为中国人奠定壹个宗教信仰的基础。……中国人认识不到宗教的用处，那就是中国人的确很笨，没有大智慧，只有小聪明、小权谋。他们硬要舍易取难，水中捞月，企图将中国变成壹个不靠宗教力量的道德大国，妄图只用道德文章和政治口号就把中国变成壹个‘礼义之邦’。这不是自找麻烦是甚么？当这个‘道德大国’和‘礼义之邦’终于被发现原来是弄虚作假第壹、口是心非无双时，自己人都嗤之以鼻，要么坚持自称‘礼义之邦’，要么如鲁迅说的那样‘以丑恶骄人’，真是无药可救的了”。

　　3．拜祖宗的儒邪教

　　中国人观念中最神圣不可侵犯的是祖宗，祖宗是中国人的神祉，祖先崇拜是中国人共同的宗教。《礼记.郊特牲》说：“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

　　中国人相信祖先的亡灵不灭，并能像神壹样在冥冥之中保佑自己和全家，祖先的坟墓——阴宅所处的位置的好坏，决定著子孙的命运和前途。祖先在阴间需要子孙常常献祭，贡壹些祭品，烧壹些纸钱。祭祖是被儒家礼教强制执行的。谁要违背，将被视为大逆不孝，将会失去作为中国百姓的资格。

　　中国人所崇拜的祖先，是已亡的父母亲、祖父祖母以及对家族有杰出贡献的显名达贵的远祖。中国人对祖先亡灵的感情是实实在在的，他是祭祀者与亡灵生前亲情的延续，是对祖先功德、养育之恩的感激和追忆。祖先崇拜是壹种原始的宗教，他的宗教情感有著真实的、现实的生理基础，他往往比其他神灵崇拜的宗教感情更加执著、有力。

　　祭祀祖先是儒家礼制中最重要的事。祭祀分有四季，春天的祭祀叫做灼，夏天的祭祀叫做禘，秋天的祭祀叫做尝，冬天的祭祀叫做烝.

　　在祭祀的日子，进到祭室，就仿佛壹定见到有先人在位；转身出门，肃然间感到壹定听到有先人的声音；出门以后再听，慨然间觉得壹定听到有先人的叹息声。所以先王所做到的孝，是先人的容颜不会在眼前忘记，先人的声音不会不会在耳边消失，先人的意志、嗜好不会在心中忘却。孝子将要举行祭祀时，考虑事情不可不有预先准备，……主人夫妇就斋戒沐浴，穿上礼服盛装，端奉著祭品进献上来，恭恭敬敬，专心致志，就好象不能胜任的样子，就好象将要使手的样子，这就是孝敬的心意到了极至的表现。……于是知道了孝子的心思，以他恍惚的感觉而于神明交接，期望著供养神明。

　　每年阴历的正月初三、清明、七月十五、十月壹等都是今天中国人祭祀先人的鬼节气。祭祀时，子孙将祭品贡放在坟头，放壹挂鞭炮，烧壹些冥钞、纸做得钱币、金银元宝等，向祖先亡灵磕头，并“祈祷”：爷爷（爹、娘），我们今天给您送钱来了，您就拿去慢慢地享用吧……您在天之灵壹定要保有全家平安，保佑您的孙子今年顺利考上大学……。

　　中国人的丧事、葬礼也是壹项重要的宗教活动。“儒”的本意原是壹种职业，就是周朝时丧礼中的司仪。儒生们为丧礼制定了繁杂、等级分明的礼仪。这种礼仪别说造著作，就是照著说，就是壹件累人的事情，在《礼记》中有详细记载。

　　壹个人，不管他生前是个绅士还是个流氓，壹旦死去，就成了神。他的兄弟、儿子、孙子、儿媳、以及亲戚们都要向他磕头，作痛哭状。吊孝时磕头，奠礼时磕头，出殡时磕头……壹场丧礼下来，要磕几个至几十个头不等。

　　理学前期的创始人张载已认识到建立宗法家族制度对于巩固专制制度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管摄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风俗，使人不忘本，须是明谱系世族与宗法宗子”。此后，理学家莫不提倡。经过明清两代的倡导，壹套完整的宗法家族制度建立起来了。全国各地纷纷起来修族谱、建宗祠、立族产、建立族规族法，对人民进行严密的宗法统治。壹个已经瓦解了的宗法制度得以在家族的基础上建立起来，阻碍了中国历史的前进。

　　海外《黄花岗》杂志上有篇文章题目是“祖宗无罪，罪在我辈”。这完全是胡说！人人皆罪人，祖宗怎能幸免？我们祖宗是有罪的，如：秦始皇、黄巢等历史上的祖宗难道无罪？

　　祖宗无罪就是祖宗崇拜，就是儒家孝道的表现。神化祖宗、把祖宗当神，这样壹来，神就多了，多神论其实就是无神论。好的信仰是壹神论，而且人不是神，祖宗当然不是神。

　　儒家提倡祖先崇拜是多神论。孔子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不语怪力乱神”等壹大堆非宗教化的话，但中国人却是全世界最事鬼、最迷信、最多怪力乱神[即假神]之邦！儒教用模糊的“天”来取代神，并将人对神的向往很实际地转移到自己的祖先身上；然后，让人多娶老婆，多生孩子，使人死后，灵魂可以寄托在子孙延绵不断的香火之中。

　　中国人的祖先崇拜从宗族意识中生发出来，它用死人统治活人，使人面向过去，背对未来，并衍生了壹整套的等级制伦理：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因而成了阻碍中国文明的人性化进程的壹大祸害。身份等级成了多数人的生活指南，人人平等的观念没有立足之地，生命至上的人本主义思想无法在传统的母腹中孕育和分娩，个人主义的本体价值无法获得自身的正当性和现实的立脚点。

　　中国人心中没有独壹真神的位置，没有终极性的文化精神追求！在中国，人敬畏人多于敬畏神。壹个敬畏人的民族要么就趋炎附势、敬畏权力，在高压之下萎缩壹团、被迫地适应；要么在自由的环境下无所顾忌、无法无天。这两点在中国体现得很充分。对远方的美国、日本扯著颈子大骂，对身边的官员却恨不得倒地下跪、摇尾乞怜、奴颜婢膝。中国人的奴性、愚昧、懦弱、残忍、虚伪、自私、自以为是、华而不实也就举世闻名了。

　　道教、佛教、回教批判

　　1．道教批判

　　道家的思想以老子为主。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属于道的相对主义）、“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属于伦理的相对主义）、“不尚贤，使民不争”（缺乏绝对善与正义的思想）、“恒使民无知无欲也”（缺乏绝对的理念与价值意识）、“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否定绝对道德的存在，属唯物主义）、“夫唯不争，故无尤”（缺乏追求公理与正义的积极意识）、“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道的相对主义）、“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否定创造论，属无神论）、“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主张诡诈术的战争）、“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属祸福相对论）、“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主张愚民政策）、“勇于敢则杀，勇于不敢则活”（缺乏坚持绝对正义的意识与立场）、“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强则灭，木强则折”（缺乏对强者道德责任的要求，忽略强者执行正义的绝对立场）、“人之道，为而弗争”（缺乏阐述积极争取公理与正义的责任意识）等。

　　老子曰：“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无中生有”得不到数学支持。因为：0+0=0，0-0=0，0×0=0，0÷0=无意义。“无中生有”是性交类比思维的产物。“壹”是指男根，“— —”指女阴，“— —”中间的空就是老子说的“无”，那是生命的孕育地，所以说“无中生有”。

　　中国的神话故事“女娲造人”，造人者就是阴性，中国还有“圣人皆无父”的说法，都表明“无中生有”乃中国母系社会的写照！

　　西方人说“1”时，已摆脱了类比思维，上升到抽象研究阶段，1+1=2，1-1=0，1÷1=1，1×1=1，1×n=n，n÷1=n，所以说1是万数之源，宇宙之根。1=神，就是数学抽象的结果。

　　老子曰：“道生壹。壹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三生万物”是古老的性交类比思维的产物。从阴阳八卦中可知：“壹”是指男根，“— —”指女阴，“三”=“壹”+“— —”=男根+女阴=性交，性交生小孩，引申为阴阳交合生万物，故曰：“三生万物”。

　　老子的无中生有、无为而治、以及对无的推崇，说明老子的道德经就是阴道经，后来道教在此基础上发展出房中术！孙子兵法全是阴谋术；儒家维护皇权，不反对割男人的G8，儒术就是服事家长和父母官的阴柔之术-。这些学问决定了中国阴胜阳衰。

　　道教是壹个教人委曲求全、贪生怕死的宗教。庄子在濮水中钓鱼，有两个楚王的使者来拜访，说：“我们大王想把国事托付给妳。”庄子持著鱼竿头也不回地说：“我听说楚国有壹神龟，已死去三千年了，楚王把他用布包起来，装进竹箱，藏在庙堂上。这只龟，是宁可死去而留下骨壳被人尊重呢？还是宁愿摇摆著尾巴在泥中打滚呢？”两个大夫说：“当然是摇摆著尾巴在泥中打滚好。”庄子说：“妳们回去吧！我将摆著尾巴在泥中打滚”（《庄子.秋水》）。

　　庄子主张齐物，人与万物等量齐观，过分贬低人的地位，人人认同自然，与万物同生死，共呼吸，人有何价值？当然就会被不仁者“以万物为刍狗”了。正好为奴役张本。

　　将人混同于动物，是无神论、唯物论的必然，将人混同于猪和王八，则是其中的最高境界－－庄周可真是个天才。有了道教的教导，中国人个个都是贼精。

　　中华民族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宗教。玉皇大帝不过是人间皇帝向上投射。道教用玄虚的“道”来取代神，它否认天堂、地狱，也不屑于祖先崇拜；道教追求肉身成仙来摆脱死亡、摆脱短暂，让灵魂永远寄居在自己的肉体之中。它追求的方式不是对自己内心的谨守，而是装神弄鬼，玩炼丹术、房中术，根本就是邪教。

　　道教的房中术是地道的淫术，其手段是极其龌龊下流不堪入目的，什么同性恋、采阴补阳、攀弓踏弩、摩脐过气、烧茅打鼎、进红铅（服用女人月经）、炼秋石（将男人的尿熬成药）服妇乳、食淫液、服妇尿液，等等。道教是中国人的灵魂，看看道教的房中术就可以知道中国人的灵魂有多肮脏。

　　2．佛教批判

　　印度教的“梵”（梵天），是指世界万物的最高本体，是恒常不变的存有，是造物主；“梵”亦称为“我”（大我），个体的我（小我）其本质即是“梵”（大我）。

　　在古印度的种姓制里，政治上由婆罗门与刹帝利两个种姓担任统治阶级，并且对吠舍与首陀罗两个种姓进行各种不合理的剥削与压迫；前两个种姓阶级为了巩固种姓制度，因此编造了神话，指出梵天（造物神）用口创造出婆罗门，用两臂创造出刹帝利，用两股与两脚创造出吠舍与首陀罗；前两者是高贵的，后两者是低贱的，故前两者可合法统治后两者。

　　早期佛教为了改革古印度的不合理阶级社会，因此主张众生平等；早期佛教于是用与印度教相反的理论，即上述“空”、“缘起说”、“无常与无我”、“无分别”与无神论的“轮回说”等，来否定印度教的“梵”、“我”、“种姓制度”与有神论的“轮回说”等的理论。

　　早期佛教用“空”的概念，来反对印度教“梵”的概念，这导致了日后佛教理论永恒混乱的结果；佛教应该反对“梵”对“种姓制度”的神话，而不是反对“梵”的“世界万物的最高本体”、“恒常不变的存有”与“造物主”等的本质。

　　虽然印度教指称“婆罗门（造物神），是壹切受造物的父亲，它是由壹个金鸡蛋里面出来的”，这种说法令人难以信服；但早期佛教，也不应以“空”的概念，来取代壹切。

　　原始佛教不被称为宗教，因为佛教的教义承认他们不知道谁是神。他们相信人心是掌握人思想和行为的源泉，所以，他们相信自我，自我就是生命的神，实质上是无神论。

　　早期佛教，主张“空”的概念，那么它所主张的四圣谛、四念处、四正勤、八正道、五蕴、十二因缘等概念，便没有了存在的意义！如果“无我”成立，怎么还会有上述概念存在？

　　既然主张空，那就是属于无神论；在这个无神论的基础上，那么所谓的爱、正义、慈悲、般若、妙觉、如来藏、菩萨行、牺牲、舍己、利他、布施、三学（戒定慧）、四摄、五力、六度、七觉支、十善、禅定、修持无著心、修持法语、忍辱、持戒、精进、智慧、方便力、有情、责任、救人、济世、对抗黑暗势力与不公不义等，在人文逻辑上，如何能够成立？

　　佛之世界观是空的。佛教的缘起论与“空”的概念息息相关，其中包含11种意义，即无作者义、有因生义、离有情义、依他起义、无动作义、性无常义、刹那灭义、因果相续无间断义、种种因果品类别义、因果更互相符顺义、因果决定无杂乱义；总而言之，就是“无造物主”、“无我”、“无常”与“因果相续”的观点。空与缘起论的结合，产生了许多否定存有的概念，这些概念成为教徒们逃避社会责任与无视于人间苦难事实的思想依据。

　　基督教在300年传教历史中，遭到罗马皇帝的残酷镇压，赖上帝保佑，依然获得胜利。

　　相反，佛教在印度传布伴随阿育王的屠刀，在中国传布伴随十六国和北朝的屠刀，最臭名远扬的隋朝皇帝和最虚伪的萧梁皇帝都是佛教的支持者。在中国每次改朝换代中佛教都拼命的进行政治押宝，对失败者进行残酷屠杀。比如元朝的江南佛教总管和尚居然将大宋皇帝陵墓全部挖开，将皇帝头骨做成他的念珠。

　　宗教裁判所壹共烧了几百万人，十字军打了200年不过也才几百万人。但是佛教徒隋朝和元朝皇帝对百姓的屠杀何止那个数字。特别是蒙古人，北方500万户剩余50万户，南宋也损失数千万人口。仅此壹个时代，佛教的罪行就远远大于强算在基督教头上的罪行。

　　佛虽有“不许杀生”的思想，但“万物皆空”、“投胎转生”说不利于珍爱今生。佛先说众生平等，把人与禽兽同列，是践踏人性。佛主张众生在六道中轮回。造孽太多，打入牲道受报；当然修成正果得上登菩萨道，受人供奉膜拜。显然各道之间，受到极不相同的待遇。

　　佛教发展不出科学技术，创造不出丰裕财富，更不会衍生出强力的丰功伟绩；是愚民政策的最佳工具，其对现世伦理架构之破坏，责任之逃避，将使其国家永远与现代化绝缘。

　　以印度教与佛教起源的印度为例，虽然印度已经民主化，但是至今印度的环境与社会，仍然是充斥著壹片贫穷、脏乱、社会不公不义、人民的社会阶级不平等（根源于种姓制度）等；人民受宗教的影响，长期地逃避道德责任与漠视社会严重的问题，这样的国家，如果没有基督教的绝对道德与积极社会责任之理念，如何能有效地全面整治与革新？

　　佛教理论的根本贫困，导致了亚洲佛教国家，长期地容忍专制与不公不义的社会现象；从这点分析，佛教是有客观人文限制的宗教，我这么说，并不是否定佛教慈悲与利他的伟大价值，而是质疑佛教为什么没有成为，拯救人类贫穷与苦难命运的积极宗教？

　　佛教有明显的缺点：壹是佛佗只是有觉悟的人，欠缺神性。二是佛教树拜偶像，劳民伤财。三是寺庙僧众靠信徒供养，和尚居于庙内，只为自己修行成佛，不过问现实人民苦难的问题、不主动积极参与社会的改革、不过问政治腐败的问题、不过问社会不公不义的事件，甚至成为容忍专制政权存在的婢女，不免被人视为寄生壹族。

　　与之比较，基督教新教的牧师，带领信众壹同奔天国之路，他不仅是人们的精神导师，同时能深入社区，组织各种活动，随时为人们排难解纷，牧师是社区中不可或缺的壹分子。所以与群众共同生活的牧师，要比离群索居深藏寺庙的和尚，更受人爱戴和欢迎。

　　“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这句口头禅，说明中国人烧香拜佛不是出于真信仰。壹个跪在送子观音前磕头的中国妇人，她的心头里绝不会有牺牲二字；她的行为无异于做买卖，香烛和磕头是阳冥间交易的通货。佛院成了信徒“求财、求官、求子”的功利主义倾向的场所，到庙里求签问卦的人，不论是黑社会人物，不论走私贩毒，不论赌徒骗子，壹律可以求问，只要添多少“香油”就是了。这不是对佛的贿赂又是什么？

　　汉人的思想，包括儒家、道家、墨家、法家、汉化后的佛家等思想；基本上都建立在无神论与相对道德之上；它们具有共同的特质，那就是都是属于高度拥护或容忍专制政治的思想哲学，都是统治者的御用工具。这些思想，也成为阻碍东亚大陆人民民主化的障碍。

　　在中国民间，各种巫术、鬼神迷信壹直长盛不衰，更是王权制度的帮凶。这造成了人们迷信权力，为求升官不惜吹牛拍马、行贿走后门。民怕官，官都贪，社会越来越腐朽。

　　中国有必要树立这样壹种理念：在这个世界上，不仅仅只有利益，还有远高于利益之上的人类应该普遍遵循的原则、真理和正义等终极价值。这些终极价值来源于对上帝的信仰。

　　3.回教批判[可参考第壹章]

　　凡是以煽动人仇恨与鼓励暴力的宗教，都是邪教；人类有三大邪教，即伊斯兰原教旨派、共产主义与大汉沙文主义，后两者为类宗教的人文宗教。这三大邪教，都鼓吹仇恨与暴力；都是“自我中心主义”并排斥异类，甚至要消灭异类！伊斯兰原教旨派，将人分为穆斯林与非穆斯林(或称异教徒)；共产党，将人分为无产阶级与有产阶级；大汉沙文主义者，将人分为汉人(华夏人)与夷狄(汉人以禽兽与虫鱼等名称异族)。

　　伊斯兰教在基督教福音派的眼中，壹直被认为是撒旦的教义。在全界引起轩然大波的《撒旦的篇章》壹书就反映了福音派的这种认识，作者拉什迪斯是出生于伊斯兰世界的基督教徒。曾经主持过小布什就职典礼的牧师小葛培理说：“古兰经鼓励穆斯林对犹太人和基督徒使用暴力，恐怖主义是伊斯兰的传统”，福音派领袖法维尔说：“伊斯兰的先知都是好战之徒”。司法部长阿什罗福特说：“古兰经让信徒献出自己的儿子殉教：但在《圣经》中，上帝为人类牺牲了自己的儿子，壹望即知，谁在鼓励流血，谁是邪教”。

　　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对立，来自于两个宗教在教义上的不可调和的根本的对立。

　　基督教主张，上帝以耶稣的形式降临人间，替人类赎罪，在十字架上死了壹回，把人类从罪与灭亡中救了出来。圣父圣子圣灵三位壹体，是同壹上帝的不同位格。因此崇拜上帝是三位壹体的上帝，向耶稣祷告就是向上帝祷告，耶稣就是上帝。

　　伊斯兰教则认为耶稣仅仅是天使的壹位，在十字架上死的不是耶稣本人。人不能崇拜天使或其他，只能崇拜真主安拉。伊斯兰教抽空了上帝替人类赎罪的神学的本质。

　　伊斯兰教与基督教相互指责。伊斯兰教指责基督教崇拜天使而不是崇拜真主本身，是异教徒，是撒旦；基督教则指责伊斯兰否认人类的罪性，否认上帝替人类赎罪，来自撒旦。

　　在原教旨主义者看来，伊斯兰不仅仅是邪教，而且是来自撒旦的古老的反基督势力，是与基督教不共戴天的仇敌，是以基督徒为代表的上帝的力量必须摧毁的邪恶势力。

　　无神论导致社会堕落

　　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说过：“壹个人不想做奴隶，就必须有信仰”。中国人从来就没有真正的信仰，所以充当了两千多年悲惨的奴隶！从秦始皇到现在，中国人在独裁专制的野蛮深渊里象牲口壹样地活了两千多年，只要有壹口饭吃，只要肉体能保存，其它壹切都可以弃之不要。这样的动物还能称做“人”吗？ 哲学家休谟(David Hume)说：“妳去寻找完全没有宗教信仰的人吧，如果妳能找到，我敢担保他的生活已与禽兽相差无几了”。

　　1．多神论导致道德相对主义

　　有人信万物为神，这是自然神论或多神论，必然否定神，走向相对主义。如果人们都按自己的想法（及需要）行事，如果人类没有统壹的绝对的道德标准——上帝之道，那么人的壹切行为准则都会失去方位，失去根基，其结果壹定是灾难和死亡。这种与上帝隔绝的最大恶果，就是否定绝对的道德标准，把世界推向“道德无政府主义”（moral anarchy）。

　　孔子为建立壹套专制统治术，竟将许多原本绝对道德的价值，转化为相对道德思想，使儒家逐渐走向无神论的道路。如：孔子强调“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隐”（不敢公然对抗社会的不公不义）、“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强调明哲保身的哲学）、“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重视官场求生术）、“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反对坚持绝对的价值）、“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指谨言慎行，不敢公然反对统治者的不义）、“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重视亲疏远近的人伦关系，反对绝对的道德）。

　　当壹个文人在思想上拥护专制时，就很容易被工具化。即使像孔子这样的有神论者的大司寇（主管司法的巫师），最终也成为类似无神论者与统治者的御用文人了。例如，孔子经常向神祷告（如《论语.八悄篇》，“获罪于天，无所祷也”），但是面对专制统治者的不公不义时，他只能放弃有神论的绝对道德意识，对统治者的行为，睁壹只眼闭壹只眼，这就是“子不语怪、力、乱、神”、“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的原因。

　　《三国演义》的第壹句话就是，“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宣扬的是尊刘抑曹与天道循环等维护正统的儒家学说；又赋诗云，“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诸上，惯看秋月春风；壹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这些都是在传播儒家的大壹统意识，是在模糊人类的绝对道德意识与思想，是在否定人类的道德历史观！在这种思想下，人可以杀人，人可以不必对战争或自己的罪行负责任，反正那都是天意与天命嘛！

　　《水浒传》传扬：群众在官逼民反的状况下，应有替天行道与忠、孝、节、义等道德思想；然而他们却杀人如麻并搞黑道文化。那位忠义两全的宋江企图接受专制政权的招安，其目的就在于让黑道漂白变白道，成为皇权的工具！当梁山好汉“征破辽国，平定方腊”后，宋江在饮朝廷赐的毒酒时，还说“我为人壹世，只主张忠义二字，不肯半点欺心。今日朝廷赐死无辜，宁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这种没有人性和人道的文学，是多么禽兽！

　　《西游记》借猪八戒、唐僧、孙悟空等角色，来表现人的本我、自我与超我等三种性格；它体现了人性各种负面的特质，即“人性的私欲”（猪八戒）、“无知、懦弱与愚昧”（唐僧）、“猴的野性--不受道德与社会约束的行为”（孙悟空）等，这种明为宣扬佛家慈悲思想，实为宣扬道家虚无道德观的作品，完全是对人类绝对道德理念与信仰的否定！

　　《红楼梦》在第壹回中，就以壹僧壹道来表达“天命”式的谶语，也就是看破红尘；所谓的僧与道人，代表无与空的世界观，以这种观点来创造文学，就是彻底否定人的存在意义、人的真实感情、人的道德主体性、人的责任意识。《红楼梦》与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作品，完全不同，前者属于个体永远不用负个人与社会责任的爱情观，后者属于超越人类仇恨与社会制约的爱情观！《红楼梦》是壹部多么可怕的杀人灵魂作品？

　　基督教的道德是绝对道德。例如，《十戒》指出“不要谋杀人”，是指“人不可以为某种功利性的目的去谋杀人”，那么在儒家所主张的“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王，子不得不亡”、“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三纲五常”等价值观下，“个人无条件为社稷而死”、“个人无条件为统治者而死”、“个人无条件为吃人的礼教而死”、“个人无条件为侵略异族而死”、“个人无条件为保护家天下而死”等，就不属于这种绝对性的道德。

　　《十戒》指出“不要谋杀人”，并不等于“不可以杀人”，人类可以因为自卫、保卫弱者、阻止战争、阻止恶人杀人、阻止恐怖主义而杀人，那么道德上允许“杀人”的基础是什么？那就是绝对慈爱与公义。人类绝对不可以为了服从统治者与长辈意志而杀人。

　　《圣经》中普世的道德理念，是现代西方民主与自由文化的唯壹基础；《圣经》中人人平等的理念，是人类消灭专制与不平等社会文化的唯壹基础；《圣经》中慈爱、公义与责任理念，是人类现代公平正义社会文化的唯壹基础；《圣经》中的道德理念，是人类建立现代慈爱与公义文明的唯壹基础！如果没有《圣经》与耶稣基督的个人道德与责任观，人类将永远无法摆脱集体主义与奴隶制度的制约；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牺牲之爱与舍己之爱，人类将永远无法有真正忏悔、救赎与重生文明的可能；如果没有《圣经》与耶稣基督的出现，人类将永远活在专制与黑暗的文化世纪里！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牺牲之爱与舍己之爱，人类将永远无法产生红十字会与无国界医生组织，这可以从东方各国无法产生该类组织可知。

　　无神论、相对价值与绝对道德，是造成人类19世纪帝国主义兴起、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法西斯主义兴起、共产主义兴起、极权政治兴起、种族大屠杀事件、各国大屠杀事件、恐怖主义出现的主要原因。有神论、绝对价值与绝对道德，是抵抗无神论、相对价值与绝对道德的重要力量；它是宗教绝对善的力量，它可以对抗人性的恶。

　　2．无神论导致道德崩溃，犯罪率高

　　胡适先生认为：“生命本身，仅仅是壹件生物学的事实；生壹个人与生壹只狗，壹只猫，没有分别”(详见胡适文存卷九原道第12章)，从而认为“人死如灯灭”，人生的价值乃是虚无的幻灭。这种人生观的无神论者只会及时行乐，怎会有道德？

　　若问壹个无神论者人生的目的是什么？他会说人生的目的是房子票子儿子，是生活得更加美好等物资性的目标。共产党宣扬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经济决定论，追求物质丰富成了唯壹的最高价值，全国上下壹致“向钱看”。许多人信钱，其箴言是“有钱能使鬼推磨”。

　　在这样壹种唯物主义、功利主义、相对主义、随机主义的观念下，人们怎么能洁身自好、忏悔自新、恪守某种永恒不变的价值准则呢？不信神的人不相信地狱的存在，所以不怕下地狱；由于没有神的制约，人在诱惑面前，道德就会崩溃，就会丧尽天良。

　　共产主义说宗教是“迷信”、“落后”、“鸦片”等，说宇宙只是物质没有上帝、人只有今生没有来生。没有神，道德就是相对的东西，就会因人而异，就会成为压迫老百姓的工具。在无神的共产世界，人们没有终极价值，没有绝对标准，人性堕落到谷底。

　　当大多数中国人停在家里的自行车至少被偷过壹次时，连马路上的井盖都被偷，这个民族道德已堕落到何等的地步？！中国人能在食物中下毒造假而且屡见不鲜，投毒导致众人中毒案子多次发生，中国人的良心和道德败坏到了何种程度！中国人的这种渺小、鄙琐的道德比纳粹的道德更低下更可憎，壹丝壹毫的高贵都没有。中国人总喜欢用勤劳、智慧、勇敢来自欺欺人，却不知道这样道德水平的民族怎么可能是勤劳、勇敢和智慧的？

　　没有好的信仰就难以形成良好的道德风尚。中国人没有对独壹无尊神的信仰，所以插队、随地吐痰、乱扔垃圾、大声喧哗、闯红灯等等，社会秩序混乱；什么假药、毒米、毒油、毒盐、甚至毒奶粉等践踏伦理底线的事频频发生，人欲横流、尔虞我诈、道德堕落。

　　宗教是减少犯罪的最重要的手段。俄国作家托思妥也夫斯基说：“假如没有上帝，我什么都可以做”。人如果不害怕上达帝，什么罪恶都能干得出来。中国的皇帝、官员，由于自己就是法律制定者、执行者，故作恶多端、丧尽天良。而那些有信仰的国家的首脑、官吏，由于知道有个高于自己的上帝，由于坚信来世会受到审判和惩罚，即使他们拥有作恶之后不受现实惩罚的权力，他们也不逾越规矩，不为壹己之私丧尽天良。

　　无神论起了扬恶抑善的作用，壹旦无神论统治，什么法律、重刑、严打都没用。无神论释放了人们心中的恶魔、贪欲，扼杀了人们的善念，打开了犯罪的闸门。

　　现在的中国人，干起坏事来几乎没有任何约束，没有任何心理负担。只要能获得利益，中国人什么都敢干。壹个村庄专门搞盗窃，壹个村庄专门劫货车，壹个村庄专门搞诈骗，壹个村庄专门制造假药，壹个村庄专门制毒贩毒。中国不是像文明社会那样按照社会的正常需要合理分工并分配利益，而是按照狡猾、邪恶、欺诈的特长来分工，按这几方面的水平来分配利益，几乎和原始森林里食肉动物、食草动物、昆虫及飞禽的分工类似。在这种背景下，官员们个个贪污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今天的中国虽然制定的法律文本有好几尺厚，公检法人员几百万，国安、武警几百万，从重从严惩处，每年死刑人数世界第壹，监狱劳改场关押的“犯人”上千万人。国家不治日益严重，贪污腐败世界第壹，无官不贪，官壹贪就上亿，情妇十几个、几十个地包养，女人上百个几百个地玩弄，还为她们购置无数栋用来藏娇的金屋。

　　中共中央委员、前公安部长陶驷驹是副部长李纪周的后台，贪污五亿五千万元，在北京、上海、苏州等15个大城市，买了320套豪华住宅。又将这些每幢价值壹、两百万元的豪华住宅、别墅，以每幢仅3000至5000元的价格，卖给当时国务院领导、各部委领导、退休党政军高级干部及其家属。陶驷驹指示收取地方海关查扣没收的走私、贩私、骗出口税等款项共70多单，金额1.5亿多万元。壹部分用于供高级干部及其家属到美、欧、日、澳及香港等地旅游、购物。另壹部分，1700多万元，购买了3百多块名表（多属劳力士等名牌）。再将这些平均每块5万元左右的名表以每块100至500元人民币的价格，卖给了中央各部的高级干部家属、退休党政军高级干部及其家属。陶驷驹本人拥有4幢别墅、3块名表、2辆轿车（壹辆敞蓬宝马、壹辆日制越野）；收受贿赂210万元人民币、不记名债券7万美元。在国务院领导中，只有朱熔基、钱其琛、迟浩田、罗干的夫人没有接受名表。李鹏等人的夫人，都曾以低价从陶驷驹那里“买”过壹至二块名表。

　　辽宁省沉阳市某报披露，仅1999年该市就有100多名“三陪小姐”遭到杀害。……中国大陆2004年第壹季刑事犯罪案件近100万件，犯罪率比去年同期上升14.2%；其中，偷盗案发率比去年同期上升17.1%，抢案上升8.6%。割电缆，哄抢火车，传销行骗，劫杀案，……日本中日新闻2001年9月16日消息：2000年壹年间，在日本的华人壹共有1,329,315人，占全亚洲在日人数的1/3以上；其中：大陆人 385,296人，台湾人 944,019人。2000年壹年间在日的华人犯罪为1,4331起,其中：大陆人 1,4176起，台湾人 99起。从上面的统计数字来看，在日华人中台湾人是大陆人的约2.5倍，而犯罪率则大陆人是台湾人的约35倍！“大陆人多，所以犯罪的也多”的理论还好意思说出口吗？

　　据日本有关统计资料显示，中国人在日本犯罪获得外国人犯罪第壹的“殊荣”。2003年上半年，在外国人犯罪案件中，以中国人最多，达7449件。以下是土耳其人(14.5%)，巴西人(10.4%)，韩国人(6.6%)；在犯罪种类中，入室盗窃为4107件，和去年同期相比上升了68.2% 。其中的75.8% ，即3115件是中国人所为。从人数上来说，入室盗窃的中国人是4109人，与去年同期相比上升了45.2% ；杀人、抢劫、放火等重大犯罪为172件，和去年同期相比略有增加，其中的43% ，即74件是中国人。21世纪世界各国最忧心的 ，已由“中国威胁论”变成了“中国人威胁论”。

　　财富、科学和法律，显然无法代替信仰，拯救灵魂，提升道德。宗教提供了壹个信仰系统，形成了壹整套社会和家庭的伦理、道德与文化规范。靠宗教净化人们的灵魂，约束以至消除人们的恶性，发扬人们的善性，国家何愁不治？印度是壹个宗教民族，人们的道德水平普遍比较高。印度的犯罪率，始终是全世界最低的。

　　没有上帝信仰的中国人可心安理得地干非常邪恶的事情，神灵对他们没有约束力，只有在需要时才会“临时抱佛脚”。中国人的确是龙的传人，是撒旦制造的恐龙的传人，很容易受魔鬼撒旦的控制而干坏事。

　　近代的历史证明，各种主义并不能救中国。当代的中国，正处于世道人心傍徨无所依傍的境地，维系中国原有文化体系的传统儒家思想已经崩溃了，新的还没有建立，正是信仰的空白状态。没有信仰的时代，必然是个疯狂的时代，是道德沦丧的时代，是人心空虚无聊、黑暗邪恶的时代，看中国遍地贪官，到处假冒伪劣，环境恶化，人的罪性大爆发，就就是远离上帝的恶果。

　　3．精神崩溃，自杀率高

　　比荒漠更荒漠的是中国人的心灵。目前，中国人的信仰混乱，精神空虚、自杀蔓延。

　　2000年，中国大陆自杀成功的人数是25万人。2002年有28.7万人死于自杀，另有约200万人自杀未遂。这意味著，每两分钟，就有壹人死于自杀，另有八人自杀未能如愿，每天至少有5000人想以自杀结束生命。自杀，已成为大陆排第五的死亡原因。每年全国有150万人，因亲友的自杀而产生长期而严重的心理创伤。其中包括135万的年龄小于17岁的孩子，亲身经历了亲人的自杀。中国是世界上唯壹女性自杀人数超过男性的国家。

　　中国自杀率大约为十万分之二十三以上，远远超过世界约十万分之十三的平均数。香港平均每十万名市民就有17.6人自杀。这些自杀的人中，除了精神病患者之外，弱势群体占的比重相当大。如今大陆中国有1600万精神分裂患者，占总人中的1.23%，其中800万人是重度精神分裂；而且每10个中国人中就有1个存在心理障碍。

　　这需要宗教来提供心灵慰藉。中国啊，妳需要上帝！只有当妳心中有了上帝，妳才会把人当人看：把人只当人来看，不当神明来看；把人真当人来看，不当猪狗来看。对弱者而言, 好的宗教能够起到安慰心灵、树立信心以及鼓起生活之勇气的作用。

　　殷商的邪教文化

　　专制政权由于掌握了不受任何限制的暴力工具，它可以不顾法律的规定，随意剥夺人的生命权和财产权，剥夺人们自由追求幸福生活的权利，可以任意践踏人权，视生命如草芥。生活在专制政府下的人们没有和平安宁可言，随时处于朝不保夕的危险之中。在专制社会里，只存在两种“人”。专制者是不受任何限制的“野蛮人”，而广大受压迫的民众则是“奴隶”。社会生活壹切以维护统治者壹人的利益的为宗旨，完全泯灭了个人的思考和判断。

　　诗人叶文福说：中国自古就是壹个荒唐的国家！中华历史不过是“野心包围著野心、铁蹄驱逐著铁蹄”的历史，中国人在马蹄和拳头下苟延残喘，留下了声声沉重的叹息和堆堆白骨。很少能看见闪烁著人性的光彩。从甲骨文里就可看出中国文化的邪教特征。

　　祖：在甲骨文里，从且，且就是男性的生殖器官，或是神主牌位；金文从示从且，成为现在汉字的“祖”。殷商人民崇拜祖先，这种习俗，后来的汉人与入主中原的人民承袭了。

　　祭：在甲骨文里，象手抓著壹块流血的肉块，用以献神；另有甲骨文，从又（手）从肉，从“示”，具有杀牲献祭的意思。这种惨杀式的献祭宗教，绝对无法走向慈爱、道德忏悔、道德救赎与建立绝对道德的宗教（基督门徒的祷告是用道德的信仰为基础，而不是用牺牲献祭的方式进行）。“羞”字，从羊从又（手），表示手持羊为祭；“俎”字，象肉置且上，表示以肉块祭祖；“鲁”字，象鱼放在缶（礼器）上，表示以鱼献祭；“牲”字，左边象壹只捆绑的羊，右边从“生”（表示完整），表示以全羊献祭；金文将羊换成牛，汉字承袭成“牲”字；“血”字，象皿中盛血，表示以血献祭；“福”字，象壹坛酒在示旁，表示以酒祭神；“佑”字，象以酒洒于示上，表示以洒酒祭神；“尊”字，象双手抱酒坛，登上阶梯，向神献酒；“丰”字，象豆（祭神盛物的礼器）中有禾，表示以禾谷祭神。

　　礼字同“丰”，象豆中有两串玉，殷商大型祭祀时，需要用玉，因此祭神大典称为礼，祭神之器称为礼器。后来文人佩玉习俗，实为延续殷商巫师以玉祭祀与以玉表权威的意识。

　　烈：在甲骨文里，其上象残骨之形，其下象滴水，表示杀牲取血，用以血祭。汉字的“裂”，甲骨文从“列”，即以刀裂骨，具有分开、分解与分裂的意思。

　　燎：在甲骨文里，象火烧木头，木上冒烟，即燎祭之形；殷商燎祭时，会焚烧人或牲畜。

　　旱：“旱”字为“熯”的本字；甲骨文里，“熯”同“堇”，象把壹个双臂交缚、头颈戴枷的人牲放在火上焚烧之形，会以人牲献祭求雨之意。此外，甲骨文里，“胶”与“赤”字，都是“熯”字类似，属于“焚烧人牲”与“求雨之祭”的用字。

　　丞：在甲骨文里，象双手将人埋进坑洞里，即活埋人祭；此字还有壹个完全相反的意思，就是双手将人从坑洞里救出，具有拯救的意义，后来演变成“拯”字。甬：在甲骨文里，象人在盘中，即人祭之象；后来演变成殉人的代用物，即始作俑者之“俑”。

　　薶：“薶”字同“狸”与“埋”， 象“用土将牛埋进坑里”，这就是“牲祭”；殷商人祭山林土地之神时，采行埋牺牲入土的方式。

　　沉：在甲骨文里，象水中有牛，另壹象水中有羊，即沉牺牲于水中以祭河神；金文的“沉”字，左边象水，右边象壹个被捆绑的人，表示沉人于水中。

　　帝：在甲骨文里，象结扎柴草为神形，作为燔烧典礼时祭神用。殷代天上至上神称帝，如武丁时的卜辞，数次出现有“上帝”的用语；殷王祭祀其死去的生父或王时，亦称其为帝，如甲骨文卜辞里有“贞咸宾于帝”，指先王死后可以升天配帝，成为上帝旁边的人帝（或称王帝）。帝原本指死去的王，后来秦始皇竟然自封为皇帝，成为后代专制君主的通用称谓。

　　禘：在甲骨文里，象以手捧帝，祭帝之典；所谓禘祭，就是祭祀天神或先王的大典，殷商与周代，只有王才能举行禘祭。

　　征：甲骨文“征”同“正”，字形上边“口”象城邑之形，字形下边从“止”（同“趾”），表示来到城下向前攻城。甲骨文“伐”，象“以戈击人”，即“杀人”。甲骨文“歼”，从戈从二人，“二人”指多人，因此“歼”表示“赶尽杀绝”之意。甲骨文“取”，从耳从又，指以手执耳，指割下战俘的左耳。甲骨文“灾”，象戈上高悬著人头，有战争灾难的意思。

　　国：从戈从口，“口”象城邑之形，指“以武力保卫城邑”或“被武力征服的城邑”，这个“国”字，只体现“武力”的概念，没有人民自由意志、人民自决与人民自治的意义。

　　甲骨文的“孝”，从爻从子，“爻”就是卦爻，它是卜筮的内容，具有无上权威；“子”就是“人”；孝字从爻从子，表示“人”要遵从“爻”的权威，具有接受长者教诲与顺从长者意志的意思；“孝”，自然就有“服从”与“顺从”的意思。

　　唯有“王”、“巫”与“祝”等统治阶层，才有对爻的解释权。于是“爻”就变成了统治者教化与约束人民的工具。当人接受与顺从“爻”时，无异于接受与顺从统治者的绝对权威与意志，这就是儒家主张以孝治国的原因。儒家最后再用“君臣与父子之道”来控制人民，甚至发明“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臣亡，子不得不亡”等的邪教思想！

　　教：教字的甲骨文，从爻从子从攵，“攵”即手持刑杖棍棒之像；“教”就是“统治者拿著棍棒，要求人民服从爻”；“王教化”，就是王用棍棒来教化人民。“教”，就是所谓的棍棒教育法，就是所谓的暴力教育法，为什么要用暴力教育法？因为那是壹种教人非理性与否定自主意识式的顺从教育，是教人成为统治者所要的愚民、良民与顺民的教育，那不是人的教育，那是把人异化成奴隶、非人、没创造能力、没抽象能力、没思辩能力、没逻辑能力、没溯因能力、没推理能力、没理性、白痴与禽兽等的教育！“文”就是暴力，“爻”就是谎言；谎言与暴力，就是专制统治者的两种武器，是奴役与压迫人民的绝对工具。

　　“牧”从羊从文，其甲骨文的本意，就是“用棍棒驱赶羊群”，后来金文与篆文用“牛”取代左边的“羊”，成为现在的汉文“牧”字。这个字后来演变成“放养牲畜”、“放养者”、“管理”、“治民”、“主事之官”、“州的长官”与“统治者”等意义，如“牧牲畜”、“牧人”、“牧正”、“教化牧民”、“天子牧民”、“天子为牧”。怎么可用“驱赶牛羊群”的“牧”字来“牧民”？这说明了：民不过是类似牛羊的牲畜罢了！

　　民：在甲骨文与金文里，“民”象“以壹锐物刺壹目形”；“民”的本意，就是奴隶，后来引申成为普通百姓。试想，当人睁开眼睛时，就看到壹把锥刺，那就是凄惨的奴隶啊！如果“民”的本意是“奴隶”，那么亚洲大陆的人“民”，有什么资格谈自由与民主？

　　甲骨文的“民”与“臧”，具有类似的意义；“臧”从戈从臣，象“以戈刺瞎眼睛之形”，指“古代为了防止俘虏与奴隶逃跑，因此刺瞎其双目，使其成为卑贱的奴隶”。

　　众：甲骨文“众”字有两种，第壹种是“三人并排”，第二种是“日下三人”（表示许多奴隶在烈日下劳作之意）；金文将“日”改为“目”，成为“目下三人”，象征统治者在监督奴隶劳作。“众”字有“众多奴隶”之意，古代的统治者，壹直将人民视为私有财产与奴隶。

　　辛：辛字的甲骨文，代表“刑刀”、“刑具”、“刑罚”与“罪恶”，由“辛”字，发展出来的字，有“幸”(代表“枷锁”)、“童”、“妾”与“童”等字；古代男奴为童，女奴为妾，童亦为奴，所谓奴就是奴隶，就是有罪者；后来演变成“幸”代表幸运，“童”代表孩童，“妾”代表非正娶之妻，“童”代表仆人，这些概念都仍旧脱不了贱人、奴隶与有罪人的内涵，都是拥有者可以随意践踏那些属于低等人人权的概念；“辛”、“幸”、“童”、“妾”与“童”等字，毫无人权的意义。

　　宰：宰字的甲骨文，从屋下有辛，“宰”指在屋里执行刑罚者，后来演变成“杀”、“家臣”、“官名”、“坟墓”、“主持”与“主管者”，如“宰相”、“州宰”、“宰夫”、“宰杀”、“主宰”、“宰制”、“宰人”等；“宰”字充分体现古代统治者绝对权力与杀戮的本质，这里面没有对人的爱与关怀。

　　家：从屋下有豕，就是指养猪的地方；统治者造字时，竟然不是以“屋下有人”，而是用“屋下有豕”造此字，这是什么心态？是将人看成猪，还是将猪看得比人更重要？这说明了统治者将老百姓的家，看成物质性的生产单位，人与猪根本都是统治者的私有财产。

　　牢：牢字的甲骨文，从牛在栏圈中，就是指关牛的地方；这个字后来演变成“ 束缚”、“关押”、“监禁”、“ 祭祀时用的牲畜量”等意义，如“ 牢固”、“监牢”、“牢狱”、“ 太牢”(指牛羊豕)、“ 少牢”(指羊豕) ；然而，监禁人的地方，怎么可以用“ 牢”，那么人与禽兽何异？那么人的尊严何在？这就是统治者将人禽兽化的证据。

　　豖：豖字的甲骨文，从豕从壹小点，豕代表猪，壹小点代表劁猪（阉割），“豖”字表示阉割猪；豖有壹个异体字，即“斀”，是指割掉男人的生殖器。

　　人：就是由两条线组合的概念；壹条右边竖立的曲线代表头、身与壹条腿，另壹条左边短线代表壹只下垂的手臂，这就是人的概念。在统治者的意识里，人必须越简单越好，最好变成后来的汉文壹样，只是“两条腿的东西”，看不出“头”、“脑”、“心”、“肩膀”与“爱”，这才是统治者所喜欢的“人”！在这个世界上，只要有壹点人的尊严与人的基本意识者，谁能够动笔写得下这个“人”的字？

　　人字的甲骨文，像侧立的人形；就是“半面与侧面的人”，而非“全面与正面的人”；这个“人”，仅能呈现“半个身躯（含壹条腿）”与“壹只手”，为什么殷商的统治者，不愿意用“全面”与“正面”的人，来呈现“人”的意义？因为统治者不要人民，用“全面”与“正面”的人，来面对真实的世界；所谓的“人”，在统治者的眼里，只不过是壹个简单的数字概念，说白了就是“壹头牲口”！

　　“大”字 ，象“正面而立的人”，“大”与“人”的关系，就像“巫王”与“贱民”的关系，就像“奴隶主”与“奴隶”的关系，就像“宰制者”与“被宰制者”的关系，就像“吃人者”与“被吃者”的关系，就像“全人”与“半人”的关系。

　　这种“大”与“人”的关系，就是殷商统治者非人化与异化人的最基础构想，“唯有透过不断地压抑与渺小人的位格与尊严，才有可能树立王权的绝对权威，也才有可能建立统治者可以胡作非为的绝对合法性”。

　　在甲骨文里，任何畜牲与野兽，它们造字结构都比“人”字要复杂，例如，龟、猪、鹿、龙、象、兔、狼、狐、鸟、雀、雁、凤、鸿、鹳等，为什么“人”字的内涵与概念，比畜牲与野兽还简单与空洞，难道“人”不如畜牲与野兽？

　　凡是与“人”概念相关的甲骨文，都具有病态、变态、残缺、片面、妖怪与扭曲性等概念的特质，例如，“首” 字 ，从长发、怪形头、长嘴与壹眼，为什么是壹眼，而不是两眼？“页”(同“首”)字，从首从跽坐人形，为什么还是壹眼？“首” 字 ，在小篆变成从长发从鼻，成为后来汉字的依据，为什么只剩下壹推头发与壹个鼻子，那是人的头吗？

　　“面”字 ，即“脸面的面”，象“圆框内壹眼” ，为什么人的脸内只有壹眼，而没有其它的器官？“见”字 ，即“人睁大眼睛看东西”从“壹眼与半人身” ，为什么不用两眼看东西？为什么没有脸、心与嘴巴？“自”字 ，即“自己之自”，象“人的鼻子” ，为什么用“人的鼻子”代表抽象人的“自我位格”？

　　“美”字，象“人头上插羽毛”或“人头上戴羊角饰物”，为什么“人头上要有饰物”才代表 “美”？那么“人头上没有饰物”，是不是就不美了呢？那么谁才有权或资格在头上戴饰物呢？那么“美”的普遍性与抽象内涵在那里呢？篆文的“美”字，从羊从大，指羊大美味，那么属于口感之外的“美”，岂不是不存在了？经由这些简单的问题可知，这种表像与简化式的文字绝对不可能产生，那种具有普遍与绝对性“美”的深刻意义！

　　凡是与“人”概念相关的甲骨文，都具有奴化、兽化、牲畜化、卑贱化、物化与非人化等的概念。例如，“母”字，象“女子胸部有两点”，以此突显乳房与乳头的特征，难道母亲没有其它更重要的内涵？“女”字，甲骨文有两种字体，壹象“女子双手交叉扶膝跪坐之形”(表示恭顺与卑贱)，另壹象“双乳巨大的女子跪坐之形”(表示统治者物化与性化女人)，这是统治者恭顺、卑贱、物化与性化女人的证据！

　　“妇” 字，象“女子手持帚”，指扫地的女子。妻：甲骨文象手抓女子头发状，就是指“强抢女子为妻”；此外，金文的“奴”字，从女从又（即“手”），就是指“从战争中抓来的女俘虏”，这充分显示了古代部落战争抓人为妻与奴的野蛮行为。

　　“奴”字，象“人手抓女子”，原指虏女为奴，后来泛指奴隶，是谁赋予人可以随便虏人为奴的权力？是什么样的社会与文化意识，可以容许人任意虏人为奴？

　　臣：甲骨文象“壹竖起的眼睛之形”，《尚书》说，“男曰臣，女曰妾”，均指奴隶；古代奴隶不可以抬头平视主人，只能俯首或仰视，因此用“竖目”代表奴隶。在这样极端非人化意识的环境下，人如何保持人的尊严与人格？

　　方：甲骨文“方”字象“人颈部缚有绳索或戴枷械之形”，就是指“缚绳索或戴枷械的贱人”，“贱人”就是外族之人；在甲骨文里有鬼方、土方、羌方、夷方、虎方等，这充分表现了殷商人歧视外族部落的心态！

　　甲骨文里，“我” 字，象“壹根长柄绑著三个戈”，表示部落强大的武力；甲骨文里，“我”字代表殷商部族，并没有个体人的意义，这代表殷商人只有集体意识的“大我”，而没有个体意识的“小我”，这是多么令人震惊的事实？

　　从“大”与“人”、“君”与“民”、“父”与“子”、“我”(指“大我”)与“自” (即鼻子，指“自己”) 、“王”与“众”(指“众多奴隶的人民”) 、“戈” (指“武力”)与“或”(从戈从口，指以武力维护城邑，即“国”) 、“巫” (从二玉交错之形，即“巫师”)与“祭” (象以手持流血的肉祭神，如人祭)、“帝” (指殷人信奉的上帝，本质为嗜血的邪魔)与“牲” (指“牺牲”，如人牲)等字关系，人类可以得到许多清楚的讯息，那根本就是殷商统治者，用巫术政治来彻底迷惑人心与残害人的邪恶文化！

　　从上述的甲骨文字可知，殷商的统治者，如何用文字来建立人的奴隶与顺从意识，如何用文字来发展他的王权与神权政治，如何用文字来巩固其绝对权力与统治地位，如何用文字来掩饰统治者的罪行与不公不义，如何用文字来愚弄、剥削与压迫人民！

　　尹：尹字的甲骨文，像手执某长物，这个长物，可能是针、杖、棍棒、刀、武器等；不论这只手拿什么东西，当他拿著这个东西后，它就拥有某种权特别力或能力，于是产生“治”、“治理”与“主管”的意义；后来“尹”演变成“治理者”与“官名”，如“大尹”、“府尹”等，这里面没有人与人共同合作与互助的概念。

　　君：君字的甲骨文，从尹从口，这个口字，可能是“口”(指发号命令者)、“神器”(指权威的礼器，代表神圣权威的君权)或“城邑”(指统治者掌控的城邑)等；不论如何，都是指拿著某种武器或器具的绝对权威者、主宰者或统治者，它充分体现了古代权威或暴力政治的本质，这里面根本没有民主与人权的概念。

　　在甲骨文中，“王”从斧钺之形，象壹把下砍的大斧形，上横是斧柄，下边是斧头；斧钺代表刑杀征伐，只有王才具有这种绝对的权力，因此“王”字代表无上的权威与权力。

　　甲骨文“父”字，象“手持石斧”，石斧是生产工具，亦为武器，代表权力。

　　“父”与“王”是巫王政治与社会的两种无上权力，后来的儒家就是用“父”与“王”权，来建构绝对“孝”与“忠”的思想，以此来压抑个体独立意识与尊严，推动人绝对忠于“王” 与绝对 服从专制，并积极宣传属于集体意识与相对道德等的伪道德观思想。

　　所谓的“君父”与“子民”等思想，就是将“父子之道”扩大为“君臣之道”，就是用“绝对的父权”来建立“绝对的王权”；“孝”与“忠”的本质，就是无条件地“无违”与“服从”，就是要妳莫名奇妙去死也要绝对地“无违”与“服从”，这就是东亚大陆专制与集体意识的起源，这就是东亚大陆没有真正意义上人的原因。

　　在绝对的权力下，统治者肆无忌惮地实行专制与中央集权的政治。孔子曰：天无二日，民无二王。《礼记．曾子问》说，“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孟子在《梁惠王上篇》说，“天下恶乎定？吾对曰，定于壹！”；《春秋公羊传》首页， “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壹统也。”，这些都是源于古代华夏民族的大壹统思想；这些思想，导致了上古时代各种部落国与诸侯国的无意义战争。例如，禹时天下万国、西周初期1773国、春秋时1200国，到了战国时期只剩下韩、赵、魏、楚、燕、秦、齐、吴、越、鲁、卫、宋等国。

　　商朝的国君盘庚是较为贤明的君主，贵族们坚决反对他的迁都决定，他召集贵族臣僚到王庭训话说：“妳们的生命，乃是我替妳们从上天保留下来的，妳们如果违反我的意愿，妳们的祖先在天上会向我先王请求，严厉地惩罚妳们。到那时候，勿论妳们怎幺求饶，我都会把妳们统统杀掉，不留下壹个人，也就别想到新都去了”。恐怖得很！

　　殷王为了建立权威，用集体祭祀的方式，使人民接受神无上的权威之时，同时接受殷王的权威。巫王发明“人牲”与“人殉”的祭祀方式；在甲骨文里，“祭”字从又（手）从带血的肉从示（祭台），象“人手执带血的肉块，献于祭台之上”，为什么要“献带血的肉”？因为必须用人类最恐怖的手段，如“活人祭”、“人头祭”与“割人体”等，来建立鬼神与巫王的绝对权威！所谓的“人牲”，就是以人为牲畜祭品，这些“人牲”大多是从外族部落虏来的奴隶，例如，殷商时代的羌人等；所谓的“人殉”，就是以人为陪葬者，大多是奴隶主的亲人(如妻妾子女)或仆役，他们要在阴间继续服侍主人。

　　殷商人的殉葬人，并不限于奴隶，有些属于死者的家属、仆役或儿童；这些众多的男女殉葬者，很多是年轻人或小孩。从甲骨文的纪录可知，殷商人祭祀壹次可以宰杀千头的牛，王死陪葬的人达千人，王死陪葬物的种类与数量也十分多。在甲骨文里面记载著，各种耗费庞大的祭祀，如经常使用数百头或上百头牛，为了维护这种奢华的祭祀与庞大的开销，殷王需要发动多少次的战争，才能够抢夺足够的资源与供驱使的奴隶？

　　在甲骨文中，武从止从戈，戈为武器，表示要战争；止为足，表示要出行；从止从戈，表示发动战争或武力威胁。许慎在《说文解字》里说，“止戈为武”，意为停止战争，不符合甲骨文原意；甲骨文里的止，象壹只脚的轮廓，“止”是“趾”的本字。殷商时代，统治者如此地贪婪好战，如此地奢华与聚敛，他们怎么可能有“止戈为武”的意识？

　　殷王为了扩大权力与争夺资源，自然要以经常发动战争的方式，抢夺异族的资源与奴役异族的人民。为了发动战争，发明了“华夷之辩”、“夷狄为禽兽”与“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等概念，以此来进行各种不义的战争，这就是商代频繁征伐异族与各种战争发生的原因，商朝主要是亡于过度的征战与兵疲，而不是亡于纣王的昏庸无道。

　　在华夷之辩的意识之下，殷商人民可以将掳掠来的异族，视为罪人与奴隶，并且进行各种残酷与非人道的对待，例如，要求从事长期性各类生产与畜牧业、过度的体力劳动与殉葬；殷人相信人死后有灵，因此贵族死后要奴隶们殉葬，他们希望死后仍有奴隶供驱使；殷商时期的活人殉葬风俗，十分残忍，按社会不同等级的贵族，实行不同数量的活人陪葬制，例如：王的陪葬奴隶可达千人，高层贵族可达数百人，将军、大夫杀殉，众者数十，寡者数人。根据甲骨文的资料统计，有7426个羌人在祭祀中被处死！在殷商的墓里，发现有些人的头骨上有刻字，这些是人头祭祀时的刻辞，祭祀后这些头颅会被打碎；这些头颅属于外族部落的首领或战士，当他们死后，殷商人民将他们的头颅切下，作为祭祀祖先与炫耀胜利的象征。

　　1934年至1935年，在洹北侯家庄西北岗所发掘的殷代的王陵，其中有九座殷王大墓与壹座埋葬器物的大墓，大墓的东区又有附属于大墓1242座小墓；这些墓估计有数千的殉葬人，根据资料记录，多数都是身首砍断，有的只有肢体，有的只有头颅，有的双手被缚，有的抱手蜷腿，有的张口弯头。

　　河南安阳小屯村附近发现了十座殷王大墓，西北岗发现了1221座小墓，这些墓除了有许多商代的陶 器、青铜器、兵器、玉器、工具与乐器等陪葬物之外，还发现有活人陪葬，他们身首异处，有的只有肢体，有的只有头颅，有的双手被缚，有的抱手蜷腿，有的张口弯头，死状极为痛苦，据估计约有2000多人。武官村北殷代墓区，在191个坑中，有1,200具遗骨，大部分都是头颅被砍掉的躯体，这壹地区共发现约2000具的遗骨。

　　考古发现，商代用活人殉葬屡见不鲜。河南安阳武官村商代奴隶主大墓及其陪葬坑中，出土了大量杀祭的人体尸骨；大墓中还出土了雕刻精美的乐器——大石磬；廓室两侧的24具年轻女性骨架旁有舞具小铜戈，她们生前是乐舞奴隶。

　　孙渺《夏商史稿》第九章第五节人殉、人祭云：“1950年春，考古工作者在殷墟武官村大墓以南，发现4排17坑，坑内埋葬的都是无头人骨架…总计共埋152个骨架。…规模最大的是武官村以北壹批祭祀坑。据不完全的统计，191座祭祀坑中，共埋人骨11178个人骨。根据发掘情况看，这些人牲并不是壹次杀戮后埋入的，每次祭祀时杀戮的人数不等，少者壹、二人，多者几十人至几百人，最多者壹次竟达339人”。

　　殷商时期的甲骨文，是统治者的工具；这种工具，主要在于宣传服从神权政治与统治者的绝对权威，主要在于巩固王权、专制与中央集权的政治，主要在于压抑人的抽象、逻辑、分析、推理、溯因、创造与形上思维的能力，主要在于非人、非理性、伪道德、奴化与禽兽化人民，主要在于摧毁人的独立自主意识，主要在于建立人的集体主义与集体服从等意识！

　　从甲骨文可知，商代的刑罚有死刑、肉刑、徒刑、囚禁与服劳役等。“死刑”分砍头（“伐”与“元”）、剐刑、剖（“卯”）刑（如“剖心”、“剖孕妇”）、凌迟、醢刑（剁成肉酱）、火刑（“胶”、“熯”）、活埋（“丞”）、沉水刑（“沉”）；“肉刑”分宫刑（“斀”）、刖刑（“陵”、“ 剕”与“岁”）、 劓刑、刵（割耳）、黥刑、尤刑（断指）、臧刑（以戈刺目）；“徒刑”包括拘系（即“以绳索捆绑人的颈子，牵之以行的刑罚”或“戴脚枷流放的刑罚”）。《吕刑篇》的五刑，即墨（黥面）、劓（割鼻）、剕（砍脚）、宫（阉割）、大辟（杀头）等，《吕刑篇》甚至主张“遏绝苗民，无世再下”（要杀尽那些作乱的苗民，不让他们的子孙后代留在人间）。

　　甲骨文里充满了各种残忍的刑罚。例如，剐(割肉剔骨之刑)、劓(割鼻之刑)、黥（以针刺面后涂墨）、刵（割掉耳朵）、椓（割男女的生殖器）、大辟（死刑）、墨（面额刺墨）、臧（以戈刺目）、尤（断指之刑）、亢（ 人的脚上套著刑具）、幸(犯人在监狱里戴著刑具)、元（砍头）、斀（切掉男性生殖器）、宫（切掉男性生殖器）、腐（切掉男性生殖器）、剕（割足之刑）、陵（割足之刑）、岁（割足之刑）、抽舌、鞭笞、炮烙、剖腹、焚刑、醢刑（人死后剁成肉酱）、脯刑、磬、绞、车裂、腰斩、枭首、弃市、族刑、人彘、陵迟、剜眼、刺瞎等。

　　“剐”字从刀从骨，即是割肉剔骨的刑罚；“刖”字像砍去人壹足形；“陵” 字，左边从大而缺壹足，右边从刀锯之刑，表示刖足之刑，后来演变成的陵（凌）迟之刑，即“斩去手足后，再割去身上的肉之刑”；“岁”字像以钺断足之刑，此亦为刖刑；“斀”字，左边像男性的生殖器官，右边从刀，是指用刀割掉男性的生殖器官；“元”字，从壹点从壹横从人，壹点就是人头，壹横指用刀截断，“元”字表示斩首之刑；“亢”字从大从壹，“大”指人，“壹”指横在两腿之间的刑具，表示人的脚上套著刑具；“幸”字从口从幸，表示监狱里戴刑具的犯人；“尤”字从右（手）上壹横，像断手指的刑罚。

　　凌迟最早是把人杀死之后再剁成肉酱，称为“醢”。受过此刑的有子路，还有周文王的长子伯邑考。后来发展更加精细，目的还是要让犯人受最大的痛苦，因此不但是活的时候施刑，还要求受刑人必须身受多少刀以后才死。先将犯人用渔网紧紧地网起来，人的肉会从网隙中透出来，然后由脚开始，壹刀壹刀地割；行刑的人，如果不慎让受刑的人，提前断气，那么他也要受刑；为了避免犯人咬舌自尽，必须先将犯人的牙齿敲断。明代的魏忠贤，被皇帝判剐1万7千3百33刀[因其提前自杀而未执行]；明末的袁崇焕，被判剐1200刀；也有人被剐3600刀。受此刑最有名的人就是大太监刘谨，壹共割了三天才让他断气。

　　此外有梳洗。用铁刷子把人身上的肉壹下壹下地抓梳下来，直至肉尽骨露，最终咽气。剥皮：剥的时候由脊椎下刀，壹刀把背部皮肤分成两半，慢慢用刀分开皮肤跟肌肉，像蝴蝶展翅壹样的撕开来…最难的是胖子，因为皮肤和肌肉之间还有壹堆油，不好分开。皮剥下来之后制成两面鼓，挂在衙门口，以昭炯戒。最早的剥皮是死后才剥，后来发展成活剥。俱五刑：把砍头、刖、割手、挖眼、割耳合壹，即“大卸八块”。汉高祖死后，吕后把他的宠妾如意夫人抓来，剁去手脚，割掉鼻子耳朵舌头，眼睛挖出，丢在猪圈里喂养，取名“人彘”。

　　烹煮：找个大瓮，把人塞进去，然后在瓮下面用柴火加热。车裂：即五马分尸，就是把受刑人的头跟四肢套上绳子，由五匹快马拉著向五个方向急奔，把人撕成六块。

　　古代的华夏民族，竟然会发明下列的刑具与文字，例如骑木驴（将犯罪的裸体妇女绑在木马上，让尖钉刺入妇人的阴部，游街示众）、拶指（挟手指的刑具）、枷板、夹棍、杠子、老虎凳、脑箍（可裂开头颅，使脑浆溢出）、站笼、栏车、盘枷、匣床、大枷、绳索、笞杖、刀锥、斧钺、鬼头刀、竹签（刺人指甲的刑具）、木脚镣、铁鞋、脚踏球、贞节铜锁、贞节铁锁（禁锢女性生殖器的刑具）、铁钳、铜烙印（烧红的铁器烙印在人的身上的刑具）、金瓜（砸犯人头颅的刑具）、铡刀、刑钉、绞绳等。

　　在殷商时代，王的权力完全建立在神权政治上，只有“王”才能够祈求祖先的福佑，只有“王”才能够举行祖先的大祭祀与占卜，只有“王”才能够为人民消灾祈福，只有“王”才能够与祖先与先帝沟通，并托祖先与先帝向上帝求情赐福，只有“王”才拥有解释甲骨卜辞的权力，如甲骨文卜辞里经常有“王占曰”与“王卜曰”等用语。殷商时期的巫、祝、医、卜，擅长于各种巫术，他们所从事的祈祷、降神、占梦、祈雨、医病、占星、望气、预言等巫术，他们属于商王的御用文人。巫师为了讨口饭吃，当然会揣摩统治者心意，迎合统治者的意志；龟甲与兽骨的占卜，根本就是统治者与巫师串谋的戏，其目的是演给人民看，让人民产生恐惧与因此诚服于统治者的绝对权力。

　　同理可证，由巫师所发明的文字，当然要符合统治者的绝对意识与意志，否则统治者如何用它遂行其绝对的权力与意志？由巫师所发明的儒家哲学与思想，当然也要符合统治者的绝对意识与意志，否则统治者如何用它来愚弄与统治人民？

　　殷商时期的巫师，逐渐发展成为儒家的文人。孔子周游列国，其目的就在于寻找壹个巫王，接受他的礼乐治国理念；所谓的礼乐治国，就是建立类似商王朝政教合壹、专制、大壹统的中央集权政治。儒家荀子的弟子李斯，向秦皇鼓吹孔孟的大壹统思想，最后创造了两千多年来的“秦制”，这个秦制包含了殷商的巫王政治，也包含了华夏沙文主义的各种文化病毒，如专制主义、大壹统思想、中央集权、华夷之辩、华夏扩张主义等。

　　殷商时代，已经具备有高度政教合壹的巫邦政治，殷王就是最高权威的“巫”；殷商的宗教，基本上就是壹种违反人性的邪教，这种邪教在亚洲大陆延续了几千多年而且还在延续。

　　巫王政治，就是巫术与王权合壹的政治，就是邪教政治，就是专制政治，就是吃人的政治。儒家就是巫王政治的帮凶，就是发明绝对忠孝思想的伪道德者，就是提倡相对道德与情境决定论等伦理观的魔鬼，就是混淆人类历史道德进化观与制造伪历史分合观的罪人，就是帮助统治者压抑人个体意识与道德的邪灵，就是推动专制与人集体意识的撒但，就是传播汉人沙文主义贩毒者，就是阻碍人化与人文明的野兽，就是谋杀人灵魂与慈爱的妖怪，就是焚烧东亚大陆民主与自由的凶手。在这种专制文明、邪恶的文字与残暴的神权政治下，所有的人都变成了“奴”、“鬼”与“兽”！所谓的“奴”，就是没有人权的奴隶；所谓的“鬼”，就是没有灵魂的魑魅魍魉；所谓的“兽”，就是没有人性的禽兽！这些“奴”、“鬼”与“兽”，就是亚洲大陆人民数千年来的悲惨现实与命运，它壹直持续到今天！

　　甲骨文及其所演变出来的汉字，代表了古代专制的文化，代表了古代邪恶的意识，代表了古代不人道的思想，代表了古代反道德的理念，代表了古代反人类罪的意志，以这种古代非人与邪恶的文字，如何能够为现代人类，开创慈爱、公义、自由、平等、民主、法治、人权、平安、喜乐、幸福与和平等的文明？唯有以抽象字母的英文，来代替单音节象形的汉字，这才是大陆人民，未来“人化”、“自由化”与“民主化”，唯壹明智与正确的选择道路！

　　第13节 西周奴隶制和秦皇极权制

　　在西方，苏美尔文化起源于两河流域，希腊文化产生于海边，都是交通便利，有互通有无的天然条件，商业成为主要的经济形式，人口流动很早就破坏了血缘纽带所带来的束缚。以个人为基础的古希腊民主政治形成欧洲最早的传统。

　　中国人以以血缘为纽带，以集体的力量抵御各种灾害。历史上就有禹召集万国集会于涂山，商讨集体治水的传统。“哀田以族”，甲骨文中“田其丰年”中的“田”都是集体开荒和集体耕种的意思（见张光直著毛小雨译《商代文明》）。这种集体生产的制度产生利害与共、疾病相扶持的集体主义思想，也产生以王为中心的极端集权专制的奴隶制度传统。

　　1．西周的奴隶制度

　　在姬昌当政前，周人就对王顶礼膜拜、呼万寿无疆了。姬昌为了表示对纣王的忠诚，吃掉了用自己儿子做的肉羹。表面上看，好象是韬光养晦，其实是“君尊臣卑”的特权思想使他吃得心安理得。姬昌被囚而演八卦，提倡天尊地卑、君尊臣卑、男尊女卑、父尊子卑；从此，中国仅有的壹点平等都被消灭了。

　　公元前1066年周武王推翻纣王，心奴化的政策开始全面实施。2年后，周公在诰文中把治国比作“梓材”，而且禁酒，禁娱乐，给民众规定这个，规定那个，壹步壹步地剥夺民众自由生活的权利。从西周开始，人与人之间的等级关系成了社会的主轴关系。这是中国人思想上奴隶 [即心奴] 化的开始。

　　鲁哀公问宰我祭祀土地神的牌位用什么木头？宰我说，夏人用松木，殷人用柏木，周人用栗木，用栗木的用意是“使民战栗”，就是得让老百姓害怕。这道出了奴隶制度的真相。

　　西周分封制度，实际上只是官家所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周王是全国土地的唯壹所有者。周王再将土地分封给亲属和功臣，令其为诸侯，按级别占有土地。王室直接管辖之地，只是其中壹部分。但王室是天下诸侯共同的主人，诸侯对王室要承担壹定义务。国家公有制，本质上就是国王和贵族的所有制。“公”=“王”，对这个关系，当时的人是清楚的；而现在的人们还以为自己也有壹小份，认为“公”=“妳有我有大家有”，其实错了。

　　西周实行井田制，相当于集体公社。所谓井田制，就是把耕地划成不同生产单位，由贵族派官吏直接指挥组织生产，产出由贵族（公家）和社员按壹定比例分成。这就是壹种叫“彻”的集体生产和分成制度。不仅土地归贵族所有，就是劳动生产工具，也是归贵族控制。社员们到田头开始干活前，要由农官分发工具。土地不准买卖，所谓“田里不粥”。从手工业来看，没有私营工商业主，只有官营手工业。物品的交换，也由贵族和官吏统壹控制，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工商食官”，即工商业者吃的是官家的饭。

　　从教育来看，没有私立学校，教育由贵族控制，只有官府才能开办学校，只有贵族子弟才能入学。就算是贵族们想开办学校，没有周王的批准是不行的。在周朝的制度下，没有自耕农、没有独立手工业者和商人，壹切生产要素、生产过程和分配过程，都在国王、贵族和贵族官吏的直接计划控制之下。

　　周朝所建立的封建制和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制是不同的。它们的区别之壹是，取代罗马帝国的法兰克王国的查理大帝向诸侯分封土地的原则是军事功绩，而周人分封土地的原则是血缘，是所谓的“亲亲建国”，中国周代受封的诸侯宗族是严格遵守周人制定的宗法制度的，因此中国周朝所建立的封建制，其实是宗法封建制。

　　宗法制度，这种以血缘原则建立的社会制度，其实践的结果之壹就是使家庭而非个人成为了社会的基本细胞。中国的家庭因宗法制度而变得自我封闭性很强，这种封闭性使得每个家庭对本家庭之外的公共劳动带有强的反动、抵触情绪，并且使得家庭与家庭之间缺乏合作精神。而庄园经济，恰恰需要农奴家庭为领主劳动，并需要农奴家庭之间的相互合作。这种矛盾抵触的存在，使得周人的井田制得不到很好的贯彻，而在历史中显得面目模糊。这种模糊的井田制也只维持了四百年，便开始瓦解了。

　　这种矛盾性可以从西周的诗歌集《诗经》中体现出来。在其中有关劳动的诗篇中，基本上都是反映农夫们的嗟叹哀怨、愤愤不平的。《诗经》中的三百首诗还是孔丘从西周流传下来的三千多首诗中严格挑选出来的，符合自己教义的诗，三百首之外更多的诗因不符合儒教教义而被孔丘无情地删去了，在那些被删去的诗中，可以想象得出，反映农夫们抱怨、反映阶级矛盾和西周社会阴暗面的诗歌会更多。

　　与中国小农经济相比较的是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庄园经济。与欧洲封建庄园壹同建立的，是基督教信仰。这种信仰使得基督教堂成为了庄园地理、精神的中心。基督教和宗法制度最显著的差别在于：宗法制度的原则是血缘，它使得血缘成为人与人之间的唯壹纽带，它使得家庭成为社会的基本细胞；基督教的原则是超血缘，它使得超血缘的上帝成为人与人之间的纽带，它使得个人成为了社会的基本细胞。这样，欧洲人便很容易冲破小家庭观念的束缚，实现社会化合作。正是基督教为欧洲中世纪庄园所需要的合作劳动提供了价值基础，这种价值基础不仅使欧洲的封建制生存了近千年之久，并且使封建庄园经济转化为资本主义经济成为可能，因为资本主义经济，是这种超越家庭观念、社会化合作的进壹步发展。

　　让我们来听壹听，在欧洲中世纪庄园中的基督教堂里，神甫们都给庄园主和农奴们讲了些什么：六日妳要作工，第七日要安息，使牛、驴可以歇息，并使妳婢女的儿子和寄居的都可以舒畅（出23:12）。

　　若有外人在妳们国中和妳同居，就不可欺负他。和妳同居的外人，妳们要看他如本地人壹样，并要爱他如己（利19:33）。

　　在妳们的地收割庄稼，不可割尽田角，也不可拾取所遗落的。妳打橄榄树，枝上剩下的不可再打。不可摘尽葡萄园的果子，也不可拾取葡萄园所掉的果子。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的与孤儿寡妇（申24:19）。

　　有施散的，反更增添；有吝惜过度的，反致贫乏（箴11:24）。

　　好施舍的，必得丰裕；滋润人的，必得滋润（箴11:25）。

　　欺压贫寒的，是辱没造他的主；怜悯穷乏的，乃是尊敬主（箴14:31）。

　　戏笑穷人的，是辱没造他的主；幸灾乐祸的，必不免受罚（箴17:5）。

　　妳不可因他贫穷就抢夺他的物，也不可在城门口欺压困苦人（箴22:22）。

　　周济贫穷的，不至缺乏；佯为不见的，必多受咒诅（箴28:27）。

　　学习行善，寻求公平，解救受欺压的，给孤儿伸冤，为寡妇辨屈（以1:17）。

　　那行不义盖房，行不公造楼，白白使用人的手工，不给工价的，有祸了（耶22:13）！

　　困苦穷乏的雇工，无论是妳的弟兄或是在妳城里寄居的，妳不可欺负他。要当日给他工价，不可等到日落（利19:13）。因为他穷苦，把心放在工价上，恐怕他因妳求告耶和华，罪便归妳了（《申命记》）。

　　在欧洲中世纪的庄园中，教堂不仅是传播基督教义的中心，并且它本身就是阶级矛盾的缓冲器，是友爱和睦的纽带，是爱的源泉。

　　最近，在巴黎附近的壹个修道院中发现了查理曼时代的庄园薄记，其中详细记录了农奴们每天的工作情况，并且生动具体地描写了生活的各个方面。英国伦敦大学经济史教授根据其中壹部分记录，以壹个农奴的情况为例，用现代语言编译了《农夫波多》壹文。文中以相当多的篇幅描述了农奴们互相帮助，互相爱护，友好相处的具体细节。这和中国《诗经》中所反映的流离嗟怨的农奴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2．户籍保甲连坐制

　　《左传》成公13年刘子：“君子勤礼，小人尽力”。襄公9年知武子：“君子劳心，小人劳力，先王之制也”。襄公13年君子曰：“君子尚能而让其下，小人农力以事其上”。

　　《国语》“周语”严公云：“君子务治而小人务力”。“周语”内史过云：“庶人工商各守其业以贡上”。“鲁语”公父文伯之母：“君子劳心，小人劳力，先王之训也。”

　　为保证君子们的特权剥削，中国古代社会强化了垂直的等级序列构成的宗法社会，其基础是由士农工商四民组成的。他们的身份与职业是世代相传的，又有大致不变的固定居址；统治阶级希望这种结构坚如磐石，所以称这四民为石民。

　　管仲说：“利出壹孔者，其国无敌；出二孔者，其兵半屈；出三孔者，不可以举兵；出四孔者，其国必亡。先王知其然，故塞民之羡（多余的钱财），隘（限制）其利途，故予之在君，夺之在君，贫之在君，富之在君。故民之戴上如日月，亲君若父母。”

　　这壹思想被历代专制君主奉为统治民众的金科玉律，成为实施中国特色人身控制的黄金法则。“利出壹孔”的制度安排，使得统治者垄断了壹切政治权力和所有经济利益，这等于扼住了臣民的咽喉，拥有了对臣民的生杀予夺的绝对权力，臣民也只有唯命是从才能生存，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历代可以得心应手地实施残酷的专制统治的根本原因。

　　在技术层面，“利出壹孔”包括两个互相补充，互相依存的的措施，既政治上的人身控制和经济上的弱（贫）民术。

　　人身控制的手段和工具就是数千年壹以贯之的发达的户籍制和什伍保甲连坐制。

　　中国的户籍管理制度始于商代，由于上交到中央的户籍簿册壹律都规定用黄色的封面，所以户籍又称黄籍或黄册。据《周礼》记载，有“司民”壹官，男孩出生后八个月，女孩出生后七个月，都要在户口簿上登记，而且是户分城乡，人分男女。古代的户籍制度不仅包括人口的登录，而且包括定期的稽核人口，登记内容主要有姓名、性别、年龄、高矮、胖瘦和长相及外表生理特征等，十分详细，每壹个人都必须在官府登记，否则为“脱籍”（黑户口），不仅本人要治罪，而且街坊四邻和执掌户籍的官吏都要治罪。

　　秦国在公元前357年建立户籍制度，至商鞅变革，户籍制度更为完善，秦律还规定，已成年的儿童未登记户口，连里正都要受处罚；居民迁徒，必须向官府申请办理迁移户口的手续；擅自脱离户籍而逃亡，称作“亡命”，被捕后要治罪。

　　与户籍制相对应的，是壹套严密控制人身自由的组织系统，将每壹座城镇，每壹个村庄，每壹个家庭，每壹个人，都毫无遗漏地编入国家行政网络之中，这就是实行层层管制的里甲或保甲连坐制度。

　　里甲制的始作俑者是管仲，《管子.立政》详细记载了这壹制度。居民每五家编为壹伍，设壹伍长，五伍为里，里设里长，负责监督里内每个居民的壹切活动，在居民点“里”（闾）的四周筑起围墙，堵塞缺口，只留壹条与外界相通的通道，以控制内外居民的进出。在里门的左右各有壹间观察室，每天早晚，伍长和里长坐在里面监督居民的出进。里门的钥匙由里长管理，下设看守，负责按时开闭里门，并监督所有的出入者，向里长汇报，凡是不按时出入，行为举止不符合规定者，看守壹经发现，都要及时向上级反映。每里若有人犯法，则里长与其同罪。这是用管理监狱的方法来管治人民，限制人民的人身自由。

　　商鞅这个专制变法的枭雄，在秦国实施严酷的户籍制和里甲连坐制，以至人民“行间无所逃，迁徒无所入”。后来商鞅遭政敌围攻，只得只身潜逃，来到边境旁的小客栈，准备投宿，因无证件，被店主拒之门外，他只得长叹壹声道：“嗟乎！为法之弊，壹至此哉？”堂堂壹国宰相，壹人之下，万人之上，在朝廷的通缉下，连藏身之处都找不到，只有俯手就擒，由此可见人身控制的效果。

　　此后历代均有严密的户籍制度。如汉武帝四年（公元前107年），关东200万流民中发现有40万人脱籍，构成丞相石庆的失职，石差点被汉武帝处死。

　　3．重农抑商

　　仅有政治上的人身控制还不足以控制人们的意志，必须辅之以经济手段才行，这就是历代政府奉行的弱（贫）民术。

　　弱（贫）民术的主要政策就是重农抑商，其根本主张是以农为本，限制工商业的发展。这是中国历代专制王朝最基本的经济指导思想，其目的就是把广大人民强行束缚在土地上，达到随时可以为统治者所驱使的目的。

　　重农抑商政策产生于战国时代，在商鞅变法中将重农抑商政策第壹次明确提出，并以此作为大力推行农战方针的基本内容付诸实施。以后的统治者都将其作为治国的不二法门。

　　4．秦皇的极权主义专制

　　1970 年代以来人们从睡虎地出土秦简与青川出土的秦牍中已明确知道秦朝实行的是严格的国家授地制而不是什么“土地自由买卖”；人们从《商君书》、《韩非子》壹类文献中也不难发现秦代法家经济政策的目标是“利出—孔”的国家垄断，而不是民间的竞争。

　　秦始皇继承了商鞅的学说，“昔之能制天下者，必先制其民也，能胜强敌者，必先胜其民也。故胜民之本在于制民，若冶于舍、陶于土也”（《商君书·画策》）。为此，设酷刑重赏，实行“弱民”、“强政”的政策，迫使人民屈从于皇帝的绝对统治。为了实现这种绝对统治，建立起壹套从郡、县、乡、亭、里到编民为什伍的行政管理系统和户籍制度。“四海之内，丈夫女子皆有名于上，生者箸，死者削。迁移必办“更籍”、“以分田里、以令贡赋；以造器用、以制禄食、以作军旅”。可以说，中国极权统治的政治和行政组织制度到秦已达到十分完善的程度，中国极权统治制度到秦已达到十分完善的程度。

　　法家政策的另壹面是反宗法、抑族权、消解小共同体，使专制皇权能直接延伸到臣民个人而不致受到自治团体之阻碍。法家公然宣称“夫以妻之近及子之亲而犹不可信，则其余无可信者矣”(韩非子.备内) 。在实践上则崇刑废德，扬忠抑孝，强制分家，鼓励“告亲”，禁止“容隐”，不壹而足。正是在这种“爹亲娘亲不如皇上亲”的反宗法气氛下，大共同体的汲取能力可以膨胀得漫无边际。

　　秦王朝动员资源的能力实足惊人。《史记.秦本纪》记载：“始皇初即位穿治郦山，及并天下，天下徒70余万人”。始皇26年，“徒天下黔首三万户琅琊台下。”始皇32年，“乃使蒙恬发兵30万人，北击胡，略取河南地”， 修长成50万。始皇33年，“发诸‘尝埔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谪遣戊，”集解：徐广曰：“50万人守五岭”。这就是说，秦始皇用50万奴隶军队，征服了广东、广西和越南北部地区，并派兵留守驻防。始皇35年，修绵延300里“阿房宫隐宫徒刑者70余万人”。“隐宫”即宫刑。另外，修驰道民夫30余万人。还有那工程浩大的驰道网、规模惊人的徐福船队……。

　　无偿服奴隶式兵役和劳役的老百姓共270多万人，为上述军事和劳役大军运送粮草和装备的人以及在内地驻防的军人、夫役，估计还会有250万人，两项相加约有520多万人。当时，中国人口约有2千万人，其中有劳动能力的壮年人（包括妇女），按1/3计算，不过6百余万人。在6百余万有劳动能力的人民中有5百万人为秦帝国服奴隶式的兵役和劳役。这就是大规模地实行奴隶制的证据，这不是“国家权力只达到县壹级”能实现的。以至于“丁男被甲，丁女转输，苦不聊生，自经于道树，死者相望”（《汉书、严安传》）。

　　《汉书.食货志》记载了战国初期魏文侯的相国李悝所算的壹笔农民收支帐，农夫壹家5 口，耕田100 亩，平均每亩收粮1.5 石，共收150 石。除去十分之壹的租税15 石，余135 石。每人每月平均吃粮1.5 石，全家共吃90 石，余45 石。每石卖钱30 文，共得钱1350 文。除去祭祀、庙会用钱300 文，余钱1050 文，每人穿衣用钱300 文，全家共用1500 文，还差450 文。加上妇女纺织和饲养家畜的收益，全家收支平衡，略有盈余。

　　秦朝的人民生活水平，有两句话可证：“服囚犯之衣，食犬彘之食。”西汉景帝时的大臣晁错，叙述汉文帝在位时农民生活状况时，也算了壹笔帐：农夫壹家5口，其中应服徭役的壮男至少2 人，壹年有几个月不能在家劳动。壹家种田不过100 亩，收获不过100 石。还有送往迎来，吊丧、疾病、养育儿女。壹遇灾荒和急征暴敛，就要贱卖农产品和借高利贷，最后只好卖田宅卖子孙来还债。西汉“文景之治”是中国历史上的盛世，农民的生活还不如战国初期，负担比周朝高20 倍的秦始皇时代的农民，生活水平更加低得不可思议了。

　　秦开创了大共同体壹元化统治和压抑小共同体的法家传统，大共同体的膨胀既然连小共同体的存在都不容，就更无公民权利生长的余地了。

　　专制皇权制度，在教科书上被称为私有制，实际上只是皇家所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在帝王体制之下，臣民的财产随时都可能被剥夺和被抢劫，臣民没有人身权利。帝王可随意的占有他人的妻子，甚至人的生命也捏在帝王手上，他可以随意处死妳。战争时期进行的土地分配，也不是私有制。胜王败寇，谁胜产权就是谁的，谁胜谁就是法律。

　　从1912年清朝皇帝退位开始，连年的军阀混战、日寇侵略、革命扫荡，私有产权只能在夹缝中偷生，并且不断地非正常地更换主人。由于相对于以前的封建皇朝和和以后的无产阶级专政，这段时期管制较为宽松，私有制因素也特别活跃，但未受法律的公正保护。这只不过是私有制的萌芽的阶段。中国多数朝代不许独立的商人富过王侯，太富了，就要“国有化”，就要“共产”。所以，民无法制约官，官越当越富。

　　儒家王莽复辟极权主义的井田制

　　王莽（前45-23年），字巨君，他姑母王政君是汉元帝的皇后、汉成帝的生母。自汉成帝起，王家有九人封侯，五人做大司马。王莽父亲早死，没有轮到封侯，以致家境孤贫。王莽以孝顺母亲而闻名，为壹时人望之所寄。

　　他的伯父大将军王凤病重，王莽侍疾尽心尽力，亲尝汤药，乱首垢面，壹连几月不解衣带。王凤颇为感动，临死前将王莽托付给王政君。王莽因此做了黄门郎，迁射声校尉。他赡养救济名士，家里不留余财，连自己的车马衣服都拿来分发给宾客。壹次王莽的母亲生病，公卿列侯遣夫人问疾，王莽妻出去迎接，她衣不曳地，破布蔽膝。诸夫人以为是婢佣，后来知道是王莽的妻子，都惊诧莫名。

　　汉成帝死，哀帝即位，新的外戚傅氏、丁氏掌权，王家受到沉重打击。王莽因得罪傅太后，被免职归家。他闭门自守，儿子王获杀了壹个奴婢，被王莽逼令自杀。但王莽在士人中的声誉日增。官员为王莽鸣冤上书的数以百计。

　　汉哀帝死后，王莽迎立中山王刘箕子为帝，是为汉平帝。平帝只有九岁，由太皇太后王政君临朝听政。王莽位居首辅，壹切政令都出自他。王莽著手清除权倾壹时的丁傅外戚的势力，将皇太后赵氏贬为孝成皇后，接著再废傅太后、赵皇后为庶人，二人后皆自杀。丁、傅两家亲属都被免去官职，流放蛮荒之地。

　　有壹年盛夏大旱，郡国飞蝗成灾，王莽自己带头不吃荤，并出钱壹百万，献田三十顷，以赈灾黎。满朝公卿，见王莽如此，也都纷纷捐田献宅。连王太后也省下自己的“汤沐邑”十个县交给大司农管理。王莽派使者去民间捕蝗。又废汉皇室的呼池苑，改设安民县，募贫民迁居，沿路饮食及所需田宅、器具、犁牛、谷种、食粮都由官府供给。在长安城中造五个里，有住宅二百区，让贫民居住。因此朝野上下，都交口称颂王莽的仁德。

　　为笼络人心，王莽欲自比周公，买通塞外蛮夷，让蛮夷假称越裳氏，献入白稚。远古周成王时，曾有越裳氏来朝进献白稚。群臣仰承王莽之意，上书称王莽德及四夷，早已超过了周公，以安定汉朝的缘故，应加封为安汉公。王太后在群臣蛊惑下，再三加封王莽，王莽十分做作地再三推辞，甚至托病不朝。最后才接受了安汉公的赐号，接受了名号，却把俸禄转成二万八千人的封赏。又有黄支国献入犀牛，廷臣都说黄支国在南海中，离京师三万里，以前从来没有朝贡，现在来献犀牛，是安汉公的威德所致。其实这些都是王莽壹手安排。

　　王莽私下嘱咐大臣，上奏称王太后春秋已高，不宜亲省小事，此后政事尽归王莽裁决即可。之后朝中只知有王莽，不知有汉帝。平帝年已十四岁，渐渐懂事，恨王莽的专横跋扈。宫中的侍役多是王莽安插的耳目。王莽得知后，便先下了手，他在腊日进献壹杯毒酒。平帝喝了酒后，腹痛难忍。王莽假意做愁眉泪眼的样子。并写了壹篇祝文，情愿以身代帝，然后将祝文藏在金縢里（金縢藏策本是周公因武王有病，愿甘代死的典故）。群臣都称誉王莽是再世的周公。不久平帝腹痛而死，时年仅十四岁。

　　王莽摄政时，东郡太守翟义起兵讨伐，失败后被磔尸灭族，王莽犹不解恨，对响应起兵的23个县进行大屠杀。王莽的长子王宇因吕宽案，被王莽逼迫自杀，牵连数百人。由此他得到了大义灭亲、公而忘私的美名。

　　王莽的妻子病而失明，王莽叫儿子临去照顾。临和王妻的侍女原碧私通，后来王莽又占有了她，临就和原碧密谋要杀王莽。不幸事泄，王莽为了保密，竟把办案的人全部杀掉，以毒酒赐临，临不肯饮，自刺身亡。王莽后立四子王临为太子。

　　平帝年幼无子，群臣想在宣帝曾孙五人中推立壹人，王莽借口五王都是已故平帝的兄弟，不能相继为帝，应在宣帝的玄孙中选立。宣帝玄孙有二十三人，王莽却找了壹个年仅两岁的刘婴为皇太子，号为孺子。

　　这时谶纬禅让之说盛行。武功县长孟通在井中得到壹块白石，上有红字：“告安汉公王莽为皇帝。”王莽派王舜将此事转告王太后，太后作色说：“这纯是欺人的妄语，不宜施行！”王舜说：“事已如此，无可奈何，沮之力不能止。又莽非敢有它，但欲称摄以重其权，镇服天下罢了”。王太后无奈，只好下诏封王莽为“假皇帝”。从此王莽身穿天子衮服，戴天子的冕旒，南面受朝，出入坐銮驾，自称为“予”。年号称为居摄元年。

　　齐郡临淄县亭长辛当，夜里梦见天使对他说：“摄皇帝当为真皇帝，如若不信，亭中发现新井，便是确证。”第二天早晨辛当起来，见亭中果然有壹口深百尺新井。巴郡也有石牛出现，上有红色的文字，大体都是上天命王莽为帝之类的话。王莽便改年为初始，以应天命。

　　公元8年，在长安学儒学的梓潼人哀章投合王莽，私下制了壹个铜匮，上刻传位王莽的谶言。哀章穿黄色衣冠，扮成壹个方士，趁黄昏将铜匮交给高祖庙里的守吏，然后装神弄鬼地匆匆离去。守庙官忙报知王莽，王莽打开铜匮，上刻摄皇帝王莽应为真天子，并署佐命大臣十壹人，当然少不了哀章的名字。次日王莽率群臣入太祖庙拜受金匮禅位，定国号为“新”。废孺子婴为定安公，西汉灭亡。王莽照金匮策书按名授官，只有王兴、王盛两个姓名，是哀章捏造的；王莽遣人四处寻访，不久找到壹个城门令史叫王兴，还有壹个卖饼的叫王盛，当即把他们封为将军。

　　很多人都极力支持王莽称帝，其中包括著名的大学者刘歆和身居要职的孔子世孙孔光。王莽上台后，就急忙任命了西汉大儒刘歆为“新朝儒家大帝国”的国师，在王莽眼看著要被推翻的节骨眼上，刘歆背著王莽前去勾结原汉朝的将军王涉、大司马董忠，后因事泄而自杀。

　　王莽自称为黄帝虞舜的后裔，尊黄帝为初祖，虞舜为始祖。王莽是儒家学派的巨子，以壹个学者建立壹个庞大的帝国，中国历史上仅此壹次。王莽要把儒家学说在政治上壹壹实践，缔造壹个理想的快乐世界。王莽机械的迷信制度万能，他认为“制度确立之后，天下自然太平”。他认为古代社会中，人人平等，可到了后来，互相争夺，遂发生不平等现象。富人有很多土地，穷人壹无所有。男子沦为奴隶，女子沦为婢女。为了铲除造成这种不公平的罪恶，王莽的新政府成立后，即实施壹连串下列的新社会政策：

　　1．土地国有：恢复1200年以前的井田制度。称天下田为王田，不得私下买卖。壹家不满八口，田过壹井（九百亩），超过的土地，壹律没收，或分给他的邻居。

　　2．耕地重新分配：没有土地的农夫（佃农），由政府分给土地。以壹对夫妇壹百亩为原则，不满壹百亩的，由政府补足。

　　3．冻结私奴制度：虽没有马上废止，但禁止所有奴隶婢女继续买卖，违令重罚。以限制奴隶的范围和数目不再扩大，使它最后自然消灭。

　　4．强迫劳动：凡无业游民，每人每年罚布帛壹匹，无力缴纳的，由政府强迫他劳役，在劳役期间，由政府供给衣食。

　　5．实行专卖制度：酒专卖，盐专卖，铁器专卖，由中央政府统壹发行货币（从前任何富豪都可制造银钱，新政府收回这种授权）。天然资源都为国家所有，由政府开采。

　　6．建立贷款制度：人民因祭祀或丧葬的需要，可向政府贷款，不收利息。但为了经营农商事业而贷款，则政府收取纯利十分之壹的本息。

　　7．实行计划经济：由政府控制物价，防止商人操纵市场。食粮布帛之类日用品，在供过于求时，由政府照成本收买。求过于供时，政府即行卖出，以阻止物价上涨。

　　8．征收所得税：壹切行业，包括渔猎、卜卦、医生、旅馆，以及妇女们家庭养蚕织布，都课征纯利1/10的所得税。政府用这项收入作为贷款或平抑物价的资金。

　　百姓养生嫁娶、宫室封国、刑罚、礼仪、田宅车服等仪式皆遵照西周制度。王莽懔遵儒家“正名”学说，他用儒家学帕特有的繁文缛节，不惮其烦的改官名、改地名，凡是“现代”的全都取消，壹律恢复“古代”原名。改的太多，以致没有人能记得住。

　　西汉政府对西南夷诸部落酋长，大都用王爵羁縻，这不过是不费壹文的虚名，王莽却改封他们侯爵。句钉王拒不接受（句钉国，云南广南），首先起兵叛变。王莽又把西汉政府颁发给匈奴汗国单于的金印（匈奴单于玺），改为“新匈奴单于章”。皇帝的印称“玺”，“章”是普通人的印，乌珠留若单于气冲牛斗，遂跟中国断绝关系。

　　王莽认为自己比任何人都聪明，他不能容纳与他意见相异的建议。他对句钉国和匈奴汗国的反抗，采取迎头痛击政策。

　　王莽连年挑起战事，所需入不敷出，于是只有课重税于民间：盐税、酒税、铁税、山泽采办税、赊贷税、铜冶税等等多如牛毛。贫民无法谋生，富人也朝不保夕。揭竿造反的流民，四处攻城略地。王莽正与匈奴作战，顾不上这些，便亲自去南郊祷天禳灾，用五彩药石烧了壹个北斗形的铜斗，号为“威斗”，用来象征性地平息天下的叛乱。

　　天凤四年，全国发生蝗、旱灾，饥荒四起，王莽叫百姓煮草根以代粮，赤眉、绿林军相继揭竿而起。更始帝刘玄在绿林军支持下即位，派王凤、王常、刘秀进攻昆阳等地。莽军壹触即溃，在昆阳之战以40余万军不敌万余兵力的刘秀，巨毋霸也掉进河里被淹死。

　　地皇四年，王莽率群臣至南郊，举行哭天大典，称“天生德于予，汉兵其如予何？”绿林军另壹支劲旅攻入长安，王莽赦免城中狱中的囚徒，授给他们兵器，并饮血盟誓说：“有不为新室者，社鬼记之！”更始将军史谌攻占渭桥，这些囚徒都跑得无影无踪。城中起火，王莽逃到渐台，渐台四面皆水，王莽还抱著符命、威斗等壹些不管用的玩意，公、卿、大夫、侍中、黄门郎从官千余人随他上了渐台。城中少年响应，商人杜吴在渐台杀了王莽，校尉公宾斩其首，起事军将首级悬于宛市之中，王莽时年68岁。当时有人割王莽舌切碎分食，因为人民痛恨王莽用他那条长舌壹再向人民许愿过好日子，结果是壹次又壹次的骗局。

　　由儒生把持的正统修史者把王莽定义为不道的奸臣、篡位的贼逆，儒家人物甚至拒绝承认王莽本人就是儒门弟子。遍查正史，关于王莽出身的资料只有含糊其词的五个字：“被服如儒生”。言下之意是说“啊，这个王莽嘛，咋说呢，好象是穿了壹件俺儒家的衣服。”

　　专制邪教及其特征

　　1．专制的定义

　　广义的专制是指侵犯人权，打骂强奸都是专制行为。

　　狭义的专制是指政府对老百姓的欺压。古希腊人认为，自由国家里主宰壹切的是法律而不是统治者；专制政体（despotism）就是运用非法的手段实施统治的政体，它是所有政体中最坏的政体。在那里，没有自然法，有的是单独壹人发号施令，法只不过是专制统治者任意发布的命令。孟德斯鸠说：“专制主义是指既无法律、又无规章，由单独壹个人按照壹己的意志与反复无常的性情领导壹切”。专制社会就是社会的命运掌握在壹个人或少数人手中，普通大众对自己的命运没有什么发言权、也不能主宰自己命运的社会。

　　狭义的专制表现为“三垄断”制度。俄共书记久加诺夫说：苏共垮台的原因在于它的“三垄断”制度，即垄断真理的意识形态制度、垄断权力的政治法律制度以及垄断利益的封建特权制度。所以，专制主义也可以称为垄断主义。这种垄断主义在中国古代就已经存在。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表明中国人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财产权，王垄断了经济大权。“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表明王垄断了政权[礼乐征伐自天子出]。

　　子曰：“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畏天命——神秘主义；畏大人，老百姓要服从[官僚]大人的独裁；畏圣人之言，小民要服从圣人的思想独裁，真理都在[孔]圣人那里，这就是真理垄断！可见，三垄断制度在古中国就已成型。

　　当代芝加哥大学教授邹谠爱用totalism（全能主义）指专制主义，即皇帝老子什么都要管，实际上就是“权钱通吃”。藉此，可明白专制主义的涵义。

　　2．专制邪教的总特征

　　无论专制主义表现形式如何，其特征都是壹样的：专制主义=等级+谎言+暴力，这些共同性决定了它们政治邪教的本质。当否认上帝的时候，就否认了生命的价值和尊严，不可避免地要沦落到血腥专制的境地。以人为神和个人崇拜就是邪教。邪教就是搞等级制度，反对人人平等；就是轻视百姓的生命，尽管用各种美丽的词语包装，也掩盖不了其野蛮的性质。

　　邪教组织使用谎言欺骗和思想控制手段损害个人的自由意志，致使个人完全依附于领导。邪教组织是个独裁主义集团，由壹个人或壹组人实行专制领导。邪教组织在谎言欺骗不见效的情况下，公然使用赤裸裸的暴力，践踏人类的良心与正义，堕落为毁灭性组织。

　　1）等级特权。

　　人类历史上形形色色的专制者，总是找出人们的某些表面差别，并据此建立人类价值等级论，以维持其永久的统治。等级制是专制邪教的目的，企图通过稳定的等级压迫使少数人获得永久的特权。

　　柏拉图认为，人生来就是不平等和有差异的。有些人适合干某件事，有些人则适合干另外壹件事。为了最好地发挥每壹个人的才能，“使所有的琴弦都和谐壹致”、“合奏壹支交响曲”，就必须遵循“各人应做适合于自己天性的工作”的原理进行分工。因此统治国家的人就只能是那些生来即有统治天性的人。这些人被称作“哲学王”，但哲学王人数不多。“国家与个人，不经哲学家治理，决无希望可言。……除非哲学家们当上了王，……否则国家是永无宁日的，人类是永无宁日的”

　　波普尔在柏拉图的哲学中发现了壹个极权主义的政治纲领，其要点是：1）严格的阶级区分，统治者是牧人，被统治者是畜群；2）国家的命运就是统治阶级的命运，统治阶级的独特利益就是国家的整体利益；3）统治阶级对军队的垄断权；4）思想检查制度，以持续的宣传造就和统壹思想；5）国家要自给自足，即统治阶级必须控制或垄断经济。波普尔认为，柏拉图的极权主义思想因素，在黑格尔的哲学体系中得到继承和发扬。现代比较重要的极权主义的观念，如马列主义都直接得到黑格尔的传承。

　　在专制主义统治之下，主奴关系取代了兄弟关系，等级制取代了平等制。……专制社会就是特权社会和不平等的社会。极少数人享有极大的特权。因为权力是靠暴力产生和维持的，而不是各方协商达成的契约赋予的。由于壹方在暴力上绝对地压倒其他方，那么这唯壹胜方必然拥有更大优势和特权。暴力是壹种成本最高的竞争方法，它必然要求高得多的回报，也就是高度特权；而且暴力形成的规则不可能对特权者产生有效的制约，否则付出高昂暴力成本的意义何在？

　　朱元璋皇帝广封朱氏宗室，几个儿子皆拥劲卒，居大镇，下诏严令群臣时时刻刻、无微不至地尊显朱氏皇族。他有24个儿子和壹个侄孙，都建藩为王，有地有兵有钱。明朝的藩王都有五万石米的俸禄，还有钞二万五千贯，绢布盐茶马草各有支给，以至于最低的“奉国中尉”也有禄米200石。到了明末，这些只会在王府里配种生人的朱氏凤子龙孙，竞繁殖有几十万之众，光养活这些“饭桶”，就可以把壹个强大的王朝淘空。

　　同时，明朝官俸为历代最薄，百官之俸，最初皆取江南官田。后定明官禄，正壹品月俸米八十七石，从壹品至正三递减十三石，到最低官级，正七品至从九品最后递减至仅五石而已。其后以绢以钞以银折算，也大抵依据此制。从官禄来看，这些整日为大明帝国机器运转殚尽竭虑的官员待遇，同皇族相比，简直天上地下！

　　2）谎言欺骗

　　专制社会充斥著统治阶级散布的谎言。暴力必然违背人们基本良知，而特权必然让人们反感抗拒；所以统治者必然散布两类谎言：

　　第壹类，此厮该死，那贼该杀，以此来证明使用暴力的合理合法。

　　中国的“理”只属强权，“理”字的偏旁就是个“王”字，“王”者永远有理！中国的“法”历来专治下属和卑贱的弱者。因此，官大壹级，胜过父母。21世纪的各大媒体还以此为荣，有诗为证：“如今公仆是爹娘，党的恩情胜爹娘，遍地学子考公务，只为先做小爹娘。”做了小爹娘好处多呀！因为浑身是理，与下人打个官司准赢。

　　第二类，吾皇英明神武，泽被苍生，德播四海，真龙天子，万岁万岁万万岁，好让人接受特权的合理合法。

　　1930年代李慎之上小学时唱的壹首歌道：“把生命交托给总理（孙中山）”；上中学时学的壹首歌道：“大哉中华，代有贤能，蒋公中正，今日救星”。

　　有壹天蒋介石总统前往某家精神病院视察，所有的病患都站在走廊上高声欢呼，“蒋总统万岁！蒋总统万岁！”只有壹名病患面无表情，对总统不理不睬。蒋总统看到了，于是问院长说：“那位病人为什么不对我欢呼呢？”院长道：“因为他今天精神非常正常”。

　　早在上古时代，诗经就记载周人反复歌唱国王“万寿无疆”，说明早在3000多年前中国人就已经感染了个人崇拜这种精神病毒。中国的语言是高度等级化的，如果语言中的等级弄错了，轻则被贬，重则杀头。谁敢自称万岁，那就被杀九族，清朝就有这样的例子。

　　3）暴力主义或枪杆子主义

　　专制主义严重破坏人类的团结、和平和秩序，给人类带来了无穷无尽的战争动荡和灾难。专制者大权独揽、横行无忌，对内对外政策均从自身利益出发，而不顾人民之公益。

　　自国家产生以来，战争日益加剧；自专制主义产生以来，国家就日益变成了纯粹的战争机器。无数的奴隶在专制的枷锁下呻吟；无数的平民在专制的异化机器中挣扎……。

　　专制政权是使用野蛮的武力而建立的，勿需考虑人民的意愿，也勿需获得人民的同意就以武力统治人民。专制政权统治的社会是壹个野蛮或文明程度很低的社会。

　　中国黄帝族的统治是通过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与炎帝战于坂泉之野的“血流飘杵”的战争实现的。故国人崇尚暴力、崇拜权力、信仰多子多[征]服也。

　　中国文化是丛林文化，丛林界的规律决定了其本质。丛林界弱肉强食，崇尚以强凌弱、以智诈愚，只有利益的争夺，不存在公理、正义、平等和博爱。丛林界的经济是掠夺型经济、权力型经济，通过暴力获取权力、通过权力抢夺壹切资源。在这里，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是永远不变的真理。丛林中的家族、人群是壹个个大大小小战斗的小团体，互相厮杀掠夺对方的财物和资源；在这群相互征战的“野兽”中，谁最残暴、最狡猾谁就最后胜出，成为最高统治者。所以只有最残暴、狡猾的暴徒才能最后登上我们领袖的宝座。从丛林规则脱胎而来的强盗逻辑支配著国家的政治生活，在虚幻的共同体的名义下践踏著百姓的利益。

　　既然盗人之国者能为君，万民也依样画葫芦，无人不盗，因而诞生了中国的盗匪文化。远在春秋时代，被孔子誉为“盗亦有道”的盗跖，当时已率领数万徒众横行天下，生食人肝，势敌诸侯。汉代不但绿林、赤眉、黄巾为乱，亦出现专门捕人而食的饿贼。

　　中国自十九世纪起即兵匪不分，两者不同的是，兵公然掠夺，匪暗地抢窃。民国以后，中国到了“无山不贼、无湖不匪”的地步，再加上兵匪、学匪，不仅东北马贼跋扈，连大都市的巴士内都须要两位配枪的随车士兵才能保护乘客安全，被称为“土匪仔国家”。

　　朱新繁《中国农村经济关系及其特质》壹书称，1930年代的匪贼总数约有2千万人，到了1950年代中期，才平定了盘据河南省的土匪。自改革开放以来，不但强盗杀人、六害七害应有尽有，车匪路霸到处出没，甚至流出海外，活跃于全球各地。今日的中国，已从革命输出国变成土匪输出国。在土匪仔国家成长，又饱受强盗文化熏陶的中国人，即使非人人皆盗贼，至少人人皆有贼心。

　　中国人壹逢战乱就大偷各种文物古迹，和平时期还有中国人将重点文物的佛像头砍下卖到海外。而日本在二次大战时许多文物古迹被炸，却没有人趁火打劫偷盗文物财宝。

　　1995年1月坂神大地震后，市民很快从混乱中恢复镇静，除了自发组织救援外，其它人都在户外冒著严寒等待政府救助。沿街的店铺橱窗被震碎，商品撒落壹地，包括珠宝等贵重物品。灾民无壹人去捡；大家都饿著肚子，但撒落满街的食物饮料没有人去动。他们的观念是：这些东西是别人的，不能动。

　　中国的历史是“成王败寇”的历史，所有的“历史的胜利者”都是暴力的服从者和实施者。古印度和基督教都产生了非暴力的思想，在中国的墨子有反对战争的非攻思想，还算不上非暴力思想，但很快就消声匿迹了。这证明了中国文化暴力成分的强大。儒家的虚伪与法家的残暴结合得天衣无缝，法家决定了中国文化暴力特征。

　　《水浒传》成为中国人特别爱看的小说，和中国人的嗜血心理有关。宋江在诗里写，“敢笑黄巢不丈夫”，他要与黄巢比比，看看谁杀人更多。专门在大树十字坡剥人肉做包子的菜园子张青和母夜叉孙二娘，也是壹百零八好汉中的人物。水浒中的英雄们所杀的人中到底有多少是恶贯满盈的贪官污吏呢？

　　时至今日，汉语知识界还有那么多学者、专家、策士假装不知道普世价值的存在，他们或者以东西方文化差别论自欺，或者以狭隘的民族主义狂热自慰，或者以虚幻的集体主义观念自残，借以维护现存文化的合法性和正当性，为壹切践踏基本人权的罪恶行径辩护。凡是对既得利益者不利的思想、观念、价值和规范，都可以斥之为不合国情而拒之门外。凡是有利于既得利益者但与普世价值相背离的东西，都可以挂上美名来粉墨登场。他们拒绝的恰恰是人类共有的符合人性的部分，维护的却是传统文化中动物性的成分。

　　铺天盖地的法西斯民族主义实力主义的灌输教育，目的是通过实力主义教育，达到让中国人民鄙视壹切人类道德底线，崇拜强人，争当强人。把人类同情怜悯弱者的天性从中国人民心中彻底清除掉。这样统治者壹切迫害弱者的行动，就都变成了强人伟大的证明。 人类道德底线的核心，不外是对弱者怀有同情怜悯之心。壹个民族，崇拜强人、争当强人、丧失最后壹丝对弱者的同情怜悯之心，自然也就会鄙视人类壹切道德底线。

　　李昌平说：我们正在建立壹种强盗舆论和强盗道德。这种强盗舆论和强盗道德正在不遗余力地论证和美化这个强盗社会。在我们的主流媒体上，强者被捧上了天，而弱者得不到任何同情。不幸者的壹切都是咎由自取，社会对妳没有任何责任。壹切都是妳的命，妳必须自己想办法解决自己的问题。我们的媒体，天天宣扬的就是这样的壹种东西！

　　壹些武侠片，侠客们壹不高兴，就在饭店里大打出手，凳子乱打，碟子乱飞，窗子砸烂，客人连滚带爬，店主鼻青脸肿，桌子底下面乱钻，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些侠客义士们与店主和客人商量赔偿的事！人的天赋、精力、时间、财产乃至生命就在互相的内耗中白白浪费了。

　　任何社会都有矛盾，有矛盾只能用舆论监督、司法等手段来解决，用民主法治来解决，妳有什么权力该出手就出手呢？罪行法定，只有法官按照法定程序审判后，才有权定罪判刑，其它人壹概没有权利。

　　总之，中国人如果不对传统文化进行痛心革面的反省，不以生命为代价来捍卫人性的尊严，中国的暴君就永远不可能绝迹。在现代文明社会里，它必将经过改头换面，以新的更具欺骗性的面目站在民主政体的最前列，给伤痕累累的中华民族造成新的更大的伤害。

　　勿需否认，现代文明仍然无法完全抛弃暴力手段，但这绝不是滥用暴力的借口。越来越远离暴力，才是人类文明与野兽的区别。暴力手段必须严格由社会契约规定，按社会契约行使，而不是由另壹个更大的暴力来规定，因为暴力本身不能规定和取缔暴力的运行。同样，也不能指望用大特权去消灭其它特权，因为特权本身并不能限制和消灭特权。只有消灭专制主义，才可能在个人、阶级、民族、种族和国家之间建立平等、友好、互惠、互利的关系，人类团结、国家和平、社会正义和政治秩序才会有实现的希望。

　　4）腐败混乱

　　专制制度的实质就是权力垄断，任何垄断都会腐化堕落。专制统治集团权力过大，社会不能对其监督制衡，腐败必然日趋严重，社会风气日益败坏。专制主义严重阻碍了人类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正常发展，破坏了人类政治精神、政治伦理、政治心理和政治结构的健康成长，给人类社会带来了总体性的灾难。……当王朝刚建立时，新的统治者鉴于前朝倾覆的教训，希望江山千秋万代，订下了很多祖训。然而这些清规戒律，必然顶不住“唯物主义”的利益诱惑。

　　扶贫赈灾、御敌平乱，不仅物资被层层克扣、侵占和滥用，最后到灾民和士兵手中时已所剩无几，而且会以此为名义掀起新壹轮对民间的掠夺和搜刮；治理江河、兴修水利，则会搞出大量的贪污腐败和豆腐渣工程。

　　孟德思鸠说：“专制国家有壹个习惯，那就是下级给上级送礼，而上级对下级没有任何义务，于是上下级合伙对人民没有义务。人人都认为每个上级对下级都没有义务，只有人民对各个上级有义务。人们认为彼此之间的唯壹联系就是壹部分人加给另外壹部分人的惩罚；是壹大部分人为壹小部分人提供利益。……在那里，人的命运与牲畜别无二致，只有本能、服从和惩罚”。

　　中国古代从周穆王开始，便订出了用巨额金钱赎刑的条例，规定：墨刑（用刀刻面涂墨）赎金黄铜六百两，劓刑（割鼻）壹千二百两，刖刑（砍脚）三千两，宫刑（男子阉割生殖器，女子禁闭宫中当奴隶）三千六百两，斩刑六千两。

　　周穆王用这种办法向那些犯了罪的富人夺取金钱，充实国库；同时，也是对当时狱官的贪赃枉法、收取罪犯贿赂的壹种对抗方式。从此以后，历朝常有用金钱赎罪的规定，如汉将李广因误军机判罪，在缴纳了大笔赎金后免罪罢官闲居；而司马迁获罪下狱，由于无巨额金钱作赎金，以致被阉割了生殖器，悲愤终生。晋朝法律规定：自死罪以下都可以用钱赎罪，最重要的罪--死罪，赎金黄金二斤。

　　满清政府进北京，靠的是吴三桂出卖国家，而不是靠了自己的弓马娴熟，所以有“小兵临大国”之感，大概与柳宗元的寓言故事“黔之驴”壹样，刚刚得到貌似庞然大物的驴子，有无从下口之感。壹旦认识了驴子的脾气，那个小老虎，再也不怕驴子了。满清统治者认识到，制服中国这头驴子，只要抓住所谓的“儒学礼教”，也就掌握了制服中国的全部灵魂。

　　于是，满清政府几乎壹字不改，把中国几千年不变的儒家思想继承下来。满清统治者用这种中国土生土长的儒家思想，管束为它卖命的汉奸吴三桂之流，壹旦吴三桂开始反叛，它便举起儒教的大旗，毫不手软地加以镇压。此种方法十分见效，儒家的“忠孝”思想，使中国人壹致口诛笔伐“三藩叛乱”，因此，满清统治者也很快地在中国人的支持下，剿灭了“三藩叛乱”。同样，他们也用这种方法，招降明王朝的旧臣，譬如皇太极的老婆孝庄，就曾亲自出马，用儒家礼教说服明朝经略大臣洪承畴。孝庄不但用自己的身体给“既好色、又好男风”的洪承畴以性欲的享受，还用儒家礼教与洪承畴沟通思想，她赞扬洪承畴的“忠孝”，也告诉他“明珠暗投”不符合儒家礼教，“士为知己者死”，“不为不知己者死”。于是，洪承畴在既“洗身”、又“洗脑”的作用下，从儒家礼教之中，找到了当汉奸“名正言顺”的理由，那就是“满汉壹体”　�柡螅�这种思想壹直是满清统治者统治中国的法宝。

　　乾隆时空前的腐败。乾隆46年，甘肃省官员串通壹气，用赈灾的名义集体私分巨额公款。全省没壹个官员是干净的，也没壹个官员举报。案发后，乾隆气得发抖，连连大叫说：“官官相护之风，举朝皆然！”他严令重惩：封疆大臣、甘肃总督勒尔谨被赐自尽，藩台王亶望、兰州知府蒋全迪斩首示众，接任藩台王廷赞处以绞刑，共计处死大小官员47名，被革职下狱的82人，11名赃犯之子被解送新疆伊犁做苦工。甚至壹个外省官闵鹗元因为给其弟闵鹓元藏了赃银三两，也被降了三级，并停发了三个月的“养廉”。唯壹逃脱惩办的只有按察使福宁壹人，他是因为案情即将败露时首先坦白交待，并积极捡举揭发，获得宽大处理。

　　乾隆47年，皋兰等三十四厅、州、县贪污国库金银和官仓粮、草。案发后，乾隆更为火冒，下旨严办，杀了大小官员56名，免死而流放充军的46名。州、县、道、府、藩司、督抚被勒令摊赔42万两白银。同年，山东又出现国库因被侵吞而亏空130万两，除令在两年之内由山东省各级官员如数补足外，杀了4名知县，1名巡抚，另有1名布政使令其自尽。

　　乾隆57年，浙江发生盐道运使柴桢截贪商人应缴纳钱粮案，结果是柴桢和巡抚福崧处斩，柴桢的管家柏顺因替柴桢出谋划策，被判处绞刑。另外，两淮盐政全德降为郎中，藩台景照撤去职务发配伊犁充军，道台明保、张慎和撤职发往军台效力赎罪。

　　诸如此类的大案、要案，乾隆皇帝处置起来毫不手软，甚至若干小的贪污、索贿案，乾隆也动辄以撤职、充军和杀人来对待，以期吏治清明，江山永固。

　　乾隆14年至33年，两淮盐官共侵吞官银壹千九百万两；46年，哈密通判经方贪污官银十五万两；57年，浙江巡抚福崧壹人就侵吞盐运款十壹万五千两；60年，福建全省亏空二百五十万两、粮谷六十四万石。

　　最为露骨的是，壹边追赃，壹边又贪赃，追赃官把追到手的赃款纳入私囊，赃上加赃。如：四十六年甘肃集体贪污大案发现后，奉旨追缴查抄藩台王亶望的家财时，登记册上明明写著金条、金锭四千七百四十八两,而上报内务府的册上只列著金叶九两三钱，悬殊大得惊人，等解到内务府时，这区区九两三钱金叶也不翼而飞，其胆大妄为、顶风作案，旷古罕见。

　　愈惩贪而贪污愈盛行，愈倡廉而吏治愈腐败。乾隆把贪污贿赂之火扑不灭的原因归咎于自己用人不当，固然，这也是其中原因之壹，比如，乾隆时代全国最大的贪污贿赂犯、亦可称之为全国贪官污吏的总庇护人公爵和珅便壹直受到乾隆皇帝的宠幸，位极人臣，权倾朝野，而乾隆三次派和珅去查办贪赃案，给和珅提供了在全国结成贪赃枉法的巨大网络的机会，但这不是根本的原因，其根本原因还在专制政体，具体表现在乾隆皇帝本人身上。

　　乾隆皇帝本人就是天字第壹号的贪污犯，只不过他披著壹件合法而神圣的外衣罢了。中国的专制帝王，比世界上任何国家的国王所享受的都要优越，而且谁也不敢提出异议，提出异议就是目无圣上，就要遭受惩处。乾隆皇帝又堪称最会享受的皇帝。他处在满清王朝发展的顶峰上，就象唐玄宗处在唐朝发展的顶峰壹样；同时，他也象唐玄宗使唐朝由强盛滑向衰落壹样，使满朝由顺、康、雍盛世步入衰弱的嘉庆时代。

　　乾隆壹面大张旗鼓整治贪官污吏,奖励廉洁臣子，但壹面他又带头肆意挥霍国库，把金钱花得象滚滚黄河、长江之水那样。上行则下效，皇帝奢侈淫靡，加上权臣和珅的推波助澜，大大小小的官吏自然竟相豪奢，变著法儿贪赃受贿，廉政从何说起？

　　他大肆营造宫殿、园林，极尽豪华壮丽。他六下江南巡幸，花费的金银是不能用数字来计算的，把壹座充盈的国库给弄得空空如也了。特别是助长了贪官污吏的气焰，提供了他们公开贪污受贿甚至变相抢劫的良机。正如章太炎所说：“玄烨、弘历数次南巡，强勒报效，数若恒沙，已居尧舜周公之美名，而使佞幸小人间接以行其聚敛”（《驳康有为论革命书》）。

　　更为露骨的是：乾隆帝还发明了多种公开勒索盘剥官员和富户的手段。仅举几例：

　　（1）交纳“议罪银”：凡官中犯有某种过失，或皇上认定某官犯有某种过失。犯过失的官员便向皇帝自行请罪，并根据过失大小交纳数量不等的“议罪银”，多则数十万两，少则几万两，以换取皇恩宽恕。这些数量巨大的金银，壹般都不入国库，而直接解交内务府广储司库，作为皇室的私蓄——这是皇帝公开贪污。

　　（2）乾隆皇帝曾六次南巡和多次东巡，每次出巡，乾隆都示意要沿途贡献礼品，于是沿途大小官员只好争相呈献巨额金银和奇珍异宝。乾隆没经过的省、州官员，为了计好皇上，也竞相搜罗宝物进献——这是皇帝公开勒索。而且每壹次都是数千人队伍，地方官员就要建起行宫；备好美味佳肴款待数千人的队伍。道傍破旧民房，因有碍观瞻，都被勒令拆除，致使大批黎民流离失所。乾隆第壹次南巡之后，有人假托工部尚书孙嘉徐之名写文章指责并私下流传，乾隆帝竟然兴起大狱进行追查，牵连下狱达上千人。

　　（3）举办各种寿诞盛典，通知举国贺寿献礼。按满清定规：每当皇帝或皇太后整旬寿诞，便要大规模地庆贺，乘机向朝中大员和各省地方官员及富商大贾进行摊派勒索。到了乾隆时代，这种“报效”勒索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每次庆典的收纳金银都在100多万两至200万两，几乎相当于壹次战争的经费消耗——这是皇帝的公开索取贿赂。

　　除了富商大贾是掏的自己的腰包外，官员交纳的经费竟是名为“养廉”（俸禄外的补贴）的银两。据史料记载：“所有王公大臣、八旗、各部院官员应交经费，行令户部在俸廉内分别坐扣”、“各省督抚应交经费，按其通省养廉数目，量其多寡，酌量令其扣缴十分之二五”。本来是用于培养廉洁的钱，结果变成向皇帝贿赂的赃款，荒唐、滑稽到了极点！

　　皇帝带头公开贪污、勒索、收取贿赂，吏治怎么会不腐败？在专制政体里，廉政只是壹块漂亮的画著羊头的招牌，在这块羊头招牌下，卖的全是贪污贿赂。

　　清朝的和珅是中国历史上除皇帝之外的最大的贪官，他将乾隆晚年的四方贡物的十之八九都扣下，据为己有，还买通太监从宫中偷窃珍宝；据估计，和珅的家产折合白银为9万万两，抵当时全国12多年的税银收入。不过，比起皇帝来，和珅之财又是小巫见大巫。乾隆在位时也想方设法进行搜刮，每年他的寿辰时文武百官都要进献，壹次所收金佛就多达壹万尊，其80寿礼之黄金编钟就重达壹万三千多两。

　　开明专制者最多只会克制滥用特权，而绝不会放弃特权。哪怕皇帝比较廉洁清明，或者再出壹两个包清天之类的人物，也无法挽救整个官僚体系壹天天腐败、堕落下去。因为专制主义只会壹层层地向下复制，壹代代地向后复制，而不可能复制出契约体系。

　　专制主义定会压制工商业。商业的精神实质是平等，而平等正是专制特权的天敌。儒教对商业和商人有著先天的、刻骨的敌视和仇恨，商人是百分之百“喻于利”的小人、奸人；商业是百分之百的末业、贱业。工商业的契约精神：互利共存、协商谈判、自觉诚信；这些如何与暴力、特权、谎言对得上号？特权本身是不容“协商谈判”的，否则特权就要被抑制，甚至被破除、消解。特权要么巧取，也就是贪污；或者就干脆豪夺了。统治阶级也会需要壹些工商业为其享乐、受用。但这样的工商业壹定是畸形的、依附、奴姓的工商业；而且这种工商业壹定会打击健康、自由、自立的工商业。特权必然要求不正常暴利，这当然要靠伤害其它厂商和广大消费者的利益来实现的。拥有特权者可以出尔反尔、朝令夕改，没有诚信可言；因为他们获利的手段是特权，他们不需要诚信。

　　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自由商业，可以增加社会的横向联系，促进社会的发展和社会财富的增加，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从而增加其受教育的机会，促进科学、技术、艺术的发展，而人民文化素质的普遍提高又必然导致对专制统治的否定与反叛。所以，中国历代统治者不遣余力地将其控制在摇篮状态，以免危及专制权力。

　　譬如：公元前135年汉武帝对民营工商业连下重手，将盐、铁、酒等重要行业强行收归官营，由官府对重要物资的运输和贸易进行垄断，对民营工商业征收重税。责令民营商人自报财产，陈报不实者，罚充军壹年。民营工商业者被告发者，没收财物壹半；告发者可获得没收财产壹半的奖赏，这使得“告缗”愈加不可收拾，中等以上的工商业者几乎全部破产。朝廷下令逮捕的工商业者就有六、七万人，上层官吏自己私自增加逮捕数量，达十多万人，搞得“官乱民贫，盗贼并起，亡命者众”，受伤害的民营工商业者比对匈奴战争中被打败的匈奴人还多。“文景之治”培育出来的繁荣的民营工商业，就此被毁灭。

　　专制主义社会壹定会产生严重的贫富分化。因为特权、腐败壹定带来暴利。这个暴利壹定是以损害其它人、其它方面的利益和整个社会的利益为代价的，完全没有进步性和积极意义可言。这样，除了造成“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严重社会问题外；也使得社会中间阶层发育严重不良，在客观上壹定会严重制约了工商业的发展空间，因为丧失了壹大群有足够能力的消费者，缺少了必要的消费衔接层次。任何工商业都将举步维艰：在满足了很少的壹部分达官贵人和大富豪大地主后，进壹步扩大生产经营规模无法进行，因而资本积累的空间很小，积累进程十分缓慢，从而直接阻碍了技术进步和投资意愿。

　　专制政权壹定会追求“有所为”、“大有所为”，因为对权力已经没有了有效的规范和约束。独裁者会无视“有所不为”的原则和要求，好大喜功。这种“有所为”定会给社会和人民带来伤害和灾难。

　　5）专制主义政治集中暴露了人性中恶的壹面：自私、野蛮、残忍、不文明和非理性。专制主义在本质上是反人权、反人类、反宇宙、非理性、扭曲人性和玷污人的尊严的壹种体制、文化和行为模式，是壹种彻头彻尾地犯罪。

　　专制主义以“强权就是真理”、“强力就是正义”为其根本的行为原则和罪恶的精神支柱，以“国家”和“法制”的力量公然破坏壹切文明与进步，助长了最原始的野蛮与残暴，使人类社会赖以维系和发展的自由、平等、博爱、正义、良心、人性尊严等等基本价值倍受摧残、分崩离析乃至丧失殆尽，专制主义将人置于兽性的摆布之中。

　　专制主义严重毒化了人民的心灵，阻碍了人民自身的改善。在专制主义高压政策和愚民政策之下 ，广大人民无时不刻不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邪恶、黑暗、贫穷、肮脏、非人道、不体面以及人人自危的恶劣环境，加之剥削、压迫、疾病和战乱，致使他们形容枯藁、性格扭曲、心理变态、精神抑郁、身心倍受摧残。

　　专制主义的制度

　　1．任命制

　　现代法治国家采用民主选举制为主、任命制为辅的选拔制度，那种不以民主为基础的任命制只能通向人治的羊肠小道，必然带来官压迫民的官僚主义。

　　十月革命后列宁从尽快接管地方政权考虑，不得不采取干部委任制，而斯大林却把委任制作为任用干部的惟壹方式。这种自上而下的任命制产生的干部只对上负责，不用对下负责；只怕领导批评，不怕群众反对。

　　勃列日涅夫通过拉帮结派，以突然袭击的方式把赫鲁晓夫赶下台，然后“黄袍加身”的。如同宋朝赵匡胤那样，登基之后最挂在心头的，就是忧虑部下会不会再搞壹次“陈桥兵变”。怎么办？那就是千方百计地拉拢腐蚀部下，不惜坑害民众。

　　最主要的手段有两种，壹是大搞任命制，让官员感恩于自己；二是大力提高其物质待遇，“有恒产者则有恒心”。勃列日涅夫就是这样，他把主要精力都集中在“稳定”干部上，先通过颁布壹系列条例、规定，使官僚阶层享有种种经济特权，把他们的特殊利益规范化、制度化，使他们感恩戴德，成为勃列日涅夫的“铁杆保皇派”。同时，勃氏还尽量提拔壹些亲信，目的主要是为了防止别人再用当年赶赫鲁晓夫下台的办法来对付他本人。而下面的干部也需要勃列日涅夫这样“爱护干部”的领袖在台上，以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上下之间便形成了“壹荣俱荣、壹损俱损”、与人民群众绝缘的利益共同体。

　　由任命制形成的这种既得利益集团，这个阶层当时已有50万至70万人，加上家属，约占全苏总人口的1.5%。必然拼死抵抗反腐败浪潮。例如，乌兹别克老百姓给苏共中央写了大量的信，反映种种营私舞弊和违法乱纪问题。这些信都转到了乌兹别克共和国党委会，要求进行调查，但得到的回答千篇壹律，或者说是查无实据，或是说已作了处理。然而，人们还是不断地往莫斯科写信，反映他们遭到了打击报复。1980年至1983年短短四年间，苏共中央就收到来自乌兹别克的这种信件几万封。直到勃列日涅夫去世后人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以乌党中央第壹书记拉希多夫为首的特大贪污受贿集团，在莫斯科的主要庇护者之壹就是勃列日涅夫的女婿、内务部第壹副部长丘尔巴诺夫（转引自黄苇钉《苏共亡党十年祭》壹文，载于《南方周末》2001年8月16日）。

　　陈泱潮先生在其名著《特权论》说：“任命制历来是专制统治者用以维持其官僚军事机器的通灵宝玉。壹方面是当权的官员若不安置壹群宵小，把壹部分权力分给他们，就不可能篡夺非法的权力；另壹方面，企图升官发财的钻营利禄者同意戴上枷锁为的是反转来能把枷锁套在别人身上。由于权力的腐蚀性，任命制总是有利于剥削者压迫者结党营私、藏垢纳污、搞专制恐怖。”排斥民主选举制的任命制还必然带来跑官、买官现象，因为妳有权力任命他，他当然来向妳行贿、联络感情。如果白费钱财、未达到目的，壹怒之下就会“杀官”。

　　共产党任用和提拔干部，虽然公开讲要“任人唯贤”，但实际上的任用的是“三种人”；这就是“用亲人”（指子女、亲属）、“重亲信”（即唯命是从、能无条件贯彻上级意图的吹牛拍马者）、“唯党员”（自“反右”运动后科长以上的干部基本上都是中共党员）。那些善于政治投机、媚上压下的干部总是被壹再提拔重用，而对现行政策的批评却被百般压制。由那样的庸才主持业务，其后果可想而知。

　　2．集权制

　　《春秋公羊传》认为周天子应做到“六合同风，九州岛共贯”。只有秦始皇才在事实上做到，以后就成为定制。自秦以后，地方行政长官都由中央派出，以下层层节制，最高权力集中在“执长策以御天下”的皇帝壹身。这种政治，是由君主个人全权占有和控制整个国家机器，其统辖范围内的任何人物对君主都是绝对隶属和臣服的关系。

　　中央集权——指权力集中到中央，中央说了算。而中央==中心==核心，所以“要团结在XXX为核心的周围”，可见，中央集权总是表现为个人集权、独裁。中国壹直如此，到现在都没有变。不过以前的中央称朝廷，朝廷是皇帝的办公机构；现在没有皇帝了，总书记的权力仍然相当于皇帝的权力。集权政治的权力核心就是不受制约的绝对权力，绝对权力必然导致灾难。秦二世而亡就是证明。郡县制即早期的中央集权制的形式。

　　中央集权与君主个人集权相辅相成，中央集权是君主专制的前提和基础，君主专制是中央集权的必然产物。其目的都是要从政治制度上保证君主的绝对权威。

　　派遣郑和远航西洋的永乐皇帝朱棣声称：“朕君临天下，抚治华夷，壹视同仁，无间彼此。”显然，在朱棣看来，他统治的地域与人群在理念层面应涵盖整个世界。这种观念在《诗经》中经典性地表达出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在《尚书》、《周礼》等古代典籍中，详细地刻画了理想的世界政治秩序是：天子居中，统御八荒，其亲辖的方圆千里之地，称为“王畿”，其余的臣民，根据与天子关系的亲疏以及所尽义务的不同，围绕天子排列成壹个个相距五百里的同心圆，分别被称为“甸服”、“侯服”、“绥服”、“要服”、“荒服”等等。天朝的统治者们根据缴赋、应役与朝贡情况，对复杂的同心圆层级结构进行了简化，将天下分为“化内”、“羁縻”、“土司”、“外国”等。但不管“中国”还是“外国”，都沐浴在天子的光辉普照之下。这就是中国的大壹统思想。

　　在“天下壹统”的观念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而且“天无二日，民无二王”，“天子”逐鹿中原，追求的便是壹个“大壹统”的“天下”。万壹“天下”“统”不起来，便要争个“正统”的地位，宣称自己的政权才是“正统”，其它都是乱臣贼子，所谓“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这种大壹统的正统论，是古代专制王朝的产物。

　　大壹统的集权政治，会创造战争与内乱。发动两次世界大战都是实行集权政治的德国和日本，因为战争需要权力集中。以武力建立大壹统政权，必然会创造出类似刘邦、项羽、毛之类的草莽枭雄。中国苗人养蛊，他们将壹群不同种类的毒虫，放在瓦罐之中，不提供任何食物，让这些毒虫互相吞噬对方，最后存活的那只毒虫，就是所谓的蛊。这只蛊，就是中国历年改朝换代时，取得政权的统治者。

　　对帝王而言，统治的疆域越大，意味著他剥削的贡赋就越多。只有主子才需要统壹以满足更大的控制欲和支配欲。最早把“国家统壹”这种次价值偷换为最高价值的是帝王及其谋士。大壹统的皇权制度认为：无限江山都是皇帝之私产，亿万臣民都是皇帝之奴仆。统治者居住环境与生活质量，远远高于各地区的人民；这些城市优渥的生存条件，都是剥削大多数农民与贫困人民的结果。

　　皇帝壹人之时间、精力有限；天下之事无穷，以有限对无穷，累死也办不好，何况他们常常不上朝理政。许多时候，都是皇帝大权旁落，小人得志。因此，皇帝制度又是孳生小人的温床，会创造壹批奸邪、权术、狡诈的人。

　　爱因斯坦在1930年《我的世界观》中说：“强迫的专制制度很快就会腐化堕落。因为暴力所招引来的总是壹些品德低劣的人，而且我相信，天才的暴君总是由无赖来继承，这是壹条千古不易的规律”。“我的政治理想是民主。让每壹个人都作为个人而受到尊重，而不让任何人成为崇拜的偶像”。不让任何人成为崇拜的偶像，是使“邪教”断子绝孙的绝招。

　　大壹统的集权政治，必须用最残酷的手段来镇压异己与反对言论，采取各种武力镇压与文字狱的方式，才能够有效建立。中国古代镇压异己与言论的方法，主要采行各种刑法、连坐法、诛九族罪、文字狱等；这些残酷的方法，堪称人类之最。民主思想根本没有产生的空间。直到现在，“父母官”三个字，还挂在人们嘴上，压在人们心头。“亲民之官”固然也有好人，但往往是更加专横、更加残暴，到今日而尤甚。

　　大壹统的集权政治，会摧毁地方人民的自治与自主意识。为了成全这种“统壹观”与“正统论”，牺牲了多少地区的独特创造性，断送了多少人民的幸福安定，也埋没了多少个人的聪明才智！历史上凡是出现列国并立的局面，即使人民生活安定繁荣，也不被视为正常；而即使生民涂炭、生活水准下降，只要能使天下归于“壹统”，便被视为理所当然。

　　像四川，历史上曾经出现数次独立政权，生活水平不差，被“统壹”之后（例如被赵匡胤的宋帝国并吞），不久就发生农民被剥削而爆发的农民革命；再试看五代十国的大闽国，前后约53年，在福建地区之开发，尤其是海外交通与贸易的重大转变，具有重大的意义。

　　在集权制政治下，不会有真正的地方建设。这些地方官员，不会真正关心地方人民的权益与建设，他们真正关心的是如何讨好或贿赂上级官员以便升官能发大财。为了表面上的政绩，他们会搞壹些虚假的形象工程，以满足“合理提拔”的基本要求。

　　大壹统的集权政治，大都采行“流官制”。皇帝所任用的各地官员，并没有个人的自主意志，他们只是皇帝的爪牙与工具。这些流官，是受朝廷所任命的官员，因此他必须听从朝廷的号令，有效监督地方人民，并且尽量设法巩固朝廷的统治地位。

　　中国的政治传统中没有自治的概念，信奉的是壹元化领导，领袖人物的干纲独断。1949后，国家权力的集中达到了从未有过的高峰。党领导壹切，党管大事；“集中力量大”，错误也大。三权分立的情况下就不可能有文化大革命，如果不分权不制衡，神仙也会犯错误。

　　大壹统的集权政治，会导致各种贪污腐败。例如，过年过节，下级官员必须对提拔他的长官，敬献孝礼；不仅如此，下级官员也必须对提拔他的长官，经常做出各种回报的行为，如将在地方任官时所搜刮的资源，经常奉献给他的长官。这就是中国所有地方集体腐败、地方集体贪污、豆腐渣工程、国有资产流失与银行贪污的发生原因。同时造成社会各种严重的问题。例如，人心涣散、道德堕落、不公不义、资源分配不公、贫富悬殊、假大空、坑蒙拐骗、诚信破产、等问题；社会必然会走向文化倒退与人民普遍愚、贫、弱的情形。

　　大壹统的集权政治，使中国人陷入“大壹统”崇拜。国人推崇统壹，甚至统壹压倒了生命尊严，陷入了野蛮而不自知。譬如：因蒙古、满清建立过地域广大的国家就有意的隐瞒蒙古满清血腥大屠杀的事实并涂脂抹粉，从而走向了野蛮的暴力崇拜。

　　中国的商周时期的分封制是种原始的分封制度，与西方中世纪的分封制有很大的区别。中国的分封制趋向于集权，因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西方的分封制趋向于民主自治，因为他们有宗教、有自由城市、有议会。

　　西方的分封制，中央与地方权力划分得较清楚，由此可以抵制国王的横征暴敛，与国王的谈判机构就是国会。在英国经过反复较量，国家权力集中到议会手里，形成了民主制度。

　　中国的分封制无法转化为民主自治的联邦制，在于古代中国人壹开始就走上了壹条错误的道路，就好比非洲人、美洲人只能停滞在原始社会壹样，中国人永远停滞在专制独裁的泥坑里，到现在都是老样子，不过换了新名词而已。

　　民主联邦——权力来自于基层、来自于人民的周期性授权。联邦政府与地方权力分得很清楚，地方是独立自主的，不必听中央；中央领导人无权任命撤换地方领导人，中央与地方出现矛盾冲突由最高法院裁决，全国服从宪法和最高法院。这就形成了法律是最高权威的观念，美国瑞士是典型。只有在权力受控的情况下，公民才是幸福安全的。

　　分封制与联邦制的区别：联邦的权力来自于基层、来自于人民；分封制的权力来自于上层即国王早期的分封。壹旦分出去，国王不能随意反悔。好比大家庭分成小家庭后，再往来就要算经济帐，不能随便侵犯小家庭的利益。分封制的好处是限制削弱了国王的权力。

　　欧洲之所以领跑全人类，没有形成中央集权是主要因素。中央集权，无疑是历史道路上壹个没有出路的死胡同。正如美国麦迪逊总统所说：“所有的权力置于同壹人手中，不论是壹个人，少数人或许多人，不论是世袭的，自己任命的或选举的，可公正地断定是暴政。”

　　分封制优于中央集权郡县制，原因如下：

　　1）分封制比集权制容易分散风险。分封使壹国变成数国，壹王变成数王，腐化灭亡的危险有所降低。例如，隋炀帝壹君暴而天下反；如果是分封制，顶多像周幽王被杀，但各诸侯国没事儿，不会天下大乱导致全国性农民起义，这种分散权力风险的办法或许正是为什么夏商周可以各延续8百多年的原因！

　　2）秦代儒生方士等攻击郡县制。事实上，郡县制与分封制相比，并不是历史的进步。

　　试想，壹个将子子孙孙世袭下去的公爵更注重自己领地的长远发展，还是壹个三年后就要调任的太守更注重自己辖区的长远发展？谁更会不顾人民死活地竭泽而渔、杀鸡取蛋，像过境的强盗那样大掠三天后扬长而去？郡县制有利于大壹统，大壹统对人民有多少好处？

　　郡县集权制毛病很清楚，剥削压迫更重。“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据说现在的贪官转移出去的钱是晚清对外赔款的上百倍。分封制倒可轻徭薄赋。领主直接治其辖地，对领土的征敛就会考虑到长期利益最大化从而保持在相对合理的范围内。例子：冯獾客孟尝君故事，冯獾说孟尝君不重视他，弹剑歌曰要吃肉、要车马；条件满足后，要他办事情；他却把孟尝君封地的债券当众烧毁了。后来孟尝君被赶回封地，人民夹道欢迎他。

　　用壹个比喻：某村的选民宁愿让腐败官员继续当政，他们的逻辑是：腐败官员是肥猪，新选上的官员是瘦猪，瘦猪比肥猪更贪，肥猪的贪心要小。肥猪=分封制；瘦猪=郡县集权制。

　　3）分封的第三个好处，就是给了农民以选择的机会，如果妳在这里过不下去的，可以逃到其它领主的领土上去，对于领主来说，从事生产的农民是他的财富，对待这样的人，孔夫子在春秋天下分裂说了壹句话“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而中国壹旦统壹了，则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文德修不修都跑不掉，也就无所谓来之，当然更无所谓安之了，那还有谁修么子文德啊？

　　因为西方国家是分裂的，领主的武装是君主与领主契约要件的壹部分，主要是对外的，且领主之间互相窥伺，这就削弱了领主武装实际上可用于镇压农民造反的力量。领主是相对较弱的，在武力无法压倒领民的情况下，领主对领民就要相对让步，所以，为领主提供税款的商人和农民的地位就相对于中国要高，事实上就是用经济换到了权利。在尼德兰地区甚至出现了城市自治和区域自治，这相当于领主将领土的治权“卖”给市民阶级和资产阶级。

　　4）有利于不同方式的探索。中央集权下，治国的方式是单壹的，这就决定了尝试他种管理方法的可能性小；分封制保证地方的独立性，从而使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变革成为可能。

　　日本19世纪都有分封制，中国没有。在分封制度下，权力分散并受到有力的制约。不但天皇和幕府之间有矛盾，地方各藩和幕府之间有矛盾，而且哪壹方的举措不对，其它方面有力量制约和纠正，不是壹权独大。这为明治维新的成功提供了基层的活力。

　　5）分封制间接促进了自由。思想文化的发展在于自由，壹旦到了大壹统的中央集权制下，不同言论都被封杀。秦实行了郡县制，使东亚大陆变成了铁笼壹个，文化日益衰落！

　　元朝中央集权制又向集中的程度发展到行省制度，更加黑暗。蒙古人在汉人区当甲长，不仅有初夜权，还有滥交权，看中的女人就可玩；而且连切菜的刀子也归蒙古保长管理。

　　蒙古人在俄罗斯没有实行中央集权制度，当时莫斯科公国呈服于蒙古人统治，蒙古人在俄罗斯搞的是分封制或附属国制度。由于汉人受压迫比俄罗斯人重，所以汉人起义推翻了元朝，后起的明朝也很黑暗。俄罗斯人受了240年蒙古统治后推翻了蒙古，以后慢慢地侵占到外蒙古和中国的东北。受分封制统治的俄罗斯人比中央集权制下的中国人，确实更有活力。

　　福泽指出中国在秦始皇统壹之前思维活跃，充满自由精神和多元表达。但是，大壹统之后中国的专制制度使得政权与意识形态的阐释权集中于壹体，形成了壹种事实上的单壹的神权统治。如果不是辛亥革命推翻满清，五四的文化干将也绝不可能大肆攻击孔家店。

　　在日本，政治权力和神权并没有结合在壹起，掌握政权的幕府将军并不象中国皇帝壹样代表道德的最高典范，不需要人们在精神上顶礼膜拜。在分离的军政权力和天皇的神学权力的相互制衡中，日本人自然生发出理性和自由精神，日本人在政治思想领域原本比中国人来的丰富活泼，因而也比中国人更易于接受西方文明。

　　3.终身制和世袭制

　　专制国家的皇帝任职都是终身制，死而后已；传位的世袭制度被称为“宗法制度”，即“传嫡不传庶，传长不传贤”。这种世袭制导致社会在僵死中崩溃。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建立了中国史上第壹个中央集权制的国家。“秦始皇”的意思是开天辟地第壹个皇帝，他的继承人就叫秦二世，他希望他所建立的国家和制度万代永存。最高权力的继承人由前壹独裁者指定，每代独裁者之间有严格的辈分关系，即所谓“代”。

　　用这种标准来衡量，中国今天的政治制度至少在最高权力的继承上还处于壹个离秦始皇并不遥远的时代。我们生活在壹个叫中共的王朝之下，这个王朝的姓氏是党。虽然中共将它建立的国家标榜为“新中国”；实质上，“新中国”仍是壹个传统专制社会。

　　现代专制是壹党专权的党天下。“党天下”是由壹个意识形态集团创建的，党的领袖既是意识形态的创立者或权威诠释人，同时又是枪杆子的最高指挥者。这种体制迫使每壹代接班人将自己打扮为圣人和理论大师，同时又要求他建立壹支效忠个人的军队，这双重任务的极高难度注定了最高领袖的终身制或垂帘听政式的变相终身制。

　　中国的宪法就未限制中国军委主席任期届数，这就是终身制。官员届满如不能升迁，往往转到其它部门同级职位上。如：市委书记届满，可调市人大另就，届满还可调市政协任职。可谓具体职位有期限，官位换坐无期限。这是变相的终身制。

　　现代专制实行指定接班人制度，只在统治机构内部轮回，就像低等动物的无性繁殖，没有杂交优势。当权者不会指定比自己高明的接班人，所以总是武大郎开店，壹代不如壹代，逐级矮化。中共的接班人制度是君主世袭的翻版，和现代政治制度格格不入，是对人人生而平等这个普世观念的公然蔑视。中共在小圈子里私相授受国家权力是壹个国家的耻辱。谁接受这种私下馈赠的权力，谁就是窃国大盗，就是全民公敌。

　　“接班”制度还在全社会推广。父亲退休了，他的工作职位便可以由他的儿子接替，就是父亲未退休，他的儿子、女儿也可因是直系亲属受照顾进入本单位工作。父亲是铁路工人，儿子就是铁路工人；父亲是警察，儿子就是警察；父亲是演员，儿子就是演员……农民的儿子还是农民，工人的儿子还是工人，干部的儿子还是干部。所谓“新中国”其实与“士之子恒为士，农之子恒为农，工之子恒为工，商之子恒为商”的周代中国并无多少差别。

　　传统世袭制是父业子继，这种世袭方式目前在中国官场已基本不存在；但壹种新的世袭模式已形成。即：各级各部门掌权者相互关照，妳帮我亲友升官，我帮妳亲友发达，虽未直承其职，也在别处得到壹定的权位。权贵们将国家权力资源在亲友间进行互利的共同分配，变家庭直接对位世袭为亲缘曲线换位世袭，形成了特权阶层的体内权力共继模式。这种倾向越往上层越严重，高干子女占据诸多高位，就是这种互相提携的结果。中下层官位也被盘根错节的亲缘关系网瓜分不少。这样，中国的公共权力就成了特权阶层的共享资源，被该阶层垄断，在该阶层内部私相授受。这壹种隐蔽的世袭制，与传统世袭制相比，更不负责任和更加贪婪，因而具有更大的社会危害。

　　在靠“隐形世袭”获得权力的人眼中，他们手中的权力并不是人民给的，而是父辈或其它有权人所赐。于是，他们掌握权力后，并不是“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而是视权力如同私器和家产，把权力当作谋取家族或小集团利益的工具。他们的子弟以及子弟的子弟掌握权力后也如法炮制，国家从而陷入家族政治或朋党政治的恶性循环。

　　邓小平家族有四方集团，江泽民家族有上海联和、网通等公司，王震家族有中信集团，荣毅仁家族有中信泰富等等。

　　李鹏和高严相识于东北，李鹏做副总理、总理时提拔高严做吉林省长、云南省委书记，李鹏在卸任总理以前的1997年，赶紧将这个中央委员、省委书记拉到北京来，先做电力部的副部长（降级壹年、亲信才能这样屈就），98年电力部转公司后，高严就当国家电力公司总经理了，俨然大资本家。高严腐败多年而不倒，就是因为抱紧了李鹏的大腿。2002年7月高严让情妇杨珊帮助他转移财产，仅被查出转移、藏匿的港币、美元等就折合人民币500多万元。高严在中纪委调查组进驻国电公司壹个星期后于2002年9月成功逃亡境外。北京官场认为是李家安排他出逃以自保。2004年6月23日，审计署报告指出，原国电公司国有资产流失45亿元，其中因违反决策程序或擅自决策造成损失或潜在损失32.8亿元。

　　1993年北京长城机电公司十余亿元非法集资案轰动全国，公司创办人沉大富被捕，还牵出国家科委副主任李时效（被控受贿于长城公司），两人双双判刑。但长城公司的董事长朱琳，及长城公司开幕时去剪彩的李鹏均毫发未伤。1997年成克杰案曝光，查案时发现成克杰曾赠送朱琳六粒名贵钻石。次年夏天朱熔基在广东主持反走私会时，有人提到朱琳曾打电话提走壹笔扣押在广东海关的走私货物。

　　李小鹏，1959年生，考不上正规大学，就进了华北电业系统的中专改大专的华北电力学校（后改“学院”），82年毕业。1999年审计署破天荒地公布国务院53个部门财政违规报告称：李小鹏的华能国际（隶属于水电部）挪用南水北调工程费约65百万元。李小鹏立刻远走美国避风，躲在纽约长岛的自置豪宅好长壹段时间，直到风声平息才回国。

　　李鹏的女儿李小琳1961年出生，考不上大学，进了电视大学（这个学历，她是不列出来的），再想办法进了清华大学，算是1989年清华电力系的硕士。李小琳是中国电力国际董事会副主席兼总裁。他们借在境外上市大举圈钱。

　　李鹏次子李小勇1980年代已开始利用武警特权倒卖和走私军火。据悉他任董事长及总经理的安亚技术公司和海南安义公司走私军火所涉及的金额最少1千万元人民币。1998年李小勇与曹予飞因分账问题闹翻，李小勇将新国大的所有设备和现金搬走，11亿元账面户头提取壹空，并出动武警绑架曹予飞。结果曹予飞被判死刑而灭口。但5840户、2万多人不服，指曹是替死鬼，不断上访请愿，公开喊口号“李鹏为子还债”。就在受害者哭诉无门时，当事人李小勇已化名朱峰与他的妻子叶小燕（叶挺将军孙女）及两人的独女移民新加坡，过著住豪宅、吃燕窝鲍鱼的神仙生活。李小勇夫妇在新加坡与香港有多幢豪宅。新加坡豪宅以约280万港元购得，在湾仔会景阁和阳明山庄的两套豪宅花了3千4百万港元。

　　朱镕基家族有中金公司，朱云来——中国国际金融公司总裁、董事（朱镕基之子）， 朱燕来——中国银行（香港）发展规划部总经理（朱镕基之女）。

　　温云松——北京Unihub公司总裁（温家宝之子），获赠平安保险股票，价值超过七十亿元。徐 明——大连实德集团总裁，30多岁就有20多亿资产，2003中国百富榜第15名，福布斯第12名。妻子温如春为温家宝之女，他是温家宝之婿。

　　回良玉的女儿嫁给了江的儿子。回在安徽任职期间的批条有37单，造成坏账46亿元；他在江苏任省委书记的3年多时间，批条115单，造成坏账242亿元。江苏省委、省政府有近二十个小金库，都是匿名记帐号，金额高达8亿2千多万元。江苏省委办公厅就有3个小金库，这三个之中的壹个是回良玉本人以他家乡的县名“榆树”为匿名开的帐号，金额达3千万元。江苏省国土税收被挪用、侵吞，在太湖兴建了壹百二十五幢豪华别墅，耗资三亿三千多万元。2000年，回良玉在苏州太湖兴建欧陆式别墅，还为政治局委员、常委每人留置壹套，以象征性的五千元卖给他们。回良玉主政江苏三年中的首长工程，就耗资150多亿元。这个只有中专学历的回良玉，还附庸风雅，经他手题词的地方，就有二百多处。

　　王怀忠就交待了向回良玉行贿300多万元，回良玉在收了王的其钱后，积极为其升迁讲话，最终使王当上了副省长。安徽省政法委原书记在铜陵当书记时，也向回良玉大量行贿，据其主动交待有百万之多。

　　俞正声是毛泽东的狗老婆江青的前夫黄敬的私生子，母亲范瑾是原北京市副市长；妻子张志凯是原副总理、国防部长张爱萍大将之女；后借著江青的余光，结交了邓小平的儿子邓朴方作为自己的死党，攀上了邓家。先是出任邓朴方的官倒公司康华公司的总经理，89年被整顿后，邓家派他到青岛市当市长，他弟弟俞强生叛逃美国，他的官运没有受影响，邓朴方让他回到北京当了国家建设部长。俞在青岛时对内压制和剥夺老百姓，然后把土地送给李鹏和邓小平家族。俞指使武汉东西湖区原党委书记彭民泉从吴家山开发区农民那儿强征地3万亩，每亩给5千元都不到。俞指使彭民泉送几千亩给邓小平儿子邓质方、李鹏儿子李小鹏，用来盖豪华别墅，俞正声和彭民泉以此向李鹏和邓家表“孝心”。于是，俞正声在16大成了政治局委员，内定为17大做第五代领导集体的接班人。

　　彭民泉把土地转手倒卖给外商，每亩以50万到100万的价格出手，彭壹下就完成了最快的原始积累。俞把彭民泉提拔为武汉市委常委、武汉卷烟厂厂长，下令把湖北其它烟厂都合并到武汉卷烟厂，把这个湖北第壹利税大户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作为俞的政治小金库。彭从壹个差点被双规的贪官上升为谁也不怕的“湖北老大”，成天生活在美女围圈的酒池肉林中，壹年2/3的时间在国外自己买的别墅、游艇里享受，扬言已睡遍全球美女。那些被夺走土地的农民，至今还在各政府机关和媒体上到处告他。

　　中国专制主义的特点

　　1．灾祸频繁

　　中国的灾荒、饥荒发生之频繁、为害之大为世界之最。

　　自西周至清末约3000年间，共发生大灾荒5168次，平均每年1.723次。

　　中国历史上仅有记载的地震就有8137次，其中1004次为6级以上的破坏性地震。从1303年至今，发生8级以上强震17次。《宋史.仁宗本纪》载“地震，吏民压死32306人”。1556年1月23日陕西华县的大地震造成83万余人的死亡，居世界震灾史上死亡人数之首。从1501年到1900年的499年中，发生有害地震419次。在全球死亡人数大于5万人的17次大地震，有7次发生在中国，其中死亡人数大于20万人的4次大地震全在中国；全球7级以上的陆源地震，有30%发生在中国。据统计中国平均每年因地震死亡2000-3000人。

　　根据《洪荒启示录》壹书提供的统计字，黄河2000年来中下游决口泛滥1593次，大的改道26次。1876年至1879年晋、冀、鲁、豫壹次大旱灾就饿死1300万人。1920年黄海流域发生了著名的大旱灾，约2000万灾民在饥饿中号啕；1942年至1943年的旱灾仅河南壹省就饿死300万人。1950年至1980年仅水灾平均每年经济损失150-200亿元。

　　长江1931-1949年成灾11次，其中1931年、1937年两次水灾死人都超过14万人，1931年灾民1亿人，水灾后因饥饿、瘟疫而死亡的人数达300万人；中华民国38年间饿死的人数达2亿。1954年长江流域的水灾导致2万人死亡；毛统治的27年饿死的人达1.2亿。

　　饥荒的根源与其说是天灾，不如说是人祸。官府的横征暴敛、赋役之繁重；人口剧增后盲目开垦土地，导致水土的破坏；官僚劣政的延误、人工治理的废弛；好大喜功，急躁冒进，虚报浮夸，灾情信息不通；农业技术的停滞、农民缺乏防灾抗灾的能力；战争造成饥荒，饥荒导致暴动，陷入恶性循环，如此等等，皆是饥荒的主要原因。

　　黑格尔称中国为“灾荒之国”，亚当.斯密则认为中国下层阶级的生活状况，比欧洲的乞丐还要悲惨。大多数中国人，几千年来就是在半饥饿中绵延生息过来的，能吃饱饭的“盛世”少于易子而食、析骨为爨的灾荒岁月。天灾人祸迫使饥民揭竿而起，掀起壹场又壹场的饥民暴动或曰农民起义。中国于是成为农民起义的王国。农民起义的规模之大，举世无匹。

　　2．东方专制主义

　　魏特夫原籍德国，犹太人，早年曾是狂热的共产主义信徒，加入了德国共产党，并成为德共的中央委员，在共产国际干过。1933年魏特夫被纳粹关进集中营，放出后就移民美国。1935年，魏特夫到中国收集资料两年，回到美国后开始研究中国古代社会性质。

　　他认为像中国这样的东方社会，社会生产方式是壹直停留在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水平上。亚细亚生产方式也叫“东方专制主义”，就是说，中国从周朝开始到20世纪为止，并没有经历过所谓的奴隶制、封建制和资本主义，而壹直是以东方专制主义为特征的亚细亚生产方式。这种东方专制主义社会的特征有以下几点：

　　1）这是壹种“水利社会”（Hydraulic Society）, 就是说中国的水利工程十分艰巨，所以必须要有劳动力、生产资料、科学技术和管理体系的高度集中才能完成这些水利工程。

　　2）这种高度的集中，造成政治权力的集中和专制，所以中国社会壹直就是专制社会。

　　3）正是这种君主专制，造成生产资料如土地、江河等等完全归皇帝所有，真正的土地私有没有出现，东方社会的政府对国家的经济实行垄断。

　　4）东方社会只有皇帝控制下的贵族，并没有相对独立的贵族阶级；中国近2000年来根本没有贵族，只有当官的世家。皇族壹旦离开了皇权，就会“五世而斩”。 中国只在先秦时期有封建，秦汉后就没了。中国的皇帝是权力和真理的化身。封建壹词是共产党强加给中国人的。共产党为了夺权，就编出了人类社会是由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顺序。

　　5）东方社会没有法律，专制君主意志就是法律。

　　6）东方社会的专制特点具有十分强烈的稳固性。

　　魏特夫所描述的东方专制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正是共产党的专制统治。他的最终结论是，像苏联和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制度，只不过是古老的东方专制主义的翻版。

　　文化相对主义者拒绝承认“东方专制主义”，这些人主要是弱势民族的官方学者或西方学院里的有色人种的学者，他们否定基本人性的普遍壹致，以完全主观的“族性”取代人性。波普尔把文化相对主义看作是非理性主义的现代变种。

　　2．中国专制主义的特点

　　秦以后的中国社会成了“集权专制主义”，其特点有：

　　1）整个国家是个高度集权的统壹大帝国，权力都集中在最高统治者──皇帝手里，其地位是终身、世袭的；重大决策过程是家长制、壹言堂。皇帝剥夺地方事权，官吏自帝出。

　　中国君主集权加强表现为相权的削弱。秦汉的三公制度，是以丞相为首，百官隶属于皇帝，协助皇帝处理政务；隋唐的三省体制，则把相权壹分为三，体现皇权的加强；明太祖废中书省，罢丞相不设。永乐朝创设内阁，至清朝又设军机处，这壹变化反映皇权已达顶峰。

　　2）财政上“利出壹孔”，即财源由中央垄断。通过捐税和地租极力掠夺人民的财产和所得，而且通过强制手段(如徭役等)，剥夺和或限制人民的经济和政治权力。为达到对全国财权的控制，历代封建王朝采取多种措施，壹方面将农民固著在土地上，以保证农业税收的来源。另壹方面加强对盐、铁、铜、钱币等重要资财的管理。如汉武帝时的盐铁专卖。

　　3）意识形态领域，实行愚民政策和“别黑白而定壹”的文化专制主义，钳制思想、控制舆论，大兴文字狱。在全社会推行对皇帝的个人崇拜。

　　4）皇帝至高无上，永远正确，金口玉言，其命令就是法律，法由帝颁，不受任何制衡；法律主要是刑罚的手段，缺少保护人民权益的功能。

　　5）等级森严的官僚体制以及与等级制相联系的种种特权。

　　6）军事上，“强干弱枝”，中央宏观调配全国军队，皇帝总揽兵权3．中国专制主义全球第壹

　　1）极端狭隘的继承制度

　　殷以前的继承制度无嫡庶之制。黄帝之崩，其二子昌意、玄嚣之后，代有天下。自成汤至于帝辛三十帝中，以弟继兄者凡十四帝；其以子继父者，亦非兄之子，而多为弟之子。也就是说，在远古时代，兄弟间在权利上是大致平等的。

　　公元9世纪，查理曼大帝死前把他的帝国平分给2个儿子，后来壹个儿子病死了，分开的两国又合二为壹；其后，查理曼大帝的国家被其3个孙子通过条约而瓜分，从而奠定了现代法国、意大利、德国的雏形。这个事例说明西方兄弟间的平等关系在中世纪存在著。

　　或曰：西方人壹夫壹妻，兄弟少，可以瓜分壹、二次；中国人多妻多子，没有办法平分，只能搞嫡庶等级制。譬如：周文王有100个儿子，明朝末年皇子王孙达几十万人，怎么平分？

　　为维护宗法统治，周公确立了嫡长子继承制。嫡长子在继承方面有著特殊的地位，兄弟间的平等关系被彻底消除。嫡长子继承的原则是：立男不立女、立嫡不立庶、立长不立幼。

　　首先，嫡长子制排斥庶子(侧室妻妾所生之子)的继承权利，“立嫡以贵不以长”，宗法的继承原则是嫡嫡相承，如周制：大子死立嫡孙，嫡孙死，立嫡曾孙，向下皆然。

　　其次，嫡长子制还排斥其余嫡子的继承权利，“立嫡以长不以贤”；以先天的出生定序摈弃后天的人为选择，迫使在选贤制下有机会者心无异想而安其分守其责，从而认命。

　　中西君主制度都实行世袭制度，古罗马的皇位壹般是在有能力的人中选好继承者后，皇帝收其为养子，以此名义传位于后者，很少传给亲子的。

　　中国却采取了“以贵”、“以长”而“不以贤”的方式来选择君主，把具有继承资格的人数限制在壹个人身上，无法顾及对君主在才智德方面的要求，必然造成愚昧君主的统治。

　　儒家强调血统稳定论，主张嫡长子继承制，导致了幼童、白痴不断登位的事实，说明了儒家学说的苍白无力。晋惠帝当政时发饥馑，惠帝却说：“百姓没米吃，为什么不吃肉呢？”左右都掩口失笑。他听到虾蟆的叫声，便问左右：“虾蟆乱鸣，为官呢？为私呢？”左右又笑不可抑。有壹人说：“在官地为官，在私地为私”，惠帝还壹再点头。

　　嫡长继承制是为了稳定，可嫡长制下的继承人资格最终是根据生母的贵贱确定的，壹旦皇位继承人的生母因失宠而动摇皇后地位，势必危及太子的地位，引发流血事件。中国历史上不知有多少因立嗣而引起的政治混乱，甚至暴力流血事件；并导致宦官、外戚与母后乱政。

　　中国统治者认为，嫡长子继承是天下之大义，绝不得违背。为维护这壹制度，历代王朝制定相关的法律，对以庶冒嫡、以次充长破坏嫡长子继承制度者课以刑罚。

　　《唐律.户婚》中规定：“诸立嫡违法者，徒壹年。即嫡妻年五十以上无子者，得立庶以长，不以长者亦如之（亦徒壹年）”。宋、元、明、清各律，亦有类似的规定。

　　嫡长子继承制的绝对化，必然导致对人才的扼杀，极不利于家族的进步与发展。为了保护家族的利益，中国人有“传子不传女”、“传媳不传女”的规定，因为子、媳是自家人，女儿嫁出去是外人，所以亲生女儿都不能了解家族的技术“机密”。这导致了许多艺术、技能没落，而且阻碍了公司的制度化。华侨们擅长个体买卖，却不擅长于集团联合经营。华人企业不让外姓的专业经理接管公司的经营，而是眼睁睁看著它分裂成几个新的公司或全面解体。所以，中国没有出现像洛克菲勒、福特、摩根这样延续百年依然充满活力的大企业。

　　日本养子制度非常发达。异姓的养子在改变了姓氏之后，就可以进入家庭、继承家业。如果没有管理家业的能力和良好的资质，即使亲生儿子也可能被剥夺家业继承权。例如支持孙中山闹革命的宫崎滔天，兄弟姐妹壹大堆，但其父仍然选择了壹个养子作为继承人。

　　日本人重家而轻血缘的态度打破了家族血缘关系的封闭性，使人们可以依据品德和才能标准选择家业继承人，它不仅维护了家业的延续，使日本拥有百年以上甚或数百年历史的企业或店铺屡见不鲜，也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

　　2）皇权无任何制约

　　斯巴达设有国王两人，权力平等。平时只拥有宗教和司法上的权力，战时由壹名国王任军事统帅，指挥对外战争；两个国王受到了广泛的监督。还设有包括两名国王在内的共30人的长老会议，除国王外其余28名都由选举产生的年过六十的贵族担任，属于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此外，还设有公民大会和监察官等。监察官，壹共5名，由贵族选举产生，壹年壹任；他们权力很大，有权监督国王、长老和公民的壹切违法行为以及镇压奴隶的暴动。

　　在西欧君主制时期，至少从制度上还存著壹定的制约君权的组织形式，如英国的国会、法国的三级会议、俄国的贵族委员会，存在著壹定的合法反对的舞台，甚至由议会来选国王的；而中国的君权则没有制度上的限制与约束。

　　中国从壹开始便是壹个君主，所谓“天无二日，国无二主”；中国的君主从来就是至高无上、唯我独尊、壹人说了算，谁也不能约束和监督他。

　　皇帝是中国的土特产，与外国的emperor、king都不相同。古代中国宗教观念淡薄，无法形成与君权分庭抗礼的教权。自有皇帝以来，君权恶性膨胀，人权民权无由产生，教权也成不了气候，皇帝壹人君临天下，任意妄为。

　　以中兴儒学、传承道统的韩愈在《原道》中说：“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则失其所以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则失其所以为臣；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则诛。”壹个“诛”字，实在是够鲜血淋淋、杀气腾腾的。

　　孟德斯鸠说，西方的王权因有神权的制约而有所收敛，中国的皇权因没有任何约束、尤其是没有宗教的约束而异常凶残。“专制中国的原则是恐怖”。在中国父亲获罪要连坐儿女妻室，这是出自专制狂暴的壹项法条。“这些儿女妻室不当罪人就已经够不幸了；然而君主还要在自己与被告之间放进壹些哀求者来平息他的愤怒，来光耀他的裁判。”孟德斯鸠引用了传教士杜的话说，“统治中国的就是棍子”！

　　中国人进衙门伸冤受到官府不问青红皂白各打五十大板；皇帝动辄打死大臣，权力斗争杀人如麻；每次反抗都招致更为惨烈的打压，车裂、腰斩、绞杀、活埋、打入十八层地狱……宫刑、缠足、下跪这三种灭绝人性的人间惨事竟然演绎成了壹种文化，在文化的表象背后是令人绝望的肉体恐怖和精神恐怖。

　　某博士曾把小白鼠分成甲、乙二组，然后电击它们。甲组的小白老鼠受电击后，立刻奔向另壹端的几个小门逃走。乙组的小白鼠，在受电击后，由于无门可逃，它们四处奔碰壁，直撞得精疲力尽甚至撞昏。在试验若干次之后再做电击，甲组小白鼠，照样从小门逃走。可乙组的小白鼠，在接受电击后，却不再有任何反应，它们趴在地上，无奈的承受，不再挣扎。唯壹的盼望就是电击早壹点停止，或不再电击到自己的身上，而电击到别只小白鼠身上。

　　中国的老百姓就是那无法逃跑的可怜小白鼠。西方的老百姓好逃跑，如古罗马的平民反抗贵族的撤离运动就是逃到山上和海岛上。鲁迅唉声叹气地说，别国的硬汉比中国多，因别国的淫刑不及中国的缘故。强权的棍棒和屠刀塑造了中国人胆小的奴隶性格。面对强权、面对壹切非法的强暴，中国人总是选择屈服、选择忍耐、选择“打落牙齿和血吞”！

　　3）强干弱枝的非人社会

　　赵匡胤把那些掌握重兵的大将和平解职；为稳住他们的心，不得不重加赏赐。赏赐后，又怕他们因财产太多纠集党徒生出叛乱来。于是他想出了两个绝妙的办法：首先，他给这些大将们每人赏赐了壹块土地，敕令他们修建豪华的府庭；每个大将都因修建府庭花去了数万两金银。其次，在这些府庭竣工不久，即宣召这些退休大将入宫赐宴。大将们开怀畅饮，个个烂醉如泥。赵又宣召这些大将的长子入宫搀扶各自的父亲回府，临行时，对大将们的长子说：“刚才妳们的父亲都答应各自向朝廷进献十万缗（壹缗为壹千钱），妳们都记下了”。当这些大将酒醒之后，长子把皇上的话向他们转告，大将们也弄不清是否说过这话，谁也不敢去证实，只好献上这笔巨款。经这么两次折腾，大将们的囊中所余也就有限了。

　　中国的专制社会只养壹条龙，那就是皇帝。他怕别人“取而代之”，便不惜壹切手段去摧残和打击个体的龙性，造就绝对服从、绝对听话的应声虫。在造虫的环境里，别说成龙了，就是连个长虫（蛇俗称小龙）也养不出来。

　　中国的社会结构较类似蚂蚁模式。蚂蚁社会严格分工，工蚁的生殖功能被阉割。在蚁群社会里兵蚁壹方面具有保卫和掠夺的功能；另壹方面出于对社群而非对于蚁后的忠诚，具有换掉不合格的蚁后，保证社群新陈代谢的功能。

　　儒教强调的是类似蚁后的领导者——皇帝至高无上的地位。中国的老百姓的确是蚁民，连奴隶都不如，他们只是工蚁。在儒教社会，皇帝首先考虑的是兵蚁更换蚁后的威胁，所以必须对有才干的武将除之而后快，以便从源头上杜绝社群的纠偏行为。岳飞要迎二圣还朝，于谦在土木堡之变果断弃掉英宗，就是更换蚁后的行为。因此，无论他们如何精忠报国，总是被清除的对象。武将越能干，死的越快；只有贪鄙无能的武将是可以使用的。

　　皇帝把打败内部的竞争对手，放在比打败外部的敌人更重要的位置上，对内拼命打击的结果，必然是对外侵略抵抗的减弱。所以汉族屡屡南迁甚至亡国，中国的汉奸就特别多。

　　大汉奸虽然是外力的奴才，对内却可以当主子。长期的专制统治孕育了世界上最胆大妄为却又奴性十足的壹个群体，随时准备依附于壹个最高权力或最强暴力，以便可以做不公不义的事情而不受到惩罚。对奴隶来说，做异族的奴隶和做本族的奴隶并没有多大区别，在哪个强者统治下还不是壹样交钱交粮，还不是壹样不被当作人看待？

　　专制滋长奴性；奴性可以为—个主子服务，它也同样可以为别的主子服务。儒奴们可以在女真人的刀尖下卖国求荣，可以为蒙古人的铁蹄去牵马坠镫，可以在满族人的剃刀下引首就戮，还可以在日本人的“维持会”里苟且偷生。从跪伏于游牧民族，到俯首于商业民族，尽管服装、礼仪各异，奴魂如壹，正是此辈之普世价值也。

　　从生物学上看中国的传统社会结构徒具蚂蚁模式的外形，却没有蚂蚁模式的合理内核，不能保证自我纠正，而具备壹种自我自我毁灭的趋势，是壹种失败的社会组织结构。

　　4）专制主义的人情化

　　专制主义的人情化就是孔子的奴隶孝道。三纲六纪是从父子的亲情出发的，所谓“孝弟其仁之本欤”，“迩之事父，远之事君”，“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再比喻到天上，所谓“王道之三纲，可求之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曾国藩在家书里说：“君，天也；父，天也；夫，天也。君虽不仁，臣不可不忠；父虽不慈，子不可不孝；夫虽不贤，妻不可不顺”。这就构成了壹个循环纠结的天罗地网，而最后落实到皇帝的绝对专制上。

　　李慎之说：专制主义的气息弥漫在各色各样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只要壹接触就会感染而不自觉。文天祥的《正气歌》“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三纲实系命，道义为之根”就足以证明。它也是专制主义下的爱国忠君的表现。《红楼梦》里贾元春回家省亲，不是她先向长辈请安，而是祖母和父母先要跪迎她这位贵妃，这就叫“未叙家人之情，先行君臣之礼”。

　　5）中国的专制主义历史特别长、根子特别深、范围特别广，已到了深入骨髓的程度。法国18世纪思想家孔多塞说：“壹大专制帝国之在中国从不间断的存在，长期以来已经玷污了全亚洲。”诚如梁起超所说：“专制政治之进化，其精巧完满举天下万国，未有若中国者。” 中国的专制独裁是全球之冠，与之相适应的奴才特性也是全世界罕见的。

　　中国专制政体诞生以来，“乱纷纷妳方唱罢我登台”，国君和皇帝换了也不知有多少个？但专制体制非但没有改变，反倒愈来愈完备和严密，其原因就在于奴隶基因的遗传。皇帝换了，但依附关系却更深，新的主子又会有壹批新的奴才去拱卫，壹切又恢复原状。

　　1949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胜利，就是中国传统对现代化的壹次反扑，文化大革命则是反扑的最高潮，其中的忠君思想、禁欲主义、上纲上线，全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壹份不拉地可以找到。无怪乎其发起人最喜欢的不是马列大部头，而是中国线装书。中国人民壹百多年的维新、革命并没有改变两千多年的专制主义的本质，只是革掉了壹个皇帝。

　　李慎之说：“中国文化具有很强的专制性和惰性，有著很大的反扑的能力。中国要想真正的强大，必须坚持不懈地加强思想启蒙。中国自由民主人权思想的启蒙，任重道远，决不可靠壹时、壹事的运动来解决”。21世纪中国必须有壹场波澜壮阔的启蒙运动，彻底摧毁壹党专制的邪教意识形态。

　　制造仇恨

　　共产党以煽动性理论为基础。《共产党宣言》指出，工业革命使得“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而“至今壹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无产阶级的贫困是因为资产阶级“剥削奴役”。

　　马克思把资本说得坏极了，他说：资本壹来到人世间，每个毛孔都滴著血和肮脏的东西；事实上，阶级论和剩余价值论壹来到世界，每个理论毛孔都滴著血和肮脏的东西。

　　剩余价值理论把子虚乌有的剥削强加在作为决策劳动者阶级的资本家阶级的头上，并以此为根据把资本家阶级诬蔑成为“剥夺者”阶级，然后再去鼓动无产者阶级去剥夺什么根本不存在的剥夺者，这才是所谓的剩余价值理论的反动本质！这种栽赃陷害、从理论上无偿剥夺和占有了决策劳动的全部成果的剩余价值理论，完全就是壹种在人类社会内部人为扩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人为制造社会分裂和混乱，并挑动人类内部争斗的典型捣乱和造反理论纲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就是强盗的经济学。剩余价值论完全是流氓学说，目的失好让流氓集团理直气壮去杀去抢。马克思的理论不是为了生产，为了创造，而是为了挑起阶级仇恨和斗争，以便乱中夺权。所以，毛泽东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壹句话，‘造反有理’”，这确是壹语破的的至理名言！毛给每壹个人划阶级、定成分、定出身，制造人群的对立、分离、隔阂、“挑动群众斗群众”，坐收取渔翁之利。

　　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不过是某些穷人的偏见，披著“解放全人类、大公无私”等外衣，骨子里却是懒惰、嫉妒、贪婪、仇恨和造反。马克思的经济学挑拔了资本家和工人的关系，挑拨了各社会成员和谐合作的劳动关系，破坏了整个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经济基础。马主义与种族主义并列，是人类近代史上战乱不断，屠戮和暴力肆虐横行的两大根源。

　　在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的丧钟敲响了，剥夺者自身就要被剥夺了”；“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等壹系列蛊惑性理论的号召下，人类社会因此而形成了马克思所鼓动的阶级斗争，在阶级斗争的急流中，结果演变成了消灭资产阶级思想、消灭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斗争。并进壹步通过所谓的革命而壹度形成了社会主义阵营，把人类分裂成了两大对立的阵营。这两大阵营间的斗争以及所谓输出社会主义革命，把整个人类社会都卷入到了无谓的意识形态之争中去了，给整个人类带来了极为严重的危害。

　　观察马克思的观点，那就不难发现，就象壹种因规则不合理而导致比赛的结果也不合理的体育竞技壹样；在这种情况下，只需根据比赛的不合理性去修改竞技规则，并由此使比赛逐步完善合理起来，而不是在参赛的运动员之间人为制造什么剥削与被剥削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告诉那些被淘汰的运动员，是获得优胜的运动员无偿占有和剥夺了他们的劳动成果，并进壹步怂恿被淘汰者去造反，去捣乱，去消灭那些依据竞技规则永远只能是少数的优胜者。

　　马克思的经济学就是这样壹种指鹿为马、颠倒黑白，把竞技规则的弊病归结于能者，在运动员之间人为煽动和制造仇恨，鼓动他们自相残杀的捣乱理论。这种只能把竞技优胜者打翻在地的荒谬理论的最终实践结果，造成壹种优不能胜、劣亦不能汰、出头的椽子先烂、向低能者和最差者看齐、越穷越光荣从而大家壹块儿都受穷、社会发展亦停滞不前的最终结局。

　　抬高自己

　　《共产党宣言》中写道：“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的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壹般结果。”共产党人不但“胜过”被称为“无产阶级群众”的芸芸众生，而且“胜过”“各国工人政党”，宏伟的共产主义革命理应由共产党人来“起推动作用”。马克思说，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前的统治阶级[官们]都代表富人的利益压迫穷人，只有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掌权后才时时刻刻维护穷人的利益。这是“黄婆卖瓜、自卖自夸”不正当竞争的典型。他宣布他领导的暴力小集团是人类“先进”的顶峰，真是恬不知耻到了极点。他们通常都自封为大师、先知、教主、偶像、使者、首领或宗师等，宣称自己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还能预知壹切。“领袖”的话就是“真理”。

　　《国际歌》里唱到，“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其实，在共产党眼里，并非真的是“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而是容不得别人当救世主，必须有他们来充当这个世界的救世主；在他们看来，这个角色非他们莫属。共产党最喜欢摆出壹付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的姿态，中国共产党更是自吹“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正是这种救世主狂想的集中体现。

　　孟子讲过：君为轻、民为贵、社稷次之。现代中国变成了“党为贵、社稷次之、民为轻”。党把拍马吹牛定为根本国策，不仅将此当作国民的义务，且将它当成检测臣民忠诚和选拔干部的重要标准。任何东西壹经钦定为热爱对象，所有的人都只能说好，不许说坏。蒙童学会写的第壹句话是“毛主席万岁”，学会唱的第壹首歌是《东方红》；无耻文棍文痞编的马屁诗文、马屁歌曲、马屁电影戏剧成为人民唯壹能见到的东西。

　　中国已成为壹个“万般皆下品，唯有马屁高”的马屁国，成为壹个“千破万破，马屁不破”的马屁精的乐园。打开各种报纸杂志，拧响收音机，扭亮电视，参加各种会议，观看各种标语，何处不是谀词滔滔、马屁滚滚？何处不是牛皮轰轰、虚美袅袅？何处不是无耻肉麻、庸俗虚假的无聊吹捧？如果马屁心态成了壹种普遍的人格，拍马屁成了国人保命或谋生手段，就会使坚持真理的人无法存活，就会使专制者干起丧尽天良、祸国殃民的事情来壹路绿灯、通畅无阻，从而给整个国家和整个民族带来深重的灾难。

　　共产制度把人民所获得的壹切都说成是党的恩赐。他们的理由是：世上所有的人都是由工人农民养活的，而党是他们的代表，还恩赐给他们生产资料；所以，任何人都是党养活的，只许感恩戴德。整个国家处充斥著蛮不讲理、自我感动式的文化骗子，如殷秀梅的那首党啊亲爱的妈妈，肉麻得人起鸡皮疙瘩；八十多岁母亲的甘甜的乳汁怎么抚养五千多岁的儿子？

　　共产极权制度的最大特点是垄断壹切，而且垄断了真理（伟大光荣正确），领袖是真理的唯壹化身。因此，质疑党的正确性，就是质疑共党垄断权力的合法性；质疑领袖的正确性，就是质疑领袖地位的正当性。只要妳提出壹套不同于领袖的主张，只要妳成立壹个独立于共党之外的组织，就意味著对共党及其领袖的否定，因而就是对共产党权力的挑战。领袖为了确保自己的权力不受威胁，就必须禁绝壹切不同的力量乃至不同的声音，鼓励吹牛拍马。

　　如果壹个人总是自夸自己“伟大光荣正确”，这是应该羞愧的。但是，中共几十年如壹日地这样自夸，却丝毫没有反省，真是骇人听闻。只有恬不知耻的集团才不断地吹嘘自己的先进性。这种意识形态的疯狂存在几个方面的根源：

　　第壹，在科学发展的基础上膨胀起来的理性疯狂，它认为依靠人的力量可以建立人间天堂。而人类的某些精英分子有智慧、有能力统治人民完成这壹使命。哈维尔说，共产制度之所以空前残忍无情，那正是建立在共产党人对掌握了绝对真理的极度傲慢自负之上的。它是壹部分知识分子妄图消灭其余壹切知识分子的罪恶企图。在人类的各种狂妄中，最危险的莫过于知识的狂妄。在历史上的各种暴政中，最恶劣的莫过于观念的暴政。壹个人只要他摆脱不了知识的狂妄，只要他总在那里苦苦思量谁代表了多数、谁代表了少数，以及什么是唯壹正确的政治路线这壹类的荒谬理论，那么他就不可能走出垄断主义的观念陷阱。

　　第二、人性的自负。骄傲是人根深蒂固的罪性，共产主义运动把人的骄傲和人性中各种恶的部分充分动员起来，并放大到全社会。由于没有人是伟光正的，因此，这种骄傲必须通过强迫他人来实现。换句话说，壹个人、壹个组织如果要证明自己“伟大光荣正确”，就必须把别人、别的组织妖魔化，才能证明自己，并且肆无忌惮地谋财害命、践踏他人的尊严。

　　第三、就是传统文化的影响。首先是圣人君子说。中国文化相信存在壹些完美无缺的人，他们德配天地、神机妙算、奉天承运。用今天的话说，有壹批人伟大光荣正确，因此他们有义务和能力统治我们。其次就是善恶二元论，即把好人说得跟神似的，坏人坏得让人食肉寝皮。有圣人就必须有百姓对应，有君子必须有小人对应。由于人的局限性，每个人都自认为自己是君子、别人是小人。因此，为了成为圣人君子，就只能进行否定性的努力，把别人论证为小人。把别人糟蹋为小人是圣人君子存在唯壹的道路，这是党文化的实质。

　　第四、唯利是图。“那个叫喊最凶的和发誓最厉害的人，正是希望把最坏的货物推销出去的人”。马列主义又何尝不是共产主义幌子下害人主义？！哈耶克早就善意提醒全世界的社会主义者：“当我们有意识地按照高尚的理想塑造我们的未来的时候，是不是存在著壹个更大的悲剧，我们很可能不知不觉中走向了我们所欲追求的目标的反面。”

　　集权专制

　　专制主义可以分为家天下与党天下两种。家天下是传统的专制主义，党天下是现代化的专制主义——极权主义。壹党专政的始作俑者是列宁领导的俄共。俄共不仅在本国推行壹党专政，而且以输出革命的名义四处贩卖或强制推行壹党制。在壹党专政下，“组织”成了锁住人手脚的镣铐，禁锢人的灵魂的紧箍。壹党专制所代表的壹个意志、壹个理念、壹个主义、壹个领袖、壹致行动与人类的自由精神是背道而驰的。

　　作为壹党专政也有两种情况：壹种是承认本党有某些弱点，而民主及多党化比壹党专制要好。民国时期的国民党政权属于此类，正如毛所言：“蒋介石是独裁无胆，民主无量。”

　　另1种党则是各国的共产党。这种党利用人们对民主自由的不了解，极力丑化民主自由。这种党为达专制独裁的目的，无所不用其极，绝不把老百姓的生命当回事。因此每个赤色国家都创下了历史上最高的杀人纪录，利用老百姓的天真去把老百姓的壹切财产剥夺，让老百姓成为名副其实的无产阶级，造成了人类史上最大的贫富悬殊。

　　共产极权对人的控制之严密，超过历史上任何政权。藉助于现代技术提供的方便，通过“经济控制”、“政治控制”和“思想控制”把对人的控制推向前无古人的极端。极权主义政府不仅控制所有的经济、政治事务，还竭力控制人民的意见、价值和信仰，从而消弥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壹切分别。布热津斯基的《大失败》中说：“极权统治的实质就是消除壹切自发的政治生活，把社会中的人分裂成壹个个的原子，其目的在于使每个人只能孤立地面对整个制度，从而使人形单影只，往往茫然若失、敢怒不敢言。”

　　党组织的触角伸向整个社会的每壹角落。通过党控的各类单位（包括村）和街道办事处，把所有人纳入党权的控制之下，从而实现党对全社会的控制。从物质消费到精神供给，从工作岗位到养老保险，从婚姻家庭到个人娱乐，也就是“从摇篮到坟墓”的包办。

　　为了维护其专制，居然还精心编造1套假民主自由机构，给人们世界上最大的假希望，让人们完全失去反抗力，用壹切办法让人们认贼作父。在党天下里，老百姓不但在物质上完全被剥夺成为名副其实的无产阶级，而且在精神上也被完全剥夺成为名副其实的无产者。

　　极权主义的重要标志就是全面剥夺公民的自由，通过黑箱档案制度对所有人进行组织鉴定及其处置。“党组织”是档案的制造者，也是每个人的审查者和鉴定者；档案记录著个人资料及其成长过程，其核心功能是“党组织”对每个人进行政治审查、鉴定和评价，组织结论和政治污点将跟随每个人的壹生，决定著每个人的上学、就业、提干、调动、甚至婚姻。

　　极权者隐藏在谁也无法窥测的黑幕后面，运作著无孔不入的权力机器；被统治者中的每个人皆处于被监视之下，只能赤裸裸地暴露著而无处躲藏。极权制度的恐怖政治是专职警察与业余警察的相结合，几乎把每个人变成业余的秘密警察。独裁统治的秘诀之壹，就是迫使个人陷于孤立。因为孤立的人处在惶惶不可终日的恐惧之中，唯有全身心地依靠独裁者才会有安全感。个人离开了官办组织便壹无所有。非经过官办的组织、单位及阶级身份的鉴定，个人之间发生任何关系都是危险的，介绍信制度和阶级身份歧视制度，隔绝了人与人之间的自发交往。个人尽管每天活在组织或单位的群体中，活在阶级归属的认同中，却又处在毫无社会诚信的绝对孤独的境地，活在被管制被监视的军营式群体之中。

　　共产组织的核心特征就是绝对集权和绝对服从。列宁把现代政党比喻为壹架组织严密的大机器，党员只是“党机器”上的“螺丝钉”，必须无条件地服从组织；甚至连最具隐私性的恋爱婚姻及亲属关系等个人性的东西都要完全服从组织。为了党的利益而甘愿奉献个人的壹切，中共的入党宣誓誓言的最核心的内容——牺牲个人和永不叛党——在各个时期都壹以贯之。所谓“生为党的人，死为党的鬼”是也。

　　党的利益永远高于人民的利益。党的利益实质上又是党的领袖、党的领导干部和政府官员的私人利益。党的领导变成握有国家权力的核心成员，也变成享有特权的利益集团。为了党的永久统治，可以满足公民的吃穿住行，但不能实现他们的政治权利。用不出台政党法和新闻法或出台壹些以限制为目的的条例，把公民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游行示威自由统统化为乌有。普通党员和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壹样，只有为党献身的义务，连吭壹声的权利也没有。

　　崇尚暴力

　　《共产党宣言》号召“无产阶级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建立自己的统治；……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

　　马主义指导的文化是反叛文化、暴力文化。毛泽东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条归根结底就是壹句话，造反有理”。人多势众的造反、杀人放火都是合法的、革命的。“革命”这个恐怖词汇在共党那里成了正当的字眼，从此“革命”成了杀人、恐怖的通行怔。

　　中国不是老百姓崇尚暴力，而是统治者迷信暴力和镇压；而人民太逆来顺受。为这个结论作注解的是邓的“杀20万，稳定20年”、“共产党的江山至少要拿2000万人头来换”。

　　共产党的暴力主义已被人类的共性所否定。蒋经国年青时是壹个马克思主义的狂热者，为了共产主义，他不顾亲情与父亲决裂，加入共产党。当时许多跟蒋经国先生壹样的人，在共产主义狂热下，不惜背叛自己的家庭或阶级，走上了残暴的道路。蒋经国先生很快从共产罪恶信仰中走出来，在上帝的感召下，把台湾从罪恶的历史中拯救出来。他的继任者李登辉，年青时也是壹个共产主义信仰者；当意识到共产主义的罪恶之后，李很快从壹个无神论者转化为相信上帝的人。正是领导者相信上帝的缘故，他们才把罪恶降低到最小程度。

　　共产党人不相信善良、不相信真诚、不相信平等、不相信调和、不相信“得饶人处且饶人”。他们眼中的世界是壹个充满邪恶、阴谋、敌意、包围、遏制、颠覆、侵略、征服、“糖衣炮弹”与“和平演变”的世界，他们用以对付外界的手段也就是这壹套。因此，他们只相信实力，相信颠覆，相信征服，相信围堵封杀，相信弱肉强食，相信文攻武吓，相信“武装斗争是政治斗争的最高形式”。他们热爱战争胜过热爱和平。他们频繁使用与战争、暴力有关的字眼，显得理直气壮。譬如：“期待很久的奥运战火又壹次点燃”，领导干部高声宣布“打壹场轰轰烈烈的歼灭战”。司法界被称为“司法战线”，法官之间乃“战友关系”。把政治学习、“严打”、反腐、申奥、抗洪、环保、计划生育等统统当作“战争”来看待。

　　中国大陆领导人只承认国界不可侵犯，不承认民选政府的权力不可侵犯以及住民自决这些民主原则；扬言反对台独不惜壹切代价，不惜把台湾、大陆和美国变成无人区。

　　中共[朱成虎将军和国防部长迟浩田]要通过基本消灭几十亿人的方式把自己与人类、世界捆绑起来，并宣称共产党高于人类和世界，因为在共产党看来：“共产党完了，世界也完了”。共产党的核恐怖和生化恐怖，充分暴露了共产党反人类、反中华的本质。

　　这种血腥气十足的表白，既不合二战以来现代民主国家的新理念，也不合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新宗旨，显然是专制观念在作怪，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暴力文化在发威。

　　枪杆子主义出专制，不出民主；出特权，不出人权；出奴役，不出自由；出等级，不出平等；出仇恨，不出博爱；出邪恶，不出正义；出偏私，不出公平；出野蛮，不出文明；出残暴，不出和平；出愚昧，不出智慧；出混乱，不出和谐；出萧条，不出繁荣；出苦难， 不出幸福；出死亡，不出希望。

　　消灭异己

　　没有民主原则的组织就是黑社会，不执行民主原则的政权就是黑社会。中共是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的党，壹般是只进不出，要出也是“开除出党”；中共也没有民主选举的义务，因为它要“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实际上就是维护壹党独裁；中共更不能成为某壹个阶层的代言人，因为它不但在残酷镇压“广大人民”，连自己内部的成员也“无情打击”。当中共的党员顺应“党性”的时候，党或许会给他们壹些甜头，但是当党员“人性”显露的时候，党就会举起大棒或屠刀，连中共的历任总书记都可以打倒。

　　极权主义不同于奴隶制。奴隶制度下，奴隶们虽然也被剥夺了壹切基本权利，没有人身自由，也可以随时被奴隶主当作工具壹样转卖甚至处死，但是奴隶们至少还有自己思考的空间，奴隶主无法也没有兴趣对奴隶进行精神控制；此外，社会上还存在壹个自由的平民阶层。而在极权制度下的现代奴隶们，连思考的空间都被剥夺，理论上连自主思考都是不被允许的；社会上再没有任何壹个阶层能够像奴隶制下的平民壹样自由自在了，除了最高统治者本人以外，任何人的权利都没有保障，甚至地位仅次于头号极权主义者的人也不能幸免。

　　奴隶远比“阶级敌人”幸运，奴隶可以为主人提供各类服务，主人为了自身的利益，也不能对奴隶们实施群体灭绝。历史上的任何奴隶制国家，没有壹个奴隶主会愚蠢到要对奴隶实施彻底灭绝。极权主义把人分成领导阶级、同盟阶级和“理应消灭的阶级”，对壹部份被定义为“阶级敌人”的人群实行肉体上、财产上和思想上的全面灭绝，以“劳改营”为场所进行集体的改造与屠杀；毫无留情地歼灭服从它的顺民。

　　输出革命甚至侵略别国

　　共产党“解放全人类”、“要对人类有较大贡献”就是输出“革命”、输出恐怖。共产国家长期向外输出武装革命，实际上就是挑起战争。

　　1978年到1988年间苏联完全捡起斯大林的衣钵，帮助阿富汗共产党掌权，对阿富汗爱国者使用最残忍、最野蛮的镇压手段。十年间，配备有各式武器的20苏联军人常驻阿富汗。他们对该国反抗侵略的民众实行焦土政策，狂轰滥炸、机枪扫射是家常便饭。许多阿富汗人被活埋，被投进到烈焰中烧死。苦刑花样翻新、监狱人满为患。不经司法审判的处决每晚常发生数百起之多。1979年苏军血洗赫拉特［Heiat］时竟杀害了该城1/8的居民。这支侵略军八十年代还在阿富汗使用生物化学武器和火箭。阿共的政变和苏联的入侵中断了阿富汗六十年代初开始的民主化进程，苏军的暴行导致将近壹半的阿富汗居民流离失所。

　　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柬埔寨红色高棉第壹部社会主义宪法就是张春桥组织班子协助起草的。红色高棉宣传“华侨都是资产阶级，有史以来都是吸柬埔寨人的血”，逮捕华人及华侨教师，许多人被处死刑或酷刑。1974年4月28日，大批红色高棉军队开进桔井市中心，把轻重机枪摆在街上，对准华人的住宅，限令全市华人立即到农村种田，并拘捕了“煽动华人回国”的嫌疑分子壹百多人，这些人大部分受了酷刑，被折磨死。

　　红色高棉军队每接管壹座城镇，就立即破坏当地的市场。他们或宣布大减价，把物价削减90%以上，或直接捣毁所有的零售摊店，并且很快就将货币取消。城市商人几乎均为华人，遭此掠夺与打击，顿时便陷入壹无所有的境地。

　　红色高棉占据金边的第二天，就开始驱赶2百万居民离城下乡，称为“反对吃闲饭运动”，连老弱病残也不能幸免，数日之内，全国城市都成了死寂的空城。放逐者和原先的乡下农民都被按军事编制分男女住在各自的营房，连夫妻也只能在获得批准的前提下方得壹周相聚壹次。成立男劳动队，女劳动队，壹律强制劳动，壹起吃大锅饭，壹样穿黑色革命服装或军装。后来左到认为，人壹天吃三顿饭是多余的，两顿就够；婚姻不必自由恋爱，由“组织”指定配对就行；多数华侨少女被强行婚配给伤残军人，许多人因此而自尽。如果体弱“偷懒”,挨不住饿偷捕鱼虾或摘果子吃,就会引来杀身之祸。在波尔布特执政的三年中，大量人口因过度劳动、饥饿、营养不良和疾病而死亡。

　　波尔布特把柬埔寨的富人消灭了，统统都变成穷人；城市消灭了，人人拿起锄头种田。有“东方巴黎”之称的金边，成了无居民的“鬼城”。家具、冰箱、电视、汽车等生活用品，被当作“革命”的对象，烧掉，砸掉；黄金白银、美金钞票，成了粪土，失去价值。机器也是奢侈品、丢掉不用，而用汗水洗心革面。废除货币、关闭佛教寺院、关闭学校，强制推行农业主义，将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城市人驱赶到乡下种地。凡是会读会写的人、中产阶级、僧侣、少数民族，统统在杀戮之列。在柬埔寨的2万越裔全部死亡，60万华裔死了30万，2万泰裔死了8000，25万回教徒死了9万。年轻的行刑者为革命节省子弹，干脆用锄头铲断囚徒的脑袋。从1975年暮春至1978年底，波尔布特执政仅三年又八个月，就使柬国人民“非正常死亡”了1/3，达200万之巨。

　　其恐怖行径超过了古往今来任何壹个暴君！红色高棉的嗜杀嗜血，从“民主柬埔寨”的国歌中可见壹斑，攻下金边的四月十七日被定为新高棉日历的“元年壹日”，国歌歌词唱道：“红色，红色的血/洒遍了柬埔寨祖国的城市与平原/这是工人和农民的血/这是革命的男女战斗员的血/这血以巨大的愤怒和坚决的战斗要求而喷出/四月十七日，在革命的旗帜下/血，决定了把我们从奴隶制下解放出来。”

　　波尔布特还热衷于搞内部清洗，仅仅在执政的三年间，就搞了大规模的清洗四、五次，不仅把越南培养的共产党清除，而且把与自己意见不同的法国留学生出身的干部也清除掉。直到把亲密战友宋成壹家杀害，最后落到楚霸王的下场。

　　柬埔寨修建了红色高棉罪恶馆。该处原是壹所高中，被波尔布特改造成专门对付思想犯的S-21监狱，大批知识份子以酷刑致死，今日这S-21监狱被改成红色高棉罪恶馆。馆中除了监狱及各种刑具，还陈列所有牺牲者临死前拍下的黑白照，许多令人毛骨耸然的酷刑：割喉、钻脑、活摔婴儿等，皆传自中共援柬的“专家与技术人员”！为了给柬共领导人进补，竟然特制了钻脑机，取人脑来制造补品。将要被处决的思想犯被绑在壹个椅子上，置于钻脑机前，在被害者极度的恐惧中，钻头就从被害者的后脑钻入，快速有效的进行活体取脑。

　　文革期间，壹些红卫兵偷越边境参加越共游击队。1965年至1973年中国出动32万军队（不包括武装民兵，当时美军有55万），死亡约10万中国战士（越南死150万，美国死5万多人），花了200多亿美元（1950--1978）支撑起来的越南；刚胜利就大肆迫害和驱赶华侨，除回国的16万人外，葬身大海的不计其数。

　　1979年邓小平为救红色高棉政权而发动对越战争，几十万大军打过去。战争共十多天，中国就损失了两、三万士兵，平均壹天就死了三千人。广州军区某军标兵团尖兵营壹次遭遇越方9人游击队骚扰性伏击，300余人居然以密集队形暴露在越方火力之下造成严重伤亡。

　　中国打越南，使得越南支持的柬国政府治下的华侨的日子很难过。柏杨说：“壹个英国驻马来西亚的专员说：‘做十九世纪的中国人是壹个灾难。’他看到中国人在南洋岛像猪仔壹样，无知无识，自生自灭，而且随时会遭到屠杀。我觉得二十世纪的中国人比十九世纪的中国人灾难更大，被驱赶的越南华侨在法国叹道：唉！做壹个中国人好羞愧。最使人痛苦的是：壹百年来，中国人的每壹个盼望几乎全部归于幻灭。来了壹个盼望，以为中国从此好起来，结果令人失望，反而更坏。再来壹个盼望，结果又是壹个失望。”

　　1981年死了154名中华烈士才夺回的广西法卡山，又被共产党在中越勘分边界时轻轻壹笔划给了越南。2000年12月25日，中共与越南重新划定了北部湾的海域边界，分界线由原来的较为靠近越南海岸线移至距海南岛中线的位置，使中国渔民的捞捕面积由以前的12.8万平方公里缩减8万多平方公里。

　　中共煽动东南亚国家游击队夺取政权，并提供军事援助，干涉他国内政。缅共完全是中共训练的，他们在缅甸夺取了壹些根据地后种植鸦片。当时有2千云南知青偷越国境，去参加“世界革命”，他们要把毛的世界革命的理论在缅甸付诸实现，这2千人中至少有1千人死在战场上。在中国，他们被确定为“正式参加革命”。此外，中国还派了大量的军官去缅共人民军任“军事顾问”，其实是指挥作战。

　　马共曾是共产国际的壹环，它与中共、越共有密切的关系，马共1930年成立前，曾是中共的海外支部，名称为“中共南洋临时支部”，共产国际曾派胡志明指导工作。马来西亚共产党有壹个革命电台，叫“马来西亚革命之声”，其实就设在湖南。

　　马共书记陈平最近有壹本回忆录《别名陈平：历史的另壹面》，书中披露中共是马共最重要的靠山，陈平还透露他本人受到过邓小平的接见和鼓励。当年中国到处去怂恿推翻人家的政权，现在厚脸皮的不许人家干涉自己的主权，这不是强盗逻辑是什么？

　　1965年受中国大力支持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企图暗杀本国的高级将领、在雅加达发动政变夺取政权。但该计划未成功，短时间内就有数十万印度尼西亚人民死于非命。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被宣布为非法。1966年印度尼西亚大肆迫害共产党人及其嫌疑分子，暴力蔓延到华侨身上，并波及到中国在印度尼西亚的外交机构和官方机构。抢劫中国大使馆、领事馆、驱逐中国外交人员的事件相继发生。66年末，印度尼西亚允许壹艘中国客轮前往印度尼西亚，接回了4000余名华侨。1967年4月与中国断交。为遏止共产思想在印度尼西亚扩散，印度尼西亚下令关闭所有华校，先后颁发种种限制华人文化及宗教生活的法规，内容包括强制华人改用印度尼西亚姓名。苏哈多还把针对华人的同化定为国策，用政府的力量强制推行。1967年，他成立了处理华人事务特别小组，负责推行同化政策。

　　1998年5月，苏哈托统治集团在印度尼西亚人民的反抗下，被迫下台。为搞乱社会趁机发动政变，苏哈托指使印度尼西亚军人伪装成平民，对印度尼西亚华人财产进行了大规模的抢劫破坏，2千多名华人被杀死，数百名华裔妇女被集体强奸凌辱，有些人甚至被奸杀。

　　壹个日本人描述说：“我目睹了1998年5月份的暴动。我坐的汽车也被抢劫者盘问过，问我们是不是华人，当我们用日语回答时，他们挥挥手就把我们放行了。在印度尼西亚富有的外侨是日侨，找替罪羊的说法是华人的自我安慰。当地人之所以选择华裔开刀――是因为袭击者明白，不会有任何人为这些被害者作主。当时只有新加坡竭尽全力的帮助华裔，新航为此加开了壹倍班次，来救援被洗劫的华人。印度尼西亚甚至不许中国使馆的工作人员乘飞机离开，尽管当时印度尼西亚和香港之间的航线还没有取消，中国使馆的全体人员只能登上汽车，长途跋涉从泗水港乘船至新加坡。”

　　美国国会和联合国人权委员会都发表声明加以谴责，很多国家领导人和社会团体纷纷对印度尼西亚政府进行了强烈指责。网上求救的信件是发往美国的。他们为什么不用中文向血脉相连的祖国亲人求救啊？因为他们知道那没有用。“宁做美国狗，不做中国人！”这令人心痛的口号，是他们爱共党中国的经验总结，是中共使他们懂得了这个真理！

　　海外华人强烈要求中国政府进行谴责。江泽民指示：印度尼西亚发生的暴行是印度尼西亚的内政，我国不干涉。印度尼西亚五月的暴乱在中国大陆被封锁了两个多月。直到七月互联网上传出壹张张令人惨痛欲绝的图片和海外华人群情激愤示威游行场面。6月中旬中国外交部对此事件表示了关注；7月28日，外交部长唐家璇又表示“强烈关注和不安”，连谴责都不敢。就在国际舆论纷纷用“野蛮”、“惨无人道”来谴责时，8月3日《人民日报》只说“掠人财产、奸人妻女”，仿佛是品行不良的流氓所为似的。壹个在国内都没有尊严、只有威严的政府，在国际社会能有多大出息呢？

　　就在印尼人屠杀华人后不久，中国给了印尼政府4亿美元无息贷款。印度尼西亚98屠杀华人是当时公认的独裁国家，中共当然不会反应过火，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毛泽东的手伸得很长，古巴的格瓦拉在六十年代见过毛泽东，毛当场就给他六千万美金，还说不要还，支持他去拉丁美洲洲打游击，去颠覆人家合法的政府。在古巴，胡锦涛壹口气就签了19个“项目”，其中壹个是以“贷款”的形式“卖”给人家电视机100万台。

　　中共对独裁国家有诸多的好感，深怕壹个失误造成独裁小兄弟壹命呜呼！这就是为何中共对印度尼西亚、前红色高棉大肆屠杀中国华侨而装聋作哑的原因！世界上最残暴的割据武装和残暴政权，也都和中共有密切关系。除了红色高棉外，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菲共、马共、越共、缅共、寮共、尼泊尔共产党（尼泊尔“毛主义游击队”到今天还在那里打）等等，都是中共壹手支持建立，其中党的领袖许多都是华人，有些现今仍然躲藏在中国。世界上以毛主义为宗旨的共产党，包括南美的金光大道、日本的赤军，其残暴行径同样为世人所唾弃。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没有壹个西方民主国家对壹个西方民主国家开战，或者说有没有资本主义国家打资本主义国家。可社会主义打社会主义却是延绵不绝。1979年的时候，中国打越南，那前面呢，越南打柬埔寨，再前面苏联打捷克，苏联打匈牙利，苏联打东德，六九年苏联和中国还打起来，差点儿打核大战。

　　法国学者编写的《共产主义黑皮书：罪行、恐怖与镇压》(The Black Book of Communism)揭露，二十世纪的国际共产主义试验的沉重代价触目惊心：1亿多条人命。其中，苏联，3千多万；中国，9千万；越南，100万；北朝鲜，200万；柬埔寨200万；东欧，100万；拉美，15万；非洲，170万；阿富汗，150万。中国为各极权国家之首。而两次世界大战死亡之和也不过3360万人。在共产党统治下，政权就成了杀人机器，杀人恶魔，最大的恐怖组织。它的出现就是人类的祸害，无论怎么说它都不为过。

　　这种以阶级斗争理论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在20世纪为所有独裁者看好，他们不约而同地举起了社会主义大旗。墨索里尼、希特勒是20世纪早期的社会主义者。

　　1952年7月埃及的纳赛尔少校发动军事政变夺取政权。1953年1月宣布解散壹切政党。1962年5月成立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实行壹党专制。其口号是：“民族、民主、社会主义”。1962年3月2日，吴奈温将军发动军事政变，推翻民选政府。并成立缅甸社会主义纲领党，实施军人壹党专制，解散壹切其它政党，宣布要走“缅甸的社会主义道路。” 1962年4月30日，吴奈温发布《缅甸的社会主义道路》纲领性文件：废除多党制议会，实行纲领党壹党专制；实施国有化经济，土地、工业全部国营；还推行农业合作化、计划经济。但经济形势不断恶化，终于1988年下台，缅甸实行了26年的社会主义终告结束。

　　1974年门格斯图在埃塞俄比亚发动政变，把皇帝抓了起来，成立社会主义国家，完全倒向苏联。1975年，门格斯图命令手下用枕头闷死软禁中的骸��.塞拉西皇帝。1976年，埃塞俄比亚迫害死了好几千人，死者多为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学生。1984-1985年，埃塞俄比亚发生大饥荒,约壹百万人死亡于非命。社会主义统治激起了强烈反抗，终于在1991年被推翻，埃塞俄比亚因此分裂成壹个内陆国，新的国家厄立特里亚诞生了。

　　20世纪，世界上出现了两大政治恐怖主义分子，壹个是斯大林，壹个是毛泽东。马克思主义倾向于极权专制，列宁将其发展为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斯大林提出“社会主义革命愈深入，阶级斗争就愈锐”。在斯大林、毛泽东的影响和鼓吹之下，政治恐怖主义遍布亚非拉。到了二十世纪末，大都脱离了政治恐怖主义，还剩下为数不多的几个国家，它们是中国、朝鲜、古巴、越南、老挝、利比亚、缅甸。这些国家的人民生活如同在监狱，朝鲜上百万人被关进政治集中营；古巴人民冒险渡海奔自由。可见，政治恐怖主义对人类生命的威胁更大。

　　钳制舆论 谎言欺骗

　　极权统治必然造成广大民众怨愤、不满，统治者为了求得稳定，为了维护他们的利益，必定会压制封锁不同的声音，剥夺民众的自由表达权利，实行“阶级专政”。为什么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因为专政者非常先进（歌功颂德不可避免，即便无功无德，也要造功造德，真的造不出，假的也要大歌大颂，只要能蒙人就行）。万壹不先进咋办？千万不能让国民知道（隐讳制度、蒙人制度、信息封锁和言论、出版管理制度实乃重中之重）；统治者完全掌控了媒体，官方对广播、电视、报纸乃至对网络的管制、封锁都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其目的就是要把中国人都变成只相信谎言、重复谎言、而不会（或不敢）有个人思维能力的愚民！民众成了政治上的聋哑人，他们只能知道党伟大、正确 。知识份子中有独立思想不愿当愚民的人，就会在每壹次的政治运动中成为被愚民们批斗的“反面教员”受尽苦难。

　　共产党的谎言欺骗主要表现：壹是美化自己，往自己脸上贴金；二是抹黑对手，将其妖魔化；三是强奸民意。为了这些他们可以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

　　共产党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造假能手，壹部共党史就是壹部谎言史。壹张“毛主席去安源”的画像，挟个雨伞，壹副忧国忧民的面孔，真实的历史却是李立三去的安源。

　　1927年春，中共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在上海准备武装暴动，被国民党镇压而遭到失败。根据张国涛在回忆录中所讲，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与新任中共总书记瞿秋白对革命失败后的局势进行讨论商议对策。他们认为，中国革命是失败了，责任问题要有个交代，虽然是按共产国际指示行事，但不能让共产国际担负责任，因为莫斯科威信的丧失，将会影响世界革命，也会助长托派攻击斯大林的气焰，更会使中共党员不信任共产国际的领导，所以只能由中共挺身而出承担这个责任，但如果责任由中央政治局全体担负，中央的领导就会破产，所以还不如把全部责任推到陈独秀壹人身上，其它人则站在拥护共产国际的英明领导的立场上反对机会主义路线，这样才能稳定中共中央的领导。

　　这段故事透露了共党领袖们的壹个心照不宣的秘密：要让群众坚定不移地投身革命，就必须让群众对领袖的英明正确抱有坚定不移的信心，因此就必须编造和维护领袖英明正确的神话。神话就是谎言，但这是“高尚的谎言”(柏拉图语)，它是政治的需要。

　　为了维护这个神话，就必须文过饰非，把壹切功劳归于领袖，把壹切错误推给别人，就必须压制对领袖的批评，压制自由讨论。然而谎言总是有漏洞的，为了防止谎言破产，就必须不断地编造新的谎言去补充、去圆谎。于是，单壹的谎言就迅速发展成壹套弥天的谎言系统工程。随著谎言系统的发展，在党内部也发展出壹套强力禁制系统，壹套铁血纪律。夺取政权后，党便把它的谎言系统和强力系统扩展到整个国家，从而使之更完整、更严密。

　　林彪说过：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江泽民为了掩盖汉奸出身硬是把它自己过继给了早已死了的烈士叔叔。无神论者搞个人崇拜，搞我不信邪（这里的邪是指壹切），并由此出现了浮夸风等。各单位壹把手的话就是圣旨，谁不服从谁下岗。壹个单位几套账，应乎上级检查的是壹套，对付各副职的是另壹套账，壹把手个人还有壹套账。财会人员也分知己与外围，外围的财会人员看不到真账本。只问钱途、莫辨是非，神州大地妖风笼罩，正气黯然。

　　勃烈日涅夫的侄女柳芭发表回忆录说，勃烈日涅夫当年曾对自己的弟弟说：“什么共产主义，这都是哄哄老百姓听的空话。”壹位莫斯科的科学家说，“意识形态可以起两种作用 ——或者是作为壹种象征，或者是作为壹种理论，两者不可得兼。我们的领导人把它用来作为壹种象征，作为断定其它人是否忠诚的壹种方法，但它并不是这些人身体力行的壹种理论”。好比赵高在金殿上指鹿为马，以此测试群臣对他的紧跟程度——忠心。

　　制度性谎言是社会主义野蛮制度的根本标志。制度性腐败，就是国家政权及其相应的组织机构自身所呈现出来的根深蒂固、积重难返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和虚假成风。壹个长期依赖谎言的专制极权政体，造就了壹大批言不由衷、表里不壹、双重人格的人。这架谎言机器把每个人都炼成了“说谎者”。制度性谎言摧残了亿万人的心灵世界。

　　谎言制度化繁衍出虚假、欺骗壹系列的罪恶。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共对中国的破坏，不仅仅是经济的崩溃，更是道德的沦丧和文化资源的毁灭。

　　谎言欺骗也决定了它“必然灭亡”的命运，因为每壹种控制说穿了就是过滤真实信息，制造虚假信息，壹开始蒙别人，最后蒙的是自己。

　　中共以诈执政，只有谎言才能公开说，公众活动成了“假面舞会”，大家不敢说内心真话。在中国，“表态学”特别发达。表态学研究的是如何以假话满足上级“统壹思想”的需要，掩饰真实思想，以求得自我保护。久而久之，说假话成了嗜好、成了习惯。中国人讲起谎话，如同流水，不但别人不信，连自己也不信；但人们都假装相信。人们讨厌假话，又需要假话。大家都说假话，不必担心被拆穿。相反，不说谎者被视为异类，成了打击对象。

　　譬如：大地主的典型——刘文彩，描写得比阎王爷还坏。加在他身上的罪恶都是文革时期的杜撰，刘文彩不是魔鬼倒是个慈善家，乡里修桥补路不必说，他还曾捐献过壹座当时在四川省属壹流的师范学校（比现在的希望学校强百倍）。刘文彩享有很好的口碑和名望。

　　1960年5月9日大同老白洞煤矿死亡682人，是中共采矿史上最大的惨案却被隐瞒，1971年才恢复生产（1917年1月11日，中国抚顺发生煤矿瓦斯爆炸，917名矿工死亡）。70年代，发生在新疆伊犁兵团农四师烧死几百人的特大火灾也被隐瞒。

　　2003年，SARS最初在广东地区发生，可当地官员出于维护国家形象的考虑，尽量隐瞒SARS真实情况，使中国内地没有尽早做出防范措施，造成SARS在中国内地的大规模蔓延。

　　2004年9月份上海吴淞过江隧道壹段沉箱作业时因没对齐，上万吨的沉箱与已放置好的沉箱发生碰撞，导致已放置好的沉箱（好几节）拱起并在接口处破裂进水。除在隧道口的二十几人跑出外，在隧道内施工的的280多人就都牺牲了。事发后上海当局封锁了消息。

　　壹个社会全方位失去信誉，令人触目惊心。人们发现：不只是某些坏人才干坏事，有很多地方是成村、成乡、成县的人在造假制假；做的是伤天害理、谋财害命的假，像假药、假酒、假汽车是致残致命的，安徽的假婴儿奶粉，使上百婴儿变成“大头娃娃”。为了壹点蝇头小利就不顾壹切了！往油条里掺洗衣粉，可使油条挺拔好看。在宰羊前注射阿托品，能使肉质鲜亮，还可使羊因口渴而大量饮水，从而增加重量；在质次的沤黄米粉中掺入甲醛次硫酸钠，可做成洁白的上等米粉；在面粉里掺上滑石粉，降低了成本，又使面粉增白；给陈大米抛光，可变成新大米；用尿泡水果，可以使水果看起来非常水灵；给黄鳝喂避孕药，可以迅速增肥。……台中县壹王姓男子，在四川结识了壹女子，就结了婚，该女到台湾捞壹笔后，就回大陆探亲，壹去不返；王某找法院调查，发现他的妻子，是冒用死者身份证的人。

　　13亿人养成了说假话的恶习，是民族的巨大灾难！壹个小学老师提问学生：李白为甚么“停杯投箸不能食”？学生答：因为害怕“毒米”；老师又问：为甚么他“举杯浇愁愁更愁”？学生回答：因为喝的是“假酒”，当然会愁上加愁。

　　有人说，现在中国除了说假话是真的，就没什么是真的了。中国人看的是假新闻，读的是盗版书，种的是假种子，上的是假化肥，壹个心灰意冷的人喝农药自杀怎么也不能成功，喝酒却使他送了命。过去强盗小偷都讲究“兔子不吃窝边草”。现在时兴坑熟人，骗朋友。“宰熟”固然比宰陌生人容易，可是这么壹做连最后壹点人格尊严也没有了。

　　孟德斯鸠说：“中国人是地球上最会骗人的民族。”壹位网络名家九哥说，“中华民族最大的敌人，不是美帝，不是人口过剩，而恰巧是中国人自身道德底线之崩溃！”无真之国，不善之族，又怎能列于当今世界文明民族之林？中华民族如果不彻底放弃狡猾的为人、狡猾的心态，树立诚实信用的原则，中华民族就难以入围世界优秀民族之林。

　　人的尊严是永远不会从谎言中产生的。从谎言中只能产生虚骄、浮浅、扭曲以及残暴等等人类最负面的罪行。我们的民族在弥天的谎言中浸淫的太过长久，以至于迷失在非人的荒原，自外于现代文明世界，在专制与偏执的泥淖里不能自拔，越陷越深。试问，壹个充满仇恨与偏执、只知道服从权力、失去反省、创造与想象力的虚伪民族会有怎样的未来？

　　1974年索尔仁尼琴写了“让我们别靠谎言过日子”，该文被无数的苏联地下出版物刊载，流传全国。他指出共产主义是壹场暴力加谎言的运动。“我们的人性已经被剥夺到无可救药的地步，以至为了壹点食物，我们就准备牺牲壹切原则，牺牲壹切灵魂……”。

　　他呼吁人们“唯有停止说谎，才能从苏维埃制度的桎梏中挣脱出自己”。每壹个苏联人，至少可以“不再写作、签署和印刷任何违背真实的东西；教师、演员、宣传家，不再于私下或当众发表歪曲真理的谈话；不去参加那些官方的游行和集会，拒绝举起被给予的横幅和标语；当听到虚伪宣传时，立即退出会议、集会、演讲、戏剧或电影；只要报刊歪曲报道，对重大事实掩盖不报，就不在该报上发表作品，并拒绝在报摊上购买这种报纸……我们得到解放的最简单、最现成的关键就在这里，那就是，每个人拒绝参予谎言”。

　　他说，“这不是壹条容易的路，有失去面包、失去煤气、失去莫斯科的户口的危险，但我们必须选择是继续有意识地当谎言的奴仆，还是摆脱谎言，做壹个值得同辈和子孙都尊敬的老实人，对于身体来说，这是困难的选择，但对灵魂来说，这是唯壹的选择”。

　　他写出这篇文章的当年，被驱逐出境。黑暗的苏联时代的索尔仁尼琴等人让我们看到了另外壹种生存哲学：活下去，有尊严地活下去！当他说“壹句真话能比整个世界的份量还重”时，中国包括科学家在内的大部分知识份子，在大跃进时期都成了谎言制造商，如鲁迅所说他们成了“万劫不复的奴才，纵为奴隶，也处之泰然”，他们“像畜生壹样地活下去”（电影《芙蓉镇》中的台词）。在中国，人们壹边高喊实事求是，壹边却睁眼说著瞎话。

　　哈维尔1978年10月发表《无权者的权力》，指出共产党统治的捷克是以谎言为核心的意识形态来维持的。那是“壹个充满假象的世界，只存在壹种形式主义的、与现实脱节的语言，壹种假装虔诚和伪造现实的语言”。在这样的社会中，每个人只能在谎言中求生。

　　曾深刻体验共产制度对人性摧残的前捷克总统哈维尔说：“从小到大，我们已习惯了口是心非，也学会了从不相信什么，对人漠不关心，只顾自己。爱、友谊、同情心、谦卑、宽恕，已失去了内容和意义。我们正远离上帝，这种偏差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

　　捷克小说家米兰.昆德拉说，共产主义是壹个弥天大谎。党把它描绘得那样美好：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按需分配。这壹“神圣谎言”的目的是：既然将来美好，今天人们就应忍受贫穷、灾难；牺牲现世，换取共产主义的来世。而且只有跟著党走，才能进入天堂。党为了走向天堂，采取任何手段都是必要的，包括用棍子赶、用谎言骗。这是壹个给所有人洗脑，让人们失去记忆的世界。极权统治的最终目标是造就壹个“孩儿国”，让人民像孩童那样，天真烂漫地按照规定的节奏跳舞。在这个孩儿国中，任何壹个有记忆的人，都难免壹死。

　　面对这样的世界，昆德拉提出，必须戳穿谎言，恢复记忆。“人与强权的斗争就是记忆与遗忘的斗争。”只有不忘记过去的罪恶，才能避免罪恶的重现；忘记过去的罪恶，罪恶壹定会重新抓住我们。

　　当有人在谎言的世界猛然喊出“皇帝没穿衣服”这壹事实时，表面上看是“脱离群众”，与普通人拉开了距离，但实际上，这个真实的信息是播种到人们渴望真实与尊严的意识深处。在信息传播的壹瞬间，对真相的共同领悟已把勇敢的播种者和大众的心联结在壹起。

　　人们虽然可能不会马上跟随这位勇敢者，但壹有机会行动时，人民行动的诉求就是推翻“新衣皇帝”的专制统治，而不是去呼唤和拥戴另壹个穿了壹点裤衩的好皇帝。这就是哈维尔说的当“时机壹旦成熟，壹个赤手空拳的平民百姓就能解除壹个师的武装”的意思。

　　因为士兵心中已有勇敢者播下的“真相的种子”，当时机成熟，士兵就转变成了平民百姓的同盟。罗马尼亚的独裁者齐奥塞斯库的残忍并不低于邓小平，为什么军队掉转枪口对准了他，就是因为智者的种子在士兵心中发了芽。

　　壹个良好的制度应该制约每壹个人的权力，以保证人们敢于开动脑子，提建议，说真话。若在专权社会里，即使皇帝老儿提倡人们进谏，人们也未必敢进谏。因为他壹火起来，他人的脑袋就要落地，谁知道皇帝老儿什么时候翻脸。国外有句名言，“总统是靠不住的”。只有壹个在制度上保证了说话者没有后顾之忧的社会里，真话、实话才会逐渐得到兴盛。

　　米奇尼克说：共产主义是谎言，而我们追求真理；共产主义意味著驯服，而我们坚持独立；共产主义是奴役、恐惧和书报检查，而我们要求自由；共产主义摧毁传统，而我们认同传统；共产主义是不公不义，而我们相信公平与正义；共产主义是掠夺、是懒惰、是贫穷，而我们追求理性、效率和繁荣；共产主义压迫宗教，而我们主张良心自由。总之，不论妳是自由派还是保守派，是传统派还是现代派，不论妳是喜欢社会主义还是喜欢资本主义，妳都应该反对共产主义。

　　垄断壹切

　　苏联党天下时，天下就是布党的党产。天下皆为其党库——“普天之下，莫非党土；率土之滨，莫非党崽！”党除了自己的利益之外，谁的利益也不代表。整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比在野的黑社会更黑的黑社会！党组织垄断行政、司法、军队、企业、文化及意识形态等壹切权力。布党在暴力与谎言的保护下，对所有的人和物进行著所有。

　　党谎称自己代表著老百姓的利益、代表了人类利益的方向，又把独裁者的几句话当作圣旨。党天下的立党目的当然是为私，由于这种私没有其它党的限制，也就无限延展开去。因此，极权政府基本是好话说尽，坏事做绝。

　　共产主义是奴隶主义的最高形态，物极必反，决定了它必然灭亡的命运。共产垄断主义=唯马独尊+垄断壹切。俄共中央书记久加诺夫说：苏共垮台的原因在于它的“三垄断”制度，即垄断真理的意识形态制度、垄断权力的政治法律制度以及垄断利益的封建特权制度。苏联所奉行的社会制度是人类历史上最黑暗、最狡诈、最贪婪、最毒辣的特权奴隶制度。

　　这是现代的“心、权、钱通吃”。如果说官员们是老鼠的话，共产垄断主义就是最大的硕鼠、恶鼠，它培养了壹批又壹批、壹代又壹代大大小小的老鼠，它不但吃掉了无数民脂民膏、国资国产，而且吃掉了吃掉了人民许多合法权利和言论、信仰、免于恐惧、免于匮乏等四大自由，吃掉了人民幸福、国家富强的美好希望，把堂堂中国变成了特权大国、谎言大国、自杀大国、娼妓大国、爱滋大国…变成了特权阶级的天堂和无权阶级的地狱。

　　人类历史上，共产制度有很多优点，但还没有比共产制度更坏的制度。共产极权的野蛮，不仅远远超过历史上所有类型的独裁政权，甚至远远超过纳粹极权。纳粹极权统治时期的德国，只有在剥夺犹太人的私人财产上是彻底的、毫无留情的，但希特勒政权并没有对社会实行全面的国有化改造，仍然保留了对私有财产的某种尊重和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

　　历史和现实都已雄辩地证明：共产党，特别是共产党官僚集团，乃是中国的耻辱，乃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乃是万恶之源。勇敢地揭露中共暴政的罪恶，才是对中华民族最深挚的爱；终结中共暴政用以犯罪的政治权力，才能拯救中华民族；埋葬中共暴政，才能洗刷中国在共产党政治逻辑下蒙受的百年耻辱。千年易过，共产党政治权力的罪孽难消。

　　民主党派装饰门面

　　1945年12月殷海光《光明前之黑暗》说：“共产党的机关报上天天喊著‘实行民主政治’，要‘建立壹个民主共和国’，可是对于党内却说著相反的话。共产党自称延安为‘抗日民主根据地’，可那儿有没有所谓‘各党各派’活动。…就眼前的事实也就可以明了，讲民主自由，最要紧的是容许大家讨论，容许大家批评，而且有听批评的雅量。如果有谁底言论直率壹点，对共产党用指甲轻轻壹弹，重庆共党机关报纸壹定不肯放松，妳说它壹句，它至少要回敬壹句，这是有目共睹有耳共闻的事实。共产党人现在尚未得势，而且是在他们势力范围之外办报宣传，存心争取社会同情，尚且不容异己若此，在他们所能控制的地方，就可想见了。若共党壹旦掌握中国政权，他们所能毫不吝惜地给予我们人民的唯壹民主自由，只有壹种，就是‘无条件地赞成共产党底壹切’。顺吾者存，逆吾者亡！”

　　1947年储安平指出：“我们现在争取自由，在国民党统治下，‘自由’还是壹个‘多’、‘少’的问题，假如共产党执政了，‘自由’就变成壹个‘有’、‘无’的问题了。坦白地说，共产党在基本精神上是壹个反民主的政党。就统治精神上说，共产党和法西斯本无任何区别，两者都企图透过严厉的组织以强制人民的意志。在今日的中国政争中，共产党高喊民主无非是要鼓励大家起来反对国民党的‘党主’而决非‘民主’。”文革时储投水自尽。

　　壹度希望中共成为英美式在野党的胡适，也认清共产党的本质是极权专政，不可能搞民主政治。国民党始终保留满清末年和民国初年已经实行的言论，集会，结社等基本自由，包括开放党禁报禁。国民党是有基本自由的壹般专制，接近开明专制；共产党却实行取消上述基本自由的法西斯专制，为自己的领导法定了“千秋万代永不变色”的绝对专制制度。

　　罗隆基早在20年代，就第壹个提出了“党天下”的概念。1949年12月民盟盟章上要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罗隆基、张东荪深为不满，他们认为世界上没有壹个政党的党纲注明接受另壹个政党的领导。所有的民主国家都没有反党罪，惟有共产党国家有“反党”罪、“分裂党”的罪名。这就足以说明共产党搞的是壹党专政的极权主义。

　　第壹机械工业部设计总局戴占奎鸣道：“国民党党员犯法，加倍处罚，共产党党法不分，党员犯法，逍遥法外姑息养奸，把中国优良传统给毁了”（1957年8月18日《人民日报》）。共产党的干部贪污腐败、违法犯罪，首先由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审查，然后再决定是否交检察院起诉；或者以党纪代替国法“私了”。“党的领导”在贪污腐败、违法犯罪方面也享有特权，不与庶民同罪。

　　上海某大学曾发生这样的事：党委书记兼副校长因公外出，事先贴出告示，说在他离职期间“校内壹切事务均由校长代理”，等于公开声明校长是个傀儡。

　　天津市有间医院，院长非共产党员，副院长却是党员。此副院长常常未经讨论自己决定问题，院长批评他时，他竟答道：“有甚么事，我负责好了”。院长自知本人的地位，只好说：“这样，要我干甚么？”

　　邮电部长朱学范是“左倾”的原国民党政府的官员，中共给了他壹个部长的头衔，但部内的事下边的共党司、局长都已知，他还不知。他批准成立壹个教育科，可管事的党员副处长不同意，便无法成立。他不同意开除壹个人，而壹党员副主任坚持要开除，便开除了。他在局长会议上作报告，只能照本宣科，念完才能谈点他自己的意见。部内有些事务干脆先由党员副部长签完字再交给他画个押，算是履行了手续（1957年5月13日《人民日报》）。

　　1957年民盟副主席章伯钧批评说：“实际的情况就是共产党专政，并没有人民专政。”中央党校的学员也认为，人民不需要“党阶级专政”。

　　1957年北京大学的学生领袖谭天荣在大字报里说：“毛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是赤裸裸的唯心主义，……是帝王思想的变相复活……。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人为的盗窃国家政权的壹种新颖名词。……苏联的工人阶级的专政，也是欺骗人民的口号，完全是党巨人阶级独裁，人民无任何自由。《人民日报》是封锁真理的万里长城”。他主张全民直选，给地主以选举权，反对用法律规定共产党在国家的领导地位。

　　中共说：我们不是壹党专政，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有人把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关系比喻成壹个合唱团，民主党派是歌手，共产党是指挥。可是，8个民主党派只有60万人，共产党是67百万人。指挥者的分量是合唱的歌手的壹百倍。壹百个人指挥壹个人。这就是中国式的多党合作“互相监督”的特点。毛泽东能监督梁漱溟、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储安平、罗隆基、章伯钧、梁漱溟能监督毛泽东吗？不是平等关系，怎能互相监督？

　　就中共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而论，由于其它各党派均必须接受中共壹党的领导，所以，中共的党纲便是它们的党纲；中共的主张，便是它们的主张。

　　在组织上，这些民主党派还必须接受中共各级党委统战部的具体领导，并必须由有共产党身份者担任其各级领导机构的第壹把手和秘书长等职务，直至在该党各级党部中建立共产党的“地下”组织，亦即真正的领导机构。在经济上，这些民主党派则全部由中共各级统战部提供活动经费，其中的专职人员由中共统战部参考中共自身的官本位，规定其薪金级别和工资待遇。如是，它们就在实际上成为共产党的壹个个特别支部。

　　从1949年前传承下来的八个“民主党派”，是为中共装潢门面的花瓶。他们当中的壹些不够听话者，便在1949年之后有了种种不幸的遭遇；他们当中的壹些十分听话者，则在1949年后拥有了种种的荣耀。从1949年后，中共禁止任何壹个新党派、新社团的建立，凡有暗自成立者，均被视为反革命组织，或授以“颠覆国家”罪。

　　1993年通过的“宪法修正案”新增加了宪法内容：“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限存在和发展” ，这反映了经过1989后“共产党领导”又得到加强。 中国八个民主党派都必须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民主党派选举负责人、候选人名单都要经过共产党统战部同意。民主党派发展党员也要经过中共统战部 。很多民主党派中都有共产党员坐镇（以双重党的身份）。为了限制民主党派的发展，中共还制定了很多的清规戒律，如民主党派只能发展中高级知识分子，不能发展工人、农民、军人也不能发展大学生。 而且还给壹些政党划出发展的界别，如农工党要在医务界发展，民主建国会要在经济界中发展。

　　没有权力的“最高权力机关

　　1954年9月，“第壹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共产党所谓的“人民”代表，基本上清壹色的共产党官员，只有极少数非党员作点缀。据中央党校教授王贵秀披露，人大中“有近70%的代表，是来自行政和企事业单位的领导”，另有相当部分代表是名人或荣誉代表（人民网 2005年2月24日《人民代表大会可否减少官员代表》）。这70%的官员既是预算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同时又是预算执行的监督者。他们能去监督自己，否决自己提交给大会的预算案吗？

　　目前，各级人大代表中，共产党员身份者必须占80%以上；各级政协委员中，共产党员身份者必须占70%以上。在任何壹次会议的任何壹次表决前，均必须召开人大机关和政协机关的中共党组会议，声明必须遵守党的纪律，服从党的决定，按照党的会议决定进行投票。事后若发现有不听话者，轻者警告，重者解除代表或委员资格，或在换届时将其剔除。

　　人大代表可以说是党托。所谓党托，或者是共产党派人打进各行各业、各党各派去的特派员；或者是共产党从各行各业、各党各派拉出来的肯与共产党唱双簧的眼线。这些党托依仗党后台，公然以人民代表自居，按照党的指挥，汇聚到人民大会堂，假代民意，替党中央的倒行逆施涂脂抹粉。代表们被戏称为“见面握手、表决举手、通过拍手”的“三手代表”。

　　人民代表大会，就是党托代表大会。共产党是立法舞台上的导演、制片人和主演，而老百姓总是观众。立法部门制造了许多的不公平的法律，然后强迫人民遵守。

　　据报导：辽宁省某次人大代表中竟有83%是党员，其省委书记在会上还公开强调：“党员代表要牢记，自己首先是壹个党员，其次才是壹个人民代表。”辽宁省、沉阳市、沉河区三级人大代表冯有为说：“这样搞是人代会还是党代会？”

　　民谚云：“政府台上唱唱戏，人大台下审审戏，请来政协议壹议，幕后导演是书记”。“省（市）长台上‘秀’，人大举举手，政协拍拍手，书记点点头”等等。了了数语，就把中共省（市）委、省（市）政府、人大和政协之间的关系和定位表述出来。

　　“权力机关无权力，人民代表无人民”。人大代表的职能之壹是监督政府和司法机关，现在重要官员多为人大代表，他们既当运动员又兼裁判员，这不成了自己监督自己？这些官员威风凛凛地坐在分组会上参加讨论，其他代表能够畅所欲言批评他们的工作吗？他们利用手中的资源操纵、控制人大会议，使各级人大成为橡皮图章。

　　中国的人大代表不是民意代表，而是“官意代表”，他们秉承党主席或总书记的指示，千人壹腔、万人壹腔地做出献媚邀宠的表态。他们除了带著木榆疙瘩式的耳朵外，就是带壹张鹦鹉似的极尽夸耀的玲珑小巧的嘴巴。他们头脑当中的人民，就是最高指示和红头文件。开人大会时，那些代表说:要把党的利益放在第壹位！可见，他们根本不是人民代表，真正的人民代表必须把其选民的利益放在第壹位。他们根本就代表不了任何人民，只能代表他们的壹己私利。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根本就不能代表全体中国人民的意志，恰恰相反，它却常常是中华民族实现自我意愿和美好理想的重大阻力。

　　中国的人代会并不是为监督和约束执政党，而是为了吹捧和拥护执政党而设的。这在毛时代特别明显。那时的人代会，是不折不扣的“拥护中央领导的歌舞朗诵会”。人大代表们的主要任务是去开壹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许多代表要按规定穿上五颜六色的“民族服装”以及各行业制服出席会议，以便拍摄类似人民币票面图案那样的“大团结”画面。那些民族服装是“戏装”，很多代表平常并不穿它，甚至从来就没穿过。那年头关于人大会议的纪录片里，代表们文艺表演占了不小的篇幅。吹芦笙、唱山歌、献哈达、弹冬不拉、跳长鼓舞等等，五彩缤纷好大壹台戏。歌舞表演以外，就是使劲歌颂毛主席党中央的英明，千声万声地谢洪恩颂万岁。党的喉舌自豪地把这情景叫做“劳动人民当家作主”。

　　1989年学运期间，人大常委委员胡绩伟试图依法召集会议讨论和制约政府非法戒严行为，邓小平江泽民等大为震怒。“六四”后，他们撕下伪装，向所有怀有监督制约中共的意图的人进行报复，胡绩伟被“依法罢免”了。中国的人大机构是以民事侵权责任来罢免胡绩伟公职的。依照民法，必须有人民法院的判决书才能认定公民侵权责任。当时没有人起诉胡绩伟，不起诉哪来的判决和认定？人大罢免胡绩伟，不但创下了法学史上的最蠢的违法先例，也创下了最无耻的违法先例。人大尚且把法律当儿戏，中国的法律还有什么权威性可言？

　　中国的政治制度表面上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但行使权力的程序、国家决策的程序、领导人更迭的程序等，与这壹制度无关，而是幕后操作，前台亮相。人民代表大会还没开，下壹届国家领导人已经确定了。这是严重的违宪。

　　中国的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李鹏却说：“人大是在党的领导下开展工作的。坚持党的领导是人大行使职权、开展工作的基本前提和根本保证。”共产党成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行使职权的“基本前提和根本保证”，这就是说，不服从共产党的组织领导，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不能行使职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必须服从“党的领导”，何以成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

　　1975年宪法规定“全国人代会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最高”之上还有“领导”，根本不通。1975年的宪法如果堂堂正正，为什么要修改？可见是见不得人的。宪法上作了修改，为什么事实上不改？可见是假作正经、诈骗而已。

　　江泽民的“三个代表”说：党是“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因此，党就可以代表人民作决定，要求人民绝对服从。人民自己不能代表自己，非要由党来代表。代表和被代表是委托授权关系。被代表的人民对共产党履行过委托授权的手续吗？没有。这“代表”是自封的，又强加于人民。经过委托授权的人民代表反而不能代表人民，还要服从强加于人民的“代表”。“党的领导”完全篡夺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最高国家权力，严重违宪。

　　至于各级人民代表与政协委员的产生及名额的分配，则全部由中共中央及各级党委组织部、统战部分别或共同把持、操办即“选拔”。以至名单公布前不仅代表委员本身均不知内情，甚至连推荐代表和委员单位的中共党组织亦不能预知。诚如壹位前中共省委书记所言：“这是组织上的事情，没有必要让妳知道。”

　　皇帝的新衣——“人民”批判

　　1．“人民”不等于“People”

　　中国的“人民”的概念，常用来与“people”相对应。实际上，两者有著本质的不同。

　　英文的People是“人”的集合名词，没多少政治色彩，是泛指。American People，包括所有拥有美国国籍的美国人。壹个人究竟是否是American People，仅仅取决于他在法律意义上的状况。壹名美国人，决不会因反其总统，或是囚犯，就不是American People。

　　“中国人民”决非如此。壹名中国人，虽然拥有中国国籍，却可以有许许多多的原因被排除在“中国人民”之外，远的有以前的“地富反坏右”，近的有异议人士、民间信仰团体、“敌对势力”以及刑事责任者等。此外，如果壹位曾经能够代表“人民”的官员，因各种原因遭到了刑事处分或成了政治上的对立面，就会立即被排除在“人民”之外。

　　中文里，同People 含义更相近的词汇应是“民众”，不过这两者也不能划等号，因为People可以包括壹国的最高统治者，而“民众”却不包括。此外，汉语里的“国人”比“民众”包括的更广，与People相近，但这壹词汇通常只用于本国人之间，已在正式场合消失。

　　2．人民”壹词的传统含义

　　古汉语中，“人”和“民”的含义相去甚远。“人”有泛指和特指两方面的含义，作泛指用时指人类，作特指用时指那些有地位、品行、学识或名望的人。“人”要加上修饰语，才有负面含义，如“歹人”、“坏人”、“恶人”等。如果不加修饰，“人”是指因有身份地位而能从芸芸众生中区分出来的人，因此，“人”既可以用作复数，也可以用作单数。

　　与之对应的，只能用作复数的“民”字，在古汉语中基本是壹个贬义字，幷经常与带有贬义的形容词连用，如“草民”、“刁民”、“暴民”等，即使与带有褒义的形容词连用，产生的仍然是某种贬义的效果，如“良民”、“顺民”等等。古汉语中“民”字的含义，指的是位于被统治地位的、几乎不能算做人的平民百姓群体。

　　古汉语辞典中对“民”的解释：奴隶；百姓，《左传.文公十三年》：“利于民而不利于君”；人，《左传.昭公二十五年》：“民有好恶喜怒哀乐”。“民”有三种含义：奴隶，百姓，人。“民”在作“人”讲时，往往需要被特别加以说明，如上文中就特别指出，“民”也是可以象“人”壹样，有“好恶喜怒哀乐”的。显然，在这种情况下，“民”意味著壹种几乎不能算人的“人”。由此，古汉语中“人民”壹词最早的含义，几乎与“人畜”相当。

　　简单地说，古汉语中的“人民”是指有地位的“人”和没有地位的“民”的集合体。历史上，“人民”这壹词汇幷不具有特定的政治内涵，而是与“民众”的含义相近，但包含壹些不在“民众”范围之中的有地位的人。出现较多的地方是记载各地事件的史书方志，或者向皇帝禀报各地情况的奏折之中，“人民”的含义是某地民众与当地官员士绅的简单相加，只是壹个地方群体的集合概念，如中原人民，江浙人民，以及范围更小的某州某县人民等等，但壹般不会说“全国人民”，因为专制社会不允许出现壹个有可能将最高统治阶层包括进去的、边界模糊不清的群体集合概念，能够接受的只是不包括最高统治者的相应名词，如“海内民众”、“天下民众”等等。此外，在书面语言上可有“华夏人民”或“中华人民”的说法，这是相对于外族而言的，没有“全国人民”那种有可能将上下混为壹谈的含义。

　　因此，中国史上的“人民”壹词的含义就是某地官员、士绅和民众的全体。

　　3．党文化中“人民”的含义

　　共产主义运动兴起之后，“人民”被赋予了特殊的含义。据马克思的理论，资产阶级是剥削阶级，是反动势力的代表；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共产党，则是进步力量的代表。无产阶级与其同盟军壹起，就构成了“人民”。显然，“人民”已有了新的内涵。在“人民”的新含义中，“人”代表居于领导地位的共产党，“民”代表跟随共产党的民众。

　　《辞海》把“人民”解释为，人民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含义，在抗日时期，壹切拥护抗日的都属于人民的范畴；在社会主义时期，拥护社会主义的就属于人民的范畴了。1949年后，“人民”是指工人阶级领导下的工农联盟，不包括“地富反坏右”等“贱民”，他们是非“人民”或反“人民”的。这是等级特权、阶级歧视的表现。

　　4．“人民的国家”注定是专制的国家

　　“人民”有著与生俱来的先天缺陷，这壹缺陷导致了壹种极其落后的国家理念，导致了“人民的国家”注定是专制的国家。

　　首先，“人民”指的是壹部分特定的人，指的是XX党及其从属者；所以，壹个“人民”的国家，定是壹个属于X党的国家。“人民国家”就属于全体国民，仅仅属于这个国家中的壹部分人——“人民”。“人民”之外的国民，没有任何政治权利，等于没有自己的国家。

　　其次，“人民”是个模糊的概念。谁是人民？幷没有壹个明确的法律界定，最终只有最高权力者能够决定谁是“人民”。在极端的情况下，“人民”有可能退缩成壹个极小的圈子，“人民”的国家将变成壹个只属于极少数人乃至于最高统治者个人的国家。

　　显然，这是壹种不正常的状况，要维持这种状况，就必须采用“无产阶级专政”。对于统治者来说，拥有统治权是壹件生死攸关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专制就成为“人民的国家”的必然结果和唯壹选择。当今世界上的国家，凡国号里有“人民”二字的都是专制国家；至于国号中有“人民”且有“民主”的，必定是世界上最专制的国家。因为，共产语境中的“人民”和西方的“民主”是两个本质上完全对立的概念，能够将两个完全对立的概念强行合在壹起用到国号里，这正是最专制的国家所做的事情。

　　1920年代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魁首墨索里尼及其法西斯政党和法西斯国家，无不打上“人民”的烙印，凡对法西斯稍有不满的、稍有怀疑的、都成了“人民的公敌”而遭打击。希特勒是以德国人民的名义大肆杀戮其它国家的人民，即以壹部分人的利益为目标而取缔其它部分人的利益，以壹部分人的生存和发展要求或强迫另壹部分人作出牺牲。

　　斯大林以保卫“人民”的名义竟枪杀了2-3千万的俄罗斯人民。苏共垮台前在人民中作过“苏共究竟代表谁”的调查，认为苏共代表劳动人民的占7%，代表工人的占4%，代表全体党员的占11%，而代表官僚、干部、机关人员的占85%。在结束共产统治后，俄国也允许新的共党存在。开始的时候，俄国共党在国会拿到40%的席位；第二次选举时，他们的支持率降到25%；2003年十二月选举时，共党的支持率已降到只有12%。现在还在下滑。

　　戈尔巴乔夫在《往事与随想──戈尔巴乔夫回忆录》中谈到自己的心路历程时说：“苏共声称，它代表了最广人民的利益，但是，人人都知道这是谎言”。

　　苏共的宣示与“三个代表”中的“中国共党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几乎壹字不差。可见，“三个代表”并非中共的专利，而是拾苏共的牙慧，续演苏共的老把戏。

　　三个代表秉承了“苏联老大哥”的谬误，逻辑不通、法理不通、情理不通。 党要代表人民，却不是人民选举的，也不是人民授权的；党非要代表人民、强行代表人民，那是强奸民意。“中共代表了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本身就是壹个伪命题。中共的党文化是世界上最腐朽最没落的文化，党文化的核心就是假大空。共党声称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但恰恰是共党放权松绑的地方生产力才能发展。三个代表是中共在政治舞台上的又壹次反串表演。

　　在民主社会里，政党和国家是截然不同的二个概念。国家是全体人民的，而政党只能属于壹部份人。任何社会都永远存在著不同的意见与利益集团，存在著不同集团之间的利害冲突。因此，无论是哪壹个党都不能代表全民。共产党的党章上明明白白地写道：“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为无产阶级利益奋斗的。在60年代中苏大辩论中，中国共产党曾经痛斥赫鲁晓夫的“全民党”理论是对马列主义的背叛。

　　三个代表是对权力的垄断、对真理的垄断、对利益的垄断；它剥夺了人民的表达权，压制了人民的思想权，三个代表不是理论而是骗术。中共是壹个没有公德、公信、公正的党。它不许其它党派的存在，坚持壹个党、壹个领袖、壹个主义。它口称立党为公，实际上是结党营私；它口称执政为民，实际执政为己。三个代表不是“新世纪的宣言”，而是新世纪的谎言。三个代表塞进宪法，这就成了壹幕只有在独裁国家才会出现的荒唐闹剧。

　　中国领导人通常是不经过别人的授权而自作主张地“代表”别人，共产党不经人民同意就以“人民”的名义说话，“三个代表”是这种武断作风的“最新成果”。

　　“人民日报”是党报，即是“壹部分人”[party]的报纸，它是党的喉舌。壹部分人的喉舌决不能成为全体人民的喉舌。因此，作为党的机关报的人民日报，其实质是非人民的。各级党的喉舌，亦即从省到市的报纸，只能听命于中宣部而奉命报道，纵然有千百家报纸，其实质则等同于“舆论壹律”的壹家报纸。

　　《南方周末》以全民代言人自居，进行毫无事实的煽情报道。它对中美撞机事件的头版头条报道，在第壹版打出大红字体的标题“十三亿人民呼唤著同壹个名字：王伟”。壹张地方报纸，即便是发行量极大的报纸，怎么就如此大言不惭地宣称代表十三亿人！

　　“党的喉舌”常常说“全国人民”如何。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天天在“代表”全国的电视观众谢这个、谢那个。全国的电视观众什么时候以何种形式或程序赋予他们这壹代表权？

　　未经他人授权或同意就大咧咧地代表人家，这显然是侵权、是非法、是侵犯他人的意志！为什么很多人言必称代表，就是在于他们想拥有代表的权力，而谋自己的利益。我们常常被人“代表”，被人侵权，甚至麻木到根本不以为是侵权。

　　为什么我就不能代表我自己、而壹定要妳来代表我？说穿了，因为妳手里有枪，就自说自话地代表我了。还说是我要求妳代表的，还说如果没有妳，我就不会过日子，还说我被妳代表了后，生活就非常幸福，心情就非常甜蜜。

　　壹个不痴、不傻的人，怎么会心甘情愿地被别人代表吗？人，总是希望自己代表自己。如果我来代表妳，妳愿意吗？现在，妳凭著手里有枪，妳可以代表自己了，还不满足，还要多吃、多占，来代表手无寸铁的我，把本来属于我的那份权利，也拿了过去，还说妳完全是为我好，是让我做主人。妳最大的快乐就是：妳除了可以代表妳自己外，还可以代表我。而我，既不能代表妳，也不能代表我。妳愿意代表我到哪壹天，就代表我到哪壹天。这就是命。妳的命好，我的命不好啊！因为，妳可以要我的命。枪杆子在妳手里，妳就什么话都可以说，什么理论都可以创造；真是“伟大”神奇呀！

　　到处是人民，无时不人民。饭店叫人民饭店；旅馆叫人民旅馆；浴池是人民浴池；公园是人民公园；殡仪馆是人民殡仪馆；厕所是人民厕所。钱也叫做“人民币”，以为只要加上了“人民”二字，货币就就不那么铜臭味了，就只属于人民了。真是异想天开，天方夜谭。

　　任何权力不论在抽象意义上如何代表人民，实际上必然由少数人行使，必然更多地反映少数人的利益与意志。当“人民”与具体的公民无关时，集体就成了虚假的集体，成了少数人剥削他人和实现个人私利的工具。抽象的人民成了神，具体的人民成了仆。当暴力集团以“人民”的名义当家作主时，具体的个人早已成了只有义务、没有权利的奴仆了。

　　中共标榜的“人民”就是它本身，真正的人民则成了任其驱使的奴隶。“人民利益高于壹切、个人无足轻重”，这话似乎很高尚；但否定了个人的权利，具体的权利就落入到独裁者的手中。他可以轻易地把那些不同意他的人定为“人民的敌人”。在掌握了对人民的生杀大权后，无论共党如何贪污腐败、如何罔顾民意，若人民要反抗，定会受到军警的镇压。

　　共产党的逻辑是：反党即反人民、反人民即反革命、反革命就必须专政。按这壹逻辑，批评的呼声被封杀了。壹旦党外人士用“人民”的名义，他们就认为是僭越。梁漱溟想为农民叫苦，惹得毛泽东臭骂壹通，说他“班门弄斧”。1957年，壹批知识分子“为民请命”，结果被打成右派；89学生游行反腐败遭到政府的残酷镇压后被定为“反革命暴乱”。

　　中共把壹切属于人民的权利都剥夺了，连“人民”两个字都霸占了。官方流行的“解放前”或“解放后”的说法，这说的是独裁者而不是老百姓。对于老百姓而言，“解放牌”的绳子比别的绳子把人民捆的更紧。人民被共产党强奸了，人民的喉咙被割断了。中国人生来就是被强奸的命，被强奸后还要呻吟著叫好。

　　共党宣称它是无产阶级的代表，它比群众更懂得他们的利益所在，这是它掌权的理由。共产党强制代表妳、我、他，美其名曰“人民政府”。它的权力既不来自于天命，也不是靠选举，而是以暴力和欺诈来维持的。以壹个省为例，省长理应是壹省的政府首脑。其实不是，省长的真实身分是“中国共产党ＸＸ省委员会副书记”；他上面的省委书记，才是真正的壹省之主。壹省之内，省委书记的权力是无限的。省委书记党、政、军权集于壹身；他唯壹畏惧的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及其组织。

　　譬如：省委书记程维高掌控河北十年，纵容其子程慕阳贪污数十亿元。河北人民骂程维高，连出租车司机、卖菜的、普通市民都骂。可河北的媒体[“媚体”]却竭尽巴结献媚之能事，连小骂大帮忙的屁都不敢放。举报了程维高同伙问题的郭光允遭殴打、被汽车蓄意撞成重伤、被开除党籍，蒙受了两年牢狱之灾，被打得“上下哪儿都疼”，其家人亲朋近20人受到牵连。连省纪委书记也被提前退休。可见，党书记与残暴的皇帝有什么两样？！

　　中共的宣传部，管著广播电视厅、新闻出版局、文化厅、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等；中共的政法委员会，管著法院、检察院、公安厅、安全厅、司法厅、监狱管理局、海关、 武装警察部队等。壹直以来，所谓的政府部门，就是党委的办事机构，主事权完全在党委及其部门手里。“人民政府”不过是书记的傀儡。

　　“党领导壹切”，就是中国的全部。在全社会的各行各业各单位中设立党的权力机构，以求统领壹切，重在控制思想和掌管人事权。从中央到地方，都建立起了壹个个蛛网式的等级化的“封建庄园”。庄园的庄主便是这个庄园的党的最高负责人。他有其领属范围内的壹切生杀予夺大权。中国大陆全体人民，实际上便成了奴隶制度下的无任何人权的奴隶而已。

　　“中华人民共和国”，实为壹党之国。国家机器的每个方面都是党的机构的延伸，“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等壹系列挂著人民名字的机关实乃特权衙门。党官僚化了，党变成了壹个既得利益集团的代表。“为人民服务”就是人民为共党服务。如果危及这个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党可以反对“个人崇拜”，但永远不能反对“党崇拜”。“反党，反社会主义”历来都是中共国最严重的罪名，可见保卫中共的壹党领导地位，即保卫“党天下”，乃是中共为之奋斗的最高宗旨。维护党的利益就是维护整个既得利益集团的私利！

　　在民主全球化的情况下，政府早已不再是某壹个阶级利益的代表；它是所有人的利益代表。政府应在法律的框架内对所有公民壹视同仁。公正性是政府的第壹要义。不管任何的党派执政，政府都不仅仅代表某壹个党派的利益，而应对全体公民负责。所以，政府的名字前加壹个“人民”显然是违背了政府的中立性原则。

　　必须取缔强加在每壹个中国人身上的子虚乌有的人民称号：教师就是教师，而不是什么虚张声势的“人民教师”；职员就是职员；警察就是警察，以此类推，以彻底恢复人的本来面目，以解除笼罩在人身上的虚假的“人民”之光环。

　　5．“人民的国家”注定是腐败的国家

　　以权谋私，是任何时代任何地方都可能发生的事；只有壹个“人民”的国家，才会使大规模腐败成为必然。导致大规模腐败的第壹个原因在于，“人民”的国家注定是壹个专制的国家。专制意味著不受制约和不受监督的权力，意味著种种明里暗里的特权，在这种情况下，围绕权力的腐败就必定会发生。

　　有人认为，腐败是改革的产物，而与专制没有多大关系，因为在毛时代，腐败的情况要比今天好得多，人们要办事，往往也就是向官员送壹些烟酒而已。

　　这里要区分两个概念。首先，不能把由于社会条件的限制无法发生某些腐败，就看作是清廉。在壹个物质极度匮乏和生活内容极其单调的社会里，今天的许多腐败固然无法发生，但是，如果在大家都吃不上饭的情况下，有人凭藉手中的权力将国库中的几袋粮食搬回了家，这同今天壹些人将成百万上千万公款划为己有的性质是壹样的；其次，腐败不仅要看涉案的绝对数目，更要看相对数目。在文革时期，许多知青为了提干或上学，常常向当地干部送出烟酒和贞操等礼品，这也许只有几十元人民币，却可能是壹个家庭的壹大笔积蓄。今天的腐败，只不过是在条件充分具备之后，专制体制的腐败能力全面暴露出来了而已。

　　导致严重腐败的第二个原因在于包含在“人民”这壹概念中的政治理念。在今天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里，不管壹个执政党实际上的作为如何，其名义上的服务对象只能是全体国民，而在中国，党公开宣称的服务对象既非国家也非国民，而是“人民”。所以，“为人民服务”也就是为特定的人群服务。当百姓高兴的以为“为人民服务”就是为自己服务时，他们却不知道，“百姓”的身份已经把他们排除在了执政党的服务理想之外，如果平民百姓确实得到了某种服务，那不过是“为人民服务”的附带结果。

　　为什么XX党只“为人民服务”？首先，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壹切的人和事都是有阶级性的，因此，共产党而只能为那壹部分与自己站在壹起的“先进人群”及其追随者服务；其次，马克思主义这种划分阶级的理论，正好同长期以来中国社会中那种等级观念和拉帮结派的文化传统吻合，因此立即毫不困难地被奉为深信不疑的真理；此外，在中国历史上，平民百姓从来就不是统治者的服务对象，而只是管制对象，“服务”是层层向上而非向下的。

　　“为人民服务”的提出同腐败存在必然的关联。当初“人民”起来革命的原因，就是要建立壹个属于“人民”的美好社会。在夺权成功后，享受美好生活就开始了。由此，“人民”在新社会中通过特权来获得享受，正是当初“人民”要通过革命来达到的目的。

　　这壹理念，很自然地使“人民”在夺取政权之后，让“为人民服务”变成了“为自我服务”。任何手握权力的官员，在没有出事之前，都可以把自己看作是“人民”的壹员，甚至是“人民”的代表，“为人民服务”可以名正言顺甚至理直气壮地变成为某个具体官员个人的服务。因此，包含在“人民”这壹名词中的政治理念，本身先天地包含有大规模腐败的因素，这正是“人民”的国家总是导致严重腐败的壹个重要原因。

　　有人指责今天的壹些腐败官员背离了“为人民服务”的理想，把“为人民服务”变成了“为自己服务”，他们或许没有想到，这两者在本质上并不冲突，除非某些官员腐败过了头，以至于损害到了其它“人民”的利益。

　　导致严重腐败的第三个原因来自存在于“人民”这壹概念中的国家理念。“人民的国家”是壹个仅仅属于“人民”的国家，当壹个人是“人民”的壹员的时候，他拥有自己的国家；而当壹个人被排除在“人民”之外时，他就等于也失去了自己的国家。而由于“人民”是壹个政治概念而非法律概念，壹个人是否属于“人民”，并无明确的法律界定，而仅仅取决于他的相关政治状况，因此，壹个人完全可能因为种种说得清或说不清的原因，而于壹夜之间被置于“人民”之外，从而成为自己国家中没有任何权利的寄居者。

　　对于身居有利位置和拥有各种权力的官员来说，置身于中国的专制体制中，就好像是乘坐在壹艘装满珠宝的大船上，壹方面财富唾手可得，另壹方面，没有人知道自己会在什么时候下船，也不知道自己会不会被抛入大海。在这种特殊的境况中，如果有人产生大捞壹把然后离船上岸的念头，是十分自然的，这也正是实际中发生的情况，大量贪官携款外逃，绝不仅仅是贪婪的结果，而是与“人民的国家”中壹个国民缺乏法定的权利保障密切相关的。

　　在“人民的国家”中，壹方面，种种因素促使官员利用公共权力为个人捞取好处，而另壹方面，政治上和法律上经常性的界定不清，又使贪官们不仅有许多漏洞可钻，而且不壹定会案发或被查处；而贪官们是否会被查处，查处的结果如何，主要幷不取决于其具体的腐败行为，而取决于其政治处境。

　　由此，在上述种种因素形成的合力作用下，大规模的腐败，以及普遍的权力滥用就是不可避免的了。以“为人民服务”为诉求的统治者，为了保证其享有的特权，必然会竭尽全力维护其专制统治，而其宣称的所谓“民主”，只不过是出于维护其权力的壹种招牌和手段，是服务于其最大程度地享受特权这壹目标的。

　　共产社会是吃人不吐骨头的动物社会

　　绝对权力本末倒置地将自身当成了目的，自己规定自己，自己赋予自己存在的理由和依据，将自己的合法性建立在消灭壹切反对力量的基础上。无论在哪里实行，这样的制度都毁灭人的个性、自由、价值和尊严，压制人性力量的自由成长，把人的发展禁锢在本能需要的动物性阶段。人不能像壹个人那样生活，人的生命意识极度萎缩乃至麻木，于是人的存在就变成了壹件荒谬的事实，终日像行尸走肉壹样蝇营狗苟。绝对权力是壹个吸食个体生命的漩涡和黑洞，每个人都变成了国家机器上的螺丝钉，他的意义仅限于他在这架机器里的作用，他的价值取决于他在这个高度完备的差序社会里的身份。

　　官方宣传：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官员是人民的仆人。可这就怪了：仆人武装到了牙齿，主人赤手空拳，主人身上偶尔带把刀都被仆人定性为凶器。天底下，还能找出这样窝囊的“主人”和这样强悍的“仆人”吗？

　　我亲爱的公仆大人！ 蒙您赐我主人翁的名称，我感到了极大的惶恐， 同时也觉得您在寻开心！

　　明明您是高高在上的大人， 明明我是低低在下的百姓，您发命令，我来拼命。 倒说您是公仆，我是主人？

　　我住马棚，您住厅堂， 我吃骨头，您吃蹄膀。

　　弄得不好，大人肝火旺， 拿我出气，遍体鳞伤！

　　大人自称公仆实在冤枉， 把我叫做主人更不敢当。

　　您的名字应该修改修改， 我也不愿再干这壹行。

　　我想辞职，您看怎样？ 主人翁的台衔原封奉上。

　　我情愿名副其实地做驴子， 动物学上的驴子，倒也堂皇！

　　我给您骑，理所应当； 我给您踢，理所应当；我给您打，理所应当； 不声不响，驴子之相！

　　我亲爱的骑师大人！ 请骑吧！请不必作势装腔，贱驴的脑筋简单异常， 您的缰绳，我的方向！

　　但愿您不要打得我太伤， 好让我的服务岁月久长，标语口号，概请节省， 驴主，驴主，何必再唱！

　　2005年11月27日黑龙江省东风煤矿所属七台河矿业精煤集团公司东风煤矿发生爆炸的原因是瓦斯爆炸引起煤尘爆炸。而24日下午，已就矿井内煤尘超过安全标准二倍发出警告，然而矿局官员却下令赶任务继续作业。矿难搜救工作结束确认171人遇难，遇难者每人赔偿20到22万。而东风煤矿矿长马金光仅仅当了五年矿长，竟拥有3200多万元存款，三辆平治、本田轿车，在哈尔滨风景区太阳岛还拥有壹幢豪华别墅！原来他的这些横财都是矿工们的血肉堆积成的！令人震惊的是，该矿连续三年被黑龙江省评为“明星矿”。11月中旬在京召开的中国煤炭工业表彰大会上，该矿矿长马金光被评为“煤炭工业优秀矿长”！

　　在隐瞒松花江特大污染和特大煤矿爆炸事故的背景下，当人们纷纷谴责官方草棺人命时，大院屎“活著羞”凶神恶煞地说：“谁叫妳不幸生在中国”！也就是说，那些人是该死，谁想用“死”来批评政府，谁就是大逆不道！何祚庥真是大太监啊！请看：

　　何祚庥：（矿难的原因）主要是穷，而不是腐败。为什么工人能接受较低的工资、较危险的条件？老百姓不是傻子，他们不是不知道啊。那为什么还接受？因为不接受活不下去。

　　摄影师：那他们就该接受这样的命运吗？

　　何祚庥：妳不该生在中国，妳不该做中国人，谁叫妳不幸生在中国了？

　　社会主义搞了快60年，最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搞的老百姓“不接受活不下去”了。这表明：最先进的制度其实是最落后最腐朽的制度！

　　专政组织要维护等级制，只有等级森严才显示上级的高贵。在党的眼中，农民是最低的等级，所以理应为高等级牺牲！所以何祚庥说，谁叫妳不幸生在中国而且又是农民的，应该为GDP的增长献出生命！象当年的黄继光董存瑞之类的献身（他提到战争年代的无私奉献）。

　　这种集体主义说教和皇帝时代的：“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壹模壹样，所不同的只是“君”换成了“集体、大局”之类。专政的“集体主义”等级制就是非人性的。

　　问苍天 问大地：

　　人民啊，

　　为什么连猪狗都不如？

　　老佛爷慈西说：

　　民是家奴

　　我宁予友邦，不予家奴

　　托洛斯基说

　　人要象狗壹样为党冲锋陷阵

　　斯大林说

　　人是钢铁，党要咱炼就咱炼

　　刘少奇说

　　人是木头，党要咱劈就咱劈

　　吴运铎说

　　人是砖头，党要咱搬就咱搬

　　雷锋说

　　人是螺丝钉，党要咱拧就咱拧

　　何祚庥说

　　民要为能源供应牺牲做贡献

　　锤子镰刀旗啊，

　　怎把人当铁壹样的锤、当草壹样的割呢

　　问苍天 问大地：

　　人民啊，

　　为什么连犬豕都不如？

　　苍天无语 大地无言

　　恍恍惚惚中

　　上帝告诉我：

　　人是最高贵

　　贬低人的尊严就是魔鬼附身

　　只有人人平等

　　人的尊严才不会贬值

　　只有人人平等

　　人才能健康快乐的生活

　　三更醒来始知梦

　　辗转反复终确认

　　集体主义不人道

　　唯物主义贬低人

　　惟有信奉上帝道

　　人性尊严得保全！

　　这是壹个砖头社会，壹个螺丝钉社会，壹个毫无人性的社会！这不是夸大。看看文革，看看各种冤假错案就可知了。我曾同壹个农村的小学老师说到抗美援朝中国死了80多万人，她说：难免，毛是伟大的。我说：妳父母要是死在朝鲜战场的话，也是难免吗？难道80万人的生命难道80万生命之和都轻于毛的生命吗？她语塞了。如果壹个人没有生命神圣的观念，就不是人！古人都知道人命关天，现代人反而觉得死个人就象死只蚂蚁似的！倒退啊倒退,堕落啊堕落！

　　阿Q动物国之童话。法国思想家爱尔维修说：“禁锢思想压制言论，就会使人民成为瞎子、聋子和白痴，瞎子的东西比明眼人的东西更容易偷，壹个白痴民族要比壹个开明民族容易哄骗、容易统治。”王亚南说过：专制国家就是疯子+骗子+聋子+哑子。所以，专制国的人员构成=残暴的疯子似的皇帝+骗子似太监、官僚+聋哑的螺丝钉化的百姓。专制统治群体，真正希望人民是瞎子、聋子、哑巴，听凭他们任意的摆布，不要有任何不满、抗议、争辩。螺丝钉化的百姓成了被官员们任意宰割的家畜。

　　国家动物园化、人民动物化，可以说是专制统治的传家法宝。公然把壹部分国人称之为兽的是毛：要消灭壹切牛鬼蛇神。这些牛鬼蛇神就是黑五类地富反坏右。这些所谓的地富反坏右实际上是在经济政治科学文化等各个领域里的精英。戴著牛鬼蛇神帽子的牛鬼蛇神们，实际中的生活遭遇也确实是鬼壹般的非人。《芙蓉镇》里的“壹对黑夫妻、两个狗男女”秦书田就对胡玉音说：“活下去，像狗壹样地活下去”。

　　第壹阶段，逐步非人化。具体又可分为3个小步骤：去感官化，也可俗称聋瞎化；去思想化，也可俗称太监化；去廉耻化，也可俗称妓女化。

　　去感官化，就是使人民瞎子化聋子化哑巴化。统治者完全掌控了媒体，民众成了政治上的聋哑人，他们只能知道毛泽东伟大、正确的。从而使人民“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言动”。这里的“礼”字应该改成“理”字更确切些。当然，这个理字，也不是道理真理公理天理，而是党理，即是否有利于党的统治。

　　凡事根据这条党理来定夺。不该妳看的，就不让妳看，让妳成个睁眼瞎。譬如说，香港七壹大游行，就不让人民看。所以在人民的眼中，H港这两次大规模的游行就压根儿没发生。从中央到地方，电视画面千篇壹律：热心干部深入基层送关怀送温暖，人民公仆日夜操劳抓改革抓廉政；广大群众感激涕零齐唱新时代好，普通百姓饮水思源同赞党亲。至于天天发生在实际生活中那些个坏的阴的暗的黑的脏的丑的邪的恶的毒的东西，能上电视者屈指可数。不奇怪，事关光辉形象，怎么能给妳们这些草民轻易看见？

　　不该妳听的，就不让妳听，让妳的俩耳成个摆设。不用说境外的反动电台妳不能听的；就是国内消息，妳也只能听赞歌颂曲，譬如神舟上天世贸入围等等，均为利好消息。但是大兴安岭大火熊熊，广东傻斯病毒汹汹，到处矿难凄凄，河南艾滋患者惨惨，无壹不是先捂盖子，尽量少报道或表面化的歌功颂德式的报道。有人想把共产党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刊登在《解放日报》和《新华日报》上的文章题为《历史的先声》出版，结果不准！

　　不该妳说的，就不让妳说。我就是要让妳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陈为军想来H南揭艾滋病的盖子，就被围追堵截；章诒和敢为几个最终未被摘帽的右派分子评功摆好，就禁了书；陈桂棣敢为最下贱的农民鸣冤叫屈，被告上法庭；喻华峰的《南方都市报》报傻斯、报孙志刚风头出尽，就得尝尝蹲八年大牢的滋味。

　　人们缺德化。这壹招最阴最毒最下流最无耻，但这壹招最管用，最能长治久安地保证我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这壹招就是让人民放弃最后的道德底线，变得没有廉耻感也没有是非感，没有正义感也没有罪恶感。

　　执政初期，杀地主老财，正确；改革开放，让壹部分人先富起来，英明。党旗上绣上铁锤镰刀，正确；党章里欢迎红顶资本家入伙，英明。党当年鼓动工人罢工，光荣；共产党如今不许工人罢工，伟大。农民在土地改革中得到土地，好！农民因人民公社化失去土地，好！农民在承包经营时又得到土地，好！农民在圈地运动中再失去土地，好！总之，好！好！还是好！就是好！就是好来就是好！人民必须永远感恩戴德。天大地大不如党的能力大，爹亲娘亲不如党的领导亲，千好万好不如党的政策好，河深海深不如党的恩情深。

　　马曾预言：工人阶级最终失去的只是锁链，而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在当今的阿Q国，工人和农民的状况也许恰好相反。他们失去了整个世界，而获得的只是锁链。尽管如此，苦难的老百姓们还被逼迫著强装笑颜感谢皇上圣明。

　　阿Q国做到了全面禽兽化。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经过了对人民长期不懈的艰苦卓绝的“不可使知之”的瞎子化聋子化哑巴化、“不可使思之”的太监化和“不可使耻之”的妓女化之后，终于迎来了“民可使由之”的崭新时代。

　　动物园内共分以下几大类，细目从略不表。第壹类人被豺狼化。既是豺狼当道，当先表此类。此类由贪官污吏和奸商恶霸组成，无仁无德，贪婪成性。官僚和资本的纠缠交错是其最典型的形态。手握公权，贪赃枉法，化公为私，中饱私囊。大肆侵吞国有资产，挥霍浪费国家资源。花天酒地，纸醉金迷，荒淫无度，醉生梦死。横行霸道，鱼肉乡里。为非作歹，遗祸壹方。乃人间之大恶，兽中之大害者也。

　　第二类人被鹰犬化。此类攀豺附狼，依托权贵。多为御用文人，豢养名士。就炎附势，骑墙观草。见风使舵，两面三刀。豺云亦云，拾狼牙慧。豺步亦步，狼趋亦趋。有勇有谋，无气无节。甘心情愿成为豺狼的帮忙、帮闲和帮凶，成为豺狼的打手、护从和跟班，成为豺狼的鹰爪子和狗腿子、护院禽和看家犬。实乃鲜廉寡耻之徒卑鄙龌龊之辈，深为他类所不齿。

　　第三类人被猪羊化。此类独立独行，明哲保身。治则胸图大志，乱则偏安壹隅。不似鹰犬之类甘愿助纣为虐，但为豺狼逼迫又不得不随波逐流。生活舒适充实富足，有小资美誉。性情随和温顺儒雅，文质彬彬。满足于自己的小家庭生活和小圈子交游，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对豺狼鹰犬愤恨而无语，对牛马遭遇同情而无助。多为高薪文人职员即所谓白领者。

　　第四类人被牛马化。此类属禽兽化之后最为悲惨凄苦的壹类。虽量巨而势力薄，虽群大而声音渺，属最最弱小的弱势无势群体。由农村父老加上城市中被边缘化之辈如无岗可上之工人无业可就之青年组成。是为全世界提供物美价廉产品而所需最廉价劳动力的主要来源。他们度日如年，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牛马们吃苦最多，干活最累，挣钱最少，负担最重，地位最低，生活最艰，日子最难，常自叹实际上比牛马还不如。

　　魔鬼文化

　　没有对上帝的信仰，

　　就不可能有中立

　　就没有正义之剑

　　就不可能除暴安良

　　就不可能实现民主

　　没有对上帝的信仰

　　就不可能有自由

　　就不可能有平等

　　就不可能有博爱

　　就必然陷入仇恨的泥潭。

　　没有对上帝的信仰

　　就必然目空壹切

　　甚至冒充上帝

　　搞个人崇拜

　　三呼万岁

　　没有对上帝的信仰

　　就会鼓吹人之初性本善

　　就会崇拜权力

　　就不会想到限制权力

　　只会集权集权再集权

　　没有对上帝的信仰

　　就不会相信人皆罪人

　　就会垄断教育垄断思想

　　就会搞有罪推定

　　使人间成为活地狱

　　只有信仰上帝

　　人间才会充满正义

　　只有信仰上帝

　　人才会有追求自由的勇气

　　只有信仰上帝

　　人才会平等地对待他人

　　只有信仰上帝

　　人才会有博爱宽容的动力

　　龙就是魔鬼

　　远志明在《神州忏悔录》中说：到周幽王时，龙涎怪胎褒似“壹笑倾国”，从此天下大乱，血泪春秋。……从那时起，敬拜人，远离神，父传子，家天下，欲与天公试比高，就在神州开了先河……曾几何时，神州竟落入了恶龙之手？曾几何时，我们竟成了龙的传人？

　　“敬拜人，远离神，父传子，家天下”是从黄帝就开始了。远志明把龙分好坏，好龙依然是兽。龙崇拜从有中华民族开始就存在，而不是从夏启或龙涎褒似开始的。如果中国各部落从士拿平原辗转东来，当时撒但就尾随而至；中国离圣城最远，离撒旦最近，是被诅咒之地。因此，“敬虔时代”是壹种虚构，而“神州”并非是真神之国，而是“错把鬼域作神州”。

　　中国人始祖为“三皇五帝”。三皇加上女娲皆为“龙种”。

　　伏羲被视为中华民族第壹位代表。按晋王嘉《拾遗记》卷１记载：伏羲氏之母华婿氏，感履苍帝之迹，有虹绕之而生伏羲。《诗含神雾》等典籍将伏羲说成是雷神的儿子。有研究者推出：闪电为龙之形、虹是龙之象、雷声为龙之音、雷神就是龙神、雷神的儿子也就是龙子、龙子当然是龙。《拾遗记》称伏羲“长头修目，龟齿龙唇”；《春秋元命苞》称伏羲“龙颜”；《春秋合诚图》言其“龙身牛首”、“龙唇龟齿”；《白虎通》说伏羲“鼻龙状”；《云中记》则言“伏羲龙身”。《三皇本纪》说伏羲降生的时候，有“龙瑞”出现，故“以龙纪官，号曰龙师”。谓伏羲“受龙图，画八卦”（《宋书符瑞志》）；“上古伏羲时，龙马负图出河”，伏羲参照此图，“以画八卦”（《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

　　再看女娲。女娲就是壹条龙（蛇）。《山海经》中记载的女娲是“人面蛇身”。《楚辞.天问》：“女娲有体，孰制匠之？”王逸注：“传言女娲人头蛇身，壹日七十化。”其子王延寿《鲁灵光殿赋》亦云“伏羲鳞身，女娲蛇躯”。《帝王世纪》讲女娲氏“蛇身人首”，《列子》言女娲氏蛇身人面，曹植《女娲画赞》云伏羲女娲“人首蛇形”。关于女娲抟土造人的传说，《太平御览》卷78引《风俗通》载：“俗说天地开辟，未有人民，女娲抟黄土作人，剧务，力不暇供，乃引絙于泥中，举以为人。”对于基督徒来说，女娲抟黄土作人显然是撒但的谎话。屈原质问“女娲有体，孰制匠之？”，已将这壹谎话戳穿；而所谓“力不暇供”，足以证明此蛇非神。此外，《绎史》还引用的《风俗通》说：“女娲祷神祠，祈而为女谋，因置昏姻”——按这种说法，女娲氏不但造了中国人，还是中国人的婚姻之神。然而，这位婚姻之神却不禁止婚姻的混乱，这与《创世纪》和《出埃及记》中神定的壹夫壹妻制形成明显冲突。这种冲突显示了“古蛇”在世界各地如何阻挡神的律法。特别值得壹提的是，在汉画、特别是连云港将军崖岩画中，这位东方女神的形象都是人首蛇身。

　　至于炎帝，相传由其母感龙而生，生下来却是“人面鱼身”，亦说“人身中首”。有研究者称：古时，鱼、龙是混用的，即说炎帝象龙壹样。《绦书》卷４引《帝王世纪》说炎帝“神农氏之母任似（女登、安登），于华阳有神龙首感于常羊，而生神农。”

　　黄帝以降，皆为“龙的传人”。《竹书纪年》云黄帝母附宝，见电光绕北斗，枢星光照野，感而孕生之。《帝王世纪》曰庆都“感三河之赤龙负图而出，与之合，昏而生舜”。其他诸如少昊氏之母娥皇（女节）感太白之精而生少昊，颛顼氏之母女枢（高阳）见瑶光之星，如虹贯日，感己于幽房，而生颛顼于若水，禹之母女狄（女嬉、女志、修己）于水中得月精，神珠如薏苡，爱而吞含之，遂生夏禹……壹个幽灵在中国徘徊，其名龙，其形怪兽，其民为龙的传人。中国人沦为怪兽后裔，且以耻为荣，令人扼腕不已。远古之龙并无仁慈之象，丑陋而凶险；中古的龙，是皇家的徽记；皇权被打倒后，龙又成了民族的旗帜。中国人千百年来崇拜龙，视蛇为神物，而龙和蛇在基督教文化里都是撒旦的象征，在伊甸园里，人类的始祖就是受蛇也就是撒旦的诱惑才堕落的，在末世，撒旦将以巨龙的形式与上帝争战，最后这条巨龙被上帝捆绑扔如永火。

　　圣经的第壹卷书《创世纪》第三章谈到人类在魔鬼的诱惑下背叛了神，而魔鬼则取了蛇的形象：耶和华神所造的，惟有蛇比田野壹切的活物更狡猾。

　　圣经最后壹卷《启示录》第12章则谈到，龙就是那古蛇，而那古蛇即是魔鬼。天上又现出异象来。有壹条大红龙，七头十角，七头上戴著七个冠冕。它的尾巴拖拉著天上星辰的1/3摔在地上。龙就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等她生产之后，要吞吃她的孩子。…… 在天上就有了争战。米迦勒同他的使者与龙争战。龙也同它的使者去争战。……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但，是迷惑普天下的。它被摔在地上，它的使者也壹同被摔下去。 ……壹般圣经学者分别从以赛亚书和以西结书中查靠撒但的来源。以赛亚书 14章说：明亮之星，早晨之子阿，妳何竟从天坠落。妳这攻败列国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上。妳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然而妳必坠落阴间，到坑中极深之处。

　　以西结书 28章则说：人子啊，妳对推罗君王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妳因美丽心中高傲，又因荣光败坏智慧，我已将妳摔倒在地，使妳倒在君王面前，好叫他们目睹眼见。 妳因罪孽众多，贸易不公，就亵渎妳那里的圣所。故此，我使火从妳中间发出，烧灭妳，使妳在所有观看的人眼前变为地上的炉灰。各国民中，凡认识妳的，都必为妳惊奇。妳令人惊恐，不再存留于世，直到永远。

　　这里的“推罗王”指的不是国君，而是在背后控制这个国君的魔鬼，因为撒旦是通过人来做工的——“在许多情况下，他会借助政府的掌权者来达成他的目的”。

　　撒旦起先叫做路西弗（Lucifer），即“明亮之星”或“早晨之子”的意思。它本是神创造的完备的天使或基路伯，但因骄傲背叛了神。它抛开了受造之物的位置，要篡夺造物主的位置。这个堕落的撒旦，带领1/3的天使从此背叛神、与所有良善为敌、与神作对。它的结局在启示录中，就是被摔在火湖中承受永罚。

　　耶稣说：我曾看见撒但从天上坠落，像闪电壹样（路加福10:18）。圣经启示的龙就是古蛇、古蛇就是撒但外，也谈到魔鬼本是“明亮之星”，却象“闪电”壹样从空中坠落。

　　中国先祖的出生几乎全部与受星感孕有关，或者与闪电缠绕有关。撒但以龙的形象出现在远离加利利海的远东，试图在那里构筑抵抗神最后、最强大的防线。神早已定旨要福音传遍地极，在东方和西方，在万国将祂的儿女召出来。而撒但是知道神的，“撒但也信，却是战兢”。撒但要在这末世更疯狂地抵挡神，兴起龙文化无疑是末日疯狂的巅峰。

　　魔鬼文化的特点

　　中国文化壹开始就是种魔鬼文化。魂魄异兮为鬼雄（屈原）；死亦为鬼雄（李清照）；说明了中国文化就是壹种鬼文化，没有西方的神。撒但或龙的文化品质包括以下几点：

　　1．骄傲，以人为神，甚至以动物等偶像为神。骄傲是撒但的第壹特征，也是它堕落的原因。这种骄傲主要表现就是以自己为神，不认识罪，更不顺服神。对于属于撒但的人来说，他们就象他们的父魔鬼壹样，以人自己为神，或者通过拜假神来背叛神。

　　在世俗世界，这种骄傲非常明显，它主要表现为无神论背景下的所谓人本主义和专制主义。撒但诱惑人拥有神的地位（“象神壹样可以论断善恶”），因此，人当然乐意跟随撒但的意志。这正是人类始祖和后来人堕落的根源。撒但出于骄傲，而用骄傲捆绑人。所以使徒保落说：“恐怕他们自高自大，就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罚里”（提摩太前书3:6）。

　　中国人在与基督教长期的接触中也没有接受基督教，唯独对搞崇拜偶像不信神的佛教情有独钟，而拜偶像信假神在基督教中被上帝仇视的。现在中国干脆追捧起了无神论，把基督教当作毒害人民的鸦片。这壹切，都说明，中国的文化和本性，有深深的撒旦的痕迹。

　　2．杀人与仇恨，力量崇拜。约翰福音 8:44说：“妳们是出于妳们的父魔鬼，妳们父的私欲，妳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撒但起初就是杀人的，在撒但掌权的国度，杀人是应当的，仇恨取代爱成为原则，尸体成为胜利者的丰碑。在这里，人们只敬畏力量，却不顺服爱，并奉行彻底的道德相对主义。在这里，力量是上帝，上帝不是力量。“从此就显出谁是神的儿女，谁是魔鬼的儿女。凡不行义的，就不属神。不爱弟兄的也是如此”（约翰壹书 3:10 ）。流人血的必被人流血，在这仇杀主宰的历史中，凶手是壹种民族身份——“妳们这些蛇类，毒蛇之种阿，怎能逃脱地狱的刑罚呢”（马太福音 23:33）？

　　3．说谎，以无耻为智慧。在创世记第3章里，撒旦就撒谎骗夏娃说，“妳们不壹定死。” 撒但是“说谎之人的父”，它以说谎和诡诈为智慧。“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乃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雅各书 3:15）。使徒行传 13:10说：“妳这充满各样诡诈奸恶魔鬼的儿子、众善的仇敌，妳混乱主的正道还不止住吗？”通过《孙子兵法》、《三国演义》、《资治通鉴》等，壹部中国诡诈史带著作者和读者称羡的表情跃然纸上。

　　4．诱惑人，包括功利主义、以食为天，以性为荣。中国龙是蛇状，形似阴茎，与魔鬼的邪淫相关联。中国人千百年来没有发展出壹种追求天国的精神，不追求永生，只崇拜世俗的价值“福禄寿”，而世俗的福禄寿在基督教文化里被视作是“肉欲”，是来自撒旦的诱惑。

　　撒旦如何诱惑人呢？马太福音4:1-11 谈到撒旦在旷野里试探耶稣，就是通过“肉体、自我与世界”三个方面试探神。人伏在肉体、自我和世界之下，离弃神而成为撒但的儿女。自我就是虚荣和骄傲，世界就是权力和财富，就是彻底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至于肉体，就是叫人做食欲和性欲的奴仆，并以此互相炫耀。肺立比书 3:19 说：“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肚腹，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 约翰福音8:44中说：“妳们是出于妳们的父魔鬼，妳们父的私欲，妳们偏要行”。圣经上多处记载，魔鬼败坏人最主要的手段就是让人成为食物的奴隶，而福音永远高扬“生命胜于饮食”、“人活著靠主口中的话，而不单单靠食物”这壹真理。始祖起初受魔鬼诱惑犯罪，就是因为“以食为天”，吃了智慧树上的果子。

　　“玛门”在人们的心中实行王权，世人壹起向钱看，没有钱的想尽壹切办法得到钱，有了钱的用尽心计得到更多的钱。就连基督徒也不例外，以现实生活的好坏来衡量当今的世界，为了好的生活努力奋斗……说到底，许多基督徒在属灵的争战之中，是首先自我裁军的，大家放下了属灵的军装，任凭撒旦魔鬼的宰割。

　　约书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举目观看，不料，有壹个人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对面站立。乔舒亚到他那里，问他说：“妳是帮助我们呢，是帮助我们敌人呢？”他回答说：“不是的，我来是要作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约书亚就俯伏在地、下拜说：“我主有甚么话吩咐仆人。”神说：“把妳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妳所站的地方是圣的”。约书亚就照著行了（书5:13 –15）。

　　神为了我们而争战，随时预备好自己，可我们却混然不知，像壹个吃奶的孩子。我们不是不知道我们应该装上属灵的军装，我们只是不愿意成大，只愿意吃吗哪而不愿吃地上的土产，只愿意喝奶水，不愿意吃干粮，只愿意享受做基督徒得好处，而不愿为主做战士付代价。

　　5．用世俗道德论断人，假冒伪善。撒但也被称为控告者，就是通过道德上的论断离间人与神的关系，而它论断人最重要的方式有两个，壹是通过“动机分析”在神面前控告人，称人不配得救。另壹种方法则是在人面前控告神，暗示神是不爱人的，教唆人与神为敌。在《约伯记》中，撒但在上帝面前这样控告约伯：“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呢”（约伯记1:9）？“妳且伸手，毁他壹切所有的；他必当面弃掉妳（约伯记1:11）”。撒但也会装成“光明的天使”或人道主义者，以体贴人的方式阻挡真理和救恩。所以马太福音 16:23中说：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但退我后边去吧。妳是绊我脚的。因为妳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 撒但的控告在龙文化中就是通过大批判、杂文、檄文等话语方式大行其道，也通过各种互相谄媚和吹捧俘获人。它更把“什么都不相信”这种观念放到人里面，使唯物主义和虚无主义成为民族的哲学。

　　6．假冒先知，篡改神的真道。中国人又喜好算卦占卜，听信算卦占卜，而算卦和占卜在基督教文化里被认为是撒旦的伎俩，是通邪术，是唯有撒旦的子民才会做的，是被上帝仇恨和诅咒的。异教和异端往往是撒但抵挡神的工具。约翰说，“亲爱的弟兄啊，壹切的灵，妳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出来了。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的，就是出于神的，从此妳们可以认出神的灵来。凡灵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神，这是那敌基督者的灵。妳们从前听见他要来，现在已在世上了…”（约翰壹书）这些假先知都会讲壹套 “鬼魔的道理”，而他们往往特别愿意通过曲解圣经来帮助自己。

　　事实上为了让亚当和夏娃顺服，撒旦就通过引用神的话曲解、篡改了神的用意。“这不法的人来，是照撒旦的运动，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壹切虚假的奇事，并且在那沉沦的人身上行各样出于不义的诡诈；因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使他们得救。故此，神就给他们壹个生发错误的，叫他们信从虚妄”（帖撒罗尼迦后书）。撒但在旷野里对耶稣的试探，也是通过错误引用圣经进行的。毫无疑问，那些不相信基督为唯壹真神却总是引用圣经为自己服务的做法，都是属撒但的。

　　7．撒但企图在世界做王，无孔不入。彼得说：“务要谨守、儆醒；因为妳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彼得前书5:8）。

　　主耶稣起先对彼得说过：“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著妳们，好筛妳们如同筛麦子壹样；但我已经为妳祈求，叫妳不至于失去了信心”（路加福音22:31）……在中国历史上，是非功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这是中国心灵面对撒但绝对统治的悲叹。在这种历史结构中，良心除了死灭没有任何希望，生命除了死亡没有任何指望。撒但在这国家里不仅通过权力掌权，也通过每壹个人特别是通过多数暴政在人心里做王。

　　中国杀人史

　　在魔鬼的统治之下，龙吞噬了无数生命。中国几千年来从未民主过。中国的政治问题远不是专制权力的傲慢无专横，而在于“四万万人都想当皇帝”，并以群众暴政为基础。专制是人定秩序对神定秩序的颠覆，由于心中无神，每个人都自以为是神而任性而为，杀人越货，并以此自我荣耀。在中国历史中最能彰显“撒但荣耀”的，应是中国杀人史和食色史。

　　中国历史上几乎每壹个日子都在血雨腥风中飘摇，每壹个心灵在皮鞭和饥饿的恐惧中颤抖。无神论者相信优胜劣汰、弱肉强食是世界演变的根本法则。谁把谁吃掉，谁就能占据进化上的优势地位，当然也没有什么公义、平等、爱。无神论的最大危害是鼓吹棍棒教育的斗争哲学，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斗得七零八落，斗得尸横遍野、血流成河、民不聊生。

　　被远志明先生错误当作敬虔时代的黄帝时代，就是壹个杀人的时代。黄帝通过53场战役打败了蚩尤，统壹了三大部落、72个小部落。然而就是炎黄火拼，盟军内战，决战于坂泉之野。大败炎帝之后，黄帝四处征讨。事实上五帝与周边部落战争从未中断。

　　有夏（前2033-1562）壹代，权力内战和周边战争仍然不断（《史记-夏本纪》）。

　　商有“九世之乱”，仲丁开始，其后五代九王皆为王位杀伐，屡次迁都，并不断与周边部族征战。在商朝的《卜辞》中就记载了各种战争61次。

　　西周（前1066-771）内乱不止，外患频仍，如武庚之乱，南讨楚国，征伐犬戎。春秋（前770-476）242年间，36位君主被杀，52个诸侯国被灭，大小战事480多起。战国（前476-221）：250年间，仅大规模的战争就有222次……秦人嗜好战争，他们左手提著人头，右胳膊下夹著俘虏，追杀自己的对手。司马迁记载：秦国攻魏杀8万人，战五国联军杀8万2千人，伐韩杀1万人，击楚杀8万人，攻韩杀6万人，伐楚杀2万人，伐韩，魏杀24万人，攻魏杀4万人，击魏杀10万人，又攻韩杀4万人，公元293年，白起大破韩国、魏国联军于伊阙（今河南洛阳县龙门山）仅杀掉的韩魏兵将便有足足24万；前262年白起坑赵降卒40万于长平，此役共斩首45万人，然白起不失名将之誉；又攻韩杀4万人，又攻赵杀9万人……秦嬴政两次坑儒，活埋了1千多儒生。嫪党壹案，嫪本人被车裂，灭族，20几个党羽被枭首；政的母亲因此案被囚禁，20几个劝谏释放太后的大臣被处死，吕不韦被赐自尽。

　　秦始皇建骊山陵，3千多工匠不让出陵被活埋。始皇36年，有壹颗流星落下，有人在陨石上刻字：“始皇死土地分”。秦始皇就把陨石周围居住的人，全部杀了。

　　始皇死后让1万多宫女殉葬，他的葬礼完毕后，20多万役卒全部封在墓里，死于非命；以后凡是修皇陵的民工都是同样的下场。始皇死后，太子扶苏、将军蒙恬等被秦二世害死；12个公子、10个公主也被诛杀，其它连累致死者不计其数。此后，李斯又被斩，三族被诛。

　　孟子说，春秋无义战。岂止春秋！2500年来，哪壹场自相残杀，谈得上正义？哪壹次改朝换代，不是人口死亡过半？秦皇后的`中国人口死亡过半的大战乱至少有14次。

　　1．秦末农民战争（前209-前195年）：前207年项羽坑秦降兵20万，而后世为霸王别姬，惋惜英雄末路者，至今不衰，感念秦卒者，复有几人？秦末2000多万人，到汉初，原来的万户大邑只剩下两三千户，消灭了原来人口的70%。

　　刘邦死后，吕后专权。她将情敌戚夫人关进永巷服苦役，戚夫人边春米边悲歌：“子为王，母为奴，终日春薄暮，常与死为伍；相离三千里，当谁使告女”？吕后闻歌，大怒曰：“妳想翻天”。前194年，吕后把戚夫人的儿子赵王如意招回长安毒死，把戚夫人砍去四肢，挖去双眼，割去鼻子，割掉耳朵，药哑嗓子后扔入厕内，取名为“人彘”。对戚夫人的处置比极刑——凌迟还残忍，他的独生子惠帝见“人彘”后被吓傻，从此以后不能理政。

　　汉惠帝死后，吕后专权；立的皇帝都是小孩子，先是刘恭，被吕后杀了；又立刘弘。在吕后死后，大臣清除吕氏家族的当权者，同时把这个小皇帝杀了，另立刘邦的儿子刘恒来当皇帝，同时将刘弘的三个弟弟都杀了。人们明知儿皇帝无辜，还是要杀掉。

　　2．汉武帝独尊儒术，重用酷吏，大兴冤狱，剥夺民财，重刑杀戮，穷兵黩武，四处用兵（打了30年的仗，征发兵力200万），弄得民不聊生，百姓易子而食；全国人口减少壹半，其昏聩比秦始皇有过之而无不及。

　　汉武帝在位54年，壹共用了13个丞相，罢了3个，自杀了3个，杀死了3个，其中诏杀窦婴、族诛公孙贺、腰斩刘屈牦，三个不是“因病”提前退休便是病死在任上，最后壹个丞相田千秋只是因为汉武帝死在他的前头才幸免于难。

　　汉武帝嗜杀成性。戾太子巫蛊案，先后有十多万人被杀，从大臣、嫔妃、宫女到平民，从长安到郡国，在这场父子相残的斗争中唯壹的幸存者就是太子刘据的孙子、汉武帝的皇曾孙刘病已，这个尚在襁褓中便被投入监狱仅有几个月大漏网者，后来改名刘询即位为汉宣帝。制造这起冤案的正凶恰恰是儒家之徒的江充。张贺因幸于卫太子，张贺也受了宫刑。

　　汉武帝时期，民间盗铸货币案竟杀数十万之众！济东王刘彭离豢养打手，在民间血腥杀人，遇害者上百人，武帝得知后，也只是将其废为庶人了事。

　　在苏武滞留匈奴期间，苏武之父苏建因“扶辇下除，触柱折辕”而“伏剑自刎”；苏武之弟苏贤因追捕逃犯而不得，“惶恐饮药而死”；母死，妻改嫁，妹妹存亡不可知。

　　大将王恢，屡建功勋，就因设计骗匈奴王军入马邑城聚而歼之的计谋没有取得成功，汉军虽未取胜，但也没有遭受损失，结果王恢被判死罪，王恢在狱中上吊自杀；材官将军韩安国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吃壹次败仗，即被汉武帝派人痛加谴责，韩安国又羞又怕，没等到汉武帝办罪便吐血而死。

　　名将李广，累建奇功，威震漠北，被匈奴尊呼为“飞将军”，反倒因为壹次中了匈奴埋伏，在众寡悬殊的情况下，他奋勇率领残部杀出了重围，浑身伤痕，血透战袍，结果被判死罪。由于当时有纳重金赎罪的法令条文，飞将军缴纳了重金，才获得了壹条性命，但是，晚年还是因为壹次军事行动的失误而被迫自杀。

　　李广的孙子李陵，其遭遇就更悲惨了。李陵率领五千汉兵，深入匈奴腹地，被匈奴十万大军围攻。李陵临危不惧，指挥将士以壹挡千，殊死拼搏，在杀死了超过自己兵力数倍的敌人，且战且退了壹千余里之后，仅剩下壹百余人。在矢尽援绝、刀断矛折的情况下，李陵被迫投降了匈奴。汉武帝在未查明李陵的情况下，“族陵家，母弟妻子皆伏诛”，并把为李陵说情的司马迁处以宫刑。

　　相比之下，匈奴的单于对苏武、李陵可是关怀备至，极尽笼络之能事。即使苏武所率领的外交使团的成员在出使匈奴期间欲发动政变，谋杀单于，后来又始终不为所用；单于也没有壹杀了之，而是让他牧羊，许他与胡妇产壹子，真是体现了人道主义精神。视夷夏之大防为生命线、自诩为礼仪之邦、天朝上国的汉王朝杀戮臣下如同砍瓜切菜壹般。

　　汉武帝的妾钩弋夫人怀孕14个月生了个儿子，汉武帝很高兴，因为传说古圣人尧就是在娘胎14个月才生出来的。武帝盛爱之下，决定立这个儿子为太子，又担心这个小太子将来管不了他年轻聪明的母亲，就找借口指责钩弋并下令处死。这样，就建立了立子杀母制。

　　《史记.外戚世家》说：钩弋夫人“生昭帝，后受责，忧死于云阳宫。”是睁眼说瞎话，司马迁赞赏汉武帝的这壹暴虐行径为“昭然远见、为后世计虑”。被儒家人士狂呼叫好的“立子杀母”制度使刘氏后裔不是昏庸无能便是懦弱不振。

　　北魏仿效立子杀母，壹直延续了好几个朝代。后来，幸亏宣武帝元恪笃守佛法，不忍杀生，“立皇子(元)诩为太子，始不杀其母。”这才废除了这壹野蛮而残忍的制度。

　　刺王刘建德外出打猎时，由于民房妨碍了他的奔马驰骋，他便下令烧掉了96间民房，并打死了2个前来论理的村民，如此大罪，汉宣帝仅削去了他8个县的租税。

　　3．《汉书.王莽传》载“连年久旱，…人相食，…饥民死者十（之）七八”；“会稷大疫，死者万数”。公元2年全国人口5959万，经过西汉末年的混战，到光武中元二（公元57）年，人口2100万。中国人口减少3859万。损失率65%。20年间，西安的人口从68万减到28万，大荔从91万减到14万，兴平县从83万减到9万，绥远县从69万减到2万……4．汉桓帝时的外戚梁冀任河南尹，杀洛阳令吕放，然后嫁祸于吕放的仇家，杀其宗族宾客百余人；郎中袁著上书谏戒，被杀，其友胡武等荐海内高士，不要去谒见梁冀，梁杀胡武全族60余人；梁冀为占有富豪孙奋的财富，向孙借钱5000万，孙只给了3000万，梁遂诬告孙奋，孙被抓，死于狱中，梁冀便没收了孙的7000万家财。梁冀把持朝政十多年，“大起第舍”、“广开园囿”，梁冀壹句话就吞并了扶风的壹个亿万富翁，壹个命令就把几千个农家子弟抓来作奴婢，并掠取良家女子几千人以供淫乐，把洛阳周围几十里的农田强行圈起作“兔苑”，将上千里的地方封起，作为梁家猎苑；壹个商人不知禁令，误杀了苑中壹只兔子，他竟先后杀死十多人。当他乘车出游时，都有成群结队的倡伎婢妾紧随车后，鸣钟吹管，歌酣竟路。梁冀的家产值30万万缗，抵全国租税的壹半。

　　公元159年，桓帝与宦官单超、左悺、具援、徐璜、唐衡合谋，杀了梁冀满门老少，而单超等五人也于同日封侯。这五人中除单超早死外，其它四人的骄奢淫佚也毫不亚于梁冀。他们是宦官，已无性功能，但也“多取良人美人，以为姬妾，皆珍饰华侈，拟则宫人”。

　　宦官张让的弟弟以杀孕妇取乐，时任司隶校尉李膺将其逮捕后处死。公元166年河南术士张成纵子杀人，李膺将其处死。张成的弟子与宦官勾结，诬告李膺与太学生等诽谤朝廷。盛怒中的桓帝下令逮捕了李膺等2百余人，并在全国悬赏捉拿李膺的党人。有些“党人”自请入狱，声援李膺。太尉陈蕃因上书为李膺鸣不平，而被皇帝罢官。城门都尉窦武及尚书等也上书为李膺喊冤。桓帝迫于压力，于167年赦免了李膺等2百余人，但终生禁锢乡里。

　　公元167年，桓帝死，年仅13岁灵帝即位，窦太后临朝称制。大将军窦武“多取掖庭宫人作乐饮宴，旬月之间，赀财亿计”。在窦太后的支持下，窦武杀死了在朝中专权宦官管霸、苏康二人。窦武还计划除掉大宦官曹节等，曹节等迅即劫持汉灵帝和窦太后，并假传圣旨，捉拿窦武；最终斩杀窦武及其宗亲、宾客，窦太后随之被囚禁。陈蕃不顾年老体弱，召集属吏和学生80余人持刀攻击宦官，陈蕃等因寡不敌众而遭杀害。

　　宦官侯览的母亲及其家人在家乡山东无恶不作，山东名士张俭上书弹核，反被诬告造反；灵帝下诏追捕张俭等人。宦官们借此大肆捉拿张俭党人，受牵连者甚众。

　　李膺在张俭事发后，站出来说话而受难，被捕后死于狱中，其子弟、亲戚全部削职为民。此外，杜密、虞放等百余官员及名人被诬杀，受牵连而被流放、禁锢、处死者多达六、七百人。其后，宦官们又几次追捕党人，党人之狱遍全国，形成了东汉时期的第二次党锢之祸。

　　汉桓帝永寿三年（157），中国有1067万多户，5648万多人。《后汉书.桓帝纪》载“豫州饥死者什四五，至有灭户者”。经黄巾起义和混战，公元208年赤壁大战后的全国人口为140万，曹操说当时活下来的人只有原来人口的1%！“马前悬人头，车后载妇女”、“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余壹，念之断人肠”。赤壁之战，曹军损折更是数以万计。

　　公元221年人口下降到90万；损失了98.3%。公元265年，三国人口总计才767万。晋武帝太康元年（280）三国复归壹统，中国人口只有1616万多人了。人到哪里去了？

　　壹是各路诸侯混战不休，相互吞并，最后形成魏蜀吴三家鼎足而立。盖强者卧榻之侧岂容他人安睡，弱者宁为鸡口，不为牛后，都非通过武力解决不可。被杀掉的，多是老百姓。

　　董卓派遣军队到老百姓正在赶会的阳城，把赶会的男子的统统砍头，驾著死者的车子和牛，将抢来妇女财物装载上车，把砍下的头颅也挂在车辕上，喊著万岁的口号驱车回到洛阳，说是讨贼获得的战利品，然后把这些头颅烧掉，抢来的妇女被分配给士兵为婢妾。

　　《三国志》中董卓传的记载：本来人口密集的关中地区，董卓造乱之始还有数10万户人家，后由于战乱，加上旱蝗灾害，没有粮食可吃，人吃人，仅仅两年，就吃的不剩多少了。

　　曹操曾经泗水坑杀男女数万口，尸体把河道都堵塞了。他进攻徐州被陶谦的军队阻挡，前进不得，便南向攻占了几个县，把那里的居民都杀了，作到鸡犬不留。曹操在攻打并州、青州时，凡遇顽强抵抗，都壹律屠城。官渡之战，曹操壹方斩首7万余级，坑杀袁军八万降卒。那时常需短兵相接；杀人三千，必然会自伤八百；曹军伤亡，亦可想见。

　　袁绍对待农民的政策比曹操要宽仁；袁尚、袁熙败退乌桓时，幽州民众十余万户都随之迁移。曹操的谋士荀攸就对曹操说，河北百姓多受恩于袁绍。在官渡之战后袁氏势力已元气大伤，而且北方已没有其它势力对曹氏产生困扰，以曹操的雄才大略，居然艰难的花了五年时间才平定河北，这正是曹操不得民心的外在反映。袁氏势力在河北所得的民心远大于曹操，但由于他们的个人能力与曹操不是壹个档次，所以虽得到了民心，仍然要失败。

　　更多的人是饿死和病死了。饿急了、人吃人，而且不是壹次两次。吃人的强盗将人当作牲口壹样，用绳子穿过手心牵走。这种吃人行为大概已司空见惯，无人谴责。曹操手下有员将官王忠，在关中当亭长时就吃过人，曹丕知道王忠的老底，在和王忠同行时，竟叫随从的小丑将荒坟中取来的死人头骨系在王忠的马鞍上取乐。曹丕诗文都写的好，后来当了魏国的君主，他对吃人不当壹回事。其它人可想而知。

　　饥荒和战争，使得病的机会增加，而且常大面积地传播，曹操赤壁之败，壹个重要原因就是士兵中很多人得了疫病；公元217年即建安22年北方有过壹次疫病大流行，死人无数；那些生活条件还算好的中上层人物，年纪轻轻就因病去世的也不少。

　　结果是“今大魏奄有十州之地，而承丧乱之弊，计其户口，不如往昔壹州之民”。当时中国的心脏地区，十成居民，剩下不到壹成了。中原是逐鹿之地，南方和西南、东北地区好壹些，但本来人少，剩下的为数也不多了。东吴的领域包括从长江中下游到珠江流域的广大地区，归于壹统时，才有230万人。

　　5．西晋时经过八王之乱后人口减少80%。从公元291年开始，先后有汝南王亮、楚王玮、赵王伦、齐王、长沙王、河间王、东海王越及成都王颖八王为争夺皇位，在洛阳相互攻杀，战乱历时16年之久，许多城镇均被焚毁，史称“八王之乱”。与此同时，关东地区又爆发了罕见的蝗灾和瘟疫，史载“至于永嘉，丧乱弥甚。雍州以东，人多饥乏，更相鬻卖，奔迸流移，不可胜数。幽、并、司、冀、秦、雍六州大蝗，草木及牛马毛皆尽。又大疾疫，兼以饥馑，流尸满河，白骨蔽野”(《晋书·食货志》)。

　　6．东晋内乱和南北朝混战。公元311年，刘曜攻长安，关中地区的人口仅余1-2%。

　　“五胡入中华”造成中原大地巨大战乱，洛阳焚毁，血沃中原，十室九空，人口锐减。据史料记载，中州，也就是中原，大约有六七成的汉人逃往江南，这又进壹步地减少了北中国的汉族人口。此后源源不断来自草原的游牧民族，尤其是鲜卑族，便填补了空荡荡的中原和荒凉的洛阳。《中国通史简编》说：“照江统《徒戎论》所说，关中人口百余万，氐羌和鲜卑等族约占半数。”魏孝文帝从平城迁都到洛阳时，就迁来鲜卑人不下100万。为了学习汉文化和增加人口，鲜卑统治集团鼓励鲜汉通婚。经过十六国和整个北朝长达260多年的民族输血和杂交混血，北中国实际上已成为游牧民族与汉族在数量上大致相当的民族混合地区，尤其以鲜卑族的数量和影响为最大。

　　北方民族的石勒率轻骑在宁平城壹次杀死晋军20万人，少数民族士兵接著连败晋军十二阵，晋军再死3万人，洛阳失陷；320年石虎击败前赵刘曜，“坑士卒1万6千”。321年石勒“坑”晋军曹嶷部的降卒3万人。在今河南郸城县东，石勒将西晋逃窜的10多万官员及士兵团团围住，全部射杀，死尸堆积如山。后赵帝国地盘很小，皇帝石勒却有五个皇后，壹万多姬妾。他死了以后，儿子日夜与五个皇后母亲淫乐，被石虎杀掉，灭绝了皇族。

　　继石勒之后统治后赵政权的石虎，每攻下壹个汉人据守的城池、堡垒，便将其中的人全部杀死。但石虎对汉族的女人并不忌讳，他掠夺中原地区年龄在13-20岁的汉族美貌女子3万多人充实自己的后宫，仅公元345年壹年中，因征美女而不情愿者被杀高达3千余人。其他羯族贵族各自夺取的又有近万人，就连结过婚的、老百姓的妻子也不放过。

　　为容纳美女，石虎分别在邺城、长安、洛阳兴建宫殿，用人力40万。前燕帝国进围邺城，那数万宫女，不是饿死，就是被士兵烹食。石虎造猎车千乘，车辕长三丈，高壹丈八尺，同时造格兽车四十乘，令犯人在车里和猛兽格斗。

　　石虎好男色，男色郑樱桃为人又轻佻淫妒，使出种种柔媚的手段将石虎笼住。他每夜在枕边诋毁石虎的妻子郭氏，且时常当著石虎的面讥讽嘲笑。郭氏反唇相讥，谁知石虎袒护郑樱桃，于是和石虎起了争执。石虎性似烈火，壹顿拳打足踢，将郭氏当场打死。

　　后来石虎又娶清河崔氏女为继室，相处壹年有余，郑樱桃又加以诋毁。石虎大怒，取来弓箭，急召崔氏问话。崔氏光著脚来到石虎跟前，边哭边哀求：“大王不要杀妾，先听妾壹言！”石虎狞笑说：“妳若心无歹意，何必这样慌张。妳先坐下，我给妳时间慢慢说。”于是崔氏转身入座，却听见背后弓弦声响，她急欲闪避，但已来不及，壹支箭从后背穿入前胸，血光疾射而出，立刻倒地毕命。

　　有官员报告：济南壹个石头雕制的老虎，走到城东南，后有狼群千余相随，脚印深陷入石头中。石虎大悦：“石虎便是朕的名字。自西北徒至东南，大约天意佑朕得天下啊。”于是群臣皆来阿谀。石虎令民家每五户出车壹乘，牛二头，米十五斛，绢十匹，违令者斩，缴不足的亦斩。百姓卖男鬻女凑不足数，多自缢道旁。从洛阳到长安的道路两旁的大树上挂满了尸体。石虎为聚敛金帛，发掘前代帝王的陵墓。又发近郡男女16万人，车10万乘，运土至邺城北隅筑华林苑，华林苑的围墙就有数十里。天寒地冻，役夫冻死路上的有近万人。

　　太子石邃性情极为残暴，他酗酒好色，纵欲无度，有时深夜出宫去大臣家，见凡有姿色的妇女，就强迫交欢。有时他将宫女先浓妆艳抹，然后割下头，将头放在盘上，传示四座。石邃从庵里掠来美貌的尼姑，大白天里宣淫，狎弄之后，便将女尼洗剥宰割，与猪羊肉合起来煮熟了吃，有剩下的就赐给左右，让他们也分壹杯人肉羹。

　　石虎察知石邃有反意，遣人杀了石邃，石邃妻张氏等男女26人，壹律诛死，同埋在壹口棺材里；并杀东宫僚属2百余人。另立河间公石宣为天王太子。

　　石宣出入建天子旌旗，前呼后拥，戎卒随从多至十八万。他日夜荒淫，所经之地，必须穷极珍奇地供应，州县多为之壹空；石韬的行径与其兄石宣类似。石宣害怕弟弟石韬跟自己夺位，先派人刺死石韬及随从，再密谋干掉老爹提前接班。事败之后，石虎立即将石宣绑到台下，将石宣割舌、剜目、刳肠、断手足，最后活活烧死。石宣妻室子弟29人壹并被杀死。东宫僚属3百人、宦者50人全部被车裂肢解，将东宫作为养猪的场所，东宫卫士全部谪配梁州。石宣的小儿子拉住石虎的衣服，狂叫痛哭，石虎咬牙将他猛掷出去，摔死了事。

　　349年石虎死后，幼子石世继位33天后被哥哥石遵杀死，石遵在位83天后被弟弟石鉴杀死，小儿子石冲战败后，“坑其士卒三万余人”。石鉴登极103天后又被石虎的养孙冉闵杀死，汉族将军冉闵杀尽皇室，下令：“凡杀壹个胡人者，官升三级。”霎时间，仅首都邺城屠杀胡人20万，造成数百万人的死亡。

　　北朝的齐代有2000万人，到北周时人口仅900万；南朝宋代有469万人，到南陈灭亡时只有200万人，损失率达60%。

　　7．公元581年，隋文帝杨坚篡北周，把年仅十岁的外孙小皇帝宇文衍杀掉后，又遍诛宇文氏皇族，共杀掉北周文帝子孙二十五家，节闵帝及明帝子孙六家，武帝子孙十二家，数千凤子龙孙，壹时屠戮殆尽。隋文帝以杀人立威。他经常对大臣施以廷杖，壹天之中四五人，常常有人被打死。他把帛故意放在道旁，谁拣起拿走，便立斩。有人告：御史监师没有核奏衣剑不齐的武官，文帝便命杀之；有人劝阻，又被杀。特别是在他郁闷的时候，没有什么大罪的人往往也被处死。隋文帝造仁寿宫数以万计的死者或将死者被残忍地活埋在坑内。

　　文帝24年扬广发动政变杀死文帝和哥哥扬勇，霸占文帝最爱的夫人。炀帝更是擅杀大臣、屠戮臣民数万，他扩建洛阳皇宫，每月役丁2百万人。修运河，“诏发天下丁夫，男年十五以上，五十以下，俱要至，如有匿之者斩三族”，役夫达543万余，昼夜开掘，男人不足，女人充数，死者过半。如此浩大的工程，其目的是为满足扬广的腐朽生活。

　　公元611年扬广第壹次东征高丽时的总兵力达113.38万人，号称200万，运输的夫差是兵员总数的好几倍，结果大败而回，只剩下2700残军跟皇帝回来。三次率军进攻高丽，伤亡惨重。从公元611到628年18年间，兵变、民变和宫廷政变共136次，有50多位称帝称王者，均统兵15万以上，各据壹方，相互混战。全国户数由890万减至290万，人口由公元606年4602万人，减到639年1235万，损失率73%。

　　8．安史之乱。唐朝的皇帝为夺回江山，竟卑躬乞求匈奴回纥收复洛阳，应允任意抢掠三日，使洛阳成了壹片废墟。历时九年的残杀，使黄河流域萧条凄惨，人烟断绝，兽游鬼哭。中国人口从九百万户锐减至二百万户，四分之三惨死，残存者以纸为衣。公元755年有5292万人，到760年人口1699万。损失率68%。

　　公元760年，平卢兵马使田神功借平息刘展叛乱，命部下杀死居住在扬州的阿拉伯、波斯商人数千人，把壹个繁荣的扬州城屠为死城。《旧唐书.秦彦传》描述：“江淮之间，广陵（扬州）大镇，富甲天下，自（毕）师铎、秦彦之后，孙儒、（杨）行密继踵相攻，四五年间连兵不息，庐舍焚荡，民户丧亡，广陵之雄富扫地矣！”

　　唐肃宗的次子李炎聪明过人，尽心辅佐太子李豫。张皇后与李辅国多次在皇帝面前中伤李炎，诬其要谋害太子。昏庸的皇帝竟然下诏赐死李炎。在肃宗病重期间，李辅国支持太子李豫登基；而张皇后暗中策划越王继位，密谋杀掉太子。李辅国等首先把太子保护起来，然后冲进皇宫，抓获了越王及其支持者百余人。张皇后逃入肃宗寝宫，被李辅国抓住。肃宗因受到惊吓而当天死亡。李辅国趁乱将张皇后、越王及参与者壹并斩首。太子李豫在李辅国的拥戴下即位，是为唐代宗。李辅国后被代宗逐出了朝廷，被人刺死，其头颅扔到了粪坑里。

　　唐宪宗统治后期开始追求生活上的奢侈腐化，拒纳忠谏，不断服食丹药，动辄痛责身边的宦官。宪宗李纯说：“宦官不过是家奴。”公元820年，宦官们将宪宗闷死在中和殿。此后，宦官挟制君主乃至弑君立君，壹凭于己。此后的八个唐朝皇帝竟有七个是宦官所立。

　　公元826年唐敬宗半夜猎狐归来与宦官们喝酒。酒酣之后，敬宗起身上厕，突然灯烛全灭，刘克明等人趁黑暗之机把年仅18岁敬宗杀死。刘克明开始做专擅朝政的美梦，可王守澄联合亲信宦官，调集神策军把刘克明壹伙全部杀死，迎立江王李涵即位，是为唐文宗。

　　文宗利用宦官间的矛盾，成功地夺取了王守澄的兵权，赐其自尽。文宗的宠臣李训与郑注经过密谋，决定在皇帝欣赏甘露之时把仇士良宦官集团壹网打尽。但因事露，仇士良等宦官劫持了文宗，并立即展开了血腥的报复，皇宫内血流成河，官吏被杀者千余人，李训家被劫掠壹空，李训、郑注都被杀死。京城的无赖们也趁火打劫，整个长安鸡犬不宁。没有参预事变的丞相王涯等人也被处死，其亲属皆被杀死。这壹事件，史称“甘露之变”。此后，仇士良视唐文宗如同傀儡。文宗死后，仇士良扶持李炎上台，是为武宗。仇士良病死后，从他的家里搜出了数千件兵器。他家的财产被没收，用三十辆车子，运了壹个多月还没有运完。

　　唐僖宗即位时仅12岁，为人愚傻。僖宗喜欢斗鹅、打马球，玩得高兴时就对小宦官大加赏赐，弄得国库空虚。田令孜便劝皇帝到长安的东市、西市上征高额税，宦官们则趁机抢劫。僖宗却因有钱而笑逐颜开，对田令孜也愈加信任。田令孜每逢见僖宗，都准备几样果品，两人相对而坐，尤其令人称奇的是，僖宗开口闭口间竟称田令孜为“阿父”。

　　9．唐武宗（841-846年）时有496万户，后周世宗（955-960年）仅120万户，到宋初为200万户。损失率76%。

　　有壹句俗语：“黄巢杀人八百万——劫数难逃。”

　　黄巢实际上是壹个儒生，黄巢出身于壹个靠贩运私盐暴利发财的富裕家庭，殷实的家底使得黄巢自小就有条件苦读儒经以求晋身官场，却不料屡次科举均以落第告终。愤怒的儒生黄巢陡然间“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离开长安时扔下壹首“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尽白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杀气腾腾的誓言。

　　黄巢回家做了几天私盐贩子。唐代规定只准国营企业经营盐，黄巢没有经营盐的许可证，结果他们的盐巴被查封没收了。他便散尽家产啸聚山林投身“农民革命运动”去了。黄巢变成暴民，是被暴官逼出来的。有暴官就有暴民，有暴民就有暴官，最后就是妳吃我我吃妳，吃得血肉横飞，必然是对财产、对文化，对于所有社会生产力积累的破坏。

　　黄巢做了农民起义军的“冲天大将军”后，极端的复仇心理促使他对社会不加选择地实施破坏政策。公元878年，黄巢攻陷广州，屠杀城内各国商人12万人，摧毁壹切教堂，把曾经是海外贸易中心的广州几乎壹举荡平。黄巢痛恨外贸至极，大军所至，砍绝桑树，为的只是不许养蚕织丝以货外夷罢了。唐末动乱对于海外贸易的摧残几乎是毁灭性的。在广州北伐前黄巢从《诗经》的“率土之滨”取了个“率土大将军”的名称。

　　公元880年黄巢攻陷长安，自立为帝，把唐末腐败的政治制度和腐朽的生活方式全盘接收。有人题诗嘲讽，查不出作者，黄巢大怒，把当时在尚书省门前警卫的官兵全部处死，并搜捕全城所有会写诗的3000余无辜的儒生，全部杀掉。

　　黄巢将士进城时长安市民夹道欢迎，曾感动得起义军散发金银绸缎给民众；黄巢称帝后，黄巢士兵则如同明火执杖的强盗壹般在长安街头杀人越货，争抢美女，殴打平民。待到官兵反攻，黄巢更把战争失利的原因归罪于长安平民，他将城中男丁杀戮殆尽，来了个“巢怒民迎王师，纵击杀八万人，血流于路可涉也，谓之洗城”式的血洗长安城。

　　朱温（852-912），后名朱全忠、终名朱晃，唐朝宋州砀山（今安徽砀山）人，乳名朱三，最初曾参加黄巢起义军，后来降唐。朱温生性凶恶，奸诈多变，可笑的是唐僖宗还给这个数易其主的叛徒赏名“朱全忠”，封为梁王。

　　朱温的祖父和父亲朱诚都是乡村的私塾教师，长兄为全昱，次兄为朱存。父亲早亡之后，因为家贫，兄弟三人随母亲壹同投靠萧县刘崇家。在低人壹等的环境中，朱温没有形成软弱的性格，反而变得狡猾奸诈，再加上他和次兄朱存都蛮勇凶悍，时常在乡里惹事生非，不肯勤于正事，所以乡亲们很讨厌他们，朱温也没少受主人的责打。但是主人刘崇的母亲却是个虔诚的信佛人，经常护著朱温，并经常说：“朱三不是壹般人，应该好好对待。”佛教提倡慈悲为怀、宽容忍让的思想，老太太对待众人讨厌的朱三也是壹视同仁。

　　朱温当初参加黄巢起义，并非为了什么劳苦大众的幸福，更没有什么替天行道的思想，而仅仅是出于壹种图富贵、出人头地的私心，为的是以后做官衣锦还乡，以此“回报”邻里对他的鄙视与轻蔑。在黄巢军中无法混下去时，为了生存为了富贵前途，他听从谋士谢瞳的计策背叛黄巢而投降了唐朝廷，在唐朝廷内朱温的官职步步高升，最后竟也做起了最高级的富贵梦：称帝。而且，壹步步实施起来。

　　黄巢在攻打蔡州（今河南汝南）时，唐蔡州节度使秦宗权投降。在黄巢败亡后，秦宗权继续反唐，但却到处骚扰残害百姓，还妄自称帝，并攻占了河南的许多地方，成为与朱温在中原较量的首要对手。朱温虽然兵少，却毫不示弱。壹面派人到山东募兵壮大队伍，壹面向兖州（今山东兖州）的朱瑾、郓州（近山东东平西北）的朱宣寻求支援。先后多次战胜秦宗权的骄纵部将，尤其是在汴州北面孝村壹战，斩首2万余级，秦宗权开始居于下风，并走向衰落，最后灭于朱温之手。

　　从25岁参加黄巢起义军，到光化二年（公元899年）攻太原（今山西太原）、占榆次（今山西榆次）时47岁，朱温二十余年经营之后，羽翼丰满，野心开始膨胀，下壹个目标他瞄上了皇帝宝座，为此大肆杀人。攻下长安之后，焚毁长安城，杀数百成千的臣子和宦官。

　　对不听话的朝臣滥杀不止，对顺从的朝臣也不放过。为早日称帝，朱温命令宰相柳璨、枢密使蒋玄晖等人加紧谋划。柳蒋二人认为自魏晋以来，称帝者都是按部就班地走上皇位的，不能著急。第壹步先要封国，然后加九锡之礼（古代天子赐给有大功或有权势的诸侯大臣的九种器物，后来权臣篡位前都要策划由皇帝先赐九锡）。昭宗任命朱温为相国，进封魏王，并以21道为魏国，兼有九锡之命。柳、蒋的苦心没有让朱温满意，相反，他认为这是他们故意拖延时间，因此大怒，拒不受封，并杀掉了这两个没功劳也有点苦劳的大臣。

　　朱温掌握了唐昭宗之后，仍不放心，害怕昭宗再寻找机会利用李克用或者李茂贞等地方势力，再次对自己构成威胁，说不定会是杀身之祸。狡诈的朱温效法了曹操：宁负天下人，不让天下人负我。他密令养子朱友恭和氏叔棕等人弑杀昭宗及其所有子孙，只留下第9子为帝；但他并不想承担此历史罪名，部署好后他便领兵出洛阳讨伐异己去了。事后又回到洛阳演戏，假装不知内情。开始听到消息时他仆地大声嚎哭：“奴辈负我！令我受恶名于万代！”又回洛阳到昭宗的灵前恸哭流涕，以此笼络人心，表明自己是唐朝的忠臣。

　　朱温借皇后之命立年仅13岁的李杵为帝，即昭宣帝。然后杀掉朱友恭和氏叔棕，壹方面灭口，另壹方面标榜自己的清白正直。第二年，朱温又大开杀戒，为称帝铺路。二月，杀昭宗的儿子李裕等共九人。六月，又杀裴枢、独孤损等异己朝臣30多人，然后将尸首在滑州（今河南滑县）白马驿附近的黄河边投入滔滔黄河，原因是他们常自诩为“清流”，死后要让他们和黄河水壹样变成“浊流”。朱温随后将众臣几乎全部贬逐、杀害。

　　公元907年，唐宰相张文蔚率领百官向朱温劝进，朱温稍作“谦让”，便迫不急待地坐上了宝座，正式称帝，更名为朱晃，意为如日之光。定国号为大梁，改年号为开平，建都开封。其庙号太祖，国号大梁，始称后梁。他将昭宣帝废为济阴王，迁到曹州（今山东曹县）济阴囚禁。第二年，干脆派人将其杀掉，以绝后患。

　　朱温称帝之前与李克用反复争夺泽州（今山西晋城）、潞州（今山西长治），因为二州战略地位极其重要，是入晋的门户。称帝不久，朱温即派兵再战潞州，结果大败而归。此后在柏乡（今河北柏乡）之战中又损兵折将，再次出兵时，自己所率部队竟被晋军区区几百骑兵骚扰突袭得仓惶逃窜，终致全局失利，从此他忧急成病。朱温吸取唐末地方将领无法节制终成大祸的教训，对大将严加防范，壹旦有骄横的人出现，立即除掉，或杀或囚，以绝后患。

　　朱温对部下、战俘、士人均滥杀成性。为保证战斗力，对待士兵极为严厉，每次作战时，如果将领战死疆场，所属士兵也必须与将领与阵地共存亡，如果生还就全部杀掉，名为“跋队斩”。所以，将官壹死，兵士也就纷纷逃亡，不敢归队。朱温又让人在士兵的脸上刺字，如果思念家乡逃走，或者战役结束后私自逃命，壹旦被关津渡口抓获送回，必死无疑。

　　在诛杀敌兵时，朱温残忍的本性暴露无遗。魏博的罗绍威几次请求朱温帮他除掉难以控制的牙兵（即长期形成的节度使亲兵），朱温和罗绍威有姻亲关系，于是就趁自己女儿（即罗绍威的儿媳）病死的机会，以奔丧为掩护，先派精兵装扮成担夫，进入魏州城，然后由大部队跟进。内外夹攻，将8千牙兵全部杀死，连妇女儿童也不放过。正和梁军壹起围攻沧州的魏博军闻讯反击梁军。梁军攻下魏博军的城池后，又将军民杀得壹个不留，激怒了当地百姓，因为魏博军都是当地人出身。百姓纷纷抗击梁军。

　　其次就是乱杀战俘。朱温率军在钜野（今山东巨野）南边击败朱瑄部，部将万余人，清理战场的时候，突然间狂风大作，沙尘弥天漫地。朱温杀性顿起，借机对众将说：“这是因为杀人不够！”于是命将士把3000战俘悉数杀死。

　　有壹年，朱温命朱友宁攻打青州博昌县（今山东博兴），打了壹个多月仍未攻克。朱温盛怒之下，命友宁驱使俘虏的十万民众背著石头木料，牵著牛驴，在城南筑土山攻城。到了城下，竟将人畜木石合在壹起筑成攻城的道路，惨不忍睹，喊冤之声几十里之外就能听到。不久，城被攻陷，朱温又命令屠城，尸首遍野，清河竟也被阻塞不流。历来战争成名的只有将领，受害的总是百姓，所谓“壹将成名万骨枯”绝不仅仅是壹句卖弄文采的七言诗！

　　对待士人，朱温也是残忍至极。有壹年的六月，朱温与众多幕僚及当地游客在大柳树下乘凉。朱温望了望柳树枝，自言自语道：“这柳树正好可以做车毂。”众人都未及回应，几个书生游客顺口应道：“是啊，正好做车毂。”没想到朱温勃然变色，斥责道：“书生们只知道顺嘴戏耍人，什么东西！车毂要用榆树做才耐用，柳木中看不中用！”然后冲著左右卫士们喊道：“还等什么？”数十名卫士亮刃向前，将答话的几个书生全部砍杀。

　　书生为避免朱温独语尴尬，搭讪回应，没想到撞到奸诈残忍的朱温手上，死于非命。从滥杀士人可以看出，朱温的滥杀已经走向了极端。

　　最后，更让朱温遗臭万年的是他的荒淫，而且是前无古人。朱温未叛黄巢时，曾娶妻张惠，张惠贤惠又有智谋，在朱温称帝前不幸病故，临终前，张惠对朱温劝道：“妳英武超群，别的事我都放心，但有时冤杀部下、贪恋酒色让人时常担心。所以‘戒杀远色’这四个字，千万要记住！如果妳答应，那我也就放心去了。”张惠死后，朱温却放纵声色，忘了妻子临终遗言，今天爱这个，明天喜欢那个，只要娇媚有姿色，便来者不拒。

　　干化二年（公元912年），朱温兵败路上生病，回师洛阳后，住到大臣张全义家的会节园里避暑，前后十多日。张家的妻妾都被他召去侍寝，淫乱终日，毫不顾惜君臣之礼，连张全义已是半老徐娘的继妻储氏也被他召来强与交欢。张全义的儿子愤恨至极，持刀要与朱温拼命，被张全义死死拉住，说不要忘了昔日朱温对他全家的救命之恩。为了高官厚禄，屈辱至此，张全义的隐忍可算是到了极点。

　　朱温尤让人不齿的是他荒淫到了乱伦的程度。在他的儿子外出征战时，他便将儿媳召入宫中，命为侍病，实为侍寝与之乱伦。更让人吃惊的是，他的儿子们对父亲的乱伦不但不愤恨，反而毫不知耻地利用妻子在父亲床前争宠，讨好朱温，以求将来继承皇位。父子这种丑闻，在历史上恐怕独壹无二了。朱友文是朱温的养子，其妻王氏姿色出众，美艳无双，朱温尤为喜欢。开始以侍病为名被召入宫内，最后知道实为陪枕留寝时王氏竟也不推辞，反而极力逢迎，更助长了朱温召纳其它儿媳的淫心。

　　朱温为满足欲望，枕席之间答应王氏将来传位给朱友文，这又引起了亲生儿子朱友圭的不满。而朱友圭的妻子张氏也常常侍奉朱温左右，为了丈夫的前途，甘心献身，随时注意年老多病的朱温的壹举壹动。后来，朱温病情加重，就告诉王氏，让她通知朱友文来见他，以便委托后事。友圭的妻子张氏知道后，赶紧密告友圭：“朱温已将传国宝交给王氏去找友文，我们就快完了”。催他先采取行动。朱友圭得到消息后，立刻利用他掌握的宫廷卫队及其它亲信所率的部队发动了政变，连夜杀入宫中。朱友圭的随从冯廷谔壹刀刺入朱温腹中，刀尖透出背部。朱温的荒淫败行，终有惨死这壹下场。这壹年是干化二年（公元912年）六月，终年61岁。朱友圭见他已死，用破毡裹住尸首，埋在了寝殿的地下。毛泽东壹人无师自通了朱温的秘诀，凭以掌握共产党夺取天下。许多中国人因此变成猪瘟，把无耻当成有德。

　　唐末、五代，前后八十年，中国内外壹片混战，亿万生灵涂炭。前后58个皇帝，有42个死于非命。五代十国后汉的苏逢吉梳理狱囚，便将囚犯无论罪行轻重曲直壹律杀掉；为霸占前宰相的房宅，他引诱仆人诬告，然后杀其壹族；史弘肇出兵巡视，必杀人，壹次，太白星座昼见，有人仰视，便被腰斩；史氏还实行断舌、决口、断筋、折足等酷刑。

　　南汉开国之主刘氏性极残忍，他以酷刑为乐，将人锅煮，然后暴晒、洒盐，使之肌体腐烂，尚能行走，不久死去；或用锤锯待人，使之血肉交飞，惨叫声不断。刘氏还使用灌鼻、割舌、肢解、炮烙等刑罚。

　　自秦后的所建立三十余个朝代的开国之君出身游民和社会下层的约占了壹半。五代十国之间的开国之君十有七八是兵痞、无赖、流浪汉，心狠手辣就是自然的了。

　　10．金元灭宋。1122年全国人口9347万，到元初1274年人口887万。损失率高达91%。

　　宦官童贯在镇压方腊等农民军的过程中，纵兵杀掠，杀害军民近百万人。

　　蒙古人屠寻思干（撒马尔罕）城约百万人口；灭西夏，屠80余万。蒙古人数次西征，凡有抵抗即屠城，共屠数百城，包括屠杀了巴格达的数十万人口，整个中亚壹片废墟。

　　忽必烈屠杀了中国人1800万人，中国北方90%汉族平民惨遭种族灭绝。四川在蒙古帝国屠杀前，估计有1300-2000多万人，屠杀后竟然不满80万人，几乎成了无人区。在蒙古人杀戮和统治下，中国丧失了7000多万人口。蒙古帝国在中国境内的种族灭绝，作为世界记录放在《吉尼斯世界记录大全》1985年版。

　　蒙古人统治下的汉人、南人是贱民。杀蒙古人偿命，杀回回罚银八十两，杀汉人罚交壹头毛驴价钱。汉人村里新媳妇的头壹夜[初夜权]壹定要给蒙古保长，中国人甚至连姓名都不能有，只能以出生日期为名，不能拥有武器，只能几家合用壹把菜刀。

　　11．元末大混战，人口损失率75%。

　　朱元璋重用儒家，结果杀得血流成河。朱元璋出生微贱，在生计艰难之际为郭子兴收留、重用，完全借郭子兴而兴，得势后他却忘恩负义。朱元璋的好友杀了都元帅，朱元璋又杀了好友，当上都元帅。1366年，朱元璋救应遭难的小明皇帝，在龙舟上把皇帝推入长江，建立了明朝。他杀来杀去，先征服了中国人，才转向驱赶已经势微的蒙古人。

　　夺得天下后，朱元璋翻脸不认人，“火烧独角楼”，大杀功臣、朝臣。据史书记载，最大的案件有胡惟庸案，蓝玉案，空印案，郭桓案，前两案株连的杀者4万人，后两案有七八万人。无人不杀，无人不可杀，壹个个的杀，壹家家的杀，有罪的杀，无罪的也杀，政权的维护完全建立在屠杀、酷刑之上。基本上将功臣杀光，连毫无二心的幼时放牛娃朋友徐达也不放过；“武臣第壹”的徐达长背疽，忌吃蒸鹅；朱元璋为除掉功臣，就专门赐他吃蒸鹅，徐达不得已流泪吃下，不久背疽爆发而亡。可谓冷酷刻暴到了极点，名副其实的恐怖政治。

　　朱元璋整饬贪腐最烈，规定凡贪赃白银60两以上者，壹律枭首示众，剥皮填草，风干尸体，悬挂于衙门座位旁。朱元璋在各州县设有“剥皮亭”，官员壹旦被指控贪污，无需审判即被剥皮，悬皮于亭中，以示警戒。朱元璋时，户部粮款案等壹个案子往往杀三四万人。因贪污罪名死于监狱或被判刑的，每年都有数万人。驸马欧阳伦也因倒卖茶叶而被诛，但明王朝最终仍然陷于腐败泥淖而不拔。

　　朱棣比起乃父来毫不逊色。1402年，他夺了亲侄子的皇位，导致了百万人战死沙场；建文帝宫中的宫人、女官、太监被杀戮几尽； 他又迁建文帝母亲于懿文陵幽禁，杀掉建文帝三个兄弟。建文帝七岁太子朱文奎于乱中“不知所终”，肯定被杀了，另外的小儿子朱文圭当时才两岁，还是在怀抱之中，朱棣先把这个小孩幽闭于广安宫，后来不知所终，定是被杀了。他壹次性枉杀建文帝忠臣及其家属1万4千多人。

　　朱棣的谋士姚广孝在北平时对他讲，方孝孺是天下“读书种子，”绝不可杀。朱棣召方孝孺入殿，方孝孺也不施礼，依旧嚎哭不已。朱棣说：“诏天下，非先生不可。”方孝孺边哭边骂道：“死即死耳，诏不可草！”

　　朱棣怒急，大声叫道：“怎能让妳痛快壹死，即死，难道妳不怕我诛妳九族吗？”

　　方孝孺大喝：“便诛十族又奈我何！”朱棣命卫士用大刀把方孝孺嘴唇割开，壹直划裂到耳边。然后，命人逮捕其九族亲眷外加学生，凑成十族，共873人，依次碎剐杀戮于方孝孺面前。方孝孺忍泪不顾，最后被凌迟于聚宝门外，时年46，充军边远地区而死的有1000多人。孝孺临刑前做绝命诗曰：“天降乱离兮孰知其尤，奸臣得计兮谋国用犹。忠臣发愤兮血泪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呜呼哀哉，庶不我尤！”

　　兵部尚书铁铉被逮至京，朱棣派人割掉铁铉耳鼻，在热锅中烧熟，然后硬塞入这位忠臣口中，问：“此肉甘甜否？”铁铉答：“忠臣孝子之肉，有何不甘！”朱棣下令寸磔铁铉，这位忠臣至死骂不绝口。朱棣又把铁铉80多岁的父母投放海南做苦役，虐杀其十来岁的两个儿子，并硬逼铁铉妻子杨氏和两个女儿入教坊司充当妓女，任由兵士蹂躏。

　　刑部尚书暴昭，由于陛见抗骂，朱棣先去其齿，次断手足，以刀慢割脖项而死。

　　对礼部尚书陈迪，朱棣命卫士绑送他及其六个儿子壹起至刑场凌迟。朱棣又先派人割下陈迪儿子陈凤山的鼻子和舌头，塞进这位忠臣嘴里逼他下咽。陈迪至死不屈，怒骂而死。

　　对太常卿黄子澄，也灭其三族，凌迟处死。兵部尚书齐秦因其不屈，送刑场凌迟；兄弟全体处斩。财政部副部长卓敬灭三族。教育部长陈迪全家处斩，亲属180余人廷杖后贬窜蛮荒。监察部代理部长景清磔死，家属亲朋全数处决，故乡壹连数个村庄房舍壹空。

　　右副御史练子宁，因殿上怒骂，朱棣命人先割掉其舌，此后寸磔而死，其宗族被杀者151人，数百人贬窜蛮荒。

　　最高法院秘书长邹瑾家族448人处决。最高法院副院长胡闰家族217人处决。

　　对建文帝监察御史高翔，因其丧服入见，朱棣命卫士杀之于殿上，没产诛族，又掘发高氏宗族墓地，焚骨抛尸，交杂狗骨马骨四散丢弃。

　　对监察御史王度，宗人府经历宋征、监察御史丁志、巨敬，棣皆施以族诛之刑。

　　历朝历代异姓相伐相杀，从未有这样惨屠对方官吏臣下的举动。因此，清初史家谷应秦这样叹道：“嗟乎！暴秦之法，罪止三族；强汉之律，不过五宗……世谓天道好还，而人命至重，遂可灭绝至此乎！”朱棣秉承朱元璋老混蛋血脉中淫暴凶残的因子，把多位忠臣孝子的大好清白妻女送入教坊司（公家妓院）做性奴，每天受二十多精壮汉子轮奸，生下男丁当家奴，生下女孩长大后接著做妓女，死后便“著抬出城门喂狗吃了”……郑和下西洋是为追剿那些有违海禁的华人。当时聚居于苏门答腊旧港的华人最多，明成祖耗巨资遣郑和率二万余兵丁前往镇压。郑和亦不负圣望，剿灭逃民之外，生擒其首领陈祖义等三人回京诛杀，以儆效尤。1405年开始的七次下西洋，耗时28年，在海外征战数次，死伤惨重，耗费空前。刘大夏《殊域周咨录》称：“三保下西洋，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奇宝而回，于国家何益？”在壹片反对声中，皇帝只得终止了如此荒谬举措。

　　残暴如此，坐稳龙椅后的朱棣又给自己立牌坊。永乐22年甲辰科举考试，本来第壹名状元是孙日恭。考试官员把录取名单呈给朱棣过目，这位流氓皇帝竟咬文嚼字起来：“孙日恭第壹名，不行！日恭两字合起来就是‘暴’。朕壹向以仁心为本，平生最恶残暴苛刑，隐暴于名的人断断不能为我大明状元”。批来批去，从三甲之中点了壹个名叫邢宽的人为状元。

　　朱棣曾经嫌弃朱高炽的肥胖，不让御膳房给朱高炽吃饱，说是减肥，有人看到太子饿的难受，就给他做饭，让朱棣知道后，把此人剁成肉酱。

　　1449年也先率军侵略，王振为了邀功取宠，不顾于谦等大臣的强烈反对，力主皇帝亲征。两军壹交战，明军即大败。前线接连传来失败的消息，王振与英宗才决定班师。本来英宗有充足的时间避开也先军的追赶，但王振想炫耀乡里，主张皇帝转道其家乡，后来又怕大军踏坏其庄稼，改道而行。如此反复再三，给也先以追赶的时间。也先轻易地捉住了明英宗及各部尚书等50余位重要官员，明50万大军全军覆灭。当英宗被捉时，护卫将军樊忠看到乱军中的王振，气愤地喊：“我为天下诛此贼！”用铁锤砸死了王振。

　　土木堡惨败的消息传到北京后，悲愤的大臣诛杀王振的死党，查抄了王振的财产，得金银60余库，其它珍宝无数。王振家族无论老幼皆被斩杀。这就是沁透血水的中国。

　　12．从李自成起义到吴三桂灭亡，混战五十四年。明末人口为1亿，到清世祖时全国人口只剩下1400万人了，锐减了80%多，损失人口8000多万。

　　中国史上想改朝换代的流氓军阀，互相残杀起来比任何人都厉害，就是为了不让对手获得土地与人民，不让对手比自己更强大，宁愿壹切都毁灭！

　　张献忠（1606～1646年），字秉吾，延安人。崇祯三年（1630年）于米脂起事，自号八大王，人称“黄虎”。其起事后，克凤阳、焚皇陵、破开县、陷襄阳，胜战连连。崇祯十六年克武昌，称大西王，次年建大西于成都，即帝位，年号大顺。

　　张献忠的部队不论到了什么地方都不停地淫人妻女，他靠这种手段笼络手下的士兵。他们往往将丈夫与妻子面对面缚在壹起，让丈夫亲眼看著妻子被人奸淫，只要作丈夫的稍微流露不满的神情就会惨遭杀戮。或者强迫父淫女、子淫母，等他们互淫完毕再壹起斩首。

　　有时张献忠命人将被掳的孕妇衣服剥去，他与部下壹边饮酒壹边猜测打赌孕妇的腹中怀的到底是男还是女，然后剖开孕妇的肚子查验。他还用大锅先将人油煮沸，然后将小孩子扔进去，直到小孩子被活活煮熟了便充作下酒的食物。张用刀子戳锅中小儿的肉，吃饱了之后剩下的赏给兵士下酒。如遇上有孕者，刨腹验其男女。或用矛刺入小孩子的身体高挑到空中，小孩子在矛尖上痛嚎而死。

　　张献忠还列木为台，命男女共登台上，然后在四面纵火焚烧，壹时间惨叫声震地，张献忠与属下看著狂笑不已。他为了喂养战马，在杀人剖腹后挖去脏腑，然后用人血浸过的米豆喂马，使马长得十分肥壮。

　　在攻城的时候遇到激烈的抵抗，张献忠就让所掳掠的妇女赤身裸体向城上辱骂。在战后凡是有姿色的妇女都被轮奸得奄奄壹息，然后割下首级，将尸首倒埋进土中，女人的下体朝上。据他们认为可以压制炮火。

　　除了在壹种情况下妇女可以免死，那就是张献忠的士兵壹进入百姓家，家里的妇女装出十分情愿的样子主动与士兵相淫。因此张献忠的士兵经过的地方，妇女不得不首先迎出来自己脱了衣服供他们侮弄，这样才有机会救壹家人的性命。

　　而且张献忠对付妇女还有特别的办法，他设计了壹种叫做“骑木驴”的酷刑用来对付不合作的女子：首先将该女子吊起来，使其阴部对准壹根高竖的木竿，然后割断绳子使这个女子坠落下来，让木竿从女子的阴部穿进来，再从口鼻中穿出去。被折磨的女子直到三四天后才死去。民女惊骇之极，只好纷纷主动献身，比娼女还像娼女。

　　张献忠每攻陷壹城，所掳掠的妇女必须由他先挑选出几个姿色美艳的轮流伴宿。这些美女的上半身穿著艳装，下半身赤裸什么也不穿。无论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只要张献忠淫兴勃发，立刻命这些美女横倒在地进行奸污。等到他玩腻了的时候便将她们洗剥干净杀死，蒸著或煮著吃。有时他等不及这些美女煮熟了，就带著血大嚼起来。

　　崇祯十六年春天，张献忠连陷广济、蕲州、蕲水等地。他进入黄州的时候百姓都逃走了，于是他驱赶妇女铲城，之后将城里的妇女全部杀死填在沟堑。张献忠的军队由鹦鹉洲至道士洑，浮尸遮蔽了江面，水面上人的脂油漂了几寸累，水里的鱼鳖都不能再吃。张献忠改武昌城为天授府，在那里开科取士。

　　1644年阴历八月初九张献忠陷成都，张献忠下令屠城三日。三日过了，停止大杀，仍然每日小杀百馀人以树威。男子无论老幼壹律杀死，或者剥皮后剁碎制成醢酱。妇女们被兵士集体轮奸，轮奸后用刀杀死，再制成军粮。

　　张献忠患了疟疾，他对天许愿说如果病好了就以“朝天蜡烛两盘”贡奉给上天，直到他病好后周围的人才明白这话的意思。张献忠即令兵士，专砍女子的纤足，每个兵士必须至少进献十双小脚。那些如狼似虎的士兵专门搜寻女子的纤足，只要遇见女子就地先将脚砍下来。将收集的的三寸小脚叠成壹座山的形状，称为莲峰。他带他最心爱的小妾去参观。小妾说：“好看好看，只是美中不足，要再有壹双秀美的小脚放在顶端，就再好也不过了。”张献忠说：“妳的脚就最秀美。”于是把小妾的脚剁下来放到“山尖”上。随即再将这些小脚架火烧毁，名为点朝天烛。至于男子则被砍脑袋或割下阳具，也堆在壹起在太阳下暴晒。

　　张献忠性格狡谲嗜杀，壹天不杀人就悒悒不乐。他在蜀地开科取士，得到壹个姓张的状元。张状元的外表学问都很优秀，容貌长得像美女壹样娇艳。张献忠对他非常宠爱，吃饭睡觉形影不离。但是有壹天张献忠忽然对左右随从说：“我很爱这个状元，壹刻舍不得他离开，还不如杀死了他，免得整天牵肠挂肚”。于是将张状元砍成了好几块用布囊装了挂在床边。接著他又悬榜诡称开科取士，召诱士子前来应考，他令人在地上挖掘壹个深三四丈的大坑，待这些寒窗十年的数千四川学子来到青羊宫后，就被张献忠推进土坑活埋。

　　张献忠学朱元璋剥人皮，“先施于蜀府宗室，次及不屈文武官，又次及乡绅，又次及本营将升。凡所剥人皮，渗以石灰，实以稻草，植以竹竿，插立于王府前街之两旁，夹道累累，列千百人，遥望如送葬俑”。张献忠又创造了生剥皮法，就是在人皮还没有被完全剥下而人已经死去的，刽子手抵死。属下的将卒以杀人数目的多少叙功。若属下表现出不忍心的神情，张献忠就将他们处死。都督张君用、王明等数十人都因为杀人少而被剥皮。

　　据《蜀破镜》记载，某日晚，他的壹幼子经过堂前，张唤子未应，即下令杀之。第二天晨起后悔，责问妻妾们昨晚为何不救，又下令将诸妻妾以及杀幼子的刀斧手悉数杀死。

　　张献忠在中园坑杀成都百姓。明朝投降的各卫籍军98万全部被杀死。每屠杀壹地，都详细记录所杀人数，其中记有人头几大堆，人手掌几大堆，人耳朵几大堆。

　　张创造了许多杀人的名堂，譬如派遣将军们四面出击，“分屠各州县”，名曰“草杀”。上朝的时候，百官在下边跪著，他招呼数十只狗下殿，狗闻谁就把谁拉出去斩了，这叫“天杀 ”。平民被杀完了，张献忠就派心腹去士兵中间窃听，士兵偶有怨言就会全家被杀。

　　1646年（顺治三年），清军壹来，他就逃了。在大军逃离成都前，更是对成都实行残酷的“四光政策”，尽杀蜀人，从老百姓到军队家属（老弱病残）再到他部队中的湖北兵、四川兵，最后连早期跟随他出生入死的秦兵也在剐杀之列，剐杀后制成腌肉以充军粮。单就此点来说，实在独步中国大屠杀史。在西充盐亭界凤凰坡，张献忠被清兵捕获斩首。

　　当清军到成都府时，整个成都只剩下不到20户人。据《明会要》卷五十记载：明万历六年四川有“户26万2694，口310万2073”，到清康熙24年就陡减至“1万8090丁”。《温江县志》上说，温江县由于张献忠的屠剿，“人类几灭”。1659 年清查户口，全县仅存32户，男31丁，女23口，“榛榛莽莽，如天地初辟”。民国《简阳县志》卷十九：“明末兵荒为厉，概成旷野，仅存土著 14户”。

　　满族征服汉族，始终贯彻壹个既定方针：屠杀。对蒙古人和朝鲜人却不是这样。努尔哈赤的清军占领辽东地区后，先是担心当地穷人无法生活而造反，把辽东地区的贫民都抓起来杀掉，称“杀穷鬼”。两年后，清军又怕辽东的富人不堪压迫而反抗，又把辽东地区的富人几乎杀光，称为“杀富户”。共杀辽民300多万，辽东地区的汉民基本殆尽。皇太极破锦州，三日搜杀，妇孺不免；掠济南，城中积尸13万。

　　1645年5月13日，清军薄扬州城下。5月20日扬州城破，扬州顿成屠场。任何女人不论愿意还是不愿意，都有可能被抓住，被成群的清兵轮奸。清军下令“十日不封刀”，到5月29日，即滥杀和抢劫的第十天，这场大屠杀结束了。那座城市当时已没任何生命迹象，和尚们得到命令开始收集和焚烧尸体。据当时人们的保守估计，有80-90万人死于这场屠杀（注：明末总人口约8000余万，壹次就杀了80万，相当于当时中国总人口的1%，这个数字不仅在中国旷世绝古，在世界史上也是罕见的）。

　　令人感到纳罕的是汉人竟是那样没有血性。城破，守城明军争相逃命，宁可从城墙上摔下跌死，也不敢抵抗。“惶惶觅隙潜匿”，百姓亦然。史载：只要遇见壹个满族士兵，“南人不论多寡，皆垂首葡伏，引颈受刀，无壹敢逃者。”壹个清兵，遇见约50名青壮男子，清兵横刀壹呼：“蛮子来！蛮子来！”这些人皆战战兢兢，无壹敢动。这清兵押著这些人(无捆绑)去杀人场，无壹人敢逃。到刑场后，清兵喝令：“跪！”呼啦啦全部跪倒，任其屠杀。

　　顺治2年11月15日，扬州十日的大刽子手豫亲王多铎，将屠杀中掠夺的“才貌超群汉女人壹百零三”，奉献给满清最高酋长。顺治帝获得十名，摄政王多尔衮获得三名，辅政郑亲王济尔哈朗三名，肃亲王豪格等各二名，英郡王阿济格等各壹（《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中册，第197页）。

　　满清占领南京后，曾公告：“剃头壹事，本朝相沿成俗。今大兵所到，剃武不剃文，剃兵不剃民，尔等毋得不道法度，自行剃之。前有无耻官先剃求见，本国已经唾骂。特示”（《明季南略》）。不久，却发生了180度转变。这有两个原因：壹是政局出人意料的进展迅速，江南半壁臣服，除了东南西南，满清基本已控制了整个中原，安抚之策已达目的；二是汉人官员的推波助澜，壹些业已归顺的官员们虽换了主子，倒也不甘寂寞，或自动剃发，以示忠心不二，或上书建议，以媚上谋取赏识。满清感觉名正言顺，疑虑之心消除，遂颁发了“留发不留头”的严厉剃头令。当剃发令下达后，各地哗变起义，高呼“头可断，发决不可剃”。导致民众反清的是身体发肤毁伤了就没脸见祖宗的孝道！

　　江阴壹县，被杀了17万人，全城仅50人幸存。常熟大屠杀，“通衢小巷，桥畔河干，败屋眢井，皆积尸累累，通记不下五千余人，而男女之被掳去者不计焉。”“沿塘树木，人头悬累累，皆全发乡民也”（《海角遗编》）。

　　昆山大屠杀，“总计城中人被屠戮者十之四，沉河堕井投缳者十之二，被俘者十之二，以逸者十之壹，藏匿幸免者十之壹”（《昆新两县续修合志》卷五壹兵纪）。“杀戮壹空，其逃出城门践溺死者，妇女、婴孩无算。昆山顶上僧寮中，匿妇女千人，小儿壹声，搜戮殆尽，血流奔泻，如涧水暴下”！嘉定三屠，满清杀了50多万汉人。

　　1649年占领湖南湘潭后屠城；同年大同守城八月之久，也被清寇下令“官吏兵民，尽行诛之”！山西大同全城军民屠戮殆尽(仅存五人)，“附逆抗拒”州县也壹概屠杀；清军屠尽大同、汾州、朔州、浑源等城，清大学士佟养甲在奏章中称“人民不存”。

　　南昌大屠杀，“妇女各旗分取之，同营者迭嬲无昼夜。三伏溽炎，或旬月不得壹盥拭。除所杀及道死、水死、自经死，而在营者亦十余万，所食牛豕皆沸汤微集而已。饱食湿卧，自愿在营而死者，亦十七八。而先至之兵已各私载卤获连轲而下，所掠男女壹并斤卖。其初有不愿死者，望城破或胜，庶几生还；至是知见掠转卖，长与乡里辞也，莫不悲号动天，奋身决赴。浮尸蔽江，天为厉霾”（徐世溥《江变纪略》）。清人自己撰写的历史中写围攻南昌，对出城投降的不论百姓还是军人壹律杀死。明军王姓副将带士兵和家眷五百多人，剃头弃甲投诚，清军留下十壹人活口，其余“分杀”。史书称降者少则三四十，多则数百，除部分妇子被留做奴隶，都死在清军屠刀之下。

　　清寇攻陷潮州，“纵兵屠掠，遗骸十余万”，揭阳县观音堂海德和尚等收尸聚焚于西湖山，将骨灰葬在西湖南岩。福建同安县屠城死难5万余人，梵天寺主持释无疑收尸合葬于寺东北壹里之地，建亭“无祠亭”，墓碑上则刻“万善同归所”。

　　尚可喜率明军火器部队归后金，扭转了后金和明的武器对比，为清军入关充当先锋，和吴三桂并列为三藩之壹。他于1650年2月率军攻至广州城下，开始了长达9个月的围城攻坚。《顺治实录》记载伪清屠城令：“其据城逆命者，并诛之。”清军屠城布告：“谕南朝官绅军民人等知道：...如有抗拒不遵，大兵壹到，玉石俱焚，尽行屠戮！...”至十壹月，广州城破。随即对广州进行了十二天的疯狂大屠杀，至少70万人遇难。史称“庚寅之劫”。

　　据清代官方史载，这场屠城，斩“兵民万余”，又“追剿余众至海滨，溺死者无算”(周骏富 辑，《清代传记丛刊》卷78之18，台湾明文书局，1986年版)。

　　《广州城坊志》转引了方恒泰《橡坪诗话》的记载，曰:“……城前后左右四十里，尽行屠戮，死者六十余万人。相传城中人士窜伏六脉渠约六七千人，适天雨，渎溺几尽，其所存仅二人，双门底刘中山其壹也”。“止有七人躲入大南门瓮城关帝庙神像腹中，得免诛戮”(黄佛颐:《广州城坊志》226页， 221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12月版)。

　　当时在华的意大利籍耶酥会士卫匡国(Martin Martini，1614～1661)写有《鞑靼战纪》壹书，对广州屠城记述曰:“大屠杀从11月24日壹直进行到12月5日。他们不论男女老幼壹律残酷地杀死，他们不说别的，只说:‘杀！杀死这些反叛的蛮子！’但鞑靼人饶恕了壹些炮手以保留技术为自己服务，又饶恕了壹些强壮的男人，为他们运送从城里抢到的东西。最后，在12 月6日发出布告，禁止烧杀抢掠。除攻城期间死掉的人以外，他们已屠杀了十万人” (杜文凯：《清代西人见闻录》53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6月版)。

　　荷兰使臣纽霍夫(John Nieuhoff)在其《在联合省的东印度公司出师中国鞑靼大汗皇帝朝廷》壹书中亦记述到:“鞑靼全军入城之后，全城顿时是壹片凄惨景象，每个士兵开始破坏， 抢走—切可以到手的东西;妇女、儿童和老人哭声震天;从11月26日到12月15日，各处街道 所听到的，全是拷打、杀戮反叛蛮子的声音;全城到处是哀号、屠杀、劫掠;凡有足够财力者，都不 惜代价以赎命，然后逃脱这些惨无人道的屠夫之手”(司徒琳著，李荣庆等译《南明史》131页，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版)。这些当时在粤的外籍人的记述，是依据自己的真实观察，记述了广州城发生的事。

　　倪在田《续明纪事本末》：“可喜屠广州，孑遗无留；逸出城者，挤之海中。”少数逃出城的市民，也被城外的清寇赶进海里淹死！ 在壹片天愁地惨的最恐怖气氛之中，不少市民特别是妇女知道没有活路，只好自尽。

　　清嘉庆年间人方恒泰《椽坪诗话》：“居民有跳入六脉渠者，值大雨，淹死约六七千人。”六脉渠，广州古时城内的水渠系统。另有记载说六脉渠中浮尸四万多人。

　　屈大均《广东新语》记载，壹位妇女李氏跟随丈夫投水自杀，并留下绝命诗：“恨绝当时步不前，追随夫婿越江边。双双共入桃花水，化作鸳鸯亦是仙！”

　　壹位妇女背著襁褓中的婴儿，壹起投水自杀，“庚寅冬，广州城拔(攻陷)。天豪街有妇襁负婴儿，...赴池而死。”小孩子淹死，也要比被二鬼子杀好。

　　李天根《爝火录》记载，明军将领施煇然“分守西城，巷战，死”牺牲后，“家中男妇十余人从死。子祚基才五岁，亦死。”《番禺县志》记述：番禺典吏丁有仪夫妻先后被杀，“越日(第二天)，所弃儿葡匐尸旁，犹吮其(母亲之)乳，过者无不泪下。”

　　尚可喜等二鬼子在刚攻入广东对“小扬州”——南雄屠城时，已制造了这样的人间地狱。当年是伪军文书的陈殿桂，亲眼目睹“伏尸如山”的惨状，后来写下《雄州店家歌》回忆： 家家燕子巢空林(家燕逃到树林里)，伏尸如山莽充斥(莽，野草)…死者无头生被掳(生者都被俘虏，妇女为主)，有头还与无头伍(妇女最后还是要被凌辱逼死)。血此焦土掩红颜(红颜，妇女)，孤孩尚探娘怀乳(婴儿在死去的母亲怀里挣扎)。陈殿桂看到了“血此焦土掩红颜”，带血的焦土半埋的母亲尸体上，还有壹个绝望等死的婴儿在哭泣。

　　戴耘野《行在阳秋》记载：“初二日，清陷广州，屠之…百万人民，尽死于内”。屈大均为守城牺牲的回民将领羽凤麒写的悼词中说：“国殇百万，于尔尊崇”，意思是百万死难者中，羽公您死得很崇高。当时人陈恭尹《番禺黎氏存诗汇选序》也说“竹帛烟销，与百万生灵俱烬”，指黎氏作品和百万生灵在大屠杀中毁灭了。所以，死难者很可能接近100万人。

　　《广东通志》记载：“杀七十万人”。林文孩《浅析建国前佛山商业的兴衰》：“明末清初的战争，广州遭两藩屠城，当时广州死者70多万人”。广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广州市志.宗教志》：“清顺治七年(1650)，清军攻广州，死难70万人。

　　清初人钮锈《觚賸》记载：“再破广州，屠戮甚惨，居民几无噍类。浮屠真修曾受紫衣之赐，号紫衣僧者，募役购薪聚胔于东门外焚之，累骸烬成阜，行人于二三里外望如积雪。因筑大坎瘗焉，表曰共冢。”大意：满清攻破广州，大屠杀很悲惨，市民几乎没留活口。释真修法师曾被明朝皇帝赐给紫衣，他出钱雇人买柴，把死者的遗体运到东门外堆积，用火焚烧，骨灰成山，行人在二三里外望去，如同积雪。后来就在旁边挖大坑掩埋，立碑为“共冢”。

　　魏斐德(F.E. Wakeman)《洪业》云：“尚可喜占领了广州。此后10天里，广州城惨遭洗劫，…尸体在东门外焚烧了好几天。…这个焚尸的火堆，在许多复明分子的心目中，标志著明朝重建希望的真正破灭...直至19世纪，仍可看见壹座积结成块的骨灰堆。”

　　直隶“壹望极目，田地荒凉”(卫周元，痛陈民苦疏，皇清凑议，卷1)，河南是“满目榛荒，人丁稀少”（李人龙，垦荒宜宽民力疏，皇清凑议，卷4），湖广“弥望千里，绝无人烟”（刘余谟，垦荒兴屯疏，皇朝经世文编卷34）。

　　满清屠四川全省令！：“民贼相混，玉石难分，或屠全城，或屠男而留女”。试问中华各个朝代，有哪个王朝残忍至此？张献忠与清兵入侵使四川人口由600多万锐减至50万，只剩下10%左右。整个中国，“县无完村，村无完家，家无完人，人无完妇”。敢反抗的忠勇之士几被杀尽，留下的大抵是壹些顺服的奴才。此外，满清又杀苗民壹百万，杀回民数百万，把漠北蒙古的准葛尔部落杀到最后壹个幼童！在世界历史上都是罕见的残忍！

　　南来屠城九十九, 汉血染尽汉河山。 十万万人齐倒戈，自此中国无汉人！

　　满洲衣帽满洲头，满面咸风满面羞。 满眼干戈满眼泪，满腔悲愤满腔愁。

　　顺治康熙年间，为了和郑军作战，清政府甚至下达命令，要求浙闽粤沿海居民向内陆后退数十里，以达到坚壁清野困死郑军的目的。历史记载，清军划下界限，越过者格杀勿论，导致沿海经济遭受重创，难民数以十万计。更恐怖的是，有的民众因追赶过线的家畜而被杀。壹位清军官佐整日巡回线上，每天都杀数人。在这样的灭绝人性的政策下，郑军确实很难继续维持厦门壹带的据点，只好反身收复台湾，开拓根据地。这才是真实的历史，13．清代的白莲教起义（1796-1805）时期。清朝中期以后，白莲教等宗教组织、会党盛行，统治者加强镇压。壹次，仅武昌府就捕了无辜达数千人之多；在荆州等地，嫌疑分子被押往省城时每船壹二百人，被迫投江而死，或被拷打而死，最终激起白莲教大起义。

　　1786年人口3亿9110万人，起义失败后，人口为2亿7566万人，损失了1亿1千万。

　　14．金田起义初起，远在广东的洪氏宗族就遭了灭顶之灾，2万余人被杀得干干净净，洪秀全家乡洪姓5百余人无壹幸免。永安突围时，清将赛尚阿在龙寮岭峡谷将太平军后卫军2千余人屠杀，其中绝大部分是妇女儿童。

　　1855年的广州已然陷入动乱，时任两广总督叶名琛“为除患于未然”，悍然在那个夏季斩首了7.5万人。容闳打开英文的欧洲历史，寻找异民族的屠杀史。他发现，即使追溯到古罗马的盖乌斯.凯撒，或者法国大革命，都找不到如此血腥的场面。

　　石达开攻破江西吉安城时，除歼灭抵抗的敌军外，“不戮壹人，有掳民间壹草壹木者，立斩以徇。”邹树荣的纪事诗中有这样的描写：“传闻贼首称翼王，仁慈义勇头发长，所到之处迎壶浆，耕市不惊民如常。”

　　咸丰年间，洪秀全在天京（今南京）建立了太平天国，成为威胁清廷的大患，时任两江总督并任为钦差大臣的曾国藩，指挥三路大军向太平天国进行围剿，壹路是其弟曾国荃率领的湘军主力，壹路是左宗棠率领的另壹部分湘军，还有壹路是李鸿章率领的淮军及英国人戈登指挥的常胜军。曾国藩制订的两个基本方针：壹是实行屠杀政策，把人烟稠密的苏南壹带变成无民之境；壹是实行焦土政策，把沃野千里变成了不耕之乡。

　　曾国荃攻陷安庆，不消半日就杀死了壹万多名太平军俘虏，他怕到阴曹地府受到惩罚，曾写信给曾国藩流露出后悔之意。曾国藩立即回信说：“妳现已带兵，自然要以杀贼为志，何从后悔杀人多？”可见，曾国藩残忍嗜杀的程度，是远远超过他的九弟的。

　　安庆城区本来是越语区，现在却成了北方方言区。原因就是湘军吉字营把安庆城内的3万老百姓几乎屠尽，至今安庆农村有民谣“鲜血满城流，死尸满街头，谁是杀人凶，湖南曾老九”（曾老九就是曾匪国藩的九弟曾国荃）！湘军那次屠城，把安庆的房屋也几乎烧光了，只有壹个70米高的振风塔是石头的烧不掉，保存了下来，成为无言的见证。

　　湘军“见屋即烧”，“见长发者即杀”“以多杀为是”。湘军朱品隆部驻扎在安徽石埭时，到处烧民房、抢财物，使石埭“城乡内外房屋安全者百无壹二”，连地方上的“绅耆”亦发出“官军不若长毛之叹。” 曾氏的同僚胡林翼，也曾下达过同样的命令：要属下的军兵“见屋即烧，烧壹屋即赏壹次，无论是民居还是贼馆。” 除军兵外,他还安排团练“专管烧屋”，要将“民居贼馆，排队逐层焚烧，逐次烧入，不过三四日可以壹空。”

　　1864年7月14日曾国藩率湘军攻入“天京”时，城里的老百姓数十万，只有幼天王等部分人突围，整个天京城3万多战士，全部战死或者自杀。湘军壹冲入城内，就开始了残忍的大屠杀。他们杀死的人中，太平军将士为数仅有数千人，大部分是天京城内的平民百姓，尤其是老人、儿童和中年以上的妇女。这场大屠杀壹直持续了十余日。他们杀人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占领城池，而是为了抢劫财物和奸淫妇女。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在《能静居士日记》中写下：城内“老弱本地人民不能挑担又无窖可挖者，尽遭杀死，沿街死尸十之九皆老者……其幼孩未满二三岁者亦砍戮以为戏，葡匐道上。妇女40岁以下者壹人俱无，老者无不负伤，或十余刀，数十刀，哀号之声，达于四远。” 就是说，除了强使壹部分壮丁为他们服劳役，并把四十岁以下的妇女都抢走以外，其余老幼男女，壹概残忍杀害。尸骸塞路，臭不可闻，秦淮河里尸首如麻。他总结道：“自湘军平贼以来，南民如水益深，如火益热。”

　　曾国藩上报说：曾国荃率所部在南京城内“分段搜杀，三日之间毙贼共十余万人。秦淮长河，尸首如麻。”这就是说：3天就屠杀了十余万南京居民。

　　清人记载：“金陵之役，伏尸百万，秦淮尽赤；号哭之声，震动四野。”所谓伏尸百万，除了战死者，就是曾国藩在城内外屠杀的平民，至少杀害数十万人的生命。“群尸山积”，“白骨山积”，“自五季以来，生灵涂炭，殆无逾于今日”。

　　湘军占领天京后，立即开始肆无忌惮的抢劫。湘军中从上到下，每壹个人置备壹个大竹筐，抢到钱财就往竹筐里装。他们先抢王府，再挖地窖，接著就逐户搜抢居民财务，掘地拆屋，挖坟盗墓，直至全城物品荡然无存，洗劫壹空。当时不仅攻城的将士横行无忌，四处抢劫，连留在城外看守营寨的老弱兵勇也空营而去，入城大肆抢掠，甚至守卫曾国荃大营的兵勇和各棚长夫厨役人等也都进城搜刮财物，肩挑手提，成群结队，满路都是抢劫而归的士兵。有时抢红了眼，他们之间还互相抢劫甚至发生火拼。

　　7月28日，曾国藩到金陵，见“城内自伪宫逆府以及民房悉付壹主”。“万室焚烧，百物荡尽，而贡院幸存”。因为贡院是考场，内无财货，所以湘军不来光顾。宫室民居都有财物可抢，湘军抢杀之后，把房付之壹炬，以毁灭罪证。无论王府民宅，大肆抢掠壹番后，随即付之壹炬，壹走了事。他们天天抢劫，日日放火，大伙壹连烧了十余日。经过这场浩劫，这座繁华古都几乎变成壹片废墟，满园残墙断壁，遍地碎砖烂瓦，连壹棵树都很难找到。

　　湘军入城后，肆意糟蹋妇女，他们随意闯入民宅，奸淫良家妇女，甚至在光天化日之下，公然于大街上施暴。四十岁以下的妇女大多被湘军掳走，成为士兵们奸淫的猎物。官家文书说，曾国荃先锋提督李臣典日夜血战，进城后不久即力竭身死；清追念其功，封世袭子爵。其实，李臣典是另壹种“过劳力竭”：他“戮绝妖男，虏尽良女”，日夜宣淫，在天京破城后不到十天里，每天辱虏女子几十，最后因色毙身，死时才二十七岁。

　　经过壹个多月的烧、杀、抢，攻入天京的湘军将士个个都发了大财。当时长江之中千船百舸，连樯而上，满载著抢掠来的财物和妇女，日夜不停地向湘南老家行驶。曾国荃更是大发其财，获资数千万，其后他在家乡大量抢购民田、树木，置田百顷，广起宅第，被人称为“老饕” 毛泽东的家产就是那时乘乱抢劫来的。。

　　曾国藩想出了壹个欺骗穷人拼命的办法，就是每打下壹个地方，允许官兵大抢几日，以刺激其士气。曾国藩写信给其九弟国荃，常有“想见大索三日”、“大索十日”的词句，所谓“大索”，名义上是搜索“残敌”，实际则是搜索财宝、公开抢劫。抢劫之余，强奸妇女。

　　民国初年，湖南农民当兵的最多，除农村破产的壹般原因外，还有壹个因素，就是受曾国藩部下湘勇在苏浙皖赣抢掠发财的影响。放纵官兵抢掠虽然能够刺激其拼命，打壹个地方，就可以发财；但不能巩固部队，因为官兵抢饱了就想开小差回去，即使不开小差，有了钱也就不肯拼命。于是曾国藩就想了第二个好方法，叫官兵赌博，在赌博中把兵的钱都骗光了，于是再鼓动他们去打仗。士兵拼命打仗抢老百姓；抢到后在赌博中被军官骗去；骗光后再拼命，再抢掠；如此循环不已，湘军军官就发了大财。

　　后来李鸿章署理两江，曾说，天京没有百年很难恢复。在湘军攻陷天京后30年，谭嗣同曾到金陵，他记录道：“顷来金陵，见满地荒寒现象。本地人言：‘发匪(指太平军)据城时，并未焚杀，百姓安堵如故。终以为彼叛匪也，故日盼官军之至，不料官军壹破城，见人即杀，见屋即烧，子女玉帛，悉入于湘军，而金陵永穷矣。’至今父老言之，犹深愤恨。他说洪、杨军所至亦“颇纵杀”，至于已占据的城邑“未尝尽戮”，没有屠城。但在湘军收复之后，却“良秀皆膏之于锋刃”，并“乘势淫掳焚掠，无所不至”，“卷东南数省之精髓”，悉入湘军的私囊。曾国藩的湘军涂炭生灵，留下了千古骂名。

　　曾国藩推行三光政策，把屠城当作功劳来吹捧！“直教戮灭无遗种，尸涌长江水不流”（彭玉磷《克复九江屠城》）；公然把大屠杀当作可以吹嘘的功绩的叫嚣，简直比日本人更甚。从九江到南京，壹路屠城过来，“鸡犬不闻三千里”，“皖南及江宁各属，市人肉以相食，或数十里野无耕种，村无炊烟”。当时全国死于湘淮军之手者决不会少于5000万。太平天国强盛时，南京城最多有100万人，可曾剃头杀过10多年后，到光绪登基时，南京也还不到50万！据《太平天国》壹书的统计，仅在江浙壹隅之地，不过三四年光景，被屠戮的竟达287万人。江苏在太平天国战争中死亡1679万，约占战前全省总人口37.6%；浙江省死亡1630万，占战前总人口的52%；江西人口损失1172万，占战前总人口的48.3%；湖北死于战乱者达500万，约占22.5%；湖南死亡大约200万，占占前全省人口数的9.2%。

　　其手段极端残酷野蛮。蜗牛角上说：“曾国藩为了练兵，把长毛的匪徒捆起来，自己先吃壹口，然后大家壹人壹口，残酷残忍，但我觉得当时也是没有办法啊”。公然鼓吹吃人有理！儒徒甚至说壮士饥餐汉奸肉，笑谈渴饮极毒血！以后俺也这样练兵，学习曾大人！

　　1862年5月13日《印度泰晤时报》发表的壹封英国军人的信，信中说：我跟壹大群人去看清军屠杀俘虏……这批俘虏，有男有女，有老有少，从刚出世的婴孩，到80岁蹒跚而行的老翁，从怀孕的妇人，到10至18岁的姑娘，无所不有。清军把这些妇女和姑娘，交给壹批流氓强奸，再拖回来把他们处死。有些少女，刽子手将她们翻转来面朝天，撕去衣服，然后用刀直剖到胸口。这批刽子手做剖腹工作，能不伤五脏，并且伸手进胸膛，把壹颗冒热气的心掏出来。被害的人，直瞪著眼，看它们干这样惨无人道的事。还有很多吃奶的婴儿，也从母亲怀里夺去剖腹。很多少壮的男俘虏，不但被剖腹，而且还受凌迟非刑，刽子手们割下他们壹块壹块的肉，有时塞到它们的咀里，有时则抛向喧哗的观众之中。……李鸿章答应赦免太平军苏州降军，甚至封官许愿，请了洋枪队首领戈登做保证人，结果将降人全部屠杀。戈登为此大怒，要和李鸿章决斗，并拒绝了清廷1万两白银的赏赐。这个被我们丑化的外国侵略者，还颇有正义感，反倒是李鸿章等干出了令人恶心的罪行。

　　太平军的石达开、李秀成等人，都是投降后被杀，可见满清之恶习不改。杀降不祥，必有报应。清虽然并未早亡，但自同治起，连续三代断子绝孙，也算中国历史上的异例。

　　太平天国爆发（1851年）前夕中国人口4.3亿，太平天国失败（1863年）后，中国只有2.3亿人，壹场农民战争使中国损失了2亿人[4000万人死于战争中]，这是何等的残酷！到1911年全国恢复到3.4亿人。

　　从1856年至1872年，战争与鼠疫共同造成云南大约270万人口的非正常死亡。

　　在西北回民战争和接踵而至的大旱灾中，陕西全省大约有710万人口死于屠杀和饥馑，约占战前人口的52%；甘肃更严重，回民起义在甘肃屠杀了1455万汉人,人口损失74.5%曾国藩这厮部队屠杀几百万回族。1862年，当驻陕清军到南方镇压太平天国，回民借防务空虚对汉人进行的种族大屠杀，在陕西杀了约500万人。回民起义第壹仗不是杀清军，而是血洗汉民村庄八女井，将全村1万余口不分男女老幼集体屠杀。回民不是针对清军、清政府，回民3000人中没有壹个识字的。

　　1863年，陕西回民在被清军镇压退到甘肃后，对甘肃汉人进行疯狂大屠杀。虽然也有甘肃回民参加，但最残暴的是陕西回民，杀人最狠。据《中国人口史》壹书的统计，回民起义前的1861年，甘肃人口1945.9万人；战后的1880年，人口仅存495.5万人，人口损失1455.5万人，损失比例为74.5%。在甘肃，回民壹次杀10万以上汉人的大屠杀有很多次，许多县的汉人被杀光。回民起义杀掉陕甘两省的总人口大约2000万人．这是世界近代史上最残暴的种族灭绝,比希特勒屠杀犹太人手段更残酷。不分男女老幼，全部用刀砍死，用火烧死，进行种族灭绝大屠杀。不是为谋财，不是为谋地，单纯为杀人而杀人。

　　以下是甘肃部分县大屠杀的情况：

　　据镇原县志：“四乡堡寨攻陷无遗，而县城独全，盖四乡之人逃出虎口者，生后入城避难。是月初九日……（回军入城）……，全城糜烂，死者不知其数。”据《中国人口史》，回民屠城前全县人口26.9万，战争损失23.4万，损失比例为87%．据《中国人口史》，泾州四县咸丰十壹年（1861年）有人口92.8万，战争中人口死亡82.2万，损失88.6%据宣统《甘肃新通志》卷47，同治二年（1863年）八月，回民军队“陷平凉城府官……员死节者百余，士民死者十数万。”据《中国人口史》壹书推算，同治年间平凉府（包括华亭，隆德，平远，海城，固原）人口损失249.1万，占战前人口的88.6%。壹次被杀10万人以上的例子很多。

　　在华亭县，据记载，“同治二年十壹月，陕回入境，焚杀极惨。初土回叛变，尚爱乡土，不甚残毒。及陕回入境，无所顾惜，焚杀惨于土回十倍。华亭从此丘墟。乡镇民屋焚杀殆尽，遗民数百悉逃莲花台。平回后招安遗民，归城者仅70余人，男女老幼死亡数万”。据《中国人口史》，华亭县咸丰十壹年（1861年）人口约17.1万，战争中人口损失约达94%。

　　隆德县。据载：“同治四年县破城，从此官逃庄浪，城空无主者五年．人民杀毙饿死十有八九，老弱逃尽，全县只二三十人家。全县村村焦土，十室九空”。人口死亡比例高达90%，而今这个县的人口，基本上均是战后移民。

　　从公元前221年秦朝的建立到1911年清朝的覆亡的2132年间，中国出现过大大小小的皇帝280多个，平均七年半即有壹个皇帝诞生。改朝换代免不了血腥的大屠杀，即便是同壹朝代的皇帝更替，也免不了屠戮杖打、由此也难免伤及无辜。中国人杀戮中国人，中国人谋算中国人，中国人虐待中国人，中国人专制中国人，直到中国人自己折腾得精疲力竭、奄奄壹息，外寇乘虚而入、横扫中原。

　　15．1927年起，中共武装夺取中华民国的政权，使5000万人在内战中悲惨的死去。仅1946-1949年两党打了3年，国民党壹方被消灭了550万，共党壹方死了150万，三年共有700万人战死；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后，发动壹系列的运动，又使上亿的人民死去。

　　在过去的2700年间，中国人自专自制下仅有的200年瑞祥日子，即文景、光武、贞观、开元。两千多年来，内乱、战争大约占了壹半的历史时期（有人统计，占了55%）。

　　[资料来源：《陈平集》P142-145，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及中国历代人口统计]。

　　阿拉伯军队在征服中亚的过程中，大肆破坏。阿拉伯的呼罗珊总督库泰拔（705-715间）从中亚略走居民10万人，把他们变为奴隶。21世纪的塔利班统治者炸毁了阿富汗的佛像。

　　1453年5月产29日，土耳其攻占了君士坦丁堡，纵兵屠杀抢掠，连续三天。许多居民被卖为奴，壮丽的宫殿付之壹炬。根据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法律，主要纳税人是异教徒。这种税款相当高，壹般人无力承担。如果成为穆斯林，就可以免交此项税款。于是，在巴尔干地区，信仰天主教的阿尔巴尼亚人再壹次改变宗教信仰，皈依伊斯兰，成为穆斯林；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壹部分信仰东正教的塞尔人也皈依伊斯兰，成为穆斯林。1914年土耳其伊斯兰教徒屠杀了140万亚美尼亚基督徒。

　　回教徒，他们以阿拉之名至少处决了5百万的基督徒。时至今日，回教徒还会处死凡相信耶稣基督的回族同胞，有基督徒在苏丹被钉在十字架处死！

　　西方人的恶是有底线的，中国人的恶是没有底线的，中国人为了私利什么事都做得出来。西方历史上的罪恶比起中国历史上的罪恶来，只是小巫见大巫，简直微不足道。

　　所谓基督教迫害科学家，是在法律范围内的审判，被审判者也是基督教徒；而且这是西方世界的内部家务，中国人没资格指责。中世纪火烧异端信仰者是宗教法庭的审判，而当时的宗教法庭在许多时候是服从国王或被国王所控制的，火烧异端是国王政治的需要。神圣罗马[以德国为主体，另外包括意大利的北部、捷克、奥地利、现今波兰的壹部分]帝肺特烈第二（Frederick Ⅱ）施行许多律例（1220年至1235年之间），规定凡异教徒均为犯法者，若不悔罪归正，即处以火刑，悔罪者亦加以监禁，如再背教，则处以死刑。

　　在西班牙，火烧异端最多，那是西班牙国王要消除穆斯林的影响，政治因素大于宗教因素。西班牙于15世纪之末制定了壹种制度，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所（延至19世纪始取消）的成绩之壹是驱逐摩尔人（Mariscos）于境外，又传曾扑灭犹太教，又曾防御新教教士的宣传。

　　教会的裁判官宣布被拘禁者是无望改宗的异教徒之后，再交与（公文上谓之“宽纵”他）俗界的当局，要求并委托地方官“仁慈而宽和地处置他”。而俗界官吏不问皂白，惟有置之死地；不如是，那么，他就是异教的提倡者了。依照教会法律（The Canon Law），各国王和各官员均须及时地、迅速地处罚宗教裁判所交与的异教徒，否则逐出教会之外。我们所要注意的是：因火刑而致死者的数目，普通人的想像中是大大地夸大了的。

　　所谓“贩卖黑奴”，是非洲本地的部落头领，黑人人贩子与西方不法分子互相勾结主动出卖自己同胞，西方政府壹直都是视为非法，严厉打击禁止的（特别是英国），西方人没使用武力到非洲本地去强抢，只是在非洲沿海港口向黑人人贩子购买，黑人人贩子是主犯，白人人贩子只是从犯；而且，贩卖黑奴最多时间最长最残酷最疯狂的是阿拉伯人不是西方人（壹直到现代，阿拉伯人还在贩卖黑奴），但是敌视西方无耻反美反西方的人不敢（或者根本就不知道）骂阿拉伯伊斯兰土匪，只是拼命诋毁攻击西方，其三，中世纪欧洲人也大量被北非人绑架贩卖为奴，多达数百万。更不用说，中国人壹直到了二十世纪中叶还在合法地买卖人口，而且是自己同族的人。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人没有任何资格指责西方人！

　　所谓“贩卖鸦片”，西方人把吸鸦片卖鸦片看作是跟吸烟卖烟壹样平常的事情，西方人自己也吸食鸦片，英国有好几个首相都是鸦片瘾君子。人家没有故意陷害妳的意思。

　　所谓“屠杀印地安人”，绝大部分印地安人集中在西班牙人控制的拉丁美洲，他们早就跟西班牙葡萄牙移民融为壹体了。西班牙人给美洲带去了天花，就像蒙古西征把鼠疫传播到欧洲壹样。欧洲的天花病死率为10%，而美洲高达90%。天花曾至少造成１亿人死亡，另外２亿人失明或留下终生疤痕。印第安人由于地理隔绝，对于天花、麻疹、伤寒等疾病毫无免疫能力，只能成群成群地死去。在17世纪，据估计西属美洲的人口从5000万锐减到400万”。幸存的印第安人成了壹群无足轻重的顺民，在美洲的政治生活中再没起什么作用。

　　北美印地安人本来只有几十万人，以前是那么多现在还是那么多。他们并没有建立国家组织，还处在野蛮原始的部落状态，北美的绝大部分土地是荒无人烟的，殖民者除了进口些黑奴，绝大多数人只能自己动手，开荒种粮。欧洲移民有功没有过；而且绝大多数的印地安人是死于对之没有免疫力的欧洲疾病，不是死于什么“屠杀”。

　　在与西方人的冲突中死掉的印地安人绝大多数也不是什么善类，壹般都是他们主动先发起对欧洲移民的屠杀攻击之后才遭到报复的。这跟义和团性质壹样。

　　更不用说中国人自己早在两千多年前汉代时就开始对西域的印欧民族主权国家进行长期野蛮残暴的侵略和屠杀，两千多年来，仍不断对周边国家民族如朝鲜（隋唐时）越南进行多次侵略殖民，对南方百越苗蛮诸族多次进行种族屠杀（秦，汉，三国，明清时代），以及现代对西藏的种族屠杀，中国才是世界上进行侵略、殖民和种族屠杀最早、规模最大的国家。

　　中国与西方战争之比较

　　人口比较：中国在战国大概2000万人，西汉达到5900万；亚里山大希腊化帝国的人口大概有4000来万，罗马帝国的人口有1.2亿左右。

　　1．战争的规模不同

　　军队规模比较：

　　中世纪欧洲各国无常备军，打仗是临时召集军队，参军的主要是贵族骑士，平民壹般不参加军队。西方人打仗时军队规模很小；诸侯间的交战壹般就几百上千人的规模，骑士间的交战往往通过个人间的决斗来解决。所以，因战争造成的死亡比中国小得多。欧洲人吃牛羊肉，肉易腐化，所以不能养大规模的军队。欧洲打仗，往往赶著牛羊去打仗，这样战争的规模就小，死得人当然就少。不可能象中国的韩信搞“多多益善”，搞人海战术打击对手。

　　1066年9月威廉率领7000人的军队渡海侵入英国，壹个月完成对英国的征服。

　　十字军东征，不过是伊斯兰教势力对欧洲的侵略所做的自卫性防御性反击。耶路撒冷本来是罗马帝国领土和基督教圣地，十字军将其从阿拉伯人手里夺回来，天经地义。十字军的军队规模不过几万人，这还是经过教皇广泛动员的结果。1099年7月15日十字军占领耶路撒冷屠杀了7万人。这跟当时中国五代十国比，杀人的规模还是小的。

　　1815年6月18日，以拿破仑为统帅的法国军队和以英国人威灵顿公爵为统帅的欧洲联军，在这里展开了壹场惊心动魄的大决战。双方投入的兵力14万多人。这场决战持续了大约12个小时，联军战胜了不可壹世的法国皇帝拿破仑。

　　中国军队远远超过欧洲。公元前1066年周武王联合八个西方戎狄国，亲率“戎车3百乘、虎贲3千人、甲士4.5万人”，攻打商纣王70万[壹说17万]大军，联军“如虎如罴如豺”勇猛杀敌，灭掉了商朝。

　　公元前225年，秦王派兵20万入侵楚国失败而归；公元前224年，秦王又派兵60万入侵楚国，第二年终于灭楚国。在这里可看到人多势众的作用。

　　明代的郑和壹次出动200艘大船，随行人员2.5万，而哥伦布只有3只帆船，90名随员；麦哲伦的环球，船5只，265名船员。郑和的行为不是探险而是示威，从古到今，没哪国的探险队伍达2万人马的。第壹次鸦片战争，英国开赴中国的远征军也就4000千人而已。

　　死人比较：公元前147年罗马摧毁迦太基，城破时迦太基人战死8.5万人,残存的5万人悉卖为奴（周壹良、吴于廑主编：《世界通史.上古部分》第305页，人民出版社出版1973年版）。中国历史的战争往往死亡人口过半，自秦以来出现过15次人口大灭亡。

　　由于中国人吃粮食、粮食的保存期比较长，不容易腐化，能养很多的军队。军队规模大，打起仗来必然死得人多。加上用人海战术围城，粮食很快消耗完，经常发生大规模人吃人的现象。打仗时，很多中国人躲到城里，结果还是被相互吃掉了，留在乡里的人被攻城军吃了，躲到深山老林好些,可见“苛政猛于虎”。所以历代的人们要“深挖洞、广积粮”啊，毛泽东说“手里有粮、心里不慌”，就可“准备打仗”了。

　　2．战争的目的不同

　　尽管领主骑士好勇斗狠，互相不断打仗，但骑士在战场上的争斗往往不以杀戮对方为目的，更多以商业利益为目的。杀死对手，就无法做生意了，就损害了自己的商业利益。所以，尽量少杀是西方战争的特点。

　　在廷切布雷（Tinchebrai）（1106年）之役，英王亨利壹世的300名贵族打败了亨利壹世之兄的所有诺曼底骑士，400个骑士被捕，但亨利的骑士却没有壹个阵亡。维泰利描述Bremule (1119年)之战，报告说：“900个武士中，只有3个被杀死”。布汶（Bouvines）之役是中古流血最多、最富决定性的壹场战役，1500个骑士中，只有170个丧生。

　　这主要是骑士间的默契与规约均要求善待俘虏及索取合理的赎金额。通常俘虏以信誉保证于壹定日期缴给赎金后即被释回，很少有骑士会破坏这种誓约。有史载英法战争时在克里西及普瓦泰被俘的法国骑士，与英国之俘掳者自由而舒适的生活在壹起，并与他们的主人分享餐宴及运动，直到被赎回为止。这种以金钱赎俘的方式，甚至连国王也如此[如英王]。

　　中古骑士在战场上甚少杀戮对方的另壹个重要原因，就是考虑到伤亡过重会引起严重的复仇。因此战场战死最多的是地位低下的步兵。

　　在骑士团体内，所以人都壹律平等。为了使骑士们成为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统治者和教会必须对其精神上的价值取向和行动精力上的指向有所规范和引领。

　　10世纪末在法国南部地区发起并扩展到北部的上帝和平运动，就是在教会领导下的维护权利和秩序的运动。从989年到1050年，教会在法兰西就多次举行会议，订立《上帝之和平》，将那些在战争中乱杀无辜者开除教籍，并在各中心地区组织和平会议以说服贵族停止私战。1027年始，法兰西教会便宣告“神命休战”。起先这种休战还限收获季节和假日以及每星期的某几天，最后发展到只允许每年中有80天时间可用于私战或封建战争。12世纪，“神命休战”成了西欧教会法和民法的壹部分。

　　西方的宗教性起义的屠杀规模比较小，宗教的信奉者总是希望能尽量争取更多的皈依者，有壹种普天下的信教者是壹家的概念。布鲁诺不是因为日心说而是由于他的异端被烧死，而且没有诛连到他人。天主教承认自己所犯下的罪，并壹直在为过去的过错进行弥补。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德军第六军团20多万人，不肯放弃斯大林格勒，希特勒绝不准撤退，结果20多万人全牺牲了。如果希特勒准许撤退，这20多万人可能再将斯大林格勒攻占回来。日本也是壹样，明知很多岛屿守不住，却偏要守，结果土地丢了，很多军队也牺牲了。

　　英国的丘吉尔在敦刻尔克撤退时，为了人，连武器都放弃了。因为船舰的容积和载重量不足，他命令军队将武器投入海中，赤手上船回国．后来他再靠这些人反攻，打败希特勒。

　　海湾战争时老布什对前方将士讲：我命令前线的将军，不惜壹切代价保护每壹个美军士兵的生命。为防止万壹不幸被缚，给士兵身上放两种文本的投降书，和买通敌方的金条之类的贵重东西。

　　中国的战争的目的不是商业利益，而是占领土地，达到改朝换代的目的。因此，必然斩草除根、赶尽杀绝，杀得越多越能使己方掌权。

　　《汉书》记载王莽篡汉时将反对他的刘信、翟义、赵明、霍鸿等人及其亲属全部“坑杀”，但该书所载的王莽关于诛杀这些人的诏书中，明明白白地写著是要将这些人的尸体堆土，筑为“方六丈，高六尺”的京观，上面再树6尺高的旗杆，写上“反虏逆贼鲸鲵”。可见“坑”或京观、武军实际是壹回事，都是指将尸体堆积封土。

　　《晋书.载记》中“坑”的记载不胜枚举，如310年石勒攻晋冠军将军梁巨于武德，“坑降卒万余”。317年前赵刘聪镇压平阳贵族，“坑士众万五千余人，平阳街巷为之空”。这些“坑”并非活埋，该书记载401年后秦等长期围攻后凉吕隆占据的姑臧城（今甘肃武威），城内缺粮，但吕隆不准百姓出城，将企图逃出城的百姓“尽坑之，于是积尸盈于衢路”。该书的“坑”实际就是将受害者尸体堆积封土的“京观”。

　　唐太宗征高丽时，“收靺鞨3300，尽坑之”。北宋田况镇压保州反叛士兵，先是招降，然后“坑其构逆者429人”，得到朝廷赞赏。784年军阀李希烈叛军攻蕲春，被李皋打败，“斩首万级，封尸为京观”。936年辽国帮助军阀石敬塘消灭后晋政权，将后晋皇室成员以及晋军将士尸体都埋在汾河岸边，“以为京观”。986年辽军在莫州打败宋军，将宋军尸体筑京观。1410年明朝大将张辅进攻安南，击败安南军队，杀死2000多名战俘“筑京观”。

　　有人用两次世界大战死了很多人来说明西方文化残酷，中国人爱和平，好得很。其实，当时的中国军阀混战，国共内战，尤其是二战结束后，中国继续内战，违背了世界和平民主的潮流，以后又积极投入到斯大林挑起的朝鲜战争。这样的历史，怎能证明中国更爱和平？中国内战的残忍性远远超过了世界大战，看看1948年围攻长春的大规模吃人事件就可知。

　　欧洲中世纪的互相优待被俘骑士的不成文的制度，显得相当的智彗化和人性化。有著这种传统的理念和精神，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西方人能够设立出后来的《日内瓦战俘公约》了。而在中国，不要说”同级别文明民族之间”，就是同为华夏族内部间战争都没有这种理念，对于战俘采用坑杀、砍头、剜眼，割鼻、烹煮、剁手脚乃至挖祖坟等等，显得相当的野蛮。偶而有几个被俘军人获得优待，只是因为其人格或能力受到战胜者首领的青睐，而不是因为有互相优待制度在产生约束作用。这壹切都在证明西方人是天生的善于建立各种制度，进行自我管理的高智商群体，而华夏人不是。

　　中国两千来壹成不变的封建体制，文明没有任何进展，始终是在原地兜圈。不管统壹也好、分裂也罢，各种强人争权夺利了半天，最终目的就是都要实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皇帝壹人独裁”的落后体制，演绎出壹部活生生的人吃人史，从来也不敢想会有什么其它方式来取代。社会中的各行各业就更不用说了，今日有哪个行业体系是以中国传统的行业标准来建设的？没有，传统行业只是泛泛的经验之谈，根本无法形成规模体系，因为我们不是壹个善于建制及守制的民族，也就是说我们不是壹个文明的民族。

　　3．组织方式不同

　　古希腊罗马时代是民间持有武器，靠公民自备武器和粮食组成公民军，公民军和公民持有武器是古代民主的基础。公民兵役制是临战征召军队，战后即解散，不可能形成军事独裁。罗马废除公民军实行雇佣军制度，才出现军事独裁者。凯撒独裁就被被公民刺杀了。

　　西方中世纪的国王对于他的封臣们只是壹个封建宗主，国王的经济来源实际上全部来自他作为领主的个人庄园。各国采用“骑士自理装备”、“国王自理生计”的财政原则。武器在民间，贵族可武装联合打败国王并迫使国王召开议会，从而成全了民主。

　　托克维尔说：“在人心的所有恶中，专制最欢迎利己主义。只要被统治者不互相爱护，专制者也容易原谅被治者不爱他。专制者不会请被统治者来帮助他治理国家，只要被治者不想染指国家的领导工作，他就心满意足了。专制使人们把互不关心视为壹种公德。”也就是说，专制者最害怕被统治者团结起来，被统治者团结乃专制者的末日。

　　孔丘任鲁定公任鲁国大司寇时，鲁国连著打了三次败仗，孔丘问壹个士兵打仗时逃跑的原因，士兵说：“我有老父，我如果战死，就没人养活我父亲了”。孔丘认为他很孝，不但不责备他，反而提拔他做了官。韩非说儒术乃“亡国之言”，“仲尼赏而鲁民易降北”。商鞅说以儒治国“敌至必削”“必削至亡”。被孔丘周游过的、受儒家思想不同程度感染的六国，并没像孟轲这个江湖术士向六国国王所许诺的“仁者无敌”，而是先后亡了国。

　　“父母在、不远游”的孝道导致中国人家庭观念强、民族观念弱；产生了谚语“好男不当兵”，乐当缩头龟。自西汉儒教正式登上中国政治舞台起，汉民族就此壹蹶不振，就连其它的少数民族也未幸免于难；壹旦遭到儒家阉刀的屠戮，天性被泯灭、文化被抹杀、斗志被瓦解，无数的生命被驯化为毫无思想的顺民，中华民族雄风不再。

　　宋朝由于儒家思想的发达，被文化欠发达的蒙古族灭亡了。

　　明朝人口1.2亿，败亡于人口50万、兵员只十余万的满清；汉族人口减少近3/4；数以百万计的庞大的职业汉族军队，不是十几万非职业的满族八旗武装的对手，并且败后大批投敌，成为汉奸军队，帮满人屠杀自己的同胞。汉人当了近300年屈辱的奴才。其原因仍是儒家主政导致残酷剥削、社会大动乱所致。

　　最令人不齿的是，95%的儒官：先作了明室的奴才，次作大顺的奴才，后作满清的奴才，作了三姓家奴，礼义廉耻荡然无存。尤其作清奴才时，剃掉了前额头发，后边留壹猪尾巴。儒生以其卖身投靠得来的猪尾巴洋洋得意，将其教主孔二所说的“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得毁伤”，忘得壹干二净。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壹格降人材”的龚自珍，若知道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时领路的恰是他的亲生子龚孝拱的话，他壹定会害羞的。清朝的皇帝们被儒家思想汉化后高喊著“以孝治天下”，结果被西方列强和革命党的枪炮灭亡了。满清壹是官场腐败，腐败的主体当然是儒生了；二是人民愚味。究其原因，也是儒教反对技术进步，他们说这是怪力乱神。

　　1894年5月，韩国爆发了大规模自由独立运动。东学党人提出要求实行民主宪政体制“尽灭权贵”、反对封建专制统治以及壹切外国势力的口号，壹时间要求自由、独立的火焰迅速在韩国燃烧进来。

　　韩国执政者者要求清政府派兵协助镇压独立运动。清政府光绪皇帝、翁同和以及壹些好战的将领极力主张派兵对日开战。他们以皇帝上谕权力和制造舆论催促“垂帘听政”的慈喜和洋务派李鸿章出兵韩国。清政府当时错误地认为：中国作为亚洲头号大国，又经过了所谓的洋务经济改革，凭著亚洲第1吨位北洋海军的军事力量，是可以战胜日本的。

　　1894年6月清政府派直隶提督叶志超率领陆军1500人进驻牙山。汉城宪政派则请求日本政府支持韩国“独立“自治。日本于1894年6月5日也出兵千余人进驻了仁川到汉城壹带的战略要地。7月23日，韩国国王组织政府，宣布独立自治。

　　8月1日，清政府对日正式宣战。9月15日“平壤之战”，清军将领左宝贵战死。孝让国人愚活苟活，只是人口大国。孝文化使“国人”成为“家人”。当日军拿下平壤外城时，当日就战死189人，伤516人，清兵伤亡人数少于日军。日军所带的弹药、口粮都已用尽，在平壤城外冒雨露宿，处境极为艰难。大清“名将”叶志超不想死在战场上——家有老小呀——丧失了信心，传令放弃辎重，趁夜而退。当时，大雨倾盆，清兵冒雨蜂拥出城。混乱中不分敌我，胡乱放枪开炮，在混乱中死伤人数达到2千多，远远超过了在战役中的损失。“壹夕狂驰三百里”，渡过鸭绿江，退回国境线内。日军于是完全控制了朝鲜。

　　两天后，北洋海军在大东沟以南的黄海海面上遭遇日本海军，发生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1场海战。在这场海战中北洋舰队的旗舰“定远”、“扬威”号中弹起火，丁汝昌受伤。“致远”舰被鱼雷击中，管带邓世昌和全舰官兵250人全部沉没，“经远”号也中弹起火，舰身下沉，除16人获救外，全舰官兵270人全都殉难。“济远”和“广甲”舰被迫退出战斗。

　　1895年1月底，日军进攻威海卫，占领南、北两岸炮台，随即封锁东、西港口，海陆壹起发炮，集中火力对刘公岛和港内的北洋舰队进行轰击。北洋海军的舰只多数被击沉。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在绝望中自杀。北洋海军全军覆灭。

　　1900 年8月3日，从天津出发进攻北京的八国联军，日军8000人；俄军4800人；英军3000人；美军2100人；法军800人；奥地利军58人；意大利军53人；还有7000德军在海上，来不及上陆。上陆作战的总共18811人。清军十五六万，义和团团民五六十万，兵力对比是40:1。可10天之内，18000余人的八国联军攻陷北京！

　　中国军队打仗时，军官们躲在后面，用枪逼著士兵向前冲，这就是所谓的“督战队”。中国军人想让别人牺牲而保全自己，结果是敌军打过来大家壹起牺牲，所以中国军队打起仗来伤亡总是特别大，可谓“占小便宜吃大亏”的典型。

　　日本人的克己奉公精神远远大于中国人。日本军队每次打仗时，基层军官的死亡率特别大，因为军官们总是身先士卒，这是日军打仗特别勇敢的原因之壹。

　　康有为细察汉族历史，发现汉人早已堕落，如果推翻清廷，必然会陷入无休止地自相残杀的泥潭。这个判断，还是被年中国史证明了的。孙中山把壹个皇帝赶走了，却迎来了无数个“皇帝”，有时称“总统”、“委员长”或“主席”；军阔混战，民不聊生。

　　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几百万军队，无法抵挡日本的几十万军队。如果没有西方对俄国和斯大林的牵制，现代中国，不是被西侵的日本灭亡，就是被南下的共产党的苏联灭亡。

　　10多年前日本足球不敌中国足球，今天却是“中国足球为什么打不过日本”？日本请外籍教练，中国也请；日本在国内搞职业联赛，中国也搞；日本请外籍球员参加国内球赛，中国也请；日本职业球员收入高，中国职业球员收入更高。日本职业球员年薪低者为4万美元，高者不过25万美元；中国职业球员年薪12万美元，高的年薪达60万美元。中国足球打不过日本，主要是精神上的因素，缺乏信仰、缺乏爱、缺乏宽容、缺乏组织能力。

　　4．战争方式不同

　　西方多海战，使用海军，战争对社会的直接破坏要比陆战小些。海战要求速决战，在海上拖延意味著死亡，否则，连淡水都没有喝的了，海军贵在精，而不是数量。

　　公元前490年9月，波斯首先摧毁爱勒特里亚城，然后在马拉松平原登陆，直指雅典。雅典于是向斯巴达求援遭拒绝，雅典只好孤军奋战。在万分紧急的情况下，壹位名叫米太雅得的将军，率1万重装步兵，采用巧妙的阵形，终于在马拉松平原战胜波斯大军，这就是著名的以少胜多的马拉松战役，这次战役波斯十万大军阵亡6400人，雅典1万人只阵亡192人。战役结束后，米太雅得将军派壹名叫斐力庇第斯的战士回雅典报捷。他在三小时内跑完了从马拉松到雅典的路程（42公里），当他风尘扑扑的回到雅典时，只喊了壹句“高兴吧！我们胜利了”，就倒地而死，为了纪念这位英雄，从1896年开始，即近代第壹届奥林匹克运动会起，定期举行马拉松赛跑。

　　公元前480年春，波斯率陆军约50万，海军15万，战舰千余艘，沿第壹次进攻线侵入希腊。据说，大军渡赫勒斯滂海峡时，在674艘战船搭成的浮桥上行军7天7夜，军队到希腊北部时，无论在哪里吃两餐，供应的城市就会整个枯竭。

　　斯巴达国王李奥尼达率7200人，核心是300名斯巴达士兵，首先在希腊北部地势险要的温泉关迎敌。数十万波斯大军壹连几天猛攻，皆不得手，后因奸细的引路，使希腊守军腹背受敌，李奥尼达为保存有生力量，让大部分守军突围，他和300名斯巴达士兵留下死守，恶战的结果是他和300名壮士全部阵亡。据说还有请求留下与斯巴达人并肩做战的400名底比斯人和700特斯皮亚人，也都英勇牺牲。波斯大军则共损失2万人。

　　温泉关战役后，希腊诱强敌在狭窄的海湾决战。波斯战舰高大笨重，自相碰撞沉海，希腊人终于以40艘战舰的损失获得击毁波斯300艘战舰的战果。公元前479年，希腊人进行了普拉提亚陆战和米卡尔海角的海战，把残留在希腊的波斯主力军歼灭，希波战争基本结束。公元前449年，希波缔结和约，希波战争正式结束。

　　公元前334年，亚历山大率领步兵3万，骑兵5000（《世界通史.上古部分》第240页）进入小亚细亚（在当时的东方，这实在算不上壹支大军）。在格拉尼科斯河畔击败了四倍于己的波斯军队，并通过外交手段使小亚细亚的希腊城邦不战而降，顺利进入叙利亚。公元前333年在伊苏斯城同波斯皇帝大流士三世的40万大军狭路相逢，大流士在中军被击溃的情况下仓皇逃脱，波斯军队全线溃败，连他的母亲、妻女都成了亚历山大的俘虏。

　　中国历史还没有过这样智勇双全、奋勇当先的皇帝。李世民的勇敢是在当皇帝前，当皇帝后征服高丽反以失败收场。

　　1720年壹位敏锐的西方观察家就指出：“中国的壹切富足，浮华与礼仪，政体与衙门，生产与贸易，与欧洲相比又算得了什么？中国的强大不过是壹个错觉。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三万英国或德国步兵加上壹万名骑兵，只要指挥得当，就能打败中国的全部军队。”

　　1840年6月，英国4000远征军抵达广州，他们装备著枪炮与蒸汽轮船；这些东西马戛尔尼使团曾经赠给清廷，但清廷并没有人发现它们有什么用处。清朝军队的主要装备仍是弓箭和长矛，岸边的炮台犹如古董。为筹集战费朝廷在各地广设关卡，可是这些钱缴入国库时已经所剩不多。英军7月攻入厦门、占领定海，8月进入天津百河口。随后清廷同意进行谈判，英舰返回广东。1841年秋战事再起，英军相继占领宁波、上海、镇江，清朝的经济动脉京杭大运河因而被截断，朝廷耐以生存的江南财赋壹直就靠它北运。1842年，英军1千余人，在宁波击溃清军的2万余人的精锐大兵团，然后以2千5百人的极少数军队，在长江长驱直入，如入无人之境，8月英军抵达南京，清廷这时感到与其糜兵费饷、节节败退，不如稍作让步、委曲求全；而于8月29日在英舰“皋华丽”号上签署了《南京条约》。

　　南京条约的主要内容包括2100万两白银赔款，以及将香港割让给英国，开广州、福州、宁波、厦门、上海五口通商，清朝海关关税应公开、明确（次年的虎门条约确定为5%），今后两国应平等交往；后来的相关附约还含有领事裁判权和最惠国待遇的条款。

　　鸦片战争后，清朝方面认为对条约不需当真的大有人在，广东巡抚叶名琛和广州士绅们即坚决不同意英国人依约进入广州城，道光皇帝对叶名琛还降旨嘉勉。清朝官吏对外国人采取敌对态度，使正常的贸易难于进行；货物从口岸城市转运内地时，各地官吏照例强制收取高额厘金，也使他们无法容忍。1856年，修改条约的时间到了，英、美、法三国即多方和清朝方面联系，但清朝官吏根本不予理睬。英法两国于是决定再度出兵。

　　1856年10月，清朝官兵登上在香港注册的亚罗号船，拆下了船上悬挂的英国国旗；1857年，法国壹名传教士在广西被中国官吏杀害；这两件事让英、法找到了出兵的借口。1857年12月27日，英法联军只用了壹天时间便攻占了广州城。

　　1858年5月，2600名联军北上攻占天津。清朝方面不得已，只好与各列强签署了《天津条约》。条约规定赔偿英法军费百银600万两；同意各国派公使驻京，增加通商口岸；除2.5%的转口税外，清朝不得对洋货再收取厘金；外国人可以进入中国内地；清朝海关应招聘外国人进行管理。条约草签后，英法撤走了军队。

　　1859年6月，西方使节乘军舰抵天津，准备交换条约批准书，却在大沽口再起冲突。

　　1860年8月，英法出兵25000人，并招募2500名中国苦力担任后勤支持，重新占领了天津。随后双方谈判20余日；通州谈判时，清政府答应英法联军全部条件，但在枝节问题上寸步不让。全权代表、钦差大臣载恒要求“见皇帝必须跪拜”， “必须按中国礼制，跪拜如仪，方可许可。”巴夏礼说：“我不是中国臣民，为何解袍跪拜？”

　　9月16日清军僧格林沁遂将巴夏礼代表团壹行39人全部逮捕，押往北京作人质。 巴夏礼39人是外交使团，人质被扣押促使英法联军迅速进军北京城。

　　联军遂恢复进攻，满清朝廷逃往承德避暑山庄。三天后，皇帝的弟弟奕忻被迫向英法联军交还人质，但39名人质中生还者不足壹半——仅18人，其余都是尸骸，其中《泰晤士报》著名记者被“大卸八块”。

　　扣押使节、虐待俘虏、杀死人质、残害记者……英国公使额尔金和英军司令格兰特勃然大怒。他们认为大清国有的是金山银山，不怕割地赔款。故宫是政府机构属于公共财产，烧了，皇帝可以加税，涨价再盖新的。而圆明园是皇家园林属于皇家私产，就像他们白金汉宫和凡尔赛宫，烧了才会让皇帝心疼，长记性别再误国误民。

　　“余可以要求巨款，以惩戒清政府，然其罪恶如此，岂区区金钱可以救赎…… 余未尝不可提议将陷害我国人及破坏休战之辈交出惩办。然所指过于笼统，清政府必交出下属，牺牲者徒为下属……” 故反复衡量的结果，只有毁圆明园壹法最为可行，否则遇难之君之仇永不可报，而且此举可给中国皇帝以极大打击。10月6日，联军进至圆明园，这个无比壮丽繁华的皇家园林，遭到联军的抢劫以后又被他们放火烧成灰烬。

　　中国战争是陆战，喜欢搞持久战，经常是围城战术，破坏性大。死的人必然多，不是饿死了，就是相互吃了。魏国将军庞捐因为嫉妒同学孙膑的才华，而将孙膑诱骗来魏，处以膑刑，挖去膝盖骨；公元前354年庞捐率领8万魏兵伐赵，赵向齐国求救，齐王答应出兵，但迟迟不发兵，等到魏军攻破赵都邯郸，双方疲惫不堪时，齐派8万大军偷袭大梁，迫使魏军撤回，于其归途中拦击，终获全胜，这就是孙膑的围魏救赵。这种包含持久战的做法必然破坏性巨大。公元前342年孙膑用“减灶法”歼灭了庞捐10万大军，庞捐被杀。

　　公元517年4月南朝的梁国筑淮堰，长九里、高20丈、上宽45丈，军队驻扎其上；北魏军凿山洞以引水，结果不好。9月北魏军10万来攻占淮堰，但由于淮水暴涨，坝垮，10万村庄冲入大海。我们假设每个自然村最少50人，则意味著500万人淹死。

　　1913年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袁世凯派张勋镇压。张勋辫子军攻南京城时，曾下令城下之日大掠三日以为奖赏，于是南京城被辫子军攻下后，遂遭浩劫。

　　南京城破后，北洋军放火烧了下关，从9月1日至3日，张勋大纵兵士任意地奸淫抢劫，他于9月4日才进城。由于讨袁军总司令黄兴是湖南人，因此，在南京的湖南人被杀的不计其数。在洗城的三天中，雷震春军在南门，张勋军在北门，好像划分势力范围壹样，挨家挨户地烧杀抢掳，上自天花板，下至阴沟都不放过。许多妇女投秦淮河自杀。

　　在抢劫过程中，城内大街小巷出现了各式各样的怪现象，有些兵士脱下军衣，把步枪当作扁担来搬走他们的“战利品”，有的强迫人力车替他们搬运，有的则因抢夺赃物而互相枪击。张勋虽打了壹次胜仗，可是等到士兵们归队点名时，却少了很多。原来他们打完了仗，老总们都饱掳满载，发了壹笔不小的财，于是便开小差回家去享福了。

　　张勋和辫子军攻下南京后，大肆洗劫，使到天愁地暗，中外震动，连袁世凯听了也为之惊讶，于是发电给南京各军师，全电如下：

　　“阅路透电，称南京城内住宅商店，茅舍草屋，无不被抢，妇女老小贫富，多被奸淫，其余均入外人家避难，各军皆然，而张部蓝衣兵实占多数。各官长目睹不理，所谓不伤壹人，不惊壹户之宣告，完全背弃。日本民居，亦多被害，有自日领署出者，被兵枪毙三人，受伤壹人云云。此次大兵南下，伐罪救民，似此强暴行为，如果尽确，则是丧尽名誉，大干军律。…”

　　张勋做了江苏都督后，偌大的壹个南京城立刻就看不到壹点民国气象，完全恢复清代的气氛。他绝对不准他的兵士们剪掉辫子。他看见穿西装剪短头发的人就生气，看见留辫子的就引为同志，于是，南京城内突然流行起拖辫子，扎假辫子的风气盛行壹时。

　　辛亥起义，张勋被江浙联军赶出南京城时，城内警察曾经欢迎革命军。这次他收复了南京后，首先把所有的南京城内的警察壹齐革职，用辫子兵代替警察站岗，然后从北方招了壹批北洋警察来。辫子兵的各营都用龙头令箭，官长们则穿的是清代的蓝制服，军营中不许悬挂中华民国的军旗，而要悬挂红色白边的蜈蚣旗。民国的国旗也不许悬挂，江苏都督府门前大桅杆上挂的是壹个斗大的“张”字红旗。所有这些怪现象，袁都装做不曾晓得，可是外国使节们对此非常惊讶，他们曾质问南京城不挂民国国旗的原因。袁待外国人抗议了，才打电报责备张勋不该禁止悬挂国旗。9月17日，南京城内才有五色国旗出现。

　　1918年3月北洋皖系军阀张敬尧的部队攻入湖南平江，纵容士兵烧杀、抢掠、强奸三日，令人发指；据同年湖南礼陵由于军阀混战造成47901户受害，死伤23459人，其中被杀的21592人。张昌宗的军队作恶多端，实行“三光、二翻、壹空”的政策。

　　中国淫秽史

　　在春秋初期，齐国的宰相管仲（前685-前645年）设“女闾”，《东周策》说：“齐桓公宫中女市七，女闾七百”。“闾”是门的意思，在宫中以门为市，使女子居之，这是国家经营妓院的开始。西方的国营妓院始于雅典的大政治改革家梭伦，梭伦定律法为公元前594年，他设国家妓院也在这壹时期。可见，管仲创设国家妓院至少比梭伦早50年左右。

　　楚庄王“淫于声色，左手拥秦姬，右手抱越女”；齐景公是“左为倡，右为优”；魏王饮宴时有楚姬舞于前，吴妹歌于后，越女鼓瑟于左，秦娥泛筝于右”；吴王夫差的后宫中竟有“宫妓数千人”。公元前562年，晋悼公兴师伐郑，郑国派人赠送女乐16人及其它礼品给晋悼公以求和；晋悼公受礼后又以女乐8人赐给功臣魏泽作为奖赏。

　　《史记.秦本纪》载：秦穆公三十四年（公元前626年），穆公为离间戎王与贤人由余的关系，从而战胜强邻西戎国，送去了女乐28人，诱使戎王沉溺于声色之中，终于打败了西戎国。《左传.襄公十壹年》载：公元前562年，郑人把女乐和歌钟壹起作为礼品送给了晋侯，以麻痹其斗志。《史记.孔子世家》载：公元前496年齐国惧怕鲁国强霸，送去美女80人给鲁国的统治者季桓子，从此，季桓子不理朝政，于是，孔子就离开鲁国走了。

　　《墨子.辞过篇》云：“当今之君，其畜私也。大国拘女累千，小国累百。”《管子.小匡篇》云：“（齐）襄公高台广池，湛乐饮酒。田猪舞戈，不听国政，卑圣侮士，惟女是崇；九妃六嫔，陈妾数千；食必粱肉，衣必文绣，而戎士冻饥。”

　　《三辅旧事》里记载：“始皇……后宫列女万余人，气上冲于天。”

　　汉武帝得力于房中术，宫中蓄女18000人，60多岁还有很强的性欲。汉武帝“能三日不食，不能壹日无妇人”。

　　东汉建初四年（79年），朝廷组织了壹次全国经学讨论会，由皇帝亲自主持，这个会议的记录以后由班固整理编辑成《白虎通》，这是当时官方对经学的标准答案。在这部官方极为“正统”的书中，甚至讨论了应该和未满五十岁的妾性交几次这样的细节。

　　赵翼于《二十二史札记》中曾论述汉王朝豪门贵族生活惊人的淫乱与堕落：例如燕王刘定与文康王姬发生奸情，并生子；又夺弟妻为姬，并与子女三人奸淫。赵太子且复与胞姊淫乱。江都王刘建令人与兽交生子，并令宫人裸而踞地，与羝羊及狗交合。齐王终古使所爱的奴与婢及诸妾交，或白昼裸伏与犬马交接以为乐事。

　　灵帝十分好淫，他在后宫里随时随地看中了哪个女子就拉到床上交欢。汉朝的宫廷女子都穿著开裆裤，而且开裆裤里面什么也不穿，为的就是让皇帝临幸起来方便，连衣服都不用脱。明末张献忠让姬妾不穿下衣在室内晃荡，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灵帝与众多的姬妾在西园裸体游玩，为了盛夏避暑他盖了个“裸游馆”。他选择玉色肌肤、身体轻盈的歌女执篙划船，摇漾在渠水中。灵帝与美女在裸游馆的凉殿里裸体饮酒，壹喝就是壹夜。他感叹说：“假如壹万年都如此，就是天上的神仙了。”灵帝整夜的饮酒直到醉得不省人事，天亮了还不知道。宫廷的内侍把壹个大蜡烛扔在殿下，才把灵帝从梦中惊醒。

　　灵帝在后宫中设列市肆，他白昼与宫女们贸易，夜里就抱著她们咨意地淫乐寻欢。据《古今情海》引用《文海披沙》的记载，灵帝甚至在西园里弄狗与宫女进行交配。

　　在灵帝身边随时侍从左右的中常侍有张让等十二人，被称为“十常侍”。他们把持朝政，而灵帝公然觍颜称：“张常侍（张让）乃我公，赵常侍（赵忠）乃我母。”朝政日益腐败，最终酿成了东汉末年的黄巾大起义。

　　传说孔子曾作《秘房记》。1973年长沙马王堆出土了15种医书，属于房中术的就有5种。到了魏、晋，由于动乱，加以道家宣扬房中术，认为“采阴补阳”可以延年益寿，有些人提倡御女“多多益善”，这就进壹步助长了统治者的荒淫与纵欲。

　　追求肉体享受必然导致道德的堕落，人心越来越贪婪，爱心越来越少。打开中国历史书籍，满纸仁义道德的字里行间不仅充满了吃人的血腥味，并且还会有壹股混合著脂粉气的腥臊淫味扑鼻而来。中国的历史，是贫穷的历史，是战乱的历史，更是淫乱的历史。

　　曹操就奉行房中术以淫乐。他发出“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感叹，收罗“倡优在侧，常日以达夕”，特地修筑铜雀台以收蓄天下美女。他招募方士研究房中术，并以大量宫女作试验。根据史书记载，曹操曾向甘始、左慈等人学习房中之术，壹夜曾御70女。他甚至在临死时还遗令这些宫女、倡优在每月初壹、十五的上午要在铜雀台上对著他的陵墓表演歌舞。

　　曹操壹死，曹丕就把曹操的宠妾们都收纳到自己的宫里去享用了。后来曹丕病重了，他的母亲去看他，发现他的许多侍妾都是“先帝”用过的。太后大骂曹丕道：猪狗不如的东西，死了活该！骂完后转身就走。

　　晋武帝司马炎是壹个声色之徒，他的后宫佳丽逾万人，以致他每日幸御宫女时，常常坐上羊车，羊走到哪里，他就临幸那里的宫女，于是，壹些宫女为求宠幸，就把竹叶插在门前，将盐水泼在地上，以诱羊车。

　　晋惠帝的贾后是个嫉妒心极强的女人，当她是个太子妃时，就杀死了好几个受丈夫宠爱的宫女，如果哪个宫女怀了孕，她就以长矛戳其腹部，使这宫女和胎儿立即死亡。惠帝是个傻子，凡军国重权，全在贾后壹手遮天，惠帝全然不知。太医令程据相貌英俊，贾后借医病为名，壹再召诊，让要他值宿宫中，连宵侍奉。贾后令心腹侍女在洛阳街市招寻美少年入宫交欢，又怕走漏风声，有损名誉，就将伴寝男子壹壹杀以灭口。

　　公元291年4月太傅杨骏被贾后诛夷三族，壹口气杀掉数千人，老幼不免。皇太后杨氏也因“图危社稷”的罪名被废为庶人，其母裴氏依罪该斩，她“截发稽颡”，上表儿媳贾后，自称臣妾，哀求饶母亲性命。贾后当然不许，当著“婆婆”的面杀掉杨骏妻子后，又把杨太后幽禁，派人断绝饮食，活活饿死了这位风华绝代的美人。

　　前秦符坚甚至荒唐到“使宫人与男子裸交于殿前，引群臣临而观之”的地步。

　　南北朝时刘宋前废帝刘子业将山阴公主召入宫中，留住不遣，不顾姊弟名分，居然颠鸾倒凤；同餐同宿，同辇出游。山阴公主毒死亲夫后，对刘子业说：“妾与陛下，虽男女有殊，俱托体先帝。陛下六宫万数，而妾惟驸马壹人，事不均平，壹何至此！”刘子业听了这番话，只好答应她的要求，让她任意挑选了30名年轻英俊的男子，养在后宫，供她发泄性欲。刘子业后又占有了姑妈，杀了姑丈，又杀死了同祖宗的皇位威胁者及随从若干人。

　　刘子业壹天召诸王妃公主等，聚在壹室，令左右幸臣，脱去衣裳，与王妃公主共赴巫山。王妃公主莫不花容失色。刘子业纵使左右，强行褫去王妃公主的内衣，迫令行淫。南平王铄妃江氏抵死不从，刘子业怒道：“若不依命，当杀妳三个儿子！”江氏仍然不依，刘子业命鞭江氏百下，派人到江氏家中，杀死了江氏的三个儿子。刘子业因江氏败兴，忿尚未平，另召后宫婢妾及左右嬖幸，往游华林园竹林堂。堂宇宽敞，令男女裸体，与左右互相追逐，或使数女淫壹男，或使数男淫壹女。自己兴起，便拥了谢娘娘席地而淫；而且让宫女与羝羊猴犬交构，壹个宫女不肯裸衣从淫，被立刻斩首。竹林堂上，已横陈了十多个裸体宫女的尸体。壹个个血肉模糊，惨不忍睹。

　　刘子业“使妇人裸身相逐”，叫壹群妃子和宫女壹丝不挂地做捉迷藏游戏，有个妃子不愿意，子业当场就把她杀了。以后，梦中有这女子的鬼魂来扰，他就把宫中几十个长相与这女子有些近似的嫔妃、宫女全杀死。当天夜里，这几十名女子的幽魂又出现在他梦中，向他索命。于是，他就摆宴祭祀亡魂，在宴席上，他就被近臣杀死了。

　　山阴公主淫乱宫闱，即日赐死，以面首30人殉葬。刘子业被草草葬在了秣陵县南，年仅17，时人称为废帝。

　　南北朝时刘宋刘昱即帝位后，往往率左右数人，或者出郊野，或者入市井，随从都手执戈矛，路上遇到行人男女以及犬马牛驴，刘昱随手刺死，不论人还是牲畜无壹幸免的。民间对此十分害怕，商贩都歇了业，家家户户的门户大白天紧紧关上，路上看不见壹个行人。

　　有壹次刘昱用铁椎刺入壹个行人的阴囊，那行人阴囊立刻破裂而死。壹个侍从不忍心看，敛起眉闭上眼。刘昱大怒，令这个侍从脱下上衣站在地上，用矛刺穿了他的胛骨。

　　京城有壹个女子，年纪十五、六岁，是个傻子，所以刘昱的御驾来了也不知道回避，只是在壹边憨笑。刘昱便当著左右的面与她交构。这个傻女子任刘昱所为，刘昱大悦，从此经常与这个傻女子幽会。人们背后称那个傻女子为路嫔嫱妃。

　　《宋书.南郡王义宣传》：“义宣多蓄嫔媵，后房千余，尼韫数百，男女三千人，崇饰绮丽，费用殷广。齐武帝萧赜的后宫达万人。萧齐朝的王太后曾光明正大地拥有男宠三十人。梁简文帝玩弄宫女还不够，还常狎妓以为乐，并写过《听夜妓》、《春夜看妓》等诗。

　　北齐开国君主文宣帝高洋极爱喝酒，常发酒疯。有壹天忽然向他妹夫元韶发问：“汉光武何故中兴？”元韶是魏朝皇族，因是高家的女婿，活得不错，老实回答：“因为王莽没把刘姓皇族全部杀绝。”于是高洋把魏朝姓元（原姓拓跋）的25家直系皇族全部杀光，把元韶也囚入地牢，饿得这位驸马爷啃自己衣服而噎死。而后又在晋阳把诸元亲属也全部杀净，共杀721人，弃尸漳水，以至剖鱼的人常在鱼腹中看见人的指甲，致使邺城人都不食鱼。

　　高洋又留东魏王子元黄头壹个人，让他和壹些死囚从高台上以席为翅，飘悠而下，事先讲好摔不死就饶壹命。死囚们纷纷摔成肉饼，惟独元黄头灵巧身健，竟能飞到紫陌慢慢降下，高洋全然不顾“君无戏言”的古训，把元黄头交给御史关在狱里饿死。

　　壹次，他斥退左右，疯狂地撕乱他父亲的小妾尔朱氏的衣带，企图强奸　�栔焓喜淮樱�双手紧紧护住身体，哀求他不要乱伦。高洋假意应允，却用刀捅进尔朱氏的下体，在尔朱氏死前痛苦的挣扎中获得快感。

　　高洋有个宠妃姓薛，早先与清河王高岳相好，后被高洋看中，强行将她迎入宫中。薛氏极受宠幸，被封为薛嫔。薛嫔有个姐姐，长相也很妖艳，高洋干脆将她也弄进宫来，高洋与薛氏姐妹，有时壹连数日不离床榻。两姐妹便恳请皇帝封他们的父亲为司德公。高洋探知薛嫔依旧与高岳藕断丝连，便令人当著他的面，将薛嫔的姐姐活活锯成八块，接著又砍掉薛嫔的头，将她的尸体乱刀剁碎；又把两姐妹的血渗进酒里，让大臣共饮。他还叫乐师剔去薛嫔大腿的筋肉，用白森森的腿骨做成乐器。在每次杀人后的酒宴上，让乐师用薛嫔腿骨做成的乐器弹奏“佳人再难得”的曲子，以示对薛嫔的“怀念”。

　　隋炀帝晚年服了方士的大丹，性欲壹发不可收拾，每晚御女数十人，到了夏天，要用冰制止热燥，以至藏冰之家，皆获千金。

　　唐代的医圣孙思貌（活了141岁）在他的《千金方.房中补益》中说：“黄帝御女1200而登仙。数数易女，则得益多，人常御壹女，阴气转弱，为益亦少。能御12女而不复施泻者，令人不老，有美色。若御93女而自固者年万岁矣。”

　　唐代的医药家张鼎在他的《玉房秘诀》中说：“不可以壹女为之，多多益善，易女可长生，数数易女则益多，壹夕易十人以上尤佳”。

　　李隆基通过铁血手段发动政变杀死了太平公主、韦后壹干人马，让父亲当皇帝，随后其父亲禅位给他。他当皇帝后，唐朝转向尊孔，他给孔子加上了“文宣王”的头衔，大力宣扬孔子，对孔子的《孝经》亲自作序、注解和书写，并要天下人熟读。

　　李隆基的生活就是儒家羡慕的生活。据《新唐书》载，开元天宝年间李隆基的宫妃达4万人，他用“随蝶所幸”的方法睡宫女，宠幸扬贵妃时已年过半百，安禄山因献春药“助情花”而被加高官厚禄，结果导致了安史之乱。

　　公元六到七世纪时，中国的房中术传入印度，与印度佛教结合，繁衍出壹种讲求身心合壹、男女双修的佛教宗派，即密宗。男女双修就如同“鸟有双翼”，这样方可达到佛教修养的最高境界。在密教的经典中有大量关于“佛母”“明妃”“天女”“欢喜金刚”的故事，在密宗和喇嘛教的寺院里还有“大圣欢喜天”等男女合抱性交的塑像，表现出性交不仅有神力在，而且通过“双修”可以得道、成正果。随后，密宗又逐渐东传至尼泊尔、东南亚以及西藏（即“喇嘛教”），八世纪进入中国内地，受到唐王室和贵族们的欢迎。

　　元代，蒙古人奉喇嘛教为国教，故密宗喇嘛教的性命双修术传到宫廷，被称为“演揲儿”，就是大喜乐的意思，追求的就是淫荡的房中术。在元朝，帝王和僧人的淫荡都到达极至，诗曰：“红红白白好花枝，尽被山僧折取归。只有野薇颜色浅，也来钩惹道人衣”。

　　明朝的皇帝对房中术、春药更感兴趣。朱高炽死于“阴症”，就是行房后误吃冷饮或者被阴风侵袭，朱高炽对于其父朱棣有壹种强烈的逆反心理，按照制度，居丧期间，是不准近女色的，可是朱高炽偏偏不守规矩。当时，壹个小臣李时勉就此上奏，皇帝不能这个时候还这样荒唐，气得朱高炽立刻把他下狱。

　　九任帝明宪宗朱见深的厨役达到八千人，他宠信太监汪直，在位24年，始终藏在深宫，不出见政府官员。万安因敬献春药有功，竟被擢升为首相。

　　明武宗朱厚照从1506年至1521年，在位16年。他沉迷于喇嘛教，并从喇嘛僧处获得大庆法师的称号。他不仅每天专心于诵读藏文经文，还在内廷建立豹房和壹些邪淫寺院，里面住著乐师、回教徒和喇嘛僧侣等人，他就每天和这些人淫乐、嬉戏、纵酒，完全不理国家政务。武宗只要知道诸侯伯家有回回籍的妇女，都召入宫，驾言教舞，把漂亮的长期留下，供他玩弄。在太监钱宁的引导下去南中国游荡，常常信步走到壹大户人家，命锦衣卫把这家的男人敢走，而留下女人伴寝。车驾到的地方，近侍就掠夺良家妇女供他玩弄，有时塞满了几十车，日有死者，左右亦不敢闻。

　　武宗越玩心越野。有壹次他托言边关多警，要以“总督军务”的名义北行，许多大臣泣谏，武宗不听。于是宦官江彬导引武宗由大同渡黄河，次榆林，至绥德州，到总兵官戴钦的府第，看到戴钦的女儿，就要过去了。在归途中又大征女乐，见到壹个乐工杨腾的妻子刘氏，又淫心大发，又要过去了，很加宠幸。在乘船的时候，湖广参议林文赞不知道这是皇帝的船，乘船壹冲而过，武宗大怒，止住他，上了他的船，把他的壹个妾抢走了。可见，明武宗的荒淫实在比隋炀帝还有过之而无不及。

　　武宗听说右都督马昂的妹妹美艳，武宗便使召来，得之大喜，那时马女已嫁毕指挥，且有身孕，武宗对此也置之不顾，由于宠此女，马氏壹门，无论大小，都赐蟒衣，内廷都呼马昂为舅，声势顿盛。武宗也常去马昂家饮酒，有壹天在酒酣之际，武宗要马昂召其妾，马昂推托妾病，未出见，武宗十分不悦，马昂之宠乃衰。

　　武宗曾说：“我把天下交给刘瑾也无所不可”。宦官刘瑾把53位反对者列入奸党，逮捕入狱，施以酷刑。刘瑾为惩治反对者，还违制建造刑具。明律规定套在犯人脖子上的“枷”，最重不超过13公斤，而刘瑾发明的枷竟然重达75公斤，不少官员当场就被枷死。

　　公元1508年，有人用匿名的方式向武宗告发刘瑾，武宗竟然把信交给刘瑾。刘瑾矫诏让百官在酷夏之时整日跪在奉天门外，逼迫写信人自首。官员们多人渴昏，三人当场渴死，余怒未息的刘瑾把五品以下的3百余官员全部关进狱中。

　　1510年，武宗疏远了刘瑾，最后下令把刘瑾碎尸万段，其族人和党羽也多被处死。

　　世宗嘉靖皇帝朱厚骢在位46年，为了得到长生不老药，召方士入宫，不少人因献秘方而大红大紫，以至明朝的宫女壹度达10万人。1540年起不出见政府官员，27年(到死为止)不理朝政(只跟群臣见过4次面)。平均七年出席早朝壹次。严嵩的滥用职权，起贪污款相当于好几年的国防预算！全国沸腾的抗暴民变如火如荼，每年至少都要有壹次大规模的暴动。

　　宫女杨金英等人也受不了朱厚骢禽兽般的恶行，试图乘朱厚骢熟睡时用绳索把他勒死。如果不是打了个活结，朱厚骢必死无疑。这是壹种深入骨髓的仇恨，世界上最善良的宫女以图跟她们的仇敌同归于尽。由此可以想见明政府的宫廷是何等肮脏恐怖。

　　十四任帝(神宗)朱翊均：在位49年，20岁之前因张居正摄政，只是经常拷打身边的宦官和宫女，把这些可怜无助的人拷打至死。朱翊均在张居正死后亲政，第壹件事就是抄张居正的家，继而开始吸鸦片；壹味龟缩在深宫吸毒酗酒和打杀宫女宦官。随侍的宦官宫女，稍不顺眼，就喝令扑杀。他平均每星期要杀死壹人，每三天就要亲手鞭死壹个宦官，宦官们须含垢忍辱，用谄媚机警才可保卫自己。从1582年亲政，到1592年的10年间，仅官方统计就已鞭死了1千多人。

　　他是个贪得无厌的皇帝。本来国家已有了壹个税收系统，可这位皇帝还要另设自己的税收系统。国家税收系统在收税中敲诈勒索人民就已经够狠了，比起皇帝的税收人员来说，却是小巫见大巫了。万历35年（1607年）正月，壹位来自江苏经济发达地区的县官进京述职考核，几个皇帝的税监以为他很有油水，来向他勒索钱财，不想这位县官却是行囊无几，壹气之下，这几个税监拳脚相加，生生把这位县官打得口吐鲜血而死。

　　神宗皇帝朱翊均的“矿监”和“税监”全是壹群人伦丧尽的饿狼，把百姓的财赋搜括馨尽，全国中等以上的家庭大部破产，民不聊生。两系税收人马都可以任意勒索，国人不堪忍受，为此反抗和暴动连接不断。这位皇帝为了得到更多的钱财，竟然还鼓励官吏们直接向自己进奉，以进奉钱财的多寡来衡量忠心程度。

　　他耗时六年为自己修建陵墓，除了大量征集工役，还花去800多万两银子，相当于两年的全国财政收入，致使国力大伤。大批言官纷起抗争，言辞亢直激烈。正是言官的努力，终于使皇帝与宦官的上述劣行得到遏制。

　　神宗皇帝从1582年初壹宣布取消群臣朝拜，不再接见任何人，完全不管国家大事达30年之久。他的祖先们还用“票拟”“朱批”过问壹些政事。他连“票拟”“朱批”都完全停止。全国行政长期停顿。中央政府的六个部，只有壹个部长(刑部)，都察院的都御史已悬缺十年以上。锦衣卫没有壹个法官，狱中囚犯关了20年还没有审问过壹次。全国地方政府的官员，缺少壹半以上。宰相李廷桂有病，连上120次辞呈，都石沉大海，只好不辞而去。后金汗国连续攻陷抚顺、开原、铁岭诸城，守军阵亡4万5千多人，沉阳危急，北京震动。全体大军长跪文华门外，请求皇帝批发军事奏章，增派援军，急发欠饷，可皇帝毫不理会。

　　万历48年皇帝驾崩，太子朱常洛即位称泰昌皇帝。这位受到普遍欢迎的新皇帝登基不过壹个多月，突然间却暴病身亡。追查死因，壹是新皇帝曾“壹夜御美女四人”，淫乐过度败坏了身体，二是生了病竟服用小臣敬献的“红丸仙丹”两颗，第二颗“仙丹”吃下去不久就壹命呜呼。因此此案叫做“红丸案”。

　　十六任帝明熹宗朱由校在位八年，是壹个狂热的木匠，经常挥汗如雨地制造桌椅案柜；把朝政委托给带他的玩伴魏忠贤（1568-1627）。壹个文盲高踞于皇帝的宝座上，而另外壹个文盲当上了皇帝的秉笔太监，替皇帝拟写朱批。这是天启元年（1621）至七年间的事。

　　明熹宗的乳母客氏，长得面似桃花，腰如杨柳，18岁进宫，两年后丈夫死去，她就被长期留在宫中。客氏在宫内哺乳皇子，不能随便外出。

　　熹宗渐渐长大，早已断乳，客氏仍留居在宫禁服侍熹宗。壹天黄昏，她正在房中闲坐，忽然魏朝闯进来，寒暄了几句后，魏朝就挑逗客氏，惹得客氏欲火烧身，她恨恨地说：“妳虽是个男子，与我们女人也没什么不同，做此丑态有什么用？”魏朝嬉皮笑脸说：“女人就是女人，男人就是男人，那怎么会壹样，不信妳摸！”客氏当然不信，伸手摸他的胯下，谁知摸到壹只火烫的东西，不禁红脸缩手：“妳哪里来的无赖，竟敢冒充太监，看我奏闻皇上，敲断妳的狗胫。”魏朝四顾无人，遂把客氏牵入罗帏。

　　《诗经.小雅》“巷伯”篇是宫廷宦者的淫行的最早记载。后汉的太监栾巴的“阳具复起”历史有明确记载。并且太监娶妻历代都有，如唐玄宗时的高力士，唐代宗时的李辅国。

　　《后汉书.周策传》云：“竖宦之人，亦复虚有形势，威逼良家，取女闭之”，就是宦官去势不尽，程度不壹地恢复了壹些性功能。二是有的宦者显贵后，设法使“阳具复起”，至于用什么方法，野史小说记的很多，但无从考证。

　　明代万历时，朝廷派到福建的抽税太监高策为了恢复性功能，使阴茎重新长出来，就攫取民间小儿，吸食脑浆，致使税监府院的水池中白骨累累。

　　此后魏朝怕出入不便，让客氏去熹宗那里乞赐对食。客氏对熹宗壹说，熹宗就答允了。关于“对食”，《明史》云：“宫人无子者，各择内监为侣，谓之‘菜户’，具财物相通如壹家，相爱如夫妇，既而妃嫔以下，亦颇有之，虽天子亦不之禁，以其宦者，不之嫌也。”

　　但好景不长，凭空钻出个第三者魏忠贤。三人之间展开了壹段争风吃醋的秽事。

　　魏忠贤原名魏进忠，河间肃宁人（河间肃宁盛产宦官）。家里十分贫寒，没上过壹天学，大字不识壹个，善于骑马射箭。17岁娶媳妇，经常和村中的无赖在壹起酗酒赌博，但从来没有赢的时候。22岁为了逃避巨额的赌债，把亲生女儿卖给人家当童养媳，被迫净身进皇宫，照顾皇孙朱由校。他见熹宗性好游戏，就别出心裁，糊制了狮蛮滚球、双龙赛珠等玩物，每天与客氏两人诱导熹宗专以嬉戏为乐。熹宗遂倚两人为心腹，几乎顷刻难离。

　　给事中杨涟参核魏进忠导上为非，魏进忠十分害怕，求魏朝的保护。魏朝转托王安，王安便对熹宗说杨涟所参核的是宫中的李进忠，不是魏进忠。于是李进忠便因同名而做了替死鬼。熹宗怕朝臣再误会，在天启二年给他赐名“忠贤”。

　　魏忠贤很感激魏朝，与他结为兄弟。所有宫中大小事，魏朝无不与魏忠贤密谈，甚至采药补阳的密术，以及与客氏的床笫私情，也全部告诉了魏忠贤。魏忠贤正艳羡客氏的姿容，只是身上少了壹件要紧的东西，无从纵欲。此时得了魏朝的秘授，当即依法壹试，果然阳具重生，几个月后恢复了原样。壹次魏朝值差，魏忠贤便去调戏客氏。魏忠贤年轻貌伟，比年老的魏朝高出许多，客氏不由得暗暗动情，但魏忠贤不过是净身的太监，所以客氏并不在意。魏忠贤假装与她戏玩，趁机按倒客氏，壹番鏖战，长至二三时辰，客氏满身爽适，觉得魏忠贤远胜魏朝。魏忠贤过河拆桥，从魏朝手中夺取了客氏。从此客氏视魏朝如眼中钉。

　　壹天，魏忠贤与客氏在床上周旋，恰好魏朝乘醉而来，见了魏忠贤，气得七窍生烟，便伸手去抓。魏忠贤也出手来抓魏朝，两人扭作壹团。魏忠贤年轻力大，按住魏朝，痛殴了几拳。魏朝慌忙转身拉著客氏就走。魏忠贤便追出来，两人边扯边斗。惊动了皇帝，熹宗即命将三人召入，三人跪在御榻前供认不讳。熹宗笑说：“朕不便乱点鸳鸯，还是令客媪自己选择。”客氏毫不犹豫地把手指向了魏忠贤。

　　第二天，有谕旨颁下，将魏朝撵出了宫。魏朝无可奈何，落得鸡飞蛋打，只好长吁短叹壹番，垂头自去。客氏更是毒辣，想出壹条斩草除根的计策，令魏忠贤假传圣旨，将魏朝遣戍凤阳守皇陵，并密嘱凤阳官员，等魏朝到了立即将他勒死。

　　客氏与魏忠贤两人从此在宫禁恃势横行，熹宗反而越加宠幸，封客氏为奉圣夫人。

　　司礼监太监王安曾受光宗顾命，为人倒还刚直，目睹客氏与魏忠贤横行无忌，暗中想将他们除去。御史方震孺曾弹核客氏与魏忠贤，王安便从中响应。熹宗被迫遣出客氏，将魏忠贤交给王安处置。

　　不料熹宗离开这两个人后，寝不安席，食不甘味，以致念念不忘。不久又召客氏入宫。客氏入宫，仍与魏忠贤住在壹起，日夜图谋害死王安。朝臣连续上疏请逐客氏，都遭贬谪。东林党要员叶向高为首辅，请停“中旨”，凡事均由阁臣议拟。熹宗也不予采纳。

　　内侍王体干想做司礼监，便与客氏、魏忠贤朋比为奸。他们暗中怂恿给事中霍维华弹核王安。再经客氏在里面加谗言，惹得熹宗大怒，将王安降职，司礼监壹职由王体干继任。魏忠贤又命参与盗宝被赦出狱的内监刘朝杀王安，奏称自杀。

　　王体干虽为司礼监掌印太监，也得听魏忠贤使唤。魏忠贤很快就权倾朝野，成了代替皇帝批改公文的司礼太监。他要干预朝政，便需要在朝臣中培植党羽，壹些贪污不法分子，也很想找到新的后台和保护伞，双方壹拍即合。比如御史崔呈秀贪赃劣绩败露，左都御史高攀龙要参核他，他就夜间找到魏忠贤长跪叩头，请求做魏的干儿子，魏便矫旨免他的罪，还升他的官，再把高攀龙贬逐回乡。再如人品卑污的内阁大学士魏广征，受到东林党人的参核，他便投靠魏忠贤，自称“宗侄”，于是那些参核他的官员便纷纷获罪。诸如此类奸邪卑劣之徒，这时纷纷呼朋引类拜倒在魏忠贤脚下，为魏出谋权划策，壹个个都成了“得志便猖狂”的中山狼。他们置国家危局于不顾，却以搏击残害东林党人为业。他们编制了壹份黑名单，仿效《水浒传》中壹百零八将的绰号，壹壹对号入座，名之曰《东林点将录》。他们将政敌比作梁山泊中叛逆的强盗，已在政治上预先将他们判处了死刑。

　　御史周建宗在弹核魏忠贤时说魏氏“目不识壹丁”，这句大实话让魏忠贤恼羞成怒，周建宗被无端下狱，活活折磨死了。工部郎中万某上言：“内廷外朝，只知魏忠贤，不知陛下，岂可尚留左右。”魏忠贤正愤无所发，见了此疏大怒，随即传出矫旨，廷杖万某百下，壹班走狗都跑到万家，妳壹拳，我壹脚，边牵边殴，待牵到阙下，万已气绝而亡。

　　魏忠贤在朝中结党营私，他建立起壹个包括兵部尚书、礼部尚书、锦衣卫在内的庞大党羽组织，这个天下最有权势的组织被人们形象地称作“阉党”。

　　阉党疯狂迫害对国家民族还有壹点责任感的朝臣。稍稍敢讲两句真话的抗击后金的军事天才、辽东军区司令官熊廷弼被诬陷“贪污”，熊廷弼弃市，传首九边。

　　魏忠贤诬陷熊廷弼贿赂杨涟、左光斗、魏大中，并大兴冤狱。东林首领杨涟、左光斗、袁化中、魏大中、周朝瑞、顾大章等六人被逮。囚押杨涟等人的“槛车”壹路北上，壹路都有士民群众“设案焚香祝祷”，为他们鸣冤、祝福。杨涟被押途中都城士民数万，拥道号泣；杨涟的尸体被家属领出时，全身已溃烂不堪，胸前挂著压死他时用的土囊，耳朵里还有壹根横穿脑部的巨型铁钉。野史记述，锦衣卫用尖刀剜出了杨涟喉骨送给了魏忠贤，魏把那段喉骨烧成了灰，用烧酒伴著吞了下去[忠贤杀并吃了７名囚犯的脑髓]。

　　左光斗被五日壹审，裸体受拶、夹、棍等刑，不能跪起，平卧堂下受讯。左光斗、魏大中被打死后均体无完肤，魏大中的尸体壹直到生蛆才被拖出来。六人皆死，时称“六君子”。

　　保定举人孙逢奇更在畿南各地“举旗击鼓，张榜设柜”，公开为蒙冤“追赃”的东林党人募捐“义助完赃”，等于在大张旗鼓地为东林党人鸣冤、求助。更有壹位无名氏，人们称之为“燕客”，听说杨、左诸公被捕，便赶到北京，投宿在“诏狱”附近，换上吏卒衣衫，天天找狱卒、马夫们吃喝交朋友，设法混进狱中，终于见到了被捕的党人们，把他们惨遭酷刑被摧残致死的情形，以及他们的遗言、遗书、血书壹壹收集整理。但在某次多喝了酒说漏了嘴，被人发觉后，于是赶快换上商人的服饰，跨马疾奔南方，壹昼夜急驰三百里，这才逃脱虎口，为死难党人们的残酷遭遇留下了见证，也为他们留下了壹批珍贵的血书和遗稿。

　　阉党的反对派、士大夫组成的“东林党”被镇压。各地东林讲学书院被毁，不附魏忠贤者，均被指为东林党，被夺官者达三百余人，下狱处死及流放边地者数十人。东厂和锦衣卫的缇骑四出，有人在旅店喝酒，骂了魏忠贤几句，被探子侦知，就被施以剥皮之酷刑。

　　公元1626年，兵士押解了壹个东林党官员路过苏州，周顺昌替他摆酒席送行，在宴席上指名道姓大骂魏忠贤。押送的兵士回去，报告了魏忠贤。魏忠贤大怒，命令东厂派出兵士，由南京巡抚毛壹鹭带领，到苏州捉拿周顺昌。

　　东厂到苏州抓人的消息壹传开，轰动了苏州市民。二十多年前，苏州市民在葛贤的领导下，曾经跟税监斗争过。现在皇帝的特务又到苏州来抓人，怎么不激起大家的气愤。到了东厂兵士到苏州的那天，苏州成千上万市民拥上街头，声援周顺昌。

　　大家拦住毛壹鹭的轿子，推了几名秀才向毛壹鹭请愿，要求取消逮捕周顺昌的命令。毛壹鹭见群众声势浩大，吓得满头大汗，壹句话都说不出来。旁边的兵士著急了，他们把手里的铁镣往地下壹扔，厉声吓唬说：“我们是东厂来的，谁敢阻挡！”

　　铁镣发出“当啷”的声音，市民们被激怒了。有人站出来责问兵士说：“妳们不是说奉皇上的圣旨抓人吗？原来是东厂搞的鬼！”兵士还来不及回答，群众都高叫起来：“原来是东厂来的奸贼！”大伙壹面叫，壹面向毛壹鹭和兵士冲过去，声音像山崩地裂壹样。愤怒的群众赶上去，把他们揪住，劈头盖脑地痛打。壹个兵士被击中了心窝，倒在地上滚了滚，就断了气。其余的兵士也被打得头破血流，连滚带爬地逃走了。毛壹鹭趁人群乱轰轰的时候，脱了官服，从壹条小巷里溜出去，正见到前面有壹个粪坑，也顾不得体面，钻到臭气熏天的粪坑角落里。直到市民群众散去，随从们才从粪坑边把吓昏了的巡抚拖了出来。

　　东厂特务逃回去后，立刻向魏忠贤哭诉。魏忠贤哪肯罢休，命令毛壹鹭派兵到苏州镇压。他们把那天带领市民暴动的颜佩韦、杨念如、马杰、沉扬、周文元五人抓进监牢，加上壹个煽动叛乱的罪名，把他们定了死罪。 当五个人被押到刑场就义的时候，他们神色自若，还指著魏忠贤、毛壹鹭的名字大骂哩！他们牺牲之后，当地人民出了钱，从刽子手那里领回尸体，把他们安葬在虎丘东边的山塘上。后来，还立了墓碑，碑上写著“五人之墓”。

　　1626年，浙江地方官潘汝帧奏请在西湖为魏忠贤建生祠。魏忠贤当即矫旨嘉奖。遂在西湖上岳飞祠不远处，创建魏忠贤祠宇，气象辉煌，比岳飞祠壮丽数倍。各地纷纷效尤，不到壹年，魏忠贤的生祠几遍天下。各地纷纷建立起金碧辉煌的魏氏生祠，就连耿直的袁崇焕也还是忍气吞声在辽东给他做了壹座生祠。

　　“壹祠之费，多者数十万两白银，少者数万，剥民财，侵公帑，伐树木无算。”各祠斗巧竞工，所供魏忠贤的塑像，多用沉香木雕成，冠用冕旒，五官四肢，宛转如活人。腹中的肺腑，全用金玉珠宝妆成。髻上插四时香花。传说有壹个祠中头像稍大，不能戴冠，性急的匠人把头削小。壹个阉人抱头大哭，罚令匠人长跪了三日三夜。活著的人享受人间香火，真可谓空前绝后了。《坚瓠集》记载，当时壹个巡抚在其为魏所立之生祠上题联：“至圣至神，中乾坤而立极；允文允武，并日月以常新。”极尽阿谀之能事。

　　祠堂，原本是祭祀死去的祖先或先贤的宗庙。但摇尾拍马屁的官员却在魏忠贤还活著的时候，在祠堂中树立他的塑像，供人当神仙般的焚香跪拜，祈求降福。各地不断在生祠里举行各种庄严盛大的崇拜活动，以歌颂他的丰功伟绩。各级军政要员三跪九叩。几乎全部的官僚都加入了向宦官魏忠贤歌功颂德的行列。

　　在滚滚热浪中，魏忠贤个人崇拜愈来愈离谱。国子监生陆万龄，献媚唯恐落后，居然向皇上提出以魏忠贤配祀孔子，以魏忠贤之父配祀孔子之父，在国子监西侧建立魏忠贤生祠。国子监监生集体上书说：“督厂魏忠贤提不世之贞心，佐壹朝之干断，披丹开导”，说魏忠贤芟除东林党犹如孔子之诛少正卯，魏忠贤编《三朝要典》犹如孔子之笔削《春秋》，因此，“其功不在孟子之—下。”博得了壹些人的叫好，魏忠贤被歌颂为只有上古时代尧和舜才能与之相提并论的旷代伟人。其褒颂之词是无以复加的，比如：“至圣至神，中乾坤而立极：乃文乃武，同日月以长明。” 可见对魏忠贤的个人崇拜导致道德沦丧到了毫无是非的地步。

　　在壹个皇帝、壹个女人、壹帮吹鼓手的推波助澜下，魏忠贤的“无上名号”愈来愈多愈来愈高，也愈来愈离奇：厂臣、元臣、上公、尚公、殿爷、祖爷、老祖爷、千岁、九千岁，对于九千岁魏忠贤似乎还不满意，因而有些人干脆叫他“九千九百岁”。吕毖《明朝小史》说：“太监魏忠贤，举朝阿谀者但拜为干父，行五拜三叩头礼，口呼9999岁爷爷。”

　　历史上“九千岁”时有所闻，“9999岁”闻所未闻，距离“万岁”仅壹步之遥，个人崇拜已达到顶峰了。如果熹宗不在天启七年死去，疯狂个人崇拜运动将发展到何种地步，是难以预料的。别以为魏忠贤个人崇拜是历史上的特例。只有要专制政治的土壤，形形色色的个人崇拜就不可能绝迹。魏忠贤当权仅仅七年，就把明王朝的根基全部挖空。

　　魏忠贤是壹个目不识丁的刑余之人，何以能成为个人崇拜的对象？关键在于皇帝专制制度，是熹宗本人把皇帝的权力让给了他，使他能以皇帝代言人的身份出现于朝廷，手中掌握著生杀予夺的大权。明代的太监，对于皇帝总是无条件地服从。较汉、唐时代的宦官动辄杀死皇帝，这种专权充其量也只能说是滥用了皇帝的授权而已。

　　魏忠贤得宠于熹宗的原因，还在于魏忠贤善于房中之术，经常能与客氏壹起导熹宗淫乐。魏忠贤的素质恰是贪玩的熹宗所欣赏的；而魏忠贤小心翼翼的服侍，使他能在天启壹朝成为壹个大国的实际主宰者。终熹宗壹生，他对魏忠贤的眷爱始终不替。

　　崇祯元年，皇帝降旨将魏忠贤谪置凤阳。魏忠贤被贬谪的路上还有数百随从前呼后拥，崇祯又连下谕旨，命锦衣卫速即逮讯。魏忠贤听到京中密报锦衣卫即将到来，他便自缢身亡。崇祯将魏忠贤家产籍没，又查客氏的家资，却搜得宫女八人，多已怀孕。原来熹宗无子，客氏竟带出宫女若干名，令与子弟同寝，待怀妊后再进宫中，谋为秦时吕不韦的秘计。崇祯立命将客氏拘至浣衣局，掠死于杖下。所有客氏、魏忠贤的家属，无论长幼男女，都被斩首。魏忠贤各处生祠也全部撤除，毁去《三朝要典》，为被害诸臣全部昭雪。魏党二百余人皆免职斩首或充军了事。民愤不能平，魏忠贤死后仍遭凌迟，被割了三千六百刀。

　　十七任帝朱由检：在位18年。朱由检最津津乐道的政绩是他中了清帝国的反间计，宣称清帝国的克星、用兵如神且忠心耿耿的辽东军区总司令袁宗焕是清帝国的“奸细”，把他押赴刑场千刀万剐。清帝国的势力自此失去控制，最终夺占了明帝国的江山。

　　有壹次他把宰相们请到金銮殿上，向他们作揖行礼，说：“谢谢各位先生，帮助我治理国家”。然而不久就大发雷霆，把被他谢谢的“各位先生”杀掉。朱由检宠信太监曹化淳，让他担任北京城防司令，后者在李自成兵团来到时大开城门迎接农民军进城。

　　十八任帝朱由崧：在临时首都南京即位，明政府的残余国防军力量弱不禁风，不堪壹击。朱由崧上殿时表情忧愁，大臣以为他忧心国事，未免说些安慰话，朱由崧却回答说后宫宫女数量少且不够漂亮，当务之急是挑选美女，弄得大臣壹个个哭笑不得。朱由崧颁布的第壹道敕令是征集宫女，第二道敕令是命各地方官员进贡春药秘方。被贬窜的阉党巨头阮大铖被召回政府担任要职，跟实力派宰相马士英结成壹条阵线，疯狂打击忠于明政府的文武官员。

　　吴三桂和清军赶走李自成占领了北京，耍小聪明说：我们为妳们报君父之仇来了！南明朝上上下下包括史可法，都以为然。他们对清军在自己的国土上大举进攻李自成持持肯定态度。当清军把李自成解决得差不多了，兵锋也对准了南明。

　　由于明朝的军队长期缺饷，再加上发饷的官员层层克扣，实际到士兵手里的很少，有的部队甚至常年不发壹分饷银，这为军队的集体哗变和四方剽掠埋下了祸根。比如，左良玉的部队，人称“左军”，是出了名的骄悍无礼，“扎营之处，方圆数十里，妇女悉被奸污”，因而，不仅老百姓畏之如虎，有的地方官也禁止左军入城。令人发指的是，有的部队为了掩败、领赏往往“杀良冒功”，就是把老百姓的人头拿来作为自己杀敌的凭证。至于动辄以“打粮”为名，劫商贾，搜珍奇，淫妇女，焚民居，更是司空见惯。因而，当时老百姓有“匪来如梳，兵来如篦，官来如剃”的说法，正是这壹“梳”、壹“篦”（旧时妇女用的壹种很细密的梳子）、壹“剃”将老百姓推到与君王的战争状态里。

　　正当史可法在江北防线上和清军决壹雄雌的时候，左良玉在武昌而起兵征讨马士英，声言要“清君侧”。马英士公然宣称“宁可君臣皆死于大清，不可死于左良玉之手”，遂不顾危在旦夕江的江北防线，撤了四镇兵力去对付左良玉。

　　朱由崧只当了十三个月皇帝，就被清帝国俘虏，送到北京砍头。

　　孙可望和李定国都是张献忠的义子。张献忠死后，他们率大西军余部进入云南贵州壹带，队伍又日益壮大，建立了以昆明为中心的政权。顺治九年（1652年），李定国请缨出击清军，率军出全州，在桂林外围大败清定南王孔有德，逼得孔有德自杀身亡。接著北进湖南，进逼长沙。李定国出师半年，拓地千里，势如破竹，清廷特派敬谨亲王尼堪为定远大将军，统领精锐部队15万人，救援湖南。李定国采取透敌深入的策略，诈败撤离长沙，伏兵于衡阳城北，以逸待劳，与尼堪亲王决战。李定国军在激战中斩杀尼堪，大获全胜。

　　然而其时作为南明实权人物的孙可望，不但不配合李定国继续收复国土，还令冯双礼部偷袭李定国。李定国击败并收服冯双礼后，他与孙可望的矛盾更为激化。

　　顺治十四年（1657年），孙可望为了壹官半爵之争，竟然合兵14万进攻李定国。孙可望很快大败于李定国。孙可望只得投进了清军的怀抱，充当了清军扫平云贵的带路人。

　　满清入关后，对朱家宗室，可谓残酷至极，除鲁王朱以海壹系逃至菲律宾得以存留外，其余几乎全部斩尽杀绝。崇祯帝的长子被多尔衮绞死，其第二子隐姓埋名在民间数十年后，不慎暴露了身份，年已七十多岁的他，和他的两个儿子仍被康熙帝下令凌迟处死，明朝永历帝尽管逃到了缅甸，还是被清朝抓回云南，全家被杀。

　　清代的宫廷也有各种秘药，宫女好几千，皇帝还不满足，还要下江南玩女人。雍正皇帝刺探监督臣僚，不仅限于公务，就连私生活他也不曾放过。据载，某大臣退朝后邀了几个亲朋好友聚在壹起玩几圈麻将牌，玩著玩著忽然发觉牌少了壹张，无奈只好就此罢手。第二天上朝时，雍正问某大臣，晚上常常以何为乐，大臣以实相对。雍正笑笑，夸赞对方是个老实人。然后把昨天晚上他们玩丢的那张牌拿给他看。皇帝对手下大臣监视掌握到如此精细的程度，那手下大臣有什么不恭不敬的歪邪招数能逃得过皇上的耳目？

　　洪秀全(1814-1864)原名仁坤，小名火秀，广东花县人。他7岁入本地私塾读书，14虚岁考为童生。此后连续4次，壹共经历17年，也没考上生员(秀才)。在他壹再落榜到公开造反期间，不止壹次“坐馆”当私塾师，收入比普通农民好不了多少。

　　1836年春天，洪秀全来广州参加第二次应考，接受了9本壹套的《劝世良言》，作者是是梁发。梁发对基督教教义的理解不透彻，在某些非常重要教义的传达上也难免有失真走样的地方。如书中对上帝、耶稣和“圣神风”（圣灵）的关系，就没有从“三位壹体”的意义上阐明，而给人以“三位三体”的印象。梁发在中国长大，信奉基督教后，也不能尽然摆脱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加上他力求使文章具有“中国味”，在字里行间掺入了儒学的成分。所以，曾是梁发上司的传教士马礼逊在谈及梁发所写的布道书籍时说：在领悟基督教教义上“实有壹些心得”，同时又指出：“其中不免染有彼国固有之异教色彩”。

　　1837年他第三次应试失败后，大病了壹场，壹连40日高烧昏迷，精神恍惚，竟几次觉得游历了天界，遇到种种奇异的事，这就是后来壹些文献中记述的“丁酉异梦”。

　　1842年，他第四次应考落榜。此时，洪秀全偶然重读《劝世良言》，其感觉与认识同前番浏览时大不相同。书中抨击“儒教”，指斥科举，否定民间鬼神的文字，深深地吸引了他，他情不自禁地细读下去，身心渐入神奇灵光的海洋，领悟著“正经大道之圣理”，似乎进入大觉大悟之境。联想6年前病中的幻象，他自信那是上帝召游天庭，大有昔日千疑百惑，今日焕然得释之感。他说：这几本书实为上天赐于我，以证实我往时经验是真确的。

　　洪秀全决定皈依“上帝”，并按他自己的理解自行洗礼，表示清除罪恶，弃旧从新。他决心造反，就说上帝封他为“太平天王大道君全”，命他“时或称洪秀”。从此，洪仁坤、洪火秀改名为洪秀全。秀全拆开，是“禾(吾)乃人王”。简括地说，考不上秀才，是造反的决定性原因，造反是为了做人王，杀尽所痛恨、憎恶的人；占有壹切，“禾乃玉食”，“世间万宝归我有”。洪秀全遂创立拜上帝教。其后，洪秀全撰写的《百正歌》、《改邪归正》、《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等著作中体现出来，并拥有了壹批中坚分子。洪与杨秀清、萧朝贵的力量结合，承认了天父、天兄下凡等神鬼附身的荒唐举动，就成了地地道道的邪教。

　　1847年春，洪秀全来到广州美国新教传教士罗孝全处学习基督教两个月，并要求罗孝全为他施洗。但罗孝全对洪秀全所讲的有关宗教信仰方面的事情莫名其妙，实在缺乏对基督教的真正了解，没有答应。洪秀全遂回到广西桂平，而助手冯云山的传道工作逐渐地打开了局面，拜上帝会发展到2000多名信众。洪秀全遂把拜上帝会演变成为政治和军事的组织。在其后建立的政权中，又采取了政教合壹的体制。

　　洪秀全的拜上帝教，是夏商时期的上帝+儒家教义+基督教的晃子。洪秀全不拜耶稣，他搞的不是基督教。基督教教义中的上帝是个灵体，是人未曾看见也不能看见的。而拜上帝教中的上帝具有明显的人神同形的特征。其上帝的形象在《太平天日》中的描述是：天父上主皇上帝，头戴高边帽，身穿黑龙袍，满口金须托在腹上，相貌最魁梧，身体最高大，坐装最严肃，衣袍最端正，两手覆在膝上。拜上帝教是多神论宗教，太平天国的壹神论，实际上是“壹帝论”。基督教实行壹夫壹妻制，洪秀全搞多妻制，这根本不是基督教，是邪恶的儒教。

　　邪教的教主都是淫棍，年轻的女教徒都是他们的猎物。洪秀全还未公开造反时，就有妻妾多人。到了占领小小的永安，已有36人。进南京后，每做生日，蒙得恩就要为他献上美女6人；每年春暖花开之际，蒙得恩还在天京13道城门口为洪秀全选美女。甚至干脆明文规定，“所有少妇美女俱备天王选用”。

　　《江南春梦笔记》中说，总计有2300多名妇女在天王府陪侍天王。3宫6院72妃都是腐朽的儒家思想影响的结果。1861年太平军进取苏浙的时候，洪秀全又从李秀成选送到天京的3000美女中挑出180人收入天王府，当时即有人写诗讽刺：“三千怨女如花貌，百八佳人堕混愁。”1864年天京沦陷，幼天王洪福填被俘后说：“我88个母后，我是第二个赖氏所生，我九岁时就给我四个妻子。”88个后妃已超过了历代帝王的3宫6院72后妃的人数了。宫中有横直均8尺的大雕花床，干什么用的，不言而喻。洪秀全因妻妾太多，连姓名都记不住，干脆壹概编号。

　　洪秀全写了几百首管教妻妾的《天父诗》叫她们背诵。如禁止女子抬头看他，“起眼看主是逆天，不止半点罪万千”。“看主单准看到肩，最好道理看胸前，壹个大胆看眼上，怠慢尔王怠慢天”。太平天国“旨准颁行”的官书《天父诗》十七、十八中所载对后妃的管教规定：服事不虔诚，壹该打；硬颈不听教，二该打；起眼看丈夫，三该打；问王不虔诚，四该打；躁气不纯净，五该打；讲话极大声，六该打；有喙不应声，七该打；面情不欢喜，八该打；眼左望右望，九该打；讲话不悠然，十该打。

　　洪秀全将皇帝和邪教主对妇女的占有和虐待，到了伤天害理灭绝人性的程度。天京宫廷生活中，洪秀全把嫔妃当成壹群牲口，动辄打、杀。后宫妇女失掉了所有的人格尊严，壹言壹行随时都有招致责罚的可能。她们啼笑皆非，左右为难，诚惶诚恐，动辄得罪。

　　当妇女们受到天王的责罚时，即使冤枉也不得辩解，只许认错领打，口称“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否则便会受到加罪处罚。“打开知错是单重，打不知错是双重，单重打过罪消融，双重雪下罪难容”!“雪下”是太平军“刀下”的代称，至少有3个女人因为挨打时喊冤不认错而被杀。被杀的人当中，有人至死不认错并且顶撞了天王，受到五马分尸的酷刑。

　　太平天国的理想是“有田同耕，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处不饱暖”。可太平天国的等级更加鲜明、森严。太平天国就有性禁忌的严格法规：违背性禁忌的人不是开除而是杀头，夫妻壹起过壹夜也要点天灯[杀头]，天国子民私自说句悄悄话也得算通奸，要千刀万剐；王侯过路时老百姓全部要跪拜，稍微抬壹抬头就要‘过云中雪’（砍头）。起义的领袖们自称千岁万岁；他们三宫六院，士兵却过著苦行僧的禁欲生活。洪秀全在南京城内出行，也是百人随行，前呼后拥，路边行人皆需下跪。

　　太平天国吹嘘洪秀全是世界万国独壹真主，还按广西“降童”的迷信习俗，吹嘘天父能附杨秀清之身下凡说话，天兄能附萧朝贵之身说话。这是中国的传统迷信，和西方的宗教没直接的关系。这样扬秀清说的话就是神的话，洪秀全感到大权旁落，1856年，洪秀全利用韦昌辉杀害杨秀清及亲信6千余人，两个月总共杀了文武官员2万多人。后又利用石达开来天京靖难，凌迟处死韦昌辉，将其尸体寸磔，割成许多块，每块皆二寸，挂在各处醒目的栅栏处，标上“北奸肉，只准看不准取”的字样，真是厉害之至。“洪杨之变”导致了十几万人被杀。而太平天国在起义后的六年中，不过牺牲4千余战士。以后又逼走了石达开。

　　太平天国实行“万事爷哥朕作主”、“敬主方是真敬天”、“只有人错无天错，只有臣错无主错”那套儒家独裁思想。

　　太平军进入天京后，就广为宣扬两句话：“正是万国来朝之候，大兴土木之时。”其实当时根本没有壹国来朝，而大兴土木则立即就开始了。

　　天王府的第壹期工程，半年即建成，可惜被突起的大火烧毁了壹部分，于次年正月又开始了第二期工程。两期工程所用的砖石木料都是从明故宫、庙宇、民房拆取搬来的，建筑工人主要是征用没有随军的妇女、老人，工匠则是奉天王的诏命从安徽、湖北招募来的且都是无偿劳动。第三期的天王府工程，计划扩建到周围的20里。

　　天京诸王豪贵也上下争奢赛富，竞相大搞华丽排常如舆马定制，从基层管辖25人的“两司马”乘４人抬黑轿开始，层层加大。东王杨秀清每次出行要乘48人抬的大黄轿，夏日轿下设玻璃注水养金鱼的水轿，每次出行时前后仪仗数里，像赛会壹般。而天王洪秀全从不出宫门，宫内有美女牵的金车，宫外常备64人抬龙凤黄舆。为了适应豪华的铺张，宫内专设典天舆壹千人、典天马壹百人，还有典天锣、典天乐……等等。奢侈已极。

　　太平军从武汉到南京，驱赶居民男女分居后接收居民家中钱财不计其数，为了管理使用这些金银财宝，天朝设立专管铸印和制造金银器皿的典金官；专管雕琢玉器的典玉局；管制造冠帽的典角帽；制造靴鞋的典金靴等。如为天王制造24只金碗，金筷子，“筋长近尺，浴盆亦以金。”（《金陵省难纪略》）连净桶夜壶都俱以金造。

　　天朝各官在穿戴装饰上更是追求华丽奢侈之风，互相争奇斗艳，奢侈已极，壹冠袍可抵中人之产。而天王洪秀全的金钮扣和八斤重的金冠，更是无价之宝。除了供天王如此挥霍之外，还有参加争吃争穿争排场的朝里朝外文武各级官员31万多人，其中大部分都是王亲国戚和洪秀全起事时的功勋兄弟，坐享荣华，很快就把库中掠夺来的金山银海挖空吸干了。

　　洪秀全总共封了2700多个王。所有受封为王的，不论等级，不分有职无职，壹朝受封，立即修王府，选美人，办仪仗，出门时前呼后拥，盈街塞巷。至今浙江还流传侍王李世贤出门坐54人抬的龙凤黄轿，轿上可以召集部下开会。王爷轿舆所到之处，小官和军民百姓都要回避，回避不及的要就地低首下跪迎送，如果不小心撞了仪仗，轻则杖责，重则斩首。因为当时王爷太多，百姓们迎不胜迎，遂流传出民谣：“王爷遍地走，小民泪直流”。

　　这么多的王爷需要大量的杂役服侍，于是就抓兵拉夫，招降纳叛。反过来为了养兵，为了营造安乐窝，他们又巧立名目，横征暴敛，诸如店捐、股捐、月捐、日捐、房捐、局捐、灶捐、礼拜捐、门牌税、人头税、犒师费等等二三十种。田赋则由天朝初时制定的每亩壹斗七升五合，两年中即增加到每亩七斗。

　　拥有百万雄兵的后期统帅李秀成拥有百万家财。当陈玉成为保卫天京上游门户安庆而浴血奋战的危急关头，李秀成、李世贤兄弟壹心经营其苏浙领地，始终未发壹兵壹卒前往皖北助战，坐视安庆和庐州相继失守、陈玉成牺牲而不顾。直到庐州失守后17天，天京再壹次陷入湘军重围的时候，李秀成才为时已晚看到大局动摇的危险性，组织起13王60万大军，救援天京。但因诸王各怀私念而消极畏战，对阵46天，竟未把饥病交加的2万湘军打退，借口缺寒衣而各自散去，直到天京沦陷为止，再也没有哪个王来解围了。

　　这些王爷们各回自己的安乐窝，享受荣华富贵，小王不听中王，中王不听大王，最后纷纷叛变。李秀成苦心经营的苏州，也被其叛变投敌的心腹部属四王将它完整地奉送给李鸿章了。李秀成从占领苏州到苏州失守，仅三年半时间，腐败毒菌吞噬了李秀成的百万大军。李秀成在苏州失守以后只率数百亲随狼狈逃回天京，但天京也在半年后失守，天京失守时，李秀成保护幼天王突围出城以后，与大队离散，孤身逃到方山，解下缠在腰上的百宝囊休息时被人发现，宝囊被人哄抢，他也被捉住送到清营成了阶下囚。他在天京的两座新旧王府被抢后也被大火夷为平地，与天王府壹样只落得壹片废墟，任凭野鸽飞来飞去了。

　　皇帝佬 蓄六院 怕偷情 把人阉 儿娶媳 父尝鲜 兄淫妹 天伦乱 养男庞 搞鸡奸 喜群交 壁上观士大夫 纳小妾 戏丫环 泡戏子 同性恋 狎娼妓 最难过 美人关老百姓 也不闲 夫偷情 妻养汉 女能卖 妻可典 春宫画 大力丸房中术 象流感 得大疮 苦难言

　　薄命女 是红颜 裹小脚 苦难言 守活寡 日如年 贞洁牌 血泪沾说官场 皆争权 拍马屁 壹招鲜 排异已 搞诬陷 忌贤能 散流言衙门口 面朝南 想办事 先打点 官多大 多大贪说社会 更黑暗 帮会头 人口贩 盗墓贼 江湖骗 叫花子 流氓犯吃人肉 不眨眼 偷东西 赌大钱 卖老婆 吸鸦片 骂大街 撕破脸男和女的出生比例基本上是壹比壹的，皇帝、官僚们多占壹个女人，民间就会多出壹个光棍汉。由于性的极度不平等，又没有信仰制约，导致了奸尸。如西汉农民起义军挖掘了咸阳的个帝王陵，后妃的尸体被奸污。《晋书·平原王干传》：“干前后爱妾死，即敛，辄不钉棺，置后空屋中，数日发视或行淫秽，须其尸坏，乃葬。”

　　1928年，军阀孙殿英的部队炸开了慈喜的墓，大肆掠夺。华北出版的《时事白话》中记载了这么壹件事，孙殿英与土匪无异的军队打开慈喜的棺橔之后，见尸体栩栩如生，有个士兵在其它士兵的鼓噪与怂恿下准备奸尸，因为这个士兵是仵工出身，即做收拾尸体的事，他奸污年轻女性的尸体已成习惯。于是，这些士兵纷纷剥去尸体的衣服，还围著细看了壹会。过了不久，尸体和绣袍见风就化，顿时慈喜的面孔萎缩，成骷髅状态，那个意欲奸尸的士兵就意兴索然，停止奸尸，然后就壹起抢夺珠宝。

　　儒家对妇女的专制压迫

　　1．壹夫万妻制

　　儒教不让人崇拜上帝，人死后的唯壹寄托就是香火。为了使祖先崇拜不朽，生孩子、生男孩变成了儒教的头等大事。中国人对男系血统的重视在全世界第壹的，达到了恐怖的程度。于是，儒教规定了壹夫多妻制，男人的妻妾数目是不受限制的。

　　儒家的贞洁观念实际上只是对如何分配女性资源而做的壹种制度化的规定。《礼纪.婚仪》篇云：“古者天子后立六宫、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壹御妻，以听天下之内治。”这121人成了历代后宫妃的常数，而宫女的数量是没节制的，走向了壹夫万妻制。

　　理论上说，皇帝可以玩弄他想要的每壹位女性。民间流传的“游龙戏凤”故事，讲的就是明武宗在宣化与酒家女李凤姐的故事。武宗于酒肆中当场强暴李凤姐，这对凤姐是壹个悲剧。可当武宗壹亮出皇帝身份，凤姐就感激涕零了：“今以贱躯事至尊，喝胜荣幸之至。”

　　周代不仅规定了天子[诸侯、大夫]妻妾的数目，而且规定了同房的顺序。具体情况是：壹到九日，八十壹御妇，每夜轮九人；十到十二日，二十七世妇，每夜轮九人；十三日轮九嫔；十四日轮三夫人；十五日，皇后。十六日，皇后；十七日，三夫人；十八日，九嫔；十九日到二十壹日，二十七世妇，每夜轮九人；二十二日到三十日，八十壹御妻，每夜轮九人。

　　诸侯有九个妻子，其中除壹位夫人外，另外还分为甲、乙、丙、丁四组侧室。每天晚上除了由夫人陪伴外，另由两个侧室相伴。通常的情况是，50岁以下的侧室才有和主君共寝的权利，因为还有怀孕的能力；50岁以上就不可和主君共寝了。夫人（正室）则不受年龄的限制，可壹直和丈夫相处，同进同退。

　　大夫有壹妻二妾，以三日为壹轮；而士族只能有壹妻壹妾。妻、妾有严格区别，壹般情况下，妻子可从晚上壹直伴丈夫至次晨，而妾必须在深夜时分等主君睡著后即行离去。

　　可见，壹脸正人君子相貌的儒家诸人，实际上是这个世界上最下流的壹批人，他们在欺压迫下层人民的同时，也就兼任了给以皇帝为代表的统治者拉皮条的任务。

　　顾准说：“春秋时代，诸侯聘妻，女方就以娣(小姨子和夫人的女儿)陪嫁，这些女的是当然的小老婆。西方史讽刺路易十五有情妇；不过路易十五有情妇却没有3宫6院72妃。”

　　多妻制决不是专制皇权的特权，它是龙文化中普遍的人民意志。在中国，多妻制是全社会奉行的婚姻制度，正如太监虽然是龙的仆从，却也是壹种大众心理壹样。

　　孔丘的父亲孔纥曾做过鲁国陬邑的邑宰（相当于县长），他娶了个姓施的老婆，生了九个女孩，却没有男孩。孔纥唯恐断子绝孙，又娶了个小老婆，不久生了壹个男孩。不过，好景不长，这个男孩得病成了瘸子。孔纥急得要死，到了60多岁的时候，又和壹个15岁的叫颜征的女人胡混，二人野合于尼山之上，生了个儿子，取名叫孔丘，字仲尼。

　　孔子也有小老婆。孔子使宰予使于楚。…宰予对曰：“自臣侍从夫子以来，窃见其言不离道，动不违仁，贵义尚德，清素好俭，仕而有禄不以为积，不合则去，退无吝心。妻不服彩，妾不衣帛，车器不雕，马不食粟，道行则乐其治，不行则乐其身，此所以为夫子也”。

　　白居易的《追欢偶作》中就有这样的句子：“十载春啼变莺舌，三嫌老丑换蛾眉。” 即：“我家里养的家妓，每过三年多，我就嫌她们老丑了，又换壹批年轻的进来，十年间换了三次。”舒芜痛斥道：“他买了壹批十五六岁的女孩来当家妓，才玩三年，人家也才十八九岁，就嫌人家老了丑了，当废品处理掉，再买进壹批新鲜货，壹而再，再而三，还公然写进诗句，公然以此自炫。说得这样得意、这样自夸，贱视女人到什么程度，恬不知耻到什么程度！”

　　白居易在裴侍中府中夜宴，就有“九烛台前十二妾，主人留醉任欢娱”之句。元、白二人交情很深，有时还交换妓女，相互狎玩，如白居易任杭州刺史时，就曾让元稹把杭州歌妓商玲邀往越州，狎玩了壹个多月才归还。这种状况当然决不仅限于“元、白”。这在当时是很风雅的[当今的官人们玩女人仍是风流倜傥的象征]。

　　德国著名性学家赫希菲尔德博士于1931年来中国调查国人性生活状况时写到：“任何人在中国看到壹个由30－50人组成的大家庭壹齐用餐的情景都会大吃壹惊……由大家庭使我不禁对中国婚姻习俗产生了浓厚兴趣。据推测，在当今的中国，约30%的中国男人只有壹位妻子；大约50%的中国男子（其中许多人是苦力）有两个老婆；约10%的男子娶有3-6个女人；另有5%的人据说有6个以上的老婆，有些人竟有30多个妻子。据说张宗昌元帅壹人就有80个妻子……我在香港亲眼看到壹个乞丐，除了靠讨饭支助他的妻，还养活著两个妾。”

　　美国首任总统华盛顿娶寡妇为妻，没有生壹个子女，别人怎么不纳妾？中国是小老婆成群。康有为是20世纪初期的例子，毛泽东是20世纪中期的例子，陈希同是20世纪晚期的例子。不信耶稣，中国的二奶群体会越来越大。在信耶稣后，神要把信徒的“个人第壹、他人第二、神第三”的道德观念完全颠倒过来，变成“神第壹、他人第二、个人第三”，从而脱胎换骨成为壹个新人。所以，在美国没有壹个总统有小老婆的。

　　在特权阶级妻妾成群的中国社会，取不上老婆的光棍会有多少。那么多的光棍们难道就不会因此而造皇帝的反？不会，因为中国的专制者们给了他们壹个医治性压抑的良方：饥饿。使广大人民始终处于半饥饿状态，让人民整日为下壹顿饭而忙碌。

　　2．女又为奴

　　《东周列国志》有个故事：郑祭足之婿雍纠与郑厉公合谋要杀郑祭足，雍纠不慎梦中失言，第二天早上其妻祭氏要问清楚，雍纠不愿说，祭氏说：“既嫁从夫，又何说焉？”雍纠只好说了。祭氏听了，先表赞同，先壹日回娘家去当内应。祭氏在娘家问母亲：“父与夫二者孰亲？”母亲说：“都亲”。又问：“两者哪壹个更亲？”母亲说：“当然是父亲。”又问“为什么？”母亲说：“未嫁之女，夫无定而父有定。已嫁之女，有再嫁而无再生。夫合于人，父合于天，夫安得比于父哉！”这个故事与后来的“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做法不同。儒家的“三纲五常”把妇女的再嫁权剥夺了，妇女出嫁后，就再也没有选择的权利了。

　　服从是女人的天职。儒家经典《礼纪.郊特性》篇说：“妇人，从人者也，幼从父兄，嫁从夫，夫死从子”。“女子者，顺男子之教而长其礼者也，是故无专制之义，有三从之道”（《孔子家语.本命论》）。“妇将有事，大小必请于舅姑”。汉代的儒家写《忠经》，把臣“忠”的逻辑移用于女人，宣扬“忠臣不事二主，烈女不事二夫”。女人若嫁了两个丈夫，不但难以做女人，而且难以做女鬼；据说死后要被判官壹劈两半，分给两个丈夫。《清律例》就明载“盖夫为妻纲，妻当从夫”，对于女人来说独立意志和人格等等更无从谈起。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孔子提出：“女子小人难养也”。在中国，女又为奴，所以孔子把女子小人相提并论；小人即当时的奴隶用劳动养活了世界，可孔子居然说这些小人真难养活和对付。还有比这更无耻的言论吗？

　　中国女人为什么要自称为“奴”呢？原来中国人“心甘情愿”喜欢做奴隶，我现在为奴，但“30年的媳妇熬成婆”，30年后我就是主婆(升级)了。难怪中国人生了小孩子后，听到的恭喜却是：“妳又升了壹级”！壹个等级奴隶制根深蒂固的民族，是无法真正理解自由平等的，因为他心中根本就没有这概念。儒家的等级文化怎能转化为民主文化?

　　《礼记》：“奔者为妾，父母国人皆贱之”、“良贱不婚”。就是说，假如男女们自由恋爱受阻，相约私奔的话，则女方没有资格为妻，双方家族都只认为她不过是壹个妾而已。

　　《礼记》云：“妾合买者，以其贱同公物也。”妾的身份却只不过是买来的物品。

　　妾的本意是女奴隶，《尚书》有云：“马牛其风，臣妾埔逃，勿敢越逐。”意思是牛马发情逃跑了，男女奴隶私奔了，都不必去追。其中“妾”指女奴隶，“臣”指男奴隶。因此娶妻讲究的是门当户对，三媒六聘，“八台大轿抬进门”，拜堂成亲。而妾壹般是买来的身分微贱的女子，壹般从侧门抬进去，也没什么热闹的场面。至于妻和妾生的子女，就更有区别了，礼教中最讲究的是嫡庶，即“立嫡不立庶、立长不立幼”——正妻生的为嫡子，妾生的则称庶子，除非正妻或逐或死，妾被扶正，否则做妾的很难有翻身余地的。

　　《唐律疏议》明确规定：“妾乃贱流”、“妾通买卖”、“以妾及客女为妻，徒壹年半。” 其根本理由是：壹则紊乱了上下不移的等级关系，二则破坏了宗法嫡庶次序。妻是嫡，而以妾为妻是以庶代嫡，违背了礼教等级。“是可忍，孰不可忍？”假如将妾升为妻，就是触犯了刑律，壹但事发，两口子要壹齐服刑壹年半，服完了刑照样得离异。这样的法律下，做姬妾的已不是人了，丈夫或嫡妻凌虐姬妾，也就成了家常便饭。

　　中国式的“姬妾制度”，是壹种极度没有人性、极度残忍无情的制度。因为它将“阶级”带进了家庭、带进了同床共枕的人儿、带进了手足之情中间，强行把血脉相连的壹家人分成了压迫和被压迫的两类。这实在是对人性莫大的嘲讽。光从制度含义来讲，姬妾制度连阿拉伯国家的“四妻制”都不如，这是“仁恕”之道背后的黑色幽默。

　　中国古代男女从来没有平等过。男人可以三妻四妾，女人则必须三从四德，从壹而终，夫死要守节；丈夫可以随意休妻，但是妻子没有“休夫”的权利。中国女人稍有不对就可被休，有所谓“七出”：无子、淫逸、不事舅姑、口舌、盗窃、妒忌、恶疾(仪礼)。“无子”放在首位，壹个女人不会生孩子，那她就丧失了存在的价值。

　　3.凌虐妇女，从天子至庶人，弥不有之；盖妇女居于底层之底层，被视为器物、家畜；生杀予夺，无复人气；尤为可叹者，社会熟视无睹，甚至赞扬此类野蛮行为。

　　中国虽有著“人命关天”的谚语，却历来是壹个轻贱人命的国家。西汉年间，广川王刘去盗掘了壹座古墓，发现有100多具尸体，衣服完好，栩栩如生。这些尸体只有壹个男性，其它都是女性，原来这是公元前771年西周末代帝王周幽王的墓，那些女尸都是殉葬的妃妾。

　　公元前621年，秦穆公死后用177人殉葬，秦之良臣子舆氏三人…亦在从死之中，秦人哀之，乃作黄鸟之诗。秦穆公号称贤主，犹遗命驱人殉葬。

　　晋文公登位前曾住在齐国，他的老婆为了让他逃出齐国，残忍地杀死了知道消息的丫环。

　　吴起杀妻以求将，因此而得将印；吴起是儒家，他以兵机见魏文侯，是儒冠儒服。

　　赵国贵族平原君宠姬玉嫣嘲笑了瘸子门客，许多门客因此而去。平原君为了赢得奴才的忠心，不惜杀掉心爱的女人。

　　荆轲见燕女之手美，随口盛赞，燕太子丹遂断女臂以赠荆轲，此与取千里马之肝为荆轲疗疾，同为求得荆轲为其效死力，而视女人与马无异。

　　秦嬴政建骊山陵让壹万多宫女为他活活殉葬。妃妾殉葬，壹直延至明清。

　　明太祖朱元璋死后，用了46个妃妾、宫女殉葬。永乐末年，明成祖大肆屠杀宫女、宦官，在壹次大惨案中，被杀的宫女有近3000人之多。明成祖死亡（公元1424年）的当天，30多名宫女被带上殿堂，殿堂内置有小木床，使宫女立在床上，梁上结有绳套，把她们的头放在圈套中，然后撤掉小床，使她们吊死。

　　刘安杀妻给刘备吃而得曹操赐金；刘备说妻子如衣服，可随时脱下甩掉：这和西方的壹夫壹妻制尊重女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三国志卷六.裴松之注引典论》：(袁绍妻)刘氏性酷妒，绍死，僵尸未殡，宠妾五人，刘尽杀之。…(刘子袁)尚又为尽杀死者之家。

　　曹植的妻子为了讨丈夫欢心，她穿了壹件漂亮的华服，在曹植面前转著圈子，不料被曹操看到。由于曹操严禁家人穿绫罗绸缎，加上曹操正对曹植壹肚子不满，壹声令下，壹位爱美的女性便命赴黄泉。

　　魏文帝曹丕即位第三年，颁布了壹项《禁妇人与政诏》，诏曰：“夫妇人与政，乱之本也。自今以后，君臣不得奏事太后，后族之家不得当辅政之任，又不得横受茅土之爵。以此诏传后世，若有背违，天下共诛之”。曹丕太过分了，剥夺妇女参政之权倒也罢了，还要将“乱之本”这顶恶帽送给她们戴。曹丕还用壹杯毒酒把自己的妻子甄氏杀了。

　　三国时期的石崇经常大宴宾客，令美人行酒，如果客人饮酒不尽，就令人斩劝酒的美人。有壹次王丞相导与大将军敦壹起拜访石崇，石崇请他们吃饭，劝酒。王丞相平素不能饮酒，只好勉强应付，以至大醉。大将军敦则故意不饮酒，看石崇怎么办。这样，劝酒女郎因不能“完成任务”，壹连被斩了三人。旁人十分紧张，不安，劝大将军敦快饮酒吧！敦却说：“他杀他的人，和我有什么关系！”这真是壹群禽兽之徒。

　　十六国之壹的前凉王张天锡，有宠妾阎氏和薛氏。有壹天张天锡重病卧床，自觉性命不长，对二宠妾说：“妳们将何以报我？我死后，二人岂可再为他人妻！”二妾回答说：“妳若不避讳谈死，妾请求殉死，供洒扫地下，誓无他志。”到张天锡病危时，二妾都自刎而死。后来，张天锡的病却好了。

　　南朝梁时有个叫杜嶷的人，纳了壹个年轻貌美的妾。有壹天这个女子收到其父的来信，正读信时杜嶷回家，妾羞以家事告杜嶷，把信吞了下去。杜嶷怀疑是情书，命令剖腹取信，信取出时，妾气尚未断。杜嶷看完后，知妾被冤枉，可妾已经死了。

　　严武稚年椎杀父妾，由此成名。《新唐书》卷壹百二十九严武传：武字季鹰，幼豪爽。挺之独厚其妾英。武始八岁，怪而问其母，母语之故。武奋然以铁锥就英寝，碎其首。左右惊白挺之曰：郎戏杀英。武辞曰：安有大臣厚妾而薄妻者。儿故杀之，非戏也。父奇之，曰：真严挺之子(这段文字约占严武传全文1/4，足见儒家如欧阳修者，对这类非人道之行为不仅不加谴责，且持赞赏之态度)！

　　虐杀婢女的事在包括唐代在内的封建社会实在太多了。虽然法律规定杀奴婢是犯法的，但与杀良民量刑却不壹样，只是“杖壹百”或“徒壹年”，不需抵命。至于权贵豪门，法约束不了他们，更视婢女的生命如草芥。例如骁卫将军张直方生性暴戾，对奴婢稍有过失就杀。房孺复妻崔氏壹夕就杖杀侍女两人，埋于雪中。韦皋做了高官后，将岳丈家当年对自己无礼的婢仆全部杖杀，投入蜀江。

　　“为人莫作妇人身，百年苦乐由他人”。白乐天的哀叹，是为中国妇女的痛苦而发。关盼盼难忘亡夫张建封恩情，移居旧宅燕子楼，矢志守节，过著与世隔绝的生活。白居易听闻了关盼盼10年守节的故事，认为她既已坚持这么久，何不索性以死殉夫，留下贞节烈妇的美名呢。于是提笔作诗云：“黄金不惜买娥眉，拣得如花四五枚，歌舞教成心力尽，壹朝身去不相随”。托人转交关盼盼，盼盼阅后为其亡夫张建封绝食殉死。

　　明代的张献忠为祭神，砍了无数女人的双脚，堆成两座金莲峰，由于峰顶要放最小的脚，他只好把身边的宠妾的脚砍下来放了上去。可以想象没有了双脚的女人命运，只有死路壹条。所以，壹有战乱便自杀保节，成了传统女性的人生追求。

　　唐代开始的缠足文化，令变为小脚的女人只能是性工具了，历代文人除了给小脚命名为：香莲、金莲、纤莲、莲趾等，还形成了审美原则：小、瘦、尖、弯、香、软、正。鉴赏等级：神、妙、仙、珍、清、艳、凡七品；之外，更分出了南北的不同审美：北喜垂钩南爱翘。由此可知，中国女人成为掌上“珍品”之后，就只有被品味著吃掉了。

　　胡适1961年在《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的演讲中说：“壹个文明容忍像妇女缠足那样惨无人道的习惯达壹千多年之久，而差不多没有壹声抗议，还有什么精神文明可说？”

　　几千年来，没有人对太监这种非人的制度表示反抗；相反，更多的是精神上的自我阉割。很少有人对缠足的恶习表示愤怒；相反，更多的是下流文人的低级肉麻的赞叹。

　　孔子说：“男女授受不亲”，导致了寡妇因手臂被男人碰而自砍手臂。五代王凝妻李氏，只因为被亡夫之外的男子拉了壹下手臂，便仰天长恸曰：“我为妇人，不能守节，而此手为人执邪？不可以壹手并污吾身。”于是以斧自断其臂，为欧阳修大加赞许。

　　“存天理灭人欲”就是宋朝理学家二程、朱熹之流提出来的。所谓的“天理”就是儒教的祖先崇拜，这使得男人们可以理直气壮地不受限制的纳妾，以多生孩子，以广子嗣，以继香火。理学所谓的“灭人欲”其实是专门针对女人们讲的。单单用外在的“礼”束缚女人们的行为是不够的，还需要用“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等贞操烈女观来禁锢她们的心，才能做到万无壹失。有人问朱熹寡妇因为无力维生，饿死怎么办？朱熹回答说：“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把贞操看得比生命还重要导致了多少人间悲剧！

　　明清以降，礼教炎威日炽，正史及各地的府州县志，无不专列“烈女”壹卷，但大多数人却连名字也未留下，只有壹个而已。前为夫姓，后为父姓，表明她们只是作为夫权和父权的所有物而存在的。

　　明代苏州昆山有壹个叫李惠的妇女，19岁时夫亡，也没有生育。她留在夫家决心守节，有人劝她：“没有儿子，老了靠谁？”她说：“丈夫是天，天只有壹个。夫死无子，是我的命不好，妳们不要用这些脏话来污我的耳朵！”为了“明志”，她几次想自杀，都被家人救下。洪武十年时，丈夫的哥哥犯法被捕，她也受株连入狱。有人又劝她说：“如果妳改嫁，离开夫家，这事就与妳无干了，妳就可免罪了，否则，将死在狱中。”李惠怒气冲冲地说：“我不会因为危难而抛弃礼义，只要能守节，就是死壹万次也在所不辞。”她的行为深受官府赏识，明太祖下诏旌表了她。

　　明朝的“清官”海瑞居家九娶而易妻，离开北京时，使用30名轿夫，到德州后，增加到壹百多名。他出门祭祀海神，说要访问民情，行的是扰民的事，连百姓家的柴火都被征用光了。海瑞年仅五岁的女儿，仅仅因为从家童（自然是男性）手中接了壹块饼吃，便被海瑞认为乱了“男女授受不亲”的大防，犯了不贞之罪，逼令其自行饿死以赎罪。海瑞严格遵循儒家伦理道德，残忍地杀害了自己的女儿。他从来就不懂得什么叫“爱”。

　　汉民族有女性自杀殉夫的传统，娥皇、女英因夫死后投江。正史孝行传对殉夫而死的未亡人，也大加表扬！皇帝们死后，往往还要妃嫔殉葬。女人不过是男人的财产罢了。

　　有的女子只是许聘于人，并未过门，夫死，也终身守节，或以身殉夫。如据《开封府志》记载，明代开封府杞县有壹个女子郑京姐，10岁时许聘给王念祖，不久，王病死。当时年仅十壹二岁的郑京姐力请父母让她归于王家。去王家后，穿上自备的哀服，先拜天地，再拜王氏父母，再拜父母，壹如婚仪。礼毕，来到念祖灵柩前哭奠、守灵。5天后，送葬的日期到了，她换上吉服，在柩旁自缢身死。

　　1918年，中国有壹个女人死了丈夫，她试用了九种不同的方法自杀，磨难了98天才成功死去。死后她的神主牌被供奉在祠堂上让人膜拜。政府、民间宗法势力都对践行这些儒家教条的行为都加以引导和鼓励。依照“褒扬条例”，凡妇女至少在30岁到50岁之间不再嫁人或为亡夫或未婚夫而自杀或因遇强暴不从致死或羞忿自尽者，都会受到政府褒奖。

　　佛教、回教、基督教都反对自杀，惟有我们这个民族鼓励女人自杀，真是野蛮啊！野蛮来自于儒家教条[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及其信徒。

　　到了清代“男尊女卑”已达到了壹种迷信的地步，甚至认为只要军队中有女人就注定要打败仗。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颁布了禁令，严禁外国妇女来华，其后世代相传。道光年间这种情况更变本加厉，《东华续录》记载，道光十年(1830年)，军机大臣上书奏请“藩妇不准来省居住，夷商不准坐轿进馆”。当时的两广总督卢坤在《防范夷人章程八条》中明确规定：“夷人偷运枪炮，及私带藩妇梢人等至省，应责成行商壹体稽查也”。

　　4．中国文化就是重男轻女。女儿没有继承权，更不用说女婿、外甥有什么继承权了。在西方和日本，女儿都可以当国王，英国经常有女婿当国王，惟独中国例外，真特殊的。

　　690年武则天改唐国号为周。中国每次改国号都死千千万万的人，为何对国家的名字改来改去？因为中国继承权的高度排他性，异姓[包括女儿]不得封王，更不能当皇帝。所以，为了名正言顺，干脆把国名也改了。武则天后来取消帝号和国号，承认改国号错了。其实，俄罗斯也有2个女沙皇，她们是沙皇的老婆，还是德国人，她们当皇帝也没改国号。

　　中国目前的农村，仍然流行“嫁出去的女，泼出去的水”，是没继承权的，为此引发打官司。女人出嫁，户口很快迁走了；要是招女婿，户口很难迁进来，而且女婿往往是受社会歧视的对象。这表明中国人对异姓的歧视是根深蒂固的。

　　在湖北红安红四方面军的故都七里坪看到的标语尽是：“溺杀女婴是种犯罪行为，严禁B超查性别”。今天，重男轻女在农村比任何时代都突出，山东招远市的赵玉令杀死了回国探亲的博士女儿和博士女婿，原因是女儿不肯承担傻子弟弟买卖婚姻所需要巨大开销。

　　妇女没有受教育的权利，“女子无才便是德”！有才便是无德了。但这个说法用在男人身上却截然相反了。男人要越有才便越有德。这是什么逻辑呢？说穿了，只是用来辖制妇女，压迫妇女罢了。女子有了才，不服男人管辖了，那可怎么办？

　　受这种文化传统的影响，中国的女孩子都热衷于傍大款，当二奶，而且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而西方女性追求人格独立，中国人是不能忍受这种事情的。

　　从对待女性等弱势群体的态度上来看，中国文化中的“礼仪”与西方文化的礼仪相比，那是猴子的礼仪与人的礼仪的区别。中国的礼仪只是猴子的礼仪：有吃的东西要先给大王吃，有母猴子先给大王泡，小猴子要对大猴子恭恭敬敬，不然就要挨揍；大猴子要对猴王恭恭敬敬，不然就要挨揍；母猴子要对公猴子恭恭敬敬，不然也要挨揍；这就是猴子的礼仪。

　　中国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壹夫多妻制国家，中国也以妇女缠足和溺弃女婴闻名于世。魔鬼把人变成工具，人也把人变成工具。女人和孩子不仅是传宗接代的工具，也是发泄性欲、显示尊贵的工具。中国真正的壹夫壹妻制，是在传教士到中国之后才逐渐开始的。有很多知识妇女今天声称热爱中国文化，她们根本不知道她所热爱的中国文化原是妇女的祭坛。

　　中国吃人史

　　唯物主义把壹切归于物质，这样使人丧失了尊严，失去了高贵的人格。生命成了强者手中的工具。韩信“多多益善”,在他眼里士兵不是人，而是工具。孩子死了，父亲为“绝户”痛苦超过了失去生命而痛苦。人的物质化与工具化使中国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吃人国。

　　韩国裔的美国人郑麒来在《中国古代的食人》壹书中说，中国的“食人”记录，在世界上是少有的。食人的多次性、残酷性和有理论的吃人，在世界上是罕见的。中国历史上共有118个年代发生过人吃人的记载。平均每18年就有壹次大规模的人吃人。这还仅限于有官方文献可考的官方纪录(不包括地方志、野史杂记)，也仅限于大饥荒时的人吃人，若至于战乱时的人吃人，平常时的吃人肉……那就更无计其数了。从中国史书上常可以读到诸如“人相食”、“啖肉”、“癵肉”、“肉刑”、“割股事亲”、“割肝炒菜”、“弱肉强食”、“人市”、“人肉包子”、“人肉市场”、“人肉筵席”、“杀妻宴客”，甚至“干尸”、“盐尸”、“人彘”等骇人的字眼，可见中国不仅饥荒时人吃人，战乱时人吃人，即使平时，也常以人肉当美食，生病时以人肉当药补，并发展出壹套全世界独壹无二的人肉料理学。

　　周文王姬昌为了表示对纣王的忠诚，吃掉了用自己儿子做的肉羹。

　　《管子》中记载：齐桓公有壹次说：“易牙做的饭太好吃了，只是还没有吃过易牙做的蒸婴儿肉。”第二天，易牙就把自己的3岁儿子蒸了端来给齐桓公吃。齐侯壹面讲礼教，尊周室，九合诸侯，不以兵车；葵丘大会说了多少“诛不孝，无以妾为妻，敬老慈幼” 等等道德仁义的门面话；他不但是姑姊妹不嫁的就有七人，而且是壹位吃人肉的。

　　竖刁知道齐桓公喜好女色，就把自己阉割成太监，以便能够经常接近齐桓公。齐桓公叹曰：“竖刁自宫以事寡人，是爱寡人胜于爱身”。竖刁因此得宠。这就是“竖刁自宫”的典故。桓公的宰相管仲却说：“人情非不爱其身也，于身之不爱，将何有于公？”后来齐桓公病倒了，易牙、竖刁乘机囚禁齐桓公，追杀太子姜昭。齐桓公被活活饿死，死在宫中后67天，还不让人收尸，以至尸体上的蛆虫，纷纷爬出宫门。

　　公元前661年，翟人攻卫国，杀卫懿公并吃了他的肉，而抛弃了他的肝。卫懿公是历史上唯壹的被人吃掉的国君。

　　《左传》记载：宋国的都城被楚军围困时，宋国人都“易子而食”。

　　战国时，魏国的将军乐羊率军攻打中山国。可他的儿子在中山国为人质，中山国将乐羊的儿子做成羹送给乐羊。乐羊知道羹是什么做的，但他还是喝了下去。这壹行为受到魏国人的广泛赞扬。

　　战国时期，就曾发生这么壹件事。齐国有两位勇士，壹人住城东，壹人住城西，互相不服气。某日，他们突然在冲上相遇，想比试壹下，到底谁是真正的勇士。他们壹同到酒店饮酒，壹个人说：“喝酒不能没有下酒菜。”于是就拔出刀来，割下自己身上的壹片肉给对方吃。另壹位毫不示弱，也拔出刀来割自己身上的肉给对方吃。这样，妳割壹片，我割壹片，割来割去，两个人不壹会儿都送了命。

　　汉高祖恐诸异姓王韩信、彭越、英布等功高震主，便借口消灭之。《史记.黥布列传》记载，公元前196年夏，刘邦以梁王彭越阴谋造反为由，将其杀死，切碎作成肉酱，并把这肉酱分发给全国各地的诸侯食用，以示恐吓。不但皇帝吃人肉，还要追给诸侯尝人肉兹味。刘邦壹面讲礼教、尊孔子，壹面吃人肉。

　　王莽政权崩溃后，人们割了他的头，还将其舌头切了分吃。

　　汉光武帝建武二年(26)，关中大饥“人相食，城郭皆空，白骨蔽野。”献帝兴平二年(195)，关中大饥“民相食略尽”。

　　汉末臧洪为袁绍所围，城中食尽，亦“杀其爱妾，以食兵将”。吴虞在《吃人与礼教》壹文中说，“把人当成狗屠，把他人的生命拿来供自己的牺牲”，然而，就是“这样蹂躏人道蔑视人格的东西，史家反称准他为‘壮烈’，国人反亲慕他为‘忠义’，真是是非颠倒，黑白混淆了…孔二先生的礼教，讲到极点，就非杀人吃人不成，真是惨酷极了!”他得出结论说，礼教就是“吃人”，“吃人”就是礼教。

　　三国时，吴国大将高澧好饮酒，爱杀人并饮人的鲜血。每天夜晚，他都在住所附近掳掠过往行人，杀死后饮其血食其肉。

　　东晋孙思作乱时，擒获县令就把他剁成肉酱，并且把他的妻子儿女杀死吃肉。谁不肯吃这人肉就把他支解处死，连他的肉也壹块吃掉。

　　刘宋元嘉十八年（441年）酒泉守将沮渠夫周“杀妻以食战士”。

　　宋文帝元嘉三十年(453)，“张超之走至合殿御床之所，为军士所杀，刳肠割心，诸将脔食其肉，生啖之。”

　　前废帝永光元年(485)：“讨义恭杀之并其四子，断绝义恭肢体，分裂肠胃，挑取眼睛以蜜渍之，谓之鬼目粽。”

　　梁武帝太清三年(549)，“九江大饥，人相食者十四五”[40%-50%]，建康城内因侯景围城“数月之间，人至相食，存者百无壹二”。“军人屠马于殿省间，杂以人肉，食者必病”。

　　元帝承圣元年(552)“暴(侯)景尸于市，市民争取食之，骨皆尽；”侯景的尸体被切成碎块煮成汤（羹），侯景的妻子凓阳公主也被民众杀而食之。侯景的副将王伟被囚并解往江陵，被梁朝的民众放在炉中烤熟食用。

　　十六国时，前秦符登领兵征战，把杀死的敌兵叫做“熟食”。他对军士们说：“妳们早上作战，晚上就可以饱餐肥肉，不必担心挨饿。”于是，部下都甘愿效力，打完仗就吃人肉，吃饱后再作战，凶猛异常。

　　隋朝初年，王颁因不满陈国国王陈霸先杀其父，加入了正在南方攻打陈国的隋军。陈国败后，王颁从坟中掘出陈霸先的尸体，焚其尸骨，用水和著骨灰喝了下去。

　　隋炀帝开汴渠，麻叔谋被任命为开河督护。他到达宁陵后患病，求医诊治。医生说必须用肥嫩的羊肉蒸熟后加入药物，壹起服食。乡村百姓前来献羊羔约有数千人，麻叔谋给了他们优厚的报酬。宁陵县下马村有个叫陶榔儿的，他家的祖坟靠近河道，害怕挖河时被发掘，就偷了别人家壹个三四岁的男孩，杀死后蒸熟装入食盒献给麻叔谋。麻叔谋吃著这肉，香美异常，十分满意，就下令让河道在经过陶家坟地时绕了个弯。陶榔儿兄弟继续偷盗小儿蒸熟献给麻叔谋来讨赏。其它百姓也效法他们。当时，附近村庄接连丢失小儿达数百名。当地凡有小孩的人家，都特制壹个大木柜，夜里就把小孩藏在柜中，用大锁锁牢，而且全家人点著蜡烛值班看守。到天亮打开柜子，若小孩还在，全家老幼都壹齐庆贺。即使如此，丢失小儿的事件仍然不断发生。

　　隋代杨玄感谋反，炀帝把他擒获正法，罪及九族，并且命令朝廷公卿以下官员，都去割食他的肉。

　　隋炀帝大业十二年 (616)，江淮饥馑无食“始采树皮叶，或捣藁为末，或煮土而食；诸物皆尽，乃自相食。”

　　隋代末年，高瓒宴请诸葛昂，把壹对十来岁的双生子烹熟，头颅、手和脚分别装在盘子里，端上宴席。不久，诸葛昂宴请高瓒，让自己的爱妾敬酒，那妾无故笑壹下，诸葛昂怒叱她壹顿，命令她退下。不壹会，把这位妾整个放在大蒸笼里蒸熟，摆成盘腿打坐的姿势，放在壹只特大的银盘子里，她的脸上重新涂好脂粉，身上用锦盖著。这道“菜”抬上来后，诸葛昂亲手撕她大腿上的肉给高瓒吃。诸葛昂神态自若，撕扯妾的乳房上的肥肉大吃大嚼、尽饱而止。后来遭遇兵乱，诸葛昂和高瓒壹齐被盗贼抓去，盗贼割下他们的肉烤著吃。

　　隋末的朱粲是壹位吃人魔王。当时襄阳、邓州壹带大灾荒，白米万钱壹斛还买不到，百姓相食成风。朱粲乘乱起兵，常捕捉民间幼儿蒸吃，朱粲用二百石铜钟煮人肉。他对军士说：“世上最美的食物，还能超过人肉吗？只要国中有人，我就不用担心军粮。”他下令捕获妇女和儿童，蒸熟分配给士兵当饭。后来朱粲降唐，李渊派部将段确劳军，宴席间，段确对朱粲开玩笑说：“人肉到底什么滋味？”朱粲反唇相讥：“如果是刚喝过酒的人，他的肉就像糟藏猪肉壹样。”段确怒骂道：“妳这狂贼，既已入我唐朝，不过是壹个奴才罢了，还敢吃人吗？”朱粲就下令将段确杀死，烹食其肉。

　　贞观年间，代州都督刘兰谋反被腰斩，名叫丘行恭的将官用手挖出刘兰的心肝生吃。

　　武则天时期，杭州临安县尉薛震好吃人肉，有壹个向他讨债的人带壹名仆人来到临安，住在旅店里，薛震把他们主仆二人用酒灌醉杀死，然后把尸体放入大锅中，加上水和水银同煮，连骨带肉壹起化为肉酱。薛震又要煮食自己的妻子其妻惊觉逃走，报告县令，县令派人逮捕薛震，审得真情，把他笞杖致死。

　　此时，岭南陈元光性情暴戾，他设宴待客，壹男仆敬酒，陈元光勃然大怒，命令卫士立即把他拉出去杀死，又把他的肉煮烂端上宴席让客人们尝鲜。客人们不知是人肉，边吃边说好吃。当时又有施州刺史独孤庄喜欢吃人肉，他生病时不想吃饭，只回忆起平时吃过的人肉味道不错，这时他的部下有人死了壹名婢女，就叫人割下她肋下的肉煮熟给他吃。

　　武则天死后，其宠臣张易之、张昌宗兄弟被杀，百姓们脔割他们的肉，煎炒而食。

　　安史之乱时，皇帝李隆基向西南逃跑；士兵们在陕西马嵬驿发生哗变，杨玉环、杨国忠被杀；杨国忠的肉被士兵吃得干干净净。

　　唐肃宗至德二年(757)，尹子奇久围雎阳“城中食尽……(张)巡出爱妾,杀以食士……将士皆泣下不肯食……(许)远亦杀其奴，然后括城中妇人，食之既尽，继以男女老弱，人知必死，莫有叛者。所馀才四百人。”壹座3万余人口县城吃人吃到最后，只剩下4百来人。

　　《资治通鉴》记述睢阳张巡杀妻妾吃肉裹腹这壹事件的时候，不仅未对张巡杀人、吃人的暴行作丝毫的谴责，反而对他“忠心耿耿报君王”的行为大肆赞扬。

　　《资治通鉴》中“人相食”出现频率最高：有人统计该书，发现10页之内就出现“大饥，人相食”之类的字眼；即使是多达百万的民众被吃，史家也若无其事的壹笔带过。

　　代宗永泰二年十二月癸卯(766)，(周)智光素与陕州刺使皇甫温不协，“志斌入奏事……叱下斩之，脔食其肉。”

　　唐代白居易的《轻肥》说：“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

　　元和年间，节度使张茂□常吃人肉，后来到朝中任职，别人问他在节镇时吃人肉的事是真是假，他毫不掩饰地回答说：“人肉腥且，争堪吃？”代宗时，严震也有同样的嗜好。李廓任颍州太守时，曾捕获七名盗贼，李廓审问他们，为首的盗贼供称，他们是得了某个江湖秘传，说了吃了人肉之后，这家人就会昏睡不醒，因而行窃时就不会被发觉。

　　在许许多多苦难之中，最大的苦难，莫过于人食人；而所有发生在王朝末代的这类人间惨剧，莫过于唐末。而在唐末，所有食人者，又都比不上以黄巢为首的农民起义军。

　　黄巢所过之地，百姓净尽、赤地千里。《旧唐书》记载：僖宗中和二年(882)，黄巢在失败前夕包围陈州近壹年时间里；采用过机械化方式，数百(壹说三千)巨堆，同时开工，成为供应军粮的人肉作坊，流水作业，日夜不辍。将大批乡民、俘虏，无论男女老幼，悉数纳入巨春，顷刻磨成肉糜，供应他围城部队，以保证起义军的战斗力。陈州四周的老百姓被吃光了，就“纵兵四掠，自河南、许、汝、唐、邓、孟、郑、汴、曹、徐、兖等数十州，咸被其毒。”最保守的估计，吃掉十倍于张巡守睢阳城时的人口——30万。像黄巢以人肉为粮糗的恶行，绝非壹般意义的战场上的较量，而是人性灭绝的屠杀。

　　唐末时，秦宗权常派遣部将四处屠杀百姓，他的军中不带米面，把杀死的人用盐腌起来作为军粮。唐末杨行密围攻广陵时，城中粮草罄尽，守城军士就抓百姓到集□上贩卖，专门派人杀戮他们，像屠宰猪羊似的，这些人被杀时，竟然壹声也不喊叫。

　　光启三年 (887)：“杨行密围广陵且半年，秦彦、毕师铎大小数十战多不利，城中无食，料值钱五十缗，草根木实皆尽，以堇泥为饼食之，饿死者大半。宣州军掠人诣肆卖之，驱缚屠割如羊豕，讫无壹声，流血满于坊市。彦、师铎无如之何，颦蹙而已。” 当城里粮尽时，“饥民相杀而食，其夫妇、父子自相牵，就屠卖之，屠者刲剔如羊豕”。人像猪羊壹样被屠夫切了在市场上卖钱营利，其景象虽比人间地狱亦有不及。

　　“河阳节度使李罕之所部不耕稼，专以剽掠为资，啖人为粮。”

　　昭宗大顺二年夏四月庚子(891)，“(王)建令东川将唐友通等擒(韦)昭度亲吏骆保于行府门脔食之”。

　　五代时的赵思绾领兵占据长安时，就杀妇女儿童为军粮，按壹定的数目分给各部。赵思绾爱吃人的肝，他把活人剖开肚子，割下肝脏，炒熟饱餐，把肝吃完，那被割下肝脏的人还在惨叫。赵思绾从作乱到败亡，共吃人肝66副。

　　五代后晋时，张彦泽被耶律德光擒杀，市民们砸开他的头颅，挖出脑髓，又割他身上的肉，壹同烹食。后晋苌从简历任河阳、忠武、武宁等镇节度使，特别爱吃人肉，所到之地，都派亲信捕捉民间的儿童蒸熟吃。后汉蔡王刘信掌管禁军时，左右若有人犯罪，就抓来他的妻子和孩子，当著他的面零刀割他们，让犯罪者吃自己亲人的肉。被零割的人身首异处，手足分离，满地鲜血横流，刘信举杯饮酒，并让乐队奏乐，毫无怜悯的表情。刘信虽然自己不吃人肉，但他的这番举动和那些吃人的人相比，其暴虐程度更严重。

　　古代契丹的东丹王李赞华好饮人的鲜血，他常把婢妾的身上刺个洞，用嘴对著伤口吮吸血液，像小儿吸奶似的。

　　北宋大将王彦升领兵作战，得胜后就会命令设宴，把抓到的敌兵俘虏绑在旁边，他用手硬扯下俘虏的耳朵，放在嘴里咀嚼，同时慢慢举杯饮酒。俘虏满面鲜血淋漓，疼得嗷嗷直叫，王全然不顾，与宾客谈笑风生。他用这样的办法共吃了数百名俘虏的耳朵。

　　北宋初年，有个名叫王继勋的，本是孝明皇后的异父同母弟，他因横行不法，获罪被贬，产生变态心理，专门以脔割奴婢为乐事。开宝三年(970)，他复官分司两宗，经常强行买得民间少年男女作奴仆，稍不如意，就把他们杀死，烹食其内。宋太宗赵炅继位后，有人揭发了他的罪行，(977年)将他罢官治罪。他供认共杀食婢女百馀人。被斩首于洛阳。仁宗时期，广源州侬智高的母亲阿虎喜爱吃人肉，每顿饭都要杀死壹名小儿供她食用。

　　岳飞诗词中有“壮士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此处的匈奴，是指女真人），壹个心中充满了仇恨又想吃敌人肉与血的人，是被专制的愚忠所彻底异化了！汉族为什么如此仇视异族？岳飞杀了壹个汉奸，围观的人们把死人碎尸并食用，以发泄对卖国者的仇恨。

　　北宋靖康之乱时，江淮之间民众相食，人肉的价钱比猪肉还便宜，壹个少壮男子的尸体不过15千（1斗米要数十千钱）。明代万历45、46年（1617、1618）山东大饥荒，蔡州人吃人，惨不忍睹。清同治3、4年间（1864、1865），皖南到处人吃人，人肉开始卖到30文1斤，后来涨价到120文1斤；江苏句容、溧阳、溧水等处卖到80文1斤。

　　宋代文人庄绰在《鸡肋编》说：“靖康丙午岁，金狄乱华，六七年间，荆榛千里，盗贼、官兵、居民，更互相食。人肉之价，贱于犬豚，肥壮者壹枚不过十五千，全躯暴以为腊。老瘦男子名之‘饶把火’；妇人少艾者，名‘不慕羊’；小儿呼为‘和骨烂’，又通称为‘两脚羊’”。儿童的肉叫做“和骨烂”，是最鲜美的，因为儿童肉在煮烂后，可以连骨头壹起全部吃掉；年轻女子的肉则被称为“不羡羊”，意思是比羊肉更鲜美；男人的肉被叫作“烧把火”，意为烧不烂，是人肉中最不好吃的（需要多加把火）；对人肉的通称则是“两脚羊”。

　　南宋时，因元兵打来，齐鲁壹带的汉人从山东逃到杭州，半路上没有吃的，他们就吃人肉干：“人腊”，壹直吃到杭州为止。

　　南宋宁宗嘉定年间，林千之任西钦州知州，得了壹种病(末疾)，有个医士告诉他，吃童男童女的肉可以强筋健骨。于是，林千之派人在本州岛岛境内捕少年男女，制成肉干，叫做“地鸡”、“地鸭”。嘉定十年(1218)，此事被当地土司告发，林千之被朝廷免官，但未判死罪，仅流放到海南。由于南宋政治腐败，这样的吃人的昏官竟然没有得到惩罚。

　　南宋绍定六年（1233年），唐州被困，“城中粮尽，人相食，金将乌库哩黑汉，杀其爱妾以啖士，士争杀其妻子”。杀妻或杀妾之后，必是“括城中妇人食之”！

　　元人陶宗仪所著的《南村辍耕录》里说，“天下兵甲方殷，而淮右之军嗜食人，以小儿为上，……或使坐两缸间，外逼以火。或于铁架上生炙。或缚其手足，先用沸汤浇泼，却以竹帚刷去苦皮。或盛夹袋中，入巨锅活煮。或男子止断其双腿，妇女则特剜其两乳，酷毒万状，不可具言”。人肉曰‘想肉’，食之而使人想也。“淮右之军”即朱元璋之军，这个吃人上瘾的军队，何尝考虑过民意。

　　朱元璋赐给常遇春美妾，可常遇春的元配砍掉了美妾的手。朱元璋派人杀了常遇春的元配。她的肋骨被砍成小块弄熟，由朱元璋分发给常遇春及众大臣食用。

　　明太祖朱元璋的孙子朱有熹，最爱生吃人的肝、胆和脑汁。每天天黑后，他看见有人经过他所居住的王府旁边，就命令手下人把他们引诱到府中杀死，供他食用。后来，人们都不敢从他的府邸前后经过。像朱有熹这样的帝室贵胄，竟然如此殁暴，其下的凶官悍将的吃人行为也就不足为奇了。

　　明代初年，韩雍率军平定广西壮族、瑶族的叛乱。有壹次，他和部将在辕门商议军事时，把几名俘虏拉过来斩首，然后剜出死者的心脏，砸开头颅取出脑汁，趁热吃下肚去。

　　明成化年间，湖广都指挥彭伦跟随赵辅平定大藤峡民叛乱，把抓获的俘虏绑到高竿上，让兵士将他们乱箭射死，然后又割裂他们的肢体，让兵士烹煮而食。

　　明代有个名叫王冠的人，热衷于房中术。他有婢妾十馀人，咨意纵欲，婢妾怀孕快要分娩时，王冠就让她服药打胎。胎儿产出，王冠就把胎儿放在石臼中捣成肉酱，配制成药丸。他还购买别人家的幼儿烹熟食肉。后来事情败露，王冠被治罪，凌迟处死。

　　明正德年间，宦官刘瑾倒台后被凌迟处死，仇家出钱贿赂刽子手，买去他的每壹片肉生吃，以解胸中之恨。

　　嘉靖时，王被严嵩杀害，后来严嵩的儿子严世蕃获罪被斩首，王的儿子王世贞、王世懋兄弟花钱买通行刑的刽子手，砍下严世蕃的壹条腿带回家去，煮熟祭奠父亲，之后，王氏兄弟把那条人腿上的肉吃个净光。

　　明代万历四十五、四十六年(1617、1618)山东大饥荒，蔡州有人肉市场，惨不忍睹。

　　大明崇祯皇帝误信了满人并不高明的反间计，将蓟辽总督袁崇焕以“欺君悖主，里通蛮夷”的罪名绑赴菜市口处以最残酷的凌迟之刑。行刑之日，天昏地暗，飞沙走石。袁将军不为所动，谈笑自若。郐子手因刑前有皇帝的秘令，不敢稍有懈怠，足足割满1200刀，只乘下壹副骨头架子才让袁将军断气。刑后，市民争购“奸臣肉”食之，竟然抬到20两纹银才能买壹两肉。明末散文家张岱的《石匮书后集》有详细记载：“割肉壹块，京师百姓从刽子手争取生啖之。刽子乱扑，百姓以钱争买其肉，顷刻立尽。开腔出其肠胃，百姓群起抢之，得其壹节者，和烧酒生啮，血流齿颊间，犹唾地骂不已。以刀斧碎磔之，骨肉俱尽”。

　　明末的刘泽清是壹位活吃人的典型人物。他镇守庐州(今合肥)，平时读书作诗，颇为风雅，实际上极其凶残。有壹天，刘泽清设宴请客，让壹只猩猩捧著壹盏装有三升酒的金瓯向客人跪著敬酒，客人吓得浑身发抖不敢接酒。刘泽清笑著说：“妳连这畜生也害怕吗？”他又叫人拉过来壹名死囚犯，在宴会厅中当场打死，取出脑浆和心肝放在另壹盏金瓯中，让另壹只猩猩捧著，刘泽清吃著血淋淋的人心肝，喝著白花花的人脑浆，旁若无人，宾客莫不胆战心惊。后来刘泽清投降清朝，清朝担心他反复无常，寻借口把他磔死。

　　明末，“蜀大饥，人相食。先是丙戌、丁亥，连岁干涸，至是弥甚。赤地千里，粝米壹斗价二十金，养麦壹斗价七八金，久之亦无卖者篙芹木叶，取食殆尽。时有裹珍珠二升，易壹面不得而殆：有持数百金，买壹饱不得而死。于是人皆相食，道路饥殍，剥取殆尽。无所得，父子、兄弟、夫妻，转相贼杀”(清·彭遵泅《蜀碧》卷四)。

　　1628年（崇祯元年）陕西大饥荒，人相食。这场空前的大灾难拉开了明王朝灭亡的序幕。李自成大顺军的战马饮的是俘虏的血，马饮惯了血，对水不屑壹顾。上了战场，战马壹闻到血腥味，奔腾嘶鸣，眼睛发红，简直像狮子壹样。李自成攻破洛阳，杀了福王朱常旬，并且取他的血和鹿肉壹同煮熟，赐给部下尝食，名曰“福禄酒”。

　　大顺军打下安徽桐城，百姓箪壶食浆，以迎义师。壹农民在城门口拦住几个大顺军战士，向他们讲述自己的苦难，壹个大顺军小头目说：“哎呀，妳既然那么苦，何必活在世间？”就把老农杀了。李自成对安徽戕害最深，十室九毁，十人九亡。清初只得从江浙迁徒民众到安徽居住，史有‘湖广填四川，江浙填安徽’之说。

　　清顺治九年(1652)南明将领李定国率兵攻新会，城中粮尽，守将就杀居民为食。有壹回城门正要关闭，有几百名乡下百姓涌到城门外请求进城避难，县令不同意收留他们，清军守将说：“让他们进来吧！到紧急的时候，这批人可作为我们十天的口粮。”于是打开城门，把百姓放进来。新会县城被围困八个月，守军吃掉民众近万人。有户人家数口被吃，只有壹人幸免，这位幸存者有壹天在路上遇见了清军守将，就跪下向他下拜。守将感到惊讶，问：“妳拜我干什么？”那人说：“我的父母妻子都安葬在妳的肚里了，他们都没有坟墓。如今寒食节临近，我不朝著妳的肚子下拜又到哪里去拜呢？”守将满面羞惭，急忙离去。

　　清初顺治年间，安邑知县鹿尽心得了痿痹之疾(半身不遂)，有个方士对他说吃小儿的脑子可以治好病。鹿尽心相信他的话，用高价购买小儿，猛击其头部致死，取出脑浆炖熟服用。这样，他吃了许多小儿，病情未好转，又请方士扶乩求仙，方士又教他吃生脑浆。于是鹿尽心就把捕获的小儿敲开头骨，生吸脑汁。但是，鹿尽心的病到底没有好，不久他就死了。

　　太平天国之乱后，同治三、四年间(1864、1865)，皖南到处人吃人，皖南、苏北的人肉价目，高不过百余文，低仅数十文，远较猪羊肉为廉。江苏句容、溧阳、溧水等处卖到八十文壹斤。最初人肉市场中出售的只是死人肉，以后便发展为当场屠宰活人，谓之“菜人”。吃人的理由就是生存，有了壹切为了生存的理由 ，吃人就当然无所顾忌。

　　1895年8月，广东壹个村子为水发生了武装冲突；被俘的人被杀死，他们的肉、心和肝被分发给胜方食用；胜方的小孩子，也可以参加这壹人肉“盛宴”。在鲁迅《狂人日记》里提到：近代的徐锡麒被抓后，他的心被炒著吃了。

　　因天灾食人越到近代就越多。据《清史稿》记载，352次灾荒，发生19次食人事件。在清朝统治的260多年间，大约每15年就有食人的情况发生。1976年唐山地震中壹个困埋在地下的男人，因为将刚刚死去的妻子的胳膊啃吃了壹条，才维持著生命等到了救援。

　　食人，是为了健康。中国人认为吃人肉或者吃人的某些器官对人的身体有好处，在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就有记载。陈泱潮在《不信上帝是中华民族走向衰微和覆亡的致命病毒》中说：我出身在壹个书香门第。曾祖父是拔贡，祖父是举人 …… 外祖母身体力行儒学“百行孝为先”的教义，实践过“割股疗亲”（割下腿肉作为药引以治父疾）。2005年1月30日，四川忠县壹流浪汉被人杀死，其男性生殖器被凶犯磨成粉，兑水喝下以治病。

　　甚至认为吃人肉或人的某个器官可以增强性功能。在广东的某些酒店，婴儿居然被做成羹汤供人享用，生意还特别红火！有的婴儿被加工前还活著！从医院到酒店有壹套完整的商业渠道 。眼下流行三千元壹盅广东婴儿汤；数月胎儿，加党参、当归、枸杞子等补药，再辅以鸡肉排骨煲为羹汤，据说极是补气壮阳。自诩为“婴儿汤”常客的台商王某，紧搂著妙龄二奶洋洋自得地说：“以我六十二岁的年纪，每晚都可来壹回，还不是靠这个！”

　　我们这壹民族，真是越来越现实，越来越唯物，越来越无所畏惧；但现实、唯物到这壹步，已与禽兽无异了；那我们还有什么资格“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基督教国家里，他们无论怎样享受，怎样地想钱想疯了，也不至于想到利用死婴的份上吧；可我们这壹民族中的人却这么想了，这么做了，还开出专门的人肉餐厅了。

　　妳们对美国人，对日本那边的事简直明察秋毫，可对近在自己身边的，对同胞间这种肆意对待生命、极其丑陋的事却置若罔闻，壹付漠然！这样的爱国和爱自己的民族，爱的又是哪门子的“国”和“民族”？我们的农村为什么到现在依然存在著买卖女婴，溺杀女婴的现象。中国呵，我为妳哭泣；中国的农民，我更为妳哭泣！

　　孔子赞扬晋文公的政绩，可从没有谴责过晋文公吃人肉。晋文公继位前曾到处流亡，没吃的，介子推就割自己的肉给他吃。这很合乎孔子的杀身成仁的精神，真是仁者吃人！以后历朝历代都规定寒食节来学习介子推的献身精神，臣民都象介子推壹样的献身，君王的统治就可以千秋万代了。割股填君腹的介子推正是孔子“孝”道的典型。以后“割股疗亲”的事就时常发生。用自己的身体的某壹部分做药，献给自己的父母，为他们治病，滋养他们的身体。《二十四孝图》尽量赞美的就是这壹类的“食人”。

　　中国文化提倡吃人。吃人已进入了中国的文学，被审美化了。《三国演义》第十九回讲：刘备被吕布打败而投奔曹操，在途中住在猎户刘安家中。刘安非常崇拜刘备，刘安家中又没吃的，他就“杀妻以食之”。这样他以“食人”的行为实现了“忠孝两全”的儒家理想。曹操知道后还给刘安百两黄金。

　　奴隶主灌输给奴隶这样壹种伦理：壹个奴隶，只要忠诚地侍奉奴隶主，即使残杀并吃掉另外壹个奴隶，也可以不用承担任何的罪责。假如这种残杀和虐吃的目的是为了维持奴隶主的统治，那奴隶的行为还会受到褒扬和奖励。作者是赞美这种的德行，而读者看书时也没感觉到可怕，可见我们的心灵麻木到了什么程度！这种吃人有理的文化说明了中国人是壹个根本“妖魔”的种族，无需别人来“妖魔化”。恐怕全人类找不到第二个这样没有人性的民族。

　　林冲必须提人头才能入梁山吃人集团[这个吃人集团被中国人所崇拜，恰恰证明了中国人的野蛮落后性]，在1920年代井岗山又重演过，在21世纪的中国仍然在演义这样野蛮的故事。那个抢劫武汉广场和银行的湖南张君集团，其入伙的条件就是必须先杀个人！还记得1994年那个在建国门杀死伊朗外交官儿子的连长吧，他本来是要去天安门大屠杀，结果在建国门杀死了几十人。这说明了中华民族确实是壹个野蛮民族。

　　鲁迅说：“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席。所谓中国者，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的筵宴的厨房。不知道而赞颂者是可恕的，否则，此辈当得永远的诅咒”！在这个以“仁”为道德核心的国度，几千年来，这样大规模、肆无忌惮地食人，这种被被儒家学说所默认、所鼓励的食人，在世界历史上都是罕见的，都是毫无人性到了极点！

　　每壹种文明都必须具有道德底线，才能防止人的集体性道德犯罪与无意识地全面堕落。道德底线，是守卫人的最基本的尊严、良知的最低防线，是做人应该遵守的最基本的行为规范（或做人的最基本的道德良知），是是与非、美与丑、善与恶、好与坏的分水岭，也是使人不至于堕落为禽兽的最后防线。道德底线要求人们谴责并反抗伤天害理、泯灭人性的事。如果整个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中壹代代的重复那些灭绝人性的事，对泯灭人性的制度、习惯熟视无睹，那么这种文化绝对是出了重大的问题甚至是野蛮到了极至而使人丧失了觉悟能力，是壹种野蛮的变态文化，是文饰野蛮的伪文明。

　　《圣经》中三次提到“不可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出埃及记》23:19、34:26、《申命记》14:21）。万能的上帝是那样深切地爱著这个他创造的世界。上帝不能纵容类似于“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的事情的发生，更不能纵容人类吃掉自己后代的事情的发生。那么，我们这个堕落到地狱最底层的民族，等待最后的审判的来临吧！

　　在基督教未传入的地区，食人的习俗是很普遍的。在古城城墙外的肉锅中常是死尸的存放处，让最穷的人将它拿来烹煮当作食物。他们以为吃下敌人之后，可以让对方的力量与自己相结合，以致能战胜他们的对手。因此，阿兹特克人(Aztec)为了要寻求力量而吃了数以万计的人。不过，在福音所传之处，食人的习俗都被废止了，人们在信基督后便有了新的眼光，看到了生命的真正尊严。

　　壹位学者在描述斐济岛上所发生的事时，他以壹句话总结了在大部份地区食人习俗被连根拔除的情形：“从食人到爱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太平洋壹个的小岛上，壹位美国大兵遇到了壹个手持圣经且会说英文的当地国民。士兵指著圣经笑道：“受过‘教育’的人不再相信那本书了。”这位岛上的居民也笑道：“嗯，我们这么做对妳们是有益的，”他壹边抚著肚皮壹边说：“不然，妳现在就已经在这里面了。”

　　肚腹文化国

　　1．黑格尔说“中国的显著特色凡是属于精神的壹切壹概离他们很远”。

　　有人说：中国人重精神，精神很文明；西方人重物质，物质丰富但精神颓废。这完全是瞎说，只不过别人的物质文明看得见，别人的精神文明难看见罢了。

　　汉人是壹个既缺乏信仰又缺乏精神生活的民族。汉族人既不会唱、又不会跳；其它民族都能载歌载舞。据统计，中国有60%的人壹辈子不看书，这能说中国人重精神？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说：“中国传统文人拥有的纯文化，只是富有者、有权有势者的摆设、装饰、排场和消费，是并不必要的高档消闲方式，是文人、有闲阶级自我慰藉的奢侈品。文人要么讲究经世致用，不免功利化、势利化、官僚化；要么讲究无为超脱，不免消极、遁世。文人痞子化、流氓化的倾向历来有之。基层老百姓的生活主要是衣食住行，所谓文化只是茶余饭后的娱乐、刺激和消遣，逗人壹笑的玩艺。文字书写对他们来说是多余的。”

　　中国人是壹个贪图现世享受的民族，在吃和性交上，中国人的技术是世界第壹的。虽然中国的烹调术、房中术非常发达，但是能享受他们的并不是众多怕死的人，而只是壹小撮不怕死的人－－是那些敢于将脑袋栓在裤腰带上打天下、并取得成功的人。这壹伙亡命之徒成为统治者后，会对广大贪生怕死、委曲求全的民众打心眼里蔑视，并会将他们作为牛马无限制地压榨。而怕死的民众对残酷的专制也能默默的承受，除非没有饭吃。和民众的极端贫困相对应的是专制者们的极端奢侈，他是通过极端纵欲来毁坏生活质量的：每餐上百道菜的慈喜，肯定得不到美食的享受；拥有成千上万后宫的皇帝也不会真正品尝到性的乐趣。

　　2．食宗教

　　赫拉克利特有壹句名言：“如果幸福在于肉体的快感，那么就应当说，牛找到草料吃的时候是幸福的”。完满的人生不是臣服于自己的肚腹、也不是欲望的奴隶，它渴望获得人性的尊严和自由的光辉。文明社会的标志是以上帝为上帝，出现了“主观自由”，而不是“以肚腹为上帝”、信仰“壹切为了吃”这种“食宗教”。

　　以食为天，或者以食为上帝，是撒但动员人性背叛神最著名的方式。亚当犯罪是因为吃，撒但在旷野里试探耶稣首先也是用“吃”。马太福音记载：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他禁食四十昼夜，后来就饿了。那试探者的前来对他说，妳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耶稣说，人活著，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壹切话。对于撒但的工作，保罗在罗马书 16:18中说：“因为这样的人不服事我们的主基督，只服事自己的肚腹。用花言巧语，诱惑那些老实人的心”。歌林多前书 6:13说：“食物是为肚腹，肚腹是为食物。但神要叫这两样都废坏。身子不是为淫乱，乃是为主。主也是为身子。”肺立比书 3:19中说：“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肚腹，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罗马书 14:17说：“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

　　撒但的儿女是以肚腹为上帝的。中国人把饮食看成是壹种享受，看成是高于壹切的人生目的。“民以食为天”，天者，人生的最高追求者也。食也摆在首位，这是典型的拜物教。孙中山说：“中国近代文明进化，事事皆落人之后，惟饮食壹道之进步，至今尚为文明各国所不及”。中国人的食文化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吃是壹般等价物、无所不吃、而且吃人。中国人把大量的时间耗在吃上，仅仅做壹顿饭就要好几个小时，吃饭的时间也长。老是思考著胃的需要，这是壹个追求精神生活的民族应该过的生活吗？

　　绝大多数人见面寒喧，总是离不开“吃了没有”。因此，中国人饮食上力求味美食精，对食物的内在营养不甚在意；国人重视的是“花样”、“碟数”、“排场”和“规格”。变幻缭乱的山珍海味、野馐奇佐，甚至成为壹种炫耀财富的资本。中国人，为何对自己的胃那么眷顾和青睐，惟独于头脑却漠不关心呢？

　　推杯换盏、划拳猜令、呕物狼籍、残羹剩炙……确属中国的壹大标志景观。不仅官场，百姓间的私人交往亦如此。那种纸醉金迷、花天酒地、壹掷千金……中国“食文化”的残酷举世皆知。梁实秋先生《炸活鱼》壹文记载：中国人以活鱼做菜，能将鱼头以下烹熟而鱼尚且活著，客人食用之时，鱼吻鱼鳃尚在活动，鱼眼也在盘中惨兮兮地看著食用它的人们，这就是所谓的“炸活鱼”。中国人把“炸活鱼”的绝活引到了新加坡，但遭到新加坡政府的查禁。

　　广州盛行的吃猴脑的方法是敲开活猴的头盖骨直接从中吸食。壹个中间挖洞的方桌，中间的洞正好容壹只猴子的头伸出。壹只非常可爱的猴子牵出，猴儿的头顶从小洞中伸出，用金属箍住，并且箍的非常紧，用小锤轻轻壹敲，头盖骨应声而落。猴的脑部就完全裸露在食客们的面前。这时，有较馋壹些的人，已经用汤匙升向红白相间的猴脑，随著桌下垂死猴子壹声惨叫，拉开了生食猴脑惨状的序曲。这么残酷的吃法能说是精神文明？广东乡亲还将欢蹦乱跳的蝎子泡在酒里，等它半醉半死之时，放进嘴里津津有味地咀嚼。

　　据报道：深圳壹天吞掉十吨蛇，吃蛇成风。在海南流行的则是吃鸟，数年下来，原本种类繁丰的海南鸟族今已伤残累累、羽光雕零。资料显示，世界上最大的野生动物 (包括很多珍稀类)消费地在亚洲，尤以香港、广东、台湾为盛。

　　为了满足口腹之欲不惜吃断大自然的生物链，可以暴殄天物，管它是优雅的天鹅、濒危的中华鲟，还是兽中之王狮子，统统敢吃。在中国菜的餐单上，妳可以找到穿山甲、猴脑、熊胆、寿龟、鹤鹳、灰雁、鹿血、河豚、蛇蟒、大蜥蜴、扬子鳄……。

　　在西方人眼里，这简直是壹种恐怖，是壹种“暴力饮食”、“犯罪饮食”，惟有魔鬼撒旦才如此癫狂。难怪有人说：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最复杂、最深不可测的胃! 里面竟有那么多惨不忍睹的动物尸体……那简直不是胃，而是世上最大的动物坟墓！

　　生命是壹种奇迹，不论任何人的生命，甚至动物包括宠物和野生动物在内的生命都同样珍贵可爱。无论以多么合理的口实消灭壹个生命都使人痛苦和难以接受。西欧国家壹个老太太的狗丢了，全镇的人都帮她找。人们之所以帮她，是因为老太太的痛苦就是全镇人的痛苦；解除老太太的痛苦，就是全镇人的幸福。他们拥有博爱之心，拥有对动物生命的博爱之心。

　　英国人明确宣布动物拥有五大权利：足够食物和饮水而免受饥渴的权利；足够活动空间而免受不适的权利；及时医疗而免受伤害和疾病痛苦的权利；寻找伴侣和自由表达天性的权利；不受惊吓而免受恐惧和焦虑的权利。这说明，在壹个文明的社会动物和人壹样有生命权等权利。蔑视动物的生命权，最终就会蔑视人的生命权。

　　在美国，狗是受到法律保护的，不得殴打虐待，要定时喂水和食物，否则会被控告。美国有壹个案子，壹个有数次虐待动物的人，因为再次虐待家犬，被法院判处25年徒刑。

　　美国的利奥波德说：第壹代伦理规范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摩西十戒。第二代伦理规范调整的是人与社会的关系，如马太福音所说：妳愿意人怎样待妳，妳就怎样待人；民主制度旨在使社会与个人相协调，忽视了环境。第三代伦理规范强调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意味著人类必须对自然予以尊重，人的行为应有利于万物的共存，为后来人保护好资源环境。

　　他说：“任何事物，只要它趋向于保持生物共同体的完整、稳定与美丽，就是对的。否则，就是错的”。这突破了“人本”边界，推翻了以“人”为尺度的传统判断标准，使生态学变成了壹种最广泛的伦理学，壹种富有“宗教感”的生命关怀信仰。

　　德国思想家阿尔贝特.史怀特说，伦理的本质是敬畏生命，有思想的人必须象敬畏自己的生命壹样敬畏所有的生命，任何生命都有自己的价值和存在的权利。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说：万物皆有尊严，如果人类侵犯其尊严，就等于侵犯人类本身的尊严，自然界对人类有养育之恩，人类对自然界要施人道、善待自然。

　　饮食习俗折射出国民的素养。“吃啥补啥”的理论，是中国饮食文化的壹大特色，蛇胆、熊胆、猴脑、虎鞭、活鼠、醉虾、胎盘……从动物的脑髓到性器官、到活的动物、最后到人，皆可以成为我们“进补”的材料。自古迄今，中国人从未停止过“进补”，最后却把自己补成了“东亚病夫”。这真算得上是中国“饮食文化”吃出来的壹个天大的笑话！

　　基督徒的嘴是“主贵”的，动物的头和足不吃，动物的内脏不吃，动物的血液不吃，无鳞、无鳍的鱼不吃，雕、鼠、蛇、蜥蜴等都不吃。这壹方面是由于《圣经》的禁忌，另壹方面是因为欧洲从来没有闹过人食人的大饥荒。

　　西方人主张壹种节约型适度型便捷型的餐饮方式，原则上“够用”即可，像自助餐和分餐制，决不剩余和浪费；把进食看成是维持其生命和体能的手段，只要营养够就行，食物的外在形式不太讲究。

　　中国文化是只为肚腹的文化，是“没有超越、也没有拯救”的“虚其心、实其腹”的文化。中国人信仰唯“物”主义，只要肚儿饱，自由平等不需要；壹切以金钱来衡量，甚至说64屠杀是正确的，因为后来的经济上去了。经济难道是唯壹的标准？他们为专制辩解，仿佛中国人只配受奴役，他们是壹群受奴役还感恩的愚民。

　　中国人的生命太“生理”了，视野惟碗口大小，眼光也只有筷子长度。中国人的欲望结构和消费形态皆严重地“物化”，文化品质中缺乏纯净的精神审美和超功利的价值目标。落魄时对金钱的吝惜及疯狂追逐反映了对物的迷信，发迹后的大肆挥霍与炫耀亦源于同样的“拜物”情结。中国人生的成功标志表现为对物质和权力的占有程度(权力说到底也是壹种物化能量，壹种间接的对物的占有方式)。欲望物质化、信仰物质化、交际物质化、权力物质化、艺术物质化、情趣物质化、操守物质化……人生面貌全方位的物化了。中国的俗语是：手心手被都是肉，儿是娘身上掉下的壹块肉。许多中国人只有肉体，没有灵魂，没有精神，眼里只有钱；中国人心中没有神的监督，所以时常偏离正道，导致了无数的混乱与犯罪。

　　这种唯物的利益崇拜的原因与宗教精神的匮乏有关。中国人在撒但的诱惑下宁愿弃神的形象，反而认龙做父。这些年来，撒但用“经济发展”这壹“吃”的偶像迷惑了更多的人，然而，这样的发展正预示著所多玛和巴比仑壹样的命运。壹个民族缺少了宗教态度，缺少了对生命普遍的尊重和对自然的审美习惯，功利思维便失去了制约，欲望便失去了限制。

　　3．公仆花天酒地

　　2000年经济学家扬帆就指出：中国每年公款吃喝2000亿元，相当吃掉壹个三峡工程。1993年7月1日“广州酒家”推出“黄金宴”，食用黄金从日本高价进口，不到壹月就售出100多席，每席8万至10万；深圳“龙都豪门宴”，每席定价188,888港币，至今生意兴隆；西安的富豪们壹餐吃掉36万“天龙御宴”；1994年上海“苏州大酒店”推出“路易十三豪门宴”，头两天以半价优惠，每席28888元，第壹天就售出6桌。从1993年始大陆取代美国，成为进口法国高档葡萄酒的头号市场，年消费量16千瓶。

　　中国人的情感联络和权力的腐败形态，差不多全是物质型的。壹位省级领导到基层县区视察，嫌工作餐“不标准”，勒令换“自助餐”，可小县城没这洋玩意，于是，趁首长大讲“廉政须从管嘴做起”的当儿，县府急忙调车，由壹副县长亲自带队，警车开道，浩浩荡荡，从几十里外的市区大饭店借来餐具、厨师和菜料。已备好的酒席全泼进了猪槽…1997年公款会议、出国就花费2835亿元。壹个国家级贫困县，壹年的招待费达200万元，尚不包括下属单位、企业的招待费；另壹个县招待费占财政收入的59%。国家电力公司人事部门在武汉开3天会，平均每人每天消费壹万元！广东省陆丰市“人民大厦”以豪华奢侈名声远播，最高的壹桌竟吃了15万元！2004年不少城市推出了几十万元壹盒的月饼。

　　《伟人邓小平》所用金纸以99.9%黄金为材质，运用纳米高新技术精制而成，封面嵌有纯度达99.9%的纯金邓小平像；22600元壹套，国外发行为4000美元。当然是公款购买。

　　在美国——官员每餐(公务餐)若是超过9美元便以行贿罪论处。

　　北欧国家公共部门的壹切开支、每壹笔经费的去向和每个公务员的收入财产都是公开的，以便接受市民和媒体监督。相关网站上有国家领导人（包括皇室成员）的财产和收入资料，有政府官员公务宴请的菜单和费用以及出差的报销清单。有壹位高官只不过公务宴请时上了壹道鹅肝，就被传媒批评超标而丢了官。几年前，时任瑞典副首相的莫娜.萨林购物时借用了政府为其提供的信用卡，尽管后来将钱还回去了，但经媒体揭露后，她不得不辞去现职。本来是热门的首相人选，却因借用信用卡壹事断送了政治生命。

　　德国前央行行长威尔特克也因为公款消费丢了官。2002年，他带著老婆孩子在柏林超豪华酒店阿德龙住宿4天，花销7661欧元。按规定，他本人可因公务报销两晚上住宿费，其余费用应由他自己支付。结果整笔费用都由德国央行属下的德累斯顿银行埋了单。此事经媒体披露后轰动全国，威尔特克不得不离开年薪35万欧元的德国央行行长职位。

　　印度政府部门并没有食堂等后勤设施，由于中间只休息半个小时，许多人的午餐都是从家中带饭或者在街边小摊上解决。印度经济增长学院的古普塔教授对记者解释说，除了极少壹部分外事场合会有政府出面宴请外，印度总体上没有公款吃喝的概念。对于普通的政府部门，所有的工作往来都是“有事说事”，办完后各自去忙各自的工作。由于每年所做的预算当中没有招待费这壹项开支，餐饮发票不能报销。

　　政府官员同样也不敢接受别人的请客吃饭。壹些在印度做生意的朋友告诉记者，想请印度官员吃饭“可不是那么容易的壹件事”。如果不是和官员本人的私下关系已经非常密切，他们根本不会随便答应和别人壹起到餐馆吃饭，因为壹旦被媒体发现及曝光，政府公务员即便没有做损公肥私的事情也会“有理说不清”，公共舆论的压力甚至会使其最终职位难保。

　　中印文化专家帕兰杰毗曾经写过壹篇文章，分析中印两国在吃喝问题上的文化差异：“在宗教影响下，印度人将超度灵魂作为人生的首要目标。他们相信身体是灵魂超度的障碍，因此人生不是用美食和好酒来满足身体的需求，而是让它饱尝饥饿并穿最简朴的衣服，甚至许多人成为素食主义者并且滴酒不沾。中国人则正好相反，对于他们来说，身体是父母赠送的礼物，应该去善待而不是伤害，因此他们用美味的食物和漂亮的衣服来放纵自己。”

　　先进国家决不允许公车私用。

　　如：瑞典首相住居民区，没有保镖，出入不带随从，家中没有公务员和厨师，上下班乘公共汽车或开私家车，除非履行国务，否则不允许使用公车。周末时，瑞典警察可以截住任何公车，包括首相的。芬兰总统骑自行车上下班，中国驻芬大使馆为庆祝节日，曾经送壹瓶茅台酒给芬兰官员，但对方马上付现金买下。

　　德国规定，总理的豪华防弹公车周末使用必须付费。施罗德只好开著自己破旧的私家车出门。1998年，施罗德带著夫人多丽丝及女儿乘坐壹架政府喷气机前往西班牙旅行，为此被收取2620英镑。施罗德为了节省家庭开支，他从别墅搬到了月租金不到600美元的壹套二室壹厅的公寓里，女儿来度周末只能支临时床；他家每周只请得起1次清洁工，施罗德的夫人每天要采购、做饭。

　　英国首相布莱尔2002年去埃及度假，本可以公私兼顾，公费旅游壹番——他要与埃及总统就伊拉克问题进行协商，但他自掏腰包，住进了埃及的壹套普通公寓里。而2001年的他受埃及政府的邀请，也是来埃及度的假，花了埃及纳税人的钱，结果引起舆论大哗，布莱尔只好给埃及的慈善机构捐款以弥补自己的过失。

　　《新民晚报》报道：纽约市长布隆伯格每周壹半以上时间乘地铁上下班。自“9.11”以来已乘了3年的地铁。他是壹位个人资产总值达到40多亿美元的大亨。他放弃政府给予的优厚薪水，只拿象征性的1美元年薪。洛杉矶县圣地迪诺市市长，每周壹、三、五下午到市政厅上班，平时开自己的杂货店。市政厅日常事务，由其助理处理，市长年薪只拿壹美元。

　　2001年后美国经济衰退，各州都压缩财政开支，康涅狄格州州自不例外。警政厅厅长李昌钰所管辖的部门，被指令要裁减13个人。他为此发愁，部门下属个个都是干才，况且裁了人家，生计不是成问题了吗？他跟州长商量，能不能不裁或少裁，交换条件是自己不再拿15万，减为年薪壹美元……就这样，李昌钰成了美国警界唯壹的“壹美元高官”。

　　上世纪90年代后期，我国约有350万辆公车，包括司勤人员在内每年耗用约3000亿元。1999年全国的教育经费总额也只3349.04亿元。全国官用汽车就将全国教育经费耗完！1990年全国“两会”期间，有政协委员调查指出公务用车存在严重腐败。与社会轿车每万公里运输成本为8215.4元相比，党政机关等单位每辆车竟高达数万元。每辆出租车的工作效率为公车的5倍，而运输成本仅为公车的13.5%。以韩国公车改革为例，韩国汉城市政府只有4辆公车，汉城市政府每月给政府职员发壹定的“交通补贴”，其中，处级公务员的补贴也不过14万韩元(折合人民币1008元)。相比之下，中国壹些地区发给处级官员的“交通补贴”达2000元至2400元。

　　4．中国人给外国人的印象是爱钱如命

　　中国人赚钱是为了保护自己和家庭。中国人的新年的贺词就是“恭喜发财”；在日本，即使是专门从事买卖的商人也没有“恭喜发财”的说法。这只能说明中国人太注重金钱了，怎能说注重精神？

　　随著《遗产税暂行条例(草案)》上报国务院，国内大款纷纷把财产转让给自己未成年的子女，更有人直接用襁褓中婴儿的名义购置物业，以便在将来节省壹大笔遗产税金。

　　壹个网虫写到：“我是壹个可怜的中国人，活了这么多年，在国外还是被称为‘讨厌的中国人’，在老外眼里，中国人更象壹群只会工作、吃饭的虫子。从古到今，中国百姓与政府永远是对立面，不信任规则和秩序，只相信自己，相信自己能拿得到手的东西。孩子从小就被教育‘不要吃亏、不要信别人’。中国人看起来总象忙碌抢食的蚂蚁，不团结，不文明。另外，究竟有几个中国人在劳碌壹生后能够肯定地说他自己很幸福的？”

　　在欧美，人们以精干、健壮为美，以在战争中负伤为荣，以胖为丑，视肥胖为懒惰、疾病、甚至贫穷的象征。而在中国，人们却以胖为美：“富润物，德润身，心宽体胖。”“腹肚下垂，福禄绵绵。”“头大无肩，富贵长年”；“脐深容李，（肚脐能容下李子）富贵自起”。“腹如抱儿，四方闻知”“腹悬向下，富贵主寿。腹坠而垂，智合天机”。

　　欧美人心中的美，能让他们选举出名副其实的公仆。中国人心目中的美，只能使他们选举出（就是有选举权的话）壹个脑满肠肥、大腹便便的爷或者是猪。

　　早在2千年前，西方的《圣经》，便将民族主义视为害人的瘟疫（诗篇91:3）。然而，中国近百年的知识分子，从来就没有很严肃地探讨这种文明的瘟疫，导致中国近百年各种的贫穷、苦难、内战与外侮；从这个意义而言，中国近百年的知识分子，难辞其咎。

　　“民族”壹词曾与国家同义，民族主义也被译为国家主义。但民族偏重于心理文化，国家偏重政治法律。在法国，1798年第壹次有人使用“民族主义”壹词。1836年编撰的《英国牛津词典》第壹次将它收入，释义为壹种学说；以后的词典指明其意义为“集体本位主义”，有民族独立存在（National Individuality）的含义。

　　民族主义形成于近代西欧反专制的斗争，人们把对世俗贵族和国王的忠诚变成了对“祖国”的忠诚、对民族全体成员的热爱。所以，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Patriotism）也常常难解难分。法国大革命中动员国民为保卫革命而战，要求公民都说壹种“国家的语言”来代替众多的地区方言，建立公民学校灌输对国家的热爱，促进了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发展。

　　民族主义在19世纪末成为右派政治人物挥舞的大旗。民族主义从壹个原本与自由主义、民主主义有关的概念，转变成种族主义、沙文主义、强权主义、帝国主义的运动。

　　民族主义主张“民族”至上，它的基本含义是对壹个民族的认同、忠诚乃至奉献。民族主义认为个人的利益和全人类的利益都微不足道，为了维护民族或种族的生存，无论个人承担什么样的牺牲都是应当的；个人的尊严与权利根本不可能与民族相抗衡，更不可能成为国家的正当性基础。民族主义所诉求的是壹种国家或准国家的主权独立或区域自治，为达到这个最高目的，壹切专制化的努力都是合理的，结果造成了本民族成员极大的个人牺牲。这种情况在落后国家或地区普遍存在，主权已成为专制符号，国家可在主权的名义下胡作非为。

　　民族主义者的眼里只有国家的价值，国家的荣耀，而没有人的价值和尊严。恐怖主义是民族主义的壹种极端形式。恐怖主义者不惜毁灭整个世界，拆除壹切道德防线，牢记仇恨（阶级仇、种族恨），不择手段，甚至牺牲自己去消灭敌人。恐怖主义泯灭人性中最可贵的东西，如对生命的敬重、对他人的同情心和人的起码良知。

　　阿克顿说：“民族主义的基础是集体意志永恒至上，民族统壹是这种意志的必要条件，其它任何势力都必须服从这种意志，对抗这种意志的任何义务都不享有权威，针对这种意志的壹切反抗都是暴乱。在这里，民族凌驾于居民的权利和愿望之上，把公民形形色色的利益全都纳入了壹个虚幻的统壹体；它压制壹切自然权利和壹切既定的自由。无论何时，只要某个单壹的目标成为国家的最高目的，无论该目标是某个阶级的优先地位、国家的安全或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还是对壹个抽象观念的支持，此时国家走向专制就是不可避免的。”

　　阿克顿认为民族主义是不健康的，即便它与民主理论联系在壹起，其实际的结果是把民主政治中的强势（多数）逻辑和总体主义的极权专制因素扩展开来。他说：“在民主和民族之上还有另外壹个更高的价值，那便是自由（即人权）的价值。独立论使民族成为专制和动乱之源，而自由论却把民族视为自治的保障和对国家权力的最终限制。同壹主权之下若干不同民族的共存，其作用相当于国家中教会的独立。它可以维护势力平衡、增进结社、形成共同意见给予臣民以约束和支持，藉此避免出现在单壹权威的笼罩下四处蔓延的奴役状态。”

　　他精辟的指出：“同壹国家之下若干民族的共存不仅是自由的最佳保障，而且是对自由的壹个验证。……如果政治边界和民族边界重合，社会就会停滞不前。两个人之间的差别把人类联合在壹起，不仅是因为这种差别为共同生活的人提供了好处，而且因为它用壹条社会或民族的纽带使社会结合在壹起”。

　　自由主义并不排斥民族、国家、民族利益、国家主权。自由主义认为公民权利和个人自由比民族国家和民族利益更为重要，主权虽具有壹定的意义，但并不是最高的，最高的是人权；只有以个人的自由、幸福为价值指向的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才具有正当性。

　　爱因斯坦1931年发表的《主权的限制》壹文，开头便提到：“国家是为人而建立，而人不是为国家而生存。”祖国不是无形的镣铐，哪里有自由和人权，哪里才有祖国。爱国和人权是不可分离的。如果不讲人权，爱国就蜕化成了无是非可言的爱统治者。他说：“民族主义是壹种幼稚病，是人类的麻风病”。

　　民族主义的那种无条件的祖国之爱是变态的，它强调牺牲个人权利来保障对民族国家的绝对忠诚，这样就难免与专制独裁为伍，成为抵制自由民主的意识形态。

　　血缘最利于夸大同仇敌忾。就像某些只顾哥们的朋友，不讲原则。遇见自己人吃亏，有理由要上，没理由创造理由也要上。从这种群体血缘相似性扩展开去的民族主义：第壹特别容易宽容自己人的罪过，就像鲁迅所说：“觉得做外人的奴隶，不如去做自己人的奴隶”；把沦为异族之苦告诉国人是必要的，但切莫得出结论：“我们倒不如做自己人的奴隶”。1840年中英战争伤亡的军人还不及朱元璋搞壹回冤狱死的人多。专制壹点都不比侵略者的枪炮温文尔雅。第二是容易在民族的大义下，贪得无厌地要求个人牺牲和奉献。

　　1925年6月陈源在《西滢闲话》里感慨：“中国人永远看不见自己的尊容。自己的军阀每年杀人遍野，大家壹声不响，壹旦外国人杀了几十个中国人，便全国壹致的愤慨起来。”中国的事情，就这么怪。洋人杀壹个中国人叫杀人，中国皇帝杀了千万中国人却是恩典。主子可以任意杀死奴才，因为奴才的生命所有权都归主子。

　　受壹个黄皮肤的人侮辱，就要忍气吞声；而受壹个黄头发的洋人欺负，就要拼命。是何理由？正义和邪恶、善良和恶毒、正确和错误，难道是是以血缘、人种、民族来划分的吗？壹个人最需要的是敢于对壹切奴役，无论它们是以何种名义，都能够坚决地说不。

　　在20世纪，壹个专制政府只要把民众的怒火引到外国头上去，就可以压倒民众的民主要求而加强自己的统治。壹个新兴的政治力量只要能利用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甚至可以取得政权。中国人民历来讲究“夷夏之辨”，又历来不讲究专制与人权的区别。他们对爱国还是卖国的敏感程度比对专制还是人权的敏感程度高出万倍。

　　民族主义具有本能爱国主义轻率的激情，还多了使本民族滞后的护短情绪和向外宣泄的破坏性情绪——仇外排外。民族主义把国家人格化，拿君主当国家化身。轻率、护短、仇外排外，再加上把国家人格化和视君主为国家化身，使爱国主义蜕化为强权的工具。它具有团体自恋倾向和夸大自己的民族成绩的倾向。团体自恋拒绝批评，导致了灾难的再次降临。

　　民族沙文主义把对祖国的热爱变成了对于强权的热爱、对于壹小撮当权者的暴政的热爱。当权者正是利用这类蛊惑人心的符号骗取了人民的向心力，以此维护自己的专制统治。如果壹个民族的振兴是以每个成员的工具性使用和无偿牺牲为代价的话，这种民族主义是可耻的。因此，对这种无条件的民族主义的爱国主义，应该保持足够的警惕。

　　在21世纪，官方若指望依靠民族主义来弥补意识形态的缺陷，来抵挡自由民主的大潮，来掩盖官民之间的冲突，不过是壹厢情愿罢了。民族主义天然就具有壹定程度的民粹特色，它的源泉不在官方，而在民众，包括那些具有狭隘、极端、反智和无政府倾向的盲目民众。当群众性的民族主义脱离了官方轨道，或者当民粹意识处于极端情绪化的爆发之际，专制政府难免要惹火烧身，这正是“请神容易送神难”。

　　传统中国的民族观基本上是壹种以血统论为基调的种族主义的民族观。。以血统作为认同的根本要素，使得中国的“族类”概念具有浓厚的种族主义的特征。从夏、商、周三代开始，以血统关系为基础的宗法制度就根深蒂固。夷夏之称始于西周，夷夏之辨严于春秋。严夷夏之防，类似于现代的“种族隔离”。

　　中国号称有56民族，却用中华民族的概念来包含这56个民族。这种做法，全世界只有中国人这么做。中华民族概念，包含了中国与华夏的概念。所谓的中国，从字面上分析，它就是世界中心之国；这种概念，源于汉族世界中心的意识，也就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思想，汉族认为，汉族有权统治世界。所谓的华夏概念，就是“华夷之辨”的意识，也就是凡不是汉族者，就是夷人；汉人视夷人为蛮族，汉人用“虫鱼鸟兽”来形容他们，例如，蜀、闽、回鹘、鲜卑、羝、羌等；由于汉人认为夷人不是人，因此汉族有权统治与掠夺他们。

　　中国人自古就没有把外族当人。大家都熟悉狻猊、犰狳、猪猡这些表示动物的名称往往是由猎犬旁组字。在古汉语里，其它民族的名称常用猎犬旁，以表示这些异族类似野蛮的动物。如“猃允”，我国古代的壹个民族；又如“狄”， 我国古代北部的壹个民族，分赤狄、白狄、长狄诸部，各有支系。因其居住在北方，故通称为北狄。在秦汉以后，“狄”或“北狄”曾是中国中原人对北方各民族的泛称。19世纪曾在“英”“法”的左侧加犬旁羞辱之。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有些有良知的汉族知识分子对此亦感到汗颜，并促进了壹些文字变革，如将“僚族”改为“僚族”（我国古民族，分布在今广东、广西、湖南、四川、云南、贵州等地区。古人亦以“僚”泛指南方各少数民族。）又将“撞族”改称“童族”。但是“童”还有仆人的意思，还是壹种歧视，解放后就再改为“壮族”。

　　除了用猎犬旁，古人还用虫字底来称谓壹些少数民族，如解放前分布在广东省珠江三角洲和西江流域的“蛋民”（也称“蛋家”，英文是Boat Dweller，即“水上居民”之意，解放后以并入汉族的形式消失）。现在的文献已改用“蛋民”来称谓这壹族人。

　　千万不要认为汉人歧视周围的少数民族仅仅是由于壹种民族优越感所然。从上个世纪初到二战爆发之前，有大量的中国难民为了躲避战乱和饥荒纷纷逃到东南亚各国；那些难民（或移民）大多数是文化程度不高的南方人，但他们到了侨居国依然要歧视其它种族的人群；他们称当地人是“番鬼”、日本人是“东洋鬼”、白人是“红毛鬼”、印度人是“大眼睛鬼”或“孟加拉国国鬼”、黑人是“黑鬼”。只有壹个民族是人，那就是“唐人”。现在的广东百姓还时常称外国人为“鬼佬”。中国人自认为有异于他人，由来久矣。

　　清末面临列强的瓜分，严复于1895年发出“亡国灭种”的警告。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于1989年在北京成立保国会，提出“保国、保种、保教”的口号。康有为在《大同书》里提出在全球范围内让黄种人与白种人通婚混合，消灭不易改良之黑色人种。在这里，以康有为为代表的公羊学派已经从天下主义修订为黄白二色人种的“共同中心”主宰世界的构想。

　　鲁迅曾说：在国人意识中，“异族不是主子就是番子”，缺乏民族平等、世界壹家的意识（传统的四海壹家是指服从华夏等级文化的壹统天下，而不是多元文化的共同体）。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发表《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书》，第壹次提出了“五族共和”论：“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方为壹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壹人。……是曰民族之统壹。”“五族共和”被作为维护国家统壹、争取各少数民族参加民国的口号和政策而加以强调；国旗也被定为五色旗，代表五族的联合。

　　蒋介石政府最终放弃了“五族共和”论，其标志之壹是改五色旗为青天白日旗。1943年，蒋介石发表《中国之命运》，明确指出，“五族”不是单独的五个“民族”，而是原本有著共同血缘的五个“宗族”，共同组成统壹的“中华民族”。

　　1949年后，血统论就像壹个不死的鬼魂壹样附上了“阶级论”的身体。如今又发明了“中国特色”、 “国情”、“国民素质”之类，对内欺侮百姓，对外敷衍洋人。

　　政客为了政权，当他们统治不成功时，总是宣“国情的特殊论”。邓提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旨在维护党权。他们不承认人权原则的普适性，拒绝世界舆论对他们的谴责。这些高喊“中国特色”和集体高于个人的官员大多是腐败分子，其鼓吹的目的无非是教人们做政府的奴隶。“特色”早成了特权钱谋私的掩体。凡与国际常识不相符合的行为与思想，均贴以“特色”的标签，以掩盖其丑陋，让大众丧失反省能力。特色不过是借口而已，目的是为了让有权的人当官的时间长壹些，钱多捞壹些，然后可从容不迫地去做外国人。“特色”即“特权”，它是极权的产物，又要靠镇压来维持。在他们看来，只要强调所谓的“家有家法”，就可以置任何普适原则于不顾，就可以为所欲为了。这是壹种十足的封建家天下的逻辑，暴露了宣扬者本身的专制本质，是政客和御用文人们用来掩饰独裁的遮羞布。

　　有人说中国人强调自己文化的优越性不是种族主义。中国人对共同体的归属只有壹个判断标准，就是以文化辨夷夏。中国文化的核心就是皇权主义，就是外族人要向中国皇帝俯首称臣。皇权主义就是专制主义，天下服从壹个脑袋，用专制文化或主义来辨夷夏那是古代愚昧的做法，在今天已毫无价值，而且十分有害。

　　强调自己文明优越性、鄙视外来文化的例子最早见于《论语》：原壤夷俟，孔子以杖叩其胫。孔子“以杖叩其胫”，跟原壤的“夷俟”有密切的关系。当时中原人的坐势和夷人是完全不同的。中原人的坐势是“跽”（相当于今天日本人的坐势），夷人的坐势却是“蹲”。原壤以夷人的坐势等孔子，这对于主张“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攻乎异端，斯害也已”的孔夫子，是绝不能容忍的。难怪他又骂又打。夷夏之别，在孔子时代是俨然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左传.成公四年》），就是这种歧视心理的反映。

　　孟子也轻视外来文化，他把“为神农之言”的许行比做“南蛮鸟央舌之人”，认为许行说的是“非先王之道”，又说“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对于异己，除了见解不同外，更重要的是这些见解是来自不同的族类，所以持断然否定的态度。

　　韩愈也轻视外来文化，对佛教更是恨之入骨，他说“夫佛本夷狄之人，与中国言语不通，衣服殊制，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论佛骨表》）。甚至要“灭其人，火其书，庐其居”（《原道》）。中国后来通过反复的屠杀最后接受了佛教文化，中国既接受了佛教，同时也改造了佛教。

　　孔子“华夷之辨”和“用夏变夷”的文化传播方式导致了惟我独尊意识，将自己的文化当成中心和标准，鄙视、敌视和怀疑为自己所不熟悉的外来文化，拒绝向外族学习。这是禁闭中国人头脑的思想牢笼！

　　中国人以为“六合之内，皇帝之土，人迹所至，无不臣者”，其实眼光并不出于东亚，对南亚、西亚，以至欧洲了解极少，更不用说非洲、美洲了。实际上是“关起门来做皇帝”。

　　清朝时，外国人只能在广州经商，而且只能和清朝指定的十三个商家——十三行来往。外国人在十三行不得外出，不能接触十三行以外的中国人，不能坐轿，不能学说中国话，不能带女眷来广州，不准在广州过夏和过冬，有事只能通过十三行转禀。十三行行总和穷凶极恶的官吏对商人们随意敲诈勒索以中饱私囊；每批货物该交多少关税，也由官吏们随口说定。

　　1792年9月英国的马戛尔尼率团第壹次出使中国，他们乘五艘大型舰船，从朴茨茅斯港起锚，绕好望角经10个月的航行，于1793年7月抵达天津大沽口，拉开了中国和西方国家正式交往的序幕。英国堂堂正正地向中国要求贸易，中国却蔑视英国为夷狄[不跪拜]而顽固不开。有迂儒写书立说，指洋人身上少几块骨头，腿不会弯曲，跟“人”不壹样，是半畜半人。马戛尔尼使团的成员们愤愤不平：“我们象要饭的壹样进入北京，象囚犯壹样被监禁在那里，而离开时简直象是盗贼”。“壹个专制帝国，几百年几千年都没有什么进步，何处值得仰慕？”马戛尔尼道：“壹个民族不进则退，最终它将重新堕落到野蛮和贫困状态”。

　　1816年，英国再派阿士美德率团来华，然而英使仍不愿向清朝皇帝跪拜，故他们刚到北京便被驱逐出境。

　　19世纪中国不少地方反对外来文化的暴行就是这样的儒家信徒干出来的，义和团则是其颠峰。1897年发生的“曹州教士案”。山东曹州府巨野县有座天主教堂，因教徒和民众发生纠纷，而教会偏袒教徒，引起群众不满，有二、三十人冲入教堂打砸抢，不幸却打死了两个德国教士，这就引起了外交事件，德国的海军陆战队强占胶州湾。

　　义和团的本称是义和拳，基本上是壹群拳民。毓贤在山东的政策是“民可用、团应抚、匪必剿”。他在山东上任不到三个月便杀了1500多人，又在营州府三个月内杀人三千。

　　庚子年春，山东大股拳民进入直隶，很快就到了北京附近的高碑店，六月间便进了北京。当时慈喜想废光绪，已立了大阿哥（太子）。不料大阿哥之父急于让儿子登位，乃伪造了各国最后通牒，令老佛爷归政光绪。老佛爷忍无可忍，决定背城借壹，和鬼子拼个鱼死网破。这“城”，便是北京城；借的“壹”，便是朝中死硬派推荐的义和团（此时义和拳被政府收编赐名“义和团”，类似于湘军那种称为“团练”的非正规军的民间武装力量）。

　　1900年6月21日清政府对外宣战，义和团和清军开始围攻使馆。22日黄昏清军烧毁英国领事馆东南角邻接的密集民居。23日伊斯兰教徒士兵董福祥（清廷“甘军”首领）在翰林院点燃了火，他期待火势蔓延到毗邻的英国公使馆。当时藏身使馆的壹位美国女教士安德鲁斯小姐记述说：“煤油被浇到了树上，以便助长火势。”烧翰林院是为了蔓延烧毁英国公使馆，结果公使馆完好无损，翰林院被毁，数千万卷古籍善本也在大火中烧毁，其中包括当时仅存副本的《永乐大典》和从全国各地搜聚的《四库全书》的大量底本。翰林院大火所造成的中国古籍文化方面的损失是永世无法弥补的。

　　7月15日，义和团开始进攻聚集在宋家河的三千多名教民；义和团用炸药包炸毁围墙攻入，杀死了所有做最后抵抗的修女，对困在教堂中的1000名男女老少施以焚烧，只有50人从窗口逃出；3千多名教民只有5百人幸存。

　　义和团在北京放火焚烧西药房，大火波及店铺4千余家。正阳门内外，被焚千余家。义和团阻止任何官民灭火施救，对于救火者，则给戴上壹顶“二毛子”的帽子，拉上大街就用大刀辟了。义和团“相率到津，勒民供给，兼索官饷，稍有不从，肆行掳掠。并至紫竹林租界，杀人放火，见有洋行洋房，立即焚毁”。义和团将北京这个“首善之区”变成了壹个恐怖的杀人场，变成了壹个血与泪的海洋。

　　义和团喊著“男练义和拳，女练红灯照，砍倒电线杆，扒了火车道”的口号，打著“扶清灭洋”的幡子，砸机器、拆铁路，焚烧电报和邮政局，捣毁洋行、剿杀买办（洋货代理），连钟表、镜子、眼镜、煤油灯等都不能幸免。凡是洋人传来的东西，就是他们仇恨和毁灭的对象。他们见教堂就烧，见机器就砸，见洋人就砍，见洋货就毁。

　　在义和团运动盛行之时，民间有因不知“洋货”已被禁而仍用“洋火”(火柴)、“洋钉”而满门被斩者。壹次在壹户百姓家中搜出了壹根火柴，这家8口人全被杀光。壹群小学生被“义和团”拦住，不幸被搜出半枝铅笔，结果6名孩子当场丧命；甚至戴西洋眼睛、打洋伞、穿西服和蓄短发的中国人倾刻淹没在腥风血雨之中。十九世纪末中国的维新志士——中国最最宝贵的财富，竟被义和团的暴民屠杀壹空！这才是中国最大的损失！

　　对于那些敢于坚持国际公法和主持正义的官员，“义和团”则以“里通外国”的罪名，进行大肆搜捕和追剿，直至将其全家老幼屠戮净尽才心满意足。京城内人人自危，任何富室只要被加上个里通外国的罪名，立刻被抢掠壹空。匪徒们甚至冲进大内去搜索第壹名卖国贼光绪皇帝，全靠老佛爷出来戟指大骂作狮子吼，光绪才逃过大难。

　　然而德国公使和日本的壹个外交官员就没那么幸运，被暴民们在街上活活打死了。庄亲王载勋竟在北京街头张贴悬赏杀人告示：“杀壹洋人赏银五十两、洋妇四十两、洋孩三十两”。清廷官员则以“执法”的名义，对洋人大开杀戒。

　　时任山西巡抚的毓贤，壹次将44名外国传教士、17名中国教徒以及从寿阳押来的英国教师毕翰道壹家全部带到巡抚衙门西辕门前，在百姓的围观下逐壹杀害，教民们被杀后，枭首示众，剖心弃尸，备极残酷。在山西汾州府，美国传教士和他们幼小的儿女，被骗到府城外，被埋伏的中国士兵射杀；连带被杀的还有两个中国教徒和两个被雇的马车夫。

　　在山西太谷，壹位中国教徒吴安圆对暴徒说：“弟兄，让我上天堂吧！”语毕即遭毒手。壹姓王的女信徒，在义和团分子向其下毒手前说：“请妳等壹等”，便去洗脸并换了壹身干净衣服，才对暴徒说：“我不悔教，妳想怎样就怎样吧！”话毕便遭杀害，她的幼子亦遭杀。

　　那时，美国欧柏林大学在太谷的传教士们在生命危殆时，全都非常坚定，不后悔他们来华宣教的初衷。本来他们有少量自卫用的枪，至少可以杀死数名拳众，但他们并未使用，就勇敢就义。主要人物Dwight Howard C1app先生在他生命的末期写给在美亲友信上的壹句话“The blood of the martyrs is the seed of truth”（殉道者的鲜血是真理的种子）。表达了他对神与未来的坚定信念。欧柏林大学为了纪念在太谷殉道的校友，在校园中的广场建了壹座拱型纪念碑，上面就刻著这句遗言，抚今思昔，令人感动深思。

　　据事后统计，“山西教案”席卷全省79个州县，全省被杀教士191人，被杀教徒6060人，被毁教堂、医院225所，被烧拆房屋两万余间。全国被杀传教士有几千人，死难的中国籍基督教徒则高达50万人！！！

　　曾为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出过力的英国人李提摩曾认为，中国是他眼中非信教地区中最文明的壹个。但义和团运动使李提摩太大失所望，因此，他坚持要在太原开办壹所高等学府以使中国青年摆脱愚昧，在征得英美等国公使同意后，他用从山西罚得的50万两白银建立了山西大学堂（即后来的山西大学），他说，建大学的目的是“专门开导晋省人民知识，教育有用之学，使官绅庶子学习，不再受惑”。

　　1990年代，蛮不讲理的民族主义兴起。1998年大使馆被炸，死了几个共产党官吏举国上下痛斥美国，暴民们又壹次袭击美国大使馆，放火焚烧成都领事馆。而中国因人为事故害死了千百人却不知道似的。当人们只抗议外面的暴力，对内部的暴力却闭上眼睛的时候，这些人如果不是缺乏道义良知，就是中了什么邪；这些人贪生怕死、搞双重标准、浪得虚名。

　　传统观点认为游牧民族可以在武力上征服中原，但是汉族却可以用汉文化征服游牧民族，这是壹种大汉族主义观点。这种观点最大的错误是否定了最根本的非文化因素——华夏广阔的农田能够征服、软化武功强悍的游牧民族，农田的征服作用远远超过文化上的作用。

　　1840年鸦片战争，中国被打垮后，仍然坚信“中华文明天下第壹”，把西方侵略中国看作是“儿子打老子”来聊以自慰。

　　傲慢来自于对世界的无知，自信建立在与世隔绝之上。1844年中美签定《望厦条约》后，美国公使赠送给主持“夷务”的耆英几座炮的模型和壹些有关海陆军战术及防御工事的书，并婉言这对中国有用。却遭到耆英的谢绝，他表示大清已获和平保障。

　　1866年第壹个出使欧洲的官员斌椿在法国见到自行车，以为有“木牛流马之遗意”！

　　在1894年被日本打败后，中国终于承认自己的政治制度不如别人，才有了康梁变法。可见，没有暴力的打击，中国人永远弄不清世界的真象。

　　1900年中国在遭受列强瓜分的危难时刻，士大夫们竟然炮制出“西学东传”荒诞怪论！

　　到了民国，辜鸿铭留著著小辫子在北京大学教书。他说：“洋人不会因我们割掉辫子、穿上西服就尊敬我们”。汉人辜鸿铭已忘了汉人不留辫的历史，竟习惯了做亡国奴！他虽十分熟悉德国文化，但满脑子的是旧思想，他最崇拜的女人，居然是慈喜。

　　胡适在康乃尔大学求学时曾用英文写了《中国之婚俗》壹文，投给校刊发表，内容竟是为中国的包办婚姻辩护。胡适本身就是父母包办婚姻的受害者，但他的文章却洋洋洒洒论述父母包办“早婚”的四大好处，并批评西方的自由恋爱是不堪忍受的习俗。

　　曾非常崇拜西方的新潮诗人徐志摩来到美国后，在哥伦比亚大学写的题为《论中国妇女的地位》的硕士毕业论文，全篇是为封建社会中的中国女性地位辩护，说纳妾对妻子并不是侮辱，强调中国女人壹直和男人平等，并为丑陋的“缠足”辩解说，“西方妇女流行的束腰又比中国的缠足好多少？”

　　这些人为了掩饰自己的自卑心理，就不顾事实的阐发所谓的中华民族文化的优点。他们甚至为壹些糟粕和陋习辩解。

　　在中国，本土文化运动是以抵抗西方文化的入侵为目标的，哪谈得上引入西方文化。陈寅恪先生说：“以儒学三纲六纪为代表的中国文化已经具体化为社会制度；中国文化即使吸收外来文化也坚持固有框架，在吸收改造外来学说之后，即显现排外的本质；中国的制度文化已不可救疗”。

　　中国总是夸大自己的成绩，抹杀外国的成绩。我们津津乐道的唐朝伟大与开放，说有很多外国人来中国做官。这不过是少见多怪而已，其它地区的开放普遍得很。例如罗马帝国时期，甚至有好几个皇帝[罗马皇帝并非国家主人而是第壹公仆，是元老院代表人民选出的行政代表]是阿拉伯人、肺尼基人、日尔曼人等外族人，而且是依照正常程序继承的皇位。

　　李慎之等人揭露了“1988年初聚会巴黎的70多位诺贝尔奖得主在发表的宣言中说，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过头去汲取2500年前孔子的智慧”是个弥天大谎。实际情况是：会议主持人、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伊利·韦塞尔倒是提到了老子，他在开幕讲话中说，“如今的学者借助先进的通讯手段可以身处异地而参加同壹些讨论，啊，要是设想壹个有杰里迈亚、毕达哥拉斯、老子和琐罗亚斯德——还不要漏掉释迦牟尼参加的讨论会，该多么有趣！”就这么简单的幽默居然引出了壹个“孔夫子救世界”的学界笑话。

　　在今天的中学数学课本里，看看被我们更名为“勾股定理”的毕达哥拉斯定理吧。改名的理由在于古文献《周髀算经》里，记述了西周时期壹个叫商高的人，在回答周公的问话中提到：“故折矩以为勾广三、股修四、经偶五”，即“勾三股四弦五”。据此便武断地咬定：商高早于毕达哥拉斯六百多年，就发现了“直角三角形两直角边的平方和等于斜边的平方”这壹普遍规律，并将毕氏定理更名为“勾股定理”。

　　科学常识告诉我们：所谓定理，是指人们对自然和社会现象的规律性的认识，而不是某壹特例的偶然发现。所谓“勾三股四弦五”，不过是毕达哥拉斯定理中的壹个特例，特例以外还有无穷个直角三角形，不能用“勾三股四弦五”来求解。而毕达哥拉斯和他的学生们，不但发现了直角三角形三边长度关系的普遍规律，而且完成了对这壹规律的几何和逻辑的证明。与商高发现的特例相比，是霄壤相别的，根本不能相提并论。而我们却据此将毕氏定理改名为“勾股定理”，并壹直沿用至今。这真是壹个滑天下之大稽的“壮举”。

　　有人若说美国人发明了计算机，为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有人反驳说：这算啥！我们的老祖宗在周代就发明了筹算，这不是计算机的雏形嘛？《周易》里面的推算八卦，不就是用壹长壹短的线条组合变化，来表示各种不同的意义嘛？二进制只是它的壹条支脉呢。又据某时某地的考古发掘，还发现了壹只“陶制鼠标”呢，不信请看某日某报！

　　有人若说中国的农业落后、农民困苦，比之西方各国差距很大，特别是以色列在沙漠戈壁滩上建成了世界上最高效的农业，令世人惊叹，中国应为此感到羞愧。此时又可从我们的课本中抽出某章某节来反驳：这算啥！我们以世界17%的耕地，养活了世界20%的人口。妳能说成绩不伟大？这不是恶意诬蔑是什么？

　　中国地大物博资源丰富，而日本的自然资源却极其贫乏；中国的人口虽多，但人口密度却小于日本（中国为每平方公里130人而日本每平方公里330人）；1840年以来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投资也远大于对日本的投资。可1950年，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仅为我们的80%，但现在我们的GNP仅仅为日本的1/6，2002年，日本的恩格尔系数是22.3%，而中国目前城市为37.1%，农村为45.6%；也就是说，中国人目前生活支出主要是忙乎吃，日本却将主要支出花在食物之外的其它方面，中国是生存消费，日本是发展消费；……中国赶不上日本显然是中国人本身的原因所致。

　　中国的阿Ｑ政府总是宣扬外国的丑恶，隐瞒自己的丑恶。专门热衷于挑剔他国的缺点而暗示自己伟大的民族是幼稚的，也不可能有进步。当指责他国缺点时，多数中国人有壹种幸灾乐祸的快感。我们民族夜郎自大、好大喜功、巴不得壹步登天当上全球老大的躁狂心态，使得“先进者”决定以“走俄国人的路”来建立“世界上最先进的制度”，后来又驱使全民“超英赶美”，以“全人类解放者”的身份干尽人间的丑恶。壹个民族只要干出“大跃进”和“文革”这两件事中的任何壹件，该民族就能进入“耻辱吉斯尼大全”而永垂青史。中国政府不断培育自豪感，结果是看不清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在中国文化中，无不弥漫著这种害国主义的毒素。“多有这种‘合群爱国的自大’的国民，真是可哀，真是不幸！”

　　这种唯我独尊的心理至今还在延续。目前美国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的命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与美国的关系。但中国竟没有“美国学”。惟我独尊注定了中国文化僵化、停滞、解体的命运。中华民族的长期苦难也就与这种民族精神同其久长了。

　　壹些人内心里还做著天朝上国的梦，他们说的无非是“中国人是世界最优秀的种族”之类的法西斯口号，打心眼里从来看不起任何外国，最自大的就是这些蛮不讲理的“爱国贼”。

　　当我们批评中国的罪恶时，爱国贼们说，外国也有这样的罪恶。这种辩护的逻辑简直令人发指！难道外国有罪恶，我们这里就应该有罪恶？

　　这种蛮不讲理的爱国主义实际上害国主义，使我们民族失去了自我反省自我更新的能力，甚至滑向了卖国主义。这些人无限热爱政府领袖，而领袖恰恰是有资格的卖国者，他们自然就成了卖国主义、专制主义的帮凶。

　　这些被传统文化毒害过深的民族主义者已经沦为彻底的文化中心主义者和法西斯主义者。由于中国人拒绝承认自己的缺点错误，缺乏对自身问题进行深刻探讨和反醒，使中国人无法从以往的失败中吸取到真正的经验教训。

　　壹个背离上帝不讲是非的民族

　　壹个邪恶的吃人民族

　　壹个越到后来就越专制的民族

　　壹个越到后来就越被外族征服的民族

　　壹个不依赖西方民主思想就无法推翻满清的民族壹个依靠苏联的极权主义颠覆了民主共和的民族壹个自高自大的拒绝学习外族的阿Q民族

　　妳的希望在哪里？妳的未来在哪里？

　　壹个吃人的越来越专制的民族

　　有什么道义资格批判越来越自由的西方文化

　　整天骂外国，只会导致民族的自我毁灭

　　只有真心诚意的忏悔，我们的民族才有希望。

　　我们对祖宗的错不能文过饰非甚至把它吹成鲜花，这只会越来越错。无原则瞎吹捧专制的祖宗对广大的人民是犯罪；这是在愚弄人民，只对当官的有利。

　　祖宗的错就是我们的错，我们有义不容辞的责任来批判、来反省、来改正，通过制度建设、民间组织建设、道德建设来避免再犯类似的错。

　　文化不只是自己的才好，别人的如果比自己的更好，为什么不可以学？以人类文明的普遍原则来批判东方民族的野蛮“文化”，实乃替天行道。

　　壹个不愿意把别国的优点当作镜子来对照的民族是没有任何希望的。壹个拒绝批评、不敢正视自己缺点的人，是壹个毫无希望的人；壹个拒绝批评、不敢正视自己缺点的民族，是壹个毫无希望的民族。壹个不愿意听反面意见的民族是不能进步的。

　　十六世纪三名葡萄牙人从澳门乘船去暹罗，途中遭遇风暴，被吹到日本九州岛岛的种子岛。他们携带的鸟枪立即被种子岛岛主时尧所接受，很快便仿效制造出大批洋枪，从九州岛岛逐渐向全国普及。大量生产的结果对作战方式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不仅各国大名均组成步兵火枪队，而且城堡的建筑方式也发生变化，即出现了带有高墙、深壕、射击孔的巨大城堡。

　　1549年天主教耶酥会传教士沙忽略（Frasisco.Xavier, 1506-1552）来到鹿儿岛，到山口传教，为西方宗教到日本之始。为了便宜行事，传教士们首先与当地人大名往来，取得信任。而大名们为确保贸易的丰厚利润，也乐于同西方传教士交往。伴随天主教迅速扩散而来的西方历法、文字以及书籍、绘画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更强化了“西洋”在日本人心中的地位。壹时间，西方宗教在日本以惊人的速度传播开来。

　　到了16世纪80年代以后，天主教在日本已拥有15万信徒和200多所教堂，在传教士的建议下，1582年日本四少年曾赴欧洲参见罗马教皇。

　　丰臣秀吉统壹后，曾采取过保护天主教权益的政策。可是西方宗教教义中的原罪意识、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壹夫壹妻等思想观念，不仅与幕府赖以维系思想统治的佛教、神道教发生冲突，还削弱了幕府的统治的政治基础。像大村纯忠把自己的领地奉献给长崎教会，迫使领地内百姓改信天主教，更令秀吉对西方势力有所警觉。1587年丰臣秀吉改弦更张，宣布了《禁教令》，开始逮捕传教士和部分信徒。1596年秀吉逮捕了6名传教士和3名修道士，以及17名日本信徒，在长崎以残酷的磔刑（撕裂肢体）将26人全部处死。

　　德川家康重新统壹后，德川幕府最初对西方宗教采取了较为宽容的态度，传教士在西南部再度活跃起来。1605年日本天主教信徒上万人，并按照教会组织形成联络体系。当德川家康意识到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势必冲击东方封建专制统治的正统意识形态，于是，转而实行取缔西方宗教的政策。1612年德川家康致函西班牙总督，要求停止传教活动。并明令天领（幕府在各地的领地）内实行禁教，凡旗本、家臣及居住江户的大名妻室当中有天主教嫌疑者，壹律强迫改变信仰。拒不放弃洋教者，削去官位，逐出城外。

　　1621年德川幕府向全国发布了第壹道禁教令。1622年10月，幕府在京都将53名教徒处以火刑；1623年9月，又在长崎将555名教徒分别以火刑和磔刑处死。

　　1624年后，德川幕府屡次向长崎地方官下达“锁国令”：1633年取消朱印船贸易，禁止持有幕府奉书的船舶出海；1634年建造限制葡萄牙商人活动的人工岛屿“出岛”；1635年全面实行海禁，违者格杀勿论。

　　为了有效鉴别出潜藏的天主教信徒，禁教官吏“发明”了名为“踏绘”的方法，将带有圣母玛利亚和耶酥浮雕的铁板放置地面，命令百姓逐个从圣像上走过，以便甑别出信仰洋教与否，果真有不少信徒因拒绝践踏圣像被逮捕。为了强迫信徒皈依神道、佛教，酷吏们使用了骇人听闻的刑罚折磨信徒。对于坚持天主教信仰的男女信徒，分别采用火烧、冻馁、半身掩埋、裸体倒吊并在颜面烫烙十字架等酷刑，直到用锯锯断头颅或以荆棘捆绑焚烧的极刑。

　　幕府的禁教政策和残酷的迫害引起了下层百姓的极大愤懑。1637年，岛原、天草农民不堪忍受苛政，揭竿而起，爆发了直指幕府统治的武装起义。17世纪初，有壹个叫马可斯的神甫被幕府驱逐出境时留下预言：将来必出现壹位具有神圣禀赋、通晓教义的16岁的童男，代表上帝来拯救万民。这壹预言在信徒中留下了深刻印象。起义者推举年仅16岁的天草四郎为“总大将”,把3000多信徒集结到岛原城中。惊恐万状的幕府调集大批军队镇压，却迟迟不能攻克。起义者环绕在灵异少年周围，坚持两个多月，弹尽粮绝，全部战死。

　　此后，幕府惧怕民众继续利用宗教旗帜再度团结起来，进壹步地闭关锁国。1639年7月，下达了最后壹道锁国令，把葡萄牙、西班牙、英国等天主教国家的贸易对手全部赶走，彻底禁绝了天主教在日本的传播。在禁教过程里，幕府陆续关闭了沿海口岸，仅在长崎壹地的“唐人屋”与孤悬海上的出岛的“荷兰商馆”（有幕府武士把守的壹条栈桥同长崎口岸连接），保留了对中国和荷兰的限量贸易，以解决国内对生丝、香料等贵重物品的急需。

　　当幕府将军对天草起义军民固守的岛原城久攻不下，荷兰殖民者不惜以炮击城墙，屠杀起义军民来取悦日本统治者，终于保住了自己在出岛荷兰商馆的贸易地位。

　　锁国以后，荷兰人再三表明只从事贸易活动，决不传教，为此还“避免在公开场合祈祷和唱赞美诗，并卸除了基督教的壹切外部标记”。这些人，全被限制在长崎港外的壹个小小的人工岛上，与日本老百姓隔离。幕府也就是通过这壹严格控制的孔道，从西方获得必要的信息、技术、和物资。当时的西学，就叫兰学。比起中国来，日本人了解西方条件差多了。

　　这个连接日本与西方文明的小小窗口，在18世纪中期以后竟成为“兰学”传播的基地，及至幕府末年，兰学已经“如滴油入水，布满全池”，为明治维新推翻幕府封建统治提供了必要的精神准备。这也是当年封建幕府的决策者们始料不及的。

　　19世纪中叶，俄罗斯的东正教传入，西方宗教在销声匿迹200年后再度出现在日本。1865年天主教也重新登陆，而后基督教（新教）也出现在日本。

　　1853年佩里率美国率四艘军舰长驱直入江户湾时，日本毫无抵抗能力。1854年2月，培理再次率七艘军舰到达日本，并与日本签订了《日美亲善条约》，正式敲开了日本锁国（1639-1854）的大门。中国其实在1793年马戛尔尼使华时就可以和平方式摆脱闭关锁国状态，与中国那种被虐狂式的近代史叙述方式大异其趣的是，日本人十分感激美国人佩里促使日本摆脱闭关锁国的状态，并为佩里建立了铜像。

　　1858年6月双方签定《日美修好通商条约》。该条约导致了黄金外流，物价飞长，人民贫困化，城市贫民暴动。德川幕府惊慌失措，破例向天皇报告事态，并向各地大名征求意见，结果却为天皇、公卿贵族以及强藩大名参政开辟了道路。在强藩的策动下，天皇拒绝批准签定《日美修好通商条约》，但幕府大老井伊直弼采取强硬态度，在没有天皇批准的情况下擅自签定了上述条约，并对反对派进行残酷镇压。有关大名被禁闭，长州藩士吉田松阴等人被处死，其它遭受迫害者多达近百人，史称“安政大狱”。

　　1862年9月，萨摩藩武士在神奈川县生麦村因道路纠纷而杀死英国商人，第二年7月英国七艘军舰炮击萨摩藩的鹿儿岛，摧毁了炮台，并焚烧了市区，萨摩藩被迫接受“赔偿”、“惩凶”等屈辱条件；1863年6月，长州藩炮击通过下关海峡的外国商船和军舰，并封锁下关海峡。1864年9月，英、美、法、荷四国联合舰队进攻下关，并攻陷了所有炮台，长州藩被迫求和。“萨英战争”和“下关战争”使主张尊王攘夷的下级武士意识到，在与外国武力相差悬殊的状况下进行攘夷是轻率的，抵御西方势力入侵，保障国家安全，只能打倒传统的幕府，建立壹个强有力的、统壹的近代民族国家。

　　西南两大强藩在1866年3月签定密约，商定两藩结成讨幕军事同盟。

　　1867年1月30日顽固的锁国攘夷论者孝明天皇去世，15岁的明治天皇（1852-1912）继位。皇室公卿立即与西南诸藩策划武装讨幕。1868年（戊辰年）1月3日，天皇发布《王政复古大号令》，废除幕府，令其交权。幕府末代将军德川庆喜宣布该天皇令为非法，并立即率兵从大坂向京都进军。以萨摩藩和长州藩为主力的新政府军与幕府军在京都附近的鸟羽、伏见地区激战三天，结果数量占优势的幕府军被打败，德川庆喜从海路退奔江户。新政府军尾随而来，幕府知道大势已去，于是献城投降。1868年11月，东北地区的叛乱被评定。幕府海军将领夏本武扬率八艘军舰和幕府残兵逃至北海道，于1869年1月建立“虾夷共和国”；同年6月，在新政府军的进攻下，夏本武扬投降。“戊辰战争”结束。

　　1868年4月天皇发布《五条誓文》：(1)、广开言论、扩大会议，是非决于公论。(2)、上下壹心壹德，奋起为国。(3)、所有文官、武士、平民，均应抱此决心，矢志不渝。(4)、革除旧有之陋习，守天地之公道。(5)、吸收世界的智识，振兴伟大的皇基。

　　1876年元老院起草的宪法由议长呈现给天皇，世称元老院宪法，其基本精神取自于英国宪法。此宪法遭到伊藤博文为首的政府的反对，天皇故命伊藤博文率人赴欧洲考察宪政制度，伊藤博文归国后开始起草宪法，1888年完成，并秘密呈奉明治天皇钦定，并邀集国家元勋及学者，在天皇亲临下开会审议宪法草案。1889年颁布大日本宪法即明治宪法。宪法规定：不得随意逮捕公民，财产权受到保护，公民享有宗教、言论和结社的自由；规定了三权分立的政治体系。1890年实行普选制，中日两国近代化迥异的制度文化背景差异是：

　　日本有封建制度，中国没有。在封建制度下，权力分散并受到有力的制约。不但天皇和幕府之间有矛盾，地方各藩和幕府之间有矛盾，而且哪壹方的举措不对，其它方面有力量制约和纠正，不是壹权独大。

　　日本有兰学，中国没有。日本在江户时代由国学派、水户派倡导的国学运动，旨在摈除儒、佛外来文化的渗透。随后，兰学大盛，许多日本中心主义的国学家同时也是兰学家，对西方充满敬意。他们还对被禁的基督教充满了热情，偷偷地弄到中译的传教士的著作，甚至借用利玛窦关于基督教优于儒教的理论，来论证他所鼓吹的神道优于儒教的学说，并公开主张日本要向各种文化广泛学习。日本的国学派逐渐建立了壹种文化精神：我们是日出之国，是世界的中心，所以世界的学术文化都涌向日本。中国则只知道固守自己的传统，难以包容天下的学问，所以是文化的边缘。

　　正因为如此，面临西方的挑战，日本比中国有准备得多。1854年佩里送给日本人壹些体现西方成就的礼物，如火车模型等，意在吓唬壹下日本人。但美国人发现，日本人拿到这些礼物后，如获至宝，并不断提问，显示他们对这些新技术早从书上读到，而且研究过。

　　福泽谕吉说，日本人从第壹次看到蒸汽机船后，只用7年就掌握了驾驶技术，并独立远航跨越太平洋。1860年福泽谕吉到美国惊奇地发现美国居然有“女尊男卑”的现象；美国总统的子女居然和普通人民壹样生活。他觉得社会文化给了他巨大震撼，但工业技术和科学方面，并没有什么超出他的想象，因为他来之前作了家庭作业，对这些内容了如指掌。

　　日本的兰学大师成了明治政府的主要灵魂人物与指导大师。中国当时的领导与知识阶层，很少人懂外语，对世界文明亦不感兴趣，没有培养人才的完整计划，更不想追究西方船坚炮利背后的原因。

　　日本有壹半的政府官员曾赴洋考察与留学。1871年明治政府派遣使节团，伊藤博文用英文在旧金山作演说：“本国的政府与人民最热切希望的，就是与各先进国壹样，达到文明的最高点。为达到这个目的，我们打算在海陆军与学术教育上采用西方的各项制度”。世界上从没有第二个国家，在政府刚成立后的四个月，在政务还未上轨道时，便派遣“半个政府”花如此长的时间，考察如此多的国家。所有赴西洋考察的官员，返国后均居要职。

　　中国大部分政府官员对外壹无所知。由于当时中国领导阶层的无知、守旧和落伍，以及对新思想的抵制，致使中国近代史上的自强运动与光绪维新相继失败，甚至发生震惊世界的义和团事件。中国近代史上，由于主政者的无知与无能，造成国家被侵略与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之数量，超过人类史上任何壹个国家。

　　中国有科举制度。科举制给中国的知识阶层构建了壹条比较公平的上升管道；科举的考试科目太偏窄，只考儒学和文学；限制了人的认知范围，让他们戴上难以冲破的紧箍咒。这是为害千年的排斥外来思想的基石，多少中国青少年的黄金岁月都虚耗在四书五经上了！完全没有科学技术发展的空间。中国的医学不但没有发扬，反倒有好多失传了。16世纪末耶稣会利玛窦教士来华传教时，已将西洋学术介绍给徐光启、李之藻等知识分子，奈何中国知识分子壹心向往科举考试及升官发财，对非科举的知识漠不关心。很多对政治、经济、军事、科学等知识全然不懂的人也能作官；因而造成中国在科学方面比欧洲落后很多。

　　严复曾于1877至1879留学英国海军学校，成绩比同学伊藤博文优异，回国后得不到重用，只能沦落到坊间翻译书籍过活，严复又分别于33、36、37岁时，参加了三次乡试，企图借科举登上中国政治舞台，以便实现自己的理想，可惜壹切均告落空。伊藤博文回日本后当了总理。他意识到，如果没有组织和公众的支持，单纯写在书面上的政体与议会是不可能运转的。于是他1898年辞去官职，创建了新政党，促进了日本现代政治生活的形成。

　　日本没有科举，因此学术发展较开放，不受任何限制，知识分子可研究儒学、国学或兰学。可见，壹个国家的教育制度与思想，将直接影响到国家的兴衰存亡。

　　1889年日本政府改革了教育制度，模仿西方在全国开办小、中、大学和各类专校，让各阶层子民都有机会学习先进的西方知识。1900年实行免费初等教育。

　　1890年日本发布《教育敕语》要求:“我臣民克忠克孝，亿兆壹心”，“辅佐天壤无穷之皇室，为朕之忠良臣民”。它用以教育青少年的所谓“东洋道德”就是儒家道德。日本人盲目追随军阀侵略，就是这些愚昧价值观念的恶果。

　　日本统治阶级具有国家使命感，中国统治阶级没有国家使命感。中日两国的社会结构均有士、农、工、商四个阶层。日本的“士”是武士，武士由于长年征战，形成了勇猛坚毅的性格，在日本社会中代表著最完美的人格。武士的任务是尊王、统治及打仗，他们有非常强烈的国家使命感，为了国家可以牺牲个人，因此明治政府才能顺利地“王政复古”及“废除幕府”。中国的“仕”是文士，文士的任务是读书、升官、发财，他们只会读四书五经及全心追求科举功名，不懂得如何打仗及捍卫国家，他们认为打仗是军队的事。

　　日本天皇比中国皇帝廉洁得多。慈喜太后修建颐和园，用了将近3000万两，挪用了德国给清政府海军的贷款。光绪皇帝大婚用掉500万两。1888年海军衙门和北洋舰队正式成立后就不买军舰了。而日本海军在1888年之后接连造了壹批先进的军舰，他们的速度比中国的更快，火力更强。这只能用制度上的因素来解释了。

　　日本人民的危机警觉性强，中国人的危机警觉性不强。中国发生鸦片战争后，中国人仍没有检讨失败的教训，国家依然腐败；日本在中国发生鸦片战争时，举国震憾及热烈讨论，例如佐久间象山致友人信中说：“关于清国与英国之战争，事态严重，这个太古圣人以来的礼乐之邦，被欧洲人蹂躏，真令人难过。”这是日本知识分子危机意识的体现。

　　神道是日本民族文化的根源。日本人认为，日本乃是天神所生之国，大和民族是神选定的民族，天照大神（太阳女神）为众神的中心。天照大神命她的孙子琼琼杵尊统治日本，琼琼杵尊就是天皇的祖先。日本的神道信仰表现在遍布日本全国的7万多座神社上（截止1985年，日本全国神社共有79161座），更表现在日本皇室的万世壹系上。从公元前660年第壹位天皇－－神武天皇（琼琼杵尊的重孙）始，直到今天，日本的天皇是壹脉相承的。

　　日本天皇的权威不是建立在武力基础上的，而是建立在神道信仰的基础上的，因此，在12世纪－19世纪近700年幕府掌握实际军政大权的时间里，天皇仍是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在日本，天皇的地位始终是稳固的，无可争议的。

　　1923年，壹位名叫难波大助的青年狙击裕仁天皇，事件发生后，政府内阁全体辞职，从警视总监到警备道路的警官等壹连串的“责任者”全被免职，犯人的父亲随即辞去众议院议员之职，在门前扎起栅栏，从此闭门不出。大助的家乡，全村废止了正月的贺典，陷入悲哀之中。大助毕业的小学学校的校长及班主任也因大助曾经是他们的学生而引咎辞职。

　　大震灾时，为从火中抢出天皇的肖像，竟使许多学校的校长丧命。

　　神道在日本具体的、集中的体现就是武士道，武士道是日本人的中心价值观。“专注于死”是武士道的根本特征。武士道就意味著死的坚决意志。日本武士对中国人的委曲求全，则是嗤之以鼻。日本人蜀山人看到韩信钻胯之图时，狂歌壹首：宁斩挡道人，不能钻胯下，这是大和魂！中国是中国，日本是日本，勿要只捡了中国的纸屑，忘掉了日本刀！

　　战争时期，武士道使日本人成为最勇猛、最令人可畏的士兵；在二战时，日本神风敢死队的士兵在明知失败的情况下还发动自杀式冲锋，去为天皇战死，当天皇诏书投降时，却立刻统统放下武器……。

　　在和平时期，武士道的拼命三郎精神使日本人创造出了世界瞩目的经济奇迹。

　　自古以来，日本便向大陆学习，现在日本引以为豪的国粹——漆器、茶道、禅宗等等，源于中土，发扬于扶桑。日本学习也是有取舍的。周作人曾惊叹：日本摹仿中国文化，却能唐朝不取太监、宋朝不取缠足、明朝不取八股、清朝不取鸦片。

　　日本没有采用宦官制。因为：（1）日本不象中国严厉地强调血统，（2）天皇后宫的后妃不多，好监视。奈良时代规定除皇后外，还有妃二人，夫人三人，嫔四人。进入平安时代后，“更衣”、“女御”取代妃、夫人、嫔等。到昭和天皇时皇室已实行壹夫壹妻制。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学习西方法治思想，加以学习科学技术，发展到现在的世界第二经济强国，三权分立学说居功甚伟。德国首相俾斯曼在看清朝中国留学生和日本留学生学习时，看到中国学的是科学技术，日本更重视政治与法律，就断言 “中国和日本竞争，日本必胜，中国必败”。果然甲午海战壹场，中国割地赔款，丧权辱国。原因是无论多么先进的科学技术，在腐败的政治条件下，根本就无法发挥作用！

　　“和魂洋才”则是为了大和民族，彻底地向西方学习，不但学习其技术思想，而且还学习其制度，通过虚心地学习别人，以达到超越别人的目的。日本学西方学的都是精髓，德国的司法制度、英国的议会制度、法国的警察制度、俄罗斯的音乐思想。

　　福泽谕吉（1834－1901）是日本明治维新时期最有影响和代表性的启蒙思想家，是向日本民族传播近代西方思想的先驱者。

　　福泽谕吉1834年出生在壹个下层武士家庭，其父对汉学有很深的造诣，谕吉本人早年通读《左传》11遍。福泽从小受到儒家典籍训练，他从小就善于动手制作和改善器物，使用工具，他从不耻于做学士文人通常认为低贱的杂事和体力活，这和四体不勤的中国儒生完全不同。多数中国知识分子壹方面缺少对具体事务、工具的兴趣，壹方面又缺少真正的终极价值追求，热衷于追求介于二者之间的权势和家族荣耀。

　　福泽谕吉19岁开始学兰学，24岁改学英学。1860年福泽谕吉25岁随幕府使节赴美，到美国惊奇地发现美国居然有“女尊男卑”的现象；美国总统的子女居然和普通人壹样生活。美国社会文化给了他巨大震撼，但工业技术和科学方面，并没有什么超出他的想象，因为他来之前作了家庭作业，对这些内容了如指掌。

　　他27岁再随幕府使节赴欧，32岁又随幕府使节团赴美，这三次出国使他亲自体验欧美文明。在随同日本政府考察欧美的时候，福泽将研究重点放在日常生活细节和管理制度上。福氏于1866至1870年间，出版了三卷《西洋情事》，在日本首次介绍西洋文明（如西方政治、经济和文化），造成日本巨大轰动。

　　1872至1876年间出版17卷的《劝学篇》，又造成了全国轰动，成为风靡壹时的畅销书。书中讨论“人与人平等”、“国与国平等”、“尊重国法”、“国民责任”、“论怀疑精神”、“论思想和行动壹致”、“论诚信”……等新思想。1874年，他的《文明论之概略》系统地反映了1870年代日本思想界在“文明开化”口号下的整个学术思想气候和世界观。他极力批判日本传统文明，主张全力引进西洋文明，使日本早日成为文明国家。

　　福泽秉持著知识分子纯粹的非功利的欲望。他拒绝任何官方职务，壹直以报人和教育家的身份出现。他坚持认为壹个学者应该独立地从事研究而不是效命于政府。他在政治上保持中立，在日本新旧政权转换时期，他既不尊崇德川幕府，又不特别亲近新的维新政权。

　　福泽说：“我不急于证明我的原则是放之四海皆准的，如果证明有效，很好；如果无效，那就很不幸。我无意对我在遥远的将来可能产生的结果负责。”正是平和的心态使得福泽壹生都在平静和自我满足中坚定地进行启蒙工作。福泽宣称，他决心坚持自己，如果因为理想而变得贫困，那就在贫穷中生活，如果因此而变得富有，那就把钱随心所欲地花掉。他还宣称他只按自己的原则做事，其余则笑骂由人，自己不喜不悲。

　　福泽的论述的主要是关于文明型态的问题，宏观介绍西方文明和日本的目标和发展原则。 他在日本思想史上的重要贡献就是为处于历史转折关头的日本指出了新的方向。他不象康有为那样设想壹个乌托邦大同社会，也不对很多社会政治问题频频发表意见。康梁反对自由婚姻等，很快就成为保守过时的象征。福泽的思想更具有连惯性和超越性。

　　福泽谕吉在明治维新前就创办了庆应义塾，这所学校不再传授汉学经典，主要教授英语和商科，培养实用人才，许多毕业生被三菱公司聘用，为日本现代化起了极大作用。

　　福泽承认，在漫长的幕府时代，儒家文化对日本摆脱蒙昧和迷信，提升日本的文明水准起了重要作用，但站在西方文明的背景下，福泽又对儒家文化持壹种严厉的批判态度。

　　福泽的回忆录中专门提到对中国士大夫的看法，他最不喜欢的就是中国文人的虚伪。“他们宣讲四德：忠、孝、仁、义，然而壹旦危机来临，就变成了胆小鬼。他们中有的人过著荒淫的生活，酗酒、作诗、热衷于书法”。福泽不作诗，也不钻研书法。

　　他坚持认为：日本人的虚假落后的壹面正是中国文化影响的结果。日本要实现以西方为标准的现代化，就必须摆脱儒家文明，学习西方文明。他本人的责任正在于挺身而出，肃清儒家文化对于日本现代化的束缚，传播西方现代文明，从根本上改革日本人民的精神。

　　他认为，现代化的根本动力不在于获取先进的技术，而在于改变政治形态，使全体人民获得精神和思想上的解放。把人从传统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主要意味著两点：

　　壹是人心的解放，即人的“智德”的进步。这“智德”的进步，实际上便是文明开化。他在《自传》中写道：“将东洋的儒教主义和西洋的文明主义比较壹下来看，东洋缺乏的东西有二，在有形的方面是数理学，在无形的方面是独立心”。“智”就是指“数理学”，“德”则是指“独立心”，这两点构成西方文明的本质——科学理性和人道主义。

　　二是人欲的解放，以人欲的扩张为文明发展的动力。他说：“只有人欲才是文明开化的元素，其欲愈多，心之动亦愈多；其欲愈大，其志亦愈大。”这种人欲就是浮士德式的不断追求的精神，不可遏止的生命意志的冲动。人心和人欲都获得解放，谓之“壹身独立”，“壹身独立”是“壹国独立”的必要前提；大学教育应让人有独立精神，独立是不能靠政府命令得到的。在公私关系上，他强调了“私益是公益的基础”，这就把国家主义的理想放在了个人主义的基础上。

　　他尖锐地批判孔孟思想的局限性，指出孔子的全部政治哲学就是“事君”。他说：三纲五常的关系模式只在特定条件下偶然形成，并不是人性中固有的和普世的；儒家的体制是个宗法家族体制，只会造成裙带政治，没有制衡体系，结果就是专制。孔子完全为他的时代和社会经验局限，结果他的学说虽然代代相传，但永远只能基于治与被治的固定模式上，并非是放之四海的真理；壹旦文明发展，将不可避免地失效，而人类知识的进步其实是独立于儒学而发展的。儒生除了死读书、做官，退休后发牢骚外壹无所成。如果不接受西方的自由民主的价值观，那么把中国导向文明开化是壹场空话。他不赞成“中学”“西学”的提法，认为妳中国人学到手了就成了妳中国的学，何必计较是谁的学呢。

　　福泽在1870年代对儒家文化文化的鲜明批判直到1910年代才由胡适和陈独秀在中国进行。正是在对待儒家的态度上，可以找出中国实现现代化的真正障碍。日本的现代化改革壹开始就对儒教进行了全面清算，最终落脚于对西方价值观的全面认同，而中国的改革却始于对传统的拼死捍卫，经历了壹个从技术变革（洋务运动）、制度改良（戊戌变法）、政治革命（辛亥革命）到文化批判（新文化运动）的不断试验、失望、再试验的深入过程，才艰难地走到挑战儒学的道路上，思想革命不幸落在所有改革的最后面。

　　福泽将人类社会的发展阶段，分为野蛮社会、半开化社会、文明社会三个阶段。他明确指出欧洲和美国是最高阶的文明，中国、日本、土耳其并列算是半开化国家，而非洲和澳洲土著为不开化民族。欧洲文明是日本的前进方向。对于有著巨大文化优越感的中国人来说，要承认自己是“半开化民族”是不可能的。

　　由于文明阶段论，福泽首先从理智上认为先进文明征服落后文明是壹件自然而然的事。这样，他对于日本被西方控制的并没有太强烈的屈辱情绪，也不认为排外是解决民族独立问题的方式。他早已超越了对日本文化本体的顽固坚持，也不热衷于东西文化之争和反对帝国主义的话语。福泽关注的是，如何调动日本国内的积极然而非暴力的力量来争取独立，例如，宗教或许可以成为壹种凝聚力量；政府如果鼓励工商业发展，国内就可以实现富强。

　　福泽坚决反对不负责任的排外思潮和行为。他认为，日本的目标是实现国家独立，但实现国家独立的唯壹途径就是全民族达到现代文明。福泽指明日本既要独立又要走向现代文明的方向，并指明二者是不可分隔的整体。他没有象后来的中国知识分子壹样，把启蒙（追求文明）和“救亡”人为地分割开来，并最终以“救亡”为名牺牲对民主文明的追求。

　　福泽以理性的态度指出，我们固然不满意西方文明目前所达到的水准，但如果拒绝它的话，还能找到其它的标准吗？文明是动态发展的，即便西方也只能说是达到了人类智慧当前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针对伴随西方文明而来的傲慢和残酷的征服，福泽认为傲慢和残酷不过是富强的副产品，最终可以通过人类理性来克服。

　　在中国，不论是康有为、梁启超还是李大钊，都没有将西方文明发展中出现的负面问题如贫困和剥削、殖民主义看成是人类文明可能面临的共同问题，而是无壹例外地看成西方文明特有的罪恶。很多中国思想家都从道德主义和完美主义的角度出发，在中国的资本主义文明远未充分发展的时候，就急于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提出道义上的批判，大喊西方物质文明破产，幻想中国可以以某种途径壹举超越这些弊病。

　　福泽认为，文明虽然是人类的唯壹目标，但其路径可以是多元化的，因此具体到政治制度的选择上，福泽的原则是必须保障民权和社会相对于国家的独立和制衡，而对具体的政体形式，他并没有明确的主张。他说，“假如有利于国家的文明，政府的形式可以是君主的，也可以是共和的。美国的民主政府比中国的君主制更好，但墨西哥的共和制却比不上英国的君主制”。福泽认为民主价值观是西方人民几百年来不断斗争来的。他主张实施议会制度、实行普及教育、重视妇女权利和文字改革。

　　他于1899年初版的《自传》中认为，中国要走向文明，必须推翻清政府，否则，再来壹佰个李鸿章也无济于事，这预言了孙中山领导的共和革命在中国的环境下的合理性。

　　福泽壹针见血地指出：“中国人应当知道究竟是政府为人民存在还是人民为政府存在”。而正是这个根本问题困扰了中国人几千年之久，似乎至今也没有得到清晰的回答。

　　福泽在《脱亚论》壹文中写道：“日本国虽在亚细亚之东，但国民之精神已脱亚细亚之固陋，移至西洋文明”。日本经由明治维新，已脱离半开化社会，逐渐接近文明社会。他的思想使促使了日本举国上下同心学习西洋文明，让日本人放弃了“东洋道德，西洋技术”的错误观点，使日本走上了学习西方国家的道路。

　　脱亚论者声称中国日本朝鲜等东亚国家是未开化的野蛮国家，日本人和这些野蛮人在壹起就会“近墨者黑”，就难免染上东亚人的坏毛病。日本要专心和欧洲的“好朋友”交往，把日本人改造成像黄皮白心的香蕉那样、具有白种人灵魂的黄种人。

　　1875年清政府邀日本和中国联合起来抗击西方列强，被日本拒绝。1893年日本对日本人传统上的排外、无知、自我陶醉、偏执等“岛国根性”进行了尖刻的自我批判和自我反省。

　　日本在二十世纪初就步入了世界最先进国家的行列。现在的中国却仍然处在现代化转型的漫长过程中，对西方文明仍然欲迎还拒。在坚持独立的个人主义立场方面，福泽喻吉在壹百多年前已经做到的，中国知识分子直到现在依然没有完全做到。

　　1945年日本败战后，再次认真向美国学习，进行了脱胎换骨的改造，将军国主义的日本改造成为民主主义的经济大国。

　　爱国主义有三个层次：爱政府主义，爱国势主义，爱国民主义。爱政府主义最肤浅，爱国势主义次之，而爱国民主义才是爱国主义的真正精髓之所在即宪政爱国主义。

　　宪政爱国主义

　　真正的爱国主义并不是民族极端主义的情感，爱国主义是有条件的，它对于祖国的热爱和效忠是以壹个怎样的国家政体为前提的，这是壹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共和派的爱国主义是对共和国及其公民的壹种普遍并且强烈的热爱或博爱。经院思想家Ptolemy of lucca说：“对祖国的爱应该来自于博爱，即那种将公共事业放在私事前面的精神。”维罗里指出，这种爱国是尊重正义与理性的原则，可称之为理性之爱，是对于共和国所赖以建立的法治社会、自由权利、公共秩序的热爱或崇信。这种爱是有条件的，它所立足的基础不是种族性，而是政治制度及其政治制度所赖以维生的人权正义及其美德。

　　哈伯玛斯说：如果真的要爱，就爱德国基本法所保障的人权与正义吧！这个说法的重点是“人权”而不是“爱国”，“国”已经被定义为人权正义之国。真正的爱国不是爱现存秩序，更不是爱权势人物，而是胸中装著祖国的利益、人民的疾苦；不是赞美病态，而是为著国家的前途向病态挑战；不是忠于哪个政权，而是忠于良心、忠于公理。这是宪政爱国主义。

　　爱国民主义指的是以热爱人民为标志的爱国主义。爱国志士们爱的不是政府，而是实实在在的人民。政府是人民建起来的，是为人民服务的，这就决定了国家对人民的从属性。没有了人民，政府就都成了无源之水，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爱国民主义要求人们热爱人民，壹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如果国家处在外国殖民统治下，就要不屈不挠的与侵略者作壹切形式的斗争，以争取民族独立；如果国家处在专制独裁之下，就要与专制者作不妥协的斗争，以争取人民的民主权利得到保障和维护。这都是爱国的表现！

　　爱祖国最深切地表现在致力于使祖国成为全体人民自由和幸福的乐园。这种责任感要求对自己的民族、国家的历史和现状进行批判性自我反思的精神以及兴利除弊的决心。他们忠实地为祖国服务，而当国家处于停滞和衰颓之际，他们不顾个人安危地为革除形形色色使祖国蒙羞含垢的丑恶现象而奔走呼号；当国家沦为某些人的囊中私物而陷于黑暗之时，他们勇敢地揭露黑暗，并致力于唤醒酣睡中的人民。

　　爱政府主义

　　爱政府主义就是认为国家与政府是壹体的，爱政府就是爱国。由此引出的爱国行为就是：无条件的拥护政府，对批评政府的言论壹律坚决驳斥，严厉打击。在中国，爱国往往被等同于爱皇帝，爱执政党，爱政府。中国缺少的就是对政府的不信任态度。

　　信奉这种爱国主义的人多是官员或思想怠工者。这种思想使官员们获得了道德上的解脱：我拆阅他人信件、窃听他人电话、暗杀反对派领袖、向示威群众开枪，这些都是正确的，因为我是奉国家（政府）之命行使事，我是因为爱国（爱政府）才这么干的。

　　对于思想怠工者，信奉这种爱国主义使他们摆脱了思考的责任，只用服从政府，做壹个顺民，就是爱国了。思考什么？上级已经替妳思考好了。妳在政治上没有半点风险，在思想上解除了繁重的思考，在道德上也没有遗憾（爱国=道德），又何乐而不为呢？在当今世界，这种奴隶般式的爱国主义已没有什么市场了。

　　维护政府并不总是爱国。现代政治学普遍认为，在政治上提倡和保障国民对政府的严苛监督、自由批评和有效制衡，是确保政府增进国家利益、而不是危害国家利益的最重要的政治条件。因此，无条件地维护政府的制度和行为不是爱国、而是害国行为。

　　批评祖国并不总是害国。表面看，公开批评祖国是削弱国家在内政外交方面的公信力，似乎是害国行为。但是，国家只有在提供令人满意的公共产品，从而增进国民的政治认同时，才是值得维护的；如果批评国家，是为改善其制度和政府行为、使其更公正和有效，那么，批评政府就是爱国主义，而不是害国。那些冒著个人被迫害的风险，为维护公众利益和政治主义，挑战和抨击政府及政要的过失的国民，是具有最强烈的爱国主义感情的国民。

　　在美国，爱国和爱政府明显是两回事，不少人正是以反感政府的姿态表现他们的爱国精神。美国人对政府的基本理念就是把政府看成“必要之恶”。妳真的爱国吗?那就要把政府管紧点！要警惕政府越权滥权，要随时随地批评监督政府。那些自己不敢批评监督政府，反倒支持政府压制批评的人，非但不是什么爱国者，而是国家的蛀虫。

　　当美国和伊拉克进行战争时，美国人在街头反对美国政府的政策。反战的人被认为是爱国的，他们有反对政府的权利。因为国家是所有国民的国家，而不仅仅属于白宫。指责小布什的伊拉克政策的人，不仅没有“叛国罪”，反而可以气势如虹地与小布什竞争总统宝座。

　　如果中国和别的国家打仗，妳要到街头反对官方的政策，那壹定被看作汉奸了。当局要整妳，老百姓会骂妳。这种处处维护政府的行为并不是爱国。

　　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要由国民通过民主机制来决定。中国没有民主机制让老百姓来决定什么是中国的国家利益，民众没有权力获得信息、做出选择，也没有权力把这个选择反映到政治层面，那爱的是什么国呢？爱的是壹种虚幻、空洞的东西，是壹种虚幻的爱国主义。

　　不爱国人却“爱国”，只“爱民族”不爱民；这就是某些中国人的“爱国主义”。他们对英国人怒火万丈的原因是：“英国人统治香港百年没有给港人以民主，为什么现在要给港人民主？”原来英国人的错误在于他们没有把600万人的民主权利剥夺到最后壹秒钟，为什么不让港人做奴隶做到1997，而只让他们做到1995？为什么英国人做主子不做到底？……当英国人在诸如新机场工程和铁路这类明显是为英国人争利益的事情上漫天要价时，这些“爱国者”总是更愿意让经济之利而换取不搞“政改”：我让妳狠敲香港壹笔竹杠，妳给我做主子做到底罢！别的都好商量，千万不能让那600万贱人鼓捣什么“权利”呀！……即使如此，这些“爱国者”们仍然对“西方来的”民主、人权表示了最大的恐惧。

　　没有正义和人权的国家不是国家。例如：假设在壹个没有人权和正义的国家里，某壹公民受到迫害，或者受到非法的或非正义的伤害，这个公民不会认同这个国家；如果这种现象是普遍的，那大多数公民就不会认同这个国家。这种国家就不值得爱。

　　如果生下来便被派定必须爱什么拥护什么，那只不过说明他壹出生便已沦为奴隶。脱离自由这个人类普遍的价值去建构什么抽象的国家或神圣国家，是壹个骗局。跟在独裁者后面保卫祖国的人其实是在保卫做奴隶主的国家。

　　当权者的“爱国主义”是政治流氓手中最后壹张王牌。18世纪英国著名作家山缪.约翰逊说过：“爱国是恶棍的最后借口”。这些流氓用它去败坏国民，使国民白痴化，他们就正好从中捞取好处。为政者在情况于己不利时，还可利用“爱国主义”的蛊惑在需要时拿人民作人质或人肉盾牌。可见，壹个专制独栽腐朽堕落的政府是多么的喜欢民族主义。

　　当权者的“爱国”就是热爱社会主义制度，就是赞同把人民划为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等级观念，支持由警察、军队向被统治阶级实施专政。“爱国就是忠于政权”，爱权势者之所爱，攻权势者之所恨。于是，官方的爱国主义者们吹捧权力，掩盖罪恶。当权势者作了恶，他们小心地抹掉作恶的痕迹。他们攻讦的矛头径直指向那些挑战黑暗的真正爱国者。那些公款出国溜达过壹遍又壹遍的“公仆”，当他们在国外窥见了人家的公仆受到的重重制约，他们真的是很热爱对他们几乎毫无制约、并且使他们八面威风的国家。

　　爱国势主义

　　爱国势主义就是让国家强大。这种爱国主义认为只要国家强大，什么代价都可以付出。。国家强大和人民幸福不壹定壹致。例如：纳粹德国横扫欧洲，当时的德国人民幸福吗？

　　极端民族主义者鼓吹“唯强大论”，以为为了强大可以付出壹切代价，包括人民的幸福。他们壹旦听见对政府的批评，就立即警觉起来，“妳是什么意思？妳想削弱祖国吗？妳是卖国贼在配合西方遏制中国的阴谋吗？”这样“爱国”，与纳粹的“爱国”有何区别？

　　那些搞“强国论”、搞“富国强兵”的国家，有哪壹个不是祸国殃民、榨取人民血汗的国家。北洋海军的近3000万两的军费都挪用到建慈喜太后的颐和园去了。甲午战争开战的时候，中国海军的战舰数量大过日本，仍然败于日本；失败的最直接原因，竟是由于承包商在许多炮弹里灌了泥沙，将大量军费中饱私囊。国家就成了吃人民肉、喝人民血的怪兽。

　　法西斯的爱国主义

　　德国式爱国主义在于仇恨中成长，它使人心胸狭窄、冷酷无情，滋长壹种粗野精神。1930年代的德国的政治领袖们，尤其以希特勒为首的纳粹党徒，极力鼓吹“国际反德阴谋”，他们把自己民族的壹切挫折都归于他国，就象中国把鸦片战争以来的所有不幸都归罪于“帝国主义”壹样。壹战的失败，凡耳赛条约的签订，德国经济的不稳定，六百万的失业人口等等，都是故意和德国过不去的巨大阴谋，西欧所有的国家都“亡我之心不死。”在国际反德阴谋的话题上搞“三讲”：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在纳粹民族团结、民族复仇和韬光养晦的幌子下，各种各样的进步势力遭到疯狂的打压，所有的反对势力和自由派组织都遭到禁止。到1934年夏天，全德国只剩下壹个合法的党，那就是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党，无数知识分子遭到迫害，像爱因斯坦也逃亡美国。 1939年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的民族主义狂热终于走上了与世界人民的对抗之路。

　　中国的爱国主义教育是通过“恨”来号召的－－恨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干涉、恨外国敌对势力的瓦解和渗透、恨民族分裂和反抗，通过对“恨”的号召以建立人民对政府的依赖和对反抗独裁专制的“仇恨”。这是中国式的爱国主义教育。

　　以“恨”为出发点的爱国主义是短命的，“恨”的力量是有限的，“恨”不但加大民族之间隔阂，也壹定会导致矛盾加深、民族分裂。中国的民主事业应是以“爱”为出发点：爱土地、爱国家、爱人民。以“爱”为出发点的爱国主义教育是永恒的，“爱”的力量是无限的，“爱”能够消除民族之间的隔阂真正地让人民团结在壹起，维护国家的统壹和完整。

　　中国经常讲“落后就要挨打”，这是壹种动物似的仇恨教育。落后与挨打间没有必然联系，只有或然的联系。按“落后就要挨打”的逻辑，这个世界将永远处于战争状态；因为世界上永远有相对落后国家和发达的国家，古巴应该挨美国“打”，墨西哥早就应该不存在了。这显然不是事实。这种逻辑意味著对世界公理的毫无信心，意味著可不遵守国际公德，意味著对比自己落后的国家拥有或保留“打”的权利；这不仅是斗争思维，而且是动物层次的思维。这种思想恰恰是世界不安、军备竞赛、各种疯狂政策的心理根源。

　　世界主义

　　如果壹个人以自己为中心，做任何事都首先考虑到自己的利益，那么他就会被人们认为是很“自私”，而受到这个社会的鄙视。如果壹个人以自己的国家为中心，做任何事都首先考虑到自己国家的利益，那么他就会被人们认为是“爱国主义者”而受到国人的赞扬。如果壹个人以人类和世界为中心，做任何事情都首先考虑到全世界的利益，很多人会认为这个人具有乌托邦的思想，太脱离实际了。

　　实际上，以个人为中心是“小我”，以国家为中心是“中我”，以世界为中心是“大我”。为什么“小我”和“大我”都得不到认同呢？原因很简单，许多国家壹直在向人们灌输“爱国主义”，而极少提倡“爱世主义”。

　　爱国本身并没有错，壹旦把“爱国主义”强调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壹旦把国家利益凌驾于全人类、全世界的利益之上，那么，每壹个有理智的人都应当想到：如果别的国家也提倡这样的“爱国主义”，这个世界还会有太平吗？

　　历史上国与国间的战争，几乎都是打著“爱国主义”的幌子进行的。如两伊战争的双方都认为自己的“爱国主义”是正义的，对方是非正义的；于是，壹场给两伊双方带来巨大灾难、死伤数百万人的战争就这样毫无意义地持续了八年！

　　其实中国传统文化并不缺乏爱世主义的思想，《礼运》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描绘了壹幅天下“大同”的美好景象。中国的“民族主义”是到19世纪才产生的。因此，它是民族解放主义，而不是民族扩张主义。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中国应回到爱世主义。

　　在这个世界上，国家有许多个，但地球只有壹个。妳可以改变国籍，但“地球人”的身份与责任，是任何人无法逃避的。鲁迅和梁启超都这样说过：不怕中国人消失，而怕中国人能不能成为世界人。因为中国人不可能消失，他们担忧中国人能不能成为世界人。

　　由于世界公民的胸怀，酷爱自由的潘恩宣布“哪里没有自由，哪里就是我战斗的故乡！”

　　诗人拜伦奔赴战场，为希腊的独立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事件发生后，雨果愤然怒斥他的国家参与了可耻的暴行。

　　当民族主义情绪弥漫法国和全欧，各国人民在战场上互相残杀，罗曼.罗兰毅然决然发表“超越混战”的政论，反对国与国的仇恨，指出“以为热爱祖国就壹定要仇恨别的国家”是野蛮而愚蠢的。这种爱是壹种抗击野蛮、遏制罪恶的力量。

　　法国式爱国主义不仅在于爱自己的家邦，还爱整个世界。当德国老百姓不堪暴政之苦大批逃离国境，途径法国前往阿尔及利亚或别的什么地方另寻生路时，流亡法国的海涅亲眼目睹了普通的法国人，包括老人和小孩怎样热情地向这些难民队伍伸出援手、提供方便，连乞丐也把自己讨来的面包掰下壹半给他们。这是壹种使人心胸开阔的爱国主义。

　　印度的圣雄甘地说：“我首先是壹个人，其次才是印度人。”

　　欧洲著名的人道救援组织“无国界医生”，其成员都身体力行承担人道责任。在阿富汗八年战乱时期，这些来自基督教国家的医生，曾出生入死地救助那里的穆斯林伤病员。他们中有的医生被杀害，有的女医务人员被歧视妇女的阿富汗人强奸，但他们从不因此把穆斯林当做敌人。俄国的人权工作者也同样高尚，他们本身是被车臣恐怖分子炸弹威胁的俄罗斯人，但他们联合壹百多个人权组织，壹起批评本国政府在车臣滥杀无辜。

　　“缅因号”战舰纪念碑

　　1998年2月15日，古巴外交部部长及官员壹行数十人，在古巴首都凭吊美国“缅因号”战舰纪念碑！为什么？

　　1868年古巴工人爆发反抗，西班牙政府允诺改革，可长期不兑现，1895年再度爆发革命。西班牙将军韦勒强令所有暴动地区的民众进入集中营，杀戮所有躲避集中营的藏匿者。大片土地瞬间变成废墟，饥馑和瘟疫肆虐横行。古巴在19世纪末变成了真正的人间地狱。

　　古巴革命者在美国大肆进行宣传活动，被奉为古巴独立之父的作家何塞·马蒂以他极其有说服力的文章触动了美国人的同情心。他们在美国购买了大量军火偷运进古巴。

　　1897年美国第25位总统威.麦金利在就职演说中强烈地表达了反战立场。当时的美国刚刚走出1893年开始的经济大萧条，任何战争都可能把美国再度推上经济萧条的深渊。

　　1898年2月16号，美国为保护美国在古巴的公民的战舰“缅因号”发生爆炸，沉没在哈瓦那港口，至少266名美国船员官兵在爆炸事件中丧生。消息传来，美国人极为震惊悲痛！人们发出了“记住缅因号”的呐喊，全美进入紧急状态。

　　4月19号美国国会通过决议：以地面部队和海军对西班牙作战，为古巴争独立。国会同时通过“泰勒提案”声明：美国不向古巴要求主权、司法、裁判、管辖权或控制权，美国争取的只是带给加勒比海的和平与安宁。提案保证，壹旦古巴获得自由，美国将撤出古巴。

　　宣战前，全美只有不足2.8万的陆军官兵，他们分散在全国各地；宣战后，就有20万民众报名参加义务兵。这些义务军人中包括那位曾诅咒麦金利没有脊梁骨的海军部长助理罗斯福，罗斯福当时辞去了他的海军职务，在解放古巴的战争中领导了壹个由义务军人组成的名为“鲁莽骑士”的骑兵军团。他身先士卒、勇于杀敌，声誉鹊起，后当选美国总统。

　　1898年7月17日西班牙军陆军在圣地亚哥投降。古巴由此开始走上独立自主的道路。

　　美国人为古巴独立付出了鲜血和生命代价。《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645页说：“3月27日，美国通过驻西班牙公使提出要求西班牙停火和取消集中营法等条件。西班牙为了避免对美作战，在4月上旬基本上接收美国要求。但麦金利对西班牙作战的方针已定，仍于4月25日宣战”。

　　事实是：美国已经坚持了壹年避免与西班牙宣战，总统麦金利被西班牙驻美国公使私下里骂成是软骨头没宣战；在美国舰只被炸沉后，美国才对西班牙发出通牒。通牒后，西班牙在古巴独立问题上闪烁其辞。美国这才对西班牙最后宣战。

　　《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第361页说：“1898年4月28日，美国为了夺取古巴人民的果实，以缅因号事件为借口对西班牙宣战，派兵在古巴登陆。在古巴义军配合下，打败西班牙军”。事实是：古巴独立战争，壹直到美国对西班牙宣战并在菲律宾群岛附近消灭了西班牙大西洋舰队和在古巴圣地亚哥补给燃料的舰队之后，美军在古巴登陆作战，才得以扭转局势，获得胜利。

　　《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645页说：“美国从西班牙取得波多黎各和关岛等殖民地”。被刻意漏掉的事实是，在解放古巴的战争中，美国全数消灭了西班牙的海军，并顺手解放了菲律宾。西班牙大势已去，它不得不放弃他的其它殖民地。所以在巴黎谈判时提出放弃这些地方的主权。这是美国始料未及的，美国于是出钱买下了这些西班牙殖民地。

　　谁护中华

　　1900年6月21日，当几个极端顽固的朝廷亲贵将伪造的列强要求其归政的照会上奏后，慈喜向各国同时宣战，然后命令军队和义和团攻打使馆；她要把这些外国使节彻底消灭，以壹舒自己的心头之恨。在此之前，义和团已将北京烧得火光蔽天。6月11日，壹位日本使馆官员被害；20日，德国公使在去总理衙门的路上被清军所杀。义和团杀掉了几千名外国传教士和50万中国教民。

　　1900年8月初，奥、英、法、德、意、日、俄、美八国联军18000人仓促在天津集合，于13日便进抵北京郊外,14日攻入使馆区，清军和义和团完全溃散。15日晨，宫监告诉慈喜联军已经进城，这个夕日不可壹世的满族独裁者，匆忙换上汉族老农妇的服装，丢下她的亲信同党，挟持皇帝坐上骡车，出神武门向西狂奔。

　　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后，当时英、德、俄、日、法、意、奥七国曾要求：将这个“未开化、恐怖、野蛮、血腥、暴虐”的国家裂土而分之。当时中国确乎命悬壹线，西方列强中几个龙头老大都要壹劳永逸地肢解中华大帝国，俄国要割去满州大部；日本要割辽东半岛；法国要割去两广大部……剩下的国土准备分解成数个国家。天幸中国不灭，完全因为美国坚决反对，它提出“门户开放”的自由贸易主义，力主中国疆域的完整。其它七国在美国的坚持下，遂赞成美国的主张，从而保证了中国的领土和主权完整。

　　《辛丑条约》规定，中国向列强赔款四亿五千万两白银，分39年还清，年息4厘，实际赔款本息合计为九亿八千余万两。赔款总额中，俄国获得二亿八千多万两，德国获得壹亿九千多万两，法国获得壹亿五千多万两，英国获得壹亿壹千多万两；这就是所谓的庚子赔款。后来经美国提议，英法等数国响应，庚款余额约3亿两被退回中国。中国给美国的赔款，美国人壹分钱都没拿走；美国人认为美国在中国遇到的最大敌人是中国人的愚昧无知！因为有太多的无知、太多的不理解，就会盲目排拒和仇视……因此美国的中国政策要取得成功，首先要消除这个最主要的敌人——中国人的无知，最好的方式是在中国发展义务教育。

　　1907年12月3日，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在致国会的谘文中，要求国会授权退还中国赔款，这项提案在国会通过。1908年，罗斯福签署此法案，这次退还赔款壹千多万美元。主要用途有二，壹是兴办清华学堂（即后来的清华大学），二是作为中国官派留美学生的费用（詹天佑即是靠此资助学成回国的留学生之壹）。此次退款尚有余额，后来又第二次退还。燕京大学、北京协和医院和协和医学院实际上也是用这笔赔款建设的。 还有在上海、广州也建立多间学府；美国人在中国办的大量教会医院帮助了很多中国人。

　　1918年德国战败，宣布放弃1917年以后的中国赔款；奥匈帝国瓦解后，奥地利和匈牙利分别于1919年和1920年放弃所占赔款。俄国先后经过缓付、停付，最后声明放弃。1920年12月，英国通知中国，英将退还赔款，作为中英两国共同利益之用。法国这时也通知中国退还赔款。比利时在1925年退还赔款。意大利于1933年退还赔款。荷兰在1926年将赔款全部还给中国，但指定65%用于中国的水利事业，35%用于文化事业。日本也表示愿意退还赔款，但坚持不将钱直接还给民国政府，而是由日本人在华搞文化事业。其实用于文化事业的款项只占赔款的壹小部分，大部分用于留日学生的补助，以及用于日本在中国设立的学术研究机构及中日文化流。1936年以后，余款甚至用于在中国建立伪政权的军费。

　　几千年来有哪个国家象美国那样帮助过中国？几十亿美元的援助，无数的物资、成千上万的美国人的生命；都在中华民族处在日寇侵略的最危险的时候，无偿的援助给我们了。飞虎队以30架老式飞机的代价，击落日军性能优异的战机297架，奇迹般的创造了以最小的代价取得最辉煌的战果的奇迹，嗣后第十四航空队又以500架飞机的代价击落日机2600多架，令日本空军闻之胆裂心寒。为中国抗战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

　　1941年4月日本和苏联签订了互不侵犯的中立条约。此后，惟有美国支持中国。在三年零五个月的时间里，有70多万吨战略物质从印度的加尔各答空运到昆明，然后转运到各抗日战场。在这艰苦卓绝的41个月的“空中输血”中，有1579名飞行员牺牲在这条航线上，有469架飞机坠毁在高山峡谷之间，平均每月牺牲飞行员39名和损失飞机11架。运送70多万吨战略物质，仅航空油料就需消耗420万吨，而这些物质运抵印度加尔各答，又需逃避被德军“狼群”潜艇的封锁和击沉，其消耗之大，运输之艰巨，无法用吨位来简单计算。部分美国空军阵亡官兵——240多名美国人民的优秀儿子就埋在重庆南山镇青山绿水之间。可是解放后，空军烈士陵园被挖掘壹空，只剩下壹排排长满荒草的240多个空穴。

　　对屠杀了我几千万同胞并且没有认错的日本，我们经常说“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对帮助我们打败了日本的美国人民，我们又有什么理由要仇视呢？

　　日本无条件投降后，中国发生了大饥荒。美国运来了大量的面粉和大米等食物，赈济中国灾民。可朱自清先生宁愿饿死在家里，也拒绝去救济站领取美国运来的面粉和大米，因为那是“嗟来之食”。今天的教科书却说朱先生“有民族气节”和“死得高尚”，真是荒唐。

　　1944年7月4日是美国国庆日，当时的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主办的《新华日报》发表社论，庆祝这个自由民主的伟大斗争节日，并在结尾处高呼三个万岁：“七月四日万岁！民主的美国万岁！中国的独立战争和民主运动万岁！”

　　中国在联合国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地位是美国的提议而取得的。二战后美国对国民党禁运武器好几年。当国府溃败，共军渡江在即，美国大使司徒雷登也没有随同苏联大使撤退到广州去，而是冒著危险留在南京，与黄华等高级共干接头，想与中共建立外交关系。只是因为毛悍然决定“壹边倒”，决定不急于与西方国家建交，司徒雷登才无限惆怅地怏怏离去。

　　朝鲜战争爆发后，蒋介石要求派兵参战。可美国宁愿派自己的子弟去朝鲜打仗，也不让台湾出兵。1960年代蒋介石多次提出“反攻大陆”，因美国反对未付诸行动。如果美国仇视中国的话，挑动中国人之间的内战是代价最少、效果最好的做法。但美国对此不予考虑。

　　1969年中苏之间的大规模的战争迫在眉睫，是尼克松总统的介入才使得中国转危为安。1980年代，美国使台湾中止了发展核武器的计划。可见，美国政府对中国人民非同壹般的善意。否则，中国人早就亡国灭种了。中国人应该在天安门广场上树碑立坊，世世代代永远铭记美国的恩德！这才叫做真正的不忘本！

　　和平与繁荣的保障

　　两次世界大战的历史表明，美国对他国没有领土野心。

　　若美国有霸占他国领土的野心，它完全可乘世界大战的机会吞并整个美洲；即使美国托管的波多黎各，美国人也不欢迎它加入美国呢！当年的西贡市，与上海齐名，美国没保住南越，西贡的风采今何在？保下来的南韩，现在是世界壹个重要的经济体！

　　二战后美国并没有把自己的总统制模式强加给日本、西德；苏联却把自己政治模式强加给了东欧并多次出兵军事干预东欧国家的人民起义及体制改革。二战后日本欢迎美国驻军、并愿意为美国驻日军队出钱。韩国、新西兰欢迎美国驻军，很多小国都希望能加入北约、得到美国的保护。毫不夸张地说，我们能享受太平，很大程度应归功于美国。这是上帝的恩赐！

　　诺利加通过暗杀国防部长夺取了巴拿马军权的独裁者，把整个国家变成了走私毒品的大本营。在1989年的巴国大选中，诺利加不仅不承认选举结果，还指使士兵当街殴打获胜者，逮捕反对党领导人，将其拷打致死后分尸。诺利加本人更在群众集会上挥舞大刀，展示他毫不在乎文明世界的反应。诺利加政权这种把国家变成毒品集团，残忍杀害异己，不仅危害美国和外围国家，本国人民也忍无可忍。美国政府是联合巴拿马内部的民主力量推翻了诺利加政权，从此使巴拿马成为壹个民主国家。

　　如果美国这是霸权的话，那么怎么解释美国军队进入巴拿马的时候，当地民众夹道欢呼？美国在抓获了诺利加之后，并没有占领巴拿马，而是交给了巴拿马人民自己的政府。巴拿马人民是多么欢迎美国的干预，多么感激美国的帮助，因为是美国改变了这个国家的进程。巴拿马这些年的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与那次美国的干预有直接的关系。

　　索马里军阀混战，民不聊生；能怪美国吗？美国士兵去把那些军阀隔开，反遭杀害；美国的援助、空投的救济物质，反美人士是不提的。

　　1999年的5.8使馆风波，美国向中国做了多次道歉并给予了赔偿，中共也接受了北约的解释，但是在国内，科索沃问题上的反美宣传达到了疯狂的程度。官方以最高规格悼念三位误炸中殉难的记者，并加封为烈士；各大城市举行声势浩大的反美示威游行。老百姓当然不知道，美国也在两伊战争期间遭到过误炸，1987年5月17日，伊拉克的导弹在公海上，误炸过美军为科威特油轮护航的护卫舰斯塔克号，造成37名士兵死亡。美国政府和美国人并没有激烈反应，只是要求伊拉克赔偿了事。

　　米洛舍维其政权以国家的名义，对国内的阿尔巴尼亚族进行种族清洗，被挖掘出来的种族屠杀的万人坑就有10余座，造成超过20万人死亡，高达3百万人无家可归，又造成国际性的骚扰。壹个无人权的国家，又殃及邻国，再加劝阻无效，国际社会予以干涉是必要的，否则无法制止人权灾难。米洛舍维其被送上海牙国际刑事法庭是罪有应得。美国干预科索沃，是她所有军事干预中最伟大的壹次。她完全站在壹个和自己的宗教、种族不同的被迫害的弱者壹边，没有任何自己的私利。捷克总统哈维尔说，美国这次出兵是最具有人道色彩的壹次。

　　今天不仅科索沃人民感激美国，连南斯拉夫人民都感激美国促使他们加速了南斯拉夫的民主进程。今天，对巴拿马人民、对科威特人民、对波斯尼亚人民、对海地人民、对科索沃人民来说，美国代表著正义。今天，正是由于美国的存在，才使人感到世界有和平的保障；正是由于美国的存在，才使人对自由世界的最后胜利充满信心。

　　“9.11”事件

　　1998年本.拉登就号召屠杀世界各地的美国人，同年美国攻击阿富汗境内的恐怖训练营基地之后，本.拉登发誓要为每壹个死去的恐怖分子杀死1百个美国人。面对频繁的恐怖活动，美国壹直没有采取坚决果断的措施，直到2001年9月11日6千多名无辜者丧生，美国脾气才再度全面爆炸。刘亚洲说：9.11事件中发生了三件事，可从中看到美国人的力量。

　　第壹件，世贸大楼顶部被飞机撞击后，烈焰奔腾，形势千钧壹发。楼上的人们通过EXIT向下逃生时，并不特别慌乱。人往下走，消防队员往上冲。互相让道，并不冲突。有妇女、小孩、盲人到时，人们都自动地让出壹条道来，让他们先走。甚至还给壹条宠物小狗让道。面对死亡，冷静如斯，恐怕不是圣人也接近圣人了吧。

　　第二件事，9.11的第二天，世界就知道是阿拉伯恐怖分子所为。很多阿拉伯商店、餐馆被愤怒的美国人砸了。这个时侯，有相当多的美国人自发组织起来，到阿拉伯人的商店、饭馆为他们站岗。到阿拉伯人居住区巡逻，阻止悲剧的进壹步发生。这是壹种怎样的精神啊！

　　有很多仇美的中国人为“9.11”叫好。恐怖分子撞击世贸大楼是存心拿平民大开杀戒！这是反人类的滔天罪行！面对无数无辜生命的毁灭，许多中国人不仅无动于衷，而且幸灾乐祸，这已不是对他人灾难的漠视，而是壹种近乎歇斯底里的毫无人性的声音。

　　在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事件中，死了几个中国人，中国愤怒了。可恐怖分子在“9.11”事件中杀害了更多的中国人，很多国人却兴高采烈，谴责同样遇难并且损失更加惨的美国人，甚至为杀害了我同胞的恐怖分子辩护！似乎说壹个暴徒只要多杀几个美国人，就对中国有功，就有权杀死少量的中国人！他们自称爱国者，把为死难者悲伤的人骂为卖国贼！他们糟蹋人权和恐怖分子完全没有区别！

　　与美国长期敌对的朝鲜、古巴、伊朗、利比亚等国家，人民都没有为此欢呼喝彩。即使越南人，也对美国抵抗共产邪恶充满了感激，“911救援基金”收到的最大个人捐款支票是2百万美元，来自壹个越南人。

　　伊拉克的昨天与今天

　　从1983年到1988年萨达姆政权使用了芥子气和神经毒气导致了3万以上伊拉克和伊朗人死亡；在80年代对以库尔德地区发动了“安法尔行动”，当场处决大批民众，强行迁移以及摧毁2000多个村庄，其中包括学校、清真寺、农场和发电站。人权观察进行了三年的调查发现，“安法尔行动”至少造成了5万到10万名伊拉克库尔德人死亡。

　　1991年伊拉克南部发生暴动后，估计有3万到6万名什叶派人士被政府军杀害，50万难民滞留在伊拉克北部禁飞区，还有120万到140万名难民逃到伊朗。萨达姆强迫非阿拉伯人的伊拉克公民被迫改用阿拉伯姓氏，否则他们的财产和配给证将被没收。据估计，已经有300万到400万伊拉克人逃离伊拉克。知名的伊拉克流亡人士在他们避难的国家遭到暗杀。

　　1979年，伊拉克人均收入与意大利持平。萨达姆·侯赛因政权垮台之时，伊拉克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下降到贫穷发展中国家的水平，成为全世界债务最沉重的国家。伊拉克2004年人均收入预计为780美元，高于2003年的约500美元。

　　伊拉克战争后美国全部免除了伊拉克拖欠美国的主权债务，总计41亿美元。巴黎俱乐部(Paris Club)债权国已决定分三个阶段将伊拉克欠该组织成员国的外债减免80%。这项协议将伊拉克欠其成员国的债务从389亿美元减至78亿美元。美国已准备好帮助伊拉克同有关国家就债务问题进行谈判，希望其它债权国能效仿美国，全部免除伊拉克所欠的债务。

　　当代中国人的“仇美”是被官方引导和教育出来的仇美反西方就是源自于尊清灭洋的伪史教育！在西方人教训满清统治者之前，满清统治者战无不胜；是英国人打了满清统治者壹记耳光，打破了满清皇帝天纵神武的神话，才让洪秀全、孙中山等仁人志士相继而起，推翻了满清残暴专制。

　　1950年10月26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在全国进行时事宣传的指示》开展“三仇”教育，指出“全国人民对美国应有壹致的认识和立场，坚决消灭亲美的反动思想和恐美的心理，普遍养成对美国的仇视、鄙视和蔑视的态度。使人人对援朝表示积极有信心不怕困难，对美帝国主义表示不共戴天，使亲美恐美情绪与抗日运动中的亲日恐日情绪同样不能容身”。全国人民拥护抗美援朝就是如此形成的。斯大林只不过是同美国明交暗斗，从不曾要苏联人“普遍养成对美帝国主义的仇视、鄙视、蔑视的态度”，更没有要苏联人同美国“不共戴天”。在毛时代，美国几乎就是邪恶和魔鬼的代名词。那时，中国人竟愚昧而又天真地认为：被贫困、失业折磨的、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美国人民，正等待著中国人去拯救呢。

　　挑起战端的是苏联支持和指使下的朝鲜，共产党在历史课本里壹口咬定是美国侵略朝鲜。魏巍《谁是最可爱的人》在中学语文里保留近半个世纪，课文有壹段颠倒黑白的提示：“1950年6月25日，美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侵朝战争……10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进行抗美援朝的伟大斗争”。这样，北朝鲜违背联合国协议打过三八线向南推进，联合国号召全体会员国共同阻止北朝鲜南进的事实消失了。…魏巍似的对美国军人和南朝鲜军人的仇恨心理、其笔下的战士对领袖的崇拜意识彻底吞食了中国人的自我意识，彻底摧毁了中国人在20世纪上半叶形成的公民文化。

　　官方充分利用境外自由媒体的多样性，多方搜集臭美消息，用歪曲的报道来潜移默化读者仇恨美国。譬如：明明美国在壹战前经济总量就世界第壹了，官方却要说美国靠战争起家，明明美国每年的军火交易只有美国年总贸易额的3%，却要说美国靠贩卖杀人武器致富。

　　小布什说：“中国的教科书说，‘美国人欺负弱者，压制穷人’。另外，去年出版的壹本教科书教育学生说，联邦调查局是被用来‘压迫工人的’。这些都不是正确的。这些话可能是以前遗留下来的，但是会误导人们对美国的认识。实际上，美国人觉得对穷人和弱者有壹种特别的责任。美国政府拿出数千亿美元，为他们提供医疗保健、食品和住房。更为重要的是，我们的许多公民主动捐出自己的金钱，自己的时间来帮助有需求的人士。美国的同情心远远超越了自己的国界，在人道主义援助方面，我们居于世界首位，援助世界各地的人们。至于联邦调查局和执法人员，他们也是劳动人民的壹员，他们献身于打击犯罪，打击腐败。”

　　壹个非民选的独裁政权所声言的国家利益，大都是挂羊头卖狗肉，常常与民意南辕北辙，因为政府权威是建立在对民众的暴力恐惧和意识形态谎言之上的。而壹旦独裁政府通过强制灌输和谎言误导，将国内危机转化为外部敌人的威胁，就能加强独裁政府对民众的精神控制，就很可能在国际问题上赢得了民意的支持。因此，中国的国家利益与政权利益是背道而驰的，中共利用反美反霸的民意所维护的，表面上是国家利益，实质上是壹党独裁的利益。

　　反对美国的结果是损害中国的国家利益。如果中国在美苏的冷战中不反对美国，不参与朝鲜战争，美国就不会在1950年派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中国的统壹问题早就解决了。今天的台湾问题是50年代初中国反对美国的后果。按照“远交近攻”的原则，日本不希望中国强大，它必然阻扰和反对中国的统壹。因此支持台独的是日本。

　　赞美与反美的实质

　　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说，“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我们欠美国壹笔巨大的债，……美国不仅是我们的朋友，而且是民主、自由的保护人……每当我看到美国星条旗，我看到的不只是那个国家的代表，而是民主和自由的象征。” 过去半个多世纪，美国经济在全球独占鳌头，壹直处于领导地位。美国的“软力量”辐射整个世界。美国不仅把民主自由的价值辐射到全世界，而且还成为全球所有求知者的“天堂”，每年有几十万留学生涌向美国。哈佛、耶鲁、普林斯顿等，成为世界壹流大学的代表。连不断向美国说“不”的法国总统也把自己的孩子送到美国留学；江泽民的公子也得在美国镀金。今天不是世界在迎合美国，而是美国的价值符合全世界人们内心的呼唤。

　　亲美与仇美的实质，不是卖国与爱国的问题，而是民主与专制的问题。也就是反对喝赞成愚民政策的问题。民越愚，官就越好贪，所以，专制的官僚们都是主张愚民政策的 。中国政府新闻媒体的首要任务是屏蔽事实的真相，它只是需要妳的愤怒。举个例子，每年美国都会发表壹个世界各国人权报告；这时，中国政府也会发壹个关于美国的人权报告。这样壹来，妳就不能理直气壮说美国干涉妳的内政，因为妳也干涉了别人的内政。问题是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批评美国报告的全文，而看不到别人的报告。让老百姓看看美国政府怎么诬蔑我们的人权状况嘛，让人民来自己判断。但政府不需要妳看到，它只需要妳愤怒就可以了。政府认为人民没有能力去判断这份报告，怕被美国误导了，人民只要相信政府给的结论就可以了。政府不需要老百姓知道，如果老百姓知道真相，那政府怎么利用老百姓呢？总之就是要妳对美国反感，对自由反感，对民主选举反感。

　　今天共产党却这样反对美国？原因只有壹个：美国崇尚自由、民主的理念，而这种理念正是中共政权的克星，因为中共实行的就是国家权力的官僚集团私有制。

　　国安部上报中共政治局的报告说：“虽然美国现在不想侵占中国的国土、不想掠夺中国的财富，但美国是西方“民主自由”价值观的大本营。这种以信仰上帝为基础的价值观同我们民族以无神论为基础的大壹统价值观，是水火不相容的敌对关系。”

　　袁木在“六.4”后天天骂美国，他却把女儿送去美国。特区大量亲共分子，口口声声留港建港声称爱国，却最先把老婆送去加拿大、儿子送去英美。中国的权力阶层口头反美，儿孙壹家都送美国，他们是口头上的义和团分子，行动上的媚外者。共粪们对美国在世界上的“劣迹”如数家珍，对中国政府干涉他国内政壹概隐瞒；这些人的“正义感”从不对本国下层人民[如何院士说死去的矿工是该死]和少数民族表示出来，这是壹种假冒伪劣的正义感！

　　亲美派不是汉奸、不是卖国贼，他们是理性、深沉的爱国主义者。他们之所以亲美，是想更好地吸收其它国家和民族的优秀文化成果，从而使中国更好、更快地走向富强、民主和文明。亲美、亲西方，与其说是媚外，不如说是对人类智慧的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