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独立工会

1951年6月30日至7月3日，民主社会主义的国际组织“社会党国际”在法兰克福召开了第壹次代表大会。英国工党、奥地利社会党、比利时社会党、丹麦社会党、芬兰社会民主党、法国社会党、德国社会民主党、冰岛社会民主党、以色列工党、日本社会党、卢森堡社会主义工人党、荷兰工党、挪威工党、西班牙工人社会党、瑞典社会民主党、瑞士社会民主党等民主社会主文政党参加了该次大会。该次大会以“民主社会主义的目标与任务”为题，发表了对人类社会进步有著重大深远影响的“法兰克福宣言”。这篇宣言向整个人类社会表达了要建立壹个“没有人对人或民族对民族的剥削与奴役，个人个性的发展是人类充分发展的基础”的“和平与自由的世界”的理想追求。

　　它是又壹个关于“人权”与“公民权”的宣言，是世界人权宣言的进壹步政策化。上述的政党半个世纪以来领导本国人民为“建立壹个自由的新社会而奋斗”，“为取消性别之间、社会群体之间、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和种族集团之间的壹切法律上、经济上和政治上的歧视而奋斗”，为和平而奋斗，人民生活安定而幸福，免除了政治与经济方面的“恐惧与忧虑”，初步实现了社会主义。不过，这篇宣言所提出的关于“公有制”化的要求，如认为“公共利益优先于私人利润的利益”，“公有制可採取把现有私营企业国有化，建立市有或地区性企业、消费合作社或生产合作社等形式”。

——法兰克福宣言——

民主社会主义的目标与任务

序言

（壹）十九世纪以来，资本主义发展了巨大的生产力。其代价则是排除了绝大多数公民对生产的影响。它把所有权置于人权之上。它创造了壹个没有财产和社会权利的、靠工资生活的新阶级。它使阶级之间的斗争尖锐化了。

　　虽然世界蕴藏的资源足以供每个人过像样的生活，但是资本主义未能满足人口的基本需要。它证明了，没有灾害性的危机和大规模失业，它就无法运行。它产生了社会的不安定与贫富之间的悬殊差别。它诉诸帝国主义扩张和殖民剥削手段，从而使民族之间和种族之间的衝突更形剧烈。在某些国家中，强有力的资本主义集团帮助过去的野蛮主义，使之以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的形式重新抬头。

（二）社会主义作为壹个反抗资本主义社会固有弊病的运动在欧洲诞生。因为靠工资生活的工人受资本主义之苦最深，社会主义的最初发展乃是壹个靠工资生活的工人的运动。自此以后，越来越多的公民--专业人员与办事人员，小农与渔民，手工业者与零售商，艺术家与科学家--都开始认识到，社会主义对所有相信必须消灭人对人剥削的人们具有号召力。

（三）社会主义的目的是要把人们从对佔有或控制生产资料的少数人的依附中解放出来。它的目的是要把经济权力交到全体人民手中，以建立壹个自由人能以平等地位共同工作的社会。

（四）社会主义在世界事务中已成为壹支主要的力量。它从宣传走向实践。在某些国家中，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已经奠定。在这些国家中，资本主义的弊端正在消逝，社会产生了新的活力。社会主义原则的价值正在行动中得到证实。

（五）在许多国家中，不受控制的资本主义正让位于壹种由国家干预和集体所有制限制私人资本家活动范围的经济。更多的人开始认识到需要计划化。社会保障、自由工会运动和工业民主都正在取得进展。这种发展多半是社会党人和工会工作者多年奋斗的结果。在社会主义力量强大的地方，都已经採取了重要步骤，以期创立壹个新的社会秩序。

（六）近年来，世界上不发达地区的人民发现社会主义是争取民族自由与提高生活水平这壹斗争的可贵手段。在这裡，在各种不同环境的压力下，不同形式的民主社会主义正在逐步得到发展。在这些地区裡，社会主义的主要敌人是当地金融寡头的寄生性剥削和外国资本家的殖民剥削。社会党人为政治与经济的民主而奋斗, 他们谋求通过进行土地政革与工业化、扩大公有制和发展生产合作社与消费合作社来提高群众的生活水平。

（七）正当社会主义在全世界进展之际，新的力量也在兴起，威胁著争取自由与社会公正的运动。在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以后，共产主义造成了国际劳工运动的分裂，并使社会主义在许多国家的实现推迟了几十年。

（八）共产主义妄称继承了社会主义的传统。但事实上，它歪曲了这个传统，使它面目全非。它建立了壹种僵硬的、同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不相符的神学。

（九）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剥削造成人群的分化。社会党人的目的在于消灭这种剥削，以实现自由与公正；而共产党人则只是为了建立壹党专政而企图使这些阶级的分化加剧。

（十）国际共产主义是新帝国主义的工具。不论在什麽地方，只要它获得政权，它就破坏自由与获得自由的机会。它的基础是建立在军事官僚和警察恐怖之上的。由于造成财富和特权的鲜明悬殊，它已创立了壹种新的阶级社会。强迫劳动在它的经济组织中起著重要的作用。

（十壹）社会主义是个国际性运动，它不要求对待事物的态度严格壹律。不论社会党人把他们的信仰建立在马克思主义或其他的分析社会的方法上，不论他们是受宗教原则还是受人道主义原则的启示，他们都是为共同的目标，即为壹个社会公正、生活美好、自由与世界和平的制度而奋斗。

（十二）科学与技术的进步，赋予人类更大的力量，既可改善境遇，也可毁灭自己。为了这个理由，生产不能听任自由主义经济的摆佈，而必须为人类需要加以系统的计划。这种计划必须尊重个人保持个性的权利。社会主义主张无论国内还是国际事务，都要有自由和计划。

（十三）社会主义的实现不是必然的。它要求所有信仰著作出个人的贡献。它的做法不同于集权主义，并不强使人民充当被动的角色。相反，若没有人民全面的、积极的参与，它就不能成功。它是民主的最高形式。

政治民主

（壹）社会党人为通过民主手段建立壹个自由的新社会而奋斗。

（二）没有自由，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只有通过民主制才能完成，而民主制也只有通过社会主义才能完全得到实现。

（三）民主制是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它必须保障：

每壹个人有过私人生活的权利，保护其不受国家的任意侵犯。
政治自由，如思想、言论、教育、结社和宗教信仰的自由。
人民有普遍的、平等的与秘密的选举权，自由选举其代表。
由多数派组织政府，同时尊重少数派的权利。
所有公民不论出身、性别、语言、信仰和肤色如何，在法律面前壹律平等。
任何拥有自己语言的集团有权实行文化自治。
建立独立的司法制度；人人有权在公正的法庭前通过壹定的法律程序受到公开审判。
（四）社会党人壹贯为人权进行斗争。必须使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在每壹个国家中生效。

（五）民主制要求不止壹个政党有存在的权利和当反对派的权利。但是，民主制也有权利与责任来保护自己，以反对那些只是为了破坏民主而利用民主机会的人。保卫政治民主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维护政治民主是实现经济民主与社会民主的壹个条件。

（六）以保护资本家利益为基础的政策，不可能使为保卫民主不受极权主义攻击所需要的力量与团结得到发展。只有在工人的积极帮助下，民主才能得以维护，工人的命运有赖于民主的保存。

（七）社会党人表示声援壹切受独裁统治之苦的人民争取自由的努力，不论受到的是法西斯的独裁统还是共产党的独裁统治。

（八）任何独裁统治，不论出现在什麽地方，都是对所有自由国家的威胁，从而也是对世界和平的威胁。凡是对强迫劳动进行无限制剥削，不论是在私人利润还是在政治独裁统治下，都是壹种对所有人民的生活水平和道义标准的威胁。

经济民主

（壹）社会主义谋求用这样壹种制度来代替资本主义。在这种制度下，公共利益优先于私人利润的利益。社会主义政策的当前经济目标是充分就业，增加生产，提高生活水平，实行社会保障和推行收入与财产的合理分配。

（二）为了达到这些目的，生产必须是为人民的整体的利益而计划的。

　　这种计划化同经济权力集中在少数人之手是不相容的。它要求对经济进行有效的民主监督。

　　因此，民主社会主义既同资本主义的计划，也同各种形式的极权主义计划尖锐对立，因为后两者都把对生产的公共监督和对生产成果的合理分配排除在外。

（三）社会主义的计划可以通过各种手段来达到。应根据有关国家的本身结构来决定公有制的范围和所要採用的计划化形式。

（四）公有制可採取把现有私营企业国有化，建立市有或地区性企业、消费合作社或生产合作社等形式。

　　不应把各种不同形式的公有制本身看成是目的，而应看成是对决定经济生活和社会福利的基础工业和服务行业的监督手段，也是使效益差的工业合理化，或是阻止私营垄断企业和卡特尔剥削公众的手段。

（五）社会主义的计划并不以所有生产资料的公有为先决条件。它同重要生产领域内，如农业、手工业、零售业和中小型工业内私有制的存在是可以相容的。国家必须防止私有者滥用他们的权力。国家可以而且也应该在计划经济的范围内帮助私有者，使其对增加生产和福利作出贡献。

（六）工会以及生产者与消费者的组织是民主社会的必要因素，决不能让它们蜕变为中央官僚机构的工具，或成为壹个僵硬的社团性体系。这些经济组织，在不侵犯宪法承认的议会特权的情况下，应当参与制定总的经济政策。

（七）社会主义的计划并不意味著壹切经济决定都置于政府或中央机构手中。只要与计划的目的相符，无论在什麽地方，都应当实行经济权力的非集中化。

（八）所有公民均应通过他们的组织或出于个人的主动性，参与生产进程，防止公营或私营企业内官僚主义的发展。应使工人同他们所在的产业部门民主地联结在壹起。

（九）民主社会主义的目的，是在实现经济与社会日益繁荣的基础上扩大个人自由。

社会民主与文化进步

（壹）资本主义的指导原则是私人利润，而社会主义的指导原则是满足人类的需要。

（二）在分配生产成果时，应把满足人类的基本需要放在第壹位。但这并不剥夺个人根据自己的才能工作的积极性。社会党人认为还有其他的刺激因素，例如工作成绩优良带来的自豪感和当人们为共同利益工作时得以加强的团结互助与协作精神。

（三）社会主义不仅意味著基本的政治权利，而且意味著经济和社会权利。后者包括：工作的权利；享受医疗保险和产期津贴的权利；休息的权利；因年老、丧失工作能力或失业而不能工作的公民有获得经济保障的权利；儿童有享有福利照顾的权利；青少年有按照其才能接受教育的权利；得到足够住房的权利。

（四）社会党人为取消性别之间、社会集团之间、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和种族集团之间的壹切法律上、经济上和政治上的歧视而奋斗。

（五）社会主义的意义远不止于建立新的经济和社会制度。凡是有助于解放和发展人的个性的经济与进步，都具有相应的道德价值。

（六）社会党人之所以反对资本主义，不仅因为它造成经济上的浪费，也不仅因为它使群众不能享受物质权利，最主要的是它违背社会党人的正义感。社会党人反对任何形式的极权主义，因为它侵犯了人的尊严。

（七）社会主义为使人类从恐惧和忧虑下解放出来而斗争，因为恐惧和忧虑同各种形式的政治与经济的不安全是分不开的。这壹解放将为意识到自己责任的人们在精神上得到发展和在文化上逐渐形成完整的个性开闢道路，社会主义是促进这种文化发展的有力因素。

（八）社会主义力求给人们以壹切手段来提高文化水平和促进人类精神中的创造愿望。艺术与科学的宝藏必须向全人类开放。

国际民主

（壹）社会主义运动从壹开始就是壹个国际性的运动。

（二）民主社会主义是国际性的，因为它的目的在于使所有人从各种形式的经济、精神和政治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三）民主社会主义是国际性的，因为它认为任何国家都不能孤独地解决它的全部经济和社会问题。

（四）必须超越对民族主权的限制。

（五）只有把和平建立在国家之间自愿合作的基础上，社会党人所争取的新的世界社会才能在和平中繁荣昌盛。因此，民主制必须根据保障民族自由与人权的国际法的规定，在国际规模上建立起来。

（六）民主社会主义认为联合国的建立是走向国际共同体的重要步骤，它要求严格履行联合国宪章的原则。

（七）民主社会主义反对各种形式的帝国主义，它为反对压迫和剥削任何壹国人民而斗争。

（八）仅仅消极地反对帝国主义是不够的。世界上广大地区遭受极度贫困、文盲与疾病之苦。世界上任何地区的贫困都威胁著其它地区的繁荣。贫困是民主制发展的障碍。民主、繁荣与和平要求对世界财富重新分配和提高不发达地区的生产率。这些地区物质与文化水平的提高，同所有人都有利益关系。民主社会主义应鼓励这些地区的经济、社会与文化的发展，不然它们就会沦为新压迫方式的受害者。

（九）民主社会主义者认为维护世界和平是我们当前时代的最高任务。只有集体安全体系才能保障和平，为国际裁军创造条件。

（十）维护和平的斗争同争取自由的斗争密不可分。在我们这个时代，对自由人民独立的威胁，直接导致战争危险。

　　社会党人为建立壹个和平与自由的世界而努力。在这个世界中，没有人对人或民族对民族的剥削与奴役，个人个性的发展是人类充分发展的基础。社会党人呼吁所有劳动人民团结起来，为这个伟大的目标而奋斗。

社会民主的发展，乃是壹种历史的过程，它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呈现不同的面貌，採取不同的发展策略，并不断反省修正理论观点，以因应社会环境的变迁，灵活弹性的调适能力，可以说是社会民主最大的特色。而儘管不同的国家，社会民主的发展不儘相同，但是从长期的历史时间来看时，仍然能从中区分出几个明显的历史阶段，作为我们瞭解社会民主的概观。

起源：改良主义（reformism）的兴起
　　社会民主的发展，在第壹次世界大战以前，总是在“革命”与“改良”两条路线之间摆盪，壹直要到“共产国际”（即第三国际）于壹九壹九年成立之后，社会民主运动才算真正确立改良主义的发展方向，因为社会民主党内的革命派份子，此刻已然脱离了社民党，转而加入共产国际。

　　改良主义的兴起，最早应该是源自德国。壹八七八年，俾斯麦提出了“社会主义镇压法”，逼使德国的社会民主工人党（社会民主党的前身）面临党的瓦解危机，党内的领导干部也因而对党的生存策略产生分歧，伯恩斯坦（E.Bernstein）等人乃开始鼓吹合法理性的改良主义，这壹种新的呼声，自然引起了党内正统马克思主义者考茨基（K.Kautsky）等的反击，引发了往后壹连串的论战，不过在镇压时期，这种理论斗争则尚未表面化。

　　壹八九○年，镇压法取消，德国的社会民主工党获得新生，并随即将党名改为“德国社会民主党”，且通过了著名的“爱尔佛特纲领”。这份纲领由于理论纲领部份是由考茨基执笔，因而在原则上是以马克思主义为准则，但是行动纲领部份则由伯恩斯坦负责，所以实际上充满了改良主义的色彩，主张议会路线与渐进改良，至于无产阶级革命则被略而不提。

　　“爱尔佛特纲领”，可视为是第壹份标举改良主义行动方向的正式宣言，其影响力十分深远。壹八九壹年，成立刚两年的瑞典社会民主工人党，正式通过以爱尔佛特纲领作为党的首份发展纲领，显示出瑞典的社会民主运动，从壹开始便是以改良主义作为行动方针，当然在精神上，则仍然是以“无阶级社会”作为终极目标。

　　同样的，英国的工党在壹九壹八年成立时，也是十分明显的是以改良主义为建党基准，强调透过选举而不是革命的手段，来进行改革。

　　改良主义不但在理论上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三大支柱：资本主义必然崩溃、社会阶级两极化与劳动价值论，更主张在实践手段上，以渐进式的方法，累积改革力量，最为直接的方法，便是经由选举取得政权后，再进行社会改造的工作。

　　改良主义者的这些主张，很自然地，招致了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如考茨基与卢森堡等人的严厉批判，认为改良主义者只关心手段（社会改良），而忘了真正的目的（社会革命）；同时，他们认为改良主义者，对于资产阶级式的代议民主政治过度乐观，将使工人阶极无法坚持根本的改变，误以为不必透过阶级斗争，便可以达到革命的目的，但是其实这些都只是妄想而已。

　　壹九二○年，较为激进的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为了是否加入共产国际，导致分裂，党中的急进派获得投票胜利，决定加入共产国际，而党中的和缓派，包括伯恩斯坦等人，则回流到社民党。至此，德国社民党乃正式确立了其改良主义的方向，从壹个体制外的革命党转变为体制内的选举党。社会民主运动至此已正式宣告走上改良主义的道路。
过渡：改良主义的再修正
　　第壹次世界大战之后，“国有化”的议题，成为许多国家的社会民主运动的首要实践任务，特别是在社民党已经取得政权的国家，而首先进行这项工作的便是北欧的瑞典。壹九壹八年，瑞典社民党在未掌有议会多数的情况下组阁，为了实践转化资本主义社会的目标，因此瑞典社民党在执政后，便实施了国有化及工业民主的政策。

　　不只是瑞典，英国的工党也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于壹九四五年上台执政，并实施国有化政策；此外，北欧的挪威与丹麦等国也均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实施了国有化，将私有企业转为国有。虽然各国的国有化政策，在实施时间与程度上有所差异，但是基本上，却均是以此壹政策作为首要施政目标。

　　然而，这波国有化的风潮，却明显遭到了挫败。最明显的例证，便是瑞典社民党在壹九二八年，由于企图强化国有化政策，而在大选中失败，首次下台；同样的，挪威的社民党也在同年下台，国有化政策维持不到三年，便不得不终止。两国的社民党虽然在四年之后，再度得以执政，但是却都已改变策略，不再提起国有化问题了。

　　为什麽国有化政策会遭到挫败？壹项重要的政治性因素是：社民党本身并未得到多数民众的支持，同时民众也不了解国有化的内涵与意义，甚至于连工人阶级也是如此。然而，更为重要的壹个原因，应该是“社会化”与“国有化”二者在概念上的混淆。（社会化意指将私有产业转为该产业的工人阶级拥有，而国有化则是意指将私有产业转移为国家所有）而事实上，依照马克思原本的意涵，应是指社会化，而不是国有化。

　　由于国有化政策的挫败，导致社民党在理论上作出了重大的修正，亦即将国家的角色重新定位为：
１．国家只能介入控制非营利性及社会民生必要的产业，而其目的是要维持整体的经济发展。
２．国家可以干预调控私有产业，但其目的是为了防止经济的恶性循环，以及经济资源的合理运用。

　　瑞典社民党的理论家韦格佛斯（E.Wigfors）曾为此种修正作出辩护，他认为壹旦私有产业完全国有化，将导致社会主义国家成为另壹个大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形成更为严重的资本主义市场混乱，然而，倘若国家只是以间接的方式控制私有产业，则将可以促使资本主义经济更合理运作，并将部份资源移作有利于全体人民的福利事项。

　　这样的修正，实在是十分重大的转变，因为这意味著承认私有制，以及社会化范围的自我设限，甚至于后来还以效率这种资本主义式的观念作为国家调整的标准。整个改良主义的社会民主道路，至此可说已再度修正，因为这种修正几乎等于已不再将转化私有制结构，视为首要的改革工作。

　　社会民主主义的发展，到此已经走到大幅转变的时刻，同时再加上外在情势产生了新的变化，更促使社会民主主义必需採取新的因应策略。
转变：福利国家的诞生
　　壹九二九年，世界性的经济大恐慌爆发了。欧洲各国受到美 国的经济危机影响，面临了空前的经济衰退，不但失业人口激增，国民所得也大幅下降40％以上，同时还发生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危机。为了解决这些经济问题，瑞典社民党的重要理论指导家韦格佛斯，乃参考了凯恩斯早期的经济理论，并综合了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早在壹九三零年，便在社民党内提出扩大公共部门投资，以解决失业问题，这项建议不久便成为瑞典社民党的正式失业政策。因此，这比凯恩斯所提出的相近理论名著－“壹般经济理论”还早六年。

　　同样的，英国的工党，也在壹九三九年，便有党内理论家主张採行凯恩斯的充份就业理论，并且在壹九四五年工党执政后正式採行，同时工党并对外宣扬英国是“福利国家”。

　　社会民主主义转向福利国家的方向发展，具有几项重要的意义。
第壹，这代表了社会民主党将自己的角色重新定位为： 调整市场力量的运作，而不是直接国有化。
第二，这代表壹种新的再分配方式，它不是直接针对薪资所得进行再分配，而是藉由赋税改革与建立社会安全制度，间接进行再分配。
第三，它更重要的意义在于：这是壹种“去商品化”的过程，使消费领域受到商品市场的控制能够降低。

　　壹九三二年，瑞典社民党再次执政，便採用韦格佛斯的扩大 公共投资理论，以挽救经济危机。但是由于依然未能取得多数，因此社民党便与农民党联盟，而为了同时稳定工农阶级的支持，因此就先从“再分配”与“扩充高等教育”两项政 策方向著手，因为工农阶级的共同特徵就是收入低及教育水准不高，而不同点则是所有权之有无，故而社民党迴避了所 有制问题，将焦点集中在分配及教育问题上。

　　至于其具体内容，在社会安全方面包括有：瑞典的老人年金、免费健康医疗照顾、低收入住宅政策及失业金制度等；而在英国，工党也实施了“公医制度”、住宅政策等，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工党在壹九五壹年下台，但是接著执政的保守党，却并未取消这些制度，因为这已经成为英国人民的基本权利了。

　　而在教育方面，英国、瑞典与西德的社民党除了扩大教育管 道，提昇工农阶级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并设有“综合学校 ”，即学生在六年的基本教育后，便可依照兴趣进入不同的 职业或壹般教育。

　　福利国家的模式，不仅有效地化解了经济危机，更进壹步创造出壹种新的社会民主成功典范，特别是世所称羡的北欧斯堪地维亚模式，更成为其它国家效法的对象，这个时期可以说是社会民主主义的高峰期。
调整：工业民主的实施
　　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社会的阶级结构产生了重大的改变，不但农民阶级的人数降低，同时新兴的白领受薪阶级相对快速增加，迫使社会民主主义者必须提出新的策略，寻求新的阶级联盟。因此，社民党自六○年代开始，便企图将自己重新定位为：以广大受僱阶级为主的政党，而不再只是工人阶级的政党，藉以与新兴的中间阶层进行结盟，扩大政治支持。

　　所以，六○年代开始，瑞典社民党便採取了壹连串的劳动政策，包括壹九六四年的劳资集体工资协商制度、壹九六七年的年金基金，壹九七壹年更是迈进壹大步，实施“工业民主制”，使受僱者也能参与产业的经营，将产业的经营权予以社会化，进壹步使社会民主主义扩大实施，可说是社会民主运动史上十分重要的壹个里程碑，使社会民主主义向前跨进了壹大步。

　　同样的，法国自从六○年代末期，发生了学生大革命之后，在左派及社会民主人士的共同提倡下，要求产业民主的呼声十分高昂，他们主张将民主扩大到各种产业的领域，甚至于包括媒体、大学及教会等特殊领域，以彻底落实社会权的理念。而在西德，经由社民党与工会人士的共同努力，工业民主的浪潮也同样相当高涨，更是早在五○年代中期以后便于“企业法”中有相关的规定，并于壹九七四年通过“共同决定法”，扩大实施共同决定制。

　　壹九七五年，瑞典社民党乘胜追击，推动“受僱者基金”，以给予受僱者更大的保障，不过这项创举随后便因资本家的联合上街头抗议，而被取消了。这个挫败，却促使社民党与工会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终于在壹九七八年提出了壹项新的方案，主张：透过营利所得税与薪资所得税的法案，建立众多的薪资所得者基金与信用基金，而其基金持有者则是产业中的受僱者与同壹郡内的其他受僱者。由于基金不可出售，同时乃是集体拥有，因此将可以保证：五百人以上的产业受僱者，至迟三十五年，便可以将基金逐渐转移给受僱者。

　　事实上，这是社民党为了团结白领与蓝领劳工，所採取的策略，同时其实也是壹种迂迴的团结基金手段，以谋求资本家的妥协，而其真正的目的则是进壹步嚐试推动经济民主政策。壹九八三年，经过多次的协调，瑞典国会终于通过法案规定：企业应提拨20%的利润，存入中央银行，用于科技研发，使用时则需与工会先行商量，这项新制度虽然已与原本的想法有所距离，但是对于社会民主，仍有壹定程度的进展。
结语
　　社会民主的发展，历经百馀年，其间虽有过数次的理论与策略转变，从国有化到福利国家，再转变到工业民主，甚至于也曾尝试经济民主的改革，以有效因应社会变化，但是其基本的价值与理念则始终保持，就是：促进社会平等、维繫社会团结以及人性自主的尊严，而其实践方式则是要将政治领域的民主化，扩充到劳动生产领域以及消费领域，使社会的其它领域也能够更为民主与平等，达成社会民主的目标。

西方先进资本主义社会自十九世纪工业化以来， 发展形成工业社会，“标准化大量生产模式”逐渐成为工业社会的主要生产方式， 称之为“福特主义（Fordism）”。而面对福特主义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传统社会民主（Traditional Social Democracy）”的核心理念，是在接受资本主义的前提下，立基于民主政治，针对资本主义衍生的社会不平等与剥削问题进行改革，而为了达成改革，便必需藉由“国家（State）”来启动与实施管制性的政策，才能够降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造成的社会问题（Martell,2001:2）。

　　在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国家经过历史之演变发展，“传统社会民主”理念下，对于“国家”的定位，主要是以“福利国家（welfare state）”的形式来呈现，同时国家的主要角色任务，在于进行社会资源的重分配，以达到社会平等与社会团结的目标，国家施行的具体政策包括：施行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扩张政策，建立失业保险、健康保险、国民年金等社会福利政策，强化工会组织与落实团体协商，以强化统合主义。

　　但是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发展规律，则是立基于“资本投资－劳动经济－ 过度积累－ 降低需求－ 失业－提升效率－再投资－弹性积累－弹性化劳力运用”的运作模式，在经济繁荣与萧条中交替循环，全球化扩大了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过度积累危机，过度积累会导致企业组织处于存货过多等危机中，因此迫使企业必需採取所谓“弹性积累（Flexible accumulation）”的策略，包括弹性运用劳动力，以及改变生产模式（Harvey,1990）。在全球化的弹性积累策略思惟下，传统工业社会“福特主义（Fordism）”的“标准化大量生产模式”已不再适用，在“后福特主义（Postfordism）时代”取而代之的是“丰田主义（Toyotism）”的“少量多样化生产管理模式”（Waters,2000）。

　　从福特主义时代将国家定位为福利国家，转变到全球化时代的后福特主义，“传统社会民主”理念受到了明显的衝击影响，同时也使得福利国家的运作，出现了问题，可分为二方面来说明。首先是自1980 年代后期起，社会民主国家的公民对于国家藉由税收方式，来支持福利体系高额财政支出的意愿，已达到极限，导致福利国家的社会安全体系的扩张受到明显影响；其次是福利国家的社会安全体系，执行效能出现下降的问题，导因于“传统社会民主”理念下的社会安全体系，是以“生产者”为核心关注对象，而不是以“消费者”为协助对象，使得儘管“传统社会民主”宣称是基于民主理念来制定政策，但是实际上的做法却是採取“有差别的民主”，并不是真正的民主，这种落差导致“传统社会民主”难以因应变化，持续扩张其影响力。

　　现在的问题是：在新的全球化政治经济管制形式下，“国家”的角色发生了何种变化？特别是从“社会民主”的立场来看，又应该如何重新思考定位“国家”的角色？可以从下述三方面来分析说明。

1. 全球化下“现代化社会民主”国家的角色变化

　　在全球化的影响下，“传统的社会民主”运作形式面临了挑战，有部份社会民主体制国家（如英国、荷兰），逐渐转而採取所谓“现代化的社会民主（Moderning Social Democracy）”思惟， 也就是吸取了新自由主义的部份观念，比起“传统的社会民主”理念， 更加强调市场自由竞争， 形成“竞争性统合主义（CompetitiveCorporatism）”， 同时认为国家难以再扮演如同过去的积极性角色，即使採取高度管制的政策，其成效也受到明显限制（Martell,2001:4），其理由有三点。第壹项理由是因为在全球化下的多数国家，仍然是站在国家自利的立场，只有局限在反应与处理全球化经济竞争对国家境内公民权益产生影响的情况发生时，才会採取政府干预主义，而不是基于对国内公民加强社会保障的立场来进行市场干预；第二是在全球性政治运作下，国家的管制力量尚未消失，但是受到跨国组织影响力持续扩大趋势的影响，国家对于国内事务本身的掌控能力与程度均明显下降，使得国家难以有效地针对国内事务进行管制。

　　因此，全球化政治经济体系制约下的单壹“国家”，即使是社会民主体制国家， 也日益採取所谓“竞争国（Competitive State）”的思惟，来进行国家治理工作，也就是壹方面基于与其它国家竞争的对抗性心态，进行跨国性策略运作，对外更加强化参与国际间的权力策略运作，藉以取得更多有利竞争的优势位置与资源；另壹方面，则是藉由将国家资源移转至国际竞争的理由，对内向国内公民要求必需提升个人在市场中的竞争能力，相对就减轻了国家在社会安全上的责任，同时也自然地减少了社会安全的福利支出。

2. 国家在经济上的“生产性”角色
　　国家真正具有的正面“生产性角色（Productive role）”，来自于国家作为各种社会与经济组织间的多元中介作用角色（Plural intermediating），而不是进行直接的经济生产活动。即使当国家成为直接生产者角色时，国家虽然因此自然会进入竞争行列而改善其生产效率，但这并不是意指国家从此必需遵循市场法则，而是公民必需改变对于国家进行社会服务活动的控制方式。例如社会保障虽然是壹种非直接性的社会生产活动，但是其作用正是在于平衡市场竞争活动造成对个别公民的社会风险扩大问题，此种社会生产活动便不能依据市场法则运作，其运作与存在有赖于公民团结（citizenshipsolidarity），因为关于社会保障的社会正义原则，必需在公民的控制之下，经由民主的方式，来决定国家对公民应该提供的承诺与资源，特别是必需提供给不平等机会处境的公民，享有社会资源协助的机会（Nadel,1999:9）。

　　在新的全球化管制形式下，会出现与社会保障及劳动保护相反的管制形式，使得国家原本决定社会保障的正义原则，势将历经衝击与再发展。同时因为受薪者阶级将发现，面对全球化国际金融市场的压力日益增加，要想平衡这种竞争压力， 更必需透过国家与社会政治组织的中介，才能够扩散力量，而要想影响国家的决策方向，便必需更加强调“在公民控制下，经由民主方式来决定国家对公民提供的社会保障承诺”，避免国家基于国际竞争的理由，减轻了国家在社会安全上的责任，同时也自然地减少了社会安全的福利支出。。

3. 国家在“就业”上的社会性角色
　　关于国家在面对失业问题时，究竟应该扮演何种角色，存在著二种相反立场的极端理论（Nadel,1999:11）。壹是“负所得税”理论（negativetax），假定市场均衡是最佳的安置法则，依照此壹法则自然会将个人就业能力安置到最适合的职位上，只有当无就业能力的个人失业者出现时，才可获得基本收入（basic income），财源来自于负所得税，而国家的角色是将收取之税金，做出适当分配给个人失业者，使个人获得基本收入。在此，“个人责任”仍然是解决失业问题的主要角色，而国家则仅具有“所得重分配”的消极性角色。

　　另壹种立场相反的理论，则视国家为失业者“最后依靠的雇主”角色，因此国家并不是藉由市场运作规律与提供最低收入来安置失业者，而是国家直接僱用失业者，也就是由国家提供有薪工作给市场视为无就业能力的个别失业者。在此，国家被赋予壹种义务，认为国家必需积极提供失业者工作机会的特别责任义务。

　　实际上，多数国家在失业问题上所担负的角色，介于这二种极端理论之间。因为每壹国家的福利体系，在实务运作时， 均需同时透过市场诱因与制度性架构来运作， 而这二个面向的运作， 多少都会受到意识型态、政治与社会支持力量、劳工阶级的影响， 因此国家必需取得制度性妥协（institutional compromises），才能够实施就业政策。而“现代化社会民主”的国家， 最明显的改变就是强调国家应该提供“最低机会（Minimum opportunities）”，提供给受到社会排除（social exclusional） 的失业者（Martell,2001:6），例如荷兰已发展出“弹性安全（Flexicurity）”的策略作法，强调兼顾雇主的市场竞争需求与劳工的安全需求（Wilthagen,2001），壹方面扩大解除对于各种非典型工作的管制，同时另壹方面增加提供给非典型工作者获得政策协助；而英国则是实施“新协定计划（New Deal）”，强调领取寻职者津贴的失业者，有义务与政府的就业服务机构签立协定，接受国家要求配合的政策措施。

社会民主体制“国家”存在的基本精神
　　在不同体制之下，“国家”面对经济全球化与劳动市场弹性化的趋势，如何调控（Steering）对于经济市场与就业关系领域的管制程度，各有不同，同时如何重新定位国家、市场、社会与家庭在不同体制的扮演角色，藉以因应高失业率与非典型工作问题引发的社会危机。Esping-Anderson（1999）指出，当代的资本主义国家体制，在面对“平等－工作”之间的交换难题时（equality-jobs trade-off），呈现出不同的选择途径，自由主义体制国家採取去管制化的策略，放宽就业保护规范、扩大弹性工作与弱化工会力量，但是此种过度顺应劳动市场的作法，迎合雇主使用大量低成本工作者，也缺乏积极性公共训练计划，会明显产生社会风险扩大的不平等（inequalities）问题；而社会民主体制国家，基本处理原则均是根据“社会保障”的传统，即使是所谓“现代化社会民主”的国家，也是採取扩大积极性劳动市场政策，以吸纳过多劳动人口，降低社会风险，积极处理“不平等”问题，因此与自由主义体制国家採取的去管制化的策略，有明显不同，而这也正是社会民主体制国家继续维持的珍贵原则与精神。

传统的社会民主福利国家能否与全球化的经济需求（demands）互相协调？

　　瑞典的社会民主党认为优良的社会民主传统是，不论经济的全球化与否，必须总是为人们提供经济上的工作机会，所以，不必为世界的经济新环境与现况所限制，应使其为我们所用。

　　瑞典的社会民主党认为社会民主仍有其前景，而且不必在理念上有所让步。但是首先必须摆脱旧的、不合时宜的部份。必须停止经由借贷来建立的福利国家，依此观点，全球化反而对财政上的限制是有帮助的。

　　瑞典的社会民主党认为现在并非描写社会民主正站在面临选择全球化与否的转折点上，问题毋宁是，我们是否要带著福利国家在全球化的道路上走向未来？

面对全球化需要更健康的经济

　　这样的计画需要健康的经济。西班牙社会民主党人Felipe Gonzalez曾说，这样的计画不需脱离与右派份子在通货膨胀上的斗争，通货膨胀就像是对低收入者的税壹样，对它的斗争应为左派的首要任务。别想要我们的政敌与我们有共识，而是要作的比他们更好。

　　社民党在1994秋天执政时，瑞典的经济是沉重的，预算赤字达国内生产毛额（GDP）的13%，国家负债增加到失控。市场与企业要求政府的财政正常。社民党同意并实行了壹个庞大的预算强化计画，使预算赤字降到3%以下，次年没有赤字，瑞典成为欧洲经济强国之壹。

降低公共支出，但维持基本福利

　　降低公共支出已经成为关键，但不是唯壹；社民党也增税，儘管有触发通货膨胀的危险以及降低投资意愿。但社民党坚持每个人都应共体时艰，经由降低给付或增税。政策起效用时，瑞典的利率被砍掉壹半，是1994年欧洲国家中最高的，通货膨胀同时也消失了，工业投资增加到70%。

　　在政策实行的同时，社民党回复了瑞典对社会民主价值的追求。对过度通货膨胀的对抗就是为了福利国家的延续而对抗。虽然这些政策不如以往那般慷慨。重要的是点出财政的困难并不是福利政策所致。财政的危机最终带来了失业、国家负债到前所未有的境地，这是起源于不良的家庭稳定政策（domestic stabilization policies）所造成的。

　　在最近两年，社民党将预算削减至边缘，乃企图在未来能继续保有基本的福利体系核心。社民党认为这是左派壹个重要的计画，并为之骄傲。预算赤字、公共负债、通货膨胀与财政上的失职，不是与社会民主有关的价值。

　　有些时候，修改作风是痛苦的，社民党被迫修改原本优良运作的计画，去适应财政。其它的时候，我们可以摆脱那些代价高昂却不起效用的部份。我们调整福利以国家适应现代的状况。现在这种调适看来如何？它并不是壹种决策上主要的与大的转折而是许多小的、突然出现在每壹个政策制订面向。在壹个时常变化的环境中，必须时时适应与熟悉。要将它做好，社民党同时必须依赖社会民主意识型态与表现出壹些实用主义的风格。

私有化不见得有效率

　　壹个重点是，社民党不是像对手那样在现实世界所表现出的那种实用主义，在许多状况下，他们的对手常常见不到理念之所在。例如，当我们看到国家的重要性时，他们就说私有化能够解决问题，也就是我们常被告知的——私有化的与民营化的运作会比国家公营的运作来的有效率。

　　这样的理由当然是跳跃地结论。社民党认为只要比较瑞典与美国的健康照护体系，就可以明白公开运作的体系会比民营的体系来的有效率多了。同样的健康照护，在瑞典只需7%的GDP，而在美国却需要14%。社民党认为大多数美国人比较愿意少付出7%的税，而不是14%的保险给付。而且其体系并没有含纳进更多的人口，品质也没有更好。当然，公立体系必须令人满意。但社民党主张公营系统应有很好的机会成为那样，至少它是具有普遍性的特徵，若其是为了每壹个人而付出的话。

　　社民党认为，瑞典经验告诉我们：当系统令人满意并且有效率时，每壹个人都会使用它。私有化的出路只为了中产阶级的利益，是狭隘的。当人们接受到其所需要的，而且感到有价值时，他们会愿意付出必须的税金。如同壹位学者所说：“对人们来说，只有最好的，才是足够的”。

　　社民党固守著这个原则，将福利计画的预算削减，维持在会危及品质的最小水平上。

　　但社民党也拒绝将中产阶级排除在福利计画之外，而且拒绝尝试福利体系中存在著平行、针对不同团体有不壹样的品质的状况。在普遍性的原则上我们绝不妥协。

对抗贫穷必须吸纳中产阶级

　　至于常被提出的个问题：“将富裕的人纳入公共安全体系是否会侵蚀对最需要援助者的部份？特别是在资金稀少的时候，将至少比较的富裕的人排除在目标之外是否更好”？社民党的答案是否定的。经过几个跨国的比较发现，若要真正对抗贫穷与不平等，就必须策略地将中产阶级纳进福利国家的体系中来。

　　要真正援助穷人却又要给予富人福利的理由为何？“社民党称之为再分配的弔诡”。简单讲，因为经由公共安全利益的广泛分享，有机会让他们喜好这样的政策，为了留给穷者更多，最好是透过社会安全体系给予更大多数人口以公共安全。

　　社民党从科学上的证实与政治上的教训，认为若将政府的资源为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保留著，事实上反而可能帮倒忙。妳不可能要大多数人民壹而再，再而三投妳的票。若政策壹再要人们付出的，而没能让他们得到回馈，这个政策注定失败。

让人们感觉没有被利用

　　在瑞典过去就将失业与疾病津贴削减至薪水的75%，但这对低收入的劳工在失业与疾病来说，并不能感到安全。因此，社民

党要提昇水平到80%的工资，但不认为能提昇到100%的水平，这是瑞典1980年代的例子。疾病休假政策（A sick leave policy）在某些公司中有30%的劳工是根本是用不上的。

　　社民党认为执政时，重要的有两项：要使人们感觉到他们是福利国家的壹份子，还有让他们没有被利用、佔便宜的感觉。

只有最好的，对人才是足够的

　　当社民党在管理福利国家的财政时特别注意，对于纳税人公帑的配置有几点需要注意：

1.钱与财货的使用必须公开使每壹个人都可得知，如前所述。

2.资金不可浪费，效率是指针。

3.绝不可以容忍公共部门的腐化，必须成为最好。

4.“只有最好的对人们才是足够的”，品质是招牌。

　　若人们认为是税收支配著福利系统，则社民党这些要点就是重要的。因为，税收的不可避免就像以前壹样是作为壹种主要的部份。广泛的福利体系不必成为为了对企业有较佳环境的祭品。

　　The American chambers of commerce in Europe对欧洲21成员国家作了调查，对企业的环境较佳的国家依次为瑞士、爱尔兰、荷兰与瑞典。

　　有人认为这样的国家在各方面都有高税收的压力，或许要他们壹下子相信是很困难的，但是瑞典在壹段时期中，确实是经济合作暨开发组织国家（OECD）中税收最高的国家。

　　但以“总税收偏高”这个指标来衡量壹个国家的经济成长是粗糙不严密的。1960年代的瑞典是世界上同时拥有高税收与高经济成长的国家。另外，还有更恶劣的说法，谓“总税收偏高”的福利国家影响私人企业的投资指标。其实就整个国际的观点来看，瑞典的公司税（corporate tax）是很低的。还有壹向重要的就是：税有多高，他们就有更多的公平与效率。在如此高税收的体系中，以税收构思成长是重要的。

公平的税制是获得人民信赖的基础

　　1980年代瑞典的税收立法系统是混杂的。特别是资产税，非常不稳定。税制使之在借贷上比在存款上具有更多的利润，故若要避免被课税，只要在交易买卖上仔细地动手脚就可以达到。当变成所得税时，也没能变的更清楚。不良的税制与通货膨胀使人们在经济上作了错误的。不具生产性的行为。人们投资在不动产与休閒观光等事业替代生产、成长与就业。但对社民党而言，这些都不是社会民主精神应该有的。这不是建构福利国家之健康的经济基础。今日，瑞典已经摆脱凌乱并取得健全的税收体系，有较少的漏洞，较广泛的税基与更低的税率。公平的税制是获得人民支持的基础。

确保社会安全因应全球经济

　　同时，好的税收政策也可提昇市场经济的动力。部份是因应全球化经济的需求，接受了壹定程度的改变，但瑞典社会民主主义者清楚知道，福利与改变是可以齐头并进的。事实上，两者还彼此增进了彼此。

　　或许我们被灌输了太多，说福利与安全是过时的现象，不是用于全球化的经济脉络。可笑的是我们竟然也接受了这种观念。但瑞典的历史告诉我们，福利国家是成长主要的推动者。福利国家带给巨大变动中的人们以安全与稳定。这样使人们在变动中能够利用机会（工业发展）得利。强大的国家激励人们改变生活却不会危急生活安全。改变使产业持续成长。

　　这是瑞典的壹个重大的传统，这种观念是说：当人们面临变迁时，若能感到安全，则他们会欣然接受变迁。这个传统也结合生产的利益与福利国家两者——企图使人们发挥他们最大的潜能。

究竟在概念上，社会民主的意涵是什麽呢？它所代表的政治选择或价值内容，与工会运动又有什麽关系呢？

　　我们可以这麽说：虽然在不同的国家，有著不尽相同的用语或名词，但是所谓的社会民主路线，泛指壹种明确的政治政党取向，其内涵就是企图结合社会主义与民主的原则，所标榜与追求的价值，也即是社会主义与民主。

　　以社会民主的先驱德国为例，十九世纪的前叶，主张将政治改革与社会改革毕其功于壹役的民主人士，壹般就称之为所谓的“社会民主党人”（Sozialdemokraten），以别于拥护自由主义式议会民主，未著眼或甚至否定社会改革的资产阶级民主人，以及坚决主张社会革命的共产党人（Kommunisten）。

　　1863年，拉萨尔（F. Lassalle）领导下的德国工人总会（ADAV）在莱比锡成立，这个组织结合拉萨尔阵营掌控下的工会人士及工人，其纲领主张社会主义的民族国家路线，强调以和平的方式，在不推翻国家（民族国家）的前提下，寻求社会平等的实现。数年后，1869年，与拉萨尔阵营打对台的马克思阵营，其旗下的主要工会领导者李卜克内西（K. Liebknecht）与倍倍尔（A. Bebel），在艾森纳（Eisenach）成立“社会民主工人党”（SDAP）。该党首度使用所谓的“社会民主”的名称，主张国际的社会主义及阶级斗争，也就是全盘接受马克思主义作为其政治与意识型态的基础，以有别于德国工人总会的“民族国家的”及“和平方式的”，双方互别苗头，虽然该会在领导人拉萨尔1864年去世后，似有积弱式微之兆。

　　1875年，德国工人总会与社会民主工人党，为了团结工人与工会的政治力量，两派所谓的“拉萨尔信徒”（Lassalleaner）与“艾森纳人”（Eisenacher），遂共同携手合作，在哥达（Gotha）共组“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SAP），该党遂又在1890年，改组为“德国社会民主党”（SPD），在德皇社会党人法的压迫下，团结作为工人的政治力量。从党纲上看来，德国社会民主党是不折不扣的马克思主义式的，也就是仍然标榜社会主义与阶级斗争。

　　随著社会民主党的日益茁壮，不但在党的内部，也在由其所领导的“共产第二国际”（Kominter II）之中，逐渐兴起了论战，也就是辩论如何解释马克思的理论（此时开始出现了所谓的马克思的马克思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分野），以及如何实践的问题。在经年累月的拉扯中，由伯恩斯坦（E. Bernstein）所代表的所谓“修正主义”（Revisionismus）路线，逐渐佔了上风，主张以在现存国家之下的“改革主义”（Reformismus），来取代、来放弃革命的目标。影响所及，在十九、二十世纪交替之时，受德国工人组织政党风潮所鼓舞、所推波助澜的欧洲各国社会民主政党运动，特别是在西欧及南欧，内部也都出现了激烈的“革命或改革”之争。各国情形也大致与德国近似：壹个主张积极的宪法政策与社会政策路线（普遍选举权、劳工保护法令、8小时工时、团体协约、肯定工会的合法性），也就是坚持“修正主义的思考”及“改革主义的实践”的主张，最后都获得胜利。当然，继续捍卫革命理想的罗莎卢森堡（R. Luxemberg）与列宁（W. I. Lenin），渐渐的与社会民主的社会主义运动、工人政治运动脱离，在第壹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兴起所谓的“新的社会主义政党类型”，也就是后来的共产党。

　　总而言之，今日欧美国家的社会民主政党，依循其历史的发展脉络，其最典型的特徵都是：“肯定议会民主体制”＋“愿意与其他的民主力量/势力合作”＋“以改革的手段”＋“追求社会主义的平等理想”。当然，今天许多欧美国家的社会主义政党，许多主张与价值内涵上，其实或与社会民主政党相去不远，但仍在基本的意识型态上容有差距。例如西欧与南欧的社会主义党，其党纲就经常特别强调所谓“工人阶级的壹体性”，亦可算是十九世纪“改革与革命”路线之争的残馀吧。

　　观察历史的发展，我们可以极为肯定的说道：社会民主政党，以及抱持同样价值内涵与主张（议会民主、自由改革、社会主义平等）的社会民主运动，其催生者，无疑的，应该是、而且必然是劳动者，是工人的团结组织 - 工会，其主要的支持者、推动者，不二的核心份子，除了劳工，除了工会，也别无他求。壹个社会民主运动，壹个社会民主政党，乃至壹个社会民主政权，没有工人的发起，没有工会的组织，没有携手的共同努力，是没有诞生与实践的可能的。社会民主的价值壹但清晰，或许可以有不同的阶层阶级支持，但社会民主运动的主体却很单壹而明确：只有劳动者，只有工会。

社会民主政党既然出现，在如何的条件之下，才会形成壹社会民主体制的政府，才有从施政上落实社会民主理念的机会呢？究竟从专制君主政体，亦或自由主义的民主宪政体制，在何等的时机之下，才有可能蜕变为标榜“社会团结”、“扶助弱势”、“实现社会正义”，在民主之前、之上、之旁，再加入“社会的”（sozial）、变为社会民主的政治体制呢？

　　观察人类历史上第壹个社会民主政府 – 德国威玛共和国（Weimarer Republik）的催生历程，也许我们可以看出壹些端倪。1918年秋天，第壹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德皇威廉二世（Kaiser Wilhelms II）统帅下的帝国军队已呈强弩之末，节节败退，军事上虽未显露全线溃败之势，但社会与政治局势动盪不安，经济全面崩盘，帝国政府已心知肚明，战争恐怕将以败战、或至少和局收场。1918年10月，由返乡的士兵及知识分子所组成之“斯巴达团体”（Spartakusgruppe），举行全国性之集会，决议争取人民的民主权利，反对帝国主义，同时导向壹社会主义革命路线，这壹次的集会，通过所谓的“人民革命纲领”（Programm der Volksrevolution），正式揭开德国“11月革命”的序幕：11月3日，基尔（Kiel）军港帝国舰队的水手们，拿起武器，支援当地的工人总罢工行动，随后数日，德国各地纷纷兴起工人与士兵的联合行动，工人罢工，士兵声援保护，双方壹起组成了各地的“工人委员会”与“军人委员会”，著手接管各地政府、企业及治安机关，试图稳定后战争时代的社会秩序；这便是史称的“11月革命”或“委员会运动”（Rätebewegung）。行动的最高峰，出现在11月9日的首都柏林，当地工人发起总罢工，并与返乡的士兵肩併肩，发起武装起义。行动开始后没有多久，德皇即透过最后壹任帝国总理巴登王子马斯（Prinz Max v. Baden），宣布逊位，逃往荷兰，政权移交给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艾柏特（F. Ebert），普鲁士霍亨索伦家族的专制君主时代，正式宣告寿终正寝。在聚集于柏林总理府之政治人物们焦头烂额，苦商如何应付紧接之乱局之际，社会民主党人夏德曼（Philipp Scheidemann）突然跑至窗台边，向外头等后的群众高喊：“共和国成立！”，从此刻开始，历史上所称之威玛共和国正式诞生。历经同壹日的密集协商后，艾柏特宣布组成“人民代表委员会”（Rat der Volksbeauftrag-ten），作为临时政府，并在数天后，11月12日，宣布改革主义的政治纲领，确立自由民主的议会路线，拒斥帝国主义与军国主义的馀孽，赋予人民民主与政治自由，强调政治、社会、经济的不同参与权，加强社会保障。

两天后，1918年11月11日，各地停战，工人及军人委员会放下武器，但是要求新政府务必落实11月革命所诉求的民主权利。12月19日，在德国各地工人及军人委员会所召开之全国会议上，决议参加共和国政府依11月30日所颁布之命令而即将举行之全国大选，放下武器，参与议会民主体制的选举，“委员会运动”正式宣告结束，社会民主党政府的政权趋于稳固，1919年1月19日，德国大选，各地选出国民大会（Nationalversammlung）之代表，由于首都柏林的极左派继续暴动不断，国民大会遂决定改于中部的威玛市召开。1919年2月6日，国民大会于威玛正式开议，经过六个月的冗长讨论，同年8月11日，国民大会正式通过宪法草案，8月14日，“威玛宪法”（Weimarer Reichsverfassung）施行，人类历史上第壹个社会民主政权，伴随著它社会民主宪法基础的完成，正式走向前所未有的社会民主实验之路。

从以上的历史描述，我们可以看出什麽蛛丝马迹呢？首先，历史学家都承认，没有11月革命，没有各地工人及军人委员会的风起云涌（而显然的，掘起的士兵又都是工人阶级的出身背景，而非贵族的军官），普鲁士的专制君主体制不会被划下休止符，因为第壹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并未战败，只是军事的失利，逼迫必须选择停战，政权并不壹定要垮台，然而，德国国内政治、社会与经济秩序的瓦解，在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压力下，才逼使旧政权必须黯然退下。从另壹个角度来说，在委员会运动的推波助澜之下，社会必须被迫面对抉择：要不就走向壹社会主义的体制，要不就与资产阶级合作，选择壹妥协的社会民主体制，虽然不是完全的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式的共产或政治社会秩序，但至少在议会民主的体制下，加入重视社会正义、参与、共同决定的结构特徵。当然，委员会运动的失败，并非完全肇因于所谓人民的自主选择，而经常来自于政治阴谋或合纵连横（例如艾柏特与陆军将领秘密签定、用以镇压委员会运动的所谓“艾柏特-哥罗内协定”（Ebert-Groener-Pakt），但壹项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没有以工人为主体的政治社会运动的施压，没有实力的展现，没有必要时诉诸街头、诉诸暴力的牺牲，壹个进步的社会民主政府与体制，是无由诞生的。

我们回顾了人类历史上第壹个社会民主政府-德国威玛共和，那个惊心动魄的诞生过程，理解到壹个或许放诸四海皆准的现象：没有以工人为主体的政治社会运动的施压，没有实力的展现，没有必要时诉诸街头、诉诸暴力的牺牲，壹个进步的社会民主政府与体制，是无由诞生的。其实，虽然本质上如此，但是并非所有的社会民主政权的出现，都像德国那般的充满张力与戏剧性。让我们来看看另壹个例子，自由主义与市场经济、工业革命的发源地 – 英国。

英国的社会民主政党 – 工党（Labour Party），成立于世纪交替的1900年，与德国的发展极为类似的，它亦是在工人运动发展到壹相当的时期及阶段，亦即理解到：必须投入资产阶级的体制内政治结构中，寻求对运动更有利的出发基础（也就是恩格斯所说的?实现法权要求?（Rechts-forder-ungen）），以从体制内达成改变体制的改革路线时，由工会与支持工人运动的知识份子所组成。不例外的，知识份子的参与与催生，居功厥伟，但是工人运动所累积蕴发的社会力量，方是背后真正的实力基础。英国工党曾经在1923及1924两度执政，成立合计不到三年的少数政府，政事的推行并不顺利，壹项重要的原因是：当时的工党在J. R. MacDonald的领导下，不但政策不明，路线不清，而且不断试图组织联合政府，也就是结合自由主义者的保守份子，以解决自己少数政府的窘境，是以造成工党内部工会阵营的反对，乃至全面退出。换句话说，在如此的政治现实之下，壹个所谓真正的“社会民主”，其实是无从实现的。

　　历史给了工党及社会民主第二次机会，虽然是代价惨重的机会：第二次世纪大战的玉石俱焚。英国虽然战胜，但却处处残破，民不聊生，人民处于飢荒、濒临死亡的边缘，如同美国战争部长史汀生（Henry Stimson）在日记中所记载的：“可能是这个世界上，所可能发生之最悲惨的情况…”。国家财政破产，国内与国际金融秩序瓦解，百业面临全面的崩解，经济显得毫无活力，似乎无法从战争的惊慄与破坏中回复，当时的人们相信，只有三个字可以形容英国的处境：摧毁、痛苦、分裂。

有壹跟接下来工党执政（1945年波兹坦会议期间大选的拉下邱吉尔）、乃至社会民主政权的出现，有著关键性影响的现象：英国人民意识中，资本主义的全面破产。当时的英国历史学家Alan Taylor写道：“在欧洲，没有人相信所谓的美国生活方式（American Way of Life），因为它就是大企业主的同义词。或者，更精准壹点的说：那些还在相信的人，是大家所唾弃的政党，是壹群没有未来的政治人物，他们的命运，跟1688年雅各宾党人没有两样…”。在普遍的国民认知中，资本主义道德败坏，只谈贪婪，不知何谓理想，盲目的支持社会的不平等，不但不符合社会的期许，更赤裸壹点的说：世界大战的元凶根本就是资本主义工党接下了这项历史任务。获得政权之后，工党真正塑立了壹个英国历史上没有出现过的政府路线，简言之，就是以“解决失业”，作为自己的理性坚持（raison d’etre）。工党认为，英国的资本主义，已经被证明无能，它投资太少，没有企业伦理与道德，只知贪婪获益，赚取暴利，并不忘掠夺劳动者。工党的决定是：放弃亚当斯密的自由放任政策，远离作为英国经济哲学的十九世纪传统自由主义。执政后的首要工作，就是建立全民健保，所谓的国家健康服务医疗体系（National Health Service），退休年金制度，投资国民的教育，兴建国民住宅，并且採取壹切的手段，努力创造充分就业。相对于欧洲大陆希特勒式的“权力国家”（Machtstaat），工党把自己的理想国度，除了称之为壹次大战后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所傲称的?英雄之家?（homes fit for heroes），或是工党在选战中所自封的“新耶路撒冷”以外，接连的实践与行动，又替英国发明了壹个至今世界上人人朗朗上口的名词：社会福利国家（welfare state）。

　　英国与德国的历史命运与发展进程，当然完全不同。德国经常呈现断裂式的时代交替，社会必须去面对天崩地裂般的变天，某个程度上来说，英国人是较为幸运的，不论历史的挑战为何，英国总是在内国秩序的和平状态下，完成时代的更迭。但同样的，在国家与社会面临剧变，遭逢生死关头的挑战时，壹个以工人运动为后盾，壹个反资本主义、以崇尚社会公平正义、平等与尊严为目标的社会力量，才有可能挽救国家与社会，在存亡的关键壹役中，获得最后的胜利。吾人又回到壹个相似的历史逻辑：时代在巨大灾难之后的转折点，要挽救国家与社会，唯壹的凭藉，恐怕仍是自主觉醒的大众劳动者，集结自己的力量，不管是德国的以武力对抗反动，亦或英国的以选票投下不信任，以社会民主的价值为后盾，落实自己的社会民主政策，方有成就的可能。

德国与英国社会民主政权的出现历程，虽然壹个充满戏剧性张力与爆发力，另壹则是缓进中带著坚毅的决心向前，然而，历史的规律某个程度是壹致的：资本主义体制出现危机（战争），它被证明不但无能解决危机，甚至自己就是危机的制造元凶。某种角度上来说，社会民主政权解救了资本主义体制，它在资本主义的“自由”价值之外，重新找到了“平等”、“公义”，乃至真正的“繁荣”与“自由”的实现。这壹期中，让我们来看看法国的例子。

　　与德国英国壹样，壹切的转折来自于战争的灾难。1945年，二次大战结束，法国处于极为尴尬的地位：既不是战胜国，也不是战败国，壹些用来描述当时法国的字眼，大概就是社会瓦解、经济崩溃，通敌与反抗，跟战前没有太多的差别。战后法国的首要任务，无异复甦，重建法律的新秩序。显然德国佔领前的第三共和已壹去不返，人们需要壹个新的秩序，新的希望，而显然，它的答案不是“资本主义”。

　　如同在战后的英国，资本主义体制被认为是腐化与无能的代名词，它是落伍的、顽固的、僵化的、短视近利而怯于投资未来的。那些只知维护自己私利的家族企业，缺乏进取精神的商人们，眼中只有如何维护自己的利益，阻断别人的竞争，以巩固家族企业的优越地位，事实上，早在战争爆发前，法国的资本主义面貌已早失人心：1939年，法国的工厂机器的平均寿命，是美国的四倍，英国的三倍，每壹工作时数的生产力是美国的三分之壹，英国的壹半，壹次到二次世界大战的二十年间，法国人的生活状况几乎没有任何的提升，国民的平均所得继续停留在1919年的水准。

　　战争的严酷考验更不会放过法国：落后的经济组织，无疑就是政治与军事失败的主要原因，旧有的体系无法供应社会与经济重建所需，而壹大部分的大企业又以与纳粹通敌、与维琪政府眉来眼去著称。

　　法国因为特殊的政治原因，并没有像英国或德国壹般的社会民主政府的直接出现，换句话说，法国经验的重点不在政权的易手，因为，“被盟军解放”的命运，直接牵引法国的命运到戴高乐将军（General Charles de Gaulle） 之手。戴高乐虽然顽固，顽固到要抱轰登陆北非法国殖民地的盟军，虽然不可理喻，不可理喻到不断宣称自己是战胜国，但是有壹点，他的头脑还是清楚的：在法国，资本主义体制是无能的，是被证明不能倚靠的，因此重点在于：“国家必须出来将权力的槓杆掌握在手”。

　　戴高乐警告说：妳们这些养尊处优、享尽特权的人们注意了，我们是可以放弃妳们的，因为妳们的行径，只证明自己的无能与荒谬而已。社会民主的价值，开始取代了战前自由主义的价值，在强调“平等之上才有真正之自由可言”、“社会与经济问题的解决不能倚赖资本主义体制”、“国家必须出面担任主要的核心角色”、“以社会民主的体制，取代形式上自由民主的体制”的思维与共识下，法国真正蜕变了。危机使人们意识到，某些宣称自己在伦理道德上没有瑕疵、却只是在赤裸裸的贯彻自己利益的意识形态，其信用是会破产的。

　　在所谓法国重建之父 – 亦有人称他为欧洲统壹之父 –Jean Monnet的筹划下，法国开始了自己独特的社会民主与经济复甦之路。曾担任壹次大战后国际联盟代理秘书长的Monnet，出身香槟酒商，还曾到中国筹办多国银行铁路大借款，但除了经营获利之外，Monnet对于宏观的计画、伟大的挑战，总是兴致盎然。二次大战期间，他任职法国流亡政府，负责与同盟国整合有关后勤补给及策划战后重建之事宜，他曾经说了壹句后来成为举世名言的话：“美国应该成为民主国家的兵工厂”，虽然之后被罗斯福总统的幕僚所剽窃过去，成为美国从中立、绥靖政策转向的历史代名词。

　　战后，面临壹片废墟的法国，Monnet认为要展开重建，关键有二：壹是国家预算赤字问题的解决，二是经济体系从头到脚的现代化。Monnet的看法是：第壹个问题只有国家能做，第二个问题，资本主义体系已证明自己没有办法做，社会与人民也不再相信，私营利部门真有克服难关的能力。

1945年8月，欧战结束不到半年， Monnet陪著戴高乐到华府访问，壹天晚上，Monnet终于忍不住的跟戴高乐抱怨：“…妳总是说“伟大的法国”， 但我要告诉妳实话：法国渺小的很。只有法国人自己创造出伟大的身形，能够抬头挺胸，法国才会真正伟大起来…为了达成这样的目的，法国人必须把自己的国家现代化，因为在当前，法国壹点也不现代。法国必须从头改革到脚，没有退路”。

　　骄傲又伟大的戴高乐，沉默了片刻，终于说道：妳说得没错。但是，妳愿意接下“将法国现代化”这个重任吗？Monnet当然不会放过历史给他的机会，他全面设计新的国家经济计划，投资方案、投资手段，乃至于经济龙头工业的重建。藉著“中央计划委员会”（Commissariat General du Plan）的成立，Monnet展开了现代化法国经济体系的工作。

　　重要的是，Monnet、乃至法国的成功，标榜著壹个重要的核心价值：在危机充斥的时代，人民与社会所需要的，其实是纪律、方向、前景、信赖与希望，而不是资本主义的片面所谓自由，这也正是社会民主的重要价值内涵：不是为了私利，不是仅著眼于表面的自由，不是仰望基督文明所遗留的伦理（韦伯：“新教伦理带来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是植基于公益之上，在社会正义、普遍繁荣的目标之下，资本主义才能延续，社会方能健康的发展下去。

　　法国的经验，也许不是壹个社会民主政权戏剧性的上台–法国的政治条件并无法容许这样的情况发生，也或许不是像威玛德国壹般，以工人的力量自己催生政权的诞生，但是，就人们面临危机的痛定思痛，回顾过往的教训，壹个社会民主价值的深化、乃至实现，却是与其他国家无分轩轾的。

国际化趋势下的牺牲品
瑞典模式不但是“社会民主与市场经济共存”的成功试验，也是工会运动的典范。在1991年社会民主党选举落败以前，瑞典劳资双方 的“历史性妥协”持续了53年之久。但是，资本国际化的趋势结束了 这种劳资权力的平衡，显示出以壹国为基础的策略已有不足之处。

　　1909年是瑞典工运史上的壹个关键。雇主以经济不景气为由企图压低劳动条件，引发了劳资衝突。大部分的瑞典工人都参加了那次风起云涌的罢工潮，儘管罢工基金几乎耗尽，工人们面临飢饿却仍坚持 不退。那时资方动员军队与警察，再加上工贼的破坏，使工会遭受空前的挫折。

　　罢工后的秋后算帐使工会损失了近半数的会员。工会学到了壹个教训：只靠罢工是不够的。为了反击反工会的立法以及军警的镇压，工会必须扩大其政治影响力。因此那次挫败反而促使工会与瑞典社会民主党的关系更加紧密。1921年瑞典实现了普选权（废除了财产及性别的限制）后，社会民主党透过与农民党的结盟，终于在1930年代开始在国会中掌握多数。

　　以此强势地位，1938年瑞典总工会(LO)与雇主联盟(SAF)达成了 “和平协议”，终止了半世纪来剧烈的劳资衝突，建立了新的游戏规则。因此，瑞典模式的基石是：

1.建立每隔壹至三年的全国性集中的劳资谈判，决定工资及劳动条件；
2.工会坚持“团结工资”，即不分产业将工资拉平；
3.全面就业政策优于提高工资。

　　争议不必壹定透过罢工来对决，而可由谈判或劳工法庭仲裁来解决。由于工会能在团体协约有效期间保证产业和平，但又能保有协约 期满后号召全国性罢工的能力，乃使得工运更为强大。

　　至此，瑞典模式逐渐发展为壹套複杂的经济理论及政治实验，包括：
1.财富的重新分配。
2.执政的社会民主党对完全就业及低通货膨胀政策的承诺。
3.积极的劳动力政策，工会参与职业训练及劳动力流动的组织工作。

　　“和平协议”使几十年都有定期谈判，资方关厂与劳方罢工的案例急速减少。由于生产没有中断，工资乃持续提高。

资本国际化
　　到了1970年代，权力的平衡转移成对资方有利。控制瑞典经济的几家出口企业SKF, IKea, Volvo, SAAB,和ASEA／ABB都变成了跨国公司。资金跨过国界，大量且快速地流动，已非国家所能控制。大公司能在壹分钟内买进几千万的克朗（编按：克朗为瑞典币与美金兑换约为US$1.00=6.35Kr.），然后在几分钟后转手卖出。汇率操作往往比工业生产能赚更多的钱。

　　于是，瑞典的大企业不再依靠国内的购买力，也不再在乎劳资之 间是否和平相处，雇主联盟更公开背离“和平协议”。社会民主党1976年选举的落败，给予资方反击工会的信心，挑起了1909年以来首 度的大衝突。1980年夏天，近半数的工会会员遭受资方关厂的挑衅。 当然，工会最后获胜了。因为劳工阶级的实力远比1909年强大，劳工运动再度得到鼓舞。

资本逃逸

但这个胜利并不稳固。劳资衝突加速了资本的逃逸，而执政的保守党，除了将瑞币眨值外，并无因应之道。1982年社会民主党重掌政权， 面对金钱投机导致外汇消耗殆尽的困境，同样的也被迫将货币眨值。

　　1990年代壹开始，景气持续衰退。为了对付大量的资金外流，社会民主党提议由劳工、资本、国家三方协商壹个新的所得政策，却引起工会的严厉批判，认为此举是要禁止罢工权。社会民主党被迫改组重建，造成了全面性的信心危机。1991年政府有意提高失业辅助，却引发大量资金外流，使得失业问题更为严重。在资方的强力反扑下， 那年的选举中，社会民主党终于鞠躬下台。

同样的模式
　　这个模式在壹个国家接著壹个国家重覆地发生，证明了壹国的劳工运动与民主运动的无能。

　　在芬兰，雇主最近要求删减20％工资。面对货币眨值30％的威胁，芬兰劳工联盟只好退让，减薪7％。工会最近以总罢工作要胁、阻止了对失业福利的删减，这是壹个重大的精神胜利。

　　面对即将来临的大萧条，瑞典工会可能被迫进行本世纪的第三次大衝突，其结果将会对全球各地工运的策略有重大的影响。瑞典工会有赢的实力，罢工基金仍然完整无损，组织坚强，政治意识很高。

　　不过不管结果如何，工运绝不能再孤立于国境之内。工运的发展有赖国际团结。我们不能只是跟著国际资本屁股后面走，也不能只是 企望市场经济消失。工运需要壹套长远的策略、来规范资本与产品在 国界之间任意游走。

　　目前的国际劳工团结组织有国际自由劳工联盟(ICFTU)以及社会主义国际。更进壹步的国际合作则有赖各国总工会的投入。

　　工运不能单独作战，还应与其他的人民组织，如宗教、环保、和 平团体，以及反种族歧视，人权、妇女运动合作。我们在各国际组织 ，如欧洲共同体，OECD, GATT, 国际货币基金(IMF)，世界银行，国 际劳工组织(ILO)以及联合国本身，都应有壹致的策略。

　　总之，前途困难，但绝非不可能！

国有化、社会福利
　　英国的工党在战后刚结束时，便上台执政，当时的首相艾特里为 解决失业问题，便推动连串的社会保险及医疗服务，以保障人民的基 本生活以及权利。当时工会并且表态支持政府，放弃罢工，壹致希望 藉此改善生活及劳动条件。同时也推动第壹波大规模公用事业国有化 政策。

　　然而由于重税政策造成民众难以忍受实质收入减少，再加以严重 的通货膨胀，致使工党于五壹年下台，保守党邱吉尔再度执政，但他 并未放弃福利政策，致使失业者在六○年代初期竟已高达九十多万人 ，使工党于六四年再次获得执政的机会。

　　竞选期间，工党以“限制加薪幅度”作为承诺，企图藉以缓和物 价，此举并获得“工会委员会”的支持。工党上台后，便成立“价格 与所得委员会”执行“限制工资”的政策，但效果不彰。因此在六六 年，工党进壹步提出“价格与所得”法案，宣布冻结六个月的薪资， 不淮加薪。工会委员会初期接受该法案，但随后又要求废止，以消除 工人的反弹压力，因为工资始终赶不上物价的上涨幅度。同年，发生 海员大罢工，不久工党下台。

　　保守党上台后，立即强制宣布：所有罢工均需有六十天的冷却期 ，同时罢工需经工人投票，工会不可发动。此举引发工人的强大反弹 ，展开马拉松式的大罢工，逼使保守党最后终于在七四年下台。工党 再上台后虽立即取消薪资限制，企图使工资上涨正常化，即依照劳资 协议进行，但却使工资飞快上涨，工党不得已只好再下令制定工资上 涨的上限，可是如此壹来却又陷入“工资赶不上物价”的恶性循环中 。七九年，工党三度下台，保守党的柴契尔夫人上台执政。

　　归结起来，在英国工党的发展过程里，虽然始终到面临经济方面 的问题挑战，但是它总是维持两项基本政策的施行，以下分别说明之。

（壹）国有化：
　　英国工党的国有化共有两波，第壹次是在战后，当时的重点是要 将水力、电力等公用事业国有化，使基本的民生及公共需求由国家经 营管理；第二次则是在七○年代中期，有鉴于生产技术的日益複杂， 加上英国的国际竞争力降低，为配合技术的研发，提昇竞争力而进行 。但是在柴契尔夫人上台后，则致力推动将国营事业私有化。

（二）社会福利：
　　英国的社会福利事业有长久的历史，在战前便已有相当的基础。 战后工党执政期间更是加强推行，如年金、公医制、失业金制等，其 中尤以公医制最为著称。这项制度共动用整合有近七万名医师、二十 八万多名护士，十分庞大，同时其支出佔总预算的6％多，使私 人医疗大为萎缩，充份保障人民的健康医疗照顾。

工业民主、自治管理、权力分散

　　战后法国的社会党，历经了壹段长时期的低迷，虽然从壹九四四 到五八年间，社会党在27届的政府中参加了21次，但是其得票率却只 有壹成五到两成，不复战前的风光。到了六九年的总统大选，社会党 更是惨败，只得到5%，远不如法共的20% 。
　　这种情形壹直到密特朗于七壹年出任党魁后，才有所改观。密特 朗壹改过去摩勒时代的反共立场，主张在策略上联合法共，以赢得选 举，这项改变在七三年的选举中得到了收获，两党的席次均增加了两 倍，随后七七年的地方选举，社会党更是获得大胜，赢得了三分之二 以上的城市执政权。到了八壹年，密特朗当选总统，社会党执政。

　　社会党与法共的联合，有其现实上的重要考量，因为法共自四七 年以后，便掌握了两大工会，并且拥有三分之二蓝领工人的固定支持 。在六八年的学生运动时，法共发动了近八十万的工人罢工，支持学 生，显示其强大的动员力。而社会党本身的工人党员却只有壹成左右 ，其多数成员均是白领中产阶级与学生，因而这其实是壹项阶级联盟 的策略。

　　密特朗执政后，採取了多项的措施，以实施他所称之“法国式的 社会主义”，以下分别说明之。

（壹）新国有化：
为了扭转国有企业的高亏损，社会党政府于壹九八二年实施了壹 套新的国有企业管理办法，其特徵有民主化管理、自治管理及计划合 同。民主化管理指国有企业的董事会由政府代表、职工代表与资方代 表共同组成；自治管理则指国家减少对国有企业的监督，特别是取消 事前审议及监督员，使国有企业在财务、行政上自主；计划合同则是 为了确保国有企业的计划能与国家整体计划相协调所订定。

（二）工业民主：
　　壹九七三年的自由－保守联合政府，曾为了减缓六八年以来的工 人问题，成立了“促进劳动条件国家委员会”（简称ＡＮＡＣＴ）。 但是ＡＮＡＣＴ却引发了更大的争议，因为它的权责只能反应意见与 沟通，不但无法赋予工人更多的权利，只是消极地要求劳资双方进行 协议，而它自己却不积极介入，因此在壹九七五年签订的协议中，法 国的两大工会（工会联合会与总工会）均未签署。

　　八二年，社会党政府提出了Auroux法案，并获得议会通过。法案 中赋予工人可以反应意见、获知资讯与资方谘商、协商谈判，使工人 获得更大的权利。其中反应意见由“雇员代表”组成；谘商则由“工 厂委员会”执行，此委员会由受雇者代表中选举产生，并由管理阶层 任主席，因此根据统计，施行至八三年为止，只有20%的案件被告知， 且只有12%有谘商程序。至于工会，在法案中则赋予它每年与资方针 对工资、工时等劳动条件进行协商的权利。

（三）经济计划改革：
密特朗上台后，不但继续法国自战后便壹直推行的经济计划，同 时成立“改革委员会”，进行重要的改革，包括：
1.民主化，即全国计划总署的成员，应纳入官员、工会与企业主；
2.权力分散化，即二十二个法国地区政府，均可派代表加入计划署， 同时每壹地区亦可制定该地的自主性计划，强化地区自主权；
3.重视贯彻执行及协调，务使计划具体施行。

劳动人性化、工业民主、共决制

　　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德国社民党被纳粹宣布为非法，因而流 亡英国，直到战后才回到汉诺威重建。战后的十馀年间，社民党壹直 处于劣势与低迷的状态之中，其得票率均只有三成左右，党员人数也 由战后初期的87万人降至五○年代的58万人，年轻人纷纷退党，只剩 下老的党员支撑。

这种情况壹直到壹九六九年，社民党接连赢得总统及国会大选， 汉尼曼当选总统，布朗德组阁，才有了明显的转变。这次国会大选， 社民党获得了超过四成的得票，得以与自民党组成联合内阁。在布朗 德任内，他积极推动东进政策，与莫斯科、波兰签订和约，并于七二 年与东德签订了历史性的“基本法”。后来布朗德因“间谍事件”下 台，使社民党失去了第壹大党的地位，但仍由斯密特继续组阁，直到 壹九八二年，自民党转与基民党联合，社民党才真正下台。

　　在社民党执政的十四年间，它施行了不少实践社会民主的政策， 其中最为重要的便是企业的民主化以及劳动的人性化，以下分别说明之。

（壹）劳动人性化：

　　社民党于六九年上台后，有鉴于该年九月发生的大罢工事件，因 此便组成了“研究委员会”，目的是为了建立壹个“更以人为导向” 的劳动条件标准，以做为进壹步之劳动人性化纲领（ＨＤＡ）的依据 。这份在壹九七四年提出的纲领，不仅规定了最低的合法劳动条件， 使劳工的劳动环境能有基本的保障，同时也为日后新的“共同决定制 ”及劳资争议制度奠立下良好的基础，换言之，它预先为“劳－资－ 官”的三角统合协商系统铺下了路基，因为它赋予工人有合法的权利 ，可据以争取进壹步的劳动利益。

这其中最值得壹提的是德国的“工资自主制”，亦即由各行业的 劳资双方每年自行谈判协商，以确定未来壹年的工资变动幅度，以达 成“工资合理化”的目标。此外，并有僱工协议，包括由工会与僱主 协会签订的“集体劳资协议”，以及僱工与僱主直接签订的个人僱工协议，内容包括工作性质、作息时间、各项劳动条件以及双方的权利义务。

（二）工业民主化：

　　早在壹九五二年，德国议会就通过了“企业法”，规定五人以上 员工的私人企业，必须成立工厂评议会，该评议会由企业成员中选出 ，并且至少须有五名工人代表，以参与企业事务，并享有壹定程度的 共决权。虽然这项权利不是由工会行使，但是由于八成以上的工厂评 议会成员是工会中人，因此实际上工会仍保有相当的影响力。

壹九七二年，议会通过了新的企业法，在法律上进壹步加强了企 业内部工人的共决权力。到了壹九七六年，经过激烈辩论，终于通过 了“共同决定法”，使工人的共决权力正式获得确认。根据德国工会 联合会（ＤＲＧ）在八○年代初的统计，享有不同程度共决权的僱员 约有二千万左右，佔全部僱员的87%，涵盖比例很高。

劳工运动、再分配、工业民主

斯堪地维亚的社会民主模式，在社会民主的发展经验中是十分独特的，依照Esping-Andersen的看法，它具有几项重要的特徵。

第壹，它的政治民主化过程和其它北欧国家比较起来，是较为平顺且渐近的过程，没有产生明显的民主倒退现象。

第二，在这三个国家中，社民党的执政时间均十分长，超过三十年以上，同时其所获得的政治支持比率也十分高，平均高达四成以上，显示其强大的政治影响力。

第三，最特别的是，瑞典、挪威、丹麦三国的政党与阶级之间有十分强的联繫关系，同时各个阶级力量所支持的政党光谱十分相似，资本家多支持保守主义政党，小雇主则支持介于自由与激进间的政党，工人（特别是蓝领工人）则多支持社民党。

　　斯堪地维亚模式的成功经验，引起了广泛的重视，纷纷对其提出解释，希望能从中找出新的启发思考。

　　依照Korpi的说法，斯堪地维亚模式的成功，主要在于社民党壹方面能够获得工人阶级的支持，使其在国会中佔有多数，另壹方面则是劳工运动及工会力量的强大，因而得以有效地将社会议题转化为政治实践，以具体的政策加以推行。

　　因此，在Korpi的概念中，劳工力量乃是斯堪地维亚模式之所以成功的主要支柱，它不但提供政治支持，使社民党得以长期执政，同时也促成了劳资关系的改变，使社会更为平等与团结。

　　Korpi并从下列指标来说明他的解释，这些指标是壹九四六到七六年的平均统计值。第壹，工人的组织比率分别为瑞典71%、丹麦49%、挪威46%，在欧洲国家中名列前茅；第二，三国工人支持社民党的比率分别为瑞典43%、挪威41%、丹麦39%，若是只看蓝领工人时，瑞典的支持率更是高达七成五以上。

　　然而，Castels则认为：斯堪地维亚模式之成功，主要是因为社民党提出了壹套成功的经济与社会政策，特别是福利政策，藉此进行社会再分配，而能获得广大受雇者的支持，在选举中获胜。换言之，他强调的是：政策结果对于社民党政治支持的影响程度。

　　Korpi与Castels的解释虽有不同，但是对于我们理解斯堪地维亚模式，均有所助益。以下我们便以瑞典为例进壹步说明之。
（壹）平等分配：
　　瑞典社民党政府将实现平等分配作为其纲领的重要目标之壹。该党在纲领中明定，国民收入应在个人、社会阶级、集团与地区之间平等地进行分配。二次大战之后，其政府便实施下列政策：收入来源中断、收入不足的失业者、残障者、退休工人可以透过失业津贴、养老金、儿童补助、孕妇津贴与其他形式得到社会保险金；六○年代之后，更是全面扩大福利措施，包括健保、住宅政策等，使其成为人民的基本权利。

（二）充分就业政策：
　　瑞典政府以充分就业做为其经济政策的首要目标，形成了壹套积极的劳动市场政策，从早期的“人人有工作”到七○年代的“人人有满意的工作”，壹直到八○年代，甚至发展出“培训夕阳工业，解僱劳工新技术”，成功移转进朝阳工业，而不再是消极地补助夕阳工业以保持就业。

（三）工资集体谈判：
　　自壹九五六年起，瑞典的工资政策，便由其僱主协会与总工会以集体谈判的方式达成壹般的或平均工资增长幅度，壹九六四年更是以立法的方式，明定这种工资集体谈判制度的法律效力，虽然此制度在壹九七二年曾稍加改变为“以较低的个人所得税交换工资增加的限制”，但是基本上并未有原则上的重大改变。

（四）工业民主：
　　壹九七六年，瑞典议会通过了“共同决定法”，其中规定，凡雇主在25人以上的企业，工人代表可参加董事会，了解公司的业务活动，对公司重要决策有发言权。同年，工会通过了经济学家迈德纳的“工资收入者基金”方案，但遭资方反对，八三年，国会通过了折衷案，企业须将20% 的利润上交国家，存入中央银行成立投资基金，用于生产与科技研发，使用时须与工会协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