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王江松 写于不同历史时期 整理于二零二二年

一、鸿蒙初开

1979年盛夏的一天，我正在田里干活，远远地听到从家里方向传来的一声呼喊：“王江松，你的大学通知书来啦！”虽然这是意料中的事情（我读高一时就参加了1978年度的高考，并且已经过了本科录取分数线，因未达重点大学录取线，在校长和老师的劝说下放弃了），我还是忍不住心中的狂喜，以百米冲刺的速度跑到家门口，从邮递员手里接过了通知书。这是从武汉大学来的，当然让我高兴啦。之后看见了哲学系，感到很失望，因为我报的是中文系。最后看到“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这样一个闻所未闻的专业，高兴的心情像是被一瓢凉水浇灭了。

因为热爱文学并讨厌哲学（当时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哲学就是政治，只不过一些人认为哲学是政治活动的指导思想，另一些人认为哲学是整人的工具），我自然成了班上翘课最多的学生。大一的成绩平均还在90分以上，之后逐年下降，甚至出现了中国哲学史科不及格的现象。当然，我应该说是班上最勤奋的学生，每周都要跑到图书馆换一批书来读。

大一读了一年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大二读了一年古今中外的文艺理论名著，大三读了一年古今中外的美学名著……到了大四的时候，我终于沿著从具体到抽象的精神发展路径，踏入了我起初很讨厌的哲学的门槛，而且对哲学产生了一种发自内心的酷爱。大学的最后一个学期，在写完学士学位论文并完成答辩后，我又一口气写了五六篇哲学论文，其中有一篇叫做《自然唯物主义在历史哲学中的命运——兼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问题》，批判了一直以来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做的自然主义和客观主义解释，而认为它是关于自然、社会和人的相互关系的学说，其基本问题是实践问题、历史问题、人的问题和自由问题。这篇文章在22年以后，竟然发表在母校《武汉大学学报》（2005年第12期）上。从这件小事上，人们也许会认为我具备不错的哲学天赋。

迄今为止，我的思想发展历程大概可以划分为五个阶段：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阶段（82-86）、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阶段（87-90）、自由主义为主社会民主主义为辅的阶段（91-98）、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相互相成的阶段（99-06）；社会民主主义为主自由主义为辅的阶段（07年至今）。

二、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1980年前后，国内哲学界兴起了一场“人性、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的大讨论，这场讨论突破了正统马克思主义即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思想）的许多禁区。讨论直接针对的是计划经济时期尤其是文革期间种种反人性、反人道的经济政治文化现象，并深挖到俄国十月革命开创的国家所有制和计划经济模式的社会主义的一些根本问题，其中最核心的，一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是不是人道主义？二是现实社会主义社会存不存在经济政治文化的异化？大多数学者痛定思痛，依据青年马克思以及成熟时期马克思有关著作的论述，并大量引进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与以南斯拉夫实践派为代表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资源，对这两个问题作了肯定的回答。

我作为一个年轻人，迅速接受了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并用之于观察和批判现实社会的异化现象。对我影响最大的，除了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等哲学名著外，苏联持不同政见的历史学家麦德维杰夫的《让历史来审判》、阿夫哈尔洛托夫的《权力学》，如雷击顶，让我们睁眼看清了现实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骇人听闻的政治和人道灾难，而对一种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产生了强烈的向往。

武大哲学系有不少优秀的学者，其中我最仰慕和崇敬的是李鸿烈老师，这不仅因为他主张人道主义最力，就此发表的有影响的文章最多，更因为他当年是武汉大学最年青的右派，受了二十多年的政治迫害。我对他的生平和经历充满强烈的好奇心，下课后就一路跟著他，直到他的家门口；星期天大操场放露天电影的时候，我也跑到他家去接他，两人坐在自带的小马扎上看完电影后，又送他回家。这样就把他二十多年的经历搞清楚了。那时候我正在发生一场头脑风暴，预感到李老师的过去也许就是我的明天。我已经朦朦胧胧地产生了一种人生悲剧感和历史悲剧感了。我选择李老师做我的毕业论文指导老师。后来，由于与哲学系当权派发生冲突，李老师离开武大到福建省社会科学院去了。

三、第一次挫折

大四的时候发生了两件事，预示了我今后的人生道路。

一是我报考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王锐生研究员的“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学说”专业方向的研究生。这个专业方向是新开辟的，很是吸引我，但当我报考后看了王锐生研究员的一些文章后，才知道他主张马克思主义不是人道主义，而是斯大林所说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那么答卷怎么写呢？当然是我手写我心，决不能为了考取而迎合导师的观点。结果我的专业课只得了30多分。这次考研以惨败而告终。当然，毫不奇怪的是，这位研究员很多年后又承认马克思主义是人道主义了。他后来成了首都师范大学的博士生导师。

二是我在班上发起了一次小小的民主行动。事情是这样的，在最后一次三好学生和优秀学生干部选举时，我们的辅导员、哲学系系总支刘副书记把选票收走带回家统计去了。我历来对班上的选举不感兴趣，这次也没有在意。但当第二天晚上班长挨个到各宿舍宣布选举结果时，我突然感觉到这个事情的荒谬性和侮辱性，而且直觉到统计结果的虚假性。我从二层床上一跃而下，声称怀疑这个统计结果，要求查票。这一下轰动了全班，有不少同学表示支持。班长立即汇报去了，回来后对我和尚重生同学（他后来成为武汉大学四大名嘴之一）说，你们两个明天上午在宿舍等，刘书记会来找你们。第二天，刘书记如期而至，双方开始了长达三个小时的轮番辩论。我这个平时自卑、羞怯、拙于表达的人，那一天有如神助，充满自信，把自己四年所学流畅地表达出来了，逼得刘书记答应核对统计结果。一个年龄较大的党员同学带著尚重生去查了票，果然有很大的出入。后来更正了选举结果。我因此得罪了刘书记。他表面上答应我留校或安排到武汉其他高校，我相信了他，埋头看书写论文去了，直到宣布分配结果时，才知道我被分回湖南湘潭老家了。

1983年，我来到湘潭市委党校任教，那时候地市还没有合并，市委党校在一个山沟沟里，我在这里过著每天从宿舍到食堂再到厕所来回往复三点一线的枯燥的读书生活。雪上加霜的是，这一年我被发现得了乙型肝炎，这个病当时被认为跟瘟疫一样带有令人侧目和色变的传染性，使我产生了巨大的精神压力。直到二十五年之后，这个病才神奇地不治而愈。

1984年年初，邓小平指示、邓力群胡乔木主持，在全国发动了一场“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政治运动，整肃在人性、人道主义、异化讨论中斩露头角的自由化学者。我想报考研究生的兰州大学哲学系副教授高尔泰先生就被取消了研究生招生资格，于是我决定报考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李泽厚先生，但那年他的招生榜上没有填写俄语语种，我就不能考他了，于是干脆不挑导师，仅以考取为目的，选择了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马克思主义原理研究生班。果然，考完后，不需要复试，以很高的成绩直接被录取了。

四、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仅仅不到两年，“清污”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就进行不下去了。西学热兴起来了，《走向未来丛书》开始出版了。存在主义最为风行，萨特和尼采成为年轻人追捧的思想明星。哲学界改换概念，以“主体性问题”为名，继续了人性、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讨论，只不过，在西学热的背景下，这一次引进了马克思主义之外的思想资源，前一时期影响很大的李泽厚先生的实践论—人类学本体论马克思主义，受到文坛黑马LXB的挑战，他喊出了年青一代学者的最强音：“孔子死了！李泽厚老了！”他第一个在哲学上声张个性自由和感性生命的权利和地位。

这个时候，我本人的思想，从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进入到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阶段，力图在马克思与萨特、李泽厚与LXB之间搞平衡，也就是在社会主义与个人主义、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之间搞平衡。我深感哲学不能停留在一般人性、人类主体性的层面上，必须深入到个性、个体主体性的层次，从这个观点出发，1986年10月，我写了《李泽厚与LXB的对比研究》，认为前者在人类主体性层面卓有建树，摸到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天花板，后者在个体主体性层面开了先河，预示著中国哲学的发展方向，应当把两者结合起来。12月，我又写了《哲学从何处突破》，其中上篇“哲学应从人突破”，继承了前一阶段学术界人性、人类主体性的研究成果，下篇“人的研究应从个人突破”，旨在确立个人在历史哲学中的本体论地位。这个下篇后来以《论个体主体》为名发表于《学术论坛》1989年第2期，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发表学术文章，时年26岁。这是国内哲学界最早研究个人、个体主体性的文献之一。

1986年年底，由合肥中国科技大学兴起的一场学潮，由南往北席卷了小半个中国，最后以数万人聚集天安门广场并被驱散而告结束，我是那晚被抓进天安门派出所的人大五学生之一。1987年夏，我研究生班毕业后来到一所成人高校——全国总工会的干部学校中国工运学院（2003年改制为普通本科院校中国劳动关系学院），边工作边做硕士学位论文。我选择“论马克思主义关于个人的学说”为题，为此，我于87年下半年和88年第一季度，通读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我选择的指导老师李德顺那时候还是人微言轻的青年教师，自己正在写那篇后来影响极大的博士论文（《价值论》），他担心我的论文过不了。5月份，我到人大哲学系参加了硕士论文答辩，经过3个多小时的激烈辩论，由五位老师组成的答辩委员会经过长时间讨论，最后给了一个“论文有突出的优点……但在个人与社会关系问题上，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的评定，建议修改后明年再来答辩一次。第二年，大事件发生了，我也没有再次参加答辩了，于是终身未能获得硕士学位，后来的博士研究生是以同等学力考取的。

五、第二次挫折

1989年春，除了《论个体主体》外，我又在《理论信息报》发表了《重建马克思主义的个人哲学》，在《博览群书》发表了《人格：一个永恒而紧迫的主题》，在《北京法制报》发表了《建立以公民权利为本位的现代文化价值体系》。看起来学术的阳关大道正在向我敞开。然而，就在这时，那场改变了许多人命运和国家命运的大事变发生了。

大事变以后，我受到开除团籍的处分，被停止教学直到2001年。

1990年春夏之交，我萌生了以一本书表达我的的人生体验和思考的念头。我每天带著一叠稿纸，来到紫竹院公园，找个僻静的地方开始写作，这样写了一个月，完成了一个人生哲学体系，取名《悲剧人性与悲剧人生》。整本书的核心理念来自我的未获通过的硕士学位论文，但从更深处浸透了存在主义的生命体验。于是寻求出版，但当时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均处于紧缩时期，好几家出版社都过不了终审。

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以后，中国开始了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全面转轨，我在学校闲得无聊，又刚刚成家，经济上十分困窘，于是萌生了下海经商的念头。当时我是这样想的：我们知识分子从观念和理论上呼唤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十多年了，当市场经济真的来了时，为什么自己不亲身试一试呢？于是我忍痛、咬牙离开了酷爱的学术研究，先是帮人家打零工，到了94年，和几个朋友在海淀图书城承包了一家书店，专门经营学术图书。

这时候机会不期而然地降临了。有一天，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黄德志编审提来一捆书让我们书店替她代销。她是我们湖南老乡。销完以后，她说你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帮忙吗？我就提起出版难的问题，问她能否替我出版这本书。她看了书稿后，称赞不已，但表示按程序走三审的话，也会通不过，不过可以想其他办法。她的办法是找到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常务副院长的著名哲学家和美学家汝信先生，请他写一个审稿意见。就这样，汝信先生成了我生命中的贵人。他的审稿意见，一是明确判断这本书的观点处于马克思主义与存在主义之间，会引起学术争议；二是明确指出，正因为会引起争议，才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出版价值。汝先生是主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院领导，对他的审稿意见，出版社不能不重视，于是决定出版这本书，只是内部定了一个不宣传、不炒作的政策，以规避可能带来的政治风险。后来，这本书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反响，当中国青年报和北京电视台与出版社联系，希望做这本书的专题报道时，就被出版社婉言谢绝了。

这本书建立了我与汝信先生的终身缘分。

六、以自由主义兼容社会民主主义

90年代，尤其是92年之后，自由主义在中国浮出水面。大批自由主义经典著作被译介到中国，以自由主义理念为主导的经济学成为社会科学领域的显学。我接受自由主义基本理念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一则因为存在主义本身就是一种个人主义，二则因为我已经认同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并且亲身加入其中了。自由主义与存在主义不同在于，它主要是一种经济政治理念和制度构想，而存在主义主要是一种文化信念和价值导向，游离在经济政治领域之外。在走向世俗化和市场经济的时代，一些中国人从存在主义的精神文化追求，走向自由主义的经济政治追求，也是很自然的事情。

与此同时，新左派也浮出水面了，并且与自由主义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交锋。中国新左派依据西方新左派的思想资源（新马克思主义、后现代理论、后殖民主义、世界体系理论等），一方面否定中国老左派所信奉的斯大林主义和苏联模式社会主义，一边激烈痛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新自由主义的全球霸权，高举人民主权、社会公正的大旗，对正在进行的国有企业私有化、资本的原始积累进行愤怒的批判。他们的问题是，找不到一种介于计划经济模式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第三条道路与兼顾效率和公平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因此沦为空洞的道德批判。新左派不能总是这样悬在半空之中，于是一部分与更为激进的、具有一定底层民意基础的新毛左合流了，另一部分则落地成了国家主义者。

我一边做生意，一边断断续续地观察中国的思想文化动态，并做出自己的选择和综合。就个人而言，作为一个生性好强、崇尚个人自由和自我实现、从底层一步一步奋斗过来的农民子弟，我几乎天生就是一个个人主义者、精英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但正因为我是农民子弟，便有著根深蒂固的平民情结和底层情怀，因此对新左派的诉求也心有戚戚焉，只不过我对他们亢奋的道德文章不以为然，而把目光转向他们矢口不提的、在西方占主导地位的宪政民主左派——社会民主主义，也就是过去官方所批判的由伯恩施坦等人倡导的“修正主义”。其实，正是这个比较低调、看上去不够革命的社会主义流派，实际地改变了西方国家的经济政治结构。

这个时期，我的思想是以自由主义为主、以社会民主主义为辅的，但因为忙于生意和生计，没有时间系统地阅读和写作，也就没有留下什么文章和专著。其实，当时有一个人已经对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关系做了很好的论述，并兼采两家之长解释中国的问题，那就是秦晖先生，只不过我没有注意到。我是在差不多二十年以后才花时间系统了解秦晖的思想学术体系的。

七、扬弃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对立的社会哲学

到了1999年下半年，在搁笔九年多以后，我又开始写书了。在我那间狭小的经理办公室里，我边做生意边写作，用了8个月的时间，一口气写下了《中国的出路》和《中国知识分子的出路》姊妹两篇，共计70万字。

这个时候，我已经从自由主义为主、社会民主主义为辅转向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相辅相成、融为一体的阶段，标志就是我在《中国的出路》一书中，提出了一个崇尚中道的社会哲学大纲：在私有制和公有制之间，我找到了一个叫做“公司混合所有制”的合题；在资本与劳动之间，我找到了一个叫做“人力资本”或“劳动性资本”的合题；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我找到了一个叫做“中产阶级”的合题；在宪政与民主之间，我找到了一个叫做“法治”的合题；最后，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我找到了一个叫做“社会资本主义”或“资本社会主义”的合题。我认为，人世间一切对立和竞争，都会走向社会资本主义或资本社会主义这一历史性合题。

根据这本书的社会哲学原理，我对中国知识分子做了一个全面反思、批判和自我启蒙。我批判了传统知识分子（包括我们这一代）身上强烈的清高心态、忧患意识、道德狂热和良知幻觉，指出知识分子只有经过市场经济尤其是知识经济的洗礼，获得独立的经济地位，才能进一步谋求政治上和文化上的独立，才能真正承担社会良知这一历史角色，才能获得真实的历史地位，否则，永远不过是依附于什么皮之上的毛而已。

这两本书当然不可能在大陆原汁原味地出版。我自己是个书商，为别人出版了很多书，唯独不能出版自己的书。只有在我退出商界十二三年之后，才由一个书商朋友操作，在删去了有关中国的论述后，以《西方社会结构及其历史走向》之名，由中国书籍出版社出版了《中国的出路》一书中的纯理论部分；将《中国知识分子的出路》改名为《知识分子的自我启蒙》，并删去了重要一章的主要内容之后，由线装书局出版了。

通过这两本书的写作，我深深地意识到，经商这种社会阅历和生命体验，为我一生的学术事业提供了多么大的帮助，使我获得了多么大的精神收获。同时我也意识到，经商绝对不是我的优势；一是因为没有什么做企业家的远景规划，总想著挣一笔钱后就回去做学问，所以从来没有建立团队和制度，一个人拍脑袋做决策，不断出现投资失误，好几次挣了又赔了；二是黑道白道都没有人，搞不定经销商，大量货款收不回来，销售渠道几乎瘫痪了。眼看著就奔四十了，再不收手的话，我的思想学术事业就要付诸东流了。

八、大龄博士研究生

2001年，我终于回到了阔别已久的教学科研岗位。

首先需要做的是“补课”，就是全方位阅读了解这十多年来国内学术界的进展。我以追回逝水流年的急迫心态，夜以继日地刻苦攻读。正在此时，一场突如其来的“非典”席卷全国，大家都不能出门，于是我趁此机会对自己四十岁的人生做了一个小结，写了一本《个人自由与社会责任》，一方面延伸了《悲剧人性与悲剧人生》的主题，另一方面融入了这十几年来的经历尤其是经商的经历，力图在人生观层次上打通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基本上，我把这本书定位于一种社会中间阶层或中产阶级的人生哲学。

其次是要谋求学术体制内的一个位置。职称上不去也就算了，做一辈子讲师也不错，但是应该有一个博士学位，就像“马克思博士”、“基辛格博士”一样有一个好听的称谓。过去我是不能报考博士研究生的，因为政审通不过，不过，2003年北京大学率先放开了政审，使得我有可能死里逃生，幸运地搭上末班车。我通过黄德志老师联系，第一次登门拜访了汝信先生，希望报考他的博士研究生。他说：我一共只招收过四个博士生（周国平、李鹏程、金慧敏、王齐），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如果你执意要考的话，我可以和哲学所打个招呼，看他们能不能把我的名字挂到招生榜上去。

就这样，2004年，我以41岁的大龄，幸运地考上了汝信先生的博士研究生。

在读期间，有三件事值得一记：

一是写了《郭象个体主义哲学的现代阐释》。某一天我在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图书馆借书时，从一本中国哲学史著作中看到了魏晋哲学家郭象的几句话，猛然意识到其中暗藏玄机，与德国哲学家莱布尼兹的单子论有异曲同工之妙，于是搜寻有关研究资料，对《庄子注》一书进行了逐段解读，梳理出来一个个体主义的哲学体系。该书于2008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二是完成了博士论文《悲剧哲学的诞生：从悲剧视角透视尼采哲学的尝试》，把整个尼采哲学解读成为一种崭新的哲学形态，即介于悲观主义与乐观主义之间的悲剧哲学。这也是我此前的悲剧人生观向悲剧历史观和悲剧世界观的升华，这种解读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五人答辩委员会中有四位给了“优”，让我顺利拿到了博士学位。该书于2009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收入“中国社会科学博士文库”。

三是在博士论文答辩那天，我在哲学所某间办公室里顺手翻阅2006年度《中国哲学年鉴》，一则消息如电光石火激起我的头脑风暴：“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与哲学研究编辑部联合举办资本哲学高级研讨会”。资本哲学已经登堂入室了！这对于我这样一个长期身在中国劳动关系学院、试图从哲学的角度为中国劳动者说点话的学者来说，实在是一个很大的震动！对了，“劳动哲学”，就是这个概念了，也许中国还没有第二个人适合于来开创这门学科呢！

2007年，在同事的劝说下，我申报了副教授，由于发表的成果比别人多出很多，当即就通过了。既然如此，一不做二不休，2009年我破格申报正教授，当年没有通过，第二年也没有通过，到第三年终于通过了。看起来，我在体制内谋生的能力和升迁的前景，并不比别人差。

九、社会民主主义的劳动哲学

2007年，我以劳动哲学为题，申报并获得了一项全国总工会重点课题；2008年，我继续以劳动哲学为题申报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当年没有获批，第二年再申报，获得立项，并于年底写成了60万字的《劳动哲学》。提交结项之后，五个匿名评审专家有四个给予了较高以至很高的评价，有一个恰恰相反，扣了四顶政治上的大帽子：违背了党的四项基本原则，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违背了中央提出的“六个为什么”和“划清四个界限”，并且洋洋得意地宣布，既然该成果犯有这样严重的政治错误，在学术上就没有必要做进一步的评议了。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委办公室要求我作出修改，我对前四位专家提出的修改建议做了认真的回应，但是冒著不被通过的危险，对第五位专家做了毫不犹豫的反击，指出他不从学术提出批评，而从政治上极尽诛心和构陷，无异于是林彪四人帮的残渣余孽。经过将近两年的折腾之后，这项课题终于得到了“合格”的结项结论，于是就由人民出版社于2012年末出版了。当时，由学校出面举行了“《劳动哲学》新书发布会暨劳动哲学与劳动文化学术研讨会”，李德顺、沉原、石秀印、杨河清、冯同庆、鉴传今等著名学者，王克勤、孙恒等著名公益人，中国劳动关系学院部分教师和《哲学研究》、《哲学动态》、《光明日报》、《经济日报》、《工人日报》、《中华读书报》、《财经》、搜狐、共识网等学术刊物和媒体的编辑记者共50余人与会，就劳动哲学和劳动文化的研究和发展问题进行了紧张热烈的讨论。《哲学动态》等刊物和媒体发布了这本书的出版信息。

本书上卷梳理了历史上丰富的劳动哲学资源，在对各派劳动哲学做出比较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以社会民主主义为主体结构建立中国劳动哲学的基本原则；下卷按照抽象与具体、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建立了一个“劳动一般——劳动者——劳动与价值——劳动与产权——劳动与资本——劳动与管理——异化劳动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对工会运动的劳动哲学透视——从劳动哲学视角看中国工会的改革和发展”的理论体系。

这本书标志著我从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并重，转向了以社会民主主义为主、以自由主义为辅、以马克思主义为底线的思想学术定位。在我看来，孔子和亚里士多德所倡导的中道原则仍然是人类应该追求的理想，但在现实社会进程中，人们总是会做出偏左或者偏右的选择，而在当代中国国强民弱、资强劳弱的经济政治结构中，我自觉地选择偏左的社会民主主义。当然，这并不意味著我一举否定和排斥偏右的自由主义，实际上，我认为自由主义的左翼即社会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不过只有一墙之隔而已。

十、劳工学者和劳工公益志愿者

写完劳动哲学，心里一直忐忑不安，因为这个理论体系基本上是一种知识和逻辑上的演绎推理，最多是吸取了其他一些人的田野调查和经验归纳成果，而没有自身的近距离和零距离的观察和体验，这对于这样一项具有强烈现实关怀的研究来说，不能不说是一大可以致命的缺陷。中国工人群体究竟是怎么体验、思考和行动的？社会民主主义劳动哲学是否能够表达中国劳工的要求和愿景？中国的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等其他思想流派是怎样看待当代中国方兴未艾的劳工运动的？这都是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

带著这样的疑问，我于2010年开通了微博。很快，相对自由的微博自媒体，把各种直接的资讯呈现在我的眼前：以南海本田工人罢工为标志，当代中国的劳工运动如火如荼地兴起来了，各地劳工集体维权事件，可谓此起彼伏，令人应接不暇；通过微博，我不仅认识了活跃在这个领域的律师、学者、记者，更认识了不少劳工公益机构的负责人和工人代表，他们是劳工维权和劳工运动的直接倡导者、推动者和行动者。很快，我的实名微博成了劳工新闻和信息的集散地，一些微博大V和公共知识分子也慷慨予以转播。2012年，当深圳春风劳动争议服务业部、小小草等知名劳工机构遭遇打压时，由我起草，笑蜀、章立凡、袁飏、张鸣、叶匡政、沉原、郭于华、肖雪慧、段毅、常凯、滕彪等20名学者、律师和媒体人联名发表“关于培育发展劳工NGO致广东省委省政府及深圳市委市政府的公开信”，要求地方政府善待劳工公益组织，之后，我与笑蜀、刘建锋组成调查小组，南下广东，对珠三角地区数十家劳工机构登门采访，这是我第一次面对面接触农民工和他们的代言者和组织者。

之后就一发不可收拾了，我几乎隔空或实地参与了2012—2015年这一波劳工运动高潮中发生的所有主要事件，或通过微博进行实时报道与互动，或呼吁媒体报道并接受媒体采访，或撰写事件经过并予以评论，或撰写并发布有关宣言和文稿，或参加线下交流和研讨……其中可圈可点之处有：

2014年10月，我深入北京临时关押和疏散上访人员的久敬庄，撰写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被买断工龄员工维权活动以及国有企业转型正义的调研报告（网络点击数百万次）；亲临深圳现场，撰写了深圳诺基亚工人集体行动以及关停并转企业维护劳工权益的调研报告（引起了全国总工会的重视和实地调查，并出台了相关文件），以及十几起著名劳工集体行动的纪实和案例分析。
参与广东劳维律师事务所在嵩山举办的常德沃尔玛工人维权研讨会暨2014年集体谈判论坛年会，与劳工律师段毅等人确立、论证并向知识界和社会各界推广“劳工”、“劳工界”、“劳工运动”、“劳工政治”、“劳工新闻”等一系列概念，促进一种与计划经济时期的“职工文化”不同的、对应于市场经济时期的“劳工文化”的形成和发展。
对当代中国劳工运动面临的重大问题进行理论思考，重点阐述了公民运动与劳工运动、公民权利与劳工权利、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相互关系，通过发表文章、微信群内讨论、微信讲座和线下交流，呼吁自由民主右翼与自由民主左翼之间建立良性对话和互动关系，达成秦晖先生所说的“共同的底线”或左右基本共识。比较有影响的文章有《劳工维权是撬动整个中国政治民主化进程的阿基米德支点》、《对2010年中国劳工潮的多学科解读》（获全国劳动关系研究会论文二等奖）、《当代中国的劳工政治》（发表于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杂志）。
推动政策和立法，其中比较有影响的文章，一是《劳工界就制造业衰退过程中劳工权益问题告政府、企业和社会书》，提出了“劳工新政”的概念和政策建议；二是《广东省劳动关系地方立法应该、可以、如何走在全国的前列》，对广东省应该率先完成劳工三权（团结组织权、集体谈判权和罢工权）的立法，发出了劳工界的建议；三是《欠缺公正、压制劳权的法律规制——评《广东省企业集体合同条例》》，参与了这部地方性法规出台前劳资双方激烈的舆论博弈。
发起和组建了劳工研究群、劳工律师群、劳工新闻群、劳工学者群、劳工界与社会各界对话群等一系列微信群，以加强劳工界的内部团结以及知识界和社会各界对劳工运动的支持，数次征集了少则几百人、多达数千人的对地方政府打压劳工维权人士的签名声援。
……

一时间，我成了各种媒体跟踪采访的著名劳工学者和劳工问题专家，还有人从更加激进和革命的角度，给我贴上了“自由派改良主义劳工运动代表人物”的标签。

以上只是实录，既没有刻意回避什么，也没有添油加醋夸张什么。一个人的言行是有社会记忆的，不如自己如实写下来，让后人和历史来评判。

十一、第三次挫折

在2016年以前，组织上已经多次找我谈话，劝诫和警告我不要和那些有境外背景的劳工机构搞到一块儿去，有意见和建议可以通过正常的渠道向组织上反映。有关部门也注意到了我的网络言论或线下活动。比如，2013年某一天深夜两点半，大兴区清源路派出所警察按响我家的门铃，把我带到所里做笔录，询问的是我那篇关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断友”维权的调研报告，说你这篇文章已经被境外敌对势力利用了，要求我今后不要在网络上随便发表文章，有文章和著作可以通过正式出版机构发表。我回答说现在出版社出书要作者自费，学术刊物也要收版面费，而自媒体是免费的，让我不使用自媒体是不可能的；再说了，即使我在出版社和刊物上发表作品，人家要利用，我也阻止不了，我倒是真心希望政府有关部门能够利用我的科研成果。那天的笔录进行到凌晨5点半，警察才送我回家。又如，河南省公安厅把2014年嵩山会议的录像带递交给了我们学校的上级主管单位全国总工会，其中就有我发言的部分。

2015年6月，我被解除文化传播学院副院长的职务，没有任何说明。2015年12月3日，广州警方一举端掉番禺打工族服务部和南飞雁等劳工机构，数十人被传唤，6人被刑拘。新华社、中央电视台对此做了长篇报道。我以“不方便透露姓名的劳工学者”的身份接受了多家外媒采访，其中一家是香港有线电视台，没想到这家媒体在播出这个节目时，违背新闻伦理和职业道德，擅自披露了我的姓名、单位、职务等信息。这下可就炸锅了。全国总工会有一个维稳办，维稳办下有一个网络舆情处，很快就发现这个情况并报告上去了。学校讯速地给了我一个仅次于开除的行政处分：降职，从教授降级为讲师。我据理力争后，改为解聘教授职务，到图书馆安排适当工作，按副教授最低一档发放工资。

受此重挫，我当然不得不收敛一些了，毕竟让家人跟著倒霉了，种种纠结、痛苦、内疚，一言难尽，这里就不细说了。

但是仍然不能完全放弃……不管是出于古道热肠、江湖义气，还是出于理想信仰、价值追求，我还是断断续续地发声并参与了一些劳工维权活动，其中最主要的是参与了沃尔玛员工抵制综合工时制的全国性维权行动。应段毅律师的邀请，我与四位专家教授一起向有关部门提交了《关于沃尔玛强推综合工时制导致员工维权抗争的调查研究报告》，指出外资企业破坏中国基本的工时制度，可能影响到中国的经济、社会、政治上的稳定和安全。这个报告应该引起了有关决策部门的重视，沃尔玛强推综合工时制之所以不到一年就被叫停了，应该与此有关。与此同时，我卷入了沃尔玛员工联谊会的一场内部纷争，我因为支持其中一派通过网上民主选举重组联谊会，而得罪了坚决反对这场选举的另一派，导致少数几个网络写手和劳工维权人士发起了对我的一波又一波的攻击，其中一个网名秋火的托派分子，造谣说我掌握了境外公益基金资助境内劳工机构的分配权，说我早就安排好了退路，可以随时举家移民美国，等等。我没有对这种攻击作直接的回应，只是在一个关于沃尔玛员工的团结和联合的长篇微信讲座中，向沃尔玛维权员工正面阐述了我自己的观点。

2017年1月13日，在我的牵线搭桥下，在天则经济研究所第565期双周论坛上，我的朋友、西南政法大学陈步雷教授做了一个关于工人代表制的长篇学术报告，从民法、自然权利理论出发，对珠三角地区工人的自发结社行为、对段毅律师等人总结和推广的工人代表制，做了深入的阐发和学术上的论证，与会的天则所理事长吴思（历史学家）、所长盛洪（经济学家）、社科院石秀印（社会学家）、人大常凯（劳动关系和劳动法学家）、湖南戴春（劳动关系学家）以及我等人，从各个角度阐发了工人代表制的经济、法律、社会、政治以及历史价值。我还临时起意，请会议主持人张曙光先生安排在场的工人代表彭家勇发言，没想到彭家勇即兴演讲半个小时，异常流畅地表达了自己的实践经历和理论思考，引起与会学者的强烈兴趣，会后一帮人围著他进一步交流。这应该是天则所第一次就一个劳动关系、工人权益的话题进行的高端学术活动。作为自由主义的阵地，天则所走出这一步，具有特别重要的象征意义。这正是我一直在呼唤的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良性互动和对话交流。会后，西南政法大学官网在非常显眼的位置报道了陈步雷教授的这场学术报告，而我只不过是一个点评嘉宾，却被组织上约谈，要求我不要再参加天则所的任何学术活动了。

2017年12月，北京发动了一次突如其来、迅雷不及掩耳的清除低端人口的雷霆行动，一时间，数十万外来人口无家可归，露宿在凛冽的寒风之中。一个学者公知群邀请我起草了《部分知识界人士就大兴大火引发北京大规模驱离外来人口事件致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全国政协公开信》，经过群友修改后发出，征得160多人的签名，瞬间在海内外网络得到广泛传播。这应该对遏制全国各地政府群起效尤起了一定的作用。自然，事后我又受到了组织上的调查和严厉批评。

2018年，两位刑满释放不久的XIN公民运动的倡导者来找我，希望一起推动养老平权运动，并邀请我写一个关于平等养老的学术研究报告。我对他们终于转身向下关注社会底层和民生问题表示由衷的高兴，因为2013年我向他们提出公民运动与劳工运动相结合的话题时，并没有得到他们的回应。很快我就提交了一份研究报告，并归纳了两项基本诉求，一是建立普及每一个国民的基础养老金制度，二是废除双轨制和多轨制，所有缴纳养老保险的人按同样的工资替代率领取养老金。这个项目后来因故未能推动起来，但我因此就加入了他们的电报群，参加了一周一次的时政讨论，并于2018年和2019年分别参加了由他们召集的烟台聚会和厦门聚会。由此我也卷入了一个惊天大案。

2020年上半年，我作为证人做了两次长时间的笔录。幸运的是，现在我还能继续担任图书管理员。聊以自慰的是，这些年来，主要由于我的努力，我校图书馆的藏书档次，有了一个明显的提高。

十二、从现实研究转向历史研究

从2016年开始，我对当代中国的劳工运动，做了比较系统的反思和总结。一是把我这些年所写的文章整理结集成为《致敬底层：当代中国的劳工运动》一书，有70余万字之多；二是接受工人代表彭家勇的提议，把影响较大的劳工集体维权案例整理成为《广东工人运动考察报告》，有40余万字之多；三是完成了我的第二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写成了60余万字的《劳动文化学》，不幸的是，提交结项申请并等待了两年之久后得到的结论是“撤销该项目，追回已拨资助”，在我提出异议后，引起舆论关注，经过学校出面斡旋，已经花费在这个项目的资金就没有真的追回去了；四是从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出发，对当代中国的劳工运动与社会民主主义思潮做了一个理论思考，写成了20余万字的《中国社会民主主义论纲》一书。不言而喻的是，这些书目前还不能变成合法出版物。

其实，在2019年下半年，在我完成了《中国社会民主主义论纲》一书之后，我对中国现实问题的研究就已经告一段落，并正式转向历史研究了。今年以来，我一边接受有关部门的调查，一边猛读历史学和历史哲学著作，可以说，不到一年所读的学术著作，比过去四五年加起来读的还要多。早在30年前写作《悲剧人性与悲剧人生》一书时，我就意识到将来一定要写一本《悲剧人性与悲剧历史》，从而完成我的整个悲剧哲学体系。我的博士论文就是把尼采哲学解读为悲剧哲学，但这还是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还没有正面建立自己的悲剧历史观和悲剧世界观。现在终于有时间也有相当的社会历史阅历来写这本书了。

另一个我必须完成的大课题是写作《中国个性思想史》。1988年我做硕士学位论文时，就已经意识到应该系统地梳理和挖掘中国历史上的个性思想。在这个问题上，中外学术界存在一个共识，那就是中国没有或者很少有个性思想，只不过一些人认为中国文化的根本缺陷就是缺少个体主义思想，因此，为了实现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必须全盘西化；另一些人认为，整体主义正好是中国文化的优势，必须发扬光大，并且应该而且一定能够向全世界推广。一百多年来，一直就存在著全盘西化与国粹主义的二元对立。我当然不赞成国粹主义，但也反对全盘西化，理由恰好在于，中国的个性思想，虽然远远不如西方那么发达，但毕竟是隐隐存在并默默发展的，只不过被整体主义文化所压抑和禁锢住了而已。必须把中国历史中这一异质性、创造性、现代性的文化基因挖掘出来，并加以发扬光大，从而实现中国文化的结构性转换，即所谓创造性转化或转化性创造。如果中国传统文化中完全缺乏个性元素，那么，即使把西方文化整体移植过来，那也像是把种子撒在盐碱地上，根本不可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然而，我在32年前就已经发现的这一问题，一直没有引起学术界的重视，自由民主派和全盘西化论者不重视容易理解，他们在全力以赴引进西学，可耻的是，在二十多年不断高涨的国学热中，在成千上万的国学学者中，竟无一人系统地挖掘和整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个性思想，好像它们根本就不存在一样！

断断续续的，围绕这一课题，我在做一些阶段性研究。1991年，我应一个朋友的邀请，写了《中国文化史上的孤魂野鬼》，从个性思想角度，讲了中国文化史上12大“畸人”的故事，他们是：庄子、阮籍、嵇康、慧能、唐伯虎、王艮、李贽、徐渭、八大山人、石涛、金圣叹、郑板桥。写完后，朋友的那个丛书出版计划却没了下文，这本小册子后来就收入了我自己的《寻找自己与成为自己》一书。2006年，我撰写了《郭象个体主义哲学的现代阐释》，其中部分章节发表在《哲学研究》、《中国哲学史》等重要学术刊物上，全书则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这些都是《中国个性思想史》的前期成果。目前，对经史子集的阅读大约已经进行了一半，后续还有海量的文献需要爬梳，这种爬梳一直要进行到我身在其中的当代中国，如果成书的话，在百万言以上，这大概是10年以后的事了。通过这项研究，我要向全世界宣告，要向每一个中国人大喊：人性、个性、自由、平等，这些普世价值，并非西方人的专利；人类皆有的，我们中国人也无不具有！建立在这些普世价值之上的政治文明，也一定会在这片古老的大地上开花结果、繁荣昌盛！

我今年五十有七，如果足够健康和长寿的话，充其量也只有二十年左右的读书写作时间了。“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伫立于暮色苍茫之中，像无数古人发出这一句浩叹后，我又得赶紧回去看书了。

十三、我的治学风格

像其他学者一样，我的治学过程当然也离不开博古通今、中西兼容、由博返约与发散思维相辅成、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理性与经验（演绎与归纳、抽象思辨与实证研究）相结合、方法论个人主义与方法论结构主义相补充等等行之有效的方法，但我与学院书斋派学者很为不同的是，我尤其重视个人的生命体验和行动意识（行动中的理解），强调知行合一，亦即理论与实践的内在统一。

长期以来，我国的公共知识分子和意见领袖，高居于芸芸众生之上，用自己学来的理论和知识，对民众进行自上而下的启蒙。我不否认这种启蒙的价值，但是第一，我认为这种启蒙是不够的，关键是要找到把理论变为实践、把理想变为现实的通道，而这样一种“实践知识”（梅洛庞蒂所说的Practognosis），这样一种“社会技术”，这样一种“政治技艺”，恰恰是精英知识分子最为缺少的；第二，这种启蒙自身也是有缺陷的，启蒙者自身也是有盲区的，比如以自己的价值观扩张为所有人应有的价值观，以社会良知和公意代表自居，自以为义，结果反而陷入知识界内部各种价值观的剧烈冲突之中，最重要的是，知识分子思考和表达的，与他们的实际生存状况还存在遥远的距离，当他们碰到自己的权利受到损害时，反而患得患失，不能像很多普通民众一样奋起维权，他们也严重缺乏组织起来的意愿和能力，只能像散沙一样苟且求安，最多打打口炮，而缺乏真正改变现实的实践力量，在这个意义上，知识分子恰好应该在与民众的密切互动中，接受民众对知识分子的反向启蒙。这就是说，启蒙应该是双向进行的，而不是单向的灌输和宣导。

我非常服膺明代大哲人王阳明知行合一的学说和生活，他是哲学家、教育家，又是政治家、军事家，文治武功样样了得。他承接了老庄、孟子、魏晋玄学、禅宗、程颢、陆九渊等先哲“从生命体验中领悟世界与人生真相”的传统，他那句“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确精察处即是知”，洞烛幽微，参透玄机，几乎达到了最高的哲学智慧，实现了本体论（存在论）与知识论（认识论）、伦理与真理的直接统一，进入了绝美的人生境界。他的传人，尤其是他的弟子王艮创立的泰州学派，发扬光大了他的道统和学统，他们都是知行合一的人物，不仅在学术上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开创了中国最早的启蒙运动，而且“其人多能以赤手搏龙蛇，传至颜山农、何心隐一派，遂复非名教之所能羁络矣”（黄宗羲语）。

自然科学研究离不开实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离不开人生体验和社会实践。职业化的学院式研究，基本上只是智力游戏而无关乎生命的成长，没有丰富和深度的人生体验和社会实践，一是不可能发现真问题，而只能在前人和他人设定的问题域中，甚至在假问题中兜圈子；二是不可能发现解决真问题的新范式，而只能使用前人和他人的解释框架，甚至只能使用陈腐恶劣的教条和公式去强暴现实。任何新范式，都是思想者独特的生命体验和存在视域的概念化和抽象化，用这种独特的范式，就能对同样的事实做出全新的解释，对同样的元素进行全新的组装。认识和知识的深度、强度和宽度，取决于生命和存在的深度、强度和宽度，狭隘、贫弱、肤浅的人生，只会造就出平庸的学者。多少为了在体制内谋求职称、升迁、权力、资源、光环而批量制造出来的论文和著作，基本上没有人认真读，连内循环都谈不上，更谈不上与社会的互动交流和良性循环了，它们基本上就是一堆耗费人民血汗和国家资源的、不能回收利用的有毒垃圾和污染物而已。

就我个人而言，如果没有早期26年的人生体验，就不会有《悲剧人性与悲剧人生》，我在该书的导言“艺术、哲学与人生”中，已经阐发了我后来都没有改变的学术风格和方法：

我是谁？我到这世界来做什么？我凭什么证明我在这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价值？面对著我们所不了解的世界、他人和我们自己，心中便泛起一种巨大的荒谬感、神秘感和孤独感；耳闻种种人类的悲剧与关于人类的伟大和愚蠢的故事，目睹人类的互相倾轧和践踏，面对种种社会不公平和人生的种种罪恶与痛苦，眺望那远不可及的个人与人类的未来，你难道不感到一种浩大无边的忧患和孤愤吗？你难道不感到一种无遮无拦、无可逃避的迷惘、落寞和苦闷吗？正是这些使人仰天长叹而又俯首默然的内心骚乱，才是艺术和哲学发生、发展的最深刻的动力。每个人，至少在一定时期，特别是在青少年时期，潜在地就是一个艺术家和哲学家：当他真诚地、痛切地感到人生的神秘和荒谬、短促和空虚，当他渴望超越人生的有限而得到一种持久的永恒的价值时，在这一瞬间，他就是一名艺术家和哲学家。而真正成为艺术家和哲学家的是这样一种人，他的痛苦比别人更加强烈和深刻，因而他超越这种痛苦的要求也更加急迫。他通过诗、小说、音乐、绘画、理论体系等等力图表现和解脱这种痛苦，这种痛苦不是日常生活中琐屑的烦恼比如丧失金钱的懊恨、对邻人或同事的嫉妒等等，而是一种关于人生的终极价值、终极归宿、终极关怀的痛苦，是一种即使得到了金钱、地位、物质享受和家庭温暖等等而仍然弥漫心头的痛苦，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剪不断、理还乱的痛苦，我把这种痛苦称之为“根本的迷惘”和“深度的苦闷”。正是这种痛苦迫使艺术家和哲学家无休无止地穷究人生的真谛，追寻生活的意义。实际上，他永远不可能得到彻底解脱，相反，他不断地把自己投入到更大的痛苦中去：因为他越是想穷究人生，他就越是深深地卷入人生，他就与周围世界发生越来越深刻的分离，而他寻求弥合这种分离的努力也就越困难，他就必须更加不畏风险地去体会种种人生境界。对艺术家和哲学家来说，痛苦是一种诱惑，一种挑战，一种深沉的呼唤，正是在这种痛苦和超越痛苦的努力中，他体会到创造的喜悦、自我力量扩张的喜悦、彻悟的喜悦。

哲学对人生的思考不仅是理性的，而且也是感性的，不仅是理论化的，而且是饱含感情的，不仅是抽象的玄思，而且是生动的体验和感悟。

人类单有艺术是不够的，因为艺术虽然给人以充分的情感满足，但却只能模糊地、难以言说地满足人的理性要求。人还具有一种把自己模糊体验到的东西加以条理化、系统化的欲望和倾向，于是他们就用概念、判断、推理等逻辑工具把自己对世界与人生的本质的感悟变成理论体系，这就是哲学。不错，哲学运用抽象思维能力和抽象思维方法，建立起概念体系直接诉诸人的理性或抽象思维。因为这个缘故，许多人就忘却了哲学的起源，久而久之便形成了这样两种偏见：哲学是纯粹抽象思维，排斥人的感觉、直觉、体验、领悟和灵感；哲学是纯理性的，排斥人的感情。于是哲学就变成了灰色的枯燥的理论体系，变成了由概念和范畴推演而成的逻辑结构。

这是违背哲学本性的。哲学是世界观，但首先是人本学，因为哲学所思考的世界是以人为中心的世界，因此不思考人就无从思考世界。这样，人就既是哲学思考的主体，又是哲学思考的对象，是作为主体的对象和作为对象的主体，对这种作为主体的对象的客观思考正就是这种作为对象的主体的反思，这种反思当然必须直接建立在哲学家的自我体验之上。因此，哲学认识内在地包含了直觉和体验。没有丰富的直觉体验，哲学思考就不过是鹦鹉学舌或最多不过是客观知识的重新组合而已，而缺乏深度和独创性。哲学的抽象思考只有不断重返其源头活水才富有创造力和生命力。由此可见，哲学与艺术是同源的。不仅如此，哲学有时还需要直接运用艺术的表现手法，因为当哲学运用概念进行抽象分析时，往往打碎和破坏了原生的实在和原始的体验，结果使飘忽隐约而又美妙生动的东西从概念之网中漏失了，这时，哲学概念就显得捉襟见肘了，因此必须直接借助于艺术语言，借助于形象和意境使那些原始的东西呈现、浮现出来。

实际上许多西方哲学家都公开声称只有凭借直觉才能真正切近和把握实在，如斯宾诺莎、谢林、叔本华、尼采、柏格森、胡塞尔、海德格尔、萨特等，他们都既具有高度的思辨能力，同时又极力推崇直觉。看起来，正是在直觉和抽象思辨之间有某种内在的深刻的联系——刚好因为哲学家们在某一刹那突然感觉到了某种神秘的、深邃的、若隐若现的、飘忽迷离的东西，他们才能凭自己的思辨去捕捉和表达它们，比如海德格尔从一种畏惧的体验去分析生命与死亡的关系，萨特从一种恶心的体验去分析人与世界的关系。因为他们在那一刹那的体验不是单纯的感觉，而是一种理性直觉，是包含了对对象本质的匆匆窥见的感觉，因此，用概念把这种感觉表达出来时，就不是单纯现象的描述，而本身就是极其深刻的理论。甚至象黑格尔这样晦涩抽象的哲学家也曾激动地谈到理性与审美的关系：“现在我深信，由于理性包含所有的思想，理性的最高行动是一种审美行动；我深信，真和善只有在美中才能水乳交融。哲学家必须和诗人具有同等的审美力。我们那些迂腐的哲学家们是些毫无美感的人。精神哲学是一种审美的哲学。一个人如果没有美感，做什么都是没精打采的，甚至谈论历史也无法谈得有声有色。”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正是以席勒的一句诗结尾的：

从整个灵魂王国的圣餐杯里

无限性给他翻涌起泡沫

如果没有90年代的商业经历，我就不会获得透视社会历史的新视角，就不会确立一套新的阐释范式和社会哲学理念，就不会写出《中国的出路》和《中国知识分子的出路》。但在发掘完这段人生体验之后，我又感到江郎才尽、难以为继了，于是转而投身于社会运动之中，试图在新的人生体验和社会实践中获得新的思想、学术和理论生长点。我没有虚度光阴，通过边干边学、知行并举，十年间又积累和获得了200万字的学术成果。

我曾经与劳工律师段毅深入探讨了劳工研究的方法论。我是带著问题和理论预设进入劳工运动的，而他是在劳工运动实践中上升到理论思考层面的，我们相向而行，在半路上汇合了。他率先倡导和推动了中国的劳资集体谈判和工人代表制的实践，并从中形成了一套集体劳动关系生成和发展的理论，而我从哲学角度再一次提升（抽象化）了他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思考，使之置于一个更为宏大的社会历史场域之中，这就是当代中国的社会民主主义理论，它包括了哲学、文化、经济、社会、政治、法律等诸多面向，关系到整个中国的社会转型，而不仅仅是关系到劳工群体的权利和利益而已。

我们一致认为，劳工研究的首要方法，是介入式观察、行动性理解和体验型思辨，这与一般学者拉开距离的、静态的“理性、客观、中立”不同，而是一种近距离乃至零距离的、动态生成的“理性、客观、中立”；它并不排除情感态度、价值取向和主观立场，而是认为，所谓人文社会科学的理性、客观、中立，并不是对一个纯自然对象的静态反映，而是对一个未定型、未完成的动态过程的参与和建构，说的直白一点，就是对社会公正的追求。社会公正是各社会阶级或阶层之间力量的平衡，它完全不是预先给定的，而是通过弱势一方努力奋斗、强势一方妥协让步形成的。在当代中国，一个公认的事实就是，在劳资政三方格局中，政府最强大，资方次强大，劳方最弱小，于是就形成了一个严重倾斜的经济社会政治结构。在既有的利益和力量结构中，强势方一定是保守或比较保守的，推动这个结构向公平正义方向发展的动力，主要来自于弱势方的努力和争取，用段毅的话说，劳工是自变量，政府和资方是因变量，面对劳方力量的成长壮大，政府和资方提出相应的对策，经过漫长的、来回反复的博弈，才会出现新的劳资政力量对比，以及新的政策调整和法律规制。现代西方社会结构就是这样形成的。不亲身参与这样一个真实的、活生生的历史进程，不与劳工一起经历由弱到强的力量聚变，不在现场和第一时间感受到历史的脉动，就不可能有什么理性、客观、中立的学术成果，就不可能成为一个优秀的劳工学者，甚至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劳工学者。

这种研究方法，用中国民间古老的智慧语言来说，叫做“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诚然，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这样做会面临巨大的政治风险乃至刑事风险。这是目前中国的劳工运动研究者和社会运动研究者不知道如何自处的困境。这也是我目前转身进入历史研究的重要原因之一。也许，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和责任，在我这一代人中，我也算是尽心尽力了。我相信，年轻的世代会比我们做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