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独立工会 写于 二零二二年

近日，徐州丰县的“铁链八孩母亲”引起国内外的高度关注。随之，越来越多于20世纪末80年代起， 即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改开）和私有化后经济高速腾飞的四十年内，无数儿童、妇女被拐卖和被贩卖的人口事件被曝光和揭露。这涉及的女性、孩童群体之大，人贩子与地方政府、民政司法机关的勾当之深，都足以击碎我们仿佛处在“盛世中华”的幻想。很多人认为贩卖人口和凌虐、囚禁和奴役女性是封建社会残余根深蒂固的表现，甚至是中世纪黑暗、野蛮和落后的重现。然而有意思的是，这一切社会罪恶却发生在仿佛最“文明”，最“与世界接轨”的改开新时代。尤其是改开刚实行的前20年里，惊人的“旧社会”野蛮不但反复重现，而且还延续至今。真可谓一夜回到解放前，革命先烈们的鲜血都白流了！这段买卖人口的高峰期，不禁让很多在改开下长大的幸存者后背发凉，还让整个社会对—— 早已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前三十年被根除的妇女贩卖现象再次重现中国 —— 这一残酷现实的深恶痛绝和愤怒不已。

目前，大量的文章从道德、法治社会等角度分析妇女贩卖问题，呼吁社会正义的文章也遍布互联网。但就“为什么大量人口贩卖会集中发生在中国经济高速腾飞的改开四十多年？”这一问题并没有深入探讨。本文试图从中国资本主义的角度来分析和回答这个问题，并探讨人口贩卖，尤其是改开后妇女拐卖和贩卖产生的社会基础和经济原因。我们将从四个问题切入来分析。

第一，为什么要买入拐卖来的外地媳妇？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实行了改革开放和私有化，即主动加入资本主义全球化，为世界资本主义分工体系开放中国的国内市场。这其中最重要的是全面市场化本国劳动力，为中国的出口加工制造业提供商品化的劳动力和市场化的雇佣劳务关系。要顺利完成中国资本主义的复辟，就要打破原社会福利保障体系，解体和私有化国企和人民公社，破坏社会已有的长期稳定的劳务关系。从而利用廉价、高质量、高纪律的劳动力来打造世界制造工厂，为世界资本主义市场提供物美价廉的中低端中国制造工业品。

出口加工制造业在国际资本主义市场的低利润决定了资本家必须进一步压缩工人的生产时间和最终商品对外运输的距离，工厂被统一聚集在沿海口岸。因此，绝大多数工作和就业机会只能集中少数几个沿海城市，而广大内陆地区和农村的经济和就业市场则相对萎缩。面对萎缩的农村就业市场，农村劳动人口不得不大规模向城市和沿海地区迁徙从而进城务工和谋生。改开和私有化的四十年内，数以亿计的农村劳动人口（农民工）迫于生计只能临时或永久地迁出农村、迁至沿海经济特区、经济开发区和今天的各大一线城市。这些农民工里，农村女性占了城乡间流动人口很大比重。由于雇佣女性工人不仅比男性工人便宜，而且镇压和规训女工的成本低，自由贸易区和经济特区各行各业雇佣了大量农村妇女，并尤其青睐未婚的年轻女性。大量农村女孩子年纪小小就跟随父母或独自背井离乡来到城市务工，主要参与出口加工制造业生产和城市的服务行业。事发的徐州就是这么一个典型的劳动人口流出地。2014年，徐州共有户籍人口1023万人，但是常住人口只有866万。大量的徐州籍劳工流向长三角地区，在长三角形成与东北黑帮齐名的苏北黑帮。

随著农村女性大规模进城务工，并最终主动或被动地留居城市，农村人口性别比例也随之严重失衡。这些留居城市的女性，一方面满足了城市廉价的劳动力供给；另一方面，也为城市的婚姻市场和性市场提供了便宜可得的年轻供给，缓和了城市的光棍问题及其带来的社会安全隐患。最终返乡的农村劳动人口往往更多为年长的单身男性。这使农村的光棍与日俱增，农村娶媳妇的彩礼要价也随之水涨船高，让绝大多数农村普通男性望而却步。在面对生活、生理和心理的多重需求下，向人贩子廉价买入外地妇女就成了买不起本地媳妇的农村光棍们唯一的解决办法。

第二，为什么人口贩卖在改开和私有化后的中国被大规模进行并在地方上被政府合理化？

很多人把改开后中国妇女贩卖问题归根于：1. 计划生育的人口干预政策导致中国农村男女比例失衡，2. 农村重男轻女和子嗣后代的封建传统价值观念，3. “小农”的贫穷导致野蛮。这些虽说对农村性别比例都有影响，但并不足以构成地方政府直接支持甚至参与妇女贩卖的理由。

妇女在改开后被大规模贩卖，归根结底是中国资本主义在20世纪80年代复辟初期，其稳定有序的国内社会秩序未能完全建立。当时的资本主义国家机器还无法正常有序地运转。一方面，中央需要向地方政府让渡地方管理和自治的特权，从而获得地方官员对中央改开政策的政治支持。另一方面，中国资本主义的出口加工制造业的低利润，决定了中国无法提供足够的社会剩余来维持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作为一个整体进行正规运作的昂贵开支。很多地方和基层政府在改开后不但需要非正式化来节省政府开支，还要琢磨如何给地方财政创造收入。在失去国家财政支持，尤其是九十年代“税务改革”后，地方的社会公共管理开支逐渐成为地方政府无法承受的负担。对于非经济特区和自由贸易区的广大地区，缺乏财政资源的地方政府和基层政府只得自己想办法解决钱从哪里来的问题，这便为地方政府默许和合理化人口买卖来“创收”提供了机会和再生土壤。

同期，国企下岗潮和农村集体合作社的解体，让大量失业人口无法找到正经工作维持生计。在失去了工作和国家的社会福利保障体系后，这些人迫于生存，被迫成为了流氓无产者以参与黑社会犯罪活动为生。买卖人口、买卖器官、飞车党、地头蛇、偷窃、打劫、勒索等都在改开后的中国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应运而生。因此，中国在80、90年代，甚至是21世纪的前十年和今天广大农村地区，社会治安倒车逆行地迅速恶化，地方政权黑社会化就成了常态。

人要想在资本主义社会活著，就得靠钞票。任何能被兑换成现钱、有利可图的行为都会应运而生。在治安恶化的资本主义社会，偷窃抢劫不但来钱最快，需付出的成本最低，甚至可以是零成本。在廉价媳妇的巨大需求和利润驱动下，人贩子团伙化、集团化、产业链化。他们从全国各地绑架、拐骗妇女和女童，长途跋涉将人口贩卖到广大劳动力流出地。而对于女性劳动力输出地的地方政府，他们面对光棍成村的“社会安全隐患”，为了不承担政治责任，秉承为地方财政“创收”和官员贪污腐败的目的，便给买卖媳妇大开绿灯。地方政府的不作为，甚至是大张旗鼓参与人口贩卖产业链的行为进一步助长了贩卖人口在众多劳动力流出地的猖獗。

第三，为什么资本主义社会的人口贩卖以女性为主？

在资本主义，人作为劳动力是一种可以明码标价的商品，可以在正规和非正规的劳动力市场进行“自由”买卖。人口贩卖虽然在以往的阶级社会也存在，不过其规模之庞大、群体之特定倒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的首创。在前资本主义的阶级社会里，被买的人（奴隶、家仆、伺从、妻妾等）和买家或许还能存在短期的共同利益。而资本主义的人口买卖双方，既无短期共同利益，更无长远共同利益。如果说，前资本主义社会的人口买卖能把一个人作为一个整体买入卖出，那么资本主义社会的人口买卖则要最大化一个人的可被贩卖的部分。资本主义的人口买卖追求最大化买回来的这个人及其劳动力能被攫取的全部剩余价值。被贩卖的人只能是工具，最好是万能工具和永动机，直到不能继续运作了，最好还能在完全报废之前赶紧转手卖出去，或是分成能被再次买卖的部分流入买卖市场。这就是为什么，一个人在资本主义社会不但能被贩卖多次，卖价还能越卖越高。对于卖不掉的，也要把值钱的部分卖给医院的器官库、血库。资本主义吃人可不吐骨头。

如今，资本主义正式和非正式人口买卖的对象主要包括农村和第三世界国家的未成年人、女性、农业和服务业临时劳工等。其中，女性占了被贩卖人口的绝大部分。这包括：代孕母亲、奶妈、保姆、保育员、护工、清洁工、其他各类服务行业的短期务工和临时农工等。女性能被贩卖到的行业和工种领域之广，女性对拐卖的反抗能力之弱，使女性在资本主义作为劳动力商品比男性拥有更“广阔”的市场和买卖空间。女性作为一件劳动力商品可以同时出现在生育、性服务和劳动力三大交易市场并同时满足买家的三个需求。这导致成年和未成年女性成了人贩子的“头等猎物”。无数来自第三世界国家和广大农村地区的女性被野蛮、残酷地绑架再贩卖到发达国家和城市地区。

在性、生育和劳动力三者中，女性特殊的生育能力至今都无法被机器所替代的。尽管资本主义号称机器能代替人类和自然，但在追求无限资本积累的驱动下，人只能被作为机器为资本家的经济利益服务。资本主义绞尽脑汁试图通过各种医学、生物和化学等手段模拟并代替女性子宫的整个怀孕过程。但直到今天，无论何种科技、医学手段都无法实现在人体外孕育人类胚胎十个月。资本主义的试管婴儿还需要第三方代孕母亲来完成。所以，生孩子这个任务，终究离不开女性的身体，尤其是具有高受孕率和顺产能力的年轻女性。她们的子宫就在资本主义的广大市场需求下成为了犯罪分子和资本家最大的钱袋子。

第四，为什么徐州丰县“铁链八孩母亲”会引起如此渲染大波？

除了这起人间悲剧野蛮荒唐程度到令人发指外，随之发生的地方政府为维护地方受益集团的利益而采取的一系列荒谬对策更是引起来公众的强烈谴责和愤怒。加之，底层百姓“人如蝼蚁，命如草芥”的地狱生活与巨资光鲜的冬奥会形成了鲜明讽刺的对比。一幅资产阶级国家热衷彰显大国风范、载歌载舞举办全球盛宴而无视百姓死活的王朝末日景象栩栩如生。

但更主要的原因是，它彻底打破了无数人民群众，尤其是小资产阶级，与中国资产阶级之间所剩无几的短期共同利益。作为娶不起媳妇、生不起娃的广大“民不聊生”的中国育龄人群，他们愤怒并痛恨的不是领著社会低保却养了八个孩子的徐州父亲，而是对当今中国统治阶级，上至中央、下至穷乡僻壤的小县城，纵容并合理化非法买卖婚姻和妇女贩卖在中国各地的猖獗。他们震惊自己忙忙碌碌一辈子，为了高彩礼、高嫁妆，为了所谓的资产阶级国家的“合法婚姻”、“合法生育”需要付出要远高于徐州八孩父亲“犯罪行为”的成本和代价。他们所坚信的“个人奋斗”和与中国资产阶级许诺的“实现共同富裕”和“中华伟大复兴”的幻想被残酷的现实所击垮。

如果在十年前，中国资本主义尚能保证劳动人民物质生活水平在十几年内翻一番的时候，这件事恐怕无法引起如此大规模的社会舆论震荡。但当它发生在2022年，中国资本主义经济越来越无法兑现对更多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许诺的时候，问题就严重多了。无论是站在正义、道德、法制的社会角度，还是广大草根群众自身的个人利益角度，这件事都严重挑战了中国资产阶级政权所剩无几的公信力和合法性。人民群众恍然大悟，改开的四十多年来，盛世中国却只是一个巨大的人肉磨坊，资本主义中国根本不存在岁月静好的生活。近几年最直接的生活经验告诉人民群众，他们不但无法享受越来越好的生活，如今连保障基本生活的盼头都成了奢望，还要面对随时随地跌入人生深渊的恶劣生存环境。中国资产阶级许诺的“共同富裕”的美好愿望，被改开四十年的残酷而恶劣的现实再次证明它只会是统治阶级的虚假承诺。中国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最后残存的共同经济利益化为了海市蜃楼。

中国老百姓经历了整整四十多年的资本主义磨难，无数人至今仍挣扎在温饱线、甚至朝不保夕。与此同时，人们还被两年的疫情加剧了生活的经济负担和生存煎熬。中国资产阶级还要继续借防疫之名加紧限制人们的人身自由。群众与统治阶级之间的长短期共同利益在世界和中国资本主义的终结危机中越来越少。中国改革开放和私有化许诺的“共同富裕、小康美好生活”的大饼终将化为乌有。在这个资本主义的穷途末路的特殊时代背景下，这件事将成为中国政权合法性的重要转折点，中国广大人民将不再认同资本主义能带来美好生活，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火种将会再次被燃起并成燎原之势吞没中国资本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