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人阶级谈劳动条件 |
| 送交者: 伯恩施坦 2022年04月10日08:47:39 于 [天下论坛] 发送悄悄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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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劳动观察 写于不同历史时期 整理于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零年 快递罢工大作战，行业血拼一线劳动者买单 自疫情短暂停摆之后，快递行业很快就赶超往年业务量。但疫情后的快递行业，却波折不断。这两天微博、豆瓣上再有关于“快递罢工”的帖子爆料，掀起大规模讨论。实际上，从3月份持续至今，网络上一直有快递营业点关闭、工资拖欠的事情爆出。 据中国劳工通讯统计，2020年快递行业罢工事件23起。这些记录仅仅只是冰山一角，事实上，2020年快递行业大大小小的罢工事件数量远远超过于此。 “百度贴吧”搜索结果显示，关于快递罢工的帖子有11609篇，仅近一个月的相关主题贴就有上百篇；近几个月各大快递公司（包括圆通、申通、中通、韵达、顺丰等）的百度贴吧上都有多篇帖子抱怨快递滞留长时间没有派送。新浪微博显示，自2020年1月以来，有超过1000条关于“快递罢工“相关信息，近日讨论井喷，涉及公司涵盖全部四通一达，大部分都是消费者发布的因罢工而导致的快件滞留的抱怨信息。 有网友在社交平台上晒出自己的物流信息，物流显示“发往未知”；也有物流信息从广东发货绕过北京回到江浙地区，并迟迟停滞的情况。网友纷纷称快递长期滞留投诉无门。“xx快递罢工了吗？”、 “听说好像罢工了”、“不要发xx快递了，已经罢工了”这样的表述随处可见，而涉及的地区几乎遍布各大省市。据媒体报道，出现罢工情况的既有偏远的乡镇快递点，也有诸如上海、南京等一线城市的快递网点。 快递“价格战”的结构性挤压 从数据看来，并非如此。国家邮政局统计，2020年9月快递业务量预计完成76亿件，同比增长35.7%，快递业务收入约764亿元。快递罢工并非因为发展不景气，反倒是因为快递市场扩张导致的内部价格竞争。 电商增速放缓的大背景下，快递行业加紧了新一轮的市场大洗牌，成了竞争的另一主战场。起源于去年的义乌快递价格战，今年因2月份疫情以来，全国公路免收、叠加油价下跌，快递公司成本进一步下降，争取市场份额的占有野心再次驱动了更为激烈的价格战。但低价竞争的代价并不意味著行业内部资方和劳动者的多方“共同承担”，资方可以享受急剧增长的利润，而成本则巧妙地转嫁到位于行业体系最为末端的快递网点和快递员身上。 这个不平等的价格分配体系一开始就体现在快递费用的分配结构上。多方媒体信源确认，假如消费者付出10元快递费，其中3元归网点收件方，城市内分拨费0.6元，分拨中心0.3元，除此之外快递公司总部收取1元的面单费、2元的中转费、1.5元的派件费，最后到快递员手上的派送费仅1.6元。快递总部和”跨越最后一公里“的基层网点之间的利益分割本就值得“重新商榷”。在价格战中降低的是货源的收件费，而其他费用往往是固定，最终不断挤压的必然是原本就不太多的快递员派送费。 快递行业增长背后的“血汗” 原本可能辛苦一天可以挣个两百块，但是“廉价“的派费，让这一切变得更加艰难。快递员明显的工作体验是：现在每天派件量明明更多了，但挣的钱却少了。工作越累，工资却越少。 根据《2019年全国快递从业人员职业调查报告》，75.07%的快递员月薪低于5000元，仅有0.73%的快递员月薪超过1万元。报告还显示，46.85%的快递工人每天工作8-10小时，其中33.9%的人每天工作10-12小时，近20%的员工工作时间超过12小时。一位安州中通快递员说：“送一个快递只有四五毛钱，一天辛辛苦苦送200个快递，从早到晚挣差不多100块钱。” 据21世纪商业评论报道，安徽某中通县城快递员在网上吐槽，每单快递派送只能赚0.25元。现在，辛辛苦苦工作也只能拿到微薄的工资。 基层快递网点也受到冲击。为了抢占市场，不仅仅要让快递费更便宜，还要增加“收件“能力。于是，很多快递公司给基层网点指定收件指标，一旦完成不了指标，都将面临”连环恶性罚款“，越是收件少，网点收入降低，罚款就更重，就更亏损。与此同时，网点派件负担过重，除了每单的激励更少，积压迟派的几率更大。派送晚点的罚款造成快递员更挫败的情绪，影响效率，晚派的快件越来越多，恶性循环，形成积压，最后冲垮一个快递点；然后同一个地方的快递网点，其中一家快递点垮掉，快件可能分给周围快递公司的网点，造成新一轮积压循环，造成整片的快递瘫痪情况。在双重夹击之下，很多快递网点纷纷“倒闭”停工。媒体披露，多个乡镇县的快递网点发表声明：停止快递代理，停止派件。 而很有可能，快递网点承受的压力最终还是全盘分摊到一线的快递员身上。派件费的降低直接影响每一位快递员的收入，各类网点罚款亦总是会以各种途径分摊到快递员身上；更有甚者，网点倒闭，工人被拖欠的工资也随之“不翼而飞”。四川泸州、济南莱芜区、江苏南京多地都已出现工资被拖欠导致工人罢工的情况。据江苏公共新闻报道，南京江宁二部百世快递拖欠工人三个月工资，快递工人罢工，却反而被要求赔偿快递点100万的罚款。 国家邮政局《2020年9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报告》指出，中国快递行业增长表现突出；2020年前三个季度快递收入6039亿元，同比增长14.5%，占GDP8.3%。荒谬的是，一边是政府和资本只关心行业的迅猛发展态势，另一边却是被忽视的一线快递员收入严重缩水，工作待遇越来越恶劣。“比以前更累，挣得却更少了”，这样的工作体验彻底地颠覆了“多劳多得”的最为朴素的认知。资本的低价竞赛游戏，似乎是不断地将位于体系最末端的劳动者推至”最为/更为廉价“的边缘，它不断地试探，劳动力还能更便宜一点吗？什么是可以被压榨的最大限度？ 2020年快递行业的持续罢工事件，是劳动者在向这个不断被拉低的限度说“不”，是对不合理的分配制度说“不”。劳动者的行动反对，让我们清楚地意识到资本低价血拼背后野蛮的劳力剥削：越来越廉价的快递（未来也许不会再廉价），并不是行业对消费者的集体让利，而是一线劳动者在为此付出代价。 快递行业的发展根本离不开一线劳动者，荒谬的事实是，资本不断试图将劳动者推挤至更加恶劣的境地。可以预想，在“双十一”来临之际，低价竞赛的游戏将愈演愈烈。快递行业的集体罢工正是这样一个重要的信号，一线劳动者并非任人宰割的羔羊。 从平台零工到共享用工：资本主义“薅羊毛”手段层出不穷 01 共享用工，劳动者权益谁来保障？ 遭遇复工困境的行业将工人“租借”给其他劳力需求旺盛的行业，这种“借用”的方式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用工需求不平衡的状态，但共享用工也存在侵犯劳动者权益的问题，隐藏危机。 2020年4月9日，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法院发布《“共享员工”用工模式下法律风险与防范白皮书》，说明“共享用工”模式中劳动者在劳动关系认定、工伤认定、劳动报酬支付、劳动关系解除四个方面存在风险：1. 劳动关系界定不清楚；2 若被共享的员工在输入企业工作期间遭受伤害，工伤认定可能会遇到障碍；3. 劳动报酬、加班费计算、调休政策计算标准有争议；4.劳动合同解除权有争议，经济补偿金的标准按照哪一家公司的标准？ 社保缴纳的额度问题也值得关注。《工人日报》指出，“共享用工下社保缴纳主体只能为输出企业。在输出企业支付基本生活费，输入企业支付劳务费的模式下，输出企业因支付工资较低，通常以最低标准作为社保缴费基数，而输入企业虽支付的劳务费较高，却不缴纳社保，员工因此面临因社保缴费基数低而影响将来养老保险待遇的风险”。 9月30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发布《关于做好共享用工指导和服务的通知》，提出共享用工的合作协议需要就劳动者的权益问题做明确的规定，应维护好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新闻来源： 《用工可以“共享”，劳动者权益谁来保障？》 02 卡车司机调研：近一半日均工作时长超过12小时 据调研，60%的运输行业劳动者每月净收入8000元以上。尽管相对于其他基层服务行业，工资水平不算太低；但背后是不相匹配的工作强度和工作时长。数据显示，仅有11.37%日均工作时长低于8小时；47.85%工作时长超过12小时，其中15.05%每天工作16个小时以上。 长距离运输是行业常态。近四分之三运输距离在500公里/单以上，其中还有24.25%超过2000公里/单。多数卡友亦背负巨大经济压力，有37%的人每月需要还贷超过万元，18.77%每月需偿还5000-10000元贷款。 新闻来源： 《运输人上半年收入有所下降 运输段位和幸福指数是否成正比？》 03 人社部公布第三季度“最缺工”排行：基层服务工人霸占前十 第三季度中，该职业紧缺排行榜单中，前9名均为基层服务行业，营销员位列首位，公共场所保洁员、餐厅服务员、保安员、商品营业员、家政服务员、客户服务管理员、房地产经纪人、快递员均居前十。 据统计，与上季度相比，招聘和求职人数均下降，但用工缺口数从二季度的74.6万人上升到82.4万人，上升10.5%。总体求人倍率（招聘需求人数和求职人数的比值）从二季度的2.01上升到2.67，上升32.8%。人社部指出，“缺口人数扩大，供求关系仍然偏紧”，特别是排行前100名的缺口行业，紧缺情况更为严重。 新闻来源： 《人社部：家政服务员、房地产经纪人等排求职最缺工前十》 04 上海首个家政行业守则：奉贤家协要求家政工离岗前主动开包 《保姆守则》要求家政工离职前主动开包让雇主家检查，这一规则引发热议。据《潇湘晨报》报道，奉贤家协已经将《保姆守则》下发至所属家政公司。多家下属家政公司回应，该规则具有强制性。奉贤家协会长金明接受媒体采访，并没有直接回应该规则可能给家政工群体带来的影响。 此前，奉贤家协出台沪上家政行业首个“保姆禁业规定”亦引发争议，规定9种情况禁止从事家政工，其中包括有偷盗、心理疾病、有犯罪记录等情况。据悉，为了将“保姆禁业规定”有效落地，奉贤家协要求各家政公司贯彻落实商务部门启用的“家政服务信用信息平台”，以及市家协之前出台的《上海市家政服务人员分类健康体检标准》，保姆上岗前须到指定医院按规定进行体检。 新闻来源： 《奉贤家协出台沪上家政行业首个“保姆禁业规定”有偷盗、性侵等9种情形禁做保姆》 05 《人民政协报》刊文：强制营销严重违反劳动法 据媒体报道，强制销售已是多个行业的潜规则。此前，电器零售、房地产、保险、银行等行业公司陆续爆出强制全员销售的事件。2020年3月，苏宁易购被爆要求全产业员工参与线上销售并完成额度，否则将面临罚款，此事引发热议。2019年9月，时代地产员工在微信公众号中揭露公司强制全员卖房，额度精细，完成不了即被开除。甚至一些公司将之写入员工考评细则与招聘文案中。 《工人日报》记者采访了解到，迫于恶性罚款和被辞退的压力，多数劳动者无奈接受。《人民政协报》鼓励劳动者积极维权，劳动者“可以通过个人反映，或借助工会和职工代表大会等渠道，向用人单位表明诉求，还可向劳动监察部门投诉”。 新闻来源： 《“薅员工羊毛”薅不出企业的强大》 06 外卖小哥送餐被打，美团平台是否需工伤赔付？ 外卖小哥回忆，虽然订单上顾客备注“不要打电话，敲门”，但当他送餐到楼层时发现无法确定具体是哪一家，才拨打了王某的电话，却被顾客责骂和殴打，滚下楼梯后王某继续对他施暴。之后他自行报警，到医院诊治。目前王某已经被行政拘留，但冯外卖员治疗所花费的3万多元医药费都是自己垫付的，后续还需要一笔大康复费用。他的受伤情况不属于交通意外险赔付的范围，打人者目前也没有赔偿和垫付任何费用。 该新闻报道并没有提及美团平台是否进行工伤赔付，康复期间骑手是否有误工补贴。 新闻来源： 《外卖小哥送餐被打成颅脑损伤半月板撕裂 打人顾客也做过外卖员，警方：已行拘 》 危机开始的2020年：全国冻结最低工资，疫情后拥抱用工灵活化 新冠疫情的全球蔓延，给新时代的2020年带来巨大的挑战。国际劳工组织在9月23日的第六版全球疫情的工作影响报告中指出，预计第三季度全球工作时间下降12.1%，等同于3.45亿全职工作者失业；第四季度最坏的情况甚至将导致5.15亿全职工作者失业。严峻的疫情面前，背后的经济复苏和工人就业问题将更为艰巨。 中国作为全球生产供应链的下游，即使疫情控制稳定，但经济下滑对于劳动者境况的影响却是极为深远的。第一季度全国范围的GDP第一次负增长，各地政府针对多数企业不断推出纾困政策，如税费减缓、房租减免、经营成本补贴、政务简化等；而对于劳动者，政府虽打出旗号支持就业/加紧复工，却冻结了最低工资调整，提倡“共享用工”新劳动体制，以及开启试验“特殊工时制”为企业创造灵活空间——这些调整正在悄然改变著未来长远的劳动关系体制。 1、全国无一省市主动调整最低工资 不可否认，疫情的危机不仅导致了民众实际收入的缩水，同样也拉高了日常生活成本。在这现实的物质焦虑下，2020年还有一个大变化在悄然发生——全国各省市几乎暂停了预期的最低工资调整。 2004年起实施的《最低工资规定》要求各省市适时调整最低工资标准，“每两年至少调整一次”，有条件的省市则采取每一到两年调整。依此设定，2020年本应是最低工资调整的“大年”——全国31个省市中有21个省市按规定需在2019/2020年前调整工资，其中有多达9个省市最近一次调整最低工资已是2017年。值得注意的是，即便已有广西、福建、青海等9个省市今年调整了工资，但均是去年提前宣布的。即便没有中央公开文件说明，可预见在经济未全速复苏的情形下，全国性的最低工资冻结已成定局。 最低工资标准关系到每一个基层一线劳动者的基本生存状况，是生活“兜底”的基线。其确定和调整，主要参考劳动者最低生活费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经济发展水平、就业状况等因素。疫情当下冻结工资固可理解，但如何应对随之而来不断增长的物价水平和就业压力呢？国内经济全盘恢复未有期限，在促进“内循环”的同时，却不提高购买力（工资），最低工资的无限期“暂缓”调整对于基层劳动者是一个非常可怕的生存危机。 2015年底人社部发布不公开文件《关于进一步做好最低工资标准调整工作的通知》（人社部发〔2015〕114号）暗示地方政府可以修改最低工资调整年限和幅度，力求降低企业用工成本，变相修改《最低工资规定》。2017年3月广东省政府以此开先例，将全省最低工资调整时限“两年至少一调改为三年至少一调”，调整比例亦从此前每两年20%左右的涨幅降低到每三年10%幅度。疫情下的经济困境必然在未来一到两年持续，那么《最低工资规定》会否被修订？物价上涨背景下最低工资该什么时候调整？如何应对通货膨胀影响下实际工资贬值？这一举一动都可能将置基层劳动者于更加脆弱的状态。 2、劳务派遣2.0：疫情下的“共享用工”新劳动体制，绝非止于疫情 谁会是“共享用工”新体制的首批试验者？是制造业、服务业等低技能的一线劳动者，从事物品打包、分拣、上架、流水线操作、餐饮派送等工作。这些行业对一线工人需求量大，岗位工作性质比较简单，经短暂培训能够快速上岗，是企业眼中可以随时随地进行“共享”的工种。 人社部的《通知》几乎为该模式奠定了常态性推行的基调，并视其为稳就业的重要尝试，但其中却留有大量的模糊空间。《通知》指出，共享用工并不改变劳动者原有的劳动关系，企业在工作调配共享时需“与劳动者协商一致”，而劳动者对于新公司待遇标准的谈判权并没有在文件中体现。所谓“协商”实质形同虚设，既往的劳动实践告诉我们，劳动者在调岗等工作内容调整上是没有任何话语权的，协商不一致的结局只有一个“走”，难说有选择。 其次，共享用工的岗位调配没有针对工作性质/地点、工资待遇、共享期限等作出限制。任何工作性质或地点或待遇的变动，都是劳动合同上的重大事项变更，需要征求劳动者同意，但人社部的指导文件对此并没有严格规定。企业如同在菜市场档口“代卖”员工，员工如肉菜“共享”给隔壁档口，表面上的“共享”实质可能是贱卖，毕竟对于二次卖出的价格，作为商品的员工没有任何话语权。 同样被忽略的问题还有，新岗位上的工资待遇是否需要符合“同工同酬”、不能低于旧公司标准？新岗位的工时制度与旧公司不同时应如何处理？共享期限和共享员工的比例如何限制、是否可以无限制？ 上述问题不禁令人联想，“共享用工”不过是另一种更为灵活化的“劳务派遣”。尽管人社部《通知》一再撇清其与劳务派遣的联系，却丝毫不掩饰“共享用工”追求比派遣更为灵活的用工体制。自2008年《劳动合同法》合法化劳务派遣后，该制度被资方于各行业滥用、侵犯劳权屡见不鲜，后政府不得不再修法推出《劳务派遣暂行规定》，强调对于非临时性、辅助性、替代性的岗位禁止使用劳务派遣，且派遣比例不得超过总体员工10%；此外，亦强调派遣岗位与常规岗位“同工同酬”，派遣新岗位工资待遇不得低于旧岗位标准，且对派遣期限也做了限制。 当然，劳务派遣的这些新增限制也遭到了企业方的强烈反对，而政府以企业利益为重，用弱执法或不执法放纵用工“灵活性”，任由企业继续隐性滥用劳务派遣制度，侵犯劳动者合法权益；可想而知，《劳务派遣暂行规定》的执行并不顺利。 如今，疫情提供了一个绝佳契机。原劳务派遣的约束条款在模糊的“共享用工”新规上一一被放开，在台面上“合法”打破传统标准劳动关系限制，用工企业方与共享员工间的工作“协商”不受约束，亦不需要承担雇主责任。而作为出借方的公司未来可能将进化为更纯粹、专业化的人力资源公司，或引入第三方人力公司，有可能成为实质不受约束的劳务派遣2.0。 3、“特殊工时制”加速侵蚀工人权益保障 早在2014年，时任财政部长楼继伟就曾公开批评《劳动合同法》（2008年）中对企业保护不足、限制雇主随意解雇员工，特别一点是标准工时制降低了市场的流动性和灵活性，对职工保护过多。在资方眼中，追求企业“灵活性”的最大企图是，可以灵活安排员工岗位和工作时间，用尽可能少的员工完成最多的（无加班费）工作，基于淡/旺季可随意裁/增人手，以达到最大程度的成本控制。这才是他们喜欢的。 即便1994年劳动部颁发的《关于企业实行不定时工作制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的审批办法》针对特殊工时制进行了限制，仅限应用于交通运输业和部分受季节、资源、环境和自然等条件限制的行业，但由于整个制度的制定、审批、执行和监管权限均下放到地方，导致实行时异常混乱无序，即便不符合条件的企业仍然有灰色地带可以利用，施行特殊工时制的行业版图不断扩大。 零售业就是一个例子。过去数年沃尔玛一直力推综合工时制改革，新制度下，淡季的工作时间减少，而旺季的工作时间却无偿增加，员工只有比原来做得更多才有可能拿到与之前同样的加班费用。直接的结果便是，行业限制被隐形打破、采用综合工时后工人加班费和收入大量缩水（加班不再视为加班），休息休假权严重受侵犯，连续工作24小时或数天亦是合法。这自然是资方所追求的“灵活性”，只不过此前需要各地方监管部门的“操作配合”。 劳动法中并非一刀切拒绝用工灵活性，针对特殊工时制已有现行制度可遵照，可显然企业并不满足于私下操作。深圳试验和推广放开特殊工时制的举动，并非真诚想促进和谐劳动关系，更像是解放企业的灵活性，给予其更多的政策便利——以前只能偷偷干的事情，成了光明正大推广的正向实践。 诸多行业，如零售业、餐饮业、安保业，以及如环卫、绿化等基层公共服务业，工作、生产模式和运营都相对固定，并不受季节和自然条件所影响，原本就无需实行特殊工时制。广东省总工会甚至曾在2016年特别指出零售业实行综合工时制不符合法律规定。此次深圳“特殊工时制”重提，有可能将彻底改变这一局面，令特殊工时制成为雇佣市场通行制度，基层劳动者将面临过劳伤害和收入锐减的双重危机。 4、总结 这是相当可怕的。疫情危机就是一瓶“万金油”，要求劳动者暂时忍受压迫的灵活化体制，可是等疫情过去，劳动者将发现再也无法回到过去正常的标准用工体制。生存的压力迫使劳动者不得不同时打两三份零散工、在没有社保保障和加班费的处境中继续奔波下去。冻结最低工资及灵活性用工体制的方案，最终仍然是以牺牲劳动者保障为代价的资本主义市场手段。 在绝大部分城市最低工资水平不到平均工资的1/5的今天，绝大部份基层劳动者仍然缺乏实质的劳动法保障——低劳动合同签订率、低社保覆盖率、缺乏加班保障等——继续走放纵的“灵活化”的方式，只会令本已困难的一线低技能服务业/制造业劳动者成为经济发展的牺牲品，他们是灵活用工首当其冲的受害者。 2020年新时代的危机，并不是起于新冠疫情，而是开启了用工灵活化对基层劳动者权益的制度性破坏。 劳动新策好坏参半，灵活用工或成未来主流，如何保障？ 导言：“行业剪报”关注基层服务行业动态，为你呈现与服务业劳动者利益息息相关的核心资讯。本期剪报摘取10-11月份核心新闻，涵盖劳务派遣、特殊工时、共享用工、工伤保险新覆盖人群以及技能人才评价等劳动新政策，亦关注带货主播、外卖骑手和快递员的工作权益和安全保障。近段时间新政不断，但是好消息却不多，基层服务业劳动者未来灵活用工趋势将持续加剧，令人堪忧。 劳动新策 01 广东出台劳务派遣管理新规，打击“假外包、真派遣” 当前劳务派遣领域仍然存在虚构劳动关系参加社会保险、利用劳务派遣资质为招投标加分、借用劳务派遣机构偷税漏税、以“假外包、真派遣”逃避法律责任、同工不同酬、不依法参加社会保险、规避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等问题，严重损害劳动者合法权益，扰乱正常的劳动用工秩序和人力资源市场环境，乃至影响经济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 《意见》要求各地政府对于劳务派遣用工单位，要督促其严格遵守劳务派遣限定在临时性、辅助性、替代性“三性”工作岗位和用工比例，依法确定并公示使用被派遣劳动者的辅助性岗位，落实同工同酬分配办法，保障被派遣劳动者享有相关福利待遇等权利。 新闻来源： 广东省总工会：广东出台劳务派遣管理新规 打击“假外包、真派遣” #特殊工时 #共享用工 02 深圳推共享用工和特殊工时制，最高院力挺、民间有争议 11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亦就此发文支持深圳完善特殊工时改革以及薪酬裁判规则，允许深圳政府“适应新技术、新业态、新产业、新模式发展需要，加快完善特殊工时管理制度下劳动关系构成要件、加班认定依据、薪酬计算标准等司法政策和审判规则”。 坊间对此有所批评，共享用工恐因其规范不足，导致共享员工谈判权弱，针对工作性质/地点、工资待遇、共享期限等缺乏法律规范，而成为事实上不受约束的更差的“劳务派遣2.0”；而特殊工时制度，制度实行由“协商制”改为“告知承诺制”，恐令特殊工时制成为雇佣市场通行制度，基层劳动者将面临过劳伤害和收入锐减的双重危机。 新闻来源： 《深圳经济特区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全文来了！ #工伤保险 #退休人员 #实习生 03 广东退休人员、实习生和家政工等将纳入工伤保险范围 《意见稿》明确，非劳动关系特定人员主要包括在从业单位工作的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人员（包括已享受和未享受机关事业单位或者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人员）、已享受一级至四级工伤伤残津贴或病残津贴人员、实习学生（包括签订三方实习协议或自行联系实习单位的实习学生和从业单位使用的勤工助学学生）、单位见习人员和在家政服务机构从业的家政服务人员等非劳动关系的劳动者。 参加工伤保险的上述“非劳动关系”人员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的，其工伤认定、劳动能力鉴定和由工伤保险基金负责支付的工伤保险待遇等按照《工伤保险条例》《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及国家和省有关规定执行。 早在2018年8月，浙江省人社厅等3部门出台《关于试行职业技工等学校学生在实习期间和已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人员在继续就业期间参加工伤保险工作的指导意见》，属全国首例。《意见》首次将实习生和未享受养老待遇的超龄就业人员纳入工伤保险范围，适用《工伤保险条例》赔偿。 新闻来源： 广东省新规！退休人员实习生将纳入工伤保险范围！（附征求意见稿） 04 人社部发布技能人才评价工作通知，快递员、育儿嫂等可评职称 《通知》规定，符合条件、经备案的企业可面向本企业职工（含劳务派遣、劳务外包等各类用工人员）组织开展职业技能水平评价工作，实施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并将人才评价与培养、使用、待遇有机结合。 人社部发言人指出，开展企业技能人才评价，一是有利于技能人才培养，加强企业职工职业技能培训，发展技工教育，促进高质量就业，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二是有利于建立技能人才成长体系，加强人才激励，提高人才待遇和地位。三是有利于推动技能人才评价改革，促进评价与使用结合，推动企校合作、产教融合。 新闻来源：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有关负责同志就《关于支持企业大力开展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的通知》答记者问 05 “直播销售员”行业现状调查：昼伏夜出、劳动保障不完善 目前带货主播用工关系大致可以分为三大类：一类是签约管理机构或公司的签约式主播，其合同主要包括劳动合同、演艺合同等形式；第二类是合作式主播，按项目与机构或厂商合作，双方不直接订立劳动合同；第三类为不受公司或机构监管的自营式主播，多为个体户或网店店主。 主播的工作时间昼伏夜出居多，深夜是他们的“主战场”。对于很多主播而言，下班时间不断延后：最初20点就可以下班，现在20点上播，21点、22点、23点甚至半夜才能下播。 收入方式多劳多得，来源多种多样。数据显示，今年春节后一个月，直播岗位需求量激增，平均招聘薪酬为9845元/月，较去年同期小幅上涨1.63%。一般来说主播的收入有6种来源，分别是礼物分成、广告收入、游戏联运收入、带货推广产品收入、自营商品收入和工资收入。 报道认为，带货主播的工作依然不能脱离民法上的自然人以劳动力换取生产报酬的本质，既然是人在劳动，就有属于他们的劳权可言，即使是有一定知名度的主播在平台或机构面前依然属弱势群体。报道建议主播们提升自身法律意识，比如在签约前请专业人士看看合同，对自身也是保护。中期则是推进行业性区域性的集体协商，制定行业化标准，将规范化的行业性的格式合同，作为维权的依据之一。从长期来说，是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就是需要国家政策出台。 新闻来源： 光鲜数据背后，他们过得怎样？—“直播销售员”行业现状调查 06 外卖骑手职业报告：七成骑手担心交通风险和渴望提供社保或商保 外卖骑手以90后年轻男性为主。从性别来看，87%为男性外卖骑手，13%是女性外卖骑手；从年龄来看，20-30岁的年轻群体居多，占比高达45.26%；从学历来看，有41.11%外卖骑手是初中水平，本科及以上学历仅占5.4%。 专送外卖骑手是主体，多数收入在4000-8000元。从外卖骑手类型来看，专送外卖骑手占比60.61%，众包外卖骑手占比为39.39%；从骑手收入来看，收入水平在4000元以上的占比达到80.11%，8000元以上的占比达到30.97%。据调查，超过一半的外卖骑手每天在配送岗位上停留时间超过8小时以上，每天配送距离超过100公里以上的外卖骑手数量最多。 通过调查发现，交通安全问题（70.08%）、恶劣的天气（58.99%）和工作强度大（49.43%）是骑手们认为工作的主要风险。针对工作风险，有69.41%的骑手担心交通安全问题，占比最高。在调查中发现，68.36%外卖骑手希望能提供社保或商业保险。 07 “双11”京东员工在家中猝死，人社局：不算工伤！法院：认定工伤！ 当地人社局认为：何京淘在家中猝死，既不在工作时间也不在工作岗位上，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何京淘的死亡系发生在加班过程中，该情形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项应当认定为工伤的规定，决定不予认定为视同工伤。 猝死员工家属对此行政决定不服，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法院于（2019）鄂0112行初43号中指出，工伤认定中的“工作岗位”强调的不是工作处所和位置，而是岗位职责、工作任务；何京淘虽已打卡下班，但其为了单位的利益，在家加班参加电商人的“双十一”商品推介活动，在此期间猝死理应属于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上突发疾病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情形。法院最终认定何京淘在家参加“双十一”商品推介活动猝死应属工伤。 新闻来源： “双11”凌晨京东员工在家中猝死，人社局：不算工伤！法院：认定工伤！ 08 《2020双十一灵活用工观察报告》发布：电商节成灵活用工招聘旺季 报告强调，电商节已经成了灵活用工招聘求职市场的固定小高峰，接近7%的求职者连续三年在双十一前后寻找相关工作机会。数据显示，2020年双十一前夕灵活用工岗位平均招聘日薪为183元。其中，平均招聘日薪最高的前三个岗位为货运司机、带货主播及直播运营，分别为370元、318元及281元。42.4%带货主播岗求职者倾向于兼职多份，本科及以上学历“零工人”占15%。 新闻来源： 报告称双十一“零工”招聘需求旺盛 打包发货员最抢手 09 北京为快递从业人员制定集体合同，加强工伤保险和低温保障等 本次新集体合同调整修改2处，要求企业工会积极推动“职工之家”“暖心驿站”建设、明确了高温补贴发放依据和低温标准；新增6处，主要是关于健康体检、“安康杯”竞赛、工伤保险、安全保障、职业技能提升和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等内容，全方位多层次加强从业人员权益保障，促进行业健康发展。 “企业与企业工会应为从业人员搭建职业技能提升的平台。”“企业应当为从业人员按时缴纳工伤保险费，履行《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行业协会与行业工会应推动快递企业参加工伤保险工作”“冬季户外温度低于5℃以下时，企业工会应督促企业为快递员发放相应的低温补贴或保暖衣物”……（合同全文并未公布） 新闻来源： 技能有提升、工伤有保险、低温有补贴……北京快递行业2020年专项集体合同签订有新内容 非劳动关系用工：单一工伤保险解绑扩面，带来几分劳动保障？ 导言：近日，新业态劳动者境况，尤其以外卖骑手为主体的工人群体，得到公众罕有的热议。高热度的关注一方面源于这类新经济模式下对劳动者的算法压迫，颠覆了我们传统上对新技术向善的推崇认知；另一方面是，这些领域的劳动者近年来已不知不觉中疾速占据了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或我们自身也成为其中一部分），不再是少数，而是绝对多数。这留给我们两个很重要的问题，他她们是什么样的“劳动者”？他她们又有怎样的“劳动保障”？ 新经济形态下，愈多的非劳动关系用工群体进入市场，重塑了新的用工方式：愈多的年轻从业者被纳入到平台经济体系当中，如外卖、网约车等；老龄劳动者在低技能服务行业将更为普遍化，如保安保洁、环卫等。似乎可预见的是，用工零散化、非正规化渐成主流，随之而来的是传统劳动关系体系的瓦解、收入不稳定性增加和工作保障的危如累卵。 自2019年以来，人社部开始谈及针对新型用工从业者新增“制度保障”，这一政策信号对应的正是现时社会泉涌不断的“非劳动关系”劳动者。所谓“非劳动关系用工”，指的是并不被《劳动法》等劳动相关法律所保障的从业群体，包括上述的1)新业态劳动者[注1]和2)超龄退休人员/实习生/家政工等打工群体。因为不被官方认为是“劳动者”，虽然本质上全/兼职从事一份或多份工作，却无法享有法定的“五险一金”保障和相应的工资基准权益。 非劳动关系群体工作中面临更多的安全风险和工作稳定性危机，对现有的社会保障体系提出了挑战。长期以来，社会保障体系与劳动关系相互捆绑，即意味著必须在建立劳动关系的前提下才有资格享有制度保障；这致使国家在限缩“劳动者”定义的同时，也有意排斥了针对新形态工人的劳动保障。在过去的两三年间，有少数地方政府陆续开始试行工伤保险单项缴费（但不建立劳动关系），这些政策是否能够充分回应“非劳动关系”群体的保障危机呢？ 01 工伤保险解绑的两面性：高负担低赔偿、为企业减负 当下政府并不愿意拓宽对劳动者身份的认定，故单一工伤保险与劳动关系的解绑扩面成了权宜之策，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近一两年多省市陆续开始这方面的探索。然而纵观现有的解绑实践，非劳动关系的“工伤”保障待遇明显低于标准劳动关系的赔偿标准，一定程度上也是以企业减负为核心的政策导向。 对于新业态从业者而言，现今开放参与“工伤保险”的地区极少，赔偿标准偏低。据北京义联劳动法援助与研究中心统计，截至今年底，全国仅有6个非一线城市开放了新业态劳动者参与工伤保险，且只集中在浙江、江苏和山东省。即便如此，6地的规定也不尽相同。浙江衢州、湖州规定快递物流、网络送餐、网络约车的新业态企业可为从业者单独缴纳工伤保险；而江苏常州将符合条件的企业限制在物业、家政、快递业、环卫等行业的用人单位。而山东潍坊和江苏太仓两地仅支持劳动者以“灵活就业人员”的方式自行参保，这意味著新业态劳动者必须先行自费参加“灵活就业人员”的医疗和/或养老保险，才可自费参加工伤保险，这对于收入低且不稳定的新业态劳动者显然极为不合理。 在工伤赔偿待遇上，即便政策普遍参照《工伤保险条例》赔偿，但是标准却明显低于有“劳动关系”的工人。山东潍坊的规定明确指出，工伤赔偿中的需用人单位支付的部分无需赔付给工人；江苏省各地的赔偿标准不一，但均低于常规工伤赔偿，且没有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和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为最大的赔偿金之一）。工伤赔偿项目“缺斤少两”、金额低，是目前推行的“非劳动关系”保障政策中常见的情形。新近，广东省出台关于超龄劳动者、实习生等非劳动关系人员的工伤保险政策，也存在类似的问题。 针对超龄退休人员/实习生/家政工等群体的工伤保障，在浙江省人社厅2018年首次纳入工伤保险范围后，在人社部推动下，广东省将于2021年1月开始试行《关于单位从业的非劳动关系特定人员参加工伤保险的办法（试行）》（下称《办法》）。然而，该《办法》提出的保障方案存在三方面的问题。 首先，办法强调由企业自愿参保，用工方的工伤责任未明确。现行工伤条例规定，劳动者的工伤赔偿由工伤基金和用人单位共同组成。但该《办法》仅对工伤基金的赔付金额作出规定（比照《广东工伤保险条例》），而本应由用人单位支付的部分（包括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和停工留薪期待遇和护理、就医时所产生的交通、食宿费用等）没有作出规定，或需依赖再协商。这意味著，非劳动关系工伤者将无法依法获得完整工伤赔偿，实质获赔金额折损至少50%。 其次，针对超龄劳动者工伤，办法并未回应再就业补助索偿困难的问题。既往的判例显示，针对未领取养老待遇的超龄劳动者，部分法院会支持其工伤认定，但是不支持其要求法定“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的请求，认为劳动者已达退休年龄无再就业需求。该部分赔偿往往占整个工伤赔偿的50%以上。这一困境本质上忽略了这一现状：当下大多数一代二代农民工无法享有或享受不足的养老待遇，达到退休年龄之后仍不得不继续就业，单方面剥夺了超龄工伤劳动者的伤残就业补助，加剧该工伤群体的养老困境。 最后，针对实习生的工伤参保方式，存在缴费主体不清、责任含糊的问题。职校或医护专业学生在校期间要求长时间的无薪或少薪实习，若遇工伤，责任在谁？办法允许学校或从业单位之一为其办理单项工伤保险，但并未强制确认主体。这或为未来留下严重隐患，就像劳务派遣工遭遇劳资纠纷一样，学校和企业两责任主体间必然互相推卸责任，对实习生的维权徒增困难。 此次广东试行的新办法，并未解决既往工伤维权中企业主动性弱和责任主体不清的问题，但进一步减低了资方单方面的赔偿义务。缺乏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等的合法性支持，非劳动关系劳动者能够获得的工伤赔偿将远低于一般的人身损害赔偿[注2]，且在追讨赔偿上司法障碍多、程序复杂——人身损害赔偿的主张仅需经法院一审二审确认，而工伤赔偿认定则需经劳动部门认定、伤残鉴定、仲裁及法院一审二审等多步流程。从这一点出发，广东的新办法不啻为以企业减负为核心的政策实践，而非从劳动者切身利益考虑。 02 普适性保险持续缺位：一个没有养老保障的“劳动人生”？ 但，新业态可能给我们额外带来一个全新进阶的、完全无养老保障的“劳动人生”。不同于传统劳动者，新业态从业者缺乏被承认的“劳动关系”，工资偏低且不稳定，难有能力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自费缴纳职工养老险，留给他她们退休生活唯一可能的保障只有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但现实是，国家仅为农民支付55元/月的基础养老金，加上自缴个人账户部分，每月养老金计发仅百多余元[注3]。当下城镇化发展带动物价涨升，农村养老金并不足以解决劳动者的养老困境，最终驱使劳动者必须“老还干、干到死”，老龄劳动者必然越来越多。 医疗保险的问题也类似。新业态资方不会为劳动者缴纳职工医保，劳动者的医疗保障全然来自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新农合”)，以及可能的商业保险，这部分保费多数由劳动者自行承担。以北京外卖员的医疗保障现状为例，北京义联发现即使外卖员自费参加了“新农合”和众包商业保险，在工作中受伤后，依然有部分费用不能获得理赔。这其中原因是众包保险只补新农合赔偿范围中未报销的差额部分，并不赔偿个人支付的部分。工伤后，劳动者既无法寻求全额的工伤赔偿，亦难以获得等同于职工医保的报销待遇（新农合报销比例较低）。依赖“新农合”兜底远远不够。 零散用工越来越普遍，非劳动关系用工将会成为未来主流劳动状态，也就是说，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劳动者要面临无医疗和无养老保障的未来。如今，很多劳动者并未能享受零工经济所许诺的“自由”，却实质上承受著长时间的工作负担、越来越隐蔽的劳动控制，以及一个毫无保障的“劳动人生”。 03 “保障危机”的根源：被否定的“劳动者”身份 对新业态劳动关系的否认，可以说沿袭了国家既往对劳动者保障的低成本投入的风格。实质上，大多数关乎劳动者就业安全和权益保障的成本几乎由企业承担，政府并未主动分担，市场上劳动关系转向非劳动关系一直以来就是个不受遏制的趋势。国家一直以来都是矜持的旁观者。 因应新业态劳动者职业保障危机，国家选择单项解绑工伤保险与劳动关系的挂钩，一方面意图缓解当下劳动者职业安全的危机，以及因职场伤害赔偿而对新兴企业可能造成的不可逆转的财政性危机；另一方面则是规避因建立劳动关系而增加的其他企业用工成本。劳动关系的否认既是对企业的显性减负，也是国家责任的隐性退出。 未来，必然隐藏著新的危机。其一，灵活就业的特性决定了劳动者收入低且不稳定、流动性高，还需自己承担工伤养老医疗等风险，一定程度可预见渐增的生活负担、进一步的社会不平等和加剧的劳资冲突。其二，允许新业态行业工伤保险的单项解绑，或许短期内可以回应新业态从业者的职业伤害保障问题，但从长远看，是否又会加速劳动关系转向非劳动关系的趋势呢？在资本趋利导向下，企业未来或不再愿意签订劳动合同，而仅承担必要的工伤险；标准劳动关系或趋于瓦解，将企业从“繁重”的养老和医疗保险中“解放”出来。这是谁的“福音”呢？一个没有保障的“劳动人生”将是属于每个人的。 社会保障（工伤、医疗、养老、失业险等）既是劳动者最基本的再生产保障，也承担著维持社会公平、财富再分配的重要效用。但现行制度明显是起反向作用的：打工者的劳动形态越来越零散化，也更难享受到完整的保障。这一系列不以劳动者权益为中心，而是以企业减负、社会福利缩减为核心的政策，正在不断拉大贫富差距，破坏社会公平。 巨头杀入“社区团购”，美团的“同舟计划”救不了骑手 ，滴滴推出新规令司机不满 导语：“行业剪报”关注基层服务行业动态，为你持续呈现与服务业劳动者利益息息相关的核心资讯。本期剪报摘取11-12月份核心新闻，带你了解热门的社区团购对摊贩的影响、家政工行业的第一个集体合同、餐饮业底薪状况、滴滴的垄断与无良，以及公车司机、外卖骑手、教师欠薪的消息。 #社区团购# #摊贩生计# 01、巨头杀入“社区团购”，低价竞争冲击小摊贩 如今，社区团购已经集结了美团、阿里、拼多多、京东、滴滴等互联网巨头，资本正向风口疯狂涌入。根据公开融资信息统计，今年社区团购平台整体融资规模已经突破百亿。艾媒咨询报告显示，预计到2022年中国社区团购市场规模将超过1220亿元。而安信证券估算出的乐观预期下的市场空间甚至达到了14965亿元。 “社区团购，哎呀，脑袋疼，看到他们脑袋痛，菜市场、超市、小生鲜店几乎都被他们打垮了”。互联网杀入社区团购的确让买菜更方便了，却挤压了卖菜摊贩和小实体商家的生存空间。以老龄人、低技能群体为主的摊贩群体，在巨头大规模的烧钱补贴下，菜一年比一年不好卖。实体商家如便利店、果店、烟酒店等既是主要的“团长”群体来源，未来低价的生活用品也将可能影响他们的生意收入。资本过度涌入破坏了以往的商业生态，最后或将弄得菜市场关门、社区小摊贩失业。 针对社区团购价格补贴，律师韩骁指出，互联网巨头高额价格补贴抢占市场系不正当价格行为，建议市场监管部门约束恶性市场竞争行为。12月22日，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商务部召开规范社区团购秩序行政指导会，阿里、腾讯、京东、美团、拼多多、滴滴6家互联网平台企业参加。会议要求互联网平台企业严格遵守“九不得”，包括“不得通过低价倾销、价格串通、哄抬价格、价格欺诈等方式滥用自主定价权”。 新闻来源： 正在被社区团购“杀死”的不知情者 02、58同城发布《2020年求职者调研报告》和《2020年中国灵活用工市场研究报告》 《2020年求职者调研报告》显示求职者平均更换一份工作的频率为15.2个月。其中，服务员和电话销售职位换工作最频繁，分别每9.2个月和每9个月会更换一次，而店长/卖场经理换工作频率最慢，每20.1个月才会更换一次工作，其次是销售经理/主管，平均18.9个月更换一次工作。可见，基层职位人员的流动性更大，管理类职位的稳定性较高。报告还指出，物流/仓储类岗位男性居多，普工类求职者以男性为主，占比78.3%，服务员求职者中女性占比54.3%，人事/行政/后勤类求职者中，女性占比高达65.8%。 《2020年中国灵活用工市场研究报告》显示，全国灵活用工招聘、求职需求均呈现上涨趋势，招聘需求平均同比增速18.42%，灵活用工招聘需求在整体招聘需求中的占比均在20%以上。其中批发和零售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灵活用工需求旺盛，分别占需求总量的27.81%、21.38%和16.25%。从灵活用工整体的行业需求来看，灵活用工招聘需求主要集中在餐饮配送、家政服务、共享交通、物流仓储、数字营销、直播/短视频6大领域。北京、成都、深圳位居灵活用工招聘需求活跃城市TOP 3。 今年前三季度中，职位需求方面：快递员、分拣员和送餐员灵活用工招聘需求活跃，分别占需求总量的21.64%、16.6%和12.4%。求职方面：货运司机、商务司机和快递员灵活用工求职需求旺盛，分占42.08%、20%和10%。中小企业和民营经济成为吸纳灵活就业的主体，雇主为1-49人规模企业占比67.73%，民营企业占比85.18%。人群特征上，求职者男女比接近3：1，90后与00后灵活就业者占比超过50%，高中及高中以下求职者占比58.49%，以5-10年工作经验求职者较多，灵活就业吸纳了大量中低学历劳动者。 新闻来源： 58同城：2020年中国灵活用工市场研究报告 03、向“员工制家政”转化：太原签订第一份家政行业集体合同 太原市家政从业人员达到6到10万，涉及老人照护、病人护理、母婴护理、居家保洁、搬家开锁等几十个关乎民生的服务工种。除月子会所、养老院和楼宇保洁实行员工制外，其他家政服务公司大多推行中介制，即家政公司给家政服务人员介绍工作后收取中介费，双方没有建立劳动关系，家政公司也不为家政服务人员缴纳社保。中介制家政使家政服务人员的权益得不到有效的实现和保护，企业拖欠工资、工资待遇低、劳动安全卫生、休息休假及女职工特殊权益得不到保障等问题非常常见，同时带来家政服务质量难保障、纠纷难调解等一系列问题。 集体协商中，“发展员工制家政”这一企业方和职工方最为关注的条款，也最终达成一致：养老类的非员工制企业以5%的比例，母婴类及保洁类的非员工制企业以8%的比例向员工制企业转型过渡。 集体合同给太原市家政服务人员带来七大类的“协商红利”。第一次明确了母婴护理员、养老护理员和保洁员的初级、中级、高级工的等级标准；第一次明确了3个工种不同等级的工资标准，比如母婴护理员的工资分别是2300元、3500元、4000元，养老护理员的工资分别为2000元、2900元和3800元，并敲定每年以不低于5%—10%的比例增长；家政工每周可休息一天；女职工每月可获得30元卫生费；可接受免费的在岗培训、法律援助和心理疏导等。 新闻来源： 太原市家政行业集体协商会隆重召开—太原“保姆”有了自己的标准 04、餐饮业年底用工荒，行业现状薪资低、流失率高 餐饮行业的服务员薪酬低，流动性强。据58同城招聘研究院关于服务员薪酬的数据，其中娱乐厅服务员支付月薪排名第一，达到6808元，而配菜/打荷支付月薪仅为3884元，可见基础性、体力型岗位的服务员收入收入基数相对不高，且大多数员工并没有所谓“五险一金”的保障。 近日，NCBD（餐宝典）发布了《2020—2021中国火锅行业发展报告》，预计2020年中国火锅市场总收入将达到8880亿元。火锅行业与正餐、小吃快餐以及团餐等品类相比，火锅的毛利率与净利率较高，但火锅行业一线员工与管理人员平均工资最低，员工流失率最高，达到22%，远超其他品类。 餐饮业跟工厂其实很相似，最大一个字就是“累”。餐饮行的工作是永远不可能8小时工作制。以海底捞为例，一个服务员每天的工作时间超过10小时，如果遇到圣诞节这种节假日，每天工作时间甚至会达到13个小时。长工时、高强度、考核多、无周末双休、再加上情感劳动，但最高报读工资的深圳门店也仅5300元，能在海底捞门店里工作时间超过1年的员工不到40%不到，剩下60%的员工多数一个月就走了。 新闻来源： 中国火锅行业发展报告：员工薪资低，且流失率最高 05、公车司机被打成常态，高强度低薪酬多职责如何破局？ 12月1日，哈尔滨一公交车司机吴师傅因天冷路滑，在进站前大声提醒乘客不要提前站起以免发生危险，但没想到，车厢内一男乘客却嫌司机态度不好，殴打了正在驾驶的吴师傅。最后，该男子涉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被刑事拘留。（新晚报） 12月7日，江苏可泗洪一男子乘坐公交车时，不但不听司机的善意提醒佩戴好口罩，还辱骂殴打司机，先用手扇驾驶员脸几下，再掐驾驶员脖子。最终，这名男子为自己的莽撞行为付出了代价，当日陈某因涉嫌寻衅滋事被泗洪警方行政拘留9日。（扬子晚报网） 公交客运行业普遍劳动强度大、工资待遇相对较低，且公交司机常常不仅要承担本职工作，还要承担售票、保洁等多重工作。司机也会经常遭遇到来自乘客的干扰冲突，比如有路面行驶中与其他车辆发生事故或与其他司机产生矛盾；劝阻乘客车厢内吸烟、醉酒滋事等不文明行动；质疑乘客投币不足、冒用他人乘车证件等。迫于工作、生活压力和乘客冲突，公交车司机的心理健康状况也容易出现问题，如何提供司机一个体面、舒适、安全的工作环境和待遇是严峻问题。 新闻来源： 公交车司机提醒戴口罩反遭乘客辱骂殴打，乘客因涉嫌寻衅滋事被拘9日 06、滴滴推出新规令司机不满；深圳新条例关注网约司机权益；专家和行业联盟要求对滴滴进行反垄断调查 此外，滴滴在部分城市推出准驾卡，督促司机安装桔视，否则停止服务。还推出新的服务标准：司机不说您好再见扣服务分三分，有司机只因未提醒后排乘客系安全带，被暂停服务四小时。平台标准的制定，令司机频频为乘客的失误甚至作恶买单。 11月底，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公告，针对《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众公开征求意见。交通运输部深化出租汽车改革首席专家徐康明表示，国内网约车行业头部平台涉嫌垄断，滴滴独占90%市场份额，近年来一直处于头部平台垄断，一家独大的局面。今年3月，滴滴推出新的打车平台花小猪出行，采取“低价”+“黑车”模式，对剩余市场份额进行二次抢占。 在网约车行业里，垄断平台（指滴滴）多次被其他出行企业、司机和媒体曝出要求司机和合作的租赁公司“二选一”，否则扣除安全分，不得与其他平台合作。12月17日，中国出租汽车产业联盟亦公开致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呼吁依法对网约车垄断平台的垄断行为进行查处，特别提到了对当年滴滴优步合并案的反垄断调查，希望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保护出租汽车行业正规企业和从业者的合法权益。 11月30日《深圳经济特区出租汽车管理条例（草案）》在深圳市人大常委会网站公开征求意见。草案第三十四条明确要求了经营者应当依法保障驾驶员合法权益，并提出“网约车经营者应当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根据工作时长、服务频次等特点，与驾驶员签订劳动合同或者协议，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这意味著带车加入网约车平台的全职司机，可以依规向平台提出相关要求，明确双方的劳动关系。但该法案并未明确符合签订劳动合同或协议的限定条件。 新闻来源： 交通部专家呼吁：应尽快落实网约车行业反垄断调查 07、美团的“同舟计划”救不了骑手 ；上海法院为外卖骑手交通意外提建议 然而“同舟计划”救不了骑手，源于美团平台拥有著至上算法权力。外卖员接单的多寡，商家的曝光流量，订单成交后的资金周转周期，都在平台的一松一紧之间。平台是顶层的规则设计者。至于骑手？由于权力结构不同，平台一般隐于幕后制定规则，骑手没有话语权，也更不是可以通过简单的“同舟计划”就可以改革这个专制的算法系统。 12月9日，上海市奉贤区法院发布针对涉外卖骑手送餐途中发生交通事故纠纷案件的分析和建议。其中提到，2019-2020年间，上海奉贤区法院共受理涉外卖骑手交通事故纠纷案件12件。该类案件呈现以下三个特点：一是骑手缺乏安全意识，频频因送餐时限要求而交通事故频发。二是纠纷主体复杂，责任主体难明确。三是保险额度较低，赔偿权益难实现。外卖平台为骑手购买的大都为每单3元的保险，保额范围为1至3万元不等，一旦发生保险事故可以获得的保险理赔款有限。 对此，该院建议：一是提高骑手准入门槛，重视安全培训。二是实行有效监管，加大监督力度。三是提高保险额度，完善救济保障；协调保险行业推出适用外卖行业的险种，提升保险额度，保障骑手和受害者的人身权益。但法院并未针对纠纷责任主体的劳动关系或劳务关系进行厘清或提出建议。 新闻来源： 外卖小哥能评价商户了 美团推“同舟计划”保障骑手权益 08、多地学校爆出拖欠教师工资 12月21日，豆瓣教师小组有乌鲁木齐教师发帖称，半年没发工资，理由是财政没钱。但如果投诉或者抗议，会被安排“学习”，政府回应推诿。后帖子被删除。 早前，8月份，也有辽宁省沉阳市康平县、营口市盖州市、鞍山市岫岩县等多地因地方财力吃紧，拖欠教师工资。康平县老师发声，指当地政府拖欠老教师工资达十几年，迄今未解决。康平县委表示，“由于我县财力紧张，资金调度极其困难，目前制定三年还款计划，2021-2023年，力争每月安排资金127万元，用于解决拖欠教师工资问题。”盖州市财政局8月28日称，“拖欠工资问题：由于受疫情影响，财政资金一直比较紧张，待地方财政资金宽松将逐步解决。给您造成的不便，敬请谅解。”鞍山市岫岩县教育局也称，“由于财力不足等原因，全县公教人员第13个月工资均未发放。” 对于教师工资拖欠常态，过去数年政府频频出台各项规定要求“义务教育教师平均工资水平不低于当地公务员”，但迟迟无法真正落实。事实上，自今年7月1日起，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在“微言教育”和“中国教育督导”微信公众号已同步开通“义务教育教师平均工资收入水平不低于当地公务员平均工资收入水平举报平台”，若欠薪可即时举报。但欠薪新闻频频发生。 12月1日，在教育部举行的首场教育2020年“收官”系列新闻发布会上，教育部教师工作司相关负责人再次强调，要“持续推动各地落实义务教育教师工资收入水平不低于当地公务员平均收入水平”。可见多地教师薪酬问题仍然严峻。 新闻来源： 因财力紧张，辽宁沉阳康平县、营口盖州市等多地拖欠教师工资 十大工人维权行动盘点｜年终回顾 导语：2020年很悲观，全世界都被新冠疫情重重笼罩，183万人死于肺炎，超5亿劳动者失业。中国并没有幸免于难，在全球供应链的中断危机下，外贸导向型的经济生产几乎停滞，工厂倒闭，大量工人失业在2020年。在以保经济为核心的政策导向下，政府一方面减税金增补贴为企业减负，另一方面则协同资本趁机力推新业态经济加速用工零散化，瓦解传统劳动保障，冻结最低工资，新政下鼓吹共享用工、试行特殊工时，将工人推向更不稳定、不安全的工作境遇。 经济困境持续、政治表达受限，并不代表工人受制于恐惧。2020的这一年，从建筑工讨薪开始，止于苹果代工厂昌硕派遣工维权。劳动状况虽在恶化，工人也并没有放弃发声。疫情下，火/雷神山医院建筑工人和环卫工因欠薪而发声，出租车/网约车收入下降要求份子钱减半；快递和外卖业成了疫情下最大增长点，价格战剥削和平台霸权引发连锁反抗；敬佩的是，首有环卫女工反性骚扰，状告拉下环卫站长；也有受挫，蛋壳公寓“暴雷”、东莞老牌玩具厂倒闭，工人维权受阻或被打维稳。 “健康的社会不应只有一种声音” ，也不应该忽视来自三亿农民工的声音。他/她们的行动或许无声、或被隐形，但他/她们并没有放弃反抗，也只有反抗才会有改变。2020年或许很悲观，但工人行动并没有停止。 首例环卫女工性骚扰案，状告拉下环卫站长 环卫女工黄微在起诉书中提出三点诉求：周恒良赔礼道歉；环卫站开除周恒良，并禁止其环卫系统内任职；环卫站承诺不会对黄微一家打击报复。经媒体报道后，环卫站随即对周暂时停职。黄微一家虽受到多方压力和威胁，但在其不懈坚持和法院协调下，迫使环卫站放弃“保护”站长，撤销周的站长和党委书记职务，并向全体员工做公开道歉说明，“为全体女工除了毒瘤”。 劳洞评论：以罚代管、“吃人头费”、外包牟利、全年无休、权钱腐败…的国内环卫体系诟病，是环卫权力江湖建立的根基，施加于对高龄低文化、低技能的弱势环卫工的剥削。黄微孤身一人反抗领导淫威， 意味著什么？她是国内第一个站出来公开对职场性骚扰说“不”的基层工人，对于公众习以为常的性别暴力、同事怯于反抗的职场压迫，黄微的反性骚扰行动极为不容易。她的丈夫家人都靠环卫一份工生存、孩子倚赖环卫工优待才得以上公立学校，这都可能因维权而付之一炬，但黄微不愿为此妥协，被施压后宁失去工作也要起诉，不仅为全体女工争得尊严，也用行动教育工友克服恐惧。 火神山、雷神山建筑工人被拖欠工资和补助 3月，火、雷神山医院建成后，377名非武汉籍建筑工人隔离期满却不被允许离汉回家、也领取不到隔离补助，有家不能回，生计无著落。被滞留工人通过微博发帖引发舆论关注，之后工程方中建三局才开始向这部分工人继续发放补助，并在四月初将所有工人基本都送离武汉。此外，负责清扫方舱医院的环卫工人、武汉社区防疫志愿者以及部分医疗工作者，这些防疫前线的劳动者都曾遭遇纠纷，不得不在网上发帖控诉相关单位拖欠工资和抽取政府补贴。 劳洞评论：抗疫一线的劳动者们，理应成为政策照顾的核心。火神山、雷神山医院从开建到交付使用只花了十天，惊人的“中国速度”背后是数万名建筑工人冒著被感染的风险24小时不停歇地付出辛劳。鲜花、掌声、“最美逆行者”和“基建狂魔”般的歌颂最后都是虚空，工人最关心的是应得的报酬补助是否落实、自己能否得到妥善的安置。火神山、雷神山的建筑工人待遇落实并不会因为网友的“云监工”而得到监督，最终依旧需要仰赖工人们自发的维权发声。没有他她们的自发微博发帖，恐怕公众难以主动关切和支持。工人的自发舆论表达是有力的！ 东莞老牌玩具厂疫情倒闭，员工讨薪被打 泛达工人集体向东莞茶山镇劳动部门求助，要求公司支付拖欠工资，并按照劳动法赔偿工龄工资，但没有谈拢。当工人准备前往上级劳动局反映，遭到地方政府阻扰，双方发生冲突，部分工人被打伤住院。3月23日当地人社部门发出情况通报，表示将按照东莞市相关政策，由厂房出租方先行垫付工资。虽然如今被拖欠的工资已经全部给付，但工人提出的工龄补偿问题仍未解决，只能通过漫长的法律程序去争取。 劳洞评论：疫情下全球供应链告急，致使诸多国内外贸工厂订单锐减或取消，甚至不得不倒闭关门，但企业和政府并未慎重处理遣散工人的合法权益和生计问题，反而试图隐瞒、逃匿和拖欠薪资。泛达工人数十年奉献一朝失业，选择先走法定渠道向相关劳动部门求助，本无可厚非，但却遭地方政府阻挠工人往上举报，引起冲突工人挨打。相比于维护工人权益，政府更多只关注社会稳定和公关形象；若非舆论压力，估计也不会迅速发布公告。暴力维稳式的挨打，令工人看清，过于依赖政府主动协助的策略也不可取，最终能依赖的还是只有自己的力量。 出租车/网约车多地罢运，冲突升温 出租车与网约车的冲突，也随著新网约车平台“花小猪”的入局和网约车牌照大幅度增长，愈加升级。全年爆发至少25起出租车抗议网约车和黑车挤占出行市场和分享营运权，出租车对黑车司机进行围堵、举报，亦上访至交通部门，抗议政府不作为。2020年多数城市开放共享电单车投放，亦引发21起多城市出租车司机集体抗议，要求禁止电单车上路。亦有零星网约车司机抗议滴滴平台不合理抽成比、扣罚款规则等新政。 劳洞评论：自网约车入局出行市场后，出租车与网约车的冲突便从未停过。出租车憎恨网约车抢走的客单收入，网约车在意平台抽成和营运驾驶的合法保障，但在城市出行运力仍然不足、“高峰期打不到车”的今日，到底谁割了两者的韭菜？出租车难以挑战保守固化的“份子钱”租赁体系，而网约车的分发体系俨然铸造了一家全新的“出租车租赁巨头”——滴滴，只不过传统的份子钱名头换成了平台抽成和扣罚。打车更贵了、开车赚更少了，资本市场乐见出租车、网约车、消费者三方互撕互撞，因为最大的盈利分成源源不断流向了出租车公司和网约车平台，其他人都是打工的。撕扯中的出租车/网约车罢运抗议，希望并不在于谁赢谁输，而在于看清谁是真正的食利者。 困在“系统”里的外卖骑手，在“系统”里反抗 既然无法奢望巨头算法的向善，骑手唯有依靠集体行动在“系统”里反抗。今年2月份，辽宁阜新饿了么和美团骑手罢工，抗议单价降低；5月份。河南省三门峡市数十名美团外卖骑手拉横幅抗议新上任的代理商降低单量和单价，要求签订正式劳动合同；6月份，吉林通化有两百多外卖骑手罢工，抗议美团没按好评数足额发放奖金；9月份，湖南省张家界市慈利县，十多名美团骑手拉横幅集体抵制代理商降薪扣薪。此外，外卖骑手也在试图组成联盟社群，相互取暖发声，如外送江湖骑士联盟盟主，共同对抗系统的算法霸权和制度规训。 劳洞评论：根据公开数据，国内外卖骑手数量总数已达700万，其中美团骑手将近400万，饿了么为300万。技术要求低、弹性的工作时间、薪酬多劳多得、无须严格审核和面试等原因，使得外卖骑手成为多数蓝领的就业选择。为了最大程度避免社保、劳动纠纷等用工风险，平台多采取第三方雇佣形式，意图从法律上撇清数百万骑手与平台的风险关系。受困于算法霸权的骑手，可以作为工会会员的非劳动者，却不拥有规范的工资福利和法定的社会保障、不拥有规则制定的一丝话语权。欣慰的是，在讨薪抗争之外，骑手已经开始意识到劳动关系的关键性，也在萌生协会/联盟的自组织行动。他她们正在系统里探寻反抗，即使仍然是星星之火。 多地建筑工人讨薪激增 2020年全国各地有新闻报道或消息记录的建筑公司欠薪、工人讨薪维权行动近300起，其中河南、山东、江苏和广东为欠薪维权事件的高发地，而那些没有被网络记录或关注的欠薪维权事件恐怕更多。工人采取拉横幅静坐游行、联系媒体、甚至爬上塔吊以死相逼的办法，要求老板/工头出面，争取集体协商的机会，要求政府介入；但多地均有警察出面压制甚至殴打工人的情况出现，还有媒体将工人的行动污名化为“恶意讨薪”。 劳洞评论：2016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治理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意见》、2017年人社部《治欠保支三年行动计划（2017—2019）》，提出了根治建筑工欠薪时间表，承诺“到2020年，使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得到根本遏制，努力实现基本无拖欠”。但很明显，今日建筑工无合同、不按时发薪等问题根源仍然没有得到解决，欠薪事件依旧层出不穷，建筑工依旧是“流汗之后又流泪”。建筑行业欠薪问题数十年如旧，工人讨薪亦数十年不放弃——有些建筑工人已经开始以法律法规为工具、以舆论为武器确立行动的合法性，要求政府出面履行监管职责，追究欠薪企业的责任。面对恶劣的企业行为和慵懒无为的政府，建筑工人也在学习如何更好地自救。 快递业工人罢工潮持续至今 4月，河南潢川三通一达五家快递加盟商不堪上级网点下调派费，联合发布声明全镇代理停止拉货，停止派件；7月，广东清远多个圆通站点快递员因欠薪集体罢工，数万快递滞留；9月，百世快递南京江宁二部快递员近3个月无收入，集体罢工；湖北孝感中通快递网点集体停工……罢工事件不胜枚举，没有确切的统计，2020年全国到底发生了多少起快递罢工。但几乎每天都有关于快递员罢工的消息在新浪微博、百度贴吧等社交平台上更新。直至今日，微博话题#快递罢工#阅读量达1386万，#如何看待快递小哥罢工潮#阅读量1.5亿，覆盖中通、圆通、韵达、百世快递全国多地网点。 劳洞评论：据国家邮政局统计，2020年快递业务收入预计1.1万亿元，同比增长高达46%。但行业繁荣发展的背后，是快递工人愈加恶劣的用工条件和缩水的派费单价。调研显示：75.07%的快递从业人员月收入在5000元以下，派送单价低至0.5元；每天工作超8小时，全年无休是常态；无劳动合同，导致法律维权更加艰难。迅速停工、短暂抗议是快递行业工人常年的作战策略。与往年不同的是，2020年的快递罢工潮如多骨诺米牌效应，全国城镇乡市网点“不谋而合”，工人纷纷用脚投票，向这场压榨劳动者权益的“低价游戏”宣泄不满，表达抗议。 蛋壳公寓“爆雷”，工人/租户/供应商联合维权 直到11月末，有消息记录的讨薪维权行动仍然在持续，蛋壳公寓北京总部每天都有数百人集聚维权讨说法，网络发声不断，多地政府陆续介入。但目前尚未有令多方满意的解决方案，只有一些缓解矛盾的措施，如南京为受影响的租客提供免费的过渡性房源、微众银行为退租的租客办理贷款结清手续等等。 劳洞评论：在这场资本“割韭菜”的游戏中，蛋壳员工、供应商、保洁、建筑/维修人员及房东租户都深受其害；但当资本退场留下一地鸡毛后，矛盾被转移到同为受害者的房东、租客与员工之间，双双“挥刀对峙”——房东租客相互厮杀，欠薪员工维权无门却还受“夹板气”，两边不是人。资本卷走一切之后，被裹挟的个体没有还手之力，连讨薪维权都需要排队取号。事件余波未散，但人人都在等的“救世主”或许不会出现了。工人、房东及租户之间摒弃无益的内斗与厮杀 ，看到资本背后的真相，不放弃追究政府和企业的失责，联合维权或才可能有一线希望。 富士康劳务派遣工人集体抗议黑中介拖欠工资 富士康长期以来一直大规模使用劳务派遣。在今年8月因需求量大，劳务公司甚至开出75天打卡领1万元高返费的条件，吸引了大批工人进入富士康。然而在11月工期到期，大批派遣工辛苦加班为富士康熬出产量后，却发现自己受骗了。这并非富士康第一次拖欠返费和工资差价了，成都，深圳、郑州等地屡屡发生，最后能拿到返费的少之又少。靠这种压榨工人的手段，富士康才得以最低的成本一次次撑过订单旺季，维持其高利润与制造业霸主地位。 劳洞评论：劳务派遣就是一个“坑”。劳务派遣制度令富士康可以灵活规避法律责任，为自己淡旺季用工创造了灵活性的同时，也最大限度的降低了用工成本；遭遇纠纷，工人则维权无门（参见揭露劳务派遣的四大秘密）。迫使工人掉进劳务派遣的高返费/返工资差价的“坑”里，这一开始就是富士康和形形色色各层级劳务派遣公司的共谋。成都富士康的工人维权由网络匿名召集发起，得到快速的去中心化响应，且将矛头对准问题的源头——富士康是正确的，它在所有各方角色的参与中，都保持绝对的主动权和决定权。警察和公司的联盟掺合，无非是想要威胁恐吓兼以劝告，进而分化瓦解工人的集体力量，一旦工人被打散，个体维权就难上加难了。 上海苹果代工厂昌硕工人大规模罢工 这并非昌硕工人第一次因返费集体抗议。今年4月，厂方计划在3天内裁员2万人，逼迫工人“自离”，拒绝离职者将会被扣除返费。4月20日，工人抗议包围工厂服务中心，要求速速返还承诺的“返费”。昌硕工厂长年待遇差，食宿条件恶劣；淡季5天8小时工作仅得2550元，旺季6天12小时工时制，到手最多4500元，“返费”是最主要收入。厂方多种恶劣行径拖欠、扣押返费，引发工人集体愤怒。 劳洞评论：《财经》报道曾指出，昌硕通过返费高低调节临时工的规模，旺季时加高返费，淡季时降低返费，像海绵吸水一样灵活。几乎每次苹果发布一次新品，昌硕就重新招募一批产线工人。临时工招募模式，令代工厂可以巧妙规避社保和雇主责任；返费令资方可以在淡旺季劳动力市场掌控主动权，控制工人的同时，还可以进一步降低人力成本。昌硕工人的屡次抗争，勇敢地捍卫自身的合法利益，展现了工人面对无赖厂方的愤怒、魄力和无畏。可想而知，如果没有集体行动的争取，厂方只会永远变本加厉地控制和压榨。 二零二一年 外卖员讨薪自焚、高龄环卫工猝死于寒冬、农民工返乡需自费核酸自证健康，劳动者还能过好这个春节吗？ 导言：“行业剪报”关注基层服务行业动态，为你呈现与服务业劳动者利益息息相关的核心资讯。本期剪报摘取12月至1月份核心新闻，带你了解春运期间疫情防控动态、山东高龄环卫工猝死和外卖员讨薪自焚事件，快递员2020年度报告、餐饮行业推广送餐机器人、以及多地的劳动新政，包括广州的家政从业人员积分入户和公租房申请政策、重庆的环卫工关爱政策、辽宁的女性职工劳动保护办法等。 01 卫健委发布疫情防控方案：农村返乡人员均需核酸检测自证健康 1月20日，国家卫健委发布《冬春季农村地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方案》。《方案》指出返乡人员需持7天内有效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阴性结果返乡，返乡后实行14天居家健康监测，每7天开展一次核酸检测，检测费用自理。方案一出即引发热议，公众议论的焦点在于“返乡人员”如何界定的问题上，20日晚间，卫健委就相关问题进行解答，明确了工作方案所指的返乡人群是指从外地返回农村的人员。 “返乡人员”界定明确后，城市民众得以免除强制核酸的麻烦，事件的讨论热度瞬间降温，但有些声音仍然在追问《方案》背后的逻辑和权益问题：即便乡村地区疫情防控能力较弱，但事实上城市区域的人员流动性和聚集密度远远高于乡村，具备更强流动能力的也是中产阶级人群，为何仅要求地位和经济双重弱势的农民工群体承担如此严厉的负担？如此大规模“一刀切”的防疫措施和生硬的户籍划分管控法落到基层后又是否具有可操作性？ 相关讨论指出，核酸检测的费用对返乡人员来说是一笔可观的开支，不应由个人承担；而且春运大客流即将到来，核酸检测需求暴增，农民工群体必将面对预约难的问题，企业和政府均有责任为返乡人员组织专门的检测渠道并提供免费检测，这才是疫情防控应有之义。 新闻来源： 《关于印发冬春季农村地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方案的通知》 2020年12月29日，“最强寒潮”席卷全国各地期间，山东临沂一位69岁的环卫工刘师傅在清洁路面时突然晕倒，救护车赶到时他已无生命体征。一天后，刘师傅所属的公司临沂环卫集团发布通告，初步诊断死亡原因为突发心脏病。 28日临沂市发布寒潮黄色预警，当日最低温低降至零下11摄氏度，29日当天刘师傅凌晨三点多就离开出租屋去岗位开工，上午八点三十分左右在垃圾桶旁倒地身亡。其所属单位临沂环卫集团在事后的的通报中，只是强调了“突发心脏病”这一初步诊断以及事发后各方的紧急施救，对天气因素、工作环境、保障措施、工资待遇等情况只字未提。事后媒体通过走访和报道的方式，揭示了许多像刘师傅一样的高龄劳动者迫于生计艰难而无法退休、被迫接受高强度低收入的工作、同时缺乏必要社会保障政策的残酷现状。 受事件影响，1月19日人社部、全国总工会总等部门发布了《关于做好严寒天气下劳动者权益维护有关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高度重视严寒天气下户外作业劳动者权益维护工作，明确了环卫工人、巡线工、快递员、外卖员等为重点保护人群，提出各单位要减少劳动者严寒时段户外工作时间，同时保障劳动者劳动工资待遇不降低。 新闻来源： 《69岁环卫工寒冬猝死：回不了家的乡村老人》 2020年12月，江苏泰州一位外卖员刘某与承揽“饿了么”外卖专送配送业务的靖江赢跑公司（饿了么在泰州区域的物流合作商）在配送服务费结算上产生矛盾，双方多次协商未果。2021年1月11日上午，刘某携带汽油来到公司门口点火自焚，被周围群众将火扑灭救下，送医救治后诊断为深二度到三度烧伤，全身烧伤面积达80%，呼吸道烧伤，家人表示后续的治疗费高达百万。 据外卖员刘某口述，外卖配送站扣除了他5000元的收入，他多次协商讨要未果，极度绝望之下才走极端自焚，希望以此讨回自己的血汗钱。1月17日，“饿了么”针对自焚事件作出官方回应，表示对外卖员刘师傅的遭遇“痛心不已”，并承担刘某的治疗及相关费用。但饿了么的处理方式依旧是出于“人道主义”，而非承担法律意义上的劳动用工关系。 此前，饿了么平台早已负面新闻缠身：2020年12月21日，43岁的北京饿了么骑手韩某在配送途中猝死，保险公司表示猝死只能获赔3万元，饿了么平台的回应是韩某伟与平台并非雇佣关系，平台出于人道主义愿给家属提供2000元，其他的以保险公司的理赔为主。平台的不当回应引发舆论哗然，迫于压力，1月8日饿了么才重新发声明将猝死保额提升至60万。 新闻来源： 《外卖员为讨薪自焚：我命都不要了，我要我的血汗钱》 日前，辽宁省出台《辽宁省女职工劳动保护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将“两癌”（宫颈癌、乳腺癌）筛查、产后抑郁关爱纳入女职工劳动保护的内容、对性骚扰的预防和处理作出了具体规定，这些新增内容成为政策的新亮点。 《办法》规定用人单位应每年为女职工安排1次妇科检查，至少每2年为女职工安排1次宫颈癌、乳腺癌检查，检查费用由用人单位承担。单位与女职工签订劳动合同时，不得与女职工约定限制结婚、生育等内容；不得因女职工结婚、怀孕、休产假、哺乳等原因降低工资，限制晋职或晋级，更不得予以辞退、单方面解除劳动合同。对于经期重度痛经或经量过多女职工，给予1至2日的适当休息。《办法》将于2021年3月1日起施行。 《办法》出台后，有一些声音表示政策对女性职工的强保护很可能会使女性就业变得更难，用人单位很可能会出于成本考虑减少女性员工的招收比例；另外《办法》中的规章在具体实际情况中的可操作性不强，在当前社会性别观念依旧强势的情况下，政策容易演化为“纸上福利”，或带来新的权益保障隐患。 新闻来源： 《辽宁出台办法加强女职工劳动保护，将“两癌”筛查、产后抑郁关爱、性骚扰防护纳入其中》 1月8日，广州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广州市家政服务业提质扩容“领跑者”行动若干支持措施》（以下简称《措施》），将出台30条措施支持家政业发展。 面对当前大量非员工制家政从业人员无法缴纳社保的现状，《措施》中明确支持发展家政商业保险和公益保险，通过财政补贴、企业投入和个人出资三者结合的方式引导家政从业人员统一投保；同时明确对家政从业人员给予积分入户照顾，将家政从业人员纳入广州市年度迁入人口计划管理，安排“特殊技能、特殊艰苦行业一线从业人员”积分制入户专项指标予以入户照顾。住房保障方面，将符合条件的家政从业人员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家政从业人员可申请面向户籍中等偏下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来穗务工人员供应的公租房，符合条件的给予优先配租。 《措施》还表示支持员工制家政企业依法实行特殊工时制度，规定家政企业和用工家庭应当保障家政从业人员休息权利，具体休息或补偿办法结合实际协商确定，在劳动合同或家政服务协议中予以明确。另外，对于员工制的家政企业，按其为所招用家政从业人员实际缴纳社会保险费的50%给予补贴。 新闻来源： 《广州将出台30条措施支持家政业发展 对家政从业人员给予积分入户照顾》 1月9日，在线寄快递平台菜鸟裹裹发布2020年快递员报告显示，2020年2020年全国快递业务量达830亿件，全年新增3万专职快递员就业，女快递员数量较 2019 年增长超过 20%。在业务量的地域分布上，北京、上海、深圳、广州、杭州等5城菜鸟裹裹快递员最多。 报告还称，伴随著强劲的寄快递需求，快递员通过裹裹接单实现月入过万成为常态。申通快递近期公布菜鸟裹裹服务数据显示，超过3.9万名申通快递员在接入了菜鸟裹裹寄快递服务后，月收入平均增加超过3000元。但有快递员接受媒体采访时称收入过万确实存在，但大部分原因是双十一期间快递量大，如果从平时来看，月收入破万的快递员较少，高收入实际上来自高强度加班。社科院2020年12月发布的蓝皮书《2021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中关于快递员的调查报告也显示，2019年度快递员平均月收入为 4859 元，59.2%的快递员月收入低于5000元，女性快递员工资比男性快递员还要低41%。 新闻来源： 《菜鸟裹裹发布2020年快递员报告》 2020年年底，36氪研究院发布《2020年中国餐饮配送机器人行业研究报告》，报告指出近年来餐饮服务行业一方面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不断上涨，人力成本居高不下，餐饮服务人员难招、难留成为行业主要痛点之一，另一方面由于机器人核心技术发展成熟，机器成本整体下降，在此背景下，餐饮企业兴起“机器换人”的风潮，越来越多的越来越多企业已经开始应用送餐机器人，如呷哺呷哺、巴奴、西贝莜面村等知名餐饮品牌门店。根据海底捞公开报告，截至2020年6月已经在全球范围部署958台传菜机器人。相关评价称，除了灵活性方面不如人类之外，送餐机器人“钱少事多还听话”，未来或成为企业降低成本和提高效率的关键方式之一。 相关报道指出，餐饮服务行业推广使用机器人的最初是为了解决企业的“用工荒”问题。餐饮服务工作属于劳动密集型工作，餐饮服务员要进行高频、重复的机械体力劳动和情感劳动——服务人员工作强度大、工作时间长、劳动报酬低、价值感低、晋升空间狭窄是这个行业的常态，餐饮服务人员难招难留的现状背后是亟待改善的用工环境和用工机制。即使送餐机器人是当前行业新趋势，但基本只在大型餐饮企业中得到应用，短时间内并不能实现规模化，中小微型餐饮企业的工作环境恶劣、用工不规范情况还会长期持续下去。另外，一些使用送餐机器人的餐饮企业可能会以机械化为名大规模裁减人手，增加个体服务人员的工作量和工作强度。 新闻来源： 《万台送餐机器人落地真相：钱少事多还听话》 2020年12月24日，重庆市城管局联合人社局、市总工会研究制定了《重庆市关爱环卫工人十项措施》（以下简称《措施》）。《措施》从精神激励、权益保障、人性关怀3个方面，推出表扬奖励、作业条件、薪酬待遇等关爱环卫工人十项措施。 《措施》中有几条将给环卫工人的工作带来实质影响。例如第三条的通过提升机械化率、更新环卫设施和设备性能来减少人工作业强度；第五条规定的环卫工人（含劳务派遣工）工资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130%，足额缴纳五险一金、严格落实加班工资、高温津贴等补助；第六条关于困难环卫工人的帮扶资助机制；第七至十条分别涉及环卫工人休息休假权利、环卫作业风险保障、职业安全和健康、权益侵犯的维权途径等内容。《措施》已于2021年1月1日起施行。 重庆市现有环卫工人超过5万名。2020年以前防控最关键的1-3月，全市每日在岗环卫作业人员5.5万人次以上，在岗率超90%；此前8月重庆市遇特大洪水期间，环卫工人日夜奋战在岗位上，清理中心城区过水面积达500余万㎡，清理淤泥近100万吨。 新闻来源： 《重庆市关爱环卫工人十项措施》（渝城管局〔2020〕152号） 社区团购的背后：价格战、抵制潮与被牺牲的商超摊贩 导言：新年伊始，一则令人痛心的消息传来：“多多买菜”的乌鲁木齐员工女孩“润肺”（花名）在凌晨一点半下班途中突然晕倒，抢救无效后去世，年仅22岁，其在公司内部账号签名上写著“为多多守边疆”。另一边厢，长沙的菜市场摊贩正感慨生意一天不如一天，严重的比以前几乎差了三分之二，多地的实体超市正在关门，是因为疫情，也因为这个新生事物——社区团购。 社区团购起于疫情下的2020年。早期的社区团购雏形，是芙蓉兴盛的便利店主们通过运营微信群和QQ群收集居民的购物需求，统一选购配送并由用户自提。后来随著疫情大爆发，人们出门的热情降低，一时之间带动了整个“宅经济”，多个巨头纷纷从刚需的生鲜消费切入社区团购，正在逐渐改变日常社区消费链条上的产业生态。 传统生鲜消费由于存在客单价低、毛利率低、易腐烂损耗、物流成本高等特点，导致其一直存在线上渗透的难题。至2018年，生鲜品类的线上渗透率仍仅有5%，远低于电器、服装、个人护理等品类。社区团购生鲜的新商业模式，以微信小程序或app为载体，依托社区基础、和团长社区人脉或其门店资源，通过“预售+次日达+自提”模式，招募线下团长承担顾客维护、货物存放/自提，及售后服务等工作。社区团购针对生鲜采取预售模式，后点对点集中配送社区，极大降低了生鲜的运输损耗和物流成本；以团长+自提为核心的模式，也令资本运作节省了前端场地存储租金和末端配送成本。 低电商渗透率、低运营成本、高频日常消费，令社区团购一瞬之间成了资本巨头争相抢夺的宠儿。 2020年6月份，滴滴旗下社区团购品牌“橙心优选”上线。7月份，美团宣布成立“优选事业部”；8月份，拼多多旗下社区团购项目“多多买菜”上线；10月份，苏宁菜场社区团购平台在北京上线，阿里巴巴40亿美元投资“盒马优选”；12月11日，京东表示将向社区团购平台兴盛优选投资7亿美元；2021年1月1日，京东旗下社区团购平台 “京喜拼拼”上线；顺丰亦在1月19日上线“丰伙台”，悄然入局社区团购混战。 企查查数据显示，2014年到2020年底社区团购融资累计达80起，融资总金额超260亿元，但直到疫情才出现井喷，仅2020一年融资额就超171亿元。如今，社区团购已经集结了美团、阿里、拼多多、京东、滴滴等互联网巨头，艾媒咨询预计到2022年中国社区团购市场规模将超过1220亿元。根据商务部和凯度数据统计，疫情后居民通过社区团购渠道购买生鲜大幅增长，有1/4的用户在疫情中首次使用了社区团购平台。 过去一年的资本巨头疯狂砸钱加码，涌入社区团购战局，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和便利店主、菜贩都被迫卷入到这场激战当中，这背后会带来什么呢？ 01 资本“跑马圈地”，背后的便利店“团长”、菜贩和消费者们 1）便利店“团长”：渴望平台引流商机，反被平台引流收割 盘踞在社区周边的小便利店、“夫妻小店”等，早期在各巨头地推的营销动员下，纷纷注册成为团长，且身兼多家平台，一时之间社区里每家店几乎都是注册团长。这吸引力来自于，巨头宣称给予团长至少10%的提成，同时平台会严格控制提货点的距离，货品不会和超市冲突，而且关键是，来提货的顾客还能给超市引流。但事实并非如此。 跑马圈地的各平台巨头，前期瓜分市场的关键必然是如何拿下更多的团长，为其开拓社区市场效劳。团长战全面铺开之后，实质提成并非如预期所想。团长佣金比例根据地区竞争情况可以达到成交额的10%-15%。但在实际成交中，仅有少数商品的返佣达到10%，绝大多数的补贴商品和生鲜商品返佣比例仅为3%-5%。有些特价的产品，非但没有返佣，店长可能还得贴钱赠塑料袋。多数团长一个月佣金最多仅有数百块，并非想象中那么丰厚。 其次，随社区团购带来的是门店额外的工作量和设备成本投入。多数商品佣金并未如预期，仅有冻品、肉类等高价格的单品佣金比较较高；而“低价”几乎是所有社区团购平台强推的广告词。矛盾的背后也意味著，团长必须投入更多精力进行拉客营销推广和社群维护，主动协助平台培养消费者黏性，并额外增加冰柜、场地等必要储存成本。这些成本早期并不被预见。 此外，客户引流只是个幌子，平台反过来借助团长的社区人脉关系反向引流消费。这与早期平台推广时的宣传极度不符。在社区团购热潮下，超市/便利店的来往取货的人流是增加了，但是门店本身消费额并未有起色，甚至更低了。一方面，因为社区团购上线商品与线下便利店的无差异销售，在价格战补贴因素影响下，平台商品价格更低，团长自家同类商品根本无法销售出去，甚至遭遇来自社区“高价销售”的质疑；另一方面，便利店被平台彻底单一概念化为“提货点”，社区团购用户基本不会驻足门店，顶多顺瓶水，带不动多少收入。 与此同时，平台正在启动收割店长的“淘汰赛”。订单量少的门店自提点正在被系统关闭，从此前的粗放式扩张正演进到精细化管理阶段，团长开始被赋加上了出单量的业绩要求。团长同样也在被抛弃中，滴滴旗下的橙心优选已经在布局线下门店。或直白讲，这些前期跑马圈地积累起来的团长，本质是为平台入局提高流量支撑及用户基础服务，最终还是平台为下一阶段的淘汰和利润收割做转化。在业绩指标下，团长的职能从简单的自提服务，已经彻底转化为集前端拉新用户、维护客群关系、线上导购、分拣、售后服务等为一身的角色——原本“自由”的团长正在被平台的规则和新的消费习惯逐步绑缚。 究其本质，社区团购恰恰是在利用团长门店所在的地理位置、社区覆盖、人际网络等资源，低成本地向平台消费反向引流，继而又增强团长对平台的依附性。背后的危机在于，社区线下消费的下降已经严重影响到了门店自身的生存空间，原本的门店消费正在不断被引流到社区团购新模式中，为平台“打工”的团长没得选择。 2）价格战下无力的菜贩，被“便宜”引导的消费者 社区团购巨头间的价格混战，令菜贩一步步失去消费者。位于社区团购混战起源和核心的长沙菜贩更是失落。有媒体报道，社区团购进入后，长沙菜市场的客流量明显下降，生意可谓惨淡一天不如一天。陕西亦有菜贩表示，社区团购的部分菜品的促销价格甚至低于菜品的进价，对零售影响极大。“以前一天最低（营业额）都是一两千，现在一天只能卖三四百元，几乎差了三分之二”。对于愈渐少人问津的路边老龄摊贩，可能至始至终都无法理解生意为何突然消寂。 对于消费者而言，短期的价格利好正在无形中塑造新的消费习惯。如早期网约车、共享单车、外卖大战一样，面对互联网巨头动辄数十亿、上百亿的现金补贴，没有哪个消费者会放任自己错过“薅羊毛”的机会。“便宜”几乎是社区团购最大、也是唯一的亮点了。海量低价商品刺激著冲动消费，消费者对低质商品的容忍度不断提高——资本并不担心前期亏本，它们正在利用这样的非理性消费模式培养用户团购黏性，后期运营阶段再“杀熟”抬价，扳回一城盈利。 得益于现阶段的团购平台后端不完善的供应链体系导致的生鲜质量参差不齐和以老龄消费者为主的菜市场传统，暂时未可断言社区团购短期内会取代线下菜贩和便利店等，但彼时的巨头价格战对整个低端生鲜消费领域和社区人群的长期购物习惯，正在潜移默化地推翻和重构。 02 价格战危机下的规制和抵抗：政府干预、超市联盟与上游供应链 2020年12月22日，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商务部出手，召开规范社区团购秩序行政指导会，阿里、腾讯、京东、美团、拼多多、滴滴6家互联网平台企业参加。为严格规范社区团购经营行为，会议要求互联网平台企业严格遵守“九不得”，包括“不得通过低价倾销、价格串通、哄抬价格、价格欺诈等方式滥用自主定价权”。 与此同时，一群新疆超市老板建立了“实体店联盟”，超过6000名中小超市老板入群， 在“多多买菜”正式进入新疆的第一天就开始向供货商施压，要求停止向平台供货。联盟没有办法抵制平台的进入，只能一方面联合拒绝平台的“团长”邀约，另一方面抗议厂商与平台的供应链合作。联盟向厂商发函，称如果继续为社区团购平台提供货物，经销商和超市会联合停止销售该公司的产品。联盟也进行了实质抵制，曾联合短暂下架了可口可乐产品。 抵制一定程度上迫使上游供应链作出回应。截至12月中下旬，“实体店联盟”拿到近20家厂商的“承诺书”或“公告函”。其中，可口可乐、百事、蒙牛、益海嘉里等品牌的公函由新疆分公司发布，仅在新疆地区生效。而卫龙、李锦记、香飘飘、农夫山泉等品牌则直接向全国范围发布了公告。华海顺达、卫龙等多家企业发布的《关于禁止给社区团购平台供货的通知》指出，“公司收到多方投诉，以多多买菜、美团优选等为代表的社区团购平台出现严重低价现象，甚至个别产品远低于出厂价，影响严重，损害客户利益，”通知要求平台价格不得低于终端零售价，否则视为低价，影响恶劣的取消经销权。 然而这些来自民间的抵制行动和官方的规制，在实际效果上仍然收效甚微。供应商/厂商遭遇抗议后，多个品牌随后短暂下架各平台，但过一阵子又会有其他供应商“乘虚而入”悄然上线商品，流量的诱惑下低价营销难以根本上制止。商品此“下”彼“上”的游戏博弈消磨了大多数实体店主的抵制耐心，抵制行动在微信上也遭遇举报，部分微信群被封；团购平台对于实体商超的团长注册抵制，也转而大力发展社区周边的服装店、母婴店、彩票店等无竞争关系的新“团长”。政府层面，商务部的“九不得”政策更像一个官方表态，到可执行的程度还需要时间；政府对互联网经济的推崇，也可见其管制决心并非坚定。在行政指导会之后，各家社区团购平台并未出现明显的取消补贴的行为。价格战被叫停，但价格层面的竞争却没有停——平台上仍然存在大量0.01元的秒杀促销活动，不缺钱的平台巨头转而直接大量发放现金或优惠券。 只要平台巨头间还未决出胜负，价格战就可预见性地将以不同的方式持续下去，只是商超和摊贩最终都将成为其中的牺牲者。 03 资本的目标：改变消费模式，形成依附巨头的劳动生产 价格战后如何回收成本？可预见的无非是三个手段，压低供应商成本、降低团长提成和提高平台商品价格。当团购平台吸引了一定稳定的流量，便有了与供应商比价还价的筹码，获得更低的出厂价；平台高流量将致使商超团长进一步依附平台收入，甚至无法再倚赖线下门店消费独立运营；团购平台重构了线下商品种类生态，平台商品或将涨价，消费者难有选择空间。 可怕的是，在资本价格战故事的另一面，实体商超和流动摊贩将逐步消失。平台有金钱和时间可以折腾以吸引线上客流，但是小商贩根本熬不过数月，何况在疫情消费低迷的当下，一旦与团购平台商品供应形成冲突（已经在发生），自家商品消费停滞，未来将难以有持续的资金链可供维系。平台的价格战本身扮演了“弱肉强食”法则下的生存筛选，小商贩不得不退出市场或调整自身商品的差异化出售，又或者依附于团长体系平衡收支，或成为“打工人”进入劳动力市场。当平台垄断了商品种类，地摊商贩也都没了踪影，商超想买的东西不再出售，消费者将更难以在线下寻觅到合适商品，不得不转向团购电商，既往淘宝新零售模式的崛起对实体小店的绞杀便是如此。所谓低价电商只是诱饵，本质是改变消费模式和形成依附于资本巨头的劳动生产形态。 社区团购作为一个新事物，打著便利、“廉价”的旗号意图形塑新消费模式，这在外界或政府看来或许是创新，但背后的资本逻辑并没有改变——其并非要改造供应链中对劳动者的不平等分配和低效多级的资本分包，而是试图进一步侵蚀传统市场中的残留中小经济体（小商贩），并形成对其的控制和被依附性，将商业化垄断渗透到每一个社会角落。当年，滴滴进军网约车领域，并非要将司机从租赁公司的“份子钱”解放出来，而是成为另一个“出租车租赁公司”巨头，如今目的显然已经达成。同样，相对独立的菜市场和街边商贩、小超市店主，未来并不能也无法保住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在强大的资本面前，都将被迫纳入到整个剥削的生产体系当中，以不同的形式为巨头打工。 工人“恶意讨薪”的背后：失灵的机制与被定义的“维权” 导语：“恶意讨薪”无疑成了2021年初、庚子年末最火的热词之一。2月5日，甘肃省甘南州警方通报，一工地包工头爬50米塔吊威胁工地负责人跳楼讨薪，工程款涉及38名农民工工资，当地警方最终以包工头恶意讨薪“扰乱社会治安秩序”处以行政拘留10天的处罚。此通报一出，引发舆论哗然：既然有恶意讨薪违法，难道资方欠薪就是善意合法？ 农历年底向来都是农民工讨薪的高峰。春节返乡在即，农民工被拖欠工程款、材料款、工资等矛盾都在此刻触发，由此而引发的讨薪事件远超日常十倍。民间媒体“非新闻”曾不完全记录2015年发生的工人群体事件（以建筑工讨薪为主）共10425起（实际发生案例应以十倍计），其中发生于春节前夕的超过5000起，数量接近全年一半，引发抗议的原因主要是欠薪，而这其中因讨薪而被抓的工人便达数千人。 ✲2021年1月5日，广东南雄，多名工人以跳楼威胁讨要被欠工程款，一名工人被处以15日行政拘留； ✲1月15日，福建厦门，有工地拖欠22名工人35万元工资，其中一人爬塔吊讨薪，而后被处以治安处罚，被拖欠工程款而后追回； ✲1月20日，广东汕头，一工地拖欠工人工资达100多万元，工人组团游行讨薪，七人被处以行政拘留，被拖欠工程款而后追回； ✲2月1日，黑龙江大庆，一药房拖欠员工20个月工资，工人市政府信访维权被警察带走； ✲2月2日，广东汕头，一工人因被拖欠工程款跳楼威胁，被处5日行政拘留，被拖欠工程款而后追回； ✲2月8日，广西梧州，4名讨薪人员向包工头讨薪，其中两人以砸毁财物方式恶意讨薪被行政拘留。 回溯过去年底两个月，网络可查及的工人因讨薪被抓案件至少有7起。这些以建筑业为主的纠纷，工人陷于非正规劳动关系保障的模糊边界。即便2020年国家强力推行《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常态的维权机制并未革新改进，部分走投无路的工人最后只能无奈选择以拉横幅、阻碍交通、跳楼爬塔吊等——这些被官方所定义的“恶意讨薪”方式——才能拿回自己的工资。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被官方定义为“恶意讨薪”的工人维权行为背后的合法性呢？ 机制下的法律维权：失灵与无力 “一调一裁两审”的争议处理体制，是一套建立在正规劳动关系体制下维权机制，本意是建立特殊快速的劳动者维权路径，但劳动者在实际维权过程中却存在著重重阻碍。所谓“一调一裁两审”，指劳动争议必须经劳动仲裁委员会裁决后（在此之前可以申请劳动调解委员会调解或直接仲裁），不服裁决后才可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其中，调解期限常规为15日，仲裁一般为45天，复杂案件最长应在60天内结案，进入到法院环节则可长达1-2年不等。 流程的复杂性和专业性造成的时间、经济、精神成本的损耗，已经足以令劳动者望而却步。尤其劳动者需要承担大量的举证责任——如劳动关系、工作时间等证明；如上述的建筑农民工，在真正进入讨薪争议之前，就必须耗费大量精力奔走上述流程先行佐证“存在劳动关系”才行。 再者，仲裁成功率并不乐观。《中国统计年鉴2020》统计显示，2014-2019五年间每年受理仲裁案件逐年上涨，但劳动者一方单独获胜的裁决比例却在逐年下降，从35.20%下降到29.40%。这有劳动者证据准备上的缺陷与弱势的原因，同样有机制对资方的倾斜，更“玩得转”这套游戏规则——资本可调动整个组织的资源（时间、金钱和法律专业）对抗孤立个体劳动者：劳动者是在兼职打官司，但资方并不是。2019年结案的106+万个劳动仲裁案中，有超过48万的劳资争议最终上诉到法院阶段，这也意味著近一半的争议并不能在仲裁阶段结案，而劳动者必须花更多时间和金钱与资方（被）玩“法律游戏”。 机制外的反抗：被定义的“恶意讨薪”与维权“黑名单” 即便“恶意讨薪”一词引发舆论哗然，但这并不是地方政府第一次提出。早在2004年，北京市政府就首度联合市建委、劳动及公安多部门声称要打击恶意讨薪行为；2007年，南宁市政府更明确定义5种过激行为被界定为“恶意讨薪”，包括：采取拉横幅、堵塞道路、阻碍交通、封锁出入口等影响社会治安的方式；采取爬楼、爬吊塔、切断水电、冲击施工现场等妨碍管理的方式；以及敲诈、胁迫、威胁，甚至聚众闹事、围堵政府机关等系列手段，都会被列为严惩的“恶意讨薪”。从国家的角度，“恶意讨薪”话语内嵌的贬抑性色彩无不显露：对机制外的民工讨薪行为之厌恶已经超乎对资本欠薪本身的容忍度。 在对“恶意讨薪”行为的谴责之外，官方还设立劳动者“黑名单”亦试图压制工人的法外维权行动。近一年来，浙江湖州、嘉兴地区法院先后公布“劳动者维权异常名录”，剑指常年频繁进行劳监投诉（三年10次）、劳动仲裁（三年3件）或一年内讨要工资款3-5次的劳动者，或造成严重社会不良影响的职场“碰瓷”者（法院语）。被列入名录的劳动者，将在求职、劳动维权上从严审查甚至进行惩处。这一举动无疑是极具“开创性”和模范效应的。企业间、行业协会内部多年来共享员工“黑名单”——这一令工人积极分子求职受阻的潜规则，业已在政府内部明目张胆地铺开。官方“黑名单”旨在恫吓走投无路的维权工人，但并未给予工人提供一条更为有效的道路。 政府毫不吝于指责机制外的工人讨薪，但对于企业本身违法在先的用工行为似乎持续缄默。2018年人社部首立拖欠农民工工资“黑名单”，针对克扣农民工工资并达一定数额或引起恶劣社会影响的企业进行惩戒。但在“信用中国”国家信息中心网站上，2020全年全国仅录得179个企业或自然人计入黑名单，多为中小型企业或包工头。事实上，官方针对企业黑名单的定义也仅局限于欠薪或者引发群体性事件，目的在于维稳而非维权，但对于其他如过度加班过劳、降薪裁员、社会保障纠纷、霸凌歧视及职场狼性文化等企业违法违规行为均不在其监管的考量之中。既往BAT（百度、阿里巴巴和腾讯）企业“996”违法加班现象、饿了么骑手猝死无工伤保障仅得“2000元人道主义赔偿”、华为“奋斗者协议”漠视员工权益等网络热点事件，官方并不视其为对劳动者权益的侵犯。 维权合法性的来源：是压迫本身，而不是法律 “一调一裁两审”的劳动争议处理体制，限定了工人个体可寻求的法律救济手段，但失灵且无力；“恶意讨薪”与“黑名单”消解了工人集体行动、阻断生产过程的合法性，维权便意味著代价；再加上工会本身于工人的虚假代表性，法律正在一步步限缩工人维权的合法性边界。 最高检在针对雇主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相关案件中，曾极力赞赏地方法院为违法的欠薪雇主进行取保候审而非拘押，以避免出现“办一个案件，倒一个企业，失业一片”的结果。但可曾有违法的工人因“家里老人小孩失去生计”，而获得法律同样的“仁慈”、享有取保待遇呢？ 究其根本，现行劳动法律并非由工人意向所制定，亦非为工人而制定，其核心内轴仍是控制和消解工人的自发维权，营造利商的投资环境。工人总是试图寻求制度外渠道争取权益——其恰恰表明，工人维权的合法性来源于工作场所的压迫本身，而不是现成的法律框架——法律既不能给予工人完整保障，亦形成制度霸权限制工人的自我解放。所谓“恶意讨薪”行为，背后无非是指向现存劳动维权机制运作的失效危机与机制制定的失代表性；而“黑名单”之举，只可能成为一种对工人自发反抗的无效控制，只会蓄积集体危机。保障工人权益，需要的是一条更为有效的路径，由集体工人自主定义和运转的规则。 网传北京外卖“骑士联盟盟主”被抓， 此前曾质疑饿了么“春节奖励金忽悠骑手留京” 导言：“行业剪报”关注基层服务行业动态，为你呈现与服务业劳动者利益息息相关的核心资讯。本期剪报摘取2021年2月份核心新闻。 28日，网传网络知名“饿了么”维权骑手——“外送江湖骑士联盟盟主”陈国江疑似在北京租屋被抓，失联已近48小时。此前他曾连发视频抨击“饿了么”忽悠骑手奖励金。2021年，快递员罢工事件依旧持续发生；此外，T3网约司机集体抗议要求退车；社区生鲜行业“暴雷”，工人拉横幅讨薪。疫情下工人处境艰难，依旧不放弃用行动争取权益。 01 北京外卖“骑士联盟盟主”疑被抓，此前质疑饿了么“春节奖励金忽悠骑手留京” 2月28日有信息指，网络知名“饿了么”维权骑手——“外送江湖骑士联盟盟主”陈国江疑似在北京租屋被抓，失去外界联系已2天。陈国江因组建“骑士联盟”，一个提供外卖骑手互助与交流的平台，而被广大骑手称为“盟主”。该骑手互助平台中，迄今为止已有数千名外卖员参与其中。盟主长期于其中为其他骑手提供生活和工作上的帮忙，包括交通事故、合同纠纷、官司仲裁、租房买车等问题，也时常通过其抖音、快手、微信公众号平台批判外卖公司的算法霸权和管理剥削，与分享骑手交通事故等生活遭遇，为广大骑手发声维权。 近日，盟主曾协同多名骑手公开质疑饿了么春节期间开“空头支票”，设立春节挑战赛奖励金8200元鼓励骑手留京送单，而后平台却通过提高任务门槛令很多骑手难以拿到任务奖金。盟主近日连发三个视频，高调质疑外卖平台套路，不仅套路欺骗骑手，而且还间接引导骑手相互恶性竞争拉低差价，坐享牟利。多名骑手罢工抗议饿了么的忽悠行为。 外卖两大巨头“美团”“饿了么”在过去一年频频发生丑闻，皆起因对平台骑手的剥削和压榨。去年9月，人物《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一文爆出外卖公司资本“吃人”的本质，骑手犹如人肉运送工具，被平台算法和时间控制。12月，一名43岁骑手因工作压力过大而猝死，仅获得饿了么2000元人道主义赔偿。今年1月，一江苏泰州外卖骑手因工资被扣5000元，不得不以自焚讨薪，生命垂危。“骑士联盟”盟主频频公开痛诉此类事件，揭露外卖公司剥削黑幕，暂未知本次失联是否与此有关。 新闻来源： 《对抗“系统”的人：“骑士盟主”和他的外卖江湖梦》 春节前，北京启动针对九类重点人群新冠疫苗接种，其中包括进口冷链行业、交通、物流、环卫等基层工作人员。中国新闻网报道，截止至2月21日，北京累计接种新冠疫苗556.3万支，累计接种362.6万人。北京市场监管部门排查餐饮、冷链食物、药店工人的接种情况，对已接种商铺粘贴标识，餐饮服务员需佩戴“已接种”胸牌。 南方网报道，2月25日交通部门数据显示，广州市近七成巡游出租车司机已完成新冠疫苗接种。滴滴发布公告称，截至1月17日，超过10万名司机完成疫苗接种工作。网约平台、出租车工牌上，已接种司机会增加“已接种疫苗”标签。 多方报道，多地政府亦正陆续组织环卫工人接种新冠疫苗。广州环卫单位春节前曾强制环卫工接种疫苗，若拒绝接种将无法安排春节加班等额外工作，影响收入；疫苗接种率在部分环卫单位成了指标工作。针对基层服务工人若拒绝接种是否会影响其工作，国内媒体未有相关报道，基层工人的态度和想法也甚少被了解。 2021年1月，英国民调公司YouGov发布全球性调研结果，调查新冠疫苗接种的意愿，中国居民表示愿意接受/已经接受疫苗的比例为61%；哈尔滨医科大学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在2020年8月份发起的网络调研显示，2万份问卷中30.3%的人选择不会接种或者视情况而定，对疫苗接种保持犹豫、怀疑。 《中国疫苗和免疫》杂志2月18日发表《浙江省医疗卫生人员新型冠状病毒疫苗接种意愿和影响因素调查》，文章指出女性、高学历者和医疗人员的接种意愿低，担心疫苗副作用为主要顾虑。BBC 报道称，中国国家卫健委对于新冠疫苗副作用和致死率的信息披露停留在2020年12月31日，称过敏反应等比较严重的不良反应发生率大约为百万分之二。 新闻来源： 《“我已接种疫苗，请您放心！”餐饮店服务员主动贴胸牌告知顾客》 2021年，快递行业罢工停工事件依旧持续发生。 1月24日，苏州松陵中通网点货运公司因被欠薪罢工，停止快递卸货。2月初，昆明百事快递网点快递员因为网店老板欠薪纷纷停工，欠薪数额最少五六千，多则达七八万元。快递员为能回家过年，多次找老板协商均无果，有快递员表示：“我们这些末端的派件员也非常辛苦，有的已经五六十岁，现在很多派件员等著拿工资回家过春节，但是现在连回家的路费都没有”。 网点欠薪，一部分原因是行业恶劣的罚款制度。2月初，武汉一快递承包员辛苦工作7个月，原本以为年底可以拿到23万派费，却发现欠下罚款39万，数十位快递员共欠下罚款100万。此事引发热议。“全现在”报道指出，快递行业不断增强派送速度，同时却降低派费，增高考核标准和罚款额度。基层快递员日常高度密集的工作强度，很难应对毫无道理的罚款。毋庸置疑，行业的恶劣生态导致了最为基层的劳动者面临结构性的剥削和暴力，彻底颠覆“多劳多得”。 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春节期间全国邮政快递业累计揽收和投递快递包裹达到6.6亿件。快递行业发展迅速，但基层劳动者依旧要面对被拖欠的工资和恶劣的罚款。繁荣的行业所带来的红利并不属于基层劳动者，面对这样不合理的行业现状，众多快递员纷纷用脚投票，出逃快递行业。 据媒体报道，春节临近，郑州某快递网点因快递员密集离职，导致包裹堆积成山。2020年第四季度全国“最缺工”的100个职业排行，快递员位列前茅。春节后，快递行业依旧面临严峻用工荒现状，南京一家快递公司缺工岗位甚至高达700个。 新闻来源： 《郑州一网点快递员纷纷“罢工”，包裹十几天没人送》 1月13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公开对“加大外卖配送员权益保障，维护城市守护者合法权益” 提案的答复，称由于难以确认劳动关系，目前外卖骑手等新就业形态人员无法享受工伤保险，“保障水平总体偏低”，人社部将推出针对新业态工作者单独的职业伤害保障模式。1月26日，人社部在新闻发布会上透露，下一步扩大工伤保险覆盖范围。据统计，全国灵活就业人员2亿左右，绝大部分没有参加工伤保险。 2月25日，长期关注骑手劳动权益的公益机构北京义联发文呼吁人社部直接修改《工伤保险条例》，将平台经济灵活就业人员纳入《工伤保险条例》。文章认为，相比于单独制定保障制度，直接修改条例更为合适，建议在《工伤保险条例》中新辟“新业态从业者工伤保险特殊规定”一章，对新业态从业者的参保、工伤认定、工伤保险待遇、争议处理等进行专章规定。文章建议，骑手不需要提供劳动关系证明材料，只需提供有工伤保险的参保证明即可。 新闻来源：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对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第3391号（社会管理类287号）提案的答复》 2021年伊始，全国成都、杭州、长沙等地“T3出行“网约车司机纷纷聚集，集体要求平台无条件退车。T3 出行是由一汽、东风、长安三家车企联合苏宁、腾讯、阿里巴巴等共同出资打造的网约车平台。1月6日，成都有大量T3出行的网约车聚集在青羊万达万花路道路两旁，要求平台无条件退车。2月初，长沙T3出行司机因单子少、车子租金贵、挣不到钱，再加上车辆未按合同规定办理车证等原因，纷纷要求退车。很多网约车司机表示由于平台快速扩张，导致单量减少，奖金骤减。平台无法兑现招募入职时的承诺——“每单奖励10元，每月挑战万元月薪”。 此前，2019年11月南京、2020年8月武汉、2020年10月重庆都曾发生过T3司机退车事件；此外，T3由于涉嫌低价倾销、不正当竞争、向不合规人员派单等违法行为，在2021年1月曾被成渝两地交通局和市场监管局立案调查。 在滴滴一家独大的网约车市场，T3平台运用“烧钱”的方式艰难扩展市场份额。一线的网约车司机也随著被卷入一场“赌局”，承担著商业竞价的后果——市场单量不足导致收入下降，而且还要承担网约车租金。 这不仅仅是T3网约车司机的困境，随著垄断市场的形成，网约车司机门槛低、月入轻松过万、灵活自由的时代已经过去。2月20日，复旦大学孙金云调研团队发布报告，团队调查436位网约车司机，显示网约车相比出租车看似成本更低，但是却没有五险一金，而且网约车保险可能。调查显示，除了上海，城市网约司机收入基本低于1万，司机月工作时长为260-300小时。在司机收入抽成层面，数据显示滴滴平台抽成达18%，高德16%，首汽12%。有网约司机在自媒体发文抱怨，不仅需要长时间高强度工作，还要接受平台各种管控和罚款。 “打车软件们通过大数据和算法创造了先进的生产力和巨大的价值空间，但是这样的价值增值并没有恰当地在司机、乘客和平台之间进行合理的分配。铁打般稳赚的平台，流水般无奈的司机和乘客，似乎是这一渐趋垄断行业的最佳写照”，调研报告如此总结。 新闻来源： 《T3出行涉嫌倾销，成都司机掀起退车潮，网约车只能滴滴一家独大么？》 春节期间，西安市城管系统累计出动环卫保洁人员约22.82万人次，各类环卫保洁车辆约1.74万车次，共清运生活垃圾5.63万吨；宁波象山近千余名环卫工除夕全员上岗，清扫、收集、运输道路上的生活垃圾、烟花爆竹屑等约1071吨；内蒙古集宁区2400余名环卫工人正月初一凌晨3点开始上岗清理187吨烟花爆竹残渣，类似情况不胜枚举。 环卫工人没有春节假期。谷歌搜索显示，春节期间几乎全国各地都在报道环卫工人“坚守岗位”的消息，据粗略统计多达200多个地区。多数报道提及环卫工人春节在岗的工作量骤增，需要提前上班。没有相关数字统计2021年春节全国总计有多少环卫工人需要在岗，垃圾增量具体多少，甚少有媒体报道提及环卫工人春节的加班费、福利、休假权利。2020年3月，住建部城市建设曾发布数据称“疫情发生以来，全国180万环卫工人在岗率达到90%以上”。 环卫工人的权益保障问题依旧突出。以云南省为例，据2018年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调研，云南省环卫工人总数72580人，一线环卫工人平均清扫保洁面积为6000平方米，平均工作时间为每天10.15小时，72.6%的环卫工人全年无休。环卫行业基本实行云南省最低工资保障标准，年平均工资为23231.53元（1936元/月）。环卫工人普遍工作时间长，平均在岗工作时间多达10多个小时，起早贪黑，长期处于超负荷作业。 2021年1月26日，云南省政协委员会罗秋华提出环卫工权益存在主要问题有：“劳动合同签订率低、权益保障难；待遇总体偏低，话语权缺失；工作苦脏累，安全隐患突出；社会认同度低、社会地位不高”。罗秋华建议出台《云南省城乡垃圾处理条例》，保障环卫工人福利、提供劳动保障，建立健全维权机制：增设绩效考核、岗位津贴、工龄工资；足额缴纳五险一金；增加劳动保障用品、建议行业工资集体协商等。 新闻来源： 《提案点击│罗秋华：建议从四个方面入手保障环卫工人权益》 2月底，新浪微博曝出全国多地宝能生鲜员工拉横幅讨薪的消息。据南方都市报消息，今年1月开始，宝能生鲜在广深区域陆续撤店裁员，先裁掉了120余名外包人员中的一小半人，约50名。从2020年11月，宝能生鲜开始拖欠外包人员工资。图片显示，多位员工拉起横幅“宝能还我血汗钱”。 据了解，宝能生鲜于2020年初成立，布局社区拼团业务，2020年9月之后重心转向社区生鲜。随后，宝能生鲜接连曝出了欠薪裁员和关店事件。有关报道指出，宝能生鲜欠薪与疯狂扩张有关。据门店工人，宝能生鲜深圳区域每个门店配置5-7个员工，其中约一半比例为外包人员。除了做六休一，外包员工不享受社保、加班费等福利保障。招聘时承诺转岗调入编制员工，也随著夭折。 有深圳被欠薪的工人表示，“因为店里营业额天天上不去，公司通知撤店，让我们到别的店去支援，刚开始也没说要辞退我们，可是等店里东西盘点完收拾好以后，第二天就接到店长通知去公司办离职手续，也没有给我一个说法，就很突然地让我去办离职手续”。 新闻来源： 《宝能生鲜被曝欠薪裁员关店，一年新开5000家店有些难》 2月6日，深圳市公益机构绿色蔷薇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发布调研报告《疫情下的流动工人：生活工作与日常经验》，该调研报告关注深圳市流动工人受疫情影响情况，具体内容包括：疫情期间工友的生活情况、工作情况、家庭关系和子女教育，疫情期间所遇到的问题及其应对方式，疫情相关信息知识的获取，疫情期间所得到的支持和帮助等等。该调研总共访谈37人次，被访者们来自各行各业，包括餐饮服务员，家政工，环卫工，保安，建筑工，外卖员，超市员工等。 调研发现，疫情极大影响了工人的工作稳定性和工资收入。疫情期间，工友们普遍都需要度过这一段经济和物资紧张的时期，迫切希望能够赚得稳定的收入。复工之后工人面临挑战主要包括: (1) 工厂收益降低，工友收入减少，面临“变相裁员”; (2) 工厂防疫支持不充分，工友复工风险高; (3) 社保覆盖率有待提高，大龄/超龄工友和零工社会保障需求“被隐形”。 受疫情影响，来自湖北的工友受到不同程度的差别对待。一方面是来自工厂内部的“特殊”对待，疫情令湖北工友比其他人复工时间晚、隔离时间长；亦有工厂甚至会不让湖北工友返工上班。另一方面则来自于具体生活，湖北籍工友可能会面临被拒绝租房、被社区孤立疏离等困境。 新闻来源： 《调查报告｜疫情下的流动工人：生活工作与日常经验》 外卖骑手的“两会”时刻：官方的焦点提案与消失的民间“盟主” 导言：外卖骑手，毋庸置疑成为了2021年的“两会”的重大焦点之一，如何为外卖员等新兴产业劳动者提供一个完善的保障体系成为多个人大和政协提案的核心。但与此同时，长期为骑手群体代言发声、甚至屡次怒怼平台剥削的民间“外送江湖骑手联盟盟主”骑手陈国江，却在两会前夕2月25日被警方拘押，迄今失联。外卖骑手的“两会”时刻，一边是焦点，一边是噤声。 籍由疫情下“宅”经济盛行的契机，中国外卖行业在2020年实现了迅速的发展，外卖骑手数量几乎翻倍，总数达到700万，其中美团骑手将近400万，饿了么为300万。技术要求低、工作时间弹性、薪酬多劳多得、无须严格审核和面试等原因，再加疫情多行业普遍失业形势，使得外卖骑手成为多数蓝领的首要就业选择。 在2020年9月，“人物”爆文《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令外卖骑手群体的系统性困境一夜间成社会焦点。在外卖电商行业崛起8年之后，这是公众第一次将同情的目光端视在被系统算法 “驱赶 ” 著狂奔的骑手身上——此刻，骑手行业的高风险、重剥削和弱保障困境逐渐得以被官方和公众讨论。 骑手面临的真实困境是怎样、解决方案又是如何？官方与民间骑手间显然有不同的论述。“两会”提案必然是官方表达自身制度性论述的场域，但消失的“盟主”又是如何看待自身所处外卖行业的压榨与权力博弈呢？ “两会”在关注什么：骑手的职业伤害保障 来自民革中央、民建中央、工商联以及总工会界别等多党派的两会提案都重点强调，建立和完善新业态劳动者的劳动权益保障体系应是当下的政策核心。不仅需要引导劳动者参保，尤其是外卖骑手等的职业伤害保障制度，还要完善企业监管机制和解决新业态劳动纠纷的调解机制。也有代表提出建议实行外卖行业最低工资制和工时制，保障骑手休息权。但也有地方两会中的人大代表认为，应将骑手交通违法行为纳入纳入信用库、实行从业限制警示。 此外，最高人民法院的两会工作报告中强调，法院正在“加强对外卖骑手、快递小哥、网约车司机等新业态从业者合法权益的保护”。事实上，据《中国职工状况研究报告》显示，在既往平台经济关于确认劳动关系的案件中，仅有大约一半的案例可以获得法院认可。平台劳动者的雇佣关系确认是争取一切劳动权益保障的必要前提，但现实是大部分人的“劳动者身份”都难以得到法律认可，难言争取其他保障。 “十四五”规划《纲要草案》已表明当下的官方体制需“探索建立新业态从业人员劳动权益保障机制”，但从人社部对有关骑手的相关提案的回复中可进一步窥探未来的政策方向：现阶段的平台用工难以按现行劳动关系标准确立平台用工的劳动保障，故将采取专法推出“职业伤害保障模式”处理骑手的工伤意外问题。李克强在两会闭幕记者会中同样强调了此保障方向，“特别是要用机制性的办法来解决可能出现的职业伤害问题”。 两会上的丰富多元的提案，毋庸置疑都凸显了骑手等平台劳动者当下遭遇的社会保障和权益监管等边界模糊的多重困境。在制度上，至少到目前为止，在实际执行上，仅有针对工伤（骑手交通意外等）的替代性职业伤害保障作为核心的政策方向，并未正面处理劳动关系确认和平台监管等基础问题。 但这是有问题的。面对职业伤害，国家选择另立“职业伤害保障”专法或解绑工伤保险与劳动关系的挂钩关系（广东、浙江等地），一方面意图缓解当下劳动者职业安全的危机，以及因职场伤害巨额赔偿而对新兴企业可能造成的不可逆转的财政性危机；另一方面则是规避因建立劳动关系而增加的其他企业用工成本。劳动关系的否认既是对企业的显性减负，也是国家责任的隐性退出。 “盟主”在关注什么：骑手话语权的失衡 北京东三环的十里河盟主出租屋，成了多数骑手生活的中继站。盟主在这里打造了“骑手之家”，为刚到北京的骑手兄弟提供短暂落脚的免费借住空间；在这里，他也为诸多刚入行的骑手提供诸如经验传递、装备工具免费赠与或便宜购买渠道的提供、电池免押金租赁等力所能及的支援与帮助，甚至当有兄弟车子没电或抛锚都会找上他帮忙送电池或拖车；每月定期组织一两百人大聚餐，让骑手兄弟姐妹齐聚一堂。盟主尽心凝聚社群的背后，源于“我希望你们之间互相认识，成为朋友，这就是我的初心”。 盟主曾在视频无奈说过，“（大家）就是奴性太强了”。平台算法一步一步对骑手权益的加速侵蚀和控制，单价一降再降、骑手用命赚钱、平台恶意罚款、甚至封杀和分化等，皆令骑手处境更加无力。他一方面协助骑手社群处理日常各类突发意外/纠纷（交通意外、与保安或商家的纠纷、保险介入等），另一方面则常常在视频中公开怼骂平台对骑手的压榨和剥削，“很多外卖小哥并不善言辞，并不代表我们没有表达的权力；我们任劳任怨，并不代表可以任意践踏”。这是他对平台资本背后权力不平等的反抗态度。 盟主认为骑手彻彻底底被“困”在了平台，单价控制和罚款规则才是所有问题的根源。在《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一文的讨论中，关于骑手日常的逆行、闯红灯的无奈行为，他指出，若不能限制平台无上限的派单量和无下限的降单价，超时的罚款代价仍然会逼著骑手用生命赚钱——这个代价是被平台逼出来的。而商家出餐慢、顾客定位错等失误，也皆由骑手承担最后的罚款代价。甚至，平台面对异己的意见，可以任意封杀骑手账号。 在“外卖员猝死2000元人道赔偿金”一事，盟主痛斥，“凭什么平台错了，就一句话道歉就可以；我们外卖员错了，就罚款！”；在“饿了么春节奖励金忽悠骑手留京”一事，盟主认为平台欺骗骑手的同时，也正在利用补贴政策逐步降低单价，变相将价格矛盾转移到众包骑手与优选骑手之间，“进一步蚕食（收入），骑手只能拼命接单”，而资本坐收渔利。此事中盟主一度冲上全网热搜，但最后也成为他被捕的导火索。 “最大的困难，是这个平台，都是他说了算，我们没有议价的能力”。平台上所有规则制定，骑手没有一点话语权，而平台却可以随意调整规则，令骑手们彼此竞争、分化，用命送单，没有一丁点尊严，这才是可悲可恨之处，也正是盟主所要指出来的本质问题。 成立骑手协会是他关切的核心解决之道。“现在（我们骑手）天天在这里吼著，你让资本良心发现，那是不太可能的事情”。他曾在短视频表示，“餐饮行业都可以有自己的协会，联合反抗美团的高佣金政策，但是骑手呢？单价一降再降、超时罚款、工作时间不断变长，我们有什么？”骑手需要一个可以代言自己利益的“协会”，团结起来所有骑手兄弟，唯有如此才可能抗衡平台霸道的算法规则。而至于政府的官方工会，他很清楚，“离我们太遥远了”。 两会代表所提到的五大问题是真切存在的问题，盟主并不会否认。但是这些问题的制度化，并不太可能给骑手带来根本性的处境改善，平台用工体制下的骑手话语权的失衡仍然维持，平台霸权仍然在钳制骑手的自由与劳动价值的实现。而实现平台算法的透明共决和骑手的自组织团结，才是当下骑手所需的解决之道，也是盟主从系列悲剧里看到的“真问题”。 消失的盟主：“何日才能联盟天下骑手共筑江湖？” 2月25日两会前夕，北京突然传出盟主再次失联，同时失联的还有与盟主相关的数名骑手兄弟，引发点却可能是盟主在“饿了么春节奖励金忽悠骑手留京”一事上的批判发言。在失联超20多天之后，才终于得知盟主等人被朝阳区派出所以“寻衅滋事”罪刑事拘留于朝阳区看守所。在两会这个节点，盟主因骑手权益而无辜系狱噤声，与两会殿堂政协人大代表为骑手的高谈阔论，两者间的魔幻反差无不令人感慨。 两会代表的主流提案中，寻求建立骑手的职业伤害保障体系却否定其劳动者身份和相应的传统社会保障，其背后实质目的在于缓和工伤危机，为平台企业减负；而对于平台单价的竞次游戏及罔顾雇主责任的情形，则仍然处于放纵姿态。全国总工会虽前赴后继推进网约送餐员、快递员等“八大员”[注2]的入会行动，但以福利导向的官方工会体制，并不能实质解决骑手群体面临的话语权困境，甚至有吸纳、占有骑手社群有限的异议表达空间的可能。 盟主说，“最大的困难是…我们没有议价的能力”。官方看到的是以制度吸纳危机，但骑手要的是均衡话语权带来的自由与自尊，一个是家长制的控制，一个是自由人的权力赋权。 货拉拉乱象与没有话语权的司机，外卖骑手、滴滴司机等平台劳动者罢工，关注新业态从业者权益的两会提案如何落实劳动保障？ 导言：“行业剪报”关注基层服务行业动态，为你呈现与服务业劳动者利益息息相关的核心资讯。本期剪报摘取2-3月份核心新闻，涵盖包括外卖骑手，快递员，网约车客运、货运司机在内的平台经济从业者的从业状况、劳动纠纷等情况，以及两会的劳动权益关注热点，广东省高温补贴调整和服装加工厂招工难的消息。 01 因不满平台调价，上千名滴滴司机罢工 3月1日，滴滴被曝因在成都、湛江、沉阳、南昌、南通、绍兴等城市调整运价，抽成等导致部分司机“罢工”抗议的情况。据成都地区司机描述，成都地区起步价降至4.2元，如若加上0.5元的信息服务费，司机一单到手只有3.7元。此举引起平台司机的强烈不满，成都司机利用微信 “接龙小程序”发起了数千人的接龙罢运，来抵制平台的这一次调价。 此次滴滴通过单方面制定不平等条约来获取高抽成，严重侵犯了平台司机的利益。交通运输部于3月5日晚间对滴滴平台有关负责人进行紧急约谈，针对三大问题要求滴滴进行整改：一、对可能侵害司机和消费者合法权益的经营行为坚决整改，确保行业安全稳定。二、加强与司机的沟通，广泛征求意见，以保护司机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严防“店大欺客”。三、完善利益分配制度，调整抽成比例，保障司机的合理收入和身体健康。 滴滴平台负责人在回应中表示是因为新规复杂，沟通和传播不到位所致，导致部分司机出现对新规的误读，例如成都“区县”的起步价才降至4.2元，并非主城区；平台调价后不扣0.5元信息费；乘客端确实有降价等。不论具体的细则是否有误读，新规调整意图不言而喻。调价后的低价倾销是为了吸引顾客，打压竞争对手，但只会以平台司机的利益为代价。至于司机关注的平台抽成太高的问题，虽然滴滴在此次约谈中承诺做好整改工作，但是平台在行业的垄断地位和与司机不对等的权力体系，会使利益分配的完善很难得到真正落实。 新闻来源： 因涉嫌侵害司机合法权益遭交通部约谈，滴滴：深刻反思，认真整改 自三月初以来，多地微博用户发文称其正常支付的订餐订单处于无骑手接单或配送大幅延时的问题。根据相关报道，3月1日，广州深圳部分美团乐跑骑手聚集在一商场前罢工，抗议公司在未通知的情况下变相调降配送费——原先无论距离远近平均每单配送费7元，现在平台则根据距离对订单进行标价，3元到10元不等。但据外卖员粗略计算，新规会让他们一周损失上百元，一个月将损失上千元，所以骑手们才决定罢工抗议。 也有消息指出，罢工行动恐与2月25日“外送江湖骑士联盟盟主”失联的消息有关，盟主系“饿了么”平台骑手，经常为了骑手权益在社交平台发声，疑因在“饿了么春节奖励金忽悠骑手留京”一事上的发言被朝阳派出所拘留，一同被拘留的还有其他几位骑手工友，包括盟主在内，至今还有至少两人仍未获释。关注该事件的人士指出，从3月初开始，“饿了么”点餐平台就出现异常，大量骑手拒绝接单，3月3日开始已经越来越多的骑手加入怠工，抗议平台方对骑手的克扣与欺压，以及对盟主一事表示不满。 “美团”和“饿了么”两大送餐平台虽然都对罢工消息予以否认，但相关回应与报道已变相承认了罢工抵制的存在。截至月底，平台骑手已基本恢复送单，外卖商家也表示配送已恢复正常。 新闻来源： “一线采访”美团外卖小哥罢工，抗议降薪 上月引发热议的“货拉拉女乘客跳车身亡”事件于3月3日得到官方调查结果的相关通报，检察机关以涉嫌过失致人死亡罪对犯罪嫌疑人车主周某春批准逮捕。同时该事件也将货拉拉作为同城货运平台的管理漏洞与乱象暴露无遗。 在国内平台竞争机制之下——为了抢占市场争取用户，往往大打价格战，将价格压至最低，但其中复杂环节导致的成本与平台责任，则转嫁到了司机与消费者的身上。司机希望通过提供其他服务获得更多收入，与客户希望节省开支的愿望产生了矛盾和冲突，这是该悲剧发生的导火索。当双方发生矛盾时，扮演“中介”角色的货拉拉并未及时监测问题，而是处于隐身状态。事件发生后，货拉拉在2月24日才表示平台确实有多处问题需要整改。很多报道发现货拉拉的问题远不止于此，例如对加盟司机培训和监管不力，车辆上没有加装音视频摄录设备，搬家过程中服务不规范，对收费标准、行进路线、服务态度等没有明确的规定等等。 由于货运运输的标准化比客运更难确定，货物重量大小不一，对车辆的要求不同，对行驶路段的要求与判断也更复杂，所以货运平台规则往往没有客运平台严格，给予了司机一定的自由度，但同时货拉拉会以行为分的奖惩来约束司机的一些违规行为。目前为止，由于货拉拉的飞速扩张和一家独大，这些规则和相应制度都不太完善，司机对于价格与规则的制定也完全没有话语权，很多司机反映运输费和搬运费都低到难以接受。在消费者服务平台黑猫投诉上，货拉拉累计被投诉多达3265次，搬家用户和司机双方都提出诸多问题，用户端包括私自加价、货物损坏没有赔偿等，司机端包括不退保证金、乱扣服务分、派单倾斜等。 这件事情发生后，很多货拉拉司机表示，未来平台的监管将会全面严格起来。有司机认为，这也一定程度增加了司机的安全感，也有部分司机觉得在车里全程录音录像会变得很没有隐私，但这仍是大势所趋。同时自去年开始，滴滴、顺丰入局同城货运市场，不知会否给该行业平台乱象带来更急速的转向。 新闻来源： 货拉拉涉事司机被批捕！ 3月22日，中国邮政快递报社发布了《2020年全国快递员基层从业现状及从业满意度调查报告》。与往年发布的快递行业调查报告不同的是，今年增添了快递员“从业满意度”相关的调查。该调查采取网络电子问卷方式进行，有效样本19260份，其中快递基层网点管理者和快递员分别占29%、71%，调查范围涵盖11家全网型邮政快递企业。 从投诉处理满意度来看，基层网点中，仅有1/3对总部处理各类投诉的结果表示基本满意，约18%表示很满意；快递员中，对公司处理投诉的整体满意率超过七成。在从业环境满意度方面，51.76%的基层网点和63.86%的快递员对所属快递品牌表示“有信心”，近九成快递员对所属网点有较好的印象。 从派件数量来看，超四成快递员每日派件量在100件以下，八成快递员每日派件量不超过200件。同时每日派送超过600件的占比超过了1个百分点。 从收入水平来看，超五成快递员月收入不超过5000元，月收入超过1万元的仅占1.3%。随著市场集中度提高，快递行业“价格战”的趋势依然持续，单票的利润空间仍然被压缩。根据2019年国家邮政局发布的调查报告，“双十一”期间，在快递员每天工作14-19个小时的劳动强度下，多数快递员的月收入仍然在5000元以下，尽管在“双11”期间快递员的收入普遍提高，但大部分也不超过万元。 新闻来源： 月收入超万元快递员仅占1.3% 新业态从业者劳动保障和互联网加班文化是今年全国两会代表提案议论的核心话题。互联网行业普遍实行的996加班文化早已在社会舆论中引起广泛讨论。全国政协委员李国华建议对“996工作制”进行监管，其指出，当前我国996问题处于企业失控、监管失序、工会失灵的状态，鲜少见到996企业得到处罚，劳动监察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劳动者维权困难。但是对于如何落实对“996工作制”的监管，并没有具体的策略建议提出来。 外卖骑手，快递员和网约车司机等新业态从业者的劳动保障问题同样引起了诸多代表的关注。全国政协总工会界别在提案中总结了外卖等新业态劳动者面临的五大问题：1）企业规避建立劳动关系；2）难以适用劳动关系法律；3）未享受工伤等社会保障；4）工时长、强度大；5）平台缺乏算法监管。 针对这些被“困在系统算法里”，且法律身份认定及权益保障困难的平台从业者，来自民革中央、民建中央、工商联以及总工会界别等多党派的两会提案重点强调，建立和完善新业态劳动者的劳动权益保障体系应是当下的政策核心。不仅需要引导劳动者参保，尤其是职业伤害保障，还要重新界定雇佣关系，使各方权责清晰而平衡；完善企业监管机制及解决新业态劳动纠纷的调解机制。另外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律师协会会长肖胜方也提出建议，对平台从业者单独立法，明确其中间类型劳动者的法律身份，给予其低于劳动者、高于非劳动者保障程度的保护；从劳动基准、社保权利、集体劳权、公共就业服务四个方面进行劳动权益保障，例如实行最低工资制度，工作时间不应超过12小时，设立平台从业者职业伤害保险等。 目前在制度层面上，仅有针对工伤（骑手交通意外等）的替代性职业伤害保障作为核心的政策方向被初步落实，劳动关系确认和平台监管等基础问题仍未被正面处理。 新闻来源： 两会舆声：万字报告深度分析“996”和互联网劳工舆情 近日，广东省人社厅拟定《关于调整我省高温津贴标准的通知（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拟调高广东省高温津贴标准至每人每月300元，如按照规定需按天数折算高温津贴的，每人每天13.8元。调整后的高温津贴标准拟于2021年6月1日起公布施行。 省人社厅相关人士表示，考虑到广东省2012年公布的高温津贴标准目前已执行8年多，与广东省经济社会发展、职工工资增长和物价上涨情况逐渐不相适应，因此拟适时调整提高高温津贴标准。据了解，2019年便有数百名广州环卫工主张高温补贴标准应与经济发展匹配，要求调整至300元/月。工人以签名联署的方式，将关于调整高温补贴的建议信寄给了广州市人社局。如今这一建议终于即将得以实现。 广东省高温补贴按月发放的标准调整后将与上海、江苏、浙江的标准持平，全年发放的高温津贴总金额为1500元，排名全国第三，略高于上海、江苏、浙江（全年发放1200元）。 新闻来源： 每人每月300元！广东高温津贴拟翻倍 春节后，各个行业都掀起了一波返工潮。而今年与以往不同，在服装加工厂林立的广州大塘村、康乐村一带，招聘市场上则出现了老板排著长队、手拿样品、等著被工人挑的场景。为了吸引应聘者注意，一些老板甚至打出了日薪600-800元，月薪过万的口号。据了解，因政府提倡就地过年，档口提前复工，各制衣厂的订单也较往年要早，而节后大批工人尚未返穗，一时导致招工困难，用工缺口达数万人。有制衣厂老板表示，今年制衣工的日薪较往年提升近两成，有的甚至到一半，但还是招不到工人。 针对网络上热炒的“日薪600元，月薪过万”这一说法，有工人并不认为是真正的“高薪”。工人表示，服装产业所谓的“高薪”的代价动辄十几个的超长“工时”，如果按照正常工时的话，一天600块钱的高薪根本用不著站在那里招工。据相关务工人员提及，即使在用人最紧缺的时段，一天干16个小时以上才有可能日薪超600元，干的都是辛苦活。据某服装厂老板介绍，这段时间工价确实比较高，一天有四五百块钱的收入还算是比较正常的，但是这种收入不可能是常态，过了三四月制衣厂的高峰期，一天也就二百七八到300块钱的样子。 此外，整个行业年龄老化，缺乏“95后”等新鲜血液进入，也加重了用工短缺。制衣行业收入不稳定、工作时间长还得先学点技术，这导致了90后们更青睐于外卖员、服务员、快递员等技术门槛更低的工作。南方都市报有评论指出，制衣厂的招工难有季节性因素，但制衣厂也只是众多难以招工的制造业工厂之一，当前更突出的是就业市场改变以及工人的劳动力供给群体需求改变所带来的结构性问题。 新闻来源： 广州服装厂万元难招工？深挖原因让人直呼套路太深 货车司机金德强之死：问题是什么？ 根据澎湃新闻报道并经 @丰润发布 确认，4月5日，河北沧州泊头市货车司机金德强途经唐山市丰润区治超检查站时，因北斗定位掉线，被扣车并罚款2000元后服药自杀。4月10日，唐山官方公布调查结果，认定司机金德强“在接受核查前”就购买了农药，向工作人员“咨询”处罚标准并在“尚未实施处罚行为”、“无过激言行“、”没有征兆”的情况下，“快速喝下”农药；工作人员“及时报警”、“立即将其送往医院”。 正如许多网友已经指出的一样：这个调查结果“完美回避”了治超检查站所有潜在的问题。金德强服药后曾自述“10分钟没人管没人问”，通告里变成“及时报警”和“立即送往医院”。2000元的处罚被美化为了“咨询意见”而非正式处罚。 更重要的是，调查结果著重强调金德强在“咨询”前就已经买药，好像他别有用心蓄意碰瓷，却闭口不谈一个重要的背景：丰润区治超检查站因乱收费屡遭司机控诉。借口北斗系统扣车罚钱在各地交通检查站更是并不罕见，当金德强的车被扣下的那一刻，他不可能意识不到前方的“凶途”。 北斗系统的“好初衷”，是司机的现实噩梦 4月4日凌晨，G15沉海高速由南向北898公里处发生一起道路交通事故，一辆重型集装箱半挂车失控冲破道路中央隔离带，撞上对向行驶的一辆大型普通客车，还致使客车后方两辆货车追尾，造成11人死亡，19人受伤。事故调查中并无发现超载超员或疲劳驾驶等现象，恐怕和“处罚货车司机”一事不能直接建立联系。但是，近几年来，因货车司机违规而造成的恶性交通事故绝不罕见。 2019年10月10日，累计超载300多吨的两辆大货车将无锡一国道跨桥路段桥面压翻垮塌，酿成3死2伤的惨剧。2021年2月20日，一辆超载货车在云南省华宁县境内一下坡路段刹车失控，追尾同向前方一小客车，导致小客车被两侧卡车夹击撕裂，酿成5死1伤。交通运输部公路局局长吴德金曾表示，据统计，载重货车道路交通事故中，有80%以上是由于超限超载运输引起。在路上尽可能远离卡车，成为许多小客车驾驶员的第一直觉。 不可否认，酿成司机金德强之死的北斗定位系统，其初衷是监督货车司机的安全合规驾驶。包括北斗定位系统在内的一系列“车辆动态监督系统”，能够方便交通管理机构对司机的驾驶状态和连续驾驶时间进行有效管控。据公众号“卡车玩家”相关推文披露，这一系统可以记录货车司机连续驾驶时间、驾驶时额外动作（如抽烟）和驾驶时速等。 然而，我们在讨论一个社会问题的时候，必须区分“制度设计者是怎么想的”和“制度执行者是怎么做的”——只有后者才足以呈现一个制度的真实样貌。我们必须警惕这样一种声音：用政策初衷来替代政策执行。决不能觉得观念世界的政策值得99%的讨论，而留给现实世界的篇幅连1%都嫌多——因为后者才是受压迫者的现实日常。 在这一事件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与“好初衷”截然不同的北斗系统——正是它现实中的存在，让无数货车司机打碎牙齿往肚子里咽，并最终逼死了忍无可忍的金德强。 惩罚“恶意屏蔽北斗定位系统以逃避监管”是好的，但是信号下线时设备没有提醒，部分执法人员一刀切罚款2000元，让罚款成为了货车司机噩梦般的抽卡游戏。允许具有资质的私人企业竞争提供服务，或有其道理，但一方面，资质认定过程中的高昂费用最终层层转嫁到了司机身上，另一方面，合规设备稳定性竟还不如不合规的廉价定位模块，让“市场竞争”沦为部分地区政府转移成本压榨司机的借口。 没有话语权的货车司机 让我们再次回到这次悲剧事件本身。根据交通运输部《道路运输车辆动态监督管理办法》第37条和第38条，丰润区治超站要想对金德强的行为定性，有两种选择——“卫星定位装置出现故障不能保持在线且拒不改正”与“破坏卫星定位装置”——而治超站选择了后者，即二者中更严重的那一个。至于这个定性是否合理，只需看看唐山官方调查通报中严谨使用的“咨询”一词（暗示2000元并非正式处罚）即可略见端倪。除此以外，大江网经过调查发现：金德强自杀所在区域的交通执法频频遭到货车司机投诉。 有人说：“金司机，你觉得事情不合理，可以采取合法的途径进行投诉呀，不必采取这么激进的方式吧！”这个问题恐怕前提就不成立，用常识想想也会知道，倘若有畅通无阻的投诉渠道，还会有这么多司机在同一个地方遭到不合理的罚款吗？对于绝大多数维权只能走向“激烈”的境况，我们更应该问的问题是：为什么和平理性的体制内投诉渠道没有发挥作用，以至于要让老百姓做出如此极端之举？ 《道路运输车辆动态监督管理办法》第40条指出，对相关部门工作人员“执行本办法过程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给予行政处分”。《行政诉讼法》第2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但行政诉讼难以成为拯救货车司机的救命稻草。司机金德强自杀事件的最早爆料者、货车维权专家王金伍说：“货车司机被罚款，依法维权的成本往往很高，很难。诉讼受地域限制，只能在事发地进行，往返成本太高。” 存款只有6000元的金德强，为了这2000元罚款，是否承担得起打一场行政官司所需的误工费用、法律费用和败诉风险呢？而倘若当场拒绝缴纳罚款，交通部门就可以把金德强的货车连带货物扣押，由此带来的货物逾期和误工的损失，可能远高于2000元。 金德强服药前所面临的是这样的一个处境：一边是任意处罚再通过扣车逼缴罚款的衙门，另一边是打不起官司也不能不交罚款的自己——而这种权力对比的失衡，恰恰是现行制度的必然结果。这个制度将纠错的责任一边倒的压在了司机身上——尽管后者根本维不起权，也无所选择，除非怒而自戕——不，尽管悲愤的金德强付出生命的代价，尽管著名维权司机王金伍和媒体纷纷介入，唐山相关部门不也还是可以用巧言令色来规避任意罚款的事实吗？大概这就是为什么，在金德强服药10分钟后，“没人管没人问”。毕竟，后者轻如草芥。 有从业人员指出，早在《道路运输车辆动态监督管理办法》颁布时，就有意见指出我国对道路运输车辆的管理存在“重安装，轻使用’”的问题。从本次悲剧看，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从制度设计的根源上看，厂商通过设备安装赚钱，而政府通过监控设备故障“抓”司机罚款营收，但货车司机去哪里发声呢？有谁会多花心思考虑始终沉默著的他们以及他们的设备养护问题呢？ 有人会说，现实中难道没有反例吗？当然有，有货车司机录制视频控诉北斗系统的同时，也承认部分地区做得比较好——会安排技术人员为设备故障的司机提供免费检修服务，在保障监管的同时，不对司机增加额外的负担。即便在失衡的制度设计下，我们当然仍然相信有“善”的政策执行者不主动压榨弱势司机，甚至提供一些额外的福利。但这种行为，仅仅是掌握权力的执行者的一种卑微的施舍，更大范围的制度性困境从未被正视过。 权力压迫下的货运司机 那么，货车司机在权力结构中位于什么样的位置呢？2019年新华网报道指出，成为货车司机首先需要种类繁杂的运营资质，自行申请的难度迫使他们挂靠运输公司，不得不缴纳种种费用；其次，货车司机需要寻找货源，在行业普遍超载的情况下，不超载的司机无法提供有竞争力的价格，就没有生意可做。货车司机互助论坛“卡友地带”曾在知乎帖文《货车超载到底有多严重？》中指出，环保整顿和经济下行导致单量减小，排放政策迭代迫使司机贷款以更换新车（这也带来了相应的还款压力），“车-货匹配平台”软件的涌入削弱了司机议价权——由于以上种种原因，司机被迫只能靠超载来维持基本利润。 对于货运行业违规行驶和扣罚执行，事实上官媒和行业早有共识，呼吁将“只处罚司机”修改为对于全链条的“一超四罚”（若一车超限运输，车辆的承运人、装载企业、货运企业、驾驶员一起受罚）。然而，“卡友地带”也坦承，尽管呼吁多年，由于政府执行“一超四罚”有难度，仍然是以处罚驾驶员为主。 可是，政府执行“一超四罚”有难度，货车司机维持生计就没有难度了吗？货车司机的收入本就微薄，还要承担银行利息、公司费用、高速费和交通罚款层层盘剥，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铤而走险，通过超载、疲劳驾驶、危险驾驶来养家糊口。能够以难度为由不做某事，恰恰是具有权力霸道的一种表现。 货车司机权益的未来？ 与其说是数量变化造成了货车司机地位的下降，不如说更核心的问题是权力结构的失衡——数量大幅增加而缺乏联合、平台出现进一步加剧竞争、环保政策迭代让司机背负沉重债务……这些因素共同导致货车司机的议价能力越来越低，只能承担结构中不断增加的危险。 相比之下，欧美货车司机较高的社会地位和劳动权益令人羡慕。但这背后本质是，欧美19-20世纪的工人运动的历史成果——体力劳动者普遍建立工会，建立收入集体谈判机制，通过长期抗争迫使政府履行劳动保护……是集体行动改变了不平等的权力结构，才让这些光鲜的福利落了地。 200年前，在卡车还没发明的时候，马克思提醒倘若放任资本主义的发展，任何劳动者的终局是领有一份仅足以勉强果腹的收入，而他们创造的绝大多数价值会被银行、房东、公司、政府分食。 想要扭转这一局面，就必须彻底改变劳动者在社会权力结构中的地位。这并不取决于媒体如何渲染他们的勤劳，也不取决于社会如何呼吁对他们的尊重，更不取决于一两个好心的官吏或老板“学习群众路线”后赏赐的一点“人性化”或“管理精细化”。历史教会我们：现状的根本改变开始于劳动者的自身联合。货车司机的希望也在于此。 参考资料： 工人日报：载重货车道路交通事故 八成以上由于超限超载引起 卡车司机服药自杀、新政关注平台劳动者保障、2020年农民工总数首现下降 01 卡车司机频出自伤事件，交通运输部回应整改 近期接连几则卡车司机自杀、自残的新闻引起公众对该行业的广泛关注。4月5日，河北司机金德强因为开大货车路过丰润区超限检查站的时候被认定“北斗”定位系统掉线，相关工作人员对其进行罚款2000元并扣车处罚；金德强一时无法接受，买了一瓶农药在检查站服药自杀，遗言中表示希望用死来“唤醒领导对这个事情的重视“。4月12日，来自山东日照的卡车司机赵某在广东清远被检查出超限，而在其之前一千多公里行程中至少5个超限点检查中均未见超限。在赵某4次向工作人员请求复磅无果后，选择用刀片割伤左胳膊的极端方式“博”一个复磅机会，结果复磅时显示他的卡车并不超限。 一死一伤的惨烈现实揭示了卡车司机愈加艰难的从业环境。浙江传化慈善基金会、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社会调查中心发布的《中国卡车司机调查报告：卡车司机的群体特征与劳动过程》指出，卡车司机的劳动过程呈现出原子化，高流动性，高度不确定性等特征。卡车司机以农业户口持有者为主，往往有著沉重的家庭负担；卡车司机们以举债购车的自雇式工作为主，往往面临著身体和精神的双重压力。 报告还指出了政策制定和实施方面对卡车司机的相关影响：公路上乱设站卡、乱罚款、乱收费的“三乱”行为；各个地方的执法标准不统一；同时行业准入制度和环保政策的强力推进也对卡车司机造成了巨大的压力。造成卡车司机利润降低的另一原因，是线上信息平台的兴起和监管系统——线上货运调度平台使得货源信息变得透明，运价也相应降低；而货车北斗系统作为监管系统成了交通部门的罚款来源：除了各地标准不统一，鱼目混杂、门类众多的安装费用、年服务费等“苛捐杂税”之外，一个合格率仅70.4%的产品（北斗系统）频频出现的诸多异常和故障、因堵车等道路原因造成的系统客观问题也都变成了罚款的明目落到了司机个人头上。 近日，交通运输部针对近期货运领域行政执法出现的问题召开会议，强调将著力改善从业环境，包括积极推进货车司机等参加工伤保险，深入推进“司机之家”建设，改善货车司机停车、休息条件。同时将加强道路货运平台行业监管，督促平台公司合理确定服务费、会员费等标准。同时，配合相关部门加强反垄断调查，避免平台公司利用垄断地位损害货车司机权益。4月30日，交通运输部约谈了满帮集团、货拉拉公司，要求其整改平台存在的定价机制不合理、运营规则不公平、生产经营不规范、主体责任不落实等突出问题。 新闻来源： 被指超限要求复磅被拒绝 卡车司机 广东省相关部门联合出台的《 关于单位从业的超过法定退休年龄劳动者等特定人员参加工伤保险的办法（试行）》（试行期两年）于4月1日起开始执行，将超过法定退休年龄劳动者，实习学生，单位见习人员，提供网约车、外卖、快递等劳务新业态从业人员，在家政服务机构从业的家政服务人员、依法组建的志愿服务组织招募从事特定公益活动（应急救援、公共卫生防控、大型活动等）的志愿者，已享受一级至四级工伤伤残津贴或病残津贴人员、村(社区)两委人员等8类特定人员纳入工伤保险参保范围。 据广东省人社厅不完全统计，广东省快递、外卖、家政、退休年龄劳动者等非正式就业人员高达500万人。截止至4月6日，暂时仅有约有1万人参保。该条例允许从业单位按照“自愿参保”的原则，为特定人员单项参加工伤保险，员工则无权自主要求缴纳工伤保险，政府机关对于不缴纳的从业单位也并没有强制措施。 除了广东省，其他一些地区也陆续出台了新业态从业者权益保障相关政策。近日北京市出台了《北京市总工会关于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维护法律服务实施办法（试行）》，扩大了工会系统法律援助范围，为新业态劳动者提供多项专业法律服务。四川省人社厅也表示，将落实新就业群体权益保障工作方案，加强新业态企业用工管理指导，对侵害新就业群体劳动权益的企业要及时通报约谈和典型曝光。4月22日，浙江省针对快递行业通过了《浙江省快递业促进条例（草案）》，其中明确规定，快递经营者不得以低于成本的价格提供快递服务；快递经营者因从业人员过错给其造成损失要求其赔偿的，应当提前告知并说明理由等。 新闻来源： 新业态从业人员纳入工伤保险参保范围 近日，住建部发布了《建筑工人简易劳动合同（示范文本）》的征求意见稿，以保障建筑工人合法权益，规范劳动合同。这是国家首次对建筑行业工人的劳动合同进行规范，也是继2020年《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之后针对建筑工人的另一举措。 劳动合同（示范文本）本质是依照《劳动合同法》设定，针对建筑行业劳动者进行了专门的设计。其中主要包括，1）合同类型：要求用工单位甲方根据不同用工需求，提供固定期限、无固定期限两种劳动合同期限。2）工时：明确规定甲方应依照国家工时制度规定，保证乙方每周至少休息一天。根据甲方生产经营需要和乙方岗位实际情况，利用春节、农忙、天气等情况灵活安排乙方工作时间和调休。实行特殊工时制度的，应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审批后执行。3）工资发放：明确规定甲方应通过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将工资直接发给乙方。4）劳动关系：乙方与甲方签订本合同时，不得同时与其他单位存在劳动关系，不得隐瞒与其他单位存在劳动关系的事实，否则甲方有权解除合同。 该合同文本目前仍在征求意见阶段。建筑行业常年存在不规范的违法雇佣行为，层层分包的建筑业用工模式仍然普遍存在。即使完善并通过此劳动合同范本，如何让建筑从业单位将此规定落实到与最底层建筑工人的劳动关系中，其效用仍需长远观察。 同时，住建部等12部门亦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快培育新时代建筑产业工人队伍的指导意见》，加快培育新时代建筑产业工人队伍。其中包括了《建筑工人施工现场生活环境基本配置指南》、《建筑工人施工现场劳动保护基本配置指南》、《建筑工人施工现场作业环境基本配置指南》，以期对建筑工人施工环境、劳动保护等做出基本规范。 新闻来源： 好消息！住建部发文建筑工人将每周至少休息一天 工资直发账户 “五一”劳动节的前一天，国家统计局公布了2020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的数据，其中有不少数字都非常值得我们关注。 数据显示，全国农民工总人数同比首现下降。报告指出，2020年国民经济持续稳定恢复，农民工就业保持总体稳定；2020年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8560万人，比上年减少517万人，下降1.8%。其中，以东部地区输出农民工人数减少最多，占到减少总量的一半以上；而中西部地区的农民工则有一定数量的增长。值得注意的是，自2008年底建立农民工统计监测调查制度并于2009年发布第一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以来至今，今年是唯一一次农民工人数与去年相比出现下降的情况，这也大概是改革开放以来的首次。 收入方面，2020年度农民工月均收入4072元，比上年增加110元，增长2.8%。其中，外出农民工月均收入4549元，比上年增加122元，增长2.7%；本地农民工月均收入3606元，比上年增加106元，增长3.0%，增速快于外出农民工。有观察者评论，农民工平均工资仍然非常低，同时数据仍然无法体现疫情期间上百万甚至更多失业农民工的状况，因为“一旦失业他们就不会出现在农民工的统计数据之中了”。 农民工基本特征方面，按往年的数据显示，女性农民工占比是逐年上升的。而到了2020年，男性占65.2%，女性占34.8%。女性占比比上年下降0.3个百分点。可见，疫情对女性就业机会的影响超过男性，也证明了在疫情之下女性工人的相对弱势。 农民工的年龄方面，数据显示平均年龄为41.4岁，比上年提高0.6岁；从年龄结构看，40岁及以下农民工所占比重为49.4%，比上年下降1.2个百分点；50岁以上农民工所占比重为26.4%，比上年提高1.8个百分点，占比持续性提高。可见，当下的农民工就业年龄正在逐年增加，这一方面与人口老龄化相关，同时也是国家养老保障不足的一个重要信号——老龄劳动者不得不继续工作以维持生计。 新闻来源： 2020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中国急速壮大的互联网服务产业，正吸纳著越来越多的青壮年劳动力。2019年，中国快递从业人员已突破1000万人，餐饮外卖员总数已突破700万人。2020年的疫情更是加剧劳动力产业间的移动，某平台曾公布数据：疫情期间两个月内新增骑手58万人，其中40%来自制造业工人。相比之下，制造业流水线上的普工招工则持续遇冷。有媒体报道，近日江苏一家电子厂以月薪8000元招来的普工工人，刚到现场就被隔壁电子厂以月薪1万元抢走了。制造业工厂面临著如此尴尬窘境：不提高工资招不到人，提高工资则利润削薄。 零工经济兴起之初，由于获取了大规模的风险投资，平台往往采取大规模补贴的方式来迅速吸引劳动者的参与。虽然平台上线之初每月 2~3 万元的黄金收入期很快过去，随著劳动者大规模涌入，收入迅速递减，但劳动者通过零工经济获得的平均收入比在工厂的收入还是多出近 20%。这并不是因为劳动力在零工经济中有更大的技能价值，主要是因平台不需要像工厂主一样承担雇主责任，缴纳社保等费用。这部分支出成本被平台部分转化，而体现在相对较高的薪酬水平上。 平台就业人群普遍年轻，缺乏参加社会保险的动力，导致实际拿到手的钱看似“变多了”。同时零工平台的计件工资制度简单直接，劳动者能够在客户端软件中快速而直观地看到自己收入的变化，从而产生“多劳多得”的公平感和掌控感。而制造业受到订单等方面的约束，并不能让员工自由加班，从而影响了员工的收入。但以牺牲基本劳动保障为代价的平台经济也衍生了大量的社会问题——频发的职业伤害、未知的养老危机以及背后的算法霸权下的新型职场权力关系，本质的生产收入分配不公并没有解决，青壮年劳动者处境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 如今，处于危机下的制造业为了应对零工经济的政策溢价优势，势必也将尽可能调整生产模式，朝软化传统雇佣模式的方向发展，瓦解劳动保障体系，进一步削减劳力成本。可想而知，服务业领域的零工化也将向制造业领域蔓延。而最终，在这场竞争中输掉的，可能是劳动者的劳动保障和更为稳定的就业。 新闻来源： 近4成新增外卖骑手来自制造业工人：宁愿少挣点，也要自由 家政行业近几年呈现十分火爆的发展态势。最新数据显示，2020年全国新增超过79万家家政相关企业，较2019年同比增长200%。日前，人社部等三部门发布18个新职业，并调整变更了19个职业信息，其中包括在“家政服务员”职业下增设“整理收纳师”工种。3月15日，上海开放大学家政本科班开班，50名“大一新生”在三年内完成学业后将被授予法学学士学位。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有122所院校开设了125个家政相关的专业。但是面对市场的高需求，家政从业人员缺口却逐年加大，目前达到了3000万。特别是在一些发达的一线城市，这种现象更加明显。 如今的家政市场青睐相对年轻、有技能、有专业资质的家政员。但出于择业理念和职业选择等原因，多数年轻人并不乐意进入保姆、钟点工等领域。很多年轻人认为，哪怕去送外卖、快递，也比当钟点工、保姆好。行业歧视现象和低价值认同感仍广泛存在。 业内人士指出，目前家政行业之所以难以吸引年轻人，一个很大的障碍就是相应的权益保障不健全。一项针对北京地区近600名家政从业者的调查显示，有10.3%的家政从业人员并未与企业或雇主签订过任何合同或协议，双方只是做简单的口头约定；保障方面，仅有36.2%的企业或雇主给从业人员上过保险。对此，相关人士呼吁，对于像家政服务这样灵活用工情况较为普遍的行业，国家应当尽快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以及社保补贴政策。 新闻来源： 家政从业人员缺口达3000万，企业数量增多，就是招不到人 近日来，世界最大电商亚马逊劳工抗议事件频发。疫情期间，亚马逊不顾员工安危，未采取到位的相关防疫措施，也未改变员工工作环境和超额工作量的安排，据报道去年底共两万名亚马逊员工感染新冠病毒。早在去年，欧洲的亚马逊员工已经不满公司在疫情之下的所作所为，因此欧洲的亚马逊工会组织起了一次又一次罢工与游行抗议，希望亚马逊能重视员工的安全。但与欧洲轰轰烈烈的亚马逊工会和持续不断的罢工相比，美国亚马逊工会迟迟未成立。疫情期间，美国亚马逊仓储物流员工多次发出不满亚马逊置员工安危于不顾的抗议，但最终多名抗议和罢工员工遭遇解雇。 在今年伊始，纽约总检察长就亚马逊的物流中心在疫情期间未能妥善处理工人安全问题正式起诉亚马逊。三月底，一项指控亚马逊在加州的一个配送中心未能为员工提供规定用餐时间的诉讼被转移到了联邦法院，律师正在寻求将这一官司扩大为集体诉讼。四月初的一份深度报道也揭露了亚马逊雇佣侦探事务所在公司暗中监视工人们的一举一动，以及员工们由于工作时间被压缩被逼尿在水瓶里等事件，再次引起了美国公众对亚马逊的抵制和讨伐热潮。 在4月9日，员工就亚马逊位于阿拉巴马州贝塞默（Bessemer）仓库中心是否成立工会一事进行投票，如获通过，将成为亚马逊美国首个工会。但终因票数不够，成立工会计划暂告失败。美国“零售、批发和百货商店工会”计划挑战该选举结果，并就亚马逊的选举行为，以及一些不公平的劳工行为，向全国劳资关系委员会提出反对意见。亚马逊员工为何在可以成立工会的情况下还是未能成功？他们在没有工会的条件下又将如何抵制亚马逊恶劣的工作条件呢？这些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新闻来源： 为利润漠视员工安危？亚马逊又被起诉了！ 职校学生强迫实习、快递员出租屋死亡、建筑餐饮等行业是拖欠农民工工资重灾区 导言: “行业剪报”关注基层服务行业动态，为你持续呈现与服务业劳动者利益息息相关的核心资讯。本期剪报摘取4-5月份核心新闻，了解职校学生实习面临的权益困境，武汉高空作业工人工亡事件，骑手、货车司机、快递员、网约车等新业态劳动者的权益动态、以及家政、环卫工等一系列新闻动态。 01 盐城技师学院被曝强迫学生“实习”，否则不予发毕业证 五月初报道，有江苏省盐城技师学院学生向媒体反映，学校强迫学生到指定工厂实习，否则就不给发毕业证。报道提到，今年3月开始，该校学生被安排到维信电子厂实习，超负荷劳动令学生实在无法忍受。学生被要求从早上八点工作到晚上八点，被强制加班和上夜班，且周末不能双休。他们和社会工干一样的活，一样的工作时长，却只能拿到社会工一半的收入，大约三千元左右。在学生们看来，他们是在给学校打工，给工厂充当廉价劳动力。“如果不实习或实习期没满是没有毕业证的。我不太想在维信电子实习了，其实蛮累的，一天12个小时。” 据了解，这类实习安排在该校的人才培养方案里叫“工学交替”和“顶岗实习”，但在实际操作中，学生表示两者没有任何区别，就是到工厂里干活，而且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虽然有驻厂老师，但平时没事看不到他人，更谈不上学校老师的全程指导了。而更重要的是，盐城技师学院安排的实习岗位经常和所学专业没有任何关系。“老师说这是一门课程，不坚持下来，毕业证书不给你发，强迫我们留在（厂里）。” 记者通过暗访方式，联系到与盐城技师学院合作的劳务中介。这名劳务中介毫无顾忌，坦言学校和中介都要从实习学生头上赚取“人头费”。 教育部、人社部等五部委联合印发的《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规定》中明确要求：学校不得通过中介机构或有偿代理组织安排学生实习，不得安排学生加班和夜班。而且安排学生在工厂实习也有明确的工作时长限制。但在盐城技师学院的校企合作中，这些规定都是一纸空文，甚至涉嫌赚取实习学生的“人头费”。 新京报评论指出，职校强制学生实习折射出的，是职校学生实习管理监督与实习劳动权益保护的双重缺失。这源于职校实习的特殊性。挂著实习之名行著劳动用工之实，就可能成为各取所需利益的契合点。企业需要廉价用工，而实习组织乃至中介机构就可能借以牟利，存在利益土壤。其次，职校学生的权益边界和监管责任模糊且不充分，学生的具体劳动权益无法得到监管。评论建议，不妨考虑将实习纳入劳动用工范畴内监管：职校实习带有明显的用工性质，且有更优先保护的特性，需统一到劳动维权机制与渠道中来，对企业进行规范和约束。 针对职校学生实习乱象，2019年新华网曾发布调查报道，直指“学生实习成校方“摇钱树””。报道统计了人民网“地方领导留言板”模块2019年上半年总共收到40多条关于职校实习不对口等问题投诉，涉及山东、四川、云南、陕西等地多所职校。该调查发现，有的职校把学生当成廉价劳动力“出卖”给企业。若有学生不愿意，或选择中途放弃，辅导员则会告知他们，实习未满16周，会遭到“降年级”或警告处理。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表示，可探索设立职校黑名单制度，将有违规实习行为的职校列入黑名单，每年招生时要对外公示。北京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王辉等认为，职校组织的实习是“校企合作”重要内容，“校企合作”不应沦为“校企交易”；除了教育等行业主管部门应加大监管力度外，劳动监察部门也要加强执法，保护实习学生的权益。 新闻来源： 盐城技师学院被央广网曝光强迫学生“实习”，官方已派工作组来盐调查。 4月底，北京卫视系列纪录片《我为群众办实事之局处长走流程》播出北京一处长体验骑手工作的故事。在片中，市人社局劳动关系处副处长王林拜师外卖小哥，体验了一天送外卖的感觉：12小时送单只赚了41块，而且被逐单处罚（指骑手若有一单出现问题，就有可能受到处罚，逐单增加）。他累瘫在马路牙子上：“太委屈了，这个钱太不好挣了。” 节目播出后，话题#副处长送外卖12小时赚41元#迅速冲上微博热搜，引发上亿讨论。随后三大央媒接连高度评价此事。央视热评：管理决策部门一定要带著问题导向，发现真问题、解决真问题；新华社表示，为群众办实事，就应该多迈开腿，用脚步丈量一线，出来的政策才更接地气；人民日报评论，“听不如看，看不如干！”领导干部走出去、沉下来，同群众打成一片，就是在走提升公共服务、为民务实办事的群众路线。 美团与饿了么4月29日相继迅速做出正式回应。其中美团表示，已在去年启动“同舟计划”提升骑手体验与获得感，未来还将针对骑士职业发展推出“站长培训计划”，“袋鼠宝贝公益计划”等，也会新增骑士“申诉审核绿色通道”、“宝贝陪伴日”两项权益。但早已有评论指出，“同舟计划”救不了骑手，关键在于核心的算法霸权。 饿了么回应，已逐步取消对骑士逐单处罚，并改为一定时间周期的率值考核，引导骑士注意安全、不过度追求时效。其公关部门表示，平台已提高了’蓝骑士关爱金’支付额度，可以分担一般保险无法覆盖到的场景，如家庭突发困难帮扶、子女助学助困、意外事故抚恤等，针对极端天气等特殊情况的关怀物资发放也将得到增加。 王处长“我很委屈”般的外卖体验看似令骑手权益成了外卖平台必须回应的问题，也了出台相应举措，但平台仍然极力规避作为雇主的法律责任。美团在后续与政府巡视组对谈中明确表示，“目前美团平台上的注册外卖员中接近 1000 万人，都不是美团的员工，而是属于外包的关系。只能给交 3 元/天的商业险，这钱从佣金里扣，骑手发生问题后由商业保险来承担，商业险包含保额 60 万的身故伤残险，还有 5 万元的医疗费用。” 此即为“美团模式”，美团将公司的部分业务，外包给第三方企业，然后由第三方企业作为承包方，与骑手建立或不建立劳动关系，这样也就规避了美团作为最终用工方的雇主责任。饿了么也是如出一辙。 面对如此的困境，王处长“为民发声”固然有益，但民间仍然需要有真正代表一线声音的骑手。很可惜，曾多次在网上发声为外送员维权的“外送江湖骑士联盟盟主”陈国江于今年二月消失，他在网上的视频遭到删除，并于三月被正式批捕。有网友表示，“处长体验外卖员不如释放骑手盟主实在”，“这么多人关注外卖骑手，不要忘了背后的盟主”。 新闻来源： 美团：1000万骑手与我们无劳动关系，出了事我们不负责 5月14日，交通运输部、中央网信办、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市场监管总局、国家信访局等交通运输新业态协同监管部际联席会议8家成员单位，联合约谈10家网约车平台，要求各平台从合理确定抽成比例和信息服务费水平、整改侵害从业人员权益的经营行为、改善司机经营环境、坚守安全稳定底线等方面立即展开整改。 但网约车司机面对的问题往往更为复杂化。《网约车司机，比外卖骑手困得更深》一文指出，网约车司机的生存状态有太多不为人知的艰难。在北京，网约车车费里，司机收入约占1/3，平台收入约占1/3，剩下的1/3是油费、折旧、保养、保险等支出。如果每月要净入8000元，外卖骑手大约需要300小时，而滴滴平台的快车司机大约需要350小时。文章认为，在中国，网约车司机表面上比其他行业赚的稍多一点，其实是用时间和健康换来的。专职的滴滴快车司机，每天的成本超过300元。如果车不是自己的，即便每天在线15小时，快车司机月净赚也很难超过6000元。 由于平台技术的不成熟，系统也会给司机带来很多麻烦。有时系统提供的路线不是最优路线。对于不熟悉的路段，司机按照系统指示去接乘客，耽误了时间、甚至挨骂。以此而导致的差评或投诉，会影响司机的服务分，进而导致单量减少质量变差，但申诉往往改变不了结果。“感觉自己像狗一样……不只是身体的累，心理更累。” 文章同时提出，网约车平台的规则不尽合理，而且朝令夕改，司机的心理健康问题已经不容忽视。如果司乘矛盾激化，心理抑郁的司机有可能做出极端行为。目前，网约车平台的规则不公平，明显偏袒、纵容乘客。短期看，这似乎符合乘客的利益。但长期看，不公的规则却可能会酿成大祸。“一些网约车司机就像定时炸弹，不知道哪天情绪失控，就爆炸了”。 虽然滴滴平台已设立了专门的司机心理建设辅导，但有司机表示，这种洗脑方式的心理建设只会增加怨气。辅导员只会说：“服务业就是这样！受点气正常”，“钱不是赚到了吗？那还生什么气呢？”有些司机没有别的技能，必须靠滴滴养家，也就必须选择忍气吞声。可以说，滴滴平台不公正地利用了它的垄断地位。 新闻来源： 主管部门约谈后，10家网约车平台回应整改， 今年4月货车司机金德强因罚款自杀事件之后，5月27日交通运输部新闻发布会表示，将开发上线全国12328微信小程序，进一步畅通投诉举报渠道，将货车司机等从业人员和社会公众对管理部门乱收费、乱罚款、违规执法、趋利执法等投诉举报类电话，提高到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进行指导和监督。截至目前，32个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均成立了以主要领导为组长的专项整治行动领导小组进行跟进。 本次举措的亮点在于优化升级12328服务。包括，推行7×24小时人工坐席和自助语音服务；推出首接负责制，强调问题解决跟进责任；地级市12328服务中心统一受理本辖区内举报业务，同步流转至省级12328服务中心，由省级12328服务中心逐件跟踪，并及时转至省级业务指导管理单位，负责督办复核。 此外，继被多部门统一约谈后，5月20日货拉拉发布《关于保障和提升货车司机权益的承诺书》，承诺内容涵盖：稳定货运价格、特殊期间减免会员费、制定补贴计划，下半年补贴司机超5亿元、收集司机建议、改善司机劳动环境、优化司机处理机制。 货拉拉司机方面入驻平台，常规需要缴纳一定金额的会员费。会员费是按期收费，但是司机难免会遇到特殊情况，会在很长一段时间无法接单，降低会员费有助于降低司机负担。对于因客户问题导致的司机损失，货拉拉承诺将从两个方面对司机进行弥补，一是持续对因用户爽约造成的司机空跑的订单予以补贴，二是对于因用户失联或拒不支付运费的订单，平台将优先垫付相关费用。 针对承诺书中提出的5亿元补贴改善司机收入，有评论指出，货运平台的本质问题是“车多货少”、运力过剩的问题。平台低门槛的进入，加上相关平台和商家的鼓动，平台上的车辆依然在增加，所以这就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车辆越来越多，车辆价格越来越低，货车司机的生存环境就越来越差，5亿元的补贴对海量的平台司机来说只是毛毛雨，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新闻来源： 交通部回应：1550公里，只给2600块钱运费！ 新京报近日报道，今年4月，石家庄一中通快递网点快递员李方在出租房内昏迷，送医途中死亡。因该中通快递网点涉嫌违规用工，未给快递员上保险，致使李方死后无法得到应有的保障。 对于李方的死，家属质疑网点负责人李旭光在事发当天没有及时告知其弟弟的病况，致使错过了最佳抢救时间，应该负一定责任。李方在该中通快递网点工作已经2年，但未与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也未给员工上社保，提供的保障只有一份“小哥宝-团意险”，但与保险公司沟通得知，由于李方死在自己的出租房内，并非工作中，所以无法获得理赔。但李方发病是在下午工作时间，其后才获准回出租屋休息，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相关规定，该快递员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上发病，在48小时内抢救无效身亡，理应视同工伤。 5月13日，新京报记者也跟进采访了该营业网点3位入职时间半年到5年不等的快递员，快递员均称没有签订合同且未缴纳任何社会保险，工资多数是由营业部的财务人员通过微信转账的方式支付。此外，新京报记者走访石家庄多个中通快递网点，多名快递员表示公司未缴纳社保，可见这是整个行业的普遍现状。 外卖骑手、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等新业态劳动者在工作中难以得到完善的劳动者保障，甚至也不被视为劳动者，缺乏劳动法保障。近日，中国银保监会将在浙江省（和重庆市两地首次开展灵活就业人员专属商业养老保险试点，从6月1日开始施行，试点一年。试点之所以选择浙江和重庆，是因为两地民营经济比较发达，灵活就业人员也相应较多。 中国银保监会的《关于开展专属商业养老保险试点的通知》指出，试点保险公司将积极探索服务新产业、新业态从业人员和各种灵活就业人员养老需求。允许相关企事业单位以适当方式，依法合规为上述人员投保提供交费支持，单位交费在扣除初始费用后全部进入相关个人账户，权益全部归属个人。暂时尚未知道，针对外卖骑手等“无雇主”归属的劳动者，若参与保险谁将承担缴费义务。可预想的是，将新业态劳动者的养老保障商业化外包，国家的角色必然减少，而企业逐利倾向必然会变相加重劳动者个体的养老负担。 将外卖骑手、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等灵活就业者纳入社保体系，是社会呼声很高、也是各地政府都在积极推进的热点政策。但是将本应该属于劳动者基本权益的养老保障责任转移到商业模式上，是否合适？值得深究。 新闻来源： 快递员出租屋死亡家属质疑网点未上保险 中通快递：网点系独立经营 5月10日，武汉局部遭遇10级雷暴大风。当日13:30，湖北高艺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两名工人对三阳路幕墙工程进行保洁装饰作业。14:30左右大风骤起，吊篮被吹起摆动，撞击大楼幕墙，项目停电，工人打出求救电话说“停电了，吊篮停止运行了”。随后项目工地刮起了大风，将吊篮上的两名工人及吊篮吹起数米远外，并来回撞击大楼外墙。14:50，救援人员固定了吊篮，但两名工人救出后已无生命特征。事发3小时，家属才得到通知，后赶到现场，发现死者遗体被扔在17楼水泥地，家属还遭遇围殴抢手机。 据了解，两名工人系湖北高艺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员工，事发时在高空外墙作业，该工程建设方系武汉地铁集团，总承包方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这家公司成立的时间已经将近30年，曾多次因为“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被起诉。 该事件在网上引起极大关注，工人家属提出质疑：其一，明知天气预报通知下午有10级雷暴大风天气，建设方武汉地铁集团和总承包方上海宝冶却没有及时通知停止高空作业；其二，遭遇停电后，相关应急处理不到位，导致吊篮不能及时回到安全地带。 事实上，5月10日14点10分，武汉市气象台已发布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3小时，武汉城区、经开区、蔡甸、江夏、东西湖区局部有8-10级雷暴大风并伴有小冰雹，雨量30-50毫米。距离预警到出事，有20分钟时间。据武汉本地人描述，在两点左右就有明显的大雨征兆了，@湖北天气也早早就发布多条微博，提醒市民注意安全。可在多番提醒下，该公司的工人仍然被要求高空作业。 根据《建筑施工高处作业安全技术规范》(JGJ80－2016) 3.0.8条款指出，当遇上有6级以上强风、浓雾、沙尘暴等恶劣气候，不得进行露天攀登与悬空高处作业。湖北高艺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在此情况下依旧让工人上岗，有著不可推卸的责任。《劳动合同法》第八十八条中明确规定单位“违章指挥或者强令冒险作业危及劳动者人身安全的”，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给劳动者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据了解，项目负责人已被控制。武汉市应急管理局正会同相关部门进行事故原因调查、责任认定追究、举一反三整改补漏、死者善后等工作。截至目前，事故报告还未公布。 新闻来源： 武汉大风中吊篮撞楼2人死亡：死者被扔在水泥地家属也遭围殴，遗体最终被抢走 近日，58同城发布生活服务业就业大数据显示，保姆、足疗师、美容师等均属于招聘需求高的重点职位。近年，随著我国城镇化进程加快和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与“衣食住行”密切相关的生活服务业迅速发展，对稳就业和社会效益方面的贡献也与日俱增。据58同城招聘研究院数据显示，2021年第一季度生活服务业平均月薪6567元。 生活服务业的求职者从年龄分布上，95后占比较高，达到25.73%；其次是80后，占比22.97%；90后占比近20%。从学历上来看，高中以下求职者占比较高，达到28.16%；高中和中专/技校学历求职者，占比均在20%以上。 今年4月，生活服务业招聘需求前十的职位分别是保姆、足疗师、美容师、按摩师、发型师、美发助理、育婴师保育员、美容助理、保洁、月嫂。其中，保姆招聘需求同比上升最快，其次为育婴师保育员，招聘需求同比增长31.34%。 对比去年58同城的招聘求职大数据（2020年1-10月），生活服务业招聘活跃职位前十分别为美容师、发型师、美发助理/学徒、美容助理/学徒、汽车修理工、美甲师、汽车美容、美容/瘦身顾问、美容导师、美容店长。其中，汽车相关的服务业比较活跃，可能是由于洗车工入行门槛较低，蓝领劳动者从其它行业转岗至洗车工的可能性较大，受建筑业项目开工滞后等影响，一些劳动者转择洗车工职位，使岗位求职需求同比较快上升。去年1-10月，生活服务业支付月薪达到6680元，比今年情况还稍高些。 人口老龄化危机的大趋势之下，“一老一小”的家政看护市场需求剧增，带来了大规模的保姆招聘需求。其中处于灰色地带的中国外佣也颇受关注。1996年中国颁布《外国人在中国就业管理规定》，规定出于对本国劳动力的保护，不允许个人及家庭雇用外籍劳工。尽管此后在2017年9月、2019年1月等多次传闻，称中国将开放菲佣市场，一度引起网民热议，但其后都被证实是假消息。目前，约有10-20万菲佣在中国非法打工，成为“黑工”。国内大部分客户用的外佣，都是用国内旅游签证入境；也有少数拿工签的合法菲佣，但这需要客户有国外身份，或是持有回乡证的港澳台身份。 外佣在中国没有合法身份，故不仅只能长居家中没有自由，也遭遇来自中介的双重压迫。据了解，雇主除了付给中介公司一年服务费外，外佣月20%的工资也要转给中介作为“中介费”。作为中产家门背后隐形人的中国外佣，虽拿著比合法地区可观的报酬（如香港），但面临的是游走在灰色地带的隐秘、随时可能被遣返的担忧、工作待遇没有法律保障的危险，中国的外佣就这样隐形地生活在一些中产以上家庭之中。 新闻来源： 58同城生活服务业就业大数据：“一老一小”撬动生活服务就业走俏，保姆需求上涨最快 4月13日，重庆武隆区鸭江镇一名环卫工人驾驶垃圾车作业途中身亡，在垃圾车正常行驶过程中突发刹车失灵，导致车辆失控，最终车辆撞在路边民宅墙上，同车其余两名环卫工人受伤。家属表示事故发生后，事故车被拉到高速路旁废弃土堆边隐匿，车牌被摘除。 家属与公司多次协商，但公司出尔反尔、屡次拒绝以工伤保险赔付标准进行赔偿。涉事物业由所在居委会全额控股。家属表述涉事车辆没有年检也没有车险和行驶证，车牌也是假的，为套牌车。在事发之后，同样的三无环卫车仍然继续上岗，且悬挂车牌号与出事车牌号一摸一样。 据家属律师提供的重庆市正港司法鉴定中心对涉事车辆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显示，被鉴定的无号牌市政垃圾车后轴左侧制动摩擦片断裂、脱落，不符合GB7258-2017《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的相关要求，存在安全隐患。此事暂未有后续处理报道。 该事件反映了重庆环卫行业管理的一些乱象。五月中下旬，重庆市环卫中心召开了关心关爱环卫工人座谈会，提出了当下市环卫行业亟待改善的地方：一是一线环卫工人年龄偏大，其社会地位和社会认同感有待进一步提升；二是一线环卫工人用工缺口有加大趋势，尤其是愿意从事一线环卫事业的年轻人较少；三是环卫工人工间休息场所布局不均，尤其是相对偏远区域较少，造成部分环卫工人工间休息困难。当然，这些反省并不能全面涵盖重庆环卫存在的诸多问题。 重庆曾于2011、2015年先后发布《关于进一步提高环卫工人待遇的通知》明确和进一步完善环卫工人工资待遇。但2012年曾有一份内部报告显示，在全年无休的情况下，双休加班费只拿到50元/天，严重低于法律标准；环卫劳保用品每年420元/人标准，环卫单位只给了320元左右；甚至原本需要1200人干的活只聘用了427人，一个人需做三个人的活。这些少给的“加班费”“劳保费”以及吃掉的“人头费”到哪里去了呢？重庆环卫工工资待遇与政策规定存有明显差距。 2015年新发布的环卫《通知》要求为环卫工人再涨薪300元，但是最终的落实同样存在问题。在文件发布之后，很多环卫工反映，“国家的文件规定我们从10月1日起涨工资，说的是不超过300元，为啥我们一点都没涨呢？”，重庆垫江县全体环卫工人甚至发公开信要求市政园林局领导发还血汗钱落实政策。而全年无休且无加班费或者少给加班费、工作量增大、“以罚代管”、不依法缴纳五险一金等等问题仍继续存在，多年来改变甚微，亟需相关职能部门重点审视和监管。 新闻来源： 重庆市环卫中心开展关心关爱环卫工人工作调研 5月18日，最高检发布2021年第一季度农民工欠薪相关案件报告。报告指出，2021年1至3月，全国检察机关共办理支持农民工起诉案件7482件，同比上升2.3倍，较2019年同期上升1.7倍。 在139起抽样案件中，追索劳动报酬纠纷案件134件，占96.4%；侵权责任纠纷3件，占2.2%；工伤保险待遇纠纷2件，占1.4%。案件结案方式主要以调解为主，其中调解结案89件，占64%；判决结案50件，占36%。 抽样的起诉案件中，建筑行业110件，占79.1%；餐饮行业20件，占14.4%；种植、制造、快递等其他行业9件，占6.5%。建筑、餐饮等行业用工需求量大，准入门槛较低，同时，往往用工周期较短、人员流动性大，劳动合同签订率较低，容易引发劳资纠纷，是欠薪“重灾区”。 最高检多年来持续强调“重拳惩治拖欠农民工工资现象”，2019、2020两年帮农民工讨薪近3.4亿，办理支持农民工起诉民事案件25635件。但在通报检察机关2019年打击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犯罪工作情况中也表示，各地检察机关在打击欠薪违法犯罪的同时，需注重对民营企业合法权益的保护，包括：一依法慎用逮捕强制措施，注重对民营企业合法权益的保护；二是善用认罪认罚从宽与刑事和解制度，实现双赢多赢共赢；三是在办理案件过程中强化对行业和用工单位的监督。 新闻来源： 最高检：建筑餐饮等行业是拖欠农民工工资重灾区 高温津贴政策的制度之困 五月以来，全国已有多地有报告超过35℃的极端高温恶劣天气，如河北邢台衡水、河南郑州、广东海南全境等地，部分体感温度甚至超过40℃。夏日高温天气下，从事户外作业或高温环境作业常有劳动者发生中暑甚至死亡事件，给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造成了严重损害。 自1960年以来，国家开始在部分行业试行相应的高温津贴政策。顾名思义是政策上针对高温环境劳动者的一种特殊岗位工资，以保障高温下劳动者的健康权益及其它相关权益。中国也是全世界少有的采用高温津贴制度的国家。虽然每到高温季，政府/媒体平台等便会大肆宣传这一特有的津贴补助及相关的高温政策，然而自推行以来，其对于劳动者的高温劳动境遇的真实改善极为有限。制度之困已然显露。 高温津贴政策的发展 直到2007年，卫生部、劳动部等为了适应市场经济形势下防暑降温的要求，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工作场所夏季防暑降温工作的通知》，才第一次确认用人单位高温天气下“应当向劳动者支付高温津贴”，但同样并未确立统一的津贴标准。 这一“暂行办法”整整暂行了52年，直到2012年国家安监总局、卫生部等发布实施《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简称“办法”），才予废止。新的“办法”成为目前高温津贴实施的主要依据，各地也据此制定了地方性高温津贴的具体实施办法。新“办法”的进步性在于，一方面，将津贴的适用范围扩大到了“存在高温作业及在高温天气期间安排劳动者作业的企业、事业单位和个体经济组织等用人单位”，纳入了被忽视的传统第三产业。 其二，对高温劳动禁忌标定了清晰“界线”。办法规定，日最高气温达35℃即为高温天气下，企业均应向劳动者支付高温津贴；日最高气温达到40℃以上，应当停止当日室外露天作业；不得安排怀孕女职工和未成年工在35℃以上的高温天气从事室外露天作业及温度在33℃以上的工作场所作业等。此外，因高温劳动而导致的中暑，可依规诊断职业病，享受工伤待遇。最后，对高温津贴性质进行了严格限定：高温津贴是岗位工资，须纳入到工资总额中，不含在最低工资计算内，且“防暑降温饮料不得充抵高温津贴”。若劳动者因高温天气停止工作、缩短工作时间的，用人单位不得克扣工资。 高温津贴为什么成了“鸡肋”？ 1. 缺乏动态调整机制，被忽略的立法责任 根据中国气象局发布的《中国气候变化蓝皮书（2020）》显示，1961-2019年间，随著平均地表温度的显著上升，极端高温天气也显著增多，热浪频率不断增加。自1961年以来，中国夏季（5月至9月）平均高温日数呈现增强、增多趋势，平均每10年增加0.8天；1993年以来增加幅度进一步加大，平均每10年增加了2.7天，高温热浪事件频发。 气候变暖在加剧，经济相应地也在腾飞，各地市高温津贴标准是否有相应调整呢？基本都没有，仅天津和河北除外。天津市是第一个将津贴标准真正落实到与职工平均工资挂钩的省市，其高温保障分为防暑降温费和高温津贴，其中防暑降温费为上年度全市职工月均工资3%；高温津贴标准为上年度全市职工日平均工资的12%，每年自动调整。而河北则规定相关部门自2015年起施行每两年审视标准并适时调整的机制，遗憾的是2017年之后并没有落实。 但更为普遍的是，大多数省市并不重视“适时调整”的立法责任。纵向比较全国经济（较为）发达省市的高温津贴制定和调整数据，在经济腾飞的十多年里，多数地区高温津贴仅仅只有一到两次的调整，调整间隔5-14年不等，部分地区甚至仍然维持低于200元/月的水平，如北京、山东、重庆等地。“高温办法”因其法律地位的薄弱、津贴标准制定的模糊性和非透明性，民间实难以监管督促，导致各级政府长期忽略其必要性。 以广东省为例，政府于2007年规定夏季高温津贴标准为150元/月，此标准一直延续到了2021年才进行了修订，调整为300元/月。而这14年间，广东全省GDP翻了3.6倍，遑论参照通货膨胀的情况，但高温津贴标准从未调整，以工人的话来说，“一天6块9，买水都不够”。长年缺乏动态调整机制，显然成了高温保障的一大鸡肋之处。 2. “按日计算”乱象背后，缺失的政策动力 以湖北武汉为例，政府规定夏季6-9月高温天气下，企业应每人每天12元发放高温津贴。武汉环卫行业普遍采用按日计算的方式支付高温津贴，仅有在日最高气温达到35℃才会获发补贴。这导致的直接结果是，武汉核心各区环卫工所收到的高温津贴均不相同，四个月津贴所得共计100-200不等，其中江汉区120-200元不等、武昌区也仅100-130不等，洪山区还出现多发了高温费后必须退回的情况。 同一个城市同一行业同样的计算方式，却仍然可以出现完全不同的发放额度。每月高温天数的统计究竟以天气播报温度，还是以体感温度为准（更为精确），都存在模糊空间；再加上按日计算的方式，而工人亦更难以精确确认高温天数进行监督。工人就算到头来发觉津贴过低，可又能如何投诉和维权呢？ “按日计算”的乱象政府难道未有预知吗？其实不然。安徽人社厅2018年在对外公布的政策解读中毫不掩饰为企业“减负”的意图： “我省自2011年建立高温津贴制度以来，一直采用按天发放的方式，为保障劳动者基本权益同时又不过多增加用人单位的负担，在高温津贴发放方式设置上仍选择按天发放。” 既要明面上为劳动者“捍卫”高温保障，但本质上又不愿增加雇主的成本负担。充满矛盾又畸形的立法初衷下，才衍生了这灵活性极强却无法监管的高温办法，令本来独特、创新的高温津贴政策成了“成本控制可选项”。“办法”主观上放手企业按天支付，但核算和确认的权力又唯一掌握在企业手里，企业成本便有空间从卑微的高温费中一省再省。 这甚至衍生出河北的小时制计费模式（室外2元/小时，室内1.5元/小时），难道当天35℃以上高温维持超过1小时才予以补贴吗？还是一天内只对超过35℃以上的小时数进行补贴？我们可以想象，企业只会以有利于成本缩减的方式进行灵活处理，而劳动者对此毫无办法。 3、高温保障被简化：被忽视的停工权和职业病保障 依“办法”规定，当日最高气温达到37℃以上、40℃以下时，用人单位全天安排劳动者室外露天作业时间累计不得超过6小时；日最高气温达到40℃以上，应当停止当日室外露天作业，且上述安排不可影响劳动者正常收入。但很显然，在上述超高温环境状态下，雇主极少会做出工作轮换调整，而员工更难有话语权提出停工休息的诉求。夏日酷暑下的环卫工依然必须在岗便是强证。 此外，高温天气来临之前雇主有责任对劳动者进行高温作业相关的免费身体检查，以保障劳动者作业安全；而若劳动者因高温作业或者高温天气作业引起中暑，经诊断为职业病的，同样享受工伤保险待遇。这两个重要要求同样被忽视了。2019年武汉市职业病防治院发布统计显示，该年武汉全市高温中暑病例为572例，其中仅有2名患者申请了职业病诊断，其中1名成功被诊断为职业性中暑。由此可见，中暑在广泛的劳动实践中并不被视为职业病，雇主不重视，工人也无意识，而“办法”成了执行上的巨婴。 同样的，即便是仅仅单就高温津贴一项，其落实情况如文前所述，仍然存在大量企业不发或少发、或以实物代发的执法困境，几乎每年国家安监局或总工会都会重复下发文件强调“不得以防暑降温饮料和必需药品充抵高温津贴”。因此，“办法”整体本身不仅被严重简化、多项制度被忽视，在执行和监管上也存在莫大的空白，成了实质的“纸上清凉”。 4、外卖、快递等新兴行业劳动者难覆盖 外卖员、快递员等新业态劳动者，他她们已然成为当下大街小巷的主要高温环境劳动者，高温工作时长甚至超过环卫等传统行业。但囿于整个政策法律环境并不认定他她们的“劳动者”身份，均无法享受应得的劳动者权益，包括夏日高温津贴。美团、饿了么等资本巨头也必然不会主动承担义务。新业态劳动者俨然成了高温制度的“弃婴”，其高温下的工作权益和健康保障均难以获得法定承认。 行动案例：广州环卫工助力高温津贴翻倍 广东省高温津贴自2007年设定以来，过去十多年维持150元/月（6.9元/天）的标准，水平全国垫底，从未有主动调整。但从经济上，2007年至今全省在岗职工社会月平均工资已经从2454元/月涨至7486元/月，翻了三番；高温天气数据上，2013-2020年全省各地市12个月内日最高气温超过35℃的天数平均值为24天左右，最大值高达59天，且逐年上涨。 这些因素都迫使一线工人频频发出质疑，“一天6块9，买水都不够”，为何政府迟迟不做调整？2019年，广州有多区环卫工以集体联署建言和举牌的方式，呼吁相关人社部门尽快出台政策，修订标准。一众环卫工打出标语：“流的汗比发的王老吉还多”、“GDP广东第一，高温费全国垫底”，最后主张“环卫工要求高温费涨至300元”，并征集得到超过300名工人和公众的签名，其中多数为一线环卫工，后汇总为建议信提交给了省市级相关的人社部门和城管部门。 这一举动并没有在当时获得直接的回应。但很惊讶的是，时隔一年多后，2021年3月15日广东省人社厅发出《关于调整我省高温津贴标准的通知（征求意见稿）》，确定将于今年6月1日起直接调整高温津贴至300元/月，并在文件中大量引用来自广州环卫工人的观点和论述，直接采用了环卫工提出的诉求标准。环卫工人的努力并没有白费！ 广州环卫工人的行动令人鼓舞。但我们并不应该仅仅欣慰看到政府能够聆听工人的声音，而是应看到政府抄工人论述“作业”背后的工人力量——高温政策的执行和监督离不开对工人话语权的尊重和赋权。当下高温保障面临的制度困境，不仅是立法层次上重要性的缺失、政府执法动力不足上的问题，同样也是政策制定与监管过程中工人话语和参与的缺失，才共同导致了整个动态调整机制的失效以及制度的式微。 走向资本：深圳和上海的工资支付条例修订 1994年底，劳动部为配合第一部《劳动法》的实施同时制定《工资支付暂行规定》，其核心在于协助厘清劳资双方最为关心的工资组成、工时制与加班计算、支付时间、工资调整和拖欠等一系列问题。严格意义上，这是一部以制约和规范用人单位的工资支付行为的条例，确保劳动者最终可获得应得的劳动报酬。“暂行规定”鼓励各地市根据自身情况制定在地条例。 这一部看似从劳动者视角出发的暂行规定，在随后的二十多年里“寂静地躺”在各地施行，实则在劳资双方中存在感并不高，政府的执法监管力度亦弱，这一点可以从常年高发、屡禁不止的工资拖欠现象可以看出。随著市场劳动形态的变化，及对于灵活性和低成本用工的追求，“工资支付条例”的部分条款开始被视为阻碍市场活力的核心因素。部分地市在过去几年开始修订该条例，在工资支付时限、加班费计算、奖金发放等方面为企业松绑，如广东、上海、江苏、深圳等。这一系列以“营商”减负为目的、以资本利益为中心的修订举措，正在悄然改变原有条例的核心精神——在创造更多市场灵活性的同时，却也催生更多的劳动境况不确定性。 回溯既往的修法发现，上海市的《企业工资支付办法》和深圳市的《员工工资支付条例修正案（草案）》分别在2016年和2021年进行了重大调整，且趋势极为一致。本文将一一对照，尝试深入解读其中的修订变化，理解以劳动者为本位的“工资支付条例”是如何走向为资本“披荆斩棘”。 2016年《上海市企业工资支付办法》修订 1、企业延期发放工资无需提前报备，且拖欠工资无需补偿滞纳金。新办法第十条删去了“企业因生产经营困难，资金周转受到影响，暂时无法按时支付工资的延期支付工资需要报主管部门备案的规定”，即单位因迟发工资的不再需要报备，只需要经与本企业工会或职工代表协商一致，便可延期一个月支付工资。该办法删除了“备案”条款，在企业工会实质由管理层控制的情况下，无疑令企业可以合法不受限制的延发工资，增强了企业管理的灵活性。 此外，原办法规定，企业被认定拖欠劳动者工资后，在补足工资时还必须同时支付劳动者25%的补偿金，而新办法删去了“25%的补偿金”条款。新办法只要求，只有在人社部门提醒后逾期不支付的情况，才需要按应付金额50%以上、100%以下的标准加付赔偿金。这一点改动为企业免除了违法代价，企业大可一再延期和拖欠劳动者工资数月，但劳动者却毫无救济方案。 2、企业可巧妙拆分工资，减少支付加班工资。新办法第九条增加了关于计算加班工资等的基数标准，其指明，加班工资和假期工资的计算基数为劳动者所在岗位相对应的正常出勤月工资，不包括年终奖，上下班交通补贴、工作餐补贴、住房补贴，中夜班津贴、夏季高温津贴、加班工资等特殊情况下支付的工资。 关于加班费的计算，原条例的规定为依照“正常工作时间工资标准”折算，而工资一般包括包括计时工资、计件工资、资金、津贴和补贴、延长工作时间的工资报酬以及特殊情况下支付的工资等部分[注1]。但这一基准条款的重订，明显是源于多数企业长期以来采用最低工资标准计发劳动者加班费而引发的纠纷争议问题。此番修订恰恰合法化了企业的既往常规违法操作：允许企业通过灵活拆分劳动者工资组成，而以最低基数计发加班工资，进而达到降低成本的目的。 3、放开空间允许企业变相降薪惩罚劳动者。新办法第十七条规定，“劳动者违反劳动纪律或规章制度（“被用人单位处分”—已删除），企业降低其工资的，降低后的工资不得低于本市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此条款删去了“被用人单位处分”的必要前提条件，即意味著：当员工违纪后，企业便可直接对其降薪。 关于罚款问题，因《行政处罚法》只授予行政/司法机关才有罚款权力，而企业是否能对员工行使罚款权问题一直存在争议。但上海新办法显然不仅令企业可以“合法”绕过此限制，通过以“违纪”为由降薪员工，从而变相实现对员工的罚款管理；而且，罚款后的工资水平甚至无需比较同岗位的平均工资标准，实现变相降薪。企业大可利用此招对员工进行变相惩罚甚至逼迫其离职，而不需要负担相应的经济补偿金。 2021年《深圳市员工工资支付条例修正案（草案）》 在这样的政策支撑之下，深圳逐步开启了其劳动关系修法的举措。2021年5月27日，深圳市七届人大常委会第一次会议首次审议了《深圳市员工工资支付条例修正案（草案）》，这也是该条例实施近17年来，拟首次进行修改。修法对提高企业管理灵活性、降低用工成本的支持不容小觑，作为示范区的实践影响同样深远。 深圳市政府在提请修改该条例时特别强调，随著经济发展下行，部分大中型企业经济效益下降，小微企业融资不易、成本较高的结构性问题依旧突出，因此稳企业、稳就业是当前的迫切任务，亟须破除妨碍劳动力社会性流动的体制机制弊端。而条例的提出，首要任务便是要“增强劳动力市场灵活性，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深圳修正案的改动相较于上海，有过之而不及。 1、“不定时工作制”不适用加班工资规定。修正案将原条例第二十条修改为“经人力资源主管部门批准实行不定时工作制的，不适用本条例第十八条的规定”，即采用不定时工作制的员工在法定休假日工作的，将不再按照不低于员工本人正常工作时间工资的300%支付加班费（原规定）。这也意味著，采用不定时工作制的行业/岗位，无论工作时长如何，员工不再享有加班工资，相应的劳动者休息休假权也将难以落实。 针对特殊工时制的加班工资支付规范比照标准工时制规定，一直都在最早期的《工资支付暂行规定》（1994年）有所强调。但随著政策不断朝向资本本位，广东省、深圳市等地条例已经逐渐取消对此的限制。 关于特殊工时制，早在2009年6月，深圳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曾发布《深圳市实行不定时工作制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审批管理工作试行办法》，这个文件出台的意义在于扩大特殊工时制度的适用范围，使原本只是运输业和季节性作业的企业适用的特殊工时制度，被拓广到大部分民办企业都有权限申请。2020年发布的“深圳2020-2025方案”强化了这一政策导向。这也意味著，未来深圳在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改革中，“特殊工时制”的应用将会全面放开，新条例将令核心影响群体——从事非正规就业的蓝领工人以及处在互联网新业态的劳动者们——实际收入大大降低。 相信，后续关于推广和强化“特殊工时管理制度”的更多法律修订还会陆续来到。 2、工资支付期限被极大延长。现行条例第十一条和十二条规定，用人单位最迟应在本月22日前发放上个月工资，否则构成拖欠工资[注2]。然而修正案提出，为了增强市场主体在劳动用工方面的灵活性，结合企业生产经营实际，本次修改调整了关于工资支付日规定，将其延长至支付周期期满后的一个月，以减轻用人单位负担。工资延期支付一个月，于企业而言多了大量的现金流储备，但对于劳动者而言，却相当于变相“押”了2个月工资，那么这期间的房租、水电、吃饭等如何解决？这并不在法规的考虑范围。 2016年《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修正时，省人社厅承认目前法规的工资支付周期相对比较宽泛，赋予了用人单位较大的用工自主权，并没有硬性规定具体的支付日期，导致大部分用人单位一般都是在第二个月月底才发放上个月工资，“劳动者普遍要压2个月工资，一旦发生欠薪损失较大，处理难度也加大”[注3]。当时提出要求限定企业支付工资“不得迟于第二个月10号”，但最终省人大没有通过，原因未知。 深圳此举在原条例的基础上再一次放宽工资支付期限，显然不是为了服务劳动者，只会变本加厉令劳动者更加为企业所控制，难以在经济上实现选择自主。劳动者的经济生活抗风险能力将大大降低，颇有回到“以扣押工资来胁迫工人”的年代。这显然会增加大额欠薪或集体事件的概率，又是否会积蓄愤怒反而引发更大社会危机呢？ 3、修改奖金计发规则降低成本、牵制劳动者。现行条例第十四条规定，劳动关系解除或者终止时，员工月度奖、季度奖、年终奖等支付周期未满的工资，按照员工实际工作时间折算计发。在修正案中，此项规定被修改为：“按照劳动合同约定或者用人单位规章制度规定发放”，即将年终奖等收入的发放“最终解释权”完全交给了资方。 既往深圳发生多起关于追讨年终奖的相关官司，尤其与华为等大型企业有关，劳动者藉此条款得以争取到部分奖金权益。修正案的目的明显在于扼杀此类诉讼，直接剥夺劳动者的部分生产价值。各类奖金本身就是员工工作报酬的体现，只是被资方冠以不同明目在不同时间进行单独发放而已。可以预期，未来资方定会借年终奖/季度奖等钳制员工离职、或借机少发奖金，令劳动者的劳动价值被隐形剥夺。 4、最低工资标准由两年一调改为三年一调。在劳动部《最低工资规定》文件指出，最低工资调整应综合参考职工平均工资、经济发展水平、就业状况等因素，“每两年至少调整一次”。但此项规定在2015年悄然出现了变动：2015年底人社部发布不公开文件《关于进一步做好最低工资标准调整工作的通知》（人社部发〔2015〕114号）暗示地方政府可以修改最低工资调整年限和幅度，力求降低企业用工成本，变相修改《最低工资规定》。 修正案也对深圳最低工资的调整进行了修改，这与广东省2017年的调整一致（深圳特区不受广东省条例规管）。2017年广东省政府开全国先例，在《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工作方案》中将全省最低工资调整时限“两年至少一调改为三年至少一调”。深圳此次跟随调整，显然也是为了使企业人工成本上涨得到“合理控制”。从广东省此前的经验看，成本控制不仅体现在调整间隔时间的延长，在调整比例上亦从此前每两年20%左右的涨幅降低到每三年10%幅度。那么，作为全国房价物价最高的城市，深圳此番修正案下，每三年间工资涨幅该如何对冲通货膨胀影响下劳动者实际工资贬值呢？这一举一动都可能将置基层劳动者于更加脆弱的状态。 此外，修正案悄然去掉了关于工资条签收的要求，即单位只需向员工提供一份本人的工资清单，而无需员工签收。这看似影响不大，但在这样的规定之下，员工和企业要如何自证已经依法收/发工资条呢？而企业仍然存有可能性不发放任何工资条（这在大部分企业很常见），员工却可能反而被动陷入无法自证的处境中。 资本利益驱动的条例修订 最后，降低企业违法成本。上海令企业可延期发放工资无需提前报备，且拖欠工资无需补偿滞纳金，还可以通过变相降薪方式令员工妥协等；而深圳则在奖金计发规则上令企业掌握“解释”权，可用以牵制劳动者，工资条方面企业也无需提供员工签收。 综合上海和深圳的两次工资支付条例的大修订，以及近年来广东省在营商政策导向下的带头举措[注4]，“条例”以资本为重的转向趋势，折射的正是新经济形态下劳动政策的重要特征——服务于灵活性的市场机制，降低企业用工成本。但很明显，在这以资本利益驱动的条例修订背后，劳动者作为被修订的对象是被隐形甚至牺牲的。 相比于同样侧重资方利益的上海修订，此次的深圳举措之所以引起多次的公众关注，在于其被视为社会主义建设先行示范区试点的带头位置。深圳此番力推特殊工时制、修订最低工资调整间隔、延长工资支付期限等新劳动政策调整，无非就是为了未来全国全行业的推行“探路”，是改革的信号，对于未来全国劳动者境况影响将更为深远。 有媒体指出，在经济下行和疫情的双重危机夹击下，国际和中国厂商正在外流到东南亚和其他低成本国家，追逐廉价劳动力，这迫使深圳市透过工资支付政策改革，实现减薪以吸引企业投资[注5]。但同时不可否认的是，当下市场正在遭遇通货膨胀加上普遍的购买力下降，如今再加上工资新政，未来劳动者的境遇将令人更加忧虑。从长期看，这一个以资本利益驱动、加速用工市场灵活化的劳动政策大方向，绝对是有问题的。 外卖骑手反抗霸王条款、教育行业频频暴雷、公共服务外包下的劳工之困难以破解 01 教培机构遭监管重锤，员工被裁难拿赔偿 近来，全国范围强力整治校外培训机构拉开序幕。5月21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要求全面规范管理校外培训机构，坚持从严治理，对存在不符合资质、管理混乱、借机敛财、虚假宣传、与学校勾连牟利等问题的机构，要严肃查处。6月1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表示，对作业帮、猿辅导、新东方、学而思等15家校外培训机构进行重点检查。15家校外培训机构均存在虚假宣传、价格欺诈行为，分别予以顶格罚款，共计3650万元。 教育培训行业遭遇整顿大降温的同时，也意味著该行业从业者的寒冬。近日，有网友在各大社交媒体网络上爆料，称教育培训机构“粉笔”在大量裁员。在职场社交软件“脉脉”上，有认证为“前粉笔公考员工”的用户表示，此次裁员近7000人。还有微博网友爆料，粉笔教育裁员还在进行中，前一波是地市和区县分校大规模裁员，目前正进行总部各种项目部、部门裁员。 在线教育也受到严重冲击。作业帮开始进行大裁员，多地分公司的大量员工收到“离职”要求。“有的部门几乎一个人不留。” 行业中数一数二的头部企业、上市公司或者细分赛道里的新贵都没能躲过，开始收缩：一名被好未来录用的应届毕业生，在约定入职五天前临时接到通知，要求入职延迟至九月，否则便视为主动放弃。人事的解释是“公司业务调整”和“国家政策影响”。该毕业生发现，仅其所在地区，被延期的应届生就有上百名。 针对大规模裁员的报道，作业帮回应称“根据公司战略进行业务调整，包括正常的人员优化和流动，重点业务人才招聘仍在继续”。 在这一系列裁员风波中，这些公司的HR很小心地避开了“离职”、“毁约”等字眼，而是“优化”和“暂缓入职，等待通知”。“优化”，比“裁员”听起来似乎柔和多了，但资方的意图很明显——试图以此规避法定的经济赔偿金。根据《劳动合同法》，用人单位在解除劳动合同时，需根据具体情形判断是否支付、支付何种经济赔偿。 据网传消息了解，作业帮有很多员工被以所带班级学员的续费率不达标的所谓原因而被“正常优化”掉了，而公司则以个人业务能力的问题，不给予经济补偿。另有消息称头部少儿编程机构“编程猫”的裁员已持续一个多月，各部门加起来裁了七八百人，以录播课+定制课老师为主。“大部分没赔偿，很多人是被突击的，当天约谈当天走，而且是签了红线协议（即承认是踩了公司红线）再走。” 近几年，资本疯狂入局教培机构，致使其野蛮生长、乱象丛生。消费层面上，来自政策的监管惩治有必然需要，但教育培训行业普遍存在的劳资剥削问题却缺乏核心关注。 新闻来源： 在线教育雪崩：工作群里三天消失300人，上午卖课下午就失业 近日频发职校学生纠纷事件。6月29日，网络上广传一封求助信，一位农民工父亲在信中控诉读中专的儿子因不堪实习工厂强迫劳动而坠楼自杀。目前此事件相关文章在微信与豆瓣等平台上均遭删除。 据该父亲所述，17岁的儿子在湖北十堰市丹江口第四中学（丹江口职业技术学校）读计算机专业，后被学校集体组织到深圳宝安某公司实习，但所从事的的工作与本专业无关，实际上为流水线搬箱子。实习安排令学生不满，但学校以开除学籍为威胁，强制要求学生在该公司干满三个月。学生被要求一天搬十几个小时的箱子，不允许请假，不允许旷工；夜班时不能打瞌睡。若不按要求工作，监工的拉长会报告给学校，学校通报批评教育，不改者开除学籍。该父亲表示，儿子被安排夜班，数次提出调班申请，都被领导拒绝。而当其以身体不适向拉长请假，拉长以晚上睡觉没有看到请假条将其作旷工处理。班主任曾提醒父亲，若孩子再旷工一次将开除学籍。最后该学生不堪其负，坠楼自杀身亡。 这一起惨剧正是学校和资方合谋的结果。职校教育中的强制实习，企业需要廉价劳动力，而学校成了某种程度上的“中介机构”，学生成了被双重宰割的对象。教育部、人社部等五部委联合印发的《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规定》中明确要求：学校不得通过中介机构或有偿代理组织安排学生实习，不得安排学生加班和夜班。然而，职校实习背后的强迫劳动和真实悲剧却是时刻在发生。虽然国家提出要重视职业教育的发展，但是现阶段职业教育当中的各种问题却引人担忧。 6月，浙江、江苏发生了几起独立学院学生抗议将其转设为职业学校的事件。教育部6月4日发出公示，宣布计划将13所大学名下的独立学院转设成职业技术大学，其中江苏有5所大学名下的学院将与职业技术学院合并成“职业技术大学”。合并后，这些学校的毕业生不再享有大学本科文凭，只能获得职业本科文凭。 公示后，南京师范大学中北学院、南京师范大学泰州学院、浙江工业大学之江学院、浙江财经大学东方学院、浙江师范大学行知学院等多所独立学院学生都在校内抗议。浙江工业大学之江学院的学生拉横幅进行抗议，要求“转设可以，公办普本，拒绝职本”等。在南京师范大学中北学院，学生聚集在教学楼门口，要求领导给出说法。 有此类正在洽谈转设的独立学院学生表示，很大部分在读学生反对如此转设，主要原因是他们不认同所合并的高职院校的办学水平，不愿意变成职业院校的学生，觉得“低人一等”。 在学生和家长的强烈抗议之下，6月5日和7日，浙江省和江苏省教育厅相继发布消息：暂停独立学院与与高职院校合并转设工作。 新闻来源： 一个农民工父亲的求助信，他写得如同诗歌，为他刚跳楼的17岁儿子 近日，外卖骑手抗议平台不合理条款的事件屡见报道。 5月，有美团骑手在派送站点门口当众焚烧外卖箱子和衣服。据了解，该骑手因为一场交通事故导致脚踝骨折住院。在没有社保也不被承认是美团员工的情况下，骑手非但没有拿到工伤赔偿，在离职时，也没有任何经济补偿，还要倒赔站点四千多元。愤怒之下骑手点燃了自己花钱买的美团的衣服和送餐箱，来表达自己对这个行业冷漠的不满。 6月19日，更有美团沉阳骑手杨某为抗议美团抗议霸王条款，通过美团众包App抢单加派单，订单到手后原地直接点击取货和送达。在四个小时里抢到了253单，骑手杨某随后并没有提现，而是选择直接注销了美团App账号。 六月底，微博、抖音、头条等多个网络平台上有多人相继爆料，全国多个城市疑似发生多起外卖骑手罢运事件，导致餐品无人接单或配送，使得多个外卖平台的运营、顾客和商家的活动均受到不同程度影响。据云南安宁骑手称，最近当地几个站点300多名骑手因为公司降薪而罢运，后加盟商暂时妥协，并出具《不调薪承诺函》。 截至目前，除了沉阳骑手为反抗“霸王条款”狂抢200多单后原地点送达被一些媒体报道之外，其他各个疑似罢运事件均未被公共媒体报道或被平台承认。但根据当事顾客曝光和商家间接承认来推测，仅6月下旬，类似事件或已在各地发生多起。 最近两年，骑手群体的残酷生存状况受到社会广泛关注，“困在系统里”、“变相降低春节补贴”等恶劣事件更是上了全网热点。各外卖平台曾多次表态会通过优化系统等方式来改善骑手工作机制，相关部门也多次宣称会发力推进与骑手相关的劳动及社会保障。但从目前的现实状况看，全国外送单价持续降低，骑手工伤/职业伤害保险等社会保障仅个别地区有较小程度推进，平台系统运营机制鲜有改善。面对恶意差评和罚款骑手仍然难以招架，缺乏基本的尊重和协商空间。 所以也很容易理解，在钱越来越难挣、工作环境越来越恶劣、被口头承诺过的改善迟迟不到位的情况下，一部分骑手实在等不下去了，不愿意坐以待毙或等待施舍，而选择用自己的方式去争取利益，抑或教训平台。霸王条款的根源在于完全不对等的劳资关系，只有用骑手自己的行动增强其谈判力量，才有可能获得基本的尊重与改善。 新闻来源： 近日！网曝全国多地骑手疑似罢运，尚无任何官方消息 刚刚过去的“618”快递小高峰，根据快递100推出的《2021年618快递服务质量大数据报告》显示，从6月1日到6月20日，全国累计揽收快递超过65亿件，快递日查询峰值超过3.8亿次；快递投诉量比平时增加53.44%，近70%的快递员在618期间遭到投诉，且他们中的54.95%在短短的20天内被投诉超过3次。 这些投诉中，有超过70%的人对快递不送货上门表示不满意，成为导致投诉的重要原因之一。在此期间，“快递员送货不上门”的话题再次登上热搜榜。 6月25日，中消协也发布了“618”消费维权舆情分析报告，监测期内，共收集快递、外卖配送类负面信息63043条，负面信息在6月2日出现峰值。消费者吐槽较多的配送类问题主要有：不送货上门、乡村取件加收快递费等问题。广东省也出台了相关文件重拳打击上述两种现象。 关于快递送货上门问题，为何会如此之难呢？有网络讨论指出，首先有来自各方面的阻碍，例如门卫、物业，窃贼、小偷，很多时候还会碰到客户不方便收货或者没有接听电话的情况，浪费了很多的时间。 而最主要的原因，来自于越来越低的派费。长时间价格战背景下，导致企业本身盈利能力大幅下降，加盟商的利润也大不如从前。而派件量却比以前增加了很多。因此根据快递员每天的送货量，每件快递都送货上门根本不现实。一位通达系的快递员表示，如果能给我顺丰、京东的派件费，我也可以做到送货上门。 可见，快递不能送货上门是个行业问题，而一旦被投诉，责任基本上都在快递员身上，动辄即罚款。在与网点、总部、消费者多方之间，快递员往往是处于弱势的一方。 近期，各地也开始针对快递市场的监管出手频频。例如宁波市邮政管理局发布消息称，为确保快递市场秩序稳定、市场价格合理，第一时间组织约谈了中通、圆通、百世、申通、韵达宁波地区负责人，强调落实五项措施，其中之一是要求立即停止乱下指标、乱降派费、乱罚款、低价竞争等影响行业健康发展的乱象。对于能否改善快递员的处境来说，实际执行效果仍有待观察。 新闻来源： 618近7成快递员遭到投诉，关爱快递小哥应多管齐下 6月4日5时18分，武威工务段在兰新铁路玉石至金昌区间下行线组织大机维修作业时，施工作业人员进入上行线路，被正在通过的K596次列车碰撞，致9人不幸遇难。根据相关报道，9名遇难者全部为工务段的外包人员。 在2008年《劳动合同法》实施前后，铁路部门早早刮起了裁员潮、强迫“合同工”员工改签劳务派遣潮。被迫成为“派遣工”的铁路工人们，得忍受著比正式工人少起码三分之一，又没有休假、住房公积金未按标准比例缴纳等一系列的福利。后来，因这过于剥削性的制度被滥用和引起工人们的反抗，2012年新法出台，对劳务派遣的使用比例和岗位性质等都加以限制。 经过4年的整改，铁路集团所使用的劳务派遣工比例被控制在了不超过用工总量的10%，可这都是靠要么将劳务派遣工裁员，要么将大量劳务工再降级转为待遇和保障更为恶劣的外包工所实现的。不管是这次事故发生的工务段维修工作大量转向外包，货运系统的一线装卸工作也外包，就连后勤服务也早早转劳务外包。签订合同的劳务派遣工，作为用人单位的铁路集团还需要为其购买社保。但这劳务外包工，不管是合同还是社会保障，都不再与铁路集团挂钩了，也不会有像派遣工那般享有为数不多的转正指标，名副其实是被“用完即弃”的电池。 打从2013年铁道部“政企分离”开始，到2019年正式整合为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我们见证的是一个中国铁路的公司化进程，中铁集团的盈利成为了铁路运行的首要逻辑。利润最大化的运营模式也直接导致了“责任都在工人”的典型安全甩锅套路。一方面缩减人手导致留下的工人工作量大增，而过劳本来就对安全有害；另一方面，本应是临时性、辅助性的派遣工被广泛的当作正式工人使用，安全培训、安全工作环境也被节省掉了。 另外，还有媒体报道兰新线事故中9名遇难者全部是女性。此消息引发了更广泛的关注，据网友反映，很快相关帖子在微博、豆瓣上被删除。在全球范围内，女性都更容易沦为不稳定劳工，弹性工作群体。一些边缘性体力活如工地小工、轻维修工人等也会倾向于招收更“便宜”的女性工作者，但是这一群体的状况却鲜少为外人所知。 新闻来源： 多数事务社｜修桥补路无尸骸！兰新铁路列车撞人，草草整改学习了事？ 六月中，有网友在淮安网app上披露，淮安侨银环保公司自四月以来，已经拖欠环卫工工资两个月了。端午节前各部门开会时称，是市政府某部门欠了环卫工工资没有给付。公司曾承诺端午节前发工资，但是并没有兑现。 也有来自河北沧州市侨银环保公司的环卫工人在河北政务平台投诉，“侨银公司已经拖欠了我们3个月的工资，我们没有其他的收入，只依靠这点工资养活我和家人，请政府给我们做主”。据此，我们难以确定环卫工人工资拖欠是否由于某地市政府财政的原因，但侨银环保公司本身的问题必脱不了干系。近半年来也多有侨银环保多家子公司亏损的消息。 在去年疫情期间，作为市政环卫行业上市的两个外包公司——玉禾田与侨银环保——由于不错的业绩受到关注，盈利能力、成长能力和现金流似乎都很突出。但是作为高度劳动密集型行业，利润与业绩基本上都靠从劳动者身上“拔毛”。也有专业人士分析，劳动密集型企业成本杠杆是非常大的，今年业绩高增长主要是由于毛利率同比暴增，而暴增的毛利率、净利率根本原因主要是人员社保和税收减免；而疫情一过，补贴政策退坡，还是会尘归尘、土归土，并且为明年上半年构筑出一个很难逾越的高基数。如今看来侨银环保公司就可能遭遇到了这样的困境，在盈利困难的情况下，只有以扣押环卫工的工资来抵。 而玉禾田公司的盈利模式也无出其右。根据玉禾田所发布的2020年前三季度财政报告显示，这家企业的总营收共计为31.5亿元，而这其中净利润就足足有5.28亿元。事实上早在2020年年初时，玉禾田一线环卫员工的总数就已经达到了5.9万人，同时值得注意的是，这其中有3.4万人都是超龄职工，这些超龄职工占据总职工人数的57%，也有人称正是因为这3万多的超龄老人支撑起玉禾田的发展。 雇佣超龄职工最大的好处就是无需再为其缴纳社保，这就为企业省了一大笔开支。同时，辞退这些职工也更容易，无需额外支付经济赔偿金。但大量雇佣这些已退休的六十多岁老人也是这个企业最大的诟病之处。由于没有工伤保险，如若发生安全事故，这些老人也没有任何保障，成为企业该弃则弃的包袱。已成为国内知名清洁服务行业的代表企业，玉禾田靠这样的方式保持盈利实为人所不齿。 新闻来源： 网爆！淮安某公司拖欠环卫工资快2月！良心不痛吗？ 南方都市报报道，从去年中旬各大互联网巨头入局社区团购以来，这一年度最火热赛道因为低价抢市、巨额补贴等不正当竞争行为迎来了密集的监管节奏，巨头们疯狂烧钱的“焦土战略”更是让线下不少夫妻店、小超市面临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 多家A股超市企业受到社区团购冲击。永辉、联华、家家悦、高鑫零售（大润发）、步步高等一众零售上市企业陆续披露2020年财报及2021年一季度业绩，财报收入皆见明显下滑。作为社群团购战场中心的湖北、湖南地区，实体零售企业受到冲击尤其明显。 零售企业中与社区团购经营品类重合度越高的业态受冲击越大，比如超市大卖场，菜市场、夫妻店等社区小业态。“不过，上市零售企业规模化运营，目前的冲击有疫情的叠加因素，对比来看，菜市场、夫妻士多店等业态缺少资本和管理能力，抗风险能力更弱。” 在社区团购平台持续的低价倾销下，供应商们也因持续的低价及利润挤压，正面临严重的生存困境。供应商们也开始就有一些联合反抗行动。此前华海顺达、卫龙等多家供应商发布通知，禁止给“严重低价”的社区团购平台供货，因为这严重扰乱了经销商的价格秩序，收到了很多投诉。6月1日，某头部互联网公司社区团购平台的九江中心仓中，一群当地的粮油经销商鱼贯而入，一人一角，手动拉起了一条白底黑字的横幅，上面写著“杜绝平台低价倾销，给供应商基本利益”。 由于巨头们的社区团购的疯狂补贴对零售实体店的严重影响，针对社区团购平台的监管力度正逐渐加码。3月3日，市场监管总局对橙心优选、多多买菜、美团优选、十荟团、食享会等五家社区团购平台的不正当价格行为作出行政处罚，认定它们违反了中国《价格法》第十四条的相关规定，涉嫌不正当价格行为。 今年第二季度，国务院常委会、市场监管总局、商务部等多个部门多次在相关会议中指出社区电商、社区团购等业态常见的不正当竞争等问题，深入推进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依法查处具有优势地位的企业为抢占市场份额恶意补贴、低价倾销等行为。 日前，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对十荟团的不正当价格行为，作出顶格罚款150万元的处罚，并责令江苏区域停业整顿。而这也是十荟团因同样原因继今年3月后再次被罚。多家社区团购再被要求收紧补贴，“一分钱秒杀”的促销活动也被要求下架。易观流通行业中心高级分析师何懿轩认为，此次监管信号收紧，可能会对社区团购行业的扩张速度产生一定影响，投资者也将更加谨慎，但未来仍然是快速渗透的过程。 新闻来源： 社区团购冲击波：商超营收大降，实体小店“人去场空” 6月16日是是国际家政工日，也是国际劳工组织第189号（C189）关于家庭工人的体面劳动公约（2011年）通过十周年。国际劳工组织认为，过去十年中，家政工人的工作条件没有得到改善，并由于疫情而变得更糟。在《关于家庭工人体面劳动的公约》通过后的十年里，菲律宾是亚太地区唯一一个批准该公约的国家。 目前全球有7560万家政工人，其中亚太地区3830万。大部分家政工人是女性，且从事非正规 就业。由于劳动和社会保护方面存在长期差距，家政工人在危机面前更加脆弱，公约通过十年了，家政工人仍在为平等和体面劳动奋斗。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当天发布的一份新报告—《让家政工人的体面劳动成为现实：<2011年关于家庭工人体面劳动的公约>批准后十年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进展和前景》强调，亚太地区绝大多数的家政工人（61.5%）完全被排除在国家劳动法外，且84.3%的家政工人从事的是非正规就业。据估计，疫情对亚太地区的家政工人产生了巨大影响，非正规程度高和缺少法律保护导致其失业，预计失业人数比其他工人高出2-3倍。 另外，2017年由国际劳工组织出版的《移民与城市：有关中国家政工招聘、就业 与工作条件的行业研究报告》显示，虽然我国劳动法在对的各方面保障上高于国际劳工标准，但是只有与员工制家政服务公司签订《劳动合同》的家政工才适用劳动法，而这些员工只占了总体的10%，同时也缺乏专门的家政工劳动保障标准；90%以上的家政工无权缴纳社保，致使其重要的社会保障缺失。而雇佣关系界定不清、家政工受聘于家政公司还是雇主、劳动合同/协议不规范等问题也是家政行业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这直接导致中国现行针对家政工的法律保障标准与C189的要求差距较大。 新闻来源： 非正规性和被排除在劳动法之外仍是亚太家政工人获得体面劳动的障碍 多个指导意见直面行业痛点，快递员、外卖员等将迎来春天吗？ 导言：“行业剪报”关注基层服务行业动态，为你呈现与服务业劳动者利益息息相关的核心资讯。本期剪报摘取7月份核心新闻。7月份，洪灾、台风等极端天气多地频发，劳动者的劳动状况值得关注。河南洪灾牵系著千万人的心，灾难中环卫工、建筑工等一线工人被困；台风“烟花”席卷长三角，美团推出跑单奖励，打造“敢死队”。另外，人社部等联合发布多个意见，直面多个平台劳动的行业痛点，但是能否因此就可以改变平台劳动者的生存状况呢？这个问题，值得持续关注。 01 多个指导意见直面行业痛点，快递员、外卖员等将迎来春天吗？ 7月，中央部委、工会等多个部门，相继联合发布三个关于新就业形态劳动保障权益的相关指导意见，直面平台经济行业长期存在的侵犯劳动者工资保障、休息保障、职业健康保障的行业痼疾。 7月8日，国家邮政局等七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做好快递员群体合法权益保障工作的意见》，该意见提出保障快递员的合法权益，具体包括：保障快递员合理的劳动报酬；落实带薪休假制度，保障快递员休息休假权利；督促企业与快递员签订劳动合同并缴纳社保，推动工伤保险参保；遏制快递行业“以罚代管”的乱象；督促企业提供安全良好工作环境。 7月16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八部门联合发布《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明确新业态行业中平台责任、报酬、休息、职业伤害保障等多个焦点问题；直面新业态行业的多个劳权痛点。具体包括：规范用工，“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的，企业应当依法与劳动者订立劳动合同”；按时足额支付，不得克扣或者无故拖欠；法定节假日支付合理报酬；督促企业为劳动者参保；建立健全职业伤害保障体系；以及保障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子女在常住地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 7月26日，市场监管总局等七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落实网络餐饮平台责任切实维护外卖送餐员权益的指导意见》，同样就劳动收入，在劳动强度、劳动时长、社会保险参保等方面要求平台企业提供相应劳动保障。 我国灵活就业人员已达2亿人，近年来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数量大幅增长。2020年，共享经济服务提供者约8400万人，毋庸置疑已是劳动群体的主力军。但新业态劳动者却长期面临劳动合同签订、劳动关系认定、社保缴纳、职业伤害保障等体系性的问题。 以快递员为例，国家邮政局发布的《2019年全国快递从业人员职业调查报告》显示：75.07%的快递从业人员月收入在5000元以下，月收入超1万元仅占比0.73%。工作量大、时间长且休息少是不少快递员的常态：每天工作8-10小时的占46.85%，每天工作10-12小时的占33.69%，近2成从业人员工作12小时以上。报告显示，提高计件工资、提高加班工资、按照法定休假、提供社保、签订合同、提供意外险等是快递员从业者的集体诉求。 此次，多个部门出台指导意见，是对劳动者群体诉求的直接回应，无疑为劳动者合法合理维护自身的权益提供有力的保障和依据。而劳动者能否就此真正迎来“春天”，该政策是否能真正改善劳动者处境，扭转此前的困境，还有待劳动者的争取以及相关部门的积极监督。 新闻来源： 21深度｜爆仓、价格战，快递业内卷！七部门“入场”解局 2021年已有北京、上海、浙江、江苏、天津、黑龙江、江西、陕西、新疆、西藏等省市发布通告，对延迟了一年的最低工资进行了轻微的调涨。其中，北京从8月1日起，调整月最低工资标准从2200元调整到2320元，增加120元，涨幅5.5%；上海自2021年7月1日起，月最低工资标准从2480元调整到2590元，增加110元，涨幅4.4%；浙江从2021年8月1日起，调整为2280元、2070元、1840元三档，涨幅为13.4%；江苏2021年8月1日起调整江苏省最低工资标准为一类地区2280元；二类地区2070元；三类地区1840元，涨幅12.8%。可以看出，北京上海等地涨幅稍低。而原本预计7月份调整最低工资的广东省，迄今未见通告。 2004年起实施的《最低工资规定》要求各省市适时调整最低工资标准，“每两年至少调整一次”，有条件的省市则采取每一到两年调整。依此设定，2020疫情年原本应是最低工资调整的“大年”——全国31个省市中有21个省市按规定需在2019/2020年前调整工资，其中有多达9个省市最近一次调整最低工资已是2017年。值得注意的是，即便已有广西、福建、青海等9个省市在2020年调整了工资，但均是2019年提前宣布的。即便没有中央公开文件说明，可预见在经济未全速复苏的情形下，2020年全国城市均统一冻结了最低工资调整，并将调整整体延缓到了2021年。 最低工资标准关系到每一个基层一线劳动者的基本生存状况，是生活“兜底”的基线。其确定和调整，主要参考劳动者最低生活费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经济发展水平、就业状况等因素。疫情当下冻结工资固可理解，但疫情后最低工资调整幅度应比照物价水平，劳动者才有办法实现基本的生存消费保障。 新闻来源： 观察周报02｜危机开始的2020年：全国冻结最低工资，疫情后拥抱用工灵活化 七月，全国多地高温天气频发。高温天气下，从事户外作业的一线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益和保障问题引发关注。据多个媒体报道，各地高温补贴政策落实情况出现“冷热不均”的现象。 央广网、东方网记者走访发现，南宁市良庆区等地建筑工人以及快递员从未听闻过“高温补贴”；也有同为外卖骑手但待遇不同的情况，广西一地骑手直接与平台签约可享受高温津贴，但外包（众包）骑手则无。此外，据北京日报报道，高温津贴的发放在不同行业呈现出较大差别。在一些行业企业按照国家标准发放高温津贴之外，也有企业的发放金额显然打了折扣。而在外卖等新兴互联网行业，多名骑手却表示，暂未享受到高温津贴。 外送行业中，有些地区的高温津贴和跑单量挂钩。《IT时报》记者走访上海闵行外卖点发现，站点制定夏季奖励规则表，将冲单量和补贴挂钩。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卫雪艳对此表示：“高温津贴300元’不可以以消暑物资或者冲单奖励等其他形式发放。单位应当为高温作业、高温天气作业的劳动者提供足够、符合卫生标准的防暑降温饮料及必需的药品。而且跑单奖励是不确定金额，有的拿得多有的拿得少，不应该冲抵高温津贴。” 除了高温津贴之外，防护用品、清凉饮料等补助缺位严重。有外卖员反映未收到防暑降温装备，“工服能透气，就算照顾我们了”。 此前，“服务业劳洞”《高温津贴政策的制度之困》一文指出，高温津贴政策尽管已实施近10年，但依旧存在诸多问题，包括以清凉饮料、防护用品代替津贴；监管缺位，以及外卖员、快递员等新业态从业人员难以被覆盖等问题。文章认为，当下高温保障体系逐渐落后于实际经济发展，成了“鸡肋”。 新闻来源： 广西进入“三伏天 ” 高温津贴发放却是“冷热不均”？ 据官方通报，截至7月28日，自7月17日以来的河南强降雨已造成全省150个县市区、1366.43万人受灾，73人遇难。洪灾中，大量工作于一线的劳动者生命受到威胁，通过社交媒体发出求助信息。 据豆瓣用户“隔壁车间玉主任”文章整理，20日8点半，微博上一名趟著漫过肚子的水回家的市民表示，见到“郑州高新区西三环延长线桥下有环卫工人抱著大树”，请求救援；20日晚上12点，有网友表示郑州市绿博大道、良秀路路口的工地坍塌，工人被困；随后，当天铁路局洛阳工务段穆沟工区多名职工被困两天，“房子快塌了”，“山区可能发生泥石流”；辉县市袁家村赵固二矿的工人被困、失联；新乡工人被困等消息均陆续在社交媒体涌现。 据澎湃报道，21日凌晨河南省巩义市米河镇中建六局工地有一百多位工人被困一天，没水没食物。当日下午自行施救，部分人转移到了一个坡前的平民人家，等待救援。最终于21日上午被安全撤离。另据《凤凰WEEKLY财经》7月20日晚，郑州富士康厂中牟县厂区近一千八百名工人被困于宿舍，直到7月22日下午5时左右，滞留工人才基本脱困。 奔赴抗洪第一线的救灾工人的处境也值得关注。大河网报道，20日，郑州科学大道附近20多名环卫工人需24小时驻守，为涉水通过行人提供安全指引。 新闻来源： 河南暴雨中一线工人的微弱呼救 台风烟花于25日中午于浙江省舟山普陀沿海登陆，后续影响杭州、嘉兴、上海等地。25日凌晨，一名外卖员——昵称为“吴喦”的豆瓣用户，发文《台风天美团需要骑士敢死队》称，美团为台风登陆点上海的外卖员，准备了7个活动、共计629元台风跑单奖励，活动时间为24日至26日。 外卖平台巨头美团、饿了么回应界面新闻，称将依据天气预警，实时缩小配送范围；同时提出为保障安全，部分配送站点根据客观条件仅恢复短距离接单，恶劣天气影响的超时罚单免责；但并未取消全部配送服务。叮咚买菜、每日优鲜为应对运力需求，一线人员取消休假，骑手全部到岗。 与此同时，“台风天点不点外卖”的讨论在微博、知乎等社交媒体平台上登上热搜榜首。近年来，该问题在台风天气频繁时期常常成为网络热议话题。类似的讨论一直存在，但并未为骑手争取到是指权益——讨论一方面推卸平台商家对劳动者权益保障的责任，另一方面也将这个责任甩锅给“消费者”。 此前据澎湃新闻报道，2019年台风“马利奇”来袭上海，部分外卖站点明令不能请假，否则按旷工处理。2019年8月10日台风当晚，上海一名外卖送餐员顶著台风天和大雨骑电瓶车送外卖，由于道路积水过深，不慎触电身亡。 新闻来源： 台风“烟花”来袭，美团饿了么等多个平台调整配送服务范围 7月20日0时至22日24时，短短72小时，南京禄口机场新冠感染者增加41例。23日，中国青年报发图呈现感染轨迹，感染者皆为机场基层工作人员。随后，微信公众号“化心为宇”发文《罪恶的劳务派遣制度：南京禄口机场哪些卑微的受感染的保洁女工，谁来保障她们的权利》披露被感染者背后被忽视的劳动权益问题。文章引用社交平台信息指出，机场保洁外包是疫情扩散的重要根源，外包公司和机场互相推诿，国外航班和国内航班保洁工作交叉，“劳务公司将大量员工推给机场，但双方好像在劳务员工的防疫安全装备及知识培训方面都在推皮球，最终导致疫情井喷式爆发”。该文在多个社交媒体被频繁转发。而后续相关感染是否在工作人员中扩散的调查，并没有相关的新闻报道。 据人民日报直属媒体《健康时报》报道，禄口机场外包公司的保洁工人基本居住在机场附近的街道，工资5000-6000不等。外包公司为了省钱，将两个人的活由一个人承担。外包公司为追求利润，只从省钱角度考虑，没有把境外和境内的保洁员进行严格区分。而且也没有承担高风险工作者的住宿管理、感染防范保障，导致“保洁员回家感染家人”。 新闻来源： 南京禄口机场“失守”：保洁外包，境外境内航班保洁人员不分 7 月 3 日，58 旗下的家庭服务平台“天鹅到家”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递交招股书，申请上市，若成功上市将成为中国互联网家政第一股。招股书显示，平台对家政工的抽佣比例高达30%，引发争议。 天鹅到家主要业务是家政服务，包括保姆、月嫂、保洁、护士等提供家庭服务。在该平台注册认证的“阿姨”共有超150万。招股书显示，截至2021年3月31日，天鹅到家累计拥有超过1600万注册用户，累计服务超过420万用户。不过，只有29%的用户完成了至少一笔家庭服务交易。 招股书披露，平台收入主要依靠对月嫂、保姆等劳动者进行抽佣，佣金比例高达30%。招股书显示，在天鹅到家上，2020年用户请月嫂平均每次要支付1.25万元，而2021年月嫂的费用则涨到1.35万元每次，每次平均服务时长26到42天。天鹅到家的抽成约为30%，即劳动者需要支付佣金3700-4500左右。 尽管平台抽取高额佣金，但却未能为家政工人提供基本的劳动保障。招股书透露，公司已计提 ” 五险一金 ” 费用，但未按中国法律要求足额缴纳员工的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由此显示，目前天鹅到家并未为劳动者提供社保。 多家媒体报道“天鹅到家”，自2019来三年累计亏损18.22亿元。亏损主要源于庞大的销售和市场支出。“天鹅到家”亏损现象背后的逻辑与外卖、网约车等平台经济行业的运营逻辑类似：平台支付大量资金获取用户，以赢得市场中的垄断地位，而并未将劳动者的权益纳入考虑范围；反而，随著平台的市场扩张形成垄断地位，劳动者议价权可能逐渐丧失。 新闻来源： 天鹅到家IPO隐忧：月嫂高抽成仍巨亏 员工未足额缴纳五险一金 7月16日，苏州劳动法庭揭牌，这是经最高人民法院批准在地方设立的全国首家劳动法庭。今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批复同意在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设立审理劳动人事争议案件的专门审判机构——苏州劳动法庭。苏州劳动法庭从提出申请到挂牌成立，仅用了2个月时间。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高憬宏表示，“全国首家劳动法庭的设立，既是苏州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求，也是应对劳动争议纠纷领域新情况、新问题的必要举措。”官方表示，成立专门的劳动法庭，有助于不断提升专业化审判能力和水平，满足相关司法需求，同时维护好快递小哥、网约工等各种就业群体的合法权益，规范新型用工关系，促进新业态新模式健康发展；促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推动营造法制化营商环境。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教授沉同仙认为，劳动法庭将在劳动争议案件审判、劳动法律法规完善以及劳动争议前瞻性研究等方面，为全国带来良好的示范效应。 新京报发表社论表示，近年来，劳动者维权意识、法律思维不断强化，劳动争议案件的处置也变得越来越常态化、复杂化。不仅案件数量持续增加，新业态的出现，劳动关系认定、争议纠纷调解处理等也给审判专业性提出了更高要求。此一背景下，设立专门的劳动法庭，无论是之于更好地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还是推动构建和谐的劳动关系与劳资环境，同时，这是保护好新业态下的劳动者权益的内在要求，也是呵护新业态发展不可或缺的司法保障。设立劳动法庭，就是在此方面的积极响应。 新闻来源： 保障和谐劳动关系 全国首家劳动法庭在苏州揭牌 6月29日，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2021年货车司机从业状况调查报告》，通过大范围调查对货车司机群体进行画像。报告显示，中国货车司机主要以大龄、低学历、农村户籍、男性群体为主，对年轻从业者吸引力显著减弱。 调查显示，目前货车司机的年龄集中在36-45岁之间，占被调查货车司机的48.7%；46岁以上货车司机占比为25.8%。35岁以下司机占比为25.5%，其中25岁以下司机仅为1.4%。货车司机疲劳驾驶仍然是普遍问题，82.4%的货车司机日均工作时长在8小时及以上，存在疲劳驾驶风险。同时，货车司机日常工作中，等待和停车等无效工作时长占比依然较大。 收入方面，大部分司机月收入在5000-10000元，占比为57.5%。月收入1万以上的司机约占到三成。与较强的劳动付出相比，货车司机对收入水平不满意率达到62.9%，另有三成货车司机对目前的收入满意度一般，且其中56.6%的营运车辆目前还在偿还贷款中。 7月初，上市未满半月号称“数字货运第一股”的满帮集团遭遇了监管危机。7月5日上午，国家网络安全审查办公室宣布对“运满满”“货车帮”进行网络安全审查。公开资料显示，满帮是一家货运调度平台，其前身是运满满、货车帮，其此前已曾因涉嫌侵害货车司机合法权益被约谈。 随后，7月中旬，交通运输部研究审议《关于加强货车司机权益保障工作的意见》等文件，会议要求，要梳理分析如今道路货运业发展面临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研究提出具有针对性的举措，加强货车司机的合法权益，加快推动道路货运行业的健康、稳定发展。 7月份监管举动和政策会议引发货车司机热议。其中，“取缔货运平台或管理好平台”的呼声较高。近年来，依托移动互联网搭建的货运APP层出不穷，很多平台为吸引货源和运力，导致运价被压低，直接造成了货运市场的不良竞争。与此同时，“建议取消货运资格证”的呼声也居高不下，许多卡友认为：这都是因为办证、继续教育环节都存在收费环节，这个环节令相关部门有利可图。卡车司机反映最强烈的还有扣分制度，不管是12分，还是通过一定手段得到的20分，如果扣完，就意味著卡车司机无法再继续拉货，有的甚至被吊销驾照，这是他们养家糊口的工具，一次不小心违章了、违规了就丢掉工作，处罚明显过重。 新闻来源： 货车司机调查报告：仅17%司机受雇，对年轻人吸引力弱 职业学校的困境：从不被看见的职校生，到欠缺保障的劳动力 前不久，就读于深圳市第二职业技术学校的“汽修女孩”古慧晶接受媒体采访，表示读职校不是混日子；与此同时，作为对职业教育改革政策的回应，不少新闻报道以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的职校为例，试图证明读职校也能拥抱美好未来。的确，随著国家对职业教育的大力支持，越来越多令人惊喜的现象将会在部分试点学校和试点专业涌现。 但另外一些故事依然在角落生长：今年6月，某地一所职校的17岁学生余某从深圳某电子厂宿舍六楼坠亡；去年9月，某地一所职校的16岁学生李某从昆山某工厂坠楼身亡。似乎只有在这样的暴烈瞬间，他们才是可见的。 这些事件看似矛盾，实则呈现出了职校的多重面貌。由于职业教育具备“经济”和“教育”的双重属性，它的发展和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有著不可分割的联系。职业教育的经费投入、办学规模和资源配置取决于区域经济的体量，专业设置取决于区域经济的特征，而学生的实训和就业情况同样与当地的产业发展水平息息相关。具体而言，我国东部地区的中等职业教育发展得最好，教育资源尤其是教育经费和固定资产充足；而中西部地区中等职业教育发展相对落后。特别的，当我们深入中西部地区的县域或农村职校，会发现“混日子——成为廉价劳动力”确实是大多数职校学生必须面对的现实。 对于每一个学生来说，进入职校、成为职校学生、走出职校的道路极其漫长。而我们对此知之甚少。即使是从最后的瞬间出发、回溯，职校生的故事里也不只是那些暴烈的时刻，可能还有从家乡到广东、江苏工厂的漫长路途，有无聊的课程，有对家人的愧疚或怨恨。当然故事里会有痛苦、压榨和不堪，但它们真的不是一个个遥远的都市传说。 谁在念职校？ 根据2019年教育部统计公报，中国初中毕业生升入普通高中的比率约为57.7%，这意味著超过四成的初中毕业生不能升入普通高中。同一份数据表明，我国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为89.5%，在校生合计3994万，其中普通高中在校生2400万，中等职业学校在校生1576.47万，成人高中在校生3.12万。也就是说，中等职业学校在校生数量占高中阶段全体学生的40%。与如此庞大的数量形成对比的是，在生活中，在媒体上，在学术杂志上，我们很少看见他们的身影，听见他们的声音。 一项针对北京市1866名打工子弟学校学生的调查研究发现，初中毕业后只有不到一半的学生继续在各类学校学习，且就读职高比例远远高于就读普高比例。根据调查数据，同一区域内，薄弱初中普高升学率不足25%，普通初中在40%～50%左右，优质初中普高升学率可达70%以上。如果我们考察一下升入重点高中的比例，不同初中的校际差异则更加悬殊。和优质初中相比，普通或薄弱初中汇集了那些更低阶层的学生，而这些学生也更有可能流入中等职业学校。 教育再生产理论提醒我们，进入怎样的学校，接受怎样的教育，获得怎样的成绩，这并不是一个纯粹的个人能力问题。的确，大多数职业学校学生都没有考上高中，但一切并非“中考失败”这么简单。首先，中考失败有很多个人层面以外的原因。其次，即使同样没有考上普通高中，富裕家庭的学生往往可以花钱上私立高中，但是对于来自低阶层家庭的学生来说，一旦丢失了分数这张唯一可靠的入场券，就再没有金钱铺就的“大道”可以走。事实上，中等职业学校的学生主要是来自农村贫困家庭的孩子和被排斥在城市教育体系外的流动儿童。在许多城市，受到户籍制度的限制，大多数流动儿童在初中毕业后没办法升入所在城市的公办普高。他们中的很多人会选择回老家就读，要想留在城市，只能在职业学校继续接受教育。而对于农村学生来说，他们接受高中教育的机会相对有限，职业教育可能是他们继续接受教育的唯一途径。 教育资源的集中化与迷茫的农村学生 1998年左右，中国县城里的农村高中和职业高中达到顶峰，而随著县城城区内高中的扩张，其它普通农村高中和职业高中受到挤压，办学规模逐渐萎缩。Y县中等教育的历史发展经历了类似的变化。其中，Y县一中的建立是一个重要的节点。在此之前，大多数学生在各自乡镇的高中接受教育；在此之后，学生们争相进入Y县一中就读，全县高中教育内部的等级性越发凸显，渐渐呈现出“Y县一中显著优于乡镇高中和郊外学校”的面貌，而这直接影响到学生们的择校行为，影响到他们对于未来的期待。 “地方教育场域并非双重二元的，而是由上到下的四层结构，即“省会学校—地区级学校—县重点—县非重点”，且教育资源的向心过程并非简单地从一元流向另一元，区域间的流动逐层发生在省会、地级市、县之间，重点、非重点间的流动则主要发生在县一级。而且，逐层汲取的动力看似是市场的，其根本却是政策的或制度的。”（常井项，2019）教育资源的集中化，将大量低阶层学生（尤其是农村学生）排除在系统之外。 “当重点与非重点间差距过大时，对学生而言，非重点学校就不再构成一种升学的有效‘管道’，因此劣势区域希望进一步升学的学生面临著更强的竞争与系统性的排斥。这一排斥的根本原因是高中间的差距扩大，却最终体现在‘初升高’阶段中。”（常井项，2019）中等教育资源的集中化促成了一个类似于金字塔的格局，学校之间的力量对比影响了学生们的择校行为，甚至促使部分学生在中等职业教育和普通高中教育之间选择了前者。 念职校，仅仅因为考不上普高吗？ 人们总是认为职校学生不如普高学生，不如大学生，觉得他们有各种恶习，甚至直接将他们称为“流氓”。学业成绩和道德素质，以一种诡异的方式被等同起来。然而，在田野里，我却多次被这些学生的善良、成熟和纯真所打动，我常常觉得，他们比当年同样16岁的我要懂事得多。 程猛在《“读书的料”及其文化生产——当代农家子弟成长叙事研究》一书中，对“懂事”做了这样一番解释：懂事意味著爱，意味著对父母的理解，也意味著疼惜，还意味著自立和回馈。同样是想要自立，同样想要回馈，“读书的料”和“职校学生”选择了完全不同的方式。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理解程猛所说的“‘读书的料’的‘懂事’是与‘不懂事’交织的”：他们选择的是漫长的求学之路，将对父母的回馈锚定在了遥远的未来。我们同样可以尝试去理解职校学生的“懂事”：他们放弃学业，希望尽早进入社会，将“回馈”的时间拉得近一点，再近一点。 当然也有不少学生抱著升学的目的来到了职校。在我研究的“郊外学校”，所有准备升学的高三学生组成了“高考班”。这种情况十分普遍，不少职校都提供升学服务。实际上，中等职业学校的学生确实可以参加高考，而且相比于普通高中的学生，他们升学的渠道更为多样， “普通高校单独招生考试（简称单招）”、“高职、专科统一招生考试（俗称三校生高考）”、“3+2（学生在郊外学校学习三年后，直接转入省内一所高等职业学校，并在该校学习两年，毕业后拿到大专文凭）”都是可能的选项。虽然学生们大多只能升入本省内的大专，但试题更加简单，成功升学的概率也更高。对于那些学习成绩较差、对普通高考不抱信心的学生来说，职业学校的升学方式显得更有保障。可以说，职业教育是来自农村和贫困家庭的学生在成本有限的情况下，获得更高学历的最可行办法。 总之，并非所有职校学生都是中考落榜者，有些学生考上了普通高中，但是却选择了职业教育，原因有很多——普高和大学教育的学费压力更大；念普高意味著承担三年以后考不上大学的风险；只有借助职业教育才能实现升学的梦想；家庭经济情况需要其尽快进入就业市场……学生们的择校理由很多时候是非常生活化的，例如，友情（结伴报名）、爱情、面子，这些都是学生及其家庭在择校时会考虑的因素。 固然，他们的家庭出身、社会阶层给他们带来了限制，所以他们只有有限的选择；但在有限的选择里，他们并非毫无想法，并非“完全是被迫的”。进入职校，可能是一个非常理性的选择，是综合考虑了家庭负担、个人成绩、未来职业的“最优解”。 身处职校，在缝隙中游走 研究指出，中等职业学校规模盲目扩张，有生源就有收益，但是管理跟不上，而且技术课程内容不能很好适应就业需求，非技能教育也跟不上学生的特点和企业的需求，教学质量低。实际上，大多数学生的日常生活是：上课睡觉、打闹，下课照样睡觉、打闹，回到宿舍后玩手机、打游戏。而且，职校学生的退学率很高，他们出于各种理由选择离开：不想在学校花钱“混日子”，认为学校教的东西没有用，厌倦了校园生活，想“混社会”……在一条条逃逸线上，附著的是学生们对当下校园生活的不满和对校园以外的“社会”的想象。“混”将学生们的社会关系延伸到了校园以外，他们想方设法地逃离被认为是“封闭”、“压迫”的学校空间。 对于学校来说，这些学生的存在让校园生活变得“危险”，对他们的严格管理是必要且重要的。 不同层次的学校重视不同的品质，学生们被培养成不同的人，承担不同的角色。因此，相比于普通高中，中等职业学校更重视学生的听话和服从，规训更加严格。封闭的围墙、门岗的设置、无处不在的监视、军训、宿舍评比、时间管理等，共同将“军事化管理”的宗旨发挥到了极致。教育系统把青年人顺利统合到劳动力大军中，塑造和强化阶级、性别身份，从而使学生到工作岗位能够顺利适应，使经济生活的各种社会关系得以永恒化。学生对教师的服从，对应的是工人对老板的服从。军事化管理下，学生们被要求成为听话的职校学生，从而成为听话的工人。 这种管理方式对许多家长很有吸引力。他们担心自己的孩子在社会上学坏，于是寻找一个寄存的地方，将孩子寄存到18岁成年，在这个意义上，职校是一个类似于托儿所的存在。在家长眼里，封闭式管理就是“安全”的代名词，既然孩子学习成绩不行，那至少学校要把孩子管好，“不出事”，让他们“平稳度过这三年”。可以说，职业教育扮演了整合农村和城市闲散劳动力的角色，通过有组织的输出，避免“无业”带来的社会问题。 但是，这种“有组织的输出”并不一定能给学生们带来想象中的好工作。经由实习与就业，“成为职校学生”反而显露出了它愈发残酷的那一面。 廉价且无保障的劳动力 在这个过程中，学生们的权益无法得到保证。他们成为了廉价、弹性、无保障的劳动力。 根据《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规定》第三章第十六条，职业学校和实习单位不得安排学生在法定节假日实习，也不得安排学生加班和夜班。但实际上，学生们常常会被安排加班，节假日也没有休息。甚至在面试时，“是否能上夜班”成为了一个筛选标准。 学生们对于超负荷的劳动强度普遍感到不适应，但是无力违背规定。不仅如此，学生工工资普遍低于普工，福利待遇也不如普工，在实习期间，他们可能还要向学校缴纳管理费，如中介费、交通费、安置费、管理费，而且不能拿助学金。被送往江苏一家电子厂实习的学生告诉我，第一个月，每小时工资只有13.5元，第二个月变成14.5元，后面加到16元，就没变过了。 根据《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规定》第三章第十二条，学生参加顶岗实习前，职业学校、实习单位、学生三方应签订实习协议，协议文本由当事方各执一份。这一规定往往只是一纸空谈，很多职校学生没有签订协议，也没有见过校企合作协议书。实际上，学校常常和派遣公司签订合作协议，由于派遣公司的抽成，学生们的实习工资大大缩水，五险一金等保障也几乎不可能落实。 如果探究用工的历史，我们会发现，企业的用工需求在不断演变，它们以期在投入同样可变资本之下来实现更多的劳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工厂大量使用易管理且灵巧的女工；后来，资本为了完成在内地的迅速扩张，修建超大型工厂，劳动力严重短缺，招工不只是针对女工，越来越多男工涌入；2000年后，中国加入WTO，沿海地区建立外向型工业园区，内地城镇化工业发展，都需要廉价而大量的劳动力，学生工问题也逐渐突出。从此，工厂开始无节制使用学生工，学生工使用率逐年增加。用未熟练工人代替熟练工人，用未成熟的劳动力代替成熟的劳动力，用女工代替男工，用少年儿童代替成年工：通过这种方式，企业就可以用同样的成本购买更多的劳动力。而且，虽然对企业来说，长期工可能更省钱，但是如果市场不稳定，企业就会倾向于不招募太多长期工，而是招临时工。2020年，受COVID-19影响，市场并不稳定，许多企业都在招临时工和学生工。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人们常常下意识将“学生工”与“工厂”、“制造业”相联系，但并非所有学生都会进入工厂实习与就业。近些年来，服务业的从业人口不断增加，踏入服务业领域的职校学生也越来越多。然而，不论是制造业还是服务业，可供中职毕业生选择的职业都属于低收入、低技术、依赖密集式人力生产的工种。工厂工作自然不必说，像如今十分常见的客服行业，实际上可被称为服务业里的流水线工作。职校毕业生依然沉淀在服务业的底端。 显而易见的是，不论是作为学生还是工人，他们的权益都没有得到教育法和劳动法的有效保护。通过大量使用学生工，企业降低了成本，减少了固定岗位的供给量，这实际上给整个劳动力市场带来越来越多的短期、不固定的岗位，零散化的趋势会越来越明显，整体劳动者的权益会越来越糟。 改变是可能的吗？ 如果说，“整个职业学校的教育市场（教育产业）仍然在哄骗他们，让他们以为那张文凭可以帮助他们实现向上流动的愿望”，那么，或许实习经历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在此之前，学生们或许依然保留著对文凭和教育体系的信任，但实习就业将使他们直面赤裸裸的现实。他们也许会发现，尽管接受了职业教育，在劳动力市场中，他们与其他打工者并没有太大不同。 针对职业教育中涌现出的各种问题，一些机构或组织尝试提出了各自的解决方案，实务学堂、HOPE学堂、青草公益和摘星学坊是其中的代表。 实务学堂是一个全日制、非学历职业教育公益项目，为15-18岁农民工子女提供技能培训和全人教育。“培养珍贵的普通人”是学堂的愿景。HOPE学堂直接服务职校老师和职校学生，通过在职校内开办各种活动，帮助学生们成为自主、自立、自信的年轻人。青草公益长期关注教育资源薄弱青少年的成长，尤其聚焦于初升高这一重要节点，为学生们提供支持。近几年，它将目光投向“职业探索”，陪伴学生们探索适合自己的成长方向与路径。摘星学坊回应的同样是“职业教育的出路”这一问题，作为一所“培养设计师的体制外学校”，它试图探索职业教育的另一种可能。 如今，越来越多人开始关注职业教育，我们也期待更好的未来在对话、理解和行动中展开。值得一提的是，要想推动改变的发生，从思想上破除“重普轻职”的观念，的确是重要的。但观念的偏见建基于实实在在的不平等之上，如果学生们无法在职校获得好的教育，无法在就业市场里实现好的就业，“重普轻职”的现状就不可能被改变。随著老一代农民工的老去以及九年义务教育的普及，在不久的将来，职校学生很有可能成为打工者群体中的主力军。可以说，职校学生的境遇与整体劳动者的境遇息息相关，对职业教育的关注要求我们对整体劳动者的权益予以更多关注，反之亦然。 最高法明确996严重违法、多公司倒闭大规模拖欠工资、多地快递频发停运罢工 导言：“行业剪报”关注基层服务行业动态，呈现与服务业劳动者利益息息相关的核心资讯。本期剪报摘录8月份核心新闻，涉及家政、快递、教培、保险、酒店、公车司机等行业，其中最高法明确“996”严重违反法律、多行业企业门店倒闭破产、快递频发罢工以及阿里巴巴职场性侵害等事件颇受关注。 01 中国是超时大国；最高法、人社部明确：“996”严重违反法律规定 近年来，在一些企业“996”成为“常态”，在一些行业“白加黑”“5+2”成为一种“工作氛围”，劳动力市场普遍性的超时加班问题正在受到社会广泛关注。8月26日上午，最高人民法院、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向社会公开发布《劳动人事争议典型案例（第二批）》。两部门在其中一宗典型案例中明确：“996”（指“工作时间为早9时至晚9时，每周工作6天”）严重违反法律关于延长工作时间上限的规定，相关公司规章制度应认定为无效。 在该典型案例中，张某于2020年6月入职某快递公司，双方订立的劳动合同约定试用期为3个月，试用期月工资为8000元，工作时间执行某快递公司规章制度相关规定。某快递公司规章制度规定，工作时间为早9时至晚9时，每周工作6天。张某后因拒绝加班而被开除。 两部门指出，本案中，某快递公司规章制度中“工作时间为早9时至晚9时，每周工作6天”的内容，严重违反法律关于延长工作时间上限的规定，应认定为无效。张某拒绝违法超时加班安排，系维护自己合法权益，不能据此认定其在试用期间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故仲裁委员会依法裁决某快递公司支付张某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 根据《中国劳动统计年鉴》，自2001年以来全国城镇就业人员的每周平均工作时间从来不曾低于44小时。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数据，2020年11月全国企业就业人员周平均工作时间是46.9小时；按一年52周计算， 剔除11天法定节假日，那么一年的平均工作时间是2365小时。横向对比，在经合组织（OECD）37个成员国中，年平均工作时间在美国是1779小时，日本是1644小时，德国则是1386小时。显然，中国劳动人口工作时间过长。 网友恰帕斯冬风电台质疑上述最高法对于“996”表态的实际效用。其指出，1）针对超时过劳等劳动监察问题，目前司法和行政执法成效有限，在过往的实践中难以保障到劳动者的实际利益。2）在既往的媒体报道中极为关注互联网行业中的996现象，但996或者更严重的超时劳动则广泛存在于其他行业以及一线以外的城镇，劳动部门并非不清楚，但如今大张旗鼓宣布“996”违法，似乎还能看到“一点既往不咎的意思”，有“形象工程”之疑。3）当下宣布的996违法只是限定在劳动法承认的传统劳动关系里的，但对于灵活就业人员呢？“想象一下如果一个国家70%以上的劳动者都不是劳动法承认受八小时工时保障的劳动关系，那宣布996违法意义大吗？” 新闻来源： 羊城晚报：最高法、人社部：“996”严重违反法律规定 7-8月间，网上多个消息源曝出，山东烟台、江苏苏州、陕西西安、重庆九龙坡、四川宜宾等全国多个地区多个快递站点发生多起快递员罢工事件，原因包括快递公司滥罚款、欠发工资、站点老板和快递公司发生矛盾等等。同时，很多网友也在社交平台上吐槽包裹物流停滞、快递员不派件等问题，很多人都听说或猜测所在地区快递站点发生了罢工。 过去一段时间，各地快递员因欠薪等原因频发零散罢工/停工，此起彼伏。以百世汇通为例。四川宜宾地区百世汇通于去年11月第一次停运罢工，而后在今年的2月又出现一次工人停工，直至今年7月第三次出现工人欠薪罢工，员工6月和7月连续两个月未能领到工资，区域负责人跑路联系不上，最后不得已停工。此外，百世汇通西安南郊六站亦拖欠多名快递员工资近半年，总金额接近30万元，经劳监大队投诉、工人协商半年多仍未有实质进展。 “青年骑手之家”微信贴文总结近期快递罢工不断的根源。其一是自去年以来的快递价格战，导致派件费不断下降，快递员工作量逐年持续上涨，但是单价却直线下滑，导致工作量和收入完全不成正比。第二是猖狂而缺乏监管的罚款，罚款令快递员常常被罚成“负工资”状态，成为快递老板吸取血液、发财致富的“血池”。第三是以罚代管连带的投诉问题，快递员不怕投诉，做错事应该被投诉，但是无理投诉占了投诉总数的90%以上，造成了快递员长期的心理压力。 很明显，在快递行业长期“价格战”的背景下，对快递员的工资收入和生存压力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日前（7.16），人社部等八部门发布《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有评论指，该新策或令快递业价格战迎来拐点。针对快递行业“价格战”，一些快递企业存在乱下指标、乱降派费、乱罚款、低价竞争等乱象。为保障快递员能够获得合理的工资收入，《意见》提出要制定派费核算指引、制定劳动定额、纠治差异化派费、遏制“以罚代管”等四个方面的举措。此外，国家邮政局已经指导中国快递协会在部分城市开展了末端派费核算试点，而浙江亦开始试点以义乌为核心重点整治价格战，规范末端派送，要求快递公司对服务价格明码标价，并按照快递服务标准提供服务，且不得以低于成本的价格提供快递服务。 长期以来，快递员面临劳动合同签约率低、工作量和收入不匹配、工伤认定难、社保福利待遇低、人员流动性大等种种问题。快递物流信息服务商“快递100”最新调研数据显示，全国约400万快递员中，近半数快递员没有与企业签订直接劳务合同或派遣合同；仅有14%系由所在企业或自己缴纳社保、五险一金。据中国邮政快递报社发布的《2020年全国快递员基层从业现状及从业满意度调查报告》统计，超五成快递员月收入不超过5000元，月收入超过1万元的仅占1.3%。 新闻来源： 最近！网曝全国多地快递员罢工，你的包裹受影响了吗 8月23日，中国平安员工实名举报公司业绩造假登上微博热搜。据举报人许英琼称，公司存在大量逼迫员工购买“自杀保单”的现象，她本人被迫使购买“自杀保单”19件，合计273万元保费。与此同时，被称为“平安人寿重庆一姐”的段前碧也自曝购买“自杀保单”1480万元。 所谓“自杀保单”，也称“自保件”，是指在职销售人员为完成业绩考核，将自己作为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的保险合同。今年5月，为了要回已缴纳的170万保费，许英琼向重庆市银保监局举报了平安人寿重庆分公司副总经理张阳阳，并在抖音发布实名举报视频，将平安人寿推上风口浪尖。根据许英琼的举报内容，平安人寿重庆分公司副总经理张阳阳在任职期间，有著逼迫员工购买“自杀”保单、处罚未完成业绩的员工，以及违规收取外勤人员培训费用等行为。 8月23日晚间，平安人寿对此事件进行回应，称公司高度重视网传代理人举报内容，已第一时间成立专项工作小组，目前正在进行核查，并积极和当事人进行沟通。 事实上，“自保件”一直以来都是保险行业顽疾，业内甚至流传著 “招代理人就是招客户”的说法。“自保件”虽然是员工亲自签名确认，但在管理层面的暗示、默许、诱导甚至强压之下，为了考核、晋升等指标，员工也不得不签下，将自身被迫成了业务指标。资深保险经纪人廖述志认为，有部分保险机构对代理人考核要求过高，导致自保件或互保件数量过多，也容易发生退保。 对于这行业痼疾，目前始有监管开始关注。今年4月，银保监会发布《关于深入开展人身保险市场乱象治理专项工作的通知》，特别提到“是否存在强迫从业人员购买保险，通过即买即卖、即买即借、循环投保虚增保费并套取费用”，以及“对信访投诉、自保件、极短期退保率、营销员业务品质等是否持续跟踪分析、进行风险评估。”今年8月，北京银保监局印发《关于规范销售人员自保件和互保件管理的通知（征求意见稿）》，禁止强迫或者诱使销售人员为达成业务考核指标而购买保险。 有保险公司内部人员反映，近期已有多家保险公司在对自保件和互保件进行管控。比如，自保件/互保件不计入新人转正，不计入个人、团队晋升与维持考核；奖励方案等也将剔除自保件/互保件。 新闻来源： 平安人寿重庆代理人举报背后：自保件弊端愈演愈烈，监管层与险企已出手整治 8月26日晚，广州饼屋品牌“东海堂饼屋”通过微信公众号发布《歇业公告》，称公司生产经营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遭遇了严重经营困难，从而导致公司现无资金进行正常工资发放，并决定将于8月26日起正式歇业。然而，东海堂工厂员工反映工厂在没有任何公告或通知的情况下拖欠员工的工资。“2020年6月开始出现拖欠奖金的情况，今年6月起基本工资也未发放。”有员工私下统计，目前被拖欠工资的或有上百人，每人被欠工资1万到3万元不等。 7-8月份有新闻报道，专业生鲜食材供应链同城配送的电商平台“宝能生鲜”败走西安，25家店铺全关门。与此同时，仓库、供应商与宝能生鲜之间的纠纷也开始显现，西安宝能生鲜上百名员工及管理人员面临裁员、欠薪等问题。7月初，西安公司提出7月15日以前关闭所有店铺并让每名员工签署《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和《解除/终止劳动关系证明》，但截至8月中，员工表示工资已经停发拖欠两个月。 西安宝能集团经营不善导致的劳资纠纷并非个例。此前4月，山东商报曾报道称，济南宝能生鲜全部闭店；7月4日，江西电视台曾报道称，南昌宝能生鲜拖欠部分供应商货款和员工工资。今年7月，在人民网“领导留言板”上，亦有多人反映宝能集团下辖宝能（西安）汽车研究院拖欠工资、公积金及社保等纠纷问题。 此外，作为史上最严”双减”政策近期落地实施致教培行业大地震，多家培训机构暴雷或破产引发劳资纠纷。8月初，在长春市有 14 家连锁店的韦思蔚莱英语突然传出拖欠员工工资，现已关门停业的消息。一时间，众多的学员家长都纷纷找到了学校，要求退费。此前，因为疫情原因，学校在 8 月初就通知停课了，原计划 8 月 17 号恢复上课，但后续传来了学校停课、老师欠薪的消息。家长和教师呼吁共同维权，组建了上千人的维权群，据统计多方损失金额高达1000万元。韦思蔚莱老师反映，培训学校从七月份开始工资至今未发放，迄今也联系不上校方的高层领导。 8月12日，多家媒体报道称，主打成人英语培训的华尔街英语将宣布破产，据称受疫情和政策等多方面原因影响。多位华尔街英语员工证实，公司已经拖欠员工三个月工资，已有大批员工离职。公司告知，如果不离职，7月份社保就不缴了。不少员工称，为了社保不断缴，现在只能被迫提出辞职。而就在公司面临破产消息传出的当天上午，有员工还在因为拖欠工资，申请劳动仲裁。多数员工表示，“一旦公司破产，不知道能否通过劳动仲裁的方式把工资讨回来。” 多家华尔街英语门店人去楼空，全国各地陆续有学员发起退费维权。截至8月14日12时，有6000多名学员参与登记损失，其中，52%的学员通过银行或金融平台贷款方式支付学费，合同金额超过4.8亿元。仅广州就起码有68名用户的合同金额超过10万元，最高一笔金额61万余元；合同最晚到期的时间是2028年5月。涉及放贷给华尔街英语学员的消费金融公司招联金融称会切实保护用户权益。 新闻来源： 宝能生鲜败走西安：25家店铺全关门，上百员工遭欠薪 7月，中国旅游饭店业协会联合携程等发布《中国饭店2020发展报告》，报告数据显示，2020年72家饭店集团共计管理客房近398万间，以经济性客房为主（38.3%）。2020年累计关闭饭店2398家，其中97.3%为有限服务饭店，从饭店的档次来看，71.3%关闭的饭店为经济型。2020年与2019年相比，2020年经济型饭店关店下降10%，而中端型饭店关店占比上升约12%。但大幅裁员的情况并没有出现，超过90%的饭店离职员工离职的方式主要是主动辞职，只有2.9%的员工是因为裁员而离职。 2020年各档次品牌饭店基层员工的离职率均超过了20%，其中豪华型饭店基层员工离职率更是高达26.9%，中高层管理者离职率在10%以下。基层员工如此高的离职率背后是管理与基层员工间极端的薪酬差异和不均。数据显示，豪华型、高端型、中端型及经济型饭店总经理年薪分别为：59万、36万、22.9万以及17.8万，而不同档次间饭店基层员工层面的收入则相差无几，豪华型饭店基层员工收入人均是5.4万，经济型是4.1万。 然而对比往年数据来看，不同类型酒店总经理的薪酬2020年均呈现微涨，但反而基层员工的薪酬骤降。这成为2020年饭店集团员工薪酬的一个突出特点。 2020至今年的疫情打击，或将进一步加速酒店采用灵活用工的运营模式。在酒店行业的灵活用工其实并不新鲜，但基于对疫情发展前景的不确定，开始有不少酒店选择停止自主招聘长期员工，来减少时间与资金成本的投入。多家酒店灵活用工平台人士表示，目前部分高星酒店、会议型酒店，长期聘用员工甚至只能维持在满房需求人力的50%左右，以应对日常经营；当出现商旅、会议高峰时期，就从灵活用工平台来寻找人力弥补用工缺口。酒店方认为，通过互联网平台实现客房清洁人员和酒店方需求的按需分配，解决了酒店行业招工难、用工荒、淡旺季用工需求差别大等问题。但相应地，这必然也会继续加大未来酒店基层员工与管理的薪酬差距，基层处境未必能够随著疫情经济复苏而改善。 新闻来源： 复盘《中国饭店2020发展报告》，我们发现了几个趋势 8月7日晚间，一则关于“阿里巴巴女员工被侵害”的消息引爆舆论。一位任职于阿里淘鲜达业务的女员工发表长文表示，自己曾在开拓济南华联超市时，遭遇济南华联超市商户领导猥亵，直属领导默许该行为，并在散场后疑似对自己性侵。网络资料提及，自8月2日起，该受害员工向公司反映情况，但在向HR、业务总监乃至同城零售事业群总裁李永和（老鼎）等人反馈无果后，曾无奈在食堂发传单寻求帮助，并将自己的经历公布至网上。 对此，阿里巴巴董事会主席兼CEO张勇在阿里内网公布了“女员工被侵犯”的阶段性内部调查结果和处理决定：同城零售事业群总裁李永和和HRG徐昆引咎辞职，阿里巴巴首席人力资源官童文红记过处分，涉嫌男员工被辞退，永不录用，其是否存在违法行为，警方正在调查取证。8月25日，济南市槐荫区检察院表示，已依法对涉嫌强制猥亵的犯罪嫌疑人张某依法批准逮捕，犯罪嫌疑人王某则正在审查中。 8月12日，阿里巴巴集团公布了推动反性骚扰的机制化工作进展。公关信息提到，在强化组织保障方面，阿里成立了工作环境委员会，作为反性骚扰在内的工作环境相关事项的处理决策机构，直接向董事会汇报。委员会下设独立工作团队（AID团队），负责就员工涉及性骚扰和性侵犯领域的投诉举报事项进行调查，目前已开设举报邮箱和紧急援助热线。在制度层面，阿里将修订此前的《阿里巴巴集团商业行为准则》，完善反性骚扰、反性侵的相关内容，强化对性骚扰零容忍。上述举措具体成效仍有待公众检验。 与此同时，8月11日网传贵州国台酒业领导劝疑被性侵员工撤案。贵州国台酒业销售有限公司离职员工莫女士（化名）反映，她参加公司聚会酒后被同事性侵，并随后报案。目前，该同事龙某已经被依法逮捕。近日莫女士对媒体表示，直属领导李某曾表示希望她撤案，同事则劝说她得饶人处且饶人。 性侵报警事件之后，公司以未达成业绩目标为由将其解聘。贵州国台酒业回应称，莫女士被辞退与其性侵维权无关。“公司现在是稳定压倒一切，希望以最小的代价来处理这个事情，最终是分管的刘总杨总罚款，我降职。这是人力部门的处理意见。”，当事人还表示，公司将自己私人电话号码给到了施暴者家属，随后一直遭到施暴者家属的电话和短信轰炸；而自己于7月30日结束试用期后，本已获得人力资源部负责人同意转正意见，但后续莫女士又突然被解除了劳动合同。此事件暂未有新进展。 新闻来源： “阿里女员工被侵犯”事件新进展：涉事嫌疑人张某已被批捕 在第189号《关于家庭工人体面劳动的公约》通过十周年之际，国际劳工组织于今年6月发布了有关家政工人体面劳动的最新报告《让家政工体面劳动成为现实》 。报告显示，自公约通过以来，有关家政工人的劳动和社会保障立法取得了一些新进展。然而，对大多数家政工人来说，仍未实现体面劳动。全世界至少有 7560 万人在或为私人家庭从事这项重要工作。报告显示： 法律保障方面：自2010 年以来，法律政策对家政工人的覆盖面扩大，完全被排除在劳动法律法规范围以外的家政工人减少了 16.3 %。只有 8.3% 的被审查国家将家政工人完全排除在法律之外，其中大多数集中在阿拉伯国家和亚洲及太平洋地区。 工作时间和报酬：至 2020 年，约有 28% 的国家没有限制每周正常工作时间，14% 的国家没有规定每周休息的合法权利，11% 的国家没有规定带薪年假权；在1/3接受审查的国家中，家政工人要么无法享有平等的最低工资权利（9.3%），要么完全没有最低工资待遇（22.2%）。整体上看，大约有 4100 万家政工人不适用最低工资规定。 社会保障方面：全世界将近一半的家政工人享有至少一项法定社会保障。社会保障覆盖面因保障项目而异，但享有所有社会保障项目的家政工人只占 6%，46.5%的人无法享有法定产假，还有47.6% 的人不享有生育津贴。 家政工人实际的工作条件方面：与其他受雇者相比，家政工人的工作不太可能在每周正常工作时间的范围内，工作时间很可能过短或过长。在全球层面，他们的收入是其他受雇者月平均工资的 56.4%。住家家政工和移民家政工特别可能面临恶劣的工作条件。家政工人普遍面临化学、人体工程学、身体、社会心理和生物危害，尤其更可能遭遇暴力和骚扰。 报告数据指出，每10位家政工人中，就有8人处于非正规就业，非正规就业的家政工平均收入仅为正式雇员月工资的 37.6%，报告尤其强调了非正规就业和新冠疫情对家政工人脆弱性的影响。报告总结，当下全球家政工人体面劳动的缺失是源于执法上的落差和立法上的差距共同造成的，完善法律的迫切性优先级更高。 新闻来源： ILO. (2021). Making Decent Work A Reality to Domestic Workers: Progress and prospects ten years after the adoption of the Domestic Workers Convention, 2011 (No. 189). Geneva: 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 能否给予雇佣女职工数量较多的企业一定的税收减免或者补贴等优惠政策？及“将0至3岁托育费用纳入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范畴，对于进一步减轻家庭育儿负担、促进民生保障具有积极作用。”？ 2021年7月，针对上述网友建议，国家税务总局近日在官网上公开的建议答复中表示，在继续落实好现有相关税收支持政策的基础上，围绕更好发挥妇女“半边天”作用、支持妇女建功立业、合理减轻企业用工成本，该局将与财政部等部门密切协作，统筹考虑政策可操作性、不同企业间的税收公平等方面因素，积极研究相关储备政策措施。其指出，现行税收政策对支持企业吸纳女性就业已作出一定安排，比如对育龄女性产假工资支出、职工福利费、生育津贴、产假替代用工支出等相关成本费用，用工企业可以按规定在计算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也将会同财政部积极研究完善专项附加扣除政策，对托育费用个人所得税抵扣问题予以充分考虑。 据查，2019年8月，人社部曾在答复“给予女职工集中企业退税或者减免税优惠政策”的同样问题中提到，企业招工是以其工作岗位需要和应聘者工作技能、职业素养决定的，不同行业、不同类型企业职工性别比例差异较大，若以女职工数量作为企业享受税收优惠的条件，在公平性和可操作性上均较难把握。 对此，有网友留言：针对税务局的回复，未来此政策若真可落实，应当可以解决一定程度的就业性别歧视问题，只可是为什么政府用词还是这么老——发挥妇女“半边天”作用、支持妇女建功立业呢？ 新闻来源： 税务总局回应“给雇佣女职工较多的企业减税”：积极研究储备政策 8月17日，黑龙江哈尔滨一公交车上，司机与乘客发生争执后驾车开始逆行飙车，冲上人行道桥栏处停车，并扬言“不玩了，我也不活了”。据悉，有乘客与司机发生争执，导致司机情绪激动，随后扬言要拉著一车的乘客“同归于尽”，与司机发生争执的男子意识到危险后一直劝对方不要生气，“我给你道歉”等安抚司机情绪的言语，而公交车司机喊道“都是你们玩的”。而后司机因涉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被警方刑事拘留，期间无乘客受伤。 此事再次令人关注公车司机的身心健康问题。公交司机健康状况直接关系到城市交通安全，长时间驾驶给他们的身体带来了病痛，道路通行环境的压力、高强度工作量的压力、观念冲突的压力和生存压力缺乏排泄渠道容易引发其心理障碍。在各个行业中，司机属于高风险、高劳动强度的一种职业，统计显示，超过50%的驾驶员因劳累、压力而产生心理问题，司机心理障碍的发生率达59.8%，而公交司机的心理障碍发生率高达80%，给安全营运带来隐患。但纵观全国各地政策，对公车司机身心健康关注甚少。 7月底，广西柳州市政协十二届六次会议，有政协委员提出了“关于关爱我市公交驾驶员身心健康，加强后备队伍建设管理”的第040号提案，指出公交驾驶员流动性大、大客驾驶员招收难、公交驾驶员社会地位普遍较低，造成公交驾驶员阶段性配置不足的问题长期存在。相关政协委员提出建议：1）公交公司应实施驾驶员关爱制度。定期身体检，针对新入职驾驶员，须提供一份涵盖血压、血糖、血液、肝肾功能指标的详细的个人体检报告；做好司机大病医疗互助保障工作，为在职职工购买医疗互助保险；增设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知识讲座等。2）切实减轻司机工作负担，逐年开通夜班线路，驾驶员部分实行“双班工作制”，令驾驶员工作时间控制在8小时左右；适当延长每班歇档时间5-10分钟，创造更多休息时间；优化调整线路，减少无效班次。3）制定和完善相关考核、奖惩制度。4）进一步加大财政投入，适当提高待遇。 陕西政协网站报道，8月份，省九三学社召开提案办理工作座谈会，邀请省人社厅、省交通运输厅、西安市交通运输局和西安公交集团，著重讨论“关爱公车驾驶员”提案。数据显示，陕西省在岗公交驾驶员40-50岁患腰椎颈椎病的占41.4%，患高血压、高血脂的占30.84%，患心脏病的占14%，患其他疾病（胃病、肝病、咽喉疾病等）的占36.67%，患职业病、心理疾病者也在逐年增长。究其原因，工作时间长、劳动强度大、对危险驾驶行为处罚重等，是造成驾驶员身心压力大的重要因素。其中，西安夜间公交占比位居全国首位。 该提案建议公交安全管理部门，要强化对从业人员身体健康状态的全程监测；鼓励有条件的地市政府设立公交驾驶员扶持基金，积极引导企业采取为公交驾驶员购买第三方意外人身保险等方式，切实关爱公交驾驶员；完善公交驾驶员住房、健康医疗、子女入学等保障措施，建立职业健康档案，加大财政对工资增长机制、技能提升补贴等方面的投入力度，推行特殊岗位津贴制度等多元化分配形式，多措并举提高公交驾驶员福利待遇。陕西省委亦明确提出国有企业（包括国有公交公司）在当年工资总额预算基础上，结合企业经济效益最高可上浮10%，用于提高一线职工待遇。 新闻来源： 刑拘！公交司机与乘客发生争执，飙车欲与乘客“同归于尽”：我也不活了 平台用工的劳权保障新政策：进步与挑战 2021年7月21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联合7部委，发出了《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下文称为“总体指导意见”）[1]，就新的经济形态下的劳动用工，尤其是针对广泛讨论的互联网平台用工制定了一系列规定。根据目前已经发布的意见文本来看，该意见将是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对于新业态就业的总体指导方向。本文将系统梳理目前已经出台的主要新策，通过分析政策文本，同时结合中国的劳动权益的整体情况和问题，讨论目前出台的总体政策方向及其中的进步之处和未来可能的挑战。 总体指导意见在平台用工劳动权益保障上的突破 而总体指导意见则往前走了一步，触及了几个更核心的问题。首先是在劳动关系的认定上，细分了三个类别，即符合确立劳动关系的、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的、依托平台的自由职业。三个分类中的第二类，即在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的情况下，企业也需要企业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协议。虽然在劳动关系认定上总体问题很大（下文会详述），但多了书面协议的这一程序，根据总体指导意见的指引，假如书面协议在有关部门的监管之下能将基本的劳动权益写入进去，且在实践上能够出一些比较好的例子并推广，较之以前完全没有协议和监管则是一个小的进步。但如果没有很好的实践推动，也可能沦为纸面工作。 其次是在劳动者的权益保护上，无论劳动关系是否得以确认，用工平台均需要提供最为基础的劳动保障支持，较之过往实践是一个进步。其中的亮点是平台要承担安全卫生管理的责任，开展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减少职业安全事故和工伤职业病发生。如果这条意见能够落实，平台就无法从职业安全的责任里完全脱身开来。目前，最典型的劳动事故频发的平台是送餐平台，例如美团采用的是强制性地从骑手的收入里扣减以缴纳商业意外保险的方式，发生交通意外后由商业公司理赔，但是在很多情况下因合约条款并不予以理赔或手续复杂而难以成功理赔，因此骑手、平台、第三方代理商及保险公司多方产生了很多纠纷和冲突。 根据人社部门在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的发言，平台用工的职业伤害保障是社会保险的定位，需要政府主导，企业参与，多种保障共存，它们已经在积极寻求解决方案。在发言里，人社部门并未明确提及平台企业工伤保险的成本谁来承担，但根据过往的实践分析，工伤保险的成本一般主要由企业和政府协调承担。从政策制定和执行的来看，人社部门有相关的经验，如在处理建筑行业的不规范用工及工伤频发的冲突时，人社部门制定了专门的建筑业工伤保险政策，强制建筑企业先给整个项目缴纳工伤保险，然后才能开工建设[2]。这一经验在处理平台用工时有可借鉴之处。 最后是专门针对互联网平台特性的劳动相关制度有了要求，如计价制度、抽成比例、奖惩制度等等。重点有两点，一是制定过程需要有平台以外的工会及劳动者代表参与，需要公开公示；二是需要有申诉机制。这一点的进步之处在于，平台企业涉及劳动者权益的核心制度不能再是黑匣子，而是需要对外公开。这算是对“困在系统”一文所揭露的平台算法霸权和单价不透明等问题的直接政策回应，当然这是极为艰巨且关键的一项提议，这其中的挑战将在下文里进一步阐述。 平台用工劳动保障政策面临的四大挑战 首先，为来自劳动关系认定上的挑战，该指导意见倡导平台用工的三分类并允许多样的灵活用工方式，这可能给劳动者权益保护在实践中带来不确定性和实际困难。指导意见将平台用工进行三分类，其中，第一个分类为符合劳动关系认定的，指导意见明确应该签订劳动合同，但并未对其中多样的灵活用工方式进行限制，如派遣用工、外包工等雇佣模式，平台通过这些灵活用工的方式，依旧可以规避劳动用工责任、提高劳动者维权成本，以降低用工成本。目前的平台用工实践里，有一类劳动者是争议较少、属于符合劳动关系的从业者，典型的如外卖平台上的”专送”用工，通常是由代理商（承包商）从美团代理（承包）一定区域内的订单配送业务，代理商招募骑手，并且安排骑手的订单配送业务。骑手通常是全职从事配送，服从代理商的直接管理。 目前在这种争议较小的劳动实践里，部分代理商可能是与骑手直接签订劳动合同，作为骑手的直接雇主，但是也有大量的代理商引入了灵活用工形式——由第三方的劳务公司以劳务派遣的形式（或“假外包真派遣”的形式）与劳动者签订合同。劳务派遣的用工方式带来了大量的权益受损的问题：用工单位通过劳务派遣的形式规避责任、用更低的工资、更低的劳动保护标准来获得几乎相同的劳动力和生产力。在出现纠纷的情况下，常常出现多方扯皮的情况[3]。在2014年，人社部门制定了《劳务派遣暂行规定》，制约用工单位无限制地使用派遣工，规定派遣工不能超过总用工人数的10%[4]。在这一规定出台以后，用工单位为了规避法律风险，迂回地采取了“外包工”的方式来继续实践灵活用工，被称为“假外包真派遣”。 在外包用工出现劳动纠纷的情况，劳动者通常只能通过仲裁和法院诉讼的救济路径，来确定与派遣单位和用工单位之间的劳动关系，时间和金钱成本非常高。总之，在目前的劳动实践里，即便在符合订立劳动关系的用工情形下，平台及相关的代理商（承包商）依旧可以用多种灵活方式来降低成本和规避责任。在这些多样、灵活的用工模式下，劳动者维权成本很高。 另外一个问题是，如何判定劳动者属于符合劳动关系、不完全符合劳动关系、还是依托平台的自由职业，这个问题涉及的很多内核问题并没有讨论和解决。如何认定劳动关系并不是通过简单的列举分类能解决的问题，在平台劳动关系认定的争议里，法律方向的学者讨论过不同国家“二分法”或“三分法”体制下劳动关系认定，如英国前段时间最高院判决的优步司机属于workers（工作者）, 则是劳动关系三分法下介于employee（雇员）和self-employed （自雇）[5]的一种劳动关系，平台需要保障劳动者基本的劳动权益，但是不用付全责。而在劳动关系二分法国家里，如美国和中国，劳动者要么属于雇员，要么属于自由职业，认定起来争议也很大。这一政策（并不是法律），似乎借鉴了三分法的分类，引入了”不完全符合劳动关系“这一类别。 笔者并不是法律专业，因此不做法律上的分析[6]。但在劳动关系认定的相关争议里，涉及到一些比较核心的问题，在这个指导意见里完全没有涉及。比如劳动关系的认定按照劳动时间来进行吗？因为平台用工的灵活性，按照传统的劳动时间来认定存在的问题很多。还是按照劳动者对平台的依赖程度和从属关系呢？这种依赖程度又该怎么界定呢？这些问题在中国的平台用工里又进一步被灵活用工的多种形式复杂化。在这种法律界定不清楚的情况下，劳动关系分类从实践上来看，指导性有限、操作难度依旧很大。需要分出个清清楚楚来，只能走司法路径，对劳动者来说成本很高，且各地法院的判决标准并没有统一。 第二个挑战是如何推动不止于劳动关系的劳动权益问题的完善和落实，如最低工资、休息、劳动条件、工伤等。这一指导意见的进步之处在于明确了原则上需要保障，但是保障到什么程度、用什么机制保障、劳动者能多大程度上从这些保障中收益，这些问题都还待探索。在这一部分，总体指导意见首先提出了平台用工的工资和工时问题，平台用工适用最低工资制度和工资支付制度，这一项涵盖“提供正常劳动的劳动者”。“提供正常劳动”是一个含糊的概念，有较大的执行不确定性，跟劳动关系认定的问题类似，如果没有清晰的操作指引，需要这个制度的劳动者（对于大多数超时工作的平台工人来说，他们的收入并不会低于城市最低工资，但是在生病状态或疫情状态呢？），在需要这个制度的时候，可能面临身份认定困难的问题。且意见指出，政府部委需“引导企业建立劳动报酬合理增长机制，逐步提高劳动报酬水平”，而近几年随著平台企业垄断性和同质性加强，很多平台给劳动者的单价一直在下降，导致劳动者收入持续下降，逐步提高劳动报酬水平该如何实现呢？通过最低工资标准显然无法达到这一目标，且平台工人的工作模式差异很大，就目前的来看，目标很吸引人，但实现路径并不清楚。 该政策对休息制度的意见则是，需要有休息制度且节假日需要支付更高工资。节假日支付更高工资大概率会受劳动者欢迎，此前送餐平台在春节等节日设置了“节日跑满单奖励”之类的补贴，节假日更高工资与“补贴”有根本性质区别，但该指导意见并未参照《劳动法》列出“更高工资”的指导倍数，这一点还有待进一步落实。而休息制度中，目前平台用工企业大都采取的是计件工资制度，按订单支付，劳动者多劳多得，平台不设置劳动时间上限。如果要制定工时相关制度，很多平台企业可能会通过申请不定时工作制来实现。 目前部分平台工人是通过超长的工作时间和极少的休息时间来达到相对高收入的状态（如笔者的一位骑手朋友，每天工作13-16个小时，每个月休息1天，通常分2个半天休，月收入在前两年月能达到12000，在单价下降后目前收入是8000-10000左右），如果平台企业严格执行休息制度，即使是不定时工作制，很多平台工人的工作时间都会超过限制。对于部分工人来说，假如被削减工作时间，而单价维持不变，意味著收入大幅下滑。以上提及状况大都是猜测，但可以预见，休息制度在执行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会很多。 第三个挑战是社会保障的问题。如前所述，该指导意见的进步之处在于明确了平台有责任和义务督促劳动者参与社会保障，但是政策建议“参与”的主要方向却是以灵活就业人员的形式，给企业划分的责任是”引导和支持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根据自身情况参加相应的社会保险”。从人之常情来说，人人都想有社会保障，但社会保险的推行不只是参保人意愿的问题，其核心问题是政府、企业和个人三者的缴费责任划分。我国的职工社会保险的缴费责任划分是，企业占大头，个人占小头，政府补充。而目前的灵活就业人员的社保，在不同城市可能政府补充的部分略有差异，但总体而言，都是个人缴费占绝大多数。对于平台用工的社会保险缴纳，如果企业依旧没有为劳动者（部分）缴纳的责任，只有引导责任，劳动者面临的状况跟目前可能差异不大，都是完全自己掏钱。即使部分城市政策放开平台用工缴纳灵活就业社保的资格，这笔经济账劳动者心理还是要反复权衡的，该政策未必能实现平台工人获得社会保障的目标。 第四个挑战是平台企业与劳动权益相关机制制定和公开。指导意见要求企业在制定机制过程中“充分听取工会或劳动者代表的意见建议，将结果公示并告知劳动者。工会或劳动者代表提出协商要求的，企业应当积极响应，并提供必要的信息和资料”。在这几年平台企业快速发展，并带来一些社会问题后，主要平台企业尝试过建立一些对外咨询和沟通的途径，如滴滴在2018年的女孩乘顺风车遇害事件后[7]，筹建过安全监督顾问委员会，主要邀请专家加入[8]。而美团在2020年的《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9]带出广泛讨论后，推出过“同舟计划”，召开骑手恳谈会，并且招募骑手作为“产品体验官”来改进系统中的部分问题[10]。这些计划的成效如何还有待第三方的研究来评估。 这两个例子里面涉及的改进相对来说都是比较具体的问题，如滴滴的安全措施，美团的骑手的工作体验、奖惩制度等，而该指导意见涉及的劳动权益问题更加系统，订单分配、单价、抽成比例等都是真金白银的问题。以上两个例子中，企业设立对外咨询途径的动力都是企业面临严重的声誉危机，希望能够透过一定程度的对外参与，快速做一些公关性改进并挽回声誉，是紧急且相对短期的措施，而指导意见是针对系统性的问题提出的长期机制建设，要求让平台企业听取工会或劳动者代表的意见，并公开其核心的算法规则，这无疑是一个进步，但执行中挑战却很大。 在政府的指导下，制度本身建起来可能并不难。但是一个涉及真金白银的利益博弈机制，制度的外壳并不能保证结果，其核心是利益博弈的参与方有能力、有持续动力参与博弈，且参与利益博弈的代表能够真实地代表他所代表的群体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博弈的结果才可能能被多方所接受从而真实地减少更严重的冲突和纠纷。从平台企业来说，他们的动力和能力都不成问题，且平台企业的利益高度集中，不存在代表性的问题。而劳动者一方则问题很多。工会是一个重要的参与方，从工会的反应措施来看，它们希望积极的发展新业态工人入会[11]，且积极参与劳动权益有关问题的协商。且相较于分散的制造业，平台用工的资方高度集中，劳动机制在全国都大同小异，这对于利益协商的劳方来说有利有弊，利在于针对性很强，能够实现关键突破就能对劳动者权益保护有大范围影响力，而弊端在于，这个突破涉及企业的大范围核心利润问题，突破并不容易。 面对在涉及企业核心利益的博弈中，工会有持续动力为平台工人争取权益吗？而平台工人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认可工会参与协商后的结果？另一个可能的参与者是劳动者代表，但是总体而言，我们劳动者代表的形成机制在工会内和工会外都并不畅通。劳动者代表怎么来？平台工人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认可不知道是谁的“劳动者代表”参与协商后的结果？这个机制想要真正发挥它稳定劳动关系的作用，作为主体的平台劳动者是否认可协商后的结果至关重要，而这也是该机制最为核心的挑战。 新业态劳动权益保障的政策框架 从政策级别来看，该指导意见为多部门联合发布的意见，这种多部门联合政策，一般需要在国务院的协调统筹之下制定，属于较高级别的政策。而从政策的详细文本和涉及的7个部委的职能来看，政策出台时已经有较为清晰的分工和协调内容。根据各部委的机构设置和过往职责分析该指导意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为最主要的部门，涉及新业态就业保障部分中的劳动条件的相关制定，如工资、工时、劳动保护、职业安全等内容；根据人社部门的机构设置，劳动争议调解和仲裁也是其工作的一部分；而除医保以外的社会保障职能也经由人社部门处理，包括工伤保险。而医保局则涉及社会保障中的医保部分。几个综合性的部委职能分工如下：发改委通常来说负责综合调控；应急部负责平台企业生产中的安全监管及处理应急事故；（市场监管总局是最近大热的反垄断部门，但是该政策中并无任何涉及反垄断的内容。）市场监管总局和交通运输部是作为重点平台企业的主管部门出现在该意见里，市场监管总局主要管理送餐平台，交通运输部门主要管理涉及交通的平台，如滴滴和货拉拉；最高人民法院涉及与平台就业相关的诉讼、调解和法律判决；而全国总工会则负责新业态就业人员入工会、参与平台算法、劳动条件等机制的协商、同时提供相关职工服务。 对各部门详细分工的拆解，有助于我们理解具体的政策内容在执行层面可能的重点和难点，比如有了对应业务主管部门的平台很快会有具体监管动向，而没有清晰主管部门的平台通常落实步伐缓慢。监管送餐平台的市场监督管理局在总体指导意见出台后5天，于7月26日就联合六部门出了《关于落实网络餐饮平台责任切实维护外卖送餐员权益的指导意见》；8月18日，负责打车平台（如滴滴）和货运平台（如货拉拉）的交通监管部门在国务院的新闻发布会上也明确提出会尽快出台实施意见，要求”网约车平台企业规范自主定价行为、降低过高的抽成比例，加强与驾驶员之间的沟通协商，设定抽成比例上限，并向社会公布”，这与总体指导意见的方向一致。 值得注意的是，业务主管部门参与劳动权益保护既有优势也有挑战。业务主管部门不止总体监管行业发展相关问题，也关注劳动权益保护。优势是业务主管部门参与劳动保护，对平台来说是相对强有力的约束，主管部门可用的政策约束工具更多，如交通部门同时管理网约车平台的经营许可、网约车驾驶员证、车辆运输证的发放和监督；而市场监督管理局则同时处理反垄断问题。挑战则是总体监管行业发展的业务主管部门常常有多项监管目标，劳动者权益保护未必是其首要目标。假如在某个阶段行业发展与劳动保护相冲突时，劳动权益可能被置于次要地位。 结语 在政策制定以后，政府有自上而下的实施路径，一层层推动、一层层落实。但是政策能否成功执行、达到政策的核心目的，并不是简单的发布即可落实，而取决于内外部的条件、资源、利益关系的处理。在政策执行过程中，自下而上的反馈和互动同样重要，是政策往前推动重要的支持性力量。在平台用工的劳动者权益保护这个问题上，劳动者并不是一个被动卷入的“被保护对象”，他们本身有切实的利益和诉求，政策制定和执行中劳动者的参与和认可非常重要。而这正是这一系列政策的推动和执行过程中很大的挑战来源。 “双减”政策致教培机构倒闭潮，6成职校生毕业后不愿当“蓝领”，北京环球影城一线员工月薪到手3500元 导言：“行业剪报”关注基层服务行业动态，为你呈现与服务业劳动者利益息息相关的核心资讯。本期剪报摘取9-10月份核心新闻。今年下半年，国家出台多份针对新业态劳动者权益保障的指导意见，这些指导意见的落实情况如何？货拉拉提高对黄牌车征收的信息费，教培行业倒闭潮继续蔓延，商务部等部门印发《家政兴农行动计划（2021-2015年）》，这些动态值得关注。 01 人社部出台意见规范平台用工，多省市陆续采取跟进措施 今年7月开始，多部委联合发布《关于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关于做好快递员群体合法权益保障工作的意见》《关于落实网络餐饮平台责任切实维护外卖送餐员权益的指导意见》等政策对平台用工进行规范，改善新业态劳动者的劳动权益保障情况。从9月份开始，各省各地相关部门陆续响应上级政策。 9月24日，北京市就业领导工作小组印发了《关于促进新就业形态发展的若干措施》，山东省出台《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实施意见》；10月19日，福建省出台《贯彻落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八部委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指导意见的十五条措施》；10月22日，浙江省出台《浙江省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实施办法》。 这些地方政策在新业态劳动者的劳动关系认定、劳动报酬、职业安全、社会保障、工会职能等关键问题上基本遵循上级政策《关于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的规定，但有细节上的发挥和增减。其中浙江省的《实施办法》规定企业在与劳动者签订合同或协议时，必须明确提示劳动者将与企业建立何种劳动关系；在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的劳动者的节假日劳动报酬问题上，规定除非经过协商或集体合同约束，否则跟建立劳动关系的劳动者同工同酬。而在工时方面与恶劣天气劳保问题上，则对平台的程序运行作出规定，前者要求平台程序在劳动者连续工作4小时后设置不少于20分钟的休息时间，后者要求平台程序限制接单、延长服务完成时限。 而北京市的《若干措施》则在劳动关系认定方面进行了补充，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分为“平台网约劳动者”“平台个人灵活就业人员”“平台单位就业员工”，分别对应上级总指导意见的“不完全符合劳动关系”“个人依托平台自主开展经营活动”“符合劳动关系”三种类别。其中对于“平台网约劳动者”的界定标准为“依托互联网平台(以下简称“平台”)，与平台企业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根据平台规则完成工作和接受劳动管理，获取劳动报酬的劳动者”，这一认定标准，可能使得劳动者与平台认定为符合劳动关系的难度加大。比照其他省市，北京《若干措施》还删去了对于工会职能的强调和开展劳资集体协商的内容。 平台企业方面，美团在财报上披露其成立专门部门优化订单调度系统，加大了配送时间灵活性，在试点中降低了用户差评率，并首度公开配送算法。除此之外，美团还声称将在部分“工作基础较好”的省市试行”骑手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将为骑手配备工伤保险，但目前未见实施细则。针对有报道爆出美团要求骑手注册成个体工商户，以规避自身用工主体责任一事，美团于9月14日发布“严禁诱导和强迫骑手注册成个体工商户”的说明，要求合作商签署承诺书，设立投诉热线，声明将加强平台监管，隔日饿了么也发表相关声明。但据《工人日报》记者调查发现，直至9月24日天眼查、企查查上仍能查到当天有外卖骑手通过灵活用工平台被注册成个体工商户。 在新业态劳动领域侵权事件频发、公众舆论关注的当前，国家出台多份行业指导意见，尝试改善新业态劳动者的权益保障问题，其实施成效需要持续的监督和关注。目前来看，已有的动作多来自政府和企业，且实质动作有限，而在劳动者权益改善一事上，劳动者自身的参与更是十分重要，这一方面的进展还有待观察。 新闻来源： 浙江省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实施办法 10月25日，江苏省总工会、省人社厅等四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开展快递行业集体协商工作的指导意见》，该意见为全国首个快递行业省级集体协商指导意见。 此前，北京市在2019年签订了全国第一份快递行业集体合同；江苏淮安市也在2019年开始试点快递行业集体协商，并在2020年将试点推广到泰兴市；2021年南京开展市级层面的快递行业集体协商。江苏《指导意见》提出：至“十四五”末，江苏省各地要普遍开展快递行业集体协商，行业集体合同对已建工会快递企业覆盖率达80%以上，行业内劳动者对集体协商工作的参与率达到80%以上、知晓率达到90%以上。 《指导意见》提出将规范劳动用工管理、行业最低工资标准、计件单价、劳动定额、休息休假、劳动保护、职业发展等作为快递行业集体协商的重点内容。主要包括：引导快递企业增加自有员工比例，逐步实现行业劳动用工规范化；协商确定行业劳动者最低劳动报酬标准，建立劳动报酬合理增长机制；协商合理确定劳动者工作量和劳动强度，保障劳动者依法享受休息休假；协商提升劳动者保险水平，督促企业依法为劳动者购买社会保险设定符合快递行业特点的快递员休息驿站，改善劳动者工作环境；协商完善劳动者职业发展保障等。 2021年来，在沉阳市总工会的推动下，沉阳的顺丰、美团、圆通、申通等15家快递企业建立了工会，一万余名职工加入了工会，在此基础上开始推动快递行业的集体协商。10月19日，正式签订《沉阳市快递行业集体合同》《沉阳市快递行业工资专项协议书》《沉阳市快递行业劳动安全卫生专项协议书》《沉阳市快递行业女职工特殊权益保护专项协议书》，对快递员的劳动报酬及支付方式、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劳动安全与卫生、劳动保险和福利、女职工特殊权益保护、职业培训以及企业、工会和职工的义务等作出规范。合同明确快递行业最低工资（不包括福利、加班加点工资、高温低温津贴及个人缴纳五险部分）标准为1950元，辽中、新民、法库和康平地区为1680元，均仅比沉阳地区现行最低工资高40元。该集体合同协商是否有快递员的共同参与，以及快递从业人员是否充分知情，都将很大程度决定“合同”是否有实际效力。 同样作为对《关于做好快递员群体合法权益保障工作的意见》的回应，除了上述省市对快递行业劳资集体协商进行推动以外，在快递企业方面，8月底，三通一达、百世、极兔宣布自9月1日起上调末端派费0.1元，以改善快递员的收入水平。9月末，各快递公司又宣布将对快递服务价格进行规范，快递行业“价格战”有终止趋势。然而据多名快递员表示，上涨的派费并没能到自己手里，且9、10月份，社交媒体上仍有零星快递站点罢工的消息传出。 新闻来源： 江苏明确要协商确定“快递人员”最低工资标准 7月24日，教育”双减“政策正式出台，国家重拳打击先前野蛮生长的各类校外教培机构，成为了压垮教培行业的最后一根稻草。9-10月份，教培机构倒闭潮愈演愈烈，倒闭名单中不乏精锐教育、树童英语、巨人教育等开办多年的教培行业巨头。教培机构倒闭跑路，受害的除了预支学费的家长以外，还有被拖欠工资的员工，在教培行业倒闭潮中，拖欠员工工资的案例数不胜数。在许多案例中，机构在倒闭前的数月前已无法正常发放工资，也有一些机构通过降薪或其他方式劝导员工主动离职，以规避裁员补偿金。 “中国工人集体行动地图与求助地图”在10月份收录了7起教培机构欠薪员工维权行动与8起讨薪求助，9月份分别为10起行动与9起求助，8月份为16起行动与20起求助，而这两个数字在今年1-6月份的合计仅为4与13，而能够被收录的事件数量只是实际发生数量的冰山一角，可见今年8月份开始教培机构倒闭欠薪事件爆发性增长，并持续至今。 一些暂时幸运逃过倒闭的教培机构也面临巨大压力，而这些压力和风险也被传导到了一线员工。据报道，一些教培机构通过大幅提高kpi定额，变相下调员工绩效工资，并对各类工作失误设置“红黄线”，员工一旦触碰，就会被扣大量绩效工资，甚至被解雇而没有赔偿金。为了逃避补偿金，一些机构则通过换签合同，转签为非全日制合同，以小时作为工作时间单位确定劳动关系，将全职老师转变为兼职老师。 新闻来源： 交了10多万，才上一次课？！教培机构倒闭引发纠纷，家长退费成难题…… 10月中旬，有西安网友反映称，当地有多名老环卫工因为超龄被辞退。据记者报道，这些被辞退的环卫工都来自西安市新城区长乐西路街道，2017至2019年，该街道共7人因超龄被辞退，Ta们的工作年限都在13年以上，年龄都超过65岁；但工作期间单位并未为其购买养老保险，故而无法享受养老待遇，生活没有保障。 有一位工作了17年的环卫工表示：“工作十几年没有看到合同，之前是在发工资（现金）的时候按手印。”没想到退休后没有退休工资。”街道保洁公司负责人介绍，在2014年之前，西安市没有给保洁员缴社保的政策。2014年后，西安才开始推进环卫工人参加社会保险，但部分老环卫工却因为超过法定退休年龄无法参保，因此便没有解决Ta们的社保问题，直到2019年当地环卫业务被外包给第三方公司，第三方公司认为这些超龄环卫工存在风险，便将其辞退。显然，这与国家早于1995年发布的《劳动法》相违背。 类似事件在西安已不是第一次发生。早在2015年，便有报道爆出西安市西关街道办一次性辞退了30名年龄超过65岁的环卫工人，Ta们同样因为超龄无法参加社保，街道怕担责任便将Ta们辞退。环卫工人辛辛苦苦工作十几二十年，却被“用后即弃”，留下毫无保障的晚年生活，这一问题的恶劣性质，不是能用“政策遗留问题”来解释的。长期以来，国内环卫工群体的劳动权益保障一直比较薄弱，未缴社保是其中一个比较普遍且严重的问题，随著这批环卫工人的老龄化，Ta们都面临著跟西安的超龄环卫工一样的问题，各地政府无论如何都应该正视这一群体的处境。 对此问题，有评论指出：类似现象在全国来说都具有普遍性，具体如何解决，还需要各地跳出“一事一议”的局限性，主动拿出系统性的解决方案。 比如，针对环卫工人年龄偏大无法缴交社保（养老保险）及在法定退休年龄前无法缴满15年等问题，有地方就提出了“前补”“后延”的措施，通过机动安排，而非一刀切，来化解政策障碍。另外，还有一些地方为退休但未购买社保的环卫工安排了一定的权益补偿；也有专家建议，引入保险公司、基金，适当为环卫工人缴纳一定保险福利。诸如此类，都有利于避免退休环卫工“老无所养”的尴尬。总之，面对部分退休环卫工“老无所养”这个社会“老问题”，各地都应因地制宜拿出“新办法”来妥善解决，而不是甩锅、推脱责任。 新闻来源： 西安多名老环卫工被辞退无社保，街道回应：政策遗留问题，正向上反映 据多个货运行业自媒体报道，从8月30日开始，货拉拉在广州和佛山对黄牌货车征收12%的信息费，引起广大卡友不满。 2018年货拉拉刚开始开放黄牌货车业务时，无论是起步价还是里程价都非常可观，每公里价格可以达到10元；而现在黄牌货车的单价已经只有原来的一半不到，甚至出现了2元/公里的低价，使得黄牌货车司机的收入大幅下降。而且现今的12%的信息费并非是从司机出车一趟利润的12%，而是整体运价的12%，使得黄牌车司机出车一趟的利润可能还抵不上出车成本。如果想降低信息费，那么司机必须购买货拉拉的会员。但即使是最高一档的超级会员，也仍然要抽取2%的信息费，超级会员每月979元的购买费用，对司机来说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除此之外，货拉拉的接单系统还上线了读秒制，当货主发布订单后，非会员司机需要等待30秒才可以接单，导致非会员司机在抢单上落后于会员。这一机制将使大量黄牌货车司机不得不购买会员。 而今年5月14日，交通运输部、市场监管总局等对滴滴、货拉拉等平台进行约谈，明确要求平台主动降低抽成比例，合理设定并主动降低信息服务费，整改侵害从业人员权益的经营行为。被约谈之后，货拉拉发布了《关于保障和提升货车司机权益的承诺书》，曾作出了稳定货运价格、降低司机负担、加大补贴力度的承诺。 新闻来源： 变本加厉？货拉拉对黄牌货车征收12%的信息费 今年以来，随著教育“双减”政策的实施，教育部对初中毕业“五五分流”的强调，职业教育重回公众视野，教育改革势在必行。10月份，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使得职业教育成为新风口。 然而近日《中国青年报》教育科学部向全国职业院校学生发放调查问卷，了解职业院校学生的就业意向。在回收到的26596份有效问卷中，发现有63.97%的受访职校学生毕业后不会选择进入工厂、工地、车间等一线基层岗位。此外，只有32.8%的受访职校学生毕业后会选择电工、焊工等实体经济岗位。 至于职校学生不愿成为“蓝领”的理由，“生活枯燥单一”占61.9%，“发展前景不看好”占61.04%，”工作环境差”占52.87%。从这些理由可以看出，年轻人已无法像上一辈一样忍受工厂里单调的工作与毫无上升空间的未来，这一方面反映传统制造业工人长久以来的困境，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互联网催生各种新兴产业与服务业给年轻工人提供了新的选择，这些新选择在年轻工人眼里更自由，更有意思，作为新兴产业更有前途。 除此之外，从当前职业学校的办学现实出发，有些职校对自己的教学定位是“兜底教育”，只要管好学生不出事就行，专业设置与课程老化，与社会需求脱节，导致学生无法学到真正有用的技能，甚至与工厂相勾结，以“实习”为名为工厂输送廉价劳动力，大大降低了学生对“蓝领”工作的认同。 新闻来源： 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 9月20日，经过漫长的等待后，北京环球影城正式开园，在一段时间内成为社交网络上的“流量之王”，环球影城身临其境的体验、”话痨“威震天，宾至如归的服务为游客所称道。而要享受上述体验，所需花费也不少，根据估算，“十一黄金周”来北京环球影城打卡的游客，人均消费将达到3300元左右。 宾至如归的服务背后是环球影城一万余位工作人员的劳动。人物杂志发表文章《北京环球影城终于开园了，而我却选择了离职》，采访了数位曾在环球影城工作的一线员工，引发了公众对环球影城员工劳动待遇的关注。 据文章介绍，环球影城的一线运营人员——即游客直接看到接触到的餐厅服务员、娱乐护行员、活动导览、区域运营、零售运营等——的月工资为4500/月，扣除五险一金后到手3500元左右。若住员工宿舍，则还要再扣除600元住宿费，这样的工资水平在北京并不算理想。而在工时和工作强度方面，环球影城实行不定时工作制，考核按季度进行，每季度500小时达标，超出才有加班费；员工的排班由领班根据园区运营需要灵活决定，且必须服从安排。在这种工时制度下，员工尽管经常在一天内工作超过8小时或在双休日上班，但只要季度工时不超过500小时，便无法获得加班费。这样的工资水平，显然抵不上一线运营人员高频的加班、高强度的情感劳动、严格的劳动管理、风吹日晒的户外作业。多名离职人员提到，环球影城工作强度大、工资低使得一线运营人员的流动率非常高。 环球影城的工资待遇在社交媒体上引起网友热议。，有网友评论到：“北京服务员也就这个薪资了，餐厅酒店之类的服务员也差不多是这样。”“环球的一线基层也是基层啊，4.5k不就是通州的基层工资嘛？”，可见低薪作为我国基层服务业从业人员的普遍状况，尽管雇主是环球影城，也无法避免。 新闻来源： 北京环球影城终于开园了，而我却选择了离职 9月27日，国务院印发《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21-2030年）》，其中多项内容涉及女职工的就业、劳权保障和社会保障等内容。 《纲要》条文重申了对就业性别歧视的反对，提出“对招聘、录用环节涉嫌性别歧视的用人单位进行联合约谈，依法惩处。”“禁止用人单位因女职工怀孕、生育、哺乳而降低工资、恶意调岗、予以辞退、解除劳动合同，推动落实生育奖励假期间的工资待遇。”除此之外还提出“推动有条件的劳动人事争议仲裁机构设立女职工维权仲裁庭，依法处理女职工劳动争议案件。” 值得注意的是，《纲要（2021-2030年）》引入了有关新业态行业与灵活用工的内容。”充分发挥现代服务业和新业态吸纳妇女就业的功能，支持妇女参与新业态模式从业人员技能培训。”“扶持发展适合城乡低收入妇女自主发展的手工编织、农村电商等特色产业项目”，同时也针对对灵活就业妇女的社会保障问题，提出“持续推动社会保险参保扩面，支持灵活就业女性参加相应社会保险，实现应保尽保，缩小社会保障的性别差距。” 显然，新业态就业被纲要视为“吸纳就业”的重要渠道，但是灵活用工下劳动者更为薄弱的社会保障和话语权处境，并没有被政策所看到。 10月8日，商务部、发改委、人社部等14个部门联合发布《家政兴农行动计划(2021-2025年)》。近几年，中国家政市场规模迅速扩大，从2015年的2776亿元增长到2021年的8782亿元，截至2020年，中国家政工人数量超过3500万，其中95%以上是女性，90%是农村妇女和城镇下岗职工。而据估计，我国家政工人目前还存在2000万的用工缺口。《行动计划》基于先前“家政扶贫”政策带动85万贫困地区劳动力从事家政行业的成功实践，希望通过家政行业提质扩容，巩固扶贫成果。 文件统筹供需两侧、城乡两端，提出7项22条工作举措。具体来说，即通过加强基层动员引导、完善供需对接、促进服务下沉等，扩大家政服务供给数量；以提升技能、加强行业规范等，提高家政服务供给质量；以培育家政服务品牌、推动业态融合发展、促进数字化赋能等，优化家政服务供给结构和方式。 尽管家政行业提供了大量就业，但家政工群体目前的劳动权益保障却严重不足。目前的家政公司以“中介制”为主，理论上仅负责对接雇主需求与家政工，家政工并不与家政公司建立劳动关系，但实践上不少家政公司却对家政工人行著严格的管理，例如不能拒单，不能接私单、限制休假天数等。而家政工受雇于个人，这种个人之间雇佣关系也不在劳动法的保护之内。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人与家政工签订劳动合同，也没有人为Ta们购买社保，使得家政工日常的劳动权益难以保障，一旦遭遇工伤意外，更面临高昂的维权成本。过去几年中，家政行业资本的野蛮扩张也带来了种种乱象，一些家政平台利用互联网金融手段迅速扩张，经营不善后面临资金链断裂，导致大量家政工人被欠薪，权益被严重侵害。 新闻来源： 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21-2030年） 新意见出台关注网约车及货车司机权益，“茶颜悦色”管理层工作群掀骂战，一线体力劳动者“过劳死”频发 导言: “行业剪报”关注基层服务行业动态，为你呈现与服务业劳动者利益息息相关的核心资讯。本期剪报摘取11-12月份核心新闻。年末，又有两部有关新业态服务业劳动者权益保障的指导意见印发，这次分别针对的是网约车司机及货车司机。由长工时引发的一线体力劳动者“过劳死”事件频发，家属维权却陷入困境。又有一社区团购平台“十荟团”陷入困境，员工遭“暴力裁员”，这些动态值得关注。 01 多部门联合出台指导意见关注网约车、货车司机权益 11月30日，交通部、中宣部等八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交通运输新业态从业人员权益保障工作的意见》，对网约车行业的一些关键权益问题进行了规范。 对于最受关注的劳动报酬抽成问题，《意见》提出，各地相关部门应督促网约车平台企业向驾驶员和乘客等相关方公告计价规则、收入分配规则，合理设定抽成比例上限并在移动客户端和媒体上公开发布。督促网约车平台企业在确定和调整计价规则、收入分配规则等经营策略前，公开征求从业人员代表及工会组织、行业协会的意见，并提前一个月向社会公布。 对于网约车司机疲劳驾驶问题，《意见》指出，各地的相关部门要督促网约车平台企业科学确定驾驶员工作时长和劳动强度，网约车平台应持续优化派单机制，提高车辆的运营效率，不得以冲单奖励等方式引诱驾驶员超时劳动。 此外，《意见》还提出督促网约车平台企业依法为符合劳动关系情形的网约车驾驶员参加社会保险；依法严厉查处低价倾销、” 大数据杀熟 “、诱导欺诈等违法违规行为；相关部门要优化审批流程，为符合准入条件的网约车平台企业、车辆和驾驶员办理许可提供便利等。 有网约车司机对《意见》评论道：“不要就只是发给我们大家看看的，希望能真实有效的落实”，亦有司机针对抽成问题，提出网约车应直接由政府定价，防止平台恶性竞争影响司机收入。 11月4日，交通部等16部门印发《关于加强货车司机权益保障工作的意见》，亦对一些货车司机较受关注的权益问题进行的规范。 针对货车司机面临的一些执法不公正、乱执法问题，《意见》提出深入开展交通运输执法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全面纠正乱罚款、乱收费、以罚代管等问题，对发现的执法问题典型案例，深刻剖析并公开曝光。坚决清理涉及广大货车司机的各类不合理处罚规定。并畅通货车司机举报投诉渠道，加快建立交通运输投诉举报电话（含12345政府服务便民热线电话、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等）受理、处置、反馈联动机制。 而针对当前的网络货运新业态，《意见》提出建立社会监督机制，督促平台企业充分听取平台从业司机意见，合理确定和调整信息服务费、会员费、计价规则、竞价机制、派单规则等平台规则，并在平台上公示，不得诱导货主不合理压价和货运车辆超载超限运输，不得诱导货车司机恶性低价竞争、超时劳动。依法严肃查处互联网道路货运平台损害货车司机合法权益等行为。 《意见》也提出改善货车司机停车休息条件，加大公路服务区用地保障，适度增加货车停车位数量，加快推进“司机之家”建设，为货车司机停车、休息、就餐、洗漱、淋浴、如厕等提供便利。指导道路货运经营者、货主企业及寄递物流企业，依法依规科学确定货车司机工作时间、工作量、劳动强度，合理确定货物送达时限，保障货车司机休息权益。 新闻来源： 关于加强交通运输新业态从业人员权益保障工作的意见 有苏州T3出行司机爆料称，11月2日近200名T3网约车司机聚集在苏州市的线下服务网点，抗议平台新推出的奖励政策。 据介绍，原政策为每日流水满300元部分只抽10%，每日做单满24单返现100元；现政策调整为早晚高峰免抽佣，平峰抽佣20%，如果司机想要继续享受只抽10%，则需要满足奖励条件。这一新政策将导致司机总体收入下降，因此引发大量不满。 无独有偶，11月5日，大批重庆T3司机前往T3重庆运营中心协商，要求降低车辆租金。最近，重庆市出租车行业协会出台政策，为了弥补出租车司机因近期疫情关系而导致订单下滑和收入降低的情况，将出租车租赁下调20%份子钱。同样受到疫情影响的网约车司机自然也提出相应要求。协商过程中，劳资双方甚至爆发肢体冲突，网约车平台工作人员殴打司机。此前，T3出行在成都（2021.7）、武汉（2021.8）、重庆（2021.10）南京（2019.11）等地因订单收入问题都遭遇来自司机的罢工抗议。 同样是在重庆，行业协会发文要求的20%“份子钱”减免并未得到出租车公司的积极跟进，引起出租车司机不满，数千辆出租车在11月12日晚在重庆市观音桥空车绕行，亮起双闪、罢工抗议。近两年，全国各地出租车司机收入大幅下降，举步维艰。这一方面是因为疫情影响，另一方面是网约车和共享电单车的冲击。这也导致出租车行业频频发生集体行动，诉求包括要求减免“份子钱”、抵制共享电单车投放、抵制网约车等。 新闻来源： 突发！数百名网约车司机罢工聚集，强烈抗议平台新政策！ 过去三个月间，互联网上频现一线体力劳动者过劳猝死的相关新闻报道，与超长工时有关，但因为多为下班后猝死，家属维权频受阻。 12月10日，中国邮政西安邮件处理中心分拣员杨勇（化名）在通宵夜班下班后在家休息时猝死。其妻告诉媒体：“由于双十一工作量大，杨勇经常加班。‘上完夜班后到第二天早上9点，回来睡到下午，又继续去上12个小时的班，这样连轴转的状态持续了一个多月。’”一份杨勇上班时间工作记录显示，从11月1日开始至11月30日，一个月时间内，杨勇有20个工作日上班，却总共工作了264个小时。杨勇去世的12月，他在10天内上了3个夜班。妻子称其 “1号、2号连续上了两个夜班，3号才休息。休息也只休息几个小时，继续返工上班。”家属认为杨勇猝死与高强度工作有关，已与中国邮政协商多次，一直未有满意结果。 11月5日，36岁的比亚迪工厂员工王江（化名）下班后在出租屋内猝死。王江去世后，其亲属从手机中调取了工作打卡记录，从10月28日到11月3日，王江连续上了7个夜班，其中6个班工作时长在12小时左右。事发前一天的11月3日，王江早上8时下班，当天19时上班，至4日零时39分请假下班。而在十月份，王江上了接近一个月的夜班。家属在王江去世后也与比亚迪进行了多次协商，比亚迪方面认为王江是在出租屋去世，和公司没什么关系。最终仅“出于人道角度考虑”给家属20万元补偿。 10月15日，湖北黄冈顺丰快递员张志在上班时发生身体不适，下班回家后猝死。家属称张志生前每天工作12小时。去世后，家属没有收到公司的任何表示，甚至在家属索取劳动关系证明时强行撇清张志与公司的关系。家属发抖音视频维权，公司反而称“谁家没死过人，有啥稀奇的……”，并要求家属删除视频。 以上事件中，当事人家属都认为当事人发生猝死与工作的长工时、高强度有关。然而因为当事人都是下班回到家后发病去世，不属于工作时间或工作场所，依照我国现行的工伤认定标准，这种情况很难被认定为工伤。这使得用工单位可以轻易推卸责任，家属维权和主张赔偿也十分困难，往往只能求助于网络或者媒体。 北京市律协民法专委会副主任安翔认为，目前来看，这一事件基本属于老百姓所说“过劳死”状态，其死亡与某一段时间内单位非法用工是有直接因果关系的。“从合理性的角度，也许未来在立法调整的过程中，可以此案例为契机探讨，工伤的认定标准是否能在一定程度扩大。” 安翔还提到，解决此类案例并不一定要局限于劳动争议。“从民事赔偿的角度，如家属已掌握充分证据，认为单位存在非法用工、非法延长工作时间，完全没有考虑员工的身体承受力，导致其突发疾病，家属还可以以侵犯人身的生命权、健康权为由，按照一般的侵权纠纷立案维权。” 新闻来源： 西安一邮件分拣员通宵夜班后猝死，中国邮政：在与家属协商，尚待尸检 12月17日，网红茶饮店茶颜悦色冲上微博热搜第一，原因是公司高层领导亲自在8000人工作大群里参与跟基层员工的骂战。 骂战的起因，是茶颜悦色长沙员工在12月15日下午发工资后，发现工资大幅下调，本应五千的工资到手仅剩一两千，因此在工作群里抱怨。此时一名外区员工在群对长沙员工说：“工作不努力还想拿高工资……德不配位，必有灾殃……你有多大本事拿多少钱。”引起群内长沙员工愤怒，引爆骂战。 据茶颜悦色员工爆料，群内骂战开始后，公司高层领导亲自下场为外区员工的上述言论站台，与员工发生争吵，后又亲自打电话给与领导争吵的员工，劝其离职。 爆料称，骂战结束后，群里参与骂战的员工很多都接到了公司管理劝离职的电话。一些员工因为无法忍受公司管理层的态度以及过低的工资选择离职，公司工作群群员在一天之内减少了两百人。 有报道称，茶颜悦色的创始人吕良的管理风格充满“最高领导酷爱微操全局”的特质。他经常亲自去茶颜悦色的各个门店检察门店服务，绕过店长批评店员，时常在公司8000人工作大群里发表检查发现、心得。茶颜悦色的员工工作并不轻松，大部分店员平均每天工作12小时，公司对门店服务有非常严苛的要求，达不到要求便会遭遇罚款。除此之外还有员工在小红书上曝光茶颜悦色存在“入职六个月后才给员工购买五险一金”“打烊后打扫卫生时间不计入工时”等侵害员工权益的行为。 本次骂战事件的发生，是因为疫情以来，一方面游客数量减少，门店收入下降，员工排班减少；另一方面公司为了提高长沙本地消费者的复购量，对员工的服务要求层层加码。这对矛盾使得茶颜悦色基层店员需要在拿更少工资的同时接受更大的劳动强度，引起员工的普遍不满。也有评论称本次茶颜悦色工作群骂战是一种变相裁员，公司管理激怒员工后劝其自离，实际上逃避了离职补偿金。 新闻来源： 员工爆料 12月份，麦当劳推出了长达21天的优惠促销活动，5块钱的优惠汉堡引起顾客抢购，导致门店爆满，点餐小程序崩溃。同时，麦当劳的官方微博的评论区中也涌进了大量员工，控诉麦当劳策划活动“不管员工死活”。 员工主要的不满在于：工资本身不高且不变的情况下，承受活动日暴涨的工作强度；门店爆满，人手不够导致来不及出单被顾客骂，一旦遭到用户投诉或差评，还会被取消奖金。 商家优惠促销固然是好事，但是在促销策划活动时也应考虑一线员工的承受能力，或者在活动日提高一线员工待遇，增派人手，而非在保持员工待遇不变的情况下增大员工的工作强度。 新闻来源： 麦当劳的5元汉堡，一次全面崩盘的营销 11月1日，河南平顶山市公交车发生集体停运。据媒体报道，停运的公交车属于平顶山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系国有独资企业。有司机称公交车停运是因为公司已经拖欠司机8个月工资，拖欠后勤人员一年多的工资，社保更是只缴到2017年，已连续欠缴社保4年。因此这天员工聚集在公司门口讨薪，在压力下，公司回复称将在一周内补发4个月工资。 隔日11月2日，公司已补发2个月工资，平顶山市公交车恢复正常运行。 有记者和网友发现这已不是平顶山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第一次拖欠员工工资。2020年7月、9月都有平顶山公交车司机在网络上给领导留言反映公司欠薪问题。抖音上也有平顶山公交员工于2019年抱怨公司拖欠工资一事。 对于欠薪原因，平顶山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回复称公司长期亏损运营，收入与成本倒挂，将向市政府申请资金支持，以补发工资。 新闻来源： 网传河南平顶山公交车司机集体罢工 官方回应：因拖欠工资 据检察日报12月6日报道，无锡梁锡区法院办理了多起未成年人遭受性侵的刑事案件。这些案件的受害者均为“女仆主题桌游店”的员工。被害人小姚（化名）未满16周岁，但她已在桌游店工作一年多的时间。“我喜欢‘二次元’，父母平时没时间管我，我只要陪客人玩玩，就有零花钱。”小姚这么说道自己在桌游店工作的理由。 在这种“女仆主题桌游馆中”，年轻女性员工打扮成女仆，为顾客提供陪玩服务，陪玩项目包括剧本杀、桌游、游戏主机等，顾客群体中大部分为男性。报道中提到：经过走访涉案商家，发现低龄、文化程度不高、人员流动性大是此类“女仆主题桌游店”女员工的特点。 无锡梁锡区检察院与区人社部门合作，推动人社部门对辖区内“女仆主题桌游店”进行了约谈，告知其使用未成年员工系非法，告知其法律责任。暂且不谈“女仆主题桌游店”这种形式是否物化女性或体现男性凝视，“女仆主题桌游店”的雇主首先有必要保障店内女性员工的合法权益，建立完善的防性侵机制。有报道称，一些正规的“女仆主题桌游店”内会在房间内装有摄像头进行无死角监控，并禁止顾客和女仆进行身体接触，禁止顾客获取女仆的联系方式。 新闻来源： 无锡检查院办理多起桌游店性侵案件 今年8月开始，社区团购平台十荟团宣布其业务与阿里MMC进行战略整合。开始裁员、撤城，先后关停长春、福州、哈尔滨、青岛等地业务。 11-12月份，十荟团开始新一轮裁员，有员工称：十荟团目前五大核心城市圈（江苏溧阳、武汉、长沙、粤东、济南）中，每个城市圈只留下30-50人善后，其他均为无理由、无赔偿辞退。公司HR正在劝说员工签主动离职协议，签后会发放11月工资，至于12月工资，则需员工签署一份延迟发放工资协议书后于明年3月份前发放。由于“现金周转困难”，公司不提供赔偿金。如果不同意主动离职协议，公司会发送单方面解约协议，工资、赔偿金等以劳动仲裁结果为准执行。 “签了没有赔偿金，工资不知道何时能全额兑付。不签什么都拿不到，只能走劳动仲裁。仲裁那么长时间流程，养家糊口根本耗不起”。有员工表示。 十荟团曾因使用激进的价格补贴策略打压对手，而数次被监管部门处罚，2021年以来十荟团因多次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相关规定，已被相关监管部门累计罚款超200万元。当前的社区团购市场，资本退潮，巨头内卷，监管趋严，一些社区团购平台在前期大量砸钱后缺乏自身造血能力，资金不足，被迫退出市场，今年6-7月份，宝能生鲜大量闭店，亦导致员工面临欠薪，裁员等问题。 新闻来源： 十荟团被曝“暴力裁员”：仅剩700多员工，供应商苦苦讨债 11月，由广州市人大常委会经济工作委员草拟的《广州市快递条例（草案）》（以下简称《草案》）公开向社会公众征求意见。该《草案》提出，快递企业应为员工缴纳社保，不得以商业险代替。 《草案》明确，快递企业应当依法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依法为员工缴纳社保。快递企业不得以签订承包合同、承揽合同等形式规避用人单位的法律义务。快递企业对其主营业务及相关岗位的员工，一般不得使用劳务派遣用工方式，确属临时性、辅助性或者替代性安排的除外。同时，快递企业应当制定并实施针对高温、雷雨大风等恶劣天气的快件收派作业制度，确保从业人员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同时，快递企业应当依法在注册登记所在地或实际用工地社会保险机构为本企业员工参加社会保险，不得以企业已购买意外保险、雇主责任险等其他保险为由替代或者免除参加社会保险义务。 《草案》明确，快递企业应当组建本企业工会组织，强化工会在企业文化建设、职业技能培训、开展集体协商、协调劳资关系、困难职工帮扶、维护职工权益等方面的作用。鼓励广州快递企业组建快递行业工会联合会，积极探索就休息休假、加班工资、劳动保护、女职工特殊保护等事项订立快递行业集体合同。针对用户投诉，《草案》明确用户不得对快递从业人员进行人身攻击或者人格侮辱；用户不得以投诉、申诉为手段向快递企业及其从业人员索取不当利益；员工没有过错的，企业也不得要求其承担法律责任。 新闻来源： 关于征求对《广州市快递条例（草案）》意见的公告 2021年劳动权益事件大盘点 2021年是各行各业的劳动者继续为生计奔波、遭遇权益受损问题的一年，也是劳动者积极关注和争取自身权益的一年。在这一年里，劳动者延续过去几年的势头，声量继续增强，发声所涉及的行业和群体范围也在扩大。 疫情持续、经济萎靡和地方财政困难使一些行业的劳动者陷入收入减少、被欠薪乃至失业的困境。“双碳”“双减”政策的实行则对部分企业和行业造成重大影响，受波及的劳动者面临突如其来的停工和裁员，虽然感到手足无措，却没有停下维护权益的步伐。一些近年来受到重点关注的劳动者群体例如互联网从业者以及平台劳工，仍然在焦灼而紧张的对弈当中声讨剥削。企业、公益组织以及政府部门都做出了自己的回应，但是状况仍不容乐观。过去受到人们忽视的传统服务业工人，由于资本非正式用工的日益扩散乃至合法化，正在被看见。 与此同时，一些新的问题浮出水面，引发越来越多的讨论。站在性别与劳动的交叉点，人们开始注视生育、婚恋、性与工作和就业平等之间的联系。中国海外劳工、研究生以及职校生的劳动状况也经媒体报道走进人们的视野。令人欣喜的是，除去过往的维权手段，我们也观察到，在许多行业，劳动者新形式的联结正在酝酿和诞生。通过互联网社交媒体以及其它共享媒介，一些团结经验和文化实践得以累积下来，成为开启可持续生态的火种。尽管一些行动注定是转瞬即逝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行动者在短时内所能够产生的共鸣和影响力。这些都是我们推动改变所倚赖的资源。 在本年度的最后一天，让我们一起盘点2021年主要的劳动权益事件，用这种方式跨越时迭岁替，从过往的记忆中汲取下一年用得上的智慧和勇气，让希望可以有底气地延续下去。 #01 互联网员工权益拉锯 1月3号，拼多多22岁女员工张某（网名“润肺”）在凌晨下班途中猝死，这位姑娘最后一条动态是“为拼多多夺边疆”。短短几天后的1月9号，同为拼多多员工的谭某从27楼纵身一跃，结束生命，死时父母还在为其准备午餐。对公司的忠诚和对奋斗的热情，却换不来拼多多的一丝怜悯。张某去世后，拼多多知乎官方账号在相关问题下创建回答：“你们看看底层的人民， 哪一个不是用命换钱。”引起轩然大波。对于报道过劳死的媒体，拼多多则选择起诉。 面对舆论压力，多家互联网企业宣布调整工时制度。6月初，腾讯互娱旗下光子工作室宣布限制休息时段加班。快手、字节跳动、美团优选也先后宣布取消“大小周”。到8月26日，最高法、人社部亲自下场，在新一批劳动争议案例中宣布996严重违法。然而，这些表态却并没有彻底消除违法加班现象，而是让加班更加隐形。根据部分一线员工的反馈，新的加班制度让他们难以拿到加班费，造成更多无偿加班，一些加班不得不转移到员工家中。 12月，腾讯科兴园同一地点出现两起员工跳楼事件。加上5月一名实习生的自杀，科兴园半年内发生三起员工自杀事件。而12月11日腾讯技术大牛毛星云在周末加班时间的自杀引起了广泛关注。有舆论指出，腾讯延续的违法加班以及严苛的绩效末位淘汰是员工患上抑郁并轻生的重要原因。 面对恶劣的劳动环境，仍然有员工选择站出来硬刚。一名腾讯前员工（微博：鹅厂监控哥）历经两年起诉后，于10月27日在深圳南山法院成功追讨了工作期间的年终奖9万多元。“南山必胜客”迎来失败。而在两年多以前，腾讯曾以该员工工作日在岗时间不足8小时为由否定加班事实，法院因此驳回该员工追讨加班费五百余万元的主张。可以预料，未来数年互联网行业的劳权拉锯战还将持续。 #02 平台劳工权益未见改善 1月11日，江苏泰州海陵区的一家蜂鸟配送站前，一名骑手用汽油浇身点燃了自己。2020年底这名骑手就要离职，但站长以运力紧张为由拒绝，并一直拖欠他的工资，讨薪无果后这名骑手选择了自焚。令人愤怒的事远不止这一件，一位43岁外卖员送餐时猝死，饿了么出于人道主义只赔偿2000元，去世者家属获得的保险赔偿只有三万元。35岁顺丰骑手穿著顺丰工作服，一天干12小时，猝死后顺丰却不承认这是公司的员工。超强台风“烟花”7月25日在东海沿海浙江上海一带登陆前后三天，美团不顾骑手劳动安全，为沿海台风登陆点的骑士准备了7个活动，共计“629”元台风惊喜跑单奖励。在广东，有人去应聘美团配送员却要签协议“自愿放弃”社会保险等待遇。而石家庄的一家中通快递员在营业点突发疾病去世后，家属才发现当地站点从未给这名入职两年的员工签订劳动合同和缴纳社保。 平台经济的二律背反在于，一方面，平台对劳动者进行了极其严苛精细的管理和控制，例如要统一著装、超时要罚款、对劳动进行数字监，另一方面，则将业务层层外包，将企业对劳动者的责任撇得一干二净。致诚劳动者发布的调研报告《骑手谜云：法律如何打开外卖平台用工的“局”？》指出，劳动者的利益被侵害后往往求告无门，这是因为要认定用人单位是谁，确定劳动关系已经变成了一件极其困难的事：“这个系统里，不单只有算法令骑手受困其中，更有一张精心设计的巨型法律关系网络将骑手包裹在内：A公司给他派单、B公司给他投保、C公司给他发工资、DEFG公司给他交个税……它们互相交织，将骑手紧紧捆住，可当骑手真正跌进前方的大坑并向外求助时，其中的任何一家公司都不足以成为他的‘用人单位’。”甚至骑手在注册平台时，就已经被暗箱操作认定为了“个体户”，从而失去了作为劳动者的一切保障。 面对诸多不合理的情况，一些平台劳动者也试图以自己的方式来表达愤怒，集体罢送与个体抗议不断交织出现。从单次事件的参与人数来看，规模超过100人的工人集体行动的比例在过去一年多有所提升，而这一上升趋势在外卖员群体中最为显著。个体抗议包括：5月20日，陕西渭南一名外卖员当街焚烧外卖工作服和送餐箱，疑似因要交4000元手续费才能拿到工资、完成离职手续；6月19日凌晨，沉阳的美团骑手抓住美团App的系统漏洞，原地“完成”253个订单，登顶沉阳当地美团骑手的单日量榜单后注销了账号。最广为人知的团结行动，无疑是外送江湖骑士联盟的运作。通过与身边的外卖员建立线上群聊、拍下与工作相关的视频、创建微信公众号、发布短视频等方式，骑士联盟成功迫使平台企业对损害外卖员权益的事件做出回应。 7月16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8个部委发表《关于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要求全面规范用工、补齐劳动者权益保障短板等。互联网平台行业其后陆续推出一些新措施，在工资、社会保险、工会组织上作出改变。但目前来看，新措施对平台的压榨行为影响轻微，平台劳工的境遇尚未得到明显改善。《意见》是否能如政府所愿纾缓劳动关系的矛盾和紧张，仍待进一步观察。 #03 疫情下被忽视的劳工高风险 工作时间过长也大大增加了工人的受感染概率。12月13日，浙江绍兴一例确诊病例为52岁出租车司机，此前已经连续多日从早上6点开出租车到次日凌晨2点，工作时间长达20小时。对于其他出租车司机来说，除了长时间暴露在高风险感染环境中，疫情持续、过高的“份子钱”以及车辆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等多因素的叠加都对收入产生了负面影响，从而引起多地司机wq。 疫情之下承受高强度防疫工作任务的社区工作人员则较少受到关注。由于任务繁重、人手不足，他们容易陷入工时过长和过劳的处境中。1月6日，为石家庄核酸检测连续工作两天后，社区工作者李瑞芝晕倒后抢救无效去世。 而在此类新闻的评论区中，网友发出的最多的评论是“大家都不容易”，但仅仅止步于“生活不易”的感慨是远远不够的，我们需要的是对疫情之中如何保障工人生命健康以及改善劳工环境的不断追问。 #04 拉闸限电背后的停工与赶工 9月23日以来，东北多地发布限电通知。而在9月24日，辽宁澎辉铸业有限公司发生了一起因突发限电而又未及时提前通知导致的事故。事故是限电导致工厂内的排风系统停止工作而引起的。23名工人因为高炉煤气中毒而被送往医院治疗。 浙江多地还出现了限电导致工人失业的现象。以“限电”为关键词在B站搜索相关视频，一名up主表示自己所在的工厂开始“上四休三”以后，为了补足“休三”的产能，需要加班至晚上12点，“现在做一天跟原来做两天一样”。评论区也有许多人评论因为限电，原先一天半的产能现在要压到一天做完：“上15天班只能拿15天工钱”，“一周上两天，上班两天从早上12点做到晚上12点”，“晚上11点做到早上7点”，足见由于限电而间接导致的高强度加班以及收入减少并不是个例。 限电背后隐藏的工时过长现象同样值得关注，一些工人因为“开一停六”“开二停五”“开四停三”才能得到真正的休息。一名B站用户说“巴不得限电，这样就能真正回归8小时工作了”，下面评论回复道“等你被裁了，24小时都是你的”，短短两句话堪称绝佳的黑色幽默。 #05 行业寒冬下的裁员和欠薪潮 到年底，“优化”也成为互联网各大公司的主题。爱奇艺、腾讯、B站、芒果TV等互联网公司也纷纷传出裁员消息，爱奇艺裁员比例更是高达20%-40%之间，其中实习生和老员工成为被裁员的主要目标。裁员潮生动形象的演绎了收益老板享受、风险员工承担的残酷影像。 年轻人为了稳定，开始选择走进体制内，寻找庇护所。2022年国考报名人数达202.6万，平均竞争比为59：1。而现实是公务员、教师、医生也在降薪和砍绩效。例如，江西上饶大部分地区的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要求退回全部绩效奖。根据网传消息，江苏、浙江及上海公务员多项绩效奖也被“砍”，杭州减薪最多达25%。 房地产行业的寒冬使得从事建筑业的农民工群体继续面临讨薪困难的老问题。10月21日，一对农民工兄弟前往碧桂园讨薪，不仅遭到拒绝，而且被企业工作人员开车碾压，造成一位农民工盆骨粉碎性骨折、两眼视网膜脱裂。另一房地产巨头恒大债务危机，损害的不仅仅是业主的利益，更是农民工的利益。在贵阳恒大温泉小镇，忙碌一年的农民工没有收到一分钱，小孩临近开学却无法凑够学费。主要资产分布于房地产的宝能集团也陷入欠薪风波。6月15日，宝能汽车官微宣称已得到国企128亿元投资，而与公告的豪情壮志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评论区里员工的讨薪浪潮。“工资不发、社保不交、牛吹上天”等词句充斥著评论区。尽管多地员工申请劳动仲裁，宝能集团却采取了无视的态度。 这些事例充分说明，政策变革以及经济波动的成本，最终总是会转移到基层劳动者的身上。劳动者作为这些变动的被动承受者，只能选择默默忍受或者艰难维权，却基本没有参与各层面决策的空间。 #06 传统服务业与非正式工人困境 这样的修改不仅对适用不定时工作制或采用劳务外包、派遣等灵活用工关系的传统服务业工人的权益造成伤害，而且由于深圳特区的先行示范区身份，而可能造成其它地区的跟风效应，从而产生更大范围的不良影响。 6月4日，兰新铁路发生列车与铁路施工人员相撞事故，导致9名外包工人身亡。11月19日，一名54岁的好邻居便利店店员在连续上了一个月12小时的夜班之后，在排队等待核酸检测时猝死，而便利店从未和他签署劳动合同、缴纳五险一金。 而今年频频登上热搜的上海迪士尼乐园与北京环球影城，也爆出了劳动者低待遇的新闻。身处童话世界的工作人员只能得到远低于地区服务业平均水平的薪酬，与之相对的，则是超高的工作强度与对员工严苛的情感劳动要求。一位自称是上海迪士尼乐园前员工的网友爆料，长时期的过劳导致自己内分泌失调、月经紊乱。 12月16日，多名茶颜悦色员工在社交媒体的爆料引发了今年最后一轮关于服务业劳工权益的大讨论，仅9元的时薪与8元的提成与人均11小时的工时为这一网红品牌贴上了低劳权的标签。而在一些讨论中被当成模范来与茶颜悦色进行比对的麦当劳，也曾在此前频繁促销造成员工工作量加大且不支付加班费的风波中受到抨击。 同样为劳动关系所困的还有互联网大厂的外包员工。这种外包关系不仅被用于从事保洁、保安、食堂等工作的务工者，且被应用到大厂的核心业务如软件、游戏开发上。从事核心业务的外包员工不仅在著装、工作牌等标示上低人一等，而且承担著比正式员工更多的工作量，工资更低，需要接受更多加班，却没有加班费，五险一金也是按最低标准缴纳。互联网大厂对工时制度的调整与这些外包员工无缘。而大厂里更容易被忽视的保洁、食堂务工者，他们大多是农民工，居住在生活条件恶劣的城中村，工作时如同隐形人。 通常被认为是个体户自主经营的货车司机今年也遭遇到不幸。4月4日，河北省沧州市货车司机金德强途经一超限检查站时，针对司机疲劳驾驶的北斗卫星定位意外掉线，执法人员将此作为违例情况对他罚款，为了表示抗议，他直接在执法人员面前喝下农药自杀身亡。实际上，北斗掉线事件仅仅是货车司机遭受公路机构各类盘剥的一个缩影。雁过拔毛，加上新兴货运数字平台的压价，货车司机的日子也过得愈发艰难。 #07 女性员工权益 在这些酒局性骚扰的案例中，引起最大关注的则是“阿里巴巴女员工遭性侵案”。8月7日，一名周姓女员工发文指出，自己在7月出差期间遭到上司与客户的性侵，她向公司投诉后，公司却没有采取任何行动，这导致她不得不到公司食堂发传单声张权益。事件曝光后，阿里一边积极公关，另一边却以散布虚假信息、给公司造成恶劣影响为由解雇了这名女员工。12月初，阿里起诉了受性侵女员工，认为其侵害阿里名誉。将此消息由阿里内网扩散出去的另外10名员工也遭辞退。这位女员工此前也提起了性侵案上诉，但目前还没有结果。 同样是8月，多益网络被曝出毫无理由地突然开除了公关部的所有女职员，说辞是“停职调查”，但却强迫签署离职文件。由此可见，女性在职场中仍遭遇著显性的性别歧视。 今年另一个重大事件是，多地延长了女性产假，并出台育儿假政策。其中，江西、浙江增加产假90天。陕西省提出对生育三孩的女职工再给予半年奖励假，总计产假达350天。包括修订草案在内，各地产假将长达128天至一年不等。部分地方也增加了男性陪产假。男性陪产假和育儿假的设立有利于男女双方共同承担育儿责任，一定程度减轻了女性在工作和家庭生活夹缝中生存的压力。不过总体来看，我国女性的育儿假期远长于男性，进一步增加女性育儿假可能加剧女性由于生育原因在职场上遭受的性别歧视。且非公就业、非正规就业女性以及女性农民工难以享受生育保险待遇。受家务劳动和生育影响，女性职工的升职机会降低，也存在社保中断的可能。在私企的招聘环节中，有过半女性表示在招聘时被询问婚姻和生育状况相关问题，有将近30%的女性因为性别原因在求职时遭受用人单位限制。如何在女性就业权益和生育权益之间取得平衡，在保证女性生育权益的同时消除职场的性别歧视，仍是我们需要共同努力的方向。 #08 性少数群体的就业平等 作为国内第一位公开出柜的女运动员，中国女足主力前锋李影无缘今年的东京奥运会。6月24日，李影在微博公开出柜，并发布了与女友的合照，后在各方压力下被迫删除了这条微博。在随后公布的奥运会女足集训名单上，李影并不在列。李影为国家队效力八年，参加过两届世界杯，是现役女足国家队中唯一获得亚洲杯最佳射手称号的运动员。有舆论认为，由于公开同性恋的性取向而被教练团队排除参赛资格，这是不公平的。 #09 研究生与青教：劳动权益的模糊地带 高校研究生、青年教师作为传统观念上的知识精英，其劳动权益问题常常被忽视。今年，南京大学、延安大学一共有四名研究生与博士生自杀身亡，校方没有给出具体的原因，但种种线索都指向导师的压榨。 11月23日，辽宁工程技术大学的研究生谢鹏在自习室猝死，他本已应该在6月毕业，因为被导师要求“多干半年”而延毕。读研期间，除了原本的学习任务，谢鹏还不得不承担导师安排给他的打扫办公室、帮学弟修改论文等与自己学业无关的工作。校方则直接否认对谢鹏的死负有责任。 不少研究生会玩笑式地将导师称作“老板”。在表面的师生关系背后，研究生与导师之间的确存在著隐性的雇佣关系。国外许多大学已经建立了研究生工会来保障其权益，而在国内，尽管近两年新闻频出，社会各界依然对此缺乏足够的关注。 不仅是研究生，高校体制下严格的等级秩序与僵化的行政管理也造成了许多问题。6月7日，复旦大学数学学院青年教师姜文华持刀杀害学院党委书记的悲剧，已经极端地展现出了高校内矛盾的尖锐性。据称，姜文华因为科研任务未达标，没能通过“非升即走”的大考核，就在学院宣布解聘前，他作出了疯狂的选择。“非升即走”是国内高校广泛实行的“3+3”式制度，六年后如果没有评上副教授或教授，只能走人。而事实上，青年教师能够通过六年考核的比例不到十分之一，甚至还存在许多三年就踢人的情况。在这种大环境下，高校研究生和青年教师同样沦为学术血汗工厂中的奴工。 #10 职校生实习乱象与悲剧 职校少年“自杀”背后的实习乱象- 中国新闻周刊网 6月25日，就读于湖北十堰丹江口第四中学（丹江口职业技术学校）的17岁高二学生余铭，被学校安排到华高王氏科技深圳有限公司实习15天后，在宿舍楼道跳楼自杀。在自杀前余铭向父亲诉说，说是来实习其实是来搬箱子，一个箱子二十多斤，一天要搬十几个小时，不允许请假和旷工。与余铭一同来实习的还有另外100多名未成年人，实习前被告知是去公司敲键盘，被“骗”来实习后，班主任警告余铭，再旷工就开除学籍。余铭父亲将求助信发在网上，控诉这场由校方组织的集体实习中，工厂非法用工，强迫劳动，最终将儿子推向死亡。 9月4日，微博用户@小鹏失眠睡不著 发布消息称自己在去年1月被湖南省郴州市武临县职业中等专科学校安排强制到湖南久森新能源的工厂实习，并在实习过程中因意外导致手被卷进机器中，右手落下残疾。涉事企业和学校拒绝给他做后续手术，不肯出医疗费。 实习是教育实践的重要环节，本应是职校生将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渠道。然而，在现实中，不少职业院校把学生强制安排在流水线上，不仅将强制实习与学籍、毕业证挂钩，而且实习内容与所学专业无任何对口之处。学生往往也不能全额拿到自己的劳动所得，学校的克扣盘剥使职校生成为学校敛财的工具。工厂对职校生也缺乏必要的劳动安全保障。若学生受工伤，学生只能自己承担责任和后果。对企业来说，职校生顶岗实习，既解决了用工短缺的难题，又无需按正式员工标准支付报酬，不过是廉价劳动力。 尽管教育部等五部门已在2016年制定了《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规定》，以禁止上述现象发生，但职校生实习乱象仍层出不穷。归根结底，这仍然是由于规定缺乏强制约束力、职校缺乏权益教育以及职校生难以找到维权途径。在这样的劳权环境下开展普职教育分流，只会导致更多年轻人踏上实习地狱的不归路。 #11 浮出水面：中国海外劳工生存状况 2021年3月，5名中国河南籍农民工经中介介绍，抵印度尼西亚进入位于东南苏拉威西省首府肯达里的中资镍业巨头德龙工作。该企业于2015年始在印尼投资建厂，已有镍铁冶炼生产线30条，其工业园为东南苏拉威西省第一大企业。然而，该工业园近两年事故频发，多名中国籍工人受工伤或死亡。 工人还发现企业给予的待遇与中介最初的承诺不符。中介承诺月薪为1.3万元人民币，但最终没有工人能拿到全额。出国前规定工作时间为9小时，工人们实际工作时长却超过10小时。此外，资方未与工人签订劳动合同，而是将劳动关系转移到外包公司。外包公司对工人随意降薪，对抽烟、玩手机等行为都会进行罚款。拖欠工资也是常态，到今年10月底，很多工人已四月有余未拿到工资。 在经历护照被扣、与所在外包企业协商归国反被讹诈、向使馆求助无望后，9月中旬，5名工人涉险偷渡马来西尼，试图改道回国，但被当地警方逮捕并最终遣返回印尼工业园。在工人家属、律师与劳工关注者的多方协作下，截至12月底，5名工人已确认搭乘回国的班机。然而，工人们付出的代价已是惊人的。 我们看到，随著中资企业走出去的步伐加快，越来越多的本国工人也通过中介途径被输送到国外从事各种工作。而这些工人不仅面临缺乏国内和当地劳动法律保障的尴尬境地，因而总是遭遇极其恶劣的劳动环境，而且容易遇到无法融入当地生活、缺乏支持网络等问题。企业正是利用这些因素规避用工责任，对工人大加盘剥。但愿这个刚刚浮出水面的问题能够得到更多关注和解决。 #12 “打工人也需要生活” 2021年10月12日，一个崭新的项目 “打工人也需要生活”（#WorkerLivesMatter）在网络上出现。该项目最早由4名95后程序员发起。项目所贡献的共享文档“公司作息表”在上线短短几天内就得到打工人的广泛传播，最多时收录了6649条各企业的劳动权益状况信息，累计百万浏览，覆盖行业超出互联网，也包括金融、房地产以及外企和部分事业单位。项目提议：任何行业任何地区的打工人都可以通过填写问卷的方式来分享所在企业的工作作息。 然而，从10月13日起，该项目就遭到不同平台的阻挠，其共享表格、项目官网以及GitHub 地址先后遭到QQ、百度、夸克、UC、微信的屏蔽。10月28日，该项目的小程序和公众号被永久封禁。11月1日20时18分，该项目删除了几乎所有信息，并将项目标记为已终止。11月8日，该项目在github上的最后地址也遭删除。 与两年前的996.ICU项目相比，本次项目存续时间非常短暂，也更直接地遭到来自各方面的围剿。但是在项目的初衷以及运作层面，我们看到一些新的创造。借助互联网的新技术，劳动者得以发出最真实的声音，尝试跨行业乃至阶层的联结和互助，尽管这种联系非常脆弱。在它的遭遇当中，我们也看到线上行动所面临的困境。即便是此类遵纪守法的温和倡议，也越来越不为系统所容。 #13 劳动者与文化：躺平、牛马与海德格尔 在同年爆红的还有B站up主大猛子。作为刚从土木工程专业毕业的大学生，大猛子将自己在半年里的工地工作和见闻录制成视频上传到B站，其对建筑行业恶劣环境的吐槽，引起许多打工人的共鸣。“有人出生就在罗马，有人生来就是牛马”则传遍互联网，成为网民批评社会阶级分化的金句。然而，大猛子也很快遭到所在国企的约谈。随后，他的一些视频遭到删除。 另一则引起舆论漩涡的文化事件，则是某家非虚构平台对翻译海德格尔的农民工陈直（化名）的报道。这篇非虚构报道源于作者对当事人的线上采访，却在11月18日采用自述形式发表，从而引起争议。一些观点认为，对学习精英文化的底层劳动者加以表彰，实际上反映了底层劳动者所处的弱势的文化位阶。正是劳动者在各方面的受抑制状态，使得ta们缺乏创造和传播自己文化的渠道和资源。 我们在上面提到的事件中也能看到：虽然互联网为劳动者提供了发声平台，然而，一旦那些揭露社会矛盾、容易引起共鸣的声音获得扩散，它们就会被迅速扑灭。在这种情况下，劳动者仍然在创造自己的文化。当我们谈论文化时，只以海德格尔为师，却遮蔽那些说出“牛马和罗马”的人，这确实是一种根深蒂固的偏见。 二零二二年 导言: “行业剪报”关注基层服务行业动态，为你呈现与服务业劳动者利益息息相关的核心资讯。本期剪报摘取1-2月份核心新闻。时隔半年，满帮、货拉拉、T3出行等新业态运输平台再次被监管部门约谈；疫情下，网约车司机遭遇困境；柬埔寨“血奴”事件发酵引发公众对互联网虚假招聘的关注；还有一线服务业劳动者挺身而出，利用社交媒体曝光企业用工中的违法行为。 01 满帮、货拉拉等8平台再遭约谈，计价和抽成规则司机缺位 1月20日，交通运输新业态协同监管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对满帮、货拉拉、滴滴货运、快狗打车等4家互联网道路货运平台公司再次进行约谈，对滴滴出行、曹操出行、T3出行、美团出行等4家网约车平台公司进行提醒。 监管部门指出近期有新业态运输司机集中反映平台存在随意调整计价规则、上涨会员费、诱导低价恶意竞争等问题，侵害了劳工的权益。要求有关企业就以上问题立即整改。 除此之外监管部门还提出平台应积极参与平台灵活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坚持公平竞争；在制定或调整涉及司机群体切身利益的计价竞价规则、收入分配规则、会员费等经营策略时，要公开征求司机、行业协会的意见建议，并提前一个月向社会公布；要持续优化派单机制，科学确定从业人员工作时长和劳动强度，避免超时劳动和疲劳驾驶。 这已不是上述平台企业第一次被约谈。2021年5月14日，交通运输部等8部门就对滴滴出行、首汽约车、曹操出行、美团出行、T3出行、高德、嘀嗒出行、满帮、货拉拉、快狗打车等10家交通运输新业态平台公司进行联合约谈。约谈内容也是计价规则不透明、上涨会员费等问题，可见时隔半年，这些存在于交通运输新业态企业的劳权顽疾仍然存在。 2月24日的交通部新闻发布会中，交通部称会将把“实施交通运输新业态平台企业抽成‘阳光行动’”作为2022年更贴近民生实事之一。 在网约车方面，督促主要网约车平台公司向社会公开计价规则，合理设定本平台抽成比例上限并公开发布，同时在驾驶员端实时显示每单的抽成比例。 在道路货运方面，督促主要道路货运新业态平台公司向社会公开计价规则，合理设定本平台订单收费金额或抽成比例上限、会员费上限等，并向社会公开发布。 要求平台公开计价规则，设置合理抽成上限固然是好事，但在新闻评论区中，也有从业者质疑到：“什么样的比例全合理的，这定的什么规定？？？滴滴说百分之五十抽成是合理的，行吗？？？”点出了政策的不足，形成合理抽成规则还需要平台司机的发言权，建立平台司机参与规则制定的健全机制，而不能止步于政府监管与平台单方面的自我约束。 新闻来源： 证券时报：滴滴货运、满帮等8家公司被监管约谈！啥情况？网络货运平台或迎强监管… 2月21日，上百名T3司机聚集在苏州市T3出行线下服务点，集体罢工抗议。 据一名参与罢工的司机表示，由于苏州疫情影响，司机收入下滑严重，每天收入仅100元左右，不够车辆租金。面对司机的这种境况，T3出行的租金却一分不降，许多司机因为收入严重下滑申请退车，也遭到拒绝。因此司机们决定在2月21日发起罢工，齐聚线下服务点，要求T3出行就减免租金、退车等事项给出一个合理的解决方案。 在本次苏州疫情期间，T3出行组织苏州市的T3司机组成志愿车队，运输核酸样本、医护人员，并在官方网站上大肆宣传，展示“企业社会责任”，博得口碑和名誉。平台依靠司机的默默付出给品牌贴金，但却对疫情下司机的困境不理不睬，虚伪面目暴露无遗。 本次罢工是苏州市T3司机近四个月以来的第二次罢工，2021年11月2日，因为平台调整奖励政策导致司机收入下滑，200多名司机齐聚T3出行在苏州的线下服务点罢工抗议。 无独有偶，在同样遭遇疫情的深圳，2月28日，数十名T3司机在路边拉起横幅罢工抗议。深圳的T3司机在疫情影响下收入同样严重下滑。司机们向平台多次反映后，平台既不降低租金，对申请退车的司机要求扣除金额不等的违约金，因此司机选择罢工。 2021年七月以来，为抢占因滴滴打车受挫而空出的市场空间，T3出行大规模扩张。过去半年多以来，T3公司已因大规模开放司机加盟、将合约司机转为加盟司机、更改奖励政策下调司机收入等行为导致大量司机不满，集体行动频发。 新闻来源： 司机指南：T3出行再次出现大罢工，同一城市间隔不到4个月，T3在自食恶果？ 1月19日，公众号“致诚劳动者”发布了一篇针对全网1907份外卖骑手劳动纠纷有效判决的普查报告，揭示了外卖骑手劳权的历年变化趋势。 我国外卖行业用工形式在十年内发生了诸多变化。最早是由平台直接与骑手签合同建立劳动关系，由平台直接管理的专送模式；之后继而诞生了不建立劳动关系，更加“自由”的众包模式。专送模式到后来则继续发展为骑手与外包配送商建立劳动关系，受外包配送商而非平台管理的外包形式；专送模式在近两年，甚至发展出了骑手受A公司管理，由B公司发工资，由C公司缴税的“网络状外包”形式。 与外卖行业用工形式的变化伴行的，是外卖市场垄断局面的形成：由最早的多家外卖平台竞争，逐渐发展到美团、饿了么两大巨头垄断。 随著外卖市场垄断趋势的发展，用工形式随之变化。外卖平台在垄断优势下无需再以比竞争对手优厚的待遇去招聘骑手。数据清楚显示，劳权纠纷的判决数量呈每年上升趋势，其中判决数量最多的是骑手受外包配送商管理、发放工资的“直接外包”用工形式，数量排第二的则是“网络状外包”形式。然而，由于“网络状外包”的用工形式中，劳动关系的错综复杂也有可能使得骑手求助无门，劳权纠纷甚至无法立案，判决数量相对较低可能是一种“幸存者效应”，同理众包骑手较低的判决数量背后也可能有类似原因。 新闻来源： 致诚劳动者：大统计：全国哪个地方的骑手最难打赢官司？ 1月23日，微博网友“凉水小青蛙”在微博上爆料了知名家政公司“轻松到家”存在多项侵犯员工权益的行为。深圳轻松到家是一家聚焦于家庭生活服务市场，业务涵盖钟点家政（钟点保洁、钟点做饭、钟点家务等）、长期家政（家务保姆、月子保姆、育儿保姆等）、家政职培等。 博主“凉水小青蛙”于2021年11月30日入职“轻松到家”成为一名全职保洁师，在工作过程中，她发现了公司存在多项侵犯员工权益的行为，并且遭到工资拖欠。在向管理层申诉公司的违法行为后，她被踢出员工群，并被违法开除。博主表示在“轻松到家”工作的保洁阿姨的权益普遍遭到了侵害，只是碍于年纪较大、文化水平不足等原因无法发声。 据爆料，“轻松到家”存在著以下违法用工的行为，包括：侵犯员工隐私、拒绝劳动合同副本由员工持有、不缴五险一金、请假肆意扣钱、克扣工资、不按时发放工资、恶意辞退工人等。 “凉水小青蛙”在微博上号召网友转发，并要求“轻松到家”给出公开道歉，但并未得到“轻松到家”的公开回应。 除此之外，在“凉水小青蛙”的微博评论区以及知乎上，亦有曾在“轻松到家”工作过的家政工人控诉企业的违法行为。 05 连锁餐饮“真阿婆水饺”拖欠工资，员工直播讨薪 1月26日，微信公众号“打工人看社会”发了一位名叫小飞的工友的爆料。小飞于2021年10月14日入职西安市知名连锁餐饮店“真阿婆水饺”，在工作过程中发现公司在用工存在著种种违法行为侵犯了TA的权益，并且发现公司拖欠了员工十二月及一月份西安疫情停工期间的基础工资。在向领导据理力争后，其被踢出工作群并开除。 但小飞并没有放弃维护自己的权益，而是选择通过自媒体曝光公司的侵权行为，并且申请劳动仲裁。 在公众号“打工人看社会”发布的文章中，小飞曝光在他入职真阿婆水饺后，公司并未跟TA签订劳动合同，也未给他缴纳社保。除此之外，TA还指出公司未给员工支付工作日加班、周末节假日上班的加班费，却通过罚款的手法对员工施加严苛的劳动控制，克扣工资。值得注意的是，劳动法规并未给予企业对员工进行罚款的权利，这种任意制定的罚款管理是违法的。尽管雇主通过罚款对员工进行劳动控制在基层服务业和制造业是相当常见的行为。 小飞还提到，门店领导为了讨好老板，使唤员工在领导前来视察前突击搞卫生，将地板拖了七次。当小飞在工作中受伤时，领导一再强调TA的受伤跟公司没有任何关系，并要求他带伤继续工作。在冬至日时，门店部分员工连轴转工作16小时，却没有加班工资。这些情况展现了餐饮服务业一线员工恶劣的劳动处境。 在1月26日文章发出后，真阿婆水饺的领导找到小飞，给小飞发放了部分停工期间工资试图息事宁人，但小飞并未被收买，坚决要全数拿回自己应得的全部权益。由于通过劳动仲裁维权对于普通劳动者来说成本太高，因此小飞决定在元宵节当天去门店门口通过发传单等形式维护自己的权益，曝光公司的违法用工行为，并通过微信视频号进行了视频直播。 在直播讨薪过后，真阿婆水饺为包括小飞在内的全体员工补发了停工期间工资，并私下对小飞作出了更多让步。小飞通过自己的勇敢和得当的策略维护了自己以及同事的权益，值得所有遭到不公正对待的基层服务业劳动者学习。 新闻来源： 打工人看社会：西安真阿婆水饺非法用工，未成年工人勇敢讨薪 2022开年，喜茶、文和友、墨茉点心局等网红餐饮品牌接连曝出裁员消息。 据新浪财经2月9日报道，喜茶在年前启动裁员，将裁30%员工，信息安全部门全部撤裁，门店拓展部门被裁50%，被裁的员工将获N+1补偿，也可被调去其他部门。 尽管后来喜茶官方声称公司不存在大裁员，而是年前的正常人员调整优化，但在小红书、微博、脉脉等社交平台上却有自称喜茶员工或前员工的网友发帖称自己遭遇了公司压工时、“砍班”等操作，被迫离职。根据媒体《天下网商》对喜茶离职员工的采访，喜茶的裁员从去年10月份开始就初现端倪。喜茶规定一线员工每月总工时需达到200小时，但在排班上却严格压缩员工工时，甚至少计工时，导致部分员工被扣底薪与全勤补助，甚至有员工因工时不足遭开除。此外，N+1的裁员补偿也并非对所有被裁员工落实到位。 2月16日，据“快消”报道，网红餐饮品牌“文和友”也在年前开启裁员，一些部门被裁人数超过60%。除了裁员，“文和友”的员工还遭到了工资克扣：“文和友”员工每月的工资并非足额发放，而是会有10%绩效工资押到年底与年终奖一同发放，而2021年“文和友”并未发放年终奖。 2月18日，据《中国企业家》报道，墨茉点心局在春节前裁撤了40%的品牌员工，公司将从过去以打造品牌为中心，转型为以运营为中心。 发生裁员的三家餐饮新消费品牌近两年都在融资加持下大规模扩张，扩张后面临了单店收入下降、水土不服、运营混乱等问题。去年的8月份则成为新消费行业从热到冷的转折点，曝出裁员消息的三个新消费品牌的融资进程都停留在去年8月前后。在新消费前两年所依赖的“社交媒体种草、爆品引流、高密度抢占商圈”的“网红打法”下，为了提高品牌估值，餐饮新消费品牌盲目扩张，而实际盈利能力不足，造成泡沫，最终惨淡收缩，致使大量员工面临被裁员的困境。 新闻来源： 开菠萝财经：“文和友们”被曝裁员，集体过冬？ 2月12日，一男子遭遇网络诈骗被拐至柬埔寨“抽血卖钱”的报道，在中文互联网上传播并引起热议。该男子自称是在“58同城”平台上看见一份广西边境地区的招工信息，前去应聘，结果被诈骗集团拐去做“血奴”。 尽管后来“58同城”及警方经过调查否认了该男子遭遇的真实性，但此事件引发了公众对“58同城”等平台虚假招工信息泛滥的关注。“58同城”的微博评论区被愤怒的网友攻陷，大量网友在微博上分享自己的被骗经历。 “58同城”上虚假招工信息已不是第一次进入公众视线。早在2018年6月，澎湃、央视等媒体就曾报道，从中国裁判文书网搜索到近年60起通过“58同城”、“赶集网”发布虚假招工信息的诈骗案例中，248名被告人通过发布虚假招工信息进行诈骗，超过5500名被害人受骗，诈骗金额近亿元，甚至有人落入卖淫窝点、诈骗集团。当时新闻曝光后，“58同城”承诺推出求职者保障计划，与警方联合打击网络黑产。 但三年过去，虚假招工信息仍然屡见不鲜。2022年2月25日，媒体燃财经在黑猫投诉平台上搜索“58同城”，累计投诉量达9711条。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中，以“58同城”、“诈骗”为关键词检索，涉及文书为3887篇。可见虚假信息已是此类平台的顽疾。 互联网招聘平台上的虚假招工信息往往都有一定的套路。一种是以优厚的工作条件和待遇吸引他人前来应聘，之后巧立名目对应聘者收取各种“培训费”“信息费”“服务费”等，最后在收费后将应聘者拉黑；另一种虚假招工则是给应聘者提供与招工信息描述相差甚远的工作，而拒不退还中介费。 在媒体燃财经的报道中，财经评论员吴其伦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通常只有付费企业才能在58同城等招聘平台上查看求职者简历，获取联系方式等，“换言之，平台赚了骗子公司的钱，平台与之存在合作关系。”他分析称，受害者也是通过平台联络到了骗子公司，“平台成为了骗子与受害者间的桥梁。” 新闻来源： 燃次元：2022年了，58同城上“骗子”还是很多 1月28日，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薪宝科技零工经济研究中心发布了《2021年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生存状况排行榜》，从收入、保障、工作强度、负债情况五个维度，对网络货运司机、网约车司机、即时配送员、到家服务员、快递员这五个主要的新业态零工职业进行调研。 从调研结果可以看出，在五个行业中，年收入最高的是网络货运司机，能达到100774元，排第二的是共享出行司机，年收入为90191元。但由于这两个行业零工从业者往往需要支付货车、网约车的贷款，TA们的负债压力也较大。调研显示，从职业分布上看，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月还贷3000元以上人数占比在35%，其中网络货运司机及共享出行司机该数据高达40%以上。 调研还显示，绝大部分的新业态零工从业者的月收入均在7500元以下，同时40%的新业态零工从业者每日工作时间超过8小时。总的来说，网络货运与网约车司机相比其他群体，收入水平较高且保险保障覆盖面更广，但由于车贷等原因导致负债压力亦较大；快递员及即时配送群体，其收入相比偏低且工作强度过高情况更普遍，但依然不改对职业前景乐观积极的态度；到家服务员群体，工作强度过高情况好于其他群体，但面临收入低，保险保障覆盖有待提升的问题。 新闻来源： 薪宝零工经济研究院最新发布！《2021年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生存状况排行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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