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社会主义行动 写于 二零二二年

香港疫情死亡人数超过武汉

香港第五波Omicron新冠疫情全面爆发。自疫症爆发至3月13日，全港累计确诊人数已超过26万人，死亡人数3993人，死亡人数超过武汉，死亡率为全球最高！在几乎不切实际的“清零”政策下，香港本就捉襟见肘医疗系统更全面崩溃，大批病人无法入院，甚至只能暂时在露天停车场等地方等候治疗，场面可谓惨不忍睹。

在这个情况下，无论是检测还是入院治疗都已经完全超出负荷，无法及时检测和隔离患者。笔者裘青的父母亦双双染疫，以家母的情况为例，她的症状轻微，而整整过了十一天时间才收到阳性检测报告，事实上收到报告之时她已基本康复。

在整个过程中，她没有任何政府部门安排她隔离或给予任何医疗建议。因此尽管家庭内已尽量做足防疫措施，家父在不久后也出现病征，且病情相对较重，出现高烧与呼吸困难，但迟迟未收到检测报告。公立医院急症室完全爆满，而政府所谓的热线电话根本无法拨通，令家人万分焦急。即使有着私人医疗保险，但香港部分私家医院无耻地拒收新冠患者，家人多番奔走下方能找到一家愿意接受照料的私家医院提供床位，但即便如此，由于入院人数众多，所能提供的医疗照料服务亦大打折扣，仅仅聊胜于无。

造成这灾难局面，林郑政府责无旁贷。香港的公共医疗体系一直就是残缺不全。去年底，医管局承认医护流失严重，并预测一旦爆发第五波疫情，公营医疗系统已难以应对，但政府却没有任何应对措施。私立医院拒绝接收新冠病毒病人，所以全部患者要由公共医院承担，而公院只有全港45%的医生。

在第五波疫情爆发之初，林郑政府没有正视Omicron病毒株的感染力更强，只知僵化地执行徒劳的大厦围封和限聚政策以求“清零”，而不是适时地改变策略，发放有效的资讯和足够的自我检测用品，并且勒令雇主容许员工选择在家工作。香港仍未能彷效中国严密的社会监控系统，加上人口比中国更为密集，不可能像内地实行“小区管理”，一味追求“动态清零”事倍功半。

清零政策在内地和香港都已受到动摇，连中国专家也在暗地表达异议。中国疾控中心前首席科学家曾光在网上发文提出要展示“中国式与病毒共存的路线图”。有关帖文没有像其同业张文宏半年前提出中国可实行与病毒共存时般受到网络猛烈抨击，可见舆论的转向。建制派元老曾钰成则在二月中为动态清零作出辩解，并指“香港要走出自己的抗疫路”。

然而，中共决不容许香港自行其事而动摇内地的清零政策。习近平在二月中命令港府稳定疫情作为“当前压倒一切的任务”。假如中国开放实施“与病毒共存”的政策，在政治上相当于推翻了内地过往的“抗疫成绩”，而这正正是过去两年习近平政权一直自我标榜和吹嘘的“政绩”，更被用作证明其“东升西降”说法的例证。改变抗疫方针等同会重挫习主席的权威。

的确，如果中国现在放松清零政策，由于没有群体免疫，必然会面临疫症大爆发。上海和吉林在三月中再爆发Omicron数千宗感染就响起了警钟，甚至是另一场恶梦的开始。此外，国产的科兴疫苗对于Omicron变种病毒的预防力薄弱，根据《传真社》参照港大研究的推论，如果维持现时港人接种复必泰与科兴的六四比例，即使全港3针接种率到达95%，预防感染Omicron的保护率亦只得约5成。如果宣布放弃国家疫苗又会使中共面子有损。即使现在科兴研发针对Omicron的疫苗，能够挽回多少市民的信心？

林郑抗疫工作东歪西倒，使她失去中共的信任，甚至可能抵销了她镇压2019运动的功劳，使她不能连任特首。在习近平发出命令后，中国专家接管了香港抗疫工作，凌驾了香港政府。林郑本来想推行全民强制检测，香港的爱国政党举脚赞成，却被中央援港防控专家组组长梁万年煞停。的确，全民检测已经过了时机，因为病毒已在社区扩散，如果找到大量患者，也没有足够的隔离设施。而强检只能令市民在街上聚集而增加感染风险。

社会主义行动认为，迫切需要全面充公私家医院，将医疗全面公营，并置于医护人员和病患的民主管理之下才能充分调动所有医疗资源，制定出切实可行的抗疫政策。并大幅增加医疗开支、培训更多医疗人员以保障优质的公共医疗服务。而这一切必须以工人群众组织起来、打破以利润为本的资本主义制度和亲资专制政府才能达到。

香港：无止境的镇压

媒体遭遇镇压

去年12月，警方搜查了《立场新闻》的办公室，这是香港仅余的自由派反政府新闻社，并以”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罪“罪名拘捕了6名现任及前任高层。同日，《立场新闻》宣布停止运作，并移除其网站上的所有文章及线上内容。

这是自2021年6月取缔《香港苹果日报》以来，最新一波对于新闻自由的打压。另一网媒《众新闻》亦在1月4日决定关闭。香港已经完全处于北京的直接统治。中共及其反革命不会容忍香港出现任何有意义的反对派。一切民主权利，从集会自由到言论自由，都遭受攻击。

假选举

12月19日，香港举行了自《国安法》通过以来的首次立法会选举。过去的选举上尚且还有一些自由选举的元素（一半的议席为直选产生），但这次完全是一场闹剧。只有22%的议席是由直选产生，其余的都是由中共和资本家们钦点出来。而且，当局不允许任何有意义的反对派参选，所有的反对派政党的领导层要么被取消资格，要么正在坐牢。

因此，毫不意外这次选举投票率创下了历史新低，只有30.2%，可以对比一下2016年的选举投票率——58.3%。这还要考虑到，政府高调表示，任何公开呼吁“杯葛选举”的人士将会面对最高3年的徒刑这一清况。然而，这次选举的超低投票率表现出的是，民众积极而有意识地反对假选举。这次选举结果完全不是政权的胜利，但这个结果也不会决定性地改变香港的反革命发展方向。习近平在香港问题上寸步不让，否则会在新冷战和政权面对的诸多危机中显出弱势。

移民潮

自2020年6月《国安法》实施以来，香港的人口净流失已经超过10万人。根据政府的官方数据，去年香港人口出现了1.2%的负增长，这是1961年有记录以来的最低，甚至比1990年代主权移交前夕的移民潮更严重。这一方面也是受到英国、加拿大、澳洲等西方国家的移民政策松绑所影响。不过，这些资本主义国家并不是为了香港的“民主”或“人权”，而是为了推动自身的冷战方针，也是为了试图吸引香港更富有的阶层。

大部分离开的人是来自中产或专业人士背景，当中头三大行业为：金融业、资讯科技和教育。根据已解散的教协在2021年5月的调查，40%的教师由于“政治压力”增加希望离职。这样规模的人才流失对香港的未来会带来重大的社会经济影响，特别是公共服务会收到影响。去年，公立医院流失了4.9%的医生和6.7%的护士。

“洪门宴”派对门事件

紧随着中国的“动态清零”政策，香港有着全世界最严厉的封城防疫政策之一。在1月发现一宗本地源头不明感染个案后，政府再一次地关闭了酒吧和戏院，并禁止晚市堂食。整栋住宅大楼被围封，居民数日不得出家门，甚至有食物不足或市民被禁止向家人送药物的情况。另外，政府已经实行了连续两年的至少4人聚集限令，实际上就是禁止抗议集会。

不过，这些禁令无碍香港富豪精英们的享乐。1月，爆出超过200人参与的港区人大洪为民生日派对，当中的参加者包括政府高官和新任立法会议员。事件在其中一名参加者确诊后才得以曝光，而政府才迫不得已将这一众“爱国人士”送到隔离设施。显然，对于普罗大众和富豪精英们是有着两套截然不同的规则。

经济危机

政治打压及疫情无疑大大影响了香港的经济。2020年的经济萎缩了6.1%，而纵使2021年的经济预测会反弹6.4%，但经济却远远未完全恢复。事实上，在疫情爆发之前，香港的经济已经出现放缓，2019年的GDP更是下跌了1.7%。虽然香港是全世界最富有的经济体之一，但仍然有1/5的人生活在贫穷之中。失业率暂时还是比较低（部分源于移民潮），但人才流失的浪潮对于香港有着长远影响。而当香港越来越依赖的中国经济陷入更严重的危机，香港的未来只会日益动荡和前景黯淡。某程度上说，中共的反革命摧毁了香港。反革命是无可避免的现实，同时我们认知到习近平政权正面对空前的危机，专制政权处在病急乱投医的阶段，世界资本主义游戏走到了危机连环爆发的阶段。中国内地的群众情绪正暗流汹涌，当其爆发之时，我们就会知道2019年香港的运动不过是一场预演。

香港：李家超被钦点特首，香港反革命换上新面孔

香港特首假选举于5月8日毫无意外地落幕，一如所料北京“唯一支持”的李家超以1,416票的“高”票当选。虽然，主权移交以来的历届特选选举都是小圈子的假选举，从来背后的操盘人是中共及大资本家，但本届选举的过程更加反映了中共对港政策的进一步反革命，加强地民主权利的打压，而北京直接治港已成事实。

假选举

今次所谓的“选举”是2019年抗争及《国安法》实施以来的首次特首选举。去年，北京“完善”香港选举制度，进一步破坏了立法会选举及选委会仅余的民选成分。到了今年的特首选举，在改制后的选举中并没有限制参选人数。然而，选举原定2022年3月27日，现任特首林郑月娥一直等候习近平的指示，没有公布连任意向。然而到了2月，在北京指示下，港府以疫情为借口押后选举至5月。至4月，林郑当时已失去中共信任，中共才表明意图，表示“唯一支持”李家超参选，而林郑则宣布不寻求连任。

这变相阻止了其他建制派加入选战。显然中共在新的反革命形势下，想避免过去如2012年梁唐之争、2017年曾俊华参选，造成建制派分裂，或让群众借机挑战中央权威。中共在2019年区议会选举后，更加害怕哪怕些许的民选成分都会成为民众宣示不满的缺口，例如选委会不满习强硬政策的资本家会对中共钦点候选人投反对票。为免夜长梦多，北京宁愿废除所有选举竞争的猴子戏，变成主权移交的首次“一人选举”，而且责成梁振英成为选委会的召集人来确保李家超受到“高票”祝福。被钦点的李家超甚至在公布任何政纲之前，就已经拿下超过300个选委提名。

对于警察出身的李家超当选特首，有人担心这是“武官治港”的开始。但，香港的武官不是独立的，而是完全听令于北京的。所有无论是文官武官都没有根本性分别，最后还是中共治港。

香港的反革命大趋势只会加剧而不会有放缓，除非大规模群众运动作出抵抗。而当今局势下，中国大陆工人阶级爆发运动的可能性比香港更高。我们过去分析，习近平在新冷战格局中要维持其强人统治权威，就必然会向香港开刀──反正香港已经是中共的囊中之物，而在中美脱钩下，香港的经济与战略地位将会下降，西方也就基本放弃了香港，转向台海、南海等更重要的战略问题。

李家超当选后，就已经表示《二十三条》将会是其任内的任务之一。这会是比《国安法》更细致、更融入本地法律的一部法例，让当局实行更广泛的镇压，而非只靠殖民地时期的法律或犹如“核弹”的《国安法》。

过去一阵子，当局亦未减对抗争者或民主派的打压。保安局表示，2019年反威权运动有逾万人被捕，其中2800多人被检控、1100多人被定罪。而《国安法》通过至今，被捕人数有175人，并有8人被定罪。

5月中，已解散的“612人道支援基金”的5名信托人，包括泛民前立法会议员吴霭仪、何秀兰，被警方以《国安法》的“串谋勾结外国势力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拘捕，亦被控没有为基金进行社团注册。可见，就连最温和的泛民也不能幸免。中共打击泛民不是因为他们对专制制度作出真正的挑战，而是对群众斗争作出杀鸡儆猴的警示。

“忠诚反对派”

在中共镇压的大形势下，香港的反对派力量几乎土崩瓦解。而那些仅存仍运作的，也选择了向中共投诚。民协主席廖成利最近表示，该党要成为“忠诚反对派”，更认为“习近平思想”与该党初衷一致，并希望未来可以参选。对于这些职业政客来说，民主并非其原则，而是谋求一官半职的手段！

香港的命运不是香港自己所能左右的，而是受到中国及国际新冷战局势所主宰。因此，正如在2019年大型运动时已清楚见到，香港的反独裁斗争也不是一个城市所能完成，而是必然要与中国大陆越演越烈的群众斗争连结起来，并且要建基于工人阶级独立的组织与纲领──而非依靠资产阶级反对派，因为他们并不想挑战资本主义，往往只会限制斗争的发展，并将斗争去政治化，以至在关键时候背叛运动。 

香港防疫政策彻底沦为政治计算 

香港自本年首季的第五波Omicron新冠疫情全面爆发以来，根据政府卫生署的数据累计已造成超过125万人感染，共9192人死亡，然而实际感染人数可能远超这一数字——一般估计已有超过半数香港市民曾经染疫。近日香港似乎再次迎来新一轮的小爆发，在连续数周单日确诊破百后，至7月2日为止已有连续4日新增确诊数字超过2000例。

林郑月娥在卸任前，虽然口头上并无正式承认，但事实上已没有再强硬执行清零政策——封区已经停止，也没有计划进行全民检测。港府因为经济严重受破坏而受到压力，一方面想尽量放宽防疫政策，但不敢公开放弃违背习近平“清零”的旗号，因而陷入瘫痪状态。

在经历了年初的第五轮爆发后，由于Omicron传播快速而大部分受感染者只获轻症，再去执行所谓的“清零”政策早已不切实际，也没有意义。由于国产科兴疫苗低下的保护能力，以及长期公共医疗资源的严重缺乏，香港疫情的死亡率在统计数字上甚至高于武汉。情况发展至当下，香港已初步达到了群体免疫的门槛。香港亦跟随中国大陆的步调，开始逐步尝试放宽入境检疫隔离的限制。

而在这一系列的操作下，民众的卫生安全与利益却完全不在考虑之内。中共以“生命至上”来为清零政策辩护完全是一个荒诞的笑话。

疫情发展到现时，防疫政策已几乎无关于卫生与科学而完全成为了一盘政治工作。香港在经历过死伤惨重的第五波疫情爆发后，公共医疗系统的恒常性拨款没有增加分毫，公共医院的病床没有增加一张，公共医护人员没有增聘一个（相反还由于移民潮而大批流失），政府依然从政治影响而非民众福祉去考虑和制订防疫政策，依然对公共医疗的残缺得过且过，私人医疗系统依然以利润为目的而对疫下社会的哀鸿遍野见死不救。

在这一前景下，基层民众亦遭受漫长的折磨。香港的最低工资已冻结3年，贫穷率创下新高达23.6%，贫穷人口高达165.3万人。失业率5.4%且仍在升高。而即使是就业人口，在职贫穷率亦高至13.6%，达80万人处于在贫贫穷状态。

李家超新政府早已明言，与大陆通关是“首要工作”。换言之，重新开放国际边境、重启国际人员正常流动将遥遥无期。这对于香港的经济而言必将是一场漫长的折磨。香港机场航空航线与航班急促萎缩，东南亚航运中心的地位已从赤蜡角机场转移至新加坡樟宜机场，国际航空运输协会总干事批评，香港曾经是全球最繁忙的货运枢纽之一，但现时的防疫政策“实际上已令香港从国际航空地图上消失”，这让政府重金修建的机场第三条跑道尚未落成就已完全沦为大白象工程。

外国资本企业也开始着手将总部撤往新加坡以便利人员流动。香港欧洲商务协会的调查显示，25%的公司会员将在未来一年内完全撤离香港，24%将局部撤离，而表明一年内不会撤离的只有17%。外企资本关注的是，香港到目前为止都没有一个走出疫情的清晰计划。人员流动的不便企业人员的出缺非常严重，甚至达到了危及公司正常营运的程度。这些因素都使香港负上沉重的经济代价，香港今年的经济增长预测将只有0.8-2%。

林郑最近接受《凤凰卫视》访问时，甚至说“香港必须要重新对全球开放”，“其它国家在平衡经济、民生的需要之后，他们就逐步开放。那么这对香港来说就没了优势。”但撇开与中国通关而直接开放国际边境，对习近平和中共政权而言却是最严重“政治犯罪”：为了突显中共对香港的“全面统治权”，在中共的蓝图中，香港必需先与中国内地通关，尔后才可以跟随中国内地的步伐开放国际边境。

在中共的专政下，民众的生命和安全从来都比不上政权的地位，甚至比不上专制者个人的面子。而在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下，不管是何人当政，民众的利益也必需让为于资本的利益和统治阶级的利益。因此要真正走出疫情的困境，工人群众必需组织起来，打破专制与资本主义的统治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