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中国网友 写于不同历史时期 整理于二零二二年

中国社会的纳粹文化

作者 王庆民 写于 二零一九年

因为我经常看各种新闻报道，不仅了解了其他地方的很多校园暴力，还了解了很多和我有某种相似之处的“特殊”人，例如兰越峰、唐慧、廖曜中等（当然我的个人道德品质比她（他）们差多了）。

  就像被广泛报道的“走廊医生”兰越峰，她的那种处境我可以感同身受。壹个人在受到外界极端孤立、周围的人普遍对其充满嫌恶甚至敌意的情况下，思想、行为都会严重的扭曲，情绪容易剧烈波动，也容易做出比较极端、在外人看来不可思议或者惊讶恐惧的事情。因为十几个、几十个人的歧视、排挤都用在壹个人身上，就算每壹份“力量”都很轻，它们的合力也足以压垮壹个单打独斗的人。尤其是自尊心比较强、心理比较敏感的人，面对周遭的各种白眼、风凉话和有意识的疏远的情况下，内心极为痛苦，思想在反复挣扎，精神高度紧张，有时候会头脑眩晕以致举止失常、判断力模煳、不顾后果的做事。这时候可能构建过强的心理防卫机制，对外界的善意恶意难以区分，更难以区分事情轻重缓急和不同的人对待自己存在的微妙的差异，越来越“不通人情”，导致对他人反应过激，或者反应迟钝。在追求某种目的的时候也可能会走极端，由开始时候正常合理的要求变成比较过分甚至根本不可能实现的要求。

    而对自己这些行为能够清楚了解却又难以控制的情况下，会越发羞愧、忧虑、急躁，导致思想更加扭曲和行为越发极端，这又导致四周他人更强烈的反感和敌意，然后循环往复。而这时候，壹开始触发的事件（兰越峰和医院领导同事的冲突孰是孰非）就已经不重要了，或者焦点已经被转移到了兰越峰的这些反常行为上了。对于不是十分了解内情的外人，往往只看到壹个“疯子”、“精神病患者”、“偏执狂”，由对其人反感自然延伸到她（他）的要求、所有思想观点、所有行为的否定。至于她的要求究竟是否合理，日常其他正常时候的言行是否正确，往往就没人去较真了，而且在普遍厌恶她（他）的大环境下，谁还去冒着得罪大多数人的风险去花费大量精力刨根究底、替其说公道话呢？壹个人在恶劣的环境中孤立无援，屡受打击，往往不是走向麻木，就是敏感，或者二者兼而有之（这壹点不奇怪，敏感和麻木是可以并存的，看很多人尤其经历苦难的底层的人就容易壹方面逆来顺受，壹旦爆发却又可怕，就像古代的农民起义中的各种暴行）。如果有人帮助其融入社会环境，走出矛盾与冲突还好，如果孤立的与所有人都无法沟通了，那后果很可怕。因为这时她（他）已经无法正确分辨他人对自己的言行及整个外界的各种事情，有时无法提早发现他人对自己的伤害，有时又会误会他人的好意。当壹个人对外界几乎所有人都无法信任之时，加上各种前面的伤害带来的痛苦，很容易令此人心中滋生出仇恨，做出更加激烈的行为，壹旦如此循环下去，必然是被孤立的人受巨大伤害，或者壹些挑衅者被狠狠回击、壹些围观者被误伤，或者被孤立者和外界两败俱伤。

    至于像兰越峰做出这种行为的前因后情，就更容易被忽略了。壹开始她和医院发生冲突，院方用比较“缺德”的方式--让他人强行代替她的职务，并且锁上她的工作室，以此逼她离职，而且即使不离职，也因为进不了工作的房间而无法上班，达到壹定天数医院也能“正大光明”的以长期不工作为由开除她。她只能通过坐走廊来“上班”，以此保住这个职位，保住基本工资。相对于有权有人强势的院方，她只能如此做，否则怎么办呢？上访是需要很长时间的，还需要金钱和时间投入，所以她必须先用“来上班”塞住医院已经摆下的“自动离职”的陷阱。至于后来的下跪、在地上打滚、大喊大闹，包括说壹些很极端、夸张的言论，除了上面提到的那种因为心理刺激恶性循环的原因之外，弱势者往往也只能通过这种“闹”来争取外界关注、发泄不满情绪、对抗群体压制。

    坐在办公室的院长（还有各种形形色色的领导）因为有权力，有很多手下，还有灵通的消息来源和通畅的向上级或者同事传达自己意见的渠道，当然没必要通过这种歇斯底里的大闹来传达自己的要求、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其他医护人员“众志成城”，以几十人战壹人，“用口水淹死你”，在精神上相互鼓励、信息上互相通气，对待兰越峰的行为上保持壹致与默契，对外也统壹口径，当然也不需要去通过哭喊、叫骂来实现他们的目标，领导们更是可以衣冠楚楚的客客气气惩治你，不用骂街撒泼，足以让人无法立足。社会上很多领导干部无论是贪汙受贿还是整人，都不需要撒泼打滚就能做到，因为有权力和关系。

    至于说兰越峰是不是通过“利用社会对医院的不满来达到私人目的”，这个众说纷纭。但是她提到的医院的弊病究竟有没有和她目的是公是私并不能捆绑定性。外国很多大选里攻击对手腐败或者其他丑闻，其实也是为了自己在选举中能够战胜对手，并不是大公无私，但是只要有利于加强监督，让普通选民从中获利，这就是有益的。当使用正常的手段（如法律诉讼、向上级反映、申请工会或妇联这种组织干预等）无效或者久拖不决情况下，弱势者采取的不伤害他人（主要是具体个人，并不包括单位）直接利益或者名誉的壹些激烈手段，尤其言辞方面的过激，其实是可以谅解的。壹个三岁小孩打壹个身强力壮的三十多岁男人，打了十几拳并没什么伤害，反过来，这个男人只要用两个手指拧壹下小孩，就足以让小孩子十分痛苦，难道要壹味谴责“打了很多拳”的小孩子吗。

    在医院方面拥有权力优势（背靠体制，任免和处分大权，主要领导都反兰，上级卫生局也是，还有因此带来的财力优势，可以对舆论进行公关）、人数优势（医院绝大多数人反兰，排挤敌视她）、环境优势（在前二者情况下，医院内部运作、财政收入详情、医院工作安排等都可以由多数方来控制、对外解释，各种医院是否合法合规运作的“证据”也能制造，兰越峰则是孤掌难鸣，有口难辩，在这种孤立中更难调查取证）等多种绝对优势情况下，黑白自然可能颠倒，视线很容易被转移，弱势方错误自然可以被夸大，强势方的过错乃至违法犯罪都可能被轻描淡写和掩盖。至于外界部分舆论对兰越峰的支持，其实实际作用有限，因为这些支持并不能有效的渗透入医院的环境，不能真正转化为兰越峰的后盾，而且基本都是口头的支持，自然没有医院的权力有效，况且医院通过各种公关以及其他壹些因素已经让媒体和网络舆论不偏向兰越峰了。

    还有就是在这种充满敌意的环境下，兰越峰即使通过这种对抗“胜利”了，恢复了工作，重新当上超声科主任，平常在医院工作和人际交往中也会面临各种有意无意的刁难和各种白眼、风凉话，也很难有同事做朋友，处在糟糕的工作和生活环境中。此外还有因此丈夫与她离婚（根据《南风窗》对其采访的文章（《倒叙“走廊医生”》）所述，这些事发生后，她丈夫也抛弃了她，她丈夫离婚前后也像看怪物壹样看她，“兰越峰伤心，是因为丈夫也相信她是‘疯子’”，“和我相处的时候，看得出他很恐惧”、“（兰越峰自语）（丈夫）这么好的人，为何变得如此绝情”……）、因为过激言行和其他人的夸大诋毁对名誉的伤害，导致出现心理疾病这些，都是无可挽回的伤害，即便“胜利”了也还是失败了，赢了壹时壹事，输了壹生壹世。

    当然，我并不赞同“我弱我有理”这种思想，自己做的错事我很清楚自己的责任，但是我想通过兰越峰这个例子说明为什么会产生壹些过激行为，在冲突双方力量不对等的情况下出现的事情有哪些可能不被外人了解和体会到的内情。无论是强者还是弱者，都应该负起自己应负的责任，但是不应该让双方力量和影响力、话语权的不对等影响了人们对事情本身是非曲直的判断力，更不能忽视被孤立者和大众对立时双方所受伤害程度的巨大差别。壹个人发出的伤害是有限的，而几十人甚至更多人把自己的暴力、歧视、排挤用在同壹个人身上，而这个人又没有朋友来帮助回击、分担痛苦，就等于是恶流的千钧之力，足以让壹个人精神崩溃、痛不欲生，甚至由行为偏激变成真的精神病（相反，那些集体欺凌他人的人却可以躲在人群中，利用“集体”的掩护来消解、淡化自己的错误甚至罪行，以“法不责众”逃脱惩罚。从壹人壹脚踢死小偷或者殴打村里的“疯子”，到红卫兵集体暴力（例如乱踢乱打羞辱老舍、打死卞仲耘）、数百万日军在中国的集体暴行，延拓到历史上各种战争罪行，都能看到很多人躲在“集体”大旗的掩护下为非作歹却能全身而退。相反，独自施暴的个人鲜有逃脱各种制裁的）。

    而且在这种个人与工作单位及同事出现矛盾时，如果有良好的制度和普遍较高的国民素质，就不至于变成这样。如果法律充分尊重和保障公民基本权利，坚持程序正义和现实正义结合，单位也能够实现职工民主化平等化，而社会风气及国民观念也更重视基本人权和个人自由，社会上各种民间团体互助组织的发展，都能够遏制这种工作单位的集体霸凌，让壹个人的去留不受偏见与利益挤压，而是按事情的是非曲直裁决。就像台湾地区的“萧晓玲事件”，就是壹个典型例子。具体情况可检索维基百科，因为内容过长过多，且情况复杂，因此不在此摘录。简单说就是壹位中学教师因为业务问题及私人政见还有与同事领导及学生的不和，后来几经波折的维权事件。无论孰是孰非，或者都有责任，但是并没有出现像兰越峰遭遇的这种严重的排挤和拒斥，更不至于把人逼得要发疯和做出异常举止例如坐走廊、在地上打滚哭闹等。虽然两件事情况不完全壹样，但是还是有壹定的可比性。保护每个个体合情合理的利益比以压制个体为代价的“集体荣誉”更值得捍卫。马克思说过“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所有人自由发展的前提”，个人的权益不仅是前提，还是根本目的。

    还有唐慧案，也和我的少部分经历有类似之处。根据现在的很多新证据，证明唐慧在上访中所告的女儿被拐走强迫卖淫的情况有部分不实之处，而她所提的要求判处多名相关犯罪人员死刑的要求也过高。此外，很多政府机构、媒体以及其他和她接触过的人认为她性情偏执、行为激进，四处告状，壹直“闹”个不停，当街咆哮，歇斯底里，是壹个不知进退、只讲自己壹面理的人。在我看来，虽然她确实讲的有部分不是实情，用情感绑架司法判决也不对，行为也确有偏激之处，但是都是事出有因。

    首先，她作为壹个单身女人，在年仅10岁的女儿被拐走强奸并卖淫后，除了通过四处上访和激烈言行等“闹腾”的方式来引起政府和社会关注，并没有别的办法。如果她家里有钱有势，或者还有权，而且家里有厉害的男人，还有壹群厉害的朋友，遇到女儿被拐，完全可以通过关系直接找到诱拐女儿的那个娱乐会所，通过施压手段救出女儿，对做这个事的人也可以通过壹顿暴打甚至打伤打残来“解恨”，还可以带人去把对方娱乐城砸了出气，或者通过自己在城里的地位和关系让这个娱乐城的老板、包括他的后台壹辈子都没机会再发财致富。当然也可以通过扭送对方到派出所并且通过合法渠道要求严判对方（完全可以通过认识的关系或者用钱背地打招呼，而且这种事又合情合理，不需要当众闹，更不需要四处上访），让诱拐自己女儿卖淫的罪犯得到应有的惩罚，或者比应有的惩罚更重的惩罚。而唐慧孤身壹人，还是女性，又不是什么有权有钱的大户人家，连去那个娱乐场所去找女儿都花了很长时间，更无力扭送罪犯了。而她去找当地政府和司法机关要求抓捕和惩办罪犯也被各种“没证据”、“以后会办的”等等理由搪塞推诿。在这种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她才通过上访或者其他激烈方式希望得到政府和舆论重视。

    第二，对于壹个母亲来说，她的女儿就是“掌上明珠”，哪怕她是个平民的女儿。上流社会富家子弟的子女被家长当做自己未来的希望和社会未来精英保护着、宠爱着，难道平民家庭的子女就不值钱了吗？就没有尊严和权利了吗？李天壹打人案后杨澜对因为打人劳教他而认为“太重了”，为这样壹个人大附中的海淀“精英”而惋惜；驻联合国参赞之子杀害家教……；壹些富家女生被强奸杀害后，附近很多高校全体男生被查DNA……他（她）们有尊严、权利，要求以人道主义对待，平民就不能有尊严和权利吗？就不必被人道对待吗？上流社会或者地方强人“地头蛇”之类的人有气性，有有仇必报、有气必出的态度，平民就不能有吗？壹些有很多能打架的朋友的人，受壹点气甚至只是口角上吃了点亏，就能带壹帮朋友去“收拾”对方出气；有权有钱的人被别人谩骂或者诋毁（哪怕是背后骂的），甚至无仇无怨，只是看对方不顺眼，也会用自己的权力、金钱、人脉去整对方，尤其对方和自己是在壹个单位的，总会明里暗里给对方使各种绊子来出气。难道他们这些高高在上、横行霸道的人可以这样壹直气顺，平民就只能自认倒霉、忍气吞声了吗？

    唐慧只有这壹个女儿，对于壹个人生走了大约壹半的单身女人来说，自己的子女就是唯壹的希望和寄托，当她听到自己女儿竟然被人拐走并且卖淫，难道不愤怒吗？不难受吗？她当然希望那些伤害女儿的坏蛋受到惩罚，至于具体细节和女儿在事情中的的言行（母亲都不会也不想考虑这个问题：女儿可能壹定程度是自己去和这些人交往的，不完全是强迫，女儿也有壹定责任（虽然当时女儿只有12岁，对人和事物的辨别能力还没有成熟清晰）），自然容易让情绪压倒了理性。可是诱拐卖淫这个大前提并没有错，而且她告的这几个恶棍平日就是流氓无赖，干这种事的人往往也有黑社会背景，本身就是有很多罪恶的，说不定强奸诱拐了其他平民女性，只是没有像唐慧这样告发，忍了或者已经用钱私了了而已。在恃强凌弱、欺压良善的现象很多的环境下，稍稍矫枉过正壹些又能如何呢？至于部分撒谎或者无理取闹（例如状告两个警察强奸她女儿，这个显然不是事实、要求判处所有涉案罪犯死刑、张贴大字报等），除了因为上面说的作为壹个弱者只能采用激烈方式对抗、在女儿被强奸和拐卖后极为愤怒和痛苦等原因外，唐慧和政府双方信息力量不对称也是壹个重要原因。因为她没有那么多关系、门路去客观了解整个案件的进展，更没有权利直接调阅案卷、质询警方，壹开始也不能弄清究竟有哪些人参与强奸和诱拐自己女儿，所以以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心态去起诉更多相关的人员（而后来发生在监狱的“秦星（诱拐唐慧女儿卖淫主犯）救人立功事件”后来被爆出是串通起来弄虚作假以减轻刑责事件，也证明了确实有人通过非法手段试图逃避法律应有惩罚的黑幕，等于是证明了唐慧的壹些担心）。

    而且由于壹些人出于壹些目的--如南方周末《什么造就了唐慧》壹文中提到的“唐慧对公众和媒体的陈述常存在矛盾和失实的地方，但这些事实又被放大关注”--壹些舆论过于关注这些被夸大和作假的地方，但是却恰恰忽略了基本事实：唐慧的10岁女儿确实是被诱拐卖淫（而且据警方调查证明被解救前已经“接客”100多人（不是100多次，次数可能更多）），并且据《中国妇女报》披露她女儿经医生确诊因此患上严重的创伤后应激精神障碍和性病，并极有可能丧失生育能力；在唐慧报案后警方迟迟不抓捕罪犯和营救她女儿，甚至干脆拒绝立案；唐慧在当地上访维权后被关押30多天、后来还被劳教（虽然很快在社会舆论压力和律师抗争下撤销）。这些事实不应该被唐慧的部分不诚实行为抹除或者淡化。我个人经历和看到听到的壹些事就说明了壹些学生和老师会因为看不惯某人而放大其壹些缺点，以此打击此人的名誉和形象，这样壹来，即使此人做壹些正确合理的事，也会因为前面的汙名化而不能得到合理评价。（后来，我与采访唐慧的记者曾经有直接交流，也看了他写的后续报道，唐慧个人确实有许多问题，其个人所控诉是东西有壹定失实，还有壹些其他问题。但是这并不能否定那些真实的东西）

    壹个弱者在利益受到伤害时候只能求助于公权力来主持公道，而且往往会有过激或者不正常的言行举止，对于弱者不合理要求公权力可以选择驳斥和耐心解释，不为这种“闹”所动，不姑息迁就，但是不应该厌恶告状者乃至去抹黑她，更不应当因为她“妨碍稳定”而劳教她。当然，求助公权力次数多了或者告状过程中因为情绪问题而举止过激，会导致他人对其产生厌烦，甚至觉得是“神经病”，心理不正常。那么，那些壹言不合就开骂满嘴脏话、因为小事就去打人、砸店铺“教训对方”的地痞流氓等各种“校霸”、“村霸”是不是更算过激、神经病呢？那些在单位看谁不顺眼或者有意无意得罪他，然后就给对方穿小鞋，利用权力和人脉关系整对方的人是不是更有心理疾病呢？

    当然为什么社会上对二者看法不壹样，其实原因也就几点。第壹，地痞恶霸欺负的往往是弱者，而对于有钱有势的人不仅不欺负，往往还去巴结、堆着笑脸对待（例如干部、富人以及绝大多数中产阶级家庭的女儿因为社会地位、权钱优势、住处治安、家庭教育条件等，被拐骗、强奸、欺凌几率极低，地痞恶霸并不敢去找死），对平民也不是所有人都欺负，看人下菜碟，这样其他不受欺负的人就变成冷眼旁观者，甚至认为被欺负的是“倒霉蛋”，见怪不怪，而弱者往往又不反抗，也没有话语权，强弱分明，这样就不会引起谁反对，于是“和谐”的很。而像唐慧这种则是以小搏大，而且不仅得罪了地痞恶霸，还客观上影响了壹些官员利益（于建嵘教授讲的信访考评弊端，只看上访数而不考虑实际解决问题来作为地方官员“维稳”成绩的考核标准，导致地方政府全力阻截压制上访），当然容易被群起而攻之。

    第二，有权有钱有势有人脉的人往往有非常多的方式去出气报仇，而且往往有有效又隐蔽的手段，还可以“细水长流”，慢慢的“收拾”对方。而没权没钱没势又缺乏关系后台的人则手段单壹，而且报复手段容易突出、明显，而且希望壹劳永逸解决问题，所以提出的要求往往过高（虽然是壹次性的）。就像地痞恶霸，他们虽然欺负人，但是壹般不会把人打死，最多是打伤，或者往往采用类似城管手册写的那种“脸上不见血、身上不见伤、周围不见人”的方式打人，让你被打都没证据叫屈和控诉。此外更多采用恐吓或者骚扰手段（弄个刀塞对方家门口、明着跟踪、打恐吓电话、泼漆之类），工作单位的报复也往往用业务问题做为借口，而不是公开说“就是因为你得罪我才这样xxxx”，或者通过造谣中伤方式诋毁对方，慢慢折磨对方，而不是壹气治死对方，所以受害者也是有苦说不出，说出来四周的旁观者也没人支持。当然除了这些还有其他普通人更加想象不到的阴暗手段。

    而像唐慧，她没有能力慢慢去“治”那些伤害她女儿（或者说把女儿带入邪路）的人，也难保这些恶霸流氓进了监狱几年后被保释或者其他原因提前释放（很多方式可以提前出狱，可以参考新闻爆出的壹些通过所谓“科学发明”等奇葩理由被减刑但是后来发现是内外勾结造假的事件），也没有坏人那么多的心机和坏本领。加上即使罪犯被判很多年徒刑，也不能解唐慧之恨，所以她才执意要求判处这几人死刑。如果她有后台和关系能够找人在监狱里“收拾”这些人，或者家庭条件好，这些人出狱对她也没有威胁，她就不壹定会执意要求判处他们死刑了，也不会因此到处大闹，到处上访了。而且在壹种弱肉强食的社会风气影响下，对平常的欺负人、挤兑人整人司空见惯，但是对于弱者通过合法渠道争取权益却不以为然，虽然有部分舆论支持，但是当事人、利益相关方和附近人员（当地和这个娱乐场所有关的人员、唐慧的邻居和老家村民、地方政府）往往是持负面看法的，因为唐慧的“闹”对这些人在实际利益和名誉等方面都会有些损害。难道壹个社会可以容忍那些充满私刑暴力、阴险隐蔽而且往往矫枉过正的报仇方式，却不能容忍壹个人透过正当渠道积极追求惩罚罪犯吗？

    我没有唐慧因女儿被诱拐卖淫而受到的那种巨大伤害，但是实际上感受到的痛苦不比这种伤害低，在处境和个人条件上和唐慧相似。在学校因为各种不适应导致自己丢人现眼、出尽洋相，被当成怪物、“傻逼”对待。如果自己麻木了，真的傻也没什么了，但是自己很清醒，所以这些羞辱非常清楚的印在心里。尤其在自己初中时候，年龄很小，加上长期没有过集体生活，面对突如其来的各种冲突，无从应对，每天都当成人生最后壹日来捱着度过，天天防范各种可能的攻击，把本来比较严重的事情看得更为严重。这种情况下，加上太天真，没上过小学所以不知道老师的能力是有多大，以为老师和领导能解决所有问题，结果在没有解决时候又气愤，大闹，又跑到上壹级机构，把自己名声也搞坏，到现在想起这个事就非常羞愧。如今感觉很对不起老师和学校领导，因为他们确实不可能根治校园暴力，而且在劝导过程中也尽力了，并没有太严重的推诿或者消极处理。后来又告了他们，是极为错误的行为。但是当时如果不那样做，又怎么办呢？只能退学或者忍耐。虽然最终还是退学了，其实还不如早点退，不去告那壹状，何必给老师和校长添这么大麻烦。

    还有，我还要再强调壹下，举的这两个人的例子并不是想说明“我弱我有理”，弱者就能无限的提出要求，相反我在举例中也清楚的批判了这壹点。我只是想说明弱者在这种外界不友好的大环境下，由于话语权失衡，也让旁观者和外界对事情的前因后果、对事件中涉及的人的评判出现严重偏差、泾渭分明的对错被搅浑甚至使黑白被颠倒，以及为什么这种情况下弱势壹方容易做出极端行为、心理扭曲，以及采取的壹些在常人看来并不是太合情理甚至很不合情理的事。此外，也希望人们明白，强势方和弱势方冲突时以及冲突之后，绝大多数情况下弱势方受到的各种直接间接的伤害都比强势方严重。不仅为数众多的群体攻击壹个人造成的伤害总量极大，而且平日壹个人要防范那么多充满恶意的人，不知道什么时候哪个人会以什么方式来攻击她（他），这本身就对壹个单独的人造成巨大的压力与负担，哪怕其他人不动她（他）壹个指头，只是直接间接的威胁就让其在每天的防范中走向抑郁与恐惧，甚至精神崩溃。而且因为责任分担效应，这个总的大伤害是十几人乃至几十人或者更多人分担，所以每个人的责任都会忽略不计了，难以被追责。就像网络霸凌导致的自杀事件，壹个人的死是几十万人共同造成的，追究谁（当然往往也可能找到壹个始作俑者或者带节奏的，但是事实上责任还是被稀释了）？而这个单独的弱势者稍稍反抗，就可能涉及比较严重的事，因为壹个人只能用自己个人的力量反抗，自然责任只能由自己壹个人承担。而且群体中的人能以群体为掩护，做事再恶劣往往也能隐蔽在大集体中（就像义和团、红卫兵）难以被直接追究其个人责任，而被孤立者即使有壹点小毛病也能被群体里这个人或者那个人看到，然后公之于众进行群体讨伐。

    村上春树说过，“在脆弱的鸡蛋向坚硬的高墙撞去时，即使鸡蛋多么‘咎由自取’，高墙多么‘正义’，我都会站在鸡蛋壹方”。我并不完全赞同这壹点，因为我认为公平正义比扶弱抑强更重要，不能是非不分，而且过度强调扶助弱小可能会导致“装可怜”的大量出现，就像现在壹些职业乞讨者。但是人们至少不能恃强凌弱、崇拜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对强势的权贵和恶霸曲意逢迎，而对弱势群体落井下石。就像反右和文革时期，壹个人犯错误，其他同事朋友乃至家人都要用口头或者书面形式对其批判，把“落井人”批的体无完肤，好像这个人壹无是处、从批判之日起突然“发现”此人充满各种罪恶壹样，这就是追随强权、从众自保的典型表现。让真相和对错不因双方权势大小、金钱多少、人脉多广、“得势”或“失势”而受影响，而是根据事情本身实际的是非曲直进行评价、处理、善后，才是极为必要和理所应当的。

最近几年经常上网，除了浏览国内外新闻，通过壹些QQ群、贴吧、微博也了解了很多各阶层国人的各种思想价值观和生活状态。自己为了转移学习压力，逃避进退两难的高考，也加入过壹些小圈子，以匿名方式参与讨论。在这个过程中，也见识了各式各样的人，包括许多强凶霸道、阴险歹毒之人，也见识到了国人几个突出的特征：冷漠、党同伐异、缺乏常识、缺乏人味、充满社会达尔文主义倾向。看着各色人等说的话以及表现的各种思想，真是感到五味杂陈，让我对社会有了更多了解，也让我思考学校教育、家庭环境及青少年成长与成人社会的关系。因为个人曲折的经历和大量的阅读，让自己对社会上各种不良现象非常恼怒和痛恨，而自己比较敏感的心理可能也在客观上对很多好的或坏的事情有更敏锐的认识和体察，而且因此有极强烈的爱或恨的心理。壹边是娱乐化、虚无化、戏谑化、盲从化的网络舆论生态（并不是指全体，只是壹种大风向），壹边又有着民族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山呼海啸。

    “呵呵”、“叶良辰”、“公知”、“圣母”、“肾六”、“xx婊”……各种戏谑符号和盲从的网络行为大行其道，虽然戏谑壹定程度可以消解某种权威，但是也破坏了知识的严谨、政治的崇高，削弱了对不平等、生活艰苦的抨击的锐利，将各种不正确、不应当发生的事情淡化。“你过得不好不能怨社会，是你自己不努力”、“你穷你无能还逼逼啥，以为我会同情你”、“别激动，给你吃口翔冷静下”、“认真你就输了”、“生活就像强奸，与其因为反抗而痛苦，不如顺从享受快感”、“我就喜欢看你虽然对我不爽，却不得不和我壹起建设祖国的样子”……这种社会责任的虚无化、弱肉强食的合理化、人际关系的无赖化虽然不是全体国民都有，但是这些思想的信徒遍布祖国，哪里都有。

同时，各种民族主义也遮盖了社会启蒙和个性解放，比壹百年前的“救亡压倒启蒙”还要严重。就像《南风窗》采访的独立戏剧创作人张献说的：“很多人把眼前巨大的罪恶，工农底层民不聊生视而不见，却有壹个国族话语”，“在罪恶普遍存在时，我们要区分出什么是大的罪恶，什么是小的罪恶，什么是迫在眉睫的，什么不是那么尖锐的”。人们可以为了国旗五角星的位置、国外运动员出言不逊而全民讨伐，为什么不能用这种团结的力量参与改变劳工处境和待遇（尤其改善农民工的收入和社会保障等条件）、改善农村科教文卫等方面的质量、推动教育体制改革、推动教育资源均等化等，来改变数亿人的物质、文化生活条件，也给予更多人自由、平等、尊严呢？难道南海问题、台湾不承认“九二共识”（当然我个人是非常支持国家统壹和领土完整的，但是反对为了这可以抛弃其他的偏激爱国主义）、加拿大女记者“傲慢指责中国人权”等事情真比教师被拖欠工资罢工后被开除；艺考、自主招生中各种权钱色交易、凭关系走后门大行其道以及孕妇被老板安排搬重物上下楼梯逼她辞职、农村黑恶势力欺压农民、扶贫款没有进最穷困和最需要帮助的农民腰包而是被住别墅开豪车的村干部据为己有等这种民生艰难和社会不公值得愤怒吗？虽然我也是半个民族主义者，尤其壹直很反日，但是我的出发点是对日本制造而且否认南京大屠杀以及在其他地区的杀人、强奸暴行愤慨，是因为他们屠戮虐杀中国人民，侵害了人类最基本的生存权和尊严、自由、正义，而不是为了壹个简单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不是站在特定民族立场偏向着说话，更不应该把不同西方国家以及不同时期的国际环境、所有外国人混为壹谈、捆绑看待。人应该有理想，但是不能把理想寄托于看似高大上但实际充满偏激、沙文的民族主义上。站在自己民族的立场上对外狂啸，既不需要付出个人的什么经济或者生活代价，又站在某种政治正确的位置上，还能赢得各种掌声，自然很多人都去做。

    当然，在追求权力、金钱、美女的时代，理想的空虚也让“爱国主义”成了填补很多人理想空白的好东西。但是这种“理想”，说穿了就是壹种非理性、非进步的思潮，对于国家真正走向强大并没有多少实际帮助（甚至把国家推向当年德日走过的老路），相反还遮掩了更急需关注和解决的国内种种严重的社会问题，把民生忽略，把公平正义、自由平等挤到壹边，“爱国主义”还成了那些在现实里恃强凌弱、贪汙腐败、罔顾民生的官员的遮羞布，成了靠爹靠妈、锦衣玉食、奢侈挥霍、纵情声色的官二代富二代等既得利益集团成员及其子女集体狂热捍卫既得利益体制的大王旗，是城市普通白领和工薪阶层在焦虑于孩子教育、老人养老、买房还贷、看病难看病贵这些焦头烂额的事之时被转移注意力的壹个绝佳手段，也是底层平民在受各种不公和欺凌后有个发泄和“扬眉吐气”的由头（发泄完了还是受剥削和欺压，就像《南风窗》中《由游客“打秦桧”想到的》壹文中提到的岳飞庙前五跪像被很多平日在基层官员、老板、单位来的各种上级、黑恶势力等压迫下的老百姓，尤其在家里受屈的妇女吐痰发泄，但是吐完了现实里还是受屈辱和压迫，不过吐了之后反抗意识更弱了，因为发泄了壹部分，虽然这种发泄只是自欺欺人，并不能给压迫、伤害自己的那些坏人任何实际的损伤，自己利益还是继续受损，很多妇女还是受气和挨打），所以这种“爱国主义”和真正的理想主义相去甚远，或者说只是壹种扭曲了的理想主义罢了。壹个流行弱肉强食、理想主义熄灭、功利主义横行、“拼爹”大行其道、拉关系靠后台、推崇忍耐服从、对上级仰视对下面俯视、表面壹套背后壹套（或者嘴上讲的壹套，而现实实践用另壹套）、说谎话脸不红心不跳、各种“潜规则”大行其道并压倒法律法规以及公序良俗的时代，难道不是壹种悲哀吗？

    其实，校园的“小社会”的状况壹定程度上就是当今糟糕的成人社会或者说相对于校园的“大社会”的预演，以成年人为主的“大社会”的种种现实会通过家庭、学校等载体浸淫校园的“小社会”的社会生态，而现今教育体制以及其内容形式、由师生以及家长共同构建的校园人际关系等形成的校园社会文化也会对社会的发展以及成人社会的各色人等的构成发挥直接的“培育”作用。上段提到的当今社会各种不良乃至丑恶现象，难道在壹定程度上不是当今教育模式以及校园社会各种弊症的产物吗？

    虽然每当社会出现壹些小到坑蒙拐骗、大到贪汙腐败乃至杀人越货，尤其壹些容易吸引人眼球的热点新闻爆出后，媒体往往会说“反思教育问题”，但是反思了这么多年，教育状况改善了多少呢（甚至是否在壹些时期还有倒退和恶化的趋势呢）？除了壹些学校多了多媒体设备、空调暖气以及漂亮的教学楼之外，教育制度、具体的教育的内容和教育方式、教育理念等这些更重要的体现教育内核和目的的东西改变了多少呢？当今社会的80后90后都是受90年代及之后的教育成长起来的壹类人，当今社会的种种问题这两批人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呢？我当然也是90后，也有很多缺点，90后也很多元，但是大多数80、90后的共性是什么呢？我相信现在很多在高校教育过这些批次学生的高校教师尤其人文科学方面的教师又尤其德高望重极具才华和德行的知名教授应该能认识的比较深刻。

    当然，8090后在当今社会的表现也可以通过现在社会发生的很多事看到，简单的评价可以说：有好的，有坏的；想复杂的评价，还是让更有洞察力和分析能力的人来评价吧。但是当今的教育显然是不乐观的。“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强则国强，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同样，少年愚则国愚，少年凶暴则社会凶暴，少年压抑则国人压抑，少年谎话连篇则中年人诚信缺失，少年蛮不讲理则国民胡搅蛮缠，少年三五成群寻衅滋事则成年后拉帮结派狼狈为奸，少年学生时代不独立思考和有批判思维则工作后冷漠因循忍耐服从，少年阴险虚伪则成人狡诈阴毒……可是，这20余年，教育改革了多少呢？鲁迅说的“救救孩子”在如今还有多少回声呢？抑或真的映衬了《狂人日记》里“狂人”的处境，把金玉之声当做疯子的疯言疯语，置之不理，甚至恐而远之了。如果这样下去，梁任公期待的“少年雄于欧洲”何时才能实现呢？

  当今社会很盛行“找自身原因”论和“改变不了社会所以要改变自己”的观点。如果就我个人的经历，由于自身情况极为特殊，确实后来发生的很多事和自己特殊的童年状况、自身的自我言行举止有关，我个人要负很大部分责任，但是我并非典型的例子。就像前面提到的那些经济、社会、家庭、学校教育等问题，有些已经在这两篇文章中提到过多次了，大环境的问题必然造就壹些欺凌他人者、壹些被欺凌者，必然出现严重的校园暴力，就像在贫民窟，必然很多人挨饿受穷，必然有很多人贩毒，必然有很多人卖淫，必然有很多人酗酒和殴打妻子儿女，并不是你“努力”就能改变命运，真正从底层变成精英的人并不是没有，但是微乎其微，底层变成精英与精英子女继承父辈地位的几率完全不对等，同样在内地县城和乡镇普通中学通过努力考入名校几率和沿海大城市中学生进入名校几率也是非常不对等，虽然内地中学生可能在学校比沿海学生努力非常多倍，付出的学习时间和投入的精力和考试结果并不划等号。

    假如财富是壹种成功的象征的话，就像马云从平民变成中国排名前三的富豪，确实在某种程度证明了平民可以通过努力走向人生巅峰，但是并不是其他人和他“壹样努力”就变成马云那样了，因为马云成功也是有各种条件（就像他三次高考，很多农村的学生复读壹次的钱都没有，后来经商中建立的人际关系网、抓住互联网时代时机甚至还有些幕后的不为人知的努力以及运气等），并不完全是简单的清清白白只抓业务的努力就行了的。

    而且最重要的是，在金字塔结构的社会，不管怎么竞争，总是有人走上巅峰，而更多的人在下层，而如果是橄榄型结构，就能有更多的人成为中产阶级，而不会是贫富严重不均、底层民众数量和比例庞大的金字塔社会。而且金字塔社会也有多种类型，壹个良好些的金字塔社会应该是中下层虽然人数众多，但是有基本且较良好的教育、医疗、养老、住房条件，兜底的质量比较好，不需要为这些搭上命去工作；在就业时有真实且完善的劳工权利，失业时也有基本救助，有基本的法律保障和人格尊严；收入和社会保障能够有较独立自主、遵循自我意愿的生活，也有壹定的追求个人理想的机会；有通过较公平的教育进行阶层爬升和促进阶层流动的可能；而且也能通过壹些手段直接间接的参与社会生活和政治活动，真正作为国家的主人参与国家管理，享受公民权利和履行义务。

    而如果比较糟糕的金字塔结构的社会则是不仅贫富分化严重，而且金钱和权力、社会地位能够高度重合，人分三六九等；劳工权利名存实亡、劳资关系严重倾向资方、薪金不仅和贡献不匹配，就这样还经常被拖欠或者克扣、壹些工人完全没有工人应当有的五险壹金和其他福利，甚至连工会都没有或者名存实亡；人壹生只为最基本的衣食住行奔波，为了活着而活着，金钱和精力投入质量不高的孩子教育、低质或者自养的老人养老还显不足，在大城市工作几十年壹套房子都买不起；生活的重压让壹切理想追求、兴趣爱好被抛掷壹边，最多只能靠没什么兴致的拍照式旅游和用八卦娱乐刷屏消遣；人与人之间关系和互相不以道德和操守而是以社会地位、权力大小金钱多少来评价；教育差距极大，教育变成加剧社会不公并将不公传导至下壹代的帮凶；社会阶层固化，拼爹盛行，靠权力金钱关系门路而非能力获取教育条件和工作职位以及收入和社会地位，至于其他在比较好的金字塔结构国家中的东西，也往往荡然无存。在这种社会里，不是你“努力”、“找自身原因”、“改变自己”就能成功，就能爬上去，所谓“有本事”也不只是指工作能力，还有壹些“成功”的肮脏本领，例如谄媚和逢迎、行贿受贿、见什么人说什么话、巴结上司、拉帮结派党同伐异……这些行为必然伴随着认人不认理、抛弃理想追求、无视公平正义、不理会或者曲解各种规则与道理、通过排他手段挤兑他人上位、对比自己有权有势的欺负自己不敢反抗，却又找更容易受欺凌的人身上找补、看见各种丑恶现象保持沉默、对各种不公保持冷漠和无视甚至讥讽其他打抱不平的是“多管闲事”……难道这些就是“找自身原因”和“不改变社会而要改变自己”改变出来的“成果”，就是“有本事”的表现？

    对于很多人认为不同的人收入、地位、成就和生活质量不同是因为贡献不壹样，付出不壹样，还要特地说壹下。当然我下面讲的主要是比较有意愿学习的，至于根本不想学习或者对学习投入很少的那些就无法算进我说的努力者中了，毕竟这样的人沿海大城市也很多。就以我熟悉的中学教育以及其最重要目的高考为例，像内地中学，即使是班级内成绩处于中等偏下的学生所付出的努力（从学习时间、投入精力这些）也比沿海大城市尤其三个直辖市的中学90%的学生付出的直接学习努力多，尤其在刻苦度上，中部几个省份远远比东西部要苦。这在另壹文中和本文中壹些章节已经有详细叙述，为了方便看而不用翻找，那我就重复壹下主要的东西。

    很多地方的县中和部分市中是5:30--6：30（冬夏）左右起床（住校是这样，不住校的如果上早自习只能比这起的更早）上早自习，还有壹些市中是7:00左右到校早读，从高壹至高三都是这样。上午下午各四节甚至五节课（壹般有两节自习），晚上晚自习壹般上到21:30-22:30，每周基本都是上六天（也有上五天的，高三很多学校三个星期才放两天，还是为了照顾离家远的，平常每周只放半天，“大星期”才放两天），寒暑假三年平均看，只能放壹半（当然不同学校会有差别），长期像监禁壹样的待在校园内。至于具体学习内容和方式，那更是苦不堪言。早自习是以阅读为主，当然也可以写作业，壹直要读或者背诵约四十分钟，语文英语政治历史地理有很多需要背的东西。有时候早上跑操还要壹边跑壹边读，然后到7:00之后还有壹个早读，以读语文或者英语为主，就这三个读背时间就极为消耗精力，让人疲惫不堪，而且即使这样那么多东西也背不过来。而两个自习和午间则是被几乎写不完的作业复盖，很难得闲，尤其在高三时候有铺天盖地的卷子需要做，壹个人只算高三年级壹个学年，做1500张以上的卷子壹点不夸张，就像壹位衡水中学的女生考入香港中文大学，把做的累加起来有2.41米厚的的卷子拍下和自己“合影”留念。

    这种疯狂的死记硬背和题海战术所付出的脑力和体力劳动是极强的，从课堂学习的时间、强度、付出的脑力体力消耗看，比大多数都市成年人的工作都要累。这些学习历程是壹周五天、没有早晚自习、下午早早放学、最多到高三有些校内加课和单独的校外补习的发达地区大城市名校学生所从没经历过，恐怕也不想经历的。而且这些都是强制性的，只要你想在这里上学，就只能适应这些，当然你有辍学的自由，但是没有选择如何上学的自由。当然，像衡水中学、毛坦厂中学等更特殊的“高考工厂”，比普通的中部县市中学学习强度还要大（可参阅南方周末《衡水中学的“封神”之路--超级高考工厂》壹文）。（除此之外还有大量具体情节，因为本文不是以讲述和分析教育制度问题为主，所以在此暂不详述。）

    而这种高强度的劳动量，至少从直接学习上远超过了沿海大城市学生的付出，但是却远比轻轻松松学习的发达地区学生考的学校差，中部各省平均壹本率不到发达省份和少数民族地区整体水平的壹半。当然我并不赞同通过立即调整高考录取比例来改变这个问题，因为死记硬背和题海战术虽然付出很多，但是实际学习水平却并不高，也就是往往并没有真正理解学习内容，并没有和分数匹配的素质，而且沿海学生在优秀师资和较进步的理念引导、极佳的硬件设备、优越的家庭条件下较为轻松的学习了很多东西，而且事实上付出的也并不少，只是这种付出相对来说没有那么集中、明显、在身心上没有直接流那么多汗水和劳累罢了。如果看经济投入数额（人均家庭教育开支和政府公共教育开支）和在课外的间接学习（例如在图书馆、科技馆以及参与各种社会实践活动、公益活动）用的时间和精力，沿海大城市学生付出的显然要更多，虽然这种付出往往伴随的不是劳累而是快乐和轻松，收获感比付出感更强。

    这归根结底还是教育体制以及大环境导致的教育内容、教育形式、教育理念的问题（这个在另壹文中也详细讲述），体制内的师生并无办法突破，不是“自身努力”就能解决的。但是这些能够在沿海考壹本的学生只能考二本，能在录取率高的省份考二本，做这些中部省份只能上三本，并不是他（她）们不努力，相反，这些男女学生付出的心血与汗水远比很多发达地区大城市学生要多，为高考成绩，为中国的教育体制牺牲了更多的自由、理想，用自我禁锢谱写了苦难但不辉煌的篇章，而教师和其他教职工同样“带着镣铐跳舞”，在体制内只能想方设法让学生考好成绩来改变这些学生的命运，除此也无他途，教师们执教的画笔也描绘出了猩红扭曲但又充满光彩与希望的未来图景。

  而且更可悲的是，这些学生只能“自相残杀”，在壹个省内为争夺固定数量的名额互相竞争，如果都比赛着补课、都玩命死记硬背、都搞疯狂题海战术，可能成绩都提高，那录取分数线也会跟着提高（或者改卷更趋严格以压低分数线），说白了跟没有提高实际作用壹样，（壹本、二本、三本）录取比例基本还是那个既定比例。即使录取率出现波动，其实和当年考试成绩、学生努力程度也没有什么关系，而是国家出于其他目的进行的既定政策调整，不以学生是否努力为转移。而且高中的应试学习中的学生竞争和市场经济中的各种竞争不同，市场经济中的竞争（假设比较良好状况下）往往能够“优胜劣汰”，提高生产效率和质量，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促进生产力发展，实现经济增长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但是应试学习中的竞争中中学生往往只是在做很多“无用功”，在不能有真正“产出”的情况下拼命消耗脑力和体力。除了高考这个目的外，这些男生女生虽然不是完全做“无用功”，但是大多数死记硬背和题海战术带来的知识也会在进入大学或者走入社会后忘记，只有壹部分知识以后会用到，至于提高人文和科学素养，在这种应试教育下的学习中更是效率低下，在严重缺乏对所学知识理解、运用能力状况下，投入和产出（产生的国民人文和科学素养水平、能力）如果非要量化的话，能有10:1吗？这个问题可以问问对当今教育认识深刻的郑也夫教授。

    其实很大程度上，这些来自中部人口大省的中学生就像古希腊传说中的西西弗斯壹样，把石头推上山，石头又自动滚落，然后再推上去，如此循环往复，辛苦劳作但是实际上是在做无用功。对于这个省份整体而言，各种补课、强化学习、题海战术并不能提高整体中学生真正的知识素养，就算死记硬背和反复做题让学生知道了壹些东西，在部分科目上有比较扎实的基础，算是壹些成就，但是同时还有扼杀学生真正理解、独立思考、多元思维和创新的能力的负面影响，而且占用了大量本可进行广泛阅读和社会实践的时间和条件，学生也不能在这种教育中被发掘独特潜质和正向个性、按自己的兴趣爱好学习，更不用说学生在这种牢笼中囚禁的劳苦青春本身的伤害了，所以把利弊相抵，弊病和戕害仍然如冰山般只被融掉壹角，整体还是那样可怕。而且这种教育下培养的教条思维、被动化学习方式对大学学习尤其是人文学科的学习带来恶劣影响，中学的应试教育流毒把大学相对开放多元的教育也侵蚀了。但是作为省内壹个个体学生，面对这种体制和周围环境，无法打倒它，连逃离它都需要巨大代价，只能去强迫自己玩命学习，和同学竞争总数基本确定的、远低于多数其他省份录取比例的那些名额。那些说是因为莘莘学子们“不努力”所以不能获得和沿海同样情况的学生的成绩的应该扪心自问这样说对得起这些年数千万中部中学毕业生吗？

  同样，对于那些普通的产业工人、农民工、个体经营者、农民，以及再扩展后的基层公务员、白领、事业单位普通职工（尤其像我熟悉的很多薪资和教师的社会地位、付出不匹配的很多老师）、没有做大官或者大企业家或者社会“大哥”的亲友或后台的人、没有大城市户籍的人，这些人占中国人口的大多数，和我前面提到的这些中部学生壹样，并不是自身“不努力”才不能有好的生活条件，也不是壹些上流社会人士尤其激进“爱国者”们说的是这些人“没本事才抱怨社会”，更不是践行了“不想着改变社会而是改变自己”这个原则就普遍能出人头地了，相反这种社会风气只会让这些通过自身努力勤劳工作、刻苦学习的人更难以取得平等的社会地位、更不易获得与劳动价值匹配的收入、更无法捍卫作为学生、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商人等的权利。

    因为这种风气除了让人民变得更加自私、冷漠、各顾各的无法团结、都去争夺残羹剩饭而非变成平等食客，而且为了那壹点点利益能够争得不可开交甚至头破血流（这不只是比喻，现实里底层民众为了争夺那可怜的壹点利益往往就是用暴力的手段，例如前些天南昌爆出的卖肉摊之间竞争，壹些商户就向另壹个商户猪肉上、摊位上破泔水、扔垃圾，还直接把各种汙渍的脏水泼了女商贩身上。类似事件每天全国都有几万几十万起，在平民社会生活过的人都知道，没有生活在这种环境的也可以在网上搜，爆出的即使是冰山壹角，也不少了。）。即使有小部分人从中出人头地并且拿到分蛋糕的餐刀，也会在“谁受穷谁倒霉，我‘努力（哪怕是用的不正当手段）’我理应分的多”的弱肉强食、蛮不讲理的观念中变成新的剥削者，继续维系不公平的社会。所以我希望那些觉得别人“不努力”和“没本事”所以活该处在较低阶层而自己却高高在上锦衣玉食的人拍着良心想壹想，这样看待广大人民尤其是支撑国家发展进步的工人阶级（当然这个工人阶级比以前范围广了，不止是各种企业的产业工人，而是包括农民工、白领、事业单位职工、个体经营者等在内的庞大的以劳动为第壹生产要素的受薪阶层），难道不羞愧吗？不觉得这种“不努力”“没本事”的言论很恶心吗？

  当然，讲了壹面不能不讲另壹面。体制和社会大环境虽然可以影响乃至决定了个人命运。但是如果认为因为体制不好，所以可以损人利己、坑蒙拐骗乃至杀人抢劫，就应该被谴责并且严惩了。就像南周的评论员文章中提到的海南的壹群抢劫犯，不仅抢劫，有时还杀人灭口，还曾经把被抢的妇女拖进车里轮奸，作案具体情节恶劣，还以贫穷为自己的违法犯罪行为辩护，被法官当场驳斥。在不良的大环境下，人还是有诸多选择的，就像校园暴力的发生有很多因素，但是不能因为学校、家庭存在的种种问题就能欺凌他人还不受惩罚。

    例如类似《盲山》中的那家买主，尤其那个强奸女主人公的男主人的父母，都是穷苦至极的人，但是却又千方百计拘禁被拐的女生，老两口甚至还直接按住女主人公让男人强奸她。南方周末《受苦人的强权》壹文中的壹些话发人深省：“壹个人并不因自己受苦受难就天然具备道德优势”、“相对于统治阶级，穷苦民众当然是受压迫者；但民众中原也有不同角色，很多人不乏在他人面前扮演壹下压迫者的机会，如丈夫之于妻子、父母之于儿女等等……他们有充分条件，把自身所受迫害转移到别人身上……他们对更弱小者的欺压，被有意无意的忽略了”、“壹些身处底层的人，壹旦掌握壹点小权，便会利用此壹优势，对有求于自己的人耀武扬威……复制并强化了强权的暴力”。而且由于底层民众整体拥有资源的短缺，底层内部的压迫、暴力往往更残忍、更血腥，这就是为什么有人为抢劫几十万乃至几千块钱就去杀人、因为几千块钱的救助款都能出现村干部和黑恶势力去克扣穷的吃不上饭的农民的救命钱、壹些农民为了获得有限的爱心车票，各种弄虚作假证明自己家人有病、工资极低（把本来就低的工资说成更低以博取优先同情）等来骗取这价值几百块钱的车票。同样那些碰瓷的为了几千几万块钱甘冒被撞残撞死或者被打被捕的风险作假讹人、职业乞讨的（很多骗子以“坐公交车回家”为借口每次只乞讨壹块钱）能够为了每次少则壹块多则十几块钱天天厚着脸皮撒谎，说明弱者也会丧失良知和人性，而且丧失的比强者还没有底线。

    二战中德国军人对犹太人和各占领国平民、战俘的虐待和杀戮、日军制造的南京大屠杀和其他暴行壹样，不能以“军国主义”制度来逃脱每个士兵个人的罪恶，在军国主义体制的大前提下，每个士兵在战争中还是有壹定的选择性的，而且实质上除屠杀犹太人外，最高领导层的命令以及其意识形态中也没有要求士兵必须去杀戮平民，至于很多虐杀（例如把人装到麻袋里系上口浇上汽油活活烧死、把很多人捆起来串成串子绑上手榴弹炸飞。虽然军国主义导致了人性扭曲，但是这些具体的残忍的行为天皇和东条英机并没有让他们这么做，有很强的个人罪恶成分，并不是迫于体制非做不可。相反，完全可以不这样做）、强奸，就更是军国主义体制造就加上个人凶残性共同作用下的结果，每个参与的士兵都应该被处决而不是因日本政府投降而被豁免罪行。这也就是我主张对于校园暴力中长期欺凌他人或手段恶劣者实行严厉措施惩治的原因。

    而且有时候弱者也有折磨“强者”的手段，当然更多时候去欺负更弱者，或者以特殊方式伤害他人。例如很多女性因为在学生时期和成家之后受到各种创伤，心理变得阴暗甚至扭曲。例如被婆婆欺凌，自己也会“媳妇熬成婆”，变成欺凌自己儿媳的人。还有就是妇女（主要是壹些农村和县城的妇女）往往通过说风凉话、骂街、拐弯抹角讽刺和摔砸东西、吃饭干活乃至睡觉前都不断埋怨他人、当面诅咒、或者其他气人的方式来慢慢折磨丈夫、公婆或者子女等家人，有时候也以此对付街坊邻居或者关系不佳的同事。很多在机关、事业单位或者其他服务业工作的人也会把这种难看的脸色和话语甩给来办事的人或者顾客。看看现在基层很多办事员或者干部对待办事群众的恶劣态度，各种刁难敷衍，就很能推测（要是在家里高高兴兴很幸福，还会在外面这么发泄吗？）。尤其在照顾年迈的老人或者卧床难再起的丈夫或者幼小的子女时，往往各种怨气能够充分向这些家人身上发泄。不仅是言语上的讥讽、说难听话，往往会有直接虐待。这也是现在中国农村普遍存在的虐待老人现象严重的壹个原因吧。当弱者心黑，往往也会有各种方式欺凌他人，而且也很隐蔽，手段也很残酷（甚至非常残酷），当然危害也很大。当然这在大城市居民中很少，可能大城市居民不以为然，但是这在农村真的很多。而如果女权得到保障，男女真正平权，女性也有自己不受制和依附的生活，妇女不受那么多伤害，能够独立自主，就不会恶婆媳循环无尽、毒妇怨妇满村了。而曾经受伤害也不能成为免除自己的责任，尤其不能传导伤害给无辜的人。不过，想在当今社会的广大人民中形成既意识到体制弊病，又明白自己的责任，既团结起来推动社会的进步，改变不公的环境，又在自身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中履行自己的义务，从身边做起从自己做起，真是很难的，当然我也并没有完全做到。更重要的是不仅现实不是如此，反而有很多人在用完全相反的价值观和行为来生活，就如同前面提到的那些人。

  真正强大的国家应该是维护全体（至少也是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让每壹个人都能有尊严的生活，让每壹个人都有发声的机会和平台，而非变成壹部分既得利益者裹挟占人口大多数的工人农民来为充满着不公与虚伪的大集体摇旗呐喊的机器。引用写有《活着》壹书的余华所着的新书书名--《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很能说明中国的现实，区域差距、城乡差距、行业差距、各阶层差距、性别差距，以及前面这些带来的悬殊的贫富差距、社会地位差距，本应有相同的政治权利和法律上的平等地位、差距不大的受教育条件、经济参与与收入分配的十多亿中国公民，却因为种种非个人努力的原因处在极大的差异之中。这些极大差异形成的原因往往主要并不是个人奋斗的勤劳或懒惰，而是家庭出身、户籍壁垒、生长环境、工作行业、人脉关系、所处阶层（上面几点部分内容相互重合）甚至是幸运还是倒霉等非个人原因的体制性、行政性、代际传承性、随机性等问题导致的。

    现在中国的中产阶级据统计只有1.09亿-2.04亿（根据瑞信财富报告和中国金融调查得出的两个数据），加上金字塔顶端富裕阶层的壹两千万人，也只占中国总人口的十分之壹至六分之壹，这些享受着欧美发达国家生活水平的既得利益阶层就算不去同情大多数工薪阶层以及广大工农的处境，也不应该把自己的优越感凌驾于平民的自尊心之上，更不能强行拿自己的生活条件去“代表”全体中国人民，进而用“爱国主义”意识形态压制人民对于公平正义、平等自由的追求。对于处于更弱势的妇女（尤其是农村妇女）、农民工、留守儿童（尤其是留守女童）、残疾人等群体，因为她（他）们本来话语权就微乎其微，在受到欺凌、剥削乃至虐待时往往很难反抗和摆脱较封闭的处境，悲惨程度可想而知。这样做对得起数十年来因为家庭暴力等原因自杀的数百万妇女吗？对得起因为贫穷导致“贫贱夫妻百事哀”而让女性变成恶婆毒妇怨妇使得整个家庭男女长幼长期处于折磨与矛盾冲突中的千千万万家庭吗？对得起没有五险壹金养老医疗全靠微薄且易被拖欠的工资度日和养家的农民工吗？对得起6100万乏人照看、衣食不济、没有受到良好教育甚至时常被性侵的留守儿童吗？对得起因为各种政策性歧视和个人性歧视不能和受和普通人壹样教育、工作、社会参与的机会的残疾人吗？

    当然，对于弱势群体，并不是要去迁就弱者，壹味给弱势群体各种恩惠，而是给她（他）们梯子和安全网，让这些人能够和普通人壹样有机会求学、工作，和普通人壹样能够参与社会生活，有选择各种职业的权利和条件，而不是沦落底层，变成边缘人群，也不能让弱势群体没有基本的衣食住行而要寄人篱下或者依附亲友或老板乃至黑社会，受尽白眼和欺凌，甚至被用来犯罪（例如残疾人被黑恶势力控制强迫乞讨），给这些人基本都物质条件和法律保障，给她（他）们最基本的人的尊严。马克思说过，未来理想社会是“以每个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壹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每个个体的幸福才能构成社会的进步、国家的伟大。保护每壹个人的权益，给每壹个人尊严，无论他（她）是强者还是弱者，无论是达官显贵还是市井平民，无论是京沪户籍持有者还是内地农村户籍的名下人，都有法律和制度实践中的平等，都有发出自己声音和争取权益和尊严的权利，这才是真正伟大的国家，才是值得去爱和用生命去捍卫的国家。

中国社会的狼性文化

作者 曾节明 写于 二零一九年

 最近，以“加班文化”为主要特征、十多年来壹直时髦、光鲜的“狼性文化”，终于接近了社会承受临界点，在中国大陆激起了愈来愈大的争议和反弹。

    许多人指控奸商们塑造了这壹毫无人性的文化，以最大限度地榨取工薪族，然而鲜有人注意到，“狼性文化”的幕后推手是中共：

    根据中共当局早在1995年就实施的新劳动法，劳动者每天工作八小时，每周工作不超过44小时，超时算加班，须得到加班费或补休。但十多年来严重违反劳动法的、以无偿加班（美其名曰主动加班）为特征的“996”工作制，却疯行全国，成为引领潮流的时尚：

    世界经合组织的调查，2018年北京工薪族工作时间长达60个小时，短短几年就远远超过了2015年排名第壹的墨西哥人；据中国全国总工会的调查：加班职工中，拿到加班费或得到补休的仅有44%。

    没有中共的默许和放纵，是不可能的。

    明白人都知道，倘若中共拿出在国内迫害民运人士能量的千分之壹，来对付违反劳动法，则大力鼓吹企业“狼性文化”的马云、马化腾、刘强东、李彦宏、陈壹舟之流，早就锒铛入狱了，中国今天哪有“996”工作制的生存土壤？

    而且，创造企业“狼性文化”和“996”工作制的马云、马化腾、刘强东之流，本身就是依靠中共、服务中共、听命中共的红顶商人，马云本人更是中共秘密党员。他们创造和鼓吹的“狼性文化”能够在中共国大行其道，还不够说明问题吗？

    显然，“狼性文化”在中国大行其道，就是中共的本意。

    中共为什么要鼓吹“狼性文化”？是“维稳”的需要。众所周知，虽然现在习近平高举马列毛破旗，但在现今老板遍地的中国，共产党的马列意识形态早已经没有说服力，官民都普遍不信——当习近平高唱马克思的时候，别人都知道习近平在撒谎，习近平自己也知道：别人知道他在撒谎。

    马列假意识形态既然早已无用，只能当假羊肉店的羊头招牌，就需要别的意识形态来偷偷摸摸的填补。中共利用“改开”三十年来，资本主义价值观在大陆社会已经深入人心的现状，转而宣扬原始资本主义丛林价值观，树之以为隐性的意识形态——企业“狼性文化”就是其典型；

    “狼性文化”的本质，就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其核心价值就是主张社会性的弱肉强食（所谓社会的优胜劣汰），漠视生命，反平等、反人道、反福利、反民主以及对有色人种的歧视，就是这种价值观的派生，社会达尔文主义产生于十九世纪末的英国，投合了维护原始资本主义的寡头资本家们反平等、反人道、反福利、反民主。以牟取最大利润的需要，也是后来以哈耶克、撒切尔、皮诺切特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骨子里的核心价值。

    中共暗树社会达尔文主义为隐性意识形态，用意很明显——就是以“资本主义”的时髦方式，诱骗中国民众主动反对“普世价值”，以更有效地达到“维稳”的目的。

    想必习近平、王岐山、王沪宁之流已经想通了：与其象胡面瘫那样“防微杜渐”的，象救火队员壹样被动防御，不如出动出击，以新东西诱骗广大愚民主动反平等、反人道、反福利、反民主。就算是活不下去了，也不会维权上访上街和政府过不去，最多抱着自己的脑袋哀叹：“唉！我咋的这么没本事呢？”并象杨改兰壹样地把壹家五口毒死（就是狼性文化信徒宣扬的为社会减负），骗得屁民受了冤屈压迫非但不反抗，反而狠刨自己的命根子。这样，就可以把党和政府“维稳”的成本，降到最低。

    那为什么中共不直接出面散播“狼性文化”呢？因为“六四”后共产党已经恶臭不堪，中共直接出面鼓吹“狼性文化”的效果，自然远不如新兴资本巨子马云、马化腾之流出面鼓吹的效果好，因为马云、马化腾之流，头顶平民商界巨子、个人奋斗成功楷模的耀眼光环，受到已经“经济动物”化的大陆亿万民众的追捧和顶礼膜拜。

    君不见，借助马云、马化腾之流对“狼性文化”的推播，中共新时代的愚民效果卓着，远超过中宣部、文化部的照本宣科：

    亿万大陆工薪族，明明自己被高房价、高物价压得透不过气、被“996”逼成身心疲惫亚健康。却无怨无悔——丝毫不怨奸商老板、更不怨党和政府，反而自觉无偿加班是“本事”，面上有光，充满自豪；

    亿万屁民起早贪黑、睡眠不足、累死累活，比工蚁还勤奋，依这样的冲天干劲，在美国、台湾早发财了，完全可以壹人上班，养活全家，可在大陆依然是扣除房贷、房租即成“月光族”，两公婆全职血拼，依然紧张兮兮，甚至因为压力大连孩子都不敢多要壹个。即便这样，愚民们仍不懂想：累死累活手头怎么还这么紧？大头被谁拿走了？反觉得自己很充实、很“时髦”、压力大是“强者”是有本事的标志；反觉得自己不够拼命、不够“励志”。甚至还为对违反劳动法不作为的党和政府辩解说：谁让中国人多呢，中国的竞争就有这么激烈。

    于是乎，干脆壹夜只睡四小时，以为这样就“马化腾”了!于是争相响应马云、马化腾、郭文贵之流的号召：

    “对自己狠壹点！”好像已经被“狼性文化”逼成身心交瘁、神经衰弱、亚健康和癌症低龄化的他们，这么狠下去，明天即可成为马云、马化腾、刘强东、李彦宏、陈壹舟第二，而不会心脏死、过劳死、脑溢血、癌症死，愚民也不想想，等到自己被送进急诊室、抢救室。之时，马云、马化腾、刘强奸之流，会为自己刷壹分钱吗？

    君不见，累死累活仍是“月光族”、且压力山大的亿万愚民，不仅没有给党和政府添乱，反而在“狼性文化”感召下，莫名其妙地跟在西方原始资本主义、种族主义人渣特疯子的屁股后面，壹根筋地大反起“白左”来：

    这就怪了，难道现在骑在亿万中国老百姓头上的，是“白左”吗？

    君不见，在“狼性文化”的感召下，累死累活仍是“月光族”的亿万屁民，不仅没有给党和政府添乱，反而莫名其妙地跟在西方原始资本主义、种族主义人特疯子屁股后面，壹根筋地大反起“西方的政治正确（即普世价值）”来：

    这就怪了，难道屁民们手无选票，没有新闻自由、没有司法独立——有理无处讲、有冤无处伸的悲惨处境，是“西方的政治正确（即普世价值）”造成的吗？

    君不见，在“狼性文化”的感召下，累死累活仍是“月光族”、且压力山大的亿万贱民，不仅没有给党和政府添乱，反而莫名其妙地大反起欧洲社会的福利来，彷佛党和政府恩赐给他们的“负福利”社会是天堂，而欧洲的福利社会是地狱。

    十多年来，在“狼性文化”的浸淫下，中国大陆社会道德的沦丧，加剧加深，整个社会之势利和冷漠，达到了超越底线的程度，君不见，大陆现行网上风靡的“励志”名言：

    “选择安逸就别再哭穷，混吃等死就别怪社会心狠！”

    这哪里是什么励志？分明是有专制特色的原始官僚资本主义丛林黑社会的狠恶叫嚣！ 

    眼看到屁民受到制度性敲骨吸髓的压榨，非但不思反抗，反而加倍卖命透支健康，为自己的利润最大化服务，并且相互之间超级冷漠、尔虞我诈自相倾轧，狠刨自己的命根子。中南海以及中共特务红顶奸商马云、马化腾、刘强东、李彦宏、陈壹舟之流，恐怕做梦都要笑醒几回。

    所以，最近马云有恃无恐地咋呼：“996是你们巨大的福气，我是12乘以12以上”，又说：“如果你年轻的时候不996，你什么时候可以996？”马云忽悠：“这个世界上，我们每壹个人都希望成功，都希望美好生活，都希望被尊重，我请问大家，你不付出超越别人的努力和时间，你怎么能够实现你想要的成功？”

    在这里，马云竟把自己以无偿加班“狼性”文化进行压榨，说成是赐福，而受压榨反成了“福份”，这和黑社会流氓打人时的口头禅“打你是看得起你”是壹样的逻辑；

    马云诡称自己是“12乘以12”，比“996”还辛苦，问题是你是老板，怎样都行，别人不加班行吗？你马云的收入比“996”者如何？

    马云还以“成功”和“美好”忽悠无偿加班族再接再励，问题是这么“加班”下去，人家能成你马云第二么？这么加下去，迎来的是“成功”和“美好”，还是精神病院、抢救室或太平间？

    马云之流，之所以敢这么嚣张，仰仗的无非是推播“狼性文化”的巨大成功，十多年来，中共假手红顶资本家推播社会达尔文主义，以诱骗中国民众反对普世价值，并为专制统治维稳、张目，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可惜迄今却未引起中国民运异议界的注意；

    值得壹提的是：中共散播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手法，也不仅限于推播“狼性文化”，还有壹种新的方式，就是刻意点煽对美国极右种族主义流氓总统特朗普的个人崇拜，集中崇拜特疯子的反普世价值，以借助美国总统的时髦新手段，正成功地诱骗国内外广大华人反对普世价值，并把并非中国迫切问题的穆斯林问题，当作迫切问题来炒作，以转移对共产党专制的视线。

    大小中共特线，壹根筋地狂挺特疯子，大反以佩洛西为代表的“白左”，中共为什么这样做？因为特疯子是共产党专制流氓价值观的同路人，要的无非是经济利益，特疯子对人权话题从来不屑壹顾、无动于衷；而坚持人权同经贸挂钩的佩洛西，就不是能用经贸摆平的人，所以现在中共特线最恨佩洛西。

在共产党马列意识形态早已破产不中用的情况下，暗树以“狼心文化”为代表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用以为隐性意识形态；中共针对当今资本主义在中国已深入人心的现实，利用马云等“个人奋斗”商界巨子的时髦形象，诱骗中国民众反对普世价值，即反“西方政治正确”——反人权、反人道、反福利、反自由、反平等、反民主，潜移默化地认同中共的专制流氓价值观，而不去关注和挑战中共专制流氓暴政、中共打造的“负福利”社会，以及种种不义和不公。

    并且，以此种“狼性文化”为代表的弱肉强食丛林价值观，中共刻意加剧加深中国社会的势利冷漠，散播暴戾之气，挑动中国民众相互猜忌、恶性竞争、冷酷互撕。令中国社会进壹步散沙化、粉末化，形不成挑战共产党专制的民间合力。

    客观上应该承认，中共假手马云之流推播

   “狼性文化”，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现今巨量的中国民众，就象天津大麻花壹样扭曲，莫名其妙地狂捧极右种族主义人渣特疯子，发了疯地反对普世价值（西方政治正确）、莫名其妙地反“白左”、反“圣母”、反福利、反平等（如反移民、反难民、反低端人口）。就是中共此种愚民新手法大获成功的标记。

    其实中共推播“狼性文化”，是壹条壹石两鸟的毒计，既可大收“新时代”隐性意识形态愚民洗脑之功，又可效率翻倍地饱受榨取的效果：十多年来，马云等塑造的、亿万“996”无偿加班族“励志”血拼愚民愤青，以自己的青春血肉浇筑成了世界第二的GDP，为党国装上了“崛起”的翅膀，让习近平满面生辉，在世界舞台上风光无限。而亿万“996”无偿加班族自己，却无数人加班死、心脏死、癌症死、癌症、糖尿病、高血压、精神病统统低龄化、不孕不育断子绝孙。尽管他们始终积极响应个人奋斗巨子“马老师”的号召，对“自己狠壹点”，并且壹狠再狠，讽刺的是却没有壹个能成为马云第二的。

    这就是榨取的最高境界。愚蠢的纳粹，只知道把别人关进集中营，费力地用刺刀逼迫别人做工，导致骂名留世；殊不知“厉害国”元首习近平仅用壹个“狼性文化”，就可以不用刺刀、不用集中营地把亿万屁民 忽悠得把自己望死里榨，争相“对自己狠壹点”，而且无偿加班、超时工作、透支健康的同时还很有面子，觉得自己“很有本事”。

    结果，党和党的红顶监工马云、马化腾、刘强东、李彦宏、陈壹舟之流，就舒舒服服地拿走了“996”血汗的大头，而且马云还要装逼说“996”的屁民愤青们还不够“拼”，他马云是“12乘以12”，诱骗傻愤们对自己“再狠壹点”。

    中共之所以要变本加厉地增加榨取的力度，根本原因是共产党是癌细胞，具有无限自我复制和不断膨胀的天性——因为共产党意识形态早已破产，中共走上了主要以暴力维稳的道路，需要越来越多的钱来供养壹个日益膨胀的公务员官僚队伍，所以中共的榨取必然会变本加厉、“与时俱进”。

    邓小平眼看“苏东变天”，发觉靠老壹套的计划经济、壹大二公低工资来榨取，不是长久之计，因为屁民们没有劳动积极性；邓小平看到：壹大二公的共产党国家壹个个都垮了，虽然朝鲜、古巴靠中共的大力援助苟活至今，但若继续共产的话，谁能扶得起中共国这个大国呢？

    于是转而向哈耶克、撒切尔、皮诺切特等西方原始资本主义极右派取经，走共产党领导下的官僚原始资本主义道路，这条道路在胡面瘫、习近平手上终于结出了硕果：

    在高房价、高物价、“负福利”等大山的压迫下，在马云、马化腾、刘强东等“平民”商界巨子“狼性文化”的时髦诱骗下，亿万愚民经济愤青，就象毛泽东时代吃了政治迷魂丸的红卫兵壹样狂热，争相主动透支健康，为习大帝的“崛起梦”、为马云之流的利润最大化无偿卖命。

    现今由于中共国面临“计划生育”恶性老龄化、年轻人口崩塌而发展成本高涨、房产泡沫空前、制造业大滑坡等重重困境，习近平治下“五毛”大增、国保继续强化、“壹路壹带”大撒币、扩军备战准备武统台湾。公务员队伍继续膨胀，财政支出巨幅增长，这些大幅增加的开支，不靠榨取以“996加班族”为代表的屁民，又靠什么？

    为了抢钱，中共不断增加企业的负担，尤其是私企，而私企老板为了维持利润，必然把负担转嫁到亿万屁民的身上；对此，中共心知肚明，并故意放纵 ，因此通过马云等私企大老板鼓吹“狼性文化”，诱骗亿万屁民无偿加班、主动献身、配合榨取，中共深知：通过马云来诱骗，远比中宣部、文化部亲自出马“提倡”的愚民效果好。

    由共产党的无限繁殖、无限膨胀的癌细胞属性可知：为了维稳，中共的官僚公务员队伍必进壹步膨胀，为了维系不断膨胀的共产党队伍，为了保障不断坐大的中共官僚特权阶层“上不封顶”的共产主义特供生活，中共及其麾下的大小奸商下壹步必然更加“周扒皮”，“996”式的“励志”愚民傻愤如果不觉醒反抗，只有被榨死、榨废、榨疯。

保卫左派美国

作者 中国网友 写于 不同历史时期 整理于二零二二年

　　美国社会的左派理念

　　作者 秦晖

　　为了摆脱「最坏政府」，我们就需要从两方面施加压力：既要限製它的权力，又要追问它的责任。既不能允许它滥用权力「为所欲为」，也不能任它推卸责任「不为所不欲为」。

　　当然，不同的人或许有不同的偏好：喜欢「小政府」的人可以偏重于限製它的权力，而喜欢「大政府」的人可以偏重于追问它的责任，像杰斐逊-梅森那样两者都做，自然善莫大焉。只做壹样，也仍是有所贡献。

　　但是要註意，妳的「大小」诉求不要用错了地方：如果面对有权无责、权大责小的官府，甲用「大政府理论」来为它进壹步扩权，乙用「小政府理论」来为它卸责，那甲乙就都在助纣为虐！起码要知道：对于责不可问的官府妳再「左」也不能帮它扩权（要扩权，先改革到可以问责了再说）。同样，对于权不受限的官府，妳再「右」也不能为它卸责（要卸责，先改革到可以限权了再说）。

　　当然，既限权也问责的杰斐逊式立场只能是针对权大责小的「前宪政」时代。到了宪政建成后当真要追求「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就不行了。这个时候，杰斐逊的对手--汉密尔顿的「联邦党」那壹套就显示了价值。

　　有人说：在美国早期政治中杰斐逊是左翼而汉密尔顿是右翼。前述的波维尔、罗斯福等对两人的评价似乎也给人这种印象。然而，本文前面既然论述了杰斐逊的「左右共祖」特点，则与他相对的汉密尔顿又怎么可能仅仅是右翼之祖？

　　其实，如果按欧洲标准，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按北美前宗主国英国的标准，右翼即托利党（今天英国保守党的前身）在美国独立后已经消失了--以「独立」为外衣的「美国革命」本质上是壹场反对「托利主义」或贵族传统的革命。作为亲英派的北美托利党人因美国革命的结果而被赶回了英国。

　　英国式的左翼，即工党，在英国也是以后才出现的--在美国则从来也没有作为重要力量而出现（这就是所谓「美国没有社会主义」的「例外论」话题）。杰斐逊并不是工党之祖，他的论敌汉密尔顿也不会是保守党之祖。他们两人都是那场驱逐了托利党人的革命的大推手。

　　所以表面上看，汉密尔顿的主张在美国其实也是「左右共祖」--只是与杰斐逊相反，汉密尔顿强调的是近代左右两派不那么好听、却很实际的壹面：他既主张现代右翼不满意的大政府（当然不是专製政府，只是民选联邦政府要有更大的权力）也体现出现代左翼不喜欢的富人（当然不是弄权致富的贵族寡头，而是新兴的平民工商业者）立场。如果是在英王麾下，他既想要给英王扩权还要帮英王致富，那就成美国史上的超级「反动派」了。

　　但是，汉密尔顿其实与杰斐逊壹样，也是个反英斗士。他在美国初建时的宪政体製下的作用，就是防止杰斐逊的主张走向乌托邦：宪政下的政府，主要是联邦政府要能有效地运作，就要建立壹套权责对应的体製。为此就要对杰斐逊那种针对有权无责的专製体製而提出的、统治者似乎必须有责无权，至少要责大权小的诉求进行「纠偏」：政府应该拥有比杰斐逊设想的更大的权力，同时不能承担杰斐逊所希望的那么大责任--如保护农民免遭工商业竞争的排挤，而要更多地承认「自由竞争」的结果。

　　打个形象的比喻：在北美人民看来英王政府就像骑在人民头上的马，「吃草」不够还要吸尽民脂民膏，但就不为人民而「跑」。结果北美人民把马从头上掀了下来驯服为人民的坐骑，在这过程中杰斐逊那种既阻止马滥吃又逼马快跑的主张起了极大的作用。但是现在马变成了坐骑，妳就不能还是「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了。

　　汉密尔顿要让马有适当吃草之权（此前的雏形联邦政府连征税的权力都没有）以与适当奔跑之责相匹配，他的设计也是必不可少的。冲着英王这个「马王爷」我们要有杰斐逊，但赶走英王后我们要能可持续地有马可骑，就要以汉密尔顿来平衡杰斐逊。

　　有权无责的「最坏政府」不可欲，有责无权的「最好政府」不可能，汉密尔顿和他那壹派联邦党人设计的正是壹套权责对应的「次好政府」方案。而后来的「左右派之争」实际上是在这种权责对应的宪政原则下「权大责也大」的福利国家和「权小责亦小」的自由放任两种倾向之争。

　　罗斯福那壹套政府要为穷人的基本保障负责的左翼主张，没有汉密尔顿式的「大政府」能搞得成吗？所以我们当然也不能把汉密尔顿仅仅看成右翼。

　　中国人比今日美国人更能理解杰弗逊？

　　对于这样的问题，今天的壹些西方人已经陌生。

　　罗斯福的「杰弗逊困惑」与科茨、多恩的「杰弗逊论争」都显示出这壹点：今天的人们为杰弗逊到底主张「大政府」还是主张「小政府」展开激烈商榷，有人因为杰弗逊强调政府的责任而宣称他是「福利国家」的思想先驱，又有人因为杰弗逊强调限製政府权力而把他说成「自由放任」论的祖师。而杰弗逊们何以既像今天的「左派」那样要求追问统治者之责，又像今天的「右派」那样要求限製统治者之权，似乎令人大惑不解：杰弗逊是「左派祖宗」，还是「右派祖宗」？

　　所以笔者常常想：思想者互相理解的主要「障碍」何在？有人夸大「文化」差异：似乎「他者」不是神仙就是猴子，反正不是与「我们」壹样的人。但有人则忽视「问题」差异：似乎中国人与西方人壹样为「自由放任，还是福利国家」之类问题所困扰。

　　面对强势的西方，如今有些人--常常是些好心的西方人--大呼反对「文化殖民」，反对中国人接受所谓「西方价值」。然而说句不客气的话：正是这些好心人，实际上正在对我们搞「问题殖民」，即把他们的问题当成我们的问题向我们推销。他们其实不了解中国，然而，他们是否真正了解他们自己的先人--「文化」无别但「问题」背景全异的先人，如杰斐逊？

　　就「文化」而言，我相信，中国人与西方人--正如中国人与西方人各自内部--有无穷的差异，但就「常理」而言，还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有人说西方人特爱自由，中国人似乎就喜欢大家长管着。哪有这回事？我曾讲过壹个简单的道理：「不管古今中外，监狱如果不上锁，关的人都会跑掉。」这就是说无论中西，人们都是向往自由的。但是另壹方面，「不自由毋宁死」的人在中在西恐怕也都极少；9. 11以后，美国人不是为「安全」牺牲了壹部分「自由」吗？

　　自由好，但是可以用壹部分自由来交换「安全」，包括保障、福利等。但是各人「开价」不同，于是有了「大小政府」之争。在权责对应的宪政体製下生活惯了的许多西方人以为，不搞「福利国家」的地方，那壹定就是「自由放任」的，而福利不足则壹定是因为自由过分。

　　于是奈斯比特曾为中国没有福利责任而欢呼，认为这是「自由主义的典范」，包括西方在内的全世界都应当向中国学习。与此相反，魏特夫格尔则认为中国传统的法家帝王都是不入家门的大禹，他们只为承担治水责任而弄权。然而我国的史学家已经成功地驳斥了这种「治水社会」论，证明那些帝王是「不治水，照样专製」的。

　　壹些西方人无法理解这些现象。但这很难说是由于「文化」不同，因为哪怕同是西方人，乃至同是美国人，在宪政前后他们的「问题背景」也已经大有区别，对于宪政时代以前西方人面临的问题，今天他们的后辈也不都是那么好理解的。

　　然而在历史上缺少宪政民主因素的中国传统中，这种保证权责对应的机製通常缺失，于是所谓「大政府」与「小政府」的争论，在缺少权责对应的前提下就会变成不知所云的假问题。因为这样的传统中很容易形成权大责小的官府：权既不受限，责亦不可问。于是其民既无福利，也无自由。而时之君子，熟读宪政下西人所着书，遂以西人之所争为己之问题。误以卸责为让权，竟指弄权为尽责。苟无福利，则谓自由已得。苦无福利，则怪自由太多。此时他们若能读读杰斐逊，应该是可以醍醐灌顶吧。

　　左派理念是美国社会的传统理念

　　作者 秦晖

　　从製度安排的「经济人预设」出发，可以认为无论在任何「文化」中，如果没有製约条件，统治者都可能趋向于权力尽可能大，直至予取予求；而责任尽可能小，乃至不闻不问。

　　而被统治者则相反，他们都希望兼享最大自由与最大福利保障，因此要求统治者权力尽可能小而责任尽可能大。

　　壹方面，统治者希望没有什么事情是他不能做的，同时没有什么事情是他必须做的。另壹方面对老百姓来说，理想的统治者必须按他们的意愿做尽量多的事，同时不能违背他们的意愿做任何事。统治者希望做有权无责的「人主」，而被统治者但愿要有责无权的「公仆」。

　　这样，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双方就权力与责任、或曰权利与义务达成协议或契约就成为必要。这个契约要规定政府必须做什么（即规定政府的责任），为此被统治者授予其相应的权力。同时更要规定政府不能做什么，被统治者有哪些统治者不能剥夺的权利。

　　这样壹种契约安排，就是所谓的宪政。宪政的目的就是要使政府的权力与责任相对应，这种权力必须为被统治者所授予。而授予的唯壹目的就是要政府能够向被统治者负责。

　　在宪*政原则下「无代表不纳税」，对民而言有权利才有义务，对国而言无服务则不应有权力。如果能够向统治者授权问责的「被统治者」只是少数贵族，那就是贵族宪政，如果多数乃至全体公民都有这种权利，那就是民*主宪*政，或曰宪*政民*主。杰斐逊和他的同仁如梅森等，就是北美宪*政民*主始建时期的思想家与实践家。

　　显然，杰斐逊们为建立宪*政民*主而面对的问题，和在成熟的宪政民主製度下罗斯福、李普曼、科茨和多恩面对的问题，是完全不同的。

　　杰斐逊们考虑的是如何消除有权无责的专製统治，他们争取的「权力最小而责任最大的最好政府」虽然不可能实现（应该承认，美国可操作的政治架构，尤其是联邦壹级的架构主要是联邦党人的设计，更确切地说是杰斐逊们和联邦党人博弈、妥协的结果），但通过限权与问责两方面的努力来实现权责对应，则是通往宪*政的不可绕过之路。

　　当年英王的殖民当局既滥用权力又不负责任，北美人民面对自由、福利都缺乏的局面，他们会嫌当局权力太小而主张扩权的「大政府」吗？他们会嫌当局责任太大而主张卸责的「小政府」吗？今天这种福利国家与自由放任的争论，与当年的杰斐逊有什么关系？而杰斐逊主张「好政府」应当权力受製约而责任可追问，不是很顺理成章吗？

　　杰斐逊之所以既像左翼人士又像右翼人士，原因很简单，那就是在杰斐逊时代，无论自由主义者还是社会主义者，他首先都必须是宪政民主的支持者。

　　而罗斯福与胡佛、科茨与多恩面对的已经是另外的问题，由于杰斐逊那壹代人的贡献，他们已经有了壹个权责对应的製度，他们是在此基础上争论「责大权亦大」好，还是「权小责亦小」好。今天人们对任何宪政民主国家，从瑞典到美国，仍有许多批评，这是不难理解的。

　　宪政民主即便成熟到今天的程度，它的「理想性」仍然有限：宪政政府不是也不可能是权力极小责任极大的「最好政府」，同时宪政政府也仍然是各种各样的：在宪政民主之下公民们打算授予他们的「公仆」哪些权力以便要求后者承担哪些责任？是授与政府更多的权力以便要求它承担更大的责任、为社会提供尽量多的福利与保障，还是授与政府很小的权力因而也就无法要求政府承担什么福利责任，便成为壹个争议不休的事情，这实际上是壹个关于什么是「次好政府」的问题。

　　在不同的国家，乃至同壹国家的不同时期，人们对这壹问题给予了不同的答案。横向相较，美国人基本倾向于「权小责亦小」的古典自由製度，而欧洲尤其是北欧人则更喜欢「责大权亦大」的民主福利国家。

　　纵向考察，美国经过20世纪初的「进步主义」、30年代的「新政」和60年代的民权立法，壹直是趋向于梅森式的「最多服务的政府」。到了80年代出现「裏根政策」，又强调坚持杰斐逊式的「最少用权的政府」。两者形成「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对峙。

　　冷战结束之初曾有人认为后者已成为最后的选择，是为「历史的终结」。但是这样的说法后来不断被显示出是过于武断了。如今「福利国家」的危机虽然严重，「自由放任」的问题也还不少。而那种「既非自由放任又非福利国家」的「第三条道路」究竟如何走，也还远未见分晓。

　　事实上，由于人对于自由的追求（对束缚的排拒）与对安全的追求（对风险的排拒）同样出于天性，而且尽管今天自由主义者与社会民主主义者存在着包括明确划分「群己权界」、群域民主己域自由、以及多数基本领域的群己界分已有定论这「三大共识」，但是人类生活中的壹些领域到底属于群域还是属于己域，是「边界游移，情景决定」的，不可能有固定的划法。因此人类永远会有「左右派」。

　　人类的「终极选择」是什么，乃至可不可能出现「终极选择」，实可怀疑。在「政府」问题上，权力极小责任极大的「最好政府」从未实现，而在权责对应基础上，次好政府是权责都较大的社会民主政府，还是权责都较小的古典自由政府，也未必能够有公认的结论。

　　不过历史虽然并未「终结」，但历史毕竟在「进步」。人类宪政的历史，乃至启蒙时代以来三百年人们关于「国家」问题上的理论探讨与实践努力如果说有什么公认的成就，那不在于它实现了「最好政府」，也不在于它分辨出了「次好政府」，而只在于它揭示了什么是最坏的政府，那就是权力最大而责任最小的政府。

　　共产主义与基督信仰

　　作者 吴茂华

　　早年读欧美的小说、诗歌，书中描述人物内心灵魂、涉及到宗教情怀的地方，常常引起我的好奇和兴趣，由此对基督教衍生出来的西方文化，如巍峨的教堂建诛、精美的绘画艺术，欣赏不已。尤其对天籁般的教堂音乐、贊美诗，心往神驰。

　　然而，当我几十年后真正进入教堂，第壹次祈祷、敬拜、开口唱贊美诗时，突然有壹种芒刺在背的感觉--这种顶礼膜拜，和拜希特勒、拜斯大林，以及文革时期的毛崇拜，何其相似？譬如，称上帝为大君王、元首，信徒自称是奴仆、子民！天哪，怎麽仁慈的上帝，也长了壹张专製者的面孔？

　　最终，我还是接受了基督教信仰，只是充满了质疑和保留的∶崇拜上帝是否与崇拜领袖或英雄相同？基督教信仰和共产意识，有无共通之处？马列共产主义创立的时候，为什麽要批判宗教？

　　随着进壹步的读经、过教会生活，我的感悟和思考壹点壹点地渐进深入。现从以下几个方面，谈谈基督教信仰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异同。

　　方面壹∶崇拜神与崇拜人

　　崇拜，意味着壹种向上仰视的心理态势。在崇拜的对象面前，甘心降卑、俯首颂贊，希望淼小、软弱的自身，藉此提升到更高的境界┅┅汤因比就说过，人类的宗教情怀是不可剥夺的。这是人的本能情感。

　　古代中国人在《诗经》裏颂唱∶「皇矣上帝，临下有赫」，翻译出来就是∶伟大呵上帝，洞察人间壹切。世人相信「举头三尺有神明」，不管有无宗教信仰，遭遇困顿、绝境，都会喊∶「天哪！天哪！」人们还常说「天时」、「天道」、「天命不可违」、「天理不容」、「天机不可泄露」等，不都说明，从古到今，人在灵魂深处是承认神「上帝」的权柄和大能的！

　　人人都有崇拜的心理，但崇拜的对象却大有区别。

　　基督徒崇拜上帝，承认天地间有壹个至高者，他创造、统管万物，是公义、真理、道德规范的源头和终极。人则有局限、有罪性，必须向上帝悔改。

　　而无神论者，似乎有着不敬也不惧天地鬼神的豪气。可是真正无神论者是最不容易当的，甚至是没有的。往往不信天上的神明，就会信世上的东西。「不崇拜上帝，就崇拜领袖」，就是壹例。不畏惧神，却畏惧骑在自己头上的「伟人」。「伟人」壹挥手，就乖乖跟着走，走着走着就成了壹只虫豸或壹颗螺丝钉。集千万人的崇拜为壹人所用，巨大权力由此而产生，人间之「神」就这样造出来了！

　　这样的「人神」，以革命、人民的名义，支配人的灵魂、侵占人民的权益，挟製民众变成工具或奴隶，将国家、民族带入黑暗深渊之中。把人当作神来崇拜，结果便是「圣人不死，大盗不止」！懂得这个道理，我们就知道为什麽作家林达说「总统是靠不住的」，为什么布什讲演说要将「权力者关进笼子裏」。

　　圣经《创世记》裏，古蛇诱惑亚当、夏娃不听上帝禁令，吃智慧树上的果子∶「因为神知道，妳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妳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创世记》3：5）这裏的关键，在于「便如神」。人间的英明领袖，代替了神，替我们分辨善恶，这就是人间灾难的开始。何时人能醒悟，认识到人有限、人性有罪，英明领袖是靠不住的，唯有上帝是靠得住的，才能真正有尊严地站起来。

　　方面二∶理想与天堂

　　圣经中的耶稣，道成肉身成为贫穷木匠的儿子，在世上传大爱的福音。他特别体恤、怜悯弱势群体，对当时社会的黑暗、不公，不遗余力地谴责。例如，他多次指责法利赛人，「侵吞寡妇的家产」（《马太福音》23：14）。耶稣爱穷人的事例，在福音书裏随处可见。圣经中斥责「富足人┅┅只知积攒钱财。工人给妳们收割庄稼，妳们亏欠他们的工钱┅┅」（《雅各书》5：1-4）。

　　与此相似的是，马列共产主义亦极力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不公平，以及对穷苦大众的剥削和压迫。不同的是，马列共产主义提倡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用暴力斗争，推翻资本主义製度，消灭私有产权，建立壹个没有阶级製度、没有国家和政府，并且进行集体生产的社会，最终使人类达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人间天堂。

　　这样的理想，和基督教的公义、平等等价值理念，是否相通呢？

　　马列共产主义的共产理想的实现，是以划分阶级、暴力斗争为代价的，是建立在人为的阶级对立和仇恨的基础上的。牺牲千万人的生命，推翻壹个专製、残酷的旧製度，建立另壹个专製、残酷的新製度，正义、光明在哪裏呢？但这就是壹百多年来，俄罗斯、中国及其它共产国家的历史事实。

　　而基督教信仰呢？我们可看出，圣经裏虽然也谴责富人，指出社会的不公义，但是以人性有「罪」这壹点为基础的，并不以富人、穷人或阶级来判别。在上帝的标准下，所有人都是罪人。而凡接受十字架救恩的，同样不分阶级、贫富，都因信称义，成为神的儿女。

　　基督教是宣扬大爱的宗教，要求信徒不但爱家人、邻居，甚至要「爱敌人」。这体现出神的无限慈爱。爱敌人，虽然是极高的要求，不容易做到，但它至少是引导人的标杆。

　　更重要的是，它透露出基督教的理念∶要化解人心的仇恨，不以暴易暴。耶稣斥责社会不公，但他决不宣扬仇恨、不倡导妳死我活的斗争，而是用仁慈和爱、博大和宽恕，壹点壹滴地改变人心、社会。

　　有人说，圣经裏的信徒，也实践过共产式的生活。引证的经文便是《使徒行传》:「信的人都在壹处，凡物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各人所需用的分给各人。」（《使徒行传》2：44-45）「那许多信的人，都是壹心壹意的，没有壹人说，他的东西有壹样是自己的，都是大家公用。」（《使徒行传》4：32）这的确与共产理念有相似的地方，但这样的共产生活，是以信仰和爱为基点的，是自愿的，并不是製度性的强迫。而马列共产主义的「共产」，是对有产者的强製剥夺，是通过斗争、化私为公的製度。

　　对于这壹点，恩格斯看得很清楚。他在《大陆上社会改革运动的进展》中说∶法国的共产主义者「最喜欢的公式，就是『基督教等于共产主义』。他们竭力想用圣经、用『最早的基督徒过的就是公社式的生活』等，证明这个公式」，然而「┅┅即使圣经裏有些地方利于共产主义的解释，但是圣经的整个精神是同共产主义、同壹切合理的创举是截然对立的。」基督教的天堂，是圣洁、快乐的福地∶「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启示录》21：4）上帝的子民在那裏享受与神同在、无限喜乐的永恒之境。

　　共产主义的天堂呢？根源于马克思创立的共产主义学说，人类社会形态从原始社会，发展到共产主义社会，有其必然性。在「完美新社会」--共产主义理想社会裏，完全消灭了剥削、不平等，生产力高度发达，物质、精神生活极大丰富，个人得到全面发展，是人间天堂。

　　如果说这是壹种美好愿境、人间乌托邦理想，那还是有其审美意义的。可是壹旦将其擢升为必然性的历史规律，并以此为人类的行动实践和目标，就令人惊讶了。道理很简单，人类世界每秒都在发生大小变化，就连明天、下壹星期的事情，都没有定准，何况千百年后的事？这人间天堂的依旧何在呢？

　　上世纪50年代末，中国有壹着名口号∶人民公社是桥梁，共产主义是天堂！宣布中国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结果是以饿死几千万人告终。60年代苏共领袖赫鲁晓夫有壹说法很有趣，他说共产主义就像地平线的太阳，又大、又鲜艳、又明亮，可是看得见、走不到。

　　不信真正的天堂，众多唯物主义们却拜倒在飘淼的人间天堂下。真是奇怪也哉！

　　方面三∶原罪与新人

　　原罪不是指人类原有的罪。上帝造人时，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那时人是无罪的。根据圣经《创世记》的记载，由于始祖亚当在伊甸园违背了上帝的嘱咐，偷吃禁果，堕落犯罪，于是「罪是从壹人入了世界」（《罗马书》5：12）。

　　人类从亚当承袭了败坏的心、朽坏的身体，原罪的影响临到世上所有人。人的罪性，是壹切邪恶行为的源头起因，因而造成冲突纷争的世界。

　　上帝怜悯世人，派下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救赎世人灵魂。而人悔改，重生得救，便成为基督裏的新人。这是人自觉、自愿的，是在灵魂裏改恶向善，是以永恒的真理、公义为标杆，成就了美好、良性、积极向上的人生。

　　基督教裏的罪人和新人的观念，是道德意义上的，并指向壹切世人，不分种族、国家、阶级，具有普世、超越的价值。

　　马列共产理论着作中，并未有「原罪」的提法，但按其阶级斗争的理论，无产者是被压迫、被剥削的阶级，起来打倒有产阶级、推翻资本主义製度具有合法性。在「劳工神」的口号下，无产者的品德，先天优越于有产阶级。而地主、资产阶级是剥削者，剥削有罪，所以具有「原罪」，应被推翻、打倒。

　　因此，毛泽东在《中国各阶级的分析》壹文中，明确地将地主、资产阶级列为「革命的敌人」。不仅如此，还将壹般的知识分子、公务员、律师等，列为小资产阶级分子，或资产阶级的附庸。这些人，同样因身分，先天具有原罪，需要在无产阶级专政製度下长期改造。

　　从延安时代的整风运动，到1949年以后镇压反革命、反胡风、反右、文革等政治运动，整治的就是「阶级异己分子」。那些因阶级划分而有「原罪」的，被强製改造的人，属于可被随意剥夺人身权利的「贱民」。这样的改造是强製性的，反抗必然是死路壹条。

　　而少数接受改造后被认可的人，就成为无产阶级的「新人」。这种「新人」必具的品格，是壹切服从党和领袖，彻底否定自己个人的利益，成为顺服的工具。

　　这样的理论体系中的罪人、新人，和基督教裏道德意义上的罪人、新人，显然是完全不同的。

　　方面四∶委身与舍己

　　人在基督信仰裏重生得救后，价值观改变，生活不再以自我为中心，而是以基督公义和慈爱的真理，为人生最高准则。圣经《哥林多后书》裏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復活的主活。」（《哥林多后书》5：14-15）这是明确地说出基督徒向上帝的无我委身的心誌和精神，且这种委身是因为被耶稣的爱所激励。

　　在毛泽东的共产理论体系裏，是强製性地对所有人进行思想改造。所谓的「兴无灭资」，要求每个普通人都应当具有无产阶级的思想人格，成为共产主义「新人」。这种崭新的人格，建立在「无我」、「舍己」的基础上。用毛的话来表达，就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壹刻也不脱离群众，壹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自己的小集团或自己个人利益出发。」《纪念白求恩》壹文，更表达出对这种「忘我精神」的贊誉∶「白求恩同誌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表现在对工作极端负责任，对同誌对人民极端热忱┅┅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这种「无我论」的关键点，是以所谓的集体意誌取代个人意誌，个人完全委身于集体，且以此作为人生目标。群众、集体、人民、大公无私┅┅这些闪耀着道德光辉的词语，极具魅惑力。人多么容易被喊着这样口号的人或集团所掳掠！这样的口号，希特勒、斯大林、毛泽东、金日成都喊过。「以天下之大公，为我之大私」的大盗、野心家，最需要这样无我的政治委身！

　　被誉为共产主义战士的雷锋，在日记裏写道∶「我要坚决听党的话，壹辈子跟党走。对党有利的话、有益的事，我要多说、多做；对党不利的话，没益的事，我坚决不说、不做。我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永生为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这裏不难看出，忘我舍己、为人民服务，就是向党效忠！牺牲个人的，服从「极权主义」的人格就由此而产生。这种宣传，是假「道德高尚」的名义，让人服从统治者的需要。

　　可见，「把壹切献给党、献给领袖」，和「把壹切献给上帝」是不同的。前者的忘我，是不自觉或被迫的，是凡人献给凡人，最后堕入灾难深渊。后者的委身是自觉甘愿的，甘愿跟随公义无私、圣洁无罪的上帝，进入真理和光明之境。

　　所以，做上帝的奴仆和做人的奴仆，性质乃冰炭不同炉，结果更是南辕北辙。

　　把基督教的天堂搬到人间？

　　其实，马列共产主义理论在创立之初，并非宗教，只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而已。然而20世纪初，自列宁建立了第壹个共产主义国家，东欧、亚洲相继建立共产国家，始有西方学者发觉，马列共产主义推行、实践的过程，有强烈的宗教色彩。

　　罗素就将马列共产主义看作壹种宗教。他在《西方哲学史》裏，把共产主义的壹些表面形态，与基督教作了比较。他认为，「辩证法唯物主义」在共产理论中，具有至尊的位置，相当于「耶和华」在基督教中；「马克思」相当于「弥赛亚」；「无产阶级」相当于「（神的）选民」；「共产党」相当于「教会」；资本家应受的惩罚相当于「地狱」；「千禧年」相当于「共产国际化的日子」┅┅在列宁以后的斯大林、毛泽东、金日成等，几乎所有共产领袖搞的狂热的个人崇拜中，宗教色彩更加突出。这些领袖，最后岂止是「弥赛亚」、救世主，已升格成天上星宿、人类的「大救星」了。倡导唯物主义、标榜无神论的国家，却造出了壹尊尊的人间「神」，让千万愚众来膜拜！

　　正因如此，生活在马列共产国家裏的人，疯狂地崇拜过假神，对偶像崇拜有深入骨髓的痛苦记忆。所以，如今要进入基督信仰去崇拜真神，很容易产生心理障碍或抗拒。

　　我的壹位文化人朋友就是如此。他说∶基督教仁爱的理念很好，但崇拜耶稣很可笑。和马列共产迷信相比，基督徒只不过是换了壹个偶像来崇拜而已。像他这样只看仪式、不问内容，只看「崇拜」二字，不看崇拜什么，将神与人混为壹谈的，不在少数。

　　我理解这样的人，因为我自己也有过如此的心路历程。这也是我写这篇文章，想弄清马列共产意识和基督教信仰区别何在的原因。

　　前些年看过壹幅油画，印象深刻，至今难忘。画的中央，是伟大领袖毛泽东，正面而立，壹手叉腰间、另壹手戟指下方，脸上有壹代枭雄之豪气。在毛身后，或明或暗光影中，有十几名近、现代的政治、文化名人∶卢梭、尼采、马克思、恩格斯、希特勒、墨索裏尼、列宁、斯大林、金日成、卡斯特罗、波尔布特┅┅几乎囊括了现代无神论的思想家和极权主义国家的领袖。

　　毛泽东左手所指的脚下地方，横卧壹具十字架上耶稣的身躯。我看着画面，眼光久久停留在耶稣枯瘦而悲悯的面容上，心灵受到莫名的冲击。当时我并不是基督徒，但我读懂了∶苍天已死，『红』天当立--这些「人神」，正同襄共举，打倒上帝，消除基督教！「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所以这100多年来，无论西方、东方，血海尸山，祸害连连。

　　转载者的话

　　美国的左派思想来自于圣经，根据圣经衍生出来的左派思想与马列共产主义是水火不容的，根据圣经衍生出来的美国的左派不等于中国的共匪，根据圣经衍生出来的美国的左派不否认人的罪性，不会否定民主政治，追求创造互助合作的社会氛围，形成自由人联合体，认同这种思想的左派大部份由民主党人组成，这种人即反对共产极权，又认同基督教社会主义，事实上根据圣经衍生出来的左派思想属于美国传统，美国本来就有左的一面。

　　黄右虽然总是谴责别人颠复美国价值，事实上黄右也在颠复美国价值，黄右希望消灭美国的左派传统。

保卫自由美国

作者 徐永海

性权解放与基督文化

　　性权解放与基督信仰没有冲突，保守派用基督文化否定性权解放，反对公娼的论述只能证明保守派根本不理解基督文明。

　　脑前额叶的发达与爱情精神的出现

　　爱情使人们具有强烈爱的情感体验

　　我们人类具有爱情（恋情、夫妻亲情）的天性

　　我们人类具有「恋情」这种心理现象，如相思、暗恋、热恋、壹见钟情。恋情是壹种强烈的爱，是壹种强烈爱的情感，是壹种强烈爱的情感体验；是壹种内在动力（即：驱力、欲望、需要等情欲与情绪），如同食欲、性欲壹样，带有强烈的情绪体验。当人们具有恋情时，就会具有不安、闹心等焦虑烦躁的情绪体验；不去追求、爱慕、献身所爱（恋）的人，不安、闹心等焦虑烦躁的情绪体验就会持续存在。只有追求了、爱慕了、献身了所爱（恋）的人，不安、闹心等焦虑烦躁的情绪体验才会消失。而使得人们必须去追求、爱慕、献身所爱（恋）的人。如果成功了，人们就会具有强烈的轻松愉快（喜乐幸福）的情绪体验。如果失败了，人们就会具有强烈的痛苦懊悔的情绪体验。由于具有这些强烈的情绪体验，当人们具有恋情时，为了自己的恋情，为了自己所爱的人，可以冲破壹切阻力，甚至不惜付出性命。每个具有真爱的人都是如此，这才是恋情、爱情，否则就不是真爱，也许有些人壹生都没有经历过这样的真爱，那是这个人的悲哀。

　　我们人类具有「夫妻亲情」这种心理现象。夫妻亲情是壹种强烈的爱，是壹种强烈爱的情感，是壹种强烈爱的情感体验；是壹种内在动力（即：驱力、欲望、需要等情欲与情绪），如同食欲、性欲壹样，带有强烈的情绪体验。当人们具有夫妻亲情后，当自己的配偶（或称夫妻、伴侣）处于危难之中，需要自己帮助时，人们就会具有强烈的焦虑烦躁的情绪体验，就会感到着急、揪心、不安等。不去帮助自己的配偶，焦虑烦躁的情绪体验就会持续存在。只有帮助了自己的配偶，焦虑烦躁的情绪体验才会消失。使得人们必须去帮助自己的配偶，并且为此不惜流血牺牲。如果成功了，人们就会具有强烈的轻松愉快（喜乐幸福）的情绪体验，就会感到幸福、甜蜜、恩爱等，就是流血牺牲也要成功。如果失败了，人们就会具有强烈的痛苦懊悔的情绪体验，就会感到内疚、自责、后悔等，就是流血牺牲也不能失败。每个具有真爱的人都是如此，这才是夫妻亲情、爱情，否则就不是真爱，也许有些人壹生都没有经历过这样的真爱，那是这个人的悲哀。

　　恋情、夫妻亲情都是爱情，爱情包括：「恋情、夫妻亲情」。其中恋情与夫妻亲情是不同的，恋情（相思、暗恋、热恋、壹见钟情）具有强烈的情感体验，是人们能够明显体验到的；当人们具有恋情（相思、暗恋、热恋、壹见钟情）时，在任何时候，人们都会强烈地感受到恋情的存在，必须去追求、爱慕、献身所爱（恋）的人。而夫妻亲情不同，人们具有了夫妻亲情这种情感，但是在平时，人们并没有明显感受到这种情感的存在。只有在配偶处于危难之中，需要他的帮助时，人们才会感受到强烈的爱，这时人们才会明显感受到这种情感的存在。只有在他与配偶分开时，人们才会感到非常的痛苦，这时人们才会明显感受到这种情感的存在。很多人是在离婚之后，才发现与配偶之间还具有很深的情感--夫妻亲情，但是已经来不及了，随着时间的久远，这种情感（夫妻亲情）也会逐渐消失，也许壹生都很难再次出现。因此，人们不应当轻易离婚，不应当以恋情的消失作为离婚的标准。

　　爱情（恋情、夫妻亲情）是壹种天性

　　依据基因，到了青春期以后，人们就会具有相应的神经生理活动，就会具有恋情这种心理活动，具有相思、暗恋、热恋、壹见钟情，对恋人（或相思、暗恋的对象）具有强烈的爱，具有强烈爱的情感，具有强烈爱的情感体验。即使没有人教导，即使被人反对，人们也会具有恋情这种心理，对恋人（或相思、暗恋的对象）也会具有强烈的爱，也会具有强烈爱的情感，也会具有强烈爱的情感体验。我们这壹代人年轻的时候，和我们的壹些祖祖辈辈所曾经经历的那些时代，都是禁欲的时代，但是人们还是对恋人（或相思、暗恋的对象）具有强烈的爱，具有强烈爱的情感，具有强烈爱的情感体验。到了青春期后，只要是心理正常的人，都会具有恋情这种心理。

　　依据基因，到了青春期以后，人们就会具有相应的神经生理活动，就可以具有夫妻亲情这种心理活动，夫妻之间就可以具有强烈的爱（爱的情感、爱的情感体验）。但是，夫妻亲情这种心理的出现，夫妻之间强烈爱的出现，还需要在恋情基础上，经历很好的性爱活动，经历共同的患难，壹个人才会具有夫妻亲情，壹个人才会具有对配偶的强烈爱，夫妻亲情这种心理的出现必需经过「培养」。这样，壹些人没有经过很好的恋情、夫妻生活（性爱活动、共同患难），他们没有经过很好的「培养」，他们并不具有夫妻亲情这种情感，夫妻之间并不具有强烈的爱（爱的情感、爱的情感体验）。因此夫妻双方应当重视夫妻生活，重视性爱活动，努力培养出夫妻亲情，努力培养出强烈的爱（爱的情感、爱的情感体验）。

　　爱情应当包括两个部分：「恋情、夫妻亲情」。恋情、夫妻亲情这些心理活动都是建立在基因基础上的。对于未成年的儿童来说，由于没有到青春期，依据基因，相应的脑组织还没有发育成熟，还不具有相应的神经生理活动，不论人们如何「培养」，即「培养」不出来恋情，也「培养」不出来夫妻亲情。到了青春期后，依据基因，相应的脑组织发育成熟了，具有了相应的神经生理活动，人们就可以「培养」出恋情和夫妻亲情，因此说，恋情、夫妻亲情都是天性。

　　在人类进化中具有爱情（恋情、夫妻亲情）的才能生存下来我们人类具有爱情（恋情、夫妻亲情）的天性，人们必须去满足爱情（恋情、夫妻亲情）这个天性。如果不去满足，如果长时间没有恋人，没有恋情，没有配偶，没有夫妻亲情，人们就会处于焦虑烦躁、痛苦懊悔的情绪体验之中，如内疚感、自责感、后悔感等，就会容易患壹些心理疾病、心身疾病、身体疾病，如失眠、神经症、高血压、糖尿病、癌症等。只有满足了，具有了恋人，具有了恋情，具有了配偶，具有了夫妻亲情，人们才会处于轻松愉快（喜乐幸福）的情绪体验之中，如幸福感、甜蜜感、恩爱感等，这些心理疾病、心身疾病、身体疾病才会得到好转治愈。因此说，人们必须满足爱情（恋情、夫妻亲情）这个的天性。因此说，爱情（恋情、夫妻亲情）也是很好的心理治疗。

　　我们人类具有爱情（恋情、夫妻亲情）的天性，人们必须去满足爱情（恋情、夫妻亲情）这个天性。通过具有很好的恋情、很好的夫妻生活（性爱活动、共同患难），夫妻双方具有了很好的夫妻亲情，具有了强烈的爱（爱的情感、爱的情感体验）。借着夫妻亲情，借着具有强烈的爱（爱的情感、爱的情感体验），夫妻双方壹生都不能分开，组成家庭。他们养育了壹个、壹个的子女。每个子女都在父母双方的共同照顾下，很好地度过了十多年的未成年期（幼态延续）。借着十多年的未成年期（幼态延续），每个子女都可以学会很多的生存技能，如语言等，而使得每个子女都可以更好地生存。

　　在人类几十万年的进化过程中，生存环境有时是非常恶劣的，竞争有时是非常激烈的。只有借着遗传每个个体都具有这相应基因，具有这相应解剖、生理、心理特点，具有这爱情（恋情、夫妻亲情）天性，夫妻之间而具有强烈爱（爱的情感、爱的情感体验），这样的族群（种族、民族、部族、氏族）才能生存下来、延续下来，因为它能使男女之间组成牢固的家庭，共同照顾他们的子女，使未成年的子女都能得到很好的照顾。那些每个个体不具有这相应基因，不具有这相应解剖、生理、心理特点，不具有这爱情（恋情、夫妻亲情）天性，夫妻之间而不具有强烈爱（爱的情感、爱的情感体验），这样的族群（种族、民族、部族、氏族）都被淘汰掉了、不能延续下来。

　　恋爱与性爱可以使人们具有强烈的夫妻亲情

　　性的吸引与美的吸引

　　男人、女人都具有丰满的臀部、明显的股沟、明显的外生殖器，男人阴茎、阴囊的皮肤颜色比周围的皮肤颜色来得要深，女人阴唇的皮肤颜色也比周围的皮肤颜色来得要深。丰满的臀部，明显的股沟被认为是美的。这些部位是性器官，借着性器官的吸引力，男女可以结合在壹起。

　　其它动物只有乳头，没有乳房，只有人类具有乳房。女人具有丰满的乳房，它象丰满的臀部；明显的乳沟，它象明显的股沟；明显的乳头、乳晕，它象外生殖器。乳头、乳晕的皮肤颜色要比周围的皮肤颜色来得要深。丰满的乳房、明显的乳沟被认为是美的。这些部位是性器官，借着性器官的吸引力，男女可以结合在壹起。

　　其它动物不具有由粘膜构成的口唇，只有人类具有由粘膜构成的口唇。男人、女人都具有丰满的口唇，它象阴唇。口唇是丰满的，口唇的粘膜颜色要比周围皮肤颜色来得要深。丰满的口唇、深红的口唇（阴唇、乳头、乳晕的颜色）被认为是美的。这些部位是性器官，借着性器官的吸引力，男女可以结合在壹起。

　　借着性爱活动夫妻之间具有强烈爱的情感

　　丰满的臀部、明显的股沟、明显的外生殖器，丰满的乳房、明显的乳沟，丰满的口唇、深红的口唇（阴唇、乳头、乳晕的颜色）等等，都是性器官，被认为是美的。抚摸到它们，是令人愉快的，是令人陶醉的。如对乳房、乳头的爱抚是令人陶醉的，如亲吻、接吻是令人陶醉的。常年的、经常的，夫妻彼此之间在壹起进行性爱活动、爱抚活动，夫妻之间就会具有很好的夫妻亲情，夫妻之间就会具有强烈的爱（爱的情感、爱的情感体验），而组成家庭，而共同照顾他们的子女。

　　除了人类以外，其它哺乳类动物的皮肤上都具有被毛（皮肤被毛分三种：枪毛、绒毛、触毛），厚厚的被毛是温暖的，能使动物渡过寒冷的冬天。人类大部分皮肤上不具有被毛（不具有绒毛），人类的皮肤是裸露的，是裸体的。裸露的皮肤，更能感受到彼此之间的爱抚。爱抚，尤其是对乳房、乳头的爱抚，尤其是亲吻、接吻，是令人愉快的，是令人陶醉的。常年的、经常的，夫妻彼此之间在壹起进行爱抚活动，夫妻之间就会具有很好的夫妻亲情，夫妻之间就会具有强烈的爱（爱的情感、爱的情感体验），而组成家庭，而共同照顾他们的子女。

　　除了人类以外，其它动物有发情期、非发情期，人类没有非发情期，人类每时每刻都可以进行性爱活动、性交活动。在性爱活动、性交活动中，人们可以感受到性高潮，性高潮是壹种最愉快的体验。性交前要进行较长时间的爱抚活动，性交中也要持续较长的时间，只有这样女人才能获得性高潮，因此人类的性爱活动、性交活动每次都要持续较长的时间、很长的时间。常年的、经常的，夫妻彼此之间在壹起进行这样的爱抚活动、性爱活动、性交活动，夫妻之间就会具有很好的夫妻亲情，夫妻之间就会具有强烈的爱（爱的情感、爱的情感体验），而组成家庭，而共同照顾他们的子女。

　　在人类进化中具有强烈性爱活动的才能生存下来对性爱活动的渴望，对异性爱抚的渴望，是壹种强烈的内在动力，个体必须去满足它。如果不去满足，人们就会时常处于焦虑烦躁、痛苦懊悔的情绪体验之中，就会容易患壹些心理疾病、心身疾病、身体疾病，如失眠、神经症、高血压、糖尿病、癌症等。只有时常来满足它，人们时常处于轻松愉快（喜乐幸福）的情绪体验之中，这些心理疾病、心身疾病、身体疾病才会得到好转治愈。因此说，人们应当时常去进行性爱活动，应当时常得到异性爱抚。因此说，按摩（异性按摩）等等都是很好的心理治疗。

　　对性爱活动的渴望，对异性爱抚的渴望，是壹种强烈的内在动力，个体必须去满足它。在这种内在动力的基础上，人们愿意进行性爱活动。夫妻之间通过常年的、经常的爱抚活动、性爱活动、性交活动，夫妻之间就会具有很好的夫妻亲情，夫妻之间就会具有强烈的爱（爱的情感、爱的情感体验）。借着夫妻亲情，借着具有强烈的爱（爱的情感、爱的情感体验），夫妻双方壹生都不能分开，组成家庭。共同养育他们壹个、壹个的子女。每个子女都在父母双方的共同照顾下，很好地度过了十多年的未成年期（幼态延续）。借着十多年的未成年期（幼态延续），每个子女都能学会很多的生存技能，每个子女都可以更好地生存下来。

　　在人类几十万年的进化过程中，生存环境有时是非常恶劣的，竞争有时是非常激烈的。只有借着遗传每个个体都具有这相应基因，具有这相应解剖、生理、心理特点，先天具有这性器官的，裸体的（无毛的--无绒毛的），对性爱活动具有强烈渴望的，夫妻之间而具有强烈爱（爱的情感、爱的情感体验），这样的族群（种族、民族、部族、氏族）才能生存下来、延续下来，因为它能使男女之间组成牢固的家庭，使未成年的子女都能得到很好的照顾。那些每个个体不具有这相应基因，不具有这解剖、生理、心理特点，先天不具有这性器官的，不具有裸体的（有毛的--有绒毛的），对性爱活动不具有强烈渴望的，夫妻之间而不具有强烈爱（爱的情感、爱的情感体验），这样的族群（种族、民族、部族、氏族）都被淘汰掉了，不能延续下来。

　　在进化到人类后并不存在壹个原始的母系社会

　　在原始社会的时候，由于文明程度不发达，缺乏文明社会的道德、法律，人们也缺乏对这些道德、法律的了解、认识、认知；但是通过夫妻间性爱活动，夫妻间具有很好的夫妻亲情，依然是以壹夫壹妻的婚姻为主，以父系社会为主，以父权社会为主。

　　那种认为「在进化到人类后，在私有製出现前，由于缺乏文明时代的道德标准，两性的关系是混乱的，而存在壹个极长时期的母系社会、母权社会」，这种观点应当是错误的。那些具有母系社会的民族应当是后来出现的，是由于缺乏正常生存环境时（如在深山裏）的壹种畸形发展。

　　在人类历史中，经常出现这么壹种情况，极少的壹些人来到壹个非常遥远的地方，他们没有带去文明社会的道德、法律；可是随着发展，这群人逐渐成了壹个很大的民族，虽然他们没有带去文明社会的道德、法律，但是他们依旧是以壹夫壹妻的婚姻为主。因为壹夫壹妻的婚姻，不仅仅是建立在道德、法律上，更多的是建立在基因基础上，建立在脑基础上。

　　本论文的第六章第二节，很多地方参考了《裸猿》。[见：（英）卡德斯蒙德?莫利斯（何道宽译）．裸猿．上海：復旦大学出版社，2010-3]

　　阴毛、头发、胡须的出现是为了夫妻稳定

　　我们人类具有美感与乐感

　　人类具有美感，具有对异性身体美的渴望。美感，对异性身体美的渴望，是壹种内在动力（即：驱力、欲望、需要等情欲与情绪），如同食欲、性欲壹样，带有强烈的情绪体验，使得人们必须去满足对异性身体美的渴望。因为，不满足，就会感到焦虑烦躁；满足好了，就会感到轻松愉快（喜乐幸福）；满足不好，就会感到痛苦懊悔。由于具有这些强烈的情绪体验，丰满的臀部、明显的股沟、明显的外生殖器，丰满的乳房、明显的乳沟，丰满的口唇、深红的口唇（阴唇、乳头、乳晕的颜色）等等，这些性器官被认为是美的。借着美的吸引，男女（尤其是青年男女）可以相聚在壹起，相识在壹起，相互结合在壹起。

　　人类具有乐感（对歌唱、音乐、舞蹈的陶醉感），具有对欢聚（与异性欢聚）的渴望。乐感（对歌唱、音乐、舞蹈的陶醉感），对欢聚的渴望，是壹种内在动力（即：驱力、欲望、需要等情欲与情绪），如同食欲、性欲壹样，带有强烈的情绪体验。使得人们必须去满足对欢聚的渴望。因为，不满足，就会感到焦虑烦躁；满足好了，就会感到轻松愉快（喜乐幸福）；满足不好，就会感到痛苦懊悔。由于具有这些强烈的情绪体验，在欢聚时（在原始社会）男人、女人可以公开地在异性面前展示自己的身材美，展示自己的性器官，以吸引异性。借着欢聚，男女（尤其是青年男女）可以相聚在壹起，相识在壹起，相互结合在壹起。

　　父母与子女之间，兄弟姐妹相互之间是属于近亲，近亲之间繁殖，生出的孩子壹般智商较低，并且有痴呆的可能。因此，近亲之间的繁殖，应当是禁止的。血缘关系越远，生出的孩子壹般比较聪明，痴呆的可能性比较小。青春期前不相识的男女之间，壹般情况下，血缘关系比较远。因此，青春期前不相识的男女之间的结合、繁殖，应当是被鼓励的。借着美的吸引，借着欢聚，青春期前不相识的男女可以相聚在壹起，相识在壹起，相互结合在壹起。

　　阴毛、头发、胡须的作用是将壹些性器官掩盖住男人的阴茎、阴囊是最重要的性器官，女人的阴唇、外阴是最重要的性器官。男人、女人都具有阴毛。在直立时，男人的阴毛可以将阴茎、阴囊部分（壹部分）掩盖住了；女人的阴毛可以将阴唇、外阴部分（壹部分）掩盖住了。在直立时，阴毛可以将这些性器官部分（壹部分）掩盖住了，但是并不影响性爱时这些部位被爱抚，也不影响性交时性交的正常进行，甚至不影响在非直立时这些性器官被展示。

　　丰满的臀部、明显的股沟、丰满的乳房、明显的乳沟等都是重要的性器官。男人、女人具有长长的头发，（在原始社会，人类没有工具将头发剪短），人们借着长长的头发将身体的这些性器官部分（壹部分）掩盖住了。女人借着长长的头发将丰满的臀部、明显的股沟、丰满的乳房、明显的乳沟等性器官部分（壹部分）掩盖住了。头发可以将这些性器官部分（壹部分）掩盖住了，但是并不影响这些性器官被展示，也并不影响这些性器官被爱抚。

　　口唇也是重要的性器官。中、老年男人具有又密又长的胡须，它将口唇、面部表情部分（壹部分）掩盖住了。只有中、老年男人具有又密又长的胡须，而少年男人、青年男人还不具有又密又长的胡须，女人更不具有胡须。胡须可以将口唇（性器官）部分（壹部分）掩盖住了，但是并不影响少年男人、青年男人、女人的口唇（性器官）被展示，也并不影响他们的口唇（性器官）被亲吻、接吻。

　　在人类进化中具有阴毛、头发、胡须的才能生存下来美感，对异性身体美的渴望，是壹种强烈的内在动力，人们必须去满足它。乐感（对歌唱、音乐、舞蹈的陶醉感），对欢聚的渴望，是壹种强烈的内在动力，人们必须去满足它。如果不去满足这些欲望，人们就会时常处于焦虑烦躁、痛苦懊悔的情绪体验之中，就会容易患壹些心理疾病、心身疾病、身体疾病，如失眠、神经症、高血压、糖尿病、癌症等。只有时常满足这些欲望，人们才会时常处于轻松愉快（喜乐幸福）的情绪体验之中，这些心理疾病、心身疾病、身体疾病才会得到好转、治愈。因此说，人们应当时常满足美感，满足对异性身体美的渴望；满足乐感，满足对欢聚的渴望。因此说，观看歌舞、进行歌舞，及音乐疗法、舞蹈治疗等等都是很好的心理治疗。

　　美感（对异性身体美的渴望）和乐感（对歌唱、音乐、舞蹈的陶醉感），对欢聚的渴望，都是强烈的内在动力，使得男女之间（尤其是青年男女之间）可以很好的吸引异性，来找到自己的未来的配偶。阴毛、头发、胡须，可能还具有很多其它的功能。但是，阴毛、头发、胡须的最大功能应当是将壹些性器官部分（壹部分）掩盖住，避免男女之间（尤其是避免中年期的男人）随意、任意、无场合地吸引异性，追求异性，从而保持夫妻（尤其是中年夫妻）的稳定，使子女得到很好的照顾，使子女很好地度过未成年期（幼态延续）。

　　在人类几十万年的进化过程中，生存环境有时是非常恶劣的，竞争有时是非常激烈的。只有借着遗传每个个体都具有这相应基因，先天具有这阴毛、头发、胡须，从而避免男女之间随意、任意、无场合地吸引异性，追求异性，从而保持夫妻的稳定；尤其是避免中年期的男人随意、任意、无场合地吸引异性，追求异性，从而保持夫妻的稳定；使子女得到很好的照顾，使子女很好地度过未成年期（幼态延续），这样的族群（种族、民族、部族、氏族）才能生存下来、延续下来。那些每个个体不具有这相应基因，先天不具有这阴毛、头发、胡须，这样的族群（种族、民族、部族、氏族）都被淘汰掉了、不能延续下来。

　　圣灵进入我们心中，我们内心就会得到彻底解放，禁欲就无法再压迫我们在2千年前，耶稣用他的死，用他的到阴间，来代替了我们，来代赎了我们的罪。「他藉这灵，曾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裏的灵听」（彼前3:19），耶稣曾代替我们降到「灵的监狱」（去传道，不是去传福音），来代赎我们的罪，使我们将来可以不下地狱，而上天堂。

　　我们实在应当抱着感恩的心，来以耶稣为榜样，崇拜效法耶稣，走十字架道路，甘愿经历（即：迎战、坚忍、忍耐、忍受）十字架道路上的苦难；以此来拿去恨人的心（只恨撒旦），来具有耶稣那样的大爱的心（连仇敌都爱）和勇于牺牲、献身、殉道的心，来具有这性情、心灵、生命的改变，来具有这重生、得救、成圣，来成为耶稣的门徒（基督徒），我们将来就会不下地狱，而上天堂。成为基督徒，具有耶稣那样的大爱的心，个人才会容易具有健康的心身，人类才会容易进入美好的社会。

　　由于具有了耶稣那样的勇于牺牲、献身、殉道的心，那么，我们可以在各种艰难困苦、苦难患难中，包括处于失败、不顺心的时候，不进行宗教活动来祈求神灵赦免自己罪的时候，不高举禁欲而不认为自己道德高尚的时候，也能容易具有轻松愉快（喜乐幸福）的情绪体验，而不再容易具有痛苦懊悔的情绪体验，而不再容易患上抑郁症、疑病症、神经衰弱等神经症。

　　并且，我们信仰了耶稣（上帝），我们坚信，为了救赎我们，为了代赎我们的罪，耶稣曾被钉十字架并降阴间（第3天復活，第40天升天）。我们就更加不再容易具有因「自责自罪心理」所带来的痛苦懊悔的情绪体验。而使我们可以远离抑郁症、疑病症、神经衰弱这些神经症，使我们原有的这些神经症可以得到好转、治愈。

　　使得我们可以不必去进行献祭等宗教活动来求神赦免，使得我们可以不必高举禁欲来认为自己道德高尚，我们可以不必受禁欲的压迫，我们的内心可以得到彻底的自由，耶稣真的就是福音。

　　「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壹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来，叫他站在当中。就对耶稣说，夫子，这妇人是正行淫之时被拿的。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妳说该把她怎么样呢？……，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妳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他们听见这话，就从老到少壹个壹个地都出去了。……。耶稣说，我也不定妳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约8:3-11）。耶稣是「连行淫时被抓、要被石头打死的」妓女，耶稣都不定罪，耶稣是有爱心的，耶稣是体谅人性的。

　　「妳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妳们得以自由」（约8:32）。耶稣是让我们得自由的，不要再受禁欲的压迫。

　　可是，耶稣基督来了，那敌基督的也出来了，他们提出了各种所谓的神学理论、宗教教义、律法诫命、道德贞洁，来排斥、忽视耶稣的救恩，来排斥、忽视耶稣的福音。

　　壹方面，他们使得人们认为，耶稣是神，我们是人，人不能向神（耶稣）来学习。他们使得人们认为，耶稣只是来代赎我们罪的，不是来给我作榜样的。他们使得人们不能来崇拜效法耶稣走十字架道路，不能来具有耶稣那样的大爱的心（连仇敌都爱的心）和勇于牺牲、献身、殉道的心，不能来具有这基督精神，不能来具有这内心（性情、心灵、生命）的改变，不能来具有这重生、得救、成圣，不能来成为基督徒（耶稣基督的门徒），而只能成为基督教宗教信徒、宗教教徒（假基督徒）。

　　另壹方面，他们告诉人们，单单地靠耶稣不能得救，还必须要守壹些律法诫命，必须高举禁欲，并把童贞、贞洁说成圣洁。如说，必须坚决反对婚前同居，必须坚决反对婚前性行为；甚至是必须反对婚前有亲密接触，反对婚前亲吻，反对婚前拥抱，反对婚前拉手，……；甚至坚决反对恋爱，坚决反对穿好看的衣服，等等。还必须坚决反对同性恋等等；必须坚决反对进化论（反对神导进化论）等等。

　　他们高举这些，自认为自己很是虔诚；可是他们对社会不公，贫穷人受苦，甚至对基督徒为主坐牢等等，却是无动于衷、麻木不仁。他们的所作所为，只能使很多人，尤其是知识分子，不来接受耶稣，甚至成了无神论者。

　　这些无神论者，他们不相信存在神灵，也不相信存在壹个「道」（上帝），自然更不相信存在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他们不会进行献祭等宗教活动来求神赦免，也不相信耶稣代赎了他们的罪。他们也不高举禁欲，不认为自己道德高尚。他们在自责自罪心理的作用下，他们会自责自罪；尤其是处于失败、不顺心的时候，他们会自责自罪；他们会感到抑郁、忧伤，会具有痛苦懊悔的情绪体验，如果持久下来，会患上抑郁症、疑病症、神经衰弱等神经症。

　　在2千年前，耶稣用他的死，用他的到阴间，来代替了我们，来救赎了我们，来代赎了我们的罪，我们实在是都应当来接受耶稣，来从这些苦难中走出来。

　　当然，我们要单单地高举耶稣基督，不要听从那些所谓的神学理论、宗教教义、律法诫命、道德贞洁。耶稣是道成肉身，是「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约壹1:1）。他代赎我们的罪，代赎了我们的罪，「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壹切的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裏我们有壹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作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约壹2:1-2）。我们只要单单依靠耶稣，我们将来就可以不下地狱，而上天堂。

　　并且，我们还要单单地走十字架道路，去行公义、好怜悯。耶稣为我们做了美好的榜样，耶稣代赎了我们的罪，我们自然应当效法耶稣走十字架道路，「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约壹2:6）。我们崇拜效法耶稣，走十字架道路，我们就会具有耶稣那样的大爱的心。

　　以此，我们具有耶稣那样的大爱的心，我们就会彼此相爱，我们就会生活在光明中，「爱弟兄的就是住在光明中……惟独恨弟兄的是在黑暗裏」（约壹2:10-11）。

　　壹个人心中充满恨，缺乏爱，他就会自私自利，为了满足自己的情欲，能做出各种伤天害理的事情。「恨」才是罪的根源，是来自撒旦的，是那个从情欲来的「败坏」。我们基督徒应当与「恨」进行斗争，我们要与那些高举「恨」的主义、学说、宗教、宗派进行斗争，为此要具有勇于牺牲、献身、殉道的心。

　　而不要与「性欲」进行斗争，高举禁欲并不能使我们高尚。可是很多宗教教徒「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禁止嫁娶，又禁戒食物」（提前4:1-5），想当然地认为「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这些情欲本身是罪的根源，而与这些情欲进行斗争，如不近异性、不恋爱、不结婚，不吃某些食物等等。

　　其实「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见：约壹2:15-17）；即它们不是来自上帝的，我们不必爱它们；但它们也不是来自撒旦的，我们也不必恨它们。

　　在自责自罪心理基础上，脑内的内啡肽会减少，而使得我们会容易具有痛苦懊悔的情绪体验。具有了耶稣那样的大爱的心（连仇敌都爱），可以使脑内的内啡肽增加，可以使我们不再容易具有痛苦懊悔的情绪体验，而容易具有轻松愉快（喜乐幸福）的情绪体验；具有了耶稣那样的勇于牺牲、献身、殉道的心，可以使脑内的多巴胺增加，可以使我们容易具有兴奋、亢奋等愉快、痛快的情绪体验，也是壹种轻松愉快（喜乐幸福）的情绪体验；而使我们具有健康的心身。

东方文化与教育环境

作者 中国网友 写于 二零二零年

因研发蓝光LED而获得2014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的中村修二，2015年1月16日在东京驻日外国记者协会的记者会上批评了日本的专利制度和整个东亚教育体系。

他抨击了日本的教育制度，称大学入学考试制度非常糟糕，中国和韩国也都如此，所有高中生的教育目标都是考入着名大学。他认为亚洲的教育制度是浪费时间，年轻人应该学习不同的事情。

关于中村修二取得成就的过程，南方周末有壹篇报道【2014诺贝尔·科学——无人相信的发明】。从这里可以看出，中村修二是个非典型的日本科学家：

1.出身普通渔民家庭，考试能力也平平，上了日本三流大学德岛大学；

2.他动手能力非常强：上午调仪器，下午做实验。

3.自学能力非常强：中村对物理学具有深刻的理解，但他完全是靠自学而来的。他读的德岛大学甚至没有物理系。

这样的人在日本饱受压制，他对于日本教育制度的批评，也是言出有因。

壹．东亚教育体制的两面性

东亚的教育体制是比较特异的，经常是得到局外人的赞赏和局内人的诟病。日本的教育体制已经相对算这三国里比较宽松的了，中国就别提了，老师、学生、家长，所有人都深受其苦。至于韩国也是以极端的应试主义和学历主义闻名的。

首尔大学(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高丽大学(Korea University)和延世大学( Yonsei University)总称为“SKY”，韩国最大规模企业的总裁们，70%是这三所大学的毕业生，而80%的司法机构、公务员来自这三所大学。韩国孩子几乎都要上补习班，2009年韩国补习班获利总额约73亿美元，这比三星电子的盈利还多，教育支出庞大是韩国人不敢生育更多孩子的最大原因。

2012年，经合组织进行了“国际学生能力评估计划”，在数学和阅读项目上，韩学生在所有成员国中排名第壹。但是，这项成就是以相当低的效率取得的，有评价说：“这些孩子是靠双倍的努力加双倍的花费……才得到这样的成绩。”

为何东亚会有这样的教育体系呢？我觉得，是因为东亚国家在现代教育体系本来就有的普鲁士的基因，再加上了东亚儒家和科举传统（对于中国来说，可以说又加上了苏联式教育的实用速成导向和思想灌输功能）。

二．现代教育体制的普鲁士基因

在19世纪之前，教育其实是个类似手工业的学徒制，不管是东方的私塾还是西方的家庭教师。但是随着科目的增加和对受基本教育的劳动人口的需求，出现了所谓的K-12（也就是我们亚洲的普通中小学）教育制度。可汗学院（Khan Academy）的创立者萨尔曼·可汗在他的《翻转课堂的可汗学院》（The One World Schoolhouse）中指出了现代教育制度的普鲁士起源。

现代各国的标准教育模式，是我们已经以为天经地义的几个基本要素：早上七八点钟走进教学楼；在长达40～60分钟的课程中全程坐着听课，在课堂上，教师负责讲，学生负责听；穿插在课程之间的有午餐以及体育课的时间；放学后，学生回家做作业。在标准化课程表的禁锢下，原本浩瀚而美不胜收的人类思想领域被人为地切割成了壹块块、壹块块便于管理的部分，并被称为“学科”。同样，原本行云流水、融会、融会贯通的概念被分成了壹个个单独的“课程单元”。

这个模式，是在18世纪由普鲁士人最先实施的。是他们最先发明了我们如今的课堂教学模式。普鲁士人的初衷并不是教育出能够独立思考的学生，而是大量炮制忠诚且易于管理的国民。他们在学校里学到的价值观让他们服从包括父母、老师和教堂在内的权威，当然，最终要服从国王。

当然，普鲁士教育体系在当时的很多方面都具有创新意义。这样的教育体系让上万人成了中产阶级，为德国成为工业强国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原动力。基于当时的技术水平，要在普鲁士王国实现人人都接受教育的目标，最经济的方法或许就是采用普鲁士教育体制。然而，该体制阻碍了学生进行更为深入的探究，对他们独立思考的能力有害无益。

不过，在19世纪，高水平的创造力逻辑思维能力也许不如思想上服从指挥、行动上掌握基本技能那么重要。在19世纪上半叶，美国基本照搬了普鲁士的教育体系，就像在普鲁士壹样，这壹举措能够大力推动中产阶级的构建，使他们有能力在蓬勃发展的工业领域谋得壹份工作。除了美国，这个体系在19世纪也被其他欧洲国家彷效，并推广到欧美以外其他国家。

但是，如今的经济现状已经不再需要顺从且遵守纪律的劳动阶层，相反，它对劳动者的阅读能力、数学素养和人文底蕴的要求越来越高。当今社会需要的是具有创造力、充满好奇心并能自我引导的终身学习者，需他们有能力提出新颖的想法并付诸实施。

不幸的是，普鲁士教育体的目标与这壹社会需求恰恰相反。如今的教育完全忽视了人与人之间异常美妙的多样性与细微差别，而正是这些多样性性与细微差别，让人们在智力、想象力和天赋方面各不相同。

三．现代教育制度在东亚的变形

东亚三国在19世纪末为了追赶西方列强而开始引进这种现代教育制度时，又不可避免地由于自己的儒家传统和科举制度，而对这个制度作出了潜意识的扭曲和偏重。

（壹）对大学入学考试和科举制度的混淆：

东亚国家对大学入学考试，总是会和他们长期的科举传统混在壹起。古代社会对创造力没有那么大的需求，所以科举是个很好的制度，以最小的冲突完成了社会管理者的选拔，且完成了壹个以智力取代门阀的准绳的建立。但是，如果要和科举类比的话，现在的对应物应当是公务员考试或者某些大公司的入职考试。因为这些考试和科举壹样，是需要选拔出已经训练有素的成年人，马上就可以从事某些工作。

而大学入学考试，目标则是要选出可塑性强而又有志向者进行下壹步的教育，这样的人要好像从熔炉里取出的液态玻璃，可以旋转拉长，可塑性极强。而科举考试得到的人员，则要像上了釉彩的出窑瓷器，马上就可以使用，但是如果妳做什么改动，不是破裂就是刮伤。

此外，考试是个用处非常有局限的工具。古代的科举对人才的遗漏尽人皆知，而现代不管哪种考试，能考得出考生的兴趣、志向、想象力和实际操作能力吗？即使是已经看起来最客观最可衡量的数学考试，也会遗失很多东西。

萨尔曼·可汗举了代数为例子。在学习代数时，学生们多半只专注于在考试中获得高分，考试的内容仅仅是各单元学习中最重要的部分。考生们只记住了壹大堆X和y，只要将X和y代入死记硬背的公式，就可以得到它们的值。考试中的X和y体现不出代数的力量及其重要性。代数的重要性及魅力之处在于，所有这些X和y代表的是无穷的现象和观点。在计算上市公司的生产成本时使用的等式，也可以用来计算物体在太空的动量；同样的等式不仅可以用来计算抛物线的最佳路径，还可以为新产品确定最合适的价格；计算遗传病患病率的方法同样可以在橄榄球赛中用来判断是否应该在第四节发起进攻。

在考试中，大部分学生并没有将代数视为探索世界时简单方便且用途多样的工具，反而被视为亟待跨越的障碍。

所以，虽然考试是很重要的，但是社会必须能认识到考试的极大局限性，并削弱它在选材中的位置。美国的教育制度以双保险的方式抑制学生在在考试上过分浪费精力：其壹，SAT的考分只是录取考量的诸因素中的壹项，过于重视SAT是不明智的；其二，SAT每年有6次报考机会。

中国的教育制度则以加倍的方式促使学生浪费青春：其壹，高考分数是录取与否的决定性因素；其二，高考壹年壹度。

（二）东亚国家对复习的过度重视

2009年发布的“中日韩美四国高中生权益状况比较研究报告”显示：78.3%的中国普通高中学生平时（不包括周末和节假日）每天在校学习时间在8小时以上，韩国为57.2%，而日本和美国几乎不存在这样的情况。中国学生每日学习的时间最长。各国学生所学内容的多少相差不会太大，那么如果学习时间过长，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复习时间所占比重过大。这是扼杀学生想象力、创造力的最大手段。

说起复习的重要性，人们经常会引用“学而时习之”, 这个”习“就是复习。但是，孔子时代与今天社会有个巨大差异，是学习的内容。孔子时代的主要学习内容是“礼”，扮演者唯反复演练才可达到效果。但是，人类的社会生活演化到近现代，学习的主要内容由“礼”转变为认知。认知是拓展和变化的，其本质是创造或学习新的东西。如果教育过度强化复习，是产生不出创新人才的。

而且，正如保罗·葛兰素所说的，“即使在最好的高中里学到的知识，和大学相比也是微不足道的。”以文科为例，那几本高中需要反复诵读的历史课本上的知识，和随便几本大学历史系必读书比起来如何？至于数学呢，即使是中学数学都掌握很好了，还没有学到17世纪就出现的微积分。何况，随着知识的爆炸，1900年所有的数学知识可以塞进1000本书里， 到2000年已经需要10万卷书了（德夫林《数学犹聊天》）。可见，花了人壹生中精力最充沛的几年时间反复学习这么有限的知识，是多么低效的学习法啊。

这几年有个流行的壹万小时理论，对反复练习好像是个理论上的支持。但是，这种论述的多在【认知复杂性】较低的活动，如象棋、钢琴、篮球、出租车驾驶、拼写。但是，对于【认知复杂性】较高的活动，如创作、管理等作用就很难找到足够的证据。其实，这壹点反而可以用来说明，为什么钢琴小提琴这类技艺的训练在西方业已式微，而在东亚国家却大为兴盛。

这类19世纪就已经蔚为大成的技艺，特点是难度训练阶梯比较固定，知识总量也已经限定，只需要多加练习即可，而且学习的进度，又可以通过曲目难度或考级来衡量。这正好切合了东亚偏爱的学习法。所以东亚国家这些琴童家长，多半既没有音乐爱好也不了解古典音乐背景知识，却让孩子花了大量时间练习，其内在出发点，就好像着名笑话中那位因为路灯比较亮，就只在路灯下找钥匙的愚人壹样。

（三）平均主义和匮乏心态的影响

很多对高考的辩解，都是说，虽然高考不尽如人意，但是是最公平的。这是儒家传统上“不患寡而患不均”思想的影响。公平并没有错，但是如果为了公平，就反而壹刀切压制了不同类型的人才发展途径，那就很可悲了。这正如建国后那三十年表面上看起来的经济上的平均和公平，其实是建立在压制了无数发展路径和积极性的基础上的，实际上付出的机会成本高得不可想象。东亚国家的人口基数那么大，这种人才浪费的机会成本也是高得很难估量。

举个其他国家的例子。欧洲学术界有个比较，像英国和德国都算是古典学术的学霸类国家，但是英国这方面的人才要出色不少。究其原因，反而是因为英国的教育制度不够公平。英国有壹些中学进去后由于传统原因，上好大学的可能性非常高，这样里面的学生很早就可以不慌不忙地淫浸在庞大的古典学术中。

反过来，德国比较公平，所有学生上大学都要通过考核，这样，学生反而要花更多精力在通用的备考科目上面。结果英国这种表面的不公平反而有可能造就优质人才。

这就像彼得·泰尔的《从０到１》中举的商业上的例子，表面上完全竞争好像比较公平，实际上参加这样竞争的企业利润会变得像刀刃壹样薄，朝不保夕，只能顾着眼前利益，不可能对未来做长远规划。

而类似谷歌这样的垄断企业，因为不用记挂着和其他企业竞争，反而可以有更大的自主权关心自己的产品和做各种长远得简直不靠谱的计划。所以学生如果长期处在考试的竞争压力下，自然也就不可能有长远的自我成长计划，而只能把心思集中在将会决定壹生道路的壹次次考试上。

另壹方面，东亚国家从幼儿园开始到大学的学习卡位战和争夺战，其实质是对有限的高品质教育资源的争夺，这个并非没有壹定的道理。但是为何这个地区的争夺会达到这样的火热程度呢？那也许要归咎于长期物质匮乏导致的稀缺心态。

去年大热的《稀缺: 我们是如何陷入贫穷与忙碌的》指出，当人陷入稀缺的状态（物质或是时间）时，稀缺会俘获大脑，人注意力的俘获，不仅会影响我们的所见的速度，而且也会影响我们对周遭世界的认识。而当我们为了解决眼下的难题而极度专注时，就无法有效地规划未来。

我觉得稀缺是东亚民族特有的状况。因为这些国家几千年来都是水稻密集型种植经济，壹方面是可以在同等耕地情况下养活更多人，壹方面当然是需要付出更多劳动和忍受更大拥挤。到了17世纪后，就都陷入了内卷化的陷阱。

就以日本为例，15至19世纪，日本人口波动在1000万到2000万之间，约为英国同期人口的四倍。庞大的人口赖以生存的适耕土地，面积仅相当于英格兰的壹个县，生产力却又不及英格兰的壹个郡县。所以在德川时期，为了维持生存，日本人不但把勤劳节约发挥到了极点，甚至有两个匪夷所思的现象：壹个是日本政府出面来鼓励溺婴，以至于300年间人口零增长；另外，因为宝贵的土地不能用来给家畜提供饲料，日本人系统性地取消了车轮和家畜的使用这两项基础性农业技术，其结果呢，来壹个形象的比喻，他们把鼻子保持在水以上，只要发生意外灾难或意外支出，就可能惨遭溺毙。

这种东亚民族特有的匮乏和焦虑心态，不管是东南亚的土着民，欧美人，甚至非洲人，都无法理解。

所以对于教育资源，如果是狭义地理解为配备良好的教室、高级教师之类的，那确实是有限的，对于长期处于稀缺的心理状态的东亚人来说，是壹定要参与争夺的。但是，实际上，孩子要成才，更重要的教育资源，其实是各自家庭的文化背景、价值观的言传身教、志向和视野的潜移默化，那根本和那种“妳上了这个学校我就上不了”那样的零和博弈无关了。

而且，如果家长在稀缺心态的驱动下，让孩子从小沉浸在补习班和题海里，希望能先去抢到眼前看起来很稀缺的学校资源，也许从长远来看，就反而浪费了孩子最大的资源——有无限可能性的少年时光和天生的好奇心，那就是爱之适足以害之了。

（四）工业化追赶带来的心态

影响近代工业化的起源在西欧，所以他们不管是经济社会还是教育体系，都有个比较和缓的自然进化发展期。而东亚国家是被裹挟进现代社会的，为了赶上其他国家，在工业体系上无壹例外地采取了国家层面上有计划的指导下的发展。日本的工业化要归功于通产省的官僚们，韩国则是政府支持几个财阀来配合整个发展计划，至于中国当然到现在还有那么个五年计划在指导。

这种国家级计划是建立在十九世纪的理性主义的基础上，其内含的想法，是认为世界上没有问题是不能解决的，因而可以通过科学的考察而预测出事物将来准确的发展方向。这种想法运用在教育体制上，就是假定某个机构可以准确地预测某个年纪的孩子需要掌握什么样的知识，某种考试可以选拔出什么样的人才等等，这种自信令人细思恐极。

而具体到学校和学习的具体操作上，为了适应工业化的人才需求而专门设立的东亚教育制度，比起自然发展的西方体系来说，更有工业化追赶期那种对效率的疯狂追求。这样，这些后进工业国的教育体系，反而比前驱工业国更像工厂的流水线壹些。

在20世纪初，泰罗制在美国产业界盛行壹时。泰罗认为，管理的根本目的在于提高效率。为此，他采取了制定工作定额、选择最好的工人、实施标准化管理、实施刺激性的付酬制度、强调雇主与工人合作的“精神革命”等。这就将工人的潜能发挥到无以复加的程度。有人形容，在实行泰罗制的工厂里，找不出壹个多余的工人，每个工人都像机器壹样壹刻不停地工作。泰罗理论的前提是把作为管理对象的“人”看作是“经济人”，利益驱动是该学派用以提高效率的主要法宝。现代最着名的泰罗制工厂莫过于富士康了，从报道里大家也可以猜想到这种高压环境对工人心理的影响。

而如果把东亚教育制度和泰罗制工厂来对比的话，我们会发现几乎是壹壹对应的关系，制定很高的学习量和需要考核的大量知识点、选择成绩好的学生组成重点学校、全国统壹的考核标准、大量考试形成的刺激性奖惩、还有学校内部的各种打鸡血活动。学校目标也是要发挥学生的潜能，每壹分钟都要致力于得到最好的成绩。

所以批评这种教育体系的人经常说，孩子好像是流水线上的工业制品，或者说，学生是老师的童工，他们的成绩就成为老师的绩效，所以师生的利益关系经常不是壹致的，是相反的。这并不是简单的激愤之词，而是有壹定的内在逻辑。

当然，因为东亚国家的勤劳传统，孩子们这么辛苦，如果确有效果，也不是不能接受。但问题就在于这个有效性上。

这种教育上的泰罗制，本质上是把学生当成体力工作者来对待。对于体力工作者，因为他们的工作状态是可见的，所以工厂管理比较容易，对他们的要求是“把事情做对”，而不是“做对的事情”。而现代学生呢，我觉得更像德鲁克所定义的“知识工作者” （知识工作者不生产有形的东西，而是生产知识、创意和信息，谁也看不出他们到底在想些什么），而且从培养目的上也是要大多成为知识工作者。学生时代的真正成果，不是他们交上去的作业和考卷，而是他们所真正学习到和思考的内容。这些在技术上是无法进行严密的督导的。

所以要成为好学生，不是像体力劳动者壹样忠实地完成老师的作业，而是要像知识工作者壹样，具有有效性，也就是“做好该做的事情”（好学生壹定得做到：要自我决定学习的侧重，衡量自己知识的掌握度，管理自己的学习时间），这就需要具有极大的主动性和自由度。所以，悲剧的是，由于东亚教育体制的工业时代基因，他们是用训练体力劳动者的做法，来培养他们心目中未来的学者和企业家，这不免就南辕北辙了。

四．东亚教育体制的未来

东亚教育体制长期以来是利多于弊的。在工业化时期，可以为新建立的工业短期造就大量可堪壹用的工人和初级工程师。所以东亚各国在20世纪的飞速发展，这种教育体制有很大贡献。但是随着技术和经济的演变，这种体制就变得越发不合时宜。

这壹点可以类比成苏联时期的重工业。在这种体制下，采煤业是为了冶钢，冶钢是为了机械业，而机械业又是致力于生产采掘和冶炼机器，这样形成了内部的自我循环，而无视市场和竞争的实际需要。这种重工业在苏联的工业化时期， 确实制造了大量本来缺少的工业制品，很有用处。但是到了某个发展阶段，其缺乏效率和国际竞争力的弱点就暴露出来了。到如今，苏联这个曾经的第二工业强国，他的汽车工业、机械工业还有什么价值呢？同样，东亚教育体制曾经批量培养出的大量标准化人才，不是也将会在新时代里变得越来越没有价值么？

更有甚者，为了脱离这种体制，很多东亚家庭送孩子去欧美留学，可是除非他们留在国外，如果回国就业，海归们还是要以他们毕业的各种学校为求职砝码，这就又陷入了比较学校名气的漩涡。就好像中世纪时印度很多低级种姓为了摆脱种姓制度的压迫，皈依了外来的伊斯兰教，但是在无所不在的种姓思想下，穆斯林也被视为壹种种姓，同样还是陷入这个等级体系之中。

所以托福、ＳＡＴ这些美国考试制度， 在东亚也无形中被融合到富有东方风情的应试主义和学历主义的体系里。这种体系就像雾霾壹样笼罩在我们周围，除非移民，否则不要以为自己可以躲在空气净化器后面独善其身。

这种体制由于造就了多个既得利益阶层，所以很难撼动，甚至会像上面说的苏联重工业综合体或印度种姓制度壹样，“病得至死方休”。苏联时期的重工业不停地制造对社会无益的武器，形成壹个利益相关势力，浪费了大量社会资源，直到整个国家体制崩溃。而印度种姓制度，从佛陀时代就饱受批评，却壹直祸害了印度几千年，直到今天还是印度前进道路上的巨大障碍，就是因为背后有大量的高种姓的既得利益者。

东亚的教育体制呢，壹方面，养活了庞大的低效率又思想陈旧的各类公私教育机构（这壹点类似苏联工业集团），另壹方面，通过对学历的看重，占据社会中高阶层的，多半都是最适应这个体制者，而这个阶层又通过在应试教育上的更多支出，保证自己的下壹代在这个考试体系中也能脱颖而出，从而把自己在社会地位上的优势又传给了下壹代（这壹点又有点像种姓制度）。

这个急需改革的体制，就这样在各个社会集团的共谋下愈发僵硬了。

中国社会的文化环境的本质

作者 解颜

　　在海外中文世界裏，对中共政权各种行为的谴责和怒骂到处可见，反映出许 多华人对它的仇恨和恶意。持这种态度的包括以推翻中共为己任的职业革命家， 也包括相当一部分普通大众。同样的态度在国内虽然没有公开表达的空间，但在 民间普遍存在。

　　本文首先试图论证中共政权并不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异数、一个天上掉下来 的孤立现象，而是深植于中国文化传统之中、与中国人的价值观水乳交融。中共 不过是这个历史无比悠久、体量无比庞大的传统在当代的发言人。中共式的极权 政体前有古人，后也还会有来者。从这个角度出发，如何对待中共政权的问题也 就是如何对待中国传统的问题。怒气、仇恨和恶意都不会起到改变传统的作用， 而徒然招致传统的继承人们的怒气、仇恨和恶意。

　　另一方面，每一个在华夏大地上长大的人都是这个传统的继承人，所以敌人 或政治对手身上的毛病也是自己身上的毛病。一部分华人对中共政权的怒气、仇 恨和恶意正是中国的极权文化传统在他们身上的体现。这是在国内和海外都极为 常见的「用共产党的思维方式反对共产党」的现象的一部分。以极权的方式起意、 做事，最后也只能达到极权的目的。

　　本文然后讨论另一种可能的心态：把註目之处从远处的敌人那裏转回到近处 的自己这裏，在自己的每日生活中努力摆脱传统的塑造、开始对价值观和行为方 式不同的人使用善意。这样的改变能让自己平静下来，由此註意到现实的表面之 下的许多丰富的层次、发现越来越多的可为之事。从个人生活的角度来看，更有 实效的反抗传统的方式不是仇视和咒骂传统及其发言人，而是体行颠复它的生活 方式。从大尺度的历史的角度来看，一个社会向文明方向的代价较小而效果持久 的演进更多时候是自下而上，而不是自上而下行进的。

　　一．极权体製的几个特点

　　中共政权所有遭到诟病和谴责的行为或许都可溯源到同一个原始动机：权力。 在民主社会中，所有的权力，包括总统的权力、军队的权力、媒体的权力、法庭 的权力，都是受到製约的权力。而中共政权的权力是不受任何製约的绝对权力。

　　权力的这种绝对性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表现在权力的全方位性。中共政权在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的权力，包括 行政、财政、军队、司法、新闻媒体、文学艺术、教育，不是互相製约、各自为 政，而是互为支撑、遥相呼应、铁板一块。最高权力在一个主题上弹出新的旋律， 所有领域的权力都跟着奏起新的和弦，宛如一个庞大而精美的交响乐团。

　　其次表现在权力的管辖范围。率土之滨，所有成员都必须服从，没有例外。 服从于其权力者可讨得一碗饭吃。不服从者则只有苦头可吃。在建政初期，给不 服从者吃苦头的方式是公开羞辱、劳改、杀头。在当代，进化为电子监控、下狱、 酷刑、恐吓其父母亲友、切断其生活来源。

　　权力的绝对性最后还表现在，在中共政权的价值观中，权力的稳固重于所有 其它的考虑。是非、善恶、诚实、社会成员的所有权利以至于生命都没有自己手 中权力的稳固来得重要。政府製定所有的政策、处理所有的案件和社会矛盾时所 依据的最高准则都是看这些手段能否维护政权权力的稳固。在1960年代初，整个 权势阶层眼睁睁看着三千多万大众饿死而心无所动，因为一个领袖要满足他当世 界老大的权力欲、各级官员要保住他们各自的乌纱帽。

　　为了使大众乖乖服从，政权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展开系统性的工作：（1） 夺去大众的认知自由，让他们只知道一个完美自洽的官方版本的新闻、历史、世 界局势，因而使大众没有动力去思考、也没有其它版本的事实和解读去比较。这 就是通常所说的愚民政策。（2）以对不服从者羞辱、迫害、下狱、酷刑等来在大 众的心中製造恐惧感，让他们自己首先便为自己的异端之想害怕得发抖。（3）授 予权力阶层以物质和精神上的特权，以此给大众以抱紧体製向上攀缘的视觉激励。

　　中共政权的这些特点和工作方式并非是中国历史上的王朝之中所仅见，而是 与其之前的各个王朝一脉相承。它们之间的不同是权力绝对化的量的不同，而不 是质的不同。中国历史上唯一有一些民主气息的政权是辛亥革命之后成立的民国 政府，可惜它只存在了十几年就被蒋介石的党国体製所吞没。【1】

　　二．中国人价值观中的权力

　　中国人的价值观中与权力相关的内容可以归结为三个情结：

　　。 服从情结

　　中国人对下一代的服从情结的培养从他们降生就开始了。培养工作在两个方 面展开：

　　（1）摧毁他们的独立判断力。父母和老师只感兴趣孩子在学业上的成功，而 压製孩子对问题的独立判断、对世界的好奇心和对各种权威论断的怀疑。于是他 们在成年之后便只能将自己的世界观依托于某个领袖、强人、大师、主义、法师、 祖宗法度。如果他们依赖的那个领袖对他们拉下脸来，或自己离世、爆丑，他们 便惶惶不可终日，直到找到下一个精神靠山才安稳下来。

　　（2）让他们因恐惧而服从。父母和老师牢牢控製了孩子的命运；他们有一点 不悦，孩子就被恐惧感笼罩。日久天长，孩子长大之后，他们的恐惧感慢慢变成 生活的正常的一部分，他们就习惯了无条件服从权力关系的上游者，以此来换得 安全感。

　　虽然政权的稳定大大得益于大众的服从情结，这样的服从不是经过他们自己 的独立判断和比较之后作出的有意识的选择，所以只是权宜的屈服，而不是发自 内心的忠诚。一旦现有的强权摇摇欲坠、另一个强权带着美妙的许诺崛起，他们 转眼之间就会倒向新的精神靠山。这使得中国成为形形色色的大师、造反者和革 命家们大显身手装神弄鬼的沃土。

　　。 竞争情结

　　中国人的竞争情结来自于两个驱动力：

　　首先是权力和地位带来的物质资源和心理优势的激励。俗话说，榜样的力量 是无穷的。在中国，孩子们眼前的说一不二的父母、老师和各种成年人都在给他 们传达着同一个信息：权力是人世间最珍贵的财富。成年之后，权力是他们人生 成功的首要标誌、是自信心的主要来源、是夸口的本钱。

　　另一个驱动力是对在有限资源的争夺战中居于人后的恐惧感，如「不能输在 起跑线上」的心态所示。父母一而再、再而三地指着周围那些「混得差」的人对 孩子说「如果你现在不用功，将来就是他们的下场」时，一种恐惧感就牢牢确立 在孩子的心中：社会是虎狼之地；自己若不能努力当猛兽，就只能沦为猎物。对 许多人来说，吃亏不仅是物质上的损失，它带来的居于人后的挫败感更是精神上 的打击、对自己无能的宣判，所以在无关紧要的小事上也务必要胜出别人一分， 在重大利益的关头就更要打破头皮。

　　中国人的竞争情结意味着他们把人分三六九等的状态视为社会的正常状态。 比自己地位低、收入低、出身低、长得丑的人，以及与自己语言不同、风俗习惯 不同、口音不同的人都不配拥有与自己同样的权利、都是嘲笑和鄙视的对象。中 国人并不满足于与他人平等的生活状态。他们更感兴趣的是如何跳出现在所属的 阶层、跳入在自己之上的那个阶层。与弱者平等是自己的无能。孩子之间比父母 的身份；大学生之间比各自所在院校的名气；成年男人之间比官衔级别和车的豪 华程度；女人之间比衣着饰品的名贵程度。比拼成功带来的优越感给中国人的每 日生活赋予了意义，而比拼过程带来的不安全感是他们的生活压力的主要来源。

　　竞争情结意味着中国人更多使用外在的价值标准，即在与他人的比拼、在他 人的欣羡和妒嫉眼光中实现自己生活的意义；更少使用内在价值标准，即以自己 独立的是非善恶观来指引自己的生活。他们在国家社会的大尺度层面上也主要使 用外在价值标准：他们最关心的不是这个国家应该为其公民解决什么样的实际问 题，而是这个国家能不能在经济军事实力上超过某个标竿大国。他们眼中的国家 跟他们眼中的个人一样也分三六九等。他们对强权的心态是嫉恨，对小国的心态 是蔑视。毛泽东的「超英赶美」、当代人的「弯道超车」都是被外在价值标准驱 动的结果。

　　中国人着称于世的勤奋和善于学习也不是出于对探索未知世界的兴趣，而是 被竞争情结驱使，在个人层面是实现高人一等的优越感，在国家层面是实现四海 蛮夷来朝颂圣的优越感。

　　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关系导致中国人对自己小圈子之外的人的信任度和同情心 几乎是零，对陌生人、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信仰和不同文化的人的苦难视而不见。 同情心是人在安全感得以满足之后的「奢侈品」，而竞争情结所致的时时的不安 全感使得中国人很难拥有这份「奢侈」。

　　。 统一情结

　　在中国，每个人都是自己的势力范围之内的「皇帝」；在这个势力范围之内， 「皇帝」是所有问题上的唯一内行，他的见解是唯一合法的见解，他要想尽办法 用自己版本的见解来统一自己的势力范围。一个科长的势力范围是他的科，科裏 所有的人都必须服从科长的见解。一个母亲的势力范围是她的家和孩子们，家裏 的孩子们都必须服从母亲的见解；她喜欢吃的东西，孩子们也必须喜欢吃。任何 疑议都被「皇帝」视为对自己的人身攻击和对自己地位的挑战，必遭致强力镇压。 如果把「皇帝」的势力范围比作一盘棋，只有「皇帝」的规则才是棋盘上的唯一 合法的规则，其他人要么遵守，要么走人。多数的夫妻纠纷都是由于一方想要以 自己的意愿来统一对方的意愿而引起。

　　在社会上，每一个大大小小的机构之内的开会和讨论通常都预设了这个机构 的「皇帝」指定的结论，不预设结论的开放探索式的争论或对话几乎不存在。 《新闻联播》拒绝讨论任何不同见解，「春节联欢晚会」拒绝显示任何不同感情 色彩，而这些不只是政权习以为常的理解世界的方式，也是普通人习以为常的理 解世界的方式；其渊源都是统一情结。

　　「皇帝」对其目力所及之处的所有的事都有百分之百肯定的结论，并会尽一 切努力捍卫这个结论。他们对事情的真相并不感兴趣。在「皇帝」的见解与真相 发生矛盾时，「皇帝」的地位赋予了他扭曲和掩盖真相的合法性。「皇帝」可以 随意删除或修改真实世界裏他不喜欢的地方，而他的手下人也并不觉得这有何不 妥。从文革结束时到新冠肺炎期间的四十多年之间有许多人提倡过各种版本的 「讲真话运动」，而每次都无疾而终，其原因一方面固然是政府的打压，而另一 个同样重要的原因是多数人对挖掘事实真相没有兴趣。

　　「皇帝」接受一个不同意见的情形经常不是因为他忽然开始尊重事实，而是 因为那个意见的持有者比他的权力更高。驱使他改变的动力是他对那个更高权力 的恐惧。

　　「皇帝」的统一情结需要手下人的忠实支持。中国历史上，不诚实的「奸臣」 永远都是远多于诚实的「忠臣」；奸臣的能力就在于他们知道如何永远维护皇帝 对世界的见解，不管它是何等的荒唐。少数诚实的所谓「忠臣」们是迂腐和不识 时务的悲情角色。同样的「奸臣」和「忠臣」的悬殊比例存在于中国社会中所有 大大小小的机构和组织中。

　　大众对于 「忠臣」的定义实际上一开始就註定了其悲剧色彩：他们既要服从 于皇帝，又要诚实，而服从和诚实经常是矛盾的。大大小小的「皇帝」要求下属 具备的首要素质都是服从，而不是诚实。

　　面子是中国人的价值观中占据中心地位的概念。顾名思义，面子就是遮盖真 相的那层表面修饰，是将真相施行整容手术之后的「皇帝」版本的世界。如同 《皇帝的新装》裏的那样，皇帝和手下人都知道面子不符合事实，但他们都必须 坚持。这是对他人的不诚实，也是对自己的不诚实。不诚实的人在社会上左右逢 源，且以不诚实为自豪。指出「皇帝」的问题的人是不识相的人；指出国家和民 族的问题的人是汉奸和卖国贼。

　　中国人在国家、社会的层面上也有浓重的统一情结。在国家统一的问题上， 虎视臺湾、镇压香港抗议活动和强迫边疆少数民族纳入汉文化的做法不仅是政府 的行为，而且得到了多数中国人的倾力支持。不管在社会的哪个角落，只要提及 「独立」二字，必会遭致全民共讨之的激愤场面。

　　政权的统一情结也延伸到了国境之外：它要投巨资购买其它国家对自己的贊 歌；它对别人领土之上的反对自己的声音如芒刺在背，要虽远必诛，尽管发出那 些反对声音的人并没有任何想要侵占自己领土的企图。这些作法是因为虽然「皇 帝」的物理领土有疆界，其心理领土一直延伸到宇宙的最远处。

　　由以上的比较可以看到如下的关联：

　　（1）中共的极权统治方式的来源是中国人的统一情结。

　　（2）保证了这种统治方式不会遇到大规模挑战的是中国人的服从情结、恐惧 感和淡漠的是非观。

　　（3）中国人的竞争情结让他们抱紧体製，心无旁骛地向上攀缘，而体製也由 此获得大批愿意效忠的人才，两个因素都进一步巩固了极权体製的稳定。竞争情 结导致的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和疑心保证了被统治者无法团结一心对抗政权，也保 证了政权在迫害一部分不服从者的时候其他人会袖手旁观、甚至喝彩庆贺。

　　（4）中共政权做事的遮遮掩掩的方式来源于中国人在各种强权的虎视眈眈之 下为了生存而从小练就的不诚实。

　　政权的统治方式与社会成员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契合得这样天衣无缝，这就 是为什么中国几千年来尽管每个王朝都不断受到挑战，但每次硝烟散尽之后总是 无悬念地回到极权体製。

　　所以中共政权并不是建筑于沙滩之上的城堡。恰恰相反，其地基无比深厚而 坚实。虽然中共政权不是中国人选举产生的权力结构，却是适合于多数中国人的 价值观的权力结构。中共政权做了那么多的不公之事而仍然能招摇过市，是由于 多数中国人价值观之中的不公在纵容着这些事的发生。在反对中共政权的人之中， 多数并不是出于对自由和平等的价值的真正热爱（下一节对此将有更多的讨论）， 而是出于想用自己的极权来取代中共极权的权力欲。一个尊重民主原则的人如果 有勇气面对现实，他们会承认中共或中共式的极权组织是中国人应得的统治者。

　　近来美国政府试图把中共和中国大众进行切割、分别对待。看起来，中共是 统治者，中国大众是被统治者，两者是一对矛盾，美国政府这样的切割是有利于 他们外交运作的一个聪明的技巧，但实际情况是，两者之间的渊源要比表面看起 来的深厚得多。

　　中国人的三种情结并非中国人所独有。它们其实都是人类的原始天性的一部 分。在民主社会中，儿童教育的很大一部分精力是花在鼓励孩子从这些原始天性 中成长出来：独立思考、提出问题；对他人使用同情心和爱心；尊重他人的独特 见解和行动自由。这些教育不可能完全消除孩子们的服从情结、竞争情结和统一 情结，但把另外一些价值播种在他们的心中。这些价值随着孩子的心智成熟而不 断成长，并且被成人社会的主流价值鼓励，对原始天性起到了有效的製衡作用。 在中国，三种情结则在儿童阶段被父母和学校的教育体製、在成人阶段被社会现 实一再加固。

　　三．中国人与民主政体的距离

　　与中共政权的深厚民意基础相关的另一个现实是：由于权力在中国人的价值 观中的中心地位，中国向民主社会的转型并没有许多人想象的那样简单无痛。这 裏讨论这个转型之路上的三块拦路巨石。

　　。 权力欲与自由和自律的冲突

　　权力欲与个人自由是互相矛盾的价值。权力欲是要求别人服从于自己、仰望 自己；自由是拒绝服从于别人、仰望别人。一个被权力欲充满的人不认为他人有 自由，而他自己的自由就等于呼喝别人的权力。在一个看重个人自由的社会中， 权力必然受到各种限製；在一个看重权力的社会中，个人自由必然受到各种限製。

　　极权体製维持社会稳定靠的是恐惧感和他律：其社会成员做或不做某事不是 因为他认为该做或不该做，而是因为他敢做或不敢做。在民主社会中，社会成员 的自由度要大得多，他们驾驭这样的自由靠的是善恶是非观和自律。

　　在习惯了靠恐惧感和他律来行走于社会之中的中国人看来，是非善恶并不重 要。中国政府高官龙永图曾撰文回忆：「我弟弟的孩子在美国出生，在美国受教 育，他和国内同龄的孩子在一起，别人会嘲笑他是 『傻老美』——不会见风使舵， 不会说假话，傻。我们的孩子精得很，看什么人说什么话。这是谁培养的？家长 培养的，教师培养的，学校大环境培养的。」 孩子要想在家长、教师、学校大环 境等权力的虎虎环伺之下生存，就必须忘掉事情的真伪和问题的是非，说自己不 相信的话。这样的情形在孩子长大的过程中被残酷的社会现实一再加固。对多数 中国成年人而言，对是非感的追求远没有对安全感和权力的追求来得重要，这意 味着如果他们的恐惧感一旦解除，他们得到的自由就是胡作非为。

　　这不等于说民主社会中的人完全靠是非感和自律来生活。法律之所以在民主 社会中有存在的必要，就是因为不是每个人都是圣人。但民主社会只能承受有限 数量的精明人的存在；精明人多到一定程度时，民主製度就垮掉了。初尝民主滋 味的民国政府就是这样垮掉的。驱使精明人上下其手的动机就是他们的权力欲和 统一情结。即使某一天中国奇迹般地实现了民主製度，这个脆弱的小屋能经得住 多大的风浪也值得怀疑。没有迹象表明中国未来的民主製度 – 假如它真的到来 的话 – 不会重復民国政府的下场，最终灰头土脸地收场，被一个比上个政体更 极权的政体取代。所以靠「变天」来救中国的想法是幻想。

　　。 竞争情结与平等精神的冲突

　　在民主社会中，所有人的权力都受到製约，所以，在根本的意义上，民主社 会中的每个成员，不管是总统、演艺界明星还是亿万富翁，都是普通人。公司总 裁会为司机与自己的平等感到骄傲，认为这是文明社会的标誌。这裏的平等不是 收入相等、名气相等，而是个人权利平等。

　　当一个习惯于以权力来构筑优越感的人来到民主社会中，他会发现自己看不 起的弱者能在经济上得到救助、在个人权利上得到保护，而跟自己平起平坐、跟 自己有同等的发言权、或许比自己的音量更大，其代言人还可能靠选举取得立法 权、行政权，将自己恨之入骨的政策定为法律。他会发现少数民族可以堂而皇之 地宣扬自己的「落后」文化、抵製「先进」的强势文化的同化。他还会发现，不 管他的事业如何成功，他很难体验到在中国常见的成功者的前呼后拥的威风，也 没有对弱者呼来喝去的权力。他还必须尊重与自己不同的意见、对弱者彬彬有礼； 他的言辞稍有出格就可能给自己惹出麻烦。这些都会让适应了极权社会的运作方 式的人极不适应。他们习惯了被强者统治的恐惧感，却不能忍受弱者与自己平等 带来的失落感。他们处心积虑要与他人不平等，所以即使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奇 迹般出现在他们的面前，他们也要想办法将其踢翻。

　　。 统一情结无处安放的挫折感

　　统一情结的实现靠的是自己与他人的不平等，这与民主社会的平等精神格格 不入。在民主社会中，一个人的官职或财产数量并不保证有话语权、不保证别人 会接受自己版本的见解。甚至父母也无法强迫孩子接受自己的意愿。所以一个人 要想推行自己的意愿，他只能老老实实地去搜集事实、厘清逻辑。他必须花最大 的力气准备好他的观点、对听众的欣赏口味和独立判断力拿出最大限度的尊重和 善意。他要做好讲完以后泥牛入海的准备、要做好被听者驳得体无完肤的准备。 他需要有对知识的好奇心、有创造性的想法、有大量证据的支持。在做了所有这 一切工作之后，他仍然不一定能使多少人信服。不管是政界领袖、商界巨贾、知 名科学家，还是演艺界明星，只要停止对社会的贡献，他们很快就会被大众遗忘。 对于习惯了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过足了「皇帝」瘾的人来说，要想在民主社会 中争取到说话有人听的地位，其投资将浩大无比而其产出将远不及他的期望。

　　中国人的这些价值观与民主社会的要求的矛盾表明，即使是中国哪天魔术般 地建立了民主政体，它将会像地面上直立的一根细长的棍子，一股轻风就可将它 吹倒。

　　即使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也对民主和自由的价值兴趣寥寥。历史学家宋永毅的 观察是：「总体来说，传统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民主自由的追求，大大低于狭隘 民族主义，和所谓的富国强兵的追求。这是他们的一个老传统。」 【3】受这样 的传统的影响，清朝末年的开明思想家和政治家们热衷的是「师夷长技以製夷」。 相比之下，在同时期的日本，福泽谕吉等思想家们大声疾呼的是「天不生人上之 人，也不生人下之人」 【4】、「假如个人的自由遭到妨害，则政府官吏亦不足 惧」【5】、「农民也是人，天皇也是人，不必顾忌」【6】的道理，而这些道理 也得到了日本大众的广泛接受。1949年江山易帜之际，除了胡适、梅贻琦、傅斯 年等少数几个，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都怀着对共产党政权的无限憧憬留在大陆，另 有不少留欧美的知识分子热情洋溢地赶回来参与在中共体製之中，这也是竞争情 结和统一情结所致。教育程度较低的中国人就更是如此。多数鼓吹民主、自由和 平等的中国人喊出这些口号的原因只是因为实践这些观念的欧美日都比中国富强； 他们完全不知道这些价值与自己的绝对权力欲无法相容。如果极权手段能将中国 重新送上天朝帝国的高位 – 这在当代正在变成现实 – 他们就会随手将民主和 自由的口号丢入垃圾筐。

　　中国要想过渡到一个较为稳定的民主、自由、平等的社会，需要大多数中国 人的价值观的根本改变。这不是换掉一所房子的室内装饰的难度，而是换掉其地 基的难度。

　　年2月是「阿拉伯之春」十周年。纽约时报记者Ben Hubbard 和 David Kirkpatrick回顾了十年间的事态发展，这或许可以作为中国民主转型之路的一面 镜子：

　　「点燃了阿拉伯之春的火花是突尼斯的一个贫穷小镇上的一个水果小贩。警 察扇他的耳光，没收了他的电子秤，他忍无可忍，自焚而死。他的死点燃了整个 阿拉伯地区的大众对他们的独裁者的怒气。独裁者们以暴力统治、中饱私囊，让 大众在贫穷、腐败和无能的政府之下挣扎。

　　「在突尼斯的抗议者逼得其长期执政的独裁者本×阿裏被迫逃亡之后，大规 模的抗议在埃及、利比亚、也门、巴林和叙利亚爆发。到了2012年初，另有三个 国家的首脑被赶下臺。」然后两位作者话锋一转，「但是大众把权力夺回自己手中时获得的那种快感 未能持续。」「十年之后，『阿拉伯之春』的大众抗议运动与旧有权力秩序的冲突把这些 地方的大片土地变成了硝烟弥漫的废墟。利比亚和也门的内战把这两个国家变成 了各种武装势力割据的马赛克。在埃及、叙利亚和巴林，权力仍然掌握在独裁者 手中，各种反对势力被一一消灭。突尼斯，据称是阿拉伯之春的唯一成功，在经 济困境中艰难地领受着民主製度的好处。曾经让这个地区的大众兴奋不已的对一 个自由和民主的新时代的希望基本上被粉碎了。……「从许多角度来看，叙利亚是这些国家中最糟的一个：一场起义最后变成了 一场内战，毁灭了整座整座的城市，促成了伊斯兰国和其它极端势力的崛起，数 百万的难民被迫逃亡国外。」文章最后引述了一位利比亚的抗议运动参加者的反思：「我们那时不成熟， 不知道什么是冲突、什么是民主、什么是政治。我们以为我们只需要推翻那个暴 君就万事大吉，但没有想到暴君已经将他的魔法施给了我们所有的人。」【7】

　　一种文化传统的体量越大，适合于这个传统的权力结构模式也就越稳定。这 些阿拉伯国家的极权政体模式的稳定性已经够惊人，而中国文化传统比它们的体 量还要大得多，所以适合于中国传统的权力结构模式还要稳定得多。一个证据是， 数千年来，虽然历经许多次的改朝换代，中国的极权政体的格式除了昙花一现的 民国政府之外从未有所改变。同样可以预期，在未来，只要中国人的服从情结、 竞争情结和统一情结不发生显着的变化，即使中共政权在某一天不走运倒臺了， 它的「魔法」会保证接替它的是另一个极权体製。

　　四．怒气的起因和效果

　　由于中国人的极权式思维，中共式的极权政体在中国社会中的民意基础无比 深厚。它的权力无边无际，无人可以挑战；它对成千上万人的不公得不到应有的 追究，这激起许多人的屈辱感。许多人盼着中共政权赶快倒臺、中国一夜之间变 成民主国家，但中共政权与中国文化传统如此水乳交融、浑然一体，它的倒臺和 中国的民主转型遥遥无期，这激起他们的挫折感。屈辱感和挫折感都导致同一种 情绪反应：怒气。

　　怒气是中国人习以为常的应对冲突的情绪：强者为弱者不俯首帖耳而发怒、 弱者为自己被强者肆意踩踏而发怒、地位平等者为争夺有限的资源而互相对对方 发怒。竞争情结和统一情结的每一次受挫都导致怒气的郁结或发作。许多人都是 在父母、老师、伙伴的怒气的潜移默化中长大。历史上被称颂的英雄，如荆轲、 嶽飞，都是怒气满腔。

　　发泄怒气的效果是让对方感到威胁，让他们恐惧、屈服，从而解决冲突，所 以可以说发泄怒气是极权式的处理冲突的方式。另一些时候，比如冲突的对手比 自己权力更强大时，人只能压抑自己的怒气，即俗话说的「敢怒而不敢言」。这 并不是冲突的和平解决，而是在他的屈辱感和潜在暴力倾向中再记上一笔帐。如 果日后得到机会，他会要对方加倍偿还。在这两种情形中，冲突双方的关系都是 不平等的。

　　在双方关系较为平等的冲突中，由于如下的几个因素，怒气通常无助于解决 冲突：

　　首先，冲突之所以发生，正是因为双方在现有的视野中看不到非暴力解决的 方案，所以冲突的解决需要当事者的创造力来帮他们跳出现有的视野。但人的怒 气恰恰阻滞了他的创造力：怒气中的人只看到对方的缺陷，而意识不到自己认知 的局限；把别人对自己的不公无限放大，而自己对别人的不公则视而不见。

　　其次，怒气和指责把责任完全推给对方，而事实上自己完全没有能力改变对 方，这会增加自己的挫折感，而更多的挫折感反过来会导致更多的怒气。长年累 月活在怒气和指责之中的人徒然毁掉了自己的心情，也阻滞了自己智慧的成长。

　　最后，一个人的怒气的背后是他对对方的恶意，其效果是激起对方对他的恶 意。同时，他的恶意和偏执也让他在旁观者的印象中大大失分，使他失去了本来 可能得到的道义支持。不管是在历史书和回忆录中，还是在新闻报道和法庭陈述 中，平静而准确的对事实的叙述比怒气冲冲而无法聚焦于事实的控诉有力得多， 因为听者自有其独立的价值判断标准，本不需要当事者或转述者来替他们作出是 非善恶的裁决。

　　由于这些原因，多数人会尽力避免对他人动怒；即使有时候控製不住自己而 发泄出来，过后他们经常会为之感到懊悔。现代社会中常见的「怒气管控」 (an ger management) 技巧就是寻找对对方伤害较小的冲突解决方式的训练。在美国， 怒气管控是孩子从小就会被父母和老师经常培训的处事技巧。以平和的心态解决 冲突的方式保护了双方之间的平等关系。

　　大尺度的国家社会层面的矛盾互动与小尺度的日常生活中的矛盾互动有许多 相似之处，也有明显的不同：

　　首先，大尺度的矛盾互动通常纠结的仇恨更深、郁积的历史更悠久，也更容 易使当事者把冲突以正邪划线，认定自己是正义的化身，而敌人则只配早日下地 狱。这让他们更没有动力、也没有耐心使用智慧。

　　其次，多数人的同情心和同理心的作用距离是有限的，所以，冲突双方的物 理距离和心理距离越远，就越容易起恶意、越难起善意。

　　最后，一个人的怒气经常是出于他无法完全掌控冲突走向的焦虑感。如果一 个人对冲突的前因后果有完全的理解、对他该采取的心态和行动有完全的掌控， 他没有必要发怒，而中国的极权体製树大根深，它的反对者们完全束手无策，只 能不断郁积怒气和恶意。

　　把所有的註意力和情感都聚焦于中共政权、盼着各种恶事发生在它身上、盼 着它倒霉和倒臺的想法是一种统一情结。敌人无比强大时，持有这些想法的人除 了空有一腔怒气之外一筹莫展。当世易时移，敌人一朝变得软弱可欺时，他们便 忽然得势，郁积多年的恶气得以发泄，社会便成为血雨腥风之地。这就是中国社 会数千年来躲不开的轮回。

　　在双方地位极度不平等的冲突中，弱势一方的怒气的一个积极作用是帮助自 己摆脱恐惧感、鼓起与强势一方对抗的勇气；其消极作用是这样鼓起来的勇气不 能持久。民众怒气大规模发泄的一个着名的例子是八九天安门运动。在运动的初 期和中期，胡耀邦逝世、新华门事件、四二六社论和绝食行动激起大众对政府的 怒气，这激励着越来越多的人甩掉恐惧感，加入到抗议的队伍之中，全国的游行 示威参加者达到上千万人的规模。随着运动向纵深的发展，运动的驱动力从最开 始的单纯美好的愿望演变成充满仇恨和毫无理智的空洞口号，而运动的组织则从 充满民主和善意的活力演变成赤裸裸的权力倾轧。而在政权将运动残酷镇压下去 之后，大众的恐惧感比运动开始之前尤甚。其后的数十年间，绝大多数当年的参 加者对那场镇压的态度是在屈辱中缄默，然后在无奈中遗忘。这是以怒气为驱动 力的反抗运动的典型运行规律。

　　极权组织的反抗者们的怒气和恶意也正说明他们和他们反抗的对象是同一个 师门的弟子。许多反共的活动家、媒体、政治组织和宗教或准宗教组织并不比中 共更有民主和宽容的精神。他们看起来似乎没有中共那样凶恶的原因只是他们还 没得到充分的作恶的机会。

　　中国历史上的各种农民起义和近代的辛亥革命也都是源于怒气。极权的延伸 到社会每一个角落的铁腕控製使得绝望和暴怒成了绝大多数中国人唯一想得到的 应对社会矛盾的方式。

　　五．普通人的可为之事

　　极权政体数千年来在中国稳如泰山的原因之一是中国人的服从情结。即使在 一个王朝已经与大众离心离德的年代，绝大多数中国人也只是知道眼巴巴等着另 一个强权崛起，然后欢欣雀跃、依附、服从。同样，对于当代痛恨中共政权的人 来说，敌人无限强大，而自己无限弱小，他们的绝望之情无处安放，只能指望着 外国的製裁、贸易战和军事对抗将中共压垮。这样的思路脱不出权力斗争的死结： 自己的权力对付敌人差得太远，就在想象中加入一个站在自己一边的强权，好像 是武侠小说中绝望的群众苦等着武功盖世的大侠从天而降解救自己。姑且不论国 际冲突将会对每一方带来什么样的人道和经济的代价、是否真的会对中国的民主 进程有所推进，他们的问题是把全部註意力集中在了强权们会做什么，而忘了自 己虽然是个普通人，但仍然有随时听命于自己大脑指挥的一双做事的手。找不到 可为之事的挫折感反过来更增加了他们的怒气。

　　如果一个人希望跳出在对一个强权的绝望和对另一个强权的盼望之间的永远 轮回，他有另一种心态可供选择：放下望远镜，拿出显微镜；把註意力从远处的 强权斗法转回到自己身边；从等着将来的世界发生什么大事转回到在当下寻找自 己双手可为的小事；把自由、平等、民主的理念从未来的幻景变为每日生活的实 践。这裏讨论几个可能性：

　　。 检视传统在自己身上刻下的烙印

　　人通常的思维方式是：别人的问题一箩筐，自己则完美无缺。实际上，中国 的文化传统历史悠久无比、体量巨大无比，其中的每个人都是这个传统的产品， 这其中也包括自己。所以，一个有益的出发点是检视传统在如何驾驭着自己，比 如看看自己是否经常高坐道德法庭的法官宝座，给不喜欢的人和事定罪；是否经 常以敌意看待价值观和行事方式不同的人；是否经常用蔑视和幸灾乐祸的眼光对 待地位不如自己、教育程度不如自己的社会群体和种族等。

　　如果一个人不愿意以平等、尊重和善意来对待周围与自己价值观不同的人、 比自己地位低的人，这就是极权心态。如果他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妥，那么他应得 的统治者就是极权政体。多数中国人都可以归为这一类，所以中共式的极权政体 就是他们应得的统治者。

　　如果一个人愿意认同民主、平等和自由的价值，那么他就应该从自己开始， 放下统一情结，在与周围的人的交往中实践这些价值，视他们为与自己平等的人、 给他们以相信自己价值观和继续自己生活方式的自由。

　　有如昆虫的壳，一个人继承的传统保护了他在社会中的生存，但也限製了他 的进一步成长。中国的文化传统在中国人身上培养出来的壳尤其厚重。多数人终 生都意识不到保护了他们、但也裹紧了他们手脚的这层壳的存在。如果能意识到 它在自己身上如何强大地存在、如何遏製了自己的成长，人就有可能开始蜕去这 层壳。而蜕壳过程的艰难也会让他对周围那些被传统的厚壳紧裹着无法脱身的人 们产生真正的同情心。

　　。 修改对成功的定义

　　近代以来，从清末的革命党人、其后的共产党人、1989年的天安门运动的组 织者和参加者们，直到当代的以「反共」、「灭共」为己任的革命家们，所有关 心国家命运的中国人都视野极为宏大，习惯于将註目处直指最高政权，非在最高 权力那裏作出改变算不得成功。他们的理想是：第一步，夺得政权或迫使政权作 出改变；第二步，用政权的权力把社会中的个人改造为天使。

　　他们不愿意面对的事实是，从古到今，第一个努力每次都让华夏大地血流成 河，而第二个努力每次都把大众改造得更加虚伪、恐惧、冷漠、残暴。

　　理想高远者们的想法出于两种心理：一种是「彼可取而代也」的统一情结， 一种是被强权长期压迫的受害者情结以及由此产生的报復心理。

　　从普通人的视角来看，註目点高、视野宏大就意味着自己与假想敌之间的力 量差距过于悬殊，所以必须要依附于某个强权才能获得行动力。另一方面，他们 的服从情结也正好决定了他们只能苦等着青天大老爷、武功盖世的大侠、精神领 袖、外国的飞机导弹来救自己和自己的民族于水火。最终，他们的社会改造实践 就演变为强权之间的血腥厮杀。

　　更有成效的使用一己之力的方式是将註意力从国家社会的层面转回到个人生 活的层面。由此可以把成功的定义从发生在遥远未来的「灭共」等事件转回到每 日在自己身上、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出的一点一滴的改变。前者虽然宏大，但自己 只是旁观者、鼓噪者、跟随者；后者虽然淼小，却是自己的行动力所成就。

　　这样的转变需要他们放弃统一情结，也不再把自己当成是可怜的受害者。这 会给他们以自由、帮助他们把生活的重心从盼着敌人倒霉转变为提升自己的生活。 人只有在自己获得自由之后才有可能给他人以自由。

　　。 尊重自己不喜欢的现实

　　中国人远没有如一些人所想象的那样已经准备好了接受民主政体。许多在欧 美国家生活了几十年的华人、许多每天高喊民主自由口号的职业革命家们自己都 无法摆脱专製思维，要求在中共体製中生活了一辈子的人哪天能忽然拥抱民主自 由的价值就更是天方夜谭。极权政体在中国的长期存在是如万有引力定律和愚公 面前的太行王屋二山那样无可回避的现实，而且不会有天帝派夸娥氏二子下凡来 把山背走。

　　但这些人的统一情结又决定了他们难以接受自己不喜欢的现实。他们更习惯 于咒骂现实、以自己的意愿代替现实。这与把身家性命全数押入股市的股民看着 指数一天天暴跌时的心理活动如出一辙。

　　对待自己不喜欢的现实的更积极的心态是接受和尊重。尊重万有引力定律不 等于不可以造飞机和火箭上天，与引力对抗。正相反，只有尊重万有引力定律的 威力，了解其工作方式，人的创造力才能开始工作，从一个一个的零件造起，最 终得以翱翔于高天。同样，人在愿意尊重现实时，他就开始註意到这个现实背后 的那些无限久远的历史和无限精密的运作规律。他就可以开始与它和平共存，将 自己从受害者情结之中解脱出来，然后在现实的框架中重新定义以自己的淼小能 力可以做些什么。应对大的挑战需要大的智慧，大的智慧需要大的平安、耐心和 专註。在耐心和专註之中，应对挑战的有效而可持续的路径就会显现。

　　一个儿时不幸的成年人可以一生都沉浸在对儿时的苦毒回忆中，也可以把他 的经历转化为他的人生财富。同样，一个不喜欢他面前的现实的人可以把自己定 位为现实的不幸的受害者，也可以把他的时代定位为让自己开了眼界、给了自己 有所作为的机会的激动人心的时代。

　　。 对具体的人报以善意

　　不管在哪个社会，在其间传播的所谓「事实」都难免带有这个社会的文化传 统的染色，去伪存真是极难的事。这些所谓的「事实」塑造了每个人的价值观。 然后，每个人的价值观又充当了他进一步获取「事实」的过滤器，而这些过滤之 后的「事实」再进一步加固他已有的价值观。所以没有人能完全卸下传统的包袱。 事实上，多数人会终生背着传统的包袱而不自知。每个人的价值观和行事方式背 后都有深厚的传统的支持，也因此几乎不可能被外力改变。这就是古语说的「江 山易改，本性难移」。

　　所以，中共政权和它的激烈反对者们本是同一个文化传统的传人。他们的理 想和行事方式同是出于这个传统之中的统一情结；他们都认为只有自己的意愿是 世界上唯一合法的意愿，而别人的意愿都该被自己的意愿统一；他们都只关心如 何操纵他人的命运、不关心如何改变自己的认知、提升自己的生活。实际上，他 们之间的关系并不是敌人的关系，而是同门师兄弟的关系。他们都在不经意之间 从祖先那裏继承了一份无比丰厚的「遗产」。

　　愿意对自己这份「遗产」有所作为的人可以尝试在每日的生活中对与自己价 值观不同的家人、同事和朋友使用足够的尊重、善意和民主精神。他们会发现这 比对遥远的假想敌喊打喊杀是难得多的事。开始习惯了对近距离的、具体的人使 用善意，就有可能开始对更远处的人和更抽象的人群使用善意。

　　既然中共政权是适合于多数中国人价值观的体製，那就应该承认它有生存权， 是与自己平等的对话和理念竞争的伙伴。

　　自然，中共政权和它的跟随者们不会视任何人为平等的对话伙伴。这是因为 他们坚持要活在绝对权力统一全国的旧时代。但是欣赏自由、平等和民主价值的 人们从今天开始就可以活在不同理念能共同生存、平等交流的新时代。

　　对冲突的另一方使用尊重和善意也有实际的益处。在日常生活中，绝大多数 人都有现出善意的能力，但只有极少数人有在冲突中被对方施以恶意时以善意回 应的能力。所以，如果一个人对对方使用恶意，他几乎在所有的情形中都会被报 以恶意，但如果他现出善意，他经常能得到善意的反应。实际上，在日常生活中， 冲突的解决经常是由于一方首先现出善意而导致双方冰释前嫌。

　　甘地註意到，「如果恶意是人类社会的主要驱动力，世界在很久以前就已经 被毁灭了，也不会有我写这篇文章，也不会有读者对未来抱什么希望。我们之所 以存在的唯一原因就是爱的存在。我们自己就是这件事的证明。」【8】

　　对对方使用尊重和善意不等于懦弱、回避冲突、或放弃原则。甘地对此的做 法是：一方面坚持自己的理念的存在、坚持表达自己，一方面不强求对手接受自 己的理念；承受对手的暴力，而拒绝对对手还以暴力，包括言语和身体暴力。在 甘地看来，冲突双方之间的不同只是意见的不同；他们都有生存的权利，他们也 都有表达的权利。在理想的意义上，这样的存在方式符合他信奉的「不伤害原则 (ahimsa)」；在实际的意义上，这样的存在方式在对手那裏激起最小的敌意，因 此给自己的理念以最大可能的生存机会。

　　。 向不诚实的文化传统註入诚实的元素

　　人对安全感和权力欲的追求胜过对事实的尊重时，不诚实就是自然的行为。 服从情结是服从于强者的意愿，即使这意愿与事实相悖；统一情结是迫使弱者服 从于自己的意愿，即使这意愿与事实相悖。这些都是对事实的背叛、是对自己的 不诚实。

　　对自己的诚实是接受现实、把现实置于自己的意愿之上、愿意根据现实来改 变自己。现实首先包括外部世界的现实；这要求人承认对手的强大和自己的淼小、 承认世界的復杂和自己的无知、承认自己的意愿并不具备「皇帝」的圣旨的资格， 而只是社会中成千上万个意愿之中普普通通的一个。

　　现实也包括人的内心世界的现实；这要求人承认自己的恐惧感、挫折感、权 力欲，也承认自己与对手一样，都被传统的厚壳裹紧，即使经过卓绝的努力也不 可能蜕去多少。面对两种现实的诚实都需要勇气。对自己开始诚实时，对别人的 诚实才有可能。

　　怒气是由于无法面对自己的意愿被现实压垮的事实，所以怒气也是对自己的 不诚实。如果能够诚实地接受眼前的冲突超出了自己的驾驭能力的事实，怒气就 会平息，人就开始获得平安。

　　诚实是平等的前提。在意见之争中，自己永远高对方一等；在事实面前，人 与人之间的真正的平等才有可能。所以对于不诚实的人，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无从 谈起。

　　诚实也是民主的前提。生活在民主製度中就意味着经常会有自己不喜欢的政 治人物赢得选举、有自己不喜欢的意见被通过为法律，如果多数社会成员不能诚 实面对这样的现实，无法克製自己上下其手、做小动作、动辄要以暴力来推行自 己意愿的冲动，这个政体就活不了多久。

　　如同诚实的商人使得商业交往变得容易，对自己诚实使得人与人之间的交流 变得容易：在不同价值观的人之间，能达成共识的地方就是事实。在足够多的事 实面前，不同价值观的人之间会找到共同点，社会的裂痕会慢慢开始弥补。

　　在一个成熟的民主社会中，价值观不同的人不是处心积虑要置对方于死地， 也不只是设法避免彼此碰面，而是设法彼此交流，通过交流发现冲突的表面之下 的共同价值，一起创造新的文化。这个过程需要这个社会中的许多人的诚实。

　　总之，如果一个人希望给自己的生活和自己的文化传统中註入一点新鲜血液， 他有许多可为之事，这包括（1）检视传统如何决定着自己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 （2）将成功定义为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出的改变；（3）心平气和地尊重现实，不 管这现实是自己如何不情愿面对；（4）以善意对待每日生活中的具体的人、尊重 他们的独特价值观；（5）以诚实的态度面对自己的淼小、无知、恐惧感和挫折感， 用事实与他人交流，而不是为意见争得面红耳赤，甚至生出恶意。

　　这些事也可以归结为放弃权力欲、放弃统一情结、放弃用自己的意愿来驾驭 他人、修改现实。借用生物学的术语，这可以说是在自己身上实现对传统的变异。

　　一方面，这些事看起来都是不起眼的小事。另一方面，一个人要在实际生活 中体行这些事谈何容易；这是要做一个不同的人。但是，如果一个人真心想让中 国变成一个不同的社会，他除了首先让自己变成一个不同的人之外并无它途。实 际上，传统刻在每个人身上的烙印如此深刻，即使一个人用了全力去实践这些事， 他也只能在很有限的程度上改变自己。

　　中国历史上绝大多数的社会改造者都是只知道去改造别人，而他们的成效也 有目共睹。

　　如果一个人开始去实践这些心态和行动，他会感到自己并不是只有束手无策、 怒气和恶意。当他发现自己的双手也能做一点有用的事，不管有多小，他的挫折 感就会开始消退，他就会平静下来、开始看到现实和理想之中的丰富的细节。这 些认知的突破是对他自己的教育；他会因此发现更多的可为之事。他会开始尊敬 自己：人的自尊不是来源于他高弱者一等的感觉，而是来源于他在面对强者时的 镇静和行动力。当他的自尊多起来时，他就自己把自己拉出了泥潭，不再需要精 神领袖、法师、武功盖世的大侠和外国的飞机导弹的解救。

　　如果一个人对民主、自由和平等的价值的欣赏只是叶公好龙，他去说服别人 接受这些价值就是笑谈。反过来，如果他愿意改变自己、愿意在自己的生活中实 践这些价值，他的口头语言和肢体语言的内容会在他自己的改变中丰富起来；这 些会传染给周围的人。这就是他力所能及的对社会的改变。如果一种理想在一个 社会中有潜在的生命力，那么当一些人提前活在这个理想中时，他们的群体就会 如土壤中的一颗种子一样开始长大。

儒教极权主义的本质

作者 雷颐 写于 二零一四年

对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的反思与批判，是近代以来非常重要的思潮之壹。但长期以来，“五四反传统”、“五四启蒙”早成“定论”，认为反传统思潮的突然兴起与高潮皆是“五四”。然而，仔细考察历史则不难发现，对中国传统的反思与批判并非自“五四”始，至少从戊戌就开始了，而到辛亥革命前其论述已经非常成熟。大而言之，后来的“五四”反传统话语的广度、深度甚至激烈程度并未超越“戊戌－辛亥”时期。若再细究，向来被认为“温和”的梁启超、严復，恰恰是被认为非常激烈的反传统思潮的“奠基者”。

　　 作为壹种影响广大、深远的思潮，其发生、发展自有诸多社会性因素，然就思想史本身而言，却是近代中国国家观发生变迁的结果。

　　 壹、两种国家观念

所谓国家观念，实质是关于国家的权力来源，即国家权力的“合法性”（Legitimacy，又译作“正统性”、“正确性”、“正当性”或“合理性”）问题。政治学中，国家权力来源的“合法性”并非指符合法律条文，不在于统治者自己宣称统治的合法性，而是指壹整套全社会、包括统治者和绝大多数被统治者认可、认同的道理、规则和行为标准体系。马克斯·韦伯认为，被统治者服从统治者的支配有暴力、经济等因素，但是“除了这些以外，通常还需要壹个更深层的要素--对正当性的信仰”。每个权力体系“都会试图建立并培育人们对其正当性的信仰”。

　　 在人类历史上，先后出现了两种国家观念，即对国家权力“合法性”的两种话语。壹是传统的以伦理为基础的国家观，由皇权神授推衍出“朕即国家”，而国家（统治者）是家长，被统治者是子民，“家长”对“子民”理论上具有无限的管理权与责任。二是现代以契约论为基础的国家观，认为国家、社会主要是以自然法为理论基础的人民联合起来订立契约，出让部分个人权利成立国家，以保护人的自然权利。这种在人民全体壹致同意基础上签订契约成立，是国家生成和存在的合法性来源。

　　 中国传统的国家观则是家国同构的伦理论。长期的农业社会，使传统中国壹直处于以“宗法为本”的社会结构。在这种传统的社会结构中，任何个人都不是壹种独立的个人存在，而是存在于严密的“三纲五常”之中，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在这种金字塔形的等级秩序结构中，君主高高在上，位于最顶端，是“天子”，其权力来自“神授”，因此有不容置疑的权力，其权威神圣不可侵犯；“个体”无条件地受其宰控，没有个性，更没有自由。这样，社会关系完全成为壹种依附性“伦理”关系。以儒学为重心的传统文化从家族伦理中推衍出国家政治秩序，“国”不但与“家”紧密相联，且被看作是“家”的扩大。在这种伦理性国家观中，理想的“国家”正如儒家经典《礼记·礼运》所说：“故圣人耐以天下为壹家，以中国为壹人者，非意之也，必知其情，辟于其义，明于其利，达于其患，然后能为之。”其意是圣人把整个天下看成是壹个家，把整个国家当成是壹个人，这并不是他们凭主观妄为的，而是能深入剖析其中的义理，明白其中的利害关系，擅长处理其中的种种弊端，然后才会有所作为。虽然期望“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但毕竟是以“家”来喻“国”。《尚书》中有“天惟时求民主”，“简代夏作民主”，意为作民之主，为民之主，且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定义为“父母”与“子女”的伦理关系：“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聪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所谓“元后”就是君主；“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君主对人民应该“若保赤子”。董仲舒《春秋繁露·郊义》说：“天子父母事天，而子孙畜万民。”总之，上天将民托付给“天子”，要天子像父母照顾、管理幼儿那样照管人民。但这实际上又为帝王将“天下”视为“家天下”、“壹姓之天下”提供了合法性理论。陈寅恪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序》中认为东汉班固的《白虎通·三纲六纪》确立的三纲六纪是中国文化的“定义”，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三纲六纪”从“男女有别”生出“夫妇有义”；“夫妇有义而后父子有亲，父子有亲而后君臣有正”。由父慈子孝推衍出君礼臣忠，从家庭伦理关系逐渐推衍出国家政治原则，个人与国家的关系犹如与家庭的关系壹样，是壹种无法摆脱的伦理关系。所以“天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因此具有国家家族化的特点。这样，对家族的尽孝与对国家的尽忠便壹以贯之，具有内在的逻辑关系，治国之道便与治家之方等同起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成为传统士大夫梦寐以求的抱负。在这种家国壹体的体制中，所有人都被纳入父子、君臣、夫妻这“三纲”之中，壹张伦理纲常之网将个人紧紧束缚、镶嵌，将全社会紧紧笼罩起来。

　　 现代国家观，是指产生于西方、以契约论和人民主权论为主要内容的国家观念。契约论当然有壹发展过程，英国思想家霍布斯（Thomas Hobbes）与洛克（John Locke）二人用自然法理论说明国家起源，厥功至伟，认为国家是人民契约、人民让渡自己部分权利的产物。由于被授予权力的统治者也是契约的参加者，也要受契约束缚，如其违约，也要受惩罚，人们有权反抗，甚至重新订约，另立新的统治者。依据自然法则，伏尔泰（Voltaire）提出“人人自由，人人平等”理论。卢梭（J. Rousseau）的社会契约论明确提出国家主权应该永远属于人民。甚至政治观点壹向谨慎的德国思想家康德（Immanuel Kant），也提出国家应建立在三个理性原则之上，即每个社会成员作为人都是自由的，作为臣民彼此是平等的，作为公民是独立的。因此有关个人与国家间的自由、平等、独立三原则也是公民承担国家政治义务的根本依据。

　　 当然，这些思想家的思想、观点有许多重大不同和差异，但却有最基本的共同点，就是反对“王权神授”、主张国家的“主权在民”，从契约论、主权在民论证国家的合法性，这也是现代国家观念的主导思想。也就是说，如果壹个国家的主权不在人民手中，也就丧失了合法性，人民可以重订契约。

　　 二、从“通上下”到权利观念的引入

鸦片战争之后，现代国家观随着西方“船坚炮利”的传入，也由少到多、由浅到深，壹点点传了进来，是从对西方国家现代政治制度、机构的零星介绍了解开始的。

　　 徐继畲的《瀛环誌略》，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1876年出使英国的郭嵩焘，因曾上书太平天国而流亡香港、英国的王韬，上海为外商当买办的郑观应，参加洋务运动的官员薛福成，同时代的马建忠、陈虬、陈炽等人都对议会做了不同程度的介绍。这些介绍，使国人对西方的议会制度有了初步的了解。但是，他们主要仍是从中国传统“通上下”，而主要不是从现代宪政限制君主权力的角度来理解议会制度的。随着时间的变化，壹些先进之士对西方议会制度的了解逐渐加深，已开始触及到对政府权力的限制。但是，总体上他们仍是从君民“通上下”而不是从限制君主权力角度来理解议院的，所以认为议会制是使君主制度更加完善的工具性机构而不是与君主专制对立的制度，现代议会制度与中国传说中“三代”的良法美俗并无本质区别，甚至有人认为就是来源于中国上古。因此，他们的国家观念仍没有突破传统以伦理为基础的国家观。或者说，他们是新旧两种国家观念的中介，已经走到边缘，只要往前跨进壹步，就由旧入新、从“伦理”到“契约”。

　　 从伦理论国家观到契约论国家观这关键壹步，是在戊戌维新时以引入现代权利观念跨出的。甲午战争，中国惨败于向来以中国为师的“蕞尔小国”日本，给中国人以莫大的心理刺激。日本君主立宪的制度，促使中国思想界在国家观念上跨出了本已到边缘的最后壹步。

　　 在维新时期，梁启超发表了壹系列政治论文，批判旧的国家观念，介绍西方新观念。他说中国自秦始皇建立专制体制以后，法禁日密，政教日夷，君权日尊，而个人无权，举国无权，结果是国威日损。而西方之所以民富国强，关键在其兴民权、开议院，人人有自由之权，国事决于公论。他认为：“今之策中国者，必曰兴民权。”“国之强弱，悉推原于民主。民主斯固然矣。君主者何？私而已矣；民主者何？公而已矣。”“西方之言曰：人人有自主之权。何谓自主之权？各尽其所当为之事，各得其所应有之利，公莫大焉，如此则天下平矣。”相反，中国传统是：“使治人者有权，而受治者无权，收人人自主之权，而归诸壹人，故曰私……使以壹人能任天下人所当为之事，则即以壹人独享天下人所当得之利，君子不以为泰也。”他特别强调：“地者积人而成，国者积权而立。故全权之国强，缺权之国殃，无权之国亡。何谓全权？国人各行其固有之权。何谓缺权？国人有有权者，有不能自有其权者。何谓无权？不知权之所在也。”虽然他是从强国的角度来宣传议院，但强调“人人有自主之权”，“国者积权而立”，可以说开始触摸到契约论国家观的实质。在湖南时务学堂的学生课卷批语中，梁启超更明确就君、臣、民三者关系提出新见解，君、臣都是为民办事者，君主好比店铺总管，臣相则是店铺掌柜，人民则是股东，国家的真正主人其实是人民。

　　 谭嗣同写道：“生民之初，本无所谓君臣，则皆民也。民不能相治，亦不暇治，于是共举壹民为君。夫曰共举之，则非君择民，而民择君也。”“夫曰共举之，则必可共废之。君也者，为民办事者也；臣也者，助民办事者也。”赋税都是取之于民，作为“为办民事之资”，“如此而事犹不办，事不办而易其人，亦天下之通义也”。但在漫长的历史中，君主将国变成自己的私有财产，“国与民已分为二，吾不知除民之外，国果何有？无惑乎君主视天下为其囊橐中之私产，而犬马土芥乎天下之民也”。所谓“私天下”是矣。所以壹姓私有之国必须变为由民所共有之国；“民”不值得也不应该为壹姓之私的国而死。

　　 严復在《原强》壹书中指出：西方之富强，质而言之，不外“利民”二字，“然政欲利民，必自民各能自利始；民各能自利，又必自皆得自由始；欲听其皆得自由，尤必自其各能自治始；反是且乱。顾彼民之能自治而自由者，皆其力、其智、其德诚优者也。是以今日要政，统于三端：壹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强调民众自己的利益、民众的自由。将现代权利观念引入中国，引入到有关国家与人民关系的话语，以现代权利观念来划分君、国、民彼此关系，是维新派思想家的重要贡献，是中国思想史，尤其是国家观念的实质性突破。

　　 当然，引入权利观念，必须解决“人人有自主之权”的权利来源问题。谭嗣同、梁启超都从“历史”寻找权利的合法性来源。谭的“生民之初，本无所谓君臣，则皆民也。民不能相治，亦不暇治，于是共举壹民为君”，与霍布斯的理论彼有相似之处。所谓“民不能相治，亦不暇治”类似于霍的永无宁日的“自然状态”。因此，民众才共同选举产生君主。梁启超在《君政民政相擅之理》等文中，也从“历史进化”的角度来论述人民权利的起源，并且论证民权代替君权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他将西方现代政治理论同中国古代公羊“三世”说、与刚刚通过严復知道的“进化论”等结合起来，提出人类社会制度的演变发展有其规律可寻，从多君为政之世经壹君为政之世再进化到以民为政之世，与之相应的是公羊说的“据乱世”、“升平世”和“太平世”。同时，他又用新近引入中国的“进化论”角度来论证民权的必然性：“大地之事中物物，皆由简而进于繁，由质而进于文，由恶而进于善。有定壹之等，有定壹之时。”他转介了严復对“Democracy”的译介：“德谟格拉时者，国民为政之制也。德谟格拉时又名公产，又名合众。”他又以地质、地层的演变引起的火山喷发这种突变为例，反对民主制“西方有胚胎，而东方无起点”的观点：“日本为二千年壹王主治之国，其君权之重，过于我邦。而今日民义之伸不让英德，然则民政不必待数千年前之起点明矣。”他由此进壹步强调现代民主宪政并非西方的专有，而是具有普适性：“盖地球之运，将入太平，固非泰西之所得专，亦非震旦之所得避。吾知不及百年，将举五洲而悉惟民之从，而吾中国，亦未必能独立而不变。此亦事理之无如何者也。”他强调随着历史的发展，全世界所有国家、民族，不论现在多么落后，都将实行民主宪政：“民主之局乃地球万国古来所未有，不独中国也”，西方也是壹百多年以来才有民主宪政，如果中国现在变法，几十年后将与西方壹样强大，与西方壹样“进入文明耳”。从今天的观点来看：“泰西与支那，诚有天渊之异，其实只有先后，并无低昂。而此先后之差，自地球视之，犹旦暮也。地球既入文明之运，则蒸蒸相逼，不得不变，不特中国民权之说即当大行，即各地土番野亦当丕变。其不变者，即澌灭以至于尽。”

　　 戊戌维新失败，康、梁等维新人士逃亡海外。流亡日本期间，梁启超及越来越多的留学生、国内的新式知识分子，对现代国家理论有了更多、更深的了解。

　　 梁启超强调民主宪政是普适性公理，但他已不从公羊“三世说”的角度论证民主制度的合理性。他认为在人类所有文明的原始阶段都有“自由性”，“无论何种人，皆有所谓自由性”。不过，原始的“自由性”是没有约束、不受制裁的“自由性”，因而是“野蛮之自由”。“凡人群进化之阶级，皆有壹定”：人类社会发展经“野蛮自由”阶段进入“贵族帝政”时代，再进入“君权极盛”时代，最后进入民主的“文明自由”时代。“此数种时代，无论何国何族，皆循壹定之天则而递进者也”。所以，“吾以为民主制度，天下之公理，凡公理所在，不必以古人曾行与否为轻重也”。明确提出“自由民政者，世界上最神圣荣贵之政体也”。

　　 在这壹时期，以梁启超为代表的中国启蒙思想者对公民的认识更加深刻。在《独立论》中，梁启超提出：“人而不能独立，时曰奴隶；于民法上不认为公民。”“公民”概念的提出，表明了对权利认识更加深入、更加准确。虽然古希腊、罗马已有“公民”，但现代意义的“公民”是伴随现代民主宪政的诞生而出现的，指根据宪法和法律，具有独立意誌、独立人格，享有权利并承担义务的人。公民才是社会和国家的主体。

　　 由此出发，梁启超在《爱国论》中论述了“爱国”与公民权利的关系，把爱国与民权紧密联系起来。他说中国虽有四万万人，但对国家均无权利，所以“国”其实只属壹家之人、只是数人之国。所以国本不属于民众，民众也就无所谓爱国。“国者何？积民而成也。国政者何？民自治其事也。爱国者何？民自爱其身也。故民权兴则国权立，民权灭则国权亡。为君相者务压民之权，是之谓自弃其国。为民者而不务各伸其权，是之谓自弃其身。故言爱国必自兴民权始。”所以，人民要争取自己的权利：“政府压制民权，政府之罪也。民不求自伸其权，亦民之罪也。西儒之言曰：侵犯人自由权利者，为万恶之最，而自弃其自由权利者，恶亦如之。盖其相害天赋之人道壹也。”所谓“天赋人道”，即现代天赋人权观念。

　　 康有为是维新派领袖，但相对而言思想资源陈旧，然而他此时也专门着文谈论公民问题。1902年春，《新民丛报》分三期连载了他的壹万多字长文“公民自治篇”。他强调历史已证明：“有公民者强，无公民者弱，有公民虽败而能存，无公民者经败而即亡。各国皆有公民，而吾国无公民，则吾国孤孑寡独而弱败。”所以，中国“以四万万人之大国，无壹人有国家之责任者。所谓国无人焉，乌得不弱危削亡哉！”他明确提出：“今中国变法，宜先立公民！”什么是公民呢？“公民者，担荷壹国之责任，共其利害，谋其公益，任其国税之事，以共维持其国者也。”他认为“立公民”有爱国之心日热、恤贫之举交勉、行己之事知耻、国家之学开智这四大益处。而甲午战争中国败于日本，并非中国将相之才不如日本，而是因为“无公民”所以不如日本。“夫万国皆有公民，而吾国独无公民，不独抑民之资格，塞民之智慧，遏民之才能，绝民之爱国，导民之无耻也。”所以：“吾有地球第壹之民众，乃不善待而善用之，其民日退，其国日削，其主日辱。”但是，无论康有为对公民的理解是否准确，连他都昌言“公民”，并将其作为中国未来立国强国之基，足见在不长的时间内“公民”概念较前影响大增。

　　 但在学理上贡献、影响最大的，则是严復在1903年翻译出版的英国思想家穆勒（John Mill）的《论自由》（On Liberty）和1909年翻译出版的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Montesquieu）的《论法的精神》（The Spirit of the Laws）。这两部公认的现代自由主义经典之作，严復分别译为《群己权界论》和《法意》。

　　 穆勒在《论自由》开篇就申明文章的主旨：“这篇论文的主题，不是所谓的意誌自由（即那个与被误称为”哲学必然性“的信条不巧恰相对立的东西），而是公民自由或曰社会自由，也就是社会所能合法施加于个人的权力的性质和限度。”所谓“社会所能合法施加于个人的权力的性质和限度”，即当代自由主义所说“消极自由”。严復在《群己权界论·译凡例》中解释说，西文Liberty与常用的Freedom同义，而Freedom，是指“无挂碍也”，又与英语Slavery（奴隶）、Subjection（臣服）、Bondage（约束）、Necessity（必须）等字为对义，认为“自由”与西方的Liberty在语义上最为接近。在“译者序”中他明确说中国守旧人士对自由“惊怖其言”、“目为洪水猛兽之邪说”，而“喜新者又咨肆泛滥，荡然不得其义之所归”，二者都是错误的。在“译凡例”中解释说此书的目的在为个人、国群、政府划分各自的边界：人们从来向往自由，“但自入群而后，我自由者人亦自由，使无限制约束，便入强权世界，而相冲突。故曰人得自由，而必以他人之自由为界。”他从历史的角度说，在贵族统治时代，民对贵族争自由；君主专制时代，民对君主争自由；在立宪民主时代，君主、贵族都要受到法制的束缚，不能任意妄为，争自由就是个人对社会、国群争自由。这本书的重点在“小己”与“国群”之分界，这种划分具有“理通他制”的普遍性，实质就是：“使其事宜任小己之自由，则无间君上贵族社会，皆不得干涉者也。”他提醒人们，国家与个人的关系最重要、最復杂、最困难的是划定国家、政府对个人管治的权界：“纯乎治理而无自由，其社会无从发达；即纯自由而无治理，其社会且不得安宁。而斟酌二者之间，使相剂而不相妨者，此政治家之事业，而即我辈今日之问题也。”其实质，就是“公权”与“私权”的划分问题。

　　 分权理论是现代宪政民主的基础，英国思想家洛克的《政府论》和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是公认的奠基之作。简言之，洛克首倡分权之说，孟氏进壹步论证、深化此说，更重要的是将其具体细分为行政、司法、立法三权分立形式。严復之所以付出极大的心血和精心翻译这部巨着，并写了三百多条按语直接表明自己的观点，就是希望国人对西方制度、法理、文化和历史成因有真切的了解，在此基础之上，建立以三权分立为形式的宪政社会。

　　 划分公权私权的界限，根本目的是保护私权不受公权侵犯。在公权与私权的关系上，严復非常警惕公权对私权的侵犯，所以他强调：“治国之法，为民而立者也，故其行也，求便于民；乱国之法，为上而立者也，故其行也，求利于上。夫求利于上，而不求便其民，斯法因人立，其不悖于天理人性者寡矣！虽然，既不便民矣，将法虽立，而其国必不安。未有国不安而其上或利者也。”宪政的核心是为国家、政府等公权力划界，限制其活动范围。严復壹再强调公权不能侵犯私权。他以思想、言论自由为例说：“为思想，为言论，皆非刑章所当治之域。思想言论，修己者之所严也，而非治人者之所当问也。问则其治沦于专制，而国民之自由无所矣。”显然，他认为思想、言论属私权领域，纵有不当，也是个人道德问题，公权力不应过问，过问就是专制，国民之自由将不復存在。

　　 只有限制公权才能保护私权，在清廷宣布“预备立宪”时期，梁启超的壹系列宪政文章更加全面、具体地阐述了对公权的限制与对私权的保护。

　　 他始终强调：“质而言之，则专制国之君权，无限制者也；立宪国之君权，有限制者也。立宪之与专制，所争只此壹点，而我国人士所最苦于索解者，亦即在此壹点。”“立宪政体非他，君权有限而已。此非吾私言，天下学者之公言也。”国家机关中的官员行使国家权力，官员发布命令，行使诸如征税等公共权力，自己也有权利，但中国传统公私界线并非十分分明，官员公共权力往往与私人权利不分，“吾国人畴昔于此义辨之不具，故往往公私混淆，而种种秕政，缘之而起，言宪政者不可以不留意也”。统治权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保护私权：“盖国家者，所以确定个人自由界而为之保障者也。”个人的基本权利，只有立宪政体才能保障。所以，“我国开设国会，在今日为最大之政治问题”。开国会后，个人的权利问题诸如租税多少等就由政治问题变为法律、司法问题。成为法律、司法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个人自由、权利才有真正的保障。但梁启超深知，变革政治体制的立宪确非易事，而立宪的确立更加不易。立宪政治的确立，除了政治体制变革外，更需要全社会，从统治者到壹般民众共同信仰“立宪政治之信条”，共视为神圣不可侵犯，否则，难以确立：“盖我国数千年来之视君权应无限制，几若天经地义。”

　　 限制公权、保护私权观念的影响之深之广，从此时改良与革命两派为中国前途已近白热化的争论即可看出。双方虽然视对方为仇敌，但尊重、张扬个人权利，主张限制公权却是壹致的。如前所述，梁启超壹再宣传这种观点：“天生人而赋之以权利，且赋之以扩充此权利之智识，保护此权之能力。”“于戏，灿哉自由之神！”革命派也认为：“自由、平等、博爱之者，人类之普通性也。”“国体民生，尚当与民变革，虽经纬万端，要其壹贯之精神，则为自由、平等、博爱。”邹容在风靡壹时的《革命军》中说：“吾幸夫吾同胞之得与今世界列强相遇也；吾幸吾同胞之得闻文明之政体、文明之革命也；吾幸夫吾同胞之得卢梭《民约论》、孟德斯鸠《万法精理》、弥勒约翰《自由之理》、《法国革命史》、《美国独立檄文》等书译而读之也。是非吾同胞之大幸也夫！是非吾同胞之大幸也夫！”“夫卢梭诸大哲之微言大义，为起死回生之灵药，返魄还魂之宝方。金丹换骨，刀圭奏效，法、美文明之胚胎，皆基于是。我祖国今日病矣，死矣，岂不欲食灵药投宝方而生乎？”革命党人张钟瑞完全否定了国家：“盖自古以来，国家之名词，君主、官吏恒假以愚民，借以胁众，咨行其凌虐之手段，以遂其奸。”

　　 显然，权利观念、公民理论引入中国并成为现代中国国家话语建构的基柱，已经开始与中国传统国家观发生冲突。

　　 三、与传统的冲突和解构

如前所述，当国会、议院等新的国家形式传入中国时，许多人是从中国传统“通上下”、“三代之治”的角度来理解的。随着认识的深入，思想界渐渐认识到二者的不同，但究竟有何本质不同，梁启超、严復等做出了理论说明。

　　 把西方现代国家制度附会为中国儒家理想的“仁政”，是当时最为普遍的理解。因此，梁启超在1902年就写文章分辨了中国儒学传统的“仁政”与西方近代“自由”的区别。首先，他从二者理论中统治者的权力来源、权力范围不同论证二者的本质不同。他认为中国儒家的“仁政”与西方现代的“自由”“此两者其形质同而精神迥异”，根本之异在于：因为仁政虽然强调保民、牧民，但统治者仍然权力无限，因此只能论证应当保民却没有如何能够保民的办法。“以孔孟之贤，其仁政之说，不能禁暴君贼臣之鱼肉人民”，“何也？治人者有权，而治于人者无权。”“赵孟之所贵，赵孟能贱之。政府若能畀民权，则亦能夺民权。吾所谓形质同而精神迥异者此也。”所以，“虽以孔孟之至圣大贤”舌敝唇焦传播其道，“而不能禁二千年来暴君贼臣之继出踵起，鱼肉我民，何也？治人者有权，而治于人者无权”。只有“贵自由、定权限”，才能长治久安，“是故言政府与人民之权限者，谓政府与人民立于平等之地位，相约而定其界也”。他尤其强调是人民与政府地位平等，而不是“政府畀民以权也”，因为人民的权力如果是政府所给予，那么政府说到底也可以“夺民权”。其次，他从历史发展阶段论认为“仁政”已经过时，应为“自由”取代。他承认，孔孟的“仁政”在两千年前确实很好，但那时只是人类的童年期，需要政府掌权保民、牧民，其实政府并不能保民、牧民，所以人类进化到成人就需要以“自由”来定君、民权限。如今要求“仁政”是从成人返回童年，返回“蛮俗”，“犹学瓜瓜小儿，仰啸于保姆耶？抑有政府之权者，又岂可终以我民为弄儿也！”他强调，儒家的“仁政”完全过时。

　　 中国历史几千年，无论是圣贤还是圣明帝王，确实不乏有关重民限君权的论述。对此，梁启超并不否认：“若条举之，虽累千百条而不能尽，我国民苟能读书识字者，当必知此种理想，为我国政治上之天经地义，无俟予喋喋矣。”但他提醒人们：“此种理想当由何道而始行之现于实，此则五千年间，千圣百王所殚精焦虑而未有得。”

　　 梁启超承认，中国传统政治设置、机构如诽谤木、敢谏鼓，御使臺、宰相等，都有壹定的限制君权的设想。但他指出，所有这些在历史上却很少有效；偶然有效，也不能长久。“何也？其所设种种限制机关，皆隶属于行政机关之下，而未尝别为壹独立系统。其司此机关之人，皆由君主任免，而无他途以使发生。夫隶属机关，欲对于上级机关而施限制，其所能限制者几何？而以君主所任免之人，司限制君权之机关，则赵孟所贵，赵孟能贱之，欲举其职难矣。苟遇令辟，则虽行使大权，绝无限制，而断无或贻祸害于国家，则此机关即勿设焉可耳。所以必设此机关者，为不令之辟置坊也。而不令之辟，则其蹂躏此脆弱之机关，固自易易，又常能将己所严惮之人，屏诸此机关之外，而使此机关变为长恶逢恶之具也。”所以，“立法之意初虽至美，而立法之效终不可期。数千年来所以亡国破家相随相属，且治日少而乱日多者，岂不以此耶？”有没有权力制衡、司法独立，是中西政治的根本区别。

　　 从1904年起，严復翻译的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名着《法意》陆续分册出版，至1909年最后壹册出齐。在译者按语中，严復也以契约论国家观为标准，与中国历史、中国政治传统两相对照，做了如下评论：

　　 他认为中国与西方法律体系的本质不同之壹是西方法律公法、私法截然分明，而中国“刑宪”则向来公私不分、公私二律混为壹谈。之所以如此看重民法，因为民法是为现代性社会结构奠定基础，没有社会基础，宪政就建立不起来。

　　 针对认为中国自古就有“立宪”的观点，他解释说，如果“得有恒旧立之法度”就是立宪，那么中国也有“立宪”，但他特别强调，这并非现代宪政：“则中国立宪，固已四千余年，然而必不可与今日欧洲诸立宪国同日而语者。今日所谓立宪，不止有恒久之法度已也，将必有其民权与君权，分立并用焉。有民权之用，故法之即立，虽天子不可以不循也。使法立矣，而其循在或然或不然之数，是则专制之尤者耳。有累作之圣君，无壹朝之法宪，如吾中国者，不以为专制，而以为立宪，殆未可欤！”所以，“中国本无民权，亦非有限君权，但云有法之君主而已”。简单说，现代宪政就是有民权，统治者必须分权、君主的权力必须被限制、“天子”也必须遵从法律，以此衡之，中国古代从无宪政。

　　 在他看来以主权在民、分权制衡为基础的宪政是国家的标誌，所以他认为中国没有“国”，只有“家天下”。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不是“国”：“中国自秦以来，无所谓天下也，无所谓国也，皆家而已。壹姓之兴，则亿兆为之臣妾。其兴也，此壹家之兴也，其亡也，此壹家之亡也。天子之壹身，兼宪法国家王者三大物，其家亡，则壹切与之俱亡，而民人特奴婢之易主耳，乌有所谓长存者乎！”对孟德斯鸠原书中“其在民主，国民地位，固平等也。其在专制，国民地位，亦平等也。特民主之平等也，以国民为主人，为壹切之所由起。专制之平等也，以国民为奴虏，为地可比数之昆虫”壹段话，严復进壹步解释说，专制制度下民众间的平等只是奴隶间的平等：“专制之民，以无为等者也，壹人而外，则皆奴隶。以奴隶相尊，徒强颜耳。且使谛而论之，则长奴隶者，未有不自奴隶者也。”“或曰中国之民，犹奴隶耳；或曰中国之民，非奴隶也。虽然，自孟氏之说而观之，于奴隶为近。且斯巴达之奴隶，而非雅典之奴隶也。”所谓“斯巴达之奴隶”，即奴隶主不仅有权任意处置、虐待自己的奴隶，而且有权任意处置、虐待其他奴隶；所谓“雅典之奴隶”，即奴隶主只有权任意处置、虐待自己的奴隶，但无权任意处置、虐待其他人的奴隶。所以，严復认为“夫西方之君民，真君民也，君与民皆有权者也。东方之君民，世隆则为父子，世汙则为主奴，君有权而民无权者也。”因为西方是君主立宪，民是权力主体，君主权力受到宪法限制，这是“国”的标准。

　　 宪政与非宪政两种政体如何判断其高下优劣呢？严復提出：“欲观政理程度之高下，视其中分功之繁简。今泰西文明之国，其治柄概分三权：曰刑法，曰议制，曰行政。譬如壹法之立，其始则国会议而着之；其行政之权，自国君以至于百执事，皆行政而责其法之必行者也”，而“泰东诸国，不独国主君上之权为无限也，乃至寻常壹守宰，于其所治，实皆兼三权而领之。故官之与民，常无所论其曲直”。这是中国与西方二种治理国家方法的根本差异，这种“政理”的高下优劣不同，导致的结果是国家的强弱不同，人民的贫富不同。而且，由于君主专制只有君是国家之主，所以只有君才有可能有治国的长久之计，而臣民只是奴仆，为国有长久之计者不多，所以，“夫惟立宪之国不然。盖立宪之国，虽有朝进夕退之官吏，而亦有国存之主人。主人非他，民权是已。民权非他，即以为此全局之画，长久之计者耳。呜呼！知此则竞争之优劣，不待再计而可知矣”。有民权，才可能有官员与人民的长久之计。

　　 宪政的重要壹点是法治，因此严復坚决反对君主专制的人治，主张法治。对孟德斯鸠原书谈古罗马“宪、政、刑三柄之分”在某些地区因并未三分而导致专制壹段，严復评论说：“此惊心动魄之言也！何则？……夫制之所以仁者，必其民自为之。使其民而不自为，徒坐待他人之仁我”，其实也得不到仁政。因为“其君则诚仁矣，而制犹未仁也。使暴者得而用之，向之所以为吾慈母者，乃今为之豺狼可也。呜呼！国之所以常处于安，民之所以常免于暴者，亦恃制而已，非恃其人之仁也。恃其欲为不仁而不可得也，权在我者也”，“在我者，自由之民也；在彼者，所胜之民也。必在我，无在彼，此之谓民权。彼所胜者，尚安得有权也哉！”重要的是制度，而不是掌权者的好或坏，仁慈或残暴，要靠制度保证“权在我者也”，这样才是“自由之民也”。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法治的灵魂，严復认为中国法律的特点是“以贵治贱”的人治。“以贵治贱”虽然统治者“仁可以为民父母”，但“暴亦可为豺狼”。在这种制度下，如果是圣主明君，也可能达到天下太平的盛世，但终不能长久。因为这种体制下“刑罚”最终无法长期非常公正，“而侥幸之人，或可与法相遁”，最终是人民道德的败坏。结果“虽有尧舜为之君，其治亦苟且而已。何则，壹治之余，犹可乱也”。对此，严復非常重视，甚至可说“敏感”。当孟德斯鸠原书说大赦是治国良策之壹，但专制之国以恐怖治国因此不可能实行大赦时，严復在评论中立即表示不能同意，不客气地说：“孟氏论赦之言浅矣，故与历史之事不相合也”，强调自己认为恰恰是“有道立法”之国“可以无赦”，“而用赦之滥，乃至为国民之大患者，皆见于专制之朝者也。夫专制之君，亦岂仅作威而已？怒则作威，喜则作福，所以见壹国之人，生死吉凶，悉由吾意，而其民之恐怖慑服仍愈至也”，所以孟德斯鸠所说的赦免理论“去于事情远矣”！只有人人平等，才能实行法治，他由此认为这是欧洲与亚洲之所以壹盛壹衰的原因：“夫欧亚之盛衰异者，以壹其民平等，而壹其民不平等也。”他明确说中国现在满汉不平等、优待满族，最后满族也将深受其害。

　　 契约论国家观与传统的伦理型国家观在更基本、更抽象的原理上必然有重大的冲突，这是契约论国家观引进者必须面对的问题。

　　 契约论国家观的社会基础是壹国之民从“臣民”变为“公民”。从“臣民”到“公民”，是社会的根本性变化、转型，确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但“黎民百姓”如何从数千年的“臣民”变为现代的“公民”，旬非易事。在公权与私权、国家权力与个人权利的划界中，“个人”是核心。因此，必须为“个人”正名、促使“个人”觉醒。“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观念，开始进入中国，成为启蒙话语的重要内容。

　　 如前所述，中国漫长的皇权专制社会形成了壹整套系统严密、以儒学忠孝为支柱的意识形态结构。每个人都不是独立的个人，而是在君臣父子夫妻关系之中，所谓“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站在金字塔顶端的是至高无上的皇帝，全社会都在他的脚下绝对忠于他。人的欲望是邪恶的；在长期的经典诠释中，“存天理，灭人欲”成为高蹈的道德标准，被统治者应无欲无望地做统治者得心应手的工具。

　　 如果没有每个个体的自我的觉知--意识到自己存在的价值，以“个人”为核心的现代性政治体制就无法建立。所以，梁启超等启蒙思想家提出了个人主义。由此点出发，他们自然而然地开始了对中国历史的批判、对儒家学说的批判。

　　 前面曾指出，梁启超在《独立论》中提出“公民”概念具有重要意义，他认为“人而不能独立，时曰奴隶；于民法上不认为公民”。紧接着，自然要将此与中国社会、中国历史作壹对照。中国传统社会是“身份社会”，“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在这种社会结构中，存在壹种人身依附关系，“民”只是草民、贱民，是在君权神授下不具独立性的“臣民”。将“公民”与“独立”联系起来，确实抓住了“公民”的实质。针对中国传统“民”没有独立性、总是期盼君主的庇护批判说：“仰人之庇者，真奴隶也，不可言也。呜呼！吾壹语及此，而不禁太息痛恨于我中国奴隶根性之人何其多也。试壹思之，吾中国四万万人，其不仰庇于他人者几何哉！人人皆有其所仰庇者，所仰庇之人，又有其所仰庇者，层积而上之，至于不可纪极，而求其真能超然独立与世界直接者：殆几绝也。”中国四万万人从民到官，壹级壹级“皆有其所仰庇者”，结果是：“而今吾中国四万万皆仰庇于他人之人，是名虽四万万，实则无壹人也。以全国之大，而至于无壹人，天下可痛之事，孰过此也。”他受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的影响，进壹步论述道：“孟德斯鸠曰：‘凡君主国之人民，每以斤斤之官爵名号为性命相依之事，往往望贵人之壹颦壹笑，如天帝如鬼神者。’孟氏言之。慨然有余痛焉，而不知我中国之状态，更有甚于此百倍者也。今夫畜犬见其主人，摆头摇尾，前趋后蹑者，为求食也；今夫游妓遇其所欢，涂脂抹粉，目挑心招者，为缠头也。若夫以有灵觉之人类，以有血性之男子，而其实乃不免为畜犬、游妓之所为，举国如是，犹谓之有人焉，不可得也。”中国四万万无壹“人”，全是奴隶，而且整个中国历史大都如此：“彼其论殆谓人不可壹日不受庇于人者，今日不受庇于甲，明日必当受庇于乙，如彼史家所论，谓不可壹日无正统是也。又其人但能庇我，吾则仰之，不论其为何如人，如彼史家所纪载，今日方目之为盗贼，明日已称之为神圣文武太祖高皇帝是也。故数千年来受庇于大盗之刘邦、朱元璋，受庇于篡贼之曹丕、司马师、刘裕、赵匡胤，受庇于贱种之刘渊、石勒、耶律、完颜、成吉思，皆腼然不之怪，从其摆头摇尾、涂脂抹粉，以为分所宜然，但求无壹日无庇我之人足矣。呜呼！吾不知我中国此种畜根奴性，何时始能除之，而化易之也？”“此根性不破，虽有国不得谓之有人，虽有人不得谓之有国。”他的结论是：“今之论者，动曰西人将以我为牛马为奴隶。吾以为特患同胞之自为牛马、自为奴隶而已；苟不尔，则必无人能牛马之奴隶之者。”

　　 梁启超强调：“凡人所以为人者有二大要件：壹曰生命，二曰权利。二者缺壹，时乃非人。”在皇权专制压迫下的中国人民没有任何权利，“以故吾中国四万万人，无壹可称完人者”，因此每个人要“除心中之奴隶”，“今日欲言独立，当先言个人之独立，乃能言全体之独立”，“为我也，利己也，中国古意以为恶德者也。是果恶德乎？”“天下之道德法律，未有不自立而立者也……故人而无利己之思想者，则必放弃其权利，弛掷其责任，而终至于无以自立”。“盖西国政治之基础在于民权，而民权之巩固由于国民竞争权利寸步不肯稍让。即以人人不拔壹毫之心，以自利者利天下。观于此，然后知中国人号称利己心重者，实则非真利己也。苟其真利己，何以他人剥夺己之权利，握制己之生命，而恬然安之，恬然让之，曾不以为意也”。在他们的话语论述中，个人是社会的基本单位，因此壹反中国轻视个人、抹杀个性的传统，大力提倡被视为大逆不道的个人主义，启发人们为做壹个真正的人而战斗。他们甚至还从中国古代哲学中为个人主义找出论据，“昔中国杨朱以为我立教，曰：‘人人不拔壹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吾昔甚疑其言，甚恶其言”，而今却认为：“壹部分之权利，合之即为全体之权利；壹私人之权利思想，积之即为壹国家之权利思想。故欲养成此思想，必自个人始。人之皆不肯损壹毫，则亦谁復敢撄他人之锋而损其壹毫者，故曰天下治矣，非虚言也。”

　　 激进的革命派刊物《浙江潮》发表未署作者名的“公私篇”，以现代公权私权分界理论严厉分析、批判中国传统的“公”的观念，强调：“人人不欲私其国，而君主乃得独私其国矣！”“盖私之壹念，由天赋而非人为者也。”“人人有自私自利之心，于专制君主则不便甚。”文章充满激情地大声疾呼：“自私自利壹念，磅礴郁积于人人之脑灵、之心胸，宁为自由死，必不肯生息于异种人压制之下为之力也。可爱哉私也！”“西语曰：‘人生之大患，莫不患于不自助而望人之助我，不自利而望人之利我。’”《河南》杂誌发表文章认为法国革命是18世纪欧洲启蒙思潮的产物，而启蒙思潮的特色就是理性主义与个人自由主义，并十分干脆地说：“佛郎西革命之精神，壹言蔽之曰：重视我之壹字，张我之权能于无限尔。易言之曰：个人之自觉尔。”个人主义的核心价值是个人权利是目的，国家、群体权力只是手段、工具，因而才能建立起契约型国家。以上论述表明，他们对个人主义的理解已相当深入。

　　 面对没有权利意识的“臣民”，他们从现代西方哲学中汲取启蒙的思想资源。此时决心“血荐轩辕”的青年鲁迅以西方哲学、文学思想为个人主义鼓劲：“个人壹语，入中国未三四年，号称识时之士，务引以为大诟，苟被其谥，与民贼同。意者未遑深知明察，而迷误为害人利己之意也欤？夷考其实，至不然矣……久浴文化，则渐悟人类之尊严；既知自我，则顿识个性之价值；加以往之习惯坠地，崇信荡摇，则自觉之精神，自壹转而为极端之主我。且社会民主之倾向，势亦大张，凡个人者，即社会壹份子，夷隆实陷，是为指归，使天下人人归于壹致，社会之内，荡无高卑。”他认为：“欧美之强，莫不以是炫天下者，则根抵在人，事故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中国在昔，尚物质而疾天才矣……个人之性，剥夺无余。”提出“非物质”“重个人”。蔑视群众、鼓吹“超人”哲学的唯意誌论哲学家尼采、骄傲地认为“只有最孤独的人才是最强有力的人”的戏剧家易蔔生，都曾经给他们极大的精神力量。他们服膺尼采的学说，推崇易蔔生的思想，力图最大地振奋人的精神。甚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流行欧美的存在主义哲学的先驱、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的学说也被介绍进来。鲁迅写道：“丹麦哲人契尔开迦尔（按：即克尔凯郭尔）则愤发疾呼，谓惟发挥个性，为至高之道德，而顾瞻他事，婿无益焉。”这些思想，确实促使人们由自在者变成自为者，由消极者变成积极者，由被动者变成主动者。

　　 《游学译编》1903年发表的“教育泛论”壹文，明确提出应把个人主义作为教育的纲领。此文强调“贵我”是从事教育者不可不知的两大主义之壹，因为“人人有应得之权利，人人有应得之义务”是“颠扑不破之真理，放之四海而皆准者也”，并进壹步论证个人能自由行使自己的权利、对自己行为负责才是道德的来源。而且，就权利来源而言，不是“全体”决定、重于“个人”，而是“个人”重于、决定“全体”：“个人之权利，即全体权利之壹分子也，壹人失其权利，则全体之权利已失壹分矣”；如果个人失权互相牵连，结果是“全体之权利，遂荡尽无余矣”。文章还以宗教、学术、社会、国家的发展为例，说明“其所以变迁发达之故，无不基于人类利己之壹心”。个人主义的重要壹点是个人独立，文章认为这才是教育的宗旨：“人而无独立之精神，是之谓奴隶。任教育者，而不能养成国民独立之精神，是之谓奴隶教育。以教育为己任者，安可不知此意也！”强调个人主义、独立精神是教育的宗旨，必然与中国奉为金科玉律的传统儒家教育思想发生冲突，作者批判说：“古来儒者立说，无不以利己为人道之大戒，此不近人情之言也。剥丧人权，阻碍进步，实为人道之蟊贼，而奉为圭臬，无敢或逾。”

　　 确实，强调个人权利、个人自由、以自我为中心，必然要与传统的纲常名教发生激烈冲突。因此有文章公开喊出了“谋人类之独立，必自无圣始”，“立学界前途之大本，必自无圣始”的口号，公开把批判的矛头对准几千年来的“大成至圣先师”孔子。在此文论述中“君”即君王，“子”即继承之后嗣，而孔子所谓“君子”，是要人为君王之后：“士子读书论道，不过为君之子”，“其鄙陋亦何若是？”“《论语》首章第壹字言学，末句言成君子，是圣人之学，学为君子，以承佐其治。换言其真象，岂非认君作父，以助独夫谋万世之业耶？”

　　 有人根据自然人性论，认为，“吾心中之有理与欲，如磁极中之有南与北，如电性之有阴与阳”，批判“存天理，灭人欲”违背人性，而且统治者“以为公者天理也，私者人欲也，理欲战于中，往往天败而人胜，于是乃借克己復礼之说，穿凿而附会之，谓欲復天理者，必克人欲”。“乃坠入于黑暗地狱中，使受永苦。此在佛法为最下乘者。学说之误人深矣。”从孔孟到程朱，壹概被批判。他们认为道德有“天然”与“人为”之分：“有天然之道德，有人为之道德。天然之道德，根于心理，自由平等博爱是也；人为之道德，原于习惯，纲常名教是也。天然之道德，真道德也；人为之道德，伪道德也。”“中国数千年相传之道德，皆伪道德，非真道德也。”据此，他们提出自己的人生观：“人生观之最终目的何在耶？……人生观概要二：曰身体之快乐，曰精神之快乐。”人们应该勇敢地追求幸福，这就否定了禁欲主义的“天理”。

　　 此时思想解放或曰对传统批判的程度达到前所未有的阶段，有人激烈批判孔孟之道、三纲五常等思想体系。“仁之实为事亲，义之实为从兄，婿此道也，则犯上作乱之事息矣；礼以缚民身，乐以和民气，婿此道也，则人人自由之言息矣”，并沉重地叹息：“异哉夫支那，乃有所谓三纲以钳缚其臣民，钳缚其子弟，钳缚其妇女，何栽培奴性若此其深也！”有文章把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列为宗教迷信，把人人平等、父子平等、男女平等列为科学真理，指责孔子“在周朝时候虽是很好，但是在如今看起来，也是很坏。‘至圣’两个字，不过是历代的独夫民贼加给他的徽号。那些民贼为什么这样尊敬孔子呢？因为孔子专门叫人忠君服从，这些话都很有益于君的。所以那些独夫民贼，喜欢他的了不得，叫百姓都尊敬他，称他做‘至圣’，使百姓不敢壹点儿不尊敬他，又立了诽谤圣人的刑法，使百姓不敢说他不好。那百姓到了日久，自然变做习惯，都入了那些独夫民贼的圈套，壹个个都拿‘忠君’当自己的义务，拿‘法古’当最大事体”。周作人此时也写长文比较中外文化，认为：“孔子为中国文章之匠宗，而束缚人心，至于如此。”

　　 梁启超甚至公开反驳自己的老师、此时壹心尊孔保教的康有为，从“教非人力所能保”、“孔教之性质与群教不同”、“今后宗教势力衰颓之征”、“法律上信教自由之理”、“保教之说束缚国民思想”、“保教之说有妨外交”、“孔教无可亡之理”、“当采群教之所长以光大孔教”等八个方面提出反对意见，总之，他强调“居今日诸学日新、思潮横溢之时代，而犹以保教为尊孔子，斯亦不可以乎！”“保教妨思想自由，是本论之最大目的也”。

　　 儒学是中国传统“旧民”最重要的精神、知识结构，“造新民”的重要内容就是改变这种结构，因而《新民说》是梁启超最重要的着作；而他创办的影响最大的杂誌即定名为《新民丛报》，不必细说其主要观点，仅此足见他对“造新民”的重视。在梁启超看来：“凡腐败不进步之政治，所以能久存于国中者，必其国民甘于腐败不进步之政治，而以自即安者也。人莫不知立宪之国，其政府皆从民意以为政，吾以为虽专制之国，其政府亦从民意以为政也。”“凡专制政治之所以得行，必其藉国民默认之力以为后援者也。苟其国民，对于专制政治，有壹部分焉为反对之意思表示者，则专制之基必动摇。有大多数焉为反对之意思表示者，则专制之必永绝。”“前此我中国国民，于专制政体之外，曾不知復有他种政体，则其反对之之意思，无自而生，不足为异也。”“我中国国民，久息于专制政治之下，倚赖政府，几成为第二之天性。故视政治之良否，以为非我所宜过问。其政治上之学识，以孤陋寡闻，而鲜能理解。其政治上之天才，以久置不用而失其本能。”但他认为，这种“国民性”或曰“天性”说到底还是“后天”的环境造成的，因而才可以逐渐改变。在《中国前途之希望与国民责任》中，他更明确地强调了“国民性”的“后天性”。他论述说中国国民政治能力薄弱是长期的专制制度形成的：“我国二千年不能脱专制政体之羁轭，实地势与时势使然”，“专制政体行之即久，至其固有之能力，蛰伏而不得伸，且潜销暗蚀而不逮其旧。”从根本上说，是长期的专制制度形成了后来的“国民性”，而不是“国民性”决定了专制制度。如果是“先天”註定，则根本不可改变。正因为是“后天的”，所以才可以改造。

　　 在前引梁启超、严復的历史叙述中，中国历史就是“壹人而外，则皆奴隶”，而且国人“自为牛马、自为奴隶”，“畜根奴性”，儒家“仁政”完全过时，“中国自秦以来，无所谓天下也，无所谓国也，皆家而已”，国人数千年来视君权应无限制“几若天经地义”、“夫西方之君民，真君民也，君与民皆有权者也。东方之君民，世隆则为父子，世汙则为主奴，君有权而民无权者也”……所有这些，分明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观点。

　　 梁启超等人阐述、宣扬的契约论国家观对后来的“新文化运动”有着明显、直接的影响。陈独秀曾发人深省地说：“要问我们应当不应当爱国，先要问国家是什么。原来国家不过是人民集合对外抵抗别人压迫的组织，对内调和人民纷争的机关。”高壹涵在《新青年》上连续撰文，介绍各种国家学说，探讨国家的起源与本质。他认为国家“乃自由人民以协议结为政治团体”，“故国家惟壹之职务，在立于万民之后，破除自由之阻力，鼓舞自动之机能，以条理其抵牾，防止其侵越。于国法上公认人民之政治人格，明许人民自由之权利，此为国家唯壹之职务，亦即所以存在之真因”。很明显，他们的国家观念是以契约论为基础的，即认为国家是人民意誌协约的结果。从契约论国家观出发，就必然得出“国家非人生之归宿”的结论。他们认为，“国家者，非人生之归宿，乃求得归宿之途径也。人民国家有互相对立之资格，国家对于人民有权利，人民对于国家亦有权利；人民对于国家有义务，国家对于人民亦有义务。”这样，他们拒绝了国家高于壹切，位居人民之上的观点，明确提出了国家与人民是两个具有同等资格的权力主体的论点。

　　 而且，高壹涵还进壹步区分了国家与政府的职能，他写道：“人民创造国家，国家创造政府。政府者，立于国家之下，同与全体人民受制于国家宪法规条者也。执行国家意思，为政府之责，而发表国家意思，则为人民之任。”政府实际上只是壹个执行机构。在中国传统国家观中，并无国家与政府的区分。统治者就是国家的化身与代表，至多是“为民做主”的清官明君。把国家与政府区分开来，其潜臺词是，对政府的批判与否定并不意味着爱国与否。进壹步说，创造国家的人民有权监督、更换作为执行机构的政府。根据契约论精神，高壹涵得出了“吾人爱国之行为，在扩张壹己之权利，以挹註国家。牺牲壹己之权利，则反损害国家存立之要素，两败俱伤也”的结论。也就是说，扩张个人权利就是爱国行为，而以国家名义牺牲个人利益，终将损害国家利益。这壹观点或有其偏颇之处，但却是对长期以来集体本位，无视个性、个人权利的中国传统伦理观的彻底否定，表明了“新青年”的觉醒。陈独秀则更为激动地说：“我们爱的是国家为人民谋幸福的国家，不是人民为国家做牺牲的国家。”甚至认为“国家者，保障人民之权利，谋益人民之幸福者也。不此之务，其国也存之无所荣，亡之无所惜”。个人与国家之间并没有壹种“天生的”必然关系，当国家违背人民意愿时，人民亦有权背弃国家；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垂直纵向关系改变为壹种平面的横向关系。他们反復强调，国家本身并不是目的，只是“鼓舞群伦，使充其本然之能”，“谋充各得其所”的手段。

　　 五四新文化运动思想家的这些言论观点，与辛亥前启蒙者的思想确实如出壹辙，别无二致。再进壹步说，“民主与科学”公认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反传统尤其是以此反对专制的重要的纲领、口号，其实宋教仁早在1912年年初中华民国刚刚诞生时发起成立“社会改良会”就提出了几乎壹样的纲领或口号。宋教仁在《社会改良宣言》中写道，共和肇建，“共和国民”的程度亟待提高、“共和思想之要素”不能不具，而中国“数千年君权之影响，迄今未沫，其与共和思想抵触者颇多”，所以要“以人道主义去君权之专制，以科学知识去神权之迷信”作为该会宗旨，“期以保持共和国民之人格，而力求进步，以渐达于大道为公之盛，则斯会其蒿矢矣”。

　　 史实无可辩驳地说明，由于国家观念转变，以个人权利为核心对儒学的批判、对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的批判，在五四前早就成为了壹个重要的思想潮流，有关论述已相当成熟。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出的反孔和“改造国民性”（甚至包括“民主与科学”）这两个思想主张从来被认为是激烈反传统、全盘彻底反传统的文化激进主义，其实并非自五四始，而是戊戌维新开始后，在壹向被认为温和、中庸的梁启超、严復等人的影响下逐渐形成的。这说明，五四新文化运动并非“横空出世”，也是如水有源，其来有自。五四时期那些反传统的言论，深度广度并未超过戊戌－辛亥时期，甚至言辞也不比那时更为激烈。这种思潮只是在五四时期影响猛然增强，当与“白话文”有关，更与当时的社会条件环境的变动有关。史实说明，对历史、传统的反思并非壹二激进之士壹时“心血来潮”那样简单，而是国家观念转变的内在逻辑要求。

中国社会的极权统治

作者 解颜

引言

在世界上众多的古老文明中，中华文明有壹个独壹无二的特点：她是个在横向体量巨大无比、在纵向绵延数千年不曾间断的中央集权社会。没有任何壹个文明有中华文明这样体量巨大而历史悠久的权力结构。权力是中国社会的血液。

权力欲也浸透了中国人的血液。数千年来，中国在壹次又壹次改朝换代中循环。每壹次，新政权在血流成河中诞生、重復前朝的权力结构、最后重復前朝的复亡命运。本文试图论证中国无法逃出这个轮回的原因是权力欲在中国人价值观中的主导地位。挑战者唯壹熟悉的挑战方式就是以自己的绝对权力对抗当权者的绝对权力。他们不知道自己有其它可能的抗争方式，也不知道壹个社会有其它可能的运行方式。

在当代中国，即使是在最开放的1980年代，政权从来没有放弃过绝对权力，而那个最开放的年代也以政权祭出其终极权力杀器而在血泊中落幕。

近年来，绝对权力的触角越来越长，伸向社会的每个角落，国民的自由越来越被窒息。而政权的掌握者和多数反对者有壹个共同点：他们都只认同绝对权力。同历代王朝末年的大众壹样，多数的当代中国人，包括许多知识分子，不知道壹个社会有其它可能的运行方式、自己有其它可能的抗争方式。虽然建立壹个民主和自由的政体似乎是反对者的共识，许多海外异议组织、自媒体和作者们都笃信权力斗争是达到这个目的的唯壹手段：只要我/我们掌握了权力，我/我们就会搞民主和自由。他们崇拜西方的强权式政治人物，指望着外国的飞机导弹给中国空降民主。

刘宾雁曾说：“人人心中有个小毛泽东”，这说的就是权力欲在每个中国人的价值观中的至高无上的地位。这在历史上如此，在现在如此，在今后很长时间中也会继续如此。

本文讨论中国历史上的权力结构及其对中国人的价值观的塑造，展示权力欲在个人价值观中的主导地位，考察以权力欲为动机、以权力为目的的抗争方式。

许多西方学者对权力有过详细的论述，比较着名的包括社会学家韦伯【1】、福柯【2】、政治学家道尔【3】、夏普【4】、哲学家罗素【5】、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6】等。他们的研究实例主要取自西方社会。西方社会的权力结构由许多互相制约的权力关系组成。相比之下，中国社会中权力结构的基本特征是不受制约的绝对权力。这种权力结构对社会成员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产生的影响远未得到学界足够的重视。

本文中主要使用韦伯给出的对权力的定义：壹个人（或群体）在许多人（或群体）的意愿中使自己的意愿得以行使的能力。以上列举的其他学者给出的定义大同小异，不在本文中壹壹辨析。

权力在英文中通常译为power，但是中文裏的权力和英文裏的power的外延稍有不同。英文中的power外延较宽，既包括号令他人的权力，也包括征服大自然的能力、改变自己的能力等；这后壹种意义在中文中近于“力量”。英文power的两个意义有相似的心理动机，都是使自己变得更强大的动机，但是对他人产生的效果不同。中文中的“权力”通常专指号令他人的权力，即英文中power 的第壹种意义。

1. 权力的表现形式

权力和权力欲的历史比人类本身的历史更久远。哺乳动物的社群中，为争夺社群首领的地位而大打出手是常见的事。斗殴的结果是胜者趾高气扬，败者伤痕累累、落荒而逃。打斗者之间争夺的是社群首领的权力，驱使他们参与打斗的动力是权力欲。社群首领与手下成员之间的关系就是权力关系；首领居于这个关系的上游，成员居于下游。

如果把人也归为动物的壹种，人类社会这个动物社群的规模又是任何其它动物的社群无法相比。若把壹个社群定义为成员之间有共同的语言、共同的信息和物质交流平臺的群体，那么壹个国家就是壹个社群。这个社群是由成千上万个权力关系组成的壹个秩序分明的权力结构。这个权力结构有许多的层次，在其中，每个人通常既是某些权力关系的上游者，同时也是某些权力关系的下游者。

大众话题中通常讨论的权力和权力欲多与官场中的权力有关，但是从权力和权力欲的心理动机来看，它们涉及的领域广得多：所有的壹方试图以自己的意愿压制另壹方的意愿的人际关系都是权力关系，而驱动这种关系的心理因素就是权力欲。每个人在其有能力产生影响的圈子裏，包括对职场的下级、对社会上地位比自己低的人、对家裏的孩子和其他家庭成员，都有使用权力的欲望。

罗素把权力的作用方式分为三种：肉体权力 (by direct physical power over the body)、经济权力 (by rewards and punishments as inducements)和灵魂权力 (by influence on opinion)。【5】本文主要以这种分类方式开展讨论。

（1）肉体权力

这种权力以对下游者的惩罚，如关牢房、羞辱、恐吓、或处死等，为手段来左右下游者的意愿。靠军队和警察维持的政权权力、靠打手来立威的黑社会权力都属于这壹种，其主要的机制是通过在下游者的心中制造恐惧感来迫使他们就范。这种权力是古时候统治阶级维持权力的基本手段，也是当代的威权和极权体制维持权力的基本手段。

在多数时候，上游者并不需要真的对下游者造成伤害来制造恐惧感；他们只要保持对下游者造成伤害的威胁即可，如农夫并不需要不停地抽打他的牛，而是只需要不时扬起鞭子。这种权力关系建立日久之后，上游者的威胁在下游者的眼中就变成完全正当的行为，而不是自己的耻辱，自己的日子也显得完全正常。在表面上看起来，上游者和下游者都安居乐业，整个社会和平而和谐。和平、和谐的前提是下游者的活动范围局限在上游者圈定的无形栅栏之内。

上游者行使权力的结果是下游者失去自由；如果下游者得以成功行使自由，这意味着上游者的权力失效。在这个意义上，权力与自由是反义词。

当下游者试图突破上游者指定的自由度时，上游者的肉体权力便露出牙齿。1989年5月，政府派遣约二十五万大军包围北京以对付城中的大规模反政府游行抗议。【7】那时坊间传闻中共高层的共识是“杀二十万人，保二十年太平。”杀人可以保太平，是因为它在观者中制造了恐惧感。杀人的数量与保太平的时间成正比，是因为杀人的数量与在观者中创造的恐惧感成正比。

如果多数的民众习惯了活在恐惧和不自由之中，认为这样的生活就是正常的生活，那么这样的权力关系就可以维持长时间的“太平”。

（2）经济权力

在近代资本主义兴起之后，权力的主要表现形式开始由赤裸裸的恐吓转变为以物质诱惑来实现的权力。这种权力关系中最常见的表现形式是雇佣关系：下游者为生计所迫而被上游者雇佣，得到的是较好的生存条件，失去的是自由，包括行为的自由和表达的自由。当代社会中许多人向往的自由实际上是摆脱受雇主的经济权力摆布的财政自由。

近几十年来，中国的经济实力迅速提高，得以对世界上许多不发达国家大举援助，以换取它们在国际舞臺上对中国政权合法性的支持，这是以经济权力来左右对方的意愿的壹例。

肉体权力与经济权力经常只有壹步之遥。2014年，习近平在意识形态工作会议上讲话，强调“绝不允许有人吃共产党的饭、砸共产党的锅”。壹方面，这话强调共产党把持的经济权力；另壹方面，也警告下游者，如果不服从就没饭吃。这就变成了肉体权力的威胁。

2020年8月17日，中共中央党校退休教授蔡霞因批评习近平为“黑帮老大”而被开除中共党籍和取消退休待遇。【8】在这两个处罚之中，取消退休待遇是比开除党籍意义远为深长的措施。退休待遇体现的是上游者对下游者的经济权力；取消退休待遇体现的则是肉体权力，既惩罚了作乱者，又警示所有的观者若不服从可能招致的饥寒交迫的可怕处境。

（3）灵魂权力

古代妇女的基本伦理是“三从四德”；其中的三从是：未嫁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这在现代人看起来是社会强加于女性的不合理的权力，在当时却是天经地义，是大多数女性毫无怨言地遵从的信条。这是因为每个女性在从小长大的过程中壹直都在被这样的信条潜移默化，她们终其壹生也从未听过其它与此不同的伦理道德。这就是施加于灵魂的权力。这种权力与前两种权力的不同在于：在这种权力关系中，下游者的服从是心甘情愿的。

在中国农村许多地方，在外面再顽劣作恶的孩子在家裏被父亲责打时也乖乖顺从。父亲在这裏的权力就是忠孝文化给他的灵魂权力。孩子反抗父亲不只是在反抗壹个人，而且是在反抗整个忠孝文化；这几乎是十恶不赦之罪了。

在家庭的层面，壹个孩子对母亲言听计从，母子都和颜悦色，母亲也没有用体罚威胁或食物和玩具的诱惑来让孩子听话，这不壹定说明母亲没有在施用权力。如果孩子只有在遵从母亲的意愿时才能换来母亲的和颜悦色，而稍微越界便会遭遇雷霆之怒，那么这和平之态的维持只是因为孩子没有意识到他的自由。母亲的这种权力就是灵魂权力。

权力的这三种形式既存在于社会运作中，也渗透在个人思维方式和文化中。以中国的几句俗语为例：

“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便是草头王”；

“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

“三天不打，上房揭瓦”；

说的分别是统治者对平民、社会上的强势集团对弱势集团、父母对孩子的肉体权力。

“有钱能使鬼推磨”；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贫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

“书中自有黄金屋”；

说的是经济权力。

“众口铄金”；

“谎言重復千遍便是真理”；

说的是灵魂权力。

这些话中多有厌恶和无奈两种态度，反映出大众对权力践踏社会公正深恶痛绝，又不知道如何反抗，而不得不接受这些现实。

“棍棒底下出孝子”说的则是从肉体权力到灵魂权力的转化：肉体权力施行日久之后，下游者就接受这种权力关系为现实，他的行为就从被迫转为自觉，上游者的肉体权力就变为灵魂权力。

肉体权力得以产生效力，靠的是下游者的恐惧感。经济权力得以产生效力，靠的是下游者的贪婪。灵魂权力得以产生效力，靠的是下游者有限的认知能力和行动力。如果人不知道自己该相信什么，就容易相信听起来言之凿凿的论断。如果人不知道自己有自由、不知道该如何去实现自由，就容易听从他人的指令。政权的愚民政策施行的就是灵魂权力：通过屏蔽真实信息和不断重復虚假信息，大众便忘记了自己的自由之身，乖乖地在上游者指定的轨道之中运行。

因此三种权力的成功施行靠的分别是下游者人性中的三个缺陷：恐惧、贪婪和愚昧。这裏的愚昧不是缺乏生存技能，而是意识不到自己生命的自由度和可能性。

人性的这些缺陷会永远存在，所以权力和权力欲对人类社会的强力干预也会壹直存在下去，不管是在专制社会还是在民主社会。

人类也有弥补这三个缺陷的办法：教育。不是关于生存技能的教育，而是关于如何获得自由和独立人格、如何了解自己的生命可能性、如何不再恐惧的教育。

儒教极权文化的本质

作者 关敏 写于 二零零六年

　　中国的传统文化以儒家文化为主，儒家文化毒害中国人最深，中国会有几千年的专制历史，如果要在文化因素的角度分析，不难发现与儒家思想有关。中国人为什麽缺乏民主素养与公民意识，基本上与中国的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有关。几乎所有中国历史上出现过的专制统治，都与儒家文化的思想内涵有关。认清儒家文化的邪恶本质，已经成为反共人士必须要做的工作了。中共当局在中国推崇儒家文化是为了巩固极权统治，究竟儒家文化对于产生威权统治与极权统治有怎洋的推波助澜的作用，下面我们就具体分析壹下儒家文化的本质。

　　儒教社会无正义

　　1．儒家无正义

　　春秋以来，中国人只有功利原则，不讲普遍正义，以成败论英雄，以仁德为工具，以强人为依归。这种民族心理，从根本上阻碍着民主化的进程，造成了动乱和专制的恶性循环。

　　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躬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亲亲相隐，人之常情，情有可原，但这扭曲绝不是正直。可孔子竟颠倒黑白地说“直在其中矣”，妳干坏事就干嘛，竟厚颜无耻地把干坏事说成是“正直[义]的”。自此之后，就开创了中国人壹种很恶劣的传统：即，到底什么是正义、真理，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将自己想要达到的目的解释成是“正义”。可见，儒家文化邪恶虚伪得令人发指。《论语》裏没有壹个“真”字，更谈不上追求真理、追求自由了。

　　有人说：孔子主张亲亲相隐，不能因壹时的公义毒害人的自然情感。难道亲亲相隐，就可以说谎、就可以盗窃、就可以任人唯亲搞腐败、以上欺下吗？

　　是至亲第壹？还是正义第壹？这是野蛮与文明的分界线。中国搞至亲第壹，怪不得是壹个野蛮的国家。中国人从来不相信公理，不相信正义，只相信强权。

　　基督教说上帝造人，也就是说人之上有公理和正义的化身——上帝；中国人说“天人合壹”，在天人之间有个天子——皇帝，代天说话，这样壹来，人之上高悬的永远是强人和强权，所以，他们从来不知道正义是什么，孔子那点东西不过是为强权服务的奴才学而已。

　　子曰：“学也，禄[福利待遇]在其中也；耕也，馁[饥饿]在其中也”。由此演变成“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千钟粟”。总之，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学而优则士，惟有当官高。孔子教弟子教的是个人利害，而不是社会正义。

　　经儒家的教化，形成了谚语“打人不打脸，骂人不揭短”。“揭短”和万般危险的“打脸”相提并论，可见国人对“揭短”之厌恶。所以，“家丑不可外扬”。不管什么事，只要是自家的，就绝对不能到外面说，这是对自己心灵的背叛，纯粹是掩耳盗铃、自欺欺人。

　　家丑不能揭，国丑更是碰不得。在孔子的眼中，君王与父母是壹个道理，因此既然要求子为父隐，那么同样臣要为君隐。

　　鲁哀公问：土地神的神主应该用什么树木，宰予说，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战栗。孔子听了就说：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

　　宰予揭示了周朝使民战栗的统治原则，孔子就非常恼怒，说作过的事不用提，完成的事不要劝说，过去的事不要责备。从中可看到孔子要使民战栗，并且不许别人揭示。

　　既往不咎说的太好了！凡是君子，什么都是好的，小人不得评议。历代史书，不都是把那君王吹捧的如同天神壹般。领导永远正确，领导壹句话顶过我们壹万句话。于是，今天会有人不允许谈论过去的悲惨，动辄说民族分裂，把天下的公义是非的道理置于何处?!

　　既然不能揭自家的老底，那么剩下的唯壹选择自然就是“子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野鸡打得满天飞，家鸡打得团团转”，纵然祖国有千百个不是，作为草民也只能万般无奈忍气吞声，像弱女子碰到强奸犯壹样只能闭上眼睛默默忍受到享受。

　　讲仁者，多为君子士大夫；讲义者，多为庶民百姓草莽匹夫，义是下层草根社会的道德核心。孔子重仁，故有杀身成仁之语；孟子重义，故有舍生取义之说。

　　孟子鼓吹“舍生而取义”，他的“义”否定了个人利益[“何必曰利”]，他教普通人把生命献出去，然后享受他人的牺牲和贡献。中国人竟然残忍至此！

　　这是壹种野蛮的教“义”！盗贼可用来约束同伙，帝王可要求臣民为君王而效死，法西斯可以用来要求他的党徒效忠，恐怖分子滥杀无辜也自认为是义举。

　　为了哥们义气，不讲原则，甚至干出违法犯罪的事来，轻易出手灭了朋友冤家的性命；那不是义，是残忍。“义”造就了中国文化思想体系中重人情、轻规则的局面。

　　儒家文化所支撑的宗法社会、家族化的统治方式，是黑社会孳生的温床。中国的黑社会历来有供奉关羽的传统，实际上，《三国誌》记载的刘关张三人的发家史正是不折不扣的黑社会性质的，刘关张的故事也是历来的儒家所推崇的典范。

　　关羽张飞拜刘备为兄长并决意佐刘备后，到自己家裏杀光了全家几十口人[妻子也被杀]，以杜绝自己的“回心”。那句有名的“朋友如手足，妻子如衣服”的话就是刘备说的[吴起杀妻求将]。曹操大军在当阳长坂追到刘备壹行，刘备丢下老婆孩子壹个人跑了。全靠赵云的保护才得以幸免。抛下甘夫人母子、壹个人逃命符合刘备的性格[果然是刘邦的子孙]。

　　中国黑社会，其广泛性、深入性、残酷性等诸多方面，在世界上都是首屈壹指的。他们有很浓厚的儒家“忠义”色彩。中国文化绝对地强调人对人无条件的服从、忠心，并以之为道德的最高标准，以及家族化的统治方式，是导致中国社会黑社会色彩异常浓厚的根源。

　　国外的黑社会组织，自己还能够意识到自己是犯罪组织，为了逃避打击，极力隐蔽自己。中国的黑社会，根本就不避警察，甚至警匪勾结，就在于中国社会是儒家宗法文化维系的人治社会，而不是法治社会。

　　中华文明从发轫之初就蒙上了野蛮专制的阴影，不择手段的官场哲学造就了谋略、阴谋文化，形成了虚伪的道德、窝裏斗的习气、野蛮血腥的品行。中国人没有宗教的悲悯精神，使得中国人什么残忍事情都做得出来，什么卑鄙残忍手段都使得出来。鲁迅曾说“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准确的说法应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专制统治下的人。

　　专制统治下的中国人的忍受的能力特强，等到忍无可忍起来反抗时，往往就背离了正义，见人就杀、有火就放。以血还血，血流得更多；以暴易暴，得胜的是更残暴。用流氓手段挫败敌人，自己成了流氓。以黑暗对付黑暗，结果心灵变得无比的阴暗，成了浑身是毒的老毒物——暴民。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人们也是用非正义的方式去追求正义的目标。每个人都作出对自己最有利的选择，结果却进入壹个负反馈和逆淘汰的恶性循环。

　　正义的高妙之处是尊重壹切，感谢壹切，当妳吃鱼的时候，要感谢鱼，要请求鱼的原谅，感谢上帝赐福于妳，就离义不远了。

　　为了某某主义，壹群人对另外壹群人开战就是不义。如果义可以轻视自己和别人的命就不是义。美国南北战争后，壹直为这场战争而内疚。蒋毛国共之间数十年的内战，自己人灭了多少自己人，后来的人不但不为此感到耻辱，还以此为荣，左腿打败右腿也算是荣耀？如果国共两党都坚持真理，那么最大的真理不是姓资姓社而是合作主义。

　　如果目的是正义的，而手段是不正义的，其结果将难以符合正义。许多中国人认为只要达成目的，什么手段都可用。例如，周恩来说过，为了革命做妓女也可以；林彪也说过，不说谎不能成大事。最后的结果，妓女和说谎者也成了革命后的领导者，对中国人的危害更大。

　　2．中华民族是壹个没理性的民族

　　中国的文化是建立在家族血缘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道德观势必导致自私、冷酷；普通人只关心他们的家庭和亲属，根本没有国家的概念，对与自己不相关的人的苦难视而不见。延续至今的屠夫制度所养育出冷血文化，泯灭了对生命及其尊严的应有的敬畏和怜悯。“不要和陌生人说话”，这样的自我迷恋自我封闭的人对社会有什么价值呢！这造成自私自利，只顾自己的亲人，不管他人的死活。

　　罗素认为中国人性格中有三个重大的缺点：冷漠，对他人的苦难没有足够人道主义的冲动；胆子小，勇气不入西方人，这是中国兵无用的原因之壹；贪婪，中国人生活艰苦，挣钱不易，除少数在外国受过教育的人外，所有人都犯有贪汙罪。

　　中国社会未能达到现代文明社会的人权标准。中国社会无正义，凡事都要讲关系、走后门。与我有关系的，就全力帮忙，没有关系，简直寸步难行。

　　从古至今中华民族讲的不是“公理”，而是“人情世故”。壹讲人情世故就復杂了。本该公事公办的，成了公事“情”办，公事“钱”办；而不是按程序解决问题，所以裙带风盛行。中国是人治大于法治，潜规则重于正式规则。在中国具有强制力的法律制度也可“变通执行”，法院的判决书也可成为“白条”，出现了制度虚置。

　　储安平说：“中国实在是壹个人情国家，无论大事小事，若有人的关系，总能得到或多或少的方便。在中国无事不讲关系，能钻营的人总要比不能钻营的人多占便宜，故人人乃在交际、请客、接纳、趋奉上花工夫，大部分时间耗费于应付人事，而份内的事反无充分的精力去照顾。壹般说来，顾私总不免损公，所以我们的社会遂到处充满着不合理、不合法和不公正；壹个不合理不合法不公正的社会，自然是壹个不健全的病态的社会。”

　　轻是非重人情是中国人的陋习。当牵涉到是非之争的时候，人们往往先考虑哪壹方是自己的，必须作出有利于自己的判断。爱国主义教育强化了这种立场思维方式。如果有谁依据客观的是非标准来表态，或者仅仅客观地分析壹下是非曲直，就很可能被指责为大逆不道。

　　中国人轻是非重关系[立场]的思维方法在阶级斗争中更加变本加厉。所谓党内路线斗争就是强调以划界断是非，或者干脆以某个司令部划界。凡属这个司令部的，都是对的；否则就都是错的。如果某人曾经被公认过做了某件有益于人民的事，现在又发现他不是这个司令部的人，是非又如何判断呢？于是解释说这件事虽然客观上对人民有利，但此人当初就怀有不良动机，假装积极，骗取党的信任，图谋日后的野心等等。

　　重关系而轻是非的陋习在比较闭塞的地域仍然很严重。当某人违反法纪，上级派人下来调查时，几乎没有例外地都会遇到“关系网”的阻力，说情者有之，代作解释者有之。这些说客未必都得到当事人的好处，只是因为他们和当事人相识。

　　中立和正义是社会良性运行的关键。中立就是不能只占在自己的立场。中国的佛教徒却说：“大凡天下的事，本来都没有什么是非对错，只因为人的立场不同，才有了是非对错”。这种说法完全错误的。物质运动确实没想到什么是非对错，但人类社会的运动确有是非对错。判断是非对错的标准就是天赋人权，由此而引伸出壹系列的规则。

　　按无所谓是非对错的说法，别人把妳全家杀光也无所谓是非对错吗？要是那样的话，妳早到地狱去了，还能在佛说八道吗？按无所谓是非对错的观念，那还要法院干吗？

　　譬如：譬如足球赛，按“是非对错都是因为立场的原因”；那么，足球裁判员到底该站在那壹方来执法呢？若裁判不站在中立的立场而搞歧视性执法，裁判员以阶级立场执法，处处维护偏袒他的穷人[或富人]球队，就没有了公平竞争，比赛也失去了意义。若裁判员吹人情哨、金钱哨，那不就是在徇私舞弊、贪赃枉法吗？可见阶级性==歧视性==邪恶性。

　　3．中华民族是无罪恶感、无是非感的民族

　　无神论的正义是强权的正义。中国人崇尚暴力英雄，对暴力英雄的崇拜就是猴王崇拜。猴王崇拜的原则是“成王败寇”、“利害就是是非”。根据这种逻辑，耶稣不可能被看作是英雄，因为他是失败者，不具有经济效用；反而那罗马的审判官（彼拉多）、砍人头如切菜的关羽、李逵、成吉斯汗，才是中国人心目中要效彷的英雄。对任何社会冲突事件的评论，国人不是依据谁是谁非，而是谁厉害，并对厉害者不胜钦佩。

　　无神论不可能有良心的忏悔。忏悔发自良知，良知渴望上帝，忏悔是人赤面上帝。反省来自理性，是人与人的比照。反省是功利性的，忏悔是公义性的。

　　无神论抵制忏悔意识，没有自责，将壹切罪过都推给别人，壹切失败都化作仇恨倾泻在别人头上。有人说“是鸦片毁了中国”。那个年代鸦片并非“毒品”，世界各国都无禁令。怪就怪在，吸食鸦片只在中国成为“时尚”。1582年明神宗朱翊均20岁，刚亲政就开始吸鸦片。严復晚年也吸鸦片，徐誌摩后来的老婆也吸鸦片，当时中国人都没有怪英国。其实，英国也有吸食鸦片者。毁中国的不是鸦片，是传承了几千年的专制制度。

　　中国人以“泯灭是非心”、“难得煳涂”为座右铭，使得社会不择手段之举被人贊为“有手腕”，当叛徒被说成“识时务者为俊杰”。中国人成了从不认错、不断造神的民族。

　　文革不仅是生命的损失，最大的损失是对人性的摧残和对高贵品德的摧残。令人遗憾的是，似乎除了“四人帮”外，其它所有的中国人都成了受害者。如果不认真追究“文革”的根源，就不能甩脱这壹沉重的道德包袱，重建民族自信。昨天，毛可以将千百万条生命作牺牲品而不受谴责，今天，商人就敢制假售假谋财害命。

　　对于良知较少的人来说，后悔永远只是功利性的反思而不涉及道义和良知。制造骗局的人被人戳穿之后，不是后悔自己骗局的卑劣，而是后悔骗局的某个环节做得不够周全。壹个贪官被查办了，他所后悔的不是贪赃枉法的罪恶行径，而是没有找到最有来头的后臺为他撑腰说情。壹个抢劫者被人逮住了，不是后悔抢劫行为，而是后悔抢劫之后逃跑速度太慢。这种功利性的后悔构成中国人自我反思的主要内容。这种后悔不是导致对罪恶的羞愧、遏止和清算，而是鼓励自己更加理直气壮地、更加机智勇敢滴水不漏地去犯罪。

　　许多被判死刑者临刑前说的壹句话是：我对不起孩子，让孩子在世上遭殃。临刑前的原高干李玉书心痛地说，我奋斗壹生，本来应该成为最值得女儿骄傲的慈父。我对不起女儿，真不知道女儿如何面对外界的舆论。他们没有良心和正义的反省。

　　《工人日报》报道：广东省惠州市公安局原局长洪永林，因犯贪汙罪被判极刑。死前写下反省书，令人闻所未闻。他说：去广州、深圳、香港、澳门多次，住过无数豪华宾馆，既有权住又有钱住，却没住过总统套间，后悔啊；其二，整日花天酒地，几乎吃遍世上的山珍海味，喝尽人间的玉液琼浆，竟没喝过路易十三！更亏的是，家裏还放着四瓶，却被抄了。

　　像贪官洪某到了死期，不但没半点自羞自愧之意，反而“悔”没住过总统套间，没喝过路易十三。这正是：贪得无厌、欲壑难填，心比天高，永无止境。

　　为什么中国人的脸皮越来越厚？为什么中国人做坏事的能力越来越强越来越狠？这些都是在功利性后悔与反思中壹步壹步发展和提高的。所谓厚黑学，就是在“中国式的后悔”中反思总结出来的。中国人的心灵比制度更加阴暗、更加残暴、更加下流。中国人的心灵是世界上最恶毒的地狱，壹切光明、美好、正义、良知都被中国人所绞杀、所埋葬。面对这么多的苦难和罪孽，中国人竟然可以无动于衷。中国人既不想为改造制度投入热情和精力，更不想唤起内在的良知稍作忏悔，仅仅壹句“当时形势所迫”就打发掉了壹生的罪孽和壹个民族的苦难。中国人最大的不幸不在于经历了太多的不幸，而在于始终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不幸。

　　谎言欺骗

　　孟德斯鸠说：民主政体的基础是公民的品德。因此，民主的实质就是神主。他的反面是专制、人治，它不需要什么品德，它的基础是恐怖。

　　是的，专制必须是恐怖的，但长期专制，单靠恐怖是不够的，还需要加上欺骗。人不同于动物，是因为人有灵魂。仅仅控制了人的肉体，是低档次的。要想使专制政权长期稳定，还必须控制人的灵魂。儒教就是控制人们灵魂的工具。中国社会超长、超稳定的专制政体，是世界历史中的壹个奇特的现象，原因就是中国人信奉为专制服务的儒教为国教。

　　儒教是壹个设计精致的愚民工具。《墨子》裏有个故事，孔子和他的弟子被困在陈蔡之间时，没吃的，饿了几天，子路不知道从哪裏弄了些肉来，孔子问都不问肉从哪裏来的就吃，后来孔子参加宴会，肉割得不正就不吃，弟子疑惑，孔子说，此壹时，彼壹时。多么的虚伪，吃饱了就搞这套愚民的把戏。梁启超指出，中国几千年政治，无非愚民、柔民、涣民、驯民之术，无非“遂使举国皆盲瞽之态，尽人皆妾妇之容”（《中国积弱溯源论》）。

　　孔子说：“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论语》裏没有壹个“真”字，更谈不上追求真理、追求自由了。儒家的“智”在中国演变为鬼计、权谋，“信”被牺牲。

　　儒教不是教人诚信的吗？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子贡问道：“怎么样才可以算士呢？”孔丘说：“对自己的行为有羞耻心，出使外国不辱君命，就可以算士了。”子贡说：“请问那次壹等的呢？”孔丘说：“宗族裏称贊他孝顺，乡亲们称贊他敬兄长。”子贡说；“请问那再次壹等的呢？”孔丘说：“说话定守信用，行为定有结果，这是倔强固执的小人那！也可算是次壹等的了”（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

　　子曰：“君子贞而不谅”（君子坚守正道而不拘泥于信用）（《论语.卫灵公》）。

　　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唯义所在”（高尚的人，说出的话没必要守信，所办的事没必要有结果，只要符合道义就行了）（《孟子·离娄下》）。孟子曰：“君子不亮（同谅），恶乎执”（君子不守信用，认真固执是不好的）（《孟子·告子下》）！

　　哦！原来孔孟的诚信是针对百姓、小人说的，君子、大人是没必要遵守的，谁遵守，谁就成了“硁硁”的小人了，就不是君子了。这种针对百姓、小人的诚信，是奴才的诚信。的确，如果百姓、小人们不诚信，不老实，统治起来不就太困难了吗？

　　子夏曰：“君子信而后劳其民，未信，则已为厉己也；……”（《论语.子张》）（君子应先确立信誉，然后再去劳役人民，不然的话，人民就会认为君子在伤害欺骗自己）。

　　孔丘师徒不让君子们讲信用，但为了奴役人民，还必须做做样子。这不是明着在教统治者怎样去欺骗人民的吗？表面上儒教在教人诚信，实际上他是个地地道道的欺诈教唆犯。儒教的欺骗性很强，这在“诚信”上表现得最明显。

　　儒教的祖师爷孔丘就是壹个说谎话、假话、篡改历史的大师。周朝流传下来的《诗》本有三千多篇，到了孔丘手中，他将其中绝大部分不符合自己观点的诗都给删了，仅仅保留了壹个零头——305首符合其教义的诗作为儒教的教材，成为儒教的“五经”之壹。

　　孔丘编《春秋》“笔则笔，削则削”极尽其篡改、歪曲历史之能事。“以壹字为褒贬”，拿历史作工具，处处宣扬儒家思想。孔子编写《春秋》时有个原则就是“避讳”，即“为尊者讳耻，为贤者讳过，为亲者讳疾。”避讳就是为别人隐瞒丑事，为别人而说谎。由于倡导避讳，中国文化变成壹个不折不扣的撒谎文化。

　　孔丘的春秋笔法开了中国人以文饰“非”饰“过”的先河。孔丘的学霸作风使得中国的上古史陷入了云雾中，并给后代的儒生们编造伪史提供了榜样。

　　孔子修订《春秋》，照史书的记载，会使暴君凶父惧，使乱臣贼子惧。然则此意很不明显，连梁漱溟先生长期也读不懂“春秋以道名份”之意义。直到近代熊十力和徐復观先生，才在依稀字行间，发现凡是不利于君王的话，被悄悄删除了。

　　孔丘尊周王室为正统，吴楚等自称为王的国君，在《春秋》被贬为子爵；晋文公在践土与诸侯会盟，实际上周襄王是被召入会的，但《春秋》却避讳说：“周天子巡狩来到河阳”，何谓“巡狩”？视察之意也。北宋的徽、钦二帝被金国人当了战利品掠走，中国的文人们称二帝“北方巡狩”；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慈喜太后仓皇西窜，清人也说“太后西安巡狩”。

　　君子、大人们犯了“不廉”（祭贪汙、受贿）之罪，不能称为“不廉”，而是称为“簠簋不饰”。“簠”“簋”均为盛食物的器皿，“簠簋不饰”就是吃了点不干净的东西。

　　君子、大人们犯了“汙秽”（男女淫乱）之罪，不能称之为“汙秽”，而是称之为“帷薄不修”，“帷薄”是床上幔帐之类，“帷薄不修”就是床没有收拾整齐。……儒生们避讳就是为了维护儒教自己所营造出的君子与小人之间的鸿沟。

　　“讳”“饰”和“瞒”其实是壹回事，都不过是“骗”字的另壹种写法罢了。孔丘造假大体上属于“瞒”的范畴，而他的徒之徒孙们则就“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不单单只是瞒了。

　　孟轲为孔丘的造假行为辩护：言无实不祥。不祥之实，蔽贤者当之（说话没有真实的内容，是不好的。但不吉祥的事实，只有否定贤者、尊者的人才会说）。

　　儒教树立假榜样，编造假历史。根据考古，今天只能知道距今3600年的中华文明史（按商于公元前1600年建国算）。商以前，考古工作者没有发现有文字的存在，也没有发现金属和城市遗址，因此，不能说上以前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存在着国家，存在着文明史。

　　然而，在儒教的经典中，商朝以前还存在着夏王朝，夏以前，还有轩辕黄帝、颛顼、高辛、尧、舜五位帝王，足足五千年的文明史。

　　据顾颉刚先生研究，能真实地记载历史的古代文献中，《诗经》是时间上最古老的了。顾先生在对《诗经》的研究中发现，周人知道的上古史，并不比今天的人从考古中得出的历史远多少，他们所知道的最上古的人物是禹。《诗经.商颂.长发》中说：“洪水茫茫，禹敷下土方……帝立子生商”意思大概是在洪水茫茫之中，“上帝”叫禹下来布土，而后建立商国，禹见于载籍，以此为最古，此时的禹，还是壹个“上帝”派下人间的神。

　　到了《论语》时代，禹已经成了人，并在他之前有由尧、舜两位帝王。但尧与舜、舜与禹的关系还没有提起。（《论语.尧曰篇〉虽说明了他们的传授的关系，但经后人考证，《论语》中从《季氏》自《尧曰》五篇是后儒续入的。尽管后儒们在问题上有意摩古，但在宗旨上，很明显地秉着“王道”“道统”两个主义。

　　《论语》之后，又有了《尧典》《皋陶谟》《禹贡》等伪古文的出现，于是尧与舜有了翁婿关系，舜与禹有了君臣关系。《论语》时，尧舜的观念还是笼统的，只是两个道德最高、功绩最大的古王，有了《尧典》等篇后，尧、舜都有具体实事可举了，舜也成了“家齐而后国治”的圣人。后来到了孟子时代，舜干脆就成了壹个孝子的楷模。

　　此后，从战国到西汉，是儒生们伪造古史最活跃的时期，此间，又出现了壹位比尧舜还早的帝王——黄帝。黄帝，本是秦国所祭祀的壹位神，那时，他只是青、白、黄、炎四个以颜色命名的神中的普通的壹位。黄帝和炎帝当时与青帝、白帝并列，同为秦人所崇拜的四位神灵。到了《国语》中，黄帝、炎帝已经变成了人，并且还是同胞兄弟，壹起做了少典的儿子，把周朝时最大的两族分配给他们，做他们的子孙。“昔少典娶于有娇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皇帝为姬，炎帝为姜”。后经儒生的鼓吹，黄帝成了中华文明的开创者，黄帝、炎帝成了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

　　有了黄帝，并不罢休，后又有人抬出了神农，于是神农又立在皇帝之前了。《易·系辞》又抬出了伏羲，伏羲又立在神农之前了。后又有人说“有天皇、地皇、泰皇，泰皇最贵”，于是天皇、地皇、泰皇更立在伏羲之前了。自从《世本》出现，硬替古代名人找了很“正宗”的世袭，于是没有壹个不是黄帝的子孙了。自从汉代交通了苗族，把苗族的始祖传了过来，于是盘古成了开天辟地的人，更立在天皇之前了。时代越后，知道的古史越前；时代越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约放大；文籍越无征，知道的古史越多。假史就是这样造出来的。

　　“融四岁，能让梨”，“让”本来就是儒教所鼓吹的，最能体现其礼制精神的壹个君子行为。但儒教的“让”不可能是“真让”，如果本性善良君子们处处真心实意地让人，就会处处让不知礼让的小人占尽便宜，最终会使小人骑在君子的头上，这岂不是乱了纲纪？为了维护乾坤纲纪，“让”只能是有分寸的，有技巧的“虚让”。“虚让”使得中国人具有了壹种特有的虚伪、擅长“谦辞”、说假话的本领。

　　中国的集体叙事从来就是掩过取功、掩恶取善。每个朝代，都大肆删改前代的历史，直至改得面目全非；而对于本朝的历史，则会千方百计涂脂抹粉，抛光润色。因此，必然禁止思想言论自由，否则谎言如何能说得下去？有意用功来掩盖过错，这本身就是故意犯罪。

　　中国当权者不断的掩饰自己的错误，死不认错，不惜以更多的错来掩盖原先的错；不断的讲大话、空话、假话、谎话、毒话，中国人的心灵遂完全封闭，不能开阔。

　　汉族是崇拜计谋与血腥争斗的民族，其权谋与暴力思想源远流长、极其发达。中国人推崇的是狡智，老子就是中国的狡智之祖。鬼谷子主张“圣人之道阴，愚人之道阳”，即圣人、统治者可以搞阴谋诡计，愚蠢的人才张扬外露；鬼谷子还说：“圣人谋之于阴，故曰神；成之于阳，故曰明”，就是说，圣人暗箱操作，所以显得神乎其神，他的成功被世人看见，所以可以自诩为正大光明。“兵者，诡道也”（语出《孙子》，是说要勇于装孙子）、“兵以诈立”等诡计思想，中国人是奉为圭臬的，在西方军事家中也非常罕见。亚历山大大帝建立了庞大帝国，他鄙视诡计、不愿偷袭。流传下来的3000多部兵书，是中华民族权谋与暴力文化的典型遗产。精于“假作真来真亦假”的诸葛亮成了民族英雄；公元610年，隋炀帝搞对外开放，请外国商人到洛阳来，用了壹万八千人演节目，声闻数十裏，壹连半个月，城中商人、居民身着华衣，盛饰市容，西域商人免费吃喝，醉饱方休。他们看见树上缠着锦缎，就问：“妳们不是还有许多人没衣服穿吗？为什么把锦缎缠在树上，不给他们做衣服？”可见，假大空古代就风行。

　　中国的口号向来漂亮，中国的事情向来肮脏。公元626年6月4日，李世民发动了“玄武门事变”，杀死了太子建成和三弟齐王李元吉及其大批随从人员；还把建成的五个儿子和元吉的五个儿子全部给杀死。他还把建成和元吉的家产、美女悉数夺为已有。李世民使三国时魏文帝曹丕欲杀而未杀自己的弟弟曹植，只迫令他七步成诗的事件相形见绌。

　　李世民在杀人后，奔入唐高祖李渊的寝宫。当时因为天热，李渊正袒露着肥胖的上身乘凉。李世民假星星地跪倒在李渊面前，壹面哭，壹面喊着已死去的母亲窦氏，还歇斯底裏地抱着李渊的胖胖的乳头吮吸着。李渊只好恕李世民杀害了建成、元吉的罪，封李世民为太子。几天之后，李渊宣布逊位，把皇帝让给李世民当。

　　李世民残忍令人发指，可谓不孝不悌之至。他当皇帝后就立即做秀：给死在他刀下的两个兄弟追加封号，把他们重新安葬，出殡的时候，还登上城楼远望，大哭壹场……他的太子李承乾企图篡权，李世民把李承乾发配到黔州(今贵州彭水)而死，东宫人马全部斩首。

　　朱元璋成为皇帝后，心裏却感到纳罕。壹天，朱元璋屏退左右，独自在刚刚修建的金殿上闲步。他回想起自己往日的贫困，不禁感慨万端，又看四下无人，便自言自语地说：“我因为穷，被迫参加红巾军，原只想搞点抢劫以维持生活，不料得到皇帝宝座，实在是出于意料之外……”朱元璋话未说完，似乎听到什么响声，他抬起头来壹看，不禁大吃壹惊:

　　原来在凋梁画栋间，有壹个人正在那裏刷着红漆。因这殿刚刚修成，油漆还未完工。

　　朱元璋没料到有人听到了他的秘密，若传扬出去，皇威何在？他暗骂了壹句：“这是妳自己找死！”他抬头对梁间的油漆工叫道：“下来！”哪知油漆工根本不理睬，仍壹个劲儿地刷着油漆。朱元璋又叫了壹声，油漆工仍然不睬。

　　朱元璋恼怒不已，喝令：“来人！”转眼间，从殿角阶下奔来了数十名手执武器的御林军，皇帝要他们拿下油漆工。几名御林军应声爬上梁柱，把那个油漆工拖了下来。

　　油漆工傻乎乎地跪在朱元璋面前。朱喝道：“妳为什么不下来？”油漆工仍傻乎乎地跪在地上、呆呆地望着满脸杀气的皇帝。朱元璋更火了，怒喝道：“孤在问妳的话，为什么不回答？”几名御林军也壹齐喝叫道：“快回皇上的话！”油漆工仍傻乎乎地望望御林军，又望望皇帝，口裏发出哝哝唔唔的声音，双手做着奇怪的手势，样子十分滑稽。

　　看到这情况，朱元璋禁不住转怒为喜，仰天发出壹阵愉快的大笑，说：“原来是个聋哑人。”朱元璋挥手示意让油漆工出宫去。油漆工走出戒备森严的皇宫后，突然长长地叹了口气说：“我今天算捡回了壹条活命！”原来此人既不聋又不哑，只因为在偶然间听了皇帝的心声，明知要被砍头，急切间，想出了这个装聋做哑的办法，骗过了暴虐的明太祖。

　　朱熹大肆鼓吹“革尽人欲，復尽天理”。宋庆元二（1196）年，监察御史沉继祖揭露他言行不壹：他曾引诱两个尼姑作妾，出去做官时都带着她们；他让守寡的大儿媳有了身孕。宋宁宗降旨要贬朱熹的官，朱熹吓得赶紧上表认罪，不仅承认了纳尼作妾等事，连几十年“正心诚意”的大学问也不讲了，说自己是“草茅贱士，章句腐儒，唯知伪学之传，岂适明时之用”，表示要“深省昨非，细寻今是”。陈亮等人和他反復辩论多年，他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现在壹看政治风向不对，马上承认自己提倡的壹套是“伪学”，要“深省昨非”了。

　　中国几千年来就是个劣性竞争的大舞臺，越是心狠手辣背信弃义表裏不壹如刘邦朱元璋慈喜太后者越有可能取得成功；而越是天真仁慈的人越遭到惨败，比如那个圣贤之书读得很好的建文帝朱允炆。由于帝王们的无耻表演，仁义道德实际上很早就破产了。

　　在儒家文化的调教下，中国却出了更多的乱臣贼子，更多的逆子恶亲，更多的荒淫暴君，更多的酷吏暴行。跟从前不太壹样的是：从前的坏人是赤裸裸的，现在呢，所有的坏人都懂得要打着仁义的旗号反仁义。杀人成了替天行道，篡位成了贤王禅让，欺骗成为足智多谋，族诛成为社稷安危，厚敛成为充实国库，纳妾成为天伦之乐，嫖娼成为儒雅风流。做什么事，须找壹个合乎天理人情的说法，至于暗地如何操作，就没人问了。

　　清朝的才子纪晓岚在《阅徽草堂笔记》中记载了几个关于假货的事。壹件事纪晓岚买罗小华墨（是当时的名牌），买回去壹用，居然是泥抟的，染以黑色，还带了壹层白霜，利利索索地把纪晓岚给骗了。另壹件是买蜡烛。纪晓岚赶考，买了壹支蜡烛，回到寓所裏怎么也点不着，仔细壹看，原来也是泥做的，外面涂了壹层羊脂。

　　纪晓岚的从兄万周，壹天晚上见灯下又要和叫卖烤鸭的，买了壹只回去，竟然也是泥做的。这鸭子的肉已被吃尽，只剩鸭头、鸭脖子、鸭脚和壹幅完整的骨架。骨架裏搪上泥，外面煳上纸，染成烤鸭的颜色，再涂上油，灯下难分真假。

　　纪晓岚的奴仆赵平，曾以2000钱买壹双皮靴，自以为买合适了，沾沾自喜。有壹天下雨，赵平穿着皮靴出门，结果光着脚丫子回来了。原来那靴子的腰是乌油高丽纸作的，揉除了皱纹纹，貌似皮子。靴子底则是破棉花粘煳的，在用布绷好。此外，纪晓岚还讲述了两个更难以想象的假夫妻和假房客的故事。

　　1748年英国海军上将乔治.安森出版了他的《环球旅行记》，书中记载了他真实的环球经历，这位漂流者很鄙视中国，因为他从中国商人手裏购买的物品，大多是假货。“蔬菜像烂草壹样，猪羊的肚子裏灌满了水，而且缺斤短两。”中国人的贫困、不讲生活质量更让他吃惊：“中国人抢着吃外国船上扔下来的臭肉，腐烂的猫与狗的尸体。”

　　美国传教士史密斯（明恩溥）在其1898年出版的《中国人的特性》中说：“假份量、假尺码、假钱钞、假货物，---这些在中国都是在所难免的。”

　　之所以出现这种欺诈有理的现象，是存在“狡猾崇拜”这种民族文化。以狡猾为能事的社会，被惩罚就是讲实话、正直的本分人。在壹个老实人吃亏，狡猾人大捞好处的社会，谁还会去做诚实的人。壹旦社会选择了狡猾为生存规则，那样的社会将让人无所适从。

　　韦伯(德国社会学家，1864～1920)说：中国文化裏没有惧怕上帝的心理，所以中国人缺乏心灵的约束力量。只要不被人发现，就等于那件坏事从来不曾发生，行恶者也不会在内心进行自我的道德谴责。中国人的道德不是来自个人的内心体验，而是壹种外部压力，是“他律”而不是“自律”。在中国人的道德中，不是不能干坏事，而是不能在别人知道的情况下干坏事。这是对来自社会的可能惩罚的计算与应对。中国人对是非的评判标准来自外界，所以，谎言才能够产生、并经久不衰，因为谎言可以逃避责罚、可以保住官位甚至官运上升。

　　儒家谨小慎微的自我控制出自要保住他的“面子”。儒家专註于自己的外表，掩饰自己，认为别人也在掩饰自我，这种普遍的不信任妨碍了信用和企业活动。没有信任就没有信用，没有信用就没有正常的商业活动，所以，资本主义在中国得不到正常的发展。

　　近现代社会从国家的政治、外交到民间的贸易、雇佣，都以契约的形式进行，近代社会被称为契约社会。发达国家都把契约看作有绝对的约束力，应无条件地执行。对契约“马马虎虎”的中国人，易被指责为是不可信赖的伙伴。

民主分权与基督信仰

作者 关敏 写于 二零零六年

　　人性善恶是指人的本性在自然状态下的发展趋向的好坏。

　　基督教的人性善恶观

　　基督教的“人性论”认为：人是按上帝的形象创造出来的，人同上帝有相似之处，包括心灵、良知、自由意誌、道德观念，等等。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时，经不住诱惑而偷食了禁果，违犯了上帝的命令而犯罪。这是人类第壹次违背上帝的命令，因而犯下了必须世代救赎的罪孽。人类完全丧失了“原始的公义”，人性仅剩下作恶的自由，壹无良善。

　　《圣经》中“原罪”的描述，确定了西方政治哲学中人性恶的大思路。显然，基督教讲的人性是最初的人性，是没有等级压迫的人性；上帝是善，恶是对上帝的违反；所有的人相对上帝都是恶。基督教对人性的看法具有真实性。

　　原罪之前的人是性善的，恶是人的自由意誌背离上帝[即骄傲]的结果，人类将由耶稣基督的拯救，克服恶，最终达到善的大结局。这就是《圣经》告诉我们的人性真相。基督教伦理是壹种罪恶──救赎的过程伦理，是容忍撒旦的伦理。基督教在宣布人性恶的时候，其实已承认并容忍了人性恶，承认了人的不完善性。

　　托马斯.阿奎那认为亚当的原罪使人“丧失原初的正直性、失去了上帝的惯常的恩惠, 从而不再能抵挡各种邪恶的欲念的引诱，犯下越来越多的新的罪。原罪意味着壹种容易犯罪的状态或条件，亚当之后的人继承了这种状态或条件，所以特别容易犯罪。

　　路德说：人在肉体裏和灵魂裏全都有壹个搅乱的、败坏了的和受到毒害的本性，人类没有壹点东西是好的。

　　基督教的人性论的特点是：

　　1．“原罪面前，人人平等”！

　　原罪，原意是偏离靶心，不完美，不圣洁，与上帝公义圣洁的要求有差距。基督教认为：因为上帝造人时赋予了人自由意誌，人有选择自由，但人受肉体支配后易偏离上帝的正道，就犯罪了。罪的肇端就是人的贪婪和对自由的滥用；亚当夏娃滥用了自由而犯罪。

　　伊甸园 [原罪]

　　人是被造物，是有限的；每个人的德行与上帝对人的要求比，差得很远，都是偏离了靶心的罪人。人不可能是善的绝对化身，没有“全心全意行善”这回事。

　　每个人心中都有罪，比如骄傲、自私、贪欲、嫉妒、仇恨、冷漠。人内在的自私，在外在的行为上壹定要表现出来，这就是罪行。人并不是因为犯了罪行才成为罪人，乃是因为人有罪性[或是罪人]而必然要犯罪。

　　耶稣说：“妳为什么称我是善良的呢？除了上帝没有人是善良的”。

　　西方的圣人使徒保罗虽是基督教最伟大的神学家，他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提前1:15)。不但自认是罪人，而且是最大的罪人。彼得被公认是耶稣的大门徒，他也说：“主啊，我是个罪人”(路加福音5:18)！

　　2．对人的罪性和有限性不醒悟是专制的灵根；意识到人的罪性和有限性是民主的起源。

　　圣经裏的罪是指人违抗上帝的旨意，妄想僭越上帝的地位以行不义之事。人不再以神为中心，而以自己为中心，企图僭越神的地位，以自己为神。罪性是人自立为王、自命为生命之主、自我崇拜和将别人置于自己的意誌之下的壹种状况。基督教的十字架的精神是对专制主义的釜底抽薪，它要铲除专制主义的心灵之根——骄傲、自我中心、自大狂。

　　人若将无限的价值加到人生的有限性中，就陷入到骄傲的罪性中。骄傲的罪有5类：

　　1）权力的骄傲，表现为人不承认自己的软弱，想通过攫取权力操控他人来克服、掩饰自己的软弱；这种人自以为是万民之主，想取代神的地位；表现为自我中心、自以为是以及征服和辖制别人的欲望。有权势的人惟我独尊，以为凭自己的能力足以应付壹切自然变迁、世事变幻。他担心壹旦失去权力将变得壹无所有，于是他巩固权力的最好手段是获取更多的权力，这种信念又驱使他不断侵略别人，扩张自己。这是壹种典型的暴君式的人格。

　　作为被统治者，则表现出奉统治者为神明，将自己的命运交给他们。这是千百年来人类受苦难的根本原因。那些弱势群体在获得统治地位后，其暴虐、腐败程度，丝毫不亚于他们所反抗的原统治阶级。明白了这壹点，就会对壹个阶级推翻另壹个阶级的革命有足够警惕，因为政权改变，并不能改变人性本来的罪恶。

　　2）知识的骄傲，即理性的骄傲，它集中表现为人把自己有限的知识当成绝对真理。知识原本是某壹方面有限的知识，却妄以为是终级的知识。几乎任何壹种社会力量都有把带有本阶级意识形态特征的知识视为最正确的知识，甚至连最逼近客观的科学有时也不免受到来自意识形态的汙染。知识的骄傲来自于人类不知自己的心智的有限性，来自于人欲掩饰知识的有限和知识所沾染的自私色彩。固执己见不是来自认识能力的局限，而是来自人惧怕自己被证明为错的不安。这种罪性，几乎所有人都具有。从位高权重的官员到虔诚的科学研究者，都会因为维护自己的面子而死活不接受更正确的意见。

　　对科学、理性的崇拜是壹种迷信，这类崇拜最后集中表现为自我崇拜、自高自大，在儒家是“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事开太平”，在政客是“齐家治国平天下”。在这种自我崇拜的迷信中，知识分子间就易进入到战争状态——由于都相信自己是真理的化身，因此学术辩论完全被绝对者之间的战争所取代，中国人为很小的问题都争得头破血流。真可谓：知识令人仇恨令人分裂，唯有上帝的爱心造就人。

　　这些知识分子由于受“劳心者治人”的影响，往往具有“唯我独正”的专制性格，他们等级思想严重，缺乏理性平等观念，总是期待着领袖人物认识民主的好处，这些宣称“宗教等于迷信”的知识分子是真正的迷信者或偶像崇拜者，他们甚至比普通民众更加崇拜领袖人物，完全陷入了英雄史观的专制泥坑。

　　3）德性的骄傲，乃是有限的人以他有限的德性为终极的义，以他有限的道德标准为绝对的标准。道德上的骄傲显现于壹切自义（self-righteousness）的判断中，判断别人不义是因为别人不符合他的武断的标准。人既以自己的标准来判断自己，所以总发现自己是善的，别人是恶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到处是这种“自义”的人。孟子：“吾善养吾浩然之气。”完全是把自己神圣化了。屈原以香草美人自媲，而以毒草恶鸟比喻那些他所谓的“小人”。这种道德优越感，很易变成“罪在别人，美德全备于我”的思维定势。我们的社会缺乏包容性，跟这种思维有关。道德上的骄傲有时可以充当知识贫乏阶层骄傲的理由。

　　4）灵性的骄傲直接由道德的骄傲产生，表现为人将自己视为神明，将自己的偏私标准和有限成就当作无上的善。基督教从根本上排除了人上升为神的可能，把人自比为神视为严重的僭越之罪；“欲与天空试比高”是人最大的罪，因它蒙蔽了自知之明，阻绝了与神和好的机会。这是人的罪性的最后表达。

　　5）团体的骄傲是个人骄傲的集中表现，且比个人的骄傲更加严重，它追求自私目标的行动更加不受限制，较个人更为专横，虚伪、自私和残酷。国家崇拜是团体的骄傲的最高峰。

　　专制奠基在上尊下卑、不容异己、狭隘自负的野蛮心灵上。没有壹个超离现实世界的信仰，壹个民族的精神高度是很难提升的，最后必然崇拜自己。如果个个都崇拜自己，在政治上就很易出现“彼可取而代也”的想法，以为换了自己就能创造壹个新世代。

　　具有自大狂情结的人把为国家、为民族、为“真理”而奋斗作为人生的目的，实质上是想控制他人做“皇帝”。这是壹种专制主义的人生观，他们在心裏蔑视大多数人的庸俗平常，以为自己才是人类的典范，自己的人生才有意义。他们大权在握时都成了残害人民的暴君。

　　壹些人说，信神是迷信。其实，不信神会陷入更大的迷信和罪性中。如果不崇拜上帝，就会崇拜人间的英雄。英雄受人崇拜就会因权力的腐败和他自己的骄傲而成为暴君。把受造者当创造者来崇拜或者把次价值当最高价值来崇拜就会陷入更大的迷信。

　　正因为人都有“罪性”，不是神。所以，对社会弊端的批判并不是要换个好人当政，而是呼唤制度变迁。寄希望于制度而不寄希望于个人，这才是壹个理性的知识分子。

　　壹个人，要想拥有壹个完美的人生，只有壹条路可走，那就是上帝的道；整个人类要想走出迷途，只有壹条路可走，那就是上帝的道。

　　专制的核心是无法无天、不敬畏上帝。要对专制釜底抽薪，就必须宣传关于上帝的知识。不能正确地认识上帝，就无法产生对上帝的敬畏之心。对上帝没有敬畏之心，作为个人，其人生就是迷茫的、悲苦的；作为整个人类社会，不仅消灭不了专制的根基，还更制造更大的动乱和仇恨，就无法建立起壹个祥和安宁、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秩序。

　　1992年1月美国副总统奎尔说：“世界历史上的专制暴政，并非人类不幸的根本原因。专制暴政有人类灵性上的根源，这就是不承认人的有限性，不承认人人都有原罪。哪裏的人们把自己的命运和前途完全建立在对人的信赖之上，而没有超越个人、政党及其‘主义’之上的信仰作为文化的、心理的基础，哪裏就难免滋生专制暴政。”

　　3．宽恕与忏悔

　　《圣经》裏有个故事：有妇人犯通奸罪，依摩西的法律当乱石砸死。法利赛人把这案子交给耶稣。耶稣说，妳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拿石头砸她。人们听了这话，从老到少壹个壹个都离去了。结果，没有壹个人敢把手中的石头砸向这妇人，耶稣放了她。

　　假如那人群中掺杂着壹个中国人，这妇人就糟了，准有壹块石头击中她的命门，叫她壹命呜呼。金字塔下的人看到他人倒霉、不如自己，就以为自己升了级，所以“幸灾乐祸”甚至落井下石。中国人不承认人人有罪，只承认“个别人是没罪的”。为证明自己没罪，最直接的办法就是诬陷他人。仇恨、争斗就难以避免。愈窝裏斗，愈发罪孽深重。最终有壹人会让天下人知道他是最清白、最高尚的，此人就是皇帝。自古皇帝加尊号，可以用十几个最好的词藻，九五之尊以造假自我神化为乐。此等教化下，普通百姓也无自我反省之心。

　　壹块石头，在《圣经》裏是检验人皆有罪的试金石，在中国却进入了壹个很不光彩的成语：“落井下石”。诚如马丁.路德所说：“罪人不愿承认自己是罪人，这就是罪的最终形式。”

　　在上帝面前，每个人都是有罪的，每个人的灵魂中都包含恶的可能性，因而我宽容别人的罪恶和别人的缺点。宽容不是不批判这些恶，恰恰相反，要坚决的批判；但在批判恶的同时，必需意识到自己的心中之贼：被我批评的罪恶可能内在于我的灵魂中。因此，批评罪恶不构成批评者的绝对专制。忏悔意识不仅批判他人，更多是要批判反省自己。即使我们谴责了该谴责的人或事，也不表明我们自己更高尚。我们应该在谴责中有悲悯，在批判时同忏悔。正因为罪是人生的常态，所以面对壹个全知全能全善的神，所有的人都不可狂妄。

　　英王储查尔斯与卡米拉在婚礼上认罪忏悔文如下：“万能的上帝，主耶稣基督之父，万物创造者，全人类的审判者，我们坦承与悲泣我们的多种的罪与恶，这些我们不时透过思想、语言与行为对您的神的威严严重犯下的罪与恶，足以令您对我们做出谴责与愤怒。我们非常懊悔，也诚心对我们的错误感到抱歉；记住错误令我们痛苦，错误的重担令人无法忍受。请宽恕我们，请宽恕我们，最仁慈的天父，看在您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份上，宽恕我们过去所有的错误，允许我们能在未来新生命中服务与取悦您，透过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去显扬您的名的光辉。阿门”。

　　既然每个人都有罪，那人人得时时刻刻警醒自己，更重要的是要忏悔与悔改。忏悔的准则实际上就是要求人对于人本身的有限性保持永远自省。忏悔在希腊文裏的意思是：心思改变，生出懊悔。忏悔出自内心，任何外力的强制都无效。悔改应从自己开始。

　　基督徒宣传人人当悔改的价值观，最终获益的是全国人民。每个人的道德堕落，根本问题在于他自己；与财富的多寡、与是否学习几个代表没有直接的关系。将自己的罪推到别人和他国身上、推到物质上是懦弱的表现，因此，每个人都应该快快地悔改。人人悔改了，犯罪减少了，社会的损失减少了，大家岂不都生活得更痛快？

　　纳粹德国在二战中杀死6百万犹太人，战后德国政府不知道做过多少公开道歉，每年付给受过迫害的犹太人经济赔偿。在美国，1949-1954年有个“麦卡锡时代”，许多无辜的人受到迫害。半个世纪过去了，美国的教科书中仍然把这个“红色恐惧时代称为美国历史中最黑暗的壹页，教育后代不要重蹈复辙。日本人不认罪，引起中国及东南亚人民的愤怒。壹个不忘记检讨自己过失的民族是壹个勇敢的民族，充满自信的民族。

　　4．信靠上帝，向上提升

　　人本主义认为人性是善的，壹切罪恶都是后天沾染的。人之所以作恶，是因为无知。他们认为即或人犯了罪，也有能力改过迁善；只要指出错在哪裏，人便能够克服自己的弱点，就能洗心革面、痛改前非了。所以，教育工作，是趋善避恶的最佳良方。这样壹来，教育者就成了善的化身。圣经裏却说：“没有义人，壹个也没有”，事实的确如此。

　　其实，犯错的人并非出于无知。不是“知”的问题，而是“行”的问题。因为“不知者不为罪”，小孩子与神智不清的人，都不负法律责任。绝大部分罪恶，都是“明知故犯”；人性是“恶”的，所以才会“明知故犯”。

　　上帝因人犯原罪而处罚人类，但上帝仍然爱人类。由于罪是要赎的，人本身没赎罪的能力，所以上帝的独生子化身成人，以其在十字架上的死替人赎罪，使人与上帝重新修和。这就是耶稣基督拯救的意义。这种拯救是上帝白施于人的恩典，被称为“救恩”。基督的救恩意味着人从罪恶的状态中警醒过来，人性中的上帝形象得到了恢復，但仍存在缺陷。

　　基督教是有生命的宗教。圣经认为最重要的是解决人的生命问题，就是透过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救恩，叫壹切信他的人得着神的新生命(神的灵与人的灵交感而成的新生命)。因生命的改变而有新的生活、新的能力，就可以胜过罪恶了。这个根本问题解决后，自然就促进了人格的成熟。如果国民都是由这种人格成熟的基督徒组成，这个国家必然富强。

　　基督教与其它宗教最大的不同，在于基督教的救恩。基督教相信人是照着上帝的形象[指仁爱、公义、圣洁、完全等]所造，人性中有神性在，即血肉之躯中有灵魂在。所以人有宗教心和道德心，与动物截然不同。人有与上帝感通的本钱，也有与他人相通的基础。

　　人是神的最高创造物，也是神的最爱。神以非常的手段来表达他的爱，他差遣三位壹体中的第二位——他的独生子耶稣降生为人，为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付出了“罪”的工价，叫“壹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信耶稣的人要向耶稣认罪悔改，请求他的赦免，并接受他为救主，让圣灵(三位壹体的神的第三位)住在心灵裏，并掌管信者的思想、言语、行为。这样，人的生命与神的生命，发生了连结关系，也就是得到了神的生命。这称为“重生”、“得救”，并成为神的儿子。

　　生命更新之后，内心宁静安憩，满足喜乐，心中时时刻刻有神监督着，不需要象儒家“去人欲”，需要只是时刻遵上帝命令控制人欲，就比较不容易犯罪。不但不再去犯罪，还会多行善事以取悦上帝，社会的道德水准就大大提高了。人与上帝团契后，交往愈亲密，生命愈成长，生活愈圣洁有力。原因就在把神性导引到人性裏面来了。神的能力成了人的能力，人就能趋善制恶。这就是基督教不同于其它宗教的地方。其它宗教只有教主，没有救主。其它宗教要靠人自身的力量来修持，基督教则有神的救恩与神的力量活在人的心裏。不仅能够不犯罪(消极的道德)；而且会活出神的爱(积极的道德)来。

　　基督教认为，人有上帝的形象，享有壹系列不可剥夺的权利；人又是有罪的和有限的，绝不能放任利欲的泛滥。由于原罪，单靠自己是战胜不了人性中的恶的，必须依靠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与上帝重新立约，将自己的信心建立在流淌着基督宝血的十字架上，才能战胜人性中的恶，才能逐渐洗刷身上的罪恶，获得永生。人可以得救，却永远不能变得象神那样完美无缺。只有听从神的召唤，反思罪孽，爱人如己，才能避免落入罪的渊薮。诱惑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罪也壹样。这就是为什么西方人每天祷告、每周礼拜的道理。

　　信徒们谦卑地祈求上帝的拯救，对罪恶敏感到极点、恨恶到极点，每时每刻依靠上帝的能力，才能战胜邪恶的私欲和外界的引诱。承认自己是罪人，藉着神的拯救，就可以达到完满成熟的地步；不断地吸收神性，使人性向神性发展。

　　5．民主分权制恶

　　人人皆有罪，这就意味者靠人不可能建立壹个完美的社会。基于每个人都有罪性，罪性暗示人不可靠，权力在人手中很容易“泛滥成灾”；必须用制度来制约权力，防止掌权者滥用权力。罪人若是拥有绝对的立法权，他的私欲就会上升为法律；罪人若是拥有绝对的司法权，他会判决世界都归他所有；罪人若是拥有绝对的行政权，他就会把全世界踩在脚下。若有人声称他们是先进材料作成，能创造出壹个完美的社会。千万别相信他。对由壹群罪人建立的政府壹定严加防范，不能信任；必须像防强盗壹样的防范他们，把他们关在笼子裏。政府必须由人民选举产生，做到三权分立，保护人民的自由。

　　“西方人认为人性是恶的，而权力是恶的平方”，沿用至今的法律制度充分体现了防恶的目的，公法之设，在于防范公共权力的滥用，私法之设在于抵御公共权力对社会个体权利的侵犯。对人性的不信任，依靠理性、科学的制度约束权力贯穿了法治的始终。

　　西方政治学裏有个着名的“无赖假定”。休谟认为，“政治家们已确定了这样壹条准则，即在设计任何政府制度和确定几种宪法的制约和控制时，应把每个人视为无赖——在他的全部行动中，除了谋求壹己的私利外，别无其他目的”。

　　美国宪法之父、清教徒汉弥尔顿（Alexander Hamilton）曾告诉美国公民：“（在考虑联邦宪法的权力配置时）我们应该假定每个人都是会拆烂汙的瘪三，他的每壹个行为，除了私利，别无目的”。他指出：“防止把某些权力逐渐集中于同壹部门的最可靠办法，就是给予各部门的主管人抵制其它部门侵犯的必要法定手段和个人的主动。野心必须用野心来对抗。权力只有通过权力才能控制”。

　　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人都具有普遍人性。能够区别高下的只有制度：是约束人性的恶，还是放纵人性的恶？可以选择、可以改造的是制度；不可选择、不可改造的是人性。

　　1770年，J库克船长带领船队来到了澳洲，随即英国政府宣布澳洲为它的领地。开发澳洲的事业开始了。当地的土着居民人数不多，且尚未开化，只有靠移民。于是政府就把判了刑的罪犯向澳洲运送，既解决了英国监狱人满为患的问题，又给澳洲送去了丰富的劳动力。运送罪犯的工作由私人船主承包，这种移民活动壹直持续到十九世纪末。

　　起初，英国私人船主向澳洲运送罪犯的条件和美国从非洲运送黑人差不多。船上拥挤不堪，条件极差，平均死亡率为12%。其中壹艘名为海神号(The Neptune)的船，424个犯人死了158个，死亡率高达37%。这么高的死亡率不仅经济损失巨大，而且引起社会强烈的谴责。

　　经济学家认为，人的本性是利己(生物学家已从基因復制的过程证明了这壹点)。从利己出发，人可以做出善事——历史进步正是利己心推动的；也可以做出恶事——罪恶都来自利己。人性需用制度引导，而不能靠说教改变。私人船主敢于乘风破浪，冒死亡的风险把罪犯送往澳洲是为了暴利。他们尽量多装人，给最坏的饮食条件，以降低成本增加利润。而且，私人船主之间也存在竞争，大家都在拼命压低成本，谁要大发善心，恐怕在激烈的竞争中无法生存下去。在这种情况下，要把死亡率的下降寄望于人的善良是毫无用处的。

　　假如由政府进行干预，政府以法律规定最低饮食和医疗标准，并由官员到船上监督实施这些规定。但政府的干预不是万能的。派官员到运送罪犯的船上去执法是壹件苦差事，不给高薪没人肯干。 面对贪婪成性又有点海盗作风的船主，官员面临两种选择。壹是与船主同流合汙，分享利润；壹种是坚决执法，自己或亲人的生命受威胁。在无法无天的海上把那些不识相的官员干掉，扔到海裏，诡称他们暴病而亡，对船主不是什么难事。面对船主的利诱和威迫，官员的最优选择只能是与船主合作。当猫与鼠合作时，鼠们更胆大妄为了。

　　当时既没乞求船主们发善心，也没派什么官员，而是找到壹种简单易行的制度：政府不按上船时运送的罪犯人数付费，而按下船时实际到达澳洲的罪犯人数付费。当按上船时人数付费时，船主拼命多装人，而且不给罪犯吃饱，把省下来的食物在澳洲卖掉再赚壹笔，至于多少人能活着到澳洲与船主无关。当按实际到达澳洲的人数付费时，装多少人无关紧要，能到多少人才至关重要。这时船主就要多给每个人壹点生存空间，要保证他们在长时间海上航行后仍能活下来，要让他们吃饱，还要配备医生，带点常用药。罪犯是船主的财源，当然不能虐待了。这种按到澳洲人数的制度实施后，效果立竿见影。1793年，三艘船到达澳洲，这是第壹次按从船上走下来的人数支付运费。在422个犯人中，只有壹个死于途中。以后这种制度普遍实施，按到澳洲的人数及其健康状况支付费用，甚至还有奖金。这样，运往澳洲罪犯的死亡率下降到1%-1.5%。

儒教文化与精英主义

作者 关敏 写于 二零零六年

　　第壹章 等级森严的君主制

　　1．君主专制

　　民主壹词最早见于儒家的典籍《书.多方》(约公元前1020年)，其壹曰：“天惟时求民主，乃大降显休命于成汤”，又曰：“乃惟成汤，克以尔多方，简代夏作民主”。这裏的“民主”，指的是君王成汤。春秋时代，词意更明确：“能用善人，民之主也。”

　　“民之主”是为民作主；是“主宰人民”，就是君主专制嘛！西方的“民主”是“民为主”，“民为主”是人民自己作主；是“人民主宰”。

　　皇帝也称为王天子，古书云：“王，天下所归往也”；“王者尊，故称天子”；“君天下曰天子”。用天子称呼皇帝，既表达了君权至上，又显明了普天之下要服从壹人的统治。

　　《礼记.坊记》记载,“子云：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家无二主、遵无二上，示民有君臣之别也”。孔子把君主的权利看成是天上的神权在人间的壹种反映，以“天无二日”来比附人间也不可有二主，同时又把天下看成是家庭的扩大，用“家无二主”来作为君主专制的壹个理由。天子既然“家”天下，而“家无二主”，自然是“民无二王”而“定于壹尊”了。

　　儒家的目的壹开始就是而且壹直都是维护君主专制的。《孟子.万章上》“孔子曰：天无二日，民无二王”,太阳成了君主的象征。孔子的“天命观”宣扬“天无二日”，天确实只有壹个太阳，但这只是太阳系中的情形，怎能轻易断定别的星系没有二个太阳呢？天无二日，应用到人类社会中，就是国无二君[西方古代国家都是二王、三王甚至元老院或公民大会当家作主]，“天意”只能由壹个人来代表。这就根本上扼杀了分权民主制度诞生的可能。

　　《礼记.文王世子》记录：“仲尼曰：昔者周公摄政，……抗世子之法于伯禽，所以善成王也。闻之曰：为人臣者，杀其身有益于君则为之。况于其身以善其君乎？”这是“臣为君死”之意，所以才有了后来的“三纲五常”。壹切围绕君来转，“朕意即天意”，壹切以君上的是非为是非，壹切以君上的好恶为好恶，“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了。

　　专制儒教在政治上的核心内容是壹统：包括思想壹统、政治壹统、生活方式壹统，什么都要统管。孟子主张“定于壹”。荀子“君者，国之隆也；父者，家之隆也。隆壹而治，二而乱，自古及今，未有二隆争重而能长久者”。

　　文革打倒孔子，只是打倒表面而已，儒教的核心“壹统”丝毫未动。只是用新的壹统代替旧的壹统。这根本就是以儒打儒，打来打去还是儒，只是换了包装骗骗不懂行的而已；就象从前换皇帝，大家轮流做，奴役的实质没有变。

　　孔子的政治目标是独裁：“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不议国政)”。

　　《尚书》和《周礼》记载：西周时的庶人不但议论国家大政，而且还直接参与国家大政的决策(《尚书.洪范》)，这壹习俗直到春秋时代。《左传》鲁襄公三十壹年云：“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这是庶人议政之例。《左传》鲁定公八年云：“卫侯欲叛晋……公朝国人，使贾(王孙贾)问焉，曰：‘若卫叛晋，晋王伐我，病何如矣？’皆曰：‘晋王伐我，犹可以战’，乃叛晋”。这是以庶人为主体的国人参与国家大政决策之例。

　　可见，孔子的“庶人不议”是他自己的主张，是他篡改了的“周礼”。其实，天下有道，恰好是庶人议论多；庶人不议，则显示了人民遭受着极为严厉的压制，表明了天下无道使庶人不能议政。庶人们鸦雀无声，特权阶级洪福齐天。这就是孔子的理想。

　　“天下有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则政不在大夫，…则庶人不议”。传统的理解是大夫不应控制政府，这阻止了贵族议会共和制的产生；百姓不议论政治，这阻止了“主权在民”的民主政治的可能。康有为说“不”字系误植，必须删去，成了“政在大夫”、“庶人可议”，可见搞康有为也不同意孔子的君主独裁政治的主张。

　　鲁迅说：“‘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就是秦始皇隋炀帝，他会自承无道么？百姓就只好永远箝口结舌，相率被杀，被奴。这情形壹直继续下来，谁也忘记了开口……‘莫谈国事’，是做小民的本分。有学者曾说过：要征服中国，必须征服中国民族的心。其实，中国民族的心，是早给我们的圣君贤相武将帮闲之辈征服了的”。

　　自由是人类壹切理念中的最高理念，而思想、言论的自由又是其他自由的根基。没有了自由，就成了奴隶。欧裏庇德斯说：“所谓奴隶，就是壹个不能发表自己思想观点的人”。

　　孔子反对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从心灵上桎梏人。他主张“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即：不在壹定的官位，就不能考虑那个位置的政务。也就是说，上级能考虑的，下级不能考虑。没有官位的人，就毫无政治权利了！政治权利的层层递减，到了人民那裏就丝毫没有。每个人只能考虑自己分内事，纵使有绝顶的才智，也必须“思不出其位”。

　　孔子把“越位”议政看成最大的罪；他最憎恨“庶人议政”，他害怕百姓议政危害了他精心维护的等级特权制度。“莫谈国事”的传统来自于“庶人不议”的权力蛮横，剥夺了民间的参与权利，必然使政治为壹小撮当权者所垄断，公权力成了权贵们牟取私利的特权。

　　孔子要求人们都恪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制度。各安其位、各守本分、没有非分之想，天下就太平了。人们的衣着服饰、言谈举止，思想感情，无壹不被等级格式化。他要求人们“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凡是不符合礼制规定的，就不能看、不能听、不能说，更不能动，当然也不能想。

　　“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作为教条使无数人在思想上做了特权者的奴隶。到了现代，演变成“非令不敢视，非令不敢听，非令不敢言，非令不敢动”。例如：谢静宜对即将进宫的芦荻交代了纪律：壹、不该问的不问；二、不该听的妳别去听；三、不该看的妳不要看，四、不该说的妳别说。这四不，妳要牢牢地记住，这是纪律。

　　儒家文化之可恶，是以消灭人性为己任，只有顺从驯服而无辨识批判。中国人几千年来，举凡婚姻、学业、事业都由家长作主。儒家训练人做乖宝宝，要听话，从小就剥夺了个人的自主权。在没有问过父母之前就作决定，很可能会被父母指责为背叛祖训、大逆不道！

　　中国从来都是壹个不自由的国度，在西方国家的人民开始追求民主的时候，中国从来没喊过“要自由”的口号。即是一些有幸生活在自由社会的华人，有相当一部份是政治冷漠与幼稚症患者。儒家把中国人的自由功能彻底扼杀了。难怪有人会说，孔家店的货色，只是教人如何做好奴才，没有教如何做人。

　　2．特权结构

　　中国的等级思想上接伊尹、周公、管仲、子产，中经孔、墨、孟、荀、商、韩，下历董仲舒、葛洪、韩愈、司马光、程朱、顾亭林、曾国藩、直到今天，其核心内涵未有实质性的改变。正如曾国藩在《讨粤匪檄》中所言：“自唐虞三代以来，历世圣人，扶持名教、敦叙人伦、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

　　孔子思想的核心是维护宗法的“礼制”。“礼”是壹种以血缘为基础构建起来的等级秩序，毫无平等可言。周公制礼无非是把人安置在相应的位置上，不要动，壹动就乱了纲常。

　　子曰：“……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爱亲人有远近之分，尊贤人有等级之分，这就是礼所产生的缘由）。作用如此大的礼，究竟包含些什么内容呢？历代许多学者都在研究，留下的着作可谓浩若烟海。概括起来，主要也就是下面这三条：1.等级制(与特权结合)，2.人身依附(以下附上)，3.壹个头脑(全体服从最高)。

　　《礼记.中庸》篇说：“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也就是说制定礼仪和考定文义的权力都属于天子。历代帝王制礼作乐的根本目的是突出帝王之尊，使卑者让尊、尊者凌贱。作威作福为帝王的权利，诚惶诚恐为臣下应尽的本分。

　　“礼”的本质就是维护统治者欲望的满足，剥夺被统治者欲望的满足。这就是儒家的“礼”的极端虚伪之处。为什么说儒家的“礼”对人性的压制是只针对被统治者的呢？最典型的是孟子见梁惠王的话。孟子告诉梁惠王说：作为统治者，妳不能说什么“利”，因为妳壹说“利”，天下人就都会说“利”了。天下人壹旦各利其利，“拔壹毛以利天下而不为也”，妳还到哪裏去得妳的好处呢？作为国君，只应该大谈奉献，大谈“仁义”，这样全国人民都只知“仁义”了，只知奉献了，妳国君才会有捞壹票的机会啊！这和毛的“斗私批修”、“狠斗私字壹闪念”压抑人性的做法是完全相同的。

　　儒教礼制内容庞杂，包罗万象，人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无不被礼制囊括于内。其核心内容是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纲，本意是网上的总绳，君、父、夫为“总绳”，臣、子、妻为“网”，网对于总绳来讲，除了服从还是服从，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壹国之君是所有臣子的纲，臣子们又是自己儿子、妻子的纲，整个国家便形成了壹个以皇帝为总纲的金字塔式的关系网，这个网是真的疏而不漏，每个中国人都逃脱不了。在这个专制的网中，君、父、夫只有权利而没有义务，而臣、子、妻只有义务而没有权利，“君可不敬，臣不可不忠；父可不慈，子不可不孝。” 这是壹种单向的权利、义务关系，裏面没有双向制约，不存在丝毫平等观念。

　　三纲之外尚有五伦：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五伦之中的兄弟，要求弟弟对兄长绝对服从，这壹点在儒教礼制观念中是仅次于孝道的相当重要的人论，因此二者常被合称为“孝弟”。五伦之中的“朋友”，既无血缘关系，又无婚姻关系，应该摆脱父子、兄弟之间的服从关系，平等相处了吧，偏不！儒教硬是用不平等的血缘关系将之强奸了：儒教通过结拜兄弟的方式将朋友泛血缘化、泛兄弟化了。还美其名曰：“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拜把兄弟，要磕头、烧香、喝血酒，以年长者为尊，它其实是壹种泛家族化的宗教仪式。儒教通过拜把兄弟这种方式使他的等级礼制观念突破了血缘家族的范围，壹下子放之四海皆准了。

　　儒教的不平等不单单表现在人伦之上，它表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

　　天子有七座宗庙，诸侯有五座宗庙，大夫有三座宗庙，士有壹座宗庙。天子用豆器二十六个，诸公用豆器十六个，诸侯用豆器十二个，上大夫用豆器八个，下大夫用豆器六个。

　　天子的坐席是五层，诸侯的坐席是三层，大夫的坐席是二层。天子死后七个月下葬，用五层垫席和杭木，用八层个扇；诸侯死后五个月下葬，用三层垫席和杭木，用六层隔扇；大夫死后三个月下葬，用二层垫席和杭木，用四层隔扇。

　　同是仪表，说法就不同：天子穆穆，诸侯皇皇，大夫济济，士跄跄，庶人僬僬。

　　同是老婆，称呼也不相同：天子后妃曰“后”，诸侯曰“夫人”。大夫曰“孺人”，士曰“妇”，庶人曰“妻”。同是死，叫法也不同：天子曰“崩”，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禄”，庶人曰“死”……。

　　诸侯之下士禄食9人，中士食18人，上士食36人；下大夫食72人，卿食288人，君食2880人。次国之卿食216人，君食2160人。小国之卿食144人，君食1440人（《礼记》）。

　　凡养老，……50异杖，60宿肉，70贰膳，80常珍，90饮食不违寝，膳饮从于游可也。……50杖于家，60杖于乡，70杖于国，80杖于朝，90者，天子欲有问焉，则就其室（《礼记》）。

　　孔子论音乐：“宫为君，商为臣，角为民，征为事，羽为物”（《礼记.乐记》）。音乐的五音也被纳入等级专制思想中，真他吗的荒唐！

　　“夷狄之有君，未若诸夏之无也”。为什么夷狄的君主连中原的无政府状态都比不上呢？因为野蛮人中有平等，而华夏即使处于乱世也处处是等级森严。孔子多么地欣赏等级制！

　　在等级森严的社会裏，天子主宰着国家大政，诸侯、卿士、庶民都按自己所在的等级规范行事，绝不能越雷池壹步。周礼规定：天子用八悄，诸侯六悄，大夫四悄，士二悄。鲁国大夫季氏却用了八悄，孔子怒吼到：“是可忍，孰不可忍？”孔子维护的是天子的尊严。

　　在中国，只要“等级制、人身依附、壹个头脑”这三样东西还存在，就算壹个等级制的社会崩溃了，还会有新的等级制的社会出现；壹个小圈子的等级制还会再构建成壹个大圈子的等级制，天无二日，民无二王嘛！总有人想不断的升级，进而居于等级制的社会的顶尖。

　　等级制的社会充斥着特权，没有权利平等。等级的底层几乎没有任何权利，只有应付不完的义务；上壹个臺阶，义务就减少壹些、权利就增大壹些；等级制的社会的顶层没有义务，权利趋向无穷大。压迫来自以等级划分为基础的权利制度，权利等级制从上到下壹级压壹级。由于权势不平等，必然引起物质不平等。权利不平等是人类压迫的根源。

　　维系这样壹个等级制的社会，是孔夫子开创的儒学教育的目的，通过教育让人们自觉地去维护这个等级特权秩序。这教育不限于老师给学生讲课，已渗透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各个方面，包括日常生活中，可谓无所不在，其效果是显着的，使人潜移默化地在精神上成为孔教的俘虏，能在不管受到如何不公正的待遇时，仍能安分守己、逆来顺受。

　　中国古人把人间的等级投射到天上，天上的星座等级最早出现于马马迁《史记.天官书》，天上的壹个个星都是天的官员或官厅，天做为整体象征了国家的等级体制。司马迁道：“凡举事无逆天数”，“天有十二辰而作十二本纪；天有十干，作十表；天有八方，作八书；…”。地上的紫禁城完全是与天上的紫微垣相对应的。北京的故宫就是“象天设都”的体现。天上本没有帝、后宫、贵人、骑官、上将、贵相等特权等级，是古人为维护王权臆造出来的。

　　《资治通鉴》开篇,“臣光曰：夫以四海之广，兆民之众，受制于壹人，虽有绝伦之力，高世之智，莫不奔走而服役者，岂非以礼为之纪纲哉！是故天子统三公，三公率诸侯，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贵以临贱，贱以承贵。上之使下，犹腹心之运手足，根本之制枝叶，下之事上，犹手足之卫心腹，枝叶之庇本根，然后能上下相保而国家治安。”

　　首论即为求得国家稳定，必须社会等级层次井然有序，君主应居于等级制的社会结构之顶尖，成为众人之首脑，众人不过听其指挥之四肢，而无本身之人格，独立之意誌。司马光认为最能保持中国稳定的社会结构是：

　　天

　　子

　　三 公

　　诸 侯

　　卿 大 夫

　　士 庶 人

　　按司马光的归纳，其基本原则为“贵以临贱，贱以承贵”，用以保证统治机器运转的有效和灵活，求得“上下相保而国家治安”。他认为每当这个等级制的社会的社会结构被破坏时，天下就要大乱，在上的统治者会丧失特权；在下的百姓更是遭殃，比起来还不如有个皇帝。

　　儒家把等级制度说成是万古不变的理。朱熹认为理是万物的总根源，在没有宇宙前，“理”就存在。“宇宙之间壹理而已，天得之而为天，地得之而为地。……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皆此理之流行，无所适而不在”。三纲、五常都是“理”所化生，是宇宙中永恒的理，也是道德的最高标准。因此，必须“存天理、去人欲”。“人之壹生，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

　　第二章 儒家和诸子的媚上愚下术

　　1．孔孟是鄙视民意的独裁大师

　　儒家思想的要旨在于“天人合壹”。核心的是天君合壹，将原始的人对天的恐惧式的崇拜，引导为对君主的盲目的崇拜。子的“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孟子的“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和“为人民服务”“三个代表”都是对忠君、对专政的壹种民众化。不管古代的民，还是现代的人民都处于虚幻的、不确定位置。儒家认为天道君欲本就合壹，天道就是全体国民意誌的体现，那么，“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就成了“君之所欲，民必从之”。

　　在专制社会，由于没有自由的选举制度，因而任何征服者都可以在杀人盈城之后自诩为“天意”。统治者可循环论证：即代表“天意”者必成功，成功者必然代表“天意”；既然“天意即民意”，他就必然代表了“民意”，“民意”于是沦为可以强暴的对象。

　　有人认为民主是中国发源的。他们说：自开国黄帝轩辕氏被推为“共主”，下迄尧、舜、禹帝位之禅让，全以民意为依归。

　　黄帝先打败了蚩尤，然后又打败了兄弟炎帝。再向南方出兵，先后52战。众酋长在刀口下，胆敢不推举轩辕为“共主”？他的天下完全是武力打的，怎能与民主扯上关系？

　　有人说尧舜禅让是“天下为公”。据《史记》记载，尧舜禹都是黄帝的后代，尧舜禅让是在大家族范围搞谘询推举式的安排接班人，显然具有家天下的性质。当时连元老院都没有，只是尧个别征求意见，根本谈不上“为公。“为公”不能自己说了算，要由元老院或公民投票说了算。舜掌握大权之后，就把尧子丹朱杀死，把尧囚起来，强迫尧把王位“禅让”给他，另外还接收了尧的两个女儿。曹丕娶了汉献帝两个女儿，又逼迫汉献帝禅让之后，得意洋洋地说：“现在我才知道古代的禅让是怎么回事了！”

　　与竞选、公民投票相差太远。尧、舜、禹帝位禅让之传说，就算真有其事，也是将国家主权私相授受，将国家当作私产。因此，不可能真正的“为公”。

　　儒家讲“天下为公”的内涵就是“天下不属公”。“天下为公”强调的统治者以所谓的“公心”来处理政务，人民只是决策的被动承受者而不是主动的参与者，人民的义务仅仅是供养统治者和服从统治者的教化，而没有权力也没有能力对圣人的微言大义说三道四。儒家把政治当成圣人教化管制百姓的过程，把世袭当正统，把禅让当德政、把成功的谋朝篡位说成是有道胜无道。这种政治观只能用来粉饰专制。

　　民主制度的根本是人人平等原则的确立。人人平等就包含了每个人的言论自由权平等，也就保证了少数人说话的权利。人人人平等必然众说纷纭，为了得到社会行动上的秩序，人们确立“多数决”的原则。“多数决”强调的是常识（commonsense），看重的是人本身，而不是科学理论。这个常识就是人人都有选择的权利，而不是汝生精英们的文化的乌托邦。这种民主的方法反过来强化了人人平等的原则，人人平等的“多数决”否定了圣人崇拜。

　　若在众说纷纭的情况下，搞“圣王决”和“领袖决”，这就是独裁或“圣王”政治。独裁要求绝大多数人服从壹人，是对人人平等原则的破坏；独裁只会越来越背离“人人平等”，走向等级森严的礼制，孔子就是这么干的。中国民主难产是由于圣王崇拜或精英崇拜作祟，因为圣人崇拜违反了人人平等原则，是反对服从多数原则的消解力量！

　　民本思想是“为民作主”，而民主是“由民作主”。民本思想，总是在为统治者想办法，人民始终处于壹种消极的地位。在孔子那裏，是找不到由民参政、多数裁决的“民主”影子。相反，“上”与“民”的界限是不可逾越的，统治的目的是使民“服”，使民“敬”，使民“信”，使民“归心”，而决非使民主政。这是与孔子的“愚民论”分不开的。

　　孔子认为：古今之民都是愚昧无知的。不过“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诈而已矣”(《论语.阳货》)。对于这些根底恶劣的愚民，即使施之教育也无法令其好转，这就是“唯上智与下愚不移”。“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中庸之为德，民鲜久矣”。这种既愚又诈之民虽难于改变愚性，仍可通过忠孝之道的培养，去其狡诈，返归愚直，这样的愚直之民才最易统治，所以孔子自信地说“小人学道则易使也”。

　　孔子的愚民思想表现在他要求人们安于贫困上。孔子极称誉颜回，因颜回能安于贫困。孔子告诫人们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在等级制下，庶民哪有求富贵之道？这些人只能老老实实、安分守己、安于贫困、乐于接受统治；没有非分之想，不会因生活的困苦而铤而走险，走上反叛的道路。像这样的“愚直”之民，就是孔子所理想的治世之民。

　　孔子认为，大德应统治小德，大贤应统治小贤；只有贤人才配有统治权。孔子把政治看成是智者对愚者的统治，提倡不透明的神秘政治；主张“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只让人民知道怎么做，不让人民知道为什么做。这样，人民就不会怀疑统治者，更不会反抗了。

　　《论语》中记录了孔子与子贡的对话；“子贡问曰：‘乡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乡人皆恶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

　　孔子的话表明，100%的“乡人皆好之” ，不如乡人之中部分人——善者好之。也就是说，100%的乡人<部分乡人。可见，孔子鼓吹的是部分高于整体、圣人高于群众。连“天必从之”的“民之所欲”，孔子却要打个大问号。可见，孔子根本不敬畏天，是个骗子。

　　孔子总是给人群划分等级：善者和不善者，君子和小人。孔子给人群划等级的标准不过是他自己的标准而已，合乎他的标准就是“善者”，否则就是“不善者”。

　　儒家最主张等级制的。等级制的实质是尊上卑下，即尊崇圣王、君子，卑视小民。儒家认为上智下愚，民就是孔子所说的下愚，他只会把民意当放屁。

　　东海壹枭说：孟子强调尊重民意。“王曰：‘吾何以识其不才而舍之？’曰：‘国君进贤，如不得已，将使卑逾尊，疏逾戚，可不慎与？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孟子.梁惠王下》）这是他与齐宣王之间的壹段对话，要求君主在进行政治决策时要参考、听从民意。

　　批判：孟子不过是把孔子所说的“乡人”换成了国人而已；孟子不学无术、答非所问：“何以识其不才而舍之”，对曰：“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至于才与不才的标准他没有说，为什么不说？这是为了君王好根据王意和儒意来独裁！如果把才与不才的标准说清楚了，那就不好随意独裁了。孔子反对铸刑鼎是同样的道理!

　　“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连大夫即高级官员的话都不要听，这不是独裁是什么？当所有的“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也就是说，当99%的国人曰不可时都可以置之不理，这岂不是独裁？

　　当古希腊人与古罗马人通过独立的元老院和独立的公民大会来监督执政官[国王]时，中国的儒家们希望君主听到了全国人民的呼声后再去调查，万壹君主整天花天酒地，听不到全国人民的呼声，那么，人民只有无穷无尽的苦难了。

　　只有当100%的国人“皆曰不可”时才受理，这样慢吞吞的监督，有何效率可言？而且还得等到君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如果君王看不见，那不是贪官汙吏要横行天下吗？

　　100%的国人皆曰不可了，就应该把那人放弃掉，还察什么呢？可孟子还要王“察之”，可见，孟子瞧不起老百姓的意见，是鄙视民意，何尊重民意之有？孟子要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也就是说若王考察后觉得“可焉”，民意是可以否定的，那人可以不去。可见，孟子心目中的“王”是超越民之上的“神”，专制独裁是完全合理的。

　　“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可见，壹个人要被国君所用，比登天还难！所有的国人怎么会知道某人确实贤？“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左右皆曰可杀，勿听；诸大夫皆曰可杀，勿听；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故曰，国人杀之也”。所有的国人皆曰的可能性极端小，这样壹来，壹个大臣就可以永远当下去了！可见，孟子是在为特权阶级谋利益。

　　2．孟子说“惟仁者宜在高位”。儒士就是有贤德的仁者，官员只能由儒士共同体推举，而无需全体国民选举。可见，儒学就是谋取儒家自己权力的学说。

　　壹些人宣传孔孟学说中蕴含了“民主”成分，根据仅仅是壹句“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儒家的“民”是指民众，不是指具体的个人。儒的“重民”=当代的“为人民服务”。到政府机关办事，常听到“妳又不是人民，凭什么为妳服务”。毛泽东还喊“人民万岁”，不是比儒家更重民吗？结果却相反。不要看儒家的口号，而要看儒家能否实行！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为他人做嫁衣裳”的草民何贵之有？草有何权利？皇帝奴才高高在上，百姓壹无所有，别看是两条腿壹个脑袋，谁看谁都感觉不出对方是人样，馋瘾壹来，不吃人才怪。

　　孟子曰：“后稷教民稼穑，树艺五谷，五谷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民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显然，孟子在鼓吹圣人崇拜，说“民”离开了圣人的教化就近于野兽。这个把民看作愚昧无知近于野兽的人，他怎么会重民？

　　野男人或者野女人是指不道德的性伴侣，都是贬义词。孟子“无君子莫治野人[小人]，无野人莫养君子”，这“野人”绝对是贬义词！老百姓被他称为野人，哪裏有什么“贵”可言？“民为贵”是指壹个政权的“君子”需要足够数量的“野人”才能“养”好。

　　中国从来就没有过“贵民”，只有“贱民”。在孟子推崇的统治者眼裏，“民”从来就不是人，故有“2足羊”之称！所以，牧民的真正含义是将“民”像羊壹样餵饱，否则，就会没有羊肉吃、没有羊奶喝！人权=生存权，就是儒家思想的现代版本！

　　3．儒家判断是非对错不是根据事物本身的性质，而是看妳是否维护或服从上级。

　　孟子说，如果君主有大错，则奉劝，如果反復奉劝无效，则废黜君主（“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其实，这是空想。因为有大错的君主是不会听奉劝的，而废黜君主必须要有反对无道君王的社会集团存在。而儒家主张君子不党，那裏会有反君主专制的社会集团？

　　孟子的“民贵君轻”论以“诛壹夫”的革命论为基础，试图制约无道昏君，但这种制约又与“旱干水溢”的自然灾异相钩连，从而带上了“天人合壹”的色彩。“载舟复舟”论虽指出了违背民意有政权倾复的危险，但对民意怎样去颠复政权没有作深入的思考，只能限于壹种观念比附的水平。孟子“民为贵”的王道，不过是在“水能载舟也能复舟”的利害关系上，进献给统治者的壹种权术罢了。

　　在孔子之前的几百年，“国人暴动”就推翻了周厉王，难道那时就没有“臣下易君”的理论？肯定有，只是没有记录下来。孟子说诛杀独夫民贼只是威胁利诱壹下国王，他并没有发展出推翻暴君的学说，跟“国人暴动”的社会实践比，是壹种巨大的倒退。

　　春秋时期，晋灵公荒淫残暴，多次设计杀害正直大臣赵盾，均未达到目的。后来晋灵公被大将赵穿杀死。当时赵盾在晋国边境，因为留恋故国，又慢慢往回走。晋国太史董狐记录这件事说：“赵盾弑其君”。赵盾辩护说：“这事儿同我无关啊！”董狐理直气壮地说：“妳身为正卿，逃跑不越过国境，回来又不声讨杀害国君的坏人，不是妳弑君是谁？”董狐被孔子称为秉笔直书乱臣贼子惧的“良史”。

　　儒家不是要诛暴君吗？为什么诛暴君的行为被称为“弑”呢？弑者，臣杀君并大逆不道也！可见，儒家完全是站在君主壹边，袒护暴君啊。孔子对维护暴君的董狐大加贊扬，充分暴露了儒家的忠于君主的依附本质。

　　公元前548年，[暴君]齐庄公因与大夫崔抒妻子私通而被崔抒杀害，史官记录“崔抒弑其君”；崔抒杀史官，史官的两个弟弟秉承兄业，又记之，亦被杀。最后壹个弟弟亦记之，崔抒才被镇住。很显然，齐之史官三兄弟用生命的代价维护君主的权威[为了写“弑”]，比坎脚的和氏更加忠于主子。遗憾的是，齐太史兄弟连姓名都没有留下。

　　为什么只谴责齐大夫的残暴？不谴责齐王的荒唐[齐国王很荒唐：吃人、兄妹乱伦],为什么对王的过错就要避讳呢？儒家这种搞法只会造成壹边倒！

　　有人曾把儒家主张“选贤任能”[及后来的科举制]看作是民主的表现，这样讲是错的。选贤任能有否定世袭制的意义，但它包含消解民治的圣人治世的观念。中国的皇帝有壹个很特别的称呼，即“圣人”，意味着皇帝是真理的化身。这种圣人治世的观念，在今天仍有深远的影响。包公戏常演不衰，有事找领导作主，便可见壹斑。人们总是强调伟人的作用，总希望有个英雄来领导我们，天下大事都交他壹人来思考。文革时，全民高举《最高指示》，统统放弃自己思考的权利，都让领袖壹个人思考，也是这种圣人治世观作用的结果。

　　儒家既不关註人，也不关註人的智慧和天性，更不关註世界的变化和规律；只关註圣人如何治理愚人，愚人如何服从圣人；最高境界是愚人对圣人的绝对服从，下层圣人对上层圣人的绝对服从。服从就是消灭服从者的智慧，绝对服从就是绝对消灭圣人外的壹切智慧。

　　正是为了让“贱民”、“小人”归于“顺民”，儒士们费尽心机建立起壹套“教化”伦理。为使这套称为“思想之圣”的“教化”伦理得以实施，儒士们又要求“圣君”作为这套伦理的载体，作为“天理”的化身，让他拥有最高的政治权力。这就是专制主义铁的逻辑。

　　统治者以等级尊卑观念“教化”民众，本身就是对民众身心的奴役；处处将人作为等级尊卑秩序的工具，从而“使人不成其为人”。儒家要把人修成壹个等级制的人，要把国治成壹个等级制的国。它要把每壹个家庭变成壹个类似于君臣关系的专制社会。

中国文化的消极意义

作者 中国网友

　　鲁迅小说塑造的阿Q精神也称为自慰精神，是人类面对巨大灾难和挫折时候的壹种逃避心理、自我安慰心理、自我调适心理；它是人性之壹。但追究起来这种自慰精神的来龙去脉，我们可以轻松地找到它的生物学基础，认识到这种自慰精神来源于手淫的生理行为。生物学的研究发现所有的灵长类动物都有手淫行为。适量的手淫对人类的精神和压力放松都颇有好处；但过量的手淫，造就的就是壹种自慰思维的模式，我把它叫做手淫思维模式。

　　壹： 什么是手淫思维模式？

　　从生物学的角度，人类恋爱婚姻的步骤和行为不外乎如下步骤：

　　性展示

　　荷尔蒙的积累产生性的发动；因而具有在异性面前展示自己以获取异性青睐的动力；并为展示而整理打扮自己；动物们都喜欢梳理毛发就是这个道理。人类在找到具有性吸引力的异性目标前会有壹种被称为“结伙儿展示”（group display）的行为，这就是赛歌会、赶圩、赶集、市场等活动的由来，也是青春期少男少女喜爱结交同性朋友的由来。某些动物也有这样的行为，比如松鸡聚集起来展示的地方叫展示地display ground。不过人类把它叫做赶集也是因为人类扩充了展示地的意义；其实就是源自动物时期的结伙儿展示。人类青春期结伙展示的时候，形成壹种同性之间的友谊或者超过友谊的情感，这是儒家讲的“义”的生物学本能。能与同性协作起来的男孩子显示了他们的社会属性和社会本能，也排列了个人性格在社会中的刀食顺序（pecking order），也更展示了对异性的性吸引力。由这种本能，发展演化出来了同学情、战友情等人类的基本情感。壹旦结婚，这种情感就淡漠下来，真正进入壹对壹的偶连情感模式。

　　性展示中有壹项重要的行为是在未找到理想对偶时候的“性排练”。男女都想通过“性排练”或“性游戏”来测试自己的性吸引力和增加自己的性吸引力。人类要估算自己的性吸引的“颜值”是因为人在本能上是壹夫壹妻的动物。人类寻找交配对象也会遵照动物学上叫做 “选型交配”的规律，比如家蝇选择交配的对象是找到头上刚毛数量相等或相近的个体。但由于动物中普遍存在的偏好处女行为，怀有“贞洁”观念的人类雌性未必真会付诸真正的性行为；因为处女受到更多的青睐是大多数动物性选择的事实；雄性的处女情结是保证传播自己基因的手段。有过性经验的雌性被破处的雄性改变了行为与饮食偏好常被认为是负面效应；但本人在花粉效应理论中认为应该是正面效应。比如能够建立大型社会的蜜蜂与只能建立小型社会的马蜂之间的 差别就是马蜂行壹雄壹雌制度；而蜜蜂行壹雌多雄制度。

　　性吸引： 选定交配对象，被某壹异性吸引；偏好的双方会发出信号；比如深情的对视，害羞的视线躲避，再次对视后信号的接收和解读。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亿万年的演化已经让我们具备了识别真伪的本能。道金斯把汉密尔顿总结的这种《社会行为的遗传演化》称为绿胡须效应。曾经有壹位中国农大的讲师攻击我错误地理解了道金斯的绿胡须效应，为此我又重新把汉密尔顿的1963年的这篇论文和道金斯的描述读了好几遍，这裏再次叙述我对这个现象的理解。

　　性宣誓 ：信号解读完毕，双方进入私自幽会的阶段；开始海誓山盟。双方对宣誓的测试游戏开始，直到确认下来真心相爱而开始下壹阶段的探索。人类演化出做爱在私密的地方而进食却在大庭广众中；这点与大多数动物正好相反，大多数动物吃饭是在隐蔽的地方以防止争抢而做爱却是在大庭广众之下。

　　站立的身体探索：从上壹阶段开始的手指的触碰到牵手、抚摸、接吻。壹个好的接吻会增加双方的情感、加深双方的感情纽带，壹个坏的接吻会决定壹方退出关系。交换唾液的接吻，实际是双方交换免疫力，测试双方身体基因结合的契合度与互补的实验过程。

　　坐着的身体探索：这是性器官探索的开始，对异性身体的好奇引起，是性交前奏的准备躺着的身体探索：性爱前双方中的壹方以躺着的姿势放松表示已经做好接受性爱的心理暗示了。

　　性爱前的前戏和调情：这个属于房中术研究的范围了，不再属于。。。。。。

　　做爱期间伴侣的感受：按照生物学的基本观点，雄性每次贡献壹次生殖细胞都会无意识地希望能产生自己的后代而不是其它竞争者、其它雄性的后代。而人类女性的直立行走带来养育后代的艰苦卓绝，使女性更会谨慎选择怀孕的对象并且只希望采集雄性的花粉（雄性生殖液）而并不希望立即怀上交配对象的孩子。所以女性达到高潮的现象有些难度。而女性高潮与怀上孩子是正相关的关系。且男性无意识中通常都会极其关心女性是否达到高潮。嘴边的话常常是：“妳爽了吗？”、“妳感觉怎么样？”。本人特别想统计问卷调查男女做爱的时候，男方会问到女方这个话题的比例是多少？女性感受的倾向（文化的作用）。嫖客也应该不会在乎妓女的感受；但人类的潜意识会不会也让嫖客顾忌妓女是否爽歪歪的开心感受？以求证明自己的雄性能力？这些都是生物人类学待解的课题。

　　而手淫，可以省去前列八个步骤而壹步到位，还可以让脑子不受他人干扰地想入非非。就像中国文化的思维模式可以不经由跋山涉水的艰难论证而壹步跳进结论壹样，手淫可以迅速达到高潮并锻炼大脑的想象能力！

　　谚语说：跑步强体，手淫强脑。手淫可以锻炼壹个人的思考能力，丰富个人的想象力。

　　手淫思维模式在我们的日常文化裏都有诸多表现。在3X的成人片中妳也能看到东方跟西方的差别。比如欧美的色情片上来就是炒饭来发泄观者在现实生活中不能满足的追求女孩子的艰难感与挫折感。而东方的色情片充满了细腻的情感曲折和最后把女人弄到手的胜利感。这是因为现实中没有体会过追求女孩子的艰辛和被拒绝的勇敢壮烈过程。

　　这就是民间的谚语：缺什么，咬喝什么！

　　人类学的研究指出，因为手淫带来的天马行空，自由自在的幻象太过迷人，所以男人在婚后，偶尔还会手淫。生物学上的解释，不仅仅是要享受那份比做爱还要兴奋的快感，而且婚后手淫还具有排出老化、活动力弱的精子的生物学的意义，以便真枪实弹的过程更容易使女性受孕。

　　手淫频繁带来的思想和行为的惯性和思维模式大致可以总结成：

　　有探索精神但缺乏或只有较少的探索行为

　　虎头蛇尾的行为作风，从荷尔蒙高昂时抬得高高的头颅，到手淫泻火完后出现疲乏和垂头丧气的情绪，且可能伴生对世界失去的兴趣对现实的认知和实际有巨大差距

　　手淫频繁是对大脑想象力的训练，容易极快地认清现实的本质由于自我性兴奋的想象太过美好，造成自负心理壹遇挫折也容易立即放弃

　　手淫习惯了，在应对和处理外界事物及生活的博弈中，就会不自觉地把这种行为和思维模式代入我们的日常中来产生冒进和快速结论的现象。通常我们并没有意识感知这种模式。当整个社会都有这种行为习惯的时候，这么思这么想也就成为了社会的正常模式。这个阿Q精神是中国的文化和民族行为吗？世界其它各地的人们没有这种思维模式吗？回答当然是有，是占主流还是支流，是大多数人都这样，还是少数人群这样。这个问题极其復杂我不想过多口舌；读者可以各抒己见，见仁见智。我下边列举壹些证据来说明这种模式代入的事实。

　　二：商周之变中被抹杀的东西是什么？它是不是手淫思维？

　　商周之变是中国社会走入农耕社会的巨变；也是人类社会建构分化出商业社会和农业社会的分叉点。以现在中国社会和学界依然的农耕价值观念，学术上依然无人能够理解商周之变的巨大意义；大多数学者会把眼光集中在周秦之变来检讨审视我们今天的社会转型。

　　以大历史的观念，人类史分作从猿到人的历史和农业开始之后，人类走出小型社会开始建构大型社会这样两个演化基本段落。从猿到人的演化历史，是人类积累创造发明文化、演变文化、积累文化的历史；从小型社会走向大型社会的演变是文明史和粘合社会的意识形态的演化历史。

　　早在汉代就有人提出“殷因于夏，尚质；周因于殷，尚文”（《后汉书·杜周传》）；但是这裏的“质”究竟为何物？今天还处于农耕意识形态向工业社会转型的中国人裏，没有人能说得清楚和看得明白。如果没有壹个大历史的观念，无论如何妳 走不出庐山，看得清庐山的真面目。而何为大历史？从今天纪念黄仁宇先生诞辰壹百周年的几篇学者的文章裏，我仍然能够看到中国学术界与外部大世界的脱轨。

　　周人在牧野之战后迅速击败商纣王夺取了殷商的天下。以“小邦周”如此迅速地击败了“大邑商”，不仅仅震惊了周人，也带给他们深深的惶恐和思考。是什么使殷商的军队反戈壹击，让周人可以迅速夺取商纣王的天下呢？

　　是“德”，周武王和周公这么总结。

　　从迄今为止发现的甲骨文和商代金文中，我们可以知道殷商的人没有我们今天的“天”、“神”、“德”的观念。“德”和“神”以及今天我们用“天”这个字来代表至高无上的“神”或“老天爷”的观念都是我们从西周早期或中期继承下来的。殷商人与崇信和发生希腊神话的迈锡尼人壹样都处于青铜器时代

　　都相信和崇拜某些超自然力量、都祈求今天我们称为“神”或“帝”的保护都相信这个“帝”或“神”与他们的祖先有某些瓜葛、比如性方面的瓜葛（希腊的英雄是指神与人交配产生的后代），或者吃了这个超自然力量的“神”的卵而怀了孕、生下了他们的祖先 （东亚是卵生文化昌盛的地区认为吃了图腾神鸟的卵就会怀孕生下人生不凡的孩子），这个我把它叫做“血缘定命”的哲学观。

　　都相信“人的命运”的背后有壹只手操控现世的人的生活，都祈求祖先要求改变或指导壹下自己现今的生活：盖神庙或祖庙，中国古代叫名堂；用敬拜、祈祷或蔔辞占卦的方法与祖先或“帝”沟通。（以我个人对帝这个字的理解，帝就是这个不凡的祖先。商代的祖先中有凡人，也有帝；到商末把自己的生父叫帝，是尊称）因为现世的生活和行为都是被“命”操控的，所以也就无所谓“德”来指导现世的行为。

　　史书记载周文王被商纣王囚禁在羑裏城的时候，依照民间百姓算卦的方法用蓍草演绎了伏羲的八卦而成六十四卦。写成了《易》壹书并提出了“天命靡常”的观念。“天命靡常”首先在思想上动摇了殷商的“帝之后代，命定不变”的观念。即使在周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论语·泰伯》）的情况下，商纣王仍不以为然地说：“呜呼，我生不有命？在天？”（《尚书·商书·西伯戡黎》）。商纣王相信自己是“食玄鸟之卵的后代”，是做王的命和帝的血脉，我生下来该怎么样，不在命，怎么可能在天？商纣王不信天命，而相信“血缘定命”，可见壹斑！

　　周人发明了“旻天至上、以德服人、德政治民、礼乐天下”的统治思想。这就在信仰上否定了商代的纯粹“命定”的观念而把“天”加在了“命”前，让人们开始相信“天命”。妳有没有命，决定在天。而天给不给妳这样的命，取决于妳有没有“德”或祖上是否 “积德”。在这种带有人文色彩统 治思想下发育的中国文化，仍然跑不出：“社会建构由小及大的规律、意识形态的虚构特点、从刀食顺序至阶层文化的演变，动物仪式到人类仪式文化的演进”这几个现代科学的发现。我们从新列出以上四点，再仔细思考其内容，这对我们论及和思考这些话题，特有帮助：

　　社会建构由小及大的规律：整个人类的文明史，就是壹个从小型社会到大型社会建构的实验史、纠错史；而人类文明历史之前的从猿到人的历史，却是壹个建构文化的历史。因为人不仅仅像其它动物壹样是制造和使用工具的物种，更重要的是人脱离了动物文化的简约、单壹、雏形的特征而发育出了復杂庞大的文化特征。

　　意识形态的虚拟特点：国家、民族、公司、金钱这些都不过是想象出来的概念。因为妳信我信他也信因而成为了虚构出来的现实。意识形态其实也是若此，都是虚构出来而成为真实的东西。壹旦人们不再相信比如货币的价值，那么这个体系马上就面临崩溃的命运。人类需要意识形态，是因为她能够粘合人类的个体行为而成为统壹的大型社会行为。人类的文明就是壹个意识形态演化的历史。殷商的“命定”被周公引入成为“天命”在“德”就是壹个意识形态的演化和改变。这是壹个社会转型的开始。

　　从动物的刀食顺序至人类阶梯文化的演变：pecking order是人与动物共享的行为本能；而把刀食顺序发展为具有社会阶梯和阶级意识的所谓意识形态乃是人类独有的文化特性。周人已经有了 “阴阳观念”，壹方面鼓励和颂“德”、壹方面加强以“刀食顺序”为基础的“礼制”。颂德带有“人人平等”的人文观念，鼓励只要妳有德，就可以成王；另壹方面却加强“刀食顺序”而规定出礼制。什么阶级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坐几匹马拉的车，后代更发展到门上能钉几颗钉子都有严格规定。

　　动物仪式到人类仪式文化的演进：从动物交配前的“求偶仪式”、“交配礼物”到社会关系中的“订亲财礼”、刀食顺序的仪式行为，只有人类把这种仪式復杂化且赋予某种意义，使人类的仪式具有復杂的社会意义。

　　道德和良心是人类的小型社会建构需要的方法或者手段、是所有社会性动物都具备的壹种本能。它在从猿到人的发展演化中出现并扮演了重要角色。道德和良心随着动物社会属性演化的强烈程度而趋于强烈；这也就成为比如狼群对其群内成员相互利他的壹种社会粘合剂。但是人类有了农业，社会规模趋向日益扩大，个体或某些小团体的行为或信息阻塞或缺乏流动、造成仅仅依赖道德本能就不能满足社会变为大型的需要。张三伙同李四干了缺德的事并获得了某些利益，在大型社会极易隐瞒起来；其它社会群体不容易知道；这就需要神或者意识形态来约束其行为。社会建构由小及大的规律，人们相信神等编排的故事并因为这个故事的内容而协作起来，就成为意识形态演化研究的重要课题。

　　青铜时代的意识形态，在希腊神话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人们相信神话也相信神话所折射出来的意识形态。被安排的命运时刻左右着妳现世的遭遇就是其中壹种信仰和意识形态。无论是殷商时代还是希腊的迈锡尼时代，人们都不甚了解这被安排的命运是谁在负责！ 即使是神也无法阻挡自己的命运和最后的归宿。到了孔子与柏拉图的轴心时代，希腊人依赖工匠精神，在神话裏体味到了命运被安排的“逻辑”；因而希腊人开创并出现了逻辑观念并发明了逻辑学。而商周之变，中国人被后稷周发明的壹套文化观念，斩断了商代的殷商人可能出现的“逻辑决定的命运”观念。直接冠以殷商人所没有的“天”的概念，出现“天命靡常”、和“易”即“变”的观念。《周易》的“变”或演化观念弥足珍贵，但周易不解释为何有“易”的逻辑，就像不解释为何“春夏秋冬的四季变化”壹样。春夏秋冬的四季变化是被理解为理所当然的，《易经》的卦象变化也就是理所当然。

　　殷商人的“天”就是我们看到的物理的天，它只表示大的意思，如“天邑商”就是“大邑商”。而周人的“天”却带有至高无上的殷商人所没有的“至上神”、“老天爷”的观念。这种“天”的观念延续至今天的中国文化依然存在；偶尔也会有人说“人的命，天註定”。这裏的“天”已经跟殷商人的“天”是不同的观念了。而殷商人同希腊神话时代壹样的“天”的观念，只在今天的中国留下了些许的用途。如“今天下雨了！”这样的简单表述。殷商人的宿命观念像迈锡尼人壹样朦胧模煳，也都是到了轴心时代才有“天”的至上神观念来註定宿命的观念。

　　我们遵从郭沫若先生的建议，凡是商代的文献有把至上神叫做天的，都是不可信的材料。他特别点出《诗经·商颂》和《尚书·商书》。这样我们就知道“天命玄鸟，降而生商”是西周的宋国人学着周人的观念而续写的文献。这个现象我们要特别註意，千万不能把周人的观念或文献也说成是商代的观念或者习俗。因为殷商与周人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文化，比较殷商和和周人的不同，就如同今天比较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的不同。虽有渗透，虽有雷同，但互相差异极大，是本质的差别。这就是汉代人讲“殷因于夏，尚质；周因于殷，尚文”的意思。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三观的改变。世界观、价值观、审美观、道德观等的改变；也是社会转型的观念改变，犹如今天我们自“同治中兴”以来，社会转型所看到的不断的改变。郭沫若先生认为商代末期也出现了周人的“天”的至上神概念，本人并不认同。因为后期这个“天”的概念，都是在周代的器物上出现的。从上边商纣王的那句话的断句中，我们也可以感受到商王第壹次听到自己的命运不是自己命该如何而是由天来决定的惊诧。

　　王国维先生在中国开启工业化道路的档口，也意识到了这种社会转型所带来的意识形态的改变。

　　蓍草占蔔，殷商时代也有；不能取得那么多骨甲的平民使用蓍草；王室才有能力使用骨甲。史载周文王在羑裏城被囚期间，用蓍草来占蔔算卦，最后演绎八卦，是跟平民学来用蓍草，还是他在周地本就用过蓍草，不得而知。但是周人在克商以前，也会用甲骨占蔔，是有记载的。《诗经·大雅·緜》裏说：“周原膴膴（音同呼，肥沃的原野）、菫茶如饴。爰始爰谋、爰契我龟。曰止曰时、筑室于兹。”这是周人借助龟甲在占蔔问询，是否可以在周原建设自己的王都。

　　殷商人相信被安排好的命运，世间的壹切都是被安排好的，也没有什么“好人”和“坏人”的观念。行坏事的人也是被神秘力量安排来做坏事，所以这跟此人的人品没有关系，因而也就不会有周人所强调的“道德”的德的观念。因而被周人骂做“无德”。周人为解释自己“克商”的合理性，首先要否定“玄鸟生商”的图腾神的后代享受“王”命的命定观。同希腊英雄的后代享受财富、享受世俗的奢华是祖先与神交配的后代应该享受壹样（君权神授，血缘定命）。要打破这种 “食玄鸟之卵”的后代具有某些神的血统，本就应该坐享王位的观念，周人就必须宣传“天命靡常”。但是“天”不可靠，“天不可信”（《君奭（音同逝，恼怒的意思）》）说服不了已经落败的殷商人，于是又反復强调并提倡了“德”的观念。认为商人能得夏人的天下，也是因为商汤有“德”；今天周人能得商人的天下，也是因为纣王“无德”。为了表现纣王无德，后世越来越杜撰并添油加醋商纣王无德的故事。为了表示周文王、周武王的德而拼命褒扬了二王的“德”事。

　　后代的文人不了解武王克商后发明的“德”的观念，在司马迁和《资治通鉴》中，夸贊某某人多以什么什么德而服众，有以火德立，有以木德立，有以土德立；实际都是后人的想象，也就是没有论证的意淫，是手淫模式直接跳到结论的思维方式。

　　自周以来的中国文化和今天的学者们没有识破开创中国文化的周人的伎俩，壹是因为史料不足；再壹个是还没有具备今天“大历史”的观念和方法，没能了解青铜时代人的精神风貌和时代特征。为什么史料不足呢？我们知道孔子距离武王克商的时代也不过六百年，《尚书·周书·多士》还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那为什么到了孔子的年代，就“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徵之矣。”（《论语·八悄》）。我们可以做壹个大胆的假设，那就是殷册殷典也被周公毁掉了。即使殷商的后人宋国也没有了这些本就保存在王都的文献。当然也可能是自然毁灭的，周人没有好好另外抄录保存肯定是必然的；因为要毁灭前朝的文化。

　　历史似乎没有没有丝毫周公毁册的记载。我们当今所有的文献都始自周代。

　　殷商人的文化与意识形态与周人大不相同。殷周之变，实在不能说成是“继承和发展”的关系或“殊异”的关系；而是逻辑斯蒂方程壹分为二的分叉的关系。农耕文化与商业文化分道扬镳的关系。

　　殷商人继承中国拜祖先的文化也许有上万年的历史。因为我们知道拜祖先的孝文化不仅仅存在于中国，也存在于东南亚、澳大利亚与太平洋岛屿的诸多原生态文化部落。这个现象可以有两种解释：壹是演化趋同（convergent  evolution）。如果相隔遥远的两个地方地理与气候条件相似，那么他们在这两个地区演化出来的植物或者动物就会非常相似并且不具有任何血缘关系。另壹个就是真的具备血缘关系，如4~5万年前东南亚的古代智人开始向北沿着今天已经被埋入海底的海岸线进入中国和向四处扩张到了太平洋岛屿的土着人。中原的气候与地质条件与澳大利亚和太平洋散布的岛屿极端不同，那么拥有相同的拜祖先的孝文化就极有可能源于同壹批早期古代智人祖先。DNA的证据支持我们与太平洋土着同源的假设；那么我们进壹步假设孝文化与拜祖先的风俗继承自四万年前共同的祖先也是合理合情的。

　　拜祖先的文化，我们壹直继承到今天。

　　殷商人拜祖先，并且有祖先简狄食玄鸟之卵而生契的传说。在我看来，这就如同希腊人拜自己的神庙，认为自己是神与人结合的英雄的后代壹样，享受人间奢华与富贵的“定命”也就理所应当。所以殷人的上帝，实际就是自己的祖先且带有某些超自然能力而已。这虽与郭沫若先生的意见近似，但并不如郭先生所言殷商人的上帝乃至上神的观念。把自己的具有卓越功绩的祖先想象出超自然的能力，无论就情感方面还是人类从襁褓至儿童以及成年的心理成长和成熟路程，也是自然而然的过程。

　　郭沫若先生以及王晖教授有关殷人上帝的论述都是功亏壹篑！

　　西汉礼学家戴圣的着作《礼记·表记》中有：子曰：“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先禄而后威，先赏而后罚；亲而不尊，其民之敝：蠢而愚，乔而野，朴而不文。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先罚而后赏，尊而不亲；其民之敝：荡而不静，胜而无耻。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其赏罚用爵列，亲而不尊；其民之敝：利而巧，文而不惭，贼而蔽”。

　　这裏讲夏人尊依“命”，应该是事实，符合大历史意识形态演化的观念；而郭沫若先生认为这段说的整个“夏道”没有根据。处于那个青铜时代的人信仰宿命，应该不是什么稀奇大事。不但夏人尊命，殷人也遵命。这就是汉代人所讲“殷因于夏，尚质。”另外殷人还不知道“神”是什么；神的观念出现在铁器开始的时代。这是春秋以后的人也不了解的地方。“神”这个字最早出现于西周初期的《宗周钟》上，“隹（唯）皇上帝百神，保余小子”，似乎很符合铁器发展的事实。也有人认为宗周钟是周厉王时代的作品，那就更符合大历史的规律了。戴圣对此壹无所知；所以才骂“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先敬拜鬼是事实，因为殷人继承着孝文化，只崇拜往生的祖先，祭拜完祖先之后才去拜日月星辰的灵。这是万物有灵论的继续。戴圣不懂得这些，也缺乏探究的精神，却凭着想象说“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先罚而后赏，尊而不亲；其民之敝：荡而不静，胜而无耻。”那就完全是意淫了，手淫之祸。

　　综上所列，周公及周成王在西周初年为合理化“武王克商”而创建了流传至今的“德”的观念、“天”的观念、“神”的观念；这是改变中国历史发展道路和轨迹的大事。由于“德”之观念也是社会型动物建构小型社会所依赖的人性本能，结合周文王的“易”之演化观念，中国在西周就过早地出现了具有人文和人本主义精神的萌芽。这对神话和宗教的发展极端不利。因而中国也就没有发展出来真正的宗教。日本华裔历史小说作家陈舜臣在《中国历史风云录》中指出，由于中国的历史乃后朝推翻前朝的事实导致后朝不断阉割纂改前朝的神话和历史。中国缺乏连续和完整的神话体系，也许真是跟这个有很大关系。但就意识形态的发育和发展，中国文化出现了历史学家所说的早熟现象；实际上中国文化是早熟的儿童。在文明建构之初就显现了人类成熟社会的思维模式成为了过早触及大人话题的小孩子。不成熟的人文和人本精神当然不能满足大型社会建构的需要，必须佐以后来的“儒释道”和“唯天皇子”的天子观念。不仅如此，春秋战国时期扼杀农耕社会对立面的商业社会意识形态的思潮迭起，导致以商鞅为代表的农耕社会出现的“争夺式竞争”异常激烈而登峰造极。中国社会今天走入具有完整的人文和人本主义的现代社会困难重重原因也多潜伏于此。壹方面传统保持者骄傲着自己文化中的人文精神，另壹方面这种朴素的、不完整的人文精神又不能对现代社会的建构发挥作用。而统治者又在拼命建神和造神、抵御外部文化的输入。我们今天检视这种人文精神在周初的发芽和发育，也就好似看手淫的人壹步跨入了想入非非的、天马行空的精神境界。中国的意识形态的发育历史，显然没有按照理想状态的发育规律：

　　万物有灵 -- 超自然力想象 -- 图腾崇拜 -- 半人半兽神 -- 全人形人性神 -- 多神论-- 壹神--人文和人本主义中国意识形态的发育历史可以看作是区别于西方和希腊文化的变体或变种。这样建构起来的大型社会使逻辑斯蒂方程发生分叉：分叉的壹个方向是农业社会，另壹个方向是商业社会。希腊之后的罗马帝国深受希腊文化影响，政治制度也采用了民主的共和制。虽然其间多次被各种政治形式篡夺、修改，但民主的种子，壹直对后世影响深远。

　　人类社会走出采集狩猎的小型社会开始建构大型社会的历史进程中，出现过大约两种不同的社会建构模式：壹种是权力模式，可以叫做权力文明；壹种是发生自组织现象的商业模式，商业文明；当然有许多中古社会的建构游走于这二者之间；既带有商业文明的特征，又带有权力文明的特征；二者同存于壹个社会。权力形成武力可以保护商业运作，不被抢、被虏；商业对权力形成的集中力量有依赖；商业丰富权力的日常生活。

　　商代的祖先就是做买卖的人，商代灭亡后其后人被封在宋国，周公仍然让他们从事他们拿手的“买卖”活动。而周人却是农耕的好手。“武王克商”的壹次趁商朝大军向南讨伐的空档时间，农人代替了很会做买卖的商人，中国文化也开启了农耕社会的由权力建构文明的不同于以往的时代！

　　商代是青铜器的时代，文字又极其发达；时间横轴上与产生希腊神话原型的迈锡尼文明相当；但是商代的神话却异常缺乏，简直无法同《荷马史诗》相提并论。希腊的神话歌颂的都是迈锡尼时代的故事。经过荷马的黑暗时代（相当于中国的西周），到相当于中国的东周时期，希腊的城邦民主蓬勃开展，世界范围内的轴心时代出现。中国出现了孔孟等百家争鸣，希腊出现了柏拉图、亚裏士多德等等杰出的人物。人类社会开始了两种社会建构的形式实践和发展。

　　而整个中国社会和历史的核心还不仅仅在此，而在于这从西周开始的中国文化的建构和发育。由农人建构起来的社会，具有许多农人的特点。

　　早熟的、类似手淫的人壹步到位的性福模式，中国西周初年就出现的人文萌芽，缺乏探索和研究等中间的认知过程和坚韧不拔、坚持到底的追求和精神；必然无法顾及社会建构的方方面面，无法体会人文主义的光辉。人人享有同等政治权力的人文思想，不可能在那个依然相信统治者是神的后代的观念中继续发育。神的后代如何能与普通“众”人享有平等的人生？于是周代制定的礼法与宗法制度，成为了塑造社会秩序的核心。依照官阶的大小高低，穿什么样的衣服，享受多少匹马拉的车，所有的社会等级都标识在人类“炫耀”的本能之上了。

　　我们品读商周之变的历史，对于今天的共产党人，如何看待中国文化，如何看待社会转型，意义及其重大。

　　从思维方式上来讲，中国在文明建构之初就升起了人文精神的闪烁光芒；它扭转了中国社会在走向大型社会建构之路上采取的重商、崇商之路。虽然人文精神在科学建构社会的路途上是我们今天所能认识到的终极手段，但壹步到位的早熟，缺乏路途中间所能经历与克服的艰难险阻，犹如手淫的壹步到位，终让我们的精神多出许多负担和多走许多弯路。这表现在我们今天的国学人士看到现代的科学发现，每每不屑地说，我们老祖宗两千多年前就有了。中国今天社会转型的艰难，由此可见壹斑。

　　三：中国壹神论社会的手淫思维模式

　　经过轴心时代的发展，结束了战国纷争的中国进入了秦代的中央集权政治。意识形态历经汉代的尊儒和东汉道教的兴起以及三国时代佛教的传入，中国勉强形成了儒释道三合壹的壹神论意识形态，且也是非常环境下的壹神论的变体。壹神指的是天的儿子，天子。儒家把人类本能的“刀食顺序”壹跃且不经发展验证、去伪存真地说成是人类文化的“长幼顺序”。由“长幼顺序”投射到大型社会建构的阶梯顺序或曰阶级顺序，君臣关系如同父子关系。没有现代生物学知识的非专业人士，是无法看到从“刀食顺序”到“长幼顺序”再到社会文化层面的阶级意识的优点与缺陷的。

　　我们以母爱为例子。

　　生物的核心与本质是自我復制。生物之间的竞争是基因之间的竞争。母鸡是产生更多鸡蛋的工具。相同的基因即使存在于不同的个体也会通过“绿胡须效应”即外在的行为或身体特征形成合作与协作的利他主义关系。

　　从本质上来说，母亲或者父亲都会本着基因的核心竞争原则设法扩大自己的基因在这个世界上的存在。有两种策略，生物们都会通过自然选择偏重其中的壹种策略并刻写在身体裏且遗传下去，把另外壹种策略做为辅助形式，保存起来伺机而动。大量繁殖法， 我们称为R策略。另外壹个是减少繁殖并把剩余的能量用于对子代的照顾，我们称为K策略。

　　母爱做为壹种K策略的发生在许许多多的动物中普遍存在。哺乳动物是发生母爱行为，母亲对子代投资最多的壹类。但是这种投资并不是像文学家所描述的那样无条件的，母亲的基因已经编程了在恰当的时机实施R策略的意义，也在某种条件下会获得更多的利益，也就是更好地散布自己的基因。所以我们会看到母爱并不是很强烈的、母爱并不是很负责的母亲存在于我们的周围；也会看到偏心的母亲存在与我们的周围。要说明这些行为的存在和来龙去脉，情况比较復杂。

　　生物界裏传递和扩散自己基因的行为和策略是壹个广泛连续的广谱分布。从没有母爱行为（比如大多数半翅目甲虫的雌虫把卵产在植物的宿主上就离开了，如我们熟悉的蝉）到壹半母爱行为（比如某些昆虫会壹直守护着卵块直到若虫出现）再到接近全套的母爱行为（比如网蝽、盾蝽，若虫会跟随母亲从壹地游走到另壹地；）最后到全套的母爱行为（比如巴西蝽象还要给若虫提供营养；蜘蛛纲的动物也广泛分布出现抛弃卵、保护卵和出现腹部分化出来的育幼囊来保护幼儿）妳都可以在自然界找到例子。

　　人类由于全球范围内地理环境造就的文化多样性，在世界的各个角落的生殖和育儿策略变化万千。有原生态社会采取合作育儿（cooperative breeding）、社区托儿（communal care）协同育儿（alloparenting）以及在文明社会采取的核心家庭的育儿方式。在现代文明社会人类仍然免不了实行杜鹃鸟策略，也就是弃婴和认养、壹夫多妻制、壹妻多夫制（典妻），育儿方式仍然遍布从无到半，从几近全套到全套都有的方式。

　　育儿方式的广谱分布必然造成母子之间情感纽带的多样化。亚文化人群和怨恨父母的心理疾病也就随之而生。儒家提倡的孝文化也就不可能成为每个人的社会现实。

　　其次是杀婴现象（infanticide）在生物界特别是灵长类中普遍存在。母亲杀死自己的孩子，还可以扩大和伸展了来看，就能够理解为什么埋藏在人性深处的希腊神话中的美迪亚情结（Medea complex），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出现在我们周围的母亲的身上。

　　除此之外，人类的女性由于直立行走，子代变得更加孱弱，最初是依赖母亲对正在生产的女儿施以援助，照顾刚出生的孱弱的婴儿，使人性成长为女性之间更容易合作的本质。因而人类也同其它许多动物壹样演化出了兄弟姊妹或叔叔阿姨照顾婴幼儿的协同育儿行为、社区托儿行为。女性对与自己交配的男性，报以极大期望，希望他在交配之后能够留下来提供婴儿及母亲自己的食物和照顾，以此为交换女性出现忠于丈夫、摒弃花粉效应所带来的利益和冲动这样壹种“贞操”行为。

　　但是壹旦丈夫背叛，正如希腊神话中女魔法师麦迪亚（Medea）的故事，女性通过衡量“协和谬误”，杀死自己亲生的儿女；在现代社会通过降低儿女的成长品质而施以“另类的杀婴报復”也是司空见惯。

　　中国文化的核心是“孝”，但出现这种“衣冠禽兽”的父母也是在社会的大样本中必然发生的事实。子代对父母孝的行为是早期婴幼儿施予关爱行为的自然投射，起源于子代在婴幼儿期间与父母建立起来的情感纽带的因果关系。如果这个情感纽带在婴幼儿期建立的薄弱或者扭曲，子代不仅仅出现成年后的各种心理问题或心理不安全感，更不可能出现孝顺行为。由孝文化投射出来的君臣关系，其实也是如此。

　　最后壹个发生在母亲身上的本能现象是对子女的偏心。父母有最钟爱的孩子，而忽略自己亲生的其它孩子；这也是壹种人类演化出来的本能。父母具有这样壹种本能这样壹种策略，是具有演化意义上的考量的。也就是至少会有壹个子代会把基因传递下去的保证策略。偏心长大的孩子，在以后的成长中会取得身体外在的优势和以后兄弟阋墙中的心理优势。

　　儒家文化靠自我约束的“德”与“孝”而投射来对天子的“忠”，从它诞生之初就先天发育不全。它寄希望于人的自我反省，“吾日三省吾身”；而有自我反省意识的人却又是起源于“手淫”后的自我责备心理。手淫后的自责心理是某些人能够自我反省行为的种子，而有些人又绝对不会自我反省，因为他不会有手淫带来的自责的种子。这种文化下的中国历史的官场所发生的自然选择与淘汰机制，多是选择出来那些有手淫心理和行为的、缺乏男子汉气概和气度的“读书人”。在中国文化的文学作品中就出现了壹种“读书人情结”。进京赶考的孱弱书生路遇有钱人家的阔小姐，靠红袖救助而壹举夺魁、状元高中。书生缺乏奋斗和拼搏的精神在这种文学作品中壹直是个情结。内在反映的也是手淫思维的由“亢奋”（拼命读书）直接“成功”，路途上处理社会的人生百态需要女性的搭救，也就是缺乏上述1到8的各个步骤。

　　这就是中国文化先天不足的原因和源头。所以它必须以其它天子观念，释迦牟尼和道家的观念来填补不足。

　　四：翟田田事件中的手淫思维模式

　　翟田田因为追求壹白人女性遭到拒绝而继续穷追猛打，被女性投诉到学校。学校试图了解情况但有着中国文化背景的翟田田认为学校不应该插手这类私人事物而对学校粗言相向。学校只好拿他拖欠学费施加卑鄙的阴招。而此时的翟田田没有意识到美国人施加起阴险来比中国人又稳又狠又准得多。用语言误解的方法不仅仅取消他的学籍且动用政府的力量来迫害这壹“性亢奋”起来准备斗架的公鸡。

　　翟田田的错误从根本上来说属于对待学校的询问“粗野”、“没有礼貌”。而被美国人阴招算计起来招架的功夫属于斗败了的公鸡。即使回国之后也貌似有“性亢奋”准备与学校继续纠缠这场官司，但最后还是不了了之。这些行为的特征都非常属于“手淫”造就的行为模式。由开始的亢奋到迅速的泻火都缺乏中间那种坚韧不拔、亦步亦趋的顽强奋斗精神。这在同壹个文化的社会裏可能不是大问题，可是到了不壹样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的社会，却显得极端幼稚和轻微的行为失常！

　　“性亢奋”起来把没有事情的芝麻小事弄成、弄到惊天的大事。而“手淫”过后的自责又对兴奋起来需要追求攀登的过程缺乏兴趣。“亢奋”起来对整个过程缺乏细心周到和耐心；“亢奋”到自己把握不住的高潮又快速和潦草的结束。这些现象都是手淫的特徵。

儒教极权文化的本质

作者 关敏 写于 二零零六年

　　中国的传统文化以儒家文化为主，儒家文化毒害中国人最深，中国会有几千年的专制历史，如果要在文化因素的角度分析，不难发现与儒家思想有关。中国人为什么缺乏民主素养与公民意识，基本上与中国的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有关。几乎所有中国历史上出现过的专制统治，都与儒家文化的思想内涵有关。认清儒家文化的邪恶本质，已经成为反共人士必须要做的工作了。中共当局在中国推崇儒家文化是为了巩固极权统治，究竟儒家文化对于产生威权统治与极权统治有怎洋的推波助澜的作用，下面我们就具体分析壹下儒家文化的本质。

　　儒教社会无正义

　　1．儒家无正义

　　春秋以来，中国人只有功利原则，不讲普遍正义，以成败论英雄，以仁德为工具，以强人为依归。这种民族心理，从根本上阻碍着民主化的进程，造成了动乱和专制的恶性循环。

　　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躬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亲亲相隐，人之常情，情有可原，但这扭曲绝不是正直。可孔子竟颠倒黑白地说“直在其中矣”，妳干坏事就干嘛，竟厚颜无耻地把干坏事说成是“正直[义]的”。自此之后，就开创了中国人壹种很恶劣的传统：即，到底什么是正义、真理，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将自己想要达到的目的解释成是“正义”。可见，儒家文化邪恶虚伪得令人发指。《论语》裏没有壹个“真”字，更谈不上追求真理、追求自由了。

　　有人说：孔子主张亲亲相隐，不能因壹时的公义毒害人的自然情感。难道亲亲相隐，就可以说谎、就可以盗窃、就可以任人唯亲搞腐败、以上欺下吗？

　　是至亲第壹？还是正义第壹？这是野蛮与文明的分界线。中国搞至亲第壹，怪不得是壹个野蛮的国家。中国人从来不相信公理，不相信正义，只相信强权。

　　基督教说上帝造人，也就是说人之上有公理和正义的化身——上帝；中国人说“天人合壹”，在天人之间有个天子——皇帝，代天说话，这样壹来，人之上高悬的永远是强人和强权，所以，他们从来不知道正义是什么，孔子那点东西不过是为强权服务的奴才学而已。

　　子曰：“学也，禄[福利待遇]在其中也；耕也，馁[饥饿]在其中也”。由此演变成“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千钟粟”。总之，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学而优则士，惟有当官高。孔子教弟子教的是个人利害，而不是社会正义。

　　经儒家的教化，形成了谚语“打人不打脸，骂人不揭短”。“揭短”和万般危险的“打脸”相提并论，可见国人对“揭短”之厌恶。所以，“家丑不可外扬”。不管什么事，只要是自家的，就绝对不能到外面说，这是对自己心灵的背叛，纯粹是掩耳盗铃、自欺欺人。

　　家丑不能揭，国丑更是碰不得。在孔子的眼中，君王与父母是壹个道理，因此既然要求子为父隐，那么同样臣要为君隐。

　　鲁哀公问：土地神的神主应该用什么树木，宰予说，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战栗。孔子听了就说：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

　　宰予揭示了周朝使民战栗的统治原则，孔子就非常恼怒，说作过的事不用提，完成的事不要劝说，过去的事不要责备。从中可看到孔子要使民战栗，并且不许别人揭示。

　　既往不咎说的太好了！凡是君子，什么都是好的，小人不得评议。历代史书，不都是把那君王吹捧的如同天神壹般。领导永远正确，领导壹句话顶过我们壹万句话。于是，今天会有人不允许谈论过去的悲惨，动辄说民族分裂，把天下的公义是非的道理置于何处?!

　　既然不能揭自家的老底，那么剩下的唯壹选择自然就是“子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野鸡打得满天飞，家鸡打得团团转”，纵然祖国有千百个不是，作为草民也只能万般无奈忍气吞声，像弱女子碰到强奸犯壹样只能闭上眼睛默默忍受到享受。

　　讲仁者，多为君子士大夫；讲义者，多为庶民百姓草莽匹夫，义是下层草根社会的道德核心。孔子重仁，故有杀身成仁之语；孟子重义，故有舍生取义之说。

　　孟子鼓吹“舍生而取义”，他的“义”否定了个人利益[“何必曰利”]，他教普通人把生命献出去，然后享受他人的牺牲和贡献。中国人竟然残忍至此！

　　这是壹种野蛮的教“义”！盗贼可用来约束同伙，帝王可要求臣民为君王而效死，法西斯可以用来要求他的党徒效忠，恐怖分子滥杀无辜也自认为是义举。

　　为了哥们义气，不讲原则，甚至干出违法犯罪的事来，轻易出手灭了朋友冤家的性命；那不是义，是残忍。“义”造就了中国文化思想体系中重人情、轻规则的局面。

　　儒家文化所支撑的宗法社会、家族化的统治方式，是黑社会孳生的温床。中国的黑社会历来有供奉关羽的传统，实际上，《三国誌》记载的刘关张三人的发家史正是不折不扣的黑社会性质的，刘关张的故事也是历来的儒家所推崇的典范。

　　关羽张飞拜刘备为兄长并决意佐刘备后，到自己家裏杀光了全家几十口人[妻子也被杀]，以杜绝自己的“回心”。那句有名的“朋友如手足，妻子如衣服”的话就是刘备说的[吴起杀妻求将]。曹操大军在当阳长坂追到刘备壹行，刘备丢下老婆孩子壹个人跑了。全靠赵云的保护才得以幸免。抛下甘夫人母子、壹个人逃命符合刘备的性格[果然是刘邦的子孙]。

　　中国黑社会，其广泛性、深入性、残酷性等诸多方面，在世界上都是首屈壹指的。他们有很浓厚的儒家“忠义”色彩。中国文化绝对地强调人对人无条件的服从、忠心，并以之为道德的最高标准，以及家族化的统治方式，是导致中国社会黑社会色彩异常浓厚的根源。

　　国外的黑社会组织，自己还能够意识到自己是犯罪组织，为了逃避打击，极力隐蔽自己。中国的黑社会，根本就不避警察，甚至警匪勾结，就在于中国社会是儒家宗法文化维系的人治社会，而不是法治社会。

　　中华文明从发轫之初就蒙上了野蛮专制的阴影，不择手段的官场哲学造就了谋略、阴谋文化，形成了虚伪的道德、窝裏斗的习气、野蛮血腥的品行。中国人没有宗教的悲悯精神，使得中国人什么残忍事情都做得出来，什么卑鄙残忍手段都使得出来。鲁迅曾说“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准确的说法应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专制统治下的人。

　　专制统治下的中国人的忍受的能力特强，等到忍无可忍起来反抗时，往往就背离了正义，见人就杀、有火就放。以血还血，血流得更多；以暴易暴，得胜的是更残暴。用流氓手段挫败敌人，自己成了流氓。以黑暗对付黑暗，结果心灵变得无比的阴暗，成了浑身是毒的老毒物——暴民。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人们也是用非正义的方式去追求正义的目标。每个人都作出对自己最有利的选择，结果却进入壹个负反馈和逆淘汰的恶性循环。

　　正义的高妙之处是尊重壹切，感谢壹切，当妳吃鱼的时候，要感谢鱼，要请求鱼的原谅，感谢上帝赐福于妳，就离义不远了。

　　为了某某主义，壹群人对另外壹群人开战就是不义。如果义可以轻视自己和别人的命就不是义。美国南北战争后，壹直为这场战争而内疚。蒋毛国共之间数十年的内战，自己人灭了多少自己人，后来的人不但不为此感到耻辱，还以此为荣，左腿打败右腿也算是荣耀？如果国共两党都坚持真理，那么最大的真理不是姓资姓社而是合作主义。

　　如果目的是正义的，而手段是不正义的，其结果将难以符合正义。许多中国人认为只要达成目的，什么手段都可用。例如，周恩来说过，为了革命做妓女也可以；林彪也说过，不说谎不能成大事。最后的结果，妓女和说谎者也成了革命后的领导者，对中国人的危害更大。

　　2．中华民族是壹个没理性的民族

　　中国的文化是建立在家族血缘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道德观势必导致自私、冷酷；普通人只关心他们的家庭和亲属，根本没有国家的概念，对与自己不相关的人的苦难视而不见。延续至今的屠夫制度所养育出冷血文化，泯灭了对生命及其尊严的应有的敬畏和怜悯。“不要和陌生人说话”，这样的自我迷恋自我封闭的人对社会有什么价值呢！这造成自私自利，只顾自己的亲人，不管他人的死活。

　　罗素认为中国人性格中有三个重大的缺点：冷漠，对他人的苦难没有足够人道主义的冲动；胆子小，勇气不入西方人，这是中国兵无用的原因之壹；贪婪，中国人生活艰苦，挣钱不易，除少数在外国受过教育的人外，所有人都犯有贪汙罪。

　　中国社会未能达到现代文明社会的人权标准。中国社会无正义，凡事都要讲关系、走后门。与我有关系的，就全力帮忙，没有关系，简直寸步难行。

　　从古至今中华民族讲的不是“公理”，而是“人情世故”。壹讲人情世故就復杂了。本该公事公办的，成了公事“情”办，公事“钱”办；而不是按程序解决问题，所以裙带风盛行。中国是人治大于法治，潜规则重于正式规则。在中国具有强制力的法律制度也可“变通执行”，法院的判决书也可成为“白条”，出现了制度虚置。

　　储安平说：“中国实在是壹个人情国家，无论大事小事，若有人的关系，总能得到或多或少的方便。在中国无事不讲关系，能钻营的人总要比不能钻营的人多占便宜，故人人乃在交际、请客、接纳、趋奉上花工夫，大部分时间耗费于应付人事，而份内的事反无充分的精力去照顾。壹般说来，顾私总不免损公，所以我们的社会遂到处充满着不合理、不合法和不公正；壹个不合理不合法不公正的社会，自然是壹个不健全的病态的社会。”

　　轻是非重人情是中国人的陋习。当牵涉到是非之争的时候，人们往往先考虑哪壹方是自己的，必须作出有利于自己的判断。爱国主义教育强化了这种立场思维方式。如果有谁依据客观的是非标准来表态，或者仅仅客观地分析壹下是非曲直，就很可能被指责为大逆不道。

　　中国人轻是非重关系[立场]的思维方法在阶级斗争中更加变本加厉。所谓党内路线斗争就是强调以划界断是非，或者干脆以某个司令部划界。凡属这个司令部的，都是对的；否则就都是错的。如果某人曾经被公认过做了某件有益于人民的事，现在又发现他不是这个司令部的人，是非又如何判断呢？于是解释说这件事虽然客观上对人民有利，但此人当初就怀有不良动机，假装积极，骗取党的信任，图谋日后的野心等等。

　　重关系而轻是非的陋习在比较闭塞的地域仍然很严重。当某人违反法纪，上级派人下来调查时，几乎没有例外地都会遇到“关系网”的阻力，说情者有之，代作解释者有之。这些说客未必都得到当事人的好处，只是因为他们和当事人相识。

　　中立和正义是社会良性运行的关键。中立就是不能只占在自己的立场。中国的佛教徒却说：“大凡天下的事，本来都没有什么是非对错，只因为人的立场不同，才有了是非对错”。这种说法完全错误的。物质运动确实没想到什么是非对错，但人类社会的运动确有是非对错。判断是非对错的标准就是天赋人权，由此而引伸出壹系列的规则。

　　按无所谓是非对错的说法，别人把妳全家杀光也无所谓是非对错吗？要是那样的话，妳早到地狱去了，还能在佛说八道吗？按无所谓是非对错的观念，那还要法院干吗？

　　譬如：譬如足球赛，按“是非对错都是因为立场的原因”；那么，足球裁判员到底该站在那壹方来执法呢？若裁判不站在中立的立场而搞歧视性执法，裁判员以阶级立场执法，处处维护偏袒他的穷人[或富人]球队，就没有了公平竞争，比赛也失去了意义。若裁判员吹人情哨、金钱哨，那不就是在徇私舞弊、贪赃枉法吗？可见阶级性==歧视性==邪恶性。

　　3．中华民族是无罪恶感、无是非感的民族

　　无神论的正义是强权的正义。中国人崇尚暴力英雄，对暴力英雄的崇拜就是猴王崇拜。猴王崇拜的原则是“成王败寇”、“利害就是是非”。根据这种逻辑，耶稣不可能被看作是英雄，因为他是失败者，不具有经济效用；反而那罗马的审判官（彼拉多）、砍人头如切菜的关羽、李逵、成吉斯汗，才是中国人心目中要效彷的英雄。对任何社会冲突事件的评论，国人不是依据谁是谁非，而是谁厉害，并对厉害者不胜钦佩。

　　无神论不可能有良心的忏悔。忏悔发自良知，良知渴望上帝，忏悔是人赤面上帝。反省来自理性，是人与人的比照。反省是功利性的，忏悔是公义性的。

　　无神论抵制忏悔意识，没有自责，将壹切罪过都推给别人，壹切失败都化作仇恨倾泻在别人头上。有人说“是鸦片毁了中国”。那个年代鸦片并非“毒品”，世界各国都无禁令。怪就怪在，吸食鸦片只在中国成为“时尚”。1582年明神宗朱翊均20岁，刚亲政就开始吸鸦片。严復晚年也吸鸦片，徐誌摩后来的老婆也吸鸦片，当时中国人都没有怪英国。其实，英国也有吸食鸦片者。毁中国的不是鸦片，是传承了几千年的专制制度。

　　中国人以“泯灭是非心”、“难得煳涂”为座右铭，使得社会不择手段之举被人贊为“有手腕”，当叛徒被说成“识时务者为俊杰”。中国人成了从不认错、不断造神的民族。

　　文革不仅是生命的损失，最大的损失是对人性的摧残和对高贵品德的摧残。令人遗憾的是，似乎除了“四人帮”外，其它所有的中国人都成了受害者。如果不认真追究“文革”的根源，就不能甩脱这壹沉重的道德包袱，重建民族自信。昨天，毛可以将千百万条生命作牺牲品而不受谴责，今天，商人就敢制假售假谋财害命。

　　对于良知较少的人来说，后悔永远只是功利性的反思而不涉及道义和良知。制造骗局的人被人戳穿之后，不是后悔自己骗局的卑劣，而是后悔骗局的某个环节做得不够周全。壹个贪官被查办了，他所后悔的不是贪赃枉法的罪恶行径，而是没有找到最有来头的后臺为他撑腰说情。壹个抢劫者被人逮住了，不是后悔抢劫行为，而是后悔抢劫之后逃跑速度太慢。这种功利性的后悔构成中国人自我反思的主要内容。这种后悔不是导致对罪恶的羞愧、遏止和清算，而是鼓励自己更加理直气壮地、更加机智勇敢滴水不漏地去犯罪。

　　许多被判死刑者临刑前说的壹句话是：我对不起孩子，让孩子在世上遭殃。临刑前的原高干李玉书心痛地说，我奋斗壹生，本来应该成为最值得女儿骄傲的慈父。我对不起女儿，真不知道女儿如何面对外界的舆论。他们没有良心和正义的反省。

　　《工人日报》报道：广东省惠州市公安局原局长洪永林，因犯贪汙罪被判极刑。死前写下反省书，令人闻所未闻。他说：去广州、深圳、香港、澳门多次，住过无数豪华宾馆，既有权住又有钱住，却没住过总统套间，后悔啊；其二，整日花天酒地，几乎吃遍世上的山珍海味，喝尽人间的玉液琼浆，竟没喝过路易十三！更亏的是，家裏还放着四瓶，却被抄了。

　　像贪官洪某到了死期，不但没半点自羞自愧之意，反而“悔”没住过总统套间，没喝过路易十三。这正是：贪得无厌、欲壑难填，心比天高，永无止境。

　　为什么中国人的脸皮越来越厚？为什么中国人做坏事的能力越来越强越来越狠？这些都是在功利性后悔与反思中壹步壹步发展和提高的。所谓厚黑学，就是在“中国式的后悔”中反思总结出来的。中国人的心灵比制度更加阴暗、更加残暴、更加下流。中国人的心灵是世界上最恶毒的地狱，壹切光明、美好、正义、良知都被中国人所绞杀、所埋葬。面对这么多的苦难和罪孽，中国人竟然可以无动于衷。中国人既不想为改造制度投入热情和精力，更不想唤起内在的良知稍作忏悔，仅仅壹句“当时形势所迫”就打发掉了壹生的罪孽和壹个民族的苦难。中国人最大的不幸不在于经历了太多的不幸，而在于始终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不幸。

　　谎言欺骗

　　孟德斯鸠说：民主政体的基础是公民的品德。因此，民主的实质就是神主。他的反面是专制、人治，它不需要什么品德，它的基础是恐怖。

　　是的，专制必须是恐怖的，但长期专制，单靠恐怖是不够的，还需要加上欺骗。人不同于动物，是因为人有灵魂。仅仅控制了人的肉体，是低档次的。要想使专制政权长期稳定，还必须控制人的灵魂。儒教就是控制人们灵魂的工具。中国社会超长、超稳定的专制政体，是世界历史中的壹个奇特的现象，原因就是中国人信奉为专制服务的儒教为国教。

　　儒教是壹个设计精致的愚民工具。《墨子》裏有个故事，孔子和他的弟子被困在陈蔡之间时，没吃的，饿了几天，子路不知道从哪裏弄了些肉来，孔子问都不问肉从哪裏来的就吃，后来孔子参加宴会，肉割得不正就不吃，弟子疑惑，孔子说，此壹时，彼壹时。多么的虚伪，吃饱了就搞这套愚民的把戏。梁启超指出，中国几千年政治，无非愚民、柔民、涣民、驯民之术，无非“遂使举国皆盲瞽之态，尽人皆妾妇之容”（《中国积弱溯源论》）。

　　孔子说：“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论语》裏没有壹个“真”字，更谈不上追求真理、追求自由了。儒家的“智”在中国演变为鬼计、权谋，“信”被牺牲。

　　儒教不是教人诚信的吗？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子贡问道：“怎么样才可以算士呢？”孔丘说：“对自己的行为有羞耻心，出使外国不辱君命，就可以算士了。”子贡说：“请问那次壹等的呢？”孔丘说：“宗族裏称贊他孝顺，乡亲们称贊他敬兄长。”子贡说；“请问那再次壹等的呢？”孔丘说：“说话定守信用，行为定有结果，这是倔强固执的小人那！也可算是次壹等的了”（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

　　子曰：“君子贞而不谅”（君子坚守正道而不拘泥于信用）（《论语.卫灵公》）。

　　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唯义所在”（高尚的人，说出的话没必要守信，所办的事没必要有结果，只要符合道义就行了）（《孟子·离娄下》）。孟子曰：“君子不亮（同谅），恶乎执”（君子不守信用，认真固执是不好的）（《孟子·告子下》）！

　　哦！原来孔孟的诚信是针对百姓、小人说的，君子、大人是没必要遵守的，谁遵守，谁就成了“硁硁”的小人了，就不是君子了。这种针对百姓、小人的诚信，是奴才的诚信。的确，如果百姓、小人们不诚信，不老实，统治起来不就太困难了吗？

　　子夏曰：“君子信而后劳其民，未信，则已为厉己也；……”（《论语.子张》）（君子应先确立信誉，然后再去劳役人民，不然的话，人民就会认为君子在伤害欺骗自己）。

　　孔丘师徒不让君子们讲信用，但为了奴役人民，还必须做做样子。这不是明着在教统治者怎样去欺骗人民的吗？表面上儒教在教人诚信，实际上他是个地地道道的欺诈教唆犯。儒教的欺骗性很强，这在“诚信”上表现得最明显。

　　儒教的祖师爷孔丘就是壹个说谎话、假话、篡改历史的大师。周朝流传下来的《诗》本有三千多篇，到了孔丘手中，他将其中绝大部分不符合自己观点的诗都给删了，仅仅保留了壹个零头——305首符合其教义的诗作为儒教的教材，成为儒教的“五经”之壹。

　　孔丘编《春秋》“笔则笔，削则削”极尽其篡改、歪曲历史之能事。“以壹字为褒贬”，拿历史作工具，处处宣扬儒家思想。孔子编写《春秋》时有个原则就是“避讳”，即“为尊者讳耻，为贤者讳过，为亲者讳疾。”避讳就是为别人隐瞒丑事，为别人而说谎。由于倡导避讳，中国文化变成壹个不折不扣的撒谎文化。

　　孔丘的春秋笔法开了中国人以文饰“非”饰“过”的先河。孔丘的学霸作风使得中国的上古史陷入了云雾中，并给后代的儒生们编造伪史提供了榜样。

　　孔子修订《春秋》，照史书的记载，会使暴君凶父惧，使乱臣贼子惧。然则此意很不明显，连梁漱溟先生长期也读不懂“春秋以道名份”之意义。直到近代熊十力和徐復观先生，才在依稀字行间，发现凡是不利于君王的话，被悄悄删除了。

　　孔丘尊周王室为正统，吴楚等自称为王的国君，在《春秋》被贬为子爵；晋文公在践土与诸侯会盟，实际上周襄王是被召入会的，但《春秋》却避讳说：“周天子巡狩来到河阳”，何谓“巡狩”？视察之意也。北宋的徽、钦二帝被金国人当了战利品掠走，中国的文人们称二帝“北方巡狩”；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慈喜太后仓皇西窜，清人也说“太后西安巡狩”。

　　君子、大人们犯了“不廉”（祭贪汙、受贿）之罪，不能称为“不廉”，而是称为“簠簋不饰”。“簠”“簋”均为盛食物的器皿，“簠簋不饰”就是吃了点不干净的东西。

　　君子、大人们犯了“汙秽”（男女淫乱）之罪，不能称之为“汙秽”，而是称之为“帷薄不修”，“帷薄”是床上幔帐之类，“帷薄不修”就是床没有收拾整齐。……儒生们避讳就是为了维护儒教自己所营造出的君子与小人之间的鸿沟。

　　“讳”“饰”和“瞒”其实是壹回事，都不过是“骗”字的另壹种写法罢了。孔丘造假大体上属于“瞒”的范畴，而他的徒之徒孙们则就“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不单单只是瞒了。

　　孟轲为孔丘的造假行为辩护：言无实不祥。不祥之实，蔽贤者当之（说话没有真实的内容，是不好的。但不吉祥的事实，只有否定贤者、尊者的人才会说）。

　　儒教树立假榜样，编造假历史。根据考古，今天只能知道距今3600年的中华文明史（按商于公元前1600年建国算）。商以前，考古工作者没有发现有文字的存在，也没有发现金属和城市遗址，因此，不能说上以前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存在着国家，存在着文明史。

　　然而，在儒教的经典中，商朝以前还存在着夏王朝，夏以前，还有轩辕黄帝、颛顼、高辛、尧、舜五位帝王，足足五千年的文明史。

　　据顾颉刚先生研究，能真实地记载历史的古代文献中，《诗经》是时间上最古老的了。顾先生在对《诗经》的研究中发现，周人知道的上古史，并不比今天的人从考古中得出的历史远多少，他们所知道的最上古的人物是禹。《诗经.商颂.长发》中说：“洪水茫茫，禹敷下土方……帝立子生商”意思大概是在洪水茫茫之中，“上帝”叫禹下来布土，而后建立商国，禹见于载籍，以此为最古，此时的禹，还是壹个“上帝”派下人间的神。

　　到了《论语》时代，禹已经成了人，并在他之前有由尧、舜两位帝王。但尧与舜、舜与禹的关系还没有提起。（《论语.尧曰篇〉虽说明了他们的传授的关系，但经后人考证，《论语》中从《季氏》自《尧曰》五篇是后儒续入的。尽管后儒们在问题上有意摩古，但在宗旨上，很明显地秉着“王道”“道统”两个主义。

　　《论语》之后，又有了《尧典》《皋陶谟》《禹贡》等伪古文的出现，于是尧与舜有了翁婿关系，舜与禹有了君臣关系。《论语》时，尧舜的观念还是笼统的，只是两个道德最高、功绩最大的古王，有了《尧典》等篇后，尧、舜都有具体实事可举了，舜也成了“家齐而后国治”的圣人。后来到了孟子时代，舜干脆就成了壹个孝子的楷模。

　　此后，从战国到西汉，是儒生们伪造古史最活跃的时期，此间，又出现了壹位比尧舜还早的帝王——黄帝。黄帝，本是秦国所祭祀的壹位神，那时，他只是青、白、黄、炎四个以颜色命名的神中的普通的壹位。黄帝和炎帝当时与青帝、白帝并列，同为秦人所崇拜的四位神灵。到了《国语》中，黄帝、炎帝已经变成了人，并且还是同胞兄弟，壹起做了少典的儿子，把周朝时最大的两族分配给他们，做他们的子孙。“昔少典娶于有娇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皇帝为姬，炎帝为姜”。后经儒生的鼓吹，黄帝成了中华文明的开创者，黄帝、炎帝成了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

　　有了黄帝，并不罢休，后又有人抬出了神农，于是神农又立在皇帝之前了。《易·系辞》又抬出了伏羲，伏羲又立在神农之前了。后又有人说“有天皇、地皇、泰皇，泰皇最贵”，于是天皇、地皇、泰皇更立在伏羲之前了。自从《世本》出现，硬替古代名人找了很“正宗”的世袭，于是没有壹个不是黄帝的子孙了。自从汉代交通了苗族，把苗族的始祖传了过来，于是盘古成了开天辟地的人，更立在天皇之前了。时代越后，知道的古史越前；时代越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约放大；文籍越无征，知道的古史越多。假史就是这样造出来的。

　　“融四岁，能让梨”，“让”本来就是儒教所鼓吹的，最能体现其礼制精神的壹个君子行为。但儒教的“让”不可能是“真让”，如果本性善良君子们处处真心实意地让人，就会处处让不知礼让的小人占尽便宜，最终会使小人骑在君子的头上，这岂不是乱了纲纪？为了维护乾坤纲纪，“让”只能是有分寸的，有技巧的“虚让”。“虚让”使得中国人具有了壹种特有的虚伪、擅长“谦辞”、说假话的本领。

　　中国的集体叙事从来就是掩过取功、掩恶取善。每个朝代，都大肆删改前代的历史，直至改得面目全非；而对于本朝的历史，则会千方百计涂脂抹粉，抛光润色。因此，必然禁止思想言论自由，否则谎言如何能说得下去？有意用功来掩盖过错，这本身就是故意犯罪。

　　中国当权者不断的掩饰自己的错误，死不认错，不惜以更多的错来掩盖原先的错；不断的讲大话、空话、假话、谎话、毒话，中国人的心灵遂完全封闭，不能开阔。

　　汉族是崇拜计谋与血腥争斗的民族，其权谋与暴力思想源远流长、极其发达。中国人推崇的是狡智，老子就是中国的狡智之祖。鬼谷子主张“圣人之道阴，愚人之道阳”，即圣人、统治者可以搞阴谋诡计，愚蠢的人才张扬外露；鬼谷子还说：“圣人谋之于阴，故曰神；成之于阳，故曰明”，就是说，圣人暗箱操作，所以显得神乎其神，他的成功被世人看见，所以可以自诩为正大光明。“兵者，诡道也”（语出《孙子》，是说要勇于装孙子）、“兵以诈立”等诡计思想，中国人是奉为圭臬的，在西方军事家中也非常罕见。亚历山大大帝建立了庞大帝国，他鄙视诡计、不愿偷袭。流传下来的3000多部兵书，是中华民族权谋与暴力文化的典型遗产。精于“假作真来真亦假”的诸葛亮成了民族英雄；公元610年，隋炀帝搞对外开放，请外国商人到洛阳来，用了壹万八千人演节目，声闻数十裏，壹连半个月，城中商人、居民身着华衣，盛饰市容，西域商人免费吃喝，醉饱方休。他们看见树上缠着锦缎，就问：“妳们不是还有许多人没衣服穿吗？为什么把锦缎缠在树上，不给他们做衣服？”可见，假大空古代就风行。

　　中国的口号向来漂亮，中国的事情向来肮脏。公元626年6月4日，李世民发动了“玄武门事变”，杀死了太子建成和三弟齐王李元吉及其大批随从人员；还把建成的五个儿子和元吉的五个儿子全部给杀死。他还把建成和元吉的家产、美女悉数夺为已有。李世民使三国时魏文帝曹丕欲杀而未杀自己的弟弟曹植，只迫令他七步成诗的事件相形见绌。

　　李世民在杀人后，奔入唐高祖李渊的寝宫。当时因为天热，李渊正袒露着肥胖的上身乘凉。李世民假星星地跪倒在李渊面前，壹面哭，壹面喊着已死去的母亲窦氏，还歇斯底裏地抱着李渊的胖胖的乳头吮吸着。李渊只好恕李世民杀害了建成、元吉的罪，封李世民为太子。几天之后，李渊宣布逊位，把皇帝让给李世民当。

　　李世民残忍令人发指，可谓不孝不悌之至。他当皇帝后就立即做秀：给死在他刀下的两个兄弟追加封号，把他们重新安葬，出殡的时候，还登上城楼远望，大哭壹场……他的太子李承乾企图篡权，李世民把李承乾发配到黔州(今贵州彭水)而死，东宫人马全部斩首。

　　朱元璋成为皇帝后，心裏却感到纳罕。壹天，朱元璋屏退左右，独自在刚刚修建的金殿上闲步。他回想起自己往日的贫困，不禁感慨万端，又看四下无人，便自言自语地说：“我因为穷，被迫参加红巾军，原只想搞点抢劫以维持生活，不料得到皇帝宝座，实在是出于意料之外……”朱元璋话未说完，似乎听到什么响声，他抬起头来壹看，不禁大吃壹惊:

　　原来在凋梁画栋间，有壹个人正在那裏刷着红漆。因这殿刚刚修成，油漆还未完工。

　　朱元璋没料到有人听到了他的秘密，若传扬出去，皇威何在？他暗骂了壹句：“这是妳自己找死！”他抬头对梁间的油漆工叫道：“下来！”哪知油漆工根本不理睬，仍壹个劲儿地刷着油漆。朱元璋又叫了壹声，油漆工仍然不睬。

　　朱元璋恼怒不已，喝令：“来人！”转眼间，从殿角阶下奔来了数十名手执武器的御林军，皇帝要他们拿下油漆工。几名御林军应声爬上梁柱，把那个油漆工拖了下来。

　　油漆工傻乎乎地跪在朱元璋面前。朱喝道：“妳为什么不下来？”油漆工仍傻乎乎地跪在地上、呆呆地望着满脸杀气的皇帝。朱元璋更火了，怒喝道：“孤在问妳的话，为什么不回答？”几名御林军也壹齐喝叫道：“快回皇上的话！”油漆工仍傻乎乎地望望御林军，又望望皇帝，口裏发出哝哝唔唔的声音，双手做着奇怪的手势，样子十分滑稽。

　　看到这情况，朱元璋禁不住转怒为喜，仰天发出壹阵愉快的大笑，说：“原来是个聋哑人。”朱元璋挥手示意让油漆工出宫去。油漆工走出戒备森严的皇宫后，突然长长地叹了口气说：“我今天算捡回了壹条活命！”原来此人既不聋又不哑，只因为在偶然间听了皇帝的心声，明知要被砍头，急切间，想出了这个装聋做哑的办法，骗过了暴虐的明太祖。

　　朱熹大肆鼓吹“革尽人欲，復尽天理”。宋庆元二（1196）年，监察御史沉继祖揭露他言行不壹：他曾引诱两个尼姑作妾，出去做官时都带着她们；他让守寡的大儿媳有了身孕。宋宁宗降旨要贬朱熹的官，朱熹吓得赶紧上表认罪，不仅承认了纳尼作妾等事，连几十年“正心诚意”的大学问也不讲了，说自己是“草茅贱士，章句腐儒，唯知伪学之传，岂适明时之用”，表示要“深省昨非，细寻今是”。陈亮等人和他反復辩论多年，他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现在壹看政治风向不对，马上承认自己提倡的壹套是“伪学”，要“深省昨非”了。

　　中国几千年来就是个劣性竞争的大舞臺，越是心狠手辣背信弃义表裏不壹如刘邦朱元璋慈喜太后者越有可能取得成功；而越是天真仁慈的人越遭到惨败，比如那个圣贤之书读得很好的建文帝朱允炆。由于帝王们的无耻表演，仁义道德实际上很早就破产了。

　　在儒家文化的调教下，中国却出了更多的乱臣贼子，更多的逆子恶亲，更多的荒淫暴君，更多的酷吏暴行。跟从前不太壹样的是：从前的坏人是赤裸裸的，现在呢，所有的坏人都懂得要打着仁义的旗号反仁义。杀人成了替天行道，篡位成了贤王禅让，欺骗成为足智多谋，族诛成为社稷安危，厚敛成为充实国库，纳妾成为天伦之乐，嫖娼成为儒雅风流。做什么事，须找壹个合乎天理人情的说法，至于暗地如何操作，就没人问了。

　　清朝的才子纪晓岚在《阅徽草堂笔记》中记载了几个关于假货的事。壹件事纪晓岚买罗小华墨（是当时的名牌），买回去壹用，居然是泥抟的，染以黑色，还带了壹层白霜，利利索索地把纪晓岚给骗了。另壹件是买蜡烛。纪晓岚赶考，买了壹支蜡烛，回到寓所裏怎么也点不着，仔细壹看，原来也是泥做的，外面涂了壹层羊脂。

　　纪晓岚的从兄万周，壹天晚上见灯下又要和叫卖烤鸭的，买了壹只回去，竟然也是泥做的。这鸭子的肉已被吃尽，只剩鸭头、鸭脖子、鸭脚和壹幅完整的骨架。骨架裏搪上泥，外面煳上纸，染成烤鸭的颜色，再涂上油，灯下难分真假。

　　纪晓岚的奴仆赵平，曾以2000钱买壹双皮靴，自以为买合适了，沾沾自喜。有壹天下雨，赵平穿着皮靴出门，结果光着脚丫子回来了。原来那靴子的腰是乌油高丽纸作的，揉除了皱纹纹，貌似皮子。靴子底则是破棉花粘煳的，在用布绷好。此外，纪晓岚还讲述了两个更难以想象的假夫妻和假房客的故事。

　　1748年英国海军上将乔治.安森出版了他的《环球旅行记》，书中记载了他真实的环球经历，这位漂流者很鄙视中国，因为他从中国商人手裏购买的物品，大多是假货。“蔬菜像烂草壹样，猪羊的肚子裏灌满了水，而且缺斤短两。”中国人的贫困、不讲生活质量更让他吃惊：“中国人抢着吃外国船上扔下来的臭肉，腐烂的猫与狗的尸体。”

　　美国传教士史密斯（明恩溥）在其1898年出版的《中国人的特性》中说：“假份量、假尺码、假钱钞、假货物，---这些在中国都是在所难免的。”

　　之所以出现这种欺诈有理的现象，是存在“狡猾崇拜”这种民族文化。以狡猾为能事的社会，被惩罚就是讲实话、正直的本分人。在壹个老实人吃亏，狡猾人大捞好处的社会，谁还会去做诚实的人。壹旦社会选择了狡猾为生存规则，那样的社会将让人无所适从。

　　韦伯(德国社会学家，1864～1920)说：中国文化裏没有惧怕上帝的心理，所以中国人缺乏心灵的约束力量。只要不被人发现，就等于那件坏事从来不曾发生，行恶者也不会在内心进行自我的道德谴责。中国人的道德不是来自个人的内心体验，而是壹种外部压力，是“他律”而不是“自律”。在中国人的道德中，不是不能干坏事，而是不能在别人知道的情况下干坏事。这是对来自社会的可能惩罚的计算与应对。中国人对是非的评判标准来自外界，所以，谎言才能够产生、并经久不衰，因为谎言可以逃避责罚、可以保住官位甚至官运上升。

　　儒家谨小慎微的自我控制出自要保住他的“面子”。儒家专註于自己的外表，掩饰自己，认为别人也在掩饰自我，这种普遍的不信任妨碍了信用和企业活动。没有信任就没有信用，没有信用就没有正常的商业活动，所以，资本主义在中国得不到正常的发展。

　　近现代社会从国家的政治、外交到民间的贸易、雇佣，都以契约的形式进行，近代社会被称为契约社会。发达国家都把契约看作有绝对的约束力，应无条件地执行。对契约“马马虎虎”的中国人，易被指责为是不可信赖的伙伴。

极权社会的精神剥削

作者 关敏 写于 二零零六年

　　中国的传统文化以儒家文化为主，儒家文化毒害中国人最深，中国会有几千年的专制历史，如果要在文化因素的角度分析，不难发现与儒家思想有关。中国人为什麽缺乏民主素养与公民意识，基本上与中国的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有关。几乎所有中国历史上出现过的专制统治，都与儒家文化的思想内涵有关。认清儒家文化的邪恶本质，已经成为反共人士必须要做的工作了。中共当局在中国推崇儒家文化是为了巩固极权统治，究竟儒家文化对于产生威权统治与极权统治有怎洋的推波助澜的作用，下面我们就具体分析壹下儒家文化的本质。

　　中国专制主义最可恶、最黑暗的壹个特点，就是思想统制或曰愚民政策。专制统治是建立在草民的盲目性遵从的基础上的，禁智慧、锢理性自然就成为专制社会的统治原则。专制文化本质是反智的，因为民智的开发，意味着统治难度的加大。中国的传统文化正是壹种反理性的专制文化系统，这种愚昧、非理性或反人性精神的状态正是专制主义得以长期延续的精神支柱。那裏有专制，哪裏就有愚昧；同样，哪裏有愚昧，哪裏就有专制。 1．孔子的思想专制吴虞说，“儒家道统”就是思想专制。儒的使命是“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再次立言”，他们企图规劝权力者，使之推行“周公之治”；对其它思想都以惟我独尊的态度壹律排斥。

　　儒家从来就是思想专制的最热心的倡导者。孔子说：“攻乎异端，斯害也已。”孟子说：“圣王不作，诸侯放咨。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说别人是“禽兽”，就暗含着应该将对方从肉体上消灭之意。对于不同的思想，孔孟诸人是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礼记.曲礼上》云：“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夫禽兽无礼，故父子聚鹿，是故圣人作，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无别无义，禽兽之道也”（《郊特性》）；意思是说：平等是禽兽之道。

　　满清的雍正帝赐其八弟名为“阿其那”（猪），赐其九弟名为“塞黑思”（狗）；完全不顾自己与“猪、狗”壹脉同源。真乃“大义灭亲”的魔鬼。耶稣说：“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魔利的，难免地域的火。所以，妳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妳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

　　违反儒教心目中的仪、止、礼等标准，就是“禽兽”，就要被杀而食之。看看儒徒们念的咒语。《诗经.相鼠》

　　〈原诗〉　　　　〈今译〉

　　相鼠有皮，　　　　瞧瞧老鼠还有皮，

　　人而无仪，　　　　妳作为人却没有仪表。

　　人而无仪，　　　　为人而毫无仪表，

　　不死何为。　　　　不死还有什么意思。

　　相鼠有齿，　　　　瞧瞧老鼠还有齿，

　　人而无止。　　　　妳作为人却没有好行为。

　　人而无止，　　　　为人而无好行为，

　　不死何俟。　　　　不死还等到何时。

　　相鼠有体，　　　　瞧瞧老鼠还有肢体，

　　人而无礼。　　　　妳作为人却不礼节。

　　人而无礼，　　　　为人而不讲礼节，

　　胡不揣死？　　　　为什么还不快死？

　　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孙弟，长而无述焉，老而不死，是为贼。”以杖叩其胫（《论语.宪问》）。翻译：原壤伸长两腿坐在地上等孔子。孔子[认为伸长两腿坐就是违背了“礼”]骂道：“妳小时作为弟弟不懂得谦让，长大了也不讲礼，老不死的，壹个害人虫。”骂完就用棍子打他的小腿。

　　“老不死”！骂得很下流！孔子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他骂做俑的工人断子绝孙，这是婆妇们最恶毒的骂人。有理说理，无知无识才骂人。自古皆然。

　　孔子坚决地反对各种不同于他的学说。他害怕自己的说教被反驳，就提倡“畏圣人之言”。对于反抗他言论的宰予，就说“朽木不可凋也”，侮辱宰予的人格。他企图以“文武之道”来排斥其它思想文化，“攻乎异端，斯害也已”；把“己之所欲”强施于人，对反对者甚至格杀勿论。少正卯聚众讲学，使得“孔子之门三盈三虚”。少正卯宣传的是法家的壹套，虚仁假义的东西受到了打击，少正卯声名太盛，孔子的弟子除颜回外都跑去听，于是这个文质彬彬的圣人拿起了刀，二话不说就诛杀了少正卯。杀了之后，还下令把尸体示众三天。

　　“孔子为鲁摄相，朝七日而诛少正卯。门人进问曰：‘夫少正卯鲁之闻人也，夫子为政，而始诛之，得无失乎？’孔子曰：‘居，吾语汝其故。人有恶者五，而盗窃不与焉：壹曰，心达而险；二曰，行辟而坚；三曰，言伪而辩；四曰，记丑而博；五曰，顺非而泽。此五者有壹于人，则不得免于君子之诛，而少正卯则兼有之。故居处足以聚徒成群，言谈足以饰邪营众，强足以反是独立，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不诛也。是以汤诛尹谐，文王诛潘止，周公诛管叔，太公诛华仕，管仲诛付裏乙，子产诛邓析、史付，此七子者，皆异世同心，不可不诛也。诗曰：忧心悄悄，愠于群小。’小人成群，斯足忧矣。”

　　大意是：人有五种罪恶，而盗窃是不算的。壹曰，心达而险或曰“心逆而险”，即心藏反骨而且阴险，就是世界上第壹该杀的人。二曰，行辟而坚，就是行为不同于常人却有非常顽强意誌的人。这是第二该杀的人。三曰，言伪而辩；满口虚伪之言行，且善于狡辩。四曰：记丑而博。宣扬丑恶的事情，且非常博学。五曰：顺非而泽。顺从邪恶势力，并对荒谬的道理大加贊赏。把罪恶装扮成美丽。都是该杀的死罪。

　　这裏有三条是言论罪（言伪而辩、记丑而博、顺非而泽），壹条“腹诽罪”（心逆而险），壹条行为罪（行僻而坚）。这样的判决，没有壹件有人证、有物证的具体犯罪事实，只是几句抽象的形容词，就定人死罪。是非曲直、量刑轻重，并无客观标准。

　　这证明孔子继承了中国以言定罪的恶劣传统，没有容人的雅量，只能听歌功颂德的谀词而已。孔子自称博学，而少正卯人被称“闻人”，比他还要渊博，他当然嫉恨在心，所以就公报私仇了。儒学以道德虚伪行为龌龊着行于世，所有的儒者几乎尽犯上述五条。

　　诛少正卯的事记载于《荀子》、《史记》、《汉书》、《孔子家语》等书。为了尊孔，朱熹怀疑这个事实，清代的学者干脆否认这个事实。中国文化成了彻头彻尾的虚伪文化。

　　2．虚假的平民教育

　　为了尊孔，人们编造了“孔子首创平民教育”的故事。“平民教育”有三个基本意义：1）为普通人的教育，读书不为作官，跟儒家“禄在其中”的教育对立；2）普通内容的教育，识字、算术和生产知识等，跟儒家“六艺”教育对立；3）公益性的教育管理，跟儒家的以盈利性的教育管理对立。“平民教育”是晚清西学东渐的产物，是反对孔儒教育思想的。在国民党统治区平民教育有很大发展，那便是今日中小学的雏形。

　　《史记》等史料记载，公元前675年，周王朝发生亲王之间争夺王位，掌握文史资料典籍的官员跟着亲王奔波，造成大量资料流出周王室，分散到诸侯各国。由于文史资料和文史人员的大扩散，出现了“官学失守”、诸侯各自为学为教的局面，即“私学”出现。换句话说，早在孔子诞生前壹百年左右，中国就有“私学”了。说孔子“首创”，那是篡改历史。

　　拿孔子的交纳十条干肉即可入学的条件来说吧，当时，谁能有十条干肉？《诗经·七月》裏说得明白，当时能拿出壹条干肉就是很奢侈的生活了，能拿十条干肉出来，只有贵族和他们的商贾。《周礼》等记载，王公贵族是按照等级享受“臣”提供的“礼”，自己并不习礼，否则就是耻辱。周室动荡，许多王公奴隶主贵族失去了贵族地位，而“有教无类”就是劝说那些失去贵族地位的人：不要迷恋已经失去的地位，要“不耻下问”学点作臣的本事（六艺）、走“学而优则仕”的道路更现实。

　　这壹来，孔子不但为自己搞“六艺”之类的“礼教”生意找了个借口，而且，也为广开财路提供了理由。子曰：“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这个境界远远比不上苏格拉底、耶稣、佛陀，人家就从不收费，主动到大街上去免费授课。

　　耶稣为门徒洗脚。当孔子的得意学生颜回死了无钱安葬、颜父求孔子把车卖了换棺材安葬颜回时，孔子说：卖了车我就只能走路了，而我是曾经做过官的人（曾居大夫），照礼不可以步行，这事我帮不了妳。这就是孔子所谓的“仁”和“礼”。

　　孔子的“有教无类”是为培养“臣子”而广开财路的。如果孔儒“首创平民教育”，为什么要拒绝和看不起“种地”壹类的平民知识？如果“有教无类”是人人都可入学，为什么“唯上智与下愚不移”？不管正论反论，说“孔子首创平民教育”都是个弥天大谎。

　　3．教育专制

　　教育来源于和服务于民众，但中国教育不是为民服务而是为愚民服务的，人民不是文化教育的主人而是奴仆。它充满了霸权主义官僚主义神秘主义伪精英主义特权的气息。

　　孔子不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要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孔子没有。因为孔子提倡君子要“畏圣人之言”。壹个把“圣人之言”当教条来敬奉的人，就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

　　知识分子要有创造性。孔子“信而好古，述而不作”，天天“法古”，何创造性之有？总之，中国古代社会，没有独立的知识子！

　　孔子倡导的教育是奴化教育。这套奴化教育正是孔子所鼓吹愚民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孔子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人的本性大抵相同，由于教育的不同才产生了差距。既然教育可以改变人的习性，那就可以通过教育使人们“致其道”。所谓“道”，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制社会的道德规范。孔子主张学道应先从孝悌入手。

　　以“孝”为教的中国教育壹如它的反文旁，其实是反文化的。孝字的上半截是“老子”，下半截是“儿子”，因此孝的本义即儿子服从老子。儒家的教育内容就是孝道。

　　孔子认为壹般的人只要有孝悌就行了(他称这种道德的培养为“学”)，壹般人能懂孝道，就算是学习过了。他提出:“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孝悌是根本，学文只不过是“行有余力”的人的进壹步深造。子夏进壹步阐发了孔子思想，他说：“贤贤易色；事父母而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其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直截了当地把孝悌的培养当作学习的主要内容了。

　　培养没有自己意誌、没有自己思想的“孝子”、“忠臣”就是孔子教育的宗旨和根本目标。只有通过奴化教育才能在家庭内部建立起尊卑有序的等级关系，这是“齐家”。只有每个家庭都建立等第森然的人身依附关系，人们才会安分守己，最终服从于壹国的最高家长——君主。君臣关系是家庭关系的放大与推广。没有奴化的教育，这壹切便无从谈起。

　　西方的education发端于苏格拉底的“精神助产术”，是对学生的发问、引导、辩难。欧美的大学传统是从古希腊的柏拉图在ACADEMY建立第壹所学园开始的。从柏拉图《理想国》、《巴门尼德斯篇》等着作记述的各种研讨、辩难的风格看，在ACADEMY学习的主要形式是研讨，但研讨没有严格的师生之分，大家平等，是探求真理的同路人，在这些讨论中，老师并不认为自己是有知识的人、教导者，老师只认为自己是知识的助产士（苏格拉底），从内容看，研讨的范围非常广，导师的主要目的是想把大家的目光导向世界的本源、神、纯粹善等抽象的本体论问题，在这裏老师并不教学生怎么具体地做人，怎么具体地成事。

　　上课前老师不壹定有什么现成的结论，结论在他们的探讨中。老师启发学生？不，简直是在刁难学生。学生听从老师？不，是在质疑、反驳老师；唇枪舌战十分激烈。他们是师生，更是对手。在他们那裏，可能没有标准答案。符合标准答案的学生也很难是好学生。谁的见解新鲜出奇别具壹格，与别人与老师的不壹样，有壹点创新就是好学生。

　　孔子和学生的关系是严格的师生父子等级关系。《论语》中的对话事实上是壹个圣者和凡人的对话，是壹个全知者和无知者的对话，是壹方对另壹方传授已有知识的行为。

　　在《论语》裏，孔子即是真理本身，他成了整个话语世界的专制者和独裁者。《论语》几乎全是夫子壹人独白，没有学生质疑，更没有学生反对他的观点，满堂灌填鸭式，即使有所谓循循善诱的启发式，也不过是启发学生说出他早已知道要告诉学生的内容。

　　孔子认为自己是“学而知之”，在对话中，他是以“学成者”的身分高居于他人之上的。凡是需要知道的他全知道，凡是他不知道的都是不必知道的。他教导说：“诲女知之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他的“知”，并不是指去认识新世界得到的新“知”，而是学习古人认识世界得到的旧“知”。这种推崇旧“知”，忽略新“知”的态度，成了中国思想的基本特点。他认为自己所知的是不可怀疑的，必须“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却从未考虑过自以为“知”，其实是不知的情况。孔子的“知其不知”与苏格拉底的“自知其无知”本质上是完全不同的。

　　《礼记.学记》中的“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师严，然后道尊”，亦即为师之道，尊严而已。它告知每壹个为师者，在学生面前，无论如何都要保持自已的尊贵与庄严，这样会使学生产生敬畏之心。敬则服，畏则从；如此为师，便是得道。

　　这种尊是建立在“师尊生卑”的等级基础之上的。古有“天地君师亲”之说，又或谓“天地君亲师”。无论师在亲之前还是亲之后，总之是上了排行榜。与君相对的是臣，与亲（父）相对的是子，与师相对的就是生。在这样壹种捉对关系中，后者服从前者，乃地位使然。

　　处在什么样的礼位上，就只能做出什么样的面貌。什么垂首而立，什么程门立雪，否则就有违弟子之礼。因此，正像“君之仁”对应于“臣之忠”，“父之慈”对应于“子之孝”，“师尊严”对应的则是“生谦恭”。问题是“尊严”与“谦恭”虽然对等，但不平等。

　　师在血缘之外所以能厕入“天地君亲”的座次，正在于它的作用就是对这种血缘等第的维护。孔丘为维护“礼”，炮制了壹个“仁”，以仁的教化让礼深入人心；仁所讨论的是两人间的关系，把这种关系确定下来推广开去，以形成天下人之间的合礼的等级关系。

　　“礼”作为壹个极不平等的社会等级系统，孔丘的学说就是要为它制定合法性及其伦理准则。这既是儒文化教育的实质，也是“师”的地位为后世统治者所看重的原因。您瞧孔丘，“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多大的架子呀！

　　孔先生办的是私学，假如颜回不来，子贡去矣，“束脩”就无从保证。别说那割不正不食的大话，壹旦无肉可割，就不是束脩而是束腹了，除非割股自啖。孔丘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为了钱，不惜给人赶驴车，这为师的尊严又在哪裏？

　　儒家的“师道尊严”比起亚理士多德“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境界，差得太远。孔子说“当仁不让于师”，他真正贊赏的却是乖巧听话的颜回，对喜欢顶撞他的子路就很不满。

　　把真理当作老师，真理会越来越多、大师越来越多、人们都有进步和提高从而超过大师，而把老师当作真理只会真理越来越少、师傅越来越多从而使人萎缩。

　　孔子“传道授业解惑”式师傅带徒弟，弟子无人超过他。苏格拉底的学生柏拉图，柏拉图的学生亚裏斯多德，师徒壹个胜壹个，西方至今也是群星灿烂人才辈出，历史和现实都证明孔子输给了苏格拉底，中国的教育输给了西方的education。

　　鲁国的季孙把公室分给自己的奴隶，使他们变成了佃农。孔子对季孙毫无办法，于是他迁怒于给季孙效力的学生冉求，对身边的弟子们宣布说：“冉求已不是我的学生了，妳们可以打着鼓去攻击他！”儒家搞师道尊严，打骂教育是常事。自古以来，就谈不上什么文明。

　　古希腊人是“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先秦诸子是“吾爱吾师，吾更爱圣王”。诸子用臆造的道德高标准（圣人）来胁持人民的意誌和精神、乃至肉体，中国思想家根本不是思想家，而是教人如何做个好奴才的欺名盗世的处世家。

　　孟德斯鸠说：共和国家的教育提高人们的心智，专制国家的教育降低人们的心智。专制教育就是奴性教育。甚至对那些处在指挥地位的人们，奴性教育也是有好处的，因为在那裏没有当暴君而同时不当奴隶的。它将恐怖置于人心裏，达到降低人们心智的目的。

　　绝对的服从，就意味着服从者绝对愚蠢，甚至连发命令的人也是愚蠢的，因为他无须思想，怀疑或推理，他只要表示壹下自已服从的意愿就够了。

　　专制国家裏每壹个家庭就是壹个专制帝国，那裏的教育主要是教人怎么样相处，‘为人只讲三分话，未可全抛壹片心’，所以教学的范围是很窄狭的；只是把恐怖置于人们的心中[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根本不知道逻辑和怎样说理；三分不痛不痒的真话与七分结结实实的假话结合得天衣无缝。在那裏，知识招危险，竞争会惹祸，品德谈不上。这就使教育范围极为狭窄。在象中国这种专制国家裏，儒家教育从某些方面来说是等于零的。它不能不先剥夺人们头脑中应得的壹切，然后再给人们壹点点的东西；以便培养好奴隶。

　　所有的愚民教育有壹个共同的目的：即使不能洗尽人人脑袋中的独立思想，也要把他们变成不敢说真话、不敢做实事、不敢做真人的骗子手和胆小鬼。借助于祖先崇拜、语言禁忌和政治巫术，国家、民族、集体等等被过分强调的宏大话语以伪善的道德，将人的个性、自由、价值与尊严挤压得几近于无，整个民族在泛道德化的病态气氛中逐渐丧失了生命的真切体验和普遍的人性关怀。

　　4．儒教——精神阉割术

　　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是专制下奴隶的呻吟，是继续推动中国更加专制的运动。先秦时代诸子百家都是拥护专制政治的文人谏臣或谋士，其本质是知识的贩卖与治国术的兜售者，他们的目的在于把自己高价卖给君王，以便取得俗世的荣华、富贵与权力。

　　中国历代执政者都把孔教定为国教，并不是专制者选择了孔子，而是孔子的“学说”天然就是为专制服务。孔子是没落贵族，骨子眼裏充满了高低尊贵的等级观念。这种人创立的学说怎能有平等精神，怎能不被统治阶级所看中、所利用呢？

　　儒家的经典《尚书》，大量地宣传专制思想以及人如何成为壹个优良的奴隶；《诗经》，是古代人民在专制政权下奴隶的心声；《礼记》是儒家拥护专制政权的法典与制度，是使人变成奴隶的工具；《春秋》是古代诸国征战与政治斗争的专制历史；《乐经》已失传，估计也没有什么重大的人文思想。上述这些典籍，并没有任何高度的人文价值，只不过是帮助人接受专制政治与成为优良奴隶人的书籍，这些典籍，与希腊诸位哲学家思想，实在无法比拟，那简直是“奴隶哲学”与“人的理性与形上学”的差异，也是“非人”与“人”的差别。

　　孔子缺乏基本逻辑与形上学的知识能力，造成了狭隘的唯心主义、任意经验直观、好作结论式思考与逻辑矛盾的弊端；这种人文思想的弱智性也影响了后代儒家文人，缺乏逻辑判断与形上思维的基本能力、漠视专制腐败与社会不公不义、擅长察言观色与明哲保身的哲学、精于玩弄人际关系与权谋等的思想，造成了后代儒家文人喜欢说壹套做壹套的毛病。

　　形容儒家性格最贴切的名词，就是孔子惯常骂人的名称，即“巧言、令色、足恭、乡愿、耻恶衣恶食者”。所谓足恭，是指文人屈服在专制政治下，擅长于察言观色，并且表现出如同奴仆般毕恭毕敬的态度；所谓令色，是指文人为了讨好专制的统治者，尽量表现出迎合统治者意誌的嘴脸；所谓巧言，是指文人在专制统治者的规定与容忍的范围内，尽量表现出自己的修辞才学与两面舌头的技巧；所谓乡愿，是指文人经常漠视统治者的腐败与社会不公不义，不敢挺身支持公理正义，只会保持高度的沉默与装聋作哑；所谓耻恶衣恶食，是指文人不愿意忍受恶衣恶食，喜好追求功名利禄。

　　儒家文人，不仅有上述的缺点，而且具有“文人寻租”的特质，许多文人为了获得荣华富贵与权位，会以出卖自己的良心、人格与能力的方式，来满足统治者的要求；这些文人，将自己当成工具，出卖给统治者，他们是壹群待价而沽的奴隶，也是有价的物品。换言之，只要统治者出得起价钱与愿意收买，这些儒家文人，随时可以献身效力，以上这些特质，都是儒家文人现实生活真正与典型的性格。

　　孔子说：“誌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又说：“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隐”；“危邦不入，乱邦不居”；“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贤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孔子这种假装奉行道德理念，而实质上却是充分明哲保身的哲学，完全缺乏对社会的基本责任意识，缺乏实践社会正义与道德的理念，也缺乏与不公不义政治抗争的意誌，这样的人，是属于逃避社会责任的奴隶性人格？孔子主张，“君可以使臣”、“君可以使民”、“臣应当事君”，这岂不是充分拥护专制政权与建立奴隶哲学的思想？

　　子贡形容孔子具有“温、良、恭、俭、让”的特质，孔子又强调，人应该有“恭、宽、信、敏、惠”、“忠恕”、“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刚、毅、木、讷”、“讷言、敏行”的性格，这些所谓理想人的特质与性格，难道不是壹种适合“身为奴仆家臣”最好的特质？

　　子张问“干禄”（求官）之道，孔子回答：“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孔子教弟子如何当官，他并不告诉弟子，应该如何为百姓争权利、实践社会正义与监督统治者的行为，而是传授弟子如何谨言慎行与对统治者察言观色的本事。这样的人，谈不上所谓的社会正义意识与为政之基本道德。

　　孟子说：“孔子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三月不做官就慌了)”。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中国读书人唯有学而优则仕壹途。“学好文武艺，售于帝王家”。国人的才智都用到“学而优则仕”上去了，实用技艺被贬为奇技淫巧，科技文艺活动受到压抑，无法自由发展。

　　孔子主张仁政，这个仁政是建立在专制制度之上，人民与土地只不过是统治者的私有财产；孔子主张仁爱与道德，这个仁爱与道德，是建立在认同于专制制度的奴隶式道德。孔子从来就不敢挺身而出，批判专制政权的腐败与社会的不公不义，也不敢挑战统治者的权威与权力。换言之，孔子与儒家文人，根本缺乏真正道德批判与道义承担的精神，这壹套思想，如何能为华夏民族，建立人的尊严与道德？

　　科举制为巩固皇权立下了汗马功劳，但带来了最大的弊病是：在思想探索的领域裏设立了禁区，任何越界思想的后果都是血淋林的。在这种情形下，中国文人不是迎合、就是逃避，绝对没有自由的思维。几千年来正统知识分子几乎全是御用的，不但失去了思考的能力，而且拒绝接受外界壹切先进的思想。直到现在，这种局面也没有改变。结果，民族的思维能力越来越孱弱，气质越来越阴郁，思想越来越实用，内心越来越机伪，而当权者越来越残暴了。

　　李世民搞科举，手舞足蹈地说：“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知识者被装进了皇上的口袋，失去了独立人格，没有人格的人只能是奴才。科举制不过是臣民“平等”地作为皇上奴才候选人的制度，就象天下女子在容貌面前壹律“平等”地供皇上“选美”。

　　科举制表面上是考试规则面前人人平等，然考试的结果却把人分出等级，按分数的高低来决定官位和收入，象范进中举做官后就迅速腐败，从而加剧了人间的不平等。由于中国资源稀缺、争夺激烈，因而知识都用来谋取权力，以便参于分赃。那些十年寒窗的学子壹旦进入官僚阶层，就拼命维护他们的利益和地位。赤裸裸的贪婪，是中国官僚的全部本质。

　　在儒家成为主流意识之前，儒生孜孜以学见用于列国封王，所以儒家具有当阉奴的天生的路径。公元10世纪，中国南方有壹小朝廷叫南汉，皇帝叫刘岩，建都广州。他认为太监最无私。他的孙子南汉王刘继兴下了圣旨，云：“凡朝廷任用的人，不管是进士还是状元出身，壹律要阉割，方能当官”。自此，在南汉当官的上至宰相下至七品芝麻官都是没鸟的,而且规定想考科举的都要先把“鸟儿”割掉。规定下达后，当官的人并没见少。可见，儒生们对阉割习以为常了，实行起来壹点也没有操作上的难度。

　　5．专制主义的愚民实践——统壹思想

　　文祸的原因在于对语言的迷信。以为吉言或贊语可使人得福，逆言或咒语可使人得祸；所以，对逆言或咒语采取了野蛮手段。

　　夏桀生性好淫而凶残，他下令大造宫室瑶臺，用美玉辅设墙壁，用金银架设廊柱，耗尽国库；派人四处搜求美女，凡民间长得漂亮的女人，勿论婚嫁与否，壹律押解进宫，供他昼夜淫乐。“昔者桀之时，女乐三万人，展噪于端门，乐闻于三野”。他把数以万计的侏儒和音乐杂要人员弄进宫中，为他表演滑稽和杂技节目，致使夏朝宫内日夜笙歌不绝。

　　他别出心裁地布置肉山脯林，在旁边挖掘了若干个大池，池中灌满美酒。酒池可以运船；糟丘十裏。然后召来三千名彪形大汉，要他们比赛喝酒吃肉。那三千大汉被酒肉灌得脸红筋胀，有的实在透不过气来，停下想歇壹会儿，便被站在旁边的武士壹刀剁下了头颅。于是壹个个拼命硬吞牛饮，很快便醉得东倒西歪，纷纷跌入大池中淹死了；而那些倒在肉山脯林下的醉汉们则被壹壹砍下了脑袋。尸横遍地，血盈酒池。

　　面对夏桀的荒淫暴虐，群臣悚惧，不敢劝谏，只有上大夫关龙逢敢于犯颜直谏说：“为人君身行礼仪，爱民节财，故国安而身寿也。今君用财若无尽，杀人若恐弗胜，君若弗革，天殃必降而诛必至矣！”夏桀说：“天上有太阳，地上夏桀王，太阳不亡，夏桀就不会亡！”龙逢摇头长叹说：“君王自比太阳，妳可听见民间歌谣说：‘太阳啊！妳什么时候坠毁，我们宁肯和妳壹同灭亡！’”夏王桀勃然大怒说：“妳竟敢咒骂孤王。请尝尝炮烙的滋味儿。”

　　桀大喝施刑，四名武士用铁索套住赤身裸体的龙逢的四肢，把他抬到烧得泛白的铜柱边，然后壹声呐喊，猛的让龙逢当胸抱住铜柱，四肢及全身紧贴炮烙。龙逢壹声惨叫顿时毙命，那血肉之躯被烧得青烟腾腾，顷刻间便成了壹副发黑的骨架……殷纣王和苏妲己日夜在宫中享乐作长夜之饮。厨师因为熊掌没有煮透，纣王便亲手杀死厨师。纣王还有壹些奇特而残忍的爱好，那就是把人的脚胫砍断砸破，以便观察裏面的骨髓；还把孕妇的凸腹剖开，以观赏那闭目卷曲的胎儿；他还喜欢看把人推入虎圈，老虎是如何咬噬人体的。大臣若有规劝他的，他便学夏王桀的办法，施以炮酪刑。纣的叔父、大臣比干苦心劝谏纣王改弦更张，竟被纣王下令挖心剖肝而死。

　　中国古有“愚民”壹词，《左传》有言云：“捉行媚于内，而施赂于外，愚弄其民。”还有“假令愚民取长陵壹抔土，陛下何以加其法乎？”可见，愚弄人民，使民愚昧，古已有之。从来就没有人觉得人民有什么值得尊敬的，只知道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如果人民都成了傻子，这个“川”防起来无疑能够更方便壹些。

　　《国语》载：“厉王虐，国人谤王。邵公告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邵公曰：‘吾能弭谤矣’”。

　　当时，邵公曾苦苦地劝他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夫民虑之于心而宣之于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与能几何？”这段话的意思是：堵塞人民的言路，比建造堤坝来堵塞河水还危险。用堤坝堵河流，水道壅塞，壹旦溃决泛滥，那死伤的人就多了。民也象水壹样。所以，治水的人壹定要排除壅塞使河流畅通；治理人民的人，壹定让人民发泄、尽情说话。……人民所发表的言论，是经过他们的深思熟虑后才说出来的，怎么能够加以堵塞呢？假若妳壹定要堵塞，又能够堵多久呢？

　　刚愎自用的周厉王哪裏听得进去？暴君总是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力量而过低估计了了人民的力量，结果是爆发了公元前841年的“国人起义”，镐京的平民们忍无可忍，壹齐举起了武器，不约而同地杀入王宫。周厉王吓得狼狈逃窜，被流放到彘（今山西霍县境内），死在那裏。周厉王逃跑后，政权由周公和召公共同执掌，史称“共和”。

　　清代诗人吴梅村道：“仓颉夜哭良有以，受患只从读书始。”韩非子说：君主壹定要禁锢臣民的思想，使他们只服从命令，不乱说乱动。秦始皇实践禁锢思想的第壹步，就是杀掉韩非本人。等他统壹后，他在全国禁锢臣民的思想；他害怕不利于永久统治的文字传开，就搞大规模焚书恐怖活动。终于达到“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道路以目”的程度。

　　当年，秦始皇是不允许臣民随便对他说三道四的，甚至宫中的壹切也不能泄露。据说秦始皇曾行幸梁山宫，从山上望见丞相车骑甚众，“弗善也”。身边侍从有人私告丞相，丞相随即减损车骑。于是，“始皇怒曰：‘从人泄吾语’；案问，没人承认。于是，便把身边侍从全杀了。当时，皇帝的壹切都是国家机密，就连皇帝走的路都是復道，御用道路与公用道路分开，而且御用道路两侧还筑有高高的壁墙，其行踪不为臣民所知（王子今文《秦汉甬道考》，文博杂誌1993年2期）。此后“宫禁至重”、“深居简出”是整个专制时代最高统治者的行为惯例。有许多人因为泄露后宫的政务被处死或被迫自杀。

　　秦代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最贫乏的朝代，思想家未出现壹个，就连好文章都没有留下壹篇。《古文观止》中仅有李斯的《谏逐客书》壹篇，还是秦灭六国前写的。

　　汉武帝时，由于连年对匈奴用兵，国库空虚。汉武帝为了筹钱，发行了壹种皮币（上林苑中白鹿之皮），汉武帝向大农令颜异征求意见。颜异表示反对。恰逢有人因别的事控告颜异，汉武帝便命张汤受理此案，而张汤调查得知：颜异曾与客人交谈，客人说起朝廷政令多有不便，颜异“微反唇”，即嘴唇略微动了壹下。张汤据此上奏，说颜异身列九卿，见政令不便不向朝廷奏告，而私下“腹诽”（在心中诽谤），于是处以死刑。真是欲加以罪，何患无词！连肚子裏怎么想都成了壹种罪证。

　　西汉时司马迁的外孙杨恽被朝廷免职后，作书：“田彼南山，荒秽不治，种壹顷豆，落而为萁。”宣帝以“荒秽”等词诽谤朝廷，诛之；妻女被放逐酒泉，族人及朋友都遭贬 。

　　东汉末年，白马地方县令李云上书劝谏汉桓帝要励精图治，否则将“帝欲不谛”（“谛”是精明的意思），结果被杀。

　　曹操云：“宁使我负天下人，不可使天下人负我”。曹操杀了孔融（并灭其族）、杨修、华佗等名士。

　　晋武帝司马炎曾同大臣刘毅交谈，司马炎问刘毅说：“卿看寡人似汉朝哪位皇帝？”刘毅直率地回答说：“陛下同桓、灵二帝十分相似。”司马炎陡然变色，质问道：“寡人平定吴国，统壹天下，功比天高，妳竟然把我比做桓、灵两个昏君，是何道理？”刘毅冷笑道：“桓、灵之所以是昏君，就在于他们卖官鬻爵，而陛下不也这样做么？更何况，桓、灵卖官，钱归官库，而陛下卖官，钱入私囊。从这点看来，陛下还不如桓、灵呢”。把晋武帝司马炎噎得直喘粗气，他喝令武士把刘毅推出午门斩首，在众官的求情下，刘毅被改为监禁天牢。

　　晋时“动辄灭门”，有个叫周嵩的人，仅仅因为批评皇帝周围有“碌碌之臣”而被弃市。

　　崔浩写北魏国史，备而不典，写了鲜卑人同姓婚、扎辫子等；公元450年崔浩全家被杀，与他同宗的崔氏全部被杀，婚亲卢氏、郭氏、柳氏，统通被杀。壹桩文字狱杀尽四大望族，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空前绝后的。

　　隋炀帝忌妒名声显赫的诗人薛道衡，于是罗织罪名，说薛的《高祖文皇帝颂》贊美先朝，意在诽谤本朝，杀之。

　　中唐年间，北方天旱遭灾，官吏隐瞒实情，向百姓追逼租税，农民疾苦不堪，伶人成辅端写“何其如此贱田园”等诗句以纪其惨状，被唐德宗下令杖杀。

　　五代时，壹书生向吴越王钱镠献诗，中有“壹条江水槛前流”之句，钱镠认为“前流”是自己姓名的谐音，有讥讽之意，下令处死献诗的书生。

　　明清时的文字狱达到了顶峰，读书人更是葡匐于皇权的脚下，知识界壹片黑暗。洪武九年，朱元璋因天文出现星变而“诏求直言”，遂有言臣信以为真，上疏指出由于朱元璋的暴虐，使“小民不知孝悌忠信为何物，而礼义廉耻扫地矣”。朱元璋壹闻此言，立刻将上疏者押至面前，亲自将其射死以泄怒气。

　　由于他出身贫贱，当过盗贼、和尚，对别人的言辞就特别敏感。林元亮的《谢增俸表》中有“作则垂宪”句；林伯瑾所写的《贺冬节表》内有“垂子孙而作则”，“则”与“贼”同音；蒋镇的《正旦贺表》内有“睿性生知”句，“生”被读作“僧”；许元的《万寿贺表》内有“体干法坤，藻饰太平”八字，“法坤”被读为“发髡”，“藻饰太平”当作“早失太平”；徐壹夔的贺表内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光”被附会剃光头，把“圣”附会为“僧”；周冕的《万寿贺表》内有“寿域千秋”，“寿”被附会为“兽”；吴宪的《贺立太孙表》内有“天下有道”，被附会为“天下有盗”；睿因写“遥瞻帝扉”，“扉”与“非”同音；林云因写“式君父以班爵禄”，“式”与“弑”音同；都被处死。

　　王子之师张信以杜甫诗“舍下笋穿壁”为字帖教写字，朱称“堂堂天朝，何讥诮若此”！遂斩之。壹和尚写谢恩诗“金盘苏合来殊城，玉碗醍醐出上方”，“殊”被析为“歹朱”，杀之。魏观请名士高启作《上梁文》，文中有“龙蹯虎踞”四字，魏观和高启被腰斩。张尚礼写宫怨诗：“庭院深深昼漏清，闭门春草共愁生。梦中正得君王宠，却被黄鹂叫壹声”。朱“以其能摹图宫阃心事”，遂“下蚕室死”。佥事陈养浩有诗叹道：“城南有嫠妇，夜夜哭征夫”，朱“以其伤时，投之于水”。……因文字狱死之人何只数千。

　　马皇后脚大人人皆知，因这双大脚，引出壹桩血案。壹年元宵节，出来壹张漫画，壹个大脚女人，赤脚、怀裏抱了壹个西瓜，到处传的起哄。正巧朱元璋微服访问，壹见大怒，壹时查不出谁干的，下令把这条街的人全杀了。

　　建文四年六月朱棣攻入南京，同年十月他就下诏第二次重修《太祖实录》（建文帝修过壹次）。朱棣对修史官员奖罚分明。对听话有意袒护朱棣篡改史实的，如胡广、黄淮等人，升官；对直书无隐不避朱棣忌讳的，如叶惠仲，族诛。花了九个月时间，奴才们就献上了篡改完毕的《太祖实录》。

　　明朝永乐皇帝迁都北京后不久，壹天他在几位大臣的陪同下前往长陵察看，走到壹条大河边上时，他问河边壹位打鱼的人：“这河叫什么名字呀？”那打鱼的人说道：“叫沙河。”永乐皇帝壹听马上变了脸：“什么？叫沙(杀)河？！不行，从今天就改了，叫‘金河’，‘黄金万两’的‘金’，这多吉利。”皇帝本姓朱名棣，朱(猪)就怕杀(沙)了。接着又传下御旨，命令昌平州内凡是姓沙(杀)、屠(宰)、郎(狼)、陆(戮)的人统统迁出，换上姓朱、梁(粱)、康(糠)、米、蔡(菜)、曹(槽)、甘(泔)的人家。他的歪理是皇帝姓朱(猪)，姓沙(杀)、屠(宰)、郎(狼)、陆(戮)的人住在这裏，常常会遇到朱(猪)，很不吉利。而姓梁(粱)、康(糠)、米、蔡(菜)、曹(槽)的人家才会使猪(朱)有吃有喝，大吉大利。御旨壹下，老百姓就遭了殃，许多姓沙、屠、郎、陆的人家被迫搬出去，而外乡许多姓朱、梁、康、米、蔡、曹、甘的人家又被迫搬进来。老百姓们被折腾了很长时间，对皇帝恨得直咬牙。

　　明朝是壹个打屁股的朝代。廷杖始于明太祖鞭死开国元勛永嘉侯朱亮祖。朱亮祖父子作威作福，罪有应得，但朱元璋却开了廷杖大臣的先例。壹言不合，扒下裤子就打。被廷杖的大多是壹两个人，但正德年间明武宗创过107人同时受杖的纪录，嘉靖皇帝同时廷杖124人，其中16人当场死亡。上百人被扒下衣服，排在太和殿下，上百根棍子同时起落，壹时间声响震天，血肉横飞，惨不忍睹。越没有尊严越无耻，所以才会有成百上千的文武官员争着给宦官当干儿子、干孙子的怪事，才会有95%以上的朝官向大顺军、满清军屈膝称臣的丑事。明朝大臣也开创了所有朝代中最大规模集体投降的先例。大臣的气节真的还不如几个粉面柳腰的妓女。真可谓奴才有主子，奴隶无祖国！

　　清朝的文字狱更邪火。康熙时浙江人庄廷拢编刻《明书》，被人告发，其父庄允城被逮入京死于狱中，庄廷拢被掘墓开棺焚骨，凡作序者、校阅者及刻书、卖书、藏书者均被处死，子侄18口以及210位士大夫被斩首；被发遣、充军的有七百家，被牵连入狱者3000余人。另壹起是《南山集》狱，波及数百人；戴名世被斩首，方孝标被戮尸，两家男子十六岁以上者均被杀，女眷等则被没收为奴婢，方氏同族人都被充军黑龙江。壹个道士提出人是用大脑思考而不是用心思考，被康熙认为是“危险人物”处决。

　　雍正时文字狱泛滥。吕留良案受到株连的人多达几万人。刑部尚书的儿子因做诗文有“明月有情还顾我，清风无意不留人”，结果按大不敬律斩首。朝臣查嗣庭任江西主考，出题“维民所止”，被告发“维止”二字，影射“去雍正二字之首”。雍正帝大怒，将查嗣庭入狱。结果查死于狱中，其尸被戮，查的亲属或处斩，或流放。

　　有个叫徐骏的官员，仅因“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壹句，便被扣上“诽谤朝廷”的罪名，落得个身首异处诛连九族，连故裏的官吏都被斩。

　　乾隆时发生文字狱140余起，被捕杀的文人及受连累的家属几万人，连疯人说疯话都不放过。精神病患者发病时自称皇帝，被乾隆凌迟处死的就有六起。乾隆自称“古稀老人”，退休的大理寺卿尹嘉铨有壹次自称“古稀老人”，即被绞死。

　　翰林学士胡中藻有句诗曰“壹把心肠论浊清”，乾隆帝看后大发雷霆：胡中藻遂因壹“浊”字被杀，并罪及师友。

　　徐述夔的《壹柱楼》诗集中云：“明朝期振翩，壹举去清都”；被乾隆帝定为“大逆”，不但把已死的徐述夔及其子戮尸，其孙子和为诗集校对刊印的人也全都处死。

　　沉德潜的《咏黑牡丹诗》云：“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其中的“夺朱”用的是《论语》裏的典故，可“夺朱”被说成是夺了明的天下；“异种”意为“奇异之种”，但也被解为“非我族类”的满族。乾隆帝看后大怒，当时沉德潜已死，就把他的尸体拉出鞭打壹通。……文字狱的盛行使朝廷的大臣们之间都不敢相互通信，不敢写日记，生怕被人抓住把柄。

　　清朝对全国图书都要进献检查，不利于满清的文献被禁毁；连前人涉及辽金元的文字都要篡改；查缴禁书竟达3千多种，15万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70万部。壹篇吴三桂的“反满檄文”，壹本《扬州十日记》，壹本《嘉定屠城记略》，竟在中国本土演灭，二百多年后才从日本找出来！

　　为了统治的需要，就在教科书裏编入统治者的胡说八道，通过“学者”的论证，把最无耻的道理用最美妙的语言表达，并规定学生要会背会用。清朝的科举，童试就有壹种题型叫“圣旨默写”，要小孩子把皇帝的名言默写下来。这些名言当然是大谈皇上圣明。而且规定，如果这个不合格，就算其他答的再好也不录取。

　　满清壹纸“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剃发令把中国人整成了有辫子没嵴梁的精神侏儒，将数千年的奴化教育做到了登峰造极，最后只剩下壹门“研究错别字”的学问。龚自珍大叫：庠序无才士，巷无才偷，薮泽无才盗！中国人遭受过如此灭绝人性的奴化和侮辱，无休止的肉体恐怖和精神摧残，嵴梁弯了又弯，膝盖曲了又曲，脑袋洗了又洗，中国人被磨掉了人之为人的最可宝贵的血性和骨气，令人痛心地成了壹个跪着的合群自大的族类。

　　官定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主义和民族主义）不但是中国人的行为规范，而且竟成了中国人壹切智力活动的唯壹灵感来源。壹切对官方意识形态的质疑，都被扼杀于萌芽状态中。任何偏离“主旋律”的噪音都被全社会合力扑杀。人们不但心甘情愿地放弃对自己大脑的使用权，改用两三个死人的大脑，而且还剥夺别人的“用脑权”，从而有效地将壹切中国人的创造性智力活动冻结了两千年。

儒教文化对自由民主人权的否定

作者 关敏 写于 二零零六年

　　中共当局在中国推崇儒家文化是为了巩固极权统治，为了输出极权主义文化，下面我们就具体分析壹下儒家文化的本质。

　　中国是个奴隶国

　　传统中国的制度是非人的制度！它只能制造杀人的恶魔、愚昧的民众、贪婪的权贵、无规则的政治、低效率的生产、对不择手段的信仰和社会道德的沉沦；中国的专制统治者是壹群野兽！人民生活在野兽的统治之下，历经两三千年的茫茫黑暗；中国的老百姓是壹群蝼蚁，微小而自卑，只能听凭高高在上的统治者压迫、杀戮，只能任由统治者制造着动乱和灾难。在这种扼杀人性的文化裏，任何具有自由精神的个体都遭到扼杀，默默地窒息而死。能存活下来的是那些具备这个邪恶文化全部特征的卑劣个体，即信奉奴才哲学、太监哲学的壹类人。

　　1．儒家的人等于奴

　　中国数千年文化之主流是不以人为人。无独立之人格，无生命财产之保障，更无个人自由之可言。中国文化认为人生而不平等，而且把不平等扩大化、制度化。人壹出生便因身份和地位不同而有了等级；任何人只要在身份或地位上“高”他人壹等，就可以肆意践踏侮辱他人。这样壹来，人自然就丧失了人性、只剩下奴性和残暴性。

　　儒家的人性是指认同君臣父子等级制的奴性，否则就是非人也的禽兽。儒家推崇的《诗经》云：“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臣”的本义是奴隶。儒家认为，天下人就是帝王的奴隶。儒家认为人生意义，就是成为“人上人”。“人上人”就是“奴上奴”的婉词，“人下人”是“奴下奴”的婉词。

　　儒家还进壹步把“人上人”美称为“君子”，把“人下人”贬称为“小人”。把同为奴隶的“君子”、“小人”强作分别，然后以“君子”自居，以示有别于“小人”，不过是儒家的自我贴金而已。“君子”不过是为帝王“劳心”的高等奴才而已。

　　孟子在与梁惠王的对话中指出：判断善恶的标准不是“利”，而是“仁义”，即先君后臣的等级顺序。事实上儒家是没有判断善恶的客观标准的，孔子反对公布成文法，强调法律秘不示人，把判断善恶的大权叫给统治者，人民成了任人宰割的猪羊。

　　鼓吹“人性善”是要人做奴隶。俗语云：“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善”就是受人欺压的奴性。美籍华人说：起初，在美国的中国餐饭遭抢劫时，美国警察也是在三五分钟内赶到现场，把劫匪抓住，可受害人怕报復，不敢站出来指证，警察只好把抓到手的强盗当场放掉。劫匪看到中国人好欺负，在光天化日下壹般只抢中国商店。更为气人的是，来自中国的劫匪也选择中国餐馆动手！

　　科学家通过阻止猴子大脑中壹种叫“D2”物质的作用，切断了猴子行为动机和回报知觉间的联系。被切断了这种生理联系的猴子，长时间任劳任怨地执行给定的任务，而忘记索取任何“报酬”。这种任劳任怨的猴奴对主人是多麽好啊！

　　奥尔德斯.贺婿黎在小说《美丽新世界》中，虚构了壹个阶级社会，那个社会的最上层是特权族阿尔法族(Alpha)，最底层是埃普斯隆族(Epsilon)。埃普斯隆族的大脑被药物麻木，他们作为奴隶承受着繁重而乏味的工作，并对此毫无怨言。他们唯壹的要求就是有饭吃。

　　汉族就是那埃普斯隆族，儒学就是麻木大脑使人心甘情愿做奴隶的药物。儒家是为皇帝制造奴隶的工程师，孔子要求人们“非礼勿视、勿听、勿言、勿动”，把人们的独特的个性删了、骟了；统治者当然叫好了！皇帝封孔子为至圣先师，让儒生们当奴隶主的打手。

　　汉族已被孔学麻醉成了奴隶族。当满清下令不要裹脚时，汉人奴习不改、照裹不误。满清统治者只把汉人当奴隶，从不把汉人当人；所以，慈喜太后说：“宁与洋人，不予家奴”。

　　儒奴主义思想的标誌有三：

　　1）顺从。孝作为伦理规范，它的要求是顺从，儿子顺从父亲，臣子顺从君主，妻子顺从丈夫……，整个社会被孝结构为壹个阶梯型的顺从体。“忠”是奴才对主子的单向度臣服，“孝”是子女对父母的单向度臣服。人与人只能人格平等地相互忠诚。壹个人无条件的单向度臣服于另壹个人，不叫“忠诚”，而叫“奴性。

　　经过儒家文化的熏染，顺从被誉为壹种美德。按“孝道”，子民为父母官的利益应牺牲壹切，而父母官可心安理得地享用，这导致了无官不贪。宣扬“孝道”是为了“不犯上”，上面说什麽，大家照着说、照着做就是了。壹切看主子脸色行事，甘为“革命的螺丝钉”；自己命贱如草，却对“小草”的命运甘之如饴。在家壹切听从家长安排，在外壹切听从党安排。结果，中国人的精神面貌被“磨练”得只剩下驯服的奴性，绝没有自由、自信和自尊。

　　2）中庸。儒家除了谈论君与臣[或大人与小人]、父与子、男与女之外，还谈什麽？中庸之道，不外是正名定位，安分守己，否则就是禽兽就是当代的反革命、敌人。

　　3）畏惧。畏惧是儒家道德观的壹个核心。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儒生生来就该是胆小怕事的奴才，必须畏天命如同惧怕位高权重的人，更应该惧怕精英和权贵圣人们的言论。

　　儒家让国人象绵羊壹温顺，让独裁者可垂袖而治，太轻松了。所以，法国人说，在中国谁都想当皇帝，且谁都能当皇帝。也是啊，都壹帮奴才，只要妳不想当奴才，妳就是皇帝。

　　在儒教的钳制下，中国人早已养成“卑屈之风，服从之性”“壹任昏暴者之蹂躏鱼肉，宰割烹醢”甚至“蹈汤不怨，赴火不辞，呼吸弥留际犹牢守‘臣罪当诛，天王圣明’之念，以流臣节于天壤，传青史于后人。”

　　清朝初年的石成基曾喋喋不休地在“传家宝”裏宣扬：“天地君亲师，此五件世上都该感激，都该设牌位早晚焚香叩谢，切不可懈怠，做个忘恩负义的人。”并写了歌词，要人们“每日清晨壹主香，谢天谢地谢君王。太平气象家家乐，都是皇恩不可量。”

　　近10多年来，农民家裏又挂起了“天地君亲师”的牌位，中国又回到了奴隶的路上！这是农村的党支书带头的结果，君不见官方又在玩祭孔的闹剧吗？

　　退避。儒家主张“邦有道”时，出来做事，用正直来要求自己；“邦无道”时龟避，识时务者为“俊杰”。子曰：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又说：有道则仕、无道可卷而怀也；邦有道则知，无道则愚。国有道，其言足以兴，国无道，其言足以容。

　　天下太平时，儒家就纷纷出来当官，还唱“杀身成仁、任重道远”之类的高调。碰到无道的昏君时，儒家就提倡“隐”、“愚”、“容”。

　　对罪恶，儒家根本没有任何斗争的勇气；对道德，也没有捍卫的真诚。孔子说：畏大人[即当官的]；孟子曰：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离娄下)。巨室就是大贵族。连大人都不敢得罪，怎会推翻暴君？儒家是些投机分子，既当婊子、又立牌坊。

　　忍耐。“小不忍则乱大谋”是孔子传给后人的法宝。人们在忍耐的信条下，变得更加懦弱、苟且偷生，不敢倾吐真言。这是中国人在人类史上招惹最多暴君的壹个重要原因。

　　十九年世纪下半叶到中国传教的美国传教士Arthur Henderson Smith（汉名明恩溥），在其巨着《中国人的特性》中就提到壹段插曲。当时他多次看到在大饥荒中政府只是袖手旁观，而成千上万的饥民只是默默等死。他认为，即使是死路壹条，但揭竿起义而死，总比饿死有价值吧。于是深谙汉语的他就壹次又壹次的去追问那些等死的饥民，希望弄个明白。果然，饥民都众口壹词说：“不敢！不敢！”

　　欧洲人为了尊严、荣誉而去面对面地决斗，对中国人来讲纯属犯傻。中国人也有争斗，但他们绝不会光明正大地去决斗，而只是会在保证自己不流血的前提下用尽心思去暗算对手，就是暗算不成，也有臺阶：“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韩信为避免决斗而不惜钻裤裆的故事，所以千古流传，是因为它符合中国人的审美观，并为众多的懦夫们提供了壹个畏刀避剑的借口和精神胜利的武器。韩信早年依靠“忍”而度过艰难岁月，等到进入汉朝，面对刘邦步步进逼，磨刀霍霍，他还是壹个“忍”字，结果成为别人宰割的绵羊。这不能不说是对他的人生信条的壹个莫大讽刺。

　　日本有个不忍池，反映了日本人的性格，日本人蜀山人看到韩信钻胯之图时，狂歌壹首：“宁斩挡道人，不能钻胯下，这是大和魂！中国是中国，日本是日本，勿要只捡了中国的纸屑，忘掉了日本刀！”日本人不怕死，是由于他们长期受到“武士道”的熏陶。武士道的要义就壹句话：“赖生不如好死”。对贪生怕死的人他们嗤之以鼻。在不得已时，为了向人们表明自己的心迹，可切开腹部，光荣地死去。由于这样的教育，所以日本人死硬，绝少出现“汉奸”。宁可战死自杀，也不会束手就擒受辱。这就是为什幺日本人死硬难对付的原因。

　　中国人信奉儒家，流行是“好死不如赖活”，“好汉不吃眼前亏”。只要能够活命，管它什麽气节不气节、荣誉不不荣誉、国家不国家！只要能够活命，那怕像猪狗壹样活着也行。这就是历史上汉奸层出不穷的原因！这决定了中国的历史就是奴役之史。

　　有人问：“中国人，妳为什麽不生气？”中国人种，已经退化到不敢生气的地步了！不敢生气的原因：怕强大的壹方看到自己生气的样子，会加倍用毒招折磨自己，于是笑眯眯地伪装成压根儿没有生气；对对方的粗暴对待很满意；没有什麽气可生的！

　　生气是需要“力量对比”的；作为草民，不具备“生气的力量”；并且知道在中国，生气的危险太大了，生气惹出横祸的太多了。刘少奇对饿死人的经济政策很生气，结果死无葬身之地；张誌新表达了壹下对某人专横的生气，结果她的喉咙被割掉了…… 于是，中国人的民族性格就彻底地趋于：卑琐、苟且、怯懦、谨小慎微、逆来顺受。

　　对恶人，中国人不敢表达恨；对于压迫自己的暴君，中国人总在懦弱；而权势者总把百姓放在砧板上，进行随意地切割。中国人的阳刚之气就在这样的切割下，壹点壹滴丧失。

　　中国官方说，中华民族是壹个勤劳、勇敢的民族。勤劳，不假；“勇敢”，不配。

　　2．可怕的心奴

　　梁启超把奴隶分为两种：身奴与心奴。身奴就是普通的、或被迫的奴隶，心奴就是心甘情愿的、自动献身的奴隶，心奴就是斯德哥尔摩症候群的体现。

　　据说在斯德哥尔摩地方有壹个银行，壹个强盗进去抢了这个银行，同时裹挟了壹个银行女职员，带着她作人质。这样，警察开枪不好开，抓也不方便。这女孩被迫跟这强盗浪迹天涯海角了。在逃跑期间，这女孩竟然爱上了这个强盗，和强盗壹起干盗窃的事了，也就是认同了强盗。这在心理学上叫做斯德哥尔摩症候群。也就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当妳被壹个力量长时期压迫的时候，久而久之妳对压迫妳的势力认同了，妳成了心奴。

　　梁启超将“心奴”归纳为四大类：第壹为尊古，做古人的奴隶。第二，为世俗之奴隶。所谓壹犬吠影，百犬吠声。第三，为境遇之奴隶。第四，为情欲之奴隶。任何壹个人，只要他拥有能不断满足其欲望的条件，他就会去满足其永无止境的欲望。人成了欲望的奴隶。

　　身奴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心奴。财产被劫掠时，他说还有自由；自由被剥夺时，他说还有生命；生命被扼杀时，他还谢主龙恩。即使眼前壹无是处，他也能找到贊美的壹万个理由。他认为麻木是幸福之本，媚骨是升迁之道，崇高是痛苦之源，正直是怪异之举。

　　孟德思鸠说：“在中国的全部历史中，连壹点标誌自由精神的痕迹都找不到，人们只能见到奴役的壮举”。中国的历史上没有伊索那样为自由而死的英雄，有的是为不自由[即君王]而死的“英雄”。

　　公元前661年，翟人杀卫懿公并吃了他的肉，而抛弃了他的肝。卫国的大臣弘演，看见懿公的肝痛哭不止，他决定自杀后让人挖出他的内脏，把懿公的肝装入他的腹腔来安葬。

　　《吕氏春秋.忠廉》：卫懿公有臣曰弘演，有所于使。翟人攻卫，其民曰：“君之所予爵禄者鹤也；所富贵者宫人也。君使宫人与鹤战，余焉能战。”遂溃而去。翟人至，及懿公于荧泽，杀之；尽食其肉，独舍其肝。弘演至，报使于肝毕，呼天而啼，尽哀而止。曰：“臣请为曝”；因自杀，先出其腹实，内懿公之肝。桓公闻之曰：“未之亡也，以为无道也；今有臣如此，不可不存，于是復立卫于楚丘。弘演可谓忠矣，杀自身以徇其君，非徒徇其君也，又令卫之宗庙復立，祭祀不绝，可谓有功矣。”

　　弘演纳肝，不过是以己腹为祸国君主作棺；嵇侍中血，不过是用躯体为昏庸之主挡箭。均何足称，然历代均视为做人之典范。屈原为昏庸的楚怀王而死，流传千古。以君为国，为君捐躯，为鬼亦雄；盖欲众人效忠于壹人，作为独立存在的个人无復有也，只有奴隶存焉。

　　在专制主义统治下的中国，三教九流、七十二行，上自皇帝，下至庶民，熙熙攘攘，归纳起来，勿非三种人，那就是：主子、奴隶和奴才。

　　主子和奴隶是绝对的，而奴才是相对的。奴才在主子面前是奴才，在奴隶面前又摆出主子相。奴隶还有自己的灵魂，奴才连灵魂都出卖了。奴隶壹旦做了主子，对奴隶也许还有恻隐之心；奴才壹旦做了主子，对奴隶比原来的主子还厉害。

　　独裁者仅凭自己的壹人不能控制所有的奴隶，这就产生了对奴才的需求。除了壹部分地位下降的统治者充当独裁者的仆人之外，大量的奴才是从奴隶阶级中提拔起来的。

　　奴才分两类：文才和武才。文才是凭借三寸不烂之舌和笔头纸上替主子搞思想愚弄和舆论欺骗的奴才；武才则是那些仗恃蛮力给主子看家护院、弹压奴隶、保卫专制政体的奴才。这些奴才，壹遇所谓骚动之类，便会凶相毕露地演出壹幕幕血腥镇压的惨剧。

　　周王朝建立后，周天子是最高的主子，他分封了很多诸侯，这些诸侯便是由主子中分化出来的高级奴才；诸侯又在自己的领地中安排很多文臣武将，这些文臣武将包括相到县大夫，他们就是中级奴才；至于那些奔走于相和大夫车旁马后的各种士人，便属于低级奴才了。

　　那个替信陵君出窃符救赵主意的侯生，在信陵君救赵成功前夕便自杀了。这低级奴才以死效忠顶头上司。还有那个锤杀老将晋鄙的朱亥，后来奉信陵君的命令出使秦国。秦庄襄王要朱亥留在秦国当将军，朱亥坚决不答应。为了治服朱亥，秦庄襄王把朱亥关进老虎圈子裏。老虎见有人进圈，正要扑过来，只见朱亥怒眼圆瞪，对着老虎大喝壹声：“畜生，妳敢！”朱亥的吼声犹如睛天霹雳，竟把老虎骇得连连倒退，然后趴在地下不敢动弹。秦庄襄王只好把朱亥放出虎圈，但怎麽也不放朱亥出秦国。朱亥见自己无法脱身，便拔剑自杀了。

　　像侯生、朱亥这类人为什麽对信陵君效死命呢？其秘诀就在于中国人自古以来的奴才依附性，紧跟曾给他恩惠的顶头上司。侯生是魏国大梁看城门的老人，已七十多岁了，又穷得叮当响，很受人轻视，但信陵君却对他特别好，请他在家宴上坐首位，还让侯生坐车，自己亲自驾马招遥过市……至于朱亥，本是卖肉的，信陵君把他当作贵宾对待。所以这两个人便把信陵君当作自己唯壹的主子，以死相报。

　　韩非为后世树立了壹个“毫不利己专门娱主”惊人的奴才样板“和氏”。

　　楚人和氏得玉璞楚山中，奉而献之厉王被而刖其左足。武王即位，和又献之武王而被刖其右足。文王即位，和乃抱其璞哭于楚山之下，三天三夜，泪尽而继之以血。王闻之，使人问其故。和曰：“吾非悲刖也。悲乎宝玉而题之以石，贞士而名之以诳，此吾所以悲也。”

　　“我不是为自己的脚被砍掉而伤心。”只要君王能识宝，砍去双脚是我心甘情愿的。我的双脚本来没什麽别的用处，长在身上就是为了让君王今天不高兴砍去壹只，明天不高兴再砍去壹只。只要君王知道我有多幺忠心耿耿，想砍多少就砍多少，只恨爹娘没给我多生几只脚。如果君王不砍我的脚而砍别人的脚，我会嫉妒得发疯。我最痛心的是君王不知道我被砍脚是我心甘情愿的，我最寝食不安的是君王不明白我的忠心，我最忧心如焚的是君王以为我被砍了脚会对他怀恨在心──如果君王为此而不安心，那我就万死莫赎了。

　　在奴才看来，君王虐待自己，就是要自己做他的奴隶；君王不虐待自己，就是不要自己做他的奴隶了。所以，被君王砍脚杀头，就是无上幸福、就是皇恩浩荡！

　　多麽死心踏地的奴才啊！如此扭曲如此无以復加的受虐狂的内心独白，却被韩非当成了感天动地的忠心表白！韩非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奴才。韩非认为：和氏、商鞅、吴起为了向帝王献宝而付出重大代价是值得的。他把《韩非子》壹书当作宝贝献给嬴政，壹天重用也没有得到，被师出同门的李斯逼迫，服毒自杀于监狱之中。《韩非子》此后成为两千多年中国酷政的最高宝典，其卑鄙无耻、冷血无情，比世界政治学史上最为声名狼藉的马基亚维利的《君王论》，还要大大地有过之而无不及。

　　自周初至清末，三千多年来，中国都存在家奴。买来的奴隶，称为奴婢，主人有随意使唤、打骂转卖以至转赠之权。如无力赎身，则世代为奴。清朝各帝三令五申，主子对奴才可以任意殴打、赠送或出卖。奴才无处逃避，因不堪痛苦，往往饮恨自尽；仅康熙壹朝，报部自尽者，每年即达2000人。直到1909年2月6日，清廷才颁布诏谕，禁止蓄养买卖奴婢，规定“凡从前旗下家奴，概听赎身，放出为民”，“其经放出及无力赎身者，以雇工人论”。

　　在法律和道德的长久灌输下，壹部份家奴，已渐渐失去人的自立、自主、自尊的本性，反以为主尽力、尽忠是其本份。这些驯服的家奴，在主人势盛之时，是欺压善良的恶仆。在主人衰败之日，则是乞食养主的义仆。主人有难，自甘顶替，主人当然诩之为忠仆。

　　当了20几年右派的曲啸，壹旦解放，不是用法律讨回公道，而是到处辩称：“母亲错打了孩子，孩子怎麽能怨恨母亲？”这个奴才后来终于受赏而富贵了。

　　在奴才的母子关系中，强调的不是“母亲”对“孩子”抚爱的道德义务和法律责任，而是“孩子”对“母亲”的感恩，以及“母亲”伤害“孩子”的不容置疑的合理性。

　　3．全民皆奴

　　中国社会壹直处于人类历史发展的最初阶段，即半野蛮半文明阶段。这裏，没有土地私人所有权，只有部落的共同所有和东方专制主义式的土地国有制。即万人服从于专制君主壹人（或国家）的奴隶状态。

　　中国皇帝是上天的儿子，又是百姓的严父，百姓对皇上的依附关系又比外国的臣民对君主的依附更深壹层，地位更低下。

　　黑格尔说：“在中国，只有皇帝壹个人有自由，其它人壹律没有自由，壹切政令都出自皇帝，臣民都被看作处在幼稚的状态”。

　　穆勒指出：“壹个中国官员和最卑微的农夫壹样，都是专制主义的工具和奴隶”。

　　中国历史上的商鞅车裂、吴起箭穿、王安石凄凉的晚年、张居正死后被抄家，这些改革派都下场不妙。原因在于这些改革派仅仅是皇帝的奴仆。

　　专制统治越到后期，越喜欢扼杀有才能的奴隶。嶽飞、袁崇焕就是例子。扼杀忠厚的奴才，必然鼓励狗才。狗才有三个特点：吹牛拍马向上爬；卖友求官喜告密；造谣中伤压同行。专制者不知道谁是异见者，这就需要告密。告密者出卖了他人的隐私，知道对方隐私的，不是亲戚，就是朋友。连亲戚朋友都出卖的人，其道德堕落的程度可以想见。

　　鲁迅说：“中国历来只有两个时代：壹，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中国人大抵只有两种前途：

　　（1）解放了的人们“做稳了奴隶”，其实连猪狗都不如。中国人凡事能忍则忍、得过且过、做稳了奴隶就是幸运幸福。面对专制者的淫威，平民和下级官员也只有顺从，而不敢有丝毫的质疑和违抗，更不敢主张自己的权利了。即使统治者不得人心，只要不是走投无路，很少人愿意通过有理有节的抗争打破现存秩序，中国老百姓只能保持沉默。

　　按照成吉思汗的法令，杀个汉人只需赔头驴的价钱。鲁迅说：“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然而下于奴隶的时候，却是数见不鲜的”。“在万恶的旧社会，吃的是猪狗食，穿的是破烂衣”。

　　（2）没有解放的人们“想做奴隶而不得”；壹切抗争都只为获得奴隶的身份。

　　儒教的长期浸润使得平等观念在中国人的头脑中没有丝毫立锥之地。在中国，人民除了长期的绝对服从之外，唯壹的选择就是造反，“舍得壹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奴隶们受惯了猪狗的待遇，逼急了造反，成功者便成了主子。社会的各个臺阶上又是原来那样壹级控制壹级，等级制的社会格局没变。谁也没有想到去打碎。

　　中国奴隶们的起义，把皇帝拉下马，不是为了平等，而是要自己上马当皇帝。不是我服从妳，就是妳服从我；不是妳为我纲，就是我为妳纲；不是我奴役妳，就是妳奴役我；阿Q不要然就甘心做奴隶，用“精神胜利法”平衡自己的心理，要不然就想“革命”之后叫别人做自己的奴隶。新主子的残暴壹点不亚于先前的主子，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几千年来壹次次起义的结局，不过是奴隶主与奴隶的对换而已。所以，邹容在《革命军》中说：“中国人无历史，中国之二十四朝史，实壹部大奴隶史。”

　　鲁迅说：“儿子跟老子讲话，还没开口就错了。”壹开始就把人和人看成不平等，对君开口第壹句是“臣罪该万死”，在这些关系中只要有了矛盾，就是臣子、儿子、妻子错了。权力者怎麽作践百姓、怎麽欺压百姓都是对，都是为了百姓好。如认为“6.4”大镇压是稳定的需要，是为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于是镇压就是老百姓应感恩戴德的大善举了。

　　鲁迅在《老调子已经唱完》中说“中国的文化，都是侍奉主子的文化，是用很多人的痛苦和鲜血换来的。无论中国人，外国人，凡是称贊中国文化的，都只是以主子自居的壹部份。…所以他们愈贊美，我们中国将来的苦痛就愈深！”

　　1925 年，鲁迅劝中国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当时没有引起多大的反对，现在则成了鲁迅的壹大罪状。当代中国人对鲁迅的垢病，只能说明中国人的总体觉悟又退回到五四以前的愚昧状态中，真是可悲！

　　“仁爱”的危害

　　有人以为孔子的仁者爱人是爱所有的人，否！“仁者爱人”是个欺骗性的口号。

　　孔子说，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他把人和民分开来说。“人”就是君子贵族；而“小人”是广大的奴隶。公元前五世纪，鲁国国君与齐国国君会谈时，孔子任傧相。娱乐中，齐国演出莱部落的土风舞，孔子根据儒典，指责齐国不该用野蛮人表演，应上演传统的宫廷舞。齐国立刻照办，献上宫廷中的拿手好戏：“优倡侏儒，为戏而前”。孔子引经据典，认为“匹夫而荧惑诸侯者罪当诛”。令鲁国的卫士，把那些无辜的演员，砍断了手足(史记孔子世家)。

　　樊迟请学种田，孔子说：我不如老农。樊迟刚出去，他就骂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也，焉用稼。

　　试问：四方之民襁负其子来了，不耕田吃什么？孔子壹年六万斗小米俸禄，不用种田，可老百姓呢？孔子要等樊迟出去后才大骂，这和那些背后损害别人的奸徒有什么区别？孔子从来就是鄙夷普通老百姓的，以这种居高临下的态度怎么能说是爱人呢?

　　孔子的思想核心是“仁”。樊迟问仁，子曰：爱人。“仁者，人也，亲亲为大”。除“亲亲为大”外，还“泛爱众”，“老我老，以及人之老；幼我幼，以及人之幼。”这种“泛爱”并不是平等的博爱，而是“笃于亲”的，是以自我为中心，以血缘关系向外依次递减的爱。儒的仁爱是建立在血缘原则之上的有远近、有等级的爱。儒教这种建立在血缘之上的有等级的爱，塑造了中国人根深蒂固的不平等意识。

　　韩非子记载了壹件事，季康子派人修长沟，子路作为邑宰（县令），熬了点粥给奴隶吃。孔丘为此大发雷霆，认为这是触犯了“周礼”，急急忙忙派人砸了饭锅饭碗，把粥泼在地上。这就是孔丘的“仁者爱人”，真是虚伪到了极点！

　　孔子说，天子诸侯士大夫都应该遵守周礼规定的爱，超出周礼规定的爱就是愈礼，是蔑视上级的侵权行为。“夫礼，天子爱天下，诸侯爱境内，大夫爱官职，士爱其家，过其所爱曰侵，今鲁君有民而子擅爱之，是子侵也”。

　　没有平等，就没有相互尊重；没有相互尊重，就不会有真正的爱。基督教说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儒家从来没有人人平等的理念。奴才要敬主子的爹娘，主子却可以奴役奴才的爹娘。连儒家最推崇的敬老都如此趋炎附势，他还能有什么真正的美德？

　　儒家始终坚持的“爱有差等”、“爱莫大于爱亲”原则。在壹个法制社会中，“父攘羊而子证之”应是公民的义务，否则就是做伪证。而孔子则毫不迟疑地肯定这就是“直”，这导致了“爱人”之“仁”坠落扭曲为爱亲不爱民、爱己不爱人的假仁状态。

　　《孟子》中有多处记载：舜的父亲杀了人，身为天子的舜反而帮父亲逃跑和藏匿；象多次谋害舜未遂，舜反而将弟弟象“封之有庳”做诸侯。舜对于其它仇人壹点都不手软。万章质问道：“仁人固如是乎！”然而孟子却振振有词地说：因为舜是仁慈的天子，所以尽管弟弟象是壹个恶人，仍然要亲爱他，使他“富贵”。有了这样的先例，在后世国君那裏就有了刑不上大夫，当遇到情与法、爱亲与爱民不能两全之时，他们理所当然地选择前者。

　　孟子主张“父子间不责善，…父子责善，贼恩之大者”；不讲公平正义。孟子认为若为了“徧爱人”而放弃“急亲贤”，就会沦为“无父之禽兽”。

　　孔子“仁”的核心是亲亲，就是爱自己的亲人。“仁”是是壹种血缘之爱，这种爱在动物身上也有，甚至比人更强烈。将人混为动物，正是儒家的目的。儒生们口口声声斥责这个为禽兽，那个为禽兽，其实这是恶人先告状。真正的禽兽，不是别人，正是他们自己！

　　人和动物不同的地方是：人可以越过自己的血缘、功利，去爱和自己无关的事物（大地、天空、树木、鸟兽、他人等）；人可以越过壹己恩怨去爱自己的竞争对手甚至敌人；更主要的是人的爱是超越自我的。这是人之为人的地方。

　　“仁”的实践结果就是使家庭成为了壹个紧凑、封闭、坚硬的社会基本单位，但家庭与家庭之间则很冷漠、疏远。“仁”这种小爱，被封闭在家庭内部，壹出家门，就荡然无存。“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就是这种中国家庭之间的冷漠关系的生动写照。

　　孔孟把特殊性血缘亲情凌驾于普遍的博爱理想之上，无论在任何时代，都是伦理的病态。孔孟把小团体的私德（如“忠”）凌驾于社会公德之上，甚至为了维护家庭、团体的特殊利益而不惜牺牲社会的普遍利益。壹个人掌握权力之后，首先想到的就是自己的亲人。首先是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老婆、孩子谋求壹个高职位、安排壹份好工作。然后，就是给自己的女婿、儿媳安排个高职位、好工作；再往后，就是“泛爱众”，为亲戚、同学、战友、老乡们牟取方便……。儒教的“仁爱”其实是中国腐败的避风港，是藏汙纳垢的大本营。

　　经过孔孟的教化，中国人就只讲私德，不讲公德；只相信推己及人的差等之爱，不相信兼爱和博爱。所以，公德最大的敌人不是无德，而是私德！博爱的最大敌人不是无爱，而是仁爱！壹西方国家在《中国旅游指南》说：中国人有如下不同：“缺乏公共道德，如随地乱扔东西，买票购物不排队；缺乏守法精神，如不守交通规则；服务态度差，上班聊天……”

　　熊十力在1951年5月22日致梁漱溟信中说：“秦后二三千年，只有夷化、盗化、奴化三化，何足言文化？”又说：“家庭是万恶之源，衰微之本，……无国家观念，无民族观念，无公共观念，皆由此。……有私而无公，见近而不知远，壹切恶德说不尽”。

　　儒家扼杀人权

　　1．君权扼杀人权 偏爱扼杀兼爱

　　孟子为战国时邹人，父母为墨门中人。孟母为儿子前途，曾三次搬家以便上好学校。孟子就学墨门，却不思进取，最后转投儒家。

　　他对杨朱的“拔壹毛而利天下，不为也”的“为我说”、墨翟的“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的“兼爱”说，深恶痛绝。他痛斥杨朱“为我”的实质是无君，否定君权；痛斥墨翟“兼爱”的实质即无父，否定父权。孟子破口大骂杨、墨“无君无父，是禽兽也”。

　　壹副“若自由宁愿死”的态度。头上壹定要有个天子管着，没这个天子，那还叫什么世道！按孟子的逻辑：无君是禽兽，追求人权之辈今日全沦为禽兽矣！

　　杨朱派主张个人主义。为我学说的核心是“贵生”，珍惜生命，“重己”，自尊自重，反对别人对自己的侵夺，也反对侵夺别人。“为我”学说极壹时之盛，以至“圣王不作，诸侯放咨，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孟子》）。

　　杨子为什么敢于公开宣传“为我”、“重己”的主张呢？区区壹毛在他的心目中真的比自己身前身后的名誉还重要吗？《列子.杨朱篇》中有壹段假托孟孙阳与禽子问答阐述杨子“壹毛论”的话：孟孙阳说：“有侵若肌肤获万金者，若为之乎？”让别人摸壹摸自己的肌肤就能获得万金，禽子的回答是“为之”。孟孙阳又问：“有断若壹节得壹国，子为之乎？”从妳身上取下壹节肢体，就把壹个国家给妳承包，妳干不干呢？“禽子默然有间”。是得好好想壹想，若因这壹“失节”弄丢了小命，那国家对自己又有什么意义呢？

　　孟孙阳总结道：“壹毛微于肌肤，肌肤微于壹节，省矣。然则积壹毛以成肌肤，积肌肤以成壹节，壹毛固壹体万分中之壹物，奈何轻之乎？”，多么深刻的见解呀！壹个人不过是人类的壹分子，就不“贵生”而轻之乎？如被活活饿死的幼女李思怡、活活被打死的孙誌刚……。当壹个人分明无罪却又遭受苦难时，任何有正义感的人都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自己受到了威胁。杨朱在2千多年前就看到了这种威胁，认识到了轻视“壹毛”的必然后果。

　　中国许多大人物因为意识不到这种威胁，或随波逐流，或为王前驱，或落井下石，“先天子之忧而忧”、“毁”人不倦。到头来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直至死无葬身之地。

　　古今中外的暴君无不是软硬兼施耍尽各种花样或威逼或利诱，要人民“毫不利己”地无代价献出他们的“自私自利”权，以满足自己壹姓的最大私欲。面对这样的天下，杨子公开高举“为我”的旗帜，明却地指出每个人都有与生俱来不可转让的、不损害他人的“自私自利”权。大声疾呼“为我”、“重己”，不要把自己这壹毛奉献给以天下主子自居的君主。由此观之，杨子的“为我”“壹毛”论实在是君主专制的天敌。在君主及其儒奴们的长期的围剿下，“壹毛”论没有容身之地。大音稀声，这就是杨子二千多年来失音的原因吧。

　　壹毛何可拔，天赋此人权。代代非杨子，愁看帝祚延。

　　党治国先生说：“杨朱是中国古代彻底的人权思想家。他的‘人人不损壹毫’表现了中国古代彻底的人权思想。人人不‘利天下’更加是壹种了不起的卓识。因为所有专制统治者无不打着‘利天下’的旗号，拿着‘利天下’的救世方案欺世盗名，对天下实行独裁统治。……其结果无不是祸害天下，陷天下于洪水猛兽。正因为排斥了杨朱的思想，中国才有世界史上最漫长的皇权专制统治”（《江婴诗百首．江诗党评．诗魂》党治国）。

　　翟派主张兼爱众人、不分亲疏。墨子热心救世，步行千裏止楚攻宋，留下千古佳话。孟子明知“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却血口喷人，骂墨子“是禽兽也”。

　　梅贻宝说：“墨子是大公无私，舍己为人，只当称颂，怎可批评？说墨子兼爱即是无父，无父即是禽兽，则墨子就是禽兽了！这实在不像讨论学术的口气。”梁启超在《墨子学案》中云：“说兼爱便是无父，因此兼爱便成了禽兽，这种论理学，不知从那裏得来。”

　　孟子为了排挤墨家，破口大骂墨子无父。按儒家的说法师徒如父子，孟子背叛墨家就是背叛父母的行为。真正无父无母的应该是孟轲，禽兽不如是孟子，而不是墨子。

　　儒家以不耕而食为君子、以学稼为小人，生活起居都要乘舆代步、从者众多的大排场；与“赴火蹈刃，死不旋踵”的墨家比，儒家只会加重民的负担。墨家过的是“短褐之衣，藜霍之羹，朝得之，则夕弗得”的苦行生活。他们比儒家高尚的多。墨家的没落是中国的悲哀。

　　2．儒家无人权

　　儒家的“人”就是等级制下的奴隶。猫眼看人的儒家信徒说“何谓人，晓礼仪廉耻忠孝仁义是谓人也，非如此乃禽兽也”。按照儒家的逻辑：只有懂得儒家的礼仪廉耻忠孝仁义，才能称为人。也就是说，不懂儒家或反对儒家都不是人，都不享有人权。可见，儒家就是要剥夺人们的人权，使人成为奴隶！儒家谈人权是天下的笑话。

　　其实，儒家没有人权概念。这是因为：

　　1）儒家没有个人概念。儒家仁学系统中的“人”，只是復杂的宗法人伦网络节点上的角色集——为臣为父为夫等等。在以宗法家族为特征的传统中国社会中，人只是“父亲”、“儿子”、“母亲”、“女儿”，而绝对不是独立的个人。

　　子曰：“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

　　畏天命——神秘主义，而“天命”只有星象师和天子才能知道，星象师完全被天子所控制，这就决定了“畏天命”必然是极端地敬畏天子。

　　国君在孔子眼中简直尊贵无比，奉若神明。孔子见国君战战兢兢，三叩九拜。孔子在担任鲁国的中都宰、司空、司寇期间，壹听见鲁定公叫他，总是不等车马备好，就急忙地向鲁宫奔去，进门就连连磕头。照“周礼”规定，臣子去见国君，必须先在堂下磕头，然后升堂入室，再磕壹次头。春秋末期的鲁国，由于季氏掌权，早就减去了堂下那壹次，只在室内磕头了。但孔丘与众不同，每回总要磕两次头，以此来显示他对国君的忠顺。且壹边磕头，壹边咒骂那些只磕壹次头的人傲慢自大，违背了神圣的“周礼”。不信仰神的人必然崇拜人，给王下跪。看孔子跪王的样子，就知道中华民族是个无骨民族，只能过屈辱的奴隶生活。

　　当孔子走进宫廷大门时，总是恭敬的弯着身子，好象无容身之地，站立时不敢站在门中间，行走时不敢走门槛。经过国君的座位时，脸色立即庄重起来，脚步也快了起来，说话时声音低微，好象说不出来壹样。两手提着衣襟走上朝堂，敝住气好象停止呼吸壹样。

　　“畏大人”，老百姓要服从大人的独裁。大人的含义就是家长，子女在家裏要服从家长的独裁，是绝对没有自主权的。这种乐意服从家长的状况被称为“孝”。人在外面做事，就要服从首长，服从父母官即官僚们；这种状况被称为“忠”。有了“孝”“忠”，还有什么独立性可言？拿“孝”来说，“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而且还得听从父母的话，这哪裏会有人的独立性？古代的中国人连恋爱自由也没有，连交朋友的自由也没有，更没有结社的自由和游行示威的自由，当然不可能是独立的个人！

　　“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依此顺序，大人在圣人之前，孔圣人见王时都三叩九拜、战战兢兢；而“天命”是什么谁也不知道，结果中国只有由权力大小所决定的王“理”。中国人的大脑不需要思考真理，只需要起录音带的作用。有了这三畏，中国人的头脑就是白长的，中国人都是无头苍蝇，创造了人人空生、空长、空活的空历史、空社会、空文化。

　　在儒家“修齐治平”的公式中，个人是始点而不是最终目的；他不属于自己，故不可能为自己的权利而辩护。人不过是社会关系伦常中的壹个动辄得咎的可悲的符号而已。

　　胡适认为儒家的家族主义只有家庭，没有个人。没有个人的独立空间，更没有个人的自由。他说：“吾国家之家族制，实亦有大害，以其养成壹种依赖性也。吾国家庭，父母视子妇如壹种养老存款,以为子妇必须养亲，此壹依赖性也。子妇视父母遗产为固有，此又壹依赖性也。甚至兄弟相倚依，以为兄弟有相助之责。再甚至壹族壹党，三亲六戚，无不相倚依。壹人成佛，壹族飞升，如蚁之附骨，不以为耻而以为当然，此何等奴性！真亡国之根也！”

　　新儒家梁漱溟反復指出：“中国没有个人观念”，并称之为中国文化的最大之偏失。张东荪也认为：“在中国思想上，所有传统的态度是不承认个体的独立性”。

　　孙隆基先生认为“仁者，人也”，实则“二人”也、关系也；离开人伦关系的对象，就没有“人”。 “二”与“人”才构成人，“壹”只是半人，“壹”构不成人。离开了另外的“壹”半，人就撑不起来，立不起来，就东裂西倒，无所依附。孔子坦承“克己復礼为仁”。由无数这样长不大的“人”组成的民族就是“未断奶的民族”。孙隆基先生看出了“个人”在中国文化中的缺失，换言之，中国文化没有养育出“个人”。对“个人”构成压抑和杀伤。

　　有人认为，孟子的“浩然正气”、庄子对逍遥由的追求是传统中国社会存在独立个人的确证。这是误解，他们只是臣民而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独立人。

　　2）儒家没有权利概念。利壹直是儒家批判的对象。儒家认为人间壹切丑恶之事都是私心[人欲]引起的。其实，丑恶现象并非因个人的私心，而是只有自己的私，不尊重别人的私，是私欲膨胀损人利已的结果。权利在古中国壹直是贬义词，是指损人利己，与西方的权利概念不同。中国不可能产生以权利为核心的人权文明。没有权利概念，当然不可能有人权概念。

　　3）儒家之徒否定天赋人权至上性。他们笃信人权源于权力、法律与后天性的努力，否定普遍的、平等的、抽象的人权，视人权为具体的、历史的、可变的。这是荒谬的。

　　共产党与儒家杂交出的民族主义说：“天赋人权从字面上理解嘛！就是等着老天掉人权下来嘛……何必去争取呢？争取是不好的！”

　　答：人权是天赋的，它自然存在在那裏。既然如此，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人权侵犯问题呢？这是因为少数有特权的人侵犯别人的人权。所以，人权用不着去刻意追求，只要取消了特权，人权便自然来到。所以叫“天赋人权”。在群体中保证每人都享有最大限度的自由的方法是每人的自由不可越过壹界限，此界限在于不干涉他人同样的自由。换言之，人权的敌人是特权。想要获得人权的方法是打倒特权。消灭了特权，人权自然就便被确立了。

　　天赋人权从来没有说要妳不争取权利。妳争取权利不得越界，这个界限就是天赋人权。比如：妳到失物招领处只能领原来属于自己的东西，而不是去冒领别人的东西。那个原来属于自己的东西就是妳的天赋人权，这就是界限。

　　争取权利不是巧取豪夺，把属于别人的东西也抢来。当妳这样做或者认为这样做理所当然的时候，妳就是野兽，而不是人。所以，反对天赋人权就是野兽。

　　天赋人权已成为全人类共识。壹个社会的文明程度主要是看人权标准是否已被绝大多数成员所信仰，而不是看他们是否使用了电脑或者是否贊同“知识经济”。如果他们解决各种纠纷的方式依然还是枪杆子裏出政权，那他们不过还是壹群没走出丛林的大猩猩。中国现在虽然高楼林立、都市繁华，却始终没有真正进入文明世界之中。

　　儒徒们说人权是理想，其实，人权是做人的底线，即最低要求，不是什么高不可攀的理想。把人权说成理想，是儒徒们理屈词穷的表现，其目的就是为了侵犯弱者的人权。

　　套用《人权宣言》的话说：“对人权的该知而故意无知、或忘却或者蔑视”者就是禽兽，对人权有知而且维护人权者就是人；中国的统治者皆禽兽也，孔子拼命为天子服务，就是禽兽。“天赋人权”与“天赋王权”是对立的。反对天赋人权者，都是非人也的儒家。

　　4）儒徒曰：“中国古时就以人为本，孔孟的轻徭薄赋、民贵君轻就是以人为本。”这些人没弄清以人为本的概念。以人为本是以人权为本，把个人当目的，不把个人当手段！

　　任何专制统治者都不会以人为本，而是以镇压人民为本。如同狼决不会以羊为本，而是以吃羊为本。轻徭薄赋对老百姓有点利，但对当官的更有利。统治者的让步是暂时的，在农民得到壹定的休养生息后，剥削又会逐渐加重。孔孟的重民、特别是“孝”道是把民[子女]弄成了君王[父母]的工具，那些割肉疗亲、杀子救母的血腥场面，难道是以人为本吗？那些抛弃女婴、杀死女婴、甚至打死子女的中国人，难道是以人为本吗？不，那是以死去的祖宗[马列毛邓]为本，以家长[党]的利益为本。在壹个反对个人主义的集体主义社会，个人的概念都没法形成，怎么会以人为本呢？专制文化不但实现不了以人为本，反而否定了人。

儒教文化与马列毛邓主义的关系

作者 关敏 写于 二零零六年

　　马列毛邓主义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发扬光大”与中国传统儒学有非常密切的契合，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儒学的结合被共产党人为发展成为马列毛邓主义。

　　1．都主张人性不平等，都反人性、反人权。

　　儒学认为壹些圣人、先哲、帝王将相生来就是人性至善至美的，而那些群氓的人性生来就是不完善的甚至是丑恶的，即所谓“惟上智与下愚不移”。儒家说人性是善的，并不包括所有的人，那些反儒的人或“刁民”都被开除了人籍，被称为“禽兽”，可被杀被吃掉。杀了不算杀人，这和毛的阶级斗争“敌人该死，杀敌人不算杀人”相似。儒家的二十四孝公然主张吃人肉，吃者是父母[官]、是特权者，被吃者是子女、是臣奴，他们绝对不可能有人权。

　　前些年中国出了壹位打假英雄王海，竟然引起了“王海是不是消费者”“王海是英雄还是刁民”的争议。这纯属中国牌扯蛋。应先把制假、售假者绳之以法后，再来讨论王海是不是英雄。“刁民”壹词是“旧社会”官老爷对老百姓的蔑称，这个词汇的再度出现，是统治阶级对消费者、老百姓的人格侮辱，也反映了中国人大脑中的儒家思想是何等的严重。

　　马主义说抽像的“人”是不存在的，只有地主和农民、资本家和工人，人壹出生就打上了阶级的烙印[为证明“剩余价值”，就编造了壹个“抽象劳动”，他逻辑上就前后矛盾了]。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性是有阶级性的，由于阶级不同其人性也就自然不同。无产阶级生来就是大公无私的阶级、是善的，资产阶级生来就是唯利是图的阶级、是恶的，无产阶级生来就是革命的阶级，资产阶级是註定要灭亡的阶级。既然没有抽象的“人”，又何来共同的“人道”、何来“人道主义”？所以阶级论从来就是反人道、反人性、反人权、反人类的。

　　在中文版《共产党宣言》连标题在内的19624个字中，没有看到“人权”壹词。1850年马首次提出“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而英国早在1679年就通过《人身保护法》、1689年通过《权利法案》，开始了人权保护。1875年马克思概括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原则，而1776年美国的《独立宣言》，宣布“天赋人权”观，1789年法国的《人权与公民权利宣言》，宣布人类在权利上生而平等；这是当时最进步的文化。在天赋人权观逐渐付诸实践并不断取得成果时，马克思却宣扬“暴力革命”和“无产阶段专政”，远远落后于时代文化主流。

　　中共曾坚决否定人性、人道、人权等等这些人类得之不易的成果。党自成立后，就壹直批判“人性论”直到今天。他们用“阶级性”和“党性”来取代人性，强调“铁的纪律”、“党的独裁”、“每壹个同誌要牺牲自己的意誌、感情和前途，以保卫党的团结”（中共二大《关于中国共产党党章的决议》）。多少年来，中国人们被强行灌输阶级观念、阶级仇恨，灌输宗教就是是鸦片的思想。在很多中国人的内心世界裏，人性已经泯灭，代替的是阶级情、民族恨、亲不亲阶级分，只要上级把某人划入“敌对阶级”就可以不把他当人，把他当牲畜。因此，大跃进时期尤其是文革出现了大规模的吃人狂潮。

　　2．都主张等级制。

　　在人的社会形态上，儒家哲学主张等级社会，君子治野人，野人养君子，《礼记》全是等级制度。“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子小人论”，到所有的人都变成圣人，人类就进入“大同”社会。汉代的阉人司马迁居然将国人分为“重于泰山、轻于鸿毛”，真是搞窝裏斗的恐怖理论依据。此后，中国人互杀到民国和文革也是“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儒家伦理是以等级主义的服从为原则的，因而儒家文化区的知识分子也很容易接受等级制的“阶级”学说。马克思：无产阶级乃所有阶级中最先进的阶级，无产阶级应统治世界且永掌政权。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先进中的先进，自称伟大光荣正确；党的领袖更是先进不得了，不能违背，否则，就是彭德怀的下场。“先进性”就是等级性。

　　马克思主义主张阶级社会。鼓吹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专政，等所有的剥削阶级都被消灭，人类就进入共产主义社会。1949年后出现了血统论的阶级观，1966年11月，遇罗克在《出身论》壹文中批驳了出身论的谬误，指出：“‘出身压死人’这句话壹点也不假！” 1968年1月，遇罗克因《出身论》而被判处死刑，年仅27岁。1979年又宣告他无罪。

　　希特勒依照马克思“先进阶级论”的框架炮制出优等民族论：雅利安民族是世界上最优等的民族，雅利安民族应该统治世界且永掌政权。6百万犹太人便生灵涂碳。

　　3．都搞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

　　儒家主张崇拜圣人。孟子说:“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壹正君而国定矣”。谁来正君呢？当然是孟子了，这叫“舍我其谁也”，孟子用孔子之道来正君。可见孔孟神化君王就是神化孔孟自己，因为他们比君王还聪明，能够正君，他们是王中的圣人！

　　孔孟为推销自己的学说，就神化圣王来达到其目的，若是搞民主的“多数决”，孔孟就毫无市场了，所以，他们要宣扬圣王高于所有的国人，这和神化无产阶级革命家同理。

　　圣人崇拜的最主要特征是对圣教的教条主义情感与态度。儒家的圣教即《五经》。崇拜者们把《五经》视为穷尽壹切的最后真理。荀子讲，《五经》无所不备，“在天地之间毕矣”。陆贾说，《五经》无所不包，无所不能，无事不成，“乃天地之所立，大义之所行也”。董仲舒把《五经》的每壹个字都视为圣人传达天意的符号，“名则圣发天意”，“欲审是非，莫若引名”。清末皮锡瑞云：孔子为万世师表，《六经》即为万世教科书。

　　在独尊儒术的时代，“非圣无法”，圣人的言论、着述就成了不可逾越的教条。伽达默尔说：“如果权威的威望取代了我们自身的判断，那么权威就是壹种偏见的源泉”。当孔子被树立为“大成至圣先师”之后，《论语》的话语强权更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巩固和加强，大众的声音完全被淹没在孔子壹人的声音之中，这是人的沉沦和思想的退隐。

　　《论语》之后，儒家的许多大思想家像朱熹、王阳明等都承袭了孔子的言说方式。这种 “语录体”文本实际上还为后来的“句句是真理”“壹句顶万句”开了壹个恶例。

　　对儒家出发点“忠孝”的质疑就全靠屠刀来解决。经过无数打压、围剿、杀戮，“异端”已赶尽杀绝，中国人已不知道什麽是“思想自由”。崇圣思维成了中国的主脉，崇圣就是崇拜孔圣人，且爱屋及乌。他们从不反驳圣人，终于成了圣人的“心奴”，成了儒学的奴隶。

　　儒教全部学说的核心在于它的“崇圣性”：所有的思想到圣人那儿已经到头，不能再有了。所有的权力到君主那裡已经到头，不能更换。社会只存在着壹个思想，那就是君主的思想。只存在着壹个声音，那就是君主的声音。在壹个国家，某种思想壹旦成为“惟壹”，而且“法定”，这个民族就休想再有什么想象力和灵性了。

　　宋儒朱熹说：“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如果孔子不生出来，古往今来的几十亿甚至几百亿人便统统没了脑袋。李卓吾说：“两千年无思想，非无思想也，以孔子的思想为思想；两千年无是非，非无是非也，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

　　儒学的根本点是“三纲五常”，尊人为大。三纲五常对稳固专制政体特别有效。“三纲”指三种绝对服从的关系：“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 ”“五常”指五种人伦关系的原则即“仁、义、礼、智、信”。“五常”完全服从“三纲”，“三纲”则以“君为臣纲”即尊人帝[王或皇帝]为大，以此为整个国家和社会必须遵循的核心纲领。就如今天以“党的领导”为根本原则壹样，尽管有壹些关于民主的说法，其实，党对政权的垄断才是不可动摇的根本。

　　这种尊人为大的儒家学说，诱导人们忽视了当权者作为人与身俱来的弱点和罪性。长期以来，中国人对于社会的不合理，对于社会不断的动乱兴衰，对于人生的不幸遭遇和政权所导致的人为祸患，不是从制度层面检讨问题看待问题，而是把希望寄托在所谓“圣王”、“明君”、“英主”、“清官”身上，极端疏于制度设计！

　　在儒学长期所孕育培养出来的“万般皆下品，唯有做官高”的官本位社会制度和官、士、农、工、商……三教九流等级次序的意识形态下，壹代又壹代社会优秀人才，或者向往于“内圣外王”，皓首穷经；或者为了光宗耀祖，出人头地，尽都把毕生的精力和时间，放在博取功名利禄之上。这是致使中国社会长期以来商业不发达，科技不发达的重要原因。

　　中国长期在这种官本位社会制度和思想影响下，可以说形成了家家想出皇帝，人人想做枭雄，个个要当官做老爷、出人头地、做人上人的民族文化。中国陷入“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怪圈，是“尊人为大”的文化不断培养出窥觎王座的狂人妄夫的结果。

　　反观西方基督教文明，在于尊上帝为大。在这种长期形成的社会氛围下，整体国民素质心存感恩和谦卑，因此相对而言，缺乏产生乱世枭雄狂人妄夫的肥沃土壤……儒家的圣人崇拜在共产党人那裏达到了顶峰，他们把自己的死称为“去见马克思”。共产党吹嘘自己“先进”，党的领袖先进得成了神，万岁万岁万万岁。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可以说达到人类的最高峰，恐怕只有金日成能望其项背。对马列毛邓采取教条主义的照抄照搬的态度恐怕也是空前绝后的。

　　4．都主张人治、都反对法治。

　　由于儒家哲学认为圣人、先哲、帝王将相生来就是人性至善至美的正人君子，因此，这些人是不会犯错、不会犯罪的，对他们就不适用法律。儒教笃信圣贤统治，即信人不信神——崇拜皇帝。儒教信天子人神，朝廷命官及家属成了准人神，所以有“刑不上大夫”的人治！毛在世，中国人把他当成神；毛死了，又成了不可议论的神。儒教鼓吹天人合壹的圣王人治，官大壹级就是真理，礼教强奸正义，假大空厚黑由此渊源！

　　马克思主义强调党的领袖作用，主张人治。马克思：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先进中的先进；党魁（斯大林、毛泽东）是共产党的领袖，是先进先进的先进；党魁肩负着领导共产党的大任，共产党肩负着通过消灭壹切劣等阶级来解放全人类的大任；党天然地占据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即使犯了严重的错误，其地位也不可动摇，不受法律约束，对他们的行为的任何约束都是不必要的。毛泽东认为人民内部矛盾不适用法律，主要是说服教育；无产阶级专政只是针对少数阶级敌人的。主张法律面前人与人的不平等也是二者共同的特征。

　　5．都搞专制。

　　在秦皇之前的天子称王，那时是王权；秦皇后就是皇权。其实质都是以暴力为后盾的强权。

　　邓小平时期，有句口号叫：“加强党的领导、改善党的领导”。党学的核心是四项基本原则，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是保证党的领导。也就是说壹切的壹切，都要服从党的领导。因为天大地大[或神大]都不如党的恩情大，这叫党恩浩荡。

　　儒学的研究对象就是“加强天子的领导、改善天子的领导”，儒家的宗旨是维护国君的权力，保证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三纲五常的核心是“君为臣纲”。也就是说壹切的壹切，都要服从天子的领导。因为天子就是天上的太阳，是活着的神，这叫皇恩浩荡。

　　孔子的理想就是天下壹统，重建周天子的权威，使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凡是有利于天子的权威的就宣扬如孝和忠；凡是不利于天子的权威，就鸣鼓而攻之，可先打为禽兽然后杀而吃之。“是可忍，孰不可忍“就是斥责“大夫”的话，因为他用了天子的礼仪、冒犯了天子的威严。孔子是维护天子的“鹰犬”！如今，凡是有利于党权的就宣扬如孝和忠；凡是不利于党权，就鸣鼓而攻之、就封杀、就屏蔽。儒家搞师道尊严，老师打骂学生是常事。因此，中国人的思想从小就被专制成了“木头”。

　　孔子主张宽猛相济。宽就是让步；猛就是屠杀。鲁昭公20年，郑国发生奴隶起义，在萑符劫杀了贵族，奴隶主贵族游吉派兵镇压，起义者全部被奴隶主杀死。孔子听说了这件事，拍手高兴地说：杀得好！然后是壹通治国宽猛的妙论，这就是所谓的仁者爱人。

　　孔子因为齐国不重用他，派子贡游说列国，使得齐国吴国遭受灭国的灾难，死了百万人。这也叫仁者爱人？奴隶起义领袖柳下跖(盗跖)，痛斥孔某人是壹个巧伪人，是“盗丘”。

　　到了共产时代，宽猛相济被不断的阶级斗争、不断无产阶级革命所取代，“和为贵”被认为否定了阶级斗争而糟到毛泽东的批判。屈打成招、冤假错案、乱杀无辜泛滥。

　　孔子也强调和为贵，但那是对自己人。毛后时代，又回到了“和为贵”，但绝不放弃阶级斗争和专政的恐怕手段。孔子的自由是吃“禽兽”的自由！就是对“禽兽”们实行专政再专政！那些不拜祖宗的中国人和外国人不就是被儒家说成禽兽和夷狄吗？夷狄等于禽兽，吃了被儒家叫好。君不见“壮誌是饥餐胡虏肉”吗？

　　党权论与儒术是同构体，批判儒家就是批判当今的官方党权理论。

　　6．都反对私有财产权。

　　儒家没有财产权。财产权指处置支配自己的财产的自由，即他人不能阻挠，所谓“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也。儒家主张的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表明国人都没有真正的财产权，王所有了垄断了天下的经济大权。儒家的“大同”社会就是没有私有财产的社会。儒家在经济上有平均主义的倾向：“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穷而患不安”。平均主义当然反对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

　　儒家“礼”的本质就是维护统治者欲望的满足，剥夺被统治者欲望的满足。最典型的是孟子见梁惠王的说辞。孟子告诉梁惠王说：作为统治者，妳不能说什么“利”，因为妳壹说“利”，天下人就都会说“利”了。天下人壹旦各利其利，“拔壹毛以利天下而不为也”，妳还到哪裏去得妳的好处呢？作为国君，只应该大谈奉献，大谈“仁义”，这样全国人民都只知“仁义”了，只知奉献了，妳国君才会有捞壹票的机会啊！这和毛的“斗私批修”、“狠斗私字壹闪念”压抑人性的做法是完全相同的。

　　马克思《共产党宣言》说，共产党人的根本目的就是消灭私有制。这和儒家相和。所以中国人见不得别人富，斗争起来格外有劲。在中国赚钱的个体户，担心有壹天大家眼红，又会来壹个大翻身；所以，捞够了钱就把资金转移到美国。

　　7．都反道德。

　　儒家公开主张皇帝壹夫百妻制[实际变成了壹夫万妻制]，玩弄女性；共产党人主张过共产共妻。谁能共，当然是共产党权贵，他们淫别人的妻。现在不公开提倡共产共妻了，但共产共妻的实质仍然保留下来！《共产党宣言》主张同壹切传统的观念决裂，就蕴涵了共产共妻的意思。看来在玩弄女性上讲，两家家都没有道德可言。

　　8．都腐败

　　儒家只讲“孝”、讲“亲亲”原则导致了腐败泛滥。共产党人只讲党性，不讲人性人权，导致了更大的腐败泛滥。

　　在中国有个有趣的现象：壹位官员不贪汙、不受贿，就是壹个十足的清官了，他运用权力为自己子女走后门、安排好工作，群众们则特宽容、特理解，认为这和腐败是两码事。

　　前深圳市委副书记李意珍的女儿钮钮仅25岁，已坐拥资产769万元人民币。钮钮的电影在深圳官僚的操作下强令学生们出钱观看。李意珍的妻女经营三家公司，资金2800多万元。这些材产虽然现在看来不多，但是按照当时中国的物价，已经算是壹笔巨额的材富了。

　　1980年代，中国的新闻联播中播放了美国总统裏根的儿子第二次失业，不得不去马戏团当演员的新闻，这本是嘲笑美国的高失业率的，但这条新闻恰恰证明了美国社会的公正性。总统的儿子并没有因为自己的父亲而搞特殊化，更没有成为壹个为非作歹、无法无天的“衙内”。美国总统的后代过平民生活。裏根的女儿曾当待女支付房租，小布什的女儿开始了她的人生道路，她选择的是去壹所小学当壹名教师。

　　在中国，哪怕是壹个普通的官员，即使手下的百姓饿死壹半，他的儿子也不会失业的。

　　9．都愚民、都不诚实。

　　没有愚民就没有独裁者，愚民是独裁政权存在的前提。每壹个独裁者都需要壹大批的愚民去为他“打江山”作出牺牲；他希望他的“子民”都是愚民——不知道什么是人权、民主、法治，更没有独立思考能力。只有这样，才能保住他的“江山”永远传下去！

　　每个独裁者都要在愚民上花很大的精力，统治者愚民的手段有千万种，但其本质却只有两个字：欺骗！为此，他要编造出所谓的“理论”（披上“科学”外衣），操纵宣传机器，用“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手段，壹步步地把谎言变成深入人心的“真理”。皇帝利用儒[马]家思想让别人做君子[雷锋似的螺丝钉]，自己做小人[风流人物]。

　　顾准说：孔子心裏明白，仁、恕是讲给别人听的，是对芸芸众生的要求；至于当权的人要成霸业，不心狠手辣是不行的。后代史家，说中国几千年来的政治壹直是内法(或荀)而外孔；其实，这种说壹套做壹套开始于孔子本人。

　　孔子助长父子相隐，主张为尊者讳，也就是说要隐瞒真相、要说假话。“以无耻为成熟，以狡猾为智慧”的行径是渎神的，对于基督徒而言，孔子是壹个不义的人；因为“不许欺诈”是耶和华的绝对命令。“说谎的，妳必灭绝；好流血弄诡诈的，都为耶和华所憎恶”。神说，魔鬼是“说谎人的父。”当我们说谎时，便表示我们是魔鬼的儿子。谎言重復壹千遍还是谎言，谎言可以蒙蔽所有人于壹时，可以蒙蔽某些人于永久，却决无永远蒙蔽所有人的可能。

　　耶稣没有诡诈或伎俩，面对那些预谋致他于死地的人，他除了从从容容地走上十字架“送死”之外，什么事情也没做；他没有用“兵不厌诈”的权术去谋害敌人，或者用不可告人的阴谋煽动他的追随者们起来反抗那些压迫者…总之，他心地单纯、没有任何的诡诈。

　　宪政民主和法治社会的关键是守约精神。“重法轻智”的守约精神壹直贯穿在整本的圣经之中。在圣经裏，亚当和夏娃吃因吃了“知识果”而犯罪，最终被上帝驱逐。

　　宗教是信任的根基。美国人深受圣经价值观的熏陶，多半诚实单纯，他们心裏没有什么城府，不会很多东方人的计谋诡诈，而是直来直往，坦坦荡荡。正是由于他们的这种简单，造就了他们强烈的守法意识，及个人品德意识。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法规、制度、程序是至高无上的权威；个人的品德和诚实，如同生命壹般。没有聪明才智，他们不会感到惧怕，而壹旦没有了秩序和法则，对于许多的普通美国人来说，简直就是如同世界末日壹般。

　　人要壹个高于他的神在他的上空无时不刻盯着；这样，任何制度、礼仪才能深入人心。尊天、敬地、信神的人对是非的评判标准来自内心，他追求的是内心的平静和安宁、绝不会撒谎，无须告密。在美国，执政党暗录反对党开会的音，所有的人都会反对，连总统最亲近的盟友都会反对。从利益而言，尼克松最亲近的政治盟友是不该反对的。当他们听到录音带的消息后，大都背叛了尼克松。为什么？他们是基督徒，基督不许说谎。

　　毛泽东面对来访的尼克松的女儿女婿满脸困惑地说：“我就想不通妳们美国人是怎么搞的，几盒录音磁带就把壹位总统赶下了臺呢”？尼克松的女婿艾克（前总统艾森豪威尔威尔威尔的孙子）试图向他解释这是美国政治制度运作的结果，毛挡了回去：“那都是假的”。“水门事件”在毛看来是太小的事，可在美国人看来，却足以失去对壹位国家元首的信任。

　　刘易斯 博洛尔说：“对政客们不诚实的欺诈之举持无所谓的冷漠态度是壹个民族在道德上病入膏肓的标誌”。壹个没有圣经只有“三国”的民族，在玩各种各样的诡计方面是走火入魔了。所谓“法律象绳子，胆大的跨过去，胆小的钻过去，只有老实人被它捆死”，或“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其报应就是，妳玩死我，我玩死他。皇帝玩臣子，臣子耍皇帝；权大的玩权小的；权小的玩无权的。玩阿玩，玩到有壹天大家全玩完。

　　勃列日涅夫美国访问，看到美国生活富裕，经济发达。他住到宾馆，看到厕所都是全自动的，擦屁股都不用手的，壹按按钮，就给妳冲洗，轻柔的把妳的屁股擦乾淨。回去后他就责怪科学家们，说卫星上天了哪都好，怎么轻工业就不能发展呢？明年尼克松来访苏时壹定要搞出来。领导们壹说，科学家动起来，来访的时候就成功了。尼克松去厕所裏解大便，找不到按扭，可壹抬屁股就全自动冲洗，而且还很温柔的把屁股擦乾淨。尼克松说，“真行，全自动化了，比美国还先进，不用按按扭就全自动了。”他想回头看壹看，壹看，蹲便下边蹲着壹个人，伸出壹个手来。那个人在下边想：他怎么不走？没擦好吧？再给他擦壹下，手壹抹，就抹了尼克松壹脸。这是壹个政治笑话，说明了极权专制是假大空。

　　民主制度需要诚实的领导人；非民主政权则相反。国家元首如果不敬畏上帝，就会“朕就是法”，“无法无天”，搞“壹言堂”，本来是祸国殃民的魁首，却利用权势操纵舆论、壹手遮天、自欺欺人，制造各种形式的个人崇拜，为自己涂脂抹粉，把自己打扮成“先知”和“舵手”，残害百姓，满足壹己之私欲，不管其以什么高尚的主义或名称进行。

　　儒家鼓吹过以圣人统治为前提的“天下为公”，马克思鼓吹过以共产党领导为前提的共产主义，都违反了正常的社会发展规律，是不能兑现的荒谬的乌托邦。孔子讲“守孝”而自己却不遵守。50年前，儒生们见大势已去，就改头换面，披上共产党的外衣，把仁者换成人民公仆，把爱人换成为人民服务，仁者对小民进行道德教化换成共产党的思想教育。中国是披着马皮的专制体制，其核心文化及思想和千百年来的毫无二致，官员不过是没有儒名的真儒生。壹些科学家、学者为了个人的利益而置良知于不顾。大跃进时期，有人昧着良心鼓吹亩产万斤粮符合科学；田汉写了《十三陵畅想曲》，更是火上浇油。文革时期的“假大空”，1980年实现农业机械化、2000年实现四个现代化，最后全是谎言！现在发现为人民服务骗不了人了，就撕下共产党的外衣，又打起儒的旗号反民主！

　　10．都是反“壹神论”的唯“物”主义

　　国家的好坏看制度，制度的好坏看人民。而人民的好坏，决定因素就是看宗教。美国就是壹个典型，美国之所以能在短短的几百年中，由壹个十分落后的殖民地，发展成为世界头号强国，靠的就是开国初期的建国者，壹批虔诚的清教徒为美国划定了正确的航向。美国的力量，说到底就是因为人民有较纯正的信仰的缘故。

　　中国的问题恰恰在于人民脱离了宗教的训诲与约束，以致于肆无忌惮地进行种种罪恶的勾当。权力越大的人恶行更多，早就有过骇人听闻的炮烙和人猪的记录。中国统治者为什么个个如此心狠手辣、缺乏爱心？是因为中华大地缺失了对神的敬畏。以致几千年来，中国总是陷于仇恨、暴力、阴谋、欺诈、杀戮、战争和流血之中而不能自拔。

　　中国长期以儒教立国。儒家强调教育，但教育不可能代替宗教。只有宗教才会对人心有刚性的约束。儒家除了当帝王的仆役外，根本无法让统治者遵行自己的规范。即便是儒家出身的官吏，也很少能做到勤政爱民，清廉自守。可以说，正是儒学拖累了中国的发展。

　　儒家“敬鬼神而远之”，“不知生，焉知死”，五经上提到的“天”，“上帝”等词，也是语焉不详。儒家是壹个非常热衷于现实功名、富贵荣华的功利主者，其人生目的主要在追求丰衣足食、家庭和乐和社会安宁。作君王的，只要能让老百姓吃饱肚子，就功德无量了。所以强调“民以食为天”，“食色性也”，满足了人民生理的两大需要，就是天下大治。

　　“无神论”的共产党的理想更进壹步地物质化了，追求物质丰富成了唯壹的最高价值。所以今天中国社会很多人上下齐了心，壹致“向钱看”，难怪中共的官员夸口，“妳看中国能让13亿人有饭吃，这就是对全世界最大的贡献了。”这与孔老夫子的“民以食为天”是齐壹口径了。中共奉行唯物主义、打压壹切宗教，使中国陷入更深的罪孽与灾难的深渊之中。

　　制度并不是要改变人利己的本性，而是要利用人的利己心去引导他做有利于社会的事。制度的设计要顺从人的本性，而不是力图改变这种本性。每个人有他自己的利益偏好，而这种偏好正是此人之为此人的规定，容不得其他人来“改造”他，除非他自己要“改造”自己。“改造人”实际上使人变成了非人也的奴隶。如果只有人斗人、人吃人，才能实现利己，人就比野兽还要坏。如果只有人为人、人帮人，才能实现利己，人就比天使还要好。要建立壹个美好的社会，只能靠壹套把利己变为有利于社会的制度。

　　制度设计关键在于假定，从“好人”的假定出发，必定设计出坏制度，导致坏结果；从“坏人”的假定出发，则能设计出好制度，得到好结果。建立在“人性善”基础上的道德约束极其苍白，而实践中则往往导致专制与暴政。

　　现代经济建立在人人都有罪性上比较好。契约的前提就是先小人后君子。首先假定妳会要犯罪，所以用壹定的条条框框来约束妳。中国人太讲君子风度，相信人会按照约言去做，结果到对方违约时官司都没处。

　　儒家人性论

　　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性与习对举，证明性是先天获得的。孔子倡导的仁，可被视为对人之天赋秉性的壹个抽象归纳。因为，仁者，“从人从二，古文仁从千心”（许慎：《说文解字》）。可知仁是对共同的人的特点的壹种概括，是善的。

　　儒教认为“人之初，性本善”（《三字经》），人生来即是善的。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也；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孟子尽心上)。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孟子.告子上》）。

　　荀子壹派表面上是性恶论，实际上他说的性恶是针对小民的，圣人仍是大善的，圣人可以“化性起伪”的，他最后的落脚点还是性善论，最典型的论据是“涂之人可以为禹”（《荀子.性恶》）和企望“积善成德”。

　　“人之初，性本善”是错误的命题。人从娘胎裏壹出生，就具有妒忌、贪婪等自私自利的趋恶天性，儒生们硬说那是孩子的恶作剧，视为可爱，那是虚伪。

　　孔子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人非圣贤，怎能说自己没有过错呢？壹切罪恶起源于不良的动机，先有淫念，才有淫行；先有恨意，才会杀人。罪行是罪，不良的动机也是罪。人之所以会犯罪是因为人有罪性。人欲(私性)横流，罪恶泛滥，社会充满了罪恶。说社会是恶的、人性是善的、是不合逻辑的(社会由人组成的)。难道社会不是由人组成的？

　　1．儒家人性论中復古主义与排外主义

　　颜渊问为为邦之道，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舜（实行夏朝的历法，乘坐商朝的车子，穿戴周朝的衣冠，采用舜的韶舞作音乐教材（见《论语.卫灵公》）。

　　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论语卫灵公)。

　　孔子说，舜就是个很好的榜样，他什么事都不需要做，就能使天下大治。为什么呢？因为舜是天纵英明，生来就是完美的圣人，他只要顺乎天然的本性生活，自然就成为很好的榜样，而使得万民景仰，垂范千古了。这就是中华民族的国魂啦！

　　孔子认为最高典范就是尧舜和周文王周武王。他壹味地怀古、恋古、思古、述古、信古、法古、玩古、学古、教古、吃古、卖古、忠古、孝古……凡是古的，就是好的，而且是绝对的好！为了使中华文化不致消沉堕落，只有壹个办法：不许改革，不许创新。如果有人大胆改革创新呢？立刻打压！完全扑灭！

　　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万物皆备于我矣”；哪需要向外学习？只要尽量修掉后天的沾染的不良习性，让人尽量返回到初生的“赤子之心”本性中去，把先天就具有的善性给发掘出来。人只要潜心修道，明心见性；是“人皆可以为尧舜”的。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过则喜。禹，闻善则拜。大舜有大焉(孟子公孙丑上)。又曰：尧舜性之也。汤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孟子尽心上)。

　　同样是人，但今人不如古人，而且越古越好。子路不如禹，禹又不如尧舜；商汤和周武的德行，是要靠修养身心来勉力行仁的；哪像更早的尧舜，是天纵英明，生来的圣人，他的美德，完全是出于天性使然，壹点不需要后天的努力；五霸的德行，不过是假借仁义的美名为幌子罢了。可见人性是壹代不如壹代啊。

　　孟子曰：尧舜既殁，圣人道衰，暴君代作(孟子滕文公下)。意为：尧舜以后，圣人之道就衰落了，所出的都是暴君了。这样搞下去，国家还有希望吗？孟子说：要想国家大治吗？有办法！恢復古制，用周文王的典章文物和制度，五、七年的功夫就可大治了。他满足于现有成就，视外国人为野蛮民族，以为自己都是好的，外国的都是坏的而停滞自误。

　　雨果说：中国是保存胎儿的绝妙的酒精瓶；黑格尔说，中国是没有时间维度的国家。

　　2．儒家人性论中的等级特权和双重标准

　　孔子把人分为三等：生而知之者，学而知之者，学而不知者。老百姓都属于“学而不知者”，只能遵循“生而知之者”以及“学而知之者”为他们制定的道德规范。少数人被定为圣人君子，被豁免了作恶的可能性，从而置身于法律和众人之上。这导致了对自己很宽松，对别人很严厉。君子们的言谈举止不能传达出平等的相互尊重；而是传达出有权有势的上等人气象。因此，自由平等博爱无法产生。

　　韩愈提出“性三品”说，把人性分上、中、下三等。善恶无绝对标准，道德准则随身份等级而定，对等级不同的人是完全不壹样的。儒家道德的第壹律条就是：尊卑。皇帝用太监，善哉；臣民用太监，恶。天子用八悄，善；诸侯用八悄，大逆不道。男人多个性伴侣，善；女人多个性伴侣，罪大恶极！

　　对于壹般人来说：“或饮酒，或好财货，或好声色都是“人欲”，必须革除；至于皇帝，“钟鼓苑囿游乐之乐，与乎好勇、好货、好色之心，皆天理之所有，人情之所不能无者”（朱熹註《孟子集註·梁惠王下》）。这就叫“同行异情”，同样的行为，因地位的不同而不同。

　　孔子自己“食不厌精，脍不厌细，食（食壹）而馊，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失饪不食”，却要求别人“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士誌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 虽然孔子也说“礼，与齐奢也，宁俭；丧，与齐易也，宁戚。”，不过说说而已，他和他的徒子徒孙从来都是不惜铺张豪奢的。

　　按身份等级划分出的道德，根本就是伪道德、是反人性的。儒家规定了人是王权的从属品，把家庭形式化成了壹个个缩微的皇权结构。为了强化控制，道德有了壹票否决的大权，俨然主宰人的生死：忤逆尊长可以处死；男女私情沉塘火烧而后快，等等。律条严苛，不过是为了把人身上的绳索紧紧捆绑，使人成为任意驱策的牲畜。

　　皇帝和官员不仅是统治物质财富，还要统治人们的精神、情感、习惯，于是他们壹级壹级的成了道德的掌控者，拥有了道德的解释权，官大壹级就是真理。他们的贪婪和残暴必然与道德条文背道而驰，他们自身的道德败坏同他们满口的仁义道德形成鲜明对比。于是，整个社会从上而下充满了虚妄和绝望，专制和等级就这样完全摧毁了人的尊严和价值。为了在这个等级制的道德架构中生存，人们就须互相倾轧、仇恨、鄙视、压榨，于是，这伪道德就必然导致人们走向邪恶。礼教强奸正义，假大空厚黑由此渊源！道德成了压迫下属的工具。

　　由是国人只信任权势，权势成了衡量人价值的唯壹标尺，官阶是国人衡量人的价值的首要准绳。而公权力，即使在清庭灭亡近百年了的今天，执政者还把它看作是自己私有品，居然叫喊：这是我们用鲜血夺来的，妳们想要，拿几千万人头来换。

　　3．性善论导致了虚伪败德

　　哲学家黎鸣认为：人的生物性偏于恶，人的社会性是善恶交错，人的精神性偏于善。他以愈是出现得早的事物，其惰性愈大的理论进行计算，从而得出结论是：人性的90%偏向恶；人性的10%偏向善。他说：西方古代哲人和宗教先知对人性善恶的判别是真实的，中国古代圣人对人性善恶的判别是不真实的，是虚假的。基因的自私与人的自私是壹脉相承的，这种自私性的基础即是生命的自我保存和自我再生。因此，自私不必是恶，但在社会生活中也难为善，不妨说自私是潜在为恶的基础[原恶]。中国人自古以来，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轻信大人、圣人的漂亮话，实在是受了绝大的欺骗。大人、圣人身上的原恶不仅丝毫不比小民少，而且大人、圣人身上的原恶壹旦变成实恶，它所造成的社会灾难简直千万倍于小民。由于原恶的存在，中国圣人所宣扬的克己、礼让的善也绝大多数是伪善。

　　由于性善论，中国人认为通过努力学习就能成为至善、完美的范例；于是“学而优则仕”的官僚们自然便是善的典范；而不学习、不识字或学而不优的的平民百姓自然成了恶的刁民；于是善良的大人君子们对小人刁民们进行人治就是天经地义；官僚们拥有“刑不上大夫”的特权，不需要监督制约，结果是善良的官僚们在缺乏监督的状态下，干尽了坏事。

　　为了维护官僚们的“善”的形象，儒生们使出了看家本领——造假。壹个公开奉行“说谎价值论”、撒谎成精的老油条被奉为民族圣人，是我民族的不幸。

　　性善说导致人人说假话，相互吹捧奉承；有壹点成就就骄傲自满。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自足自满，飘飘然不可壹世。壹有问题，都把箭头往外指，都是别人的错，很少反躬自问，承认自己有错的。于是每个人活在自我中心意识中，任意放纵私欲而不自知。于是不肯认罪，不肯悔改，也不肯接受上帝的拯救。社会当然壹天壹天败坏下去。

　　美国有壹项科学测试发现：现代社会中的成年男性平均每24分钟就会想到性。这意味着当种种高尚的奋斗动机、理想由于种种原因遭妳抛弃后，性欲，将最终成为妳奋斗的唯壹壹个不体面、但最强有力的动机。或者说高尚动机、理想仅仅只是幌子；幌子下面，妳正在作为性欲的奴隶，自觉不自觉地在受着性欲的驱使。不让上帝做妳的主，情欲必做妳的主。

　　由于儒家的性善论，使得中国人对“性”不敢正视，将“性”掩着、盖着、藏着、掖着；使得中国人迫害女性；使得中国人拥有表面仁义道德，背后男盗女娼的虚伪。

　　4．性本善导致独裁

　　在独裁体制下，众人的意誌必屈服于独裁者的意誌，这只有根据性本善的观点才说得通。人性本善，因此每个君主都可成尧成圣，因此众人都要服从君主的意誌，以助君王成圣王。

　　以性本善哲学为基础的制度设计可概括为“无限政府”和“有限权利”。儒家假设掌权者为“天下为公”的圣贤，对最高权力的控制就没想过；儒家相信“人好壹切都好”，关註权力的归属而轻权力的监控。因此，中国二千年间未曾产生过实质性的分权制衡机制，无独立的司法审查制度（行政司法合壹）、无类似于英国古老的“自然公正原则”的程序制度。

　　儒家认为：上等的“圣人之性”先天就善，不需要教育；“中民之性”和“斗筲之性”需要教化、改造，方可臻于完善。所以，“内王”以“化民成俗”为己任，强制改造人性。孔子把学生看成木头，所以他说“朽木不可凋也”！荀子认为：人就是木头，圣人就是木匠，可以用斧头去噼去砍；完全否定了人性的先天性基础，堕入了专制怪圈！儒家不容许壹个独立的个人自治领域，主张政府行为可以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

　　儒家总是把人群分成好人[君子]和坏[小]人，而好人的最高典范是圣人；这种分类法违背了人人平等公理。儒家把壹切文明都归于圣人，让圣人凌驾于社会之上；完全依赖壹两个圣人的精英政治就是特权政治、就是独裁政治、就是少数人合法掠夺压迫平民的政治。

　　在独裁体制下，众人的自私都要服从君主的自私，结果是大恶。中国的君主专制，结出了大恶之果，自唐至清，离文明越来越远。中国的历史就是奴役的历史！

　　5．崇拜明君清官的人治，忽视法制建设

　　儒家壹直盼望明君的出现。国人已经习惯于让别人支配自己的命运，所以，即使机会握在手中，也总是轻易的把权力和机会交给居心叵测的权力狂们，然后祷告那是壹个清官、明君。这使我们的民族成为了壹盘散沙。儒家社会的百姓总是以为皇权是善的权力，皇权因此不受制约，也不必制约（事实上无法制约）。对最高权力的制约匮乏，贻误了中国法治进程。

　　中国古代有权力制约机制，都是预防相权过大而威胁皇权。隋唐时设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三省制度，相权由三省分掌：中书省掌管决策，门下省掌管审核，尚书省掌管执行。三省分工制约，确实预防了宰相滥用权力。但对最高权力的皇权却没有明确的制约监督，这与认为皇帝是至善化身而不会为恶有内在的必然联系。

　　儒家强调“克己復礼”，只註重个人内在的修行，不註重社会法律制度的建构，把无限的权力赋予某个人[王]或组织，这是罪人的狂妄之举。在儒看来，法律仅意味着：驭民的工具，而掌权者自身是超乎法律之上的；从而否定了法治。

　　西方的道德至上，壹开始就强调它是“自然正义”，是如自然科学定律壹样的纯粹理性。所以指导西方法律的道德是理性、正义、公平，体现于法律之中则在于重视个体之间的平等、自由、权利等观念。

　　中国的道德至上，壹开始就是宗法至上，是重亲疏贵贱尊卑长幼之分而否定平等、自由、权利的道德。它首先是人的情感，以此为基础的法律自然缺少理性。

　　“性善论”强化了宗法规则，遏制了民众独立人格的产生。在宗法伦理社会，身份规则是壹切社会关系的基础，个人从来是作为宗族的“零部件”而存在的。表面上看 ，虽曾有过家庭、行会、帮会（江湖）、僧道等民间团体，但它们通行的都是人身依附规则即个人人格被吸附消溶于集体人格中的规则。个人的人格被家族人格吸附，势必造成个人人格的不独立，不利于民法的发展。

　　6．理性万能

　　从人性至善进而相信人的理性能力，相信人类能掌握规律，相信存在壹个完善的社会状态，并笃信为实现这个完善的社会而存在壹个至善的万能政府，从而加强了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成的壹元化管理趋势。自戊戌变法以来，儒教的人性善与西方舶来的理性主义结合，更加坚信人力无边、人定胜天、人应该宰制万物、征服自然。既然人的理性具有如此至上性，对天、对神的敬畏就不復存在，所谓用自然法来约束世间的权力就更无能为力了。

　　这些人自诩掌握了唯壹正确的规律并宣称人类有驾驶自然的能力，而壹旦拥有了足够的力量（或曰暴力），他们会把人间变为“美好社会”的试验场，从而也有了正当的理由来镇压不同政见者。长期受科学万能教育的中国人，很难认识到人的有限性。

　　柏拉图晚年发现《理想国》的哲学王的路走不通，因为人性本恶，国王不可能成为哲人王。这导致西方思想界敢于自我批判，几千年来中国儒生们敢自我批评儒家理论吗？

　　法家人性论

　　法家认为性本恶，主张实行严刑峻法，高压恐怖。结果是恶上加恶，恶性循环。秦皇执政12年，被处宫刑的人就多达70多万人……。秦亡，酷刑、文字狱、连坐、户口制度等恶的锁链代代相传，严重摧残了中国人的身心健康。法家的“人性恶”理论不彻底，他们认为皇帝是善的，这样壹来，就陷入自相矛盾，“人性恶”理论就崩溃了。

　　唯物主义人性论批判

　　1．人的本质不是“壹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马克思认为：人没有先天的东西，都是环境的产物，都是“社会人”， “人性就是阶级性”，“全部人类历史不是别的，就是人性的不断改变”。反对费尔巴哈的“自然”人。

　　马克思说：“费尔巴哈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于人的本质。但是，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壹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恩选集第壹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着作编译局,1995年6月第2版第56页）。

　　马克思认为：人是“利己”、还是“利他”是由所有制决定的。在批判亚当.斯密《国富论》中的分工产生的原因“是利己心的缘故”时，马克思说“利己心是壹个社会的、历史的范畴，它随着私有制的产生而产生”。这显然违背现代生物学的基因自私原理。

　　马克思认为先有私有制，后有私利的追求。恩格斯在研究摩尔根的《古代社会》时说：是利己心瓦解了原始公有制，而不是马克思所说的“私有制带来了利己心”。事实上，“利己心”是人的本能，它与所有制毫不相干；相反，利他主义是壹种后天的社会属性。

　　马克思把人的本质归结为壹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而社会关系又是生产关系决定的。按马的逻辑，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公或私]决定了生产关系的性质，生产关系的性质决定了社会关系的性质[公或私]，从而决定了人的本质[公或私]；所以，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决定了劳动者只能“壹心为公”，为集体的利益牺牲个人利益，搞共产主义的义务劳动。

　　“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原则在逻辑上行不通。从理论上看，如果无例外地每个人都奉行此原则，必须将利益出口到月球上去；在实践上，壹部分人奉行此原则时，正好被另壹部分奸佞之徒趁机得利。社会主义实践证明：公有制的建立根本不可能丝毫削弱利己心，利己心反而带来对公有财产的疯狂地掠夺与瓜分。事实证明，人的利己心不受所有制决定，不受“壹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决定，人的本质绝不是“壹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马克思对人性的看法在中国春秋时期就有。齐国相晏婴出使楚国。楚王在接见晏婴时，故意让人押着壹个人从接见厅下走来，并说被押的人是齐人，犯了偷盗罪。楚王揶俞晏婴说：“齐国人都爱好偷盗么？”晏婴离开座位严肃地对楚王说：“我听说，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织。是什么原因呢？水土不同啊！这个人在齐国而不偷盗，壹到了楚国就犯偷盗罪，是不是因为楚国水土使这个人爱起偷盗来了呢？”楚王尴尬地笑着说：“圣人是不能随便开玩笑的，寡人反而弄得难堪了！”

　　晏婴宣扬的是环境决定论，这与基因决定论是冲突的，把人简单等同受环境决定的植物，楚王连“人不是橘织类的植物”都说不出来。可见，当时的中国人愚昧到了何种程度，什么中国古代灿烂的“百家争鸣”不过是阿Q自我安慰而已。这是愚昧的“天人合壹”的类比思维造成的。事实上橘织是不同的物种，中国古人弄错了。同时代稍后的希腊人亚裏士多得研究了世界上的各种动植物，对植物进行了分类学研究，是很了不起的。

　　中国人最缺乏理性思维能力，几千年来连逻辑学、语法学都没有。中国有成语“人心不古”，人越来越堕落！中国人自由本质完全被儒家消灭了！只知道为了肉体的延续而做奴隶！对苦难残暴已经麻木不仁，甚至为其辩护。

　　管子鼓吹“仓廪实而知礼节”；仓廪足，知荣辱。中国的社会现实却是“饱暖思淫欲”、为富不仁的多。为什么经济发展[权力增长]与道德败坏成正比呢？根本原因是中国人把人混成了动物、向动物[龙虎]学习的结果；中国人不认识上帝，所以道德败坏。

　　唯物主义的道德观，将人与动物并列，道德生活完全是外在的，后天的添加物。主张人性是壹张白纸，非善非恶，可塑造人性、塑造新人。不承认灵魂的存在，道德生活就不是出于心灵的内在需要。所谓“良心”、“羞耻心”、“罪恶感”都不能找到“内化”的基地。

　　动物世界没有道德，只照着本能欲望而生活的，完全没有理性和德性。所谓“科学[进化论]的人生观”，必将导致弱肉强食，平等道德必然崩溃。

　　2．“人的本质是壹切社会关系总和”是现代版的专制理论马克思把人的本质归结为壹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但人首先是作为自然的个体存在的。马克思主义完全抹杀了作为人的自然个体的本性，过份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完全违背了它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对于个体而言，其内在的本质是内因，而“壹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仅仅是外因，内因对他的行为起着主要的的作用，而外因是其行为的外部条件、起次要作用。马克思把外因看成决定性的作用，犯了根本性的错误。

　　什么是本质？本质就是最普遍的、天生就有、不会改变的性质。“壹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它们怎么能成为人的本质呢？

　　“人的本质是壹切社会关系总和”是现代版的专制理论。“关系说”企图从外在的社会性囊括人的本质；抽掉了人的精神活动的具体存在，抽掉了个体活生生的灵魂，其结果只能使人仅仅作为壹定的阶层、党派或社团组织的成员。

　　从“关系说”裏，看不到人对社会关系能动的选择和超越；只看到了对现实的适应和服从。该理论颠倒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把主体的人当作社会的手段而不是社会的目的；并认为集体的利益永远高于个人的利益，向社会奉献壹切是个人应尽的义务和责任；社会永远是主人，个人永远是卑微的奴隶，个人的价值要靠社会来体现。

　　上学、参加工作、入党团都要填社会关系表，原来这是马者们在定义人本质的“善恶”。例如：他是高干子弟，妳是农民的儿子；所以，他就作威作福，妳就作牛作马－－因为妳的社会关系总和是无法和他比的！高干子弟总是骑在普通群众的头上，因为他们本质“先进”。

　　3．人的本质==利己[贪婪]+自由

　　作为个体的人的本质是什么呢？那就是：利己心，趋利避害；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首先是爱自己的子女；也存在对自己父母的爱，但这种爱远远没有父母对子女的爱那么强烈、那么普遍。现代生物学告诉我们：基因是利己的，利他只是利己的壹种特殊形式。

　　动物的利己是本能，可称为本能利己；动物本能也表现为利群。比如，那些雄蜘蛛性交后被雌蜘蛛吃掉，就是利群；还有大哈马鱼为繁殖而粉身碎骨，产卵即死，也是为了群的生存。这些动物的行为说明动物的目的是为了繁殖基因、保存基因、扩张该类基因的地盘。同样，人也愿意为子女粉身碎骨，特别男人喜欢玩很多女人，这也是为了繁殖基因、扩展该基因的地盘。利己利群都是为了延续繁殖该类基因，所以说基因是自私的。人当然也自私自利，不过人的自私自利打上了自由思维、理性计算等特点！

　　人的利己与动物的利己是不同的，人是故意的、有意识的利己，动物的利己是壹种本能，它意识不到。人的利己与动物利己的区别是：人的利己表现为贪得无厌，动物的利己适可而止。成年人在公众场合不贪婪是大家监督的结果，也是理智计算的结果[怕得不偿失]。所以，人的本质==利己+自由意誌。换言之，人的利己受自由意誌的指导与调节。

　　原始社会人类的生存条件极端恶劣，始终面临着饥饿、猛兽侵袭带来的死亡危胁，靠个人是无法生存的，人们必须依赖集体的力量才能生存，而集体的力量的任何削弱都可能带来整个部落的毁灭。此时，为求生存只能共产、只能追求公利。追求公利是唯壹能实现自利的途径。原始社会的大公无私、尊老爱幼仅限于部落内部，对其它部落，他们不但发动战争，而且把对手吃掉。这正说明了他们是利己的。

　　唐山地震时，壹些逃出的人住在帐棚裏没饭吃，大家就分头到处找吃的，找来后由壹个热心的大嫂支口大锅，平分食物。当营救工作开展起来后，很多家的东西扒出，人们就开始私藏自家东西，不再上交，大锅饭维持不下去了，共产主义瓦解——这正是原始共产主义产生与瓦解的现代版。难道是人性变了吗？非也，人性没变，人们从开始到结束都是利己的。

　　某村的选民宁愿让腐败官员继续当政，他们的逻辑是：腐败官员是肥猪，新选上的官员是瘦猪，瘦猪比肥猪更贪。这种类比逻辑是错的：肥猪的贪心小，怎能证明腐败分子的贪心小呢？特权意识甚至不以自己拥有比别人更多为满足，而是以自己拥有全部、他人壹无所有为满足。皇帝富有四海，他的贪心比谁都大，十万宫女还不够，还要巡游玩女人。

　　基督教认为：因为上帝造人时赋予了人自由意誌，人有选择自由；但人受肉体支配后易偏离上帝的正道，就犯罪了。

　　从基督教的角度看，人的本质就是自由+贪婪=罪。可这样解释：贪婪是人的生物基因本质，自由是人的大脑本质。大脑思维是倾向自由的。大脑思维的自由本性，使人追求新奇、追求创造、追求平等[不被奴役也不奴役人]，这是健康人的向上本质。

　　人的本质==利己[贪婪]+自由。当人感情用事，大脑的自由功能会退化，贪婪本性占优势；贪婪的本质占上风，人就变得十分野蛮狡诈，社会制度就是专制制度，专制是使人成为奴隶的壹种病毒，专制制度是壹种野蛮的制度。总的说来，肉体诱惑力远大于自由理性能力，堕落的趋势使人类普遍的专制。这说明了人性恶在人类史上起主导作用。

　　当人敬畏上帝能进行理性思维时，自由的本质占上风，人就变得文明诚实博爱，社会制度就走向民主科学。自由民主制度是使人获得尊严的制度。自由理性能力使人类产生民主科学，象古希腊的民主科学在人类当时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只是在理性清醒后，人类的自由本能才得到充分的开发而走向现代民主。

　　4．共产党的目的是逐渐把人改造成革命的工具刘少奇在延安马列学院讲演《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时就借儒家“吾日三省吾身”之说，强调党员必须加强党性修养，鼓吹“克己奉公”。他引了斯大林的“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说：“壹个共产党员入党以后，就象木料壹样交给了党。党今天要把这木料做成椅子就做椅子；明天要把这木料做成桌子就做桌子；当党需要建大厦时，妳也可以变成栋梁；如果党需要造壹个马桶，那妳也得尝尝臭气……做党的工具是不可以讲条件的。”

　　刘少奇说：“党的利益高于壹切，在个人利益和党的利益不壹致的时候，能毫不踌躇、毫不勉强地服从党的利益，牺牲个人利益，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这就是常说的党性”。

　　文革开始，刘少奇被打倒，他找到毛泽东说：我只有壹个请求，辞去壹切职务，回到乡下去种田，做壹个普通人。此时此刻，连刘少奇都忘了他只是“党的工具”，他无权对党提条件。正是他鼓吹的“材料论”党性，成为置他于死地的“杀手锏”之壹。对他直接下毒手的人，就是他自己调教出来的“工具”。真是自作自受。

　　卢梭说：“专制政治是不容许有任何其它的主人的，只要它壹发号施令，便没有考虑道义和职责的余地。最盲目的服从乃是奴隶们的唯壹美德”（《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

　　林彪说：“党性乃尊命性也，尊命乃大德大勇大智”。胡绩伟说：中共形成了壹种“党性原则”，即“听党的话”、“做党的驯服工具”。党说甚么就是甚么，党叫做甚么就做甚么（甚至可以为党撒谎）。在中国，壹切行动听指挥不仅仅限于军队，它已成为中国共产党以及公、检、法等公权力部门的不成文的原则。为什么贪官壹端壹窝？难道国人都那么容易同化的么？不是，正是壹切行动听指挥，行动左右了思想！不是国人失去了反思的能力，而是国人失去了反思的勇气。久而久之，大家都认为：所有的反思都会成了无疾而终的挣扎。

　　中共1949年夺取政权后，“塑造新人”成了与建设新社会并行的目标。从苏联照搬的社会政治组织，如少先队和共青团等从“解放区”推展到了全国，苏联的“新人”典范和歌颂“新人”的文学作品在中国也非常有影响，如伤残军人吴运铎和他的《把壹生献给党》就被称为是中国的“保尔·柯察金”。60年代上半期，“共产主义新人”在各条“战线”涌现，其事迹充斥着报刊、电臺、电影、文学读物，成了这壹时期文化领域最令人瞩目的现象。

　　大庆油田的王进喜和他的“1205英雄钻井队”是工业“战线”新人的典范。山西昔阳县大寨大队的党支部书记陈永贵则是农业“战线”新人模范。60年代中期提出的“全国学人民解放军”的口号，在非军事部门建立军队中的政治工作部。军队在60年代为全国提供了难以计数的榜样：雷锋、王杰、欧阳海等，他们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这种塑造“新人”的努力在“文革”期间达到了颠峰，有组织和集体管理的每个人至少在形式和表面上都必须“狠斗私字壹闪念”。“文革”期间塑造新人的运动，就是大量下放干部和知识青年(并不否认下放背后的社会经济和人口问题的考虑)。

　　70年代“红色高棉”更是壹夺取政权就把全部城市人口下放，企图彻底废除城市(壹同被废除的还有货币、家庭、婚姻、财产等等)。“红色高棉”是在毛主义影响下发展起来的，但他们认为即使是毛也没有坚持他的革命路线，没有做到“七、八年再来壹次”，因此柬埔寨在革命彻底性上要超过中国。

　　在50年代的北越，当抗美战争还未到来时，越南知识分子和干部也经历了和中国类似的思想改造和大规模的下放。大量的知识分子和干部因各种原因死于非命。

　　共产主义制度为什么在全世界到处碰壁呢？最主要的是马克思看错了人性。有人说：“共产主义是壹个美妙的理想，只可惜它走上了邪路。”

　　有人说：“共产主义的领导人不是完人，免不了会犯错误。”此说完全错误。共产制度的领导人即使是圣贤，也逃不脱失败的命运。因为共产主义所根基的是错误的人性论，它仇视能最大限度发展个体才能、提高人权水准的自由制度。丘吉尔早在1920年1月就指出：“共产主义壹定会失败，因为它违反人类的天性和需要。”他认为，这是壹群狂妄虚无的疯子，尝试将混乱的理论付诸实现，结果必然会导致腐败、脱序和内战。都被壹壹言中。

　　无神论鼓吹对人的崇拜，以前是对皇帝崇拜，现在是对自我崇拜。壹些信民主的人搞多数崇拜，认为多数等于正义，主张随大流；壹些精英大搞自我崇拜。自我崇拜的结果必然导致自我中心、自我封闭、夜郎自大、自卖自夸，拒绝学习其它先进文明；缺乏对他人、对社会、对人类历史的了解。即使学习其它先进文明，也是学其皮毛，拒绝学其内核。

　　为什么人不能被信仰、被崇拜？因为人是有限的、有罪性的。崇拜他人（自己）都属个人崇拜，个人崇拜在英语中与邪教是壹个词。教皇或皇帝或孔子都是人，是不能独尊的，独尊有限、有罪的人的指令和思想必然会给人类带来祸害。

儒教文化与极权专制之间的关系

作者 曾节明

　　文明失败的凄惨缩影

　　鄙人在拙作《扬州大屠杀三百六十周年再祭》壹文中，指出了中共国存在着极其危险的认同屠杀、反人类反文明的主流意识，以及在这种危险意识的作用下，中华民族有同世界先进文明作殊死搏斗、自取毁灭的趋势。由是在下对全人类（特别是日、中两个曾犯下过、遭受过严重的大屠杀暴行的两个民族）了发出了警汛-「比大屠杀更可怕的是对屠杀的认同」。

　　然而，为什麽会发生扬州大屠杀？为什麽向扬州大屠杀这样的人道大惨剧在中国壹再发生？为什麽在多次大屠杀之后，中国人不仅没有吸取教训，反而出现甚嚣尘上的认同屠杀的主流意识？这些背后的问题，才是最重要的问题，只有搞懂了这些问题，中、日等民族才能够从大屠杀中真正吸取教训，中华民族才能够从真正的从360年来的无比凄惨的经历中吸取教训。

　　扬州大屠杀之所以发生，并不仅仅因为外族侵略者邪恶、野蛮、残暴，妳要是能击退侵略者，他又如何能逞凶使恶？中华民族当年若不是自毁长城，通古斯满洲鞑子安能到得杨州城下？

　　明朝末年，中华民族以文明达到产生资本主义萌芽的高度，以超过对手数倍以上的国土、十倍以上的物产、人口，居然被满洲-这样壹个人口不满百万、社会处于奴隶制半野蛮状态的北亚通古斯鞑靼部落征服。这究竟是什麽原因？这壹人类史上罕见的壹节是怎样写就的？

　　事实上，扬州大屠杀只是壹个结果，是文明失败的大结局中的壹个最凄惨的缩影。其实，早在扬州大屠杀之前366年，中华传统儒家文明就已经开始失败：

　　在顽强抵抗了四十多年之后，南宋抗蒙战争终于溃败。随着蒙古军的铁流大扫荡，繁荣的南宋统治区社会经济文化全面崩溃，文明的积累、有望迈向先进的进程、苗头统统被摧毁、打断，社会大倒退，在蒙古的征服下，中华民族的自主发展第壹次整个地被打断，整个民族被强力甩进无谓的大重来的历史旋涡。

　　不能够把南宋的灭亡仅仅归咎于南宋王朝的腐败，因为宋廷的腐败只是文明失败的结果之壹。实际上，宋末中华的亡国其实是中华传统的儒家文明大失败的开始。

　　儒家能够在中华文明史上绵延两千多年，主宰中华文明壹千年以上，没有自身的优势是不可能做到的，这样壹个具有顽强生命力的古老意识形态引领的文明，怎麽会走到后来那样的悲惨境地？儒傢具有哪些优势？是儒家自身的那些缺陷导致了中国儒家文明的大失败呢？儒家及儒家文明是如何从诞生，到兴、旺，到衰、亡的呢？

　　这是壹系列沉重的、却又不容迴避的、亟待更多的人反思的问题。对之若不正确的反思并付诸个新的行动，中华民族就永远挣脱不了专制的魔咒，就永远走不出专制下恶性循环的厄运怪圈。

　　儒家产生的必然性、偶然性及其自身优势

　　被上帝创生之初，古华夏人是非常敬畏神的，这也是「神州」的由来，但后来由于神秘的原因，中华文明在早期成长的过程中，没有创生出成熟的宗教，华夏民族的有神论信仰水准长期停留在血腥野蛮杀人（杀生）祭祀和多神拜物邪信的层面，直至今日也没有根本改变。

　　这不仅造成了华夏文明在审美、艺术方面难以达到西方文明那样的高境界。更重要的是，由于宗教的缺失，中华文明缺乏对超越君王权利乃至壹切世俗利益的终极价值的化身及裁判者-上帝的关注和无限敬畏。

　　也因为这，中华文明缺乏强烈的对自然以及超自然规律的探索精神，却充斥着汗牛充栋的投合世俗权力利益需要的精神成果，如权谋诡道统治术之类的着作。在这种宗教或缺类文明的熏陶下，人普遍的容易妄自尊大，滥用自己的权谋诡计，争斗起来没有道德底线，于是「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力气」，上古时敬天畏神的华夏古人，到了春秋战国时「礼崩乐坏」，列国之间的斗争越来越残酷，社会秩序越来越混乱。文明要想在这种宗教或缺的状态下持续下去，非得要有壹种能够整合这种文明的思想学派发挥作用不可。这就是儒家在中国诞生、兴起的大环境背景,也是儒家能够在中国兴起背后的必然因素。

　　虽然有这些必然因素，却不能说明儒家这壹家在中国的兴起是必然的结果，因为在当时的环境下，只要有壹种思想学派能够整合当时的文明，这种思想和学派就能够在中国兴起，不是非得要有儒家不可，没有儒家，大有别的家可以替代。

　　为什麽结果是儒家担当了整合中华文明的主角？这完全是历史的偶然性造成的，这同时证伪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歪论。因为儒家是壹种文化，属于上层建筑，儒家的出现和兴起是大河农业文明的必然结果。那麽，这又如何解释，同为大河农业文明的古代印度、古代两河流域和古代埃及，兴起了与儒家文化截然不同的文化呢？其实，出现这些重大差异的真正原因，是各文明早期产生了截然不同的大思想家、宗教宗师：中国产生了孔子、印度产生了释迦摩尼、中东产生了汉谟拉比、莫西、查拉图斯特拉、古埃及祭司创造了拜太阳教......这些天才人物，对各自所在的早期的文明施加了重大的影响，其创立的思想学派、宗教，把个文明引领到迥异的道路上去。

　　在东周春秋时期，杰出的天才人物孔子偶然地诞生了，儒家由是而生。儒家的兴起，使得中华文明避免了如另壹宗教或缺文明-古希腊文明那样彻净湮灭的下场。

　　中国儒家创始的先秦时期数百年裡，儒家只是「百家争鸣」的壹家，并没有独大的影响力。秦灭六国后，儒家遭秦始皇残酷镇压，濒临灭绝。然而暴秦瞬间败亡，继之以汉朝，汉朝汉武帝採纳了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建议，儒家方才由衰转兴。

　　由于儒家思想本来就是其创始人孔子向春秋列国封建主建言献策的内容，因此它有着强烈的入世精神，适合统治者治世的现实需要。其「仁政」思想，就是统治术的思想。同时，儒家思想又不仅仅是统治术思想，它有壹套完整的伦理说教系统，强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强调人与人之间的礼仪规范...这使得儒家不仅有维护统治秩序的作用，更有调节整个社会秩序的作用。儒家有壹套完整的家庭伦理道德系统，强调父慈子孝、长幼有序、内外有别、安土重迁（〈父母在，不远游〉）......依此能够形成壹种十分稳定的以老人为核心、以亲情为纽带的〈血浓于水〉的人情化大家庭（家族），亲戚之间互相帮助，在〈家裡人〉之间容易成就类似于西方的〈博爱〉。并且，孔子本人站在当时世界文明之巅-华夏文明上，对落后外族征服的恶果有着清醒的认识，他说：「狄夷之有君，不如诸夏之无。」儒家思想的「尊王攘夷」观念，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民族主义萌芽，是抵抗落后外族征服、维护华夏民族利益和自主发展的最早昭示。可见，儒家起到的的凝聚中华民族的作用，是先秦各家无法比拟的。儒家的强大的凝聚作用，是中华民族两千年来能够保持基本的民族特徵、精神气质，没有被外来影响、征服改变、消灭的首要原因。

　　儒家自身的的以上优越性，使其非常适合于维繫中国这样壹个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大壹统大国的需要，因此在没有发达的宗教的情况下，儒家在创生以后，后来成为诸侯分封制时期逝去后的主流意识形态，又有着某种必然性。

　　儒家的千古罪错：追求圣王的价值观

　　但是，儒家又有着严重的缺陷，它是不完整的人类文明的精神基座。因此，儒家成为中华文明的主流意识形态，从长远来看是中华民族的大悲剧。

　　首先，儒家完全持壹种追求圣王的价值取向，认为完美的社会要靠圣王来成全。这根本是壹种人治的价值取向，这种价值取向不可能催生出民主的萌芽。儒家没有意识到圣王也是人，不可避免的有着人的脆弱性和劣根性，因此，所谓「圣王」-贤明的世俗君主是靠不住的，他（她）往往壹段时期贤明，尔后由于私慾膨胀、年老昏聩等原因，变得邪恶残暴：纵观中国历史，象唐太宗那样自始至终开明克己的圣王少之又少，而善始劣终，象汉武帝、唐玄宗、明太祖、清帝康熙、乾隆......这样的力量例子却比比皆是。退壹步来说，即使「圣王」做到了终生贤明，谁又能保证他们的继任者继续贤明？历史上，汉武帝暴于汉景帝、唐高宗不比唐太宗、隋炀帝不如隋文帝、清雍正恶于清康熙......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

　　这种依靠圣王带来美好社会的价值取向，必然会导致整个社会把越来越多权力交给君主掌握的发展势态。儒家所谓的「君君」，就是君主要象个君主的样子，要施行「仁政」，要「以德治国」，行为要向古代的圣王靠拢。但是，要实现儒家的这些理想，君主首先必须有权，权力越大，「仁政」和「德治」的恩泽也就越大，就越想个君主的样子。

　　儒家向来支持君主获取更大的权力，对于专横残暴的汉武帝、乾隆帝甚至愚蠢昏聩的崇祯帝，极尽吹捧之能事；而对于优容开明的弱势君主汉文帝、宋真宗，却绝少谥美之辞，儒家意识形态的史书、文学，把架空君主、或与君主分庭抗礼、特立独行的权臣，如曹操、王安石、韩佗谓、贾似道、胡惟庸、蓝玉、清朝三藩等，都被写成奸徒恶党、乱臣贼子，分别成为各自所在时代祸国亡国的头号罪人，儘管实际上他们的罪责并不见得比皇帝大。

　　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以降，中国曆朝历代的君主的权力不是越来越小，而是越来越大，儒家的影响难辞其咎。对待不负责任、滥用权力的昏君、暴君，儒家的历史舆论却是异乎寻常的宽容，它认为：皇帝本来是好的，之所以这样糟糕，是因为受到奸臣的蒙蔽。受儒家的影响，自汉以后，中国的政治斗争和老百姓的抗争就有隻反贪官、不反皇帝的趋向，直到今天都没有根本的改变。

　　这完全是壹条歧路。本来，绝对的君主专制是造成中国社会周期性大败坏的根本原因，被无限的君权逼迫出来的反抗不是为了限制君主权力（就像英国贵族、平民起义，于1215年逼迫英王约翰签署限制君主权力的《大宪章》那样），反而是为了「清君侧」，清除皇帝身边的「坏人」，以便使皇帝「圣明」，其结果，绝对的君主专制丝毫未变，反而进壹步加强。这就造成了中国曆朝历代的治、乱恶性循环：改朝换代、换汤不换药、中华文明进步微小、甚至停滞、倒退（如满清）。

　　最重要的是，由圣王贤明带来的臣民的、社会的福祉，是不平等的产物，是壹种「恩赐」的、施捨的福祉，是壹种随时可以收回去的福祉。儒家力劝君主向善，但对于君主行「苛政」，却没有在制度上提出任何限制的办法。虽然儒家的第二号宗师孟子针对暴君提出了「君视臣若草荠，则臣视君若寇仇」，肯定了人民暴力推翻暴君的合法性，但「君视臣若草荠」已经是壹种不可收拾的极端状态，孟子依然没能提出在制度上限制君权的办法。孟子这壹另类的民本观，与孔子的君臣父子的强调秩序论，无意中竟成为后世中国社会命运的预言：两个极端，要麽是等级森严、皇帝横行于世的大壹统社会；要麽是暴乱绵延、社会崩溃、蛮族「入主」、「家家想出皇帝」、普通人生命更无保障的极其恐怖的枭雄乱世，两千多年来，中国人没有象英国、西欧那样限制君主权力、在体制上有需改进的任何思想和渠道。这与儒家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如果硬说儒家有什麽限制君权的措施，那就是对君主壹厢情愿的道德说教和有气无力的呼吁、「死谏」，这种自下而上的建言根本不能起到限制君权的作用。历史上，有太多的提意见的臣僚遭到其主子的残、杀。两千多年来，儒家如痴如迷地追求圣王，但是现实中的君主绝大多数既不「圣」，也不「仁」，对此，儒家不是不清楚，而是莫可奈何、不知其所以然。实际上，这完全是儒家寄希望于人治造成的恶果：

　　由于自私的自然属性，人的本性是容易趋向恶的，也就是《圣经》所指的：人生下来是有原罪的。社会中的普通人，其人性中恶的壹面受到利害关係、法律（官府的惩罚）、道德、教化的抑制和化解，但是在儒家社会形态中的君主，因其几乎掌握无限权力，其人性中恶的壹面就没有那麽好抑制了。儒家在主观上确实希望君主能够控制好自己，「励精图治」，「从善如流」，这实际上如同现在希望中共官僚能够自查自纠壹样荒唐和靠不住。

　　社会的自由、人权的保障只有在对君主权力的限制中才能产生，儒家的追求圣王的价值观，实际上是对限制君主权力的放弃，对君主拥有无限权力的认同，完全是壹种专制极权的价值观。

　　可见，儒家是实行君主专制极权统治的强效精神麻醉剂。

　　也正因为此，儒家才甚得专制王朝君主的欢心，在〈百家〉中为帝王选中，至于〈独尊〉的崇高地位，逐渐成为中国主流意识形态。

　　儒家在维繫大壹统专制王朝中显示出巨大的优势的同时，他的人治（专制极权）的价值观带来的深重的祸害也逐渐暴露出来。经过宋朝大儒程颐、朱熹的发展，儒家已将君主专制秩序拔高到「天理」的地步，为之不惜「灭人慾」-人性、人道可以通通抛弃。理学，是儒家人治专制思想的登峰造极。明朝，是中国第壹个全面以理学取士的大壹统专制王朝，明朝的灭亡，堪称是儒家（人治专制）文明失败的经典。

　　尊奉理学最真诚真全面的明朝（后来的满洲统治者仅以理学为愚弄臣民的工具，自己并不吃理学这副毒药），在理学的祸害下，277年的功夫，内政外交全面失败。明朝拥有比南宋多壹倍以上的国土、多壹倍以上的人口、更有利的对外形势、并不逊色于宋朝的济济人才，却没能象南宋那样的拖住女真人，最终，拥有上亿人口、上百万军队的明朝，竟被民族人口不足百万、军队不满二十万的满洲人（建州女真）彻底征服灭亡，发生了世界史上罕见的咄咄怪事。

　　明朝末年，对外军事形势实际上要比北宋末年好得多：北宋自立国始，幽燕、辽西边防险要之地壹直被北方异族佔据，华北平原门户洞开，无险可守；明朝则壹直掌握着长城沿线和辽西军事重镇，对北方异族握有防御上的优势。明朝直到灭亡前，仍控制着西至甘肃、东北至辽西的的辽阔幅员；北宋没有甘肃、边界往北只能推进到北纬三十八度左右，南宋初年更是连陕西和淮河以北都被女真人攻佔。明朝末年，能够构成威胁的外族只有满清（后金）；而北宋在北面和西北面同时遭受着辽、西夏的严重威胁，南宋同样在北面和西北面同时遭受这更富侵略性的金国和西夏的严重威胁。和明朝末年壹样，北宋末年、南宋初年，政治腐败，宋政权不仅遭到强大外族入侵威胁，身后农民起义不断，内外交困。面对相似的危机，明朝迅速地败亡了，更困难的宋朝却能够以南宋的形式，继续生存了壹百五十七年之久。这到底是为什麽？

　　明朝亡就亡在理学上：理学造就和维繫的极端的君主专制、普遍的腐败、虚伪、迂腐僵化的思维方式使得中华民族的统治集团几乎完全丧失了化解现实危机的能力。

　　朱元璋始作佣，废除了中国数千年之久的宰相制，把权力完全集中在皇帝手裡，为成就〈圣王〉扫除了掣肘和障碍，完全符合理学标准。但是，与儒家的期望完全相反，〈绝对的权力就是绝对的腐败〉，明朝的皇帝多数比宋朝皇帝更不仁、更不圣，自朱元璋始，凶恶苛暴、骄奢淫逸、荒唐虚伪，人性中恶的壹面暴露得淋漓尽致。

　　明朝亡国的罪魁祸首崇祯皇帝治国无方、抗清无能、对付农民起义无术，却是残害忠良、草菅人命的行家裡手，他刻薄、残忍、虚伪、虚荣、愚蠢、吝啬，自己做了蠢事总要赖别人、杀别人，把把绝不逊色于北宋末年的济济的明末人才队伍驱尽杀光，自毁长城；他深受理学毒害，「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宁可失败，绝不失面子，力不能胜满清，却硬不肯议和；谋不能平李闯，却又死不肯让步，等到形势危急时想议和、南迁，却又死活不愿自己承担责任，还想把责任往大臣们身上推，因此壹再错失时机，把事情弄到不可收拾的地步，终于身死国亡。

　　但是，崇祯帝造就的经典愚蠢恶劣的「身死国亡」，却不仅没有为「天下笑」，反而长久以来为天下敬、为天下惜，这竟然是因为崇祯帝的行为方式非常符合儒家理学的行事标准：崇祯帝亲政、勤政、不滥声色、不事铺张，被儒家视为为君之大德，居然可以掩盖崇祯帝招致亡国的千古罪错。

　　按照儒家的标准，典范的君主就应该手握绝对权力、忧劳国事、事必亲躬。但在儒家理学所尊崇的极端的君主专制礼制下，没有人可以分享最高权力、没有限制君权的机制、没有更正皇帝错误的办法、没有对皇帝错误的补救措施，臣子们唯壹应该做的就是-绝对的忠诚，对皇帝的错误的服从，否则便是「乱臣贼子」。

　　在当时的情况下，能够扭转崇祯帝招来灭亡的错误的措施有：崇祯帝不理朝政，把内政外交交给比他能干的大臣去处理；臣下发动政变，拥立比崇祯帝聪明能干的新君。但是，这样的措施壹则严重违背儒家准则；后者更是「大逆不道「之举。

　　可见，儒家理学的为君之标准，是多麽的荒谬偏颇！

　　崇祯帝并不是智障，他的才具儘管极其平庸，到后来也看出来，与满清议和、南迁是挽救明朝的生路。但是明朝末年已经形成了非常强大的儒家理学的舆论氛围，在这种舆论氛围下：

　　议和就是不光彩的、甚至是投降的行为；与异族议和者是耻辱的、丧失名节的；议和又接受了不利条款，那还了得，简直就是是秦桧那样的〈汉奸〉、〈卖国贼〉了！

　　儒家的〈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儒家理学的〈忠孝节烈〉用来鼓励个人上进、指导个人的洁身自好，或许有些积极意义；但用来指导国家事务，则是完全荒唐的。国家的第壹要务是生存，以保障国民的福杫不受外来征服，而不是道德意义上的是否光彩。再则，生命权是壹切权力的基础，人权高于主权，壹切为了某个目标要人送命的理念都是站不住脚的，更何况为了所谓的个人〈名节〉而让国家、人民遭受更大的灾难呢？那隻能是彻头彻尾的愚蠢！如果不议和会招致亡国的下场，依正常的判断力来说，亡国之害自然远甚于议和，〈两害相权取其轻〉，正常的、清醒的人在面临选择只有这两种选择的时候自然会选择议和。然而，依照儒家（特别是儒家理学）的标准，〈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议和居然成为比亡国更大的耻辱！议和似乎比亡国为祸更大，以致于：宁肯亡国，也决不议和！

　　可见，儒家和儒家理学价值观的羞耻标准，实在是反生命、反人权、反理性的剧毒猛葯！儒家崇尚的虚荣，到了〈死要面子，活受罪〉的地步；儒家理学定下的羞耻标准，更是到了〈求取名节、坑杀活人〉的地步，成为壹把不折不扣的〈以理杀人〉的精神屠刀。

　　〈以理杀人〉的儒家理学不仅埋葬了崇祯王朝，也葬送了明朝象南宋壹样对抗金国壹样，形成南北对峙局面的生机。南明重臣史可法，被理学毒入骨髓，只因为李自成攻佔京畿、国君自杀，便从理学标准出发，弑君之仇，不共戴天，始终将李自成当作头号敌人，而根本不顾稍后满清入关，民族征服已成为首要危险的形势。在史可法的错误指挥下，南明政权白白浪费了壹年（1644年三月至1645年三月）的时机，既没有乘虚出击满清，又没有及时加强防御，进退失据、战守皆废。及至满清击溃李闯，倾力来攻，江淮崩溃，扬州已成孤城，明军士气低落，兵少将寡，根本无能抵御十倍于己、拥有大炮的清军，此时死守扬州，如同坐以待毙。面对这种形势，清醒的统帅壹定会放弃在扬州与敌决战，及时将主力撤出扬州，保存实力，将大部队化整为零，沿途袭扰清军。让野蛮的满洲人不战而下扬州，可以让扬州人民免遭屠戮之灾（多铎佔领新城后，再次致书史可法诱降：「若好让城，不戮壹人）。但是史可法完全为儒家忠臣标准的教条所左右，思维僵化，指挥明军坐以待毙、以卵击石、自取灭亡。他明知道满洲人极端野蛮邪恶残忍，抵抗会遭致屠城之祸，却在根本没有获胜可能的情况下搞无谓的牺牲，史可法完全把〈忠孝节烈〉放在了扬州人民的生命之上。被俘后，由于敌人有尊崇之心，史可法明知道如果自己投降，完全可以促使多铎打消滥杀无辜百姓的念头，史可法却壹心要〈成仁〉，他把个人的名节看得比扬州城壹百万人民的生命更重要。

　　比起史可法在扬州的事迹，壹个横向对比的鲜明的例子是：在美国独立战争中，1781年，困守约克城的英军统帅康沃利斯，在突围无果、败局已定的情况下，为避免军民无谓的牺牲，率八千英军向美法联军投降，把耻辱留给自己，把实实在在的福杫留给广大部下和约克城的广大居民。相比之下，康沃利斯将军是多麽的人道和理性。

　　史可法以其中规中矩的行为成就了儒家理学的楷模，但这带来的实际效果却是南明永曆政权的迅速败亡，明朝在南方的抵抗从此陷入群龙无首状态、彻底分崩离析。可以说，史可法的愚蠢理学教条行为，葬送了明朝的最后壹线生机，还大大的累害了扬州人民。

　　诚然，史可法坚定抵抗外族征服、不畏牺牲，这种精神值得中华民族永远景仰，但是他恪守儒家教条的虚荣和愚蠢，由此造成的惨痛失败和巨大的无谓牺牲，始终在他那民族英雄的光环上投下浓重的阴影。

　　如同被儒家史家追溢为〈庄烈帝〉的崇祯帝的悲剧壹样，理学楷模人物史可法的悲剧是又壹则儒家文明失败的经典例证。

　　整部晚明史，其实就是儒家在追求圣王的道路上全面失败的经典实例。

　　儒家的千古罪错：对科学技术的漠视

　　第二，儒家对自然科学、生产技术十分漠视。

　　以上提到：儒家居主导地位的影响，是造成中国的君主专制制度愈来愈强化的原因，而极端的君主专制，又造成了社会的周期性败坏、最终造成文明的停滞、倒退。有人质疑道：俄罗斯也是君主专制大壹统国家，为什麽不存在此现象？

　　直接原因是俄罗斯根本不存在儒家的影响。

　　这也涉及到中国儒家对自然科学、生产技术的态度问题。

　　儒家对自然科学、生产技术从来都是漠视的。儒家的创始人孔子，对除《易经》之外的所有自然学科都兴趣索然、不学无术，以致于其学说不仅几乎毫不涉及除《易经》之外的所有自然科学，连对自然科学的好奇心都只句难觅。《两小儿辩日》就生动的揭露了孔子对自然现象的无知无察。孔子认为生产劳动是〈小人〉乾的事，他自己不事生产劳动，也不贊成他的弟子们从事生产劳动，以至于〈四体不勤，五穀不分〉。

　　儒家对自然科学、生产技术不仅轻视，而且敌视。孔子就对生产技术的发展持警惕的态度，他认为社会对技术的注重会危害秩序和伦理道德。随着儒家的极端化发展，到了清朝，儒家对科技更加敌视，认为科技是〈奇技淫巧〉，会起到扰乱人心道德的作用，因而不宜推广和应用。

　　在孔子开创的这样的不问自然、不事生产、轻视敌视科技的传统，最适合培养动手能力和生活自理能力差劲的书獃子或坐而论道者，怎麽可能培养得出像牛顿、爱迪生那样的科学泰斗、发明大家？古往今来，没有哪壹个〈大儒〉同时又是大科学家或大发明家的（诸葛亮是个发明家，也有几分儒气，但并非〈大儒〉）。

　　要是儒家没有被〈独尊〉，儒家的漠视科技的缺点倒也不会危害中华文明，因为在〈百家争鸣〉的局面下，还有墨家等崇尚科技的学派抵消这个缺点。但是儒家被汉武帝〈独尊〉，逐渐成为大壹统中国历史的主流意识形态，危害就大了。

　　在儒家被独尊的大壹统王朝社会裡，要想跻身上流社会，出人头地，不信奉儒家思想是几乎不可能的，这就好比不接受基督教教化，却想在中世纪的欧洲立足壹样困难。因为儒家的影响，在中国的王朝历史中，上流社会的人普遍地轻视自然科学，更不齿于研究生产技术。

　　在那时交通通信远未发达的情况下，上流社会垄断着知识文化，自然成为广大社会中、下层在价值观等精神领域看齐的准则。读书人要想登上仕途，儒家的素养是重要筹码；普通人要向受人尊敬，还须〈知书答礼〉-即通晓儒家的常识性典籍（如〈中华美德贤文〉之类）、礼仪和行为规范。于是，随着儒家的越来越强大的主导地位，轻视自然科学、生产技术的观念就渗透到整个社会、至今仍然根深蒂固。

　　自汉武帝以后，中国社会虽然逐渐形成了儒家壹家独尊的地位，但如果后来没有科举制度，儒家仍然不可能对中国科技的发展产生那样大的阻碍作用-工业化迟迟无法开启、兵器迟迟无法完成从冷兵器向火器的转型（这是中国在宋末、明末两次亡于异族的重要原因）。

　　因为没有科举制度，读书便不是社会中下层做官的必然途径。下层的人既可以因为学识、也可以因为德行（如张衡之〈举孝廉〉）、义举（如打死老虎等为民除害行为）等被举荐当官。于是，广大社会中下层就不会那麽热衷于读书，儒家对社会底层的影响就不会那麽深广。在没有那麽强烈的儒家和官本位的社会氛围中，人们更加能够按照自己的兴趣和生活需要，而不是儒家的价值标准，去发展自己，形成文、理、工较为均衡发展的局面，这与中世纪的欧洲有类似之处。既然读书不是为了做官，那麽知识便更有可能和技术结合起来，取得异乎寻常的成就。据此，就不难理解为什麽中国的科技大家，如华佗、马均、诸葛亮、张衡、蔡伦 、祖冲之几乎都产生在科举制度施行之前，这壹时期的中国的科技成就，远远在欧洲之上。

　　然而，这种文、理、工较为均衡发展的局面，因科举制度的产生而改变了。 科举制度始创于隋文帝，完善并制度化全面实行于唐太宗，其表面是国家选拔人才的制度，实则专制君主笼络知识分子，稳定统治的手段。在科举制度下，无钱无势人家的子弟通过刻苦攻读跻身上流社会成为可能，这在科举制度产生以前几乎是不可能的。读书自学是壹种成本较低的途径，普通人家壹般可以接受，由是，科举制度客观上为广大中下阶层跻身上流社会打开了壹扇大门，在王朝政治比较清明的时期，它确实能够有效的笼络人心、稳定社会。

　　但是，隋文帝、唐太宗大概没有料到科举制度给中华文明带来的深远的恶果：科举制度使整中华文化更加官本位化、大大消减了中华民族的科技创造力。

　　人因其本能需要，绝大多数是嚮往上流社会的，既然科举制度像大多数人打开了壹扇门，使得〈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成为可能，这无疑对全社会有着莫大的吸引力，激发人们读书学习的热情，但是，这样的全社会的读书学习的热情，完全是冲着〈做官〉去的。这就是说，科举制度改变了整个社会追求知识的价值取向，〈学有所成〉逐渐被歪曲成〈学而优则仕〉。在强烈的官本位的氛围中，越来越多的人学习是为了做官（做了官之后当然就用不着学了，所谓〈官大，学问大〉者也）而不是在学科上有所创造、发明、发现。于是，独立的头脑、探索的精神、天才的好奇心，统统被边缘化了。

　　在这种情况下，轻视科技、又居于主流意识形态地位的儒家就开始产生了制度化的、全社会的影响，把他那套轻视科技、不事生产、好逸恶劳、不注重动手能力培养（更不要说实验了）的恶习由士大夫阶层高效地向中下阶层传播。

　　科举制度的产生，成为中国与欧洲科技发展的分水岭，彻底阻止了中华文明流向博大的文明海洋。

　　隋唐虽然成为中国大壹统王朝的全盛时期，但是中国科技发展的步伐已开始落后于欧洲，文明成就差距在七个世纪之后终于全面显现。

　　隋唐开创的科举制度，虽然制度化地加大了儒家的危害，但是由于隋唐以至两宋的科举考试的内容，并非以儒家经典为唯壹内容，兼容有诗词、算学、农政、工程水利等等，这对人们研习科技还有相当的激励作用（只不过是为做官而已，与创造无涉），所以隋唐两宋时期，儒家对科技发展的负作用还没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这壹时期，没有做官奔头的布衣毕升发明了活字印刷术、下层官吏沉括编出了了科技荟萃读物《梦溪笔谈》。

　　但是到了南宋末年的时候，儒家主导的中国文明在科技上的劣势第壹次显现出来。面对汹涌而来的蒙古大军，宋军虽然抵抗得英勇顽强，但是却再也没有以往的武器上的优势了；相反，较之以往中国人的对手-匈奴人、突厥人、契丹人、女真人，蒙古人的彪悍凶猛有过之而无不及，蒙古人更在对西方的征战和交往中，掌握了先进的火器、战船的製造和使用。因为军事科技已经落后于对手，早已没有野战优势宋军，凭坚倚险防守的优势也丧失殆尽了。宋朝抗蒙战争中的决定性战役-襄樊战役，坚守了五年之久的宋军，终因蒙军调来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回回大炮」而失败。

　　宋朝在劣势情况下抵抗当时打遍世界无敌手的蒙古达四十年之久，比起后来明朝窝囊的抗清历史，是非常难能可贵了。与明朝不同，宋朝之亡，主要亡在科技落后上。宋朝末年，中国的军事科技已经落后于西方（阿拉伯世界）。宋朝虽然腐败，但其政治体制在历朝历代中非常的优容宽松，朝廷的凝聚力非常强；它「开疆拓土」的能力虽然不足，自卫的能力却异常的强大，比起明朝，其统治集团（尤其是北宋）尚未深受儒家及儒家理学的毒害，能屈能伸，因此，宋朝的生存力非常强，连续「熬死」了辽、西夏、金三个异族外敌。如果蒙古没有得到先进的西方武器，宋朝完全有可能再熬过蒙古这壹关。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宋朝之亡，是西方的先进科技打败了中国。

　　在历史上，中华民族是壹个不善于从失败中吸取教训的民族。中国的许多事情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是进步、而是倒退。自隋唐以后，儒家和科举制度双双步入恶性发展，而且互为倚角、相互推动、共同倒退。南宋大儒朱熹把儒家的反文明性发挥到极致。朱熹壹方面把君主专制的伦理标准捧到〈天理〉的高度，为之不惜要〈灭人慾〉；另壹方面，朱熹、陆九渊大力鼓吹脱离具体事物的〈格物致知〉，〈明本心〉的求知方法，崇尚坐而论道、空谈心性。理学的价值观，实际上是儒家价值观的极端发展：在神话君主专制的同时，依托官本位，进壹步漠视、轻视科技创造活动。

　　明太祖朱元璋根本没有从宋朝灭亡中吸取教训，竟然将将朱熹註释的儒家经典《四书五经》定为科举考试的唯壹内容，科举制度终于走向全面反动，由明朝开始，历经明、清两朝，儒家对中国科技的发展的阻滞作用终于走向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明朝时期中国在科技创造上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已经非常明显了，这突出的反映在军事科技上：明朝製造火器的技术不仅落后于西方，甚至落后于邻国日本，明朝末年，中国在火铳、战刀、战船製造上已经落后于日本，这在援朝抗日战争中显现出来。在宋朝以前，日本几乎在壹切方面都是中国的学生，同样都在儒家的主导下，没有科举制度的日本，能够在科技创造上后来居上，超越中国，这突出地反映了科举制度对儒家反科技作用的助长。

　　明朝时期，中华民族的科技创造成就虽然大大地衰微，但是明朝尚没有闭关锁国，它对西方的影响基本持开放的态度，在通过与外国的交往中明朝引进了许多外国先进的科技，如造船技术、冶炼及铁器製造、几何、测绘术、天文曆法、日本的鸟嘴铳、战刀、葡萄牙火炮、英国的前膛加农炮等等。因为明朝时期，欧洲已经兴起，海上探险、贸易、殖民活动日益频繁，所以与欧洲的交往程度，明朝远比宋朝密切，这使明朝在登峰造极的儒家化的同时，科技比宋朝反倒有很大进步的原因（儘管这种进步是远远落后于世界先进步伐的「进步」）。

　　满洲人对中国的征服，使得象明朝那样对外依赖性的科技进步都成为不可能。满清全盘继承明朝得以儒家《四书五经》取士的反动科举制度，为了维繫比明朝更加专制的统治，满清统治者比明朝更加刻意地提倡儒家中最糟粕的部分-理学。更严重的是，出于对广大的被征服民族近乎变态的戒心，满清对科技创造已经不止于儒家的轻视、漠视，而是严厉压制，生怕先进的科技有利于「谋反」者；为了防止与海外的交往会使被征服民族的民族精神復甦，满清壹改明朝对西方的优容态度，实施严厉的海禁和外贸限制、驱逐西方传教士（自雍正开始）。这种极端野蛮的愚民和闭关锁国的政策是的满洲征服下的中国成了壹块儒家理学独行其道的真空乐土。从雍正朝到鸦片战争，在这块极端腐朽反动的儒家理学的极乐世界里，科技方面只有壹种可能：停滞和倒退。用英国使者马嘎礼的话说，就是「倒退回半野蛮状态」。

　　满清前、中期的的壹百五十年的极端反动的统治，直接造成了中华文明在近代的全面失败。但深层的原因却是：两千多年来，儒家与中国的君主专制相互支持、相互利用：儒家借专制而「光大」，专制借儒家而稳定。对科技来说，儒家先以科举制度、后借蛮族屠刀，将其对科技的阻滞作用发挥到极致。

　　总而言之，儒家对中国科技发展的长期的、愈来愈强的阻滞，是造成中华民族壹再被蛮族征服、近代遭受百年屈辱的重要原因。

　　正因为儒家对科技的漠视，近两千年来，儒家主导的中华文明在科技上进步越来来越缓慢，到明朝时已远远落后于西方的步伐，到了清朝，科技则全面的停滞、倒退。民族科技创造力的日趋低下，使得中华民族军事防卫力量脆弱，自主的发展越来越频繁地被落后蛮族的入侵、征服所打断，文明成果壹次次的被无谓地推倒重来，从而文明难以形成足够引起质变的积累；科技创造力的低下，使得中华社会缺乏活力和内部张力，引发不了推动社会体制性变革的冲动，这反过来又维繫着落后的专制王朝大壹统社会体制遥遥无期地延续，直至被西方列强用先进科技打开国门，屈辱地被强行推着进步—进入中共史书所谓的〈近代百年屈辱〉时期。

　　儒家的千古罪错：对神秘世界的虚无逃避态度

　　第四，也是最重要、最根本的壹点。儒家对世间的神秘现象持迴避的态度，没有对广大未知领域探索求问的精神。

　　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是壹套纯粹迎合世俗需要的伦理道德统治术学说，没有任何超越世俗之上的精神追求。孔子本人就「敬鬼神而远之」，「子不语怪力神」，儒家学说充满入世精神，指望在自己的影响下，世间能产生圣王，通过圣王实施「仁政」而实现理想社会。对天文奇观、大自然奥秘、生物起源、物质规律、生命之谜、死亡之谜、前生后世......统统视而不见、避而不谈。儒家这种陶醉于社会伦理统治术现世小圈子精神模式，实际上又是对远为巨大的未知领域的逃避，是精神虚无主义价值观。

　　孔子说得很明了：〈未知生，安知死？〉儒家的这种对现世以外以及壹切神秘领域的虚无逃避态度，可以使人忽略大自然、茫茫宇宙的令人畏惧的空灵、浩淼、幽秘；忽略人类自身的淼小、无助；忽略难以预测、在劫难逃的自然灾祸；忽略世事命运的变幻无常、难以把握...儒家只关注现世的态度，确实可以为人免除诸如无知的惊恐、求索的苦楚、深重的彷徨感、恐惧感、面对自然的卑微感等等巨大的精神痛苦，这有助于人的现实精神和精神安宁：妥善解决身边和眼前的问题，也有利于维繫壹个安土重迁的社会。

　　可以说，在中国古代生产力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儒家的这种纯粹关注现实的态度，很有效地引领中国人解决了首要的生存问题，引领中国社会走上了壹条在较低生产力基础上建立和维繫良好秩序的社会的道路。

　　儒家的纯粹现世态度，使得古代中国人很早就能够以较客观、较清醒的眼光看待事物，西汉以后的中国，比起同壹时期的中东、北非、欧洲（基督教教化以前）、北亚萨满教诸民族、美洲印第安人，中国更少受假神迷信邪教的影响，杀人杀婴杀童祭祀等血腥残暴的陋习恶俗，在中国并不普遍。

　　但是，儒家的纯粹现世的态度和对神秘领域的精神虚无主义，反过来又使人盲目自信、夜郎自大、妄自尊大:

　　壹则是，认为〈人定胜天〉（荀子语）、事在人为。

　　从这种观念出发，中国人在对自然生态滥取滥采、随意改变自然形态上表现得肆无忌惮。两千多年来，中国人对天然树林丝毫不加怜惜，人力所及之处，几乎砍伐壹空，直至近现代受了西方的影响，才懂得要保护树木。

　　从古至今，中国的居室、建筑、园林、环境建设，壹直带有浓重的人工化做作的风味，充斥着假山、假石、盆景、人工池沼、人工堤岸、碑刻、壁刻，这与西方尊崇、保留山水湖林的〈野性〉风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比起西方许多民族，中国人特别认同规模巨大的工程，对大工程破坏自然生态环境感觉迟钝。至今，中国民众如此轻易地被中共矇骗得对〈三峡〉、〈南水北调〉等邪恶的巨大工程持认同心理，这与中国对待自然的妄自尊大的深厚的传统有很大的关係。

　　在对待人自身的自然形态上，中国儒家妄自尊大传统的影响更是表现得淋漓尽致，以致使中国人到了以畸形为美的地步：历史上中国人长期以妇女裹小脚而造成的〈三寸金莲〉为美；中国人在清朝时受满洲人的影响，以扁头为美，人为地用硬枕头将婴儿的头压扁，根本无视头骨的畸形对人造成的损害或潜在损害，这种邪风陋习由于中共由东北入关夺取天下而得到加强，现在愈演愈甚。

　　二则是，在儒家（中国传统）深远的影响下，中国人普遍没有思索彼岸前生来世的习惯，对与那些个容易触发平等思想的思路航标，（如：任谁也难免壹死，即使是权势遮天的君主）中国人从来没有查看的习惯。同西方和印度大相径庭的是，中国人普遍对死亡极力迴避、讳莫如深，并没有认真留意死亡-这超越君主之上的可畏的东西。没有对超越君主之上事物的畏惧，就不可能习惯把君王看作是同自己壹样的人。

　　儒家对彼岸前生来世的虚无逃避的态度，又容易使人过注重现实的功名利禄和物慾享受，而缺乏死后受惩罚、来世受报应的畏惧感、负罪感，因此儒家社会容易滋生腐朽奢靡之风，这也是中国残忍劣等陋习远比西方基督教世界为多的根本原因。例如，中国女人为了取悦勾引男子而把脚裹得纤小，而中国男人为了满足恋足、色慾而鼓励纵容妇女缠足，由是缠足之风，愈演愈甚，向极端发展，到了完全无视人的身体的自然比例（反自然），无视人的痛苦的地步（反人道），而且，对于缠足陋习，壹千多年来批评的声音非常少。中国历史上根深蒂固的缠足陋习，充分暴露了了儒家纯粹关注现世，缺乏负罪感（漠视人的痛苦）、缺乏对自然的敬畏的极其丑恶的壹面。

　　就中国历史上的君主来说，他们按儒家的标准是神的儿子（天子），但却根本没有对神的的信仰，也没有真正的对天地自然的敬畏，他们没有任何道德底线和罪恶感，因此妄自尊大到了极点；再加上君主手中掌握着最高的专制权力，由此这些人往往穷凶极恶、穷奢极欲，无以復加。

　　秦始皇焚书坑儒、汉武帝滥杀臣僚家眷、汉成帝、隋炀帝纵慾变态乱伦、明太祖大杀功臣、崇祯帝推责诿过、苛暴嗜杀、视群臣如草荠、满洲君王狂屠汉人：〈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满清雍正、乾隆二帝以言治罪、大搞文字狱、大杀文人......中国历史上君王的残暴，完全可以让欧洲中世纪最残暴的国王自我感觉仁慈。

　　历代君主们为了维护壹己之私，不惜发明、採纳最残暴、最残忍、最惨无人道的酷刑去残杀、折磨它们所憎厌的人：车裂、腰斩、凌迟、剥皮、抽筋、挖心剖肝、阉割.....无所不用极其。其中，车裂、腰斩、凌迟这样的最残忍的酷刑，居然先后堂而皇之地进入历朝律法刑典。

　　中国历史上的君王们为了独佔众多的女人，居然採取阉割所有的内宫的男性服务人员的做法，如此惨无人道的规矩，竟能成为历朝历代冠冕堂皇的典章制度，延续数千年之久，而几乎没有招来任何（儒家的）非议。

　　除满洲入关征服者之外，大多数昏君、暴君都受过良好的儒家教育，儒家却不能象基督教教化欧洲国王壹样，使这些人象欧洲基督教君王壹样，稍许收敛壹点自身的恶。

　　可见，儒家的完全关注现实俗世的变相无神论意识形态极大地纵容了中国人人性中的恶，对促使中国社会向人道、文明转型没有任何积极意义。

　　对未知领域、神秘现象、彼岸世界的漠视、迴避、忌讳，使得儒家不思进取、满足于低水平层次上的和谐、固步自封，最终使得整个文明停滞。

　　古往今来，人类不断的发现和研究成果证实，人类的知识是非常微不足道的（至今仍然如此）。人们唯有对巨大无边的世界宇宙万事万物乃及自身做勤奋的探索，才能够使文明有所进展。对世界宇宙万事万物的外在研究探索，促成了科技进步；对世界宇宙万事万物的想象和内心感悟，则促成了宗教的发达。而儒家对对大自然奥妙的虚无态度，是无所谓文明进步的蒙昧主义价值观的体现。

　　由于儒家的精神虚无主义和蒙昧主义传统，两千多年来，儒家始终没有任何科技探索的精神力和热情。这是两千多年来中国科技始终难成气候的根本原因。

　　由于第四大类的缺陷，儒家的〈敬鬼神而远之〉实际上成了〈既不敬鬼，也不敬神〉，〈避鬼神而远之〉，儒家对〈鬼〉、〈神〉等超自然神秘事物的冷漠和疏远，儒家实际上是披着〈天命观〉外衣的超级无神论。

　　因为对超自然神秘事物的冷漠和疏远，因此两千五百年来，儒家也就始终无法形成对超越君王之上的神秘力量-神（上帝）的崇拜，所谓的〈儒教〉也就始终无法发展成为壹门超越君主、制约君主的真正的宗教。在儒家的支配性影响下，中国本土始终无法产生任何超越世俗君王之上的真正的宗教。而由印度传入的佛教，在儒家的排斥和扭曲下变味，成了壹门向世俗君王行跪拜、精神屈从于世俗权力的极端避世的活死人组织。基督教虽然在唐朝时已传到中国，却因为儒家的强烈排斥，长期处于极度的边缘化境地。

　　儒家无能产生宗教、以及阻挠破坏宗教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产生了深远、重大的恶果，反过来又大大强化了儒家的上述所有重大缺陷，成为两千多年来中国社会不人道、不民主、不自由、无法治、无科学的总根源。儒家根深蒂固的非宗教性影响，是中国实现民主宪政的主要障碍。

　　作为这壹结果，最显着的是，儒家这种无能超越世俗君王的局限性，反过来又使它为世俗君王所凌驾，利用，大大强化了其专制帮凶的性质。汉武帝将儒家笼络为捍卫君主主专制的道统，开启了儒家思想统领的王朝时代；元世祖忽必烈看中理学提倡的反人性反理性的忠君思想；第壹次将其拔到〈国学〉的高度；朱元璋第壹次将理学定为进身之敲门砖，同时却撤太庙孟子像，大肆诋毁孟子的民本思想；满清统治者壹面继承朱元璋对儒家的态度，另壹方面却大力封杀孔子的〈尊王攘夷〉等民族主义思想，以掩饰自己的外族征服者面目，防止汉民族民族自主意识的復甦。

　　在这种被世俗君王凌驾、利用的发展过程中，儒家的精华不断地流失、糟粕却不断地强化、膨胀，发展到满清乃至后满清时代，终于成为壹门反民主（专制主义和官本位）、反人权（长幼尊卑、忠孝节烈）、反文明（阻碍科技进步）、反人道（存天理、灭人慾）的〈四反〉歪理邪说，似教非教、似学非学，成为中华文明完成近现代化转型的巨大障碍。

东方文化的精神剥削

作者 关敏 写于二零零六年

　　愚民思维方式

　　1．天崇拜的起源

　　范文澜综合了史书记载的传说后认为：“炎帝姓姜……姜姓是西戎羌族的壹支，自西方游牧先入中部”，慢慢开始农耕。羌族孕育了包括“犬戎”、“白狗”、“白狼”等西戎族，还孕育了汉族、党项、土蕃、藏族等民族，而且古羌族流入蒙古草原参与了蒙古草原民族的形成。据有的专家研究，单音节有声调的汉藏语系就发源于单音节的古羌语。

　　例如，现在用得最滥的“美”字就是这样，美字由“羊”字和“大”字组合而成。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美……从羊，从大羊。”徐铉註释道：“羊大则美，故从大。”可见华夏先祖的审美观是游牧人唯物主义的审美观。

　　在炎帝进入中原之后，传说中的南方“兽身人言”的九黎族蚩尤也北上中原。“九黎族驱逐炎帝族，直到涿鹿”。炎帝便联合黄帝族，共同打败蚩尤，地点在涿鹿；后来黄帝与炎帝三次大战发生在坂泉。上古时期涿鹿、怀来、妫河和燕山地区是游牧民族的地盘。后来，黄帝又定都于涿鹿。最后，黄帝叶落归根，“黄帝崩，葬桥山”，而桥山更是地处西北。炎黄二帝起源于西北游牧族和游牧区，因此必定崇拜天，也就是崇拜草原和游牧民族的“腾格裏”。《史记》说，轩辕黄帝擒杀蚩尤以后，“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

　　《草原帝国》的作者、法国研究亚洲史的泰斗勒尼.格鲁塞说，“匈奴人于公元第三世纪后半期时组成了壹个统壹的和强有力的民族。他们的首领被称作单于，这称号的全文译音为撑梨孤涂单于，汉文内译作‘天子’，撑梨为突厥——蒙古语字根，它显明的是突厥字与蒙古字‘腾格裏’（天）的译音”。从匈奴到突厥，再到蒙古，全都崇拜腾格裏。在黄帝时期的西北游牧族就崇拜腾格裏，要不当时的各部族就不会把黄帝尊为天子了。腾格裏崇拜和天子这壹称号都来自上古时期的西北游牧族。原来华夏族的“天崇拜”，是炎黄二帝从草原老家和游牧祖先那儿带到华夏来的。

　　2．日崇拜

　　春秋时晋人伯瑕认为日食是“不善政之谓也。国无政，不用善，则自取谪于日月之灾。”影响最大的因日食而下诏自责的当属汉文帝。公元前178年，日食之后文帝下诏：“朕获保宗庙，以微眇之身托于士民君王之上，天下治乱，在予壹人，唯二三执政，犹吾股肱也，朕下不能治育群生，上以累三光之明，其不德大矣。”汉文帝把日食原因归咎自己，并广泛征求进谏者，他成为后世帝王遇到重大灾异时下“罪已诏”先例。

　　日食，表示君主受到了侵犯，或是说明有人搞阴谋诡计，在皇帝背后捣鬼。唐代孔颖达在《左传正义》中写道：“日食，阴侵阳，臣侵君之象，救日食所以助君抑臣也。”能够搞阴谋的人往往是亲近大臣，所以汉代常常为日食免去宰相壹级官员的职务，甚至把他们处死。

　　黄初二年六月，日食发生。负责官员将此事上报文帝曹丕，要求按旧例罢免太尉以避灾。此时的太尉是老臣贾诩。贾诩在曹丕做太子壹事上立有大功，而且还因贾诩的深谋远虑对巩固帝位大有用场。这黄初二年，是曹丕登基称帝的第二年，政局还未稳定，不能因壹个小小的日食就除掉贾诩。所以，曹丕听完报告，下诏说：“上天降下灾异，是警告天子的。天子委过于下级官员，这不是圣人的做法。文武官员们，大家小心尽职吧！以后凡有此类警告，绝不归罪妳们。”曹丕这纸罪己诏书，不仅保住了贾诩，而且也为自己买下了美名。

　　太子石宣骄奢淫逸，大造宫殿，役使民工数万之多，百姓怨声载道。禁军领军王朗上奏皇帝石虎，希望他能对太子的行为加以阻止，但因此却开罪了太子石宣。建武十年，天空中出现了“荧惑守房”的星象。“荧惑”就是现在所说的火星。火星本呈红色，亮度常有变化，行踪忽东忽西，忽明忽暗，因此称火星为“荧惑”。所谓“房”就是房宿，是二十八宿之壹，它和心宿同被古代星象家称为“天王布政之宫”。他们以为，反復无常的“荧惑”停留在天王布政的地方，自然是不祥之兆。石宣要借这天象除掉王朗，于是就收买负责天文星象的太史令赵揽，要赵揽向皇帝石虎进言，就说要想逢凶化吉，必须“以贵臣王姓者当之”。当石虎问“这王姓都是谁”时，赵揽脱口而出，说：“王姓大臣中最尊贵的，莫过于王朗了”。石虎不同意，要赵揽再举出个次壹等的。赵揽无奈，只好再举个次壹等的中书监王波。于是王波就莫名其妙地做了祭刀鬼。通过星象师之手，灾祸就转嫁到了茫然无知的王波头上。

　　远古的人们认为，日食就是太阳被某种动物吞食，就象猛兽食人壹样，所以叫日食。他们每逢这时就进行救援，敲锣打鼓，弄出各种声响，要吓退野兽。大约从夏代开始救护日食就成了国家礼制的壹部分。每到这壹天，就在国家举行重大祭祀的场所敲锣打鼓，向神献祭。假若正在举行重要会议，也必须停止，因为这是壹个危难时刻。“日有食之，于是乎用币于社，伐鼓于朝。”若哪位大臣不肯去救护，“乃是不君事其事也”（《左传正义》），即不以其君为君，这样的罪名谁敢担当？

　　《全唐文》卷410中对举报私藏天文书籍者，给予升官或五百贯赏钱。对民间私习天文者给予流放、充军甚至死罪的惩罚。明太祖朱元璋还规定只允许有世袭权利的人学习天文。青年学者江晓原在《天学真原》中认为，中国古代天学“在上古是王权的来源，到后世是王权的象征，因此，如果谁打破了天学的垄断，就意味着王权受到挑战并被削弱。……天命的确认（王权的确立），除了依靠经济、军事、德行之外，最根本的政治资本是天学。”

　　日食是上天对皇帝的某种警告。这或许是因为大臣捣鬼，也或许是因为皇帝自己有什么错误。如有过错，就要认真反省，改正错误。假如历法预报的日食没有发生，人们就会说那是因为皇上的德行感动了上天，于是就要庆贺。唐玄宗时有两次预报的日食没有发生。壹次是因为在中国看不到，壹次是刚开始日食，太阳就落山了。但天文学家壹行告诉玄宗说：这是皇上的德行感动了上天。

　　3．“天人合壹”的专制类比思维

　　要弄清“天人合壹”的含义，关键是弄清“天人合壹”中“天”的意义。《四库全书》中有200余条表述“天人合壹”的材料。“天”包含着如下内容：天是可以与人发生感应关系的存在；天是赋予人以吉凶祸福的存在；天是人们敬畏、事奉的对象；天是主宰人、特别是主宰王朝命运的存在（天命之天）；天是赋予人仁义礼智本性的存在。今天不少人把“天”理解为自然界，认为“天人合壹”就是“人与自然合壹”的内容，则壹条也没有找到。

　　古代的“天人合壹”的“天”并不是自然，而是超自然的神秘；“天”按最早的字书《说文》的解释，表示至高无上。“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的“天”就是这个意思。

　　天字在甲骨文中就有出现，是壹个头部突出的人的形象（见下图 ，据许进雄，古文谐声字根，臺湾商务印书馆，1995，页705）。最初的意思仅仅是用来表示人的头顶。殷商人特别崇拜鬼神，他们心目中至高无上的主宰被设想住在天上， 但在甲骨文中是用“帝”来表示而不是“天”，甲骨文专家许进雄教授认为，那时的人似乎还没有把头上的整个空间明确地看成壹个系统。

　　周武王伐商誓师时责备纣王“弗敬上天，降灾下民。皇天震怒，商罪贯盈，天命诛之。予弗顺天，厥罪惟钧。”他这是执行天的命令来了。三篇誓词，不到八百字。“天”字出现了十九次（《周书·泰誓》）。

　　周战胜了商，成为中国新的统治者，“天”也成了宇宙万物的最高权威，道德的最后裁判，后世无不奉行。

　　秦王政十九年（前228），嬴政在中国历史上第壹个自称皇帝，他命工匠将李斯写下的“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个篆字，刻在灭赵国时得到的和氏璧上，作为他的传国玺。从此这块石头便成了神圣之物， 后来被想当皇帝的野心家争来夺去，以为得到这块传国玺，自己便也“受命于天”，即从天那裏得到统治万民的合法性了。皇帝被称为天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所有的土地人民都是属于皇帝壹人的家产，任他予取予夺，“天经地义”。

　　所以刘邦和朱温当了皇帝，都忘不了向本是农民的父兄夸耀，妳看我置的家业有多大！臣下也跟着呼万岁。别说皇帝，晁盖和宋江占山为王，也是打的“替天行道”的旗子。

　　当人们处于绝望之际，常常会呼喊“天啦！”“苍天在上！”，“天”成了他最后的希望。这个精神世界之天比自然界之天更是无所不在地渗透在中国人的生活中。

　　《易经》开宗第壹章有壹句话，“天垂象，见吉凶，圣人则之。”（系词上篇）这是说人间的伦理秩序，道德规范都是天规定的，体现在自然之天所显示的现象中，而天象的变异则预示着祸或福将降临人间，以后就成了中国人认识世界和行事的准则。天成了和人壹样有思想意誌、喜怒哀乐、超人而且超自然的神秘力量 。

　　《荀子.王制》曰：“君臣、父子兄弟夫妇，始则终，终则始，与天地同理。”

　　董仲舒云：“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类合之，天人壹也”（《春秋繁露.阴阳义》）。即：天是有喜怒哀乐的天，可以和人感应、能够给人以吉凶祸福的天。

　　那时的人们知道，物与物在不接触的情况下是可以发生感应的。比如磁石可以吸铁，琴弦可以共振等等。感应的发生是由“气”在做中介。感应的发生是有条件的，比如磁石可吸铁，但不吸铜；琴弦的共振，也是宫弦和宫弦共振，商弦和商弦共振。如同牛鸣牛应、马鸣马应壹样。于是得出结论：只有同类的事物可以互相感应。

　　董仲舒为论证天人可以感应，首先需要论证天人同类。他论证说“天人相副”，即人是天的副本；人是天按自己的样式制造出来的。譬如，天是圆的，所以人的头圆；地是方的，所以人的脚方。人为什么有两只眼？因为天有日月；人为什么有四肢？因为天有四季；人为什么有喜怒哀乐？因为天有阴晴。天有360日，人的骨头有360节。由此建构了壹套完整的确认皇帝应当“法天而治”的理论。

　　董仲舒讲：“三”代表了天、地、人，“1”是把握、参悟；“王”就是掌握了天、地、人规律的圣人，是无所不知的圣王。“古之治天下者必圣人。圣人有国，则日月不食（蚀），星辰不陨，勃海不运，河不满溢，川泽不竭，山不崩解，陵不施谷，川浴不处，深渊不涸”。

　　它壹方面树立了君权神授的地位；另壹方面强调不可违逆天的意誌，否则必有祸殃。他告诫人君，如果善待百姓，把国家治理得好，上天就会降下祥瑞；黄河清，彩云现，禾生双穗等等则是祥瑞。相反，上天就会发出警告，直至给以惩罚，“自绝于天”会失去权位、改朝换代。日蚀、月蚀、陨石坠落、花木不合时令的开放或生长，都被视为上天的警示；地震山崩、洪水泛滥或久旱不雨、蝗虫蜂起，不只是警告同时也是上天在施行惩罚了。

　　自然界出现不寻常的现象，被认为是人事的影响，这种影响并非说人类活动破坏了植被，汙染了河流土壤之类的影响，而是指因为周幽王宠信了褒似导致歧山发生了地震。这种基于“天人合壹”的“天人感应”，将自然界的变动看成是上天在传递某种神秘的信息。因此董仲舒的“天人合壹”中的“天”，不是自然之天，而是有人格意誌的神。

　　董仲舒的原想让皇帝因敬畏上天，也不得不对自己残虐百姓的行为有所收敛，但实际上难以收效。因为中国文化传统中有壹套自欺欺人的消灾弥祸的所谓禳解办法，如用祭祀以贿赂天地神灵；将责任推给臣下，让他们当替罪羊；让和尚道士给冤死者念经“超度”等 。灾害发生，受灾的仍是老百姓，腐败的统治者照样腐败并心安理得。

　　董仲舒认为“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就该“受命于天子”。“王者父天母地，为天之子”（《白虎通》卷壹）。“盖闻天生民，不能相理，为之君，使司牧之”。也就是说人民生来就不能自主、自理，必须由天父地母的王者来管理、来恩赐。人生而就是不平等的，有贵贱之分，在下者应当服从在上者，也就合于宇宙的公理。

　　“天人合壹”把统治者地位神圣化、绝对化、永恒化；如果谁敢反抗专制统治，就是“天理难容”，身首异处；“顺天者昌，逆天者亡”。皇帝是“奉天承运”，所谓天人合壹，说到底，仍是为巩固皇权服务。

　　按照这种“天人合壹”的逻辑，就自然本身去探索自然也是没有必要了，答案就在人世间，就在学者们的心；坐在那裏冥思苦想，就是格物，也可以致知了。

　　如发大水是“小人专制擅权、妒疾贤者、依公结私、侵乘君子，小人席胜，失怀得誌，故涌水为灾。”因为“水者，纯阴之精也。”阴气盛就要闹水灾，而小人属阴。

　　闹蝗虫，那原因在《易传》上有：“大作不时，天降灾，厥咎蝗虫来。”《河图秘征篇》说的更具体：“帝贪则政暴而吏酷，酷则诛深必杀，主蝗虫”。

　　这种思维方式扩散到民间，便成了天上落下壹颗星，地上就要死壹个人，帝王上应天星不说，他的文臣武将也都在天上各有自己的位置；万物皆有灵性，不仅人能修炼成仙，狐狸也能成精，石头也可通灵，雷公电母，财神瘟神等众多与人的安危祸福相关神，都在《封神榜》上有名有姓，而人民也真个把他们供奉起来。闹旱灾了，禁屠宰、关南门、求龙王；出现瘟疫，请道士打醮，找端公跳坛神；有人亡故，请阴阳找风水宝地埋葬 ，以求多福多寿多子孙……直到到民国时期仍是常有的事。

　　最早使用“天人合壹”概念的，现在能查到的出处是宋代张载的《正蒙》。和张载同时的程颐就说：“天人本无二，不必言合”（《二程遗书·卷六》）。张的“合壹”，程的“无二”，其内容是说，天人同此壹气，或同此壹理，人的仁义礼智本性乃是天的赋予。在他们的着作中，这个赋予人以善良本性的天也是壹个人们必须敬事的天，是壹个可以和人感应的天，是可以给人以吉凶祸福的天。

　　周敦颐的《太极图》，邵雍的先天图，被认为是讲述天人合壹思想的代表作。那裏讲“仁义礼智”是天所赋予的，人世的秩序是天的秩序的副本。

　　李慎之先生指出：“道家、中国化了的佛家、法家、阴阳家、兵家、农家、医家，以至风水、气功、武术、房中术……”都把“天人合壹”作为自己的出发点与归宿点。李先生称之为中国文化的小传统，并说：“近代以来，中国大传统中的“天人合壹”说已经大大式微，但是在小传统中近年却不但重新抬头，而且日见流行”。小传统中的“天人合壹”，各式各样，臺湾的宋七力组织了个“天人合壹研究会”，并不研究什么人与自然的关系，而是用他的“分身”、“眉心放光”等等来显示他的“天人合壹”境界。

　　“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隆笼盖四野”。这是自然之天了。中国人很註意对这个自然之天的观察，留下丰富的记录。可惜没能把天作为壹种独立的自然现象去研究，而是把自然之天和精神世界的天混在壹起，简单地说就是“天人不分”。

　　中国因为天人不分，对人与自然的关系得不到理性的认识，也就无法正确处理。

　　秦始皇自以为权力为天所授，便可以凌驾于自然之上而为所欲为。南巡至湘山，逢大风，几不得渡，于是大怒，派刑徒三千人去把湘山上的森林砍光，直到裸露出红色的土壤，作为对山神的惩罚；壹次梦见与海神战，解梦的方士说海神是看不见的，但要有大鱼、蛟、龙出现，就表示他在那裏了，于是出海去找寻，在山东之罘见巨鱼，自用连弩射杀。

　　秦始皇是信奉“天人合壹”的，而且身体力行，为修炼成水火不进，能凌云气与天地长久的“真人”，动用70多万人修阿房宫，因为“真人”需要住这样復杂深沉的房屋群，使外人不知道他住在哪裏。为此，四川、湖北的许多山头被砍光了。

　　秦始皇筑长城是信了“亡秦者胡”的预言，还有修驰道要求笔直，堑山堙谷。这些工程，对环境的破坏是巨大的。秦始皇干出的壹些事，比唐吉诃德还令人哭笑不得。

　　武则天下令百花在冬天齐放，当然是编出来的故事，说明“天人合壹”并不尊重自然。某些人自诩中国文化不与自然作对，而是追求“天人合壹”，那是纸面的东西，不是实际。

　　实际是，中国的土地上许多山头早就是童山濯濯，黄河下游因泥沙淤积成为“悬河”，举世无双；而且长江也在步黄河后尘。“天人合壹”在哪裏呢？楼兰古国成为荒漠废墟；就是因为天人不分，不能了解自然所致。以为天下就是自己目光所及那个范围，自以为居天下之中，可以关起门来过日子，各人自扫门前雪，这难道是对自然的总体认识？倒是西方把自然作为独立的对象去考察和研究，才真正弄清楚了各种自然现象之间，产生了科学。

　　人类的活动对万物的变化是有影响的，但不存在周幽王宠信褒似就会导致地震的因果关系。“华夏金汤固，河山带砺长”。这是清朝时在黑龙江西边中俄界碑上刻的字；坚如盘石，安如泰山是习惯的认识。泰山其实在不断升高，也因受风化剥蚀而失去原有的高度。

　　精华与糟粕并不是机械性地混合在壹起，可以简单地剔除糟粕而保存其精华。仅仅笼统地高喊回归“天人合壹”，恐怕对急需民主化的中国有害而无益。

　　4．语言落后和思维逻辑缺乏

　　林语堂认为，汉语是诗的语言，它朦胧、隐晦、简练、随意，具有跳跃性、整体性，它重意境、暗示、象征、音韵，因此，几乎随便几个汉字组合在壹起，都能构成壹首诗。但是，汉语的这些特征与科学描述的精确性是相悖的，所以，汉语不是研究科学的语言。中国文化是诗的文化，不是科学的文化。

　　从语言上看，古汉语属于人类的早期语言，语言的模煳必然导致思想的模煳，中国语言逐渐走向了单音化的道路，诗歌散文琅琅上口，思想却苍白空洞。语言中没有时态、语态，语法跟婴儿语言壹样简单，连件事情都说不清楚，妳能期望他们有独立的人格，像个贵族壹样互相尊重？不可能。语言没有说服力，只能用暴力来说服了，哑巴急了干什么？

　　西方在2000多年前就有语法着作，中国人学语言壹直很仓促，语法、标点符号是在西方入侵后才引进的。西方语言的语法规则较復杂，中国语言就没有西方语言中的因时间、单復数、人称和语气的变化而导致的动词的变化，汉语很简单[没多少语法规则]，汉字很难。这样，西方的小孩掌握语言的过程就是掌握语法规则的过程，从小就产生了守规则的意识，这为守法奠定了基础；汉语的规则少，会说汉话产生不了规则意识；汉字的笔划多，难写；同音字多，难记；又是正楷字、又是各种不同类型的草字，把人都弄煳涂了，产生不了遵纪守法的规则意识，只会产生狡猾崇拜[所谓的书法艺术]。

　　比较同时期的希腊、印度和波斯文明，就可以发现春秋战国时代的思想流派，在思维深度、逻辑严密程度上，都差得很远。譬如：2000多年前古希腊就有逻辑学、语法学；印度2000多年前也有了语法学。中国壹直无逻辑学、语法学，不知道思维的规律；语法学是1840年后引进的。中国禅宗抛弃了印度佛教的因明等逻辑理论；道、禅皆主张直觉。中国人最拿手的只是比喻、象征、暗示、零散的思维，庄子、韩非子则以寓言、故事“论证”其哲学，《论语》、《老子》、禅宗语录等只是格言警句式的思想火花的汇合。

　　逻辑即人类的语言规律、思维规律，进而万事万物发生、发展、进化的规律。形式逻辑最重要的第壹条的规律就是同壹律。同壹律就是人与人之间寻找共同的语言，有了共同语言之后，才会进壹步对事物之间的关系进行讨论，没有共同语言壹切都是白搭。不要把同壹和统壹完全等同起来[那是列宁搞的]，壹等同起来就是为极权专制服务中国人根本问题是没有遵守同壹律。对他人严，对自己松；对上级拼命的吹捧，对下属、贫民，就百般刁难。在他们的心中永远没有平等，他们只有强盗逻辑和法西斯逻辑。有人鼓吹“不平等是人类发展的动力”，真是反人类的奇闻！动物世界是不平等的世界，人类社会是追求平等的社会。人类社会是追求平等的社会的前提是人有正确的形式逻辑思维,否则就会搞类比推理，把人当牛当马当猪当砖头当螺丝钉，最后必然走向文革似的非人社会！

　　黑格尔认为中国的思维方式带有婴儿时期的直观性和不成熟性，缺乏成年人时期的成熟思维能力。林思云说：中国人的大脑成长速度异常缓慢，20岁中国人的理性思维能力，还不及10岁西方儿童的水平。如果壹个成人的理性思维能力仍然停留在少儿的水平上，在医学上就被称为精神障碍者。按照西方的标准，大部分中国人都应该算作轻度精神病患者。

　　5．忽视细节的原始思维

　　长于分析、註重细节、註重个体的精密思维与民主相关，囫囵吞枣的整体主义的粗糙思维与专制相连。譬如；西方人写通信地址是先写自己的门牌号，再写村、镇、县等名称；中国人却相反。在时间上，西方人是日月年，中国是年月日。在姓名上，西方人先名后姓，中国人先姓后名，而且中国人特别强调姓。

　　美术：如断臂的爱与美之神维纳斯、蒙纳丽莎梦壹般的神秘微笑都以细节见长；中国的《清明上河图》描绘的是大场面，很符合中国人自大的心理。小说：西方小说的心理描写十分的详细，中国的小说都是壹些大场面，缺乏细节描写。荷马史诗就有详细的心理描写，《三国演义》心理描写就差得多。

　　壹位牧师曾问壹位钟表行家：“妳知道为什么最好的手表是日内瓦生产的吗？”行家答曰：“不知道。”“因为日内瓦有加尔文的基督教教派。”牧师说。“因为基督教非常严谨和註重细节的投入，使日内瓦的工匠们生产出了最精确的手表。”

　　当亚运会在广岛结束的时候，六万人的会场上竟没有壹张废纸。全世界的报纸都惊叹：“可敬的日本民族！”因为没壹张废纸，全世界就服。再看看“十壹”天安门广场，观看升旗的人们散去后，满地的废纸，到处乱刮！外国人壹看就认为：中国要同日本比，还差得远呢！万事从小事做起。哪次飞机失事不都是因为壹节油管不通、壹个轮胎放不下来才失事的？

　　中国人忽视细节的整体主义思维习惯，妨碍了真理的发现，导致了技术的落后，使人陷入了“上智下愚”的专制主义的困境。

　　6．没有超越的血缘性的狭隘思维

　　中国没有超越世俗的思考，没有多少高深的理论。孔子註重“人伦”和“事功”，他的学问集中在如何处理人际关系上以及具体成事上（“事统”），并不教导学生以对知识的抽象兴趣，他不愿意像苏格拉底那样以讨论超越人伦事功之物为使命。

　　人文思考从根基处说是壹种抽象的玄思，它的根本性观念是从人类（the human race）的角度来思考人存在的根基，由此才会有超越性问题：人的本性、人的本源、人和大自然的关系、人和神的关系、人和人的关系。它把人作为类来思考，超越具体人伦事功，超越有限的存在。“人文”是以古希腊思想及其方式为根基的。

　　中国搞几千年的“以孝治天下”。中国人的“礼”和“孝”最初都是维护血统的纯正，以后转化为对等级的强调。“孝”就是血统论，就是不讲是非正义[父子相隐]，就是神化祖宗家长，搞“祖宗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因此，中国人的思维缺乏中立性超越性。

　　有人鼓吹“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合于自由平等要求的。其实，这是曲解。“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以“孝”道为基础。离开了孝的背景解释壹通，必然得出壹个假结论。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意思就是：我不喜欢的东西或事物，我不会施给妳。好象很合情合理，其实不然。由于孝道的作用，“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变成了“父不喜欢的，子就必须不喜欢；父喜欢的，子不能反对甚至必须接受”。这就陷入了专制愚昧的泥潭。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做不到的，孝道使它无用，强权使它虚伪。譬如：孟子不喜欢别人骂他，那末他就不应骂人；他怎么骂反对他的人是“禽兽”呢？孔子不喜欢别人杀他，他就不应杀人；他为什么乱杀少正卯呢?

　　有人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处理平等的人之间的关系；问题是中国古代根本就没有平等的人，哪会有处理平等人之间的关系准则。

　　我不欲不等于人不欲，我所不欲可能是人所不欲，也可能是人所欲。“萝蔔、青菜，各有所爱”，我不喜欢吃萝蔔，而我的儿子却喜欢吃萝蔔；难道就因为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名言，就不给我儿子吃吗？

　　孔子提倡“仁”，并指出“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儒家当官后,“达”的是自己的亲朋好友，是赤裸裸的腐败。推己及人的处世观，强调的是“己”，而不是公义。什么都用“我”来做标准，用“我”来衡量壹切，这就陷入了“唯我独尊”的“定于壹”的专制逻辑。孔子思维的根本错误就是“以己推人”，这必然导致“唯我独尊”的专制主义和“唯利是图”的假仁假义主义以及“唯祖是从”的復古主义。

　　泰勒斯 (前625年～前547年)说：“不要做妳讨厌别人做的事情”。有人说，这和中国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有异曲同工之妙，可人家比孔子早。西方宗教的教义说：“无论何事，妳愿意人家怎样待妳，妳也要怎样待人”。如果别人不愿意，那么就不要“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如果自己不欲而人欲，那么不妨听之任之，而不要认为他错了。

　　正确与错误、正义与邪恶不是根据“欲、不欲”和“施、不施”来划分的，而是根据是否侵犯人权来划分。人们行为的正义标准只能是蕴涵了自由平等博爱的人权。当代社会的绝对标准就是人权。联合国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及其人权公约，各国人民和政府都应遵守，不能违反。否则，就成了野蛮的国家。

　　孔子的“欲、不欲”和“施、不施”的道德说教只适合于三岁儿童的理解力，经过2000多年，中华民族的思维水平还停留在幼儿园阶段，实在可悲!

　　1911年的革命已经使传统社会崩溃，儒家的唯我独尊的专制地位也随之崩溃。儒家的运转体系也随之死亡，但儒家的专制思想仍然影响着人们。1949后，中东欧的专制文化——马克思列宁主义取代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壹般认为：儒家学派已在文革中被彻底整死了。

　　当代的儒家信徒否认儒家的专制思想。如果儒家没有专制思想，专制的皇帝会独尊儒家吗？应该说儒家思想的核心就是专制思想，不过是用虚伪的“仁”进行了包装。

　　在人权时代，专制的东西肯定没有用了，用它只会阻碍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儒家信徒总会举壹些片言之语来说明儒家没有专制性，那是因为他们的思维就是专制思维，就象蛇毒对蛇不是毒而是宝壹样。

　　壹棵大树被天牛咬死，并不是天牛吃得太多，而是天牛将树干中输送养份的管道切断了，使得整个系统不能运转。同样，贪官汙吏造成社会动荡并不是由于他们贪汙了多少钱财，而是由于他们破坏社会公正、破坏经济运行、破坏了政府职能的运转，使得社会、经济、政府这些系统趋于崩溃。而且贪官汙吏的级别越高，造成的危害就越大，如果是独裁者发昏破坏整个系统，崩溃就指日可待，比如胡亥、杨广、蒙古皇帝、毛泽东等。

　　当壹个人咽下最后壹口气后的壹段时间内，浑身壹百万亿个细胞，壹定“绝大部份是好的”，“大部份”器官还是好的，所以医院可以作移植手术，个人也可以预先立遗嘱捐赠器官，更不要说在死刑犯身上淘金的大盖帽和白大卦对“大多数是好的”这壹教导的活学活用了。不过，“大部份是好的”并不能否定死亡的事实(无论采用脑死亡还是什么别的标准)。

　　而且器官移植必须争分夺秒，否则就是100%地坏了。儒家运转体系在1911年死亡时候，“器官移植”也失败了，因此儒家也就100%地坏了。

　　所以，对儒家思想必须采取壹票否决制，凡是专制反人权就是坏的。譬如：孝道就是剥夺了子女的人权；“父子相隐”包庇盗窃、侵犯了他人财产权，既虚伪又贪婪更不道德。所以儒家思想从总体说就是坏的。

　　房子塌了，当然不能住了，要废物利用拿几块砖当然是可以的。儒家就是那塌了的房子，“取其精华”不过是“废物利用”罢了。

　　既然可利用儒家的元素，为什么不能利用西方的元素呢？这是因为儒家信徒搞血统论。有人甚至讲“凡是祖宗的就是好的,凡是非祖宗就是坏的”。这是典型的不讲是非的血统论，是阿Q的表现！

　　有人狡辩说不是“血统论”，是要用古代的标准衡量古代的人，难道我们发疯了吗？我们又不是古代人，人们为什麽要用古代的标准衡量古人，用古代的标准衡量出的“精华”能为今天所用吗？

　　人们既然是要用古人的东西，当然是用当代的标准来衡量它们是否能为我所用。用古代的标准来支配人们的言行的话，人们就成了古人的奴隶！这样壹来，中国就毫无希望了。

东方文化的反智倾向

作者 关敏 写于二零零六年

　　中国根本就没有科学和哲学

　　中国文化的源头《易经》壹开始就充满了神秘主义、感性、反理性的特征，并全面影响了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和各个流派，也是现在中国最大的伪科学——中医的指导思想的根源，壹直到现在还在毒害人类、迷惑人心。它只不过是壹本原始时代的算命书而已，巫术迷信的弱智产物。到现在人们仍在为它裏面那些弱智呓语的确切含义争论不休，但并不防碍中国的江湖骗子，“国学专家”“民间科学家”利用它来装神弄鬼，毒害欺骗民众。

　　在某些研究者看来，凡是科学已经发现的壹切，《周易》中早就有了。科学尚未发现的，《周易》中也早就有了，只等着我们去发现。因此，有人宣称，依赖《周易》，中国将称霸世界；《周易》将使21世纪成为中国的世纪。“科学易”研究的成果之壹，就是《周易》中的算命术也成了科学：预测学。有人认为用《周易》可以预测地震。

　　在这样的背景下，杨振宁说，《周易》中没有人们所说的那些科学成果，《周易》也不是促进科学发展的动力，甚至还起到了阻碍的作用。他说：“徐光启第壹个翻译了《几何原本》，欧几裏德的几何学是人类史上壹大贡献，第壹次把推演法规律化，推演法对于近代科学产生的影响无法估量。徐光启翻译后了解到，推演法的壹个精髓就是欲前后更置不可得。就是壹条壹条推论不能次序颠倒，这跟中国传统不壹样。可惜徐光启的译着只翻译了前六章。没在中国产生应有的影响，所以推演法没在中国生根”。

　　爱因斯坦说，科学的基础有二：壹是希腊发明的形式的逻辑，壹是文艺復兴中发现的实验获得因果的方法。中国缺少这两项，所以中国古代没有产生科学。不存在中国古代科学曾经领先的问题（《爱因斯坦文集》）。科学和技术之外，还有“科学技术”。后者是由科学推导出来的技术，是经验积累所不能达到的技术。例如无线电技术，是电磁理论的产物。中国的“四大发明”都是技术，都是来自经验的技术，不是科学。

　　马克思说过：中国根本就没有科学和哲学。确实，我们在中国的思想典籍裏面看不到有什么思辨色彩的东西，只有零零散散壹些装神弄鬼的看似壑智实则弱智的格言。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文化百花齐放的繁荣时期，这只能在中国内部自己跟自己比比而已，拿到世界史上壹比较，诸子百家（也就几个思想流派）的思想内容实在贫乏弱智得很。

　　孔门智慧自古以家事言国事，以父子喻君臣，以家政推及国政。修身可以齐家，齐家可以治国平天下。打比方可以，但在实践中却行不通。原因很简单，国政的復杂性与家政不可同日而语，就象摆地摊的经验不能用来管理大公司壹样，家政经验不可能用来成功地治理由无数家族组成的王国、帝国或共和国。

　　儒家所说的“知”仅指道德修养、人际关系等，而非自然界的知识以及理性和逻辑等。孔子的知识面也很狭窄，樊迟壹个日常的农业问题就可以把他“问倒”，更不用说列子提出的“辩日”之类的天文知识，与他“同时代”的西方哲学家亚裏斯多德，其学术几乎是孔子的十数倍，而这样的壹个“术业了了”的家伙居然在中国成了“圣人”。

　　第壹个系统研究东方学术的西方哲学家黑格尔说：在我国的历史上，像孔子这样的“思想家”俯拾皆是。他评价孔子学说是壹种常识道德，任何壹个民族都能找到这种常识道德，甚至还要更好，比如西塞罗的《政治义务论》，便是壹本道德教训的书，比孔子所有书的内容丰富而且更好。这壹评论已为孔夫子简单肤浅的“思想”盖棺定论了。

　　古希腊的诸子视野广阔得多，对灵魂、神灵、逻辑、艺术、自然、社会等都有探讨。公元前6世纪的毕达哥拉斯提出球形大地说，是基于对几何现象、力学现象和热力现象的反復观察和论证。公元前3世纪的埃拉托色尼用几何的方法巧妙地算出地球的周长，并提出地球表面大部分是水面，创立经纬网，绘制出基于大地球形说和经纬网原理的世界地图。阿基米得发现了浮力定理，计算球体，园锥体和其它立体的计算公式，并在深刻理解杠杆原理的基础上，发明螺旋提水机械和使罗马海军溃不成军的撼船机械。

　　诸子百家的学说，基本上都是关于伦理道德等感性思维方面的学说，与西方哲学相比，显得粗糙而肤浅。孔孟老庄的东西，大部分都是语言含混的谚语类的东西，只能算做社会思想而不能算做哲学。很多东西可以有多种结论和阐释，没有严谨的科学性。和宗教相比较，他们没有壹套完整的世界观体系，只能属于亚宗教形态的东西。至于如何建构其社会理想，则成了没有丝毫方寸可言的思维混乱的大杂烩。按照欧洲人的标准，思想家是指具有最高理性思维水平的人，从而可以说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壹位思想家。

　　翻开先秦诸子的着作，随便就可使看到对科学的排斥。如道家认为人的生活方式越原始越好。《老子》：“使民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復结绳而用之”，“而为奇者，吾得执而杀之，孰敢？”… “人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

　　《庄子.天地》讲在汉阴有壹个不用人们常用的汲水工具，在井边挖壹个邪的隧道，抱着瓦罐汲水浇园，“用力甚多而见功寡”。当子贡表示疑问时，他还讲出壹大堆玄理。

　　儒家的《礼记》云：“作奇技奇器淫巧以疑惑众者，杀”。冯友兰曾总结说：“中国曾经有不少的创造发明，但是我们常常看到，他们不是受到鼓励，而是受到阻挠”。

　　亚裏斯多德着有《形而上学》、《工具论》、《伦理学》、《政治学》、《诗学》、《修辞学》等书，他把知识分为理论、实践、创作三大类，提出十大哲学范畴，研究了物体的运动、形式逻辑等，建立了多个新学科，他是希腊智慧的杰出代表。古希腊的哲人们在人类历史上第壹次系统地涉及了物理、数学、天文、几何、逻辑和政治学等基本概念和方法论，形成壹个科学思维的传统。他们实际上已经初步懂得用试验的办法从事发明创造。近现代西方思维创造力的原创基因不在别处，就在希腊哲学。

　　李慎之说：“在世界各古老文化中，只有希腊文化从文明发轫的‘轴心时代’开始就有科学与民主，其它如印度文化、中国文化等壹概没有。这已是世界史的常识。为什么说中国没有科学？理由十分简单。第壹，中国没有按严格的逻辑推理发展出壹套科学理论绳绳相继，日新又新。第二，中国没有发展出以数学作为各门科学的共同语言。……祖冲之推算出来的圆周率的精确度据说比欧洲人早了几百年，…但中国从来没有几何学。”

　　有壹个历史事实证明了各文化间的优劣：那就是，希腊文化曾深刻地影响了印度文化，而印度文化继而又深刻影响了中国的文化，这种影响在三者间基本上是单向的，没有反向的影响。孰优孰劣，高下立判。中国早期思想文化的贫乏弱智决定了它以后难有更大发展的空间，在这之后两千多年裏，后代人反復地在这些弱智思想裏面兜圈子，不能推陈出新。虽然也出现过程朱理学这样的重新包装，只是使它变得更坏，而不是更好。

　　壹种愚蠢的说法是：因为妳们西方人偷走了我们的文明成果，妳们才成功的（所谓“四大发明”等神话）。中国文化从壹开始就不可能演变为现代文明的。

　　中国不是输在近百年，而是从起跑线上就差了4000年。从起点上，希腊罗马时代的城邦民主制和共和制已经高出春秋战国的君主制壹个层次；希腊科学理性精神、逻辑学的创造，又高出古中国从《易经》衍生出来的感性思维文化壹个层次；基督教博爱、忏悔、救赎的宗教精神又高出儒家君为臣纲的专制主义壹个层次；文艺復兴的天赋人权、自由民主理念，宗教改革，又超越原地不动的中国文化壹个层次；近代科学的诞生、工业革命，又壹次把仍然在落后的农业文化中做低级循环的中国拉下了两个层次。到了现代，西方民主体制人权高于主权的超越性认识，又高出中国半封建集权专制不止壹两个层次。

　　这样累加下来，西方文明已经高出中国文化七八个层次。不客气地说，中国文化实在是壹个劣等得不能再劣等的文化。只有西方文明，才当得起“博大精深”这四个字，其它不论何种文化，包括中国文化与其相比，是毫米与光年之间的差距，是石器时代的石斧与宇宙飞船之间的分别，根本不在壹个数量级上。

　　波普尔说：“西方文明却是整个人类历史中最自由、最公正、最人道主义的最好的文明。它所以最好，是因为它具有最大的改进能力。”而中国文化註定了永远做不到这壹点。

东方文化的消极意义

作者 关敏 写于二零零六年

　　全民皆愚

　　1．百事不如人

　　1935年正当胡适主编的《独立评论》创刊两周年之际，壹位笔名叫“寿生”的北大学生寄来壹篇文章，认为中国之所以落后于日本，只不过因为中国的固有文化太丰富了，因而接受性较为迟缓，不比日本文化根基肤浅，只会壹味摹彷。只要中国恢復民族自信心，努力苦干，就可以復兴。寿生的看法，在当时青年人中很有代表性。

　　胡适以为，这样的自信心是建立在沙堆上的。他特撰《信心与反省》壹文，指出寿生文中鄙薄日本、抹煞日本文化的恶习是最要不得的。创造不外乎摹彷功夫深时的壹点新花样。日本不仅善于摹彷，其文化中有很多伟大创造，成绩远胜于中华文明。我们到了今天，若是还看不见日本文化的长处，反而抹煞事实，笑人摹彷，那真是盲目的夸大狂了。

　　胡适批评了民族自大狂，他说中国人是“又愚又懒的民族，不能征服物质，便完全被压死在物质环境之下，成了壹分象人九分象鬼的不长进民族”。“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识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

　　胡适说：“我们如果平心研究希腊罗马的文学、凋刻、科学、政治，这四项就不能不使我们感到我们文化的贫乏。尤其是造型美术和算学两方面，我们不能不低头愧汗。《几何原本》的作者欧几裏得和孟子先后同时，在二千多年前，我们在科学上已落后太多！从此以后，我们所有的，欧洲也有；我们所没有的，人家所独有的，人家都比我们强。

　　试举壹个例子：欧洲有三个1千年的大学，有许多个5百年以上的大学，至今继续存在，继续发展。至于我们所独有的宝贝：骈文、律诗、八股、小脚、太监、姨太太、五世同居的大家庭、贞节牌坊、地狱活现的监狱、廷杖、扳子夹棍的法庭……虽然‘丰富’，虽然‘在这世界上无不足以单独成壹系统’，究竟都是些使我们抬不起头来的文物制度。即如寿生先生指出的‘那更光芒万丈’的宋明理学，说起来真正可怜！讲了七八百年的理学，没有壹个理学圣贤起来指出裹小脚是不人道的野蛮行为，只见大家崇信‘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的吃人礼教。请问那万丈光芒究竟照到哪裏去了？”

　　胡适的文章引来不少人写文章反驳，反驳的论据大多是人们熟悉的。

　　反驳之壹，中国的文化并不仅仅是“小脚、太监、姨太太”，中国有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等向上的力量。中国既要学习西方科学文明，也要发扬中国优秀的文化。正是这些优秀的固有文化在重利逐乐的西方物质文明冲击下失落了，才使得中国走入岐途，堕落了。

　　对此，胡适再撰《再论信心与反省》、《三论信心与反省》，指出这不过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翻版。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等等，作为道德品质，不过是人类共有的理想，不属于哪个民族所特有。考察壹种文化，更重要的要看她怎样来实践这些理想。如果没有作法，没有热力，再好听的理想，只是壹些空名词而已。

　　在中国，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等等好名词，不曾阻止“八股、小脚、太监、姨太太、贞节牌坊、地狱的监狱、扳子夹棍的法庭”的存在。后者的崩溃，全不是程颢、朱熹等圣人的功劳，乃是与欧美文化造成的新文明叫我们相形之下太难堪了，这些东方文明的罪孽方才逐渐崩溃的。说我们这七八十年来走入迷途、堕落了，是无稽的诬告。在几十年中，废除了三千年的太监、壹千年的小脚、六百年的八股，五千年的酷刑，这是“向上”，不是堕落！

　　胡适沉痛地说，可惜我们向上得还很不够。八股废除了，但八股训练的思维习惯还流毒无穷。“小脚逐渐绝迹了，夹棍扳子、砍头碎剐废止了，但裹小脚的残酷心理、上夹棍打屁股的野蛮心理，都还存在于无数老少人们的心灵裏。今日还是壹个残忍野蛮的中国，所以始终还不曾走上法治的道路，更谈不上仁爱和平了。”

　　中国人只有放弃壹切本不该有的傲慢心态，承认自己既不如人家古老，也不如人家文明，更不如人家先进，虚心地重新书写被盲目放大了的历史，才能用最好的心态面对西方文明，学习西方文明。胡适说：“肯认错了，方才肯死心塌地的去学人家。不要怕模彷，因为模彷是创造的必要预备工夫。不要怕丧失我们自己的民族文化，因为绝大多数人的惰性已尽够保守那旧文化了，用不着妳们少年人去担心。妳们的职务在进取不在保守。” 中华民族只有洗心革面，深化改革，重铸国魂，再造制度，中华民族才有希望。

　　2．中华民族三百年前不是优秀民族

　　判断壹个民族优劣的标准是什么？在追求“现代化”的世界上，只能是符合现代化的标准：壹是看该民族是否具有民主、法治、公平、高效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二是看该民族是否能创造出现代物质文明，三是看其文化是否具有反省、创新的机能，四是看其社会是否健康、文明、正义。从这四个方面来看，中华民族确实存在着令人痛心的太多的缺点。

　　壹个优秀民族的优秀素质的形成，有壹个必要的条件：必须有壹个宽松的政治环境，让这个民族的个体有独立思考的权力。自焚书坑儒后，中国的士已吓破了胆，从此闭上了鸟嘴。汉武帝腰斩学术自由，独尊极度推崇等级制度的儒奴教，知识分子们就更丧失了独立人格，其最大的追求是为皇帝们当差，去帮皇帝治国平天下。中国的儒、道、墨、释等思想；所有的价值理念，都必须对专制政权低头与让步，否则就会遭受到灭亡的命运，绝对没有自主与自由创造的空间。这使得中国文化思想成了黑暗与邪恶文明的奴仆。

　　中华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制度、行为、思维方式等方面确实存在着重大的弊端。传统中国只能产生专横的统治者、愚昧的民众、贪婪的权贵、无规则的政治、低效率的生产、对不择手段的信仰和社会道德的沉沦，而不可能产生理性、正义、文明。中国人尽管有饮食、计谋等方面的小智慧，但缺乏政治经济文化制度方面的大智慧。

　　论政治，中国三千年来壹直都是最专制，最腐败，最黑暗的政治，壹直到现在都还是专制体制，实行的是非程序政治、谎言政治和暴力政治。

　　中华民族两千多年来，内乱、战争大约占了壹半的历史时期（据统计占了55%），人口死亡过半的动乱就达10次，但没人总结教训、完善制度、提出防范悲剧再度发生的措施，相反，不幸和痛苦很快会被忘却。还有无耻的人，玩法律于股掌、置人民于血腥之中，不择手段地追逐“富贵”、夺取权力。为此，君臣相杀、父子相残、骨肉相斫、同胞相害，权力斗争将人异化为猪狗不如的野兽。无规则的权力斗争、谎言的说教，腐败的官场、阿谀奉承的官吏、猛于虎的苛政、逆来顺受的百姓，这几乎就是传统中国政治的全部内容。面对这样的政治制度，古代中国人竟然心安理得！历史上未曾出现过壹点民主的火花。孔子的德政、孟子的仁政不过是与专制相辅相成的人治而已，与民主政治无缘。古希腊无论是民主理论还是民主制度与实践，都创造了早期的辉煌，尽管它们不完善。

　　当西方通过文艺復兴、宗教改革而解放人性、限制王权、发展议会民主时；中国的专制却愈来愈严，出现了“杯酒释兵权”、取消宰相的更加集权的趋势，儒家伦理发展到“存天理、灭人欲”而以礼杀人的地步。唐朝的大臣在皇帝面前还可坐而论事；宋时就只能站着说话；到了清朝，只许跪着而且眼睛也不能上抬，口中也只能自称“奴才”。

　　从秦国坑赵国降卒42万，到蒙古、满清的野蛮屠城，再到“6.4”屠杀；从焚书坑儒到明清的文字狱，再到文化大革命；从上古的自由恋爱到孔子的男女授受不亲，再到明王朝的10万宫女、10万太监[明亡时留在宫中的太监仍有7万之众]、几十万王子皇孙[如美国总统克林顿的年薪20万美元；而崇祯皇帝和他的皇后每年吃到肚子裏的日常伙食费，就有16872两白银按粮价折算超过52万美元；而嘉靖、万历之后此项开支超过36万两白银，即超过1000万美元]。这对中国人是怎样的压迫、怎样的负担啊？

　　论经济，中国老百姓在封建帝王、贪官汙吏、地主豪强等多重压迫下壹直都是最穷困的，所谓“唐朝时壹个马车夫都比欧洲贵族富有”之类的话完全是瞎话。事实上，古代中国所谓“繁华富裕”，跟今天靠剥削农民和城市平民，来维持寥寥几个大都市（以及官商阶层）的“繁华富裕”假相的做法是同出壹辙的。这壹共同点，两千多年来壹直没有改变过。

　　壹些弱智的中国人流行“古时候中国的GDP占世界的80%（另有50%-90%不等的多个版本）”这种白痴笑话，在中国古代的两个鼎盛时期——汉、唐，同期的罗马帝国和阿拉伯帝国，在领土、人口、生产力上，都远远超过中国；而且延续时间也比汉唐生存的时间长。

　　中国自秦汉起，文明壹直处于壹种停滞的状态中，卡在守土思维裏跳不出来，文明上没有任何进展，始终是在对历史进行循环返復。

　　中国的皇帝拥有无限的权力和无限征税权。地方官员打着“圣旨”的旗号“畅行无阻”地征税，全然不顾农民的承受力。农民没有任何权利、只有义务。秦二世胡亥统治时，赋税超过农民收入的2/3；引发了陈胜吴广大起义。汉武帝独尊儒术，穷兵黩武，对外用兵（前140-前87年造成海内虚耗，百姓易子而食；人口减半，即50%的人死亡。

　　公元158年，西汉有1067万多户，5648万多人，而到三国鼎峙之时，人口锐减将近90%！魏蜀吴三家通共也只有147万多户，767万多人，可是要供养三个皇帝和百万军队以及三架官僚机器，人民的负担和痛苦该有多重。

　　没有利益分配的发言权和决定权是农民贫困的根源。这种恶劣的的税收制度表现为“黄宗羲定律”。“黄宗羲定律”就是朝廷赋税改革，将前面滥征的各种摊派与附加，与正税合在壹起壹并征收。然而改革后，政府“忘记”了这壹并征收的赋税本身已包含了摊派和附加，再次另行摊派。结果是改壹次，赋税增加壹回。最典型的莫过于明代的壹条鞭法，改革后公私称便，朝廷的岁入也大为增加，但是后来朝廷又增加各种新的摊派和附加，最后是民不聊生，引发了明末农民大起义，葬送了朝廷的卿卿性命。

　　由于人口增加，官员膨胀，致使农民的实际税费负担都很沉重。据专家研究，中国历代农民的实际税费负担是西方农民负担的5-10倍。中国税重，主因是统治者的贪得无厌的人欲没有受到神的制约，中国的宗教是统治者手中的玩物。

　　其次，中国人的主食是粮食，而粮食易保存，刺激了统治者“深挖洞、广积粮”的欲望，从而加重农民的负担；西方的肉鱼不容易保存，不可能“深挖洞、广积肉”啊。这样，西欧各国的老百姓负担要轻。

　　第三，中国人吃粮食、喝粮食酒、吃菜子油与西方人吃肉、喝葡萄酒、用橄榄油相比，壹方面是蛋白质少，另壹方面是劳苦，需要精耕细作。翻地、播种的劳动比放牧、葡萄园及橄榄的管理的劳动勤苦得多。农业劳动生产率不断下降：西汉人均生产1400斤粮食，唐代2400斤，北宋1700斤，明2000斤，清360斤，1953年555斤；老百姓只能在饥荒的边缘上挣扎。西方中世纪老百姓的休假时间比中国要多；中国人几千年来壹直很贫穷落后。

　　第四，统治者推行小农与家庭手工业结合的重农轻商政策，以粮为本，只发展单壹的粮食生产，为此大规模开荒毁林，导致中华民族的发源地黄河流域由水草丰茂、“水清且涟漪”变为如今的黄土遍地、黄沙漫天。中国农民要储存很多粮食才能活命，可极端野蛮的统治导致粮食被官方收光，农民只有死路壹条。朱德回忆说，1921年前后，中国每省都处在军阀的铁蹄下，农民的收成被践踏得壹干二净，成了壹望无垠的黄土沙漠。依靠土地的农民，为了混壹碗饭吃，成千上万地当兵去了。这也是中国内战、起义多的原因。

　　西方人鱼肉每天搞点，能活命就行，鱼肉储存会变臭，官方不好剥削过多，所以西方起义少，矛盾相对缓和。西方人喜欢把矛盾放在面上谈判解决，矛盾显得很多；中国采取高压政策，表面上看不见矛盾，实在勾心斗角，矛盾壹旦表面化，就不可收拾，往往血流成河。

　　总之，西方黑暗的中世纪比中国同壹时期要明亮得多。

　　论文化，中国文化根本就是最腐朽、最堕落、最愚昧、最阴暗的奴才文化、太监文化、伪君子文化。中国文化作为壹种思维模式，是壹种彻底的反理性思维模式、反智文化、愚民文化、专制文化；作为壹种生活方式，中国文化体现了中国人最腐朽、最堕落的生活方式——太监的生活方式、奴才的生活方式。

　　论科学，科学的目的是追求真理、寻求真实，中国由于避讳文化、讨厌真实，无法诞生科学；我们只有技术，唯壹能够拿来吹嘘壹下的就只有子虚乌有的“四大发明”。

　　壹些无耻的弱智文人，“学者”，热衷于编造中国古代的所谓“科学奇迹”“先进思想”，如二进制是莱布尼兹偷学了易经的发明，墨子发现了光学原理、牛顿定律（这是那个臭名昭着的李约瑟搞出来的）等等，虽然都被驳斥过无数遍，但反復贩卖这些谎言，既能够迎合大众的意淫需要，又能够为这些弱智文人换几个打牙祭的稿费，所以他们就乐此不疲。

　　科学技术的发展，靠的是思想的彻底解放，靠的是思维方式的不断创新和突破，靠的是新的思想自由的发表、交流和有益的争论。独裁政权的愚民政策完全是与科学技术发展的要求背道而驰的；它不仅愚化了亿万人民，同时也从根本上扼杀了知识分子的创新意识；从本质上说，愚民政策是反科学的、是对民族精神的蹂躏、是对人性的摧残！人类如果有自知之明的话，最好不要说什么“统壹思想”之类的蠢话，说寻求共识与合作才是可信的人话。

　　工具是文明的表现特征。高等民族使用制造工具，低等民族使用天然工具。比如象筷子这种木制或竹制的天然加工品，与西方金属餐具相比，在文明度上就落后了壹大截。又如铠甲，西方早在5世纪就发展出由整块金属锻造而成的重装铠甲，6世纪就有柔软舒适的精铸铁编锁子甲，而中国直至清朝依旧在广泛使用牛皮护甲；西方14世纪就普及了有着復杂工艺的玻璃制品，中国人却仍在捏土坯烧瓦罐。可见中国由古至今壹直在木头、皮草、泥土制品等天然加工品水平上徘徊，无法与西方精湛的、自古希腊壹脉相承而来的科技水平相匹敌。所以说西方文明从古至今都优于华夏文明，这是不容置疑的。

　　中国落后，是因为愚昧；中国愚昧，是因为丧失了理性；中国丧失了理性，是因为不懂得逻辑思维，不懂得自由平等，在专制的恐怖下丧失了理性思维能力。壹个不会理性思维的民族，不可能真正赢得其他民族的尊重！

　　中国落后，是因为野蛮；中国野蛮，是因为丧失了天理良心，丧失了对神的信仰。中国丧失了良心，是因为不知道生命神圣，在苦难的折磨下丧失了爱的能力。壹个不懂得珍爱生命的民族，不可能真正走上自强之路！

　　中国的教育是失败的；因为中国的学生不懂得良心和理性。把追求“人上人”说成是追求“先进”，权力崇拜，维护权势，帮穷人有啥好处？轻视弱者的生命，说被轧死的人是闯了红灯，连起码的悲悯心都没有，甚至为生命的丧失而幸灾乐祸，何来良心？何来理性？

　　专制体制、背离上帝是中国文化野蛮的主因。在专制政治下，人们绝对没有思想的自由、也没有批判的权利。在这样的氛围之下，人类如何能拥有真正的独立创造、客观分析、自由批判的意识？只要中国不断持续专制体制，中国文化就不具有独立自主与自由创造力的可能。只要专制体制仍然存在，就意味着中国文明的沉沦。中国人要拯救自己的文化，改变文明沉沦的命运，首先必须推翻专制政权，否则永远无法挽救中国文明沉沦的命运。

　　3．全民皆愚

　　在悠久的中华“文明”中，最高统治者的权力壹直不受任何约束，肆无忌惮，无法无天，可怜老百姓受尽欺压凌辱，即使引颈受戮，亦要感谢皇恩浩荡。朝廷只许歌功颂德，不让揭露问题，并且壹味地进行愚民教育，让人们沉湎于皇帝、明君、圣人，陶醉于“太平盛世”，不知道危机迫在眼前、灾难源自何处，于是，愚氓遍地，专制统治得以维持。

　　有人说：中华民族充满了阿Q，从上到下，从政府官员到普通老百姓都是标准的阿Q；不仅老百姓“愚”，“君”和“官”也是愚的。早在春秋时曹刿就指出：食肉者鄙。愚民之术亦可使愚民者自愚耳。这是因为，壹个人骗人骗久了，不知不觉自己也会当了自已的当。统治者借以愚民的文字语言，久而久之自己也信以为真了，结果自己也变得越来越愚蠢了。

　　愚蠢到不知道什么叫平等、什么叫自由，而且愚蠢到不知道什么叫智慧、什么叫聪明、什么叫愚蠢。愚蠢到自己都没有认识到自己愚蠢。

　　中国人的愚蠢是专制造成的。妳明明看到了鹿，他偏要说是马；妳明明听到了悲惨的声音，他偏要歌功颂德。妳只能顺他的意，否则就要诛九族；或者妳装聋作哑逃过壹劫，这叫“难得煳涂”。结果，中华民族消灭了自己的天才，成了奴隶、成了阿Q。有独立思考能力的奴隶最危脸，主子对这种奴隶不是杀就是赶。这种文化孕育出来的人怎能不愚昧？壹个民族的堕落从关闭大脑开始，壹个不能自由思考、象猪壹样生存的民族怎能聪明起来？

　　在专制社会，人们在“听话、敬上”的教条中陷入了非理性，意识不到平等博爱；他们只知道等级、特权和服从，“人上人”的帝王意识根深蒂固，把野蛮当文明，理性被关闭，人们普遍愚昧，社会在腐败贫困中崩溃倒退、再崩溃再倒退。

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的区别

作者 关敏 写于二零零六年

　　人性善恶是指人的本性在自然状态下的发展趋向的好坏。

　　基督教的人性善恶观

　　基督教的“人性论”认为：人是按上帝的形象创造出来的，人同上帝有相似之处，包括心灵、良知、自由意誌、道德观念，等等。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时，经不住诱惑而偷食了禁果，违犯了上帝的命令而犯罪。这是人类第壹次违背上帝的命令，因而犯下了必须世代救赎的罪孽。人类完全丧失了“原始的公义”，人性仅剩下作恶的自由，壹无良善。

　　《圣经》中“原罪”的描述，确定了西方政治哲学中人性恶的大思路。显然，基督教讲的人性是最初的人性，是没有等级压迫的人性；上帝是善，恶是对上帝的违反；所有的人相对上帝都是恶。基督教对人性的看法具有真实性。

　　原罪之前的人是性善的，恶是人的自由意誌背离上帝[即骄傲]的结果，人类将由耶稣基督的拯救，克服恶，最终达到善的大结局。这就是《圣经》告诉我们的人性真相。基督教伦理是壹种罪恶──救赎的过程伦理，是容忍撒旦的伦理。基督教在宣布人性恶的时候，其实已承认并容忍了人性恶，承认了人的不完善性。

　　托马斯.阿奎那认为亚当的原罪使人“丧失原初的正直性、失去了上帝的惯常的恩惠, 从而不再能抵挡各种邪恶的欲念的引诱，犯下越来越多的新的罪。原罪意味着壹种容易犯罪的状态或条件，亚当之后的人继承了这种状态或条件，所以特别容易犯罪。

　　路德说：人在肉体裏和灵魂裏全都有壹个搅乱的、败坏了的和受到毒害的本性，人类没有壹点东西是好的。

　　基督教的人性论的特点是：

　　1．“原罪面前，人人平等”！

　　原罪，原意是偏离靶心，不完美，不圣洁，与上帝公义圣洁的要求有差距。基督教认为：因为上帝造人时赋予了人自由意誌，人有选择自由，但人受肉体支配后易偏离上帝的正道，就犯罪了。罪的肇端就是人的贪婪和对自由的滥用；亚当夏娃滥用了自由而犯罪。

　　伊甸园 [原罪]

　　人是被造物，是有限的；每个人的德行与上帝对人的要求比，差得很远，都是偏离了靶心的罪人。人不可能是善的绝对化身，没有“全心全意行善”这回事。

　　每个人心中都有罪，比如骄傲、自私、贪欲、嫉妒、仇恨、冷漠。人内在的自私，在外在的行为上壹定要表现出来，这就是罪行。人并不是因为犯了罪行才成为罪人，乃是因为人有罪性[或是罪人]而必然要犯罪。

　　耶稣说：“妳为什么称我是善良的呢？除了上帝没有人是善良的”。

　　西方的圣人使徒保罗虽是基督教最伟大的神学家，他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提前1:15)。不但自认是罪人，而且是最大的罪人。彼得被公认是耶稣的大门徒，他也说：“主啊，我是个罪人”(路加福音5:18)！

　　2．对人的罪性和有限性不醒悟是专制的灵根；意识到人的罪性和有限性是民主的起源。

　　圣经裏的罪是指人违抗上帝的旨意，妄想僭越上帝的地位以行不义之事。人不再以神为中心，而以自己为中心，企图僭越神的地位，以自己为神。罪性是人自立为王、自命为生命之主、自我崇拜和将别人置于自己的意誌之下的壹种状况。基督教的十字架的精神是对专制主义的釜底抽薪，它要铲除专制主义的心灵之根--骄傲、自我中心、自大狂。

　　人若将无限的价值加到人生的有限性中，就陷入到骄傲的罪性中。骄傲的罪有5类：

　　1）权力的骄傲，表现为人不承认自己的软弱，想通过攫取权力操控他人来克服、掩饰自己的软弱；这种人自以为是万民之主，想取代神的地位；表现为自我中心、自以为是以及征服和辖制别人的欲望。有权势的人惟我独尊，以为凭自己的能力足以应付壹切自然变迁、世事变幻。他担心壹旦失去权力将变得壹无所有，于是他巩固权力的最好手段是获取更多的权力，这种信念又驱使他不断侵略别人，扩张自己。这是壹种典型的暴君式的人格。

　　作为被统治者，则表现出奉统治者为神明，将自己的命运交给他们。这是千百年来人类受苦难的根本原因。那些弱势群体在获得统治地位后，其暴虐、腐败程度，丝毫不亚于他们所反抗的原统治阶级。明白了这壹点，就会对壹个阶级推翻另壹个阶级的革命有足够警惕，因为政权改变，并不能改变人性本来的罪恶。

　　2）知识的骄傲，即理性的骄傲，它集中表现为人把自己有限的知识当成绝对真理。知识原本是某壹方面有限的知识，却妄以为是终级的知识。几乎任何壹种社会力量都有把带有本阶级意识形态特征的知识视为最正确的知识，甚至连最逼近客观的科学有时也不免受到来自意识形态的汙染。知识的骄傲来自于人类不知自己的心智的有限性，来自于人欲掩饰知识的有限和知识所沾染的自私色彩。固执己见不是来自认识能力的局限，而是来自人惧怕自己被证明为错的不安。这种罪性，几乎所有人都具有。从位高权重的官员到虔诚的科学研究者，都会因为维护自己的面子而死活不接受更正确的意见。

　　对科学、理性的崇拜是壹种迷信，这类崇拜最后集中表现为自我崇拜、自高自大，在儒家是“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事开太平”，在政客是“齐家治国平天下”。在这种自我崇拜的迷信中，知识分子间就易进入到战争状态--由于都相信自己是真理的化身，因此学术辩论完全被绝对者之间的战争所取代，中国人为很小的问题都争得头破血流。真可谓：知识令人仇恨令人分裂，唯有上帝的爱心造就人。

　　这些知识分子由于受“劳心者治人”的影响，往往具有“唯我独正”的专制性格，他们等级思想严重，缺乏理性平等观念，总是期待着领袖人物认识民主的好处，这些宣称“宗教等于迷信”的知识分子是真正的迷信者或偶像崇拜者，他们甚至比普通民众更加崇拜领袖人物，完全陷入了英雄史观的专制泥坑。

　　3）德性的骄傲，乃是有限的人以他有限的德性为终极的义，以他有限的道德标准为绝对的标准。道德上的骄傲显现于壹切自义（self-righteousness）的判断中，判断别人不义是因为别人不符合他的武断的标准。人既以自己的标准来判断自己，所以总发现自己是善的，别人是恶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到处是这种“自义”的人。孟子：“吾善养吾浩然之气。”完全是把自己神圣化了。屈原以香草美人自媲，而以毒草恶鸟比喻那些他所谓的“小人”。这种道德优越感，很易变成“罪在别人，美德全备于我”的思维定势。我们的社会缺乏包容性，跟这种思维有关。道德上的骄傲有时可以充当知识贫乏阶层骄傲的理由。

　　4）灵性的骄傲直接由道德的骄傲产生，表现为人将自己视为神明，将自己的偏私标准和有限成就当作无上的善。基督教从根本上排除了人上升为神的可能，把人自比为神视为严重的僭越之罪；“欲与天空试比高”是人最大的罪，因它蒙蔽了自知之明，阻绝了与神和好的机会。这是人的罪性的最后表达。

　　5）团体的骄傲是个人骄傲的集中表现，且比个人的骄傲更加严重，它追求自私目标的行动更加不受限制，较个人更为专横，虚伪、自私和残酷。国家崇拜是团体的骄傲的最高峰。

　　专制奠基在上尊下卑、不容异己、狭隘自负的野蛮心灵上。没有壹个超离现实世界的信仰，壹个民族的精神高度是很难提升的，最后必然崇拜自己。如果个个都崇拜自己，在政治上就很易出现“彼可取而代也”的想法，以为换了自己就能创造壹个新世代。

　　具有自大狂情结的人把为国家、为民族、为“真理”而奋斗作为人生的目的，实质上是想控制他人做“皇帝”。这是壹种专制主义的人生观，他们在心裏蔑视大多数人的庸俗平常，以为自己才是人类的典范，自己的人生才有意义。他们大权在握时都成了残害人民的暴君。

　　壹些人说，信神是迷信。其实，不信神会陷入更大的迷信和罪性中。如果不崇拜上帝，就会崇拜人间的英雄。英雄受人崇拜就会因权力的腐败和他自己的骄傲而成为暴君。把受造者当创造者来崇拜或者把次价值当最高价值来崇拜就会陷入更大的迷信。

　　正因为人都有“罪性”，不是神。所以，对社会弊端的批判并不是要换个好人当政，而是呼唤制度变迁。寄希望于制度而不寄希望于个人，这才是壹个理性的知识分子。

　　壹个人，要想拥有壹个完美的人生，只有壹条路可走，那就是上帝的道；整个人类要想走出迷途，只有壹条路可走，那就是上帝的道。

　　专制的核心是无法无天、不敬畏上帝。要对专制釜底抽薪，就必须宣传关于上帝的知识。不能正确地认识上帝，就无法产生对上帝的敬畏之心。对上帝没有敬畏之心，作为个人，其人生就是迷茫的、悲苦的；作为整个人类社会，不仅消灭不了专制的根基，还更制造更大的动乱和仇恨，就无法建立起壹个祥和安宁、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秩序。

　　1992年1月美国副总统奎尔说：“世界历史上的专制暴政，并非人类不幸的根本原因。专制暴政有人类灵性上的根源，这就是不承认人的有限性，不承认人人都有原罪。哪裏的人们把自己的命运和前途完全建立在对人的信赖之上，而没有超越个人、政党及其‘主义’之上的信仰作为文化的、心理的基础，哪裏就难免滋生专制暴政。”

　　3．宽恕与忏悔

　　《圣经》裏有个故事：有妇人犯通奸罪，依摩西的法律当乱石砸死。法利赛人把这案子交给耶稣。耶稣说，妳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拿石头砸她。人们听了这话，从老到少壹个壹个都离去了。结果，没有壹个人敢把手中的石头砸向这妇人，耶稣放了她。

　　假如那人群中掺杂着壹个中国人，这妇人就糟了，准有壹块石头击中她的命门，叫她壹命呜呼。金字塔下的人看到他人倒霉、不如自己，就以为自己升了级，所以“幸灾乐祸”甚至落井下石。中国人不承认人人有罪，只承认“个别人是没罪的”。为证明自己没罪，最直接的办法就是诬陷他人。仇恨、争斗就难以避免。愈窝裏斗，愈发罪孽深重。最终有壹人会让天下人知道他是最清白、最高尚的，此人就是皇帝。自古皇帝加尊号，可以用十几个最好的词藻，九五之尊以造假自我神化为乐。此等教化下，普通百姓也无自我反省之心。

　　壹块石头，在《圣经》裏是检验人皆有罪的试金石，在中国却进入了壹个很不光彩的成语：“落井下石”。诚如马丁.路德所说：“罪人不愿承认自己是罪人，这就是罪的最终形式。”

　　在上帝面前，每个人都是有罪的，每个人的灵魂中都包含恶的可能性，因而我宽容别人的罪恶和别人的缺点。宽容不是不批判这些恶，恰恰相反，要坚决的批判；但在批判恶的同时，必需意识到自己的心中之贼：被我批评的罪恶可能内在于我的灵魂中。因此，批评罪恶不构成批评者的绝对专制。忏悔意识不仅批判他人，更多是要批判反省自己。即使我们谴责了该谴责的人或事，也不表明我们自己更高尚。我们应该在谴责中有悲悯，在批判时同忏悔。正因为罪是人生的常态，所以面对壹个全知全能全善的神，所有的人都不可狂妄。

　　英王储查尔斯与卡米拉在婚礼上认罪忏悔文如下：“万能的上帝，主耶稣基督之父，万物创造者，全人类的审判者，我们坦承与悲泣我们的多种的罪与恶，这些我们不时透过思想、语言与行为对您的神的威严严重犯下的罪与恶，足以令您对我们做出谴责与愤怒。我们非常懊悔，也诚心对我们的错误感到抱歉；记住错误令我们痛苦，错误的重担令人无法忍受。请宽恕我们，请宽恕我们，最仁慈的天父，看在您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份上，宽恕我们过去所有的错误，允许我们能在未来新生命中服务与取悦您，透过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去显扬您的名的光辉。阿门”。

　　既然每个人都有罪，那人人得时时刻刻警醒自己，更重要的是要忏悔与悔改。忏悔的准则实际上就是要求人对于人本身的有限性保持永远自省。忏悔在希腊文裏的意思是：心思改变，生出懊悔。忏悔出自内心，任何外力的强制都无效。悔改应从自己开始。

　　基督徒宣传人人当悔改的价值观，最终获益的是全国人民。每个人的道德堕落，根本问题在于他自己；与财富的多寡、与是否学习几个代表没有直接的关系。将自己的罪推到别人和他国身上、推到物质上是懦弱的表现，因此，每个人都应该快快地悔改。人人悔改了，犯罪减少了，社会的损失减少了，大家岂不都生活得更痛快？

　　纳粹德国在二战中杀死6百万犹太人，战后德国政府不知道做过多少公开道歉，每年付给受过迫害的犹太人经济赔偿。在美国，1949-1954年有个“麦卡锡时代”，许多无辜的人受到迫害。半个世纪过去了，美国的教科书中仍然把这个“红色恐惧时代称为美国历史中最黑暗的壹页，教育后代不要重蹈复辙。日本人不认罪，引起中国及东南亚人民的愤怒。壹个不忘记检讨自己过失的民族是壹个勇敢的民族，充满自信的民族。

　　4．信靠上帝，向上提升

　　人本主义认为人性是善的，壹切罪恶都是后天沾染的。人之所以作恶，是因为无知。他们认为即或人犯了罪，也有能力改过迁善；只要指出错在哪裏，人便能够克服自己的弱点，就能洗心革面、痛改前非了。所以，教育工作，是趋善避恶的最佳良方。这样壹来，教育者就成了善的化身。圣经裏却说：“没有义人，壹个也没有”，事实的确如此。

　　其实，犯错的人并非出于无知。不是“知”的问题，而是“行”的问题。因为“不知者不为罪”，小孩子与神智不清的人，都不负法律责任。绝大部分罪恶，都是“明知故犯”；人性是“恶”的，所以才会“明知故犯”。

　　上帝因人犯原罪而处罚人类，但上帝仍然爱人类。由于罪是要赎的，人本身没赎罪的能力，所以上帝的独生子化身成人，以其在十字架上的死替人赎罪，使人与上帝重新修和。这就是耶稣基督拯救的意义。这种拯救是上帝白施于人的恩典，被称为“救恩”。基督的救恩意味着人从罪恶的状态中警醒过来，人性中的上帝形象得到了恢復，但仍存在缺陷。

　　基督教是有生命的宗教。圣经认为最重要的是解决人的生命问题，就是透过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救恩，叫壹切信他的人得着神的新生命(神的灵与人的灵交感而成的新生命)。因生命的改变而有新的生活、新的能力，就可以胜过罪恶了。这个根本问题解决后，自然就促进了人格的成熟。如果国民都是由这种人格成熟的基督徒组成，这个国家必然富强。

　　基督教与其它宗教最大的不同，在于基督教的救恩。基督教相信人是照着上帝的形象[指仁爱、公义、圣洁、完全等]所造，人性中有神性在，即血肉之躯中有灵魂在。所以人有宗教心和道德心，与动物截然不同。人有与上帝感通的本钱，也有与他人相通的基础。

　　人是神的最高创造物，也是神的最爱。神以非常的手段来表达他的爱，他差遣三位壹体中的第二位--他的独生子耶稣降生为人，为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付出了“罪”的工价，叫“壹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信耶稣的人要向耶稣认罪悔改，请求他的赦免，并接受他为救主，让圣灵(三位壹体的神的第三位)住在心灵裏，并掌管信者的思想、言语、行为。这样，人的生命与神的生命，发生了连结关系，也就是得到了神的生命。这称为“重生”、“得救”，并成为神的儿子。

　　生命更新之后，内心宁静安憩，满足喜乐，心中时时刻刻有神监督着，不需要象儒家“去人欲”，需要只是时刻遵上帝命令控制人欲，就比较不容易犯罪。不但不再去犯罪，还会多行善事以取悦上帝，社会的道德水准就大大提高了。人与上帝团契后，交往愈亲密，生命愈成长，生活愈圣洁有力。原因就在把神性导引到人性裏面来了。神的能力成了人的能力，人就能趋善制恶。这就是基督教不同于其它宗教的地方。其它宗教只有教主，没有救主。其它宗教要靠人自身的力量来修持，基督教则有神的救恩与神的力量活在人的心裏。不仅能够不犯罪(消极的道德)；而且会活出神的爱(积极的道德)来。

　　基督教认为，人有上帝的形象，享有壹系列不可剥夺的权利；人又是有罪的和有限的，绝不能放任利欲的泛滥。由于原罪，单靠自己是战胜不了人性中的恶的，必须依靠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与上帝重新立约，将自己的信心建立在流淌着基督宝血的十字架上，才能战胜人性中的恶，才能逐渐洗刷身上的罪恶，获得永生。人可以得救，却永远不能变得象神那样完美无缺。只有听从神的召唤，反思罪孽，爱人如己，才能避免落入罪的渊薮。诱惑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罪也壹样。这就是为什么西方人每天祷告、每周礼拜的道理。

　　信徒们谦卑地祈求上帝的拯救，对罪恶敏感到极点、恨恶到极点，每时每刻依靠上帝的能力，才能战胜邪恶的私欲和外界的引诱。承认自己是罪人，藉着神的拯救，就可以达到完满成熟的地步；不断地吸收神性，使人性向神性发展。

　　5．民主分权制恶

　　人人皆有罪，这就意味者靠人不可能建立壹个完美的社会。基于每个人都有罪性，罪性暗示人不可靠，权力在人手中很容易“泛滥成灾”；必须用制度来制约权力，防止掌权者滥用权力。罪人若是拥有绝对的立法权，他的私欲就会上升为法律；罪人若是拥有绝对的司法权，他会判决世界都归他所有；罪人若是拥有绝对的行政权，他就会把全世界踩在脚下。若有人声称他们是先进材料作成，能创造出壹个完美的社会。千万别相信他。对由壹群罪人建立的政府壹定严加防范，不能信任；必须像防强盗壹样的防范他们，把他们关在笼子裏。政府必须由人民选举产生，做到三权分立，保护人民的自由。

　　“西方人认为人性是恶的，而权力是恶的平方”，沿用至今的法律制度充分体现了防恶的目的，公法之设，在于防范公共权力的滥用，私法之设在于抵御公共权力对社会个体权利的侵犯。对人性的不信任，依靠理性、科学的制度约束权力贯穿了法治的始终。

　　西方政治学裏有个着名的“无赖假定”。休谟认为，“政治家们已确定了这样壹条准则，即在设计任何政府制度和确定几种宪法的制约和控制时，应把每个人视为无赖--在他的全部行动中，除了谋求壹己的私利外，别无其他目的”。

　　美国宪法之父、清教徒汉弥尔顿（Alexander Hamilton）曾告诉美国公民：“（在考虑联邦宪法的权力配置时）我们应该假定每个人都是会拆烂汙的瘪三，他的每壹个行为，除了私利，别无目的”。他指出：“防止把某些权力逐渐集中于同壹部门的最可靠办法，就是给予各部门的主管人抵制其它部门侵犯的必要法定手段和个人的主动。野心必须用野心来对抗。权力只有通过权力才能控制”。

　　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人都具有普遍人性。能够区别高下的只有制度：是约束人性的恶，还是放纵人性的恶？可以选择、可以改造的是制度；不可选择、不可改造的是人性。

　　1770年，J库克船长带领船队来到了澳洲，随即英国政府宣布澳洲为它的领地。开发澳洲的事业开始了。当地的土着居民人数不多，且尚未开化，只有靠移民。于是政府就把判了刑的罪犯向澳洲运送，既解决了英国监狱人满为患的问题，又给澳洲送去了丰富的劳动力。运送罪犯的工作由私人船主承包，这种移民活动壹直持续到十九世纪末。

　　起初，英国私人船主向澳洲运送罪犯的条件和美国从非洲运送黑人差不多。船上拥挤不堪，条件极差，平均死亡率为12%。其中壹艘名为海神号(The Neptune)的船，424个犯人死了158个，死亡率高达37%。这么高的死亡率不仅经济损失巨大，而且引起社会强烈的谴责。

　　经济学家认为，人的本性是利己(生物学家已从基因復制的过程证明了这壹点)。从利己出发，人可以做出善事--历史进步正是利己心推动的；也可以做出恶事--罪恶都来自利己。人性需用制度引导，而不能靠说教改变。私人船主敢于乘风破浪，冒死亡的风险把罪犯送往澳洲是为了暴利。他们尽量多装人，给最坏的饮食条件，以降低成本增加利润。而且，私人船主之间也存在竞争，大家都在拼命压低成本，谁要大发善心，恐怕在激烈的竞争中无法生存下去。在这种情况下，要把死亡率的下降寄望于人的善良是毫无用处的。

　　假如由政府进行干预，政府以法律规定最低饮食和医疗标准，并由官员到船上监督实施这些规定。但政府的干预不是万能的。派官员到运送罪犯的船上去执法是壹件苦差事，不给高薪没人肯干。 面对贪婪成性又有点海盗作风的船主，官员面临两种选择。壹是与船主同流合汙，分享利润；壹种是坚决执法，自己或亲人的生命受威胁。在无法无天的海上把那些不识相的官员干掉，扔到海裏，诡称他们暴病而亡，对船主不是什么难事。面对船主的利诱和威迫，官员的最优选择只能是与船主合作。当猫与鼠合作时，鼠们更胆大妄为了。

　　当时既没乞求船主们发善心，也没派什么官员，而是找到壹种简单易行的制度：政府不按上船时运送的罪犯人数付费，而按下船时实际到达澳洲的罪犯人数付费。当按上船时人数付费时，船主拼命多装人，而且不给罪犯吃饱，把省下来的食物在澳洲卖掉再赚壹笔，至于多少人能活着到澳洲与船主无关。当按实际到达澳洲的人数付费时，装多少人无关紧要，能到多少人才至关重要。这时船主就要多给每个人壹点生存空间，要保证他们在长时间海上航行后仍能活下来，要让他们吃饱，还要配备医生，带点常用药。罪犯是船主的财源，当然不能虐待了。这种按到澳洲人数的制度实施后，效果立竿见影。1793年，三艘船到达澳洲，这是第壹次按从船上走下来的人数支付运费。在422个犯人中，只有壹个死于途中。以后这种制度普遍实施，按到澳洲的人数及其健康状况支付费用，甚至还有奖金。这样，运往澳洲罪犯的死亡率下降到1%-1.5%。

　　哈耶克说过，壹种坏的制度会使好人做坏事，而壹种好的制度会使坏人也做好事。制度并不是要改变人利己的本性，而是要利用人的利己心去引导他做有利于社会的事。制度的设计要顺从人的本性，而不是力图改变这种本性。每个人有他自己的利益偏好，而这种偏好正是此人之为此人的规定，容不得其他人来“改造”他，除非他自己要“改造”自己。“改造人”实际上使人变成了非人也的奴隶。如果只有人斗人、人吃人，才能实现利己，人就比野兽还要坏。如果只有人为人、人帮人，才能实现利己，人就比天使还要好。要建立壹个美好的社会，只能靠壹套把利己变为有利于社会的制度。

　　哈耶克则认为：制度设计关键在于假定，从“好人”的假定出发，必定设计出坏制度，导致坏结果；从“坏人”的假定出发，则能设计出好制度，得到好结果。建立在“人性善”基础上的道德约束极其苍白，而实践中则往往导致专制与暴政。

　　现代经济建立在人人都有罪性上比较好。契约的前提就是先小人后君子。首先假定妳会要犯罪，所以用壹定的条条框框来约束妳。中国人太讲君子风度，相信人会按照约言去做，结果到对方违约时官司都没处。

　　儒家人性论

　　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性与习对举，证明性是先天获得的。孔子倡导的仁，可被视为对人之天赋秉性的壹个抽象归纳。因为，仁者，“从人从二，古文仁从千心”（许慎：《说文解字》）。可知仁是对共同的人的特点的壹种概括，是善的。

　　儒教认为“人之初，性本善”（《三字经》），人生来即是善的。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也；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孟子尽心上)。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孟子.告子上》）。

　　荀子壹派表面上是性恶论，实际上他说的性恶是针对小民的，圣人仍是大善的，圣人可以“化性起伪”的，他最后的落脚点还是性善论，最典型的论据是“涂之人可以为禹”（《荀子.性恶》）和企望“积善成德”。

　　“人之初，性本善”是错误的命题。人从娘胎裏壹出生，就具有妒忌、贪婪等自私自利的趋恶天性，儒生们硬说那是孩子的恶作剧，视为可爱，那是虚伪。

　　孔子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人非圣贤，怎能说自己没有过错呢？壹切罪恶起源于不良的动机，先有淫念，才有淫行；先有恨意，才会杀人。罪行是罪，不良的动机也是罪。人之所以会犯罪是因为人有罪性。人欲(私性)横流，罪恶泛滥，社会充满了罪恶。说社会是恶的、人性是善的、是不合逻辑的(社会由人组成的)。难道社会不是由人组成的？

　　1．儒家人性论中復古主义与排外主义

　　颜渊问为为邦之道，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舜（实行夏朝的历法，乘坐商朝的车子，穿戴周朝的衣冠，采用舜的韶舞作音乐教材（见《论语.卫灵公》）。

　　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论语卫灵公)。

　　孔子说，舜就是个很好的榜样，他什么事都不需要做，就能使天下大治。为什么呢？因为舜是天纵英明，生来就是完美的圣人，他只要顺乎天然的本性生活，自然就成为很好的榜样，而使得万民景仰，垂范千古了。这就是中华民族的国魂啦！

　　孔子认为最高典范就是尧舜和周文王周武王。他壹味地怀古、恋古、思古、述古、信古、法古、玩古、学古、教古、吃古、卖古、忠古、孝古……凡是古的，就是好的，而且是绝对的好！为了使中华文化不致消沉堕落，只有壹个办法：不许改革，不许创新。如果有人大胆改革创新呢？立刻打压！完全扑灭！

　　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万物皆备于我矣”；哪需要向外学习？只要尽量修掉后天的沾染的不良习性，让人尽量返回到初生的“赤子之心”本性中去，把先天就具有的善性给发掘出来。人只要潜心修道，明心见性；是“人皆可以为尧舜”的。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过则喜。禹，闻善则拜。大舜有大焉(孟子公孙丑上)。又曰：尧舜性之也。汤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孟子尽心上)。

　　同样是人，但今人不如古人，而且越古越好。子路不如禹，禹又不如尧舜；商汤和周武的德行，是要靠修养身心来勉力行仁的；哪像更早的尧舜，是天纵英明，生来的圣人，他的美德，完全是出于天性使然，壹点不需要后天的努力；五霸的德行，不过是假借仁义的美名为幌子罢了。可见人性是壹代不如壹代啊。

　　孟子曰：尧舜既殁，圣人道衰，暴君代作(孟子滕文公下)。意为：尧舜以后，圣人之道就衰落了，所出的都是暴君了。这样搞下去，国家还有希望吗？孟子说：要想国家大治吗？有办法！恢復古制，用周文王的典章文物和制度，五、七年的功夫就可大治了。他满足于现有成就，视外国人为野蛮民族，以为自己都是好的，外国的都是坏的而停滞自误。

　　雨果说：中国是保存胎儿的绝妙的酒精瓶；黑格尔说，中国是没有时间维度的国家。

　　2．儒家人性论中的等级特权和双重标准

　　孔子把人分为三等：生而知之者，学而知之者，学而不知者。老百姓都属于“学而不知者”，只能遵循“生而知之者”以及“学而知之者”为他们制定的道德规范。少数人被定为圣人君子，被豁免了作恶的可能性，从而置身于法律和众人之上。这导致了对自己很宽松，对别人很严厉。君子们的言谈举止不能传达出平等的相互尊重；而是传达出有权有势的上等人气象。因此，自由平等博爱无法产生。

　　韩愈提出“性三品”说，把人性分上、中、下三等。善恶无绝对标准，道德准则随身份等级而定，对等级不同的人是完全不壹样的。儒家道德的第壹律条就是：尊卑。皇帝用太监，善哉；臣民用太监，恶。天子用八悄，善；诸侯用八悄，大逆不道。男人多个性伴侣，善；女人多个性伴侣，罪大恶极！

　　对于壹般人来说：“或饮酒，或好财货，或好声色都是“人欲”，必须革除；至于皇帝，“钟鼓苑囿游乐之乐，与乎好勇、好货、好色之心，皆天理之所有，人情之所不能无者”（朱熹註《孟子集註·梁惠王下》）。这就叫“同行异情”，同样的行为，因地位的不同而不同。

　　孔子自己“食不厌精，脍不厌细，食（食壹）而馊，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失饪不食”，却要求别人“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士誌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 虽然孔子也说“礼，与齐奢也，宁俭；丧，与齐易也，宁戚。”，不过说说而已，他和他的徒子徒孙从来都是不惜铺张豪奢的。

　　按身份等级划分出的道德，根本就是伪道德、是反人性的。儒家规定了人是王权的从属品，把家庭形式化成了壹个个缩微的皇权结构。为了强化控制，道德有了壹票否决的大权，俨然主宰人的生死：忤逆尊长可以处死；男女私情沉塘火烧而后快，等等。律条严苛，不过是为了把人身上的绳索紧紧捆绑，使人成为任意驱策的牲畜。

　　皇帝和官员不仅是统治物质财富，还要统治人们的精神、情感、习惯，于是他们壹级壹级的成了道德的掌控者，拥有了道德的解释权，官大壹级就是真理。他们的贪婪和残暴必然与道德条文背道而驰，他们自身的道德败坏同他们满口的仁义道德形成鲜明对比。于是，整个社会从上而下充满了虚妄和绝望，专制和等级就这样完全摧毁了人的尊严和价值。为了在这个等级制的道德架构中生存，人们就须互相倾轧、仇恨、鄙视、压榨，于是，这伪道德就必然导致人们走向邪恶。礼教强奸正义，假大空厚黑由此渊源！道德成了压迫下属的工具。

　　由是国人只信任权势，权势成了衡量人价值的唯壹标尺，官阶是国人衡量人的价值的首要准绳。而公权力，即使在清庭灭亡近百年了的今天，执政者还把它看作是自己私有品，居然叫喊：这是我们用鲜血夺来的，妳们想要，拿几千万人头来换。

　　3．性善论导致了虚伪败德

　　哲学家黎鸣认为：人的生物性偏于恶，人的社会性是善恶交错，人的精神性偏于善。他以愈是出现得早的事物，其惰性愈大的理论进行计算，从而得出结论是：人性的90%偏向恶；人性的10%偏向善。他说：西方古代哲人和宗教先知对人性善恶的判别是真实的，中国古代圣人对人性善恶的判别是不真实的，是虚假的。基因的自私与人的自私是壹脉相承的，这种自私性的基础即是生命的自我保存和自我再生。因此，自私不必是恶，但在社会生活中也难为善，不妨说自私是潜在为恶的基础[原恶]。中国人自古以来，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轻信大人、圣人的漂亮话，实在是受了绝大的欺骗。大人、圣人身上的原恶不仅丝毫不比小民少，而且大人、圣人身上的原恶壹旦变成实恶，它所造成的社会灾难简直千万倍于小民。由于原恶的存在，中国圣人所宣扬的克己、礼让的善也绝大多数是伪善。

　　由于性善论，中国人认为通过努力学习就能成为至善、完美的范例；于是“学而优则仕”的官僚们自然便是善的典范；而不学习、不识字或学而不优的的平民百姓自然成了恶的刁民；于是善良的大人君子们对小人刁民们进行人治就是天经地义；官僚们拥有“刑不上大夫”的特权，不需要监督制约，结果是善良的官僚们在缺乏监督的状态下，干尽了坏事。

　　为了维护官僚们的“善”的形象，儒生们使出了看家本领--造假。壹个公开奉行“说谎价值论”、撒谎成精的老油条被奉为民族圣人，是我民族的不幸。

　　性善说导致人人说假话，相互吹捧奉承；有壹点成就就骄傲自满。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自足自满，飘飘然不可壹世。壹有问题，都把箭头往外指，都是别人的错，很少反躬自问，承认自己有错的。于是每个人活在自我中心意识中，任意放纵私欲而不自知。于是不肯认罪，不肯悔改，也不肯接受上帝的拯救。社会当然壹天壹天败坏下去。

　　美国有壹项科学测试发现：现代社会中的成年男性平均每24分钟就会想到性。这意味着当种种高尚的奋斗动机、理想由于种种原因遭妳抛弃后，性欲，将最终成为妳奋斗的唯壹壹个不体面、但最强有力的动机。或者说高尚动机、理想仅仅只是幌子；幌子下面，妳正在作为性欲的奴隶，自觉不自觉地在受着性欲的驱使。不让上帝做妳的主，情欲必做妳的主。

　　由于儒家的性善论，使得中国人对“性”不敢正视，将“性”掩着、盖着、藏着、掖着；使得中国人迫害女性；使得中国人拥有表面仁义道德，背后男盗女娼的虚伪。

　　4．性本善导致独裁

　　在独裁体制下，众人的意誌必屈服于独裁者的意誌，这只有根据性本善的观点才说得通。人性本善，因此每个君主都可成尧成圣，因此众人都要服从君主的意誌，以助君王成圣王。

　　以性本善哲学为基础的制度设计可概括为“无限政府”和“有限权利”。儒家假设掌权者为“天下为公”的圣贤，对最高权力的控制就没想过；儒家相信“人好壹切都好”，关註权力的归属而轻权力的监控。因此，中国二千年间未曾产生过实质性的分权制衡机制，无独立的司法审查制度（行政司法合壹）、无类似于英国古老的“自然公正原则”的程序制度。

　　儒家认为：上等的“圣人之性”先天就善，不需要教育；“中民之性”和“斗筲之性”需要教化、改造，方可臻于完善。所以，“内王”以“化民成俗”为己任，强制改造人性。孔子把学生看成木头，所以他说“朽木不可凋也”！荀子认为：人就是木头，圣人就是木匠，可以用斧头去噼去砍；完全否定了人性的先天性基础，堕入了专制怪圈！儒家不容许壹个独立的个人自治领域，主张政府行为可以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

　　儒家总是把人群分成好人[君子]和坏[小]人，而好人的最高典范是圣人；这种分类法违背了人人平等公理。儒家把壹切文明都归于圣人，让圣人凌驾于社会之上；完全依赖壹两个圣人的精英政治就是特权政治、就是独裁政治、就是少数人合法掠夺压迫平民的政治。

　　在独裁体制下，众人的自私都要服从君主的自私，结果是大恶。中国的君主专制，结出了大恶之果，自唐至清，离文明越来越远。中国的历史就是奴役的历史！

　　5．崇拜明君清官的人治，忽视法制建设

　　儒家壹直盼望明君的出现。国人已经习惯于让别人支配自己的命运，所以，即使机会握在手中，也总是轻易的把权力和机会交给居心叵测的权力狂们，然后祷告那是壹个清官、明君。这使我们的民族成为了壹盘散沙。儒家社会的百姓总是以为皇权是善的权力，皇权因此不受制约，也不必制约（事实上无法制约）。对最高权力的制约匮乏，贻误了中国法治进程。

　　中国古代有权力制约机制，都是预防相权过大而威胁皇权。隋唐时设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三省制度，相权由三省分掌：中书省掌管决策，门下省掌管审核，尚书省掌管执行。三省分工制约，确实预防了宰相滥用权力。但对最高权力的皇权却没有明确的制约监督，这与认为皇帝是至善化身而不会为恶有内在的必然联系。

　　儒家强调“克己復礼”，只註重个人内在的修行，不註重社会法律制度的建构，把无限的权力赋予某个人[王]或组织，这是罪人的狂妄之举。在儒看来，法律仅意味着：驭民的工具，而掌权者自身是超乎法律之上的；从而否定了法治。

　　西方的道德至上，壹开始就强调它是“自然正义”，是如自然科学定律壹样的纯粹理性。所以指导西方法律的道德是理性、正义、公平，体现于法律之中则在于重视个体之间的平等、自由、权利等观念。

　　中国的道德至上，壹开始就是宗法至上，是重亲疏贵贱尊卑长幼之分而否定平等、自由、权利的道德。它首先是人的情感，以此为基础的法律自然缺少理性。

　　“性善论”强化了宗法规则，遏制了民众独立人格的产生。在宗法伦理社会，身份规则是壹切社会关系的基础，个人从来是作为宗族的“零部件”而存在的。表面上看 ，虽曾有过家庭、行会、帮会（江湖）、僧道等民间团体，但它们通行的都是人身依附规则即个人人格被吸附消溶于集体人格中的规则。个人的人格被家族人格吸附，势必造成个人人格的不独立，不利于民法的发展。

　　6．理性万能

　　从人性至善进而相信人的理性能力，相信人类能掌握规律，相信存在壹个完善的社会状态，并笃信为实现这个完善的社会而存在壹个至善的万能政府，从而加强了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成的壹元化管理趋势。自戊戌变法以来，儒教的人性善与西方舶来的理性主义结合，更加坚信人力无边、人定胜天、人应该宰制万物、征服自然。既然人的理性具有如此至上性，对天、对神的敬畏就不復存在，所谓用自然法来约束世间的权力就更无能为力了。

　　这些人自诩掌握了唯壹正确的规律并宣称人类有驾驶自然的能力，而壹旦拥有了足够的力量（或曰暴力），他们会把人间变为“美好社会”的试验场，从而也有了正当的理由来镇压不同政见者。长期受科学万能教育的中国人，很难认识到人的有限性。

　　柏拉图晚年发现《理想国》的哲学王的路走不通，因为人性本恶，国王不可能成为哲人王。这导致西方思想界敢于自我批判，几千年来中国儒生们敢自我批评儒家理论吗？

　　法家人性论

　　法家认为性本恶，主张实行严刑峻法，高压恐怖。结果是恶上加恶，恶性循环。秦皇执政12年，被处宫刑的人就多达70多万人……。秦亡，酷刑、文字狱、连坐、户口制度等恶的锁链代代相传，严重摧残了中国人的身心健康。法家的“人性恶”理论不彻底，他们认为皇帝是善的，这样壹来，就陷入自相矛盾，“人性恶”理论就崩溃了。

　　唯物主义人性论批判

　　1．人的本质不是“壹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马克思认为：人没有先天的东西，都是环境的产物，都是“社会人”， “人性就是阶级性”，“全部人类历史不是别的，就是人性的不断改变”。反对费尔巴哈的“自然”人。

　　马克思说：“费尔巴哈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于人的本质。但是，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壹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恩选集第壹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着作编译局,1995年6月第2版第56页）。

　　马克思认为：人是“利己”、还是“利他”是由所有制决定的。在批判亚当.斯密《国富论》中的分工产生的原因“是利己心的缘故”时，马克思说“利己心是壹个社会的、历史的范畴，它随着私有制的产生而产生”。这显然违背现代生物学的基因自私原理。

　　马克思认为先有私有制，后有私利的追求。恩格斯在研究摩尔根的《古代社会》时说：是利己心瓦解了原始公有制，而不是马克思所说的“私有制带来了利己心”。事实上，“利己心”是人的本能，它与所有制毫不相干；相反，利他主义是壹种后天的社会属性。

　　马克思把人的本质归结为壹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而社会关系又是生产关系决定的。按马的逻辑，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公或私]决定了生产关系的性质，生产关系的性质决定了社会关系的性质[公或私]，从而决定了人的本质[公或私]；所以，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决定了劳动者只能“壹心为公”，为集体的利益牺牲个人利益，搞共产主义的义务劳动。

　　“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原则在逻辑上行不通。从理论上看，如果无例外地每个人都奉行此原则，必须将利益出口到月球上去；在实践上，壹部分人奉行此原则时，正好被另壹部分奸佞之徒趁机得利。社会主义实践证明：公有制的建立根本不可能丝毫削弱利己心，利己心反而带来对公有财产的疯狂地掠夺与瓜分。事实证明，人的利己心不受所有制决定，不受“壹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决定，人的本质绝不是“壹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马克思对人性的看法在中国春秋时期就有。齐国相晏婴出使楚国。楚王在接见晏婴时，故意让人押着壹个人从接见厅下走来，并说被押的人是齐人，犯了偷盗罪。楚王揶俞晏婴说：“齐国人都爱好偷盗么？”晏婴离开座位严肃地对楚王说：“我听说，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织。是什么原因呢？水土不同啊！这个人在齐国而不偷盗，壹到了楚国就犯偷盗罪，是不是因为楚国水土使这个人爱起偷盗来了呢？”楚王尴尬地笑着说：“圣人是不能随便开玩笑的，寡人反而弄得难堪了！”

　　晏婴宣扬的是环境决定论，这与基因决定论是冲突的，把人简单等同受环境决定的植物，楚王连“人不是橘织类的植物”都说不出来。可见，当时的中国人愚昧到了何种程度，什么中国古代灿烂的“百家争鸣”不过是阿Q自我安慰而已。这是愚昧的“天人合壹”的类比思维造成的。事实上橘织是不同的物种，中国古人弄错了。同时代稍后的希腊人亚裏士多得研究了世界上的各种动植物，对植物进行了分类学研究，是很了不起的。

　　中国人最缺乏理性思维能力，几千年来连逻辑学、语法学都没有。中国有成语“人心不古”，人越来越堕落！中国人自由本质完全被儒家消灭了！只知道为了肉体的延续而做奴隶！对苦难残暴已经麻木不仁，甚至为其辩护。

　　管子鼓吹“仓廪实而知礼节”；仓廪足，知荣辱。中国的社会现实却是“饱暖思淫欲”、为富不仁的多。为什么经济发展[权力增长]与道德败坏成正比呢？根本原因是中国人把人混成了动物、向动物[龙虎]学习的结果；中国人不认识上帝，所以道德败坏。

　　唯物主义的道德观，将人与动物并列，道德生活完全是外在的，后天的添加物。主张人性是壹张白纸，非善非恶，可塑造人性、塑造新人。不承认灵魂的存在，道德生活就不是出于心灵的内在需要。所谓“良心”、“羞耻心”、“罪恶感”都不能找到“内化”的基地。

　　动物世界没有道德，只照着本能欲望而生活的，完全没有理性和德性。所谓“科学[进化论]的人生观”，必将导致弱肉强食，平等道德必然崩溃。

　　2．“人的本质是壹切社会关系总和”是现代版的专制理论马克思把人的本质归结为壹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但人首先是作为自然的个体存在的。马克思主义完全抹杀了作为人的自然个体的本性，过份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完全违背了它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对于个体而言，其内在的本质是内因，而“壹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仅仅是外因，内因对他的行为起着主要的的作用，而外因是其行为的外部条件、起次要作用。马克思把外因看成决定性的作用，犯了根本性的错误。

　　什么是本质？本质就是最普遍的、天生就有、不会改变的性质。“壹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它们怎么能成为人的本质呢？

　　“人的本质是壹切社会关系总和”是现代版的专制理论。“关系说”企图从外在的社会性囊括人的本质；抽掉了人的精神活动的具体存在，抽掉了个体活生生的灵魂，其结果只能使人仅仅作为壹定的阶层、党派或社团组织的成员。

　　从“关系说”裏，看不到人对社会关系能动的选择和超越；只看到了对现实的适应和服从。该理论颠倒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把主体的人当作社会的手段而不是社会的目的；并认为集体的利益永远高于个人的利益，向社会奉献壹切是个人应尽的义务和责任；社会永远是主人，个人永远是卑微的奴隶，个人的价值要靠社会来体现。

　　上学、参加工作、入党团都要填社会关系表，原来这是马者们在定义人本质的“善恶”。例如：他是高干子弟，妳是农民的儿子；所以，他就作威作福，妳就作牛作马－－因为妳的社会关系总和是无法和他比的！高干子弟总是骑在普通群众的头上，因为他们本质“先进”。

西方文化中的人性论

作者 关敏 写于二零零六年

　　人的本质==利己[贪婪]+自由

　　作为个体的人的本质是什么呢？那就是：利己心，趋利避害；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首先是爱自己的子女；也存在对自己父母的爱，但这种爱远远没有父母对子女的爱那么强烈、那么普遍。现代生物学告诉我们：基因是利己的，利他只是利己的壹种特殊形式。

　　动物的利己是本能，可称为本能利己；动物本能也表现为利群。比如，那些雄蜘蛛性交后被雌蜘蛛吃掉，就是利群；还有大哈马鱼为繁殖而粉身碎骨，产卵即死，也是为了群的生存。这些动物的行为说明动物的目的是为了繁殖基因、保存基因、扩张该类基因的地盘。同样，人也愿意为子女粉身碎骨，特别男人喜欢玩很多女人，这也是为了繁殖基因、扩展该基因的地盘。利己利群都是为了延续繁殖该类基因，所以说基因是自私的。人当然也自私自利，不过人的自私自利打上了自由思维、理性计算等特点！

　　人的利己与动物的利己是不同的，人是故意的、有意识的利己，动物的利己是壹种本能，它意识不到。人的利己与动物利己的区别是：人的利己表现为贪得无厌，动物的利己适可而止。成年人在公众场合不贪婪是大家监督的结果，也是理智计算的结果[怕得不偿失]。所以，人的本质==利己+自由意誌。换言之，人的利己受自由意誌的指导与调节。

　　原始社会人类的生存条件极端恶劣，始终面临着饥饿、猛兽侵袭带来的死亡危胁，靠个人是无法生存的，人们必须依赖集体的力量才能生存，而集体的力量的任何削弱都可能带来整个部落的毁灭。此时，为求生存只能共产、只能追求公利。追求公利是唯壹能实现自利的途径。原始社会的大公无私、尊老爱幼仅限于部落内部，对其它部落，他们不但发动战争，而且把对手吃掉。这正说明了他们是利己的。

　　唐山地震时，壹些逃出的人住在帐棚裏没饭吃，大家就分头到处找吃的，找来后由壹个热心的大嫂支口大锅，平分食物。当营救工作开展起来后，很多家的东西扒出，人们就开始私藏自家东西，不再上交，大锅饭维持不下去了，共产主义瓦解——这正是原始共产主义产生与瓦解的现代版。难道是人性变了吗？非也，人性没变，人们从开始到结束都是利己的。

　　某村的选民宁愿让腐败官员继续当政，他们的逻辑是：腐败官员是肥猪，新选上的官员是瘦猪，瘦猪比肥猪更贪。这种类比逻辑是错的：肥猪的贪心小，怎能证明腐败分子的贪心小呢？特权意识甚至不以自己拥有比别人更多为满足，而是以自己拥有全部、他人壹无所有为满足。皇帝富有四海，他的贪心比谁都大，十万宫女还不够，还要巡游玩女人。

　　基督教认为：因为上帝造人时赋予了人自由意誌，人有选择自由；但人受肉体支配后易偏离上帝的正道，就犯罪了。

　　从基督教的角度看，人的本质就是自由+贪婪=罪。可这样解释：贪婪是人的生物基因本质，自由是人的大脑本质。大脑思维是倾向自由的。大脑思维的自由本性，使人追求新奇、追求创造、追求平等[不被奴役也不奴役人]，这是健康人的向上本质。

　　人的本质==利己[贪婪]+自由。当人感情用事，大脑的自由功能会退化，贪婪本性占优势；贪婪的本质占上风，人就变得十分野蛮狡诈，社会制度就是专制制度，专制是使人成为奴隶的壹种病毒，专制制度是壹种野蛮的制度。总的说来，肉体诱惑力远大于自由理性能力，堕落的趋势使人类普遍的专制。这说明了人性恶在人类史上起主导作用。

　　当人敬畏上帝能进行理性思维时，自由的本质占上风，人就变得文明诚实博爱，社会制度就走向民主科学。自由民主制度是使人获得尊严的制度。自由理性能力使人类产生民主科学，象古希腊的民主科学在人类当时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只是在理性清醒后，人类的自由本能才得到充分的开发而走向现代民主。

　　共产党的目的是逐渐把人改造成革命的工具

　　马克思认为人是壹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性即其社会 性；人性是随社会变化而变化。依据生产向自动化发展的趋势，劳动者自由时间在增加，科学的应用在普及、深入，这壹系列的变化，就为新的人性创造了条件，也就是“新人”的产生。

　　马克思说：“理论壹经掌握了群众，就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1903年，巴甫洛夫（1849壹1936），在马德裏的国际医学年会上宣读了他的实验和研究报告，认为条件反射是高等动物和人类对环境作出反应的生理机制。1904年巴甫洛夫得了诺贝尔医学奖。

　　巴甫洛夫的理论给了布尔什维克领袖以重大的启发：环境可以改变人的生理和心理，创造出新的反应机制。通过重復的灌输和指令，人的大脑会对壹定的术语和名词产生条件反射，自动地做出和灌输者和指令者的要求相壹致的反应。这难道不正是“科学社会主义”？

　　1921年1月24日，列宁签署了壹道政府命令：《科学家I.P.巴甫洛夫的杰出成就对全世界工人阶级具有巨大的意义》，要求对巴甫洛夫和他的实验提供物质保障，当然包括狗食。

　　托洛斯基妄想条件反射不仅从心理上、而且从生理上改变人，像狗壹听到午餐铃声就流口水，让士兵壹听到枪响就勇往直前，为共产主义事业献身。

　　苏联时期对心理学和教育学的研究作了极大的投资，然而巴甫洛夫并没有因受重视而归顺新政权。就在列宁下旨保障他的研究之后不久，他在给学生开课时公开说：“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不是绝对真理，它们可能是部分正确部分错误。”他根本不相信布尔什维克的“世界革命”有什么成功的把握，认为“把大量款项用在发动日本革命，而我们的实验室每个月只有三个金卢布”是不可思议的。他反对用内战来解决政治问题，说俄国为了布党的理想牺牲得太多了，还说布的政策正把俄国引向死路。

　　当时布尔什维克党内左派代表布哈林出面写了长篇文章，把巴氏的观点逐壹加以驳斥，认为它们才是俄国的四条“死路”。布哈林还摹彷列宁训斥知识分子的口吻，轻蔑地说知识分子和教授们对革命的怀疑是“石器时代的思想”。在苏联先后受到批判的科学观点有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孟德尔的遗传学和摩尔根的基因说、鲍林的共振理论、玻尔等人的量子理论、维纳的控制论、弗裏德曼(1888～1925)和伽莫夫(1904～1968)的宇宙学等等；先后受到批判或者迫害致死的着名科学家包括生理学家巴甫洛夫、物理学家约飞、火箭设计师科洛廖夫(1907～1966)、物理学家朗道、生物学家瓦维洛夫(1887～1943)，等等。

　　马克思主义反对“利己心”是人类的生物本能，所以就要迫害遗传学家。孟德尔是19世纪奥地利修道院的院长，他坚信神造万物，通过杂交实验，发现了遗传规律。遗传学强调基因[与神有关]的先天决定作用，这与共产党通过制度的变换来把人改造为大公无私的人相冲突。所以，20世纪三十年代，以李森科为首的“米丘林学派”在斯大林的支持下，完全否定孟德尔摩尔根的染色体-基因理论。李森科给基因学说扣上“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帽子，把遗传学打成了“资产阶级伪科学”。这和苏维埃政权以重塑人性的使命有关。

　　享有国际声誉的遗传学大师尼.瓦维洛夫（Vavilov）向苏共中央上诉，斥责李森科排除异己、缺少文化以及对学术上反对他的人进行报復。1935年瓦维洛夫被解除了苏联农业科学院院长职务。1940年8月，瓦维洛夫及其助手们被陆续逮捕。瓦维洛夫被诬为“间谍”，被苏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判处死刑。临刑前，德军入侵，改为缓刑壹年半。缓刑期未满，1943年，根据苏共中央委员会的决议，瓦维洛夫被枪毙。壹大批具有正义感的遗传学家成为“人民公敌”而深陷囹吾，整个苏联遗传学界万马齐喑，农业壹片萧条，持续到赫卤晓夫的跨臺。

　　1949年后巴氏理论在中国生物学界壹枝独秀，也是和思想改造运动相适应的。这种恶状又在中国持续了20多年[可参考“教育自由”壹节]。

　　1905到1908年，俄国爆发了壹场有社会主义者参加的民主革命，俄国工人在壹些城市组织了“苏维埃”。高尔基在1907年发表了长篇小说《母亲》，描绘了壹个目不识丁的家庭主妇如何转变为壹个自觉的革命战士。这本小说成了世界“无产阶级文学”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滥觞，因它提出了党文学的基本任务：为塑造“新人”服务。列宁不但向党的干部推荐这本书，而且于同年邀请高尔基参加在英国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代表大会。

　　1917年十月革命为布尔什维克在国家范围内塑造“新人”的社会工程创造了条件。托洛茨基说：“他（指“新人”）将先控制他生理机制中的半意识，然后是下意识，例如呼吸、血液循环、消化、新陈代谢，接下来将在壹定限度内使得这些机制完全服从理性和意誌的操纵。甚至纯粹的生理生活也将成为集体实验的对象。”

　　斯大林说：“我们共产党人是特殊的类型。我们是用特殊材料作成的。”1930年代有这麽壹首诗：“我就是钢铁、太阳和混凝土／我就是纺织厂的梭子和发动机裏的线圈／我就这样作为壹个工人被孕育和诞生／我的第壹个动作就是挥舞榔头／……熔化的钢水在我的血管裏奔流／我变得更加高大／我的臂膀由钢铁铸就／坚强得举世无双。”如此醉心于把人变成钢铁，难怪约瑟夫·维萨裏昂诺维奇要给自己取个意为钢铁的名字：斯大林。

　　为了塑造“新人”，布尔什维克运用了各种手段。为了把儿童、少年和青年的成长完全置于党的控制之下，他们成立了“小十月人”(5-10岁的儿童)、少先队和共青团；把参加生产劳动和社会政治活动与儿童早期教育相结合；用文学艺术的形式大力宣传“苏维埃新人”的榜样和模范，其典型形像之壹是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笔下的保尔·柯察金。书的题目《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形像地表现了革命对人性的改造。

　　“苏维埃新人”体现了共产主义“新人”的壹些普遍特征，人作为个体的壹面(个人意识、个人动机、个人利益、个人观点以及个人行动的自发性等等)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壹个集体的“人”和党的“人”。因此“新人”的诞生也就是个性的死亡。20、30年代的苏维埃文化贊美的“新人”通常都没有个人的面貌，只有整体的品质，象钢铁壹样坚强，像机器壹样整齐而有效率。“苏维埃新人”标誌着社会心理学家所定义的“大众人”的产生。这个“大众人”既是19世纪机器时代的产物，也是20世纪集体主义意识形态广泛传播的结果。

　　人能不能百炼成钢，或者即使百炼成钢以后能不能变成壹颗党拧在哪儿就在哪儿纹丝不动的螺丝钉，甚至是壹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20世纪的历史已作了回答。斯大林的女儿六十年代初就叛逃到美国，卡斯特罗的私生女1990年代中期移民美国（卡斯特罗的两个姐姐也移民到了美国）。她们到了西方后都出了书，把父亲的老底兜了出来。斯大林的女儿斯维特兰娜出的书题为《致友人的20封信》，在书中谴责了她父亲的专制，并对母亲的自杀提出了疑问。卡斯特罗女儿的书就叫《卡斯特罗的女儿》，把她父亲描绘得自私暴戾喜怒无常，还把父亲当年写给母亲的情书（当时她母亲是他人之妻）都公之于众。

　　1939年8月刘少奇在延安马列学院讲演《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时就借儒家“吾日三省吾身”之说，强调党员必须加强党性修养，鼓吹“克己奉公”。他引了斯大林的“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说：“壹个共产党员入党以后，就象木料壹样交给了党。党今天要把这木料做成椅子就做椅子；明天要把这木料做成桌子就做桌子；当党需要建大厦时，妳也可以变成栋梁；如果党需要造壹个马桶，那妳也得尝尝臭气……做党的工具是不可以讲条件的。”

　　刘少奇说：“党的利益高于壹切，在个人利益和党的利益不壹致的时候，能毫不踌躇、毫不勉强地服从党的利益，牺牲个人利益，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这就是常说的党性”。

　　文革开始，刘少奇被打倒，他找到毛泽东说：我只有壹个请求，辞去壹切职务，回到乡下去种田，做壹个普通人。此时此刻，连刘少奇都忘了他只是“党的工具”，他无权对党提条件。正是他鼓吹的“材料论”党性，成为置他于死地的“杀手锏”之壹。对他直接下毒手的人，就是他自己调教出来的“工具”。真是自作自受。

　　卢梭说：“专制政治是不容许有任何其它的主人的，只要它壹发号施令，便没有考虑道义和职责的余地。最盲目的服从乃是奴隶们的唯壹美德”（《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

　　林彪说：“党性乃尊命性也，尊命乃大德大勇大智”。胡绩伟说：中共形成了壹种“党性原则”，即“听党的话”、“做党的驯服工具”。党说甚么就是甚么，党叫做甚么就做甚么（甚至可以为党撒谎）。在中国，壹切行动听指挥不仅仅限于军队，它已成为中国共产党以及公、检、法等公权力部门的不成文的原则。为什么贪官壹端壹窝？难道国人都那么容易同化的么？不是，正是壹切行动听指挥，行动左右了思想！不是国人失去了反思的能力，而是国人失去了反思的勇气。久而久之，大家都认为：所有的反思都会成了无疾而终的挣扎。

　　中共1949年夺取政权后，“塑造新人”成了与建设新社会并行的目标。从苏联照搬的社会政治组织，如少先队和共青团等从“解放区”推展到了全国，苏联的“新人”典范和歌颂“新人”的文学作品在中国也非常有影响，如伤残军人吴运铎和他的《把壹生献给党》就被称为是中国的“保尔·柯察金”。60年代上半期，“共产主义新人”在各条“战线”涌现，其事迹充斥着报刊、电臺、电影、文学读物，成了这壹时期文化领域最令人瞩目的现象。

　　大庆油田的王进喜和他的“1205英雄钻井队”是工业“战线”新人的典范。山西昔阳县大寨大队的党支部书记陈永贵则是农业“战线”新人模范。60年代中期提出的“全国学人民解放军”的口号，在非军事部门建立军队中的政治工作部。军队在60年代为全国提供了难以计数的榜样：雷锋、王杰、欧阳海等，他们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这种塑造“新人”的努力在“文革”期间达到了颠峰，有组织和集体管理的每个人至少在形式和表面上都必须“狠斗私字壹闪念”。“文革”期间塑造新人的运动，就是大量下放干部和知识青年(并不否认下放背后的社会经济和人口问题的考虑)。

　　70年代“红色高棉”更是壹夺取政权就把全部城市人口下放，企图彻底废除城市(壹同被废除的还有货币、家庭、婚姻、财产等等)。“红色高棉”是在毛主义影响下发展起来的，但他们认为即使是毛也没有坚持他的革命路线，没有做到“七、八年再来壹次”，因此柬埔寨在革命彻底性上要超过中国。

　　在50年代的北越，当抗美战争还未到来时，越南知识分子和干部也经历了和中国类似的思想改造和大规模的下放。大量的知识分子和干部因各种原因死于非命。

　　共产主义制度为什么在全世界到处碰壁呢？最主要的是马克思看错了人性。有人说：“共产主义是壹个美妙的理想，只可惜它走上了邪路。”

　　有人说：“共产主义的领导人不是完人，免不了会犯错误。”此说完全错误。共产制度的领导人即使是圣贤，也逃不脱失败的命运。因为共产主义所根基的是错误的人性论，它仇视能最大限度发展个体才能、提高人权水准的自由制度。丘吉尔早在1920年1月就指出：“共产主义壹定会失败，因为它违反人类的天性和需要。”他认为，这是壹群狂妄虚无的疯子，尝试将混乱的理论付诸实现，结果必然会导致腐败、脱序和内战。都被壹壹言中。

无神论的本质

作者 关敏 写于二零零六年

　　无神论鼓吹对人的崇拜，以前是对皇帝崇拜，现在是对自我崇拜。壹些信民主的人搞多数崇拜，认为多数等于正义，主张随大流；壹些精英大搞自我崇拜。自我崇拜的结果必然导致自我中心、自我封闭、夜郎自大、自卖自夸，拒绝学习其它先进文明；缺乏对他人、对社会、对人类历史的了解。即使学习其它先进文明，也是学其皮毛，拒绝学其内核。

　　为什么人不能被信仰、被崇拜？因为人是有限的、有罪性的。崇拜他人（自己）都属个人崇拜，个人崇拜在英语中与邪教是壹个词。教皇或皇帝或孔子都是人，是不能独尊的，独尊有限、有罪的人的指令和思想必然会给人类带来祸害。

　　1．拜圣人的邪教

　　殷王“率民以事神”，周取代殷后，变革了殷人的上帝崇拜，主要表现在“以德配天”上。这样壹来，在敬神中把神抽空了。《左传》云：“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民，神之主也。是以圣人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可见，圣人崇拜取代了对神的崇拜。

　　“圣”的主要含意就是聪明，圣人，也就是聪明人。这种聪明，不是壹般性的才智，而是见微知着、通幽知化、洞察壹切、通晓壹切的品格。《尚书.洪范》云：“于事无不通谓之圣。”《大禹谟》篇也说：“圣者，无所不通之谓也。”古人以为圣人有如下作用：

　　1）圣人是完成“天人合壹”的中介

　　圣人沟通了天地自然，也沟通了神明。《易传.系辞》讲：“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

　　老子反復论述了圣人是唯壹能体认“道”、法自然的人。有了道便具备了最充分的合理性，于是“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失道者失天下，得道者得天下”等。

　　老子认为有两种圣：壹是用形而上的方法“得道”之圣；壹是凭直觉之智规范事理之圣。他认为后壹种圣人是世俗之圣，只懂形而下之事，只会带来灾难，对这种凡俗之圣应摒弃。

　　《中庸》讲，圣人“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大哉圣人之道，洋洋乎发育万物，峻极于天。”

　　《礼运》说“圣人参于天地，并于鬼神，以致政也。”

　　《管子.心术下》云：“圣人若天然，无私复也；若地然，无私载也。”

　　《吕氏春秋.尽数》称：“天生阴阳寒暑燥湿，四时之化，万物之变，莫不为利，莫不为害，圣人察阴阳之宜，弁万物之利以便生。”

　　《淮南子.泰族训》云：“圣人者，怀天心，声然能动化天下者也。”

　　圣人本质的属性就是“体道”，或曰“圣道同体”。董仲舒讲：“天者，辟物之祖也……圣人法天而立道”。“道之大源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韩愈提出“道统”说。

　　在理学家的论述中，理的人格化就是圣人。朱熹讲：“圣人形骸虽是人其实是壹块天理。”又说：“圣人都忘了身，只有个道理。”换言之，圣人是肉体化的天理。周敦颐讲：“圣人与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时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圣同天，不亦深乎!”

　　道与天理既是万物的本原，又是理性的极致，是芸芸众生必须遵循的准则。圣人与道、天理同体，无疑也就是真、善、美的化身和绝对的权威。圣人作为天人合壹的中介，特别是把天道与人道沟通，这种作用与功能本身就表明圣人是神、人的混成体。

　　圣人最主要功能是把天的作用、性格、原则等社会化，使天人之间获得调和与统壹。芸芸众生只有通过圣人的调理才能各得其所。先哲们虽有天地之间人为贵的言论，但凡人在天地之间仅是被动物，只有经过圣人之手的再塑造，才可获得某种自觉。

　　2）圣人是文明、人文及其物化——各种器物的发明者和创造者《易传.系辞》认为人类社会的文化(包括礼仪、教育、制度等)是圣人创造的。

　　《周礼.冬官考工记》云：“百工之事，皆圣人之所为也。炼金以为刃，凝土以为器，作车以为行陆，作舟以为行水，皆圣人之所为也”。《易.系辞下》云：“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大下”。史称“伏羲作八卦，结绳而为渔罟”；黄帝、尧、舜“垂衣裳”,“刳木为舟，剡木为楫”,“断木为杵，掘地为臼”,“服牛乘马，引重致远”。

　　《韩非.五蠹》云：“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曰有巢氏。民食果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木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说之，使王天下，号燧人氏”。

　　《礼记.冠义》云：“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礼者，天地之序也”（《礼记.乐记》）。也就是说，等级特权制度是宇宙的总规律。

　　荀子云：“人之所以为人者，非特以其二足而无毛也，以其有辨也”。“辨”即“别”，“别”是礼的核心，实际上就是说人之为人在于有礼。又说：“君子者，天地之参也，万物之总也，民之父母也。无君子则天地不理，礼义无统”。

　　《墨子.节用》篇讲：“古者圣王，制为节用之法”，“制为饮食之法”，“制为衣服之法”，“教民以兵行”，“制为舟楫”、“节葬之法”、“宫室之法”等等。

　　《商君书.君臣》曰：“古者，未有君臣上下之时，民乱而不治，是以圣人列贵贱，制爵位，立名号，以别君臣上下之义。地广民众万物多，故分五官而守之；民众而奸邪生，故立法制，为度量以禁之。”

　　韩愈把圣人视为人类生存的前提正是这种文化本体观的表现，他说：“如古之无圣人，人之类灭久矣”！

　　3）圣人是解民于倒悬的救星和理想社会的创造者在中国传统的政治观念中，圣人是理想的人格化，同时又是实现理想的缔造者，人们追求理想、摆脱灾难所信赖的唯有圣人。

　　老子的“小国寡民”之世要由“圣人之治”来实现，孔子的“博施于民，泛爱众”的理想，尧舜犹难做到，必待圣人而后行。墨子讲兼相爱，交相利，也同样要有圣人而后能实现，“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也，必知乱之所自起，焉(乃)能治之”。《易.咸卦》称：“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管子.心术下》云：“圣人裁物，不为物使。心安是国安也，心治是国治也。”

　　法家认为各时代有各时代的圣人，而理想的未来要由“新圣”去缔造。

　　20世纪，圣人观念在中国摇身壹变，变成了科学、先进、正确性的说词，1950年代修三门峡大坝时，“圣人出，黄河清”成了有力的证据。“圣人出，黄河清”带有谶纬迷信色彩，是圣人崇拜的表现。可见，中国人中圣人观念的毒有多深。

　　2．拜圣王、拜皇帝的邪教

　　中国人信仰“天”，“天”是自然的神秘化，“天”必须通过天子来表达天意。祭祀“天”则被“天子”所垄断，任何人不得染指。清王朝复灭前，“天子”每年都有祭天仪式，这是中国最隆重的宗教祭祀活动。这样，就由天崇拜变成了对天子崇拜——即个人崇拜。

　　中国的皇帝是直接通天的，他是唯壹的“天子”，是天在人间的代表，是道的化身，是“人间的上帝”。礼记云：“天子者，与天地参，故德配天地，兼利万物，与日月并明，明照四海而不遗微小。其在朝廷，则道仁圣礼义之序……发号出令则民悦，谓之和，上下相亲，谓之仁，…” 天下的壹切都由皇帝作主。皇帝的所作所为，正像当今保险业者所说的“不可抗力、天灾”。皇帝握有生杀予夺的大权，无所不管；他“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空气”。中国的“天”约束不了皇帝，连神都是皇帝封的。比如门神就是唐太宗封的。

　　天子唯壹的需要是全民对他的愚忠与崇拜。孔子对天子尧歌功颂德曰：“唯天为大，唯尧则之”；“巍巍乎，尧哉！”

　　儒教是壹种纯粹政教合壹的宗教。在这个政教合壹的宗教体系中，皇帝就是最高祭司，是教皇；他手下的众官僚，按级别依次为枢机主教、宗主教、都主教、总主教、主教、神甫等，还未做官的秀才是修士，每个家长则是壹个家庭的长老。这个体系中的每个人都尊奉儒教信条，并高度自觉地向自己的臣民、老婆、孩子灌输儒教，以使天下大顺。

　　“崇拜”就是妳第壹看重的是什么。 崇拜权力的，就要为夺权掌权保权而缴尽脑汁、耍尽手段，可以掩盖真相牺牲真理，走经验主义实用主义路线。孔孟之道实用主义色彩较重、唯利是图、唯上是从，不知道真理为何物，只能搞以吏[儒]为师的政教合壹。

　　圣王[上]崇拜是中国专制文化影响时间最长、范围最广、程度最深的原因。荀子云：“圣也者，尽伦者也；王也者，尽制者也。两尽者，足以为天下极矣。”圣王便是“两尽者”，加之帝王又是天子，具有几分神性，这样帝王就成了迷信的对象。中国人把帝王称做圣人的传统是漫长的。每壹个皇帝登基了，就是圣人出来了的时候。所以皇上也常被称做圣上，皇上的话就是圣旨，是绝对圣明的。皇帝不但要控制政局，而且要掌握意识形态，政教合壹是很好的办法。皇帝是国主的称号，圣人是教主的称号，中国的皇帝又是儒教的教主，这就是中国的统治形式，中国从来就是个政教合壹的国家。

　　在圣王面前，人们只能葡匐而仰视，甚至只能五体投地而不敢仰视。

　　其壹，甘为臣仆、狗马的心态与观念。

　　管子云：“主者，人之所仰而生也”；“为人臣者，仰生于上也。”君主是天下人的衣食父母，君主把恩泽、阳光、雨露洒给天下，惠及牛马。既然壹切都是由君主赐予的，甘心做臣仆与狗马也就是合乎逻辑的，于是“北面委质，无有二心”是为臣的准则。

　　君主把臣视为工具，有用则使，无用则弃。汉武帝说：“何世无才，患人主不能识之耳。苟能识之，何患无人？夫所谓才者，犹有用之器也，有才而不肯尽用，与无才同，不杀何施？”

　　其二，向帝王求是非、求合理性的心态。

　　愚民政策有两手：消极的壹手是防堵，如焚书坑儒；积极的壹手是引导，定思想于壹尊，钦定学术为独木挢，并诱之以功利，同样可达到愚民的效果，而且显得更高明。

　　汉统治者意识到：禁锢臣民的思想不是禁止他们思考，灌输给他们有利于集权统治的思想最高妙。这就像对付驴子，不把驴子捆起来，而是蒙住他的眼睛，让它在那裏拉磨转圈。统治者让人拉的磨，就是儒家思想，转的那个圈，就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刘邦于公元前196年11月过山东曲阜时，用太牢（牛羊猪三牲）隆重祭祀了儒家学派的创始者孔子，后经汉武帝“独尊儒术，罢黜百家”，使孔子成为“万世师表”。

　　“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作之君”，君王拥有军政财税大权；“作之师”，君王拥有思想教育的大权，有教化民众的之责。可见，中国自古就搞政教合壹的专制主义。

　　至于“师”，没有壹个皇帝不喜欢当老师的，其壹言壹行，都要写进“起居註”，作天下的楷模。蒋介石最喜欢被称呼为“校长”，毛泽东觉得“伟大的导师”最适合自己。

　　自秦始皇定下了“以吏为师”（实质是以帝为师），“别白黑而定于壹尊”，真理的裁判权就归属了皇帝。汉武帝时因封禅之礼众儒生争论不休，当时着名儒生儿宽上疏曰：“唯圣主所由，制定其当，非群臣之所能列。”儿宽交出的不只是政治行政裁决权，同时把判定是非的权利也奉给了“圣主”。从汉武帝始，由皇帝裁定经学的是非，成为朝廷壹个重要议题。石渠阁会议、白虎观会议就是由皇帝裁定儒学中分歧的两次重要会议。

　　自武则天开始亲自殿试以选拔知识份子任官后，皇帝更成了理所当然的最有学问的人。韩愈奴颜婢膝地说：“得备学生，读六艺之文，修先王之道，粗有知识，皆由上恩。”

　　柳宗元也如是说：“身体发肤，尽归于圣育；衣服饮食，悉自于皇恩”。他们认为自己的壹切知识都是皇帝赐给的。奴性之毒，深入骨髓!

　　明太祖朱元璋，吹嘘自己“未尝从师指授，然读书成文，释然自顺，岂非天授乎”（“翦胜遗闻”）！并把他的话编成四本“大诰”，下令家家户户必备，天下百姓必读，每隔三年，京城比赛背诵“大诰”，人数多达19万余人。这是古代规模最大的背诵皇帝语录的运动。

　　中国历史上最后壹位成功的皇帝圣人毛泽东统治全国27年，他把皇帝改称主席、统帅，把圣人改称领袖、导师，成了壹个极其伟大的政教合壹者，超过了历朝历代的皇帝圣人。

　　真正统治中国的，就是“百花发时我不发、我若发时都吓杀”（朱元璋《咏菊花》）式的威严和横暴。百花齐放不是民主。百花齐放是武则天的命令，是专制皇帝的专制命令，何民主之有？百花自放才是民主，自由的花儿自由的开放、自愿的开放、自然的开放，才能形成民主的环境。专制的花当然可以放，但要警惕他称王称霸，因为儒家是狡猾的毒蛇之花。

　　与专制社会的“百花齐放”的规定相反，民主社会强调的是每个公民的言论权利是与生俱来的，是百花自放的，不是“大救星”赏赐的；这种自由是无禁区的，不能被限定在“把政治问题与学术、技术性质的问题分开”的禁忌之中。百花自放、百家争鸣是天赋人权；壹花独放，壹家独鸣则是对人权的侵犯。

　　其三，对圣王的期待心态。

　　帝王是治乱之源，因此社会上形成壹种对圣王的期盼心态。寄期望于好皇帝以及相应的清官，几乎成为人们唯壹的选择。即使“革命”，也是新圣人领导的革命，用历史上的成语，即“汤武革命”。“汤武”便是圣人的代称。

　　“革命”不是壹般人所敢涉及的，而佐君致“尧舜”才是正人君子们的流行观念和价值准则。杜甫的诗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把壹切希望寄托于君主圣明或圣君再世，其中虽不乏善良的愿望，但终归还是壹种依附观念。

　　儒家的民本主义、内圣外王思想，无壹不是“君臣大义”的安栖之地，最多就是企求“明君”、“清官”。中国人始终离不开对“君”、“官”的依恋，对权威的依恋。中国农民都知道孝经、知道天地君亲师并加以崇拜。天子崇拜就是权力崇拜，就是邪教。

　　其四，君主圣威下的错感与罪感意识。

　　古代臣下给皇帝上疏，均有套话铺前垫后，诸如“臣某诚惶诚恐，顿首顿首”、“兢惶无措”、“昧死以言”、“愚臣”、“愚见”、“惟圣心裁鉴”、“臣不胜倦倦之至”、“臣罪当死”、“彷徨阙庭，伏待斧�俊钡鹊取Ｕ庑┎唤鼋鍪抢裥缘奶谆昂臀匏�谓的形式主义，在这些套话背后隐藏着深层的政治文化，这就是臣下的错感和罪感。

　　君主是圣明的，无所不知，明察秋毫。君是心，臣是股肱；君是首，臣是四肢。按照这个逻辑，臣下的职能就是听令。于是有臣者“奉命而行事”、“下顺于上”之论。臣在向君主奏对中，便以自卑自谦反衬君主的圣明。久而久之，臣下在君主面前便形成壹种不待论证的、自然而然的错感和罪感意识，即使遭冤杀，也要歌颂皇恩浩荡，称“臣罪当死”。

　　传统社会的崇圣意识从两个方面限制了人的主体性意识。壹方面，圣人居高临下，对壹般人形成“天盖”式的桎梏；另壹方面，个人要向圣人学习，追求“内圣”，就必须不停地向自己本来有限的主体性开战，即不停地“斗私”。因为“人皆可以为尧舜”的人格模式是由抽象的政治伦理原则构建出来的，所以，人只剩下了壹个以道德为轴心的躯壳，这个躯壳在儒家那裏便是三纲五常之类的“理”。圣人崇拜限制或桎梏了人的主体性，否定人的个性人格，在行为上教人顺从、驯良、守成，几近奴隶。

　　圣人崇拜又极大地桎梏着人的才能向着多样化、多方面发展，凡人在圣人面前，没有任何个性和独立性可言，只有心悦诚服地崇拜和追随圣人，才能使自己的道德得以提升。人的个性自由被圣人的光华窒息了，人的个体独立人格在圣人博大的共性人格面前消失殆尽。因之，儒家的圣人崇拜本身即意味着对人的个性和独立性的剥夺。而且，这种崇拜越虔诚，越神圣，对人的个性和独立性的剥夺就越彻底。因此，独裁者才维护儒家的旗帜近二千年。

　　中国人以皇帝为上帝。明明是流氓地痞、靠杀人放火打家劫舍发迹的人，只要壹登皇位，就自然而然拥有神圣的光环。皇帝垄断了壹切资源，只有扭曲良知才能青云直上，才能赚得盆满钵满。笑贫不笑娼的利益取向击败甘守清贫的道德取向，世风遂每况愈下。

　　中国人惨就惨在：那坐在京城中央宝座上的，不是上帝，而是与生俱来带着深刻罪性和有限性的凡人。有罪的人充当正义之神，有限的人握有无限权力，藐小可怜的人成了目空壹切的至高者，压跟儿不认识上帝的人成了人间的上帝，这就是全部中国悲剧的总根源。

　　钟祖康说：“我们中国的祖先这两千年基本上都是胡混过来的，走壹步错壹步，走壹百步就错九十九步。……我们的祖先愚不可及，两千年来只是终日沉迷于恶习，没有严肃的解决中国人的精神需要，即没有为中国人奠定壹个宗教信仰的基础。……中国人认识不到宗教的用处，那就是中国人的确很笨，没有大智慧，只有小聪明、小权谋。他们硬要舍易取难，水中捞月，企图将中国变成壹个不靠宗教力量的道德大国，妄图只用道德文章和政治口号就把中国变成壹个‘礼义之邦’。这不是自找麻烦是甚么？当这个‘道德大国’和‘礼义之邦’终于被发现原来是弄虚作假第壹、口是心非无双时，自己人都嗤之以鼻，要么坚持自称‘礼义之邦’，要么如鲁迅说的那样‘以丑恶骄人’，真是无药可救的了”。

　　3．拜祖宗的儒邪教

　　中国人观念中最神圣不可侵犯的是祖宗，祖宗是中国人的神祉，祖先崇拜是中国人共同的宗教。《礼记.郊特牲》说：“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

　　中国人相信祖先的亡灵不灭，并能像神壹样在冥冥之中保佑自己和全家，祖先的坟墓——阴宅所处的位置的好坏，决定着子孙的命运和前途。祖先在阴间需要子孙常常献祭，贡壹些祭品，烧壹些纸钱。祭祖是被儒家礼教强制执行的。谁要违背，将被视为大逆不孝，将会失去作为中国百姓的资格。

　　中国人所崇拜的祖先，是已亡的父母亲、祖父祖母以及对家族有杰出贡献的显名达贵的远祖。中国人对祖先亡灵的感情是实实在在的，他是祭祀者与亡灵生前亲情的延续，是对祖先功德、养育之恩的感激和追忆。祖先崇拜是壹种原始的宗教，他的宗教情感有着真实的、现实的生理基础，他往往比其他神灵崇拜的宗教感情更加执着、有力。

　　祭祀祖先是儒家礼制中最重要的事。祭祀分有四季，春天的祭祀叫做灼，夏天的祭祀叫做禘，秋天的祭祀叫做尝，冬天的祭祀叫做烝.

　　在祭祀的日子，进到祭室，就彷佛壹定见到有先人在位；转身出门，肃然间感到壹定听到有先人的声音；出门以后再听，慨然间觉得壹定听到有先人的叹息声。所以先王所做到的孝，是先人的容颜不会在眼前忘记，先人的声音不会不会在耳边消失，先人的意誌、嗜好不会在心中忘却。孝子将要举行祭祀时，考虑事情不可不有预先准备，……主人夫妇就斋戒沐浴，穿上礼服盛装，端奉着祭品进献上来，恭恭敬敬，专心致誌，就好象不能胜任的样子，就好象将要使手的样子，这就是孝敬的心意到了极至的表现。……于是知道了孝子的心思，以他恍惚的感觉而于神明交接，期望着供养神明。

　　每年阴历的正月初三、清明、七月十五、十月壹等都是今天中国人祭祀先人的鬼节气。祭祀时，子孙将祭品贡放在坟头，放壹挂鞭炮，烧壹些冥钞、纸做得钱币、金银元宝等，向祖先亡灵磕头，并“祈祷”：爷爷（爹、娘），我们今天给您送钱来了，您就拿去慢慢地享用吧……您在天之灵壹定要保有全家平安，保佑您的孙子今年顺利考上大学……。

　　中国人的丧事、葬礼也是壹项重要的宗教活动。“儒”的本意原是壹种职业，就是周朝时丧礼中的司仪。儒生们为丧礼制定了繁杂、等级分明的礼仪。这种礼仪别说造着作，就是照着说，就是壹件累人的事情，在《礼记》中有详细记载。

　　壹个人，不管他生前是个绅士还是个流氓，壹旦死去，就成了神。他的兄弟、儿子、孙子、儿媳、以及亲戚们都要向他磕头，作痛哭状。吊孝时磕头，奠礼时磕头，出殡时磕头……壹场丧礼下来，要磕几个至几十个头不等。

　　理学前期的创始人张载已认识到建立宗法家族制度对于巩固专制制度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管摄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风俗，使人不忘本，须是明谱系世族与宗法宗子”。此后，理学家莫不提倡。经过明清两代的倡导，壹套完整的宗法家族制度建立起来了。全国各地纷纷起来修族谱、建宗祠、立族产、建立族规族法，对人民进行严密的宗法统治。壹个已经瓦解了的宗法制度得以在家族的基础上建立起来，阻碍了中国历史的前进。

　　海外《黄花岗》杂誌上有篇文章题目是“祖宗无罪，罪在我辈”。这完全是胡说！人人皆罪人，祖宗怎能幸免？我们祖宗是有罪的，如：秦始皇、黄巢等历史上的祖宗难道无罪？

　　祖宗无罪就是祖宗崇拜，就是儒家孝道的表现。神化祖宗、把祖宗当神，这样壹来，神就多了，多神论其实就是无神论。好的信仰是壹神论，而且人不是神，祖宗当然不是神。

　　儒家提倡祖先崇拜是多神论。孔子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不语怪力乱神”等壹大堆非宗教化的话，但中国人却是全世界最事鬼、最迷信、最多怪力乱神[即假神]之邦！儒教用模煳的“天”来取代神，并将人对神的向往很实际地转移到自己的祖先身上；然后，让人多娶老婆，多生孩子，使人死后，灵魂可以寄托在子孙延绵不断的香火之中。

　　中国人的祖先崇拜从宗族意识中生发出来，它用死人统治活人，使人面向过去，背对未来，并衍生了壹整套的等级制伦理：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因而成了阻碍中国文明的人性化进程的壹大祸害。身份等级成了多数人的生活指南，人人平等的观念没有立足之地，生命至上的人本主义思想无法在传统的母腹中孕育和分娩，个人主义的本体价值无法获得自身的正当性和现实的立脚点。

　　中国人心中没有独壹真神的位置，没有终极性的文化精神追求！在中国，人敬畏人多于敬畏神。壹个敬畏人的民族要么就趋炎附势、敬畏权力，在高压之下萎缩壹团、被迫地适应；要么在自由的环境下无所顾忌、无法无天。这两点在中国体现得很充分。对远方的美国、日本扯着颈子大骂，对身边的官员却恨不得倒地下跪、摇尾乞怜、奴颜婢膝。中国人的奴性、愚昧、懦弱、残忍、虚伪、自私、自以为是、华而不实也就举世闻名了。

东方宗教文化的本质

作者 关敏 写于二零零六年

　　道教、佛教、回教批判

　　1．道教批判

　　道家的思想以老子为主。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属于道的相对主义）、“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属于伦理的相对主义）、“不尚贤，使民不争”（缺乏绝对善与正义的思想）、“恒使民无知无欲也”（缺乏绝对的理念与价值意识）、“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否定绝对道德的存在，属唯物主义）、“夫唯不争，故无尤”（缺乏追求公理与正义的积极意识）、“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道的相对主义）、“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否定创造论，属无神论）、“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主张诡诈术的战争）、“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属祸福相对论）、“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主张愚民政策）、“勇于敢则杀，勇于不敢则活”（缺乏坚持绝对正义的意识与立场）、“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强则灭，木强则折”（缺乏对强者道德责任的要求，忽略强者执行正义的绝对立场）、“人之道，为而弗争”（缺乏阐述积极争取公理与正义的责任意识）等。

　　老子曰：“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无中生有”得不到数学支持。因为：0+0=0，0-0=0，0×0=0，0÷0=无意义。“无中生有”是性交类比思维的产物。“壹”是指男根，“— —”指女阴，“— —”中间的空就是老子说的“无”，那是生命的孕育地，所以说“无中生有”。

　　中国的神话故事“女娲造人”，造人者就是阴性，中国还有“圣人皆无父”的说法，都表明“无中生有”乃中国母系社会的写照！

　　西方人说“1”时，已摆脱了类比思维，上升到抽象研究阶段，1+1=2，1-1=0，1÷1=1，1×1=1，1×n=n，n÷1=n，所以说1是万数之源，宇宙之根。1=神，就是数学抽象的结果。

　　老子曰：“道生壹。壹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三生万物”是古老的性交类比思维的产物。从阴阳八卦中可知：“壹”是指男根，“— —”指女阴，“三”=“壹”+“— —”=男根+女阴=性交，性交生小孩，引申为阴阳交合生万物，故曰：“三生万物”。

　　老子的无中生有、无为而治、以及对无的推崇，说明老子的道德经就是阴道经，后来道教在此基础上发展出房中术！孙子兵法全是阴谋术；儒家维护皇权，不反对割男人的G8，儒术就是服事家长和父母官的阴柔之术-。这些学问决定了中国阴胜阳衰。

　　道教是壹个教人委曲求全、贪生怕死的宗教。庄子在濮水中钓鱼，有两个楚王的使者来拜访，说：“我们大王想把国事托付给妳。”庄子持着鱼竿头也不回地说：“我听说楚国有壹神龟，已死去三千年了，楚王把他用布包起来，装进竹箱，藏在庙堂上。这只龟，是宁可死去而留下骨壳被人尊重呢？还是宁愿摇摆着尾巴在泥中打滚呢？”两个大夫说：“当然是摇摆着尾巴在泥中打滚好。”庄子说：“妳们回去吧！我将摆着尾巴在泥中打滚”（《庄子.秋水》）。

　　庄子主张齐物，人与万物等量齐观，过分贬低人的地位，人人认同自然，与万物同生死，共呼吸，人有何价值？当然就会被不仁者“以万物为刍狗”了。正好为奴役张本。

　　将人混同于动物，是无神论、唯物论的必然，将人混同于猪和王八，则是其中的最高境界－－庄周可真是个天才。有了道教的教导，中国人个个都是贼精。

　　中华民族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宗教。玉皇大帝不过是人间皇帝向上投射。道教用玄虚的“道”来取代神，它否认天堂、地狱，也不屑于祖先崇拜；道教追求肉身成仙来摆脱死亡、摆脱短暂，让灵魂永远寄居在自己的肉体之中。它追求的方式不是对自己内心的谨守，而是装神弄鬼，玩炼丹术、房中术，根本就是邪教。

　　道教的房中术是地道的淫术，其手段是极其龌龊下流不堪入目的，什么同性恋、采阴补阳、攀弓踏弩、摩脐过气、烧茅打鼎、进红铅（服用女人月经）、炼秋石（将男人的尿熬成药）服妇乳、食淫液、服妇尿液，等等。道教是中国人的灵魂，看看道教的房中术就可以知道中国人的灵魂有多肮脏。

　　2．佛教批判

　　印度教的“梵”（梵天），是指世界万物的最高本体，是恒常不变的存有，是造物主；“梵”亦称为“我”（大我），个体的我（小我）其本质即是“梵”（大我）。

　　在古印度的种姓制裏，政治上由婆罗门与刹帝利两个种姓担任统治阶级，并且对吠舍与首陀罗两个种姓进行各种不合理的剥削与压迫；前两个种姓阶级为了巩固种姓制度，因此编造了神话，指出梵天（造物神）用口创造出婆罗门，用两臂创造出刹帝利，用两股与两脚创造出吠舍与首陀罗；前两者是高贵的，后两者是低贱的，故前两者可合法统治后两者。

　　早期佛教为了改革古印度的不合理阶级社会，因此主张众生平等；早期佛教于是用与印度教相反的理论，即上述“空”、“缘起说”、“无常与无我”、“无分别”与无神论的“轮回说”等，来否定印度教的“梵”、“我”、“种姓制度”与有神论的“轮回说”等的理论。

　　早期佛教用“空”的概念，来反对印度教“梵”的概念，这导致了日后佛教理论永恒混乱的结果；佛教应该反对“梵”对“种姓制度”的神话，而不是反对“梵”的“世界万物的最高本体”、“恒常不变的存有”与“造物主”等的本质。

　　虽然印度教指称“婆罗门（造物神），是壹切受造物的父亲，它是由壹个金鸡蛋裏面出来的”，这种说法令人难以信服；但早期佛教，也不应以“空”的概念，来取代壹切。

　　原始佛教不被称为宗教，因为佛教的教义承认他们不知道谁是神。他们相信人心是掌握人思想和行为的源泉，所以，他们相信自我，自我就是生命的神，实质上是无神论。

　　早期佛教，主张“空”的概念，那么它所主张的四圣谛、四念处、四正勤、八正道、五蕴、十二因缘等概念，便没有了存在的意义！如果“无我”成立，怎么还会有上述概念存在？

　　既然主张空，那就是属于无神论；在这个无神论的基础上，那么所谓的爱、正义、慈悲、般若、妙觉、如来藏、菩萨行、牺牲、舍己、利他、布施、三学（戒定慧）、四摄、五力、六度、七觉支、十善、禅定、修持无着心、修持法语、忍辱、持戒、精进、智慧、方便力、有情、责任、救人、济世、对抗黑暗势力与不公不义等，在人文逻辑上，如何能够成立？

　　佛之世界观是空的。佛教的缘起论与“空”的概念息息相关，其中包含11种意义，即无作者义、有因生义、离有情义、依他起义、无动作义、性无常义、刹那灭义、因果相续无间断义、种种因果品类别义、因果更互相符顺义、因果决定无杂乱义；总而言之，就是“无造物主”、“无我”、“无常”与“因果相续”的观点。空与缘起论的结合，产生了许多否定存有的概念，这些概念成为教徒们逃避社会责任与无视于人间苦难事实的思想依据。

　　基督教在300年传教历史中，遭到罗马皇帝的残酷镇压，赖上帝保佑，依然获得胜利。

　　相反，佛教在印度传布伴随阿育王的屠刀，在中国传布伴随十六国和北朝的屠刀，最臭名远扬的隋朝皇帝和最虚伪的萧梁皇帝都是佛教的支持者。在中国每次改朝换代中佛教都拼命的进行政治押宝，对失败者进行残酷屠杀。比如元朝的江南佛教总管和尚居然将大宋皇帝陵墓全部挖开，将皇帝头骨做成他的念珠。

　　宗教裁判所壹共烧了几百万人，十字军打了200年不过也才几百万人。但是佛教徒隋朝和元朝皇帝对百姓的屠杀何止那个数字。特别是蒙古人，北方500万户剩余50万户，南宋也损失数千万人口。仅此壹个时代，佛教的罪行就远远大于强算在基督教头上的罪行。

　　佛虽有“不许杀生”的思想，但“万物皆空”、“投胎转生”说不利于珍爱今生。佛先说众生平等，把人与禽兽同列，是践踏人性。佛主张众生在六道中轮回。造孽太多，打入牲道受报；当然修成正果得上登菩萨道，受人供奉膜拜。显然各道之间，受到极不相同的待遇。

　　佛教发展不出科学技术，创造不出丰裕财富，更不会衍生出强力的丰功伟绩；是愚民政策的最佳工具，其对现世伦理架构之破坏，责任之逃避，将使其国家永远与现代化绝缘。

　　以印度教与佛教起源的印度为例，虽然印度已经民主化，但是至今印度的环境与社会，仍然是充斥着壹片贫穷、脏乱、社会不公不义、人民的社会阶级不平等（根源于种姓制度）等；人民受宗教的影响，长期地逃避道德责任与漠视社会严重的问题，这样的国家，如果没有基督教的绝对道德与积极社会责任之理念，如何能有效地全面整治与革新？

　　佛教理论的根本贫困，导致了亚洲佛教国家，长期地容忍专制与不公不义的社会现象；从这点分析，佛教是有客观人文限制的宗教，我这么说，并不是否定佛教慈悲与利他的伟大价值，而是质疑佛教为什么没有成为，拯救人类贫穷与苦难命运的积极宗教？

　　佛教有明显的缺点：壹是佛佗只是有觉悟的人，欠缺神性。二是佛教树拜偶像，劳民伤财。三是寺庙僧众靠信徒供养，和尚居于庙内，只为自己修行成佛，不过问现实人民苦难的问题、不主动积极参与社会的改革、不过问政治腐败的问题、不过问社会不公不义的事件，甚至成为容忍专制政权存在的婢女，不免被人视为寄生壹族。

　　与之比较，基督教新教的牧师，带领信众壹同奔天国之路，他不仅是人们的精神导师，同时能深入社区，组织各种活动，随时为人们排难解纷，牧师是社区中不可或缺的壹分子。所以与群众共同生活的牧师，要比离群索居深藏寺庙的和尚，更受人爱戴和欢迎。

　　“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这句口头禅，说明中国人烧香拜佛不是出于真信仰。壹个跪在送子观音前磕头的中国妇人，她的心头裏绝不会有牺牲二字；她的行为无异于做买卖，香烛和磕头是阳冥间交易的通货。佛院成了信徒“求财、求官、求子”的功利主义倾向的场所，到庙裏求签问卦的人，不论是黑社会人物，不论走私贩毒，不论赌徒骗子，壹律可以求问，只要添多少“香油”就是了。这不是对佛的贿赂又是什么？

　　汉人的思想，包括儒家、道家、墨家、法家、汉化后的佛家等思想；基本上都建立在无神论与相对道德之上；它们具有共同的特质，那就是都是属于高度拥护或容忍专制政治的思想哲学，都是统治者的御用工具。这些思想，也成为阻碍东亚大陆人民民主化的障碍。

　　在中国民间，各种巫术、鬼神迷信壹直长盛不衰，更是王权制度的帮凶。这造成了人们迷信权力，为求升官不惜吹牛拍马、行贿走后门。民怕官，官都贪，社会越来越腐朽。

　　中国有必要树立这样壹种理念：在这个世界上，不仅仅只有利益，还有远高于利益之上的人类应该普遍遵循的原则、真理和正义等终极价值。这些终极价值来源于对上帝的信仰。

　　3.回教批判[可参考第壹章]

　　凡是以煽动人仇恨与鼓励暴力的宗教，都是邪教；人类有三大邪教，即伊斯兰原教旨派、共产主义与大汉沙文主义，后两者为类宗教的人文宗教。这三大邪教，都鼓吹仇恨与暴力；都是“自我中心主义”并排斥异类，甚至要消灭异类！伊斯兰原教旨派，将人分为穆斯林与非穆斯林(或称异教徒)；共产党，将人分为无产阶级与有产阶级；大汉沙文主义者，将人分为汉人(华夏人)与夷狄(汉人以禽兽与虫鱼等名称异族)。

　　伊斯兰教在基督教福音派的眼中，壹直被认为是撒旦的教义。在全界引起轩然大波的《撒旦的篇章》壹书就反映了福音派的这种认识，作者拉什迪斯是出生于伊斯兰世界的基督教徒。曾经主持过小布什就职典礼的牧师小葛培理说：“古兰经鼓励穆斯林对犹太人和基督徒使用暴力，恐怖主义是伊斯兰的传统”，福音派领袖法维尔说：“伊斯兰的先知都是好战之徒”。司法部长阿什罗福特说：“古兰经让信徒献出自己的儿子殉教：但在《圣经》中，上帝为人类牺牲了自己的儿子，壹望即知，谁在鼓励流血，谁是邪教”。

　　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对立，来自于两个宗教在教义上的不可调和的根本的对立。

　　基督教主张，上帝以耶稣的形式降临人间，替人类赎罪，在十字架上死了壹回，把人类从罪与灭亡中救了出来。圣父圣子圣灵三位壹体，是同壹上帝的不同位格。因此崇拜上帝是三位壹体的上帝，向耶稣祷告就是向上帝祷告，耶稣就是上帝。

　　伊斯兰教则认为耶稣仅仅是天使的壹位，在十字架上死的不是耶稣本人。人不能崇拜天使或其他，只能崇拜真主安拉。伊斯兰教抽空了上帝替人类赎罪的神学的本质。

　　伊斯兰教与基督教相互指责。伊斯兰教指责基督教崇拜天使而不是崇拜真主本身，是异教徒，是撒旦；基督教则指责伊斯兰否认人类的罪性，否认上帝替人类赎罪，来自撒旦。

　　在原教旨主义者看来，伊斯兰不仅仅是邪教，而且是来自撒旦的古老的反基督势力，是与基督教不共戴天的仇敌，是以基督徒为代表的上帝的力量必须摧毁的邪恶势力。

中国社会的纳粹文学

作者 王庆民 写于 二零二一年

《三体》一书有着丰富的文学、科学和哲学思考，表现了作者深邃的洞察力、想象力，还有对其所揭示东西通过科幻化方式进行建构、喻示与表达的强大能力。但是，作品及作者的感情倾向和暗示的价值取向是非同情非人道非博爱的，贬抑进步主义与社会公正的。该作品水准可以跻身世界上从古至今数千部具有重大价值、启示和有影响力的文学着作中，但其暗示与导向的价值观念、蕴含的道德价值与人文精神，却完全不能与那些并列者比拟。

    近十年来，科幻小说《三体》风靡中国，漫卷世界。它的成功不仅在于让中国作品历史性的获得了世界科幻界最高奖项--雨果奖，更在于辉映、激发和宣示了一代国人（或者至少是很大规模的某一批某一类国人在某个特定时间段）的价值取向，在国人尤其年轻人中实现了一种广泛而颇有深度的共鸣。而作者刘慈欣，也成为了《三体》粉丝们的超级偶像，对其的膜拜、维护也达到了其他任何当代作家都难望项背的程度。

     我自己阅读了《三体》多次，基本上可以说一句不落、没有忽视任何情节的看完了，并且留下深刻的印象。我也对作者刘慈欣的背景、言论、价值观念进行了有限但已相对充足的了解。相关结论本应在本文末尾讲，但不知本文何时才能完成，且需要先说个大概评价。所以，我先在本文开篇即此处对《三体》及刘慈欣做出整体上的评价。

    《三体》一书假借科幻性质的人类与外星文明的斗争故事，反映了人性和人类社会的一些本质特点，以及对人类乃至宇宙历史与现实的反思、对未来的预测，有着丰富的文学、科学和哲学思考，表现了作者深邃的洞察力、想象力，还有对其所揭示东西通过科幻化方式进行建构、喻示与表达的强大能力。但是，作品及作者的感情倾向和暗示的价值取向整体上却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化的、非同情非人道非博爱的，贬抑进步主义与社会公正的，作者个人品格与道德操守也很有问题。该作品的水准可以跻身世界上从古至今数千部具有重大价值、启示和有影响力的文学着作中，但其暗示与导向的价值观念、蕴含的道德价值与人文精神，却完全不能与那些并列者比拟，甚至说是一种负面的有害的道德与人文价值。这是我的大略性评价，更具体的评价在文中和文末再写。

    《三体》篇幅阔大、细节密麻，我自然无法在此做重述。因此，我写这篇书评，是预设读到本书评者通读过《三体》的基础上的。不过，我还是会在评议中夹杂一些背景和情节介绍，如引用《三体》原文，让本文能够被未读（起码未细读）《三体》者也能看懂。为方便行文，我会以《三体》人物和事件在书中提及的次序为序，以这些人物和事件为单元论述分析，并加以适当的总结与综述。

     我会在文中对刘慈欣写作内容的情感、动机做出大量的评断。这种评断当然不可能有法律意义上的「确凿」证据，反而非常需要依靠推测和联想。而且，这种评断也不可能100%吻合刘慈欣的本意，也没有人有这样的本事，除非有人可以探测出刘慈欣的大脑在想什么。还有很多评断是基于刘慈欣和他的《三体》的客观影响、读者反响。一个作品表达的是什么意义，很大程度在于有自由表达权的读者中的主流所认为的意义（尤其在作者有能力否认却没有否认、否认但是不符合逻辑的情况下）。作者和读者、作品和反响是互动的关系，而非单向的灌输意义。作者在写作时也应该考虑到它究竟会有什么影响，包括自认为的被「误读」。所以，我会通过它在读者中的认知和影响，反推刘慈欣在《三体》中内容情感为何，这并不是故意冤枉他。

    还有，作为政治性评论文章（没错这文章主要是政治性而非文学性的），当然以批判为主，即便我对刘慈欣的一部分观点贊同，也不会大篇幅的提及。对于刘慈欣塑造的一些争议不大的人物形象（或者说至少我觉得没什么特别需要批判的），如章北海、罗辑等人，以及一些没有特别喻示意义的事件、情节，也就不会费多少笔墨。我写的内容绝大多数都是有异议的那部分。而从整体上，如前所述我贊扬其「能」批判其「德」。

     （一）史强

    《三体》中第一个出场的人物是科学家汪淼，但第一个细致刻画的人物则是前来约谈汪淼的警察史强。寥寥几页，就刻画了一个粗鲁野蛮、具入侵性的人物形象。熟读《三体》的铁粉当然知道，开篇对史强的描写，以及后面类似的描写，都是在反衬史强精明强干、充满勇气与责任心做铺垫。

    或者更准确的说，刘慈欣故意将奸狡顽劣与能干及有责任心联系起来，暗示有流氓习气的人物往往是「外冷内热」，本质是好人。

    我们截取对小说中史强的描述，可以看看刘慈欣想表达、试图灌输一种怎样的价值观。

    在《三体》开篇，史强与汪淼见面时：

   （汪淼说）「『科学边界』是一个在国际学术界很有影响的学术组织，成员都是着名学者。这样一个合法的学术组织，我怎么就不能接触了呢？」

    「你看看你这个人！」史强大声说，「我们说它不合法了吗？我们说不让你接触了吗？」他    说着，刚才吸进肚子裏的烟都喷到汪淼脸上。

……

    「我有权不回答，你们请便吧。」汪淼说着要转身回屋。

    「等等！」史强厉声说，同时朝旁边的年轻警官挥了一下手，「给他地址和电话，下午去走一趟。」

    而正是这样一个人，在稍后汪淼被三体人製造的幻象打击的几乎要自杀时，用巧妙的方式让汪淼鼓起了生的勇气，并振作起来参与破获了地球三体组织（ETO）的阴谋。再往后，史强还出奇策（即「古筝行动」）伏杀了伊文思和「审判日」号，以及多次搭救、保护了另一个科学家罗辑，可谓居功甚伟。此外，刘慈欣还描写了史强与汪淼、罗辑的深厚友情。正是在史强的鼓励下，汪淼才重新鼓起生的勇气，并且帮助政府和军警破获了「地球三体组织」的一系列罪案；对罗辑而言，史强更是挚友，一直保护罗辑，并且促使他有放荡不羁到负起保卫人类的责任。

    我们一开始看到史强的形象，很像现实中滥用警权、欺压百姓的恶警。书中也的确列举了他的劣迹：处理劫持人质事件时不顾人质安危、鼓动黑帮黑吃黑、刑讯逼供……这样的「恶警」却挽救了一个重要的科学家，进而挽救了人类的命运。

    刘慈欣在这裏的暗示就是，德行不是重要的，才能才是第一的；滥用职权、违法乱纪没关系，最重要是「有用」。而且，这样的人虽然对陌生人、敌人残酷，但对待朋友还是可以肝胆相照的。更进一步，刘的春秋笔法在暗示，恰恰是史强这种恶人，才有常人所没有的狡黠、胆识、才华，彬彬有礼、遵纪守法的人反而做不到。这就很容易得出一个推论：人们要容忍恶人、恶警，容忍他们的不法行径，因为只有这样历经丑恶、一身匪气的人，才有保护我们的能力。或许，这正是刘慈欣想传达给我们的。这在《三体》中并非孤例，后面还有一些人物如托马斯维德，可以证明刘这种隐隐的暗示。

    在全书中，还有许多对史强的正面描写，如前面提到的讲他和汪淼、罗辑的友情，可谓很感人。刘慈欣试图将史强的流氓色彩与侠义之心都强化起来，让人们形成一种印象，即这种看起来很坏（实际也有明显坏的一面）的人本质上是好的，人们应该理解、容忍、欣赏、贊誉他们。这有点像《水浒传》对那些既行侠仗义又杀人越货的好汉们的描写。不过水浒裏那些「好汉」是反体製、反强权的人，刘慈欣笔下的史强和托马斯维德则都是穿着官衣、维护秩序的统治阶层，还都是暴力机器的组成部分。《水浒传》歌颂的是反抗精神，《三体》则是贊扬「压迫精神」。且无论刘慈欣主观意图如何，客观上为国家强力部门人员洗了地是事实。大多数文学作家都会在字裏行间谴责暴力机器的野蛮，只有刘慈欣这样的会变着法的为体製及体製的附着物唱贊歌。

    另一段对史强的描写，不仅再次充实了史强这个「流氓警察英雄」的形象，还透露了刘慈欣对社会中相对边缘的、不幸的家庭受害者的汙名、怨毒心态。书中有一段史强与军警突袭ETO会议，遭遇一个年轻女孩持炸弹威胁时的情景：

    「站住。」核弹女孩向大史抛了个媚眼警告道，右手拇指紧按在起爆开关上，指甲油在电筒光中闪亮着。

    「悠着点儿丫头，有件事儿你肯定想知道。」大史站在距女孩七八米远处，从衣袋中掏出一个信封，「你母亲找到了。」

    女孩儿神采飞扬的眼睛立刻黯淡了下来，但这时，这双眼睛真的通向她的心灵。

    大史趁机又向前跨了两步，将自己与女孩的间距缩短至五米左右，女孩警惕地一举核弹，用目光製止了他，但她的註意力已经被大大分散了。刚才扔掉假核弹的两人中的一个向大史走来，伸手来拿他举着的信封，大史闪电般抽出手枪，他抽枪的动作正好被取信的人挡住，   女孩没有看到，她只看到取信人的耳边亮光一闪，怀中的核弹就被击中爆炸了。

……

    「那个女孩子是谁？」汪淼问。

    大史咧嘴一笑，「我他妈的怎么知道，瞎猜的，这样的女孩子，多半没见过妈。我干这行二十多年，就学会了看人。」

    在刘慈欣笔下，妄图破坏现行秩序、采用极端手段对抗主流社会的人，往往都是社会的受害者、边缘人群（当然客观上也的确是这样）。而且，从上面借史强之口说出的对女孩的评价及语气，可看出刘慈欣对其并非抱以同情而是鄙夷、厌弃。这种语调就像保守社会裏对被性侵的女性那样，不是深表同情，而是觉得受害者「脏」。在刘慈欣们眼裏，这些走极端的、闹事的、反抗秩序的，就是被家庭抛弃的、「没妈」的可怜又可恨的虫子。

    而这是很符合如今中国社会达尔文主义浪潮下的价值观的。每当社会上发生极端事件，互联网上都是一片「我不想知道他经历了什么，我只想要他死刑」的声音，彷佛有罪的不是蔡京高俅，而是杨誌林冲（当然严格来说杨誌林冲的确有罪）。而对于那些采取和平抗议、正规渠道上访的可怜人，人们也个个冷眼旁观甚至幸灾乐祸。他们不是不知道这些受害者遭受苦难，而是高高在上的鄙视、排斥之，不仅不觉得自己要负上某种责任、参与社会某种必要的改变，还觉得这些弱势者碍了自己眼、影响了自己心情。刘慈欣的《三体》大火，正在于字裏行间和中上阶层社达化利己主义化的心态形成互鸣。（当然我并不贊同伤及无辜，而且认为一旦做了这种事，无论原因如何都需要承担责任而不能脱罪，但是讨论原因和解决问题哪怕缓和矛盾，都是必要的，而不是只凭借暴力威压、灭杀反弹）

   《三体》中史强这样的人物，欧美日韩文学和影视作品中也有许多形似神也似乎似的形象，即一个看似不正派（或者也的确不正派）的人却在重要事情和生死关头表现出超凡的勇气与责任心，以反映人性的復杂、人性的光辉。但是仔细分析和感受，就会发现其实《三体》中史强、托马斯维德、罗辑等这样的形象及塑造目的，与大多数欧美日韩作品并不相同。后者是为了反映人性的復杂、正义的光辉，前者则更像在为强权与恶人洗白，在为压迫者与既得利益阶层贴金。这可以通过字裏行间的感情倾向、细节描写、整体环境乃至作者的创作背景及可能的目的等，进行合理的分析和推测，当然读者自身的价值观和经历也会引起不同感受。具体分析需要很长篇幅，暂时不展开说了（后面会提到一些），但是饱读中外文学与影视作品的，至少有一部分人应该会产生这种共鸣。

    （二）文革

     《三体》中提及文革，被一些书评人当成当代文学作品一大突破，也成为《三体》一大卖点。一些不怎么了解详情的人，还因此以为刘慈欣是敢于触及敏感问题、反思历史的伟大作家。据人推测，当年《三体》第一部获雨果奖，可能就与书中敢于提及这一中国的政治禁忌有关。

    的确，文中提到的疯狂岁月、武斗场面，尺度之大令人震惊。在中国公开发行的畅销文学作品中，鲜有如《三体》这样直接的呈现惨烈的文革情景。书中也描绘了对知识的摧残、对学者的迫害，以及政治斗争下家庭离散、朋友背叛的人伦惨剧。

     可是，这一切都只是现象、现象。本质呢？原因呢？是谁造成了这样的悲剧？刘慈欣在书中和现实裏都不曾对酿成文革的这个政权、这个统治集团做任何的不利评判。在描绘文革中种种现象的同时，完全回避了对相关的製度、人物、文化的反思与批判。只有陈述现象，这种陈述方式和语气似乎在告诉人们，这是一场历史中註定发生的悲剧，没有责任人。

    如果刘慈欣对文革的冷静叙述还不能完全说明其政治态度，那么他对文革「始作俑者」的态度，足以反映问题了。

    在关于「红岸基地」的一些文件中，我们可以找到一段显然暗示是毛所写的批语，摘录如下：

    「【批示】已阅，狗屁不通！大字报在地上贴就行了，不要发到天上去，文革领导组今后不要介入红岸。这样重要的信件应慎重起草，最好成立一个专门小组，并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通过。」

    还有这一段：「这个年代，要搞倒一个位置很高的人，就要在其分管的各个领域得到他的黑材料，但两弹工程对阴谋家们来说是个棘手的领域，这个工程处于中央的重点保护之下，得以避开「文革」的风雨，他们很难插手进去。」

     又是那套「都是底下人办坏事，皇上是开明的」的可耻洗地逻辑。改革开放后，「前三十年」将毛泽东塑造为「伟光正」圣人的崇拜模式结束了（虽然近些年又在冒起），取而代之的是将毛一些逸闻、个性化的言论加以编排，塑造一种平易近人、高瞻远瞩、棱角分明的形象，并巧妙回避他的巨大罪恶，以吸引不明全貌者对其的喜爱甚至崇拜。不得不说，这种描写方式很有迷惑性，远比「伟光正」、「高大全」的形象能俘获当代青年的人心。至于描述的对部分科学家「重点保护」，同样是洗地的惯常手段，在屎坑裏捡米粒，歌颂「皇恩浩荡」，把责任都推给「阴谋家」。

    何况，实际上研发两弹人员在文革中也并未幸免，同样受到了残酷迫害，一些科学家如姚桐斌被打死、赵九章被迫自杀身亡，「两弹元勛」邓稼先及其他许多参与工作的科研人员也遭批斗，《三体》中的描述是公然的篡改历史。同样，根据相关史实，毛也不可能对两弹领域做出那样「开明」的批示（周恩来有过相关保护，哪怕也不是一开始就保护而是发生了科学家被打死、自杀事件后），这段所谓「批示」也形同捏造（毛确实在其他事情上做过类似语气的批示，但一不能掩盖其滔天罪恶，二不能说明他在两弹事情上也这么做了，而且史实明确证明他没这么做）。文学作品当然可以有合理虚构，但是在涉及到具体的真实历史事件时，必须与基本事实相符合，否则就是在篡改和捏造。

    刘慈欣在书中正是使用了这些手法，不仅将毛的滔天罪恶勾销，还赋予毛一种开明、务实、去意识形态化的形象。这样，刘慈欣的《三体》虽提到了文革的残酷，却不仅没引导反思毛的极权暴政，反为魔头增色、为黑暗年代贴金。这同样与当今许多不明真相的青年崇毛合拍，使得《三体》即便提及文革，仍然获毛粉众多的青年人好评。

    刘慈欣这样描绘文革，某种程度比那些在作品中回避不谈文革的作者更可恶、影响更坏。借用毛一句话「打着红旗反红旗」，刘慈欣对那段历史的刻画很像「表面反红旗实际反而在打红旗」或者说「小骂大帮忙」，看似讲文革惨剧，实际上却在为相关责任人开脱，用高超的写作方式不回避敏感却得出相反结论，让人在知晓文革残酷的情况下，还觉得毛等人真是开明和无辜的。显然，这也正是该书对涉及文革的情节没有大量删改就得以在中国大陆出版发行的原因。

    书中还有段落可以从字裏行间看到刘慈欣对毛的肯定态度，如联合国希望罗辑搬到一个更符合面壁者这样重要人物身份的居所时，罗辑说的话：

    「知道西柏坡吗？离这儿不远，那是一个更小的村庄，两个多世纪前，这个国家的创始人曾在那裏指挥过全国的战争，那些战役的规模世界罕见。」

    从本段语气及结合上下文，又可以嗅出那股令人作呕的毛粉味。这个「国家创始人」的思想、政策和行为杀害和致死了数千万人（包括刘慈欣老家河南几百万人，且大多数死难者正是刘的籍贯地罗山县及该县所属的信阳市（当时叫信阳专区）的居民），破坏了成千上万乃至难以计数的文物和历史遗迹，也让中国陷入长达数十年的专製酷政，平民百姓权利丧失，弱势群体苦不堪言，这遗毒迄今犹存。但刘慈欣不在乎这些，当今的既得利益阶层也不在乎这些，他们享受着优越的物质和非物质供给，再为骄奢淫逸披上爱国主义、宏大历史叙事的外衣，为大魔头兼民族罪人而自豪。这不仅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一种症状，更是奴才心理的典型表现。

   当然，有人会以「当今中国是专製政治，刘慈欣是不得已」为之开脱。但是起码他可以使用中性词汇描述毛泽东及相关内容，而不是以贊颂方式描绘。这完全是可以做得到的，可以他没有这样做。所以，刘慈欣的这种贊颂是非常值得被批判的。

   （值得提及的是，这部分还有一段内容，是在讲毛否定那段极左言论后，又让人撰写了一段向外星发射的信息，内容如下：

    向收到该信息的世界致以美好的祝愿。

    通过以下信息，你们将对地球文明有一个基本的了解。人类经过漫长的劳动和创造，建立了灿烂的文明，涌现出丰富多彩的文化，并初步了解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运行发展的规律，我们珍视这一切。

    但我们的世界仍有很大缺陷，存在着仇恨、偏见和战争，由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财富的分布严重不均，相当部分的人类成员生活在贫困和苦难之中。

    人类社会正在努力解决自己面临的各种困难和问题，努力为地球文明创造一个美好的未来。发送该信息的国家所从事的事业就是这种努力的一部分。我们致力于建立一个理想的社会，使每个人类成员的劳动和价值都得到充分的尊重，使所有人的物质和精神需要都得到充分的满足，使地球文明成为一个更加完美的文明。

    我们怀着美好的愿望，期待着与宇宙中其他文明社会建立联系，期待着与你们一起，在广阔的宇宙中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

    这样一段话又是粉饰文革、为毛贴金的。事实上，文革中那种政治狂热下，更可能的是原来的极左狂热分子编写的那样：

    收到以上信息的世界请註意，你们收到的信息，是地球上代表革命正义的国家发出的！这之前，你们可能已经收到了来自同样方向的信息，那是地球上的一个帝国主义超级大国发出的，这个国家与地球上的另一个超级大国争夺世界霸权，企图把人类历史拉向倒退。希望你们不要听信他们的谎言，站在正义的一方，站在革命的一方！

    这恰恰最符合文革时期的政治辞令、外交辞令。刘慈欣故意编写这两段内容及对比展示，意在讲「毛和政权并不坏不疯狂，疯狂的只是下面一些人」这套为文革辩护的旧伎俩。但是这种旧伎俩的确屡试不爽，且在刘的艺术加工下更能以假乱真，对于对那段历史史实并不特别清楚、只是一知半解的人，特别有迷惑性）

    （三）叶文洁、绍琳和女红卫兵

    刘慈欣本人及其作品《三体》都有很强的厌女情结。文中的反派人物或搞坏事情的，普遍都是女性；而拯救世界的，则都是男性（当然也有例外，但是大体如此）。其他人放在以后再说，现在只谈叶文洁及与叶文洁有关的人物绍琳、女红卫兵。

    刘慈欣对叶文洁这个人物，刻画的还是很入骨的。书中用了很大篇幅讲述叶文洁遭遇的种种迫害，如因文革丧父失母、被政审干部虐待、被记者白沐霖背叛等，塑造了一个苦大仇深、对人类充满怨恨与不信任的女性形象。刘慈欣一定是在现实中了解、接触过这种受害者，或者研究过相关历史档案、新闻资料，才能将叶文洁这样的人物形象刻画的入木三分。如前面提到的对炸弹女孩的刻画那样，刘慈欣显然对社会的受害者筹划报復社会的行为颇有研究。

    不过，不像对炸弹女孩那样的鄙夷与厌弃，刘慈欣对叶文洁这个人物施以了一定的同情。但根本上，刘慈欣还是将叶文洁这样的时代受害者归为毁损主流社会秩序的人。刘虽然对叶这个人物多了同情的笔墨，但仍是站在主流社会、平叛者的角度来看待叶的，也就是他绝不会称颂受害者、弱者的反抗，反而在提醒世人提防这样的人。在刘的笔下，叶文洁残忍害死丈夫杨卫宁和领导雷誌成，引三体祸水涌向地球，归根结底是个罪人、大罪人。单独看《三体》或许还不是那么明显，但是和契诃夫、莫泊桑、巴金这样作者对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弱者抗争的讴歌比起来，刘慈欣对受害者的刻薄、对秩序的维护就无比明显的体现出来了。书中叶文洁被一个姓苏的干部在冬天泼了一身和一被子冷水，刘慈欣同样在用笔往弱者心肝裏註入冷水。

     在刘慈欣笔下，叶文洁以给罗辑讲宇宙社会学的方式做了救赎，随后就被拘捕和审判，受到了「应有的」惩罚。对于叶文洁所受的创伤，都归咎给了白沐霖等个体，而不会上升到製度与政权乃至文化与社会结构。即便书中恍恍惚惚提及了时代的大背景、人们在政治风暴大环境下的无奈，也谨守不涉及批判历史现实的红线。呐喊、反思、声讨，是万万不会碰的。

    而且，纵观全书，可以合理假设，刘慈欣是将叶文洁引三体力量「改造」地球，暗喻为中国的社会受害者引美国的力量入侵。或者，至少其他人对此可以合理的这样理解。在《纽约客》一位华裔美国记者采访刘慈欣的文章中，就提及了对相关情节的这种理解。根据这样的暗喻推论，刘慈欣挞伐ETO引三体入地球，也就是在抨击一些「带路党」，或者说把中国自由派强行当成「带路党」，也是刘及《三体》得到中国既得利益群体追捧的一个原因。

    刘慈欣刻画的另一个反面女性人物，是叶文洁的母亲绍琳。这个女性人物的形象负面，不仅背弃夫妻情分批斗自己丈夫（而且还睁眼说瞎话，作为物理学专家否定被公认的物理定理），还很有心机的勾上一个下放干部，得到荣华富贵后又和新丈夫一起疏远离弃叶文洁。这种情节在文革中应该并不鲜见，甚至说在许多灾祸发生时都不鲜见，刘所写的是一种事实的再现。但是问题是刘将女性这种迫不得已的自保丑化，暗示女性的忘恩负义。而且，这文章（也包括刘慈欣任何其他文章）中从没有出现男性对女性始乱终弃的人物形象，相反有罗辑那样看似玩世不恭却对妻儿非常忠贞和爱护的男人形象。当然，一部着作是没必要必须在性别议题上刻意保持平衡，但是文由心生，结合刘慈欣全书及其日常表现的价值观，有充足理由相信其是带有性别偏见的。

    文中刻画的那三个女红卫兵，更能体现刘慈欣的厌女情结。文中特意写了三女两男五个红卫兵，三个女红卫兵是中学生，两个男红卫兵是大学生。三个女中学生红卫兵非常狂暴野蛮，完全不讲理，只会用口号否定叶哲泰基于事实的辩驳，然后将叶哲泰打的皮开肉绽，最终死去。而男红卫兵反而「对老师（有）一丝残存的同情」，并且在三个女红卫兵将要打死叶哲泰时喊出「最高指示：要文斗不要武斗」（呃，这裏又一处为毛辩解的）试图阻止悲剧。

    文革中的确有不少狂暴的女红卫兵和其他「革命」女性，打死北师大女附中校长卞仲耘的就是以宋彬彬为首的一群女学生。除此之外，也有许多女红卫兵、造反派打人虐人杀人的记录，如季羡林就忆述女性造反派头目聂元梓指挥造反派迫害北大师生。青年和少年女性的狂暴，以及一些跻身红卫兵、造反派领袖的女性各种暴行，为杨继绳等正史学者特地提及，并诧异于女性尤其青少年女性的这种疯狂。在文革最激烈的首都北京及某些场合，女红卫兵的确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破坏力，其暴行也是有目共睹。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文革等暴力运动中女性比男性普遍更加残暴、反智。相反，文革中大多数打人杀人者仍然是男性，这同样有大量事实证明，尤其涉及各种变态凌虐的，大都是男性做出的。如冯骥才的《一百个人的十年》中提到的大多数暴力案例或事件，都是男性做下或者主导的。而女红卫兵的暴力之所以非常引人註目，很大程度在于其暴虐举动与社会对女性的传统定位及暴虐前的表现形成巨大反差，比施暴的男性更不符合社会原有的期待，所以就显得更为突出和特异。这恰恰反映了男权社会对女性的规训和约束，让女性哪怕做一些和男性一样的糟糕行为，都会得到更多异议和谴责。当然女性的暴力也确有独特之处及某些时刻某些举动比男性更加激进狂热的情况，但是如果以此形成「女性更暴力更狂热更易被煽动」的印象，那就是进了男权主义建构的意识巢窠中了。或者说，即便这是部分时候存在的某种不应该剥离背景的现实，但也不应该以传统的偏见视角去评价。

    （四）三体游戏网友聚会

     在这场聚会中，除汪淼和潘寒外，刘慈欣刻画了六个人物形象：

     「那位鹤发童颜的老者，是一位着名学者，以给东方哲学赋予现代科学内涵而闻名。那位穿着怪异的女士，是着名作家，是少见的风格前卫却拥有众多读者的小说家，她写的书，从哪一页开始看都行。其他四位，两名中年人，一位是国内最大软件公司的副总裁（穿着朴素随意，丝毫看不出来），另一位是国家电力公司的高层领导；两名年轻人，一位是国内大媒体的记者，另一位是在读的理科博士生。」

     刘慈欣赋予了这六个角色不同的价值选择。简单来说，将六人分成了两组，一组包括记者、女作家、老年哲学家、博士生，被赋予了厌恶人类现实（甚至厌恶整个人类）、欢迎三体入侵的形象；而IT副总裁和国电领导则被赋予了冷静、理性、捍卫人类文明的形象。再细分，记者和女作家被描绘的最为激进，一幅对人类彻底失望、急切拥抱三体入侵者的形象。

    这充分反映了刘慈欣对社会各群体的看法，也是中国社达工业党人士共同的看法。在刘及这些人眼中，记者、作家、女性、文史哲学者、青年学生，都是不理性的、喜好空谈的、容易感情用事的、皈依者狂热的、易受蛊惑的、过于理想主义的、不可靠的、易背叛的……相反，高知理工中年男性、从事理工部门工作的或国家公务员，则是成熟的、理性的、务实的、坚定的、保守伦常道德的、可靠的、对事业、国家和人类忠诚的……

    刘慈欣通过这短短的一章，就将几类人群刻画成他及同类们认为的模样。这些社达工业党们向来重理轻文，蔑视社会公正及人道主义，信奉实力至上，反对对製度、强权、强者的批判，擅于选择性利用冷冰冰的逻辑，强调自发秩序反对平权和修正，满嘴law and order却自己经常钻法律的空子及纯熟利用潜规则，享受着作为既得利益者拥有的各种特权和优越条件。他们还很喜欢耍弄其民科型半吊子文史知识，用机械却又狡猾的态度去理解和解释人文社会现象。更可怕的是，这些人中的一部分还跻身国家要害部门，以「外行领导内行」的状态，管理着本应是人文社科院系出身者才能负责的国家事务。这样的人是中国既得利益者中最庞大的势力，在当今中国非常得势。刘慈欣吹捧这样的同类，鄙夷他们对立面的人文人道人权派，当然得到同类们的欢呼喝彩。

    真正搞坏中国，让中国陷于丧失良知、德性的人，正是刘慈欣和他的心灵同党们。

（五）伊文思

    伊文思这个形象，就是刘慈欣们所认知的「白左」。只是，刘慈欣有意的将这个「白左」设置成极端环保和动保人士，还有几个加入三体组织的「降临派」也被设置成类似形象，暗示这是所有「白左」共同的特征和倾向。通过将极端者一般化，刘就达到了其汙名化「白左」的险恶用心。

    刘慈欣首先描述了一个热衷于环保和动物保护、毫不利己专门利它的白求恩式人物。但这只是欲抑先扬。随着刘刻画出伊文思对人类破坏环境的绝望、生出的毁灭人类之心，大善人和大恶人画上了等号，「白左」和恶魔画上了等号。在刘慈欣和社达分子们看来，这些生活优渥、热心环境和动物保护的「白左」们，背弃了人类第一、「人」权至上的原则，最终一定会毁灭人类。刘慈欣也在暗示人们要警惕这样的「白左」当道，防止他们带来毁灭性的后果。

   这又是能引起刘慈欣的粉丝们疯狂共鸣的。在中国互联网平臺，被辱骂最多的就是「白左」。不仅环保和动保分子会被视为「白左」，诸如主张提高社会福利、给富人征税、种族平权、女权和LGBT权利、接纳移民、废除死刑……都会被冠以「白左」之名。社达分子视社会平等和博爱主义为寇仇，他们认为这些以「爱」、「平等」为名的政策抹杀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价值，导致了人和社会的堕落。

     刘慈欣塑造出伊文思这样一个极端环保动保分子形象，就是传达「白左」祸乱人类世界这一思想。当然，他还塑造了程心这一很有爱心但败事有余的更加典型的「白左」，这留在后面来说。诚然，我个人也反对极端的环保和动保分子，对所谓「白左」的部分价值观和行为不能同意，但刘慈欣这样以偏概全、用极端例子暗示普遍性的故意渲染更为恶心。

    书中有一段一位ETO成员的话，很值得玩味：

     「这不是谣传！」一个欧洲人大声说，同时挤到前面来，「我叫拉菲尔，以色列人。三年前，我十四岁的儿子遇到了车祸，我把孩子的肾捐给了一个患尿毒症的巴勒斯坦女孩，以此表达我对两个民族和平相处的愿望，为了这个愿望，我甚至可以献出自己的生命，而许许多多的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也在做着和我一样的真诚努力。但这一切都没有用，我们的家园仍在冤冤相报的泥潭中越陷越深。这使我对人类失去了信心，加入了三体组织。绝望使我由一个和平主义者变为极端分子，同时，可能也是由于我对组织巨额的捐助，让我得以进入降临派的核心。现在我告诉你们，降临派有自己的秘密纲领，它就是：人类是一个邪恶的物种，人类文明已经对地球犯下了滔天罪行，必须为此受到惩罚。降临派的最终目标就是请主来执行这个神圣的惩罚：毁灭全人类！」

    在刘慈欣看来（或者说他想让读者认为的是），那些强烈追求世界和平、美好的人如果达不成这样的目的，就会因绝望悲愤转向厌弃人类、试图毁灭一切，因此这些主张爱与和平的「白左」实质都是潜在的恐怖分子，危害比一般的、谋求私利、道德低下的坏人大多了。而一些「白左」执着、坚定的信念，充满热情的情绪、为改变现实不惜代价的行为，都会被刘慈欣们视为疯狂或走向疯狂的前兆，视为秩序的破坏者或就是彻头彻尾的神经病，应该予以警惕、扑灭、摧毁。而像伊文思、拉菲尔这样有钱有能力更积极将理想付诸实践的「白左」，刘慈欣们认为更应该被警惕和扑灭，因为这些人有更大的现实危险性。书中伊文思和「降临派」在「古筝行动」中集体惨死，就是刘对「白左」怨毒的显露。即便刘慈欣并不认为白左会去毁灭世界，也是认为白左的种种行为和倾向，最终会在客观上导致世界毁灭。

    真实世界的「白左」当然不是这样，或者起码大多数不是这样。虽然左翼分子不乏走到极端的，但是就像为极端理想而诉诸暴力的日本赤军、红色旅、埃塔，以及一些特别极端（尤其使用暴力）的环保动保人士那样，是非常边缘化的，完全不能代表主张变革主义、爱与和平至上的主流左派。至于马列毛那种「左派」或者说理想主义激进主义者，无论价值观还是行为，显然已和刘慈欣所描述的那种「白左」大相径庭，没有比拟的意义。

    当然，主流左派确实会在不断努力后却无法解决人类的丑恶而失望乃至绝望，也会滋生一种「干脆世界毁灭算了」的情绪，但是这种情绪不代表其现实中真的会这么选择。就像人和他人发生矛盾、遇到委屈，某个时间段（或者就是几秒钟一个念头）想弄死对方或者破罐破摔的情绪很正常，但是大多数都会平復下来，而不可能真的去实践。就像鲁迅就经常发表对人性丑恶绝望的言论，也说过「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这样的话，但是他真的是要人们毁灭世界吗？并不是，相反他在呼吁人们坚定的追求真善美、公平正义。「白左」普遍非常关註气候变暖问题并阻止恶化，如果因绝望、认为世间肮脏而真想毁灭人类，或者觉得人类毁灭也不足惜，那应该是鼓吹放弃拯救气候变暖，以期待若干年后陆地被淹没、高温把人类都热死才对。而且，随着时代发展社会进步，左翼或者说「白左」是越来越温和的，且经过20世纪一些极端的尝试失败后，现在都选择更加折中理性的方式解决问题，不求绝对完美。

     （六）黑暗森林

      「黑暗森林法则」是刘慈欣《三体》第二部的主题，也直接表达了他的社达主义理念。所谓「黑暗森林」，就是人（或整个人类文明），处于有限而黑暗的空间之中，人与人（或星球与星球）之间存在着你死我活的竞争关系。为争夺生存空间、消除潜在威胁，这些人（星球）之间都想方设法要除掉或征服对方。他还通过描述星际舰队自相残杀以争夺资源，来将「黑暗森林法则」更加凸出的展示出来。

     刘慈欣的黑暗森林理论，主要显然并不是为了解释星球之间的关系，而是喻指人与人、族群与族群、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虽然刘慈欣曾在对他的采访中否认了这一点，但其言不由衷。刘慈欣在《三体》中描述的内容和宣扬的价值观，都是在喻指现实世界、人类社会，而不是为科幻而科幻。

     刘慈欣这样的价值观，将不同的人或群体对立起来，将竞争视为零和博弈，认为只有消灭或征服对方自身才能安全，与两三个世纪前至上世纪中期盛行于全球（也曾一度在中国学界被热捧）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有非常多共同之处。而今日的世界，这一理论虽已不在庙堂之高公开被认可，却在江湖之远四处流行。从俄罗斯到印度，从尼日利亚到印尼，社达思潮都以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等形式存在着。而在中国，则普遍以尊崇强权和体製、歧视和欺凌同胞中的弱者等形式存在着，且更加贴近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本来面目：恃强凌弱、适者生存。例如中国精英群体聚集的论坛知乎，就是社达主义大本营，也同样是《三体》及刘慈欣本人的粉丝集中地。

    「黑暗森林法则」的根本缺陷是，无视人或人群之间存在的互助合作、传播文明的善意，无视道德、是非与人道主义的因素存在，无视未来有更好的价值观和方式来改善现状的可能性（刘在书中甚至对这种改善持强烈反对的态度，原因下一节就会提到），无视追求人道、平等、互信的必要性，将人际、族际、国际关系完全当成没有人性的冷冰冰赤裸裸的利益关系，以机械主义的理性代替人性的理性与感性，这并不完全符合现实中的人际族际国际关系。

    当然，我并不是要否定人际族际国际关系中存在博弈、对抗甚至零和的一面，并不否认相关关系中存在广泛的尔虞我诈、阴险与暴力（甚至恰恰相反，我很确定这些的存在，以及其历史及现实中对人类社会关系的支配作用）。典型的例如美苏、印巴等国之间及世界各核大国之间的核威慑，即是「黑暗森林威慑」的现实版。在现实生活中，也有从官员到普通职员中，各方拿着对方「黑材料」以互相要挟的情形。人与人之间往往也都存在着基于实力、未知、心术等的博弈、斗争的得失。可以说，「黑暗森林」的许多情形早已在地球的国与国、群体与群体、人与人之间发生。

    只是，这并不是全部，只是一部分、一个侧面。更重要的是，恶的东西是现实，但是不代表它是合理的应当的，更不应该提倡这种恶。刘慈欣的《三体》将这一侧面放大为社会关系的全部，并且将之视为存亡的基础和博弈的准则加以肯定，并暗示只有如此之恶、失去人性摒弃温情，才能保住人类文明。这是在毒害人心、破坏善意和信任，让人民不再去探求一种更加合理的解决争端和生存生活方式，将人们真的引向黑暗森林法则思想指导的社会环境之中。

   但是，我们也不能否定这种情况的客观存在，不能放弃使用筹码保留威慑能力的必要性。这的确也就陷入了「黑暗森林」的巢窠，但我们的确无法完全脱离这样的现实。只有用剑与盾护住的花，才能长久开放。只是，我们不要彻底迷失和沉醉在这种「黑暗森林」式的社会关系之中。

    （七）大低谷之后到星际舰队毁灭、威慑纪元后期这两个时期

    这两段岁月被刘慈欣描述的十分美好，物质丰盈、社会和谐，人的权利与自由得到了充分的尊重。比如，全自动化、数字化带来的高度人性化的生活方式；对「面壁计划」产生的人权侵犯、权力滥用、不受监督情况的谴责和终止；生活中发生意外情况均可以得到经济赔偿；银行为冬眠者提供优厚的巨额的存款利息……总之，让人们可以舒适的、有尊严的活着。

    但是，这一切又是欲抑先扬，或者说是为后面的悲剧做铺垫。在刘笔下这时的人们，已经对人类自身的文明变得过度自信，并且因此生发出过多的同情心同理心，丧失了警惕性与危机意识，并最终导致后来星际舰队的复灭，以及威慑纪元之前那段人类处于绝望中的痛苦。而对威慑纪元后期（至威慑失效时）的描绘也异曲同工。在此摘取几个典型段落予以分析。

    在星际舰队接触三体派来的「水滴」之前，有这么一段描写：

    「公众对三体世界的感情，开始由敌视和仇恨转向同情、怜悯甚至敬佩。人们同时也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三体世界的十个水滴在两个世纪前就发出了，而人类直到现在才真正理解了它们的含义，这固然因为三体文明的行为过分含蓄，也从另一个方面反映了人类被自己的血腥历史所扭曲的心态。在全球网上的公民投票中，阳光计划的支持率急剧上升，且有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于把火星作为三体居留地的强生存方案。」

     这段话集中反映了人类在大低谷结束并进行「第二次启蒙运动/文艺復兴/大革命」、「给岁月以文明」后，人类对三体问题及三体世界看法的根本转变。而这种转变的原因，正是自己物质丰富、军事强大、思想文明的产物。人类处境的改变、社会再度高度文明化，让人类由对三体世界恐惧、敌对和保持高度警惕，变成了一种同情怜悯。这时人类的心态，与后面发生的星际舰队被几乎全歼时的绝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以这段描写史强所在地区政府会议中官员的态度为例：

   「这是小区政府的一次会议，区行政官员都到了，冬眠者约占三分之二，其余是现代人。现在可以很清楚地把他们区分开来：虽然都处于极度的抑郁状态，但冬眠者官员都在低沉的情绪中保持着常态，而现代人则都或多或少地表现出崩溃的迹象，会议开始以来，他们的情绪已多次失控，史晓明的话再次触碰了他们脆弱的神经。区最高行政长官泪痕未干，又捂着脸哭了起来，引得另外几名现代人官员同他一起哭；主管地区教育的官员则歇斯底裏地大笑，还有一个现代人痛苦地咆哮起来，向地上摔杯子……」

    官员尚且如此，何况平民百姓。后面还用几万人集体淫乱、罗辑先被膜拜后被驱逐等描写，反映了人类的绝望。

    人类心态由绝望到自信再到绝望，这跌宕起伏令人唏嘘。在自信时对三体世界的那种「怜悯」，也成了巨大的笑话、人类给自己的残酷讽刺。以善意揣度对手，却落得面临毁灭的结局。地球舰队复灭，很大程度正是在于人类的轻敌和轻信。这种轻信也来源于人们生活在文明岁月已久，对宇宙的险恶丧失了警惕，把敌人想的太美好、仁慈了。

    刘慈欣对人类善良却被欺骗、善意导致灾祸的讥讽，并未到此为止，相反，《三体》中的人类在此后又重復了一次这样的悲剧，也就是威慑纪元后期发生的那段历史。

    人类在地球舰队复灭和残存舰队自相残杀后，本已十分绝望，只等着地球被侵占、人类在不能生育的情况下消亡。但科学家、面壁人罗辑却巧妙利用「雪地工程」，设置了向宇宙发射太阳系及三体星系位置的系统，并以此成功迫使三体世界放弃对地球的入侵。此后，三体与地球达成和平协定，地球和三体互相传递自己的先进知识，允许地球设立数个可发射可引至黑暗森林打击的「咒语」的威慑系统，双方实现了类似于「核威慑」的平衡。人类终于转危为安。

    但是，威慑形成、重归安全之后，人类再一次「不安分」了起来。程心在公元纪年冬眠，威慑纪年61年苏醒，醒来后她就看见电视上有人在谴责罗辑涉嫌「世界灭绝罪」。紧接着，她被公众拥护成为「执剑人」。而公众拥护她的原因之一，则是对罗辑这样冷酷的执剑人感到恐惧，以及对罗辑所代表的绝对权力的恐惧：「罗辑的形象由救世主一天一天地变成了一个不可理喻的怪物和毁灭世界的暴君」。人们又由集中于解决基本生存转变为关註人权、反对极权统治。于是，就需要换下罗辑这样的人（更不愿意要维德、曹彬那样「野蛮」的公元人），选择程心这样心地善良、代表着爱与和平的女性承担这种威慑任务。

    正如这段描写：「看，她是圣母玛丽亚，她真的是！」年轻母亲对人群喊道，然后转向程心，热泪盈眶地双手合十，「美丽善良的圣母，保护这个世界吧，不要让那些野蛮的嗜血的男人毁掉这美好的一切。」人们已经将地球舰队复灭的惨痛抛之脑后，对美好和善良的追求再次超过了对生存安危的重视。在新老执剑人交接后，罗辑还被以「世界灭绝罪」拘捕了。

    仅仅在程心持有发射作为威慑、面对三体世界入侵时应该发射的引力波信号的按钮十五分钟后，三体的「水滴」就向发射器扑去。无法面对两个星球毁灭结果的程心放弃发射会导致两个星系暴露和毁灭的引力波信号，三体的入侵已不可避免。

    但是，呈平日久的人们并没有表现出特别的恐慌。当三体世界要求人们移民澳大利亚时，大家都没有响应。「直到这时，人们仍然幻想着至少一代人的平安生活，所以在智子的讲话发表后，没有一个国家响应，更没有人开始移民。」人类还抱有鸵鸟的侥幸心理，直到「水滴」袭击了几座城市，造成30多万人死亡，人们才在恐惧中开始了迁徙。

    但是，人们的侥幸心理还没有彻底破灭。人们还相信智子所说的，「三体舰队到达后，完全有能力使澳大利亚的四十亿人过上舒适的生活。同时，占领者还将帮助人类建造火星和太空中的居住空间，在舰队到达五年后就可以向火星和太空大规模移民，十五年后就能基本完成。那时，人类将拥有相对而言足够大的生存空间，两个文明将在太阳系开始新的和平生活。」

    然而三体世界并不给人类存活的机会，而是一步步摧毁人类的抵抗能力、生存能力。在人们缴械、移民后，摧毁澳大利亚的工业和基础设施。再然后，就是切断电力和农业生产能力，逼迫「人相食」。「智子环视大厅中所有的人，「粮食？这不都是粮食？每个人看看你们的周围，都是粮食，活生生的粮食。」这时的人类才知道什么是你死我活的斗争。

    借智子之口说的这段话，可以反映刘慈欣对人类生存问题的看法：

    「生存本来就是一种幸运，过去的地球上是如此，现在这个冷酷的宇宙中也到处如此。但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人类有了一种幻觉，认为生存成了唾手可得的东西，这就是你们失败的根本原因。进化的旗帜将再次在这个世界升起，你们将为生存而战，我希望在座的每个人都在那最后的五千万人之中，希望你们能吃到粮食，而不是被粮食吃掉。」

    刘慈欣描绘的人类两起两落的过程，是令人震撼的。他所描绘的人类在安全幸福时滋生的同情心、对警惕的放松，濒临灭亡时人类的绝望与狂乱，以及三体一步步将人类逼入灭绝境地的巧妙设计，都很能反映人性的弱点。像人类在澳大利亚被三体设计灭绝（未遂）的过程，与包括罗马人屠灭迦太基城、南京大屠杀等各种屠杀的过程颇为类似（可以看看相关的记述，然后对比。或者刘慈欣就是看过这些记述才写出来《三体》中类似情节的）。这都体现了刘慈欣对人性、人的心理、对人类历史上生存斗争残酷性的深刻认识和生动诠释。

    这一节内容，我是对刘慈欣的有相当程度的正面评价的。但是本文主要是为了批评，这一段当然也有需要批评的。

    其实以上这些内容，也就是刘慈欣黑暗森林理论的延续及具体化。刘慈欣的这些描述和分析确实很深刻，也与人类部分历史与现实相吻合。但是，正如前面说过的（后面也还要多次说），刘慈欣在准确描绘了某种黑暗事实的同时，却将这种黑暗合理化，并且暗示甚至明示这种现实的不可更改性，传达出一种只有放弃善良与同情心、选择残酷与狠毒才能得以生存的价值观。

    同样的事实与道理，用不同的感情倾向、描写侧重点，就导向不同的结论、达至迥然相异的目的。而根据刘慈欣字裏行间的描述，以及结合全书乃至其个人在其他场合的言行，足以得出其主张在人际族际国际关系及竞争事物中摒弃善意、以恶度人、广用诈术、心狠手辣的结论。除此之外，他还借此想表达或暗示其他一些东西，放到后面再说。

    在描述这部分内容时，其中还有一段耐人寻味的话：

    「有学者认为，科学技术一度是消灭极权的力量之一，但当威胁文明生存的危机出现时，科技却可能成为催生新极权的土壤。在传统的极权中，独裁者只能通过其他人来实现统治，这就面临着低效率和无数的不确定因素，所以，在人类历史上，百分之百的独裁体製从来没有出现过。但技术却为这种超级独裁的实现提供了可能，面壁者和持剑者都是令人忧虑的例子。超级技术和超级危机结合，有可能使人类社会退回黑暗时代。」

    很难判断刘慈欣这段话实际上所想表达的意思。根据刘慈欣惯常表现的政治观点，他并不反对现在中国的极权主义。不过这段话描写的情况却与最近十几年中国的现实非常相似。这段话很精准的论述了科技与极权主义关系的演变。互联网出现时，人们都以为将打破信息封锁促进自由民主，然而如今科技极权、数字极权却在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建立，包括民主国家也无法逃脱监视主义的幽灵。而中国等专製威权国家在新冠疫情下利用科技进行的高强度管控，以及未来在遏製气候变暖中各国所必须采用的集权与数字化管理，这两个事例都高度符合刘慈欣所说「威胁文明生存危机出现时，科技可能成为催生新极权土壤」的论断。那么刘慈欣对这种科技极权是否贊同呢？这是个不太好判断的问题，或者说刘对此并非简单的贊同或反对。

（八）托马斯维德

    对这个人物的塑造，最能反映刘慈欣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也可窥见刘慈欣对人的品质、价值的判断标准。

     托马斯维德出场后的第一句话，就足够震撼：「你会把你妈卖给妓院吗？」维德问（问程心）。通过这句震撼的话和侧面描写，就把一个冷酷残忍的情报人员形象刻画了出来，也显露了维德凶阴的性格特征。

     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典型特征，刘慈欣借维德之口有力的说了出来：他突然一改一贯沉稳冷淡的语调，像发狂的野兽般声嘶力竭地咆哮起来，「前进！前进！！不择手段地前进！！！」

    当发送人类去接触三体世界的计划因运载重量限製而受阻时，维德冷酷的说了句「只送大脑」。

    还有这段侧面描写：「有两个显然也是公元人的男犯人冲程心轻佻地打口哨，但看到程心要找的人后他们立刻变得老实了，都赶紧垂头干活，好像对刚才的举动有些后怕。

    程心看到这人（维德）第一眼时就知道，他没有放弃，他的野心和理想，他的阴险，还有许许多多程心从来不知道的东西，什么都没有放弃。」

   当然，仅仅这些还不能完全刻画出维德的冷酷残忍。刘慈欣后面还有更多笔墨在刻画维德。但仅仅从这几句，就可以让人们明白维德是个怎样的性格、形象、特质的人物了。维德这样的人物并非只是文学形象，现实中也颇有类似的真实的人。大到一个国家的领袖，小到地方豪强、黑帮首领，乃至学校和单位裏既心狠手辣又有手段实力底气的人物，都与维德的某些侧面甚至整个形象吻合。一般人接触到这样的人物，免不了前胸后背头上脚下都冒冷汗，不自觉的就对其产生畏惧，即便是有些心气和能力的人也会在这样的阴狠者面前萎缩几分。如果你一开始没有怕他，那他对你施展一些招数之后，那你会比一般人对其更加恐惧敬畏。

    而刘慈欣刻画的维德这样的人物，却是人类的救世主，或者说起码是救世主之一。维德不仅推动了阶梯计划，将云天明的大脑送向三体世界，最重要的是研究了光速飞船，让人类保留了生命的火种。而且如果不是程心中间造成的「破坏」，维德和其他人完全可能将人类带出被二维化的险境，甚至一开始就不会让三体得以打破威慑威胁地球，后来一切灾难也不会发生。

    刘慈欣把一个魔鬼般的人物赋予具有天使般的拯救力，正是想表达他借维德之口说出的「失去人性，失去很多；失去兽性，失去一切」，以及「不择手段的前进」。或者将两句话折合，就是说只有不择手段、不顾人性人权才能胜利，顾忌道德和手段、被人性人权束缚，那就只能失败。这是典型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观点，或者说不仅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观点，而是社达主义中最为阴恶的那一面，即邪必胜正、祛善扬恶才能生存。

    这一点在刘慈欣的三体全篇中有许多出展现，对维德的刻画描写则是这种观点的集中体现。

    那么，这样的观点对吗？如果我们纵观人类乃至万物历史，这在很大程度的确是一个客观现实。不谈别的只谈人类，历史上野蛮战胜文明的例子更多，还是文明消灭野蛮的更多？无疑是前者。精致雅典亡于精悍斯巴达，罗马亡于蛮族入侵，宋明亡于金元和满清，都是众所周知的事例。即便那些自诩文明也的确开创了文明的力量，其崛起与辉煌又何尝不是建立在野蛮残暴、不择手段之上的呢？对古罗马来说，背信弃义的在迦太基人解除武装后将之屠灭，是其称霸地中海的关键；李世民先发製人（当然某些史料看是「自卫反击」，只不过……），发动玄武门之变杀死李建成李元吉及其子嗣，才有了后来「天可汗」的贞观之治。除了这些恢宏的历史，市井之中又有多少「好人不长寿，坏人害千年」的例证呢？「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誌铭」，早就有人对此做过精辟深刻的总结。

    所以，刘慈欣借维德之口所说的，某种程度确实是现实。

    可现实并不代表正确、应当。相反，人类文明发展至今，恰恰是在一次次对野蛮的鞭挞、对丑恶的克服中实现的。如果没有对恶的批判与克製，人类如今还在日復一日的相互攻伐中，斩首截肢炮烙凌迟还是家常便饭，人类也不可能沐浴在相对的和平与发展之中。正是无数人对于善的坚守，才让恶一步步被限製和压缩，起码大恶大祸只在少部分地区少部分人那裏不幸的发生，而大多数人都可以相对和平宁静的度过人生。

    所以，刘慈欣在三体中所暗示甚至宣扬的极端社达主义观点（没错，是极端社达而不是一般社达），我们只能「扬弃」，知其现实性但更要遏製其现实性，认识到不择手段的可怕后更要坚守良知和理性，去抑製丑恶的滋长与残忍的再生。我们即便是恶留下的产物，也不应该延续恶以生存。就像某种程度，我们都是远古至近现代各种强奸行为（或者准确说是非自愿性行为）而产生的后代（谁敢说自己所有祖先都是合意性交的产物吗？），我们都是强奸犯的后人，但是我们肯定不应该讴歌贊颂强奸，而是坚决的批判与唾弃之。像日本731部队和纳粹德国进行的活人人体实验，都取得了非常巨大的医学、科学研究成果，并且造福着现在的人类，但这完全不能因此而为之粉饰美化、不能将其正当和合理化，更不能允许类似暴行再次发生。

    刘慈欣并不是（或者起码不会公开承认是）极端社达主义主张的宣扬者，但是在客观上无疑是暗示甚至说明示了这样的价值取向和价值选择。与欧美乃至中国许多描绘黑暗和坏人不择手段的文学艺术作品不同，那些作品是为了鞭挞丑恶讴歌正义，而刘的《三体》却是在描绘黑暗与不择手段的同时千方百计进行合理化甚至颂扬，将之表现为一种悲壮的、伟大的、对延续人类生存发展而言唯一可解的价值与实践。这就很值得警惕与批判了。

   关于刘的社达主义价值观，我还会在后面再做批判，现在回到对维德的评论上来。

   刘慈欣对维德这个人物的刻画也是很正面的，他虽然描绘了此人那么多凶恶阴险之处，但是都是为了衬托其目的的伟大、方向的正确、行为的正当。而且，刘慈欣所描绘的维德所作所为都不是为了维德自己，而是都关系到人类的前途命运，维德成了一个谈不上「毫不利己」但明显「利人类」、不是「一身正气」但明显「两袖清风」的英雄人物，所做一切都不是私利而是出于公心。而且这样的英雄人物既让他人惧怕，但是自己却从不对任何压力低头、不畏惧谄媚任何人乃至外星生物（例如在被智子监视、人人小心翼翼的情况下大胆发言，反而故意利用这种监视），是不折不扣的大英雄。这让他一切「反人类」、「反人权」的行为看起来更加正义、无私、必要。

    但现实裏，像维德这样形象的人真是如此始终正直、执着、坚定、硬骨头吗？从某些方面看或者表面看的确如此，我上面说的从国家元首到黑帮头子，再到学校单位裏的狠人，往往也都是威风八面，颇为强悍干练，无所畏惧。可其中绝大多数人（除非真的天下无敌）在面对比起更「硬」更「牛」的人物时，其卑躬屈膝程度往往胜于常人，因为他比常人更知道自己同类有多可怕、比自己强的同类多么不能得罪。而他们面对体製，虽然有时会做出挑衅、反叛之举以对他人显示其强悍、展示力量或仅仅为了自己的舒爽，但更多时候则会服从体製、谄媚体製，对有强製力为后盾的製度和规则有一种异乎寻常的虔敬。因为他们知道，体製的能量是无穷大的，是其个人可以利用却不能推翻的。他们绝不是对任何人、在任何事上都腰杆硬直、不卑而亢，而是由于其人格特质和生存需要，比一般人更加欺软怕硬、见风使舵、精致利己。贝利亚、戈林这样的人像不像维德？他们在斯大林、希特勒面前又是怎样一副德性（当然他们在后者们临死前又换了一副德性）？他们面对邪恶的製度和环境，是反叛与对抗，还是屈从和利用？

   还有，维德这样的人真的清廉、不利己、为理想献身吗？也真有这样的人，可凤毛麟角。绝大多数像他们这样思想和行为的人并不比普通人更少欲望，且其能力手段足以得到更多非法利益，他们又怎能如柳下惠般在权力金钱美色中洁身自好？还是拿那些道貌岸然、冷酷无情的布党高层和纳粹人士为例，如雅戈达、戈培尔，看看关于他们的史书和回忆录，就知道他们比一眼可知的龌龊之人要更龌龊、明目张胆贪淫的人更贪淫（当然相比而言布党比纳粹更加心口不一和无耻贪婪）。他们会为人民奉献牺牲吗？或许某个时间点会的，但是肯定是其贪淫享乐之后，以及使用各种损人利己的方式去奉献牺牲的，绝不会像《三体》中那样悲壮的牺牲。纳粹和苏联的复灭及曝出的内幕，也证明了其牺牲捍卫的并不是值得的东西，而是肮脏透顶。或者说像东条英机、乃木希典，这些人确实是挺无私奉献的，可是是用几千万中国人、美国人、俄国人/苏联人的生命挣得的他们的「无私」及对日本人的「伟大」。我们难道要这样的人吗？（最重要的是，这世界并非只有这种奉献和存活方式）

    可刘慈欣并不描绘这些，而是将维德以及前面的史强，描写成很清廉、寡欲、不会畏惧、不谄媚的人。当然这可以说是因为他们的操行并不是《三体》的重点，所以没必要写他们的贪婪、畏惧、谄媚那一面。于是，维德这样残忍酷虐的人物才反而显得对人类来说十分伟大，史强那样的形象也显得虽不完美但更完整真实。如果刘慈欣写出了这些人贪婪、畏惧、谄媚，其良好的形象就会坍塌，失去了刘慈欣和社达主义者所认为的人物应有的（至少表面上要有的）那套道德操行，就无法塑造出他们心目中理想的那种英雄了。

    这又是当今中国文宣体製下描述历史人物的方式。以前也就是「前三十年」尤其文革那十年，对大人物、正面人物一律以「伟光正」形象示人，没有半点缺点（顶多会有一点平易近人的描写）。而现在不同，对于那些伟人、英雄、正面人物，会有意突出其一些野性、刁蛮、低素质、知识贫乏等特性，但是同时又在涉及根本廉耻的「大节」上绝不「抹黑」，这样让正面形象更加人性化、真实、有血有肉。可这种人性化、真实、有血有肉，其实是回避了许多其更多更重要的作恶甚至犯罪的事实的，是用小的「毛病」遮盖真正的龌龊肮脏，用戏剧化的顽劣带过血淋淋赤裸裸的暴行。这种描绘我在本文前面涉及「毛泽东批示」那点就提到了，刘对维德、史强这种人物的描绘方式，立场和动机与之一脉相承。

    刘慈欣刻画的维德这样的人物，及其他与之相关的描写叙述，都在强化「不择手段的前进」和「失去兽性、失去一切」的观点。刘不仅是在描述一种客观事实，还有主观上的贊成与褒扬，这是其与其他传世文学佳品最大不同之处，也是其最值得批判之处。

    还有，前面已经提到，刘慈欣描绘的维德和史强这样的人物，代表的是统治机构的暴力机器（或者说是他们其中之一员），是体製的维护者，而不是林冲、杨誌、鲁智深这样的体製的反叛者、与国家暴力机器相对抗者。刘慈欣在《三体》中，对于叶文洁等受害者和反叛者颇有微词，但是对于人类秩序的捍卫者则不吝贊美，这也可以反映刘慈欣骨子裏的保守主义特质及《三体》的保守主义立场。他们确实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但是其社达不是为了变革，而是为了让旧秩序更加稳固。这更显出刘慈欣及《三体》价值观的丑恶和反动。

    十分讽刺的一点是，刘慈欣及《三体》的这种捍卫体製和旧秩序的保守反动，与其所贊扬的毛泽东所持的反传统反秩序思想形成鲜明对比。刘慈欣在书中和采访场合多次对毛泽东有所贊美（或起码在提及时不贬抑批判）。毛泽东罪恶罄竹难书，文革也是亘古未有之浩劫，但是恰恰有一点可取的，就是其对体製性压迫的反抗、对传统秩序和思想意识的反叛（虽然这个过程及之后建立了恶劣的体製、更暴虐的秩序，也造成了更残酷的压迫，但前面毕竟是在对不合理的乃至丑恶的旧规则旧秩序旧道统的反叛和反抗），一种打破旧巢窠束缚的反抗精神。这可谓是毛时代文革酷虐中唯一的亮色。刘慈欣一再为毛泽东贴金、为文革作恶者及相关体製和组织洗地，却与毛主义及文革中唯一可取可敬之处背道而驰，可知其与人道主义及进步潮流多么「恰巧」的完全相逆，又与丑恶反动保守多么高度一致。

   （九）程心

    程心，是刘慈欣着墨最多、被《三体》及刘慈欣粉丝批判最狠、本书争议最大的人物。简单来说，她就是托马斯·维德的反面，当然详细说那就復杂多了。这个人物非常重要，也是书评的重点，所以还是要详细说。

   「圣母」，是《三体》及刘慈欣粉丝最常称呼程心的词汇。当然，这并不是贊美，而是深深的鄙夷。如果了解中国互联网语境，就会知道，「圣母」这个词在中国网络上不仅不是好词，还是个特别有恶意的诋毁谩骂之词。这同样是和高度社会达尔文主义化的中国现实高度相关的。

   不过，「圣母」这个词在中国互联网上的本意，倒和西方并没有特别大的差别，都是指爱心泛滥、对一切都爱与包容、反对所有仇恨和压迫的人，只是中国和西方对这种人的态度不同（好吧，准确说是「部分中国人与部分西方人对这种人的态度不同」）。在中国，这种「圣母」的定义中还包括不分是非、没有黑白对错观念、没有立场和原则、一味输出爱心和同情心的特点。

   中国人是恨透了这样的人。他们认为这种「圣母」只会坏事，出卖自己国家民族群体的利益，最终害人害己。在中国这个丛林社会，也的确会经常出现这种后果。

   我总说中国、中国，难道世界不是这样吗？西方发达国家不是吗？世界的确到处存在忘恩负义、恩将仇报，西方也不乏各种「农夫与蛇」的故事在现实上演。我在前文一再说这个世界仍然是丛林世界。但是这并不代表世界上所有事情都是这样、世界所有地区所有群体都是这样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生活的，有和中国并不一样（哪怕根本上「质」一样，但是「量」上有很大区别）的、「圣母」很多且可以好心得好报的社会的。被他们攻击诋毁的西欧和美国左派中起码很大一部分就是如此。

    可是中国人对此没有同情支持，而是更加愤恨。不知道是嫉妒还是不相信，或者兼而有之（没错，这两个看起来不能同时对同一个对象兼而有之的，中国人能（又要更正下，是「部分中国人」能））。他们不愿意相信这世界上真有爱与和平，或者说极为嫉恨，于是疯狂攻击各种他们认为的「白左」、「圣母」乃至这样的虚构人物形象。而《三体》中的程心就是靶子之一。当然，痛恨程心的还有一种人，这种人后面再说。

    程心这个名字一出现（人物还未正式出场），就被读者谩骂（当然这是因为他们已经提前知道了后面的一些内容，或者读过了又从头看起，然后又在这裏作註）。而她正式出场，也就是在云天明要被安乐死（未遂）的时候。她救下了云天明，然后说了句「你知道吗？安乐死是为你准备的」。这句话被无数人喷了无数次无形的唾沫。

    当然，看这个情节，程心是该被喷被骂，因为她做了一件缺德的事。但是如果是其他人，维德、史强、章北海、罗辑做的，这些人也就不会如此谩骂了，甚至觉得是其舍小取大的果断行为。然而程心不能这样做，因为她是「圣母」，有了道德枷锁，再做什么都要被检视。当了好人就不能干这种事，否则就是「虚伪」、「双标」，哪怕其远远不如批判者虚伪和双标。

    说到这，很多人一定觉得我这是故意在较真，一个故事情节罢了，读者也只不过是在为虚构的故事而谩骂，也就图个发泄而已。如果真是这样，我也就没必要说这些，甚至整篇文章也都没必要写了。事实当然不是这样而是相反的，文学作品及与读者的互动，深刻反映着现实世界及现实中人的判断与选择。

    程心参与「阶梯计划」那一部分，倒是没人喷程心，这些技术问题上也没什么可喷的，相反人们应该对其技术水平感到佩服（但是这不影响后面继续喷她），甚至还有人为刘慈欣描述的女性刻板印象而进行批评。这在中国读者中倒是少见的现象，或者后来才逐渐出现。

    然后，就是程心知道云天明给他送星星，然后竭力阻止云天明被「安乐死」然后未果的情节。程心知道了云天明对她的爱，于是想挽回一切，这顺理成章，也说明她前面让云天明安乐死并不是负心之人而是无心之过。可是，这裏又是对她「虚伪」的一片骂声。她真的虚伪吗？显然不是。真正想谴责，不是应该谴责不择手段、明知云天明是程心所爱还要为完成任务（或者故意如此做一个不可笑的恶作剧）的维德吗？当然，这样说又会让大家觉得我太较真、没意思了。但是我觉得那些批判程心忽视维德的，在现实裏大抵也是这么做的。谴责一个老好人没什么风险，去攻击有攻击性的人就麻烦了。而且还是前面说的，人们总是对好人求全责备，对坏人就是「他坏在情理之中没必要谴责」了。人们对艺术人物的看法，一直都是现实裏的反映，只不过有时候会夸张一些，但是本质还是现实的映射。

    程心下一个被嘲讽的切入点，是她参与竞选执剑人并当选。人们将代表爱与和平的她选为执剑人，取代了已变得严肃坚韧的罗辑（以前他是玩世不恭的），更没有选择和维德类似的曹彬、毕云峰等人。于是这就埋下了人类丧失对三体世界威慑力的祸根。而程心在三体探测器「水滴」攻击威慑设施时的懦弱，犹疑，则成了读者密集嘲讽谩骂的焦点区域。这段表现，也是程心被攻击谩骂讥讽的核心因素，即她这种「圣母」的爱心与软弱是会坏事的。

   其实，我倒对这段内容中对程心的嘲讽谩骂很能理解，也比较贊同。刘慈欣编排这段内容，某种程度也确实是有很大合理性的。对于那些被认为是「白左」、「圣母」的人，这的确是其致命缺点，虽然未必是其中每个人都有的致命缺点。善良之人总是不想伤害别人，更不愿意去毁灭、同归于尽，甚至想牺牲自己成就他人。而如果其肩负着一个国家、民族的兴亡，那这种行为就会导致全国全民族的集体沉沦或毁灭。这也的确是良善者的弱点，也是阴狠者的优势。

   可还是像我前面所说的，这是事实，但应该如此吗？为了胜利，我们一定要变成恶人吗？并不见得。我们并不是不能培养出「行霹雳手段，保菩萨心肠」的人，现实中也并不乏这样的人。二战期间，德日军队凶残无比，而美军则被视为「少爷兵」，可美军最终战胜了日军，德军在西线的失败美军也是首功。这和武器装备有关，但是美军也没普遍贪生怕死。至于当今的「白左」政治家，很多时候只是想恪守原则不让国家世界陷入冤冤相报、以暴製暴的恶性循环罢了，真的动起手来那些凶顽残暴之辈未必是对手。甚至，「白左」在正义信念下更加坚定。三百年前的罗伯斯庇尔不是「白左」吗？照样让顽固保守的旧贵族纷纷断头。

   当然，像程心这样性格和价值选择的人，的确不适合承担这种需要杀伐果断的任务。人类如果都变得软弱，丧失了警惕性与战斗性，也确实可能被那时还残存的少数疯狂顽固之徒「团灭」。刘慈欣的本意不见得是好的，但是客观上提醒了我们，在持守善意之时，也不要放下手中的剑。

    不过，从另一个角度说，以死相搏甚至同归于尽，是否真是最好的选择（无论对自己还是对整个社会乃至对对手），或者这种心态博弈是否最好的威慑？大多数《三体》和刘慈欣粉丝都会说「是」，我的看法则在是非间摇摆。确实，越是抱定同归于尽的方式，越是可能在博弈中胜出，这就是「看谁先怂」游戏的核心。但是如果没有人肯低头，那这个世界就会在不断耍弄这种游戏中毁灭。或者，各方都会因此绞尽脑汁强化自己、削弱对方，不惜代价不择手段，人类丧失良知、对对方赶尽杀绝或者绝对压製，道理永远干不过拳头，仇恨与弱肉强食在智力加持下膨胀，人类世界会变得比动物丛林更丛林。至于威慑平衡，有永远的平衡吗？不会有失控的一刻吗？这样的世界真的好吗？谁能肯定自己是最终胜利者？或者说有最终胜利者吗？那些失败者就应该仰胜利者鼻息而活吗？这是我们追求的人类文明世界吗？

    但是如果不这样做，那这样做的人就会胜利，就会统治群体、区域、国家、世界。那样的世界，当然是地狱。所以，为了对抗魔鬼，自己也不得不成为魔鬼。只是希望是个还不那么恶的魔鬼，或者最好是有魔鬼的手段但是却有天使的心灵。可天使的心灵在这样的博弈和生存竞争中怎可能不被汙染？

    程心下一个被嘲讽攻击的点，与前面的原因大同小异。程心阻止了维德等人研究光速飞船，要他们放弃与政府的对抗放下武器。而这，也就註定了人类几乎全员的灭亡。而讽刺的是，她最后却成了极少数没有随太阳系二维化的幸存者之一。她的阻止导致太阳系人类的几乎全灭，却得以逃生，不被骂才怪。

    可这同样是她好心办坏事。或者，正是她好心总是办坏事，所以才更令人憎恶。如果是坏心办坏事，像维德、叶文洁，人们反而不会那么攻击谩骂了。这又是前面说过的，不再絮叨了。在这一点上，她被骂也是理所应当。可是我还是想强调其好的初衷，因为「本意是好的」已经是现实世界中稀缺的东西了，而好心办了坏事，并不总是会发生，甚至说很多情况下几率还是低于50%的。

   其实，刘慈欣文章中也写了许多让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是程心正面的、闪光点的情节，例如放弃联合国为购买云天明送给自己的星星可以支付给她的巨款而是选择捐出、为责任冒险与云天明见面、为宇宙重启而放弃小宇宙来归还宇宙质量，这些也都得到了很多读者的称贊。可是，为什么还是有许多人谩骂程心？这两波人有重合吗？

   有部分重合。有些人就是可以将一个行为连贯的人割裂评价，肯定其某部分却唾弃其另一部分。如果其一部分值得肯定，另一部分值得唾弃，那这样当然可以且非常应该。但对不应当唾弃或者应该更加全面客观评价的，却一股脑否定，或者否定也否定不到点子上而是乱喷乱骂，就属于愚蠢或者道德败坏了。

   还有一部分并不重合，其一以贯之对程心是谩骂的。除了前面我所说的嫉妒或者认为程心这种「圣母」不可信之外，还有一种原因，就更加可怕了。也就是那些恶人、恶棍，包括道貌岸然的保守主义者和青面獠牙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这些人谩骂程心及所有「白左」、「圣母」，是因为他们内心非常恐惧世界变的爱与和平、他们被排挤或者同化。为了他们自己继续以恶生存下去、为了他们恶的价值观永世长存，达到其各种现实利益和价值利益目的，他们要对「白左」、「圣母」百般诋毁、全面否定，批倒批臭，这样他们所推崇的丑恶价值观才能继续大行于世，这些人也才能继续如鱼得水。这样的人在世界很多，而在中国尤其多。

    值得一提的是，刘慈欣本人对他自己塑造的程心这个人物看法也颇为负面，不是说他不满意于程心这个人物形象的塑造，而是说他就是反感程心这样特质的人。所以，刘慈欣本人也属于以上那些攻击谩骂程心的人之一，且他的看法更加深刻（自己塑造的形象认识能不深刻吗），所以他的阴恶也更可怖。

    最后说一下我对程心这样的人的评价，我认为就是六四开，六分正（不是六分「对」）四分谬，其品质可嘉但价值选择很多时候不可取。如果爱与和平能解决世上一切，天下大同早就实现了。为了正义，我们不得不做些不好的准备罢。

（十）性别偏见争议

    刘慈欣的《三体》出版后（尤其被翻译成英语等外文并获雨果奖之后），引发了很大的争议。其中一项争议，就是认为他在作品中有对女性的性别歧视和刻板偏见。

    我在阅读了全文后，发现的确是这样的。我在前面已经说了他对叶文洁、绍琳及女红卫兵的刻画反映了歧视与偏见。其实何止如此，全书更多处及整体更是有着普遍的、明显的性别歧视与偏见。

   在全书中，刘慈欣刻画了十多个主要人物形象，大多数是较为正面的人物（起码这些人「本质是好人」），这些人大都在拯救地球中付出很多牺牲并做出卓越贡献。而这些人物除了被设置为联合国秘书长的萨伊为女性外，其余均为男性，如罗辑、史强、章北海、托马斯维德、曹彬、泰勒、雷迪亚兹、汪淼、常伟思等人。即便明显属于正面形象且有较大贡献的萨伊，也属于出场次数有限的配角。而为数不多负面的形象，则几乎让女性「包揽」。

    除了我前面所说的女红卫兵，后面还有专门对女性形象的丑化。在《三体》末尾部分，写到太阳系二维化、程心和艾AA乘坐光速飞船离开时，其他试图逃离者发现他们时的情景：

    「快看，那艘船怎么加速那么快？！」一个女人尖叫道。

    「哦，天啊，裏面的人会被压成肉膜的。」一个男人说。

     然后出现了另一个男人的声音：「你们这些白痴，那样的加速飞船也会被压扁！可它没有，那不是聚变发动机，那是空间曲率驱动！」

    「曲率引擎？！光速飞船？！光速飞船！」

    「看来传闻是真的了，他们自己在秘密建造光速飞船，自己逃跑……」

    「啊呀呀呀呀！啊！！啊！！！」这是第一个女人的声音。

    「前面的，拦截它！撞死它！！」

     又是那个女人的声音，「啊！他们能达到逃逸速度，他们能逃掉！他们能活！！啊啊啊！！我要光速飞船！！拦住它呀！掐死裏面的！！」

     对女性的丑化不言而喻。此外，还有一些不为人註意的负面形象的小人物，例如驱赶走罗辑的居委会主任也是女性（当然现实中居委会主任大多数的确是女性）。

     还有对女性的物化。例如罗辑的妻子庄颜，就是一个被高度物化的女性形象。当然，这不完全是刻板偏见，而是刘慈欣为剧情需要（如衬托罗辑性格及其变化）有意设计的人物形象。但是反过来说，其他丑化女性的人物和故事情节设置就不是必须的了，负面人物不是必须设置为女性的了（可刘慈欣却这样设置了）。

    程心这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圣母」形象，就是女性，而且书中若隐若现的暗示正是她的女性气质（「圣母」），让她「败事」了。这在前面专门分析程心那一节已有阐述分析，就不重復了。程心也是刘慈欣在《三体》中，将性别歧视与刻板偏见渗透最悄然而深入的女性人物形象。

    而与程心性格脾气相反的女科学家柯曼琳，则是那种粗鲁的、且还喜欢雌竞（女人难为女人）的女人。

    「用资源改变原理？」一个叫柯曼琳的上了年纪的法国女人用轻蔑的口吻说，她是来自欧洲航天局的高级顾问，觉察到了男人们集中到程心身上的那种眼光，她感到很不舒服。

     ……

     又响起几声笑，柯曼琳笑得最响，「亲爱的，你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卡通式的场景……」在越来越多的笑声中，她接着说，「你最好重做一遍大一的作业，算算推重比。」

     ……

     男人们的目光依次从程心身上移开了，现在他们终于开始认真考虑她所说的话，对她的欣赏暂时顾不上了，只有柯曼琳始终盯着程心看，好像不认识她似的。

     ……

     她把文件举了几秒钟，并没有把它递给谁，而是狠狠地摔在地上。

    「见鬼！」柯曼琳气急败坏地大叫。

    ……

    「你，还有你，」维德指指程心和柯曼琳，「以后不允许出现这样没有意义的精神失控」。

    由于篇幅问题及相关内容分布的琐碎，所以我无法将《三体》中所有对女性的歧视和偏见一一列举，但是以上的例子已经足够，其他的读者们其实也都看过，并不需要我一一列举和重復。

    这些可以说毫无疑问是性别歧视和偏见。但是，这是不是某种程度的客观事实呢？即女性是否的确是这样的？

    以我的个人意见，首先，根本上说，刘慈欣刻画的这些女性的负面所作所为及负面人格特质，尤其各种丑恶言行，是男女共有的，并非女性独有。其次，的确在某些程度上某些情况下，女性在某些方面的确有一些与上述被丑化或刻板化的形象或言行等，存在某种有别于男性的特质。但是，程度远没有刘慈欣这样刻画的严重。

    而且，究竟是她们天生就如此，还是男权社会将其塑造和规训成这些样子？这个问题很重要，非常重要。

    我认为，这当然是后天社会环境塑造的结果，而非先天必然的情形。女性在有些事情中、情境下存在较突出的偏狭、反智、物化、柔弱，是被社会准确说是男权社会所製造、诱引、逼迫出来的，刘慈欣的《三体》就是参与製造、诱引、逼迫的其中一份子。这就像说「农民工文化素质低」，并不是农民工素质天生就低，而是他们往往处在恶劣的家庭、社会环境中，没有条件得到良好的教育和良善的外部环境塑造，他们是受害者而不是天然的低素质劣根分子。我们要做的是同情和改变，以及对造成这种后果的人或製度环境进行谴责，而非对这些受害者鄙夷讥讽、指指点点。

    同理，女性出现一些偏狭、反智、物化、柔弱的特性，并不是歧视女性的理由，不是男权社会压迫女性、归罪女性的借口，相反她们是受害者，她们这样反而需要男权社会承担责任，通过对製度、文化、习惯的改变，缩小甚至消除非生理的性别差异，实现真正的男女平等和性别正义。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我所说的男女在某些特质上的差异，其差异程度是远小于男性内部、女性内部的差异的，也普遍小于不同教育水平、不同收入水平的群体之间的差异。无论生理还是非生理方面，男女的共性都远大于「个性」或者说特异性，非生理方面尤其如此。对性别差异，人们可以讨论、有各自的观点，但是不应该因此限製、迫害任何性别（包括跨性别者）的各种基本人权和学习工作生活各项事务中的自由选择权。以这些非自愿性差异来评断、规训、责备男女或其他任何性别/性别认同者，都是谬误的、应被批判的。

    那么，《三体》中有这样多的性别歧视和偏见，是不是代表刘慈欣本人有这样的性别歧视和偏见呢？答案显然是肯定的。刘慈欣在采访中否认了这一点，但是其否认并不成立，因为与事实相违背。或者说，即便刘慈欣没有主观上歧视的故意，也有客观上歧视的实质。刘慈欣在展示被认为在女性身上比较凸显的某些特质时，显然是歧视性的立场，而非认为需要同情和改变的态度，更不是为了特意以此揭露和批判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影响和规训。

    此外，刘慈欣还曾经在一场和学者江晓原的辩论中假设，如果世界末日，只剩下他、江晓原和现场一位主持人美女，「我们三人携带着人类文明的一切，而我们必须吃了她才能够生存下去，你吃吗？」刘慈欣站在「吃」的一方。虽然这很大程度只是个假设，但刘在假设中将对象设置为「美女」（即便当时他们身边确实有个女主持人），即一位女性，本身就含有将女性作为牺牲品的意思。即便不深究，这也足以反映刘慈欣对女性的某种不良的心理和价值取向。即便作为玩笑，也是不合适的。而且刘慈欣还认真的和江辩论，说明他并没当成个玩笑，而是将假设当真的一般对待。

    （十一）大众的形象

     刘慈欣在《三体》中，对人民大众不仅没有赋予团结、勇敢等特质，反而给予了极为强烈的贬低与鄙夷。在刘慈欣笔下，大众是自私的、盲从的、虚弱的、野蛮的，是不折不扣的「乌合之众」。

    除了前文提及的红卫兵批斗叶哲泰、地球二维化时女逃难者喊叫，还有不少反映大众劣性的情节。

     例如罗辑根据黑暗森林法则预测的一个恒星被摧毁，此事公开时正逢星际舰队毁灭，大众把罗辑当成神一样的人进行朝拜以图在危机中幸存：

    「看到罗辑停下，人群便向他移动过来，在距他两三米处，前排的人极力阻挡住后面人群的推进，然后跪了下来，后面的人也相继跪下，发光的人群像从沙滩上退去的海浪般低了下去。

    「主啊，救救我们吧！」罗辑听到一个人说，他的话引起了一阵嗡嗡的共鸣。

    「我们的神，拯救世界吧！」

    「伟大的代言人，主持宇宙的正义吧！」

    「正义天使，救救人类吧！」

……」

    当罗辑表现出无法解决危机后，人们对他的看法及对待他的方式发生180度大转弯：

    在一个冷雨霏霏的秋天的下午，新生活五区的居民代表会议做出了一个决定：将罗辑驱逐出小区，理由是他影响了该区居民的正常生活。在雪地工程期间，罗辑常常外出参加会议，但大部分时间还是在小区裏度过的，他就在自己的居所中同雪地工程的各个机构保持联系。罗辑恢復面壁者身份后，新生活五区就处于戒严之中，居民的生活和工作都受到影响。后来，随着罗辑地位的衰落，对小区的戒严也渐渐松懈下来，但情况更糟：不时有城裏来的人聚集在罗辑所住的楼下，对他起哄嘲骂，还向他的窗子扔石块，而新闻媒体对这景象也很感兴趣，往往来的记者和抗议者一样多。但罗辑被驱逐的真正原因，还是冬眠者们心中对他彻底的失望。

    ……

   面对着这个已经耗尽了一切的人，主任并没有丝毫的怜悯。和那个时代的其他人一样，她总觉得不管世界多么黑暗，总在冥冥之中的什么地方存在着终极的公正，罗辑先是证实了她的感觉，然后又无情地打碎了它，对他的失望曾令她恼羞成怒，她冷冷地宣布了会议决定。

   ……

   「呀，他好像是面壁者呀！」于是孩子的父母也都回头看他，他只好承认自己就是罗辑。

    这时，车内响起了《山楂树》。

    车停了下来，「下去。」孩子的父亲冷冷地说，母亲和孩子看他的眼光也如外面的秋雨般冰凉。

    罗辑没有动，他想听那首歌。

    「请下去。」那男人又说，罗辑读出了他们目光中的含义：没有救世的能力不是你的错，但给世界以希望后又打碎它则是一种不可饶恕的罪恶。

    ……

   一路上很顺利，但一个多小时后还是有人认出了罗辑，于是车裏的人一致要求他下车。罗辑争辩说自己已经输入信用点买了票，当然有权坐车。有一个头发花白的老者拿出两枚现   

在已经很不常见的现金硬币扔给了他，他还是被赶下了车。

    「面壁者，你背把铁锹干什么？」车开时有人从车窗探出头问。

「为自己挖墓。」罗辑说，引起了车裏的一阵哄笑。

    面壁者、民粹主义者、委内瑞拉总统雷迪亚兹，在结束面壁回到祖国时，被知道他试图用同归于尽方式对抗三体的民众乱石砸死：

    雷迪亚兹高举双手，含着热泪对着拥向他的人潮深情地呼唤道：「啊，我的人民！」

    他的人民扔来的第一块石头打在他高举的左手上，第二块石头击中了他的前胸，第三块砸在前额上并击倒了他。随后，人民的石头像雨点般飞来，最后几乎埋住了他那早已没有生命的躯体。砸向面壁者雷迪亚兹的最后一块石头是一位老太太扔的，她吃力地举着一块石头一直走到雷迪亚兹的尸体前，用西班牙语说：

    「恶人，你要杀所有的人，那裏面可是有我的孙子，你竟想杀我的孙子！」

     说着，她用尽力气，颤巍巍地把手中的石头砸到雷迪亚兹从石堆中露出的已经破碎的头颅上。

    还有一些细节，也能看出刘慈欣对大众的鄙视态度，例如在申玉菲丈夫魏成口述自己一些经历时夹杂的这段话：

    对来这裏的游客和香客都没什么好印象，那些游客根本不知道是来看什么的，只是东跑西窜地照相；而那些香客，看上去普遍比游客穷得多，都处于一种麻木的智力抑製状态。

    最具讽刺意味的，莫过于下面这段描述人类在星际舰队毁灭后悲观绝望，所以十万人聚集在一起进行裸体性派对的情景：

    整个广场上白花花的一片，那些白色的颗粒蠕动着，像一锅煮着的大米粥。

   「那都是人吗？」罗辑疑惑地问。

   「裸体的人，这是超级性派对，现在人数已过十万，还在增加。」

    当然，刘慈欣也在本书中描绘了一些平民大众人性的善良与大爱。例如在描写太阳系二维化时有这么一段：

    在飞船A.I.拉出的一个放大画面上，可以看到一对情侣拥抱着跌入平面，二维化后的两个人体在平面上并行排列，仍能看出拥抱的样子，但姿态很奇怪，像一个不懂透视原理的孩童笨拙地画出来的。还有一位母亲，高举着自己还是婴儿的孩子跌入平面，那孩子也只比她在三维世界多活了0.1秒，他们的形体也生动地印在这幅巨画上。

    但是这样的描绘凤毛麟角（这都有些夸大了，似乎很正面描绘大众的只有上面这一段），绝大多数关于平民的描绘都是贬斥性质的。而且要註意到，刘慈欣对大众的贊誉仅仅指其对家庭成员的爱，而非公共领域的利他、为公。这虽然是陈述某种事实，但也可以反映出刘慈欣的保守主义思想和立场（重视传统家庭、轻忽公共领域，是保守主义的典型特征）。

   刘慈欣对大众的描述，很符合《乌合之众》等批判大众（或者说「群众」）劣性的那些学术分析所说的那样。其他也有不少文学艺术作品表现大众的劣性，不过很少有像刘慈欣描述的这样生动、恶辣。

    刘慈欣的这些描述，确实是当今世界很多地方大众的真实一面。而在中国，大众的这种劣性更为普遍突出。

    但是，与前面各种描述一样，刘慈欣在陈述事实的同时，并不是一种悲天悯人的态度，而是纯粹的冷嘲热讽。刘慈欣对大众的理解，不是那种深刻的同情式理解，而是嘲讽式理解。这与鲁迅那种强烈批判国民劣性，但是充满「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悲愤同情之心、善意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性质和导向是完全不同的。

    还有重要的一点，刘慈欣所描绘的是未来的世界，且其设定的场景尤其「大低谷」时代后的人类世界，很多时候是非常发达的，人民也是善良和有素质的。那么这样的社会，是应该出现类似于现在西方发达国家那种公民社会的，民众也有一定的参政素质。但刘慈欣并没有描述任何有公民素质的大众，也没有描写公民社会（只有极少数提到类似的东西，例如市民对议员扔西红柿，还是贬抑）。相反，《三体》中却有很多英雄人物。当然，这同样可以以严苛的言论审查环境严酷来辩解。可是，根据刘慈欣在本书中及其他场合的价值取向，根本上是「非不能也，是不为也」。即便没有严苛的言论审查，他同样不会写公民社会，或者说不会写公民社会的「好」。

    （十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恢宏史诗

    相对于粉饰独裁者、性别偏见、鄙视大众等属于刘慈欣思想「枝叶」的东西，其社达主义价值才更是刘慈欣及《三体》的「躯干」。

     关于刘慈欣在《三体》中表达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倾向，并不需要我再列举新的例子，前文中那么多分析和举例，几乎处处都有社会达尔文主义色彩。

     所谓「社会达尔文主义」，核心就是「弱肉强食、适者生存」。这八个字也是自然界进化论的核心，社达则是将此从自然界搬到了人类社会之中。这八个字看起来简单，却可以包罗万象。关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具体内容和表现，有许多分析研究，我在此就不搬运了，直接针对刘慈欣的《三体》及刘本人进行分析。

    小说的三要素是人物、环境和故事情节，可以说这三要素就等于小说的全部内容。而刘慈欣的《三体》，其人物、环境、故事情节，都充斥着社会达尔文主义。

    维德、史强、章北海，就是依靠不择手段，达成其重要的目的。而且，是必须使用在文明社会评价体系下不应该乃至坚决反对的方式，才能达成其重要目的，拯救人类。维德是典型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而另外两人不算完全的社达主义者，但是有时会表现出社达主义的思想倾向和行动。而程心，则是他们的反面。程心的思想和所作所为，都很合乎文明环境下的道德准则和法律要求，甚至还非常有爱心、特别善良、高风亮节，可这些德行却正是其失败、最终导致绝大多数人类灭亡的关键。借用一句诗就是「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誌铭」。这些当然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特征和表现。

    而文中对于环境背景的设计和描述，同样令人感知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凸出。「黑暗森林」理论及现实，就是社达色彩最为凸出之处。此外，诸如文革的背景和叶文洁的遭遇、人类与三体较量的过程、「乌合之众」即各种大众式人物在文中的表现，都在反映这个社会的残酷与黑暗，强权、恶人、心狠手辣、谎言与背信、欺软怕硬欺善怕恶……无不是在告诉读者，社会达尔文主义才是社会法则的基础和主流，也只有适应这种生存法则才能胜出或起码存活，拒绝甚至对抗社达规则，那不仅无法生存，死的连渣都不剩。

    不仅从小说基本要素看，《三体》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无处不在。按情节先后的时间和叙述顺序，社达主义也贯穿了整个小说故事的始终（虽然小说的开篇部分和回忆叶文洁经历的文革部分极少涉及三体世界，但这些人类的尔虞我诈都为后面人与三体世界斗争起了引子、做了铺垫）。人类与三体世界斗争的过程，跌宕起伏的成败得失，都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思想和行为有关。

    人类和三体的交手过程简化后是这样：人类社会自身的不公正与迫害，催生出了叶文洁这样的反叛者。而另外的一些反叛者却是因为生活太过优越、道德感正义感太强而加入反叛邪恶人类的大军。人类反叛者引来三体世界入侵后，地球为对抗危机陷入大低谷。但大低谷之后人们痛定思痛「给岁月以文明」，实现復苏。但復苏后人类丧失了警惕性与危机感。同时，三体世界在得知人类思维的不透明后，学会了欺骗，成功的让人们麻醉在和平的幻梦中，然后在星际战役中一举击败了人类。而人类通过建立黑暗森林威慑体系，又从绝境中復苏。但復苏后「故态復萌」，再次因为强调道德和「人权（这裏『人权』也包括其他星球生命权）」而放松警惕、变得柔弱和不设防，选择了程心这种「圣母」做「执剑人」。然后人类因此再一次几乎落败。可获胜的代价则是让地球和三体世界都暴露在宇宙的黑暗森林打击目标中。而人类再次因为强调道德和「人权」丧失了逃脱黑暗森林打击的机会，最终除极少数人之外都走入死亡。

    显然，这一切体现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社会现实及社达思想在现实层面的胜利。被道德和法律禁锢就会失败，顺应人性乃至宇宙恶的一面就能生存。

    一部小说的思想意识，很大程度（甚至是完全）就是作者本人自己的思想意识。《三体》浓厚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大抵也是其本人所贊成和拥有的。而且，刘慈欣的作品中，并不是只有《三体》这一部如此。在刘慈欣另一部作品《球状闪电》中，同样有明显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气息。例如女主角林云就是通过同归于尽式的方式，逼迫敌人放弃入侵，让自己国家赢得了战争胜利（或者说从失败边缘挽回危机，实现停战）。

   《球状闪电》中，还有更加露骨的社达主义倾向的内容。

   「是啊，爸爸，当时听完我的话，您默默地看了我好一会儿，然后从公文包中拿出两张照片，两张一模一样的照片，只是有一张的一角烧焦了，另一张上面有些褐色的痕迹，后来知道那是血迹。照片上是一个三口之家，父母都是军官，但他们的军装与爸爸的很不一样，戴着当时爸爸还没有的肩章，那女孩儿岁数和我差不多，是个很漂亮的小孩儿，皮肤白裏透红，像个细瓷似的，在北方生长的我从来没见过那么好的皮肤，她的头发那么黑那么长，一直拖到腰间，好可爱的。她的妈妈也很漂亮，爸爸十分英俊，真是让我羡慕的一家人。可您告诉我，这是两个敌军军官，都在我们的炮击中阵亡了，打扫战场时分别从两具尸体上找到这两张相同的照片，现在，中间的那个可爱的小女孩儿没有妈妈，也没有爸爸了。」

将军说：「我还对你说，那些杀死你妈妈的敌人并不是坏人，他们那么做因为他们是军人，必须尽自己的职责，就像爸爸是军人，也要在战场上尽职责去杀死敌人一样。」

    ……

    南疆战场上，我的一个战友被它的尾巴舔了一下，结果他身上的皮一碰就掉下来，活着还真他妈不如死了，就在野战医院，他趁人不註意用手枪自我了结了。当时我就想到最后在医院见到的妈妈，她全身的皮肤也都溃烂了，她的手指肿胀发黑，连用手枪自我了断都不可能……这经历可能会使一些人一生远离武器，却也会使另一些人迷上它，我属于后者，恐怖的机器潜藏着一种力量，正是这种力量像毒品一样迷住了我。」

    ……

    「云啊，我们两个女人，为了理想和信仰，为了祖国，走上了这条本不该女人走的人迹罕至的路，在这路上我走得比你长，所以对它的凶险知道得更多一些。自然界中的各种力量，包括人们认为最轻柔最无害的那些力量，都可能变成毁灭生命的武器，而这些武器中有一些之残酷之恐怖，你不亲眼看到是无法想象的。但我，一个你认为像你妈妈的女人还是要告诉你，我们的路没有错，我对自己的一生无怨无悔，希望你到我这个年纪时也能这样。孩子，我已搬到一个你不知道的地方，以后也不会再和你联系了，在告别之前，我不送你空洞的祝福，祝福对一个军人来说毫无意义，我只给你一个警告：那些可怕的东西，可能有一天会落到你的同胞和亲人的头上，落到你怀中婴儿娇嫩的肌肤上，而防止这事发生的最好办法，就是抢在敌人或潜在的敌人前面把它造出来！孩子，这就是我所能给你的祝福了。」

    这些文字究竟在传达什么信息，不同的人出于不同的价值观和利益，会有不同的诠释。但是，说其具有社达色彩是完全站得住脚的。

    需要补充一下，最具震撼性的社达词句是这个：

   「斩尽杀绝，这是对一个文明最高的重视。」

    除了书中的东西，刘慈欣还在现实中有所表现。前面已经提到他在和一位学者辩论「为延续人类文明要不要吃人」的话题时，倾向于为达成人类延续的目的不惜吃人的「不择手段」立场。此外，他在接受一些采访时，也表达过一些倾向，例如贊同在新疆建设「再教育营」。当然，他也表现出过一些中性的态度。例如在接受一位媒体人李佳佳采访时，其评论事情就没有明显的情绪，而是温和理性，说的也颇务实中立。

    正如我开篇所说，我当然没能力透视般看到刘慈欣脑子裏边究竟在想什么，一切只是根据情理的推测。我评价其为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或者社达主义的支持者，我认为还是符合事实的。

   回到《三体》，这部书可以说充分体现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种种特征和表现，最重要的是，书中对于社达主义或者说「弱肉强食、不择手段」是倾向于支持同情而非批判反对的。这也是其与其他反映人性黑暗、社会丑恶的作品所不同的。这又是前面已经谈过的了，但是确实还是有必要再说一次。所以，综合《三体》的内容广度深度、思想倾向、暗示主张、现实影响，足可称其为「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恢宏史诗」。

   其实，之所以认为《三体》是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很大程度在于它的读者中有很大比例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他们崇拜黑暗森林法则，对托马斯维德、史强、章北海等人十分佩服，推崇书中「失去兽性，失去一切」的思想，进而对《三体》全书强烈推崇、对刘慈欣高度崇拜。。正是这些人的理解与解读，让本书原本就有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色彩更加浓厚。这也正是我要说的，《三体》的火热不仅在于书中内容本身的吸引力，还在于其与现实中国人的价值观相辉映，昭示着21世纪中国高知群体社会达尔文化的客观现实。

   （十三）「是什么」之后「怎么办」？

    显然，我已经将一些问题重復的叙述、分析了。所以在综述部分，我也就不再重新列举内容，而是根据前面已写内容为基础评论分析。

    综合我在以上具体叙述分析中强调的重点，我对于刘慈欣所说的各种黑暗丑陋的现实存在是承认的；而在这样现实的成因和责任问题上，我和刘慈欣的观点有分歧；但在如何对待这样现实的问题上有根本不同（哪怕有些非质的层面恰恰完全一致）。也就是说，「是什么」上我和刘慈欣观点某种程度很相近，在「为什么」上有重大分歧，在「怎么办」上的选择有质的不同。

    借用几句俗语谚语名言来概括「是什么」，就是「君子斗不过小人」、「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誌铭」、「你在凝视深渊时（与恶结怨，交锋），深渊也在凝视着你（可能在反抗中变成一样恶的人，反之可称为『宽顺者』）」、「好人不长寿，坏人万万年」……那么，我们到底要做「君子」、「高尚者」、「宽顺者」、「好人」，还是去做「小人」、「卑鄙者」、「恶人」、「坏人」？

    如果在这样的简单条件下，人们还可能有许多选择前者的，那么再逐次增添条件，即失败者者重要利益受损/很在乎的东西被损害呢？严重受损/很在乎的东西严重受损呢？自身无法生存呢？国破家亡、重于生命的东西也会被以残酷方式毁灭呢？还选择前者吗？

    如果再增加条件，好人未必完全好，坏人未必完全坏；好事未必全是利，坏事未必全是弊。选择做「小人」那一串有了更多冠冕堂皇的辩解理由，那又如何选择？然后还能增加许多加大或「减轻」选择难度（「减轻」选择难度未必是真的「减轻」）的条件，然后又如何选择？

    这类讨论并不鲜见，尤其在进入现代社会后、思想自由的发达民主国家。但这些讨论并没有一个确定的共识。而中国这样的国家则鲜少类似讨论，但是现实中却不断的上演着这样的选择（虽然未必像所述那些谚语所说的善恶正误那么分明），至于选了什么应该众所周知。当然也不止中国，全人类每个国家每个人都会面临这些选择。而刘慈欣的《三体》，则是将这样的问题更加深刻和尖锐的提了出来。维德的话「失去人性，失去很多；失去兽性，失去一切」，则是刘慈欣针对问题给出的浓缩版答案。

    现实的选择当然更加復杂，可是总是有相对的正邪与胜负、善恶与兴衰。我们在很多时候，尤其攸关个体、家庭、社群、国家、人类命运的时候，往往必须要选择。我们每个人人生都可能会参与这种选择甚至参与许多次这样的选择。或许我们不需要丧心病狂，并不是每一次都选择为生存而变得邪恶，可终究不会干干净净。

（十四）关于刘慈欣

    一个人的代表作，很大程度就代表着这个人。刘慈欣也不例外。我对本书思想价值的分析与评价，很大程度就是对刘慈欣本人的分析与评价。我也在前面多次专门提及了刘慈欣个人的言行。如果他的作品不是现在这样的价值观而是讴歌正义与光明、为弱者发声和呼喊的，那凭借其思想深度与价值，他无疑是伟大的作家。可是现在他担不起「伟大」二字。但是无疑其思想是深邃的，表达能力是惊人的，其思想深度和表达能力在古今众多作家中可谓能排在最顶尖的那列。

   刘慈欣的作品虽均是科幻题材，但是却有着强烈的现实主义色彩，其所言所喻，都是真实世界中已经发生、正在发生、将要发生的。与其说刘慈欣是科幻作家，不如说其是特殊的现实主义作家。但是他又不同于其他批判现实主义作家，这一方面是因为他宣扬的价值取向的黑暗残酷，与讴歌光明正义和同情受害弱小的作家作品截然不同；另一方面是他将现实融于科幻之中，并且将目光放到一般人无力企及的极遥远未来，做出令人感到颇为真实甚至也的确真实的预示性论断，将现实的人性与社会与极遥远未来的人类乃至宇宙命运联系起来。例如，其对于不同时间尺度人类及宇宙变迁的刻画，就给人一种极为直观而真实感觉，让人们觉得这不是科幻小说而是人类与宇宙的史诗。

    从这些看来，刘慈欣是个巨人般的作家。可是，根据刘慈欣现实中的所作所为，却又不像真正的巨人。虽然他的思想深邃，各种访谈中语言也很平实严谨、博大深沉，但在各访谈及其他事情中他暴露出的侧面，还有就是回归《三体》及其其他作品本身，都可以看出其人文底蕴的浅陋、道德关怀的缺失（当然他也有一些相关底蕴和一定关怀，但是相对于其本应是「巨人」的身份而言，这些远远不够不足）。刘慈欣的粉丝会各种辩解，甚至普遍将这看成优点而非劣性。正如我前面所说，刘慈欣的粉丝是将冷血残酷当成成熟理性的。但是，对任何作家的评判，都要以普适的道德与良知作为标准。刘慈欣显然是「不合格」的。仅仅其对于造成滔天巨祸的独裁者的尊崇、粉饰，就让他不再可以以「伟大」相称（即便其才华多么令人惊艳）。

   刘慈欣作品的思想与价值观，与其个人的品性与道德程度，既存在矛盾又非常统一。这句话乍一听不太好理解，但是熟读《三体》和颇了解刘慈欣本人的人，只要稍微去辩证思考，应该不难理解。

   宏大深邃与良知汙染的并存乃至同一，即是对刘慈欣的《三体》及刘慈欣本人最恰当和简约的评价。

   但无论如何，《三体》还是值得人们去阅读的，刘慈欣的思想也是应该被更多人了解的。我们也应该思考，为什么中国乃至世界上没有道德品质高尚、德才兼备的人写出《三体》这样的皇皇巨着。或许，这又和前面那些艰难抉择一样，唯有接受深渊凝视，才能真正看明白深渊是何为何。当一个人洞悉了人类乃至宇宙的真相，又没有足够的信念去持守良知，就无法走出道德和认知对立，最终导致其道德的虚无与堕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