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独立工会 写于不同历史时期 整理于二零二二年

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反智倾向

作者 独立工会 写于 二零二零年

　　朴素的歧视观

　　“张华考上了北京大学；李萍进入了中等技术学校；我在百货公司当售货员：我们都有光明的前途。”

　　这个曾被字典用作示例的句子，今天读来却会产生某种不可名状的讽刺感，因为时移世易，这三种去向早已代表了三个截然不同的“前途”：跻身社会精英、成为小镇青年与沦为“差学生的标配”。当三种前途之间的差距已经被内化为根深蒂固的直觉时，这种讽刺感也就难以用理性解释、而只能凭直觉言说了。

　　职业、从事这些职业的人连同职业所代表的阶层可以被分为三六九等，这在当今是直觉深处的共识；当我们说起“不应歧视某某群体”“某某类人同样值得尊重”时，恰恰反映了歧视和不尊重在社会中的广泛传播，否则这两句话也不会具有进步意义了。

　　这些对职业、阶层、社会地位的评价还时常与对个人素质、能力、努力程度的判断联系在一起：成为中小学教师并不需要多少学科前沿的专业知识，而教学的经验和方法往往更加重要，一名顶尖综合性大学的学生可能拥有更多专业知识，对教育的了解却可能不如师范院校的学生。但那些名牌中小学在招聘新教师时却总是偏好前者。某些学校大肆炫耀招聘了多少清华北大毕业生教师的逻辑，便潜藏着一种歧视：这些学校更认同身处顶尖大学所反映的“个人素质”，这种偏好甚至压过了岗位的实际需求，显然是非理性的。

　　如果说开头的引用只是会触发某些潜意识中暗藏的歧视情结，那么如下论断不仅更随处可见，其中的逻辑谬误也远远超出了潜意识：

　　“你穷是因为你不努力。”

　　“（某一群体的）现状糟糕是因为他们自己不努力改变现状。”

　　“某某事业有成，肯定是因为Ta比常人付出了更多努力，因此Ta的财富和地位都是应得的。”

　　“奋斗是福报；只有努力奋斗才能获得成功。”

　　“没有成功是因为你付出的还不够多，付出不够何谈回报。”

　　但实际上，个人的努力奋斗是实现个人成就的诸多因素之一，这一因素之外诸如家庭、教育、群体或阶层的状况等都影响着个人的发展——付出同等努力的人并非总是同等成功，同等成功的人也并非总是付出过同等的努力。上述种种论断的谬误之处，正是将个人的付出、努力、奋斗视作影响个人境况的唯一因素，甚至用作批评那些境况不好的人“不够努力”。

　　这些观念背后共享着同一套理论基础——社会达尔文主义，它披着演化生物学的伪装而来，将“生存斗争”“适者生存”等似是而非的自然规律强加于人类社会之上，认为在人类社会中被“淘汰”的人，都只是因为能力不足、无法适应社会环境，所以活该承受糟糕的境况。这种理论为大至19世纪的爱尔兰大饥荒和纳粹的种族灭绝，小至日常生活中对贫困、边缘和少数族裔群体的歧视提供了辩护。

　　为什么进化论这种看似“纯生物学”的“科学理论”，却被广泛地应用在解释社会问题上？这种应用合理吗？为什么这套看似科学的观念却时常引向对特定群体的歧视乃至迫害？正如上文引述的种种常见论断，为什么朴素的社达思想在中国语境下如此流行？

　　从“进化论”到社会达尔文主义

　　1836年10月2日，皇家海军的军舰“小猎犬”号在历时五年的环球科考航行后终于驶回英国的港口，时年二十七岁的查尔斯·达尔文在大洋上也挥洒了五年青春、与世界各地的奇异物种为友。这次环球航行让达尔文倍受启发，也为他积累了丰富的研究素材，22年潜心于学术后，达尔文出版了日后家喻户晓的《物种起源》，现代意义上的“进化论”第一次被系统性地提出并阐述。达尔文在此书中提出的观点可以这样概括：

　　1.倘若所有个体均能存活并生育，生物的生育能力总是足以使其总人口持续增长；2.然而观察得知，一种生物的人口数量除去偶尔波动、总是保持大致稳定；3.食物等生物赖以生存的资源总是有限的、且保持相对稳定；4.因此可以推论，生物的个体间存在“生存斗争（Struggle for survival）”、即个体争夺有限的资源而使一部分弱小的个体无法生存，这吻合2的观察。

　　5.又因观察得知，生物的个体与个体间存在很大的差异；6.大部分这样的个体差异都可以被后代继承；

　　7.结合4的推论，不适应环境的个体则更不易存活、后代更少；相反，更适应环境、在生存斗争中竞争力更强的个体更容易存活并生育更多后代、其适应环境的特性也将被更多个体继承：这就是“自然选择（Natural selection）”。

　　8.上述的过程渐进发生，导致生物的部分人口日益更加适应环境，最终，这些适应性的改变积累到一定程度后、就演化出了新的物种。

　　时至今日，我们已将“进化论”视作科学、权威的解释，但其实当今的进化论早已经过了一代代科学家的补充和修正，而达尔文原本的许多论证或结论即便不是全然错误、也是十分粗糙的。但公众缺乏对科学史的了解，往往将后世对进化论的补充视作达尔文原本学说的一部分，便时常产生这样一种误解：达尔文的理论是符合科学的金科玉律。

　　达尔文的着作发表后，在学术界很快引发轰动，英国学者赫伯特·斯宾塞首次以我们熟知的那句“适者生存（Survival of the fittest）”概括了达尔文的思想，加之受到孔德的实证社会学影响，斯宾塞把这种生物学的假说延伸到了社会上，认为社会范围内的个人、世界范围内的民族与国家与自然界相似，彼此间一样进行着“生存斗争”，只有强大的个人、民族和国家才能通过“自然选择”，甚至可以推论出“某些个人/群体/民族”就是劣等的、乃至于应当被淘汰掉的，这便是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这也是文章开头所引述的种种朴素歧视观的逻辑内核：倘若社会中的个人们也遵循自然选择、进行着优胜劣汰的生存斗争，那么强大与成功者自然值得仰慕，弱小与失败者自然理应被淘汰。

　　但斯宾塞的理论充满了谬误：他并非生物学家或科学家，却自信地认为自己关于社会理论有十足的科学基础；他宣称自己的理论是基于达尔文的学说，却同样继承了达尔文反驳的拉马克的另一套进化理论；他重复着达尔文所说的生物对环境的“适应”，却在解释人类社会时简单粗暴的“强大”偷换了内涵丰富的“适应”的概念。

　　可悲的是，纵使社会达尔文主义从发源的那一天起便在科学和逻辑上都站不住脚，但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社会阶级分化严峻的现实、世界范围内强国欺凌弱国的残酷斗争以及传统观念中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思想，都为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流行提供了温床。有些学者或许出于纯粹的学术目的发展着这种思想，但大肆鼓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更多是别有用心之人，想借科学的名义为更露骨的剥削、霸权和歧视辩护。

　　马尔萨斯的“幽灵”：并不纯粹的科学

　　19世纪不仅是工业和科学革命的世纪，也时常被称作经济学的世纪。达尔文的理论并非“纯粹”源自科学研究，也从古典经济学那里受到了相当重要的影响：从环球航行中归来后的第二年（1838年），达尔文阅读了托马斯·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即便马尔萨斯早在《物种起源》出版的二十多年前便离世了，达尔文的学说中却时常徘徊着的马尔萨斯的“幽灵”，社会达尔文主义很大程度上更是马尔萨斯主义的某种变体——两者都认为社会中激烈而残酷的竞争是不可避免的，总有一部分人要在这种竞争中淘汰。

　　达尔文学说中“生存斗争”这一概念与马尔萨斯对人类社会中人口变化规律的总结如出一辙。“物种在每一代都将产生‘人口过剩’”是达尔文和马尔萨斯共同的前提：“生存斗争”预设了生物的繁衍总是超过了自然资源的限制，因而生物个体间要因争夺资源而使一部分个体无法生存，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则预设了人口增长的速度总是超过生产力（粮食产量）增长，因而人口过剩会产生贫困等社会问题，并周期性地导致饥荒和战争以降低人口。

　　马尔萨斯人口论被称赞为“自然的经济学”，而达尔文则接过了经济学对社会的思考，以其解释自然。在马尔萨斯之外，达尔文同样受到过亚当·斯密等古典经济学家们的影响，而古典经济学家们则从启蒙哲学家处继承了许多关于解释社会的思想。从这个角度来说，达尔文的学说从一开始便建立在对人类社会经验的总结之上。

　　社会达尔文主义自称的“科学基础”也就不攻自破了。马尔萨斯主义并没有多少科学性可言，经达尔文借用其思想内核后，前者演变成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才披上了科学的外衣。恩格斯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指出，马尔萨斯忽视了科学使生产力起飞的巨大潜力，而马尔萨斯试图以人口过剩解释的贫困、饥荒和极端不平等等种种社会问题实质上是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的恶果。

　　社会达尔文主义在中国的流行同样远远超出科学范畴，更与历史背景和政治因素息息相关。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即赫胥黎的演说《演化论与伦理学》）首次向中国人介绍了进化论与自然选择的观点。但严复不仅删掉了原作者的许多看法，更杂糅了斯宾塞等人的观点，包括他自己基于晚清积贫积弱、受人欺凌的时局的种种思考。

　　中国近代史上的“百年屈辱”让社会达尔文主义在当时的知识界与民间都获得了巨大市场。对沦为“劣等民族”乃至被人类发展所淘汰的恐惧，让“救亡图存”“落后就要挨打”成为了流行的论调。其中的许多观念已经融入了中国人的直觉中，日后许多关于中国人“国民性”“劣根性”的批判，则进一步让这些观念根深蒂固。

　　然而，晚清与民国初年流行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在当时客观上起到了鼓舞国人自强救国的积极意义，但这些观念脱离了历史背景后，积极的意义早已消退，留下的遗产反而更多是歧视和偏见了。在特殊历史时期下，社会达尔文主义给民族精神披上了科学的外衣，如今最终却又给我们套上了观念的枷锁。

　　我们如何反驳社会达尔文主义？

　　以道德和不义谴责社会达尔文主义固然符合其造成的种种恶果，但无法说服那些坚信所谓“优胜劣汰的竞争”“自然规律”高于良知的人。要扭转生活中朴素的偏见观念，必须要先反驳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深层逻辑；要反驳作为一种成体系的理论，则必须要揭露其用以掩盖歧视的科学、理性的糖衣，尤其是是“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生存竞争”与“自然选择”这四大被挪用来解释人类社会的演化生物学概念。

　　“适者生存”哪怕是在描述自然界一种生物不同个体间的竞争时，也并非一种规范陈述，而是一种基于经验观察的实证陈述；换言之，这一概念的含义并非“只有适应了环境的个体才能/应该生存”，而是“（观察得知）生存下来的个体往往是适应了环境的”。在人类社会中，认为“未能适应社会的个体无法生存（如在市场竞争中穷困潦倒的人、被主流所排挤的边缘群体）”便是对“适者生存”这一命题完全颠倒的解读。

　　同时，“适应”的概念在人类社会中的内涵十分丰富：许多底薪职业同样是社会中不可或缺的，那么因生活所迫不得不从事这些职业、却满足了社会需求的人同样算是“适应”了社会，那么为什么这些阶层的生存权——具体体现为能够享用的社会资源（如医疗等）——却实际上远远比不过从事高薪职业的人呢？

　　“优胜劣汰”与“适者生存”经历了同样的颠倒，更重要的是它将“适应”偷换成了强与弱、优与劣的对比，把内涵丰富的“适应”某种环境变成了冷酷无情的力量对比。然而，“胜”与“汰”暗示了存在某种先于竞争的裁判机制，这种裁判机制本就不是中立超然的，而是由社会现存的支配阶级和既得利益群体所打造并维护的，这种从建立之初便蕴含不平等的裁判机制只会人为地将马太效应再生产：强者愈强、弱者愈弱，而“优胜劣汰”的理论则让本就居于支配地位的前者顺理成章地抢走后者的“最后一片面包”。

　　“生存竞争”的概念从马尔萨斯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中化用，就需要以理论的武器反驳。恩格斯指出马尔萨斯忽视了一个简单的事实，即人总是能生产出比维持自己生存所需更多的产品，“否则就没有后代会被养育了”；马克思则认为“环境是由人来改变的”，人的能动性总是能改造自然、突破自然资源对人口的限制的，正如人类历史一次又一次证明。一言概之，无法直接从演化生物学中挪用“生存竞争”的概念到人类社会的原因在于，除人以外的生物无法改造自然，因而环境承载力正如达尔文假设的那样是相对稳定的，但人类可以。即便从马尔萨斯生活的时代至今世界人口已经翻了七倍，他所预测的灾难却从未在世界范围内发生过。

　　“自然选择”在生物演化过程种确有其事的前提是“生存竞争”成立，但在人类社会中，后者已经是值得怀疑的了。更大的逻辑漏洞在于，倘若自然选择成立，再加上社会达尔文主义确信的“个人努力决定个人成就”的信条，那么那些社会精英的祖先，应当在人类社会诞生之初就已经是精英了，而底层的祖先也应当一直是底层人了，毕竟自然选择意味着那些更能适应环境的个体将把自己优势的特性一代代延续下去。

　　然而，“富不过三代”“改变命运逆袭”的经历在我们的周遭比比皆是，把家产挥霍一空的纨绔子弟真的继承了其父母辈的“奋斗基因”吗？要么自然选择不成立，要么个人成就与所谓努力奋斗无关，要么两者皆是。

　　至于本文开头所引述的生活中的朴素歧视观，最好的反驳是诉诸人人皆有的普遍经验，认清个人的成就、财富与社会地位都与个人努力奋斗之外的无数因素相关。执意用似是而非的“科学”“规律”解释这种残酷社会现实、依旧谴责穷人与边缘群体“活该”的人，倘若不是还未思考这些现实，或是其思辨能力不足以看清个中逻辑，便很有可能是在寻觅一套意识形态的糖衣来粉饰自身的特权了。

　　不过，倘若网络上遇到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明显并不属于特权阶级，对社会现实有着不少认识，却又口口声声说着“你穷是因为你不努力”，不妨反问一句：“你怎么还没被自然选择淘汰掉？”

对社会争议的看法

作者 王庆民 写于 二零二二年

　　前些天，我和一位记者朋友讨论了包括美国政治在内的一些热点问题。讨论中我提到，美国共和党及保守派人士的许多观点及立场是完全错误的，但还有很多人是非不分支持他们，包括一些中国自由派人士也是特朗普等充满谎言者的拥趸，我对此感到愤怒和不解。这位朋友并不赞同我的观点，他认为“他们也代表了一种利益群体，代表了一种思维倾向，他们的存在可以提醒另一方的不足和狭隘之处。双方争论才能达成更清醒的认识”。

　　我认为这的确有些道理，例如社会的确需要多元声音、政坛也应有代表不同群体的多种力量。但是根本上来说，这种观念模煳了是非黑白、混淆了正确与错误。因此我说“一加一等于二也要争论吗？”这位朋友说，“一加一等于二就这么简单吗？如果这么简单，为什么那么多顶尖的数学家需要去论证一加一等于二？”

　　我觉得“对一加一等于二是否应该质疑/争论”的确是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因为许多问题在本质上和“一加一是否等于二”、“是否应该质疑一加一等于二”是完全相同或者高度相似的。讨论清楚这个问题，也就可以明白其他类似问题的本质及如何解答了。

　　“一加一等于二”，是几乎每个人自幼童时期就已经学习到的数学定理，并潜移默化到生活的每个角落。“一加一等于二”是定理更是公理，在人类社会乃至宇宙自然中处处可以证明和体现。一个爸爸和一个妈妈加起来是两个人，吃完一碗米饭再添一碗一共是两碗米饭，一套夏装一套冬装显然是两套衣服……“一加一等于二”无处不在。而我们上学和工作中需要计算数学题时，“一加一等于二”更是包含在几乎每道代数题中。

　　而正是由于“一加一等于二”属于自然公理，在生活中无处不在、在数学运算中不可或缺，所以除特殊情形外，不需要再重新讨论和证明，而是当成铁板钉钉的事实、无可争辩的真理并加以应用。例如，在做数学题时，你各种计算中包含着无数“一加一等于二”的运算，但是你并不需要把这些运算拆解成巨量的“一加一”一一计算（例如50+60，你不需要拆分成109个“一加一”一一相加）。同样，在各种证明题中，你也不需要证明“一加一为什么等于二”，而是直接默认“一加一等于二是正确的”并基于此推导出所需证明的命题。

　　即便“一加一等于二”是无可争辩的事实，还是有人可能会出于各种原因去质疑它，包括数学目的、哲学目的、利益目的，以及纯粹出于“质疑一切、探究一切”乃至抬杠的目的去质疑。

　　当然，从理论上讲，人们是有权去质疑世间万事万物的，“一加一等于二”也不例外。但是，这不代表这样的质疑都合情、合理、必要。相反，大多数类似的质疑是无用的无效的，甚至有些质疑会对“一加一等于二”这个基本事实产生干扰和破坏。

　　例如，一个质疑者说“一加一并不等于二”，却拿不出任何理据，但仍然在各种场合宣扬“一加一不等于二”，并对认为“一加一等于二”的人无脑谩骂；另一个质疑者说“一加一等于三”，然后给出一堆公式“证明”，但这些公式逻辑错误、前后矛盾，根本不能真的像其说的那样能证明“一加一等于三”；有人说“一加一等于二是数学家为自己利益/专业垄断而编织的谎言”，但“证据”却是各种毫无真实依据的阴谋论；还有人说“一加一不等于三但也不一定等于二，所以我保持中立，不偏袒不迷信任何一方”，并且将坚持认为“一加一等于二”的人打成“固执”、“有偏见”、“偏执狂”……这些“质疑”都不是真正有理有据的质疑，而是骚扰、撒谎、泼汙、搅浑水。

　　而对“一加一等于二”真正严肃的、有价值的、值得重视的质疑，则是在尊重自然界客观实在、承认数学基本定理和法则的基础上，逻辑严密、论点清晰、论据充分的进行质疑，既在逻辑上得出“一加一不等于/不一定等于二”的结论，又在现实应用中证实结论扎实可靠。同样，主张“一加一等于二”的人也要如此证明其结论，即便结论看起来是明确的。而如果通过这样的质疑过程，最终得出“一加一的确等于二”的结论、否定了自己“一加一不等于二”的假想，那就应该承认这个事实，尊重科学检验的结果，而不能撒泼耍赖，不承认不利于自己的结论，或者以“因为各种条件限制，所以结论未定”来变相否定“一加一等于二”的结论。

　　还有些质疑者，虽然看似承认已做过的“一加一等于二”的论证结论，但他们并不认为这个结论是普适的（或者内心还是否定这个结论，或者明知事实但还是拒绝真正承认反而想办法破坏结论的应用）。他们会要求你每次运用到“一加一等于二”时都重新做一遍完整的证明。这就相当于你每次做数学计算题时，不仅要将各种代数运算都拆解为“一加一”的形式，还要你每次都将论证“一加一等于二”的过程重述一遍。如果你以这样做麻烦、不必要为由，拒绝拆解运算、不再重述论证过程，他们就会攻击你“没证据”、“想当然”、“信口开河”、“编造谎言”、“不尊重科学（这个说法从这些人嘴里出来挺讽刺的）”……然后既否定“一加一等于二”这个公理，又否定你想基于“一加一等于二”而推理出的其他结论。再然后，还要对你进行人身攻击，否定你的道德和专业能力。将你击倒后，他们也就能够顺利的宣扬“一加一不等于二”的谬论了。

　　“一加一等于二”并不只是“一加一等于二”，以上的假设、分析和论证，都是来源于与争议“一加一是否等于二”高度相似的议题及相关事件中。我在关于“一加一等于二”问题上说这么多，当然也是为了比喻相同类型的争议问题。而与“一加一等于二”及衍生的争议高度相似的议题有很多，主要集中在科学领域，如转基因问题、气候变化问题、疫苗问题、无神论问题。无论是这些问题本身的性质，还是各种质疑者的言行（尤其态度、话术），以及现实影响，都与上述关于“一加一等于二”争议的那些特点高度一致。

　　转基因问题

　　转基因问题（主要是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问题）一直是中国舆论场激烈争议的话题之一，且双方在争议中往往都颇为激动，尤其反转基因一方更加感性冲动，动辄攻击支持转基因者“汉奸”、“投毒”，侮辱谩骂不绝于耳。

　　转基因问题既是科学问题（转基因作物研发和种植可行性问题、转基因食品安全性问题），也是社会问题（包括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收益分配等问题）。在社会问题方面，转基因作物和食品的推广确实存在必要的争议，例如如何避免大企业垄断、保护小农权益等，这些都是可以商榷的。但在中国，主要争议的却是转基因的科学问题，尤其是转基因食品的安全问题、对人体健康的影响问题。

　　但其实，转基因食品的安全问题是不需要担心的。或者说，不需要对转基因食品安全有超出对一般食品安全担心程度的忧虑，更不需要对“转基因”这一特性有额外的担忧。早在上世纪90年代，转基因作物已经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多国大规模种植和商品化生产，并供人们购买和食用。迄今为止，并未发生任何一起因转基因技术本身导致的食品安全事故。几十年来世界上已有至少数亿人食用了转基因食品，但没有人因此生病、死亡，更没有人因此发生身体变异、生下与转基因相关的患病儿童。而在常规的食品安全方面，转基因食品也没有比非转基因食品有更多的问题和隐患。相反，由于转基因作物的基因结构等借助了现代科技的改良，其营养性和安全性反而好于传统非转基因作物。

　　在投入种植和食用之前，转基因作物及食品的研发，也都有非常严谨复杂的流程，研发过程中就会考虑食品安全问题并进行相关研究和实验。经过数十年的相关研究和实验，并没有发现转基因食品相对非转基因食品有任何特异的安全隐患，也没有发现转基因技术本身会对转基因食品食用者产生任何危害。

　　因此，无论从实践和结果上，还是从理论和逻辑上，转基因食品都不存在安全问题，或者准确说不存在相比非转基因食品有更多的、特异的安全问题。除了这些，从基本常识也可明白，植物基因和动物基因是两个系统（当然不同动物之间的基因也是两个系统），对植物转基因并不会导致食用植物的人的基因也发生畸变。按照反转基因者“食用什么基因人身体的基因就会被改变为什么”的逻辑，那非转基因食品也会影响人体，例如人吃了桃子，人身上就产生了桃子的基因，甚至人变成桃子。这岂不是荒唐吗？如果认为这样是荒唐，那为什么又相信吃了带有转基因技术改造的食品会导致人体基因改变呢？

　　而且，如果说因为中国存在各种信息不透明、食品安全问题频发，所以难以信任转基因食品安全，还算一个理由。但美国和西欧等国政治民主、言论自由，各种法规和监管体系完善，还有强大的媒体舆论监督，这种环境下可能隐瞒转基因的危害及转基因导致的食品安全事故吗？如果有人因食用转基因食品致病、致死，一定会有相关的举发、曝光。可这些国家迄今没有任何一起因转基因技术导致的食品安全事故，任何正规媒体都没有转基因致病的报道。而中国虽然信息不透明，但使用的转基因技术与欧美本质相同，同样不会有安全问题。即便出现安全问题，也是和非转基因食物一样的安全问题（例如转基因大豆长期存放在潮湿和高温环境下会腐烂，人吃了拉肚子，但非转基因大豆放在同样环境下照样会坏，坏了之后吃照样拉肚子），而不是转基因技术导致的问题。

　　这些事实都真实明确，道理也简单易懂。所以，转基因食品安全无害的这个结论，就像“一加一等于二”那样已被充分证实，本应成为定理和共识，并根据这样的结论来推行相关政策，推动转基因技术的普及应用、转基因食品的生产消费。

　　但即便面对这样明确的事实，中国却仍然有非常庞大的反转基因群体，从高级学者到普通市民农民皆有。而他们的质疑，有些是缺乏科学常识的错误判断，如人吃了转基因食品就会导致人身体基因改变、还遗传孩子生下畸形儿；有些是阴谋论式的阴暗揣测，如推广转基因是美国摧毁中国农业、消灭中国人的阴谋；有些是断章取义捕风捉影的无逻辑推论甚至故意构陷，例如将西方反大型转基因公司垄断市场的抗议活动，当成反转基因技术和转基因食品本身，利用一些采访技巧和话术改变被采访者原意……总之没有任何一项基于科学和理性的质疑。

　　当力挺转基因食品者据理力争时，这些反转者的表现就和否定“一加一等于二”者相当类似了。当你支持转基因，就给你扣帽子，例如“美国走狗”、“出卖中国农民和破坏粮食安全的汉奸”、“转基因利益集团的掮客”等，不管事实本身而是人身攻击。即便那些愿意论辩的，也并不在科学的框架内与你讨论，而是用伪科学乃至宗教迷信言论来反驳你，双方根本不在一个频道。即便有的承认你说的既定事实和科学结论，他们还可以诉诸“不可知论”，如“现在吃转基因食品没问题不代表以后没问题，你没问题不代表你孩子没问题（当然孩子没问题他们还可以说你孩子的孩子不一定没问题）”、“有些危害现有的科学技术检测不到”等，利用科学工具的局限性来否定科学逻辑的普适全能性，以“证明”“无法确定转基因食品无害”。还有的则说“不反对转基因技术只是反对转基因食品”、“不反对转基因食品但是反对给儿童食用”，但本质上还是反转基因。他们除了这些还有一招，就是干脆完全无视你的解释，在自己反转基因圈子的回音壁内自说自话。

　　反转基因者的这些观点、话术，都无法从科学角度和事实层面否定“转基因食品安全无害”这一事实，但却对许多缺乏科学常识和逻辑思维能力的人颇有迷惑性，而中国国民从官员学者到市民村民，普遍都缺乏科学素养，所以众多国民被这些反转人士拉入反转阵营中，使得没有任何科学和事实依据的反转基因派声势旺盛，压倒了基于事实且论据扎实的挺转基因力量。如“一加一等于二”般无须质疑的事实，就这样被硬拗成了“一加一不等于二”的巨大谬误。

　　此外还有一个具争议的“转基因标识问题”。一些反转基因或对转基因食品安全存在疑虑的人，或者对转基因安全无担忧、纯粹认为消费者应有知情权的人，主张将转基因食品加上“转基因”的标识，用来和非转基因食品进行区分。这似乎无可厚非，还保障了消费者的知情权。但其实，这种标识本身就带有一种对转基因食品的歧视色彩。据前所述，转基因食品相对非转基因食品，在安全性上没有疑问，也不会给人体带来特异的影响。专门为转基因食品贴上标识，容易导致不明真相的消费者抵触，下意识回避转基因食品，不利于转基因食品的推广和销售。

　　在反转基因者的种种破坏下，中国的转基因技术发展和转基因作物的推广进展缓慢，这对中国农产品的产量质量、国际竞争力及中国农业安全都非常不利，直接间接损失无可估量。而美国、巴西等农业大国则在转基因技术的加持下，农产品产量质量节节高，相对中国的农业比较优势越来越大。反转基因者口口声声说推广和支持转基因者代表外国势力坑害中国和中国农民，现实却是反转者的行为让中国及中国农民在国际农产品竞争中大败亏输，损害了国家安全和国民利益。

　　气候变化问题

　　气候变化问题，准确说是人为导致的全球暖化等气候灾变性异常问题，是最近数十年国际社会一直在关注和试图解决的极重大问题。

　　关于气候变化的概况，我直接节选自己另一篇文章《气候变化下的中国与国人》中部分章节内容以概括：

　　关于气候变化，引用维基百科这段定义性说法（当然并不是说维基百科是权威的，而是其来源是权威的（下面这段话即来自曾获13项普利策奖的《坦帕湾时报（Tampa Bay Times）》和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内容是可验证的，这段话也有高度概括性、言简意赅）：目前有强烈的科学共识认为，人类经济活动造成近几十年的全球暖化，对于“在近几十年，人为造成的全球暖化存在，并正在发生”是事实的这点，在学术界当中是没有争议的。超过97%的气候科学家认为“全球暖化存在，且人类活动极有可能是导致近半个世纪的全球暖化现象的主要原因”。

　　而这种气候变化的危害同样是非常明确的。因冰川融化致使海平面上升淹没低海拔地区、强降水和洪涝频次增多、传染病向高纬度地区扩散、干旱地区更加干旱和沙漠化、生物多样性减少、极高纬度地区因冰雪融化变冷破坏生态、流行病增多、农作物减产、台风等热带气旋增多增强等。这些都对人类乃至所有地球生物的生存造成严重的危害和威胁。如果不能及时阻止气候变暖的不断加剧，那未来人类将遭受极为惨痛的自然灾难和诱发的人为灾难，甚至人类可能会因之灭亡。

　　以气候变暖为主流的全球气候变化主要由于人类活动造成，包括工农业活动和各种生活消费。想要遏制气候变暖，就必须限制工农业生产和个人消费，减少与温室气体排放相关的生产、供给、使用。这将极大影响各国和各国民众的经济发展、就业、生活质量、社会稳定。而且，遏制气候变暖，必须实现国际的广泛合作，但气候变暖对各国的影响不同，各国的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及国民生活质量也不同，各国对气候变暖的反应也不同。于是，气候问题不止是一个科学和环境问题，还是政治问题、经济问题、人权问题、民生问题、国际关系问题及其他许多对人类而言重要而棘手的问题。这些问题背后，涉及到巨大的利益纷争，影响着各国家、民族的兴衰，关系到无数人民的生计、生活、生存与死亡。

　　而自从国际社会尤其发达国家发觉并证明了气候变暖这一事实后，就开始了阻止或延缓气候变暖、预防各种相关灾害的呼吁和行动。最近二十年，面对气温升高速度越来越快、各种具体危害如洪灾发生频率和强度大增等严峻现实，世界各国及国际机构强化了对气候问题的重视和宣讲，也在加紧实际行动。联合国、世界银行、世界卫生组织等主要国际机构都积极投入相关宣传和行动，如联合国和世行官网的醒目位置均有对气候问题及相关议程的介绍。而美国、欧盟、中国、印度等国家或国家联盟的政府也都承认气候危机的真实存在并做出相关承诺。而美联社、法新社、《纽约时报》、BBC等各大媒体也都连篇累牍的对气候问题进行报道，从文字论述到视像记录应有尽有。可以说，关于气候变暖及其已造成/将造成的危害，都有极为充分和完整的证据证实，并得到了所有具权威性组织机构的认可。

　　但即便面对这些研究结论和世界现实，仍然出现了广泛流传的“气候变暖否定说”，并得到了包括非常大比例中国人在内的世界各国大量民众的认同与附和。由于宗教、社会信任度、教育普及度及质量、价值观与文化、以及最重要的利益和立场等因素，否认或者质疑气候变暖的力量十分强大，包括大量政治家、社会活动人士及巨量的平民大众，都持气候变暖否定说。气候变暖否定说的几个主要观点，无非是“气候变暖是正常的自然变迁，不是人为因素或者说人为因素影响很小”、“气候不一定是在变暖反而可能在变冷”、“气候变暖是一些政客和科学家为权力或利益制造的骗局”等（还有衍生的诸如“气候变暖不一定会导致各种灾害”、“xx灾害并不是气候变暖造成而是一直都有的自然现象”之类）。

　　其实，这些质疑都有大量的事实、明确的证据可以予以反驳、否定，如各大媒体的“事实查核（Fact checking）”板块就有对气候变化议题中各种谣言的辟谣、事实说明。不仅媒体，各国专家学者及相关学术刊物，都有对“全球暖化否定说”明确而可信的批判（因为篇幅太长，这些就不在此一一搬运列举了，想了解的可以在网上或线下通过可靠渠道查询）。

　　但这仍然不能改变大多数否认气候变暖者的立场。相对于政府机构、科学工作者、主流媒体，他们更相信来自网络上的各种谣言和阴谋论。而这些谣言和阴谋论大多来自反建制主义者、宗教保守势力、会因治理气候危机而利益受损的各种利益集团等。

　　相对于西方国家持“全球暖化否定说”的群体主要受宗教影响，中国否定气候变暖的人群大多是出于愚昧、逆反、利益等因素。中国的社会环境、教育环境的宗教因素影响较小，但不代表国人科学素养很高。相反，由于中国缺乏系统性、启蒙性的公民教育、科学教育、通识教育，中国公民科学文化素养很低，而年龄较大的中老年人尤甚。即便一些知名的知识分子、学者，也缺乏起码的科学和逻辑常识，在气候问题上持错误的观点和立场，或者起码未能意识到气候问题的严重性。

　　中国持“全球暖化否定说”的群体，相当一部分同时也是“气候变化阴谋论”的拥趸。这些人认为气候变化议题是西方国家试图打压中国经济发展、遏制中国崛起的工具（恰巧，西方国家尤其美国也有类似群体，只不过他们的观点是“中国利用气候议题试图遏制西方/美国发展”）。他们对西方提出的需中国参与的“减碳”计划义愤填膺，并不考虑美欧已经做出了很大让步。他们根本没有注意到气候危机对人类将造成且已造成多么巨大的伤害，而是执着于与西方在减碳问题上讨价还价，似乎谁多排碳谁就占便宜。

　　对于“公知”柴静等人提出的中国应负起更大减排责任的建议，这些阴谋论者拼命攻击谩骂。虽然具体说来，柴静等人的观点和立场确有值得商榷之处，但她强调的气候变暖导致的人类面临生存危机的大前提，是没有错的、得到世界上几乎所有相关科学家认可的。而这些阴谋论者大多虽然承认气候危机，但往往轻视、淡化严重性（如果他们意识到将导致人类面临极大灾难，那也不太会如此立场了），而强调“减碳”对中国经济带来的冲击和对中国相对于欧美崛起的影响。

　　这些阴谋论者经常使用“气候变暖是自然而非人为”、“气候不是在变暖而是在变冷”等前述的错误论点论据，来破坏正常的气候问题讨论、阻止已被科学界公认需推行的气候议程。对于这些已被证伪的说法，这些阴谋论者往往要求反驳他们的人重新进行证明、推演，而拒绝相信此前已经证实的结论。他们的行为，就相当于要求将已经是盖棺论定的“一加一等于二”一次次的再行推演。面对“一加一等于二”结论一样明晰，但解释起来比“一加一等于二”更复杂的气候问题，每次解释都需要付出很大心血与汗水。而且，即便回应了他们的质疑、重新进行了推演，他们往往还是以“这是科学家/主流媒体/深层政府的阴谋”来否定被证明出的“气候的确在暖化且是人为造成”的结论，将如“一加一等于二”这般清晰的事实套上“利益集团操纵”这样的阴谋论外衣加以否定。

　　其实，这些人真正应该关注的，是“气候正义”问题。即在气候变化危机及防治气候危机过程中，如何最大限度保护那些最受气候危机及防治措施冲击的人群，如何避免或者弱化因气候危机及防治措施导致的贫富差距拉大、各国经济发展更加不平衡等问题。甚至，如果我们能够在“气候正义”问题上付出足够多努力，尤其发达国家和社会上层付出更多代价，那我们有可能在防治气候危机过程中构建一个比现在更加公平正义、团结博爱的人类社会。这才是那些担忧防治气候危机会影响经济民生的人所应关心和参与的。但可惜的是，他们往往不会参与到“气候正义”的议程，甚至将推动“气候正义”的相关措施当成所谓“深层政府”控制世界的阴谋。

　　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乃至世界各处，持阴谋论观点、否认或淡化气候问题的群体的广泛存在，都对全球气候问题的防治起到非常负面的影响。那些承认气候问题但不认为足够严重、将本国经济就业民生等议题重要性放在共同防治气候问题之上的，显然不懂得“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道理，说到底还是轻视了气候变化问题的严重性。对许多国人而言，即便河南、山西、江南发生千年一遇的洪灾，他们仍然没能将之与气候变化联系在一起。这既是中国的统治集团有意淡化气候问题、避谈洪灾背后的气候问题所致，也是中国公民素质科学素养低下造成。气候问题其实就是相对复杂的“一加一等于二”，已经被如“一加一等于二”的钢铁结论般充分证实，可还是有极大数量的人群拒绝承认气候问题上的“一加一等于二”，并通过各种话术、手段来干扰这个显而易见的结论。

　　如果“气候变暖在加剧，且是人为造成”这一与“一加一等于二”一般无可质疑的结论不能被广泛理解接受，无法就此做出妥善的应对和付出相应的代价，那人类将在种种严酷的气候灾害及衍生问题中走向灭亡。

　　疫苗问题

　　关于疫苗问题，我此前也写过一篇文章，即《疫苗争议之殇》，对疫苗的安全性、有效性等问题有详细讨论，并提及了可统称为“反疫苗人士”的相关动机、理由，以及我对这些人动机和理由的驳斥。因文章内容很长，我就不再复制粘贴于此了。

　　在文中，我已经详细分析了疫苗问题的方方面面，并且表明了我的立场。那么，疫苗问题与“一加一等于二”又有怎样的相通之处呢？

　　如文中所述，在正常情况下，接种疫苗而非拒绝接种，是相对最好的选择。疫苗虽然会有一些副作用，但是副作用是有限的、可知的、损害性低于未接种疫苗可能导致的病痛的。而对于疫苗可能导致的未知的危害，从科学层面一般是否定的。对疫苗的安全性而言，除非通过科学方式验出其存在某种毒副作用，否则会默认为其不存在那种毒副作用，而不是认可“可能存在某种毒副作用”。

　　而疫苗阴谋论者/反疫苗者则往往认为，如果科学不能确定疫苗一定不会产生某种毒副作用，那就不能排除存在这种毒副作用的可能性，并将各种接种疫苗者“偶合”发生的病症归咎于疫苗，依此主张人们应普遍拒绝/暂缓接种疫苗。这与质疑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一样，是一种诡辩，与一般性规律相违背，也不符合合理评估事物安全性的现实做法。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只能根据科学研究（包括逻辑推论和实证研究）来“假定”某类物品安全无害，而不可能“预知”这类物品中每一件都安全无害。这也是我们对待各种事物最接近真相且最现实的评断方式。不仅对疫苗的安全性如此判别，对其他各种医药制品毒副作用的判别也是如此。否则，一切未“开封”事物的性质及利害都是“不可知”，那也就没有是非对错、无法判断利弊得失了。

　　“一加一等于二”同样是建立于一般认知和合理假设，并推及所有运算。我们不能说因为某个运算还未进行，所以“一加一等于二”在那里就失效了。除非我们得到充分的证据、开拓出运算的新领域，证实“一加一不等于/不一定等于二”，否则“一加一等于二”仍然可以衡量一切已进行和未进行、已知和未知的运算。同理，在未发现疫苗的确存在某种毒副作用之前，我们当然要视疫苗为安全的/未有某种未知隐患的。只有基于这样的立场对待疫苗的研发与接种，才能最大限度改善公共卫生环境、保障从自身到全人类的安全与健康。相反，如果因为不必要的担忧而陷入“疫苗犹豫”，不仅危及其个人的生命安全与健康，还会对他人及公共卫生秩序造成损害。

　　中医问题

　　中医问题，或者准确说是中医中药的疗效及存废问题，又是一个经常引起对立双方激烈争议的焦点问题。而且，一个人在中医问题上的立场，往往与其在转基因问题、疫苗问题上的立场高度捆绑。不过具体说来，一个人对中医可信度的看法与其在转基因食品和疫苗安全问题上的立场，基本是正相反的。对中医中药的疗效及安全性非常信任的，恰恰认为转基因食品不安全、疫苗“有毒”。

　　这样的复杂立场乍一看令人困惑。其实细究起来不难理解。笃信中医中药的，往往伴随着对现代医疗（即他们声称的“西医”）乃至整个现代科学及科技成果的不信任和抵触。而与现代医疗同属现代科学成果的转基因技术、疫苗技术，自然也在他们排斥、怀疑之列。

　　中医支持者普遍认为，中医是“中华文明的瑰宝”，有着“西医”无法替代的功效。他们还声称反中医者是出于打击中国传统医学和传统文化、西医是西方的技术和文化入侵等。至于中医中药的疗效，他们更多诉诸于类似宗教的“心诚则灵”方式回答。面对要求验证中医中药疗效的质疑，他们则声称中医中药与“西医”不是一个医疗系统，可验证“西医”的“双盲实验”“不能”验证中医中药的效果。这显然是反科学反逻辑的说辞。

　　而疗效缺乏科学验证的中医学，之所以得到众多国人乃至部分海外华人支持，大致有以下几个原因：1.出于狭隘的民族自豪感，将包括中医在内的传统文化、旧时学说一概视为珍宝，不加扬弃的褒扬；2.一些知识贫乏、缺乏科学素养者对现代医疗缺乏信任乃至恐惧，转而寻求传统医学或“替代疗法”；3.许多经济拮据乃至非常贫困的病患及家庭，面对现代医疗体系需支付的巨额费用，不得不选择相对便宜的中医中药。4.关于中医中药，已经形成了庞大的利益集团，中医中药产业养活了许多人，这些利益集团当然要赞扬中医中药的疗效；5.统治集团因领导人的反智，以及更普遍的出于现实维稳、节约医保开支等考虑，有意扶植医药成本低廉、能够起到“安慰剂”作用的中医中药，以无法确证的乃至虚幻的疗效麻醉饱受病痛折磨的平民大众尤其底层国人。

　　而我对于中医中药的立场，与方舟子先生所说的“废医验药”很接近。不过我个人相对而言态度更宽容一些。我认为中医的理论基础虽然错误，但是其一些诊疗方式、归纳的诊疗经验还是可取的，对一些相对较轻较简单的内症外伤也有一定疗效（不过，这些功效并非中医独有，恰恰是其包含了一部分现代医学的特性，是这些带有科学色彩的特性而非中医理论产生了功效）。中医虽有诸多错缪，并非科学和实证的医学而是经验和想象的医学，但在没有现代医学理论、更缺乏现代科技手段加持的古代，还是有其存在价值、现实作用的，哪怕作用是有限的、主要不是治疗而是心理安慰的，而且还很容易发生误诊误治。对于中药，我认为有很大一部分中药完全无效，一部分有毒性，而还有一部分则类似于“食疗”的效果，中药的效力与对症性无法与现代的化学药品制剂比拟，更多类似于食品起到的“滋补”作用。所以它并不是完全没有用，但是作用有限，还因为其缺陷和局限有着很大的副作用。而现在和未来，中医中药都应该接受现代医学手段的检验，以证实或证伪其功效（若证实有功效则还要检验功效具体几何，有无毒副作用/毒副作用具体类型、程度、性质），根据科学结论评判其利弊得失，继而决定中医中药的存亡或改造。

　　一些细心的、有一定认知能力但是知识水平和判断力不算特别好的读者，在读过前面我关于疫苗问题的观点后，又看了我对于中医中药的立场，可能会有一种疑惑，即“为什么默认疫苗是安全有效的，却认为中医不可靠”？原因很简单，疫苗的研发与使用，都是建立在现代医学理论和相关技术基础上的，并且经过了多轮复杂的检验程序以测试其安全性和有效性，疫苗所预防的病毒目标也是明确的、副作用是相对明晰的。而中医中药则正缺乏科学理论的支撑、科学手段的参与、科学流程的检验，疗效与毒副作用均不明确。

　　所以，我才对疫苗持肯定态度、对中医中药倾向否定或至少怀疑态度。至于疫苗研发和质检是否存在问题，那就是另一回事了。起码在欧美等科研发达、制度健全、有充分透明度和舆论监督环境下生产和使用的疫苗，安全性和有效性是明确的，有副作用也会公开详情和作出解释。至于中国，疫苗安全性和有效性的确存在一些问题，但是整体上仍然比拒绝接受现代科学检验、疗效和毒副作用非常不明确的中医中药要安全和有效许多。

　　无论如何，对中医中药问题，无论是支持还是反对，应该以科学理性的态度对待，承认实证研究（如设有对照组的实验即“双盲实验”）的必要性及实证得出的结论，而不应该以“按西医的逻辑解释不了中医”、“我这里有特色的检验标准”等借口偷换概念、逃避质疑。无论任何领域，“一加一”都应该“等于二”，而不因其处于某种独特（或自认为独特）的环境体系，就敢于声称“一加一在这里不等于二”。

　　无神论与宗教问题

　　关于此问题，我同样有一篇相关文章，即《与张千帆教授商榷：“科学理性不能衡量宗教、玄学等抽象人文事物吗”》（以下简称《商榷》），不过该文浅尝辄止，并未就无神论与宗教问题做更深入的探讨。但文中已提到，一些人对宗教、玄学等抽象问题的判断逻辑，与在转基因、中医、疫苗等问题上的思维方式，是惊人相似或者说就是完全相同的。

　　在此摘录相关章节：

　　如果这些人仅仅只是在宗教信仰中、个人心灵生活中持这种不可知论、拒绝以科学理性衡量一切事物，那就罢了。可是事实上，许多人会把张教授说的这种“不可知”、“不可验”、“科学理性有边界”的思想运用到现实的、世俗的、日常的、重大的各种事情、各种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中。

　　非常典型的例如中医问题、转基因问题、疫苗问题。反对科学理性思维的中医粉认为，中医有没有效果，科学手段是验不出来的，所以不能说它没有效。有人批评中医没有像现代医学（也常被称为“西医”，其实中医西医不重要，重要的是传统医学与现代医学的差异，古代西医也不靠谱）那样进行双盲对照实验等验证，这些人就说不能用验“西医”的方式检验中医，中医的效果是“西医”的验证方式验不出来的。中医粉就是通过干脆将中医的疗效问题拉出科学界限之外、拒绝普适的检验方式，来强行“证明”中医有疗效，或者起码让质疑者“无法证明”中医没有疗效，以此为他们鼓吹的中医中药的各种“疗效”辩护。

　　转基因问题也是类似，反转基因者的思维与宗教上的有神论者、不可知论者思维惊人一致，反转者就是抓住“反正你无法100%证明转基因无害”，即便你证明现在吃起来无害、对自己无害，他们又说你无法证明吃了转基因的人过50年、100年之后没有变化、生下的后代也不受影响，来质疑转基因农作物的安全性（到时候他们也可以说仍然无法证明再过100、200年的未来不会有问题，科学当然无法于发生时间之前“验证”结果）。而根据科学手段、通过理性的思维可以得出，转基因并不比非转基因即一般农作物有害，也不会因为食用转基因农作物导致自己及子女基因变异或者患与转基因有关的特殊疾病。但是反转基因者不顾这些科学研究，也不去理性思维，就利用科学的局限性进行诡辩，利用人对于比较陌生事物的恐惧和无知，以“无法100%证明转基因作物在未来一定没有任何问题”来反对转基因技术在农产品上的应用，哪怕转基因技术可以极大提高粮食产量及稳定性、促进农业发展和粮食安全。

　　疫苗问题又是个典型。反疫苗者往往编造各种关于疫苗的阴谋论，诸如“打疫苗是为了种族灭绝，会导致不孕不育”、“会改变DNA影响遗传”、“是在人体植入芯片”等谎言，不仅流传于尼日利亚、巴基斯坦等一些落后国家，欧美右翼及贫民也有许多人听信这种谣言。诚然，疫苗的确有一定副作用，偶尔还会发生很严重的不良反应及后遗症，但是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安全的、有效的（一些疫苗生产本身就有问题的情况除外），接种是利大于弊的。但是反疫苗的阴谋论者夸大危害、编造谎言，让许多人陷入犹豫或者拒绝接种疫苗，于是导致公共卫生危机，各种传染病、流行病爆发扩散，没有接种疫苗者染疫死亡、致残的比率远高于接种疫苗者。反疫苗者也是利用“科学无法100%证明疫苗无害（而且确实会有副作用）”，而忽视利弊权衡及概率问题，利用看似“不可知”的危险性放大恐惧，让人们陷入怀疑、犹豫和排斥，导致盲从和阴谋论思维压倒科学理性判断，最终害人害己。

　　显然，前述的对反转基因者、反疫苗者的批判，同样适用于有神论者/宗教信徒。他们的思维逻辑是一致的，身份更常常是重合的。而同样，支持转基因、认为疫苗安全并应当接种的群体，也普遍有更多的无神论者，同样有着身份的重合性与思维逻辑的一致性。

　　根据主流有神论者的观点，“神”是唯一的（起码是排斥其他不同系宗教的“神”的）、完美的、全知全能的。但经过数千年历史的变迁，无论是基督教和犹太教中的上帝，还是伊斯兰教的安拉，乃至佛教、道教、印度教、耆那教等各宗教的“神”，显然是各不相同、相互矛盾而不可能并存的。而同一宗教内部不同教派，也对“神”的刻画、诠释大相径庭，基督教、伊斯兰教都有许多分支教派。全世界数十亿笃信宗教的有神论者，如何确定自己所信的才是“真神”，而又如何证伪其他人所信的“神”是虚幻呢？即便假定某个宗教的某个支系所信的“神”是唯一“真神”，那信了“真神”的信徒人数恐怕不足有神论者的十分之一。那么既然“神”全知全能，为什么仅让这少数人有能力认识和信奉他，却让其他有神论者误信其他“神”呢？宗教中类似的自相矛盾、逻辑不自洽，有千千万万。

　　而科学的发展与理性的开拓，更让传统中“上帝造人”及类似的宗教传说不攻自破。种种从前难以解释、认为是神明下凡的自然现象，如雷电、洪水、火、地震，都渐渐有了科学解释。在科学理性的攻势下，“神”不仅不再全知全能，反而越来越暴露出其并不真实存在的客观事实。

　　对于具体的“神”的批判，如此容易就得出“神”不存在的结论。但还有颇具影响力的一种观点，即我们虽然不能确证“神”的确存在，但同样不能确证“神”一定不存在，也不能确证有无某个神秘的、超自然的力量影响着宇宙和人类社会。这就属于“不可知论”的观点了，这与认为“无法证明转基因食品无害”/“无法证明疫苗无害”者，是相同的思维。

　　对于这种“不可知论”，我已在《商榷》一文中做了一些反驳，本文中关于转基因、疫苗等问题的一些论述，同样可用于反驳“不可知论”。但这还远远不够。关于无神论者对有神论/“不可知论”的驳斥，已有很多，如着名科普作家方舟子先生就有系列文章。我没有这些无神论者广博的知识、精密的逻辑，但完全可以从最基础的东西来反驳“不可知论”。

　　当我们面对一个盲盒，我们的确在打开之前不知道里边是怎样的。但是这显然不代表我们永远不知道。想要知道，只需要打开它就是（只不过现实中的“盲盒”往往不容易打开）。而人类认识世界的过程，正是打开“盲盒”的过程。

　　我前面已列举了雷电、洪水、火等自然现象，它们在远古时被视作神迹，而如今人们却可以充分了解其产生的原理、兴灭的轨迹、造成的危害，甚至加以改造和利用。这已经证明“不可知”之物之事只是暂时的不可知，而非永久的“不可知”。而哥白尼、伽利略、开普勒等人对地外的“天”的探索与归纳，则不仅戳破了虚假的“上帝造人”之说，还让人类连地球之外浩瀚太空都“可知”了。而人造卫星不断发射、各种探测器近至月球远达冥王星，更证明曾经的“不可知”早晚都会变得“可知”。连地球之外的宇宙，我们都可以探索出其中的奥妙，科学还有什么不可及的吗？当然，或许直到人类灭亡，人类都无法看到宇宙的尽头（假如有尽头的话），但人类现有的知识和工具已经证明，世间一切虽未全部“已知”，但显然是“可以知”的。至于我们在认知宇宙万事万物中遇到的许多障碍，是可以在遵守客观规律基础上，通过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尤其发展科技来扫除的，而不会有超自然的力量阻挠。

　　至于人（乃至一些动物）的思维、情感、道德，虽然并不能像纯粹的自然科学那样用公式进行演算，但同样是有章可循、有理可依的。人主观的所思所感，生物基础是脑部和神经元等人体物质构造，信息来源是客观实在的物质世界，都不需要“神”或类似的超自然力量参与。这些我也在《商榷》一文中说过，就不再详细复述了。

　　当然，人有着强大的主观能动性，同样容量的大脑、同样数量的神经元，以及接触相似的外部世界，不同的人完全可能会有不同的反应，产生迥异的所思所感。就像饱经坎坷、苦中求索的先秦士人千千万万，可吟起《离骚》绝唱、提出大哉《天问》，只有屈原一人；正如身处历史转折、颠沛流离的汉唐名家不胜枚举，可谱出《三吏三别》、明知终赴黄土却心系“天下寒士”的，只有杜甫这“天地一沙鸥”；历经清末民初时代变迁、切身体会人间百态的近代知识分子无可胜记，但作下《呐喊》、《彷徨》及亿万珠玑的学者，鲁迅后再无其右者。这正是人作为“人”值得自尊自豪之处，正是总能涌现出各种杰出人物的人类的伟大之处。这些金石般的赤诚深刻之言不是什么“神来之笔”，不是“神灵”的“显圣”，而是展现了生命的聪慧、昭示着人性的光辉。

　　总之，无论是浩淼的宇宙，还是莫测的心灵，都是科学理性可以丈量的，都是人力可及可与的，而非是“有神论/不可知论”者主张的那样是超自然的、非理性的、永远无法用科学解释更无法用人力操控、介入的。这与“一加一等于二”一样是宇宙的铁律，不应被人类中的愚昧者和过谦者扭曲制混。

　　不过，我虽然是坚定的无神论者，反对有神论、不可知论，但随着年龄增长和时间推移，越来越对宗教（主要是对宗教中的自由派分支及相应信徒、身处社会底层和边缘的信教者）多了一些宽容和理解。科学理性虽然可以衡量一切事物，但并不能完全解决一切困扰。例如我最近数月就深刻思考了死亡这一问题，感慨颇多。显然，每个人都将面临死亡这个无法逃避的结局。身死魂灭、永远与这个世界及世界上一切亲爱与挂念之人之物之事告别，至少对一部分人而言是难以接受的，思考起来十分沉重压抑的。有宗教中的“来世”或“天堂/地狱”作为一种心灵寄托，虽本质上是自欺欺人，但对于起码部分人而言是个不错的选择。

　　还有，对于那些饱经苦难、长期生活在底层的百姓，宗教及宗教组织也的确是一种必要的安慰和庇护。就像我家乡河南，就有不少农村的老年妇女加入了教会，互相嘘寒问暖、守望相助。她们也很善良，对当时年龄尚幼的我也有关爱。据我所知其他一些省份基层信教群众也大抵如此。当面对农村空心化的基层政权组织，无法担负其应有的责任，就应该默许弱势的农民尤其老年妇女加入教会互助互暖，甚至必要时对宗教团体予以适当的协助。面对“苦难生灵的叹息”，如果我们改变不了她们现实中令人绝望的处境、给不了她们“真正的幸福”，那起码为她们留着“无情世界中的有情”，让她们空洞麻木的精神世界得到一些哪怕是幻想性的安慰吧。（当然，真正的有识之士应该从她们寻求宗教慰藉的表现，追溯其现实中的苦难，改善乃至改变现实，让她们不再只能吸吮精神鸦片，而是堂堂正正享受真实的正当的幸福。不过，即便改变再快，当下的老人恐怕也享受不到了。但我们可以努力让未来的孩子们老去时，都自由幸福的生活（或者最起码不受虐待欺凌，这要求看似简单其实非常不易），直到安恬的离世）但是，我们应该宽容的，仅仅是那些不得不通过宗教寻求慰藉的平民大众尤其底层民众。而对于利用宗教试图达成政治目的、意识形态目的、牟利目的的个人和势力，则不应该宽容，反而应当批判。中国一些“自由派”人士倒向基督教福音派基要派的怀抱，甚至试图将中国建为一个政教相融的国家，就是非常值得警惕的事情。未来的中国，不应该是一个宗教色彩浓厚的国家，而应该是以世俗主义为立国原则、严格实行政教分离的无神论国家。

　　世俗主义应该是人类未来的方向。对于宗教的未来，起码应该是“宗教文化化”的。对此，我在另一文章中对此略有论述：

　　什么是“宗教文化化”？为什么要“宗教文化化”？这个问题我没有特别系统的理论，起码目前没有能力创造这种理论。但是简单说来，也就是将具有强烈“神性”的宗教，改变为更具有人性的、去神圣化的文化性质，变得如其他非宗教的意识形态那样可以直接质疑、批判及改造。

　　宗教的特点如前所述是唯心性、排他性的，而且“神”是不容质疑的，只能在神圣经书（基督教为《圣经（旧约、新约）》、伊斯兰教为《古兰经》及圣训、犹太教则是《圣经（旧约》）中寻找言论作为思想信条和行动指导纲领。这显然是不对的（很抱歉没有不尊重宗教，但是我必须使用这个词）。

　　不可否认的是，这些经书在其成书时，的确是伟大的。因为相比那个时代其他意识形态、文化习俗，基督教、伊斯兰教等都是非常进步的。例如，在妇女权利方面，《圣经》和《古兰经》比那时候其他大多数泛神信仰、泛灵信仰都要更利于女性，比当时大多数没有信仰的人对待女性的方式也更有利于女性。其他很多思想包括对人的价值的塑造、为人处世之道等，都可谓相当“文明”，是那个时代黑夜中的明珠。

　　但是，任何东西都有时代局限性，不可能到现在还可以普遍的遵循。拿一千多年、两千年前的东西来衡量现在世间万物尤其人类社会，并且作为行为准则，显然是落伍的（当然会有一些东西是人类恒久的价值，但并非那时一个思想体系、一部书所有东西都有恒久价值）。但是宗教的教条不容直接质疑而是只能不同解释（教徒拒绝承认经书会有错、会有需要随时代而抛弃的东西，最多说“那些话是神圣的正确的，但是我可以这样解释”），这就让宗教即便经过改良仍然有局限性，并且导致极端主义总能有吸引力。因为极端主义很大程度就是原教旨主义。“原教旨主义”何义？仅仅字面就能看明白，即极端尊奉经书原文原意的价值观。去看看经书原文，就知道这样遵循多么可怕。

　　而文化就不同了。文化是相对世俗的，或者起码非宗教性质的，这就可以不断被公开和安全的批判。在这一点上，中国就长期有非常好的历史。中国历史上宗教大多数时候都是孱弱的，兴盛的是儒学为最大派别、百家争鸣的非宗教性思想文化。虽然儒学也在很长时间内被推崇为一种类似宗教的、一度也不可以被批判的思想体系，但即便强调儒学独尊最严酷的时候，也没有宗教那种需要严苛遵守和高度排异的情况。而儒学没有被当成宗教一般尊崇的时代，则更是很自由，各种思潮都可以奔涌流放。也正是如此，中国长期都没有受宗教束缚，也没有特别多血腥的宗教战争。当然最重要的是让社会思想和人的价值观可以不断修正，随时代有所发展。当然中国受皇权禁锢很严重，文化自由也受打击，但束缚程度远不如宗教。

　　所以，我认为，“宗教文化化”是宗教进行改革甚至革命的唯一好的出路。而“宗教文化化”，其实也就相当于世俗主义。又所以，中国的各宗教包括伊斯兰教，也需要进行这样的改革。否则，那只有无神论可以代替。

　　关于“宗教文化化”，除以上内容，我还没有更多论述，也欢迎各方人士共同讨论。（其实，现在欧美国家部分民众对宗教的态度、对宗教在其生命和生活中的定位，就已经是我说的这种“宗教文化化”了，例如美国大部分有宗教信仰的民主党人，欧洲大部分宗教信徒，就更多将宗教及相关价值观、文化与习俗，作为文化认同而非宗教迷信，强调其“现世”部分而不论其“非真实”部分，祛除“神性”而张扬“人性”。相比而言，欧洲显然比美国要更世俗和“去神化”。这当然也是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的成果）

阴谋论问题

　　在转基因问题、气候变化问题、疫苗问题的争议中，都普遍存在相关阴谋论的流行。而阴谋论的信奉者，非常大比例即为宗教信徒（主要为各宗教的保守派信徒，如基督教福音派基要派基督徒、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极端正统犹太教徒等）。所以前面四个领域的议题，均衍生出了“阴谋论”这个共同涉及的问题。

　　所谓“阴谋论”，即缺乏逻辑的怀疑、没有根据的假说，往往假想某个势力试图利用某个议题/某种工具试图达成某种邪恶的目的。前述的转基因问题中就提到，一些中国的阴谋论者将转基因技术视为欧美试图控制中国农业、残害中国儿童的手段；而气候变化问题上，更是有许多阴谋论派别，例如前述中国阴谋论者认为气候问题是欧美压制中国发展的工具，欧美阴谋论者则反之，认为气候问题是中国阻碍欧美人民过幸福生活的说辞。还有许多阴谋论者将气候问题视为“大骗局”，因为气候问题需要国际合作，所以他们将之是“深层政府”试图控制全人类的借口；在疫苗问题上，疫苗阴谋论者往往认为强制接种疫苗是欧美国家/“深层政府”试图让人类感染病毒、绝育、改变基因的手段。除了这些议题，还有例如中医问题、进化论问题、艾滋病问题、阿波罗登月事件、911袭击事件……也不乏各种阴谋论式的解读，例如声称“阿波罗登月”是“伪造”、“911事件”是“美国政府自导自演”等。

　　阴谋论产生的原因很多，简单化可归纳为以下三点：1.知识和逻辑的匮乏，这是制造和相信阴谋论的基础；2.社会成员之间存在利益冲突且缺乏互信，让编排涉及“敌方”且阴暗耸动的阴谋论容易得到追捧；3.特殊的信仰和固定封闭的生活圈子，让阴谋论得到信仰的“加持”和圈子内的“巩固”。

　　在这三方面影响下，阴谋论者可以对“一加一等于三”笃信不疑，并且将主张“一加一等于二”的都打成试图谋害他们的“深层政府”之类势力。例如美国的阴谋论者不仅敢于声称“阿波罗登月是伪造”、“911是自导自演”，连更加贴近生活实际、导致28人死亡（包括20名儿童）的“桑迪胡克小学枪击案”，他们也公然声称是“民主党和左派为控枪而自导自演”。而且这些阴谋论者大多并不是假装相信阴谋论，而是真的相信。一些狂热的阴谋论者还骚扰枪击案受害家庭，指责这些死难者家属是“撒谎者”等。还有在非洲流行的“艾滋病否定主义”阴谋论，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HIV病毒并不存在或是一种无害物，不会导致艾滋病。这种说法早已被医学研究推翻，但仍然广泛流传，严重影响了艾滋病的预防和治疗。

　　这些阴谋论在接受过科学教育、通识教育的人看来荒诞不经，甚至都不值一驳。但现实却是，这类阴谋论大行其道，在世界各国都有大量拥趸。而发达国家中，宣扬阴谋论的气氛最浓、阴谋论信奉者人数最多比例最高的，当然是美国。2016年特朗普凭借满嘴谎言打造的“后真相时代”，戏剧性的击败了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就是阴谋论者一次巨大的胜利。诸如“希拉里性侵儿童”、“民主党人试图在美国建立共产极权”之类谣言，对民主党选情影响极坏，哪怕这类阴谋论非常荒诞。

　　而这些阴谋论的制造和散播，普遍和美国基督教保守派势力密切相关。基督教势力自中世纪就是扼杀科学和理性的“中坚”，如哥白尼、伽利略被迫害，布鲁诺、塞尔维特、达斯科利被处死，都是赤裸裸、血淋淋的历史证言。而他们诋毁“阿波罗登月”，也是在面对人类理性缔造的伟大后恐慌的挣扎。如今他们诋毁代表进步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民主党人，在气候变化、疫苗接种等问题上倒行逆施，同样是出于维护其反智主义及宗教狭隘利益的目的。为此，他们不惜公然否定如同“一加一等于二”这般无可置疑的公理铁律，在白宫、国会讲坛、最高法院肆无忌惮的播散谎言、颁布反智的政策法条。

　　不过，这些保守派一方面阻挠科学理性的进步议程，另一方面却享受着科学理性的成果。特朗普、彭斯、蓬佩奥等共和党政治人物一边非难科学界对于气候问题、疫苗问题上的铮言，一边乘坐科学理性的典型成果飞机前往全美和世界各地；共和党保守派国会议员们用来通话的手机和电话，哪怕少一道核心工序就无法正常通话；六位保守派大法官工作的最高法院大楼，哪怕建筑和维护时有部分流程未严谨的按照按物理学建筑学标准要求，包括极端反智的托马斯大法官、认为阴谋论属于“言论自由”且反对“政治正确”的阿利托大法官在内的最高法院成员都会死于大楼坍塌。这些身居高位的保守派精英们，并不拒绝为自身提供安全和便利的科学理性，却对关系到全美国乃至全人类利益的科学理性横加阻挠、对如“一加一等于二”般由科学推理和实证研究后板上钉钉的事实拒绝承认。这些穿着法袍和西装的美国权贵精英，借用科学理性的工具行反智和宗教原教旨主义之实，与使用AK47和丰田皮卡对抗现代文明的“塔利班”等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形神皆似，让人觉得滑稽而讽刺。

　　还有一处令人感到讽刺的对比。如今这些保守派的“心灵祖辈（姑且如此称呼）”，当年是端坐教堂和高踞庙堂抵制启蒙运动、工业革命的，认为人类科技发展与资源开发会破坏自然环境与传统秩序。这其实有一定道理，现在环境被工业化破坏的现实，也印证了当年他们的担忧。但没有工业革命，人类就不会有如今这样安适便捷的生活，普惠的教育医疗都很难存在，仅仅人均寿命就会比现在短几十岁，没有油电车船和空调暖气的日子大多数人也都难以忍受。因此工业革命当然还是利远大于弊。问题在于，当工业革命持续了数百年，让人类生产生活质量得到极大改善，但同时又引发种种环境问题后，当年反工业革命的保守派的继承者们，口口声声要尊奉和践行“心灵祖辈”们的思想和意志，却又阻止他人保护环境、避免气候灾难的努力，成了工业革命既成事实的维护者、现代化既得利益的拥护者，等于是否定了保守派祖辈们保护环境、抵制工业化的具体主张。不过，如果从其思想动机的本质上看，现在的保守派与他们的“心灵祖辈”的确是一致的。他们都是“保守”者，固守现实、墨守成规，也总与时代应行的方向相悖。

　　在美国，各种阴谋论的制造和散播，被保守派冠以“言论自由”的名义加以保护。一些保守派人士承认这些阴谋论荒诞不经，但认为不应该由政府定义何为真何为假，且即便对虚假信息，人们也有传播自由。进步派推动的所有试图禁制谣言的政策法律，都被保守派以“言论自由”这一挡箭牌阻回。而其实，言论自由显然是有边界的，毫无根据或明显与现实常识相悖的消息和观点，有百害而无一利。相对于立法打击各种“假新闻”的欧洲各国，在保守派以“言论自由”为挡箭牌阻挠类似法律出台的美国，将继续长期遭受阴谋论的荼毒。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要将“阴谋论”和有理有据的怀疑与论点区分开来。例如“犹太人控制美国和主宰世界”是阴谋论，但犹太人利益集团在美国政治经济领域的地位举足轻重、犹太人母国以色列在全世界的经济政治军事及国际关系领域有重要影响，则是有充分证据支撑的事实。同理，认为有一个暗中决策一切、操控全人类的“深层政府”，是阴谋论说法，但各国权贵精英阶层对平民大众的压迫剥削、相互合作或勾结、对人类发展方向有决定性影响力（这种影响力未必是坏的甚至一些时候是好的），则是现阶段人类社会的客观现实。

　　还有一些指控因看似荒诞、一度缺乏证据，曾经被视为阴谋论，但后来有各种证据证实指控为真，典型例子就是“朝鲜（官方）绑架日本人事件”。正常情况下，很少有人会相信一国政府在没有强烈利益动机情况下，会去绑架他国没有特殊身份和价值的平民，可现实就是发生了。但这种是特例，大多数情况下阴谋论都是被明确证伪的。

　　在中国，阴谋论的影响似乎没有美国那样严重，但在转基因、气候变化等议题上的阴谋论思维，也阻碍了中国转基因作物的推广，有害于对气候危机的关注和防治。在中医问题上的阴谋论，则颇具破坏力，蒙骗了许多不明真相、病急乱投医的民众，也不利于中国医疗资源的有效配置。在疫苗问题上的态度，也让不少中国家长在孩子是否接种疫苗问题上犹豫不决，有害于儿童健康。而在其他许多议题包括时事热点和政治领域的阴谋论，当然也不利于人们接近真相、去伪存真，而是让人们尤其缺乏分辨能力的弱势群体陷入谎言与迷信的深渊。

　　相对于受宗教影响更大的美国阴谋论者，中国阴谋论者主要是出于对政府及上层社会的不信任。这甚至可以得到某种程度“同情之理解（但不认可）”的。中国的平民百姓在和党和政府、公检法、医院、学校等各种机构打交道中，不知被或粗暴或精巧的坑了多少次。党和政府的各种政策、法律也不知被“上位者”们选择性的使用了多少回。统治阶层经常将损人利己的丑恶目的，包装在听起来颇有道理的言语中，利用看似正当的理由巧取豪夺。而略有知识和话语权的知识阶层，大多数人也是将知识用来颠倒黑白、文过饰非。多少冠冕堂皇都是道貌岸然，各种凛然大词皆为图谋私利。人民尤其缺乏文化教育的底层不断的被欺骗、耍弄，时间久了经历多了，自然觉得选择相信国家和“上位者”才“傻”，也丧失了对有头有脸的“读书人”的信任。因此，即便某些议题上官方的宣讲真的是正确的，人们也不愿意相信了，也无心无力去分辨是非曲直了。

　　有时，他们相信阴谋论也是一种无奈，是绝望下的必然反应。例如面对现代化医疗机构动辄万元计的诊疗费用、一次大手术和两周ICU让半生积蓄荡尽的残酷现实，贫困而愚昧的弱势民众只能选择中医中药“姑且一试”。而面对“中国人吃肉导致亚马逊冒烟、加剧气候变暖”的指责，对统治阶层巧取豪夺敢怒不敢言、每天辛苦劳作后就指望着饱餐几顿的中国平民，可是有了发泄愤怒的出口，将谩骂要求中国承担减排责任的人士，当成捍卫吃肉权利的神圣行动（和文革中红卫兵自觉正义的批斗知识分子“卖国”异曲同工）。

　　对于很多长年累月生活在痛苦中、挣扎在死亡线上的人，在极度痛苦、惊恐、绝望中，会接受阴谋论、信仰宗教或邪教、相信一些常理推断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只有这样，面对死亡或极大痛苦时，恐惧感和绝望感才能减轻（甚至消失），心灵才得以慰藉。中国古代白莲教起义、太平天国运动中，起义者舍生忘死，也和宗教的慰藉颇有关系。从古到今各种宗教“圣战者”，都是用类似方式蛊惑贫苦大众。装备简陋、毫无重型火力和制空权的塔利班，历经二十年击败全副武装、被美国大力支持的阿富汗政府军，同样是“信仰的力量”让一个个“塔利卜”如此坚韧、不怕失败和死亡。他们冷静时也知道有“七十二个处女”和美酒果肉的“天堂”大抵并不存在，但极端贫穷和绝望、没有出路的情况下，就姑且一信吧。

　　不仅许多饱受欺凌伤害的底层如此，秦皇汉武也不例外。秦始皇和汉武帝是何等聪明的人物，但面对死亡的恐惧，仍然一度选择相信世上有“长生药”并为此不惜血本的搜寻。即便到了近现代，俾斯麦、毛泽东这样威风赫赫的人物死前也显示出其恐惧与虚弱（据说俾斯麦死前不断发出呓语；毛泽东临终遗言是“我很难受，叫医生来”）。当然，也有如孙中山这样的伟人，临死时想的不是自己的荣华富贵和性命，而是“和平、奋斗、救中国”。不过，大多数人在痛苦与绝望（尤其面临死亡）时，除了已麻木者，普遍都会陷入迷信和偏狭中，成为阴谋论和种种谣言的笃信者，以使心灵拴在那虚幻的“救魂稻草”上。

　　还有一些国人，则是因为种种原因，不能获得正常的通识教育、无法拥有基本科学素养，又生活在恶劣和痛苦的环境，所以对知识、逻辑、科学、理性充满着仇恨与排斥。这类人就以清末的义和团、文革中的红卫兵为典型代表。到了现代社会，这样的人无法像清末和文革那样在现实中兴风作浪、对坚持真理与常识者上演“全武行”，于是就在互联网上发表反智言论、推崇阴谋论，攻击诋毁宣扬科学、持守理性的正直之士。

　　而且，一些国人还在这些议题中寻找到了“逆反”的快感，例如谩骂支持转基因的科普人士、抵制“碳中和”的具体措施并攻击要中国承担更大责任的“公知”、将拒绝强制接种疫苗当成反抗政府压迫的手段等。他们大多数时候很难也不敢直接攻击压迫和欺骗他们的国家机器、权贵阶层，但对敢于与他们“唱反调”的知识分子则不吝疯狂侮辱谩骂。更讽刺的是，这些“逆反”者还经常将“科学”、“逻辑”、“常识”挂在口头，反而攻击坚持科学理性者“不尊重科学”、没有常识”，试图把水搅浑、模煳科学迷信、理性与虚幻，既无耻又可笑。当然，这些“抵制”和“逆反”，最终反噬和伤害最大的还是这些愚昧又可怜的人民大众。

　　需要特别提及的是，相对于美国人文和理工知识精英均普遍鄙夷阴谋论、崇尚科学理性的价值选择，中国却有非常多（甚至可以说是大部分）知识精英笃信阴谋论及各种谣言和诽谤，起码对这些阴谋论及谣言诽谤半信半疑、没有全部的、彻底的否定。例如2016年至今中国知识界普遍拥戴特朗普及其右翼至极右翼宗教反智保守政权，就是典型的例证。此外，在各种国内外议题中，也时常可以暴露其知识的差劣、科学素养的低下。不仅自然科学知识不足，人文社科知识也极为有限、充满各种谬误。

　　如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将极端务实、手段肮脏的里根政权的外交行为称为“理想主义外交”，还称赞类似的小布什政权及其对伊拉克的入侵（萨达姆政权肮脏但尚未达到需推翻的地步，按专制严酷程度沙特显然胜于伊拉克，按屠杀弱势派别民众那叙利亚和苏丹也更糟）。刘的其他各种知识错缪和价值观错位可以在其文章及言论中找到许多；“文坛新秀”作家蒋方舟，将大陆与台湾签订的《服务贸易协定（简称服贸协定）》称为“服装贸易协定”，说明她完全不了解协议的内容和性质。除了这件事，她在各种访谈中的发言也能暴露出其知识的浅陋；着名异见人士、盲人维权者陈光诚，在抵美不久后就投入基督教保守派怀抱，经常在推特等处转发对奥巴马、拜登及其他民主党人无根据的诽谤言论，以及涉及少数族裔/性少数/政治正确问题的各种谣言。他当年在山东的抗争非常值得称赞，后来与一些美国民主党人的恩怨也可以商榷，但不断转发甚至直接发表大量谣言和阴谋论，还有对弱势群体的歧视侮辱性言论，显然与其作为知名维权者的身份不相称；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将信奉民主社会主义（比社会民主主义还要左倾）、从未明确反对共产主义、主要是反对极权主义的乔治·奥威尔，包装成反共的右翼自由主义者；中国自由派学者荣剑对话美国知华派学者黎安友时，谈到特朗普的褒贬，不顾基本是非而声称“基于美国政党政治，难以（对特朗普）形成客观公正的立场”、“（贬低特朗普经济成就的说法）太党派化了”，还对特朗普执政集团的“狗哨政治”伎俩懵然不知，对其玩弄诈术营造的“政绩”啧啧赞叹。而与他对话的黎安友则价值观正派、识见明晰，两厢对比，荣剑知识不足和价值观错位更明显。作为中美高层学者对话的中方代表，荣剑足以代表中国大多数知识分子对相关问题的立场态度……凡此种种，不胜枚举。他们连“老本行”人文社科方面的知识都严重匮乏，更难以指望在自然科学领域有多少见识。这固然和他们长期生活在缺乏正常科学和通识教育的中国，又经历文革等教育缺失阶段有关，但到了21世纪他们还如此无知、不思进取，就非常不配作为学者、公共知识分子了。

　　而中美乃至全世界阴谋论大行其道的根本原因，当然还是科学教育与通识教育的匮乏，尤其逻辑思维培育的不足。人之所以为人，之所以能取得其他任何动物都难以企及的成就，构建了灿烂的文明，正是在于人普遍拥有相对抽象、长远、深刻的思维能力，而非仅仅看到某个肤浅的表层现象。这就像人不仅懂得一加一等于二，还在“一加一等于二”这个数学基石上构建起繁密庞杂的数学大厦。虽然在最近一百多年尤其二战后，普惠性的基础教育在世界铺开，但质量良莠不齐，世界上大多数民众的科学素养和对常识通识的掌握仍然十分不足。而中国和美国分别由于政治原因和宗教原因，政权有意阻挠或淡化通识教育、科学教育、逻辑思维的培育，导致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两个国家的大多数国民没有起码的公民素养，不能正确认识事物、无法有效判断是非，殊堪痛心。

　　想要拒斥阴谋论的播散，让人们成为信奉科学理性的现代公民，需要多管齐下。在教育领域，科学教育与通识教育必不可少。其实，我们在科学与通识教育中，并不需要多么人为人工的构建科学与理性的思维，而是要人们在显而易见的客观存在中寻找其蕴含的本质与规律。这就像从“一加一等于二”建构起的数学大厦、“牛顿三大定律”为基石的复杂物理学，并不是人们凭空想象而出，反而是对人日常所见所知的总结与归纳，当然还有总结归纳后的提炼升华。科学与通识教育的普及，并不能让所有公民都拥有科学知识与逻辑思维，但起码应让包括掌握重要权力与话语权的精英在内大多数人拥有相应的知识与能力，而非像如今这样让反智者大量跻身于世界第一强国的执权柄者、世界第二强国的知识精英之中。

　　在教育中，应使用通俗易懂的方式普及知识，循循善诱的开启民智，而非填鸭和强迫，这样才能让人们真正理解接受科学知识，发自内心的信奉理性主义。现在的人们之所以对许多内容正确的教育宣传非常抵触，往往在于宣教者使用粗暴的方式强迫人们接受。这当然容易导致逆反。如果强行灌输、要人们将科学理性当成“神明”一般不加思考的信奉，那这种“科学理性信仰”也只是另一种内容形式的、披着科学外衣的宗教迷信罢了。而且，当一个人并不真正明白事情的所以然，也就很难去正确的、恰如其分的对待和运用它，更不可能真诚热心的对其支持或反对。如前所述，科学理性蕴于一切客观事物和日常生活中，并非人为编造，我们要做的只是将之从具象中析出和升华，而非过犹不及的拔高和美化，也不应将科学理论变成教条化的“科学八股”。科学教育、通识教育，以及教育宣导中对阴谋论和各种谣言的批判，要立足事实、生动形象、接地气，让人们心悦诚服。这样，人们也能够纯熟运用科学知识，以理性思维恰当的对待各种事物。

　　公共传媒机构/主流媒体应负起更大责任，作为反击阴谋论、传播科学知识与常识的基地与传声筒。其实，最近十几年来，起码发达国家的传媒一直在发挥这样的作用，将“辟谣”和“事实核查”作为仅次于揭露社会黑暗面的重要程度予以重视，在气候变化、疫苗、涉“政治正确”争议等议题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也正是由此，这些传媒机构/主流媒体也被阴谋论者打成“深层政府”/进步派工具的一部分，予以谩骂诋毁，鼓吹人们不要相信主流媒体的“谣言”，甚至故意站在主流媒体的观点的相反一面，行如文革中之“敌人支持的我们就要反对、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支持”一般的反智荒谬行径。

　　在这样的环境下，主流媒体能发挥的作用有限，很难说服那些被阴谋论和各种谣言洗脑的人。但传媒界还是要尽到责任，多进行对话沟通，最大限度弘扬科学理性、对抗危害人类命运的阴谋论传播。除了主流媒体，各种名人学者也应该通过自媒体壮大科学理性的声音，让真相的来源更加多元，更能取信于人。

　　而无论是人文社科界还是自然科学界的知识分子，都应该成为反阴谋论、持守科学理性的中坚力量。如前所述，美国大多数知识分子都做到了，但中国知识分子却不仅没能成为反阴谋论和弘扬科学理性的旗手，反而是散播阴谋论、抵制科学理性的帮凶。他们不仅没能启蒙大众追寻科学理性，却成了各色迷信邪说的拥趸。美国的知识分子要加油，中国的知识分子则要转变。

　　此外，除了那些有明确立场的知识分子，中国还有大量沉默的、拒绝对转基因问题、气候变化问题、疫苗问题、中医问题、无神论与宗教问题及相关阴谋论表明态度的学者名人。这些“沉默的大多数”之所以沉默，是由于政治环境、舆论压力、学识水平、个人及所属势力利益等许多因素，他们选择沉默似乎情有可原。但如果从这些议题的重要程度看，这些沉默者显然成为传播阴谋论、制造谣言、扭曲事实者的帮凶，所谓“乡愿”也。很多时候不表态也是一种表态，且往往意味着对谬误与邪恶的纵容、对真相与正义的冷漠。这些人没有直接撒谎和传播阴谋论，但是其沉默助长了“大盗”们的谎言，这些“乡愿”和“大盗”心照不宣的合谋，对于国计民生乃至人类存亡是极大的危害。

　　对于拒绝沉默的呼吁，中国自由派早有相关回应。他们在遇到不便表态或内心倾向于错误立场者一边的情况时，普遍以“反对‘逼人表态’的‘文革行径’”等理由为沉默辩护。这是完全错误的类比。面对极权噤若寒蝉、面对真相不敢诉说，才和他们这种沉默属于相同类型行为。在正常的国家尤其欧美发达国家，知识分子集体表态以促进政治、推改现实，已成为常态。2018年，正当特朗普将任命法官卡瓦诺担任最高法院法官时，包括卡瓦诺母校耶鲁大学法学院上千师生在内的许多知识分子，集体发表声明反对卡瓦诺出任大法官，原因是卡瓦诺在法官生涯中经常做出不利于弱势群体的判决。这样的联署很多，都是正常的政治参与与监督行为。中国知识分子经历过“集体站错队”，现在变成“不站队”或者“选择性站队”，但仍未进化到“积极站对队”。当然，很多人会以“什么是正确什么是错误没有绝对标准”来批判这种要求站队的行为。价值判断可以多元，但事实判断只有一个正确。而在正确的事实判断基础上，价值判断的正义与邪恶也很容易分辨和选择。即便不在价值观差异问题上站队，在涉及重大的是非问题上，应该站在哪边难道不是很明显的吗？

　　要击败阴谋论和各种谣言流言、树立科学理性的价值与权威，知识分子必须在自省自纠后积极的站出来，启蒙人民，共同解决各种与科学有关的议题，促进生产发展、保护人民安全、维持地球康健。虽然当今中国知识分子普遍价值错位、知识浅薄，但想矫正和弥补其实不难，哪怕简单的把法国（启蒙运动及之后）、美国（二战后）、俄国（近代化及之后）知识分子的价值主张和知识积累一下子都“拿来”填鸭式接受，以及对百年前中国诸进步主义学派批判继承，也比现在强一百倍。再简单一点，对当今欧美乃至世界主流知识分子的价值观和思想，中国知识分子进行充分了解认识后认可接受，牙牙学语，就已经算他们“涅槃重生”了。

　　立法则是最重要的但是要慎用的手段。“言论自由”在发达民主国家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因言入罪”也的确是许多专制国家打压异见者的常用伎俩。但言论自由显然应该有边界，不能成为播散谣言和诽谤言论的挡箭牌。目前除美国外，其他发达民主国家都对言论自由进行了一定的法律规范。在美国，规范言论的呼声也十分强大，只不过暂时不敌掌握最高法院和足以掣肘国会的共和党保守派。

　　相对于美国知识精英主张管控言论，倒是有许多中国自由派人士认为这是一种损害“言论自由”的行为，鼓吹绝对的、毫无限制的言论自由。这些国人混淆了民主法治、权力制衡、舆论独立体制下对言论自由的规范，与专制极权、权力垄断、媒体受控下对言论自由的封锁压制。诚然，具体哪些言论为谣言与诽谤，哪些属于正常的评论与监督，并非每例言论都那么容易区分。但这并不代表真的难以区别（相反大多数案例是很容易区别的），更不代表为了害怕偶尔有损正常的言论自由，就不对言论加以限制。就像自从有了法律、法庭，就总会有冤假错案，但不应该因此把所有法律都废止、把所有法庭都关闭。只要在民主法治、权力制衡、舆论独立发达的前提下，出台法律规范言论，一定是利远大于弊的。

　　结语

　　“一加一等于二”，多么无可置疑的结论。而“牛顿三大定律”，则是物理版的、略复杂的“一加一等于二”。而转基因问题、气候变化问题、疫苗问题、无神论与宗教问题……也都是“一加一等于二”的变体，因为都建立在坚实的科学大厦之上，与证明“一加一等于二”的推演过程使用的是相同的逻辑。可总是有人或出于愚昧，或出于私利，或出于逆反，或出于破坏，或出于偏狭……拒绝承认这些与“一加一等于二”一样清晰、与“牛顿三大定律”一样坚实的事实与结论。

　　人类从蒙昧野蛮的远古和古代，到相对文明开化的近现代，所依凭的进步之阶，无外乎“民主（Democracy)”和“科学（Science）”。中国长期是无神论（或者说淡化鬼神）的世俗主义国度，在20世纪开幕不久更是高举“德先生”和“赛先生”两面旗帜积极进取。只是，经历抗战与内战的涂炭，毛时代的极权与反智，改革开放至今的功利与浮躁，不仅让“德先生”远离中国，“赛先生”也在华夏命运多舛。虽然当今的中国仍然崇尚科学，但是更多是作为一种实用工具，而非指导人合理对待万事万物、知人论世的精神信条。

　　就像中国一些名校的理工学者、理工科学生，即便精通专业知识尤其长于数理运算，但未必有真正的科学素养（更遑论科学精神）。他们对科学往往是“知其然”但“不知其所以然”（更差一些的“知其然”都未必），许多中国当代“科学家”其实更像是“技术员（此处无意贬低技术员这一身份，仅仅是为说明中国当代科学家缺乏作为科学家应有的品质、素养）”。这从一些高知精英在略超出专业范围的言论荒诞不经、被邪教分子或江湖骗子轻易欺骗，就能窥之一二。而中国人文知识分子则普遍是“多愁善感”的“文青”，常常沉浸于非实用的文艺生活（所谓“为艺术而艺术”），感性大于理性，志未必大但才普遍疏，缺乏例如量化认识、对比分析、统筹兼顾的能力。中国的人文社科界，“人文”早已在数十年中毁掉大半，而更令人痛心的是“社科”几乎是零。或者说，中国的“社会科学”也与自然科学一样，变成短视和实用的工具，而不是襟怀家国俯仰天下、将知识孕于道德滋润中、将专业立于责任基础上的真正“人文社科”。

　　而自然科学领域亦是如此。我强调科学与理性，显然不是主张人变成没有情感、只有成败功利的物化机器。相反，科学理性必须用来造福而非戕害人民，科学也不应该成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圣雄甘地所批判的“世界的七大错”中，“无人格的学识”、“无人性的科学”，都是对科学工具化、功利化、暴力化的鞭挞。而启蒙先贤梁启超在目睹各种新式兵器纷纷投入“杀人竞赛”的惨烈的欧战后，也感叹惟科学主义的悲剧。这并不代表我们不要科学，相反我们要更加深刻、完整的探寻和掌握科学，舍避其害而留用其利。如本来作为军方战争用途的计算机的研发，在和平年代为民用电脑的出现与普及起到开拓作用；针对崎岖山河酿成的山洪水灾，通过精密测算和大胆建设实现“高峡出平湖”，让滚滚江流化作电能照亮千家万户；面对当代信息技术的爆炸性发展革新，我们也要遏制其对隐私的侵害、对极权的助力，着力令其发挥便利沟通的作用。若要将技术之患害转为科学之增益，显然需要制度的构建、法律的约束、教育的导向，以及每个人尤其知识分子保有良知与道义。

　　回到开篇提到的争议。那位记者朋友认为的社会需要多种声音、政治要有多元制衡，的确是有道理的。但是，言论应有边界，政治更需底线。不仅对于例如鼓吹如种族灭绝之类反人类言论要禁制，还要遏制各种假新闻、谣言与阴谋论的播散。立场可以有不同，但都应基于事实，而不能信口开河编织谎言。而对于政治人物和政治势力，则需要更多约束和限制。尤其作为主流政治派别，即便不是极为推崇科学，但起码不能反科学，不能在攸关国家安危、人民生命、世界命运的问题上采取反智反理性立场，那将导致无数的人无谓的死去、世界被拉入深渊。

　　从特朗普、彭斯、蓬佩奥等行政领袖，到麦康奈尔、卢比奥、科鲁兹等国会要人，再到托马斯、阿利托等大法官，美国右翼至极右翼保守势力在新冠的防治（尤其疫苗接种问题）、环境汙染与治理、气候变化议题等诸多涉及科学和专业性问题上的反智立场和举动，已经造成许多人因之患病、受灾和死亡，并将继续造成极大的灾祸。作为全球最强大最先进国家的政要，其科学素养和对待疾病和灾害的态度，在21世纪的政治人物中只有声称有“托梦秘方”治疗艾滋病的冈比亚前总统贾梅可堪相比。他们确实代表了某些美国人的利益，但是是狭隘的无德的利益。他们的存在没有促使不同价值观的美国人互相对照反思，却加剧了美国社会的撕裂。美国之所以没有（或者说暂时没有）被这些既愚蠢又败坏的反智保守派分子毁掉，恰恰在于政界、科学界、文教界进步人士对这些恶劣且疯狂行径的全力阻遏。但即便如此也已酿成极大损害。这样的政治人物和势力，一百年前就不该再出现在美国政治舞台，但如今却成为美国执政者/掌握法柄者，这是世界自二战以来最大的灾殃。（我在这文中提及很多次阴谋论者是右翼，并不是说只有右翼才反智和相信阴谋论，左翼也有许多反智主义者，1960-1970年代的美国左翼运动就包含很强的反智成分（当年左翼分子不仅反越战、反资本主义、反体制，同样也在蔑视和解构科学理性构建的权威。更根本上说，当年各国的左翼运动大多数本身就建立在非理性之上）。反智与否与意识形态的左右关系不大，而与是否为建制派有重大相关。一般来说，在最近数十年，建制派都偏向科学理性，反建制者反智主义者较多）而中国毛泽东时代及改革开放至今一些特殊时期，反智与伪科学大行其道。如“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时期不顾经济客观规律和生产力局限，鼓吹“土法炼钢”、“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导致工农业崩溃、大饥荒、资源浪费和环境汙染；文革时将各项现代科学理论作为“资产阶级反动学说”大加批判，几乎所有科学家都被扣上“资产阶级右派/白专/特务/反革命”帽子残酷批斗，国家科学建设和现代化进程除个别领域和个别项目外几乎完全停滞，清末民国至共和国建国初年原有的科技成果也被破坏；1980-1990年代以“气功热”为代表的“人体特异功能”热潮，众多老干部甚至一些科学界人士（最典型即钱学森）都卷入其中，严重影响国民生产生活和冲击社会秩序，多少人被蒙骗而失财误治、家破人亡；从毛至今一些领导人对传统医学不加检验和扬弃的接受推广，也影响了医疗资源的有效配置、损害人民的知情权与健康权；“前三十年”尤其文革时期国人对毛泽东狂热的个人崇拜及各种具体表现，更是反智与迷信的巅峰。最近两年中国实行高强度且长期的封城隔离措施以图防治新冠病毒，同样是既反科学又不人道的错缪行为，已经对经济社会发展造成巨大破坏、人民也遭受了极大痛苦，如不改弦更张而是继续高强度管控，必定会以彻底失败告终。

　　建国数十年来，从国家领导人到社会上层精英再到平民大众，多次的、长期的陷入非理性的癫狂，为达到一些不切实际或难以一蹴而就的目标，无视客观规律、不顾复杂现实，用政治运动等非常规方式推进政策，往往事十功一、虎头蛇尾，甚至鸡飞蛋打、得不偿失，国家和人民屡次蒙受极为惨重的损失。这种“非科学”行为累计造成的损失，起码从生命价值和社会进步角度衡量，已经超越了“非民主”在这几十年里导致的损害。我们难道还不应该吸取教训吗？难道应该容忍这种反科学、反理性、反人道、反正义的政治人物和政治势力存在和掌权吗？

　　“一加一等于二”，与作为客观存在的万事万物及万事万物间的联系，都需要我们认识、承认、运用，而非无道理的质疑、无依据的否定、无责任的舍弃。我们要从抽象到具象、从理论到实际，将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知识及与之蕴含的科学理性的人文精神，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后加以运用，以造福人类，让祖国和世界人民都得到幸福与安宁。

政治正确与身份政治

作者 王庆民 写于 二零二二年

在互联网的各讨论平台上，“政治正确”一直是一个高频词汇。最近几年，由于知名“反政治正确”人物特朗普竞选美国总统并成功当选引发的争议，“政治正确”问题更加频繁的成为人们谈论的热点。而“政治正确”问题的争议背后，涉及到对每个人都非常重要的价值观和利益取向，所以争议也就格外激烈，形成了许多不同立场的舆论派别，许多人甚至因此与持不同意见的朋友割席绝交、反目成仇。

   对如此重要的一个话题，中文舆论圈虽也有不少介绍和评论，但不是言之无物，就是失之片面，或者过于庞杂散乱。笔者不才，在此谈一下关于“政治正确”的种种争议及自己的观点立场。

   “政治正确”的核心内容和对违反“政治正确”的惩罚

   首先，何谓“政治正确”？不同国家、不同时期、不同语境下，“政治正确”的意涵其实大相径庭甚至完全相反。本文讨论的“政治正确”，主要指最近二十年欧美发达国家主流社会所构建和认定的“政治正确”。

   这个“政治正确”的核心内容是，禁止使用针对性话语和行为歧视和嘲笑少数族裔/女性/残疾人/同性恋/变性人/犯罪或灾害受害者与家属等弱势群体及个人，禁止宣扬对以上群体和个人的仇恨和不满、禁止否认对以上群体存在系统性结构性歧视压迫的事实及因此对以上群体做出的补偿性优待措施、禁止反对女权主义及女权运动、LGBT权利运动等。反过来，“政治正确”还主张对历史和现实中各种统治阶层/领袖人物、既得利益群体/个人及其行为如种族主义（如“白人至上主义”）和种族压迫、殖民主义及其罪恶、男权主义、反同性恋与跨性别等行为进行批判，禁止为这些群体及其恶行辩护和粉饰（更禁止赞扬）等。

    除了有关弱势群体问题的内容，“政治正确”还包括在专业领域承认人为导致的气候变暖真实存在/疫苗对防治传染病有积极作用/进化论正确/相对论正确的科学结论等（也可以反过来说，禁止否认人为导致的气候变暖真实性/否认疫苗的防治作用，禁止对进化论/相对论的否定等）。而气候问题和疫苗问题因为与现实连接更紧密，所以对遵守其“政治正确”立场的要求也从专业界推向更多领域。

   以上这些只是列举出的“政治正确”的核心内容、几个代表性立场。具体说来，“政治正确”还有更多内容和细节，在此就不一一列举，但会在后文有所提及。

    而对于违反这些“政治正确”的，不仅会受到支持“政治正确”者的强烈批判，在欧美国家的公共机构、高校、主流媒体、大型企业、科研院所等处，往往还会面临集体杯葛与歧视，甚至一些严重者会被解雇/开除/退学，丧失几乎所有荣誉（如已得的奖项和荣誉称号会被褫夺），名声尽丧，且未来也难以被其他机构收留和授予荣誉，学业和职业生涯可能毁灭。还有一些反“政治正确”者指控，如果试图在主流媒体、高校、学术机构发表正式的反“政治正确”的观点，例如相关学术论文，在发表之前就会被审查和拒绝，“剥夺了言论自由”。他们还指控，甚至很多时候，这些机构的成员尤其专业人士和媒体人，被要求强制表态支持“政治正确”而不能选择沉默或“中立”。这更让他们大呼“连沉默的权利都被剥夺了”。

    在这样的前提下，“政治正确”似乎成为欧美主流建制派、政治人物、精英阶层、知识分子、高校师生、专业人士遵从的“铁律”。而反“政治正确”者认为这样让“言论自由”严重受损，各界人士对敏感问题“噤若寒蝉”，影响了正常的争议与讨论，损害了社会活力，不利于各种问题的讨论与解决。

    以上这些，就是“政治正确”的内容、对待违背“政治正确”者的态度和方式、“政治正确”造成的某种看起来的确如此的后果。而对于这些“政治正确”是否正确、“政治正确”的“戒律”应不应该存在、对违反“政治正确”的人是否应当惩罚及惩罚力度和方式、坚持“政治正确”及实行惩罚措施造成的影响，中外都有着激烈的争议。

    国人对待“政治正确”及惩罚措施的态度

    在中国，大多数人对“政治正确”及对违反“政治正确”的惩罚行为持消极态度，一部分人还激烈的反对。虽然，无论是中国的知识分子，还是一般平民，其中有很多人都同意（或者起码表面同意）对弱势群体应有一定的同情和尊重，起码不进行歧视，但并不赞同像欧美“政治正确”这样严厉和“教条”。而在涉及对弱势群体的补偿问题上，就更趋保守，一般都反对进行补偿，普遍认为“政治正确”要求的补偿“过度了”，成为“逆向歧视”，只赞同“一视同仁”的对待。

    而对于违反“政治正确”者的惩罚措施，国人普遍都是反对的、厌恶的。国人往往认为这违反了”言论自由”，侵犯了发言者的权利。即便不排斥“政治正确”本身内容的人，也认为惩罚措施是“过度的”、“不必要的”，只赞同道德上的谴责和要求自律，而反对实质惩罚。还有一些人自己认可“政治正确”的部分内容，但反对要求他人也遵从“政治正确”，认为无论是赞同“政治正确”还是反对“政治正确”，都是一种个人观点，应该“求同存异”。

    国人对“政治正确”及相关惩罚措施是这样的态度，有很多原因。而最主要的原因，即是对于“政治正确”所要求的反对冒犯和欺凌弱势群体的不重视、不在意。他们既忽视了弱势群体被包括言语侮辱在内各种欺凌存在的普遍性，也轻视了“软暴力”和“话语权霸凌”对弱势群体（起码是某些领域某些方面某些具体事情上的相对弱势者）伤害的严重性。还有的人知道违反“政治正确”行为制造的欺凌伤害的普遍性和严重性，但是已经习以为常。更进一步的，有些人恰恰是知道违反“政治正确”给弱势群体带来的巨大伤害，但正是如此才拼命反对“政治正确”、故意触犯“政治正确”，这样才能满足其恶意伤害他人的阴暗目的。

    对弱势处境和身份者的“恶语伤人六月寒”：以“你妈死了”和“荡妇羞辱”为例

    中国有古语“恶语伤人六月寒”、“伤口撒盐”，这说明国人对言语暴力的伤害是明白的。但是也有句话“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人们一方面觉得他人恶语伤害自己很可恶，但是却又不觉得这世界上各种言语伤害真有多么严重，哪怕对弱势群体是比刀割火烧还痛苦的感受。

    举个很简单的例子。“你妈死了”是中国互联网上一句流行的骂人话，大家骂来骂去也不觉得什么，平常也没人太在意别人这样骂自己，顶多骂回去就是。但是，如果你母亲最近几天真的死了，还是以比较惨烈的方式而非安详去世。而且，你和你母亲关系很好、母亲生前非常爱护你、经常帮助你。这时你听到“你妈死了”或者看到简写“nmsl”，又会是什么感觉？如果是陌生人无意间说的，你或许会心里一痛心思一沉，难受一会。而如果是个和你有过节的甚至有深仇大恨的人，得知你母亲刚刚去世，然后对着你挑衅般的说“你妈死了”、“nmsl”、“你妈终于死了我真高兴，今天开香槟加菜”，“你妈死的真可惜，我还没x她她就死了”……你又是什么感觉？

    “政治正确”所禁止的，正是这样的伤害。对普通人而言一般的谩骂，对弱势群体就是残忍的伤害。就像骂盲人是“瞎子”、腿部残疾的是“瘸子”，并且是带有嘲讽的态度、挑衅的语气说，是多大的伤害？对于这样做的人，谴责、开除、让其声名狼藉，难道真的过分吗？即便过分，难道不是这样的人先过分的吗？

    弱势群体往往因其特定的身份，更易成为贬损的对象，即便其经受的事情和对待与强势身份者一样。例如讲一个男人与很多女性发生关系，就会被当成“风流”的美谈，对当事男性大抵是增光添彩；但讲一个女性与很多男性发生关系，就成了“荡妇”的“淫名”，对当事女性名誉是毁灭性打击（除非是特殊身份的人如“交际花”、所处环境开放友好）。同样的事情，不同的身份，就会得到不同的评价，对当事人产生不同的影响。所以，我们需要“政治正确”保护女性。我们还需要用“政治正确”为女权主义及女权运动保驾护航，矫正男权社会主导的道德与价值评价，不再让未来人类社会还如此的“双重标准”。

    LGBT群体处境与“跨性别者上厕所”问题

    还有一些反“政治正确”的人，是因为对一部分特殊群体的困窘、苦难缺乏了解，不能切身体会其面临的恶劣处境。例如中国很多人对同性恋、跨性别者、变性人等LGBT群体的处境缺乏了解，不认为他们有什么特殊的苦难。而对于修建“跨性别厕所”是反对的，对欧美一些人提出的按照当事人真实性别认同选择厕所的主张更是非常厌恶，并将此作为美国民主党、西方左派/进步派“小题大做”、“心理变态”、“破坏人伦”的例子，当然也将此作为厌恶和批判“政治正确”的理由。

    而其实，无论中国还是外国的LGBT群体，起码其中很大一部分人都因其身份及相关行为，遭受过比较严重的歧视、欺凌与伤害。在中国，大多数同性恋涉及同性交友等行为都是低调隐秘的进行，起码部分生活是在社会的边缘与暗处。这本身就是一种压力与痛苦。许多同性恋和跨性别者因家人不理解，与家庭关系恶劣，也严重影响其正常生活。而仅仅上个世纪末，同性恋还被当成流氓行为被官方歧视和公安打击。同性恋群体不仅因此经常被当成流氓抓捕，官方的歧视也让他们在遇到侵害时难以像正常人那样求助，处境如同有“前科”的罪犯。现在虽然公安机关已不再打击，但精神病院及一些半公开的所谓“矫正机构”仍然以各种名义收治同性恋及跨性别者，对其进行各种迫害行为，包括殴打、辱骂、捆绑及强制“治疗”（如电击）等。而在美国，上世纪中期警察还普遍对同性恋群体进行勒索和虐待，与黑人一样是被警方“选择性执法”的对象。而社会上对同性恋者的歧视和迫害也经常发生。而同性恋及跨性别的性工作者更是容易遭受包括谋杀和虐待在内的各种伤害，连普通妓女的安全程度都不如。

    虽然进入21世纪以来，同性恋、跨性别者等LGBT群体处境得到了很大改善，但他们仍然是相对的弱势群体，在平均的生活质量、安全度、社会自由度上仍然不如普通的顺性别异性恋者。尤其在互联网上和LGBT群体线下聚集区，对同性恋和跨性别者的各种歧视与骚扰仍然非常普遍。而且，他们处境之所以较以前得到一定改善，恰恰是因为他们的抗争，以及“政治正确”的出现和保护，所以那些迫害才有所收敛。这恰恰证明了“政治正确”存在的价值。而社会主流看不到或者忽视他们的苦难，恰恰是因为各种迫害让他们不得不生活在暗处，而不是他们真的衣食无忧安恬自在。何况，随着全球民粹保守主义的泛滥，最近几年LGBT群体处境又趋恶化，例如中国文宣部门就封杀与同性恋有关的文艺作品，不允许在公开场合宣扬同性恋文化。这说明，LGBT群体的实现和维护权利之路，还很漫长和充满荆棘。

    关于“按照自己自认性别上厕所”和建立“跨性别厕所”的问题，一直是许多中国人攻击西方左派的重要借口，许多不明真相的人（包括以前的我自己）也觉得相关政策主张小题大做，还危害一般人的正常如厕安全。其实，之所以进步派有这样的主张，是因为这个问题对跨性别者影响的确极大，如不解决这个问题，他们会受到严重伤害。一些跨性别者尤其未成年跨性别女性（男跨女），时常会受到一些行为不良者的嘲笑欺凌甚至身心虐待，而厕所是最主要的虐待地点之一。

   最典型的案例即台湾“叶永鋕事件”。当事受害者叶永鋕因性别认同、性别气质问题（生理性别为男，但是个人气质和心理性别认同为女）长期被同班同学霸凌，包括在男厕所强行脱下裤子围观，最终因欺凌行为死于厕所（具体是间接伤害还是直接伤害致死无法确定）。类似的欺凌虐待还有很多，相当一部分就发生在厕所。厕所是最能体现人性别特征的场所之一，性别认同与多数人相异的且表现明显为人所知者，日常就易被歧视欺凌，在厕所这个封闭的、性别认同要求高的场所当然更是待宰的羔羊，有着被欺凌、性侵甚至杀害的风险。在这样的风险下，建立“跨性别厕所”或者允许跨性别者按自己意愿选择去一种性别的厕所，就不是“小题大做”和“变态”，而是非常必要了。

    那么，跨性别者自己不要表现或透露出自己异于常人的性别认同，是不是就安全了？这的确是一种方式，也是大多数跨性别者正在做的。但是，这本身就是对跨性别者权利的侵害。跨性别倾向和行为是复杂的生理、心理、环境等多重原因导致的，对当事人而言，如果不选择自己希望认同的那种性别的气质、打扮、生活方式，就极为痛苦，一些人因此自杀或自杀未遂。所以想让他/她们隐瞒性倾向，是侵犯其自由权的，也是很难的、对其极为痛苦的。而且，在例如学校等长期集体生活的熟人环境，很难隐瞒自己的性别认同。如果刻意隐瞒，还会被发现的人要挟勒索。跨性别者的跨性别行为没有伤害他人，为什么要像做贼一样生活呢？

    当然，修建“跨性别厕所”的确需要付出额外的经济代价，而“允许按照心理性别认同上厕所”也的确会让一些试图窥视和侵害异性的人有机可乘。可如果不这样做，跨性别者就容易被伤害。这就是个“两害相权取其轻”的问题，所以有不同意见也很正常。但是在不了解这些背景、原因的情况下，简单的用“变态”、“小题大做”、“破坏伦理”之类言辞攻击支持保护跨性别者的进步派，显然是荒谬愚蠢的行为。何况，对于可能造成的新问题，进步派的政策也有考虑。例如并不是说人人都可以自称跨性别者而去上“心理认同”的厕所，而是需要以做过变性手术或起码在法律上变更过性别为前提，并且确定转换性别后就不能轻易再行改变。

    在中国，暂时的确没有相应的条件去充分保障跨性别者的权利和安全，我也不认为中国暂时需要广泛实行西方进步派主张的那样，建立跨性别厕所和实行允许按心理性别上厕所的政策。但是，我们起码要理解和尊重发达国家对少数群体权利的保护，应是一种“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态度，而非恶毒的汙蔑和咒骂。我希望，未来的中国在实现基本的民主法治和共同富裕、社会主流群体权利权益得到充分保障后，也能像发达国家那样采取各种措施，让少数群体和边缘人群也能有作为人的各项权利与尊严，以及作为特殊群体应得的特别保障。

    从“对黑人系统性歧视与压迫是否存在”争议谈“政治正确”的利弊

    而“政治正确”另一个受益群体则是黑人，尤其是美国的黑人。对于美国黑人在历史上曾遭受奴隶制迫害的事实，绝大多数美国人都承认，在学界和政界也属于公认的事实。但是，在涉及到当今的或说奴隶制结束以来的美国黑人是否遭受系统性歧视压迫问题上，美国社会就形成了激烈的争议。

    2020年5月，美国黑人乔治·弗洛伊德遭警察扼颈杀害，引发了美国乃至世界许多地方黑人及支持黑人权利者的抗议浪潮。而许多进步派媒体和学者，将弗洛伊德案视为美国警方系统性歧视和暴力对待黑人的典型案例，也反映了美国整个社会对黑人的歧视和迫害。这样的说法一直是美国进步派学者（而美国知识界绝大多数都是进步派，也可以视为知识界/学界共同的态度）的老生常谈。

    但这样的事实，有很多人拒绝承认。美国的部分右翼和大多数极右翼白人拒绝承认，是能够理解的。但是，一些中国人包括中国自由派学者，也否认美国存在对黑人的系统性歧视与压迫。他们的核心观点是，即便存在种族歧视，也是非官方的、零散的、个人的，而非“系统性”的。

    而事实足以证明“系统性歧视与压迫”是存在的。相关的学术研究和报道不胜枚举，在此仅列举一些显而易见的数据。根据新京报《10个数据看清美国的系统性种族主义》一文列举的十个数据，就能看到美国黑人相对其他群体尤其白人的相对弱势（数据均来源于正规机构如美国政府、公民组织、专业调查机构，但为简略将信息来源截去，需确认来源者可搜新京报原文）：

   1.美国黑人产妇死亡率是白人的3倍。而且调查发现，60%的孕妇可以通过更好的医疗措施挽回生命；

   2.美国新冠肺炎死者中24%为黑人。美国报告的新冠肺炎死者中有24%是非裔美国人，而黑人在美国总人口中的比例为13%；

   3.美国黑人学生的高中毕业率为79%。白人学生为89%，亚裔学生为92%。在犯同样错误的情况下，黑人高中女生往往比白人女生受到更严厉的惩罚，前者被停课处分的几率比后者高出6倍；

   4.美国黑人失业率创10年最高，增至16.8%。美国黑人的失业率从4月时的16.7%上升至5月的16.8%，创下逾十年来的最高水平。相比之下，5月美国白人的失业率从4月时的14.2%降至12.4%。从历史上看，多数黑人在低收入行业工作，他们的失业率更高。经济学家认为，种族之间之所以存在就业差距，除了劳动力市场上固化的种族歧视外，别无其他解释；

   5.美国白人家庭平均收入是黑人家庭的6.5倍。在美国，白人长期受益于黑人劳动带来的资本，但是黑人的收入却一直落后，巨大的种族贫富差距难以弥合。美国白人家庭的平均收入是黑人家庭的6.5倍。2000年，黑人的平均工资是白人的79.2%，2018年这个数值降至73.3%。即便拥有学士学位的美国黑人，他们的财富普遍比高中辍学的白人少；

    6.美国黑人拥房率为44%。73.7%的美国白人拥有住房，而美国黑人中只有44%，是所有种族人群中拥房率最低的。而在买房和购房方面，美国黑人也受到歧视。包括黑人在内的少数族裔在买房和租房时依然受到“隐性歧视”，因此影响他们搬入好学区、好社区或接近有更多工作岗位的地方；

    7.有890万非裔美国人处于贫困之中。2018年非裔美国人的贫困率为20.8%，意味着有890万非裔美国人处于贫困之中，美国白人的贫困率仅8.1%。此外，22%的美国儿童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而贫困线以下的白人儿童只占12％，黑人儿童的这一比例高达36%；

    8.美国500强企业中，黑人CEO仅占4席；

    9.黑人男子被警察执法致死的可能性是白人男子的2.5倍。一方面在于警察对于黑人的刻板印象并未改变，当面对黑人时，会出现担忧或轻视的态度。另一方面，从犯罪率的角度来说，黑人的犯罪率确实高一些。警察群体对待黑人容易过度紧张，担心他们藏有武器或其他物品；

    10、美国参议院仅有3名黑人参议员。虽然众议院领导层中黑人的人数有所增加，目前有52名黑人代表，但参议院只有3名黑人参议员。

     以上的数据及数据解释，均可以证明美国存在对黑人系统性的歧视、排挤、压迫。虽然黑人的弱势处境有很多原因，但种族歧视和歧视引起的“区别对待”无疑是重大的原因。而那些看起来像“自身原因”的缺乏教育、文化底蕴不高、家庭不和谐、暴力行为较多等，也都与历史上黑人被当做奴隶和“二等公民”对待，没有正常的生存发展环境，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而非黑人天生就有这些“劣根性”，并不是基因和血统的问题。

    即便如此，否认黑人在美国被系统性歧视压迫的中国自由派（还包括常年生活在美国、甚至在美国大学担任学者的一些人）仍然有办法辩解。除了将这些黑人与白人的差距归为黑人“自身原因”外，还有一个说辞。他们说，各种歧视压迫行为都是个别人做的，即便有不少白人都有对黑人的歧视，但是在国家法律和制度上已经没有了歧视和压迫，没有任何明文规定的歧视，所以不能称为“系统性”，所以也不能怪美国政府、不能怪整体白人、不能怪整个社会（这样说大概黑人只能怪自己“长得黑”、“基因不好”了）。

   这种说法完全是不成立的。所谓“系统性歧视/剥削/压迫”并不是说要明文规定的行为才算，任何集体的、大范围的、长期的、形成习惯乃至潜规则和亚文化的歧视态度和压迫行为，都属于“系统性歧视压迫”。就像国际上普遍认为中国存在系统性的腐败，中共官方也承认党和政府“有些地方/部门”存在“塌方性腐败”。腐败这个东西当然在任何法律上都不可能明文规定应当和合法，但现实中普遍存在。难道因为没有把“允许腐败、鼓励腐败”明确写在党纪国法里（倒是写了严禁腐败），所以中国的腐败就不是系统性的了吗？

    否认者们还有理由，例如说黑人被歧视欺凌并不是政府行为，起码官方层面已经种族平等甚至照顾黑人了。这显然是忽视了习惯、传统、文化等因素的极大影响。就像印度在建立共和国后，就在宪法里明确写到禁止基于民族、宗教、种姓等身份的歧视，废除将人划为四等（此外还有不被算作有尊严权利的人的“达利特”“贱民”）的“种姓制度”，也反对宗教歧视和民族仇恨。但现实中的印度，种姓制度仍然根深蒂固，上层仍然是婆罗门占主导，绝大多数贱民仍然身居底层从事那些被人看不起的脏活累活。即便有如印度宪法起草者阿姆倍伽尔、现任总统科温德这样身居高位的“达利特”，但并不能改变整体上不同种姓者的不平等。而印度建国以来，印度教徒对国内穆斯林、锡克教徒的打压迫害，各民族和教派之间的歧视乃至杀戮，也从未止息。

    还有，即便没有公开的政策、明文的规定，美国政府就真的没有参与对黑人的系统性歧视压迫吗？在奴隶制结束之前的美国南方自不必说，即便奴隶制度结束后，美国一些州份的法律和政策仍然歧视压迫黑人，否则也就不会有1960年代席卷全美尤其南方各州的黑人民权运动。而民权运动取得阶段性胜利后，表面上看没有了对黑人的制度性歧视压迫，但其实官方的态度和作为/不作为仍然影响着美国黑人的处境。对于处于弱势的黑人，即便美国联邦和各州的三权机关袖手旁观，那其实就等于助长白人对他们的歧视压迫。就像里根执政期间，被视为美国民权的倒退时代。里根政府当然并没有直接去制定一些压迫民权、种族歧视、性别歧视的法律和政策，但其只要停止前面如约翰逊、卡特政府推行的平权政策，就足以让反歧视反压迫的抗争失败。特朗普政府也同理。他执政期间也没有推行明确写着“歧视黑人”、“歧视女性”的政策法规，但黑人和女性及其他弱势群体处境的恶化却是有目共睹。

    很多歧视与压迫政策往往孕于一些其他名目的政策中，如最近美国保守派法官推翻“罗诉韦德案”即是最典型的例子。这六个美国保守派大法官及支持他们的美国保守派三权成员，当然没有公开讲“我们歧视女性”，但禁止堕胎这一政策及引发的对女性权利的各种连带影响，都在沉重打击妇女权利和男女平等。而涉及种族问题的也一样，保守派只要在经济、文化、历史遗留问题等各方面停止种族平权，就是在参与对黑人及其他少数族裔的歧视压迫。

    以上的事实不仅说明“美国黑人被系统性歧视压迫”的确存在，更证明要求承认这一事实的“政治正确”是极为必要的。因为只有在承认这一事实基础上，才能推动平权工作的进行，才能通过行政、法律、经济、教育等手段，缩小黑人与白人的各种差距，遏制种族歧视与压迫对黑人造成的伤害，改善黑人的处境，最终在美国实现种族的平等与和谐、社会的多元与正义。

    当然，“政治正确”对黑人平权也的确会有一些负面作用。例如前面提到的，黑人贫穷、受教育程度低、暴力行为较多等，从远因是奴隶制和种族隔离等剥削压迫，但毕竟已经过了很久，现在的歧视压迫已经轻了，制度上的更是可以说消除了，所以自身也需要更多努力和改变。例如一些黑人不重视家庭教育和家庭责任，许多黑人家长尤其黑人男性父亲经常抛弃孩子、不认真教育孩子。这样的情形很普遍，几乎成为黑人的一种“亚文化”，是黑人犯罪率高的一个重要原因。如果黑人不反思和改变，那即便有很多平权政策，也很难把更多黑人都拯救。还有，黑人之所以更可能遭受警察暴力，也和黑人从小抵触警察，与警察互不信任、关系恶性循环有关。由于担心黑人暴力抗法，所以警察往往“先下手为强”，哪怕更多黑人是无辜的。虽然这不能为警察因歧视伤人杀人脱罪，但警察与黑人的矛盾冲突，的确不完全是单方面的错（当然警察错的更严重）。

    但因为“政治正确”，这类批评只能由黑人自己提起，其他人提就成了冒犯。而将一切都归于“歧视与压迫”，则很“政治正确”。这样的“政治正确”还容易形成对平权政策、优惠政策的依赖，让一些黑人“吃福利”而不自立自强。这样看，“政治正确”的确对黑人自省和奋斗有一定负面影响。

   但即便如此，“政治正确”仍然是利大于弊。就像绝大多数云贵山区的孩子一定竞争不过绝大多数京沪户籍孩子一样，在各种不平等乃至歧视压迫下，仅仅自力更生是很难成功的，根本上还是要通过制度、政策等方式促进平等。而想促进平等，必须承认不平等的事实，对其批判和改变。因此，“政治正确”要求承认黑人被系统性歧视与压迫的基本事实，并且要求白人在整体上承担相应责任，还批判敌视黑人平权的白人至上主义，是非常正确的。

    至于“政治正确”的那一点副作用，如一定程度掩盖了黑人一些自身问题，远远不抵其积极有益的那一面。何况，即便在这一点上，也并不是都是坏处，其实也是保护了黑人的。一些黑人缺乏家庭责任意识，黑人社区暴力频繁，这些是事实，也的确需要改变。但是谈论这些事实的人，却未必都出于好心。有的白人和上层谈起这些问题，是出于同情，希望帮助黑人变好。但是对于一些种族歧视者、白人至上主义者，谈论这些反而是为了贬低和羞辱黑人。例如说“黑人往往没有爸爸”，这话如果从3K党嘴里说，那你猜会是好意吗？而如果舆论说“因为黑人暴力抗法的多，所以警察才无奈使用暴力”，那就会助长警察对黑人的暴力。尤其那些出于歧视而对黑人施暴的种族主义倾向的白人警察，就更有理由脱罪，也更敢肆无忌惮借执法殴打和杀害无辜或罪不至死的黑人了。

    同样的道理，像中国互联网上也经常有人谈黑人、印度人、穆斯林如何如何不好，其中究竟更多人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还是为了有个谈资、满足优越感呢（当然也的确有些是出于同情和怜惜，或者有些是中立的叙述评论，但恶意的绝对很多，而且无可厚非，因为印度人、穆斯林很多也是类似态度对中国的，黑人也有不少歧视华人和中国人的）？同样，日本互联网上也充满着关于中国人“素质低”、“劣根性”的谈论，你猜他们是“爱之深责之切”，还是充满种族优越、鄙夷调笑中国人呢（从他们满嘴“支那”就很清楚了）？当然，不止种族和国家之间，同族不同身份和阶层间，上位者对下位者缺点弱点的谈论，大多也是嘲讽而非同情。就像城里人谈到乡下，体制内谈体制外，正式工谈外包工，名校学生谈技校生，几分是同情几分是鄙夷？甚至即便真是同情，这同情在“下位者”感觉是不是本身就像讥讽了？

    关于黑人缺点的歧视性言论的流传，是让黑人等弱势群体在现实中得到更多同情帮助呢，还是受到更多怀疑、敌视和疏远呢？答案显而易见。所以，还不如“一刀切”的把针对性谈黑人缺点的言论尤其有侮辱色彩的言论都在“政治正确”中禁了，提出批判可以通过合适方式和态度提出。这样对黑人还是更好的。

    “政治正确”约束对于关注和对抗气候危机的重要性

    气候变化问题，准确说是人为导致的全球暖化等气候灾变性异常问题，关系到包括美国、中国、欧盟各国乃至全世界的未来命运与存亡。全球各国本应团结一致积极解决，但由于种种原因却陷入很大争议，且包括一些建立于谎言和阴谋论的、本来毫无必要的怀疑与争论，严重影响了气候危机的防治。

    关于气候变化的概况，以及对于气候问题的争议，我直接节选自己另外文章中部分章节内容以概括和简单议论：

    关于气候变化，引用维基百科这段定义性说法（当然并不是说维基百科是权威的，而是其来源是权威的（下面这段话即来自曾获13项普利策奖的《坦帕湾时报（Tampa Bay Times）》和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内容是可验证的，这段话也有高度概括性、言简意赅）：目前有强烈的科学共识认为，人类经济活动造成近几十年的全球暖化，对于“在近几十年，人为造成的全球暖化存在，并正在发生”是事实的这点，在学术界当中是没有争议的。超过97%的气候科学家认为“全球暖化存在，且人类活动极有可能是导致近半个世纪的全球暖化现象的主要原因”。

    而这种气候变化的危害同样是非常明确的。因冰川融化致使海平面上升淹没低海拔地区、强降水和洪涝频次增多、传染病向高纬度地区扩散、干旱地区更加干旱和沙漠化、生物多样性减少、极高纬度地区因冰雪融化变冷破坏生态、流行病增多、农作物减产、台风等热带气旋增多增强等。这些都对人类乃至所有地球生物的生存造成严重的危害和威胁。如果不能及时阻止气候变暖的不断加剧，那未来人类将遭受极为惨痛的自然灾难和诱发的人为灾难，甚至人类可能会因之灭亡。

    以气候变暖为主流的全球气候变化主要由于人类活动造成，包括工农业活动和各种生活消费。想要遏制气候变暖，就必须限制工农业生产和个人消费，减少与温室气体排放相关的生产、供给、使用。这将极大影响各国和各国民众的经济发展、就业、生活质量、社会稳定。而且，遏制气候变暖，必须实现国际的广泛合作，但气候变暖对各国的影响不同，各国的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及国民生活质量也不同，各国对气候变暖的反应也不同。于是，气候问题不止是一个科学和环境问题，还是政治问题、经济问题、人权问题、民生问题、国际关系问题及其他许多对人类而言重要而棘手的问题。这些问题背后，涉及到巨大的利益纷争，影响着各国家、民族的兴衰，关系到无数人民的生计、生活、生存与死亡。

    而自从国际社会尤其发达国家发觉并证明了气候变暖这一事实后，就开始了阻止或延缓气候变暖、预防各种相关灾害的呼吁和行动。最近二十年，面对气温升高速度越来越快、各种具体危害如洪灾发生频率和强度大增等严峻现实，世界各国及国际机构强化了对气候问题的重视和宣讲，也在加紧实际行动。联合国、世界银行、世界卫生组织等主要国际机构都积极投入相关宣传和行动，如联合国和世行官网的醒目位置均有对气候问题及相关议程的介绍。而美国、欧盟、中国、印度等国家或国家联盟的政府也都承认气候危机的真实存在并做出相关承诺。而美联社、法新社、《纽约时报》、BBC等各大媒体也都连篇累牍的对气候问题进行报道，从文字论述到视像记录应有尽有。可以说，关于气候变暖及其已造成/将造成的危害，都有极为充分和完整的证据证实，并得到了所有具权威性组织机构的认可。

    但即便面对这些研究结论和世界现实，仍然出现了广泛流传的“气候变暖否定说”，并得到了包括非常大比例中国人在内的世界各国大量民众的认同与附和。由于宗教、社会信任度、教育普及度及质量、价值观与文化、以及最重要的利益和立场等因素，否认或者质疑气候变暖的力量十分强大，包括大量政治家、社会活动人士及巨量的平民大众，都持气候变暖否定说。气候变暖否定说的几个主要观点，无非是“气候变暖是正常的自然变迁，不是人为因素或者说人为因素影响很小”、“气候不一定是在变暖反而可能在变冷”、“气候变暖是一些政客和科学家为权力或利益制造的骗局”等（还有衍生的诸如“气候变暖不一定会导致各种灾害”、“xx灾害并不是气候变暖造成而是一直都有的自然现象”之类）。

   其实，这些质疑都有大量的事实、明确的证据可以予以反驳、否定，如各大媒体的“事实查核（Fact checking）”板块就有对气候变化议题中各种谣言的辟谣、事实说明。不仅媒体，各国专家学者及相关学术刊物，都有对“全球暖化否定说”明确而可信的批判（因为篇幅太长，这些就不在此一一搬运列举了，想了解的可以在网上或线下通过可靠渠道查询）。

    但这仍然不能改变大多数否认气候变暖者的立场。相对于政府机构、科学工作者、主流媒体，他们更相信来自网络上的各种谣言和阴谋论。而这些谣言和阴谋论大多来自反建制主义者、宗教保守势力、会因治理气候危机而利益受损的各种利益集团等。

    以上就是气候危机和非科学的“全球暖化否定说”的概况。正如以上所说，气候变暖且为人为，而且将给人类带来很大灾难，是确凿无疑的。但是，仍然有许多人否定、质疑这一被专业人士集体确定、也被各界重要人士认可的基本事实。否认气候变暖者拿不出足以驳倒事实的证据，其论证也没有逻辑（很多人干脆就没有论证），但却坚信自己的观点（当然也有一些是出于利益，假装不知真相而否认气候变暖）。这些气候变暖否认者与否认“阿波罗登月”、否认“进化论”，却坚信美国“桑迪胡克小学枪击案”是“民主党自导自演”、“911事件”也是“政府自导自演、“希拉里性侵儿童”者，颇有重合度，非常顽固而无法说服。

    不过，相对于以上这五个阴谋论信奉者，否认气候变暖者人数要多的多，很多不仅是出于信仰，也是出于利益。因为要想防治气候危机、阻止或起码延缓气候变暖，必须减少碳排放。减少碳排放则需要停止或减少许多化石燃料的开采、关停各种工厂、减少使用大排量交通工具、减少肉类消费、减少空调使用等，涉及经济结构、生活方式的巨大改变，且很多是需要人们付出很大代价、节制欲望削减需求的。

    这必然引起很多人的反感和反弹。不过，人们大都不愿承认因为自己的私欲而拒绝减碳和防止气候变暖，更不愿意承认自己成为地球毁灭的参与者。而且，人们想摆脱责任，拒绝履行某些义务，总是要找个借口而非直接拒绝。所以，这些人就倾向于并无科学依据、捕风捉影的“全球暖化否定说”，半真的相信半自我欺骗的接受了各种拼凑的、伪造的、以偏概全的信息，得出“气候变暖是个大骗局”这样的结论。而这些否认气候变暖者，又同样的参与错误结论的制造和传播，传给更多潜在的“信众”。

   出于类似的动机，更多人加入，人数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多，形成了非常可观的数量和影响力。而互联网的存在，让谣言和阴谋论变得极易传播。于是，否定气候变暖者成为一股极大的势力，阻碍着气候危机的防治。

    如果仅仅是“乌合之众”的聚集，那影响或许不大。但否定气候变化者，包括一些重要的力量，例如基督教保守派势力、重要产油国、化石燃料和传统工业生产企业、一些国家内部因气候变暖相对得益的地域集团等，有着权力、金钱、信仰、人脉乃至暴力机器，完全可以介入包括美国和中国等大国的政治决策、影响世界舆论的导向。而那些“乌合之众”，就成了他们利用的工具。那些“乌合之众”对被利用缺乏了解，不过即便知道被利用，也会非常乐意接受，因为毕竟目标一致，都反对采取各种手段（尤其付出各种代价）对抗气候危机。

    在这些人的影响下，对抗气候危机、减缓全球暖化的进程，果然被破坏了，或者起码被部分破坏了。最典型的“成果”，当然还是2016年特朗普在美国的上台、右翼保守反智集团的成功问鼎。特朗普政权执政四年，几乎完全废止了奥巴马时代的气候政策，不仅停止了国内的新能源投资、恢复了高碳排放的各种化石燃料开采和传统工业生产，还退出了《巴黎气候协定》，放弃了参与气候危机防治的国际合作。而美国作为世界第一强国、世界第二大碳排放国，在全球对抗气候危机的分工合作中有着可谓最重要的作用。美国的四年沉沦期，也正是气候危机恶化的关键期。

   虽然2020年拜登胜选后努力拨乱反正，拨款推动新能源产业和环保事业，但一切可能都来不及了。不仅因为失去了重要的四年，还因为否认气候变暖者的各种行动，及国际局势的变化（主要是各国右翼保守、反智、孤立主义的兴起与得势），导致曾经得到各国各领域广泛认可、团结一致的对抗气候危机的行动，变成现在各方离心离德、三心二意、勾心斗角。没有了坚定失去了团结，还如何取得对抗气候危机的胜利呢？

     不过，科学与理性的坚守者们，仍然想方设法推动防治气候危机的行动，包括坚定人们的意志和团结更多人参与。而把“承认/禁止否认气候变暖及其人为性和危害性”作为“政治正确”要求的一部分，正是为此做出的努力之一。

     前文已经提到，很多人无论如何解释，就是拒绝相信气候变暖，或者否定其人为性、不认为现实中那些灾害与其有关。还有很多民众，则因为知识不足、精力有限，很难深入了解气候问题，往往人云亦云，容易听信谣言。另外，气候问题的许多来龙去脉和细节，也的确比较专业，很多非专业人士很难完全理解。即便日常的天气预报，都有很多人知其然不知所以然，何况气候问题。

    在这样的情况下，将“气候变暖为真且是人为且具危害”当成“政治正确”要遵守的“定理”，就把问题简化了，直接接受结论就是。这当然过于简单粗暴，好像类似于中国的填鸭教育。但这是没办法的事情。就像否定气候变暖者不断散播谣言，即便你辟谣，他们还继续坚持谣言，你不可能对每次造谣的专门去辟谣，没有人有这样的精力。何况，相关的证据如学术研究、新闻报道唾手可得，但他们就是不看。而对那些不明真相的旁观者，科普很重要，但未必人人都认真听取接受，毕竟每个人的价值观、知识水平、理解能力的不同，每个人的精力也都有限。所以，只能这样简单粗暴的定性和灌输。而且，还要用“政治正确”的“权杖”，去责罚那些否认气候变暖的重要人士（当然“政治正确”对没有身份的平民是无法责罚的，也是不该用“政治正确”责罚的）。

    这样的做法，反“政治正确”和否定气候变暖的人当然是强烈反对，认为这“侵犯了言论自由”。言论自由是重要的，但是它当然是有边界的。前述的侮辱诽谤尤其对弱势群体的侮辱，就不属于言论自由。同样不应属于言论自由的，还有谣言和阴谋论。当然，在美国，谣言和阴谋论暂时也属于言论自由。除非有受害人提告并拿出确凿证据为谣言，否则谣言和阴谋论不被追责。而关于公众人物和公共议题，则连这样的制约都没有，人们可以肆意发表谣言和阴谋论，就如我前面提到的“希拉里性侵儿童”、“阿波罗登月是骗局”、“911是美国政府自导自演”等。这些谣言颇有现实危害性，但却都被“言论自由”这一遮羞布阻挡而无法追责。

    还有一种谣言和阴谋论，即专业问题的谣言和阴谋论。否认进化论、反对相对论，就是典型的两个例子。进化论和相对论并非完美无缺的，也不是不可质疑和批判。但问题是迄今大多数关于进化论的批判和几乎所有对于相对论的批判，都是缺乏科学根据的“民科”言论或宗教说辞。宗教的无稽之谈不用多说，“民科”言论本质上也是偏执妄想。例如中国就有许多“反相对论”者，活跃于许多互联网平台，看似也使用了一些数理公式定理，但远远得不出证伪相对论的结论。

    这样的涉及专业问题的谣言和阴谋论，如果仅仅是停留在纯粹技术争议（当然根本上不存在争议），那就行不成实际危害，真正研究进化论、相对论的学者，也不会受到这些“民科”和宗教说法的影响，他们也不会对现实社会有真正的负面作用。但如果某些专业问题同时也是公共议题、现实问题，那不仅问题的重要性有了质变，“民科”和宗教对相关问题所发出的谣言和阴谋论的影响更有了质变，从几乎毫无实际影响变得影响极坏。

    气候变化问题，就是专业问题成为公共议题后，被谣言和阴谋论损害最严重的问题。因为气候变化问题十分复杂（虽然核心问题其实很简单很好理解），又涉及到现实中全民的利益，防治气候问题又需要全民不同程度不同方式的参与，所以就成了谣言和阴谋论渗入最严重的专业问题。诸如“气候变冷不是变暖”、“气候变暖是自然周期不是人为因素”，都是非专业者盲人摸象、张冠李戴的结果（也有一些专业者出于利益往这类观点上引导）。而没有知识和足够判断力，也没有太多精力去了解完整事实的大多数民众（还包括许多非相关专业的精英阶层乃至知识分子，尤其缺乏科学素养和逻辑思维能力的中国精英和知识分子），就会被一些听起来好像有道理甚至好像有根据证据的说辞迷惑，然后就产生了错误的认识，并让这些错误认识决定了对待气候问题的态度和行为。而那些制造和传播谣言和阴谋论者，十分可恶、罪恶滔天。

    打个比方，这就像一个人A生病了，去医院看病，医生告诉他是什么什么病，应该怎样怎样治。而有一些人（假设是当事人A的亲密朋友），对医疗问题一窍不通，但却七嘴八舌的说，他们可以看出A是什么病、应该怎样治，并且警告A让医生治容易出医疗事故，还说医生都是为了钱，不会治好A而是会谋财害命。而且他们还能找到医院和医生各种瑕疵，例如以前的确发生过医疗事故，医生对A的病情没有说“100%一定确诊”，以及医生对病情的看法几天一变、医生某句话和某句话听起来很矛盾、医生会诊时不同医生意见不一样……诸如此类，反正就是忽悠A不要在正规医院让有资质的医生看病，甚至直接说现代医疗体系就是谋财害命的工具。那么A怎么办呢？他们中有的说A根本没病，有的说要杀猪宰羊焚香祈祷，有的说应该吃茯苓草药……不过共同点就是反对医院、医生和现代医学。A如果不听医生而听他们的，那必死无疑了。

    而气候变化问题中专业意见与各种谣言与阴谋论者的行为，正是如A看病中的遭遇这样。只是气候问题导致生病的，是整个地球及地球上的所有人类。那些谣言与阴谋论者所说的话，也的确是假话里掺着一些真话，例如按照科学方式对抗气候危机，的确未必就能成功，就像医院治病不一定能治愈一样。而减少碳排放以减缓气候变暖，也显然需要人类付出代价，就像吃药做手术都有后遗症一样。而各种高投入大代价的应对气候危机的计划失败，也就相当于医疗事故了。只是，假如不接受专业人士给出的事实和建议，而是听那些谣言与阴谋论者的噪音，那地球上的整个人类，大抵也会像A死亡一样全体灭绝吧。如果还要在喻体和本体中找个共同点，A没有及时治疗而死亡，死亡之前很可能身体肿胀、器官溃烂，极痛苦而死；而地球上最后的几十亿人类，也基本会在高温、洪水、瘟疫、干旱的轮番侵袭下，成批的死亡，然后为争夺有限资源拼命的互相杀戮，然后继续被灾害侵袭，自然灾害和人类互害同行，最后，人类捎带着地球上大部分甚至全部生物，灭亡。

    言归正传。将“承认/禁止否认气候变暖的真实性、人为性、危害性”作为“政治正确”，就是试图把胡说八道的言论摒除在决策力量之外，尽可能团结人民坚定的按照科学方式对抗气候危机。可惜的是，“政治正确”其实并没这样大的威力，连法律都无法足够有效约束的人类，靠“取消文化”又怎么可能？虽然满嘴谎言的特朗普下台了，但否认和怀疑气候变暖、或者对此毫不在意、更不赞同采取各种措施对抗气候危机的共和党保守派，仍然在国会、最高法院端坐。他们没有被解雇，反而可以轻易的“取消”别人的各项权利与自由，例如否定女性的堕胎权。

   说到这里，很多事情都是有联系的。保守派不仅在美国国内反堕胎，还阻止美国医疗援助机构在亚非拉推动避孕。例如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大幅削减帮助非洲贫困国家女性避孕和堕胎的援助。这会导致人口本已稠密又缺乏淡水等生存资源的非洲，面临更大的经济困难和资源紧张，各种战乱会加剧，人与人之间为争夺有限资源将更加惨烈的自相残杀。保守派尤其宗教分子拒绝人口控制，敌视科学规划和顶层设计，更反对全球层面的“宏观调控”，后果是灾难性的。如果美国和世界生育的人口再多些，消耗的能源和制造的汙染再多些，世界将更早迎来末日。即便不谈这导致的碳排放的增多、气候危机的加剧，人口暴增对资源的消耗和更残酷的利益争夺，就会让人类陷入灾难。美国的保守派引领着世界反科学的潮流，也带领世界走向毁灭的快车道。

   很多人说“政治正确”太过分，我倒是希望“政治正确”能如激光枪、火箭炮，将一切谎言者与作恶者摧为齑粉。可惜，现实中并不能。我们只能看着这世界在那些愚昧和败坏者破坏下越来越坏，最终灭亡。

     “政治正确”的“孪生姐妹”--“身份政治”：锋利好用的双刃剑（兼论美国2016年大选和2019-2020年香港反修例运动中与“身份政治”相关的问题）

     “政治正确”的一个主要特点，即高度强调支持/反对对象的身份特征，以及对相同身份特征者有促成团结和集体行动的强烈要求，如其强调的保护弱势群体如女性、少数族裔、LGBT社群成员等，均具有鲜明的身份独特性。而他们所反对的“压迫方”，如男性、主体民族/主导民族、顺性别异性恋等，也是有着共同特征的群体，并在其意识形态构建中，将之与弱势群体设为对立关系。而反“政治正确”的，在对身份认同和自身群体利益的强调上，具有与支持“政治正确”者完全相同的特征，只不过所支持/反对的对象恰恰相反。例如美国反“政治正确”群体就往往是占美国主导优势的白人男性宗教信徒。

    而牵涉到不同身份群体内部的认同与对外的排斥，以及不同身份群体（尤其身份与价值观对立群体）之间的对抗，就是互联网和现实政治中另一个热点问题，即“身份政治”。而“身份政治”与“政治正确”（及反“政治正确”）关系极为密切，二者可谓“孪生姐妹”般的关系。与“政治正确”一样，“身份政治”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国家，也有不同的含义。本文会讨论多种“身份政治”，但狭义的“身份政治”指最近几十年欧美国家兴起的“身份政治”热潮。以下对“身份政治”的讨论，也以这种“身份政治”为基础和重点。

    在欧美近几十年的政治变迁中，“身份政治”越来越成为政治动员和政治参与的重要手段和特征。而狭义“身份政治”的起源，是二战后欧美各种民权运动、平权运动及政治新思潮的兴起。不同于苏东阵营和“第三世界”大都处于非民主的状态，战后的欧美已建成相对成熟的民主政治和自由社会，并且长期生活在相对和平富足的环境中，即所谓“黄金时代”。

   在自由民主这样的基本民权业已实现的情况下，欧美追求更公正和幸福生活的进步派、左翼力量，开始追求更多的民权与利益。而其追求的重点，一是社会不同阶层、不同处境、不同身份的群体及个人，能够实现真正的和实质的平等；二是各弱势群体、少数群体、边缘群体能够实现其作为特殊身份者的特有诉求和利益，起码要弥补因其相对弱势条件和处境而落后于既得利益的强势者的相应损失。对于劳工阶层，希望得到作为工人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权、安全保障等；女性则希望有与男性一样的参政权、工作权、工作中同工同酬，以及为女性提供其性别特征所需的特殊支援和保障；黑人、印第安人、阿拉伯裔、亚洲裔人士等美欧少数族群，也要平权，以及弥补历史欠账；同性恋者当然也要追求与异性一样的婚姻权、法律保障等；身体残疾和心理残障者，也要求有平等的工作权利与对残疾人必要的照顾与支援。（此外，还有以上多种身份的重合者，例如黑人女性残疾人这样的多重弱势者）

   这些各具独特身份的群体，与主流既得利益群体中有良知和同理心的正义之士，共同掀起了美欧二战后风起云涌的民权运动和平权运动，包括劳工运动、女权运动、黑人及少数族裔民权运动、LGBT权利运动、残疾人平权运动等。这些不同身份者及推动的各种运动，即是今日“身份政治”的发端。

    不过，当年的这些对内同质对外异质的群体，对身份认同的强调还并不十分强烈，主要是集中在各种现实的诉求，而非对自己身份的狂热尊崇及内部的忠诚。但显然，那时的民权运动和平权运动，已经有着很明显的“身份政治”色彩。这些身份各异的群体之间，大多是合作关系，共聚在进步主义的旗帜下，为获得自己应得的平等、尊严和利益而奋勇前进。

    在1960-1970年代，经过激烈的抗争，包括付出各种流血与死亡的代价（如马丁路德金之死、“密西西比在燃烧”），他们达成了部分目标，实现了一部分诉求。美国劳工的待遇得到提高，针对黑人的种族隔离被废除，女性参政和工作少了许多阻碍，同性恋、残疾人等特殊群体的利益也开始得到重视和保障。那个时代可谓欧美的“伟大时代”，也是世界人民向往的灯塔。

    但好景不算太长。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以撒切尔和里根的上台为标志，西方进步主义趋向消沉，基督教传统的复兴成为“新主流”。以英美的保守主义为代表的右翼势力掌权后，就软硬兼施的打击各种进步色彩的民权运动和平权运动。例如撒切尔就野蛮镇压了英国的劳工运动及北爱尔兰的独立运动。再后来，苏东剧变让西方进步派的某种精神依托垮塌，保守主义继续得势。

    直到温和左派克林顿、布莱尔、施罗德等人的上台，才标志着欧美进步主义略有复苏，保守主义有所萎缩。但此时的民权运动和平权运动，已不像六七十年代那样波澜壮阔，变得相对和风细雨。而各种特别身份的群体的抗争，也相对更加和平与低调。虽然每年“八国峰会”之类论坛会议时，有些极左势力会诉诸暴力，但也只是破坏一些杂物、焚烧若干轮胎，不再有那么强烈的革命烈勇。而建制层面，1995年在中国北京举办的世界妇女大会上，希拉里代表世界进步女性的呼喊，还是很有震撼力的。此后数十年，欧美各国及世界的政治局势也有着各种变与不变，各群体的平权运动也随之浮浮沉沉。

    而“身份政治”，无论在进步主义的高峰期还是低潮期，都在逐渐强化。当进步力量得势，强调自身身份认同是进取和骄傲；当保守派占优，平权进程陷入低潮时，“身份政治”更加得到强化，原因是为了加强团结、振奋精神、积累力量，以对抗不公不义的政权和压抑冷漠的外部世界。这时的“身份政治”中身份认同的作用，已经不再像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那种为争取作为某种身份群体者应有的合理合法的利益，而更多成为了区隔“己者”与“他者”的工具，并塑造某种并不必要的身份骄傲感乃至优越感。这显然代表着“身份政治”向不好的方向转变。

   而互联网的发展和家用电脑、智能手机的普及，让世界各国的政治动员、政治参与、政治对抗，包括对各弱势和少数群体的处境和抗争进程，都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而现下的“身份政治”的内容与形式，表现与影响，也正是在互联网成熟和普及后形成的。在互联网刚出现的时候，人们普遍认为它将促进不同国家、不同信仰、不同身份的人相互交流，以及理解与融合，世界将因此成为一个大家庭。

    但现实却并不是这样美好。一定程度上，互联网的确促进了世界各国人民的沟通交流，也实现了一些以前难以做到的远程迅捷合作，世界似乎成了“地球村”。但另一方面，互联网加剧了不同国家、不同信仰、不同群体的矛盾冲突，并逐渐形成了各种互联网及现实中的“同温层”，隔阂与对立乃至冲突，成了互联网时代政治交流的主旋律。至于为何这样，就和互联网平台信息“短平快”、知识碎片化、发表言论方便但缺乏门槛和追溯性导致谣言和仇恨言论泛滥、易放大极端化的声音等有关，说起来又是很大的话题，在此就不展开了。

   总之，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的普及，加剧了不同身份立场者的冲突，自然也强化了“身份政治”。人们根据自身的身份、价值观、利益诉求，分成不同的阵营相互谩骂、羞辱，乃至“人肉搜索”和线下攻击。互联网上各阵营的斗争，在民主自由的欧美，立即转化为现实中的政治对立与博弈。而2010年代至今，又逢欧美和世界局势的剧烈变动，尤其政治的极化与社会的撕裂加剧，让“身份政治”的价值水涨船高，反过来也又加剧了各种撕裂与对立。而“身份政治”导致的欧美乃至世界范围内的撕裂与对立，在2016年美国大选及特朗普当选后，达到了迄今的最高潮。（因为美国是欧美各国中国民群体最多元、社会矛盾最尖锐、“身份政治”最明显的国家，所以以下以谈美国的“身份政治”为主为典型）

    而作为反建制的“异类人物”特朗普能够成功当选美国总统，本身就是“身份政治”促成的。如前所述，“身份政治”一直伴随着二战后欧美社会的发展。2008和2012年，作为黑人的奥巴马连续当选美国总统，“身份政治”就起到重要作用。虽然说根本上还是因为奥巴马的政纲和政绩得到过半美国民众认可，但其作为黑人的身份，也成为黑人及其他一些少数族裔投票给他的原因。2008年和2012年大选，分别有95%和93%的黑人将票投给了奥巴马，而白人只有43%和39%投给他。显然，“身份政治”对奥巴马的当选有着重要推动作用。

   2016年大选，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也想复制奥巴马的成功。她在坚持奥巴马的种族平权政策同时，还主打女权主义（这当然也与她自己的女性身份有关），以此希望得到更多女性的选票。而对于其他弱势和少数群体，如LGBT群体、亚裔拉丁裔阿拉伯裔少数族群，以及传统的民主党支持者劳工群体，希拉里也都提出了相应的政策，承诺保障他们在既有平权运动中的所得，并进一步改善他们的处境。这些举动，都涉及对特定群体的支持和承诺，显然也是在利用“身份政治”牌。当然，希拉里竞选总统并不只靠“身份政治”，而是其丰富的从政经验和成绩，以及充分的执政能力。按照大多数美国内外观察者的看法，2016年希拉里几乎笃定当选。

   但选举结果令世界惊讶。从竞选之初就完全不被看好、进入终选后也被认为将是希拉里大比数胜出的陪衬的特朗普，居然击败了希拉里当选总统，而希拉里抱憾而败。虽然从普选票看，仍然是希拉里得到了更多选票，但因为美国特殊的“选举人团”制度，特朗普依靠在更多州份选情的相对优势，尤其几个关键州的胜利，得到更多的“选举人票”，以相对较少的普选票当选总统。但即便普选票少于希拉里，特朗普仍然得到了参与投票者中46.1%的选民的支持（希拉里是48.2%），与希拉里差距不大，足以说明其是有相当民意基础的。

   那么，这说明希拉里利用“身份政治”竞选的策略失败了吗？事情并非这样简单。首先，希拉里仍然得到参与投票者中88%的黑人、65%的亚裔和拉丁裔、94%的黑人女性、77%的同性恋者、84%的“自由主义者（美国政治语境下的自由派）”的支持。

   但为什么希拉里还是失败了？原因就是，她的对手特朗普更加成功的利用了“身份政治”。更深层的来说，是右翼、保守派、传统势力对于进步的、左翼“身份政治”的反噬，取得了成功。

    二战后美国各弱势和少数群体的一系列民权运动和平权运动，以及取得的不俗成就，极大冲击了旧秩序和旧有的利益格局。而相关的“身份政治”潮流，也打击了根深蒂固的既得利益与保守势力。而支持和参与“身份政治”者对诸如女权、LGBT权利、少数族裔权利的强调（甚至有时是过度的、令一些人厌烦的强调），以及逐渐衍生的对自己作为女性、黑人、同性恋等特殊身份的自豪感甚至反向优越感，尤其对相对的男性、白人、异性恋者某些既得利益乃至其身份本身的批判（既有合情合理的，也有各种偏激的恶语和行为），更是刺激了传统上占有优势和话语权的力量。而进步势力构建“政治正确”，禁止对弱势群体少数群体的侮辱诽谤甚至一般性批评，并对触犯者进行“取消行动”，迫使各种机构开除触犯者，当然也触怒了传统势力。

    这些几乎必然的引起传统的、保守的、既得利益一方的反感和反弹。当进步势力强调弱势的少数的各群体利益重要性、独特性时，也自然凸出了对立者的身份。所以，传统保守的既得利益一方同样形成强烈的身份认同与增强内聚力（很多原本不在乎自己身份的白人、男性、基督徒、异性恋，也在“身份政治”波及下“觉醒”，并参与到基于身份的对立冲突之中），并且对进步势力方的对应群体发起反击，就可谓水到渠成了。因此，在美国，与那些弱势、少数、新兴群体相对的既得利益、主流身份的、旧有和传统的势力，如男性、白人、异性恋等群体中的保守激进者（立场保守态度激进），就形成了他们的身份认同和相应的意识形态及行动路线。而其价值观和行为，几乎与进步势力恰恰相反，这当然不是巧合而是故意。

   就像进步势力的“身份政治”强调黑人和其他少数族裔被压迫和歧视的历史与现实，要求平权和强调作为特殊群体的权利，保守势力就鼓吹白人优越主义、强调白人在美国的主导地位和更大贡献，要反对平权政策的“逆向歧视”；对提倡女权主义者，保守派就强调男性的价值与贡献，并利用宗教信仰等为男权主义背书；对倡导LGBT权利者，保守派就发表各种反同性恋反跨性别或变相反同反跨的言论，强调遵守传统价值和家庭伦理的重要性，并同样利用宗教思想支撑其传统理念。

    保守派的这些价值观和立场主张，很多都来自于美国传统价值观和约定俗成的理念，而美国的“传统价值”，就约等于基督教保守派思想，尤其基督教福音派和基要派的价值观念。其核心价值观念包括信仰上帝（不是自由派那种仅仅当成心灵寄托，而是真的认为一定有上帝）、严格遵守《圣经》等基督教义、因循守旧、男尊女卑（这个可以从《圣经》找到很多原文）、反对科学（但并不反对日常科学工具使用，只反对科学观念不反对具体且日常的技术）、反对同性恋（这当然也是来源于宗教价值）、消极自由（反对大政府、支持持枪权等）等。正是如此，美国保守派的核心即是基督教福音派基要派。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美国男性、白人、异性恋都持如此立场。相反，很多男性、白人、异性恋是支持女权、少数族裔权利、LGBT权利的。但哪怕有50%以上的“主流群体”导向保守派，就足以对弱势和少数群体形成相对优势和打击。因为“主流群体”不仅占了人口的大多数（或起码相对多数），更是有着更多的资源和话语权。很多保守派说“美国已经被左派/少数群体把持”，并不是事实。除了高校在内学术界和主流传媒界的确是进步势力占绝对优势、群体成员多元化程度高，其他如政界、商界、军界、法律界等，仍然是“主流群体”占绝对优势，只不过其中有些倾向于进步派有些支持保守派。

    在美国二战后这么多年的民权运动与平权运动中，“主流群体”的态度是复杂的多变的。1960-1970年代，既有残暴杀害民权人士的白人暴徒和镇压民权运动的保守派白人警察（尤其美国南方一些州份的臭名昭着的持种族主义立场的白人警察），也有与黑人、女性等站在一起奋勇抗争的男性白人公民。而大多数民众是一种观望态度，但时而也会参与到对民权运动的支持或抵制中。后来的政治变迁中，里根、克林顿、布什、奥巴马等保守派和进步派交替当权，也反映出美国民众意识形态的波动变化。整体上看，“主流群体”中倾向进步派、支持弱势和少数群体的，与倾向保守派、反对平权的，可谓不分伯仲，各有消长。

    而2016年特朗普的胜选，反映了保守势力的得势。而选前特朗普公开支持者的相对稀少，和开票后反映的特朗普支持者的巨大数量，以及特朗普当选总统后保守势力走上前台活跃，都反映了潜在保守的、反进步反平权的力量的强大。而这些人很多程度正是被“政治正确”压制的人群，是进步势力“身份政治”所排斥和对抗的对象。

   前面已经提到，“政治正确”是为了保护弱势群体而设立，“身份政治”的目的也是弱势群体和少数群体平权。但“政治正确”的高压下，人们的言论显然受到了限制。而且，每个人都有通过言语表达想法（包括一些不太“政治正确”的想法）和宣泄情感（免不了有憎恶和仇恨）的诉求，而“言多必失”，总会有些不恰当言论。尤其在与他人发生冲突时，很多人更容易发表冒犯和仇恨言论。而支持“政治正确”者往往不乏吹毛求疵者，对发表“不政治正确”言论者口诛笔伐，甚至要求政府、学校和公司开除当事人，禁制类似言论出现。这当然会引起仇恨和反弹。

    而“身份政治”中弱势群体和少数群体的一些诉求，曾经被相当多的“主流群体”所支持。但时日已久，很多人对黑人、女性、同性恋等群体不断强调自身特殊权益、尊奉自己弱势者身份的言行，变得厌倦和反感。“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对他者尤其异质群体的苦难，旁观者更多像鲁镇百姓看待祥林嫂的悲惨遭遇一样，有些同情但更多是憎恶。当这些群体成员喋喋不休的讲自身身份认同的重要和自豪，要求实现自身权利和尊严，越来越多的人产生了逆反心理，由支持变成反对。而且，很多人也认为，经过这些年的各种运动和改革，弱势群体、少数群体早已得到了足够的平等和补偿，现在已经由平权变成要特权了。虽然这并不符合事实（有各种严谨详实的调查，例如皮尤研究中心的各种相关调查数据，证实各弱势群体和少数族裔仍然处于相对弱势处境），但弱势和少数者处境的确已有很大改善，已不再像以前那样极端恶劣与无助。

    同时，有些似乎是“主流群体”的群体及个人，认为进步势力忽视了他们才是“弱势者”。这以美国“锈带州”大量失业破产的工人阶层、美国内陆和南方农村居民为典型。这些人很多是白人、男性、异性恋，但并不觉得自己是“既得利益者”，反而自觉是被遗忘的群体。因为民主党的亲劳工立场，他们中曾经有很多人投票给民主党。但从奥巴马以来，起码在宣传和给人的直观印象上，民主党更关心那些更明显属于“少数派”的群体如黑人、同性恋，而忽视了劳工和农民。而且，这些白人男性乃至他们的妻子孩子，价值观是比较保守的“大老粗”。他们本来就对民主党那些进步的、积极自由的政策不感兴趣甚至反感。而奥巴马、希拉里强调黑人、女性的权利，大谈环保、同性恋、全球化，他们就越发厌恶了。他们认为自己沦落到现在，正是因为环保和全球化。只不过奥巴马还比较亲民、亲劳工，支持率还相对较高。而希拉里属于高高在上的精英女性，不接地气，不仅“老白男”们不喜欢她，很多保守的白人女性也厌恶她。

   而这时，保守派对他们伸出了橄榄枝。保守派深知这些“锈带州”和内陆白人工农及家庭主妇的好恶，就利用宗教、种族/民族/国族及其他各种民粹主张拉拢他们。例如保守派声称，是中国夺走了美国工人的工作、是中国的工业品和农产品侵占了美国市场，而民主党的全球化政策成为中国“经济入侵”美国的“帮凶”。而宣传白人优越和白人至上理论，也暖了这些被民主党冷落的“劳苦大众”的心。他们还宣传基督教福音派思想，以麻醉这些知识欠缺的平民白人。这些平民乃至底层的白人，在沉沦中感到了关怀和希望。再看看倾向民主党的主流媒体反复宣传的黑人权利、LGBT骄傲游行，以及他们认为不是福音而是祸害的环保活动、全球化政策，他们中很多人坚定的选择倒向共和党。至于民主党倾斜给他们的各种福利保障，在他们心中抵不过传统价值尤其宗教信仰。他们也认为这些福利只是全球化的“残羹剩饭”，一厢情愿的指望打击中国的工农业、停止进口中国商品，让他们的工作饭碗和产品更值钱（这种想法当然是不切实际的，因果都错了的）。

    而还有很多社会精英，虽然日常公开场合不反对甚至支持“政治正确”，但其实内心是反感黑人、同性恋、女性的，只是担心丢了工作、遭受孤立，不敢公开说出来。即便民调时，也有些人撒谎说不支持特朗普。但是投票则是秘密的，他们完全可以表达真实立场。而且，正是由于“政治正确”的压抑，以及对进步势力要求给予弱势和少数群体更多权利和尊重的“身份政治”的逆反，他们有更强烈的动机去支持特朗普这样敢于打破“政治正确”、反对给弱势群体少数群体让渡更多利益的候选人。

    特朗普本人的各种特质及言行，也正是反“政治正确”、反进步“身份政治”同时擎起保守“身份政治”旗帜最合适的承担者。在特朗普“横空出世”以前，代表保守派的共和党屡屡输给民主党，就是因为前者在常规的“辩经”中无法战胜后者。例如奥巴马就是个非常“政治正确”的人，他自己就是作为少数族裔的黑人，政纲要求尊重弱势、维护和平、提倡科学，非常在乎民权和社会正义。而他在总统竞选中的共和党对手麦凯恩、罗姆尼，都是传统的保守派绅士。他们不会撒谎、谩骂，也承认“政治正确”是正确的（起码不会公开反对），只能重复强调家庭伦理、爱国主义、个人自由等传统价值，难以辩得过奥巴马，更不讨左倾和求变的年轻人喜欢。同样，如果是他们或彭斯、卢比奥等人对战希拉里，大抵也会败下阵来。

    而特朗普不同，他的突出特点就是敢于打破各种“政治正确”，其性别歧视、种族歧视、宗教歧视、反智反科学等言论几乎充斥了其所有公开和私下的讲话。而且他还敢公开传播谣言和阴谋论，例如声称希拉里贪汙腐败、奥巴马是恐怖组织“伊斯兰国”创始人、气候变暖是谎言等。据统计，他竞选总统和执政期间共发表过超过2万条谎言，平均每天超过10条。这不仅让反“政治正确”者觉得出了不能“自由发言”的气，还可以破坏基于“政治正确”的竞选论辩。按照美国建制派的政治规矩，共和党很难战胜民主党，而特朗普则直接扯烂了文明的幕布，打破了“政治正确”的束缚，表达了很多保守派不敢说或者说了无法产生影响力的观点和主张。

    特朗普看似荒诞疯狂的言行背后，是美国数千万乃至更多保守派对“政治正确”的反感和对进步势力“身份政治”的反弹。特朗普依靠另一种“身份政治”，再加上利用了美国选举制度的缺陷，成功当选美国总统。这同样可以从2016年美国大选选民的取向统计证明。有81%的保守派、90%的共和党人（包括90%的共和党男性和89%的共和党女性）、81%的白人福音派和重生派基督徒投票给了特朗普。而特朗普也在白人（57%：37%）、独立人士（47%：41%）、男性（52%：41%）、已婚者（52%：44%）、新教（59%：37%）和天主教（52%：45%）及其他基督教派（55%：41%）信徒、异性恋者（48%：47%）、退伍军人（60%：34%）、高中及以下学历者（51%：44%）、郊区（49%：45%）和乡村（62%：32%）居民中，得到了相对更多的选票。尤其在白人（占总投票人数的70%）、基督徒（74%）、异性恋者（95%）这三个占美国选民大多数的群体中，均获得了多数的支持。这同样是“身份政治”的胜利。（注：特朗普和希拉里得票相加不到100%是因为还有其他几个候选人，他们合计得到了4.7%的有效投票）

   值得注意的是，52%的白人女性投票给了特朗普，投票给希拉里的只有43%。这反映了“身份政治”本身的非全能性，以及多重“身份政治”冲突的影响。按“身份政治”乃至某些一般印象，女性应该支持女权主义。希拉里不仅支持女权主义，本人还是女性，但为什么大多数白人女性反而投给了特朗普（即便在全体女性中，希拉里支持率也只有54%，而特朗普是41%）？

    第一，是女性未必支持女权主义；第二，是多重身份、多个价值取向的人，面对身份和价值观的冲突，会选择某个最看中的价值观、根据最优先认同的身份来投票。美国是一个保守主义气氛浓厚的国家，女性也不例外。甚至很多家庭妇女、农村女性，往往比男性还要保守。就像“多年媳妇熬成婆”后也成为欺压儿媳的恶婆一样，很多女性也非常反对女权主义。尤其受与“程朱理学”有某种神似的基督教保守派思想影响的女性，视现代女权主义如洪水猛兽，对像希拉里这样抛头露面、独立自信的女性非常厌恶甚至仇视。所以，很多白人女性本来就不赞同甚至反对女权主义，所以希拉里凭女权主义及女性身份，当然不能得到她们的青睐。这也反映了“身份政治”并不总是有效。而且，“身份政治”中存在多重身份的相对矛盾，多重身份者面临何种身份为优先认同的纠结斗争。

   一些白人女性并不在乎相对独特于男性的女性身份及特殊利益诉求，却更在意自己的基督教信仰和白人血统和文化。在美国内陆（尤其南方内陆，所谓“深南部”诸州）、乡村、低学历和低收入家庭，很多女性是基督教福音派基要派信徒，也是白人至上或白人优越主义者。即便不是强烈的种族主义者，但也对少数族裔的种族平等等诉求反感或无感。就像《乱世佳人（飘）》中描绘的那些南方白人妇女，很多都是亲近“3K党”的种族主义者或附和者。包括《乱世佳人》作者玛格丽特·米切尔本人，也起码是同情种族主义的（当然她自己或许不觉得如此）。这从《乱世佳人》的内容和感情倾向就可看出。这样的女性在当今美国仍然很多。即便其中有些人对女性身份自豪甚至支持女权主义，但她们更在乎白人身份和基督教信仰。所以，她们宁可投票给侮辱女性、反对女权的特朗普，也不投票给女权主义者希拉里。

    总之，特朗普依靠右翼的、保守派版本的“身份政治”，取得了2016年大选的胜利，并极大影响了美国和世界的现实社会与历史行程。而保守势力“身份政治”的形成和胜利，恰恰是由于进步势力“身份政治”造成的影响和刺激。着名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在对美国政治变动尤其特朗普当选问题进行的评论，就分析过“身份政治”的影响。后来，他还写了《身份政治：对尊严和认同的渴求》一书，详细论述了这个问题。他的核心观点之一，即是认为进步势力对“身份政治”的强调和运用，刺激出了保守势力对其相对身份的认同、内部的团结和凝聚及广泛的动员，最终导致特朗普的崛起和执政。我对此观点是非常赞同的。

    无论是进步势力为强调少数群体认同和利益诉求的“身份政治”，还是保守势力为维护既得利益和旧有地位与尊严的“身份政治”，都将社会裂解为一个个基于其相对独特身份、内部高度同质化的群体，并根据“进步”和“保守”分化组合为两个阵营，“认人不认理”的站队、“党同伐异”式的争斗、“你死我活”般的博弈，将美国乃至世界许多国家撕裂，也在世界各国、各民族、各种信仰间设下高墙和堡垒，令世界进入更加分裂、对立和动荡的新的历史阶段。

    不仅在美国，全球都出现了基于“身份政治”（或与“身份政治”类似的基于种族、文化、信仰、地域、价值观等形成的“对内高度认同”和“对外强烈排异”）的群体及相关的运动、行动。在印度，自从纳伦德拉·莫迪成为总理后，印度教民族主义声势日盛，并将反伊斯兰、对抗中国作为其主要的政治信条，并根据反伊反中的信条做了不少实际行动；在土耳其，埃尔多安政权以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为旗帜凝聚人心，打击世俗的凯末尔主义者和试图分离出土耳其的库尔德人，以图恢复“奥斯曼帝国”的旧日威风；在俄罗斯，普京也强调大俄罗斯民族主义与东正教传统，以此团结国内和对抗西方。而台湾地区的“蓝绿恶斗”，以及涉及“本省人”与“外省人”、“军公教”与大众、“独派”和“统派”的争议冲突，也都有明显的“身份政治”色彩。而在中国大陆，基于阶级、性别、地域、民族和宗教的争议也很激烈，只是由于中国的维稳体制及舆论控制，更多停留在“键政”这种口头层面，对线下影响有限（但对现实仍然有一定影响，起码是政府重视的民意，并可以影响一些具体事件，发言者也时有被举报被学校和单位开除者）。

    这些国家和地区各种群体的动向，与美国的“身份政治”有一定的差异，但本质上都是强调独特的身份认同，并且树立向外敌视仇视的对象，以强化团结、对抗“敌人”和达成目标。而从现状看，不谈这些“身份政治”是非对错而只看效用，他们团结“自己人”和实现某些政治、意识形态、利益诉求的目的，还是颇为成功的。

    “身份政治”之所以好用，就是因为它在很多方面符合人性的特点和现实的需求。“身份政治”将复杂问题简单化为不同身份的人的冲突，并且默认相同身份者利益和立场一致，就符合人抱团结党的特性。而且，同质群体确实有更多共同语言、共同价值观、共同利益。而人不仅爱“党同”，还热衷“伐异”。人们对于体貌特征、宗教信仰、文化习俗不同的他人，往往自然产生隔阂。而一旦有了很多接触，尤其涉及到利益冲突，就很容易产生歧视和仇恨。而因为人的“党同伐异”，所以往往会环护同类、鄙夷异类，因此各种个体冲突往往上升到群体间的对抗。然后双方的每个个体都被裹挟进冲突，被对方群体所恶待，然后引起反弹，双方你来我往，恶性循环。

    这种恶性循环下，大多数人很难跳脱，反而被深深的裹挟和进一步的参与。这不仅有“身不由己”的逼迫，更有仇恨产生的动力。相对于爱与和平，冲突和仇恨其实更能激发人们参与某些行动的动力，尤其是舍生忘死、不计血本的参与。“身份政治”下的恶斗，的确会“劝退”一些旁观者，但对于相关身份的涉及者尤其已经付出代价者，反而会更加坚定的参与。这又是“身份政治”对人性的利用和诱导。

    还有，对于大多数民众而言，由于其知识水平、思维能力、日常精力、所处环境的限制，对于很多复杂艰深的政治议题和意识形态争论，是难以充分了解和正确认识的，有些人干脆对政治就没有兴趣。即便是发达国家的公民，受教育水平也有限，很难搞懂一般只有专业人士、学者教授才能搞懂的政策主张。人们也都忙于挣钱养家，闲暇也都主要在放松娱乐，对政治的关心有限，没有空闲去认真详细了解各党派和各政治人物的是是非非。而如果搞“身份政治”，让人们按照自己的身份、信仰、立场站位，大家就容易理解也更容易做到了。而且人们也会认为，既然政治是要为自己争取利益，当然要站在自己人一边，是非不重要（头脑更简单的，会不加思考下觉得自己立场就是对的，自己“是”别人“非”），重要的是立场。还有，以前很多对政治不感兴趣的，根本就不去参与政治，连投票都不去。但在“身份政治”的影响下，“明白”了自己的身份和“价值”，有了作为某种身份者的责任感自豪感，就踊跃参与政治活动、积极为“代表自己”的个人和政党投票了。这就让“身份政治”风靡世界。

    很多自由主义者、个体主义者十分鄙夷“身份政治”，认为将个体与群体身份捆绑，本来就是一种愚昧的行为，有损个人自由，也不利于对普遍性的自由民主的追求和维护。这是有道理的，但却不符合人性和政治的现实。普世的诉求虽然人人向往，但是却也难以形成凝聚力，起码难以单独起到政治动员的作用。

   这有诸多原因。第一，自由民主是相对缥缈的东西，虽然也会实实在在影响现实，但却不是那么立竿见影。除了少数自由至上者和民主信徒，大多数人追求自由民主，是为了更具体的诉求而非自由民主本身。即便实现了自由民主，也未必能达成想通过自由民主达成的目标。自由民主还需要人遵守规则和克制，也是要压抑人性欲望的。而人们对宽泛的自由民主缺乏兴趣，更希望达成其具体目的。人们还需要即时的回馈和刺激。这些只有“身份政治”塑造的明确目标、营造的对内“同温层”和对外“党同伐异”才能满足。第二，正因为自由民主是普世的，所以争取它的人太多太庞杂，异质性太强，所以追求者难以团结，往往因为其他分歧而分道扬镳。而“身份政治”中同一群体同质性非常高，即便也有内斗，但是更有一致的利益与目标。第三，群体和大众需要明确的、强烈的、共同的信仰和组织，以形成共识、相互合作、集体行动。而纯粹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对这些恰恰是排斥的，更强调个体意志和自由选择。这就导致某种“自由散漫”，不利于团结和行动。追求自由民主的一个重要障碍，恰恰是自由主义本身的特点暨弱点。

   回顾历史，许多推动自由民主、结束极权的运动，都是以民族主义、宗教信仰等作为动员方式的。例如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普遍被认为是自由民主的胜利。但真正对二者起到巨大推动作用的、动员了更多力量参与变革的，恰恰是各国民族主义力量及一些宗教力量。东欧各国尤其波罗的海三国民众的反俄主义情绪，更胜于反专制的热情。例如第一个脱离苏联独立的国家立陶宛，优先诉求的是民族独立而非实现民主化。而波兰的剧变，也是波兰人强烈的反俄倾向加持及天主教力量助力的结果。而俄罗斯人反抗苏联，很大程度也是因为苏联为国内团结而压制主体民族和最大成员国俄罗斯的民族主义。比苏东剧变早数十年的“匈牙利事件”和波兰“波兹南事件”，虽然普遍被认为是反抗专制极权，但也都有着强烈的反苏反俄民族主义成分。

    美国一直被自由主义者视为世界灯塔，并将美国二战以来战胜纳粹德国、军国主义日本、苏联红色极权等各种邪恶暴政，视作自由主义的胜利。这也不符合事实或者说只是部分真相。自由主义的确是凝聚美国人心、让世界许多国家知识分子和人民倾心的思想旗帜。但是，在战争及冷战的具体组织和动员中，使用的思想武器并非自由主义，而是爱国主义、集体主义。二战期间，美国正是将保卫自由民主融于爱国主义之中，强调个人对国家的忠诚和奉献，才激励了上千万美国男女参军作战。硫磺岛上飘扬的美国国旗，当然可以被认为代表着自由民主，但其实它还是更代表美利坚合众国。后来的对苏冷战，美国也始终最在意国家利益而非自由民主，否则就不会扶植那么多臭名昭着的独裁政权，还与高度极权和极左意识形态的红色中国握手言和。后冷战时代美国与中国、俄罗斯、伊斯兰世界的对立与竞争，也更多是文明的冲突而非自由与专制的博弈。自由民主当然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号召工具，但只有借助更有集体一致性的身份认同，才能发挥其抵御外侮的威力。

    在自由民主与“身份政治”的碰撞中，往往经常是后者胜出。就像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本来是伊斯兰主义者、社会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合作推翻专制的巴列维政权，但三方在巴列维政权倒台后很快决裂。伊斯兰主义者轻松击败了自由主义者，击败社会主义者也没费太大功夫。这显然体现了伊斯兰宗教价值观和身份认同对穆斯林的强大凝聚力。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的典型阿富汗塔利班，在各种劣势处境下坚持战斗二十年，击败了美国扶植的世俗的、有一定自由民主的阿富汗政府，重返喀布尔。这也反映了信仰和“身份政治”力量的强大。1927-1949年国共争霸，中共最终战胜国民党，也是依靠强调“阶级斗争”的“身份政治”，广泛动员农民和工人，击败了相对强调自由民主的国民党政权。其实国民党政权的崛起和一度成功，也是有“身份政治”加持的，即以中华民族主义、汉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团结汉族公民。但后来，“中华民族主义”也被中共利用包装自己，再加上对“阶级”的强调及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鼓吹，获取了更多支持，最终赢取了决定中国百年命运的两党搏斗的胜利。

    最近几年最能反映“身份政治”强大威力，尤其其鼓动、团结、破坏能力的，是2019-2020年香港反修例运动。在反修例运动之前，香港关于追求更多自由和民主的活动一直在进行，但一直是以相对温和平静的方式进行的。即便2014年声势浩大以要求“真普选”为目标的“占中”运动，整体上也相当平和。后来数年，因为国内外政治局势的变化，香港的自由民主越来越受到限缩，但香港大多数民众都很平静，并没有多大的现实反应。除了少数知识分子，大多数民众虽心向自由民主，但却并不热衷政治，主要还是想的挣钱养家，在物价高昂的香港生存下去。

   很多香港人甚至会为了一些恩惠，投票给建制派。在香港回归后的二十多年里，在政治色彩较淡的区议会选举中，建制派能够得到超过五成选票，泛民只有四成，还有不到一成是中间派（当然2019年区议会选举除外，这次选举情况特殊）。在政治色彩较浓的立法会选举的普选票中，泛民占有五到六成，建制派也有四到五成。而区议会和立法会投票率都只有五成左右。这说明香港民众对民主自由的追求并不是那么强烈，起码有一半选民对政治非常冷淡，只想拿选票换一些现实利益。

    与主张自由民主的力量日益消沉相比，香港本土主义势力逐渐抬头。这些人也追求自由民主，但更强调“香港人优先”的本土主义立场。还有一部分本土派更加激进，鼓吹“香港城邦论”及“香港独立”。

    而香港本土派的崛起，很大程度在于香港本土居民与大陆人的隔阂与冲突。香港回归以来，由于语言、文化、价值观、习惯的差异，以及对香港有限的资源和机会的竞争，香港人与大陆人经常发生冲突，虽大多是个体之间的矛盾，但日积月累，也成了两个群体普遍都有强烈感受的问题。而媒体的报道甚至炒作，双方一些人士的火上浇油（例如北大教授孔庆东辱骂“香港人是狗”事件和香港部分人集资刊登“蝗虫广告”事件），加剧了双方冲突。随着陆港两地交流的加深，冲突越来越频繁。而因为众所周知的大陆与香港在制度上的差异，也让港人对大陆缺乏好感，并恨屋及乌，对整体大陆人也逐渐有了敌意（当然这也有部分大陆人的责任，例如为专制辩护和攻击港人亲英恋殖，然后引起很多本来是大中华主义者的港人逆反）。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香港本土主义势力日益崛起。这些人不仅在思想层面构建“香港城邦论”等港独理论，还在现实中发动一些行动骚扰和攻击大陆人。例如早在2012年，本土派就发起“光复上水站”行动，抗议大陆“水货客”的走私活动。类似的活动还有很多，主要针对的是在香港将非自需购买商品进行“人肉走私”的大陆“水货客”。不过，由于香港法律对群己权界的限制，大多数歧视和冲突行为停留在口头、私下，或在公开场所以相对克制的方式表达，很少酿成大规模冲突。但这仅仅是“不敢”、“不能”，而非“不想”、“不愿”，部分香港人对大陆人的仇恨在不断积累，排外和独立倾向越来越强。

    终于，在2019年，借着对香港政府拟推出的《逃犯条例》的不满，香港本土主义势力将反中国（他们否认自己是中国一部分）、反大陆人、追求自决和港独的长期蓄势转为现实行动。超过一百万香港人参与了这场运动。运动一开始还较为和平，主要诉求也只是“撤回《逃犯条例》”。但因为政府低估了港人的反应，尤其林郑月娥等人的处置失当，抗议越发激烈，越来越多的香港人参与到示威游行之中。在游行示威中，“反《逃犯条例》”被称为“反送中”，已经体现出其反大陆的本土主义色彩。这些香港市民所厌恶的，不仅是大陆的执政党和统治集团。也包括整个中国、几乎所有的大陆人。这场行动也不仅是为反对《逃犯条例》，而是香港本土主义思潮下，本土自决行动和反大陆/反中国情绪和行为的总爆发。

    6月，双方冲突激化。以6月12日示威者冲击立法会为界限，和平示威逐渐变为暴力冲突。而后来的7.21元朗袭击事件和8.31太子站袭击事件，是建制派和警察暴力的高峰，也更加激怒了反建制派。从6月开始，示威者开始袭击大陆人、冲击中资机构、袭击亲建制派人士和店铺，打砸抢烧无一不为并普遍化。凡是表露出大陆人身份的人，无论是记者、游客、学生、职员，都遭到了暴力攻击，连在港大宿舍回避冲突的大陆学生也遭到骚扰。此外，其主要口号也变成了“光复香港、时代革命”，“香港独立”的口号也时常出现，并打出相应旗帜。后来，冲突还演变为街垒战，以本土派为主的反建制派坚持“武装斗争”了数月之久。而相对和平的主流抗议者，也不顾辛劳的在街头日复一日的抗议和掩护暴力者。直到后来，因为新冠疫情的爆发（此事非常意外，所有人都没想到这个“黑天鹅事件”），以及中共和港府各种软硬兼施，暴力才被平息，和平的示威和各种运动也逐渐停止。

    而能够支撑超过百万港人前前后后超过一年（其中激烈冲突期约半年）的高强度示威游行、制造和承受暴力的，正是香港本土主义所构建的“香港人”的身份认同、价值认同，及其衍生的价值观念与相关利益诉求。其认同、价值观及诉求的核心内容是（以下内容仅为代其表述而非认同，相反我并不认同还强烈反对）：香港人是一个独立的、不同于中国人更不同于大陆人的、有着自己独特历史、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共同利益的族群，与中国人、大陆人利益不一致乃至相对立，并受到来自中国大陆及大陆人的各种“入侵”和“毒害”，要拒绝和排斥中华文化及中国人/大陆人，实行“香港人优先”的政策，并以香港与中国高度切割、“民族”自决乃至独立为最终目标。而反修例运动的大部分时段（除了最开始几个月），反建制派港人基本都是以这样的认同、价值观和诉求为动力和目标参与运动的。

   一些政治观察人士将反修例运动视为捍卫自由和追求民主、反抗专制极权的运动。这当然也有道理。具体道理许多人都说过，我在此就不重复了。只说一下自己的不同意见。虽然整个运动有追求自由民主和反专制成分，但这只是其价值和诉求的一部分，且起码在2019年下半年冲突最激烈时是相对次要的缘由。而反修例运动最主要的价值观仍然是香港本土主义为基调，最具代表性的口号还是那句极具港独色彩的“光复香港，时代革命”。

    如果说运动的性质和主打价值观还有争议，但动员百万港人参与，尤其其中至少上万人参与暴力的动力，主要当然是香港本土主义思想，既包括对作为香港人的骄傲自豪及港人优先权的维护，更有对中国的厌恶与对大陆人的痛恨。如前所述，仇恨而非爱与和平，才是让人们舍生忘死投入政治运动的最大动力。香港人对自由民主虽然向往，但很少有愿意为此死难者。“占中”的相对平静，更能展现港人对自由民主的态度。而像反修例运动这样激进暴力，只有被侵犯了具体的利益，有了明确仇恨对象，才能做到。而各种激进行动和持久抗争，也需要明确的身份认同和内部团结，以明晰目标和分工协作。这一切，自由民主思想是无法完全提供的。只有强调香港人认同并强烈排斥大陆及大陆人的香港本土主义思想，才能让部分港人为之舍生忘死、不顾一切。

    有人会拿港人对八九民运的支持、对六四的执着纪念反驳，认为港人也完全可以为自由民主而付出和坚持。其实，港人力挺八九民运、长期纪念六四，同样有身份认同的因素。只是那不是香港本土主义的香港人身份认同，而是大中华主义的中国人和中华民族身份认同。许多港人之所以在1989年付出巨大心血支持民运、营救学生，既有对自由民主普世价值的追求，更在于作为中华儿女的血缘与文化认同。否则，为什么越南、日本、蒙古、巴西、以色列，这些国家及民众，没有如此倾心投入八九民运和纪念六四？原因非常简单，他们并不是中国人。而六四血案后，虽然美国、法国、英国、德国、澳大利亚等国都不同程度表达对中共谴责，还收留了很多中国学生和难民（“六四绿卡”），但关注六四力度也不如香港，同样是因为他们和中国是异国异族，香港是同文同种。港人对中国民主事业的追求，包含着强烈的家国意识，港人的“民主之梦”是从“中国心”萌发的。

    而随着近些年香港大中华主义的消退和本土主义的崛起，参与纪念的六四的人数逐渐减少，关注力度也不断下降。即便没有《国安法》的出台和一系列镇压行动，对六四事件的纪念在香港也会越来越淡。这也反映了港人身份认同的变化。当部分港人不再认为是中国人，就会认为六四是“外人”的事，于是不再关心或至少不那么热衷。这也更加证明了身份认同而非自由民主，才是召唤和动员相关人群参与政治的最大动力。

   当然，从更深的层次、更根本的原因来说，部分香港人排斥大陆、仇视大陆人、厌恶与中国有关的几乎一切，确实是因为大陆缺乏民主自由，没有法治和公平。对《逃犯条例》的抗拒，也是对大陆专制极权的恐惧。但是，引起香港人愤怒和对抗的直接原因，仍然是与大陆及大陆人的各种价值观和利益冲突。港人所攻击的对象，仍然是具体的代表中国大陆和中国人（而非仅仅代表中共和统治集团）的人和物。他们不关心中国大陆是否会自由民主，也不指望大陆同意香港实现普选和更多民主，只是希望和大陆早日切割、和中国断绝关系。

   甚至，这些港人在运动中一方面猛烈攻击代表中国和大陆人的人和物，另一方面却有意避开对中共重要人物和执政集团敏感点和象征的攻击。例如他们极少提及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对“中国共产党”及其在大陆的“黑历史”提及也很少，也没有特地的刻意的攻击过中共。这不像是无意间的忽略，而应是故意而为。至于原因，我个人估计，一是为强化其反中色彩、与中国大陆民主问题切割（以抵制支联会为代表的大中华民主派“建设民主中国”的立场）；二是试图以此减少中共对其的打压，让中共放过他们，他们不反对中共搞独裁，换取中共允许他们搞“香港人优先”和港独，互不干涉。他们在各种文宣和演讲中，都是强调反对“中国”而非“中共”，强调“自决”而非“民主”。

    因此，香港反修例运动的声势浩大和反抗激烈，主要在于其发起了“身份政治”而非强调追求自由民主。我并不赞同这些示威者的大部分主张（只赞同“双普选”等纯粹追求自由民主的成分，反对港独和本土排外内容），更反对主动的、针对相对弱势和落单者的暴力。但是如果纯粹从动员效果和产生的影响看，香港本土主义者的所作所为是非常“成功”的。如果不是新冠疫情的发生，反修例运动的结果还很难说。相反，如果只强调自由民主和反专制，就难以吸引如此多的人参与，更难动员人们参与暴力行动。

    不仅是香港，很多国家关于追求自由民主和反专制的运动，往往都是以强调其族群身份的“身份政治”进行动员的。例如发生在乌克兰的2004年“橙色革命”和2013年“广场革命（亲欧盟示威运动及冲突）”，都带有一定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色彩，并以反俄罗斯渗透干预为重要诉求。今年的俄乌战争，乌克兰人反抗俄罗斯的入侵，也是在捍卫自由民主的乌克兰，但主要动员理由还是反俄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而近二十年泰国发生的多次政治抗争，如反王权和反军人的示威，示威者也是有特定身份、派系、具体诉求的，而非简单的支持自由民主。如泰国的“反独裁民主联盟（红衫军）”主要由泰国农民组成，强烈支持民粹政治人物他信及其家族，其各种政治活动与其说在争取民主反对独裁，不如说是表达对他信民粹式民主的拥护；“黄衫军”则主要由城市中产阶级组成，是反他信、亲王室的政治力量，名义上也支持民主，但却赞同军方对他信阵营的镇压（因为中产阶级人数少于农民，在普选中总是失败，所以联合军方镇压农民，以维持城市中产的政治地位）。

   还有一些颇有规模的政治运动，就与追求自由民主基本没有关系，“身份政治”起到压倒性的作用。典型就如加泰罗尼亚独立运动、苏格兰独立运动、北爱尔兰独立运动。西班牙和英国均属于自由民主国家，其国内各地区的自由民主程度也没有差别。但是像加泰罗尼亚、苏格兰、北爱尔兰，还是有非常大比例的公民希望脱离现在所属的国家而独立。这里边当然有现实利益原因，但还有身份认同、价值观念等非物质原因。其中苏格兰和北爱尔兰还长期接受英国政府的“转移支付（主要来自于英格兰地区的税收）”和各种优惠政策支持，并受益于作为英国这个老牌世界强国一部分的各种好处（例如优良的国内市场、强大的军力、世界第一梯队的国际地位和话语权）。如果独立，这些好处都没有了，但他们还是要独立。所以他们并不是为了物质利益而独立，而是民族和教派认同等原因。

   一些香港本土主义者、港独分子，就或公开或私下的将香港与北爱尔兰相比。他们中的“勇武派”把自己比拟成暴力组织“爱尔兰共和军”，称赞后者武装反抗英国政府、谋求北爱独立的态度和行为。而在反修例运动中的一系列暴力，也的确与北爱反英分子所作所为类似。很多本土主义者也公开声称，即便中国大陆实现了民主化，他们也不愿意香港与大陆融合，仍然会追求自决和独立。他们这样想，是有一定民意基础的。《国安法》颁布前几年的多个关于港人身份认同的独立民调中，认为自己是完全“香港人（而非中国人）”的港人达五成五，认同是“中国人（而非香港人）”的仅一成，其他三成五认为既是“香港人”又是“中国人”。

    虽然民意总在变化，更久的未来中国大陆和香港如何变迁尚未可知，但香港的确已形成了相对独特的文化、价值观、生活方式，港人和大陆人也有很多隔阂冲突。尤其是港人和大陆人对资源、生存空间等现实利益的争夺，更是难以调和的矛盾。未来即便中国实现了民主化，香港也很难和中国大陆完全融合。相反，民主体制的中国，更难压制部分港人的独立倾向和行为，毕竟民主政权不方便像专制政权那样不择手段的镇压。那时香港若仍有大规模的对抗大陆行为，就完全无法用现在许多人认为的“民主自由与专制极权的对抗”来解释了。

    同理，中国的新疆、西藏问题，也并不是有了自由民主就能解决，相反那时维藏两族追求独立的浪潮可能更加强大。这早已有了苏联、南斯拉夫的前车之鉴。而共和国建国数十年来新疆和西藏少数民族的各种反抗对抗，同样是基于民族和宗教的“身份政治”为纽带，追求自由民主反而是次要的。即便在民族意识非常淡化的文革时期和80年代，维藏两族仍然有着较为强烈的民族认同，其他时期就更如此了。无论现在的专制中国，还是未来的民主中国，想要解决好新疆和西藏问题，首要的考虑还是如何解决民族矛盾和宗教差异（虽然我认为大抵无法有效解决，想结束流血可能只有分家（虽然分家之后未必就不再流血）和汉少聚居区人口置换），而非认为改善民生或实现民主就能天下太平。而故意不提及民族矛盾和宗教差异试图淡化问题，更是相当于掩耳盗铃，除了骗自己没有任何好处。

   我在文中讲这么多，尤其详细谈香港反修例运动，就是希望让更多人明白，“身份政治”比自由民主更具吸引力和动员力，对中国和世界政治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

    那么，“身份政治”究竟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如果不谈“身份政治”及其影响的性质（正邪），只论纯粹的效果，那“身份政治”是非常有效的。而如果从对进步与落后、正义与邪恶较量的影响上，那可谓正负参半。“身份政治”更多是一个工具，类似于互联网、枪支，好人可以用，坏人也能用。它也与“党争”颇相似，义士可以组党为国为民，小人自然用它营私舞弊。对于“身份政治”，我赞同弱势群体、少数群体、特殊群体利用其维护合情合理的、正当的、适当的利益；我反对既得利益者、优势群体、邪恶群体利用其维护不当的、超出必要限度的、损人利己获得的利益。

    因此，我当然反对如美国保守势力那种鼓吹白人优越主义、基督教保守主义（甚至原教旨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身份政治”。相反，我赞同如美国进步势力为维护女权、少数族裔权利、LGBT权利、残疾人权利等而进行的“身份政治”动员。但是，我也反对进步势力和各弱势群体、少数群体过度强调自己的特殊身份、过于战斗性的对待异质群体、在言语上和行动中做出各种反向的歧视与优越行为。还有，无论持怎样的立场，都应该尊重基本的事实，据理力争、保持诚实，而不能否认客观事实、认人不认理、胡搅蛮缠、撒谎与欺诈。

    保守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普遍认为，进步主义的“身份政治”是人为将所有公民拆解为不同的群体，并且鼓励一部分群体索要“特权”，破坏了平等性和个体自由。他们主张，应该“一视同仁”的对待所有公民，一切按照普适所有人的法律与制度对待之。这样的说法在中国自由派人士中非常流行，可以说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主流意见。当然，中国体制内精英也基本持这样的看法（当然他们还要既得利益者的特权）。

    这样的观点显然是错误的。本文在前面已经列举了大量事实和证据，清楚的说明了不同群体之间存在的各种非个人努力因素的差异，恰恰要保障弱势群体和特殊群体特定的权利、特别的需求，才能真正实现平等。就像对于女性而言，且不谈社会文化和历史遗留问题对女性的不利影响，仅仅由于其与男性在生理基础上的差异，就需要有诸如女性生育权利和自由、女性就业的机会及必要的工作条件保障、保护女性免受家庭暴力及家暴后得到救助权利等。如果没有这些保障，她们即便再努力，整体和平均上的社会地位、收入、自由度、安全感等也远远落后于男性。（当然，对于男性因性别歧视和客观条件导致的相对损害，也需要有平权措施予以补偿。另外，女性在享受各项权利包括特殊权益的同时，也应当承担相应的义务、做出与所得匹配的贡献。不同性别者应该多体谅对方的难处尤其独特的难处，而非仅仅谈自己的需求和权利）

   同样，对于残疾人，其由于种种外力、自我不慎及先天因素导致的伤残，就让他们无法做到像健全人一样程度的就学、就业、出行、办事，甚至穿衣吃饭都不能自理。而且，即便他们试图自立自强的学习和工作，仍然会遭遇大多数普通学校和一般单位的拒绝和歧视。哪怕一些残疾人有相当于甚至高于健全人平均程度的学习和工作能力，很多学校、企业也会出于各种顾虑（乃至仅仅是出于对残疾人的厌恶）而拒绝其入学和入职。面对这样的现实，如果国家和公共机构对其与健全人“一视同仁”，就等于对他们的遗弃。这对于文明的社会，是反人道的野蛮行径。何况，有很多残疾人的残疾，恰恰是健全人及社会各环节为自身利益而造成的（例如工伤、交通事故、战争），全社会尤其造成伤残者伤残的受益方，是有强烈责任做出补偿的。只有通过积极的介入和平权，提供衡平救济，才能接近相对的平等。

   还有一些特殊群体，其实所求的，正是像大多数一般人那样过普通的生活、有主流群体那样的一般性权利。例如对于同性恋者，有一条重要的要求即是“同性婚姻合法化”。他们这个要求过分吗？他们仅仅是希望能像异性恋者一样拥有婚姻而已。当然，你说“同性恋和异性恋并不一样”，那不就是歧视吗？说好的“一视同仁”呢？除了少数激进的同性恋者和跨性别者，大多数LGBT群体的诉求，仅仅是希望像普通的顺性别异性恋者有一样的权利和机会罢了。他们只是希望不被歧视的、光明正大的生活在世界上，不用为了并不损害他人和社会的性取向和性倾向而活在暗处。（当然我个人是倾向于立专法而非修改民法、先采用“民事结合”等方式保障同性恋婚姻权等权利的，并不赞同激进的、影响传统秩序和伦理的法律与政策大修。台湾的同婚专法就是很好的前例，值得大陆和其他国家地区借鉴）

    起码在中国，老人这一群体也是遭受歧视、排挤、欺凌、虐待的对象。在中国互联网上，到处都是相对年轻的人（尤其90后、00后）对老年人各种“耍赖”、“撒泼”、“碰瓷”行为的谴责，以及对老一代人各种陈腐观念和落后言行的嘲讽。看起来似乎中国年轻人很有素养，而老年人则素质低下、丑陋不堪。舆论之所以如此，其实仅仅是由于年轻人普遍擅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而老年人普遍不会上网或使用社交媒体不熟练，所以导致的话语权差异而已。而年轻人指责老人“撒泼”、“耍赖”，而年轻人似乎不这么做，其实是忽略了老人和年轻人体格的差异。对年轻人而言，不需要撒泼打滚，只需要正常说话就能解决冲突。如果是身体健壮的青年男性，仅仅站在那里一言不发都能让对方恭恭敬敬。而对于身体相对柔弱的老人，在冲突中往往只有做些撒泼的动作，才能争取权益（合理或不合理的权益），才能在和年轻人博弈中有一些胜算。年轻人只看到老人撒泼，而忽视了自己的身体优势可以占很多便宜。

    至于老年人思想比较陈旧、言行落伍，也更多是历史环境问题，及老人因视听和学习等能力退化难以跟上时代，应该更多是同情理解，以及想办法促进老人对现代信息社会的适应，而不是嘲讽指责乃至现实中的欺凌虐待。至于老人中的坏人，比例未必高于年轻人，只不过不像年轻人相对精致利己的懂得伪装、其丑恶看起来更加明显罢了。一般来说，老人中好人和起码不坏的应占大多数，坏人只是老人中的一小部分。可中国年轻人普遍对老年人不友善，起码在互联网上表现的是非常厌老，老人在中国互联网舆论场上缺乏应有份额的话语权。这样的现实也反映了中国需要保护老年人权益的“身份政治”，争取让老年人能够用文明合理的方式争取平等的获取各种公共资源和利益的权利与机会，并且能够有相当的话语权。

    因此，支持一部分“身份政治”而反对另一些“身份政治”，并不是双重标准，反而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于进步势力和弱势群体的“身份政治”，我们也完全可以就事论事谈论具体案例的是非，而非在整体上完全肯定和完全否定。

    不过有一点，进步主义的“身份政治”参与者与支持者，必须明白他们必定会面临保守主义的、既得利益者所组织的相对立的“身份政治”的反扑。前面我举的2016年美国大选的例子就是证明。而在中国，女权主义也遭到男权势力的反扑，残疾人及艾滋病人维权，也被健全人和非艾滋病人猛烈攻击。“身份政治”的参与者在享受“抱团取暖”的益处同时，也需要共同承受对立阵营对己方的无差别打击。这种身份对立显然也会恶化社会生态、网络生态，导致社会冲突加剧、动荡不安。这都是“身份政治”的副作用。虽然我个人认为进步主义的“身份政治”仍然利大于弊且的确必要，但参与者也应明晰代价和副作用，对此做好相应的心理准备和现实准备。

    对“身份政治”，自由主义者还有一种指责，即认为将个人归为某类集体成员，将其标签化，是抹杀了个人的独立性、独特性。他们更反对通过一个人的身份（尤其与生俱来的身份）来判断一个人的立场、价值观、言行乃至是非对错本身。自由主义者这样的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也体现了其对个体意志和选择的尊重，有利于个体的独立自由。但这不意味者自由主义就是对的、集体主义或“身份政治”者是错的。相反，在现实中，人们的价值观、立场、行为性质和倾向，与其身份往往呈高度正相关，用句俗话就是“屁股决定脑袋”。

    文革时毛泽东说过：“亲不亲，阶级分”。这样的话显然有以偏概全之嫌，还加剧了文革中残酷的且不必要的“阶级斗争”，并被自由主义者强烈批判。但批判者又陷入了对其完全否定的另一个极端。现实里，相同阶层和身份的人，的确更多是站在相同立场的。就像中共统治阶层的成员们，虽然各种内斗，但绝大多数人在涉及到其作为统治阶级共同利益如政权存亡时，态度就会惊人的一致。公务员、公检法、医疗人员、教职工，也会站在他们各自身份及相关利益的角度看待问题和对待他人。工人、农民被欺压的相对一盘散沙，但在很多时候也有惊人的团结。当然，也有一些自身阶级和圈子的“反叛者”，但无论中外都是少数，在中国更是异类。知识分子相对特殊，似乎相对独立自由，但其实也都受制于各种主观客观的影响与约束，也在各种议题和事务上因个人价值观、经历经验、利益诉求等，有着相应的立场和选择。所以，“亲不亲，阶级分”在现实判断中正确的概率远大于错误。这也证明了“身份政治”的存在合理性及在现实中的根深蒂固。

   每个个人超脱一切环境的束缚、打破所有身份的限制，实现完全的自主，只是一种理想下的“应然”；而绝大多数个人不得不适应环境的塑造、依托身份依附集体，无时不在外在的约束和内心的枷锁下求存，才是从古到今乃至未来永久的“实然”。而广义的“身份政治”，也将以各种形式持久的伴随着人类的历史与前程。

    “政治正确”面具下的虚伪与真实

     回到对“政治正确”的讨论上来。反对“政治正确”者除了对“政治正确”内容本身的反对，还会从“政治正确”的现实影响来否定其价值。反对“政治正确”的人声称，强行要人们遵循“政治正确”，就导致人变得虚伪，擅长撒谎，嘴上一套心里一套、表面一套背后一套。他们据此还攻击各种赞成和遵守“政治正确”者是“假正经”、“假慈悲”、“装样子”。例如中国互联网平台就常常声讨西方“白左”的“虚伪”和“慷他人之慨”，认为这些看起来同情弱势、鼓吹“政治正确”的进步派是“圣母婊”。

    那么，“政治正确”的确造成或助长了人们的虚伪和谎言吗？首先，这无法一概而论。具体分为以下几种情况：1.对于有些人，“政治正确”所要求的东西本来就是其发自内心尊重和遵守的道德准则，无论有没有“政治正确”的约束，其都会保持对包括弱势群体在内各种人士的尊重，并对弱者有着真挚的同情；2.另一些人则对“政治正确”内容无感、没有强烈的赞同或反对，对“政治正确”的要求一般选择遵从，循规蹈矩的过日子；3.而还有一些人，的确是表面上不得不遵从“政治正确”的要求，但内心里对女性、黑人、同性恋等十分厌恶，对犯罪和灾难受害者等不幸的人也缺乏同情，甚至内心幸灾乐祸。不过，因为“政治正确”的束缚，不能表达出来。他们将歧视和鄙夷藏在心里，或者以其他隐蔽的方式表达，如在比较私密的场合或匿名环境下发表歧视和仇恨言论。4.更恶一些的，表面遵守“政治正确”，暗中却想方设法欺骗弱者、坑害他人。

    对于第一种，无论有没有“政治正确”，都不影响他们对待弱者和他人的态度、行为。这就像很多道德高尚的人，没有法律约束也不会做损害他人和社会的事。对这样的人，“政治正确”没有多少实际影响。但“政治正确”的树立，是对这样的人自觉尊重他人、同情弱小的肯定，等于对当事人还是有正面意义的。

   对于第二种，“政治正确”就像学校里教的文明礼貌的学生守则，起到一种对言行的规范和引导，有利于这些一般情况下占人口大多数的普通人有更良好的言行习惯。而对这些人的价值观和内心，即便他们不那么热衷“政治正确”，也不至于逆反，仅仅是相对无感罢了。

   对于第三种，的确算得上是虚伪的、两面派的人。反“政治正确”者批评“政治正确”，也正是以这样的人为例。这种人的确品质不好，道德差劣，尤其是不诚实和口是心非。但是，这并不能说明“政治正确”造成了患害，反而反映了“政治正确”对各种言辞恶毒、缺乏同情心、心理阴暗者的约束。

   一定程度上，的确是“政治正确”造就了这样的“伪君子”。但是，如果没有“政治正确”，这些人就会成为“真小人”。关于“伪君子”和“真小人”何者更坏，也是一个长久的争议话题。“伪君子”的危害主要在于口是心非，擅于伪装和欺骗。但是，如果他并没有什么实际方式坑害、伤害你，尤其你加强防范的话，他们并不能对你产生多大负面影响。而“真小人”则不仅可以当面恶心你，背后当然也不会对你做什么好事。这样的人的确比较容易发现。但其实，他们之所以敢对你“小人”，大抵还是你相对弱小。如果你弱小，即便你通过其青面獠牙的举动了解其恶，也未必有什么办法阻挡。如果你强大，他一开始也就不敢对你耍小人行径。相比而言，起码我个人认为“真小人”比“伪君子”更加恶心。

    其实，这个世界上大多数人（包括我自己）都有“伪君子”的一面。毕竟人都是自私的，悲欢也难真正相通，在人际关系中也普遍是“近则不逊远之则怨”。一个人不公开的对他人的痛苦幸灾乐祸，不因一些仇怨当面辱骂斥责结怨者，已经是一种克制与尊重。至于内心如何，是没必要管也管不了的。即便再善良正直的人，在肮脏龌龊的世界受伤受辱后，也会萌发出一些可怖的想法，也想对着仇人乃至无辜的弱者说一些肮脏丑陋的话以发泄愤怒。歧视、偏见、仇恨，也深植人性之中，并因人在社会中的遭遇和冲突而诱发与放大，很难从内心彻底拔除。只要这些歧视和仇恨没有付诸言语和行为的实践，没有公开对着想伤害的当事人进行侮辱威胁骚扰，那就只能当做没有发生。所谓“论迹不论心，论心无完人”是也。而“政治正确”正是这样起到这种约束，让人们在冲突和愤怒中多些克制和忍耐。

    而且，“政治正确”虽然让人相对虚伪，但也减少了许多冲突和仇恨。人与人、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很多怨仇，往往就是“风起于青萍之末”，因为各种口角而诱发。尤其是“骂人揭短，打人打脸”，就可能结下天大怨仇。面对相对弱势的人和群体，攻击其伤疤、指斥其短处，攻击者一时非常痛快，但很容易引发反弹，然后互揭伤疤互击软肋，社会陷入仇恨之中。或者弱者忍气吞声，转移伤害给更弱者，社会更丑陋黑暗了。这都不是什么好的状况。而“政治正确”正是明确禁止类似行为，以减少社会戾气和仇恨，保持社会和谐。人们不说的确会憋在心里，但也比充斥于社会中更好。对于憋在心里者似乎不能出气，但其实也是在保护他/她不被更强者同样攻击。

   而第四种人很是可怕。他们不能当面讲出来，就转而暗箭伤人。对于这样的人，“政治正确”似乎是起到负面作用，也的确是有些负面作用。但如果一个人或者群体恶毒至此，有没有“政治正确”都不会干好事。就像法律的高压下，一些人通过阴暗隐蔽方式规避法律去损人利己。但如果没有法律，这样的人就老实本分了吗？显然不太可能。他们的阴暗败坏，不能怪到“政治正确”头上。

    因此，“政治正确”的确可能让一部分人变得虚伪、两面派，但整体上利大于弊，更多起到了对人们尤其社会精英、既得利益者的约束。

    再谈另外一个问题。那些支持、尊奉“政治正确”的人们，尤其西方的“白左”，是虚伪、双重标准、两面派的“圣母婊”吗？

    这同样无法一概而论。欧美、港台、日韩、中国大陆，乃至欧亚非拉其他各国各地，都有许多支持和奉行“政治正确”的人，其中也有很多比较符合“白左”、“圣母/圣母婊”特征的。总体看，除了都支持“政治正确”，这些人身份、价值观、言行都非常多样，品性也各有特点。我自己也接触过不少类似的人。

   这些人当中的确有些不好的人，其最不好的方面不是虚伪，而是双重标准。一些支持“政治正确”、价值观似乎是左派的人，一方面对一些进步价值观和立场很是尊奉，但在涉及到自身及所属群体利益时，就放弃同情弱势、主持正义，甚至把作为相对强势的自己群体打扮成受害方，利用左派同情弱势的价值观来掩饰其群体及祖辈之恶，维护其既得利益。例如北京公知dxx。还有一些港台自由派进步派人士，也是一方面大谈进步思想，一方面对仇视和攻击大陆人的行为网开一面，以及表现一些表里不一的行为，例如某媒体的创办者zxx。虽然有些事如果换位思考也无可厚非，但并不是无可非议。

    而如果说“虚伪”，这个涉及的范围就很大，定义也不那么准确。何为虚伪？口头宣扬正义实际当键盘侠是不是虚伪？某种程度的确是。但如果这样算，这世界上很少人不是虚伪的。而且如果干脆连口头的发言和讨论都不参与，岂不更加犬儒？在言语上支持而没有实际帮助是不是虚伪？好像也算。但即便能做到口头的声援乃至一个联署，在充满各种风险压力的世界，已属不易。何况有时人与人远隔重洋，本来也不可能在现实里帮上什么。只偶尔的、少量的付出一些物质、金钱和精力，象征性的帮助他人，是不是虚伪？很多人也认为算。但其实能做到这样的人，起码在中国人中，相对芸芸众生已非常稀少。如果这还嫌不够，岂不是“升米恩斗米仇”？

   以上说的主要是中国大陆和港台的。那么欧美各国的进步派政治家、社会活动人士、知识分子和普通公民呢？他们是不是虚伪的“圣母婊”？“人上一百，形形色色”，我上面提到的这些中国陆港台的，在欧美支持“政治正确”和价值观为左倾进步的人中也能有许多对应者。双重标准者、有所虚伪者皆有。但就我有限的了解，欧美真诚的、不双标的、付出更大代价的进步人士，是更多更普遍的。

    无论美国，还是欧洲，他们的进步人士一直都在有实际付出。从宏观上看，因为他们收入都较高，所以他们在进步派掌权时都需要缴纳不菲的税金，正是这些税金成为帮助弱势群体的经济来源。可以说，除了极贫困者，欧美的进步人士，无论是政治家、知识分子还是普通民众，都是选举了对其征收高额税收的进步派大政府，以个人收入来支持进步政策的。其税负还很高，每个人交的税占收入的20%-50%，其中很大一部分用于支持和帮助弱势群体。这可算是真金白银的付出了。而他们本来是可以选择支持低税收的小政府的。（当然，也有人批评他们，认为他们所支持的措施，让那些并不愿意支持弱势群体平权的也付出了税款，是“慷他人之慨”。但首先这些进步人士自己也慷慨了；二是社会每个共同体都需要遵守“社会契约”，包括尊重民主选举的结果。何况，保守派也往往推动各种印钱和减税政策，让全民为大企业的亏损和破产买单。这是不是“慷他人之慨”呢？）

   如果这些还算某种程度的强制，还有个人额外的自愿捐款。美国进步人士在各种人道主义灾难救助和日常对贫困群体的募捐中，都多多少少会有捐款。而倾向进步的富豪捐的更多。很多国人说他们为了避税，或许部分比较吝啬的富豪（如贝佐斯）是这样，但还有很多如比尔盖茨、巴菲特，都是很能慷慨解囊的。即便平民百姓，也有很多为例如非洲饥荒、南亚洪灾等积极捐助，拯救了无数生命。

    而难民和移民的接收，也可以反映欧美进步人士的真诚。自从二战结束以来，欧美累计接纳了数千万来自战乱和贫穷地区的难民和移民。除了少数因曾为美国立功及宗教信仰因素被保守派营救和安置，绝大多数难民都是被左翼进步派或倾向进步阵营的中右立场的人士接纳。就像2015年欧洲难民危机高峰期，仅德国就接纳了超过100万难民。而对难民的住房安置、资助、生活帮助等，绝大多数都是进步人士在付出。许多家庭将自己家的房间腾给素不相识的难民居住，表现了真正的人道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

   而欧美各国进步人士对本国弱势群体的支持帮助，更是长期持续的。最典型即关于残疾人的各种设施、服务与协助。在欧美国家，很多公共场所都有完整实用的无障碍设施，如残疾人停车场、残疾人专用楼梯、残疾人助听系统等。包括许多公交车都有专门方便残疾人上下车的工具。这些都不是摆设而是一直有人维护。在发达国家的大部分地区，残疾人都可以畅行无阻。而这些设施及服务需要的资金、人力等非常庞大，需要巨额的资源投入建设和维护。而残疾人自身创造的财富是有限的，大多数当然是从健全人的税金中获取。另外，修建这么多关于残疾人的设施及配置服务人员，也会占用健全人的资源和空间。但欧美大多数国民并无怨言，进步人士更是强烈支持。这些都是他们付出的实实在在的代价。

    即便如此，一些国人仍然会找出各种理由来证明西方“白左”的虚伪。例如他们认为以上的行为只是建立在以前殖民掠夺的基础上，现在又利用专利和贸易红利获取丰厚利润，所以才拿出残羹剩饭支持弱势群体。这种施舍只是改良，“政治正确”也是遮羞布，并不能改变更深刻的不平等的现实。他们的说法有一定道理，其实西方一些进步人士尤其极左势力自己也是这么认为的。但显然，他们做的已经很好了。换成中国既得利益者，可是不仅一毛不拔，还想更多从弱者那里捞取利益。

   至于更加“彻底”的革命，无论苏联还是曾经的中国，都进行过，结果不仅没实现平等，还导致更恶劣的腐败和特权。虽然有一部分“劳苦大众”做到了彻底“翻身”，但无非像古代农民起义胜利者一样，摇身一变成了新的统治阶层，且对人民的剥削压迫更加残酷和肆无忌惮。而西方发达国家在二战后一系列改革，却大大改善了法治和民权尤其弱势群体的权利保障，还大幅缩小了贫富差距，平等和公正程度远超各种自我标榜的“社会主义国家”。还有，一些国人口口声声支持“彻底革命”，赞扬西方激进政治人物如桑德斯、齐泽克，却反对温和进步派的希拉里、拜登，看似是更激进，其实他们知道越激进越不能实现，也难以在中国复制，他们才支持。对于主张现实可行（完全可以搬到中国推行）、真正能够威胁到他们既得利益的温和左翼，反而警惕恐惧。这也反映了他们“打着红旗反红旗”的阴险内心。

    不过，西方发达国家也并不是天堂，“政治正确”也不是灵丹妙药。一些支持或标榜“政治正确”的欧美政客和民众，也未必真有同情心，甚至会利用“政治正确”来搬弄是非、谋取私利。例如旅加华人陶短房先生就曾经写过多篇关于加拿大“政治正确”的文章，有时事评论，也有亲身见闻。这些评论和见闻让人窥视到发达国家“政治正确”的复杂性和一定的虚伪性。例如一些人对华人种族歧视，但是如果你反击他，他反而会攻击你种族歧视他。一些族裔还利用“政治正确”护身符纪念一些伤害华人感情的事件（如果没猜错应该是日裔纪念所谓“终战日”）。还有“政治正确”在不同场合的标准也是不同的，如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对宗教宣传的态度就截然不同。不同内容和层级的“政治正确”还会相互冲突，想搞清何者优先何者靠后，也需要一番功夫（虽然我认为那些“政治正确”的先后次序是很有道理的）。而加拿大政府包括进步势力在原住民处境等问题上的表现，也反映了发达国家“政治正确”和“身份政治”的某些虚伪和局限。而在欧洲、澳新，估计也是差不多的。

    诚然，西方国家也有各种各样的缺陷，“政治正确”也不是那么美好，很多进步人士的付出也有限，非常真诚热情的人也只是相对少数，且有着各种各样的缺点，但整体上，西方进步人士仍然付出了许多实际的代价，如金钱、精力、生活空间等，基本做到了力所能及范围内的“知行合一”。这已经远远好于中国陆港台的绝大多数人了。这也说明，他们支持“政治正确”，并不是说一套做一套，而是将所称的理想付诸实践。 

无产阶级专政

作者 独立工会 写于不同历史时期 整理于二零二二年

这是马克思政治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也是列宁主义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在致约瑟夫·魏德迈的信中（1852年3月5日），马克思虽然否认是他发现了阶级或阶级斗争，但却坚持认为：“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 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 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 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 无阶级社会的过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79—480页）。然而，马克思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准确地说明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概念到底是什么意思。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中，他谈到了革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认为这种社会就是“ 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 阶级专政，这种专政是达到 消灭43一切阶级差别……必然过渡阶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79—480页）。在《哥达纲领批判》中，他也曾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成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 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1页）。但是以上论述和马克思着作中提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其他地方，都没有对它作进一步的解释。

　　不过，有一篇重要的马克思着作，即关于1871年巴黎公社的小册子《法兰西内战》， 我们倒可以把它看作是他对他心目中的无产阶级专政的详细描述。马克思后来说巴黎公社“不过是在特殊条件下的一个城市起义，而且公社中的大多数人根本不社会主义者，也可能是社会主义者”（《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22页）。然而，恩格斯于1891年为《法兰西内战》新的德文版所写的序言中却说：“请看看巴黎公社吧。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36页）。根据马克思对巴黎公社的看法，恩格斯的观点是有根据的。

　　对马克思来说，巴黎公社的意义（“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78页）就在于，它不象以衣的专政，它已开始粉碎国家机器，并把权力交给人民。“先前属于国家的全部创议权都已转归公社”（《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75页）；公社的市政委员会由普选产生，而且委员会的大部分成员“自然都是工人，或者是公认的工人阶级的代表”；“公社不应当是议会式的，而应当是同时兼管行政和立法的工作机关”；公社废除了警察和常备军，并以武装起来的人民却取代他们；像其余的一切公务人员一样，“法官今后应该由选举产生，对选民负责，并且可以撤换“；所有的公职人员都只应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薪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75页）。马克思还说：“公社制度将把靠社会供养而又阻碍社会自然发展的寄生赘瘤——‘国家’迄今所吞食的一切力量归还给社会机体“（同上，第337页）。总之，马克思把巴黎公社看作是将权力交给工人阶级并建立一个尽可能接近直接民主政权的尝试。

　　这表明，根据马克思的理解，无产阶级专政的含义就是字面上所说的，即他所认为的无产阶级专政不仅是一种统治的形式，无产阶级在其中将行使迄今由资产阶级行使而实际的管理任务委托其他人的那种统治权，而且也是一种管理形式，工人阶级在其中将实际进行管理并迄今履行由国家执行的许多任务。

　　这种把无产阶级专政既看作是统治形式又看作是管理形式的观点，在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中得到了最有力的表述。列宁的这部着作是在1917年十月革命前夕严格依据马克思对巴黎公社的阐述而写成的。然而，这部着作没有涉与无产阶级专政有关的一个重要问题却党的作用。因为“无产阶级专政”与“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专政”显然是有很区别的，而在理论和实践上流行的恰恰是后一种表述。

　　同样地，对这一概念所附加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含义已出现了问题，这就是把无产阶级专政解释成是在革命过程中和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过渡时期中无产阶级对自己敌人的一种无情镇压（参看社会主义的过渡条目）。列宁在1918年底就曾写道：“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是由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采用暴力手段来获得和维持的政权，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5卷，第237页）。这就意味着国家及其强制机构可以根据不严密的法律条款和借无产阶级的名义来使用镇压手段。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一直存在争议，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无产阶级的自由人联合体，就是没有政治献金制度与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参选的民主政治，东方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无产阶级政党的一党专政。 

苏联总统的积极意义

作者 王庆民 写于 二零二二年

　　在中国互联网上，一谈到戈尔巴乔夫，就几乎是一边倒的谩骂嘲讽之声。诸如戈氏是“把苏联搞解体的罪魁祸首”、“导致俄罗斯衰落的历史罪人”、“西方扶植的傀儡”、“社会主义的叛徒”等言论铺天盖地，似乎戈氏真的是个十恶不赦、一无是处的大奸大恶之徒。中国官方也将戈氏当成反面典型。“中国不能走戈尔巴乔夫的老路”，成为中共政权和中国国家主义者经常念叨的口头禅。

　　那么，事实真相真是如此吗？戈尔巴乔夫真有这些“罪过”、真的这么不堪吗？

　　答案不仅是否定的，且真实情况与上述这些流言和评价大相径庭甚至完全相反。

　　首先说众所周知的一面。戈尔巴乔夫上台以后，推行“民主化”和“公开性”，力倡“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推动苏联民主改革和思想解放，将沉疴既久的“斯大林体制”推翻，结束了从列宁-斯大林时代以来苏联罪恶的专制与暴政，让苏联人民知道了历史真相、得到了真正的民主权利。仅凭这些，自由派阵营就足以将戈氏称为伟大的人物。

　　不过，对以上这些，极权主义者、国家主义者、列宁-斯大林主义者们不屑一顾，甚至将这些成就认为是毒瘤。他们仍然将“搞垮苏联”、“西方傀儡”等帽子扣给戈尔巴乔夫，认为戈氏让苏联这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轰然解体。仅仅“导致苏联解体”这一点，就足以让这些人从根本上否定戈氏。

　　可事实上，这些可统称为“非自由派”群体的指控从事实本身看也是不成立的。上述那些中国官方与民间对戈尔巴乔夫的指责，不仅从价值观角度是反动、落后、愚蠢的，从事实层面也是错误、荒谬、无知的。戈氏实际上的立场和行为，很多恰恰与这些指责完全相反。

　　第一，戈尔巴乔夫是坚定的社会主义者甚至也是共产主义者，而非反共主义者。无论戈氏在担任总书记前的履历，还是担任最高领导人的岁月，戈氏从未有过反共主义倾向，相反积极捍卫和拯救社会主义。甚至，当他离任最高领导人、苏联也已解体，他仍然不反共，只是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有了更多反思，少了一些坚持。

　　戈尔巴乔夫担任总书记前，作为开明但未脱序的官僚的经历自不必说。当他大权在握、推动改革时，也没有将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当成其政治目标。正如他提倡的，是“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只是反对他认为已经脱离社会主义轨道的“斯大林体制”，希望社会主义体制中增加人道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成分，以及强调公开化与追求真相，而非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和其价值体系。

　　在其经济改革中，戈氏仍强调公有制经济的重要性、主导地位，甚至强调仍然优先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代表产业重工业。在政治改革中，戈氏在强调民主政治重要性同时，并不放弃苏联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性质，并且认为只有实行民主才能让社会主义更加真实和有活力，相当于认为“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民主；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在对外关系上，苏联仍然以社会主义阵营主导者身份自居，与西方缓和同时仍然坚持与西方资本主义模式的竞争。里根在会见戈氏后，就称戈氏为“顽固的布尔什维克”。

　　种种迹象都表明，戈尔巴乔夫并未试图颠复社会主义，而是坚持了社会主义。他的一系列改革，只是让社会主义更加人道和民主，更具活力和可持续性。只是由于历经许多破坏者尤其斯大林、勃列日涅夫的统治，苏联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遭受严重破坏，已经没有了再走上民主社会主义的轨道的可能性。

　　第二，戈尔巴乔夫是苏联这个联盟国家的捍卫者，而非解体的推手。与其对社会主义问题的立场和行为一样，戈氏不仅没有试图瓦解苏联，反而是努力在维护、捍卫苏联这个联盟国家的存在。

　　戈尔巴乔夫在大胆启动经济政治改革的同时，对于苏联的民族和地域问题则是颇为谨慎、保守的。戈氏也想到了苏联会因为民主化导致各地民族主义势力趁机兴起。出于这种担心，他采取了许多方式避免分离主义的滋长。例如，在分配苏联副总理及其他具象征意义的副职时，戈氏政权采取了此前任何领导人都没有实行的方式，即让几乎每个加盟共和国人士都并列得到一些重要职务，出现同时有十几个副总理的“奇观”。此外，戈氏还采取各种放权措施，将苏共中央/苏联中央政府的部分权力让渡给地方党政机构。戈氏试图以这些方式拉拢地方势力，避免分裂。

　　在对待地方抬头的分离主义时，戈尔巴乔夫也并不手软。无论是对叶利钦这样的俄罗斯民族主义者（叶利钦主张强化俄罗斯这个加盟共和国的权力，而弱化苏联中央政府权力），还是立陶宛等波罗的海加盟国、高加索诸加盟国的分离主义势力，都采取了各种手段强烈打压。戈氏一再通过政治和法律手段压制叶利钦的崛起，主要目的并不是和叶利钦争权夺利，也不是和叶利钦在自由民主路线方面有根本分歧，而是担心叶利钦为代表的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兴起。在波罗的海地区、高加索地区，都发生了流血冲突，戈氏的选择是有限度的武力镇压而非听之任之。当然这种打压力度自然不及斯大林时期那种铁腕和血腥，但是仍然展现了戈氏在国家统一立场上的强硬。

　　那么为什么苏联还是解体了？那是因为分离主义势力离心倾向太强、民心所向，以及民主化和公开性不可避免的副作用所致。立陶宛等波罗的海国家与俄罗斯、苏联都有血海深仇，文化上也更加亲近西方或中欧地区而非俄罗斯。而高加索地区则是各加盟国之间（尤其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之间）矛盾深刻难以调和。最重要的，是俄罗斯这个苏联最大的加盟国，因为饱受压制和虚化弱化，根深蒂固、长期潜藏的俄罗斯民族主义日益复兴，又有了叶利钦这样一个煽动家煽风点火，所以强烈要求从苏联分离或者拥有更大自主权。苏联最大的加盟国想分裂，这就让苏联中央政府非常为难了。在少数民族分离主义冲击和俄罗斯这个最大加盟国和最大民族“釜底抽薪”下，苏联不解体才是意外。

　　还有，不可否认的是，民主化和公开性必定导致分离主义思潮兴起。因为一旦实行民主、公开真相，那必然导致历史上怨仇颇深的各民族民族主义情绪高涨，以及民族仇恨的滋生。这并不是说不应该民主和公开，但是民主和公开就是要承担这种可能的后果，虽然也不是完全不可避免或者减低影响。（特别需要说明的是，苏联解体不代表其他有所类似的国家也会因民主化解体，国情是不同的）在这样的局势下，戈尔巴乔夫仍然努力争取过国家统一，并且推动了有利于苏联统一的全民公投，说服大多数加盟国民众支持统一。但是，当“8.19政变”发生，戈氏丧失了对苏联的控制权和政治权威，权力被亚纳耶夫等人组成的“紧急状态委员会”占有、权威被叶利钦夺走，也就让保留苏联的最后希望丧失。为保住苏联，戈氏可谓绞尽脑汁，可是却被国人认为是致使苏联解体的罪魁，何其不公？

　　第三，戈尔巴乔夫是爱国主义者，所作所为是在维护苏联国家利益，而非叛卖祖国、甘当西方国家傀儡。

　　认为戈尔巴乔夫是卖国者、西方国家傀儡的人，理由一般可以分为两点，一是认为戈氏执政期间对西方做了太多让步，二是认为导致苏联解体让西方得益和高兴。

　　第二点我前面已经说了，这并不是戈尔巴乔夫愿意看到的，相反他在努力拯救苏联。苏联解体是他无力阻止的，而不是其有意推动的。何况，虽然这的确让西方得益和高兴，但是俄罗斯人也未必伤悲，许多民调都证明如今的俄罗斯人并不愿意回到苏联时代，哪怕那时的国力更加强盛。这不仅是由于得到一定的民主自由，也是因为俄罗斯人摆脱了苏联这个“枷锁”的束缚，可以自由宣扬俄罗斯民族主义（在苏联时代，俄罗斯民族主义和其他少数民族民族主义同样被压制）。大多数其他加盟共和国人民也都不愿意重回苏联，独联体的失败就是例证。难道就为了不让西方得益和高兴，就不惜代价保住苏联这个邪恶帝国？就让俄罗斯及各少数民族人民继续生活在牢笼中？

　　那么第一点呢？戈尔巴乔夫是不是对西方做了很多让步？是的。从1985年戈氏上台直到苏联解体，戈氏在对外方面确实做了很多退让、放弃。但是这些退让、放弃，具体是什么原因、又产生了怎样的结果呢？

　　众所周知，冷战中的美苏争霸十分激烈，双方一度发展到了准备使用核武器毁灭对方的地步，古巴导弹危机就是典型事例。这种激烈争霸，让包括美苏在内的全球都笼罩在彻底毁灭的恐怖中。虽然赫鲁晓夫时期和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采取了一些退让换取缓和，美国也做了一些妥协，但是世界仍然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阴云中战栗。而美苏主导的全球冷战中还夹杂着局部热战，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就是典型的美苏的代理人战争，两场大战加上其他相关冲突，导致数百万至上千万人丧生，更多人伤残和流离失所。冷战铁幕的两边，许多人饱受苦难。其中苏方阵营对盟友严厉控制，强加专制酷虐的“斯大林体制”于这些国家，甚至不惜残酷镇压反叛者（如东德6.17事件、匈牙利事件、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和阿富汗），显然其阵营内人民更加痛苦。

　　因此，早日结束冷战或者实现重大缓和，是利于世界各国人民尤其苏方阵营人民的。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大力裁减军备（尤其签署《中导条约》），解散“华约”、从东欧和阿富汗等地撤军、与西方及其他冲突国家（包括中国）改善关系、放任甚至督促各卫星国盟友国进行民主改革，都是利于苏联人民、世界各国人民的好事。何况，西方也相应的做了一些退让，同样裁减了军备。

　　至于后来发生“颜色革命”或者说原来苏联阵营的国家倒向西方阵营，甚至与俄罗斯敌对，是因为人心向背，人民心向民主自由，不能为了苏联/俄罗斯的一己之私，就钳制这些国家及人民的自主权。至于北约后来没有对等解散，甚至还东扩到了俄罗斯家门口，还在东欧部署反导系统，以及其他西方占便宜俄罗斯吃亏的事，有很多复杂原因，且同样与人心向背、自由民主人权问题有关，不能简单说西方背信弃义和俄罗斯吃亏。俄罗斯当然有权做出反制，但是这种反制对俄罗斯以外人民乃至俄罗斯本国人民，都未必是好事甚至是坏事。

　　还有，戈尔巴乔夫在苏联解体前后，成功的避免了苏联出现极端分子“挟核自重”乃至同归于尽毁灭世界的这种可能，将数千枚核武器在内的各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安全移交给了叶利钦和俄罗斯政府（还有一部分则是移交给了核武器所在的乌克兰、哈萨克斯坦等国），这也是一件大功德。那些指责戈氏不够硬气的，难道希望出现一个“我不能好过大家都别活”的疯狂人物，在苏联濒临解体时到处扔核弹、散播生化病毒（不止故意使用，移交过程不稳定也完全可能导致核泄漏或生化泄漏）？

　　而除了这些让步，在其他问题上戈尔巴乔夫更没有什么“卖国”嫌疑。他作为苏联领导人，在外交领域也履行了对苏联国家和苏联人民的责任，没有出卖国家利益，反而在各种国际场合积极争取苏联的国家利益。至于有人拿西方后来给他的荣誉追溯式的说他“卖国求荣”，看看前面提到的那些功绩，那些荣誉不是他该得的吗？维护和发展包括苏联人民在内全人类的利益，不比狭隘的维护本国不正当利益要好太多？（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时，戈氏还支持了克里米亚“回归”俄罗斯，说明他也有一些民族主义情感和强烈的爱国（爱俄罗斯）立场）那些否定戈尔巴乔夫的，无非是在以上这三方面进行批判和嘲讽。但是显然的，戈氏在这三方面不仅不是他们说的那样是反共主义者、造成苏联解体的人、叛国者，反而是社会主义的忠实信徒、苏联国家统一的坚定捍卫者、苏联爱国主义领袖。

　　至于有人直接质疑其政治改革的，那更没有道理。苏联的沉疴积日既久，换成谁都得面对那重病的国家。如果不改革，只会更加积累危险，未来的悲剧会更大。当然，也可以依靠极为疯狂的方式压制下一切反抗，例如朝鲜那样。可是如果那样，再加上苏联的体量，对苏联人民乃至全世界，岂不是更大的悲剧？

　　其实，这样的事实，只要有心去了解那段历史，并且排除各种偏见与先入为主，就不难看到。但是，多少人因为愚蠢或者败坏，或者愚蠢加败坏，公然颠倒黑白，且成为了国人的主流看法，真是令人痛惜和愤怒。因此我才写下本文，以澄清一些事实、史实，还原一个真实的戈尔巴乔夫。

　　当然，我也并不认为戈尔巴乔夫是个十全十美的人，他推行的苏联经济政治改革终究还是失败了，并没有建成一个既强大又人道和民主的社会主义苏联，苏联毕竟在他担任最高领导人时解体了。戈氏还留下了一个烂摊子，迄今无法完全收拾，并且出现了叶利钦时期那种民生凋敝和普京时代的专制回归。这些后果戈氏都要承担一定直接和间接责任，也说明他算不上“力挽狂澜于既倒”的人物。但是，我们的批评要基于事实，不添一分添油加醋的功绩，也不增加一分无中生有的罪过。综合来说，尤其根据其对全人类民主和平进步的贡献，戈尔巴乔夫仍然不愧为一代英豪、世界伟人。

六四之后的中国社会

作者 王庆民 写于 二零一九年

　　1989年6月4日，北京城的长安街，密集的枪声打烂了国人对自由的幻想，轰鸣的坦克碾碎了中华走向民主的希望。中国的一切，都在六四这场劫难中被改变了。从此，祖国和人民走上了另一条道路，它与民主自由、平等博爱、法治宪政相悖，却与专制横暴、精致利己、弱肉强食相合，让十数亿国民向着残酷、犬儒、失去公义和良心的方向狂飙突进。

　　“人是政治动物”，西方的“亚圣”所言诚不欺我。什麽与政治无关呢？权力、金钱、意识形态、制度与政策，皆与政治息息相关。如果把政治比喻为生物学中的“纲”，以上这些领域则是“目”，下面的一切国计民生，自然是“科”、“属”、“种”，人人事事都在政治的影响下、在国体政纲的渗入中。从国家领袖，到草根庶民，无人可以跳脱出政治及它的各种衍生物（如法制）的影响。而六四，改变了中国政治变化的路径，自然也对中国的一切产生了这样与那样的影响。

　　去年的六四前夕，我曾赴香港的六四纪念馆参观。当时我与馆内艺术家在小纸片上共同勾画关于自己心中与六四有关的图画，我的画作表达的主题就是六四前后中国的差异、对比。

　　我画术欠佳，只用笔粗粗勾勒一番。我告诉艺术家和其他画作者，我画的“断裂的阶梯”象征着六四摧毁了前面十多年中国人民对自由民主的追求和六四后国人的堕落，以及六四前后的对比。六四前即1980年代的中国，历经文革浩劫的人们呼唤着人道与科学，理想主义滋润着国人尤其学生的心田，民主与法治成为各阶层共同追求的目标，平等博爱是知识界一致的理想；而新闻自由、言论自由下，社会的黑暗被揭露、专制与暴行被批判、建国后乃至古近代的中华历史都被深刻反思……六四之后的中国，却每况愈下，政治专制、高压维稳、不择手段发家致富成为社会主流，国进民退国富民穷、贫富差距日益加大、阶层固化愈发严重，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利己主义大行其道，道德沦丧、诚信破产、知识分子犬儒化、国民公共意识淡漠……六四之前和之后的中国，宛如隔世。它彻底改变了中国的发展路径，让国民走入是非易位善恶不分的时代。而我自己的命运，客观上也被六四及它后来的影响所改变了。试想，如果我出生后是在民主自由的中国，我的人生又是如何呢？我的理想、我的抗争与维权又会是怎样的结果呢？会如我这几年的经历，“阴风戾雨命彷徨，最是仓皇离国日，一片凄凉（化用方舟子诗）”吗？

　　六四对中国最深的伤害，不是专制本身，而是“后六四模式”下中国全面社达化、犬儒化的社会生态的形成与不断“升级”。所谓“社达化”，即是以实力而非劳动强度与价值分配利益、以强弱而不是对错来评判是非。从官员的贪汙腐败，到基层公务员的吃拿卡要，权贵勾结巧取豪夺，对比工薪阶层、普通工人农民及“农民工”遭遇的剥削压榨，无不证明社会的巨大不公；而无论官媒还是自媒体，纷纷为政府、央企、富商、医疗、警察等各利益集团摇旗呐喊、为这些既得利益阶层的过错与吸血而洗地。权力的审查和金钱的雇佣让舆论场一边倒，黑白在光天化日下被颠倒、善恶于大庭广众中异位。民众无法发出声音，受害还要被汙名化，作恶者反而利用话语权优势利名双收。“毒奶粉”、“毒疫苗”受害者遭遇维权打压，而作恶的元凶却逍遥法外或“罚酒三杯”，连拘留都坐在如贵宾室的单间穿着优雅。面对警权滥用、黑恶势力猖獗、为富不仁、医患不平等、城管粗暴执法、性别暴力，自媒体上一片为强者开脱之声，甚至早年的“我爸是李刚”和克拉玛依大火都有扭曲真相的洗地言辞四处流传。而“犬儒化”则更加“害人细无声”，助长了社达化，也成为巩固专制最强固的黏合剂。学者徐贲说，“中国社会的‘犬儒病’史无前例”。而我所观、所听、所历、所感，无不验证了这一点。仅仅一年前的佳士工运，北大、人大、南大的左翼学生，不仅被官方打压，还处于清末学生运动勃兴以来最大的孤立之中。五四前后的清末民初，直到六四，学生往往十万百万计的团结抗争。1986-1989年，天安门广场与长安街上各高校的旗帜到处飘扬、青年激昂的呐喊四壁都有回声。而今日她/他们却零星的对抗着国家机器，即便在校园被公开骚扰、殴打、喊叫着反抗，万千同学和老师们依旧冷眼旁观，没有任何行动哪怕言语的声援。这是只有六四后的中国才有的惨景。国人，尤其精英阶层的自利程度之深，几乎是近现代以来中外从未有过的。

　　当然，国人六四后堕落的特征，并不仅仅只有社达化和犬儒化，但这两点最能体现人性的败坏、道德的沦丧。弱肉强食，就丧失了正义感，与平等、法治背道而驰，变成了强权即公理的丛林社会；冷漠自私，就意味着同情心同理心的缺失，没有了公共意识和对社会共同体的责任心。“社会转型期，最大的悲剧不是恶人的嚣张，而是好人的沉默”，何况国人往往并非是一种“中立的沉默”，而是恶意的围观、夹杂着对受害者的责备、对反抗者的嘲弄。

　　在如此恶劣的社会生态中，人们不再相信公平正义，没有了人类应有的同情与仁爱之心，互联网与线下生活处处展现着暴戾、残酷，为利益不惜损人利己、颠倒是非、钻营依附，国家呈现着一种“繁荣的腐烂”。经济腾飞下，政治的专制、文化的保守、人心的堕落，反而更有了物质依托，穷困者被“老婆孩子热炕头”、出人头地的机会诱惑着，绑在“低人权劳作”的战车上；中产阶级则沉溺于物质消费，为教育、医疗和养老等自我生存的保障挤在狭窄的成功之路上，逃避了对真相、正义、民主的追寻。而权贵阶层自然是如今体制的拥护者、捍卫者，没有什麽“十二月党人”，《家》中的觉慧、觉民那样家境富裕的进步青年在如今也寥寥无几，倒是成了中共保守政权的卫道士、党卫军。

　　改变的，还有当年参与学潮、民运的千千万万国人。他/她们绝大多数选择了顺从于极权的统治，成为“后六四模式”下中国“新常态”的部件。由义愤填膺、高举“德先生你好”、“旗帜鲜明反对‘426社论’”，到贪生怕死、升官发财、狗苟蝇营，“党媒姓党”，由人变成奴隶、奴才，是雪亮而彻底的。一场镇压，一轮审查，以及列宁式政党无孔不入的禁制与威吓，人们就噤若寒蝉了。当这些人“坐稳了奴隶”，甚至成了奴隶中的“人才”--“奴才”，曾经的理想、革命激情、为正义斗争的勇气，全都消散个精光了。许多当年举着横幅走上街头的公务员、学生、记者，如今则成了彻头彻尾的既得利益阶层、剥削与压迫者。

　　而少数选择继续发声、反抗的人呢？他/她们是中国未来的希望吗？很可惜，同样不是。这些人中的大多数，所言所行与六四前的理想背道而驰，背弃了为被压迫人民奋斗的信条，忘记了六四之夜国际歌的吼声，转向信奉右翼甚至极右价值观，反对进步主义，成了特朗普等右翼反动势力的爪牙，推崇社会达尔文主义，与中共形异实同；投入了基督教福音派基要派等宗教保守势力的怀抱，堕入迷信与原教旨化的深渊；缺乏对受难者的共情与同情心、没有基本的政治经济社会常识和起码的理性思维；鼓吹国家分裂各地独立、对平民尤其弱势群体苦难无动于衷或视为工具、为浅陋的政治甚至私人目的置国家与人民利益于不顾……而那些在中国内外舆论场混的如鱼得水的“公知”，除了有以上劣性，比公开的政治反对派更加没有原则、更加腐烂，与强权妥协、勾兑，甚至卖身投靠以换取立足和发财立业。国内外的“自由派”皆是如此。趋炎附势、唯利是图、传播谣言、空喊口号、党同伐异……差劣之言行不胜枚举、触目惊心。他们能是中国的希望吗？虽有少数坚持正义与真理者，但声微言轻，且已被劣币逐出话语权的中心了。

　　而我自己呢？我出生时六四已过去了近五年，已是“后六四”一代。由于家庭、学校、社会及个人的多重因素及相互作用，我饱经苦难，且越是反抗伤痕越多。我所受的主要是非政治性伤害，但细究起来，与体制和大环境亦息息相关。如果没有维稳体制，我的维权就不会充满危险，还遭遇拒绝、刁难、打压；如果有真正的法治与人权，我就不至于屡受创伤却无法伸张正义，反而越趋绝望；如果有完善的社会保障，我又怎会在抗争后落得贫病交加、一度几乎身无分文。我亲身体会到了没有权势也没有大把资产的平民在专制极权、人心冷漠、话语权失衡的年代有冤难于诉、有理无处评、有情不得陈的悲哀，也越能体会到民主法治、平等公正的重要。而这些，就是六四之前参与运动的国人所追求、奋斗的目标。

　　三十年前的血腥变故，改变了中国大陆的一切。每个人的人生轨迹，都逃不脱时势的大变局。三十年过去，六四不仅未能平反，专制者的青面獠牙反而更狰狞，社会更趋腐烂。在我写的维权自述（尚未完稿）和《人民宪章》中对此做了详细叙述，且篇幅很长，在此就不赘言了。总之，祖国在沉沦、社会在堕落，即便中共政权曾引以为傲的经济，如今也在下行，民众身处没有正义、没有真相，却有大数据极权的升级版“1984”的牢笼里。

　　但中国已没有了希望了吗？在中短期，我们看到的的确是倒退、绝望。甚至看世界，都在回归威权、民粹盛行的政治衰败状态。可是，人类从茹毛饮血到钻木取火，从血腥的民族宗教厮杀到和平与发展的到来，大体还是在进步的。它不一定永远进步，但历史的轨迹给我们以希望。而且，即便前路艰难，我们也要奋勇抗争。“一个人可以被毁灭，但不应被打败”，即便历史逆潮奔涌，我们也要向逆而逆，与逆流斗争，守卫正义、人性、真理。

　　对我个人而言，六四先烈是我的榜样。我孤独一身，力微言轻，但必定会为中华真正的崛起而斗争。无论我在哪里，我都是中国人，是华夏儿女、汉民族的一员。争取中国的民主法治、平等自由，维护中国国家利益，都是我坚定的追求。我愿献七尺之身、十数载之思之文，为祖国和人民，尤其缺乏话语权的弱势群体尽力而争。“至于成败利钝”，我当然不能知晓了。或许中国未来能够有如凯末尔·阿塔图尔克那样的英雄，将中国从歧路中扭转，让中华屹立在世界东方。

工人阶级谈苏联灭亡的根本原因

作者 独立工会 写于 一九九二年

东欧官僚政权的复亡以及苏联的解体，以最尖锐的方式提出了这样壹个问题：这些政权的社会性质以及它们在历史上的地位到底是怎样的？这个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是官僚政治在这些社会裏面所具有的特殊性质的问题。

　　现实的发展无情地批驳了大多数现有的理论。比如，右派的思想家以及像科尔尼洛斯·卡斯托裏亚迪思那样的假左派壹致认为，斯大林主义和后斯大林主义的政权是所谓的“极权主义”。也就是说，它们是不能够从内部被摧毁的，并且能够无限期地自我再生产下去。1989年至1991年所发生的壹切壹举推翻了这壹理论；另壹方面，像保罗·斯威齐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壹种已经存在了70年的社会制度不可能是“过渡性”的。但是，如果这种社会制度只存在了72年就彻底垮臺了呢？还能说这种社会制度不是过渡性的吗？

　　现在在东欧和前苏联资本主义復辟已经提上了日程。这也恰恰是国际和国内各派社会和政治力量对目前事态的看法。那些认为苏联实行的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人很难回答这样壹个问题；如果这些国家已经实行了资本主义，那么还谈何资本主义復辟？仅仅是辩称国家资本主义不同于私人资本主义是没有用的。如果二者的差别是属于质的差别，那么为什么要将二者都称为资本主义？如果二者的差别仅仅是量的差别，因而从壹者向另壹者的转化仅仅是次要的变化，那又怎样解释这壹变化在东欧各国所引起的如此深刻、全面的震撼？价值规律在经济生活中是不是占统治地位，这决不是无关紧要的问题。在前德意誌民主共和国、波兰和匈牙利正在进行的从壹种社会制度向另壹种社会制度的过渡，也恰恰是围绕着这个问题。

　　至于那些认为官僚集团是壹个新的统治阶级的人，在东欧的壹系列事件面前就更加无所适从了。壹个主动将自己瓦解的“阶级”，壹个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自动放弃大部分权力的“阶级”——在波兰和匈牙利甚至没有任何来自革命群众运动的压力，会是壹个什么样的新的“统治阶级”呢？壹个仅仅存在了四分之三个世纪就再也不能再生产其自身统治的“统治阶级”？壹个没有独特的社会剩余产品占有方式的“统治阶级”？

　　如果不理解官僚集团、工人阶级，以及小资产阶级和亲资产阶级势力之间的三角斗争，就不能够真正认识1923年以后的苏联历史。无论是在1928—1933年的危机中，还是在1941—1942年的危机中斯大林都没有復辟资本主义；1947—1948年他也没有在东欧保存资本主义。

　　彷照托洛茨基的说法，我们可以说，官僚集团以其特有的方式和野蛮的手段，既没有建立壹个社会主义的无阶级社会，也没有復辟资本主义。而是维护和发展它自身的权力与特权。虽然它并不具备壹个统治阶级所具备的社会经济基础，也不行使其经济职能，但是它确实是壹个具有相对独立性的集团，因而能够在不受革命群众运动直接挑战的情况下维护其自身的存在。其权力的真正历史基础则是独立群众活动的衰落与消失。只要这壹条件仍然存在，官僚集团的相对独立性就能够保持。

　　从历史的角度看，苏联官僚集团实际上是资本主义对苏联所施加的压力的传送带，但这并不等于说，在整个的过渡时期裏，官僚集团在每壹次面临严重危机的时候，都是按照国际资产阶级的直接利益行事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这裏面没有任何为官僚集团辫护的成分。正相反，官僚集团在历史的各个时期（在它削弱了苏联和苏联无产阶级的力量以后）对于资产阶级和亲资产阶级势力所进行的打击，从来都是伴随着对于工人和农民的更加沉重的打击。可怕的、完全不必要的损失和牺牲，从长远来说，削弱了群众的力量，也削弱了国家，从而使壹切建设无阶级社会所需的新生因素都无从产生。从整体上看，官僚集团在世界历史中所起的反革命的作用是不容否认的。

　　只有革命马克思主义关于苏联和苏联官僚集团的分析在过去几年裏经受住了巨大动荡的考验。苏联社会是壹个后资本主义社会。壹方面由于被切断了与发达工业国家的联系，另壹方面又由于官僚主义专政对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所造成的消极影响，所以苏联社会滞留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阶段。它既有可能退回到资本主义，也有可能前进到社会主义——如果官僚集团的权力在政治革命中被推翻的话。除此以外再没有另外壹种前后壹贯的关于苏联社臺及其官僚主义专政的解释。

　　东欧政权为什么会垮臺呢？我们可以明确地回答；是由于官僚集团对权力的篡夺，是由于这个集团政治基础的瓦解。问题不在于掌握权力的人腐化变质了或是受了错误思想的影响，而在于经济、政治、文化、意识形态和社会心理等力量的相互作用。本书所要分析的就是这些力量的相互作用。

　　苏联社会的统治集团是壹个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官僚集团。这壹观点指导着我们对于苏联社会各个历史时期的分析——例如1930年、1937年、1945年、1956年、1970年、1986年和1990年。在斯大林的大清洗之前与之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之前与之后，在赫鲁晓夫非斯大林化之前与之后，在戈尔巴乔夫上臺之初及在1991年8月，政治形势当然有很大的不同，但是它们所表现的都是同壹社会集团的不同的统治形式。同样的，德国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也是通过不同的政治形式进行统治的——在1880年是通过俾斯麦，在1900年是通过西泽二世，在1920年是通过魏玛共和国，在1935年是通过纳粹，在1948年以来又是通过联邦共和国。

　　不仅如此，官僚集团内部的凝聚程度在1950—1970年既胜过了1930—1939年，也胜过了70年代后期。官僚集团内部的凝聚程度既反映丁社会是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抑或是相对不稳定的状态，又与后者相互作用。官僚集团内部矛盾的增长和尖锐化加速了苏联社会和苏联国家的解体。

　　我们说革命马克思主义关于苏联官僚集团的分析是唯壹经受住现实发展考验的分析，但这并不等于说革命马克思主义给每壹个问题都准备了现成的答案，完全不是这样。当我们试图认识苏联社会的过渡，以及苏联官僚集团的特殊性质时，我们所关註的主要是这壹社会集团是怎样产生的，它的权力和特权为什么有相对的稳定性。而今天的问题却是，这个社会集团是怎样衰落的，又是怎样瓦解的？关于衰落的辩证法不同于关于产生和发展的辩证法。这裏要强调两个问题。

　　世界资产阶级与苏联官僚集团在30年代的力量对比（当时正值世界经济危机！）不同于它们在今天的力量对比。在斯大林主义的上升时期，特别是在1928年以后，官僚集团就像突然发迹的暴发户壹样。即使是在赫鲁晓夫上臺以后，他仍然有足够的自信向美国资产阶级宣告；“我们将埋葬妳们。”但是在今天，苏联官僚集团［註：英文版此处有“like the Chinese”（像中国官僚层壹样）。——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是处于壹个与先进的帝国主义国家的经济力量对比关系不断恶化的世界环境中。它不仅深刻地认识到了这种恶化，而且甚至还在主观上夸大这种恶化的深刻性和持久性。它失去了壹切当年那种暴发户式的张狂，只剩下暮年的失意。因此，无论是在主观上，还是在客观上，它在帝国主义的压力面前都已经非常脆弱了。在它的内部，相当壹部分势力已经准备与国际资产阶级相勾结了。

　　另壹方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美国力量的加强，革命运动的蔓延以及苏联官僚集团的犯罪行径的变本加厉，所以出现了帝国主义国家相互结盟的局面。这与l929—1945年间帝国主义内部深刻分裂的局面有很大的不同。虽然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竞争仍然存在，但是这种竞争是在不破坏共同结盟的前提下进行的。在30年代和40年代，四分五裂的世界市场为“壹国建成社会主义”的乌托邦幻想提供了生存条件，但是在后来的几十年裏，壹直存在着壹个统壹的世界市场，这种幻想便受到了无情的鞭笞。

　　在今天的条件下，以壹次胜利的政治革命推翻官僚主义专政只是壹种可能性。这种可能性，有可能由于资本主义復辟的得逞而不能得以实现。如果考虑到无产阶级、官僚集团和亲復辟势力之间在客观上的力量对比关系，那么在俄罗斯和捷克斯洛伐克，甚至于在罗马尼亚和波兰，工人阶级都是有很大力量。在这些国家中，工人阶级正在被动员起来，他们的活动在增长，但是，要进行壹次胜利的政治革命，工人阶级还必须具备高水平的阶级觉悟和自我组织能力，有能力担当政治上的领导力量，明确地提出工人阶级在权力方面的要求。这些条件，现在在东欧各国还不存在，在俄罗斯，在很大程度上也不存在。

　　在东德，事态的发展进程使我们想起1848年马克思对法国所作的分析：壹次政治革命迅速地转化为壹次社会反革命。在东欧其它国家，復辟势力已经公开亮相；在苏联，他们也在迅速集合力量。除了德意誌民主共和国是被联邦共和国吞并以外，在其它地方，资本主义的復辟还不能说已经是无可回避的结局。事态的发展正在经历着经典的三个阶段。在经历了普遍的民主狂欢的第壹阶段以后，由于工人阶级在政治上处于混乱和迷茫的状态，会出现壹个反革命猖獗的时期。而在第三阶段，工人阶级，虽然仍然没有明确的政治目标，但是开始捍卫他们的直接的物质利益，奋起反对那些公开的復辟势力，还有由他们自己选举产生的“民主”政府。波兰日前正在进入这个阶段，其它国家或迟或早也要进入这个阶段。

　　要实现资本主义復辟，就必须挫败工人阶级的抵抗，或者使工人阶级处于事实上的瓦解状态，但是，这样壹种结果决不是事先註定的。在前苏联，尤其是如此。在那裏，有着世界上最强大、技术水准和教育水平最高的工人阶级。这个巨大的社会力量壹旦觉醒，壹旦开始以独立自主的姿态参与政治活动，就必然会引起半个世纪以来世界历史进程中最积极的变化，其影响可以大大地抵消乃至逆转东欧的消极发展。尽管如此，客观事实是，东欧和苏联的工人阶级的觉悟仍然停留在比较低的水平上，这就给了復辟势力以可乘之机。

　　我们得承认，革命马克思主义者严重低估了斯大林主义和官僚主义专政对工人阶级的壹般觉悟所造成的长期的、灾难性的影响。这些国家绝大多数的劳动者从他们的生活经验中认识到，官僚主义专政不能满足他们对于消费水平和自由的愿望。几十年来，斯大林主义者壹直灌输说，这些官僚主义政权就是社会主义政权。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宣传也随声附和。因而斯大林主义的破产，在这些劳动者看来，似乎就是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以及壹切形式的社会主义的破产。在他们中间，出现了壹个巨大的意识形态的和思想上的真空。而社会就像自然界壹样是讨厌真空的。各种反对社会主义的思想潮流，从亲资本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到宗教原教旨主义、种族沙文主义和公开的法西斯主义，于是都乘机渗入这些社会并得以大举扩张。要重新具备夺取和直接运用国家权力所必须的思想觉悟和政治领导能力，也就是说，能够领导壹次胜利的政治革命，苏联和东欧的工人阶级就必须经历壹系列的群众性的斗争，从中学习实际的经验。宣传和教育是必要的，但是没有任何宣传和教育能够代替这种经验。这是群众的集体觉悟的真正源泉。任何要绕过这壹长期的和痛苦的过程、寻求某种捷径的企图（例如，企图搞新的包办替代主义），都只能招致新的灾难。

　　在世界范围内，各种左翼思潮和流派今天都面临着同样的壹些问题。为什么会出现苏联和东欧这样的悲剧？它的深刻的历史根源是什么？怎样防止悲剧重演？社会主义事业还有没有前途？斯大林主义和后斯大林主义复亡了，社会主义还能幸存吗？没有壹个系统的关于工人官僚的理论，也就是关于从工人阶级的组织和工人国家中产生出来的官僚的理论，就不能令人信服地回答这些问题。这正是本书要解决的问题。

　　官僚集团是壹头多面怪兽，它既有经济根源，又有制度根源。它的发展过程是壹系列政治、战略抉择的结果，又在意识形态的自我调整和蜕化的过程中得到反映。它窃取权力的过程是以干部的逆向选择机制为媒介的。本书的前三章，分析的就是官僚化过程的各个方面。这三章的指导思想，是将官僚集团定义为将原由群众自己行使的行政职能据为已有的壹个新的社会阶层。这是由于，在工人运动和工人国家的执政党内部出现了新的社会分工。工人因而受到从他们自己当中分化出来的人的管理和统治，受到他们自己的“公仆”的压迫和剥削。

　　自从20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者已经基本上了解了在苏联出现这种压迫的经济根源和后果。罗莎·卢森堡在1918年揭示了这种压迫的制度根源和后果，左翼反对派和拉科夫斯基在20年代作了精辟的分析，托洛茨基在30年代则做了权威性的总结。在苏联的“公开性”时期又发表了大量有关“苏维埃热月”的很有感染力的材料，但是就基本的分析来说，这些材料并没有增加什么新的东西。

　　在苏联及其同类的国家裏，工人官僚的两面性和矛盾性最清楚地表现在行政权力和货币财富的关系中。官僚集团的非资本主义性质体现于这样壹个事实，那就是它的统治主要不是通过掌握货币财富，而是通过对政治权力的垄断；另壹方面，它的非社会主义性质则体现于它无法使自己摆脱货币和货币财富的影响。而这个集团不能够成为壹个新的统治阶级，则是体现于如下的事实，即它无法将自己从权力垄断和货币权力相交杂的状态中解脱出来，无法建立起全新的统治机制。

　　在资本主义国家中，也存在着国家、准国家机构和私有官僚机构不可否认的增长，这壹问题将在第四章中讨论。这些现象必须置于阶级权力的框架中来理解。在任何地方，资产阶级的官僚机构都不曾破坏货币财富的统治地位。正相反，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政治权力归根结底是货币财富的体现。而在后资本主义社会中，货币财富归根结底是附属于政治权力的。在壹定条件下，资产阶级的官僚机构可能会具备超乎寻常的相对独立性。这种情况不是为壹些私人货币财富的原始积累提供便利，就是成为某些人进入资产阶级上层的手段。

　　所谓“世界范围的官僚化”的说法，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错误认识的基础上的。这种说法要能成立，就得假设：大公司对于物质财富生产和分配的主要机制的控制，因而对全社会的控制不復存在。而事实是，在任何壹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都无从谈起。

　　在各种各样并行的——但并非同壹的——官僚化过程的背后，包括工人阶级群众组织的官僚化、工人国家的官僚化、资产阶级国家的官僚化和私人大公司的官僚化，都有着两个共同的社会根源：即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衰落以后，日益增长的社会和经济生活復杂性；以及随着世界无产阶级的力量在客观上的增长，随着现存权力结构被破坏、被推翻的可能性的增长，壹切统治阶级和统治集团都迫切要求加强对工人和壹切被统治人民的统治。各种各样的官僚机构，都是以上两种社会现象的产物。

　　因此，不是由于工人阶级的弱小，而恰恰是由于工人阶级的相对增强和局部的胜利，才造成了官僚机构得以发展的条件，只要这些胜利还停留在局部的水平上，只要这些胜利还不可避免地伴随着局部的失败。归根结底，官僚化的现象反映了自1917年以来在世界范围内阶级力量对比不稳定、不平衡的局面。世界无产阶级没有能够在十月革命之后将革命发展到先进的工业国家，从而将社会置于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自觉控制之下。帝国主义方面也没有能够在全世界范围内恢復其统治，没有能够使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受到决定性的挫败。这种不稳定、不平衡的状况，是不能够长久持续下去的。各种官僚机构的命运最终取决于世界范围内阶级斗争的结果。

　　要在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中实现新的重大突破，资本主义国家、斯大林主义国家和前斯大林主义国家的群众运动必须要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他们内部的官僚制的影响。至于官僚政治消亡的可能性，则是要靠对这壹现象进行更加深入的理论分析才能加以说明的。在本书的最后壹章中，对这壹问题有所讨论，但总的说来，作者的目的仅仅是要为避免斯大林主义悲剧重演的历史任务作壹点力所能及的贡献。归根结底，壹切马克思主义者都要坚持马克思本人的信念，即社会主义的前途只能是取决于现实存在的工人阶级的斗争，取决于这个阶级根据它自身直接认识到的利益所进行的斗争。马克思主义者还要坚持马克思的另壹个信念，即正是资本主义矛盾的发展才使社会主义成为可能，在最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裏，已经为新社会的构成要素准备了雏形。［註：英文版此句之后接着：“Socialist revolution essentially means the setting free of these constituent elements”（社会主义革命必不可少地意味着释放这些构成要素）。——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官僚化的过程是以工人阶级丧失对它自己的组织和对工人国家的控制为前提的。同样的，官僚政治的消亡也要以团结在壹起的蓝领的和白领的劳动者的自主活动和自治组织的极大增长为前提，以劳动者有能力在物质财富比较丰裕的条件下将社会的再组织掌握在自己手中为前提。这不是凭空臆测的问题，而是必须根据实际历史发展所提供的经验证据来加以回答的问题。我们可以对以往的经验作出如下的总结：确实，到目前为止，劳动者还不能够长时间地防止他们自身群众组织的官僚化。但是，在许多国家裏，在壹系列的历史时刻，劳动者通过群众性的动员，通过自主活动的极大增长，都曾经使官僚化的倾向受到极大的挑战。最近两年在苏联，又出现了这样壹种进程。

　　同样的，虽然广大的雇佣劳动者群众还不曾在任何地方对社会进行长时间的直接管理，但是每当群众斗争高涨的时候，他们在这方面便大有作为。这壹趋势并没有停止。有很多迹象表明，在未来的壹个时期，这种趋势将会进壹步高涨，而不是减退。

　　壹个引人註目的现象是群众性的议会外运动的增长，这表现在壹系列重要的政治问题上，例如：反对战争和反对军国主义的斗争、反核运动、环境保护运动、女权主义问题、关于实行直接民主的设想、扩大工人权利的要求以及与壹般的“生活质量”相关的壹系列问题。在目前这个阶段，所有这些运动还是彼此不相联系、局限于个别问题、没有整体上的政治视野、也不能够提出壹套完整壹致的关于新社会的设想。在这种情况下，这些运动不可避免地要在壹定程度上被重新纳入传统既得利益的政治框架裏去。但是，这些运动毕竟表达了劳动者探索另外壹种政治实践方式的本能要求。或者是更多的直接民主，或者是单纯的代议制间接民主，也就是带有权威主义压迫性的民主，更不必说公开的独裁统治：这就是我们在今后的壹个时期所面临的政治抉择。

　　与这个政治抉择密切相关的，是社会经济的趋向：既不要国家专制，也不要市场专制，而是由生产者自己决定生产什么、怎样生产和怎样分配。在那些仍然受着斯大林主义束缚的国家［註：英文版此处有“like China”（比如中国）。——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以及那些屏弃了斯大林主义却没有找到壹条可行的发展道路的国家，这壹前景的可能性将不断增加。这个趋向与第三次技术革命的要求也是相吻合的。按照等级制度、自上而下地组织起来的劳动过程不符合这壹革命的要求，必然要消亡。社会主义的前途、人类自由的前途、人类本身的前途，乃至人类的生存，都取决于能否将现有的各种积极趋势有意识地、有组织地融合在壹起。

　　本书完成之际，正值东欧各国共产党政府被推翻，旧的官僚秩序已经到处陷入危机。但是当时，莫斯科的八月流产政变尚未发生，苏联也还没有解体。这些后来发生的事件，是本书所分析的各种过程的发展的壹部分，特别是亲资本主义势力、官僚集团和新兴的独立工人运动之间的三角斗争的壹部分。

　　工人斗争的兴起（比如1989年和1990年的矿工斗争），极大地动摇了共产党统治的合法性，但是这些斗争尚不具备充分的普遍性，不具备明确的斗争目的和政治纲领，因而还不能够成为壹支与官僚集团和亲资本主义势力（其中很多人本来就是旧官僚集团的壹部分）相抗衡的独立的政治力量。政治主动权因而落到了官僚集团和亲资本主义势力的手中。叶利钦上臺，大肆宣扬私有化和自由市场的所谓的优越性，这本身就印证了官僚制经济是壹种具有深刻矛盾的、不稳定的社会形态。它不是走向社会主义，就是退回资本主义。毫无疑问，就眼前来说，俄罗斯政府选择了走资本主义的道路，但是旧的三角斗争并没有结束，旧的斯大林主义官僚集团的相当壹部分还残存着。各种各样的工人组织在与新政权的各种政策——蓄意制造大规模失业、通货膨胀泛滥、肢解社会服务体系、私有化等等——进行斗争的过程中仍然在按照它们自身的逻辑发展着。

　　在前苏联境内进行的阶级斗争现在进入了壹个新的阶段。俄罗斯政府的主观愿望是要建立资本主义制度，但是愿望并不等于现实。本书所分析的各种社会力量和政治选择在前苏联的各加盟共和国以及东欧仍然现实地存在着，在其它那些自封为共产主义政权的国家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

　　国家的极大膨胀是苏联和其他类似社会的主要特征。几乎所有的人都把苏联的经济制度称之为“命令经济”。在近60年的官僚主义专政之下，国家控制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这是壹个历史事实。这就首先提出了这样壹个问题：国家的物质基础是什么？它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有着什么样的地位？

　　对于物质匮乏、劳动的社会分工、壹定的社会职能为某壹特殊集团（官僚）所据有，以及国家的起源和存在之间的壹般关系，马克思和恩格斯是这样分析的：

　　“当人的劳动生产率还非常低，除了必要生活资料只能提供很少的剩余的时候，生产力的提高、交往的扩大、国家和法的发展、艺术和科学的创立，都只有通过更大的分工才有可能，这种分工的基础是从事单纯体力劳动的群众同管理劳动、经营商业和管理国事以及后来从事艺术和科学的少数特权分子之间的大分工。”

　　“[国家和旧的氏族组织的]第二个不同点，是公共权力的设立，这种公共权力已经不再直接就是自己组织为武装力量的居民了。这个特殊的公共权力之所以需要，是因为自从社会分裂为阶级以后，居民的自动的武装组织已经成为不可能了。[……]这种公共权力在每壹个国家裏都存在。构成这种权力的，不仅有武装的人，而且还有物质的附属物，如监狱和各种强制设施，这些东西都是以前的氏族社会所没有的。”

　　国家和阶级的消亡——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二者的消亡是壹个同步的过程——是以生产力的发展达到壹定水平、物质匮乏不復存在和个人的全面发展为前提的。在有了这些条件以后，个人就不必再为社会分工所奴役。或者，借用恩格斯的话说，“社会的公共事务”从此可以由壹切人来管理，而不必再交给壹个特殊的机关。

　　“只有通过大工业所达到的生产力的大大提高，才有可能把劳动无例外的分配于壹切社会成员，从而把每个人的劳动时间大大缩短，使壹切人都有足够的自由时间来参加社会的理论的实际的公共事务。”

　　恩格斯明确地说明，这些“社会的公共事务”包括所有那些在阶级社会裏由国家行使的各种职能。国家的消亡，因而也就是重新由社会本身，不经过任何特殊机关或者官僚机构，来行使这些职能。

　　在《德意誌意识形态》（1845—1846）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认识到，共产主义的前提是“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巨大增长”，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就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也就是说，全部陈腐的东西又要死灰復燃。”根据这壹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在苏联和其他类似社会裏没有能够建成社会主义是由于以下三个物质条件方面的原因：(1)生产力尚未达到充分发展的水平；(2)与先进的工业国家的隔离；(3)不得不重新开始争取满足物质需要的斗争，因而必然导致“全部陈腐的东西又要死灰復燃”。

　　托洛茨基在《被叛卖的革命》壹书中最清楚地说明了这壹点：

　　“如果国家不是趋于消亡而是越来越专制，如果工人阶级的公仆们成了官僚分子，官僚机构凌驾于社会之上，这并不是由于什么偶然的原因，如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思想意识等，而是由于，只要还不可能保证真正的平等，壹个由少数人组成的特权集团的产生和存在就是不可避免的。……官僚统治的基础是社会消费对象的匮乏，因而导致壹切人反对壹切人的斗争。如果商店中有充足的货物，顾客随便什么时候来都可以；如果货物不多，顾客就得排队购物。如果队排得很长，就有必要任命壹个警察来维持秩序。苏维埃的官僚机构就是这样开始出现的。官僚机构‘懂得’谁应该领到货物，谁必须在后面等待。”

　　国家，作为监督和从事“社会的公共事务”（将部分社会剩余产品用于积累、军事事务、执行有关人民生活的各种法令、建设和维护基础设施等）的机关，而不是从事诸如生产和分配的直接经济活动，是由壹些特殊机构组成的。这些特殊机构，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所指出的那样，独立于社会，成为社会的主人而不是仆人。

　　就这个意义而言，国家总是起着两个方面的作用：壹方面，它要保障统治阶级对被剥削阶级的统治；另壹方面，它要维护统治阶级的壹般利益，而不是统治阶级成员的私利。在壹切稳定的阶级社会裏，国家的作用都是如此。而在资本主义社会尤其是这样，这是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裏，对私人经济利益的追求特别强烈。比如，中央银行的职能是不能由私人资本家来承担的，因为他们不可能超越他们的私利。与私人奴隶主、封建地主和资本家不同，国家官僚必须遵循壹整套严格的、按照等级制方式组织起来的、正规的规章制度，而无论这些规章制度对其执行者来说具有怎样的直接后果。这些规章制度，只有通过统治阶级的集体决定才能加以改变。不遵守规章制度是不符合“游戏规则”的，会被认为是腐败或者渎职。至于军队，及其所谓的铁的“条例”、命令系统和对盲目服从的要求，则可以视为国家官僚制各种特征的夸张而集中的表现。理论上，军队是与对私人财富的追求格格不入的，但是在壹切阶级社会裏，劫掠和腐败总是与在军队中的升官晋爵结伴而来的。不过，对于这些“出格”的事，统治阶级在正常条件下尚能对其有所控制。

　　黑格尔曾经认识到，官僚制的物质基础事固定的收入和稳定的职位，这壹见解非常接近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黑格尔将此与“市民社会”（即资产阶级社会的各个基本阶级）不稳定的收入和不稳定的职位相对照。还有壹点，黑格尔也认识到了，那就是官僚制度的等级性质（也就是通过擢升获取更多收入的前景）。这样，我们就发现了官僚的三个独特的社会支柱，与资产阶级或无产阶级相区别的社会支柱。

　　但是官僚的社会地位并不仅仅是根据它与其周围的社会阶级的差别来定义的。官僚制同时还渗透于“市民社会”之中。当黑格尔夸大和颂扬国家公务员（拥有有保障的收入和稳定的职位）“无私”的特性时，他似乎忘记了，在壹个财富统治的社会裏，金钱的诱惑是不可抵挡的，因而腐败的诱惑也是不可抵挡的。特别是国家公务员的上层，更是以各种手段想要成为“自私自利的”、唯利是图的资产阶级的壹部分。可以说，苏联官僚集团的特殊性正在于，在它所处的社会中，货币财富以及壹般而言私人财富虽然存在，但是与资产阶级社会、封建社会和成熟的奴隶制社会相比，或者与“亚细亚生产方式”那样的古代社会相比，这些财富所起的作用要小得多。

　　尽管是这样，在苏联，国家并没有消亡。正相反，国家继续膨胀，成为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强大的独立力量。苏联共产党领导集团公开为国家的进壹步加强进行辩护（如1986年的《苏联共产党纲领》）。苏联的官僚化不仅反映了落后的历史条件，而且也反映了在无阶级社会裏所不存在的深刻的社会矛盾。正是为了调节这些矛盾，国家和官僚集团才得以存在并不断膨胀。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可见，国家决不是从外部强加于社会的壹种力量。……确切的说，国家是社会在壹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承认：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

　　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并不把国家和官僚制恶心膨胀的原因归结为斯大林主义集团及其继承者的“背叛”和“政治错误”。事实恰恰相反，在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斯大林主义集团及其继承者的胜利，以及他们的政治路线和意识形态，必须根据壹定的物质条件和社会条件来解释。从科学社会主义的观点看，对斯大林主义可以提出如下几点批判：

　　1．他们为官僚制所作的特殊的意识形态的辩护，掩盖了社会现实，滋长了“虚假意识”。他们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观，欺骗了本国的和世界的工人阶级，极大地帮助了国际资产阶级及其思想家们。

　　2．在“共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名义下，他们对工人、青年、农民、妇女和少数民族大肆剥削和压迫，所有这些都是他们对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所犯下的罪行。

　　3．他们的政策在实践中，不仅没有将物质短缺和官僚主义劣迹减少到最低限度，反而大大促进了二者的发展。他们的所作所为因而也就不符合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作为阶级的利益，而是使这些利益服从于特权官僚集团的特殊利益。

　　马克思主义关于苏联的国家和官僚制的分析，提出了壹个十分重要的历史问题。当年孟什维克曾经反对列宁和托洛茨基，他们反对十月革命的理由正是，在俄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条件还不成熟，任何要“跳跃”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企图都是“主观主义”和“布朗基主义”。归根结底不还是孟什维克正确吗？俄国革命难道不是壹个历史错误吗？1945年以来生产力的发展不是证明，资本主义还没有完全实现它在世界范围内的经济潜力吗？

　　要回答这些问题，就必须把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进程与壹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幻想相区别。勿庸置疑，俄国当时还不具备建设社会主义的条件。直到1924年，这仍然是当时所有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包括列宁、托洛茨基、卢森堡、布哈林、季诺维也夫、卢卡其、葛兰西、塔尔海默、科尔施和拉狄克，也包括斯大林本人。但是，整个世界已经具备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条件。对于这壹点，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就已经作了说明。这在1878年是正确的，而在1917年就更加正确了。

　　由工人国家来占有生产资料是壹个政治行动，这个行动不仅取决于当时的壹般物质条件，而且也取决于当时的政治条件和主观条件。根据资本主义不平衡发展的规律，早在1905年—1906年，托洛茨基就已经预测到，在帝国主义世界的格局内，像俄国这样的欠发达国家的无产阶级有可能利用其社会经济的落后性与政治上的成熟性相结合的特点，在比较欠发达的国家之前率先推翻资产阶级政权。

　　帝国主义壹方面妨碍着社会主义的客观条件在落后国家的充分发展（即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另壹方面又妨碍着社会主义的主观条件在高度工业化国家的发展（即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充分发展）。正是这两个方面相结合的局面决定了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具体形式，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先从俄国这样的国家开始，但是只有当革命扩展到工业上比较先进的国家以后，才有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社会。20世纪的壹切悲剧都可以根据这壹推断来说明。

　　十月革命有力地推动了世界社会主义革命，而决不是单纯地为“壹国建成社会主义”准备条件。列宁、托洛茨基、卢森堡以及他们的同誌们向来认为，这才是十月革命的历史根据。让我们听壹听卢森堡是怎样说的：

　　“让德国政府的社会主义者们去大喊什么俄国的布尔什维克政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扭曲表现吧！如果事实确实如此，那么这也不过是德国无产阶级自身行为——本身便是社会主义阶级斗争的扭曲表现——的产物。我们所有人都不能不服从历史的规律，只有在国际范围内才有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的社会秩序。布尔什维克党人已经做了壹个真正的革命政党在历史可能性所允许的范围内所能做到的壹切。没有理由为他们没有创造奇迹而去责备他们。要求壹个在壹片孤立的国土上进行、被世界大战消耗的筋疲力尽、被帝国主义所绞杀、又为国际无产阶级所背叛的无产阶级革命是模范的和毫无缺点的，便是要求奇迹。我们应当做的，是区别布尔什维克政治中本质的和非本质的东西、属于核心的和各种偶然的错误。目前，当我们正面临着在全世界进行决定性的最后斗争的时候，社会主义的最重要的问题同时也是我们时代的最迫切的问题，这个问题不是关于这壹个或那壹个次要的战术问题，而是关于无产阶级的行动能力，关于无产阶级有没有能力、有没有决心争取社会主义胜利的问题。列宁和托洛茨基及其朋友们在这方面是先行者，他们给全世界无产阶级竖立了榜样。到目前为止只有他们才有资格大声宣告：‘我敢于这样做了。’”

　　第壹次世界大战加剧了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的矛盾。以此为起点，连续发生了壹系列革命。所有这些革命都受到了俄国革命和新生的苏维埃国家的巨大鼓舞，它们构成了壹个真正的世界性进程，在先进的工业国家，如德国、奥地利、意大利和芬兰也出现了革命胜利的前景。在这个时期，在世界范围内实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是不断增长的，尽管靠俄国革命本身还不能够建成社会主义。从历史的观点看，十月革命是完全合理的。

　　俄国革命是巨大的社会力量相冲突的结果。这种冲突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前发展，超出了温和派和所谓的“理性的”自由主义调和派所能控制的范围。在极端分化的形势下，问题早已不是要自由主义民主还是要“布尔什维克专政”，而是要无产阶级专政还是要极右派、半法西斯主义的杀人专政。乌克兰的彼得留拉反革命政权，在1919年的大屠杀中杀害了10万犹太人——这是希特勒集中营之前的最大的右翼恐怖，而彼得留拉还不算是内战时期最右翼的政治领袖。在十月革命之前，曾经有科尔尼洛夫将军的流产政变，反革命分子准备引导德国军队占领彼得格勒。如果政变成功了，就必然会导致对彼得格勒无产阶级的大屠杀。只要看看德国军国主义和曼内海姆壹伙在芬兰内战中犯下的血腥罪行，就可以了解这壹点。

　　我们不必去猜测如果十月革命不曾发生，那么人类又会付出什么样的代价——那些处心积虑计算革命的代价的历史学家好像从来没有考虑过这样的“如果”。我们至少可以看看德国这个悲剧性的例子。1918年德国革命爆发，社会民主党依靠帝国军队和警察——后来成为纳粹秘密警察的核心——镇压了革命。自此开始了壹个逐步的反革命的进程，直至1933年希特勒上臺，数以千万计的人丧生。我们可以说，如果1918年的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了，代价会小得多，而俄国的斯大林主义蜕变及其所带来的巨大代价也可以得到避免。以德国所走过的道路为参照，历史的平衡表雄辩地证明了十月革命的合法性。

　　至于国际资本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的经济发展“长波”中所表现出来的适应能力，必须提及人类为之付出的巨大代价：2000万人在第壹次世界大战中丧生；8000万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丧生；更多的人死于140次“局部战争”、第三世界悲惨的生活状况和1945年以来的各种技术灾难。难道这不是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即与1914年以前的时期不同，资本主义现在的消极作用已经大大超过了它的积极作用？难道人类为世界革命未能实现所付出的代价不是无可比拟的超过了如果世界革命成功所可能付出的代价？

　　要通过物质匮乏来了解官僚政治的经济基础，有必要考虑壹下商品生产的问题。商品生产与生产者自由联合的社会（即作为共产主义低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之间的矛盾，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之壹。

　　马克思和恩格斯确实认为商品生产并非仅仅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才存在。“政治经济学从商品开始，即从产品由个别人或原始公社相互交换的时刻开始。”但是在《资本论》第壹卷第壹章中，马克思指出，只有在产品是彼此相互独立的私人劳动生产出来的时候，产品才成为商品。从劳动失去其私人性质的那壹刻起，劳动立即成为直接的社会劳动，它在不同部门之间的分割便不再由个人、生产单位或企业的自发决策所决定，而是取决于社会整体的事前决定。商品生产因而也就不復存在了：

　　“在壹个集体的，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裏，生产者并不交换自己的产品；耗费在产品生产上的劳动，在这裏也不表现为这些产品的价值……因为这时，同资本主义社会相反，个人的劳动不再经过迂回曲折的道路，而是直接地作为总劳动的构成部分存在着……我们这裏所说的是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各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所以，每壹个生产者，在作了各项扣除之后，从社会领回的，正好是他所给予社会的。”

　　所以，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在苏联及其类似社会中，商品生产的部分存在以及官僚主义国家机器的过度膨胀，决定性地证明了在这些社会中不存在社会主义经济或社会主义社会，不存在生产资料的完全社会化，以及生产过程和劳动过程的完全社会化。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确认为，按照“壹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是对壹切社会都适用的规律，并具有“自然规律”的效力，但是马克思在说明这个问题的时候，立即补充说：

　　“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能够发生变化的，只是这些规律借以实现的形式。而在社会劳动的联系体现为个人劳动产品的私人交换的社会制度下，这种劳动按比例分配所借以实现的形式，正是这些产品的交换价值。……“资产阶级社会的症结正是在于，对生产自始就不存在有意识的社会调节。合理的东西和自然必需的东西都只是作为盲目起作用的平均数而实现。”

　　《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则说得更加明白：“因此，时间的解决，以及劳动时间在不同的生产部门之间有计划的分配，在共同生产的基础上仍然是首要的经济规律。这甚至在更加高得多程度上成为规律。然而，这同用劳动时间计量交换价值（劳动或劳动产品）有本质区别。”

　　所以，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对劳动量实行有意识、按比例的配置基本上决定着经济计划，这壹观点决不意味着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仍然普遍存在。这是因为，商品和价值是劳动量“在生产者背后”以盲目的、无政府的方式进行配置时所采取的特殊形式。商品和价值的概念本身，就已经排除了生产者决定他们自己的需要，控制他们自己的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的可能性。

　　苏联官僚集团企图改变马克思主义的这些基本原理，这最早见于1943年发表于《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中的壹篇着名文章。这篇文章的署名是该杂誌编辑部，实际作者很可能是列昂节夫院士。文章说：“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劳动产品也是商品；也是有使用价值和价值……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壹件商品的价值不是由实际耗费在这件商品的生产中的劳动数量决定的，而是由这件商品的生产和再生产的社会必要劳动数量决定的。”如果这壹观点是正确的，那么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就不存在本质区别了。因为商品生产的基本根据，再重述壹遍，就是劳动的私人性质。

　　斯大林自己在1952年发表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认可了这壹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他明确地提出价值规律在苏联“存在并且起作用”。东德经济学家弗裏茨·贝伦斯，壹个比较有头脑的新斯大林主义理论家，后来企图以更加精巧的方式为“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作辩护。在他看来，这是由生产力的绝对发展水平尚不充分、劳动力的私人所有制、生产单位之间日益復杂的相互关系所决定的。如果我们撇开其观点中那些实用主义的和非科学的成分（“商品——价值关系继续存在是因为应当和必须利用这些关系来为更有效率的计划服务”），贝伦斯的观点无非是承认劳动仍然不是直接的社会劳动，因而仍然部分地是私人劳动。但是，这壹简单事实不正是说明，我们所谈论的并不是社会主义社会吗？

　　或许有些人会认为，所有这些都不过是教条主义的咬文嚼字罢了，或者干脆就是经院主义的诡辩，何必用这么大的精力来关註马克思和恩格斯写了些什么以及怎样诠释他们所写的东西，为什么不去关註在苏联到底实际发生了什么事情？这种反对意见，忽略了问题的关键。问题不在于对苏联和类似社会中的经济现象奇迹发展的描述，虽然这是很重要的，问题在于理解和解释这些现象。没有相应的理论分析手段，要理解和解释这些现象是不可能的。而这正是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能够帮助我们的地方。

　　斯大林主义官僚集团的辩护士们，在西方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家们面带微笑的鼓励下，企图用两个办法来推翻上述论证。他们壹方面宣称，实践证明，社会主义的“现实发展”和“强大的国家机器”与商品生产的存在不是互不相容，在这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犯了错误；另壹方面，他们又说，两位导师曾经反復说过，共产主义不是壹个现成的目标，而是为了消灭“现存状况”即私有财产而进行的现实运动。这些断章取义的立场，来自对《德意誌意识形态》中的壹段论述所作的公然歪曲的解释：

　　“但随着基础、即随着私有制的消灭，随着对生产实行共产主义的调节以及这种调节所带来的人们对于自己产品的异己关系的消灭，供求关系的威力也将消失，人们将使交换、生产以及相互关系的方式重新受自己支配。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清楚的说明了，消灭“现存状况”决不是仅仅限于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而是至少还应该包括下列方面：㈠ 消灭商品生产以及货币的逐步消亡（“供求关系的统治也将消失”）；㈡ 至少在公社范围内，取消消费品的交换；㈢ 由自由联合的生产者对他们自己的劳动产品、劳动条件，包括消费品的分配，实行控制；㈣ 人们使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的方式”受自己的支配，这就排除了与社会相分离的压迫机关的存在。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在苏联和其他地方，还不存在壹个已经消灭了“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社会主义社会在任何地方都还不存在。

　　官僚集团的辩护士们还指责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和其他“左倾批评家”故意拔高社会主义的标准，以表明苏联和其他地方的现实达不到理想的要求。他们认为，这是用“历史唯心主义”、“规范主义的乌托邦”和“道德主义”来代替历史唯物主义的范畴。

　　对于这种说法，可以作如下回答：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之壹正在于，所有科学范畴（以及“理想”）都是现实的社会关系的产物，而不是来自“错误思维”或者邪恶的“反共主义”。在苏联以及类似社会，商品、价值和货币等范畴能够继续存在，是有其物质基础的，这就是生产社会化尚未充分发展；劳动在本质上还不是直接的社会劳动；生产者还没有相互自由联合，还不能够直接支配生产资料和消费品。因此，私人劳动和私人财产还没有完全被消灭。

　　也就是说，不是因为苏联的社会状况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理想”，所以才认为这些社会是“坏的”和非社会主义的。这样壹种观点确实是唯心主义的和“规范主义”的，这不是我们的观点。这些社会不是社会主义社会，是因为它们仍然是剥削性的、是极端压迫性的和造成异化的社会，因为它们不符合社会主义的真正标准。由马克思以及其他人所定义的社会主义的真正标准，既不是唯心主义的臆测，也不是乌托邦的猜想，而是壹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无阶级社会的诞生所必不可少客观条件。在苏联和其他地方，“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都还没有现实地存在过。

　　官僚集团及其辩护士们的说法与之恰恰相反，这是因为他们自身的利益要求他们这样做，要求他们掩盖或者美化在苏联存在的不平等、物质特权和权力垄断。至于国际资产阶级，则乐于跟着苏联官僚集团把苏联说成是社会主义的，以便让西方和其他地方的工人看到“社会主义”确实是壹个很糟糕的社会。

　　在某些不太有头脑的人们当中，还可以听到这样壹种说法，那就是“左倾机会主义者”在批评苏联社会时混淆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他们对社会主义社会所提出的种种要求只有在更高级的共产主义社会中才能实现，但是，这些辩护士们忘记了列宁是怎样毫不含煳地说明了什么是壹般所说的社会主义：

　　“马克思把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就是这个刚刚从资本主义脱胎出来的、在各方面还带着旧社会痕迹的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称之为共产主义社会的第壹阶段或低级阶段。生产资料已经不是个人的私有财产。它们已归全社会所有。社会的每个成员壹定份额的社会必要劳动，就从社会领得壹张凭证，证明他完成了多少劳动量。”

　　辩护士们还忘记了，在我们已经引用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述中也可以找到关于社会主义的这壹定义，他们还忘记了，从1875年到1928年，自倍倍尔以来的整个马克思主义传统都是以这壹定义为基础的。直到1928年6月，斯大林本人也反復重申这壹定义。

　　这仅仅是壹个定义问题吗？当然不是。除非抛弃马克思在《资本论》第壹卷中的全部论述，抛弃马克思关于商品、价值、交换价值（价值形式）和价值规律的分析，否则就无法解释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为何会继续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占据统治地位。这不仅是抛弃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的定义，而且是抛弃他关于资本主义以及阶级和国家的起源的分析。这就完全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出的“资产阶级权利”在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的第壹个、也是比较低级的阶段）中继续存在的观点，决不等于说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还继续存在。前面引用过的《批判》壹文中的有关论述对此作了清楚的说明。尽管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商品生产和价值不復存在了，但是“资产阶级权利”仍然存在，因为平等还只是形式上的平等。被直接承认为社会劳动的等量个人劳动，意味着在消费基金中的同等份额。但是因为不同的个人有不同的需要，并能提供不同数量的劳动，所以有些人能够满足他们自身的需要，而有些人则不能。

　　在苏联所存在的恰恰不是马克思在使用“资产阶级权利”壹词时所说的在消费品分配方面的形式上的平等，而是巨大的、不断增长的形式上的不平等。如果说，壹个非熟练的体力劳动者用8小时劳动能够交换到的消费品数量是X，那么壹个高级官僚在同样工作8小时之后，则不仅得到他的薪金，而且还能得到以实物形式提供的特殊的奢侈品和服务，相当于10X或者20X。这种资产阶级权利早已超出了马克思在谈论作为共产主义第壹阶段的社会主义时所设想的范围。用斯大林主义的辩护术语来说，这是“按照劳动的数量和质量分配”，是社会主义的“分配标准”，以与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的“分配标准”相区别。这本身就已经公然违背了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提出的公式，在马克思的公式中根本没有提及“劳动的质量”或者任何类似概念，也违背了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所提出的对这壹问题的看法。至于斯大林主义对所谓的“小资产阶级平均主义”所进行的政治讨伐，则背离了壹切社会主义传统，也背离了列宁公开表明过的立场。

　　由于在苏联存在着这样的分配体制，由于商品生产和价值继续存在，这就决定了在苏联社会仍然普遍存在着“为了生存而进行的斗争”，为了升官发财而相互争斗，为了“个人利益”而进行的冷酷计算以及自私自利、贪图名利和腐败等现象，虽然这些现象不像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那样严重。这些社会现象的存在，主要不是由于“资产阶级思想的残余”或者“西方的影响”，而主要是苏联现存的社会经济结构的产物。

　　这裏我们又壹次遇到了物质匮乏的问题。在上壹节中，曾经用生产力发展水平不足来解释国家和官僚制度的继续存在以及过度膨胀。分配、法律、权利及权力关系的存在不可能从根本上超越生产力发展水平所可能允许的范围。分配的进行，以及调节分配的方式和机构，归根结底取决于社会所掌握的产品数量——也就是到底有多少东西被生产出来了。从长远来看，任何良好的愿望、主观上的巨大努力和理想主义的追求，都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这壹点。只要苏联社会仍然处于与西欧、北美和日本比较先进的工业部门相隔绝的状态，因而不能够利用后者的生产潜力，那么社会主义就是不可能的。社会主义的命运从来都是取决于国际资本主义的命运，取决于世界无产阶级的胜利或者失败——也就是说，取决于世界革命的前途。

　　这就使我们能够消除另外壹个误解。革命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在苏联和其他类似国家裏市场关系还继续存在着，这就证明社会主义社会还不存在，这并不是说，我们要求“党”和工人阶级立即废除商品生产和货币，或者实行其他荒谬的“左倾”政策；商品生产和货币只能逐渐消亡。商品生产和货币关系现在在中国继续繁荣和发展，而不是趋于消亡，这是壹个在用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客观地分析中国以及类似社会时所要面对的基本事实，但是这不能成为提出不负责任的和非理性的政策主张的根据。在既定的内部和外部条件下，企图在壹夜之间“废除”商品生产和货币流通只会加速现有生产关系的解体，不利于社会主义，而有利于资本主义復辟。

　　无论是在1922年和1933年反对派所提出的苏联经济和社会改革纲领中，还是在后来苏联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所提出的政治革命纲领中，都没有主张立即废除商品生产。正相反，他们主张在社会化生产和计划制度的范围内，允许商品生产存在，甚至鼓励其发展，以便壹方面实现生产力的长期最优化发展，壹方面建设真正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这两个目的是不可分割的。

　　如果不能够在另外壹套尊重人和自然的技术体系的基础上来发展生产力，就不会有社会主义；但是如果没有真正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那么建设社会主义也同样是不可能的。我们的目的，不是要先生产出来多少钢、水泥、小汽车和建好多少住房，然后等到将来的某壹天，生产者们突然（由于什么奇迹？）成为他们自身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的主人。我们的目的，是要在生产和劳动生产率方面，在促进社会平等以及在经济和国家管理中实现工人自治和社会主义民主方面，通过两者的相互作用，实现两者的同步发展。否则的话，生产力发展的各个源泉就会逐步地、壹个接着壹个地枯竭干涸。

　　因此，卢卡其的下述观点是非常不恰当的。卢卡其认为，对革命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或者是通过革命战争来实现社会主义，或者是回到11月7日（指十月革命：译者註）以前的处境，也就是说，或者是选择冒险主义，或者是选择资本主义。”卢卡其认为，“就这个两难选择来说，为托洛茨基恢復名誉从历史上看是不合适的。就时代的战略问题来说，斯大林是完全正确的。”

　　这壹对历史的歪曲是由于不加批判地接受了官僚集团的有关说法。从1923年到1933年，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内部与有关论战相关的所有文件都可以直接证明，这些说法都是不实之词。托洛茨基和左翼反对派决不是卢卡其所说的上述两难选择的牺牲品，而是坚持认为——他们先是反对斯大林和季诺维也夫，后来反对斯大林和布哈林，而最后，当苏联共产党内部不再有反对派时，则是反对斯大林集团——共产党人有两个主要任务，而这两个主要任务必须同时完成。壹方面，必须加速实现苏联的工业化，实行经济计划，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通过合作化来改组农业和提高农业的技术水平；但是与此同时，还必须在国际方面根据各国内部的发展规律和阶级斗争的要求（而不是根据苏联在某壹时期的经济和外交需要）促进革命的发展。这壹路线既反对投降主义，也反对冒险主义，正如托洛茨基在《共产国际纲领草案批判》壹文中所指出的那样：

　　“在[共产国际]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中，我们曾经数十次地告诫那些急躁的左倾主义者：不要过分得急于帮助我们。那样的话，妳们就会毁掉妳们自己，因而最终毁掉我们。要系统地开展为了群众利益而进行的斗争，以便使之发展为为了争取政权而进行的斗争。我们需要妳们的胜利，但是不需要妳们企图在不利条件下发动斗争。在新经济政策的帮助下，我们在苏维埃共和国会努力生存下去，我们会继续前进的。如果妳们能够积蓄力量，如果妳们善于利用有利条件，那么妳们就会有机会在正确的时机帮助我们的。”

　　最后，不断革命的理论以及帝国主义不平衡发展的理论，决不认为工业落后国家的人民不应当努力争取他们自身的解放，而是壹味等待工业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胜利为他们准备好成功建设社会主义所需要的条件。正相反，托洛茨基认为，在落后国家，社会主义革命是把这些国家从野蛮的历史遗产的沉重包袱下解放出来的唯壹办法。

　　在帝国主义时代，资产阶级没有能力像他们在西方曾经基本上做到过的那样，把奥吉亚斯的牛圈清洗干净（译者註：希腊神话相传，奥吉亚斯国王的牛圈中养有3000头牛，三十年未打扫，后为大力神海格立斯用河水在壹日内清洗干净）。这本身就足以说明社会主义革命在第三世界的必要性，因为只有通过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完成民族民主革命未完成的任务和开始社会主义发展。但是，在这些国家微弱的经济和社会基础上，是不可能完成这壹进程的；只要阶级斗争的条件允许，就必须使这壹进程扩展到先进的工业国家。

　　或许有人会问，从以上两节的分析中，是不是可以得出结论，即官僚集团是壹个“国家资本家阶级”或者是壹个“新的统治阶级”。对这壹问题的答案是：完全不是那么回事。要说明这种机械论观点的错误，有必要进壹步考察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作用，以及官僚专制主义权力之间充满矛盾的结合。而这种结合又须纳入到历史上“依次相继”的生产方式（借用马克思的说法）之间的过度社会这个壹般问题中来考察。

　　我们曾经指出，将商品生产的作用仅仅限于资本主义时代的范围，是违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交换、交换价值和商品生产，因而价值规律的作用，早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前，就已经存在了许多个世纪了。使资本主义生产与各种小商品生产区别开来的，是商品和价值生产的普遍化；只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才普遍地成为商品。尽管资本、资本主义及其矛盾的萌芽在小商品生产中已经存在了，但是它们毕竟不过是萌芽。要使这些萌芽完全成长起来，还必须创造出整整壹系列进壹步的经济和社会条件。在西方以及东方的伟大文明中，这个过程经历了数千年。在比较欠发达的国家，即使到了今天，这壹过程尚未完成。

　　要完成这壹过程，必须克服壹些巨大的障碍。我们在这裏只指出其中壹个障碍，那就是使农民失去对土地——他们基本的生产资料和生存条件——的直接支配，并使他们沦为雇用劳动者。这要求在农村进行巨大的财产关系方面的变革——消灭农民在其中拥有事实上的土地使用权的原始农村共同体（无论是“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形式，还是“纯粹封建主义”的形式），以及废除奴隶制种植园和土地的国家所有制。

　　这还要求在乡村和城镇进行经济、社会和政治方面的其他变革。即使在先进的西欧地区，由于这壹进程发展缓慢，所以小商品生产以及基本上是非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也曾经在很长壹段时间裏与逐步形成中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共同存在。在这壹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阶段，商品生产与单纯的使用价值生产曾经杂交共存。价值规律以这壹过渡社会所特有的形式在商品生产领域起作用，但是在各个村庄内部，在很长壹段时间裏，价值规律很少起作用或根本不起作用。

　　壹个生活在中世纪早期的欧洲农民，壹个生活在18世纪的中国或印度农民，或者壹个生活在19世纪的墨西哥或非洲农民，不会根据市场价格的变化而改变其生产的数量和品种，因为他生产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维持他自己的生存。地租、赋税、战争和饥荒有时会大大减少壹个农民生产的全部使用价值中他自身所占有的份额，但是这并不能把壹个农民改造为依赖于市场的，即依赖于价值规律的商品生产者。要做到这壹点，村庄内部的财产关系必须发生变化——这裏指的是经济意义上的而非单纯法律意义上的财产关系，必须使农民在事实上与土地分离开来。

　　不妨说，像这样的混合型社会，其特点便是，价值规律起作用，但又不占统治地位。社会现有生产资源在各个部门之间的配置，主要是由习惯和传统、农民的需要和消费习惯、生产技术、相互交往的组织形式，以及国家强制实行的征调等所决定的。马克思关于这种社会状况的分析是众所周知的。

　　这种混合型的生产关系并不必然导致生产力和社会发展的停滞。过渡经济与商品生产之间的矛盾是逐步发展的，其中壹个因素便是高利贷资本和商业资本（以及后来的制造业资本）的发展。在壹个很长的时期，这壹发展有可能会产生出最终导致价值规律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趋势，但是我们这裏说的是壹个逐步的历史过程，是必须对之加以具体研究并用经验材料来说明的，而不是仅仅根据如此这般的抽象逻辑——商品生产的出现＝价值规律必然占统治地位＝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的统治——演绎壹番便可以得出结论的。

　　苏联和其他类似社会的经济和社会结构与上述的混合型社会有着惊人的相似。正如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壹样，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阶段中商品生产仍然存在，但是在这两种情况下，都只有非普遍化的、局部存在的商品生产。在农业合作社和国有企业之间相交换的消费品和生产资料是商品，与对外贸易有关的产品也是商品，但是大部分大规模使用的生产资料不是商品，大部分劳动力也不是商品：对于它们来说不存在本来意义上的市场。因此，把这些社会说成是“资本主义”社会是不合乎道理的，因为在这些社会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运动规律不起作用。

　　机器和劳动力没有从“利润率”较低的部门转移到“利润率”较高的部门。价格和“利润”（仅仅有会计上的意义，因为价格是根据行政命令确定的）也不是指引投资分布和转移的信号。不是价值规律，而是国家（也就是官僚集团）最终决定社会产品中有多少用于投资、多少用于消费，以及决定整个经济的发展方向，因此，苏联式经济不是普遍化的市场经济，而是由中央配置资源的经济，即中央计划经济。

　　但是，它又不是壹个“纯粹的”中央计划经济，而是计划配置经济与商品经济的混合体，价值规律起作用，但是不占有主导地位。尽管如此，价值规律的作用范围为官僚专制主义最终设定了不可动摇的界限。这是像勃恩汉姆、沙赫特曼和卡斯脱裏亚迪斯之类的“官僚集体主义”理论家们没有认识到的。

　　首先，官僚集团的专断行为受到客观内在的约束，即受整个经济在壹定条件下可供配置的有限物质资源的制约。官僚集团当然可以要求，比方说在高技术领域，某些部门在稀缺资源分配方面享有特殊待遇。官僚集团也可以不断地要求使重工业、军事工业、航天工业、通向欧洲的天然气管道等部门得到优先发展，但是官僚集团不可能不服从扩大再生产的规律。任何壹次偏向某壹部门的不合乎比例的资源分配，都会造成整个经济的更大比例失调，最终使优先发展部门本身的劳动生产率也受到影响。于是，比方说，苏联的壹部分经济资源不得不用来进口食品，而不能用于发展机器和现代技术。不仅如此，而且即使是非市场部门，也到处渗透着商品货币关系，这是官僚集团用恐怖、压制和专制主义的手段也改变不了的；其次，官僚集团的专断行为还受到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竞争压力的制约，在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中，有统壹的价格体系，起支配作用的是价值规律。苏联集团的对外贸易（即使是经互会内部的贸易）归根结底是在世界市场价格的基础上进行的。

　　处于过渡中的苏联式社会的这种混合性质清楚地反映在其内部价格体系的二元结构上，壹组价格是由价值规律决定的，而另壹组价格却是由计划当局任意规定的，但是起支配作用的还是第二组“价格”，这就是为什么这种经济（尽管对外贸易为国家垄断）是中央配置资源的经济的原因。然而，国民总产品中与对外贸易相联系的部分越大，价值规律对于“计划价格”和国有部门资源配置的影响也就越大。计划经济的调节范围——即对重要物质资源实行中央配置的范围——因而明确受到限制。至于官僚集团内部的“政治官僚”和“技术官僚”之间的冲突，中央计划当局与企业经理之间的冲突，则归根结底是上述客观矛盾的反映。

　　由于同样的原因，每壹个具备其苏联原型大多数特点的“民族的”官僚集团，又有诸多自身的具体特殊性。这些特殊性反映了这个官僚集团夺取权力的条件和方式，反映了这个国家及其工人运动的历史，反映了既有的社会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反映了统治阶级和各中间阶层的政治传统，而最主要的，是反映了这个国家在世界市场中的特殊位置。1989—1990年的壹系列事件明确地印证了这壹论点。

　　虽然商品生产的继续存在和官僚集团的专制主义统治都可归因于工业较落后地区所发生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孤立性，但是这壹专制主义毕竟是与生产资料公有制、计划经济和对外贸易的国家垄断联系在壹起的。从长期来看，如果不打破官僚集团的专制主义，就不能够实现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作用的普遍化。

　　这样，我们就了解了官僚集团不能够成为壹个统治阶级的决定性的原因，它无法使自己演化为壹种新型的统治阶级，而只能蜕变成为旧的资本家阶级。要产生壹个“新的”、非资本主义的“官僚制”生产方式，苏联官僚集团就必须使它自己完全彻底地摆脱价值规律的影响，但是要做到这壹点，就不仅要消灭苏联内部以交换为基础的分配关系，而且还必须使苏联从世界市场的束缚下完全解放出来，也就是在世界范围内，或者至少使在大多数主要的工业国家消灭资本主义。而这又取决于世界范围内资本和劳动的斗争的最终结果，而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当然就更不会允许斯大林主义的官僚集团变成壹个新的统治阶级。

　　壹个新的统治阶级存在的前提是存在着壹个有其自身内在逻辑和运动规律的新的生产方式。直到现在，还没有谁能概括出“新的官僚制生产方式”有哪些运动规律，因为这些运动规律根本就不存在。另壹方面，却可以知道斯大林主义经济有哪些特有的运动规律。在过去30年裏，有丰富的经验材料证明这些规律的存在。

　　对革命马克思主义来说，苏维埃国家有着部分的积极意义，因为它毕竟是工人国家，尽管是极端官僚化的工人国家。至于其非无产阶级方面，壹切与官僚集团作为壹个社会阶层的片面利益和特殊性质相联系的方面——它对工人阶级的敌视、它对壹部分剩余产品的占有、它在国际上的保守作用——则都是极端反动的。

　　历史上，统治阶级只有在壹定的财产制度的基础上才可能长期维持其统治。这壹点，可以用亚细亚生产方式下的国家官吏的命运来说明。

　　在中国，在每个王朝的初期，官僚集团的客观作用都是保护国家和农民免受土地贵族的勒索，以便使扩大再生产（灌溉工程、剩余产品的集中、保障各个村庄的劳动生产率等）成为可能。这也使国家能够从集中起来的剩余产品中拿出壹部分来，给予其官吏以极其慷慨的回报。尽管如此，壹个官吏的命运还是要取决于体现为宫廷和皇帝的国家的随心所欲。他的地位从来就不安全。他不能确保他的儿子能够与自己壹样在官僚集团中占据壹个好位置。

　　因此，在每个王朝兴衰周期的后半阶段，壹般就会出现土地贵族（乡绅）与官僚集团融和的趋势。官僚们逐渐成为财产的所有者，先是占有货币和地产，继而是占有土地——这壹过程是“非法的”，正如苏联的官僚们占有原材料和最终产品的储备壹样。

　　随着官僚集团与乡绅的融合，剩余产品的集中也就被破坏了，国家权力被削弱，对农民的压榨趋于严重，农民收入减少，农业劳动生产率下降。农村流民与农民的暴动、匪患和骚乱逐渐蔓延，王朝失去了“天命”——即其合法性——并最终崩溃。于是产生壹个新的、往往发源于农民的王朝来重建国家和官僚集团对于土地贵族的相对独立性。

　　埃梯安·巴拉茨的《天国的官僚主义》是关于传统中国社会的最好的着作之壹。巴拉茨有时把士大夫称为壹个阶级，但是这壹称谓与他反復加以说明的各种具体情况并不相符，也不符合他对士大夫的社会行为及其地位的不稳定性所作的精辟的具体分析。

　　“[在周期所发生的]这个持久而痛苦的过程，其最显着的结果便是在贵族和平民之间出现了壹个新的中间社会阶层。……“这个新的、受过良好教育的、令人敬畏的和雄心勃勃的阶层，还不甚清楚它自己的作用和它未来的自主地位，壹心想拯救整个社会，而首先是要把它自己从普遍的没有保障的状况中解救出来。……“受过良好教育的官吏负责大壹统的帝国的行政事务，这个大壹统帝国是由‘始皇帝’秦始皇（公元前221—210）创立的，在汉朝得到了延续。壹般来说官吏们也是财产所有者，但是，他们的权力的源泉不是财产，而是官位，他们的特权是以他们在官位上尽职尽责为前提的——这是了解古代中国的关键。壹方面，由受过教育的官吏——有产者所组成的特权阶级，忠实地信奉家长制的儒家学说，强烈反对大地产和大地主的权力，因为贵族和大地主的胡作非为会破坏帝国的统壹乃至存在；但是同时，这些官吏们又很自然地倾向于对土地和工商业的投资，尽管这些职业在理论上是与士大夫的地位不相容的。于是农业政策也就摇摆不定。”

　　这裏我们可以看到在大地主、士大夫和农民之间所进行的三角斗争。如果把萌芽中的城市资产阶级也算进来的话便是四角斗争。这与苏联又有着惊人的相似，在苏联，是工人、官僚集团和萌芽中的城乡资产阶级之间的三角斗争——还有由劳动农民组成的第四角。相似不等于是相同。私有财产和个人发财致富对于古代中国的士大夫们要比对于斯大林主义和后斯大林主义的官僚们重要得多。但是，在这两种情况下，我们所讨论的都是壹个混合型的社会阶层，这个阶层既通过货币途径，也通过非货币途径来获取社会剩余产品。这个阶层的混和性质——因而从根本上说是不稳定的——反映了社会生产关系本身（即社会结构整体）的混和的性质。

　　只要在苏联还存在着消费品的绝对短缺——大体上是从1928年到50年代初期——那么在满足他们自身直接需要的要求的驱使下，官僚们就会强迫工人以两三倍的强度劳动。但是壹旦这些直接需要有所缓解，苏联社会就会面临壹个壹切前资本主义社会都会存在的问题。只要居于统治地位的阶级、阶层或等级的特权仅仅限于私人消费的范围，那么生产率的持续增长就不可能成为这个阶级、阶层或等级的客观的长期要求，所以，生产的发展，奢侈品消费的增长，总是伴随着浪费、挥霍和个人行为的堕落（酗酒、放荡和吸毒）。在这方面，罗马帝国的贵族、18世纪法国宫廷的贵族、19世纪的奥斯曼帝国和革命前夜的沙皇俄国实际上都是壹样的。

　　这与苏联官僚集团的上层和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寄生性的有产阶层有着明显的相似。只有资本主义的企业家阶层才在竞争（也就是普遍化的私有制和商品生产）的压力下有着根本不同的行为。如果竞争消退了，那么就会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资本主义去趋于停滞。竞争是（经济意义上的）私有制的产物，如果没有私有制，那么竞争就无从谈起。

　　在50年代，我们就认为苏联仍然是壹个处于过渡中的社会。我们的批评者则坚持认为，在苏联占主导地位的是“为生产而生产”，因而其增产速度必须永远是相对比较高的。我们的分析则认为事实将会恰恰相反。现在历史已经作出了论断，随着苏联的经济增产速度越来越慢，官僚集团的壹部分就越来越要求分散生产资料和社会剩余产品的控制权，理由是“客观上”要求企业经理享有更大的权利以及为了私人消费和私人利润合法地占有资源。这个“自由化”的过程逐渐削弱了中央计划，它使得价值规律所起得作用越来越大，并最终导致资本主义復辟。

　　与此同时，官僚集团的内部也有矛盾，特别是要面对工人阶级日益增长的反抗。工人在实践中认识到，如果私有制站住了脚，那么必然就要牺牲充分就业，必然就会带来更大的不平等，1988—1990年的群众性罢工就证明了工人们有为之而斗争的决心。有些人把这叫做“保守主义”。当然，不妨把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反对降低工资和裁员的斗争也说成是“保守主义”。

　　至于南斯拉夫式的工人自治，与所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结合，仅仅是掩盖了矛盾，而没有解决矛盾。只要价值规律能够强迫工厂关闭，工人集体就不会有真正的决策权（因而也就没有真正的自治）；另壹方面，只要工人集体能够有效地防止就业波动，就不存在真正的“市场经济”。

　　现在，在苏联和其他类似社会，可以看到，官僚集团的壹部分正在开始转变为壹个资本家阶级。这壹过程要求实现商品生产的普遍化——也就是使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成为商品。要完成这壹过程，就必须摧毁生产资料公有制、充分就业的制度保障，中央计划的支配地位和对外贸易的国家垄断，还必须使苏联工人阶级在社会经济意义上又壹次遭受历史性失败，而这壹失败尚未成为事实。

　　十月革命以及由于革命的孤立状态所引起的官僚制统治，只能由下述两个方面的结合来解释，即壹方面，是俄国“自身发展”的局限性（受到外部帝国主义强烈影响的、处于半封建国家统治下的“野蛮的”资本主义，却有壹个相对比较强大、比较集中、比较有觉悟的工人阶级）；另壹方面，是世界资本主义和世界无产阶级在帝国主义时代的特殊发展。因此，只要资本主义的命运在国际上还没有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决定下来，苏联的官僚集团就不能成为壹个新的统治阶级。革命胜利后在苏联又重新出现的“汙泥浊水”，未能采取壹个新的阶级社会的形式，而表现为处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过渡社会的官僚化。

　　革命马克思主义关于苏联的分析不是以所谓的“客观主义”的，更不是以“经济主义”的历史观为基础的。我们从来没有说主观因素——工人的阶级意识以及国家和党的领导集团所采取的政治路线——是无关紧要的。客观条件——首先是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严格规定着国家和党能够选择的政策范围。在1990年的苏联（更不必说1920、1927、1933或1953年），即使是最有成就的革命者，也不能废除商品生产、货币、国家和官僚政治，但是，在壹定客观条件的制约下，能够选择的政策范围还是比许多人所相信的要宽广的多。28年前，在《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壹书的第十六章中，我们曾经试图阐释这些选择所意味的后果。到今天为止，还没有人反驳过我们的这个观点。

　　在任何壹个能够大体上维持扩大再生产的社会，社会产品都可以划分成三个（不是两个）基本部类：生产性消费基金（A），用以补偿在生产过程中消耗的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积累基金（B），为满足以使用价值表现的扩大再生产的需要，为新追加的生产者提供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23]；非生产性消费基金（C）——包括军火生产，对于在使用价值意义上的扩大再生产没有贡献。

　　官僚集团的经济理论，在无数西方理论家和各种各样的伪马克思主义者和半马克思主义者的支持下，认为只有压低生产性消费基金，才能实现高水平的积累，以促进经济增产，并长期地实现消费的“最优增产”。据说，这可以解释苏联经济的高积累率——平均每年占国民收入的25％，但是这个论点，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错误的。

　　首先，它没有考虑到直接生产者的消费基金其实也是间接的生产资料基金。任何在满足直接生产者的基本消费预期方面的缺陷，都会导致劳动生产率的相对甚至绝对下降。通过相对或绝对降低生产者的消费而获得的额外投资能够带来的最终产出的增加率趋于递减。25％的积累率最初可以带来7％的经济增长，后来就只有5％、4％，甚至只有3％。西方经济学家把苏联的这种现象叫做“资本系数上升”。苏联的官方经济学家将同样的现象称之为“固定资金周转速度下降”。

　　其次，这壹理论没有考虑到如果生产者消费的数量和质量都不如他们预期的那样，如果生产者不满意他们的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包括缺少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那么生产者就会对劳动漠不关心，并蓄意怠工。如果生产者对生产不负责任，那么就只有强迫劳动。

　　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劳动市场、工资变动、工作无保障和周期性的大规模失业等，都是实施强迫劳动的手段，但是在苏联，这些机制很少起作用或者根本不起作用。正因为如此，苏联不是壹个资本主义社会。强制的手段，不是市场规律，而是行政控制、压制和镇压——即官僚专制主义。正是这些条件，可以说明官僚主义和镇压机关的极大膨胀、从而非生产性消费（部类C）极大膨胀的原因。因而部类B的下降较部类A在以合理速度上升时要严重得多。非生产性开支的增长减少了或者抵消了原以为通过压低生产者消费可以得到的好处。表1表明了国民收入在三个部类之间的分配的大致演变情况。

　　表1 苏联社会产品的分配（％）

　　A

　　B

　　C

　　初始情况

　　55

　　15

　　30

　　官僚主义工业化开始时的情况

　　35

　　30

　　35

　　长期结果

　　35

　　20

　　45

　　这就是官僚制的政治和经济史的秘密，是其起初壹度成功而后来却越来越明显地走向失败的根本原因。我们所看到的不是“为生产而生产”或是“系统地扩大资本积累的趋向”，而是部类C的巨大增长，以及对部类B的增长（更不必说最优化）的关註日益减少。由于其在管理和计划方面的内在矛盾，官僚集团日益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障碍——要恢復生产力的发展就必须消除这个障碍。在经过“公开性”的揭露以后，再也不能否认这个基本的判断了。

　　在苏联，商品生产的发展以及官僚制的规模和范围，远远超出了客观的必要的限度。事实上，决定苏联现实发展的，是客观的必要性与官僚集团的实际政策（而这是官僚集团特殊利益的产物）之间的相互作用。这壹相互作用的结果可以概括为：惊人的浪费。官僚集团的前领导人尤裏·安德罗波夫，曾经估计每年劳动时间的三分之壹被浪费掉了。戈尔巴乔夫后来确认了这壹估计。没有比这更能说明官僚集团管理苏联经济的失败了。

　　认为官僚集团的权力来自于“中央计划本身”，这是典型的见物不见人、拜物教式的思考方式，这种思考方式不考虑这样的问题：是什么社会力量在制定计划，又是为谁的利益而制定计划[25]？它忽视了苏联经济的主要特性，即这壹经济是中央配置与局部的商品生产相结合的混合体。从第壹个五年计划开始，就只有局部的、在很大程度上扭曲了的计划，壹方面是集中资源“突击”完成壹些项目，另壹方面是严重的比例失调。

　　最突出的比例失调的例子，是广义的服务业部门（商业、运输业、贮藏业和银行业等）的发展严重滞后，仅占国民支出的15％—20％（不过，如果考虑到在金融业和商业部门中的资本主义生产、分配和积累各环节的巨大浪费，那么后壹比例实际上应低的很多）。苏联城市中的排队现象，浪费了人们（首先是妇女）如此多的时间，这不仅是由于产品缺乏，而且至少在同样程度上是由于对服务业长期以来投资不足。比如，苏联是世界上最大的土豆生产国，但是土豆产量的75％都不能通过“服务”到达最终消费者那裏。

　　这种比例失调严重地影响了苏联人民的生活水平和劳动生产率，但是绝不可以把这些现象说成是中央计划的必然结果。正相反，这种严重的比例失调和浪费与计划的基本逻辑，即按比例发展经济是格格不入的。这些现象反映的是以专制主义方式强加于生产者——消费者群众的官僚集团的偏好。

　　至于说中央计划“本身”就滋长管理制度，以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就意味着官僚集团的普遍的和专制的权力（最早阐述这个论点的是马克斯·韦伯，后来为冯·米赛斯所借用），还没有什么逻辑证明能支持这壹论点。如果认为唯壹可能的计划形式，是通过极度膨胀的国家自上而下地进行，那么这种论点不过是同意反復。它包含着强烈的精英主义偏见，认为生产者——公民群众不能够自觉地、自下而上地对他们自己的偏好加以协调（即计划）。

　　如果了解壹下历史事实，就知道实际上的因果关系恰恰相反。不是计划的内在本质导致了苏联官僚制度的极大膨胀，而是官僚集团的权力决定了苏联及其类似社会的计划的特殊形式。

　　另壹种目前在苏联广为流传的观点认为，官僚专制主义是“兵营式共产主义”的产物。后者起源于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在新经济政策时期曾有所收缩，但是在1928年以后，随着斯大林以“左倾主观主义”的方式，企图不惜壹切代价、用无情的手段来实现俄国的现代化，又壹次占据了统治地位。然而，事实是，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还几乎没有什么官僚制度。只是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官僚集团才开始据有权力，1922年以后俄共全日制脱产干部的数目可以清楚地说明这壹点。如果说，1928年以后计划的全面实行采取的是怪兽般的官僚主义的形式，这正是因为官僚集团企图通过推行计划来扩展它自己的权力和特权[26]。

　　尽管苏联的计划是片面的，但是它确实包含了真正计划的合理内核。如果像某些作者那样把苏联经济仅仅说成是壹个“浪费经济”，那么便无法解释壹个基本上是农业国的国家，如何能在不到两代人的时间裏，成为世界第二工业强国？现在美国和日本有很多工厂都在应用苏联的专利。难道这些都是“浪费”的结果？[27]

　　在壹个实行由群众自由民主决策、实行民主集中制的自治制度下，计划受到官僚主义扭曲的程度将大大减轻。但是，有些作者，从不同的角度出发，认为如果不让市场发挥主要作用，那么自治就是不可能的，唯壹可能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就是市场社会主义。南斯拉夫的历史经验已经驳斥了这种论点，1971年的激进市场改革不仅没有加强工人自治，反而导致工人自治解体。如果市场把大规模裁员强加给工人，甚至迫使他们关闭工厂（在大多数情况下，不是由工人自己的过错），那么，怎样理解工人是自由的或者是在实行自治呢？——除非把自由理解为能够自由地解雇他们自己的自由。

　　所以，尽管有些人企图画圆为方，但是马克思关于占统治地位的市场经济所带来的不可避免的后果的分析还是得到了证实。彼得·卢本企图把对“市场社会主义”的辩护——包括企业家利润和大规模的、强制性的就业波动——嫁接到马克思的通过以自由人联合体取代阶级社会来实现工人解放的设想上。但是，这就完全忽视了壹个基本问题，即只要人们还受价值规律的统治并遭受异化，只要人们的经济命运仍然是从他们的背后强加于他们的，并且不受他们的意誌的支配，那就根本没有什么“自由地联合起来的生产者”。

　　米哈伊尔 戈巴契夫则更加清楚地表达了这壹矛盾。壹方面，他正确地说明，对于马克思来说，社会主义意味着壹切人的自由发展：人类必须支配他们自己的物质生产；社会主义的本质在于自由，但是接下来就是致命的壹跃。按照戈尔巴乔夫的思维方式，这种自由和支配被简化为生产者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多元化的而不是“垄断的”财产关系）。社会公正是与所谓的经济效率——即由竞争和普遍存在的市场机制所决定的经济的长期发展趋势——相联系的。但是，既然生产者的物质生产和劳动条件，都是由市场和竞争的规律在违背他们自身意誌的情况下强加于他们的，那么生产者又如何能支配这些条件呢？

　　在这方面，苏联共产党领导集团的政策既不是完全被客观决定的，也不是对于苏联和世界的发展没有产生影响。它壹方面助长了商品生产的蔓延，另壹方面促进了官僚制的发展。它同时加快了这两个进程，从而使既有的社会矛盾变得更加尖锐。党不仅没有像列宁所期望的那样成为无产阶级群众（作为阶级的无产阶级）反对官僚集团的武器，而且党自身反而成了官僚集团专政的工具。不仅没有使无产阶级在无产阶级专政下上升为直接的统治阶级，而且党越来越蜕变为壹个远离工人阶级的特殊的官僚机构。党的官僚化与国家的官僚化融为壹体，使无产阶级再度处于被压迫的地位。

　　显然，所有这些问题都与热月问题密切相关，这也是托洛茨基在他的壹篇最着名的着作中所分析过的。不太为人所知的是，早在1921年，列宁本人在为第十次党代表大会所做的笔记中就提出了热月的可能性：“热月？理性决定了我们要承认这壹可能性。这会不会成为现实，只有时间才能告诉我们。”

　　有必要再壹次强调的是，这壹结果并不是由“客观条件”和“力量对比关系”自动决定的，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壹系列的决策，首先是苏联共产党领导集团的多数人的决策，然后是掌握苏联国家权力的斯大林及其集团的决策，在第三个阶段则是斯大林死后官僚集团专政的最高领导集团的决策。在下面壹系列（基本上按年代顺序排列的）问题上所作的决策，其影响尤其重大：

　　——拒绝执行1923年关于党内民主的决议，压制辩论和批评，使既有的党的体制得到巩固。这壹体制的统治基础是壹个未经选举产生的、实际上不可变更的并且在1921年以后极大膨胀了的机构；——扼杀工人的自我表现和苏维埃民主的残余力量；——在1923年到1927年期间拖延逐步加快工业化，特别是没有建立壹个拖拉机工业，从而未能为自愿组成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奠定基础；——使中国共产党服从于资产阶级的国民党，直至蒋介石发动政变——这壹政策导致中国革命在1927年4月的失败；——1928年以后强迫实行农业集体化并强行驱逐所谓的富农；——1928年以后，在没有成本核算的情况下，突然加快工业化的步伐，导致实际工资急剧下降，并实行野蛮的反对工人阶级的法律和镇压措施；——“社会法西斯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帮助了希特勒在1933年—1934年夺取并巩固了权力；——1936年—1937年扼杀了西班牙革命；

　　——1934年至1938年间对苏联共产党和红军的大清洗，以及恐怖的制度化；——1939—1941年的希特勒——斯大林协定及其灾难性的政治后果和军事后果；——企图扼杀1942年至1946年之间的印度和印度尼西亚民族解放运动的掘起，以及1943年—1948年资本主义欧洲大规模的工人运动的掘起；——不顾东欧国家大多数劳动群众的反对，将东欧并入斯大林主义俄国的“缓冲区”；——在国家关系上与铁托和毛泽东破裂；

　　——对1956年匈牙利的政治革命和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实行军事干预。

　　所有这些决策都是可以避免的。如果占据相应位置的是另外壹些人，那么他们或许不能够保证世界革命的胜利，但是他们至少可以使世界完全不同于1924年以来所发生的那个样子。

　　在苏联，专制主义中央计划与价值规律局部起作用的混和，在工厂组织方面同样得到清楚的体现。

　　十月革命之后在工厂中曾经出现工人阶级自我组织的高潮，但是，经济系统的失调是无法通过这种方式自发地得到克服的。布尔什维克政府试图将工人自下而上的首创精神与自上而下的中央集权结合起来。内战和“战时共产主义”的压力也迫使人们这样做。1921年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以后，通过实行在经理、工会主席和党委书记之间分权的“三人团”制度而达到了壹个稳定的均衡局面。工会成为工人利益的主要保障和传送带，决不允许管理者壹方全面地侵犯工人利益。尽管在新经济政策时期，不平等和失业有所增长，但是工人的生活水平显着的提高了。

　　由于热月成为现实，由于官僚集团专政的巩固，所以这壹均衡局面被残酷地破坏了。工会权利丧失殆尽，壹长制成为工厂中的铁律。野蛮的“生产主义”，实际上就是不顾经济和社会成本盲目追求实物产量，成了工会和工厂的党组织必须为之贡献身心的目标。罢工和其他形式的工人阶级的反抗都被视为“破坏”而遭到禁止。

　　联合反对派自始便顽强地反对这壹倾向。1926年9月21日，托洛茨基指出“战时共产主义和高压的做法”只能在有限时期内有效，而“在长期建设社会主义的条件下，工人的纪律必须建立在工人的自觉性和工人从他们的劳动成果中获得利益的基础上。”

　　官僚主义的管理制度建立在粗陋的泰勒制和使部分劳动力非熟练化的基础上。加快机器运转速度、计件工资制以及按照技术分工对工人阶级实行斯达汉诺夫式的分化，很快成为常规。尽管人们教育委员会卢那察尔斯基起初曾经反对，但是整个职业训练体制被改组，更高程度的专业化和狭窄的职业范围代替了通用的技术和文化培养。

　　乍看起来，这个新的发展方向不过是彻头彻尾的模彷资本主义的工厂组织。这是“国家资本主义（或“国家社会主义”）理论家的主要论点之壹。不应当认为这种观点不包含合理的内核：美国和苏联的泰勒制的相似程度式不可否认的，但是还有不相似的壹面，而这恰恰证实了苏联生产关系的特殊性。

　　资本主义的企业家所关心的并不仅仅是微观经济中的剩余劳动最大化。在竞争的鞭笞下，以货币形式实现利润最大化是资本积累的绝对前提条件。如果不能提高利润，那么增加剩余劳动就毫无意义，而利润最大化的关键机制之壹是用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来代替粗放式的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通过改进技术和使劳动组织“合理化”，劳动生产率趋于上升并阶段性地发生革命，这就有可能用工作日中越来越短的壹部分来生产工人工资（包括不断上升的实际工资）的等价物。这是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壹个主要方面。

　　在官僚集团专政的体制下，工厂经理不受同样约束的制约。没有竞争的鞭笞；在工厂这个微观经济层次上没有不可逃避的减低生产成本的压力；也没有“利润”最大化的义务。唯壹的强制是政治强制。在斯大林时代，表现不好的代价是失去自由甚至生命。[31]在斯大林死后，这种超经济的惩罚逐渐减少，经理的岗位壹般来说有很大的保障。如果壹个官僚在壹处被罢免，几乎可以肯定他会在另壹处被任用。

　　在这种情况下，普遍缺乏责任心和对工厂表现漠不关心就成了这壹制度的典型特征，并使苏联走向停滞和衰落。事实上，由于经济合理性的唯壹重要标准就是完成实物指标，所以经理实际上会不顾效率积累过多的存货、降低产品质量、浪费能源和原材料及从事“黑市”交易等。

　　或许有人会认为，虽然官僚主义计划的体制在微观经济层次上大大劣于资本主义竞争（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但是从宏观经济的角度看却优于资本主义竞争。无可否认，在几十年的时间裏，苏联经济的增长速度都超多了西方。但是即使我们不去问诸如“付出了什么代价？”和“为什么不能持久？”壹类的问题，这种论点也还是回避了壹个关键问题，即苏联的工厂体制从劳动和机器（技术）方面来看的特殊性问题。

　　正是由于对苏联工人的剩余劳动的攫取不是与微观经济中的利润最大化相联系的，所以这种攫取与资本主义相比在程度上较差，工人也比在资本主义下少受压迫。与他们在北美和西欧的伙伴相比，苏联工人不得不在工厂中呆上更长的时间、拿更少的工资，但是他们的实际劳动时间少得多。

　　对经济资源的整体上的浪费恐怕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要比在苏联还要多壹些：大约是50％对40％—45％。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主要表现为未出售的产品、未利用的生产资料和出售无用的和有害的产品。而在苏联，则主要表现为在劳动时间实际上没有劳动——这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是不多见的。

　　在技术领域，由于没有受到资本主义企业家所受到的同等的经常压力，所以在基础研究和产品试制方面的巨大努力没有能够转化为工厂壹级的广泛应用。事实上，这种应用受到官僚们的抵制，他们认为这对于他们完成在创新之前已经定好的计划指标不利。

　　苏联的经理试图将壹个典型的官僚的行为与壹个未来的企业家的行为结合起来。壹方面，他严格遵守规则，不论这对“他的”工厂（正是由于不是他的工厂）和整个经济会造成怎样的结果；另壹方面，他不惜牺牲工人的利益，不顾惜他们的福利，并通过违反各种规则，以努力“完成计划”。

　　就工人来说，他们既要保护自身作为消费者的利益（实际工资、实际消费、实际社会服务），又要保护自身作为生产者的利益，不管两者之间在表面上有什么矛盾。正如官僚主义的经理不受竞争的威胁壹样，在工人头上也没有悬着失业的鞭子。[35]其结果便是壹个与资本主义大不相同的工厂体制，即在“生产场所”中的实际生产关系，更不必说整个经济的生产关系，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大不相同。尽管存在着那些控制劳动的等级制，但是由于在劳动场所力量对比关系的差异，加上“但求无事”的思想状态，所以意味着苏联经理在多数情况下会很快对工人的要求作出让步。

　　官僚制度的特点是照章办事，但是在资本主义的公共部门裏，“照章办事”就等于使经济陷于混乱，等于进行壹种特殊形式罢工——这与“为利润办事”根本不同。谁要是不懂得这壹点，谁就不了解资本主义的特殊本质。

　　当然，这壹分析不应当被理解为是为官僚主义的管理制度或资本主义剥削作辩护。从工人阶级的角度看，两者都是压迫性的。二者在配置物质资源和保护劳动与自然不受损害方面，都是浪费性的制度，但是二者是不同的。

　　资本主义的和苏联官僚主义的管理制度的最基本的共同点是，二者都努力将技术创新与设法在生产中巩固和加强对劳动的控制结合起来。沃尔特·苏斯令人信服的说明了苏联，特别是在开始第壹个五年计划之后，机械地、盲目地采用了泰勒制，正是为了使部分劳动非熟练化，对劳动时间有更大的控制，削弱对加快机器运转速度的抵抗。对于像加斯铁夫这样的“苏维埃泰勒主义”的极端鼓吹者来说，这表现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不仅要作为阶级才能生存，而且还必须成为（我们宁愿说退化为）“社会自动机”；另壹方面，托洛茨基则追随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传统，坚决反对这壹观点。对托洛茨基来说，社会主义意味的不是无产阶级永久存在下去，而是无产阶级的消亡。

　　斯大林主义和后斯大林主义意识形态的演变鲜明地反映了苏联混和的和矛盾的社会现实。官僚集团没有它自己的意识形态。作为替代，它仍然依赖着壹种经过系统扭曲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在克裏姆林宫无数次地迫使其不幸的理论家转变方向后已经被提炼掉了，只剩下犬儒主义的实用主义政治。

　　首先，是被推向极端的国家的拜物教化。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指出国家拜物教是壹切官僚集团的基本意识形态特征。他的精辟、深入的描述同样适用于苏联官僚集团的意识形态状况：

　　“官僚精神纯粹是壹种耶稣会的精神、神学的精神。官僚是国家的耶稣会教徒和神学家。官僚机构是国家祭司。……官僚机构认为它自己是国家的最终目的。既然官僚机构把自己的‘形式的’目的变成了自己的内容，所以它就处处同‘实在的’的目的相冲突。因此，它不得不把形式的东西充作内容，而把内容充作形式的东西。国家的任务成了例行公事，或者例行公事成了国家的任务。官僚政治是壹个谁也跳不出的圈子。它的等级制是知识的等级制。上层在各种细小问题的知识方面依靠下层，下层则在有关普遍物的理解方面依赖上层，结果彼此都使对方陷入迷途。……“官僚机构掌握了国家，掌握了社会的唯灵论实质：这是它的私有财产。官僚机构的普遍精神是秘密，是奥秘。保守这种秘密在官僚界内部是靠等级制组织，对于外界则靠它那种闭关自守的公会性质。因此，公开的国家精神及国家的意图，对官僚机构来说就等于出卖它的秘密。因此，权威是它的知识原则，而崇拜权威则是它的思想方式。但在官僚界内部，唯灵论变成了粗劣的唯物主义，变成了盲目服从的唯物主义，变成了对权威的信赖的唯物主义，变成了例行公事、成规、成见和传统的机械论的唯物主义。就单个官僚来说，国家的目的变成了他的个人目的，变成了他升官发财、飞黄腾达的手段。……“如果说，官僚机构壹方面是粗劣的唯物主义的体现，那么，另壹方面它也暴露了它那同样粗劣的唯灵论：它想创造壹切，就是说，它把意誌推崇为始因，因为它的存在只表现在活动中，而它活动的内容又是从外面取得的。所以，只有形成和限定这种内容，官僚机构才能证明自己的存在。对官僚来说，世界不过是他活动的对象而已。”

　　让我们看看在苏联官僚集团思想家的着作中，这是怎样表现出来的。我们首先发现，是否认国家的寄生性、历史有限性和过渡性的学说。例如，L.S.马穆特写道：

　　“如果回顾壹下国家的历史，就可以看到，在世界历史的范围内，国家的发展伴随着社会及其主体的政治自由水平的不断提高……根据马克思的观点，只有在（国家）制度的帮助下，才能实现自由。为了这个目的，国家经历了根本的变化，更重要的是，国家必须置于新社会的工人的有效控制下……在革命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之后，社会的自由就包含了每个工人的自由。没有每壹个联合起来的个人的自由作前提的集体的自由，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根本就是荒谬的。如果不使每壹个人自由，社会就不能够自由。”

　　除了最后两句话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写过的以外，这壹段论述在理论上和经验上都是十分荒谬的。“革命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在苏联是73年前的事了。在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和安德罗波夫的统治下，每壹个工人都有不经国家机关许可组织工会、政治组织或出版月刊的自由吗？难道工人今天就有这样的自由了？工人阶级有效地控制着克格勃吗？这个机智的犬儒主义者写下了这么多废话，怎么竟不害羞呢？哪裏有什么对国家中央机关的“苏联工人的控制”，据说只有有了这样的控制才能保障“社会及其主体的政治自由水平的不断提高”。

　　即使工人有效控制着国家政权，这也不能够使国家成为什么“不断提高的自由”的保障。要知道这种说法相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偏离到了什么程度，只需读壹读恩格斯下面的壹段话，这段话精辟地概括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官僚制的理论：

　　“官吏既然掌握着公共权力和征税权，他们就作为社会机关而凌驾于社会之上。从前人们对于氏族制度的机关的那种自由的、自愿的尊敬，即使他们能够获得，也不能使他们满足了；他们作为日益同社会脱离的权力的代表，壹定要用特别的法律来取得尊敬，由于这种法律，他们就享有特殊神圣和不可侵犯的地位了。文明国家的壹个最微不足道的警察，都拥有比氏族社会的全部机关加在壹起还要大的“权威”，但是文明时代最有势力的王公和最伟大的国家要人或统帅，也可能要羡慕最平凡的氏族首长所享有的，不是用强迫手段获得的，无可争辩的尊敬。”

　　事实上，恩格斯在致倍倍尔的信中所说的与马穆特的所谓的国家是自由的保障者的说法恰恰相反：“当无产阶级还需要国家的时候，他之所以需要国家，并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镇压自己的敌人，壹到有可能谈自由的时候，国家本身也就不存在了。”

　　在马克思主义关于资产阶级国家（及壹切较早的统治阶级的国家）与无产阶级国家的区别的理论中，列宁的立场更为激进。在《国家与革命》壹书中，列宁在总结了巴黎公社的经验以后指出：

　　“镇压资产阶级及其反抗，仍然是必要的……但是实行镇压的机关在这裏已经是居民的多数，而不是像过去奴隶制、农奴制、雇用奴隶制时代那样总是居民的少数。既然是人民这个大多数自己镇压他们的压迫者，实行镇压的‘特殊力量’也就不需要了！国家就在这个意义上开始消亡。大多数人可以代替享有特权的少数人（享有特权的官吏、常备军长官）的特殊机构，自己来直接行使这些职能，而国家政权的职能的行使愈是全民化，这个国家政权就愈不需要……这裏恰巧最明显地表现出壹种转变：从资产阶级民主转变为无产阶级民主，从压迫者的民主转变为被压迫阶级的民主，从国家这个对壹定阶级实行镇压的‘特殊力量’转变为由大多数人——工人和农民用共同的力量来镇压压迫者。”

　　列宁以后用类似的语言来说明苏维埃国家的特点：“苏维埃政权是壹种新型的国家，没有官僚，没有警察，没有常备军。”让人哭笑不得的是，从1928年至1986年，要是任何人在苏联发表和传播这壹段列宁语录的话，他壹定会因为“反苏宣传”和“诽谤苏维埃政权”而被判处在劳改营中强制劳动5至10年。更可怕的是，他可能会被送进精神病院并接受洗脑。是啊，如果谁要是像列宁那样，竟然想象苏联国家是没有官僚、没有警察和没有常备军，那他壹定是要疯了。

　　斯大林则毫不犹豫地公开为官僚的必要性和职能作辩护。1923年4月，在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在作组织报告时作了如下直率的声明：

　　“……只要提出好的政治路线就够了，就万事大吉了。不，这只是事情的壹半。在提出正确的政治路线以后，还必须挑选工作人员，把善于执行指示、能够理解指示、能够把这些指示当作自己的东西并且善于贯彻这些指示的人安置在各种工作岗位上……因此，登记分配局即中央委员会的那个负责登记我们下层和上层主要工作人员并分配他们工作的机关具有重大意义。”[36]

　　国家拜物教有时是荒诞不经的。官僚制的理论家，最终表明自己是警察的理论家，平静地设想着在没有国家的“充分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裏克格勃还会继续存在。“国家消亡了，但是它的机关还存在。”是啊，除了自我否定以外，还如何能想象壹个特定的社会特权集团的自我消亡呢？

　　不过，这只是问题的壹部分。在官僚制的意识形态中，国家拜物教是与经典的商品拜物教结合在壹起的——后者是任何显着存在商品生产的社会的特点，不管这种存在是局部的还是普遍的。据说，由于“客观的必要性”，所以价值规律在苏联继续起作用。有时，还引用恩格斯的公式：“自由只是被认识了的必然性。”但是却没有说明恩格斯在这裏明确地指的是自然规律。对斯大林主义和后斯大林主义的思想家来说，价值规律就像自然规律壹样起作用，而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说，价值规律恰恰既非自然规律更不永恒。它是严格地与特定的、在壹定时期内存在的社会条件相联系的，在这样的社会条件占统治地位的社会裏，生产者由于私有制彼此独立地劳动，因而主要是通过交换他们私人劳动的产品而发生相互关系。

　　合乎逻辑的结果是，国家拜物教和商品拜物教的混合体采取了壹种特殊形式对官僚制的作用和职能作辩护。官僚集团据说应当利用（也就是青年马克思所说的“使之结晶化”）“客观规律”来指导经济。专制主义国家操纵着“价值规律”，也就是说，它每壹步都违反着价值规律。但是与此同时，官僚主义计划必须尊重生产者的（实际上是官僚的）“物质欲望”，而不可能将这种计划建立在以民主方式确定的、体现为“使用价值”的工人阶级需要的基础上，因为这样做“价值规律不允许”，所以尽管是在国家专制主义下，价值规律仍然“起作用”。

　　斯大林把这些方面结合起来，以他自己的无与伦比的方式说明了这些矛盾：

　　“只要商品和商品生产仍然存在，价值规律就继续存在。在我们国家，价值规律起作用的范围，首先是商品流通领域，即通过买卖交换商品，主要是个人消费品的买卖。在这个领域中，价值规律继续起着调节作用，当然是在壹定限制范围内。

　　“但是，价值规律的作用，并不限于商品流通范围内，同时也扩展到生产方面。诚然，价值规律在我国社会主义生产中，并没有调节的意义，可是它总还影响生产，这在领导生产时是不能不考虑到的。”

　　问题说明白了吗，还是没有？价值规律“影响”生产，但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却不“调节”生产？不，完全没有说明白。斯大林也说：

　　“有人说，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发生作用的若干经济规律，包括价值规律在内，是在计划经济的基础上‘改造过的’或者甚至是‘根本改造过的’规律。这也是不对的。规律不能‘改造’，尤其不能‘根本改造’。如果能改造规律，那也就能消灭规律，而代之以另外的规律。‘改造’规律的论点，就是‘消灭’和‘制定’规律这种不正确公式的残余。”

　　而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价值规律，无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还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都是‘自然规律’。而自然规律是不能被取消的，它们是不以人的意誌为转移的。这裏我们看到的是最纯粹的商品拜物教。

　　价值规律是“自然”规律，是不能被改造的，所以它在苏联继续存在。但是与此同时，价值规律却不调节苏联的生产，所以它还是被“改造”了，因为价值规律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显然是调节生产的。结论？商品拜物教＋国家拜物教＝思想上的完全混乱，在实践上表现为经济领域的严重失调。

　　伟大领袖的淼小信徒，比如马利奇教授，15年后以同样的方式来表达他们自己的观点，虽然稍稍多了些清晰性：

　　“人们不应当陷入另壹种极端：如果商品生产存在，那么由于商品生产规律的调节作用，市场的无政府状态，价值规律的自发作用，以及为未知的自由市场而生产就都是不可避免的。社会主义国家防止商品生产的自发性，它能够抑制商品货币关系的消极方面，并使其服从于……自觉的计划目标。由于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建设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实践经验，社会主义国家作为经济体制的主体和组织力量的伟大经济潜力已经被发现和显示了。但是，如果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和消费的[尺度？]数量的决定完全取决于国家，那就是错误的。在相当程度上，这是由价值规律决定的。”

　　在马克思看来，价值规律在市场经济中以客观的方式起作用，独立于人的意誌之外。它在中期——而不是每天——决定着商品的价格，因而也决定着劳动力商品的价格，就劳动力是商品而言。那么，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是怎样呢？生产者的消费基金是通过自觉的决策（比如说，将35％而不是65％的生产用于生产消费品）来决定的吗？不，我们的教授回答说。社会主义国家（当然，不是自己地联合起来的生产者）自己不能自由地决定这壹基金的规模：“在相当程度上！”，这是由价值规律决定的。

　　这就是说，劳动力还是商品！不让的话，它怎么能由壹个由价值规律决定的价格呢？但是如果劳动力与生产资料壹样是商品，那么“社会主义国家”又怎么能防止价值规律——其作用是不以人的意誌为转移的——决定壹切商品的价格，因而决定投资和经济增长的结构呢？不，马利奇教授说，社会主义国家能够“抑制”这个规律的作用。

　　如果所有这壹套逻辑还有任何意义的话，那就是显示了官僚集团“理论”上的混乱与它在实际经济管理中面临的混乱不相上下。这壹混乱的极点，是认为国家不仅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而且在共产主义条件下——尽管阶级社会已经完全不存在了，还要继续存在。那么，这个奇怪的国家为了什么而存在呢？“国家的消亡首先取决于资本主义残余在人们头脑中消失的程度。”也就是说，镇压机器，即“武装的组织”有必要继续存在，完全是为了维持（铁板壹块的）意识形态纪律。警察只是负责督察人们的头脑，因为它没有别的事情可做，但是它还是要存在下去，担负这壹至关重要的职能。

　　这裏我们面对的，是为官僚制的客观存在作自我辩护的意识形态，这难道还不清楚吗？必须不惜壹切代价继续存在下去的是这样壹个机关，它僭取了本来由社会自己不须通过任何特殊机关就可以行使的职能——这些职能，明天社会就可以以同样的方式来行使，却没有被“授权”这样做。

　　这壹商品货币关系的拜物教在官僚集团最有智慧的理论家的分析中同样有所表现。列昂尼德·阿巴尔金，苏联科学院前院长、副总理和戈尔巴乔夫的主要顾问之壹，曾经写道：“经验表明，生产关系的社会主义本质本身并不能保证社会避免消极现象。”它接下来引用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二十七大上的讲话：“目前实行的生产关系的形式是在粗放式经济发展的条件下形成的，已经不适合集约式经济发展的需要了。”阿巴尔金据此强调指出，目前的财政自主权的制度以及经济激励、价格、金融和信贷机制，“在科学技术进步的条件下，不再适应快速增长的要求。那些生产常规的和通常是过时的产品的企业处境要比那些创新的企业好。”

　　然而，如果企业的财政自主权——目前的改革意在使企业由更多的财政自主权——使企业能够部分地决定生产的规模和内容，这恰恰说明它们对生产资料有部分的控制权，也就是说生产资料还没有完全社会化。事实是，在企业中以及在整个社会的范围内，是官僚集团（即国家）而不是自由地联合起来的生产者作出和批准决策，这只不过证实了在苏联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就其性质来说还不是社会主义的。

　　只有认识到苏联官僚制所起的客观作用和社会主义民主的客观职能，我们才能够同时认识到反官僚制政治革命的历史地位和客观必然性。这不是采用“唯心主义标准”。问题在于社会——经济的必然性，这壹必然性是从苏联社会的内在矛盾中产生出来的。

　　只要国家掌握了大规模的生产资料，占有了社会剩余产品，并且采用集中的方式加以分配，那么对于这壹过程不同阶段的管理，包括起关键作用的在主要部门之间分配资源的过程，对于社会发展方向就有了决定性的意义。如果不存在使生产者和消费者大众的需要和偏好以民主方式表达并得到明确认识的有效机制，那么社会专制主义（即压迫）和经济混乱就是不可避免的。因此，苏联中央配置经济的主观臆断和专制主义性质绝不是集体主义所有制的本质的反映，更不是经济计划的本质的反映。官僚集团可以实行壹些改革，以修正其壹些主观臆断的方面，它也可以采用更多的市场经济的药方，但是官僚集权制註定使专制主义的和浪费性的。

　　以非资本主义方式替代官僚主义主观臆断的抉择只有壹个：那就是壹个工人群众自己集中分配资源并以民主的方式决定资源配置优先权的管理和计划制度。这样壹种制度要求群众作为生产者、消费者和公民表达自身的需要——也就是说，他们控制他们自己的生活条件和劳动条件，从而从官僚制和市场（金钱暴政）的专制主义中同时解放出来。

　　但是，这种解放只能是逐步进行的。在整个过渡时期，自觉的，民主的计划与对市场机制的利用将同时存在。托洛茨基非常正确地说明道：

　　“在经济中的无数的参与者，不管是国家还是私人，集体还是个人，不仅必须通过计划委员会的统计数据，而且还有通过供求的直接压力，来表达他们的需要。计划通过市场得到验证，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市场来实现的……部门设计的蓝图必须在商品流通中显示出其经济效果。”

　　只有这样，才能在实践中克服官僚集团的不负责任与无能。对生产和需要之间的关系的合理解决办法是以民主的集中制为前提的——对经济的自我集中管理，是由工人来计划和执行的。而这只有在商品生产不起调节作用并且在长期内逐步消亡的情况下才有可能。

　　工人阶级运动中的官僚制问题是从全日制干部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占据常设机关的中上层职位的过程中产生出来的。只要工人阶级的组织还仅限于是壹些小组，还不存在机关和全日制干部，这种现象也就还不存在。至多是有壹个如何处理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关系的问题，后者是来帮助创立还处于萌芽状态中的运动的。

　　但是，如果没有全日制干部和职员，那么群众性政治和工会组织的发展是不可想像的。最起码的，仅凭誌愿劳动便无法收集和集中管理几百万会员的会费。在世纪之交的时候，帕尔乌斯清楚地说明了这壹倾向：

　　“显然，壹个有着近200万党员、在帝国议会有着近50名代表、拥有几十份报纸、每年举行几千次集会的政党——这样壹个党需要庞大的鼓动力量，需要数量巨大的和復杂的组织和宣传机构。企图仅仅依靠个别鼓动者的自我牺牲精神来建设这样壹个运动是极其愚蠢的，即使是最有良好愿望的人，党也不能够支配比他们的业余时间更多的时间。因此，壹个由几百名鼓动家组成的政治中间阶层就成为壹个现实，没有这样壹个阶层，党在其现有的规模上根本就不能够存在。”

　　机关的发展使工人组织具备了阶级社会的壹个主要特征：社会分工。在资本主义社会裏，工人阶级被安排从事生产劳动，而文化的生产和吸收——以及积累的职能——则几乎为其他社会阶级和阶层所垄断。后壹种劳动的性质——非常消耗体力和情绪，特别是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决定了无产阶级的大多数不能够获得和吸收最先进的科学知识，或者在生产和直接的物质消费活动以外持续从事政治和社会活动。因此，在资本统治下，无产阶级通常是处于文化欠发达的状况。这就是人们通常所理解的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

　　随着由专业干部组成的机关的产生——这些专业干部的专业知识对于弥补现代无产阶级的文化欠发达是不可或缺的——就出现了工人阶级组织自身分裂为执行不同职能的不同阶层的危险。专业化会导致日益增长的对知识的垄断和信息的集中。知识即权力，对知识的垄断导致对人的统治，所以，官僚化的倾向如果不受阻止的话，将会导致出现在新的统治者和被统治的群众之间真正的分裂。

　　帕尔乌斯认识到了这个危险，但是却没有看到它的物质基础，而把它仅仅归结为机械的程序主义：

　　“这是无产阶级的官吏，他们中的某些人因为领取津贴而尤其像个官吏，但是这个官吏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官吏的报酬都更差，并且从事最琐碎、最杂乱的工作而负担过重，这种工作实际上超出了人所能承受的极限……“但是，正由于这个政治中间阶层这样具有依赖性，它能够最精确地反映壹般政治条件。它能够对从上面或从下面施加于它的压力作出迅速的反应，但是，如果从哪壹个方面都没有压力的话，它便按照壹种机械的程序运作了。”

　　帕尔乌斯没有认识到的壹个主要趋势是无产阶级干部阶层——即处于萌芽中的官僚——倾向于成为壹个独立的阶层，但是，这只是壹个潜在的危险，这裏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可避免的。有力的反作用可以并且确实存在着。

　　工人阶级的集体组织同时也是个人实现部分自我解放的渠道。从壹开始，工人们创造这样的组织，就不仅是为了保护他们自己免受资产阶级社会的无情勒索和改善他们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而且还是为了教育他们自己和提高他们的壹般文化水平。为了壹份人的尊严而斗争，这是让所有旁观者都感到震撼的年轻的工人运动的壹个特点。[4]这个特点在寻求自我保护的小组织转变为群众性组织以后并没有消失——而是恰恰相反。

　　在群众性工会和政党发展的同时，工人阶级的文化组织发展到有数以千计的成员，后来则发展到数以万计、数以十万计，而报纸、小册子和——在更有限的条件下——书籍则成为越来越多的工人的读物。壹个完整的、与资产阶级文化对立的文化成型了，这既是工人阶级从资产阶级的影响下独立出来的途径，又是个人在文化上解放的手段。罕丽达·罗兰－霍尔斯特，在她的论群众性政治罢工的小册子中，很好地总结了群众自我组织的这壹方面：

　　“无产阶级的组织集合了有同样社会地位的人们，他们有同样的兴趣和同样的目标。他们自愿地结合起来，并且了解他们之间的相互需要。它的力量在于自我牺牲的精神、激情和对群众的爱；他们没有任何其他东西可以用来蔑视他们自己。正是为了这个原因，他们才是不可摧毁的。他们的形式可以被毁坏，但是要想从群众那裏夺走那种对共同命运的意识，那种目的的统壹性，却是不可能的……“现代无产阶级的壹切力量和壹切自信都建立在组织的基础上。组织所给予现代无产阶级的，正如武器给予封建贵族的，金钱给予资产阶级的，是抵抗的能力、骄傲和尊严。壹个没有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是地球上最虚弱的生物；他在任何壹次威胁面前战栗；对外人的依附感经常地侵蚀着他的道德，使他怯懦和卑躬屈膝。

　　“组织不但教育无产阶级学习阶级斗争，而且教育它学习整个的社会生活。在组织中它学会了怎样统治它自己。”

　　罗莎·卢森堡，发展了马克思关于工资受“道德的、历史的”因素影响的概念，提出了生活水平的“文化－社会最低标准”的公式：

　　“工会的主要功能是，通过扩大工人需要的范围和发展工人的道德，第壹次建立起了文化－社会生存的最低标准，这个标准代替了生理生存的最低标准，也就是说，他们创造了这样壹种文化——社会的工人生活标准，壹旦工资降低到这壹标准以下，就不能不引起集体斗争和抵抗运动。这裏同样体现了社会民主主义的伟大经济意义；通过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唤起广大的工人群众，它提高了工人的文化水平，并因而提高了工人的经济需要。”

　　比文化进步更重要的是无产阶级以及这个阶级由以组成的个人所取得的自信。胜利的阶级斗争可以把精神萎靡的、逆来顺受的和受尽蹂躏的人们变成富于挑战性、斗争性和充满自信的战士，敢于在任何企图侮辱和压迫他们的人面前挺起身躯。在工人阶级的组织中，人们强烈地体会到这壹转变。所以，当倍倍尔在帝国议会中被问到关于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所谓的权威主义的问题时，他可以完全出于真诚地回答：

　　“〔我们的〕壹大优点就是我们不知道什么是权威。如果说在我们党内有权威的话，那便是个人……通过他们的活动、他们的能力、他们的自我牺牲和他们对事业的奉献而赢得的权威。在我们党内没有其他的权威；我们不知道任何人为的或是强加的权威。党员们相信站在他们面前的人能够完全代表他们的利益，他们因此自然会将这个人安排到可以信赖的必要职位，因而这个人也就担任了拥有权威的壹定职位。但是，只要妳看看我们的党代表大会，就知道这种拥有权威的职位其重要性是多么微不足道。如果我们做了什么别人不喜欢的事情，李蔔克内西和我自己就得在那裏被哪怕是我们当中资历最浅的同誌，如果我可以这么说的话，质问和攻击——这在其他党是不可能发生的……我们怎么可能对任何同誌都采取专制的态度呢？那样非闹翻天不可。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有纲领性的原则，有明确的组织规定，我们与所有党员壹样都要遵守这些规定。谁违反了规定，企图得到壹些他没有权利得到的东西，那他就是给自己找了大麻烦。没有任何党像社会民主党这样积极地反对专制的倾向，社会民主党就其精神和本质来说是彻底的民主主义政党，并且为了实现它的目的它也必须是这样的党。”

　　在这次辩论结束的时候，威廉·李蔔克内西同样真诚地证实说，社会民主党的力量恰恰在于“领袖不过是必须与广大群众在所有场合并肩前进的普通士兵”。

　　这就是说，从职业机关的发展产生出来的处于萌芽中的官僚化的倾向，可以通过不断提高普通成员的文化水平、自信心和对自身权利的坚持而得到制止，只要内部民主（倍倍尔所说的“组织规定”）得到尊重以及组织仍然忠于社会主义的目标。还有壹个更重要的条件：那就是社会主义的领袖，通过在组织上和政治上争取和切实地实施必要的防范，自觉地与刚刚产生的官僚化作斗争。

　　自从官僚化开始成为壹种政治倾向以来，自马克思和恩格斯开始，马克思主义者就完全清楚地知道，甚至是在推翻资本主义之后，工人阶级的组织都有可能被官僚化。在《法兰西内战》中，马克思列举了保证“公社－国家”从根本上不同于资产阶级国家的各种措施——基本上就是，最大程度地公开壹切政务，由基层自由地、民主地选举壹切官员，所有代表可以随时被撤换，以及官员（代表）的收入限于有技能的工人的平均收入水平。马克思又说；“公社实现了所有资产阶级革命都提出的廉价政府这壹口号，因为它取消了两个最大的开支项目，即常备军和国家官吏。”

　　在为马克思的这篇小册子所写的导言中，恩格斯明确地指出：

　　“公社壹开始就得承认，工人阶级在获得统治时，不能继续运用旧的国家机器来进行管理；工人阶级为了不致失去刚刚争得的统治，壹方面应当铲除全部旧的、壹直被利用来反对它的压迫机器，另壹方面应当以宣布它自己所有的代表和官吏毫无例外地可以随时撤换，来保证自己有可能防范他们。”

　　据此，列宁得出了下面的结论：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由工人代表组成的所谓的‘议会’当然会‘制定议事章程和监督……机关的管理’——但是这个机关不再是‘官僚的’。工人们，既然已经夺取了政权，将打碎旧的官僚机关，将它彻底打碎、根本摧毁；他们将用壹个新的，由同样的工人和职员组成的机关来代替旧的机关，为了防止这些工人和职员变成官僚，将立即采取马克思和恩格斯详细说明的那些措施。”

　　在十月革命以后，列宁增加了另壹项措施，我们今天甚至更加要坚持这壹措施，它对于成功地进行反对官僚化的斗争起着核心的作用：那就是，极大地缩短工作日。列宁的公式是：6小时工作＋4小时管理活动，从而使所有人都能够从事两种活动，因而在工人阶级组织中，包括在苏维埃中，不再出现社会分工。今天这个公式则可以是：4小时工作＋4小时（自我）管理。

　　在本世纪初，卡尔·考茨基发表过壹部杰出的着作《基督教的起源》，在其前言中，他曾经提出工人阶级的运动和工人的国家也许会与天主教会在公元4世纪君士坦丁大帝时期成为国教以后壹样经历壹个官僚化的过程。当然，他认识到不能过分强调这个比喻，但是他想要据此提出壹个社会主义运动所面临的真正的问题。

　　考茨基自己的回答是饶有趣味的。马克思仅仅关註于制度保障，他的回答超出了这个范围，预见到了后来托洛茨基的观点。考茨基指出，如果工人阶级夺取政权时的历史条件与天主教会取得胜利时的历史条件——壹个生产力停滞和衰落的时代——相类似的话，那么这个比喻就完全能够成立。但是，实际上、工人阶级在今天夺取政权的条件恰恰不是这样。因为社会主义意味着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并为劳动分工的消亡和大众文化水平的革命性发展准备条件。因此，官僚集团的胜利从历史的观点看是不可想像的。

　　但是，从后来的实践看，可以想到两点反对意见。如果工人阶级被迫在生产力急剧下降的情况下夺取政权，比如在俄国，那会怎么样？如果革命没有传播到其他国家，而是孤立地存在于壹个文化落后的国家，那会怎么样？如果官僚化的过程已经深入，束缚住了工人阶级的群众性组织，从而使夺取政权或者不可能发生（并使社会陷于“两个相互斗争的阶级壹起走向灭亡”的境地，在恩格斯看来，这是古代文明解体的原因），或者只能在极其不利的主观条件下发生，那会怎么样？

　　列宁主要关註的是国际社会民主党右派的政治机会主义，而托洛茨基早在1905－1906年就註意到了在这壹趋势中所包含的社会保守主义。罗莎·卢森堡更明确地将这壹保守主义与官僚化的过程、特别是工会的官僚化过程联系起来：

　　“工会领袖们所从事的职业活动的专业化，以及由于在和平时期所进行的孤立的经济斗争自然要使他们的眼界受到限制，很容易导致在工会干部中间产生官僚主义和观点狭隘的问题……“令人作呕的奉承和没有根据的乐观主义成了每壹个‘工会运动之友’的责任……“与这壹理论倾向密切联系的是在领袖与基层成员之间的关系的巨变。原来是由不领报酬的同事，出于纯粹的理想主义，通过地方委员会进行集体领导，现在则是把作出决策的主动权和权力交给工会干部，而把被动地执行纪律的美德留给群众。官僚主义的这壹黑暗方面，对党来说包含着严重的危险，而最近的创新，即设立地方党书记的制度，则会很容易地——如果社会民主党的群众不小心的话——导致书记成为执行党的决议的主要机关，而不再在任何意义上被视为被任命的地方党的生活的推动者和指导者。”

　　这样，倍倍尔所说的防止群众组织官僚化的三个保证之壹——内部民主，成员可以完全独立和自由地提出批评意见——就被严重削弱了。

　　根据1919年意大利阶级斗争的更先进的经验，葛兰西进壹步认识到工会官僚是壹个独特的社会阶层，他甚至用了“等级”这个说法，这也是托洛茨基后来用于苏联官僚集团的说法。

　　“工会领袖的选拔从来不是根据工作能力，而仅仅根据是否胜任法律方面、官僚主义和煽动蛊惑的任务。组织越是扩大，越是经常地参与阶级壹斗争，其活动的规模越大、范围越广，他们越是发现有必要将他们的领导机关缩减为仅仅是壹个行政和会计中心；因而技术的和工作的能力就越来越显得多余，而官僚的、商业的能力就越来越占重要地位。于是，壹个名副其实的工会官僚和新闻记者的等级就出现了，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与工人相区别的集体心理。他们最终所占据的地位，他们与工人阶级的关系，正如执政的官僚集团与议会制国家的关系：实行统治的是官僚集团。”

　　在机关与基层成员之间的新的劳动分工的发展，几乎不可避免地要在思想（意识形态）的层次导致组织拜物教的现象。由于在整个资产阶级社会中都存在着极端的劳动分工，人们被束缚在十分狭小的活动范围内，所以在人们的认识中这会表现为将某壹活动视为目的本身。特别是那些将自己认同于某壹机关、长期生活于其中并据以解决生计的人：也就是那些全日制干部、潜在的官僚。

　　这壹过程由于群众性组织中的另壹个社会保守主义因素而得以发展：即局部胜利的辩证法。《共产党宣言》中的着名论断，无产阶级失去的只是锁链，就其字面意义来说只是对19世纪的赤贫的、尚未组织起来的工人才是正确的。在历史的意义上，今天这壹论断仍然成立，但是从眼前来看，今天的有组织的无产阶级确实有壹些可失去的东西——也就是，它通过长期斗争从统治阶级那裏争取来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利益。它从经验中了解到，如果资产阶级决意采取行动的话，它是会失掉这些已有的成果的。在群众性组织和整个工人阶级中，现在必须更加小心地估价每壹次斗争的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而没有组织起来的工人与组织起来的工人相比就更是如此。因为，除了能否得到新东西以外，总是有可能失去已经赢得的东西。

　　应当强调指出的是，局部胜利的辩证法反映的是真实的问题，而不是单纯靠正确论点就能予以解决的逻辑矛盾。这也不仅仅是壹个“领导层背叛”的问题——这会把我们引向关于历史的阴谋理论。

　　但是，这裏我们可以看到官僚保守主义的根本原因，这在第壹次世界大战之前的社会民主运动和斯大林时代之前的苏联就已经表现出来了。我们把它称之为“保守主义”——并且认为它有害于无产阶级的利益，因而有害于社会主义的利益——是因为这种思想拒绝发动和支持更高水平的斗争，它预先假定任何革命的跃进——无论是国内的还是国际范围的——必然有损于工人阶级的利益。

　　局部胜利的辩证法，与壹个实行普遍商品生产和极端劳动分工的社会的拜物教特点相联系，是由资本主义的历史性衰落时代和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时期工人阶级运动发展的内在因素所决定的。但是，它倾向于破坏倍倍尔所说的防止官僚化的第二个保证：群众组织对社会主义理想的忠诚。组织拜物教实际上就是说党或工会越来越以它自己为目标，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变成了捍卫和巩固“组织”，而后者越来越等同于它的机关。伯恩施坦在世纪之交的修正主义论战中所提出的着名公式“运动就是壹切，而目的是无关紧要的”，最清楚地说明了这种思想状况。

　　这壹过程的意识形态表现是壹个多方面的现象，远不仅仅是壹些花招，或有意识地欺骗、蒙蔽工人。事实上，“虚假意识”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是自我欺骗。至少，官僚化群众组织的第壹代领导人真诚地相信他们是在为社会主义工作，是为了保卫革命，他们以为捍卫组织就是在为他们的崇高的目标而斗争。自觉的欺骗和言行不壹是后来逐步产生的，但仍然与自我欺骗结合在壹起。

　　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古斯塔夫·诺斯克在1914年跟随德国占领军来到布鲁塞尔，他清楚地表达了这种组织拜物教：“妳们为什么这样敌视德国的占领？”他问比利时社会党领导人安西利。“我们的组织在德国比在比利时强大。我们享受普选权。如果比利时并入德国，组织就会变得更加强大。妳们会得到普选权。工人力量会得到加强。”德国吞并比利时所涉及的所有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民族方面的问题都视而不见或服从于“组织”这个关键的问题。诺斯克根本不理解，工人阶级如果被剥夺了它的基本民主权利，比如民族自决权，那么即使是选举权也会比以前大大削弱而不是大大增强；诺斯克的可怕言论不曾理解到这个事实，这使他成为德国军国主义的代言人。他实实在在地相信，“加强组织”是社会主义智慧的ABC。

　　更糟糕的还在后面。在希特勒成为政府首脑之后，工会领袖们绝望地企图通过在意识形态和政治方面对纳粹作可耻的让步来拯救“组织”。他们声明欢迎和愿意参加“民族復兴”，甚至参加了纳粹领导的1933年的五壹游行，把工人阶级的斗争日扭曲为粗俗的“德国劳工庆祝活动”，让雇主、工人和纳粹屠夫都“团结”在纳粹的口号下。为了报答他们的投降，纳粹第二天就解散了工会，占领了他们的办公室并没收了他们的财产。工人们被社会民主党（以及斯大林主义的）官僚们搞得迷失了方向，士气低落，没有作任何认真的抵抗，坐视半个多世纪的艰苦努力所取得的成就毁于壹旦。组织拜物教最终导致了组织的毁灭。

　　当斯大林在1927年提出他的着名的口号“干部决定壹切”时，他指出了官僚制的存在和自我意识的关键。壹个占统治地位的官僚集团完全可以与各种形式的计划和市场机制的组合共存（虽然不能是普遍的市场经济，即资本主义），但是，如果干部（即机关）的统治受到了质疑和颠复，它便不再能维持它的统治。

　　组织拜物教不仅意味着把手段视为目标，而且意味着使目标服从于手段。这在斯大林化的共产主义运动中表现得很明显，苏联以外的革命斗争以及苏联工人阶级权利和力量的加强，都要服从于保卫苏联共产党的官僚机构和苏联国家的需要，但是，同样的逻辑，有时是以极端的形式，会在任何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中出现，以下面的情况为例：

　　工会积累了罢工基金，以便使他们的成员能够更有效地进行为了工资和其他直接物质需要的斗争。这是很自然的和合理的。工会的机关随后把这笔钱存入储蓄机构，使它能够以低利增长，只要这笔钱还处于半流动的状态，这种做法仍然没有什么问题。将会有更多的钱，以资助更长时期的罢工。但是，壹旦这笔投资失去了流动性，是否进行罢工的决定（或至少是什么时候进行罢工）就不仅仅取决于多数会员的意誌和客观需要以及对他们与雇主的力量对比的客观分析。罢工基金被束缚的状态，因而就会以壹种与工人的根本利益或者工会起初的目标和功能无关的形式对结果产生影响。

　　当然，尽管有着由局部胜利的辩证法所决定的种种压力，但是有阶级觉悟的工人还是会不时地反对对工会目标的扭曲，以及反对处于萌芽中的官僚集团在本来是为了阶级解放而创立的群众组织中逐步消除工人权力和工人民主的企图。这种企图是要把组织的目标越来越推到后面的背景中去。但是，与此同时，对权力的篡夺把处于萌芽中的官僚变成了完全长成的官僚。壹个新的社会阶层最终形成了：即工人阶级官僚。

　　这裏，有必要把考茨基、倍倍尔、卢森堡、托洛茨基和葛兰西等关于反对官僚化趋势的论述综合起来——虽然自他们那个时代以后的经验表明，反对官僚化绝不是轻而易举的。早在1906年，罗莎·卢森堡就在德国工会运动中看到了官僚化过程是怎样进行的：

　　“把壹个运动的所有头绪都集中在壹些工会干部（壹般是从外地派来的）的手裏，使得对工会事务进行判断的能力变成了壹种职业性的专业。普通会员被贬为无力进行判断的群众，他们的主要责任就是‘守纪律’，即被动服从……而在工会内部，领导机关与下层群众的关系则在更大的程度上是如此。

　　“这壹观念的结果之壹，便是这样壹种说法，这种说法反对任何壹种对工会实践的前景和可能性的理论批评，因为批评有害于群众对工会的虔诚的态度。从这种观点又发展出这样的说法，即只有劳动群众对工会斗争的效力给予盲目的、幼稚的信任，组织才能够争取和掌握他们……这种颠倒因果的关于群众没有能力进行批评和决策的理论。‘必须保护群众的信心’——这是很多工会干部遵循的基本原则，他们把对工会运动客观缺点的批评看做是企图扼杀这壹运动。

　　令人感受强烈的是，工会的自我辩护与苏联官僚集团的自我辩护是何等的相似：罗莎·卢森堡的公式可以几乎不改壹字适用于它们两者中的任何壹个。

　　但是，对权力的篡夺引起工人的反抗，因而不可避免地要伴随镇压、报復、威胁或者开除、分裂以及工人运动的深刻分歧。在遇到尖锐的危机时，这甚至会表现为向资产阶级当局告密，逃避工作，为警察的镇压提供掩护，甚至谋杀自己的同誌。德国社会民主党在这方面的纪录可以说是悲剧性的，并且是后来斯大林主义历史的壹次也许不那么残酷的预演。

　　那么，为什么在工人阶级自己创立的群众组织和国家内部，拥有特权的官僚对权力的篡夺可以维持这样长久呢？为什么直到今天，至少是在世界各主要国家，这种现象仍然占统治地位呢？这个问题的原因必须在客观发展过程与“主观因素”之间的辩证的相互作用中去寻找。在官僚机构利用工人运动的暂时低落加强了他们对工人阶级组织的控制以后，他们帮助促成了工人运动的失败，这进壹步在工人阶级中造成迷茫、混乱、怀疑主义和士气低落。为更高水平的运动所需要的新的希望、新的自信和新的视野，除了壹小部分工人阶级群众之外，其形成变得更为困难。而这又进壹步加强了官僚化的过程。

　　工人们并不愚蠢。他们註意到了正在发生的事情。他们看到他们用巨大的努力和牺牲创立和保卫的组织，在关系到他们基本生活的关键事务上反对他们的利益，所以他们感到被欺骗了。在他们的头脑中产生了这样的问题：“为了这个，真值得惹这么大的麻烦吗？”他们的回答并不是干脆地说“不”。他们仍然部分地认同组织。特别是当他们受到阶级敌人攻击的时候。有时工人们也会施展压力，在这些机构内部夺回壹部分决策权。但是，他们的基本态度仍然是怀疑的。妳不可能连续地两次、三次、四次地被欺骗，而不得出壹些负面的结论。妳不想第五次被欺骗。

　　工人在群众组织中的相对被动性在很大程度上是官僚集团实践和政策的结果，这又使官僚机构有了自我辩护的进壹步根据。“妳看”，他们说，“工人们是被动的。他们是落后的。如果我们不替他们做工作，工会或者党或者‘社会主义国家’就要崩溃。”只要工人真地积极起来，甚至极大地积极起来，特别是在群众性罢工和革命前夕的高潮中，这种诡辩马上就暴露无遗。这时，这些官僚，不仅不让工人充分表现其积极性，而是利用他们的壹切权力设置障碍。他们在工人阶级中制造分裂，他们与阶级敌人合作以停止甚至镇压斗争，充分暴露了他们根本上的保守和反革命的本质。只有经过这样的经历，经过根植于经济和社会结构危机的新壹轮社会冲突和阶级斗争循环，才能够扬弃官僚篡权和工人消极被动的辩证法。

　　对于任何壹个唯物史观的贊成者来说，显然，壹个新的社会阶层——群众性工人组织中的官僚——的出现是不能与它的特殊物质利益相脱离的。官僚领导人的思想状态就是对于现存社会制度越来越采取保守主义的态度，但是它同时还包含着要保全其特权社会地位的越来越强烈的愿望，包括他们的地位所能给予他们的全部的利益、权力和权威。在工人阶级最早的组织，工会和社会民主主义的群众性政党中，两个互有区别的过程分别在起作用。

　　首先，离开生产岗位成为脱产干部，对于壹个工人来说当然是在壹定程度上提高了个人的社会地位——特别是当时还是12小时工作日，没有社会保障。不应当把这等同于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或壹个新的社会阶层的形成。在早期组织中工作的干部的物质生活条件中等，并且常常要在监狱中生活很长壹段时间。尽管如此，但是从社会的角度看，他们还是比当时的其他工人生活得好。

　　其次，从心理角度上说，让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积极分子把他们的时间用于为他们的理想而斗争，要比在工厂中做机械性的工作快意多了——特别是当他们想到他们劳动的成果只会使他们的阶级敌人更加富有。

　　当然，个人社会地位的提高无疑包含着官僚化的潜在因素。那些占据全日制岗位的人很自然地想要继续占据下去。他们会努力保卫他们自己的位置，反对那些主张建立轮换制度的人。社会特权开始并不十分明显，但是等到组织在资本主义社会的范围内取得了有力的地位，特权也变得显着了。

　　不仅如此，这时开始有必要选举市政府委员、议会议员和负责与老板直接谈判的工会主席——因而也就要在壹定程度上与他们共处。还要任命报纸编辑，以及工人运动参与社会的种种活动的管理者。

　　这就又产生了壹个真实的、辩证的、而不是无足轻重的矛盾。比如，当工人运动创办壹份报纸时，它面对着壹个真正的难题，即是否应用马克思的原则，全日制干部的薪金不超过熟练工人的工资。政治上最有觉悟的积极分子会接受这样的岗位，但是很多有才华的记者能够在其他地方挣到多得多的钱，他们会不断地受到诱惑去做收入更丰厚的工作。只要他们没有充分的献身精神，他们就有可能被融化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离开工人运动。

　　同样的，在由工人管理的城镇中，严格执行马克思的原则，会在大多数情况下疏远公共建筑师、工程师、医生和其他那些政治上觉悟水平不够高，但是从职业的角度看却更称职的人。同样的，在这个问题上也没有轻松的答案。如果平庸成了公务人员的标准，那么即使没有物质特权，同样也会滋生顺从主义和盲目服从。

　　在壹个资本主义标准和价值占统治地位的社会裏，是不可能建设完善的社会主义人际关系的——即使在工人运动内部也是如此，只有壹小部分高度觉悟的革命者除外。但是壹个大规模的工人运动客观上与资产阶级社会结合得更紧密，要在其中实践共产主义原则就更困难。因此，总是存在着防范官僚化的特定障碍被逐步削弱的危险。

　　在资本主义衰落的历史时期，局部胜利的辩证法在其充分发展的形式上，表现为有意识地与资产阶级社会相结合，以及阶级合作的逻辑和政治。在改良主义和新改良主义的群众组织中，壹切反对官僚化的障碍都不存在了。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不再把他们的壹部分议员薪金交给组织——事实上，党和工会干部成了资产阶级在工人阶级内部的代理人，用美国社会主义者丹尼尔·德·来昂的公式来说，就是资本的劳工中尉。官僚主义的恶劣影响质变为官僚主义蜕变。

　　类似的三段论式的过程发生在苏维埃国家中。起初只是特殊的权力和由权力垄断而产生的政治利益，然后是带有物质性和文化性的社会经济特权，最后，是完全的蜕变。党壹国家的官僚与经济管理官僚融合在壹起，成为壹个硬化的、不可变更的社会阶层（托洛茨基所说的等级），它利用它的权力垄断来维持和发展它的物质－社会地位。工人官僚掌握着国家政权这壹事实，把所有的在群众性工人组织的工会和党的官僚机构中所能观察到的反工人阶级的、保守的和寄生的特点都十倍地扩大了。

　　最近，许多关于官僚机构的膨胀、关于苏维埃俄罗斯在20年代初以后官僚在多大程度上拥有特权和几乎是绝对权力的信息公布于世了。共产党内的全日制干部从1919年的700人迅速增加到1922年的15300人，若干年后又增加到100000人以上。最初的700人是由基层选举产生的，而后来的15300人却是由中央任命的，并被纳入壹个忠于党的书记处和总书记斯大林、并由后者授予工作岗位的委托代理结构。

　　斯大林非法地破坏了限制党员收入的原则，分别按等级给予官僚机构的成员不同的货币和非货币利益，他们的报酬在1923－1924年已经达到了工人的平均工资的10倍。从30年代起，这些物质特权不断增长并制度化，成为壹个庞大的怪物——膨胀的收入、特殊商店、周末别墅、医院中的私人病房、伪装为“天才学校”的特殊教育机构、前往外国旅游的特权，等等。在斯大林时期特权的总范围无疑要超过赫鲁晓夫时期。鲍裏斯·叶利钦，在他最近发表的自传中，用几页篇幅描述上层官僚集团的生活方式。这裏只摘录几段比较触目惊心的：

　　“阿诀奉承和顺从可以得到特权的报偿：特别医院、特别疗养院、中央委员会的高级食堂、将杂货和其他商品送货上门的高级服务、克裏姆林宫内部的闭路电话系统、免费交通。壹个人在职业的阶梯上爬得越高，他越是被舒适的环境包围着，他也就越难以失去这些环境，而壹旦失去，他也就越痛苦……所有这些都是精心设计的：壹个局长没有私人汽车，但是他可以要求中央委员会的车队给他自己或他的直接下属派车。副部长有他自己的伏尔加小汽车，而部长则不仅有伏尔加，而且车上还装有电话。……“但是，如果妳能够爬到金字塔的顶端，那就是‘完全的共产主义’……即使像我这样的政治局候补委员，我的家仆包括3名厨师、3名女服务员、1名侍女和1名领导着若干助手的园丁……但是，令人奇怪的是，所有这些奢侈却让人感到既不舒服也不便利。在大理石镶边的房子裏，怎么会让人感到温暖呢？……“别墅有自己的电影院，每到星期五、星期六和星期天，壹位摄影师就会到来，同时还有可供挑选的电影。至于医疗服务，药品和设备都是进口的，都是科学研究和技术的最新成果。‘克裏姆林宫医护中心’的病房十分宽大，摆满了奢侈品：瓷器、水晶、地毯和枝形吊灯……“‘克裏姆林宫特供’，向最上层提供正常渠道得不到的商品，只付相当于成本壹半的价格，包括最高质量的食品。在莫斯科，总共有大约4万人享受特供。”

　　类似的，在德意誌民主共和国，虽然国家极度缺少进口关键零件所需的外汇，但是每年仍有1000万马克（按官方汇率相当于500万美元）用于为23位政治局委员进口奢侈品。在波兰，更不必说齐奥塞斯库的罗马尼亚，情况要糟得多。

　　当然，我们不应当忘记，这些特权与资本主义国家的上层垄断资本家和最大的黑社会头目相比其实是微不足道的。这裏是亿万富翁，那裏不过是百万富翁，或者他们所拥有的还够不上100万。但是，在心理意义上，这种结构上和权力上的差别并不能使后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人民的愤慨和被背叛的感觉有些微的减轻。正如安吉丽卡·巴拉巴诺夫很久以前所指出的，壹个从来没有自诩过捍卫社会平等和正义的资本家过着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生括，这是壹回事；而那些自称是社会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的人在更严重的赤贫中间，享受奢侈生活，无论其程度大小，则是另外壹回事。

　　这就提出了壹个问题，即苏联官僚集团和资本主义的统治阶级之间的重要历史区别。在资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的过程中，它在经济上和文化上已经是壹个特权的和自信的阶级，积极地要向社会表现它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但是在政治上它还受到压迫。因而它可以在革命胜利以后，相对容易地掌握专制主义的国家机器并根据它自已的利益对其进行改造。它可以用它的无所不在的金钱和财富的力量创建壹支服从于它的特殊的国家公务员队伍。用考茨基的公式来说，它可以统而不治。

　　在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工人阶级的处境是截然不同的。它没有统治的经验，它不占据社会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它在文化上不如原来的统治阶级发达，它在很长壹个时期继续受到前统治阶级的影响。它不能够利用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来达到自我解放的目的。当它被孤立在壹个或几个国家时——特别是这些国家是相对落后的国家的话——它不断地承受着世界市场的“消费主义”的、技术的和文化的压力，首先是来自世界上的先进工业国家的压力。

　　工人阶级是不可能统而不治的。如果它想要按照“统治”这个词的真实的和直接的意义去做的话，它必须在企业、部门、市镇和地区，以及国家和国民经济的总体水平上同时行使权力；掌握按照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的优先次序分配稀缺资源的关键决定权。于是，由于无产阶级内部的职能分工，即在那些“职业性地行使权力”的人与无产阶级群众之间的分工，就开启了壹个抑制阶级本身的直接集体统治的过程。

　　我们知道，在俄国内战结束的时候，壹系列的不利条件使这壹过程急剧加速了。不过，就具体机制而言，则表现为产生出壹个有独立性的机关——由上头任命、控制、集中，试图维护其自身职位的稳定——通过这种方式，在苏维埃俄罗斯工人阶级不再行使权力。拉科夫斯基是这样描述官僚集团对权力的篡夺的：

　　“某些职能，以前是由全党、全阶级来行使的，现在成了政权的职能——即党和阶级中的壹定数量的人的职能……“这些职能使组织机制本身也发生变化：就是说，那些负责经济和国家管理的多方面领导工作的人的心理，已经变化到了这种程度，从而不仅是客观上，而且是主观上，不仅是物质上，而且是精神上，他们已经不再是原来的工人阶级的壹部分了。所以，比方说，工厂厂长充当着暴吏的角色，虽然他还是壹个共产党员，虽然他出身于无产阶级，但是他在工人们眼中不会成为无产阶级精华的样板。”

　　现在回过头来看，1923年10月的“46人宣言”说得不能再明白了——这是左翼反对派关于正在进行的历史倒退所作的第壹次分析：

　　“党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不再是那个由于与活生生的现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敏感地把握着活生生的现实的活生生的独立的集体了。取而代之的，是我们所看到的日益增长的、并且现在几乎不加掩饰的党的分裂：在书记和‘沉默的大众’之间，在从上面派下来的职业化的党的干部和不参加党的共同生活的党的壹般群众之间。

　　“这是每壹个党员都知道的事实。那些不同意中央委员会甚或省委的这壹个或那壹个决议。那些在头脑中有这样或那样的疑惑，那些私下裏对这壹个或那壹个错误、不正常做法或混乱提出意见的党员，不敢在党的会议上说出自己的想法，甚至不敢在谈话中说出来，除非谈话的对象经过‘判断’完全可靠。党内的自由讨论实际上已不復存在了。党内的公共舆论已经窒息。

　　“如今已经不是由党，也不是由党的广大群众来提升和选拔俄国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和各省委的成员。相反，党的各级书记处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决定代表会议和代表大会的组成，后者已经越来越成为书记处的执行大会。

　　“党内形成的这壹体制是令人完全不能容忍的。，它摧毁了党的独立性，把党变成了壹个不受正常约束的官僚机构〔参见帕尔乌斯公式中的‘程序’〕，并且有在即将来的严重事态面前完全瘫痪的危险。”

　　所有这些话现在都已经为戈巴契夫及其追随者们所认识到，他们復述着这些话，但却是在60到65年以后。比如，格裏戈裏·沃洛达佐夫写道：

　　“成熟的、充分发展的斯大林主义，如它在30年代中期时那样，是官僚主义精英的意识形态……它是官僚集团客观利益的精确表达……在20年代初列宁註意到了战时共产主义和官僚命令主义的明显趋势，他焦虑地写道，如果我们失败了，那必然是由于官僚主义问题。他严肃地思考着‘热月’的危险。”

　　官僚集团篡夺权力以及工人的原子化和非政治化长期累积的效果是导致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在群众中严重丧失声誉。问题很大程度上不是由于群众继续处于被动的状态——事实上，他们最终觉醒了并勇敢地行动起来了。但是，他们是在较低层次的政治觉悟水平上这样做的，并且对那个与特权官僚集团相认同的党怀着深深的敌意。正如反对派很早以前所预言的，官僚主义政权不但不能保证“党的领导作用”，反而使党丧失信誉并且不可能再起任何领导作用。

　　有人认为，在剥夺资本家以后，行使权力的问题从根本上说是经济的问题，官僚集团能够实行统治是因为它控制着社会的剩余产品，但是问题的关键并不在这裏。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主要是通过经济手段，所以它才能够既可以通过有限选举权的制度实行统治，也可以通过普选权的制度实行统治；既可以实行议会制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政府，也可以实行军事独裁或法西斯主义独裁。相比之下，前资本主义的统治阶级主要是实行超经济强制而非经济强制，苏联官僚集团也是如此，但是这种超经济强制只有在劳动群众处于原子化和被动的情况下才能够进行。如果劳动群众起来从政治上向官僚集团的统治挑战，那么官僚集团对社会剩余产品的控制就会像阳光下的露水壹样消散。资产阶级的统治是可以与群众的普遍的（虽然是有限的）民主权利共存的。而官僚集团的统治是与这些权利的广泛发展不相容的。

　　所以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权力问题在本质上是政治性的。它所包含的关键问题是：社会主义民主，劳动群众对国家的决定性控制，从根本上破除机关的独立性、使其大大削减、并以其民主性消除官僚抵制的决策形式。

　　除了我们的关于苏联官僚制产生和作用的唯物主义解释以外，另壹种主要的解释便是唯心主义－道德主义的解释，如“错误”、“偏差”、“‘妄为”、“个人对权力的贪欲”、“缺乏共产党人的道德”、“恶劣习惯”、“派性”、“集团主义”、“错误的领导方式”等，不壹而足。甚至卢卡奇也是如此，至少他在生命的最后壹个时期以前是如此。他对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分析，壹开始屏弃了将斯大林主义解释为“个人崇拜”，小心翼翼地向社会的和唯物主义的观点迈出了壹步：“我在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的最初的、几乎是直接的反应，不是针对个人，而是针对组织，针对产生了个人崇拜并且使其得到经常的和扩大的再生产的官僚主义机关。”

　　但是，紧接着他便陷入了历史唯心主义。卢卡奇不但没有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用不同社会利益的冲突来解释官僚机构的独立性，反而用斯大林的错误思想来解释他的严重罪行：“我还没有充分地了解这个问题，但是随意的和零散的观察足以说明，就斯大林来说，这决不是孤立的、偶然的错误，像在很长壹段时间裏很多人所相信的那样，而是在壹段时间裏形成了壹套错误观念的体系。”

　　也就是说，官僚集团并没有积极努力以使“个人崇拜”——及其对权力的垄断——制度化，以服务于使它作为壹个异化的社会力量与工人阶级相对立的物质利益。不是这样，而是斯大林的“错误思想”（在苏联30年代的特殊环境中所产生的）导致形成了官僚制的完全的和专断的权威。

　　让－保罗·萨特，在他还是斯大林主义的辩护者的时候，也采用了唯心主义和拜物教的观点：“自从被包围的和孤立的苏联开始其艰巨的工业化进程的那壹刻起，发现它自己无法承受这些新的斗争的冲击，而这些新的斗争又总是与现实的必然性和各种错误联系在壹起的。”是壹般意义上与抽象意义上的苏联？而不是由利益对立的社会阶级和集团组成的具体社会？什么是“现实的必然性”？或许是强迫实施的农业集体化？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因为这些必然性的结果而受到冲击？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

　　卢卡奇的唯心主义观点是钱币的壹而，钱币的另壹面是阿·拉·艾兰斯坦的“客观主义”解释，他把斯大林主义现象归因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但是，这仍然没有说明官僚集团的特殊社会性质，以及斯大林主义的政策对具体历史环境所产生的影响。，只有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才充分考虑到了斯大林主义在产生的具体历史过程中的主观和客观的辩证法。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官僚集团权力的巩固在壹种关于国家和商品生产的特定的观点中表现出来。同样，官僚作为壹个独立的社会集团的存在也反映在其特有的对马克思主义劳动理论的歪曲上。

　　若干年前，德意誌民主共和国进行了壹场很有意思的论战，论战是关于壹个看起来抽象的哲学问题——劳动的基本性质问题。按照官方的党的思想家们的说法，劳动是“由目的指导的实践’，——即有既定目标的活动。确实，马克思在《资本论》第壹卷第壹章中也是这样说的，如果不承认劳动的这个方面就是陷入机械唯物主义。但是早在《德意誌意识形态》中，以及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后来的着作中，他们也强调这样壹个事实，即劳动生产着人的生存所需要的物质生活资料和人类本身。事实上，我们应当把马克思主义的劳动概念理解为人类活动的物质性因素和目的性因素、生产和交往的辩证结合或矛盾的统壹体，两方面相互决定、相互依赖。

　　壹旦澄清了这个不可分解的关系，壹个进壹步的问题就立即提出来了。谁来决定劳动的目标呢，即生产的“目的”呢？当马克思说，即使是最糟糕的建筑师，他所要建筑的房屋在实际建成以前就已经观念地存在于他的头脑之中了，这个例子设想的显然是私人的个别劳动。没有人真地会认为最新式的摩天大厦，更不必说最新式的飞机，在直接和间接参加其生产的每壹个工人的头脑中就已经存在了。更经常发生的情况是，这个或那个工人甚至不知道他或她的劳动到底是为了生产哪壹样最终产品。更经常发生的情况是，他们只不过是活劳动和物化劳动——工人和机器——的復杂链条中的壹个环节，只有壹小部分科学家、设计师、计划者和技术官僚才了解他们的最终产品的意义。

　　劳动的客观社会化的每壹次进步——即批量生产和大规模工业——都伴随着工厂内部和整个经济内部劳动的技术分工的相应发展，这种分工把概念与实际生产分割开来。直接生产者以外的社会力量决定着生产的目的。

　　社会主义并不必然意味着劳动的技术分工的完全消失（虽然正如我们在最后壹章中将要看到的，由于人类的和自然生态的原因，有必要通过激进的技术革命减少这种分工）。但是，社会主义理所当然地意味着，在生产目标的决定者与实现者之间、管理者和生产者之间、老板与伙计之间的劳动的社会分工的消亡。然而，如果我们按照官僚集团官方思想家们的逻辑追究下去，这壹切正是他们所否认的，他们把创造性活动归结为“脑力劳动”，与物质活动或体力劳动相区别。这种观点假设“思想者”、“计划者”、“管理者”或“官僚”的活动与直接生产者相脱离——或者，如哈拉德·波麦所说的，“干部的活动”是“高于劳动的”。因此，新黑格尔主义的和新卢卡奇主义的劳动概念，把劳动视为纯粹由目的所指导，与劳动的物质的、感性的内容相分离，意味着劳动的社会分工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持久存在；这是典型的官僚制的自我辩护。

　　波麦同时还正确地指出了这种片面的劳动概念与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商品生产的官僚制意识形态之间的联系。在理论上把第壹部类与第二部类划分为两个互相独立存在的部类意味着，在生产资料的国家所有制下，甚至在更高级的社会所有制下，壹种与直接生产者相区别的力量代表着国家、共同体、“集体生产者”和整个社会。不然的话，两个部类之间的“交换”（即商品生产的继续存在）就是没有意义的。妳不能与妳自己交换。

　　官僚集团作为壹个独立的社会阶层的存在，自然又被他们的思想家们说成是为了适应“客观经济规律”，是必要的和有用的。但是，当官僚集团假设社会产品在第壹部类和第二部类之间的区分继续采取价值的形式并导致交换的同时，它想当然地认为，尽管直接生产者的物质利益与官僚的物质利益相对立，他们仍会接受在劳动的社会分工中的从属地位。至少可以说，不存在关于这壹假设的长期正确性的经验证据。

　　官僚集团不能认识到，在壹个无阶级社会裏，广大直接生产者（当然包括科学家、发明家或技工，就这些职业是对生产过程连续进行所必需的劳动力队伍中的壹部分而言）可以自由地民主地决定劳动过程的目的及其组织形式。而这恰恰就是工人有计划的自我管理与社会主义民主这壹概念的含义所在。商品生产、劳动的社会分工和国家的消亡，归根结底也是由此而实现的。

　　甚至东欧国家的独立研究有时也对此保持着奇怪的沉默。如匈牙利的弗伦茨·托凯依，他是经验丰富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但在他的关于社会形态理论的重要着作中（该书实际上是就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问题对马克思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全面评论），他试图用非常学究的态度把所有人类史前文明及人类史描述成劳动、财产和个人之间的辩证关系。他完全忽略了国家的职能，甚至不提马克思本人在《资本论》最初计划中曾特别指出了这壹点。

　　但是在公开性初期，壹些苏联作家在布坚科的领导下，已经认识到官僚制的本质是存在着享有特殊利益的社会阶层，并且壹切都表明这壹观点在苏联已经广为传播。

　　倘若着眼于官僚集团与工人的关系及其对劳动的控制，后资本主义官僚集团的特殊本质就更加清晰可辨了。匈牙利人安德拉斯·海格杜斯，壹位前斯大林主义的总理，对这个问题有壹段精妙分析：

　　“在我看来，社会主义制度下统治与隶属的关系直接取决于在劳动分工中所处地位的差异、以及官僚制关系作为基本关系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继续存在这样的事实（虽然官僚制所起的作用与其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所起的作用有着本质的区别），这主要因为由等级制组成的政府机构继续存在和发展是社会的必然性。”

　　我们已经对这壹“社会必然性”的限度发表了看法。海格杜斯同时对官僚集团享有物质特权的社会和政治后果没有给以足够的重视，但他继续论述了壹个有趣的观点，与上文提到的波麦的看法不谋而合：

　　“如果我们把在劳动分工中的地位看成是社会主义社会中最重要的独立变量，那么这种地位千万不能用职业来确定。在劳动的社会分工中所处的地位实际上是特定类型的生产关系，这从来不单单是个别工作的特征，而总是包含着与其他人和社会的基本关系……”

　　“在劳动的社会分工中，根据他们可以支配自己和他人劳动的不同程度，存在着各种各样不同的工作。”

　　“非体力工人人数无论是绝对值还是相对值都有增长，并且在过去的10年裏增长非常迅速。明确的数字是平均每100个体力工人就有29.3个非体力工人。”

　　“但这样的划分只是粗略的、现成的，不能令任何壹名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结构进行认真研究的人感到满意，因为这两类工人都不是同质化的阶层……”

　　“在我看来，从社会学角度出发，非体力工人在统计上至少应列出五类：

　　壹那些相对来说不仅在很大程度上控制着他人劳动，而且也能支配自己的劳动，处于行政职位上的人；二那些的确控制他人的劳动，但其工作基本上在等级化、标准化系统内部完成，处于行政职位上的人；③主要从事脑力劳动的人，他们不控制他人的劳动，但是可以支配自己的劳动……这些人主要包括医生、教师和律师；四主要从事脑力劳动的人，他们既不能控制他人的劳动，也不能支配自己的劳动；伍工作的时候需要专心、但不需要高级脑力活动的人，他们既不能控制他人的劳动，也不能支配自己的劳动，像会计、职员或研究助手。”

　　表2总结了处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官僚化社会中劳动的社会分工。

　　表2 劳动的社会分工

　　社会阶层

　　支配自身劳动

　　支配他人劳动

　　上层官僚及着名科学家、艺术家等

　　是

　　是

　　中层官僚及知识分子

　　是

　　否

　　小官僚、工头等

　　否

　　是

　　普通工人和农民

　　否

　　否

　　正如东德哲学家彼得·费斯特所指出的那样，对劳动的控制还有另壹方面的问题。劳动在广义上说代表了能动性，这是人类基本的生理－心理需求。被动性或非主动性，是深受挫折的根源：包括个人觉得自身毫无用处。而且，在劳动者看来，能够自我支配的并且有意义的劳动越少，壹般而言即主动性越少，那么挫折感就越强。在由官僚集团管理的社会化（集权化）经济裏，这种挫折感不可避免地几乎遍及社会各个阶层。工作的挫折感使人们转而逃避到消费主义中去，它正是官僚集团有意识地予以鼓励的，相对于劳动者自我管理来说，前者是较小的罪恶。但是，由于管理不善的经济不能满足消费者的需求，所以壹种恶性循环就开始了，这迟早会导致愤怒的爆发。

　　哈裏·布雷弗曼正确地坚持了资本家对劳动过程的控制作为资本主义运作方式的基本条件的重要性。而安德列·高兹则强调，控制的必要性——而非对更多利润的追求——是20世纪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大规模分解的主要原因。其他作者甚至发明了“生产的政治关系”这壹公式。由计时员、工头、质量控制员、工厂保安及其他人员组成的控制金字塔，不断地企图强制让劳动不仅隶属于机器而且隶属于资本的代表。劳动和知识的分离，是阶级社会的特征之壹，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达到了顶峰，它表现在壹个把劳动限制于机械性和重復性职能的机构网络中。

　　从《德意誌意识形态》、《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到《资本论》的所有主要着作中，马克思特别指出，在壹个无阶级的社会裏，广大生产者支配他们自己的劳动。在设计、管理者与直接生产者之间没有差别。劳动的社会分工消亡了：“全面发展的个人——他们的社会关系作为他们自己的共同的关系，也是服从于他们自己的共同的控制的……”

　　马克思没有设想劳动的职业分工的所有形式会全面消亡，除非是在高度机器人化的社会裏，否则是乌托邦的幻想，但他将此与劳动的社会分工严格区分开来，后者与自由地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统治是不相容的。他没有讨论在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控制劳动的问题，但是在这壹问题上，他的思想方式具有同样倾向。壹旦生产者从资本的统治中将自身解放出来，那么他们必须而且能够变成他们自己的主人（包括在工作场所中）。

　　前壹节我们讨论了在工人国家官僚制的形成过程中特权的壹般重要性，现在我们需要进壹步考察官僚制的社会结构。

　　苏联官僚集团保守势力的发言人伊戈尔·利加乔夫，以典型的蛊惑人心的方式从根本上否认了特权这个问题，他论证说党及国家工作人员的平均收入比壹个中等技术水平的工人的收入（每月200~300卢布）还稍微低壹些。表面上讲，他是对的。在苏联有1800万机关工作人员，显然不可能每壹个工作人员都比普通工人多挣10倍的钱。在美国也壹样不可能有1800万个家庭能挣10倍于壹名全职的产业技术工人的钱。然而利加乔夫十分清楚，谴责官僚集团特权的广大工人和知识分子，矛头指向的不是普通机关工作人员而是官僚集团。正是他们这个精英团体，人数大约在30万至40万，其金钱及其他福利待遇必然超出平均工人收入的10倍或更多。

　　我们是否应该就此将官僚集团的概念限定在其上层即特权官僚集团上？完全不对。如果官僚不包括党的中层干部、国家和工会的工作人员以及警察和军队的警官、军官，那么在逻辑分析和职能划分上都说不通。凭这区区几十万人，官僚集团将没有能力统治像苏联、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南斯拉夫或匈牙利这样的现代工业化、都市化社会。它需要壹个中介手段将社会维系在壹起。壹般而言，中层官僚，大约有200万人，承担了这壹职能。

　　在资本主义社会，这壹角色是由中产阶级扮演的，包括所谓的“新中产阶级”，从严格的科学意义上说，后者构成无产阶级的上层，他们没有足够多的财产使自己免于出卖劳动力的经济强制。对中产阶级各阶层来说，获取并保护私有财产以及相应的观念具有绝对的重要性。若非出于无知或自我欺骗，那么任何人都不得不承认这壹点。

　　在苏联则是另壹回事了。当然，个人发财致富的趋向并没有消失：实际上，自从斯大林统治建立之后，这壹趋势变得越来越强烈。但是，如果说想成为党、国家或工会普通工作人员的人，是由获取私有财产和货币财富的念头所驱使的，那就错了。与他们的职位联系在壹起的小小特权几乎总是在纯粹的货币领域之外，壹个明显的例外是与当地黑社会有联系的分配系统中的官僚。壹般来说，最大的好处莫过于得到某些商品和服务、有职业保障和安宁的生活、能获得对他人指手划脚的满足感等等。

　　再者，正如官僚不可能在没有哪怕是部分工会成员为中介的情况下统治群众性工会壹样，斯大林主义官僚集团也不可能在没有少数工人阶级作为中介的情况下来统治官僚化的工人政权。我们所说的“中介”，并不壹定指公开或有意识的“合作”，虽然这也确实存在。同样，也不可能针对所有这类社会描绘出壹个壹般性的模式。比如，齐奥塞斯库统治下的罗马尼亚官僚集团肯定比德意誌民主共和国的官僚更加远离工人阶级，而捷克斯洛伐克的官僚集团在布拉格之春时期就比其在诺沃提尼或雅各斯统治下与群众有着更加紧密的联系。南斯拉夫的全国解放运动、战后革命起义、对斯大林的成功抵制和自治的试验，意味着在相当长的壹段时期裏，南斯拉夫的政党与工人阶级的联系比在其他东欧国家裏所见到的都要更深厚。

　　可以作为壹条普遍规律的是，这些党没有壹个被广泛认为是捍卫工人利益的工具。它们被看成是执政党，是“新主人”的工具，而这也正是它们在现实当中扮演的角色。不过，不能由此推论，他们与工人已经彻底分离了。这些政党在社会中包括在工厂裏的地位，使得这种彻底分离在客观上变得不可能。因为政党不仅仅由经理、监工们组成，在它的编制裏还有众多的机关工作人员，工人们必须通过他们才能伸冤、领取迟迟发不下来的病假补助或养老金、在工会的度假村度假等等。这些党还包括数以千万计的直接生产者，苏联大约有700万－800万，东欧也大致是这个数目，他们并不是出于恐惧的心理或想当官的愿望而入党的。如果把这些工人看做是共产党官僚集团的傀儡或心腹，那就滑稽可笑了。

　　这样，处于统治地位的共产党反映着比雇主与雇佣劳动者之间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更加復杂而辩证的社会关系。这壹差别，以及工人国家的官僚集团的特殊本质，还体现在传统上形成的、相对来说具有很高程度的垂直流动性上。

　　在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在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社会结构的演变主要由资本的不断集中和劳动者的不断无产阶级化而决定的。可以肯定的是，这些趋势并不以线性或机械的方式运动，特别是在经济膨胀时期，不容忽视的反趋势也同时在起作用。但从长远来看，雇佣劳动者在经济活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在上升，而独立小企业主的人数在减少。“成功的”也就是说已经成为大资本家的中小资产阶级的比例也在历史地缩减。而那些已到达顶峰，成为亿万富翁并经历了几代人仍保持其地位的人，自19世纪末以来已减至壹小部分。

　　相比之下，在苏联，壹个有着超出平均水准的智力和主动性的工人可以成为壹名中层官僚。实际上，官僚集团会努力地吸收这样的人进入官僚阶层，特别是他们如果能表现出适度的批判精神的话。官僚集团的中层在快速增长而不是缩小。壹名年轻而贫穷的地方官僚，如果他综合具备了以上素质，有着特殊的机变才能，毫无顾忌地巴结当地、区域和全国的各级大人物，并且在壹系列危急情势下表现不俗的话，他就可以成为官僚集团的重要成员。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就是这样爬到官阶等级的顶峰的。

　　确实，如今在上层官僚中很难找到体力工人的子女，但是另壹方面，他们之中只有少数人是前高级官僚的子女。没有壹个政治局成员或部长会议成员是前政治局或部长会议成.员的后代。显然，这与资产阶级社会的差别是显着的。

　　如果我们要把握苏联式官僚集团的本质和变化，那么我们还应该考虑到它的另壹特征。因为它不是壹个“纯粹”的工人官僚集团，而是壹开始就揉合了非无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甚至资产阶级各阶层以及沙皇政府官员的残余。如同E.H.卡尔所描述的那样，“工业的管理又交回到前资产阶级经理和专家的手中，他们大多数获得了党员的尊严和保障。”列宁在晚年的着作中，曾特别强调过这种从过去时代延续下来的因素。托洛茨基后来写道：

　　“苏维埃热月政变的队伍基本上是从以前的执政党及其思想体系代言人的残余中招募来的。前士绅、资本家、律师及他们的儿子，就是说他们中还没有逃到国外的那部分人，被招募至国家机器中，还有壹部分人甚至被招募入党。进入国家和党的机构中的人更多的是前小资产阶级政党的成员——孟什维克党人和社会革命党人。还应加上数量庞大的纯粹的庸人，他们在革命和内战的风暴开创新纪元时畏缩在壹边，直到终于确信苏维埃政府是稳定的，才全心全意地投身于寻求壹个舒适、永久的安乐窝的高贵使命。”

　　但是，托洛茨基在《过渡纲领》中坚持认为，官僚集团内部的力量对比在长时期裏会发生变化：

　　“官僚集团内部的革命分子〔应该只是）很小的壹部分。人数不断增长的反革命分子更加前后壹贯地表达出世界帝国主义的利益。这些买办的候选人不无道理地认为，新的统治阶层只能打着吸收‘西方文明’即资本主义的旗号，通过拒绝国有化、集体化并垄断对外贸易，才能确保其特权地位。在这两极之间，是中庸散漫的孟什维克党—社会革命党—自由主义趋势，倾向于资本主义民主。”

　　这些文字在50多年前写成，但却真实地预言了在苏联发生的事情。

　　如果我们现在转向当今苏维埃官僚集团内部的职能划分，可以把等级归纳为以下几类：(a)国家官僚集团，包括中央经济部门；(b)军事官僚集团；(c)警察官僚集团；(d)青年、妇女等群众组织的官僚集团；(e)党的官僚集团。这当中最后壹类对其他类具有最终统治权，但是程度没有普遍想像的那么深。可以这么形容：它就像是铁箍把桶固定在壹起。

　　官僚集团内部的“山头主义”——有人用“封建化”来形容——越来越明显。上述每壹类官僚集团都遵循“提拔自己人”的规则。来自党的部门的干涉仍然可以左右个人仕途，但是这只在既定的等级制度内部发生作用，几乎从来不会把局外人忽然提升至将军、高层计划官员、协会书记、工会主席等职位。不用说，每壹类高层官僚都“自己照顾自己”，有时这会造成重大政治影响。

　　塔季扬娜·扎斯拉夫斯卡娅提出了另壹细分官僚集团的标准，以教育水准和与社会变革的关系来划分。在她列举的12个“主要社会群体”中，有4类人可以被看做是官僚集团的壹部分：经济管理者、工会主要干部、党和国家高层工作人员和政客。“文化教育界知识分子”和“小企业家”被当做另类进行分析。扎斯拉夫斯卡娅对不同年龄段的不同态度加以了考虑，她根据个人能力和对变革的接受力的不同将管理官僚集团分成改革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两派，这壹点已被德意誌民主共和国最近发生的事情证实了。她的结论虽然有趣，但是不能成为在理论上忽视主要的结构差异的根据。

　　从目前我们进行的讨论来看，很明显，官僚集团还没能斩断与工人阶级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行为上仍然表现出它是这壹阶级中寄生的、浪费的、背叛的、具压迫性的、物质上享有特权的阶层。同样道理，它也没能割断与马克思、列宁理论的联系，但与此同时却将其批判的、解放的思想和研究方法贬低成壹系列相去甚远的教条。它对待马克思主义传统的主要方式是学究式的语录收集，其唯壹目的在于为它所统治的国家中现存的社会和政治结构以及连续实施的各种往往矛盾的政策进行辩护。这样，官僚集团就把科学变成了具体政策以及他们所维护的利益的婢女。

　　尽管这样，这些教条仍要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那裏，而不是从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之类人那裏收集，虽然时常会有严重的断章取义、甚至篡改原文的情况发生。这不是偶然的，其结果也不是完全不能预见。

　　在第壹章我们指出了官僚制意识形态的壹个重要方面：国家及商品拜物教的结合。其另壹重要方面是不能形成自我意识并公开地自我确认，不能形成逻辑上壹贯的、真正为它自己特有的世界观。这壹弱点，与历史上所有统治阶级的行为形成鲜明对比，再壹次证明官僚集团实际上不是壹个统治阶级。人们不能想像西哀士宣称：“什么是第三等级？它根本不存在。”我们也无从想见美国内战前南方奴隶主会否认奴隶制这壹“特殊制度”的存在，或者欧洲贵族声称没有被授予特权的等级贵族这回事。而这正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官僚集团上层壹直针对它自己所说的话。

　　这壹意识形态上的自我否定显然是在故弄玄虚，它充满了爆炸性的矛盾。在现实生活中，任何壹个具有些微觉察力和智慧的人每天都可以轻易註意到这壹点。所以，这壹意识形态招致了大量的怀疑和理性的拒斥，只能通过使谎言制度化才能强加于不轻易顺从的社会，而这又带来了广泛的拒绝。要维持这壹局面就必须采取高压政策，这主要是针对知识分子，但是也针对工人。宣传“反革命思想”罪（“诽谤苏维埃社会主义制度”，“反社会主义宣传”等）写进了刑法，触犯者被判以重刑，囚禁于监狱或劳改营。这样，官僚制在否认自身存在的同时也否认了社会现实本身，有效地束缚了所有社会科学，使之不得发展。

　　这壹切不是产生在真空中，而是产生在仍与马克思主义相关的社会结构中，这壹事实，使这壹社会易于受到爆炸性压力的影响。官僚集团专政的结果使马克思主义变成“国教”，在群众眼中丧失了威信，但是只要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着作广为流传，就肯定会有些人从他们那裏寻找分析工具来解释官僚制之谜，它是怎样产生的，它意味着什么，它怎样才能被克服。对于官僚集团来说，批判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就像壹句话所说的那样：发如韭，剪復生；头如鸡，割復鸣。

　　这是官僚集团继续引用马克思主义所必须付出的代价。自从苏联出现热月那时起，官僚集团就找不到出路何在。而且，以辩护论的目的对社会科学加以歪曲利用壹旦达到壹定程度，社会科学就会从官僚专政的支柱转而变成反对它的定时炸弹。神秘化变成了自我迷惑。官僚集团越来越不能看清、不能理解在它眼前发生的社会变革过程。它再也不认识它自己的国家了。不过，由于这壹切削弱了它维护自己统治的能力，所以官僚集团不得不放松加诸社会科学的桎梏，这是戈尔巴乔夫实行公开性的原因之壹。

　　正因为马克思主义仍是官方意识形态，所以社会科学的復兴就不可能像官僚集团中的“改革”派所期望的那样是纯粹经验主义或实用主义的，而是越来越与批判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和分析的復兴交织在壹起。今天苏联正展开壹场关于作为壹种社会现象的官僚制——不同于官僚主义习惯和思维方式这样的问题——的讨论，这场讨论比20年代的辩论深刻得多。虽然只有两年的时间，但是这场讨论的深度及復杂程度即使没有超过、也已经达到了西方50年壹贯的理论研究所达到的水平。

　　这还不是事情的全部。由于马克思主义思想和其他社会批判思想的復兴与挑战现行秩序的新的社会运动和群众行动结合在壹起，所以造成了深刻而持久的官僚制的认同危机。特别是当他们面临工人阶级的挑战时，壹些官僚不得不提出壹些难以回答的问题：我们是什么人？共产党人还是自封为共产党的那个政党的成员？我们应该忠诚于党还是忠诚于工人阶级、人类解放和马克思主义？如果党现在承认它并不永远都是正确的，那么我们是否要凭自己个人的良知，在特定情形下抉择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我们是否可以真正自由地辩论所有这壹切呢？无论是在党内还是在党外？只能与党员探讨还是也可以与工人和批判的知识分子讨论？

　　这样，所有那些在官僚化和窒息工人民主的过程刚开始时所提出的重要问题，至少在壹部分官僚及其理论家的头脑中（而且不仅在头脑中）又浮现出来。在斯大林和后斯大林时期的官僚、理论家和追随者的心中，可怕的罪恶感开始燃烧。他们为可怕的罪行或对这些罪行进行过系统的掩盖而感到羞愧，其中有不少是对他们自己党内的同誌犯下的罪行。在他们额头上闪亮着弑兄者的印记。

　　在以往，任何罪行都可以解释为必须的、不可避免的、较小的罪恶、不幸的错误。现在，这些违反了壹切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利益的可怕的罪行，被严正地指出来了。只有最玩世不恭及道德低劣的人才试图否认或减小他们的罪恶。

　　值得註意的是，那些曾与东欧最大的工人阶级起义对抗过的人，也坦诚地认识到了所犯的罪行、认识到需要作自我批评，我们指的是匈牙利斯大林主义者。早在1956年革命开始之前，纳吉·伊姆雷，壹个忠实的共产党人，就对整个拉科西时期作了再评价，他把共产党官僚集团的存在看成是该党蜕化的主要原因：

　　“机关居于支配地位和民选机构的衰落，相应导致党的领导更多地采用行政方法，这对于我们党来说并不是新生事物。这是六月之前党的领导的典型方法。我们无法改变这壹切，这非常糟糕，因为苏联同誌，特别是赫鲁晓夫同誌多次提醒我们它的危害：实际上是机关在领导我们，在压制党〔但是‘苏联’同誌忘记提及这在苏联早在1923年就已经发生了——曼德尔〕。在党内民主、批评与自我批评领域内不断增长的压力、恐怖和恐吓，与机关所具有的支配作用和在党内生活中越来越多地使用行政手段是紧密联系在壹起的……“对派性的指责源于对党内生活原则的曲解。对那些否定党员拥有讨论党的问题、辩论和交流意见的基本权力的人来说，党员的每个政治见解都是在搞派性；他们认为党员只能在党的书记在场或在机关成员的监督下才能讨论党的生活以及政治、经济、文化或国际领域的问题；他们觉得讨论只能依据特定的原则、或者从预先决定的观点出发并在有限的范围内进行，换句话说，只能在左翼极端分子和党的官僚愿意容忍的条件下进行。”

　　纳吉·伊姆雷毫不犹豫地指出，斯大林主义者在匈牙利制造的是工人国家在现实中的蜕化。

　　“权力的蜕变严重危及社会主义的命运和我们社会制度的民主基础。权力被不断地从工人手中搜取并转而反对他们。人民民主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壹种形式，其权力由工人阶级行使，并依赖于两个大的劳动群体——工人和农民——的伙伴关系。很明显，人民民主专政正在被党的专政所代替，这种党的专政并不依靠党员，而是依靠个人独裁，并力图把党的机关、并通过这些机关把党员变成这壹专政的工具。它的权力毫无社会主义或民主主义精神，体现的是少数人独裁的波拿巴主义的精神。它的目标不是由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教诲决定的，而是由不惜代价、不择手段地维护的独断专行的观点所决定的。”

　　纳吉在壹套给定的伦理－道德标准（我们更愿意称之为伦理－政治标准）和反对工人权力的官僚化蜕变的斗争之间，正确地建立起联系，这预示了30年之后在苏联所展开的规模更大的辩论，并重復了苏联共产党左翼反对派早在1923年就提出的观点。由全体党员和广大群众负担的官僚集团牢固的物质特权，加上物质上的压力（更不用说压迫），形成了壹种处处弥漫着愤世嫉俗情绪的社会氛围，腐败十分猖噘。

　　“群众诉讼案〔即形式上的公开审讯——曼德尔〕的指导者和组织者、对虐待及杀害无辜群众应承担责任的人、国际挑衅的组织者、破坏经济者、浪费公共财产的人坐在领导位置上，他们滥用职权，不是对人民犯下严重罪行，就是逼迫他人犯罪。这与公众的道德观是不相容的。必须从公众、党和国家机关中间清除这些因素。”

　　“物质上的依附迫使人们放弃个人价值观和信念，这与公共生活的道德观是不相容的。不幸的是，很大壹部分人是这样生活的。这实际上应该看做是我们社会的壹个弊端。经济和政治结构的过度集权是个人独裁不可避免的伴随物。在公众生活中，反对意见不仅被压制，而且以剥夺生命的方式受到惩戒；发表反对意见的人被从社会中驱逐出去，完全不理会宪法中规定了的人权和公民权；从根本上反对占统治地位的政治倾向的人们被禁止工作。这是怎样壹种政治伦理呵？……”

　　“这不是社会主义伦理，而是现代马基雅维裏主义。强大的物质依附，赚取面包的渴望，正在戕害高尚的人类美德。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应予充分发展的美德是：勇气、决心、真诚坦荡、坚持原则和力量，领导们却以妄自菲薄、懦弱、伪善、缺乏原则和谎言取而代之。公众生活的蜕变和腐化以及社会中相应发生的个性的退化，是在我们眼前发生的道德壹伦理危机的最严重的表现……欺骗和追求名利在公众生活中危险地蔓延着，并深切地影响着人们的伦理观和荣誉观；人们相互之间越来越不信任；怀疑和復仇的氛围腐蚀了社会主义伦理的基本特征——人本主义；取而代之的是在公众生活中出现的冷漠的残酷无情。这是我们社会生活的道德现状展现给我们的惊人画面。”

　　布达佩斯警察总长科伯奇·山多尔，在可能范围内最清晰地表达了官僚们所感受到的认同危机，这些官僚还没有彻底斩断与无产阶级的纽带。他是工人的儿子，本人以前也是壹个工人，1956年10月转向了革命壹边，变成了克格勃特别厌恶的人。他险些与纳吉·伊姆雷壹样被判处死刑。他被捕后，当被问及身份和职业时，不知道怎样回答：

　　“我张开口。使我非常惊愕的是，我意识到我再也不知道了。布达佩斯警察总长？不。在北方山林中游荡的年轻钢铁工人？不。父亲的孝顺儿子？宠爱女儿的父亲？艾伦·杜勒斯雇佣的间谍？赫鲁晓夫和纳吉·伊姆雷的追随者？抑或卡达尔·亚诺什的追随者？壹具空蜗牛壳？壹片雪花？另壹片刚刚落在我额头上。”

　　在德意誌民主共和国，有三位着名作家用文学写出了这种精神分裂。最令人动容的例子是前文化部长约纳斯.R.贝彻尔，他加入了反对他的终身挚友卢卡奇的斗争，这场斗争又使得另壹位朋友坚卡，以及沃尔夫冈·哈裏希长期身陷囹吾。在壹封给统壹社会党中央委员会的极尽奴颜卑膝之能事的信中，他解释说他怎样爱戴斯大林，诚挚地写诗歌颂他的荣耀，他怎样因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作的秘密报告而震动，但并没有就“无条件遵守党的纪律”而得出任何负面结论。但与此同时，他偷偷地写下了壹系列言辞激烈的诗歌，斥责那些向警察告发自己的同誌并用短短几行字的告发信就将这些同誌杀害了的作家。诗歌以壹名告密者的自杀结束：“在那之后，妳再也不能像人壹样生活。他用猎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第二个案例是小说家史蒂芬·赫尔姆林。苏共二十大之后被采访时，他说他不知道莫斯科的审讯是建立在捏造的基础上的，但是即使知道，他也不会谴责他们，因为这只能对反希特勒的唯壹堡垒即苏联的敌人有利。后来，赫尔姆林意识到只有真理才是革命的，必须不惜壹切地说出真理，可能的话，甚至冒被开除出党的风险。

　　意识形态上精神分裂的最突出例子是极具天赋的德国斯大林主义作家布莱希特。在他的恐怖剧《措施》中，他试图事先为杀害无辜的同誌作辩护。许多年之后，他没有公开批评1953年6月17日对东德工人起义的残酷镇压，但是与此同时，他在日记中写下了这么壹段着名的讽喻：“如果人民不跟随党的正确路线，那么党就有权瓦解人民。”在另壹首秘密诗歌中他给斯大林冠以“着名的人民谋杀者”（verdienter Morder des Volkes）这样的称谓。值得提及的是，他的确发表了壹个真正反斯大林主义的剧本，这是他写得最好的壹出戏，他在这个剧本中捍卫了思想和科学的自由，剧本中的英雄为了能在镇压中活下来灵活地运用了原则。

　　从19世纪后半叶起，两个不同的思想传统提出了这壹问题：群众性工人政党的官僚化是否不可避免。壹方面，受莫斯卡和帕雷托“精英循环”理论的启发，罗伯特·米歇尔斯提出了壹个影响所有政党的寡头统治的“铁律”；另壹方面，就在第壹国际与巴枯宁斗争时期，无政府主义者发展出了壹套类似理论，这壹理论在某种程度上被各社会民主党的左翼反对派（如德国人约翰·莫斯特，他后来变成了无政府主义者）所接受。这两种传统都强调党的领导不可避免地具有“独裁”特征，第壹次世界大战后潘涅库克和戈尔特周围的KAPD和“委员会共产主义者”都这样认为，但是之后道路出现了分叉，至少有壹支无政府主义者（无政府工团主义者），还有“委员会共产主义者”，强调群众运动和组织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而帕雷托－米歇尔斯学派则声称工人阶级群众自身没有能力完成自我解放。

　　这裏，我们的确触及了问题的实质。如果我们认为群众性工人政党的官僚化是不可避免的，那就等于同时假设群众运动和群众组织迟早会不可避免地衰落下去，至少永远停留在壹个低水平上。显然，与官僚化问题相比，还有更多的问题事关重大。整个现代无产阶级的命运以至于整个人类的命运都与此相关。因为，如果工人阶级不能自我解放，那么社会主义就不可能实现。最多也只能依靠资本主义的改良来改善社会现状，但是从长远来看，资本主义制造了壹个又壹个的灾难。单靠资本主义的改良不能阻止希特勒上臺，也不能堵住通向奥斯维辛和广岛的道路；这种改良也不能消弭明天将要发生的类似灾难。如果是这样，那么我们势必逃脱不了野蛮状态或干脆自我毁灭的命运。

　　历史清楚地告诉我们，如果像无政府主义者和委员会共产主义者那样只将註意力放在政党的特殊性上的话，那么实际上便是在回避这个问题。工会，包括由无政府工团主义者领导的那些工会，在群众运动衰退时更加容易官僚化，而且官僚化的速度更快。苏维埃组织也壹样。事实上，革命性政党抵御这壹趋势的时间通常最持久，这部分地是因为它的大多数成员积极持久地参与运动，部分地是因为它对这壹危险更加清醒。

　　归根结底，只有屏弃简单的“黑”（官僚化）、“白”（工人自治）划分，代之以对具有矛盾和相互结合的各种过程的辩证理解，才能正确地提出并解决问题。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在早期的官僚化倾向确实不可避免，就像群众运动的周期性衰退那样，但是群众运动周期性的高涨同样是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矛盾的不可避免的产物：我们不止壹次地看到它以革命行动的形式爆发。

　　这壹过程越是展开，官僚化的趋向就越有可能被制止，在官僚化早期所产生的后果就越可能被扭转。20世纪进程中的显着例证是：俄国1917－1919年；德国1917－1920年；意大利1917－1921年；西班牙1934－1937年5月；比利时1956－1962年；意大利1969－1973年；捷克斯洛伐克1968－1969年；智利1970－1973年；葡萄牙1974－1975年；波兰1980－1981年；巴西1985－199年；程度有限的，还有法国1934－1937年；美国1934－1939年；阿根廷1973年。在过去的几年裏，苏联也曾酝酿过类似的过程。

　　对于追求工人自我解放的目标的社会主义者或者共产主义者来说，真正的任务在于自我组织起来，在工人阶级内部宣传他们的思想和目标；以无比的热情、忠诚和清醒投身到工人阶级和壹切被剥削被压迫人们的斗争中去；激发工人阶级、至少是其中大多数的自我能动性和自我组织。历史证明这壹任务是艰巨的，但也是可行的。

　　还有另壹个真实而非“逻辑上”的矛盾构成了群众运动周期的基础。壹方面，雇佣工人如不出卖劳动力就无法在资本主义社会裏生存。在没有尝试以更高的价格出售他们唯壹占有的商品之前，他们不可能开展自我解放运动。他们这么做，用货币工资购买商品，就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再生产（即他们自身受剥削）的关键因素。这肯定会在他们的意识上产生某种影响。建议工人不要为争取更高的工资而斗争显然不是答案。就像马克思所看到的那样，工人阶级如果太贫穷就没有士气推翻资本主义。

　　另壹方面，雇佣工人同时也是生产者，他们在工作场所承受着资本主义剥削和压迫的重扼。从壹开始，工人运动就不单是为了维护和增加实际工资而斗争，同时也要求缩减每周工作时间和建立某种控制劳动过程的形式。他们这么做，便没有帮助资本主义再生产：他们不仅在客观上，而且越来越有意识地向资本主义提出挑战。作为敢于维护自身权益的消费者，工人可以与资产阶级社会壹体化。作为顽强地反抗从他们身上榨取壹定量剩余劳动、甚至反抗榨取剩余劳动的人为结构的生产者，工人便不可能与资产阶级社会壹体化了。他们动摇了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

　　工人阶级的双重地位以不同形式的实际（不是理想的或理想化了的）意识反映出来。在这方面，有很多理论家论述了工人的日常意识和阶级意识之间的矛盾，后者在这个术语的习惯含义上指的是对本阶级自身所有成员的共同的集体利益的意识。列宁对工团主义阶级意识和社会主义阶级意识所作的区别在这裏同样是适用的。我们还增加了具有明显历史重要性的第三个中间层面：这种政治上的阶级意识还不具有社会主义性质，但它表明工人认识到需要组织起来、在不受资本家及其政党的影响下独立投票。

　　另壹种最早由亨裏克·德·曼提出并由鲁道夫·希法亭最清晰地予以阐明的分析方法，集中于观念领域内“普遍”利益和“特殊”利益的区别。这种观点认为，阶级意识并不是简单地以前者代替后者。它还要超越直接物质利益（包括工人阶级的直接物质利益），去发展壹套要将生产力从现有生产关系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所必须的观念。这些观念，源于知识分子和意识形态论争，有可能与本阶级大多数人的物质利益相冲突。

　　从这壹观点出发，德·曼以及晚期的索莱尔和希法亭都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大多数工人经常不理解正确的观点？除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压力之外，他们的激情、幻想、本能冲动、追求物质利益之上的“各种价值”的欲望等，根植于哪些非理性的动机？

　　以上两种理论当然不是毫无联系的，它们在壹定程度上是可以结合的。两者的基本区别可以十分简单地说明如下；按照前壹种观点，妨碍工人获得更高水平的阶级意识的主要障碍，是工人在日常生活中所体认到的直接的自身利益。而对后壹种观点来说，工人不接受更高的阶级意识，与他们体认到的这种直接的自身利益无关。在我们看来，第壹种观点基本上是正确的，虽然也可以从“心理学”流派中汲取洞见。

　　在很多理论家看来，这些障碍证明，工人阶级群众组织的官僚化是不可避免的；工人阶级拥有这样的组织和领袖是他们该得的。例如，按照奥托·鲍威尔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宿命论解释，历史是不可能按照其他路线发展的。如果在俄国及中欧事情不遂人意，那是因为客观条件不允许群众运动的高潮达到足够强大的程度。也就是说，无产阶级自身的缺点是官僚化的根本原因。

　　这种推理的问题在于，想要证明太多，实际上却几乎什么也没有证明。如果群众总是拥有他们只该拥有的领袖，那又怎么解释若干领导集团和政党在工人运动内部彼此竞争的现象？为什么这些倾向之间的力量对比关系会如此剧烈地发生变化，有时是在几个月之内？为什么在客观条件几乎相同的国家，在工人运动内部工人民主的发展程度会有这样大的差别？

　　结论是：思想意识上的真正矛盾只有在实践中，通过实际的阶级运动的发展，才能求得解决。群众运动和群众组织的先进形式，以及更高水平的阶级意识的相应形成，有利于将群众行动转化为对资产阶级秩序的直接挑战，但是建设壹个先锋队式的党，是走向工人阶级自我解放的基本条件，如果不是充分条件的话。

　　以集中化的工人组织有可能官僚化为由而屏弃壹切这样的组织——甚至于摒弃壹切在个别劳动场所以外的组织——是剜肉补疮的做法。不管主张这种观点的人是怎样看的，这种退回到原始状态的做法从根本上排除了工人自我解放的可能性，因为工人的自我解放只有在社会整体的水平上才能实现。至少有壹些反对任何工人组织的理论家们按照他们自己的逻辑最终将他们自己与资产阶级社会壹体化了。

工人阶级谈中国社会的房屋市场

作者 中国劳工论坛 写于 二零二二年

　　停贷潮蔓延全国 经济危机迫在眉睫

　　6月30日，中国景德镇恒大珑庭业主们首先发出一份“强制停贷告知书”并将通知书上载到豆瓣，揭开停贷潮序幕。随后每天都有几十个项目的购房者效彷，也有业主上载了停工工地的视频，详细说明他们所面临的困境及采取过的维权行动，获得民众广泛的同情。

　　随着停贷行动的爆发，中共采取打压手段以图制止其他业主彷效蔓延。统计停贷项目的网站被封锁，帖文被删，相关话题在网上被禁止讨论，大量停贷业主的社交媒体帐户被停用。

　　然而，网上抗议受阻并不能解决问题，部分烂尾楼业主走上街头抗议。7 月 25 日，约50人前往景德镇市政府前抗议，要求“早日复工，早日还贷”。

　　自今年的七月开始，中国各地开始接连爆发多个烂尾住宅发展项目业主集体宣布“强制停贷”，拒绝继续尝还按揭的通知。这一波停贷潮如星火燎原，到八月中，全国已有至少327个楼盘业主发出了“停贷通知书”，涵盖超过100个城市，超过数以十万计的业主参与其中，这数字目前仍在持续上升。据澳新银行估计，集体停贷潮影响银行资产负债表上约2220亿美元的按揭贷款，占尚未偿还的按揭贷款的4%。

　　触发这一波危机的背景自前年开始，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已陷入衰退。今年的上半年，中国百大房地产开发商的销售额腰斩，下跌了近50%。据克而瑞地产研究中心的数据，2022年首五个月，全国百城商品住宅成交面积同比下降51%，同期全国百强房企连续下降5个月，更从1月的下跌39.7%扩大至5月下跌59.4%。继恒大后，大批过去被视为“财雄势大”的房地产开发商资金链断裂，旗下楼盘工程无以为继，变成一个个“烂尾”楼盘。

　　而在中国新房交易市场上，过去预售楼花占了整体交易量80%以上。绝大部分购房业主一般会在房子建成前就认购并开始按揭还款。房子的“烂尾”使得他们既要继续月供还款，却又无法如期入住新房，交房的日子一拖再拖直至遥遥无期，使他们同时不得不付出一笔支出租房暂住。这对于每一个买到烂尾楼的业主来说都是噩梦。

　　“烂尾楼”的问题也并非这一年才出现，根据中国裁判文书网的搜索结果显示，自2018年至2021年，涉及中国新建商品房未能如期交付的违约民事诉讼案件数字上升了超过三倍。据中国官方数字，截至2021年末，24个重点监测城市的烂尾楼项目总建筑面积近2500万平方米，占2021年商品住宅成交总面积的10%。部分房地产市场交易炽热的城市（如郑州），烂尾楼新建面积甚至超过 30%，也就是说在郑州，近10年兴建的新楼盘，每三个楼盘就有一个可能是烂尾。这显示了在过去经济环境尚可时，这些业主们尚且可以勉强维持。但经济危机的到来，加上严厉的清零政策的打击，业主可能面对失业、减薪、或者封城下无法营业和获得支薪等情况，令他们不得不选择停止供款。

　　这同时也显示了中国资本主义市场体制下，官僚为了追求在任时的经济高速堵长“政绩”，放任房地产开发商违规行为所埋下的隐患到了现在终于爆发。自“改革开放”资本主义复辟以来，中共引入了香港的“预售房屋制度”，允许房地产开放商在房屋落成前先行在市场上公开预售。理论上，预售所得的金额应存放于银行的特别监管帐户，由政府部门把关，以确保资金落实应用在后续的建设工程上，保障工程能顺利如期落成。

　　然而，中国房地产开发商为了缩短资金流转周期，加速扩张市场份额，往往挪用相关资金，用于认投地方政府发售的土地。而地方政府为了加速经济增长数字，营造土地购买热烈的市场气氛，推动楼市炽热投机，纵容放任开发商挪用资金的行为，使得整个监管制度形同虚设。

　　而这并非是少数开发商的行为，事实上，所有中国的房地产开发商都有进行着相关的违规操作。只不过在房地产投机市场过热，房价节节上升，加上中国国家资本主义的控制下宽松的货币以及银行定向放贷政策的支撑下，只要不被刺破，泡沫仍能不断累积。

　　然而就像所有的投机市场一样，一旦经济开始陷入衰退，加上习近平意图收紧对房地产行业的控制，实施去杠杆化政策，使得房地产开发商无法通过扩大贷款去填补被挪用的建筑资金以及竞投新地产开发项目。于是楼盘烂尾的情况随即接踵而至。

　　在过去二十年，房地产是中国经济的主要动力来源，根据哈佛大学的统计，房地产行业及其相关的经济活动占了中国GDP的29%左右。而房产占家庭财富的比重为70%。

　　对中国大多数城市工人阶级家庭而言，购房是所谓的“刚性需求”。为了支付高昂的房价，往往要集合全家之财力方能支付按揭首付──用中国国内的说法，是“掏空了家庭的六个钱包”，并随后为之而背负上长达三十年的月供尝还债务。可见，“烂尾楼”的问题对于他们而言在经济上可谓是毁灭性的打击。

　　因此，当眼见房子不能如期交付，过去热火朝天施工的工地现时变得空无一人。而发展商的交房日期一拖再拖，这些业主只能选择以集体停止还款的方式，向银行、房地产开发商、以及政府施压。表示除非楼盘恢复施工，否则将拒绝偿还贷款。

　　在中国，面对楼盘烂尾，理论上业主可向法院要求解除房屋买卖合约从而解除与银行的抵押借贷关系。在过去一些小型发展商的烂尾项目上，亦曾有过中国法院判决发展商破产而解除银行借贷关系的案例。然而这一选项在今天而言可谓不切实际，因当下烂尾楼问题牵涉全国大量巨型房地产开发商，包括恒大、新力、绿地、融创、康桥、鑫苑、蓝光、正商、美好置业等。这些都是“大到不能倒”的巨型资本企业，假如法院判决解除相关烂尾项目的房地产买卖合同，将立即造成惊人的银行坏帐，冲击现时已经风雨飘摇的中国银行体系。

　　对于选择停贷的业主个人而言，他们亦将面临巨大的受罚压力。在中国所谓的社会征信体系下，不仅他们个人，连他们的直系亲属都可能遭遇负面影响，遭遇出行、就业和入学的困难。然而即便如此，对于已深陷财困的业主而言已无足轻重。就像其中一位烂尾楼业主所言“当我们的生存都是问题的时候，当我们感到绝望的时候，征信对于我们来说，也就是一个纸老虎，一个可以随时丢到垃圾桶的枷锁，”

　　烂尾楼的影响还波及到上游供应链以及建筑行业。由于发展商现金枯竭被迫停工，承包的建筑公司都没有收到工程款，而工人更是首当其冲的被一直拖欠工资。《财新》报道，数百家为房地产行业提供服务和供应的公司因恒大及其他发展商向外发布了一份停贷停工告知书，因开发商已经好几个月仍然拖欠款项，称它们“面临生存危机”，表明无力支付账单。

　　部份供应商表示，自去年9月恒大陷入危机后，至今一直没有偿还商业承兑汇票，对此恒大也视而不见，没有任何解决方案。湖北省中小供应商决定假如当局仍未有交代解决方案，就停止偿还一切贷款和欠款，扬言“宁做黑户也不还债”。亦供应商表示，当初动用全数资金甚至举债购买材料供应恒大各楼盘，结果恒大楼盘纷纷烂尾，血本无归之馀更导致供应商们负债累累，濒临破产，呼吁政府保护他们的利益。

　　同时，房地产的萧条也严重波及到重工尤其是钢铁产业。2021年中国钢铁产量超过10亿吨，约占全球一半，全年钢铁产量中近40%用于房地产行业。早在房地产危机爆发前，中国的钢铁产业早就处于利润饱和的状态，据业内人士称“生产一吨钢铁所得的利润尚且买不到一瓶矿泉水”。房地产低迷，需求不振更令钢铁产业雪上加霜。据《彭博》报导，河北敬业集团董事长李赶坡6月在公司会议中警告，中国近三分一的钢厂会在五年内破产，同时指整个行业都在亏损，目前也看不到转折点。

对于这一系列困境，中共自己也没有一个完整可行的方案去解决，有的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见一步走一步的方式修修补补。中国人民银行今天8月22日表示，5年期房贷最优惠利率下调15个基点至4.3%，是有纪录以来最大的降幅，以图减轻房地产买家的贷款成本。但这却没有带来任何效果。

　　郑州地方政府称将设立规模100亿的地产纾困基金，为陷入困境的开发商提供资金以保障停工的楼盘工程能得以继续施工。然而这100亿的资金具体如何筹集却只字未提，因此这个所谓的纾困基金更像是一个空洞的口号。更重要的是，郑州作为烂尾楼问题的重灾区，这100亿根本杯水车薪。早前，山东曾有烂尾楼楼盘业主集体维权，成功追回被挪用的十亿元楼盘建设资金，然而这笔资金转眼就被前期拖欠工程款的债权方瓜分一空，令楼盘仍未能复工。可见即便有新资金投入到停工楼盘中，也不见得楼盘就一定可以复工。

　　而在全国层面，中共更关注整场危机对金融体系的影响。事实上在最近，银行系统早已接二连三传出负面消息，从村镇银行爆雷到四大银行加设提款限制等等，加上烂尾楼和停贷潮可能做成上万亿元人民币坏帐的隐患，无不令人担心中国的金融系统是否果真如中共所宣传的稳定。

　　而按现时中央政府口吻，似乎并不打算由政府出面出资解决危机。银保监会定下基调称，将透过市场手段来解决烂尾楼。言下之意政府将不打算插手拯救陷入危机的房地产企业与项目。显然，这态度与几年前中共应对各种社会危机的取态相违背。过去廿年经济积累巨额债务，使政府现在行动空间受到限制。

　　从这一现像可以看出两个情况：首先，中央政府确实已面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局面。5月25日总理李克强曾向地方政府代表坦言自己手头上仅剩一笔应对紧急重大天灾的特别金，再无馀力逐一协助地方解决问题。最近，网上亦流传2022上半年中国31个省市和自治区的财政收支数据，内容显示，所有省市和自治区通通入不敷支，全面陷入赤字。很多地方已面临资金枯竭，只能缩减公共服务，甚至借债以支付地方公务员工资。

　　连过去财政上缴出力最大的广东、上海、淅江等地都无法取得收支平衡。根据财政部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约10.5万亿元人民币，下降10.2%。同时，中央对地方的财政转移支付预计近9.8万亿元人民币，补贴规模历年最大，金额比上年增加约1.5万亿元，增长18%。因此，李克强在8月16日于深圳强调要求四个沿海大省，即广东、江苏、浙江及山东，“要完成财政上缴任务”。

　　其次，这表示中共已事实上放弃了对房地产企业的管制政策。限制房地产企业借贷的“三道红线”名存实亡，习近平“住房不炒”的口号沦为一纸空文。各地方政府甚至将“买房”作为公务员的绩效指标，要公务员充当楼盘推销员到处找人买房。据澎湃新闻不完全统计，今年6月以来，至少有十个城市发布“购房团购”相关政策或活动，意图重新带动楼市投机炒卖的风潮，以挽救自身的财政和经济，中央政府对此只能睁一眼闭一眼，默许了他们刺激炒卖的政策。

　　对民众而言，停贷潮进一步打击了他们对中国经济前景的信心，削弱了他们的消费意欲。加上中国扔采取不可理喻的疫情清零封控政策，内部消费市场也正在萎缩。但另一方面，停贷潮是民众“躺平”思潮的一次具体化集体行动，显示了民众的不满乃至对中共所谓社会征信系统的蔑视。这也让中国更多群众认识到资本肆意投机，却令自己深受其害，对中共的信任大打折扣。《社会主义者》认为，中共的资本主义政策根本无法有效解决目前积重难返的困境，唯有组织起工人阶级，将房地产业与金融银行体系全面民主公有化，打倒专制与资本主义体制，建立真正的民主社会主义制度，方能杜绝资本主义的房地产投机和经济危机，并保证所有人都能享有廉价、合理、优质的公共住房。

中国社会的人口危机

作者 王庆民 写于 二零二一年

　　近几个月来，中国人口将出现萎缩这一传闻在中外广泛流传。5月11日，中国国新办发布第七次人口普查信息，去年（2020年）中国人口仍继续增长，但新生人口仅1200万人，比2019年的1465万有大幅下跌。而上溯最近几年的数据，中国新增人口数量总体一直在持续下落，总和生育率远低于世代交替水平，全国不少地区都出现人口萎缩、自然增长率为负的情况。这引起了全球各大媒体和专家学者的高度关注，中国社会更是对中国未来人口大幅萎缩的前景一片惊呼。

　　其实，关于中国人口结构的变动、国家“未富先老”的担忧，前几年就已经成为中国的热门话题。与改革开放初期担心人口暴增导致资源短缺和社会负担沉重相反，今天的中国却面临着人口高度老龄化、新生儿数量锐减、中国人口断崖式下滑的前景。中国将面临的人口问题，不仅在于总人口未来可能迅速衰减，还在于人口结构的严重畸形。

　　关于中国人口危机对中国乃至世界的具体影响，已有诸多媒体和学者发言发文评析，笔者在此不再多言。本文主要讨论的是，中国人口危机的根本原因及出路何在。

　　许多人将中国人口在本世纪将大幅萎缩归咎于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诚然，中国持续三十年左右严厉的计生政策，的确对压低了中国人口尤其减少青壮年人口、也对“少生优生”文化的塑造起了一定作用。但计划生育的影响是有限的，更不是决定性的。当2010年代计生政策逐步放开之后，中国人口增长率仍然没有回升甚至继续下落，就无法再拿计生政策当靶子了。

　　笔者认为，中国新生人口连年下降、总人口面临萎缩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民众基本生存成本（而非生活成本）的高昂和个人权利的缺失，以及因此导致的不安全感和逃避心理。这恰与欧美发达国家因社会保障充足而减少生育相反。

　　在本次对中国人口问题的讨论中，不少评论家都提到房价对生育倾向的抑制作用。其实，住房只是中国人（尤其城市居民）高昂生活成本的其中一部分。在教育、医疗、养老等各“刚需”领域，中国民众背负着几重沉重的负担。

　　以医疗为例，中国名义上复盖全民的医疗保险，多数人享受的实际报销比率并不高，许多特效药物、治疗设备和治疗项目并不在普通民众的医保报销范围。即便有一定的比例报销，剩余需自费的药金诊金依旧贵的惊人。2018年初一篇刷爆微信朋友圈的文章《流感下的北京中年》，就将艰难的看病经历和高昂的医疗费用展示的淋漓尽致。在教育方面，随着社会竞争的激化，教育成本水涨船高。在京沪穗等一线城市，将孩子从幼儿园供养到大学，许多中产家庭付出了数百万元（人民币）甚至更多。社会化养老作为较为“新兴”的行业，公立养老院一床难求，私立的养老机构则收费昂贵。

　　众所周知，教育、医疗、养老、住房，是人一生不可或缺的需求。面对如此巨额的生活成本，顾老就顾不了小、补西墙就要拆东墙的状况，还有多少人愿意生孩子给自己“添负担”呢？至于“养儿防老”，但“养儿”如此大代价，儿子还要养再后面一代，需要承受的负担更多更久了。

　　之所以中国民众基本生存成本昂贵，很大程度在于社会保障的不足、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供给的不均。如中国没有实行全民免费医疗，不仅落后于发达国家，还落后于许多发展中国家。房价的高企更是将公共必需品高度商业化的恶果，房地产业成为权贵和奸商巧取豪夺的工具。在公共服务的重点领域，中国还存在严重的分配不均、不公、不透明。如中国众多打工者并不能成功申请到“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至于名额去哪了大家都心知肚明；“失业救助金”申领更是难上加难，去年疫情中才有少部分普通人有幸在人生中首次领到；领导干部可以在高干病房免费养老到死，一些普通城乡居民得病则只能放弃治疗回家等死。公共服务的保障与再分配一样，本应该“缩差”，倾斜于穷人、为弱势群体“兜底”，但现实却相反，中国的一些社会保障政策反而进一步拉大了初次分配后本已悬殊的贫富差距，加剧了社会不公和阶层固化。

　　民生问题背后，还有更加复杂尖锐的民权问题。中国社会治安好于绝大多数国家，但人们的安全感却并不那么高。据“社会进步指数（SPI）”，中国人的“犯罪感知（Perceived criminality）”居世界第88位，远没有治安状况表现出的那么好。窥斑见豹，可以推知中国人有着很大的不安全感。在中国，人们的确不那么担心抢劫和当街杀人，但却需要担忧社会不公正、不透明等制度性问题造成的更多更广泛的权利侵害。而食品安全危机、环境汙染等突出问题国民感知度更高，时常爆发的相关事件加剧了国人的不安全感，自然也会降低对所处社会宜居度的评价。

　　当人们生活在缺乏公平正义、各种权利时常受到损害的社会中，而又无力解决这些问题，就会产生倦怠和逃避的心理。这样的人当然不愿意自己的子女也生活在不公正不合理、时常受到伤害的环境中，选择不生或少生也就不奇怪了。

　　民生问题和民权问题相互交织、相互影响。民生是更广泛的民权，民权是民生的保障和公民的尊严所在。当一个国家的民权和民生都出了很大问题，社会阶层固化、到处死气沉沉，人们看不到通过奋斗改变现状的可能，天天讨论“内卷”和“摸鱼”，生活变成煎熬，对当下和未来都失去信心，又怎么会积极生育，将象征纯洁与希望的孩子生下来呢？

　　中国要解决生育率低迷、人口萎缩的危机，不能只靠放开生育政策、提供微薄的生育补贴，那是扬汤止沸，治标不治本。真正需要做的，是大力改善民权民生，健全法治、捍卫公平，缩小贫富差距，促进阶层流动，提供有导向性的社会福利，保障人们基本的生存与发展需求，让人们感到人世间的爱与和谐。给人民以希望和未来，人民才会生育下一代，让美好幸福得以世代相传。

无产阶级

作者 独立工会 写于不同历史时期 整理于二零二二年

       如果我们指马克思主义中的阶级，那么我认为在讨论阶级意识和“阶级叙事”之前我们应当对什么是阶级做出一些概念上的澄清以及规定。

　　虽然阶级这一术语在马克思主义中是十分重要的，但是马克思本人尽管在他最后的作品——《资本论》中并没有做出完整的规定[1]。不过我们可以在他与恩格斯再建立历史唯物主义时撰写的诸多作品里寻找阶级相关的概念碎片来重新拼装起这个概念。

　　首先是在早期的历史唯物主义着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与恩格斯这样描述：

　　单个人所以组成阶级只是因为他们必须为反对另一个阶级进行共同的斗争；此外，他们在竞争中又是相互敌对的。另一方面，阶级对各个人来说又是独立的，因此，这些人可以发现自己的生活条件是预先确定的：各个人的社会地位，从而他们个人的发展是由阶级决定的，他们隶属予阶级。[2]

　　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中的小农阶级这样被马克思说明：

　　小农人数众多，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但是彼此间并没有发生多式多样的关系。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这种隔离状态由于法国的交通不便和农民的贫困而更为加强了。他们进行生产的地盘，即小块土地，不容许在耕作时进行任何分工，应用任何科学，因而也就没有任何多种多样的发展，没有任何不同的才能，没有任何丰富的社会关系。每一个农户差不多都是自给自足的，都是直接生产自己的大部分消费品，因而他们取得生活资料多半是靠与自然交换，而不是靠与社会交往。

　　一小块土地，一个农民和一个家庭；旁边是另一小块土地，另一个农民和另一个家庭。一批这样的单位就形成一个村子；一批这样的村子就形成一个省。这样，法国国民的广大群众，便是由一些同名数相加形成的，好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所集成的那样。既然数百万家庭的经济条件使他们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与其他阶级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各不相同并互相敌对，所以他们就形成一个阶级。

　　由于各个小农彼此间只存在有地域的联系，由于他们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任何的共同关系，形成任何的全国性的联系，形成任何一种政治组织，所以他们就没有形成一个阶级。因此，他们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无论是通过议会或通过国民公会。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所以，归根到底，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力支配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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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要很好地了解我的意思。波拿巴王朝所代表的不是革命的农民，而是保守的农民；不是力求摆脱由小块土地所决定的社会生存条件的农民，而是想巩固这些条件和这种小块土地的农民；不是力求联合城市并以自己的力量去推翻旧制度的农村居民，而是愚蠢地拘守这个旧制度并期待帝国的幽灵来拯救他们和他们的小块土地并赐给他们以特权地位的农村居民。[3]

　　那么我们可以得知，阶级首先是一个收入结构接近，他们之间的生活方式、利益、教育程度与其他阶级存在不同而且相互“敌对”，也就是说阶级与阶级之间的差异不但来自它们之间的相同条件，还由他们生活之间的敌对条件。一个人的职业本身并不能作为他本人的代表，真正能代表他的只有他自己。而当一个阶级能够成为一个社会走向的主推手时，它必然需要一个政治组织来达成自己的政治目标。而且，阶级必须通过阶级斗争的状况展现出自身，否则组成阶级的个人不过是“市场上自由竞争的原子”和“一袋马铃薯里的一个马铃薯”。

　　而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

　　抛开构成人口的阶级，人口就是一个抽象。如果我不知道这些阶级所依据的因素，如雇佣劳动、资本等等，阶级又是一句空话。而这些因素是以交换、分工、价格等等为前提的。比如资本，如果没有雇佣劳动、价值、货币、价格等等，它就什么也不是。[4]

　　这里，阶级首先被规定为他们的生活来源因素，可以说所谓“物质条件”是阶级存在的基础。阶级不能作为收入的来源，也不能等同于社会分工所处的功能性位置。也就是说，一个主要收入为主的农民，他在农闲又有一些自己的小生意，他又属于哪个阶级呢？如果我们深入剖析这个农民的收入以及其所处的生产关系，那么将会得到一个明确的答案：他作为一个个体在整个社会中所处的位置，有可能他是出售自己剩余劳动产品，还有可能……如果不对现实进行分析去定性，其中谬误与否可想而知。所以说阶级是生产关系的一面，它的规定应当在对雇佣劳动，资本等等作出规定的之后。一句话，阶级是一种社会关系。

　　由此我们可以得到对阶级的规定：

　　1.阶级并不是收入群体，阶级指的是一群在生产关系上处于的位置，需要对现实的社会经济条件进行详尽地剖析来确定一个“中心坐标”；2.阶级需要阶级斗争来展示自身，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动态的概念，一个灵活而弹性的概念，如果没有社会群体间的猛烈运动，阶级只能停留在上一个规定，仅仅作为一个自在的阶级。而且主体只有在被迫参与到运动中才可以被放置，也就是说，他必须为自己的生活而战，和其他人联合起来成为一个自为的阶级。

　　3.阶级是一种关系，阶级在这一层规定中就可以被被广泛的展开在复杂而具体的现实中，“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他是一切抽象关系的综合”。阶级关系作为联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桥梁成为了主体——就像“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对立，在辩证法的综合环节表现为资本这一更高次方的不同要素、也就是主体本身的部件而已。在商品-货币关系内部，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对立关系外在化为交换（供求）关系，从而在雇佣劳动形式上，表现为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对立关系。取消前两个环节的独立性，从而吸收为自身的要素，完成自身的主体性。”[5]

　　那让我们回到问题，所谓阶级意识在对阶级做出上述规定后就可以迎刃而解。阶级一开始出发在这样一个再寻常不过的认识上：任何抽离了生产、交换（交往）以及分配“物质”的“地基”的社会，几个星期都不可能持续下去，阶级需要凭借某种经济关系来建构自身，而这种关系是一种不平衡、不平等的，对这关系的多方来说，它就是自在的共同。无论某些人用多么细致的标准去“分类”，搞出什么阶层来消解阶级本身，那也不能抹杀掉任何属于某个民族的工人们为了生活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出卖自己的时间、出卖自己的生活的事实，无产者们不得不把自己当作手段来达成自己生活的目的，就是说，工人是一个在雇佣关系中提供自己的劳动的一方，属于提供工具和一般等价物——金钱的另一方，即资产者。但是：“工人阶级越迅速地扩大和增加与它敌对的权力，即越迅速地扩大和增加支配它的他人财富，它就被允许在越加有利的条件下重新为增加资产阶级财富、重新为增大资本的权力而工作，满足于为自己铸造金锁链，让资产阶级用来牵着它走。”[6]

　　这样的事实无论是从过去无产者普遍贫困的状况还是现在这样充斥着多元身份的状况都显而易见。这正说明了在这样的社会关系下无产者的贫困，而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构成了资本主义秩序的否定，“因此，文明的一切进步，或者换句话说，社会生产力的一切增长，也可以说劳动本身的生产力的一切增长,如科学、发明、劳动的分工和结合、交通工具的改善、世界市场的开辟、机器等等所产生的结果，都不会使工人致富，而只会使资本致富；也就是只会使支配劳动的权力更加增大；只会使资本的生产力增长。因为资本是工人的对立面，所以文明的进步只会增大支配劳动的客体的权力。”[7]

　　其次，阶级意识与其他的共同体的意识“对应”，意识扎根在人们的生活之中，而且生活一定是社会性的，即社会意识。那么阶级意识不正是这同属阶级的人们共同生活或者说共同经验下的对阶级这一共同体的认知吗？阶级意识必须建立在对阶级的认识上。而且，这个阶级的成员必须认识到自己将要夺得权力。如果用一般的回答，那就是：社会（的）存在是基础，行走于之上社会意识可以被任何意识形态捕获，将人放入价值观念或者是社会意识的铁轨，任凭它行进在大地上。但是这个价值和伦理的的铁路绝对不可能脱离大地而行走，除非它是纯粹的意识形态幻觉，让纯粹的思维的天马翱翔在天空上。

　　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说的：

　　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隶属于这个阶级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因而，这就是那些使某一个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的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因而这也就是这个阶级的统治的思想。

　　此外，构成统治阶级的各个人也都具有意识，因而他们也会思维；既然他们作为一个阶级进行统治，并且决定着某一历史时代的整个面貌，那么不言而喻，他们在这个历史时代的一切领域中也会这样做，就是说，他们还作为思维着的人，作为思想的生产者进行统治，他们调节着自己时代的思想的生产和分配；而这就意味着他们的思想是一个时代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例如，在某一国家的某个时期，王权、贵族和资产阶级为夺取统治而争斗，因而，在那里统治是分享的，那里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就会是关于分权的学说，于是分权就被宣布为“永恒的规律”。[8]

　　无论在意识形态的被捕获，还是阶级意识的构造上，马克思本人的论述需要结合其历史唯物主义的宗旨。首先正是作为历史唯物主义之门的《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论述的：“从前一切的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 的主要缺点是：于现象、现实只是从客体或直观的形式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9]。于是，主体不再受制于“心灵”或者“物质”的单一作用，这俩者都被统一于主体的对象性活动中去了。如果某人没有阶级意识，那可以说再正常不过了，意识的形成绝不是单调的“物质反映论”。对于主体来说，通过历史的实践这一“棱镜”透射的对物质的“意识”可谓千奇百怪。被二分的物质和意识看似脱离了主体并主导者主体，那也不过是主体本身的一厢情愿。而且这些具有差异的意识形态被在社会交往中捕获并重新改造成一种一般的“共识”，主体间的特殊性形成的多元可能被权力套进它的捕网里、被按部就班的放入差异的山原沟壑，具有特殊性的差异的就这样被篡夺并凝固化，成为一种特殊的法西斯主义，从而引发互相攻讦每个个人的“种族主义“实践。

　　那么最后再来回答“阶级史观”，如果有这样的史观的话，我想它一定是根据社会的现状，例如社会关系的分配，生产要素的分配等等和人们的社会生活，例如：价值观对于人决策的影响等等，来对现实情况进行的分析。如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二人的论述：“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来考察现实的生产过程，并把与该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然后必须在国家生活的范围内描述市民社会的活动，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来阐明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意识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并在这个基础上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这样做当然就能够完整地描述全部过程了(因而也就能够描述这个过程的各个不同方面之间的相互作用)。”[10]

　　鉴于题目并没有对“有些人”作出规定，那我大胆猜想一番，一定是不愿意直面工人实际悲惨的生活的人吧。某些人所谓的社会，只不过是把那些恰恰表示着社会关系（资产阶级社会关系）的区别忽略掉，掺杂着个人的好恶，反感“现实的荒原”吧。

　　最后，“社会不是由个人构成，而是表示这些个人彼此发生的那些联系和关系的总和。这就好比有人这样说：从社会的角度来看，并不存在奴隶和公民；两者都是人。其实正相反，在社会之外他们才是人。成为奴隶或成为公民，这是社会的规定，是人和人或A和B的关系。A作为人并不是奴隶。他在社会里并通过社会才成为奴隶。”[11]而现在，从社会的角度来看，无产者就是受奴役者。

　　顺便，民族在历史上是一层“地质沉积”，我们正站在这层沉积之上的大地。如果有那么一位历史学家朝着历史的“地质层”挖一铲子下去，则可以发现一个“前民族”的时代。如果我们向历史学家们提问：这样一个共同体是如何成为现实的？这样的地层是如何得以沉积的？通过“考古”的分析，最终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民族这个范畴在不断改变它的囊括之地，这个范畴凭依着的条件从血统到某个通过随意的外貌标准和集体行动变化着，从他的历史的长度来看，可以说，这层沉积是极其易变的。那么在这个结论上可以得出民族就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的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