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独立工会 写于不同历史时期 整理于二零二二年

江苏船厂工人罢工抗议欠薪

江苏扬洲市的太平洋造船集团旗下的大洋造船有限公司的罢工进入第三天，该公司5,000名的工人中有五分之一参加这次行动。在9月16日（星期三），这间私营造船厂的工人停工，要求支付拖欠的三个月工资。工人们在工厂的大门外聚集，受到公司保安监视。一位姓唐的工人接受了《自由亚洲电臺》的采访：“保安有10几个保安吧，保安…保安不会动手的，期间没发生过任何暴力行为，我本人也肯定不会参与任何武力行动。我们只是想要回工资。”

唐先生告诉《自由亚洲电臺》这个工厂已经陷入了财政危机。江苏作为重要的造船大省，造船业及一些重工业都是经济急速放缓的重灾区，今次罢工是这些行业的罢工浪潮的一部分。在本月初附近的浙江省正和县造船厂也爆发了罢工，这间公司由于财务问题从9月1日开始停产，引发这场抗议。

造船厂是面临经济寒冬的几个行业之一。在今年的一季度，中国造船厂的订单下降了77%。中国最大的民营造船企业扬子江船业集团老板任元林警告说，目前在全国100多家造船厂中，三年后只有30家可以运营良好。在太平洋造船集团称自己的订单情况良好，主要的问题来自中国银行的“信贷紧缩”，迫使他们寻求其他替代融资来源。

根据《中国劳工通讯》的资料，根据社交媒体报道的罢工和抗议的纪录，今年以来在中国至少有1,622起罢工事件，其中的75%（1,211次）都是因拖欠工资引发的。随着经济放缓和信贷问题成倍增加后，厂房关闭数字激增，引发这些基本上都是防御的斗争，以获得工资或补偿。

当公司宣布倒闭或者搬迁时，许多产业工人（大多是移民工）会继续寻找工作。在过去经济还是繁荣的时候，总会有招工的需求。但这情况改变了，因为中国的工业产量放缓，中国政府选择了更为市场化的道路，在有“系统性”风险的地方之外都允许破产和违约。

工人斗争可能会变得更长，更復杂，而且需要转向更有组织的形式。因此，创建独立工会和地下工人组织的斗争将进入一个新阶段。

中国：极受压迫的中国同誌

10月31日，将近两千名中国「同誌」参加了臺湾同誌大游行——在中国，类似的活动会被政府冠以非法集会或扰乱社会治安的罪名。1997年《刑法》修订之前，官方通常用「流氓罪」的罪名来迫害同性恋人士。在2001年之前，同性恋一直视为一种精神疾病。儘管近年来社会态度趋向缓和，但是众多性小众人士的生存状况仍不容乐观。据估计，中国的同性恋人口在1300万至6500万之间，其中仅有30%选择「出柜」，而大部分同性恋会和异性结婚从而隐藏真实的性取向，因为同性恋的身份会让他们在生活和工作中受到歧视和不公正的待遇（例如被僱主辞退），但是这种「形式婚姻」会给他们自己以及他们的伴侣带来巨大伤害。2013年，四川大学的一名女教师因为知道了自己的丈夫是同性恋而跳楼自杀。许多同性恋人士迫于社会和家庭的压力，寻求所谓的「矫正治疗」，但是这些治疗不仅无法改变性取向，而且会给他们的心理和身体带来严重伤害。

今年年初，社会学家李银河第四次试图向人大递交同性婚姻合法化提案，但仍未获得足够的联名人数。几乎在同一时间，官方媒体发表文章，将「家庭建设」称为「社会和谐发展的稳定器」。包括中共在内的各国资产阶级政府将「家庭」视为重要的统治工具。男权资本主义利用家庭中的等级和威权来压迫女性、规训下一代，同时借此在社会中树立资产阶级对于劳动者——当然也包括男性劳动者——的权威，而对脱离传统家庭的性小众无疑是一种威胁。李麦子是今年妇女节前被捕的五名女权主义者中的一员，同时她也是一个公开的「同誌」。在被捕期间，李麦子的性取向受到警察的攻击，儘管这与她的被捕毫无关係。

性小众与女性以及整个无产阶级所受的压迫有着相同的根源，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必须将性小众平权运动联繫至反抗资本主义製度的社会主义斗争。同时性小众运动所体现的群众力量也让专製政府感到恐惧——特别是在当下经济低迷的时期。一名性小众平权运动者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採访时说：「当局的目标不只是同性恋团体。他们越来越担心各种人权团体的组织能力，特别是当我们联合起来的时候，因为这会挑战他们的政治权力。」

作为社会主义者，我们支持同性婚姻权，支持性小众获得与异性恋平权。但是局限在单一议题上的社会运动是不足以动摇庞大的资本主义体系。只有和同样受到资本主义製度压迫的妇女以及整个无产阶级团结起来，性小众才能取得真正的解放。因此，同誌运动需要有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纲领，让底层性小众群众将为平权运动註入巨大的力量。

中国气候恶梦

正值12月联合国巴黎气候峰会正步入尾声，中国受到新一轮的雾霾来袭，多个城市首次启动“红色警告”，令中国资本处于瘫痪状态。北京有一半的私家车没有开动，学校被下令停课，建筑工地和一些工厂被下令停工。地方居民及汙染专家批评政府反应缓慢──汙染水平比上周“橙色警告”时更高，但当局的相应措施却更少。

中国传媒报道，毒雾侵袭超过3亿人，东北部另外27个城市也提高了汙染警报。二氧化碳排放是全球暖化的主因，也是巴黎峰会的焦点。虽然不时侵袭北京等城市的雾霾虽然并不同于二氧化碳排放，但也是来自同一源头：煤炭和石化燃料。虽然中国经济衰退，煤占中国能源输出超过六成，而中国严重依赖煤的趋势将会在未来几十年继续，除非发生基进──革命性──的方向改变。

北京的空气质量（AQI）指数发出红色警报，是基于有毒的空气微粒（PM2.5）超过600，毒性接近机场的吸烟室。世界卫生组织的安全水平是25，但几乎没有一个中国城市接近这个水平。去年，74个主要城市中只有3个达到较宽松的官方AQI目标，但全部都超过世卫的安全标准。在2008-15年期间，北京平均每日的AQI达到100，是世卫标准的4倍。北京市长早前说道，目前北京不是宜居之都。但这城市却不入全中国十大汙染城市（去年北京排行13）。

电动车

三周以来雾霾侵袭三次，交通和经济被中断，中国媒体报道北京居民对电动车的兴趣大增。过去五年，中国在绿色及可再生能源的投资比任何国家更多，包括为深圳比亚迪汽车製造商提供宽减税硕和政府资助等优惠措施。但这些投资对环境带来的好处却被经济製度和“市场方案”的现实所抵消。即使充电设施和电池容量不足等问题得以解决，电动车的电力还是主要由烧煤等石化燃料提供的。

几十年来爆炸性的经济增长造成大量浪费和破坏环境，意味着自2000年以来世界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长中有三分之二来自中国。最近政府修正中国千禧年代的耗煤量数字，结果发现二氧化碳排放量比之前纪录的数字多出10亿吨。

气候威胁

由于依赖石化燃料来驱动经济，中国成为停止全球走向气候灾难的一大阻碍。所谓气候灾难是指在本世纪末全球平均温度上升两度。以下一些事实突显了问题的严重性：

中国的煤炭（最汙染的石化燃油）产量和耗量几乎是全球其他国家加起来的一半。
在2006年，中国超越美国成为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去年中国的排放量比欧盟和美国加起上更多。
但中国也是最受气候变化威胁的国家。在巴黎峰会开始前，官方专家发表了一份900页的报告，突显了这一点。报告指出环绕中国的海水位的上升速度比全球平均速度更快，对作为经济重镇的主要沿岸城市（上海和香港）造成威胁。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世上海拔最高的青藏高铁等大型基建项目都因为降雨量增加冻土溶解而受到威胁。

中国已经面临缺水危机，全国人口占世界人口21%，但却只获得全球7%的淡水供应。报告也警告，气候变化会令中国的水源可以在本世纪中前萎缩5%。在旱季干旱的日子会延长，在雨季臺风会更猛烈。

中国的一党专政政府正面临巨大的群众压力，因为要求停止空气汙染的呼声愈来愈大，超过500条村落确认为“癌症村”和食水供应有毒。根据环保部的资料显示，中国有六成的地下水和三分之一的地表水是不适合人类接触的。

环保抗议正在急升，令中共政权的战略家响起警号，担忧这些抗议会演化成更广泛的反政府运动。过去三年，与汙染有关的抗议数字上升超过一倍。

今年六月，超过五万人在上海工业区金山游行，迫使地方政府停止停建PX化工厂，撼动了当区。在在五月，天津市葛沽镇也有类似的抗议，总共有约四千名居民参加，一名发言人说道：“现在上空也汙染、地下也汙染，怎么办这个事情？钢厂离我们居民区太近……”在四月，内蒙古也有另一场反对化工厂的抗议，主要是由蒙古族农民参与，被二千名防暴警察以橡胶子弹、催泪弹和水炮暴力镇压。在内蒙古和西藏及新疆等少数族裔地区，环保抗议正在显着上升，同时民族主义情绪也因此而升温，对北京来说这两者是爆炸性的混合物。

中国对气候问题的立场

中共政权也面对严重的经济问题，因此被迫尝试加快转型至高科技工业以及扩大服务业规模。因此，经过了近年的惨败之后，中国在巴黎峰会的代表正急于达成一份全球协议，而《经济学人》指一份国际协议（像中国在2001年加入的世贸那样的）可以“帮助政府打击本国的既得利益”。

北京的根本立场并无改变，但愈来愈感觉到全球和本国的压力，因此在谈“环保”时要振振有辞。中美在经贸和军事问题上的冲突愈来愈激烈，这也影响到中共的气候外交政策。北京想提高自己在这种气候会谈上的外交姿态，其他国家当然也想这样，但北京会更想。

一如既往，中国只同意减低每元经济增长的碳排放量，即只愿意降低排放速度而不愿意减排。中国也承诺碳排放在2030年会到顶。这承诺太小、太迟也太空泛，没有如很多中国及国际气候专家所要求的将排放量绝对封顶。北京也拒绝任何独立的监察和製衡机製。虽然如此，为了帮助资本建製在气候问题上粉饰太平，予人气候问题正得以解决的假象，全球很多传媒还是称颂中国的“新气候政策”。

绿色投资

虽然中共宣布了几个似乎很大胆的环保措施，但却是说一套、做一套。国家大规模投资风力发电、水力发电和太阳能发电设施，令中国的可再生能源发力功率领先全球（433千兆瓦），比第二的美国（182千兆瓦）超出一倍以上。（2014年的数据）

但由于停电和浪费等问题，大部分的发电量都没有被运用。原因包括地方的电网宁愿连接煤电站，也不连接至太阳能电场或风电场。因为能源业内部的裙带关系，也因为地区煤电站的保护主义，也因为中国中国电力供应网的技术落后，使其不能发挥风力和太阳能供电的潜力。2015年的电力浪费率增加，以风力发电来说的浪费率由8%上升至15%，而全球煤炭价格大幅下滑（自2011年以来下跌60%）也是另一原因。

根据《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显示，中国国家电网公司是全国最大的能源供应商，在全球则是第七大，在澳洲、巴西、菲律宾和葡萄牙都有主要投资，在中国也是最大煤电站的拥有者之一，当然会亲疏有别了。

煤电泡沫

与其他问题一样，不同的机关表面上都由党国控製，但实际上各走各路。北京宣布推动可再生能源的政策时，省政府却下令提高煤电量。根据中国多间大学及绿色和平的一份报告对“煤电泡沫”作出警告，指单单今天已有155个新建的煤电站。

如果这些煤电站以正常的水平发电（中国的煤电站现时以低于总电量的水平发电），将会排放5.6亿吨二氧化碳。根据《纽约时报》报道：“这相当于巴西的总能源排放量”。这些投资总值740亿美元，代表着对气候以至中国金融体系的威胁。

中国水力发电工程学会副会长张博庭表示：“今后数年，我们将看到这些工厂造成的浪费。钢铁和水泥等行业已经出现了这种情况。”

中共政权固执于“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型，也被亿万富豪的裙带利益所製肘，并不能根本性地摆脱破坏环境与债务问题。现在需要社会主义替代方案：将能源业及主要企业置于民主公有下，全面实现民主权利，结束镇压与政治审查，并组成工人阶级占多数的政府。

中共政权镇压工运分子

最近广东省多名劳工及非政府组织者被逮捕。事件是一个不祥的警号。面对着显着上升的罢工和关厂数字，中共政权为了令工人噤若寒蝉而作出今次行动。事件该会引发起响亮的抗议声音和联署行动，在中国驻各国的办事处外展示国际工人运动的团结声援。

最近的事件代表习近平对异见的镇压进入了新阶段。这是最近超过二十年来最严重的镇压，被打压人士包括维权律师丶女权人士和反贪腐的告密者，以至正在萌芽的独立工运。

警察突击搜查

12月3日及4日，最少21名工运份子在家中或办公室被逮捕，4个非政府组织似乎都被锁定为搜查目标。警方的做法与以往近似，搜查办公室和住宅丶取走文件和电子器材以进行拘查。广东省当局显然有部署进行搜查，针对非政府劳工组织人士。由于中共禁製独立工会，这些组织在工人斗争中提供意见和参照，扮演着愈来愈重要的角色。

虽然很多被捕者已被释放，但仍有五名维权人士被关押，另外有两名下落不明。广州番禺打工族服务部的负责人曾飞洋与劳工维权人士朱小梅仍被拘留。朱小梅在多场成功的劳工斗争中表现突出，曾活跃于广州大学环卫工人反外判的斗争，最近又参与了臺资立德鞋厂的罢工斗争，成功迫使该公司缴纳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并缴付被克扣的加班费及其他款项。她的一岁幼儿有健康问题，但现时仍被拒绝保释。

被关押的还有佛山南飞雁社工服务中心的负责人何晓波丶番禺劳动者互助小组的彭家勇，以及社会活跃分子邓小明。

「扰乱社会秩序」

何晓波被指控「挪用公款」，而曾丶朱和邓则被指控触犯「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在内地这些都是针对工运分子和工人代表时极为常见的指控。律师在12月7日至9日期间试图与被拘留者会面，但当局以相当官僚的理由拒绝。

「扰乱社会秩序」的指控常被政权滥用，以对付工运人士及其他镇压对象。2014年4月，4万名裕元鞋厂工人发起了中国过去几十年来最大规模的罢工，事后林东和深圳的非政府组织活跃分子也被指控同一罪项。林东最后获释，并在30天后撤诉。另一个着名的例子是家俱厂职工代表吴贵军，同样被指控「扰乱社会秩序」而被拘留了九个月，最后在2014年6月于庭审期间撤诉。

时代变化

从这些案例可见，新生的工人运动信心不断增强，特别在罢工人数最多的广东。这些工运突显了当局对于罢工的态度反复不一，在采取怀柔还是强硬态度之间摇摆不定。而最近的镇压事件有安排有部署，似乎预示着当局将采取更强硬的手段。这也符合习近平加强镇压的整体格局。维权律师声援被捕工运分子的公开信中指，「这次如此规模的来自政府的重拳打击，在广东省乃至全国尚属第一次。」

「经济寒冬」

由于工人急于进入备战状态，当局今次的逮捕行动明显是为了阻吓工人。今年首十一个月已经发生超过2,350宗罢工，几乎是2014年全年的两倍。经济急遽放缓的情况预计将持续到明年，在这情况下各地已出现了一波工厂倒闭以及资本家欠薪潜逃潮。即使是跨国公司搬厂到中国落后地区或周边国家时，试图以开出低于法定水平的赔偿来欺骗工人。

去年广东GDP官方数据增长了7.8%，高于全国水平，但这些数字被大多数人认为是夸大的。但无可置疑的是，广东正经历快速的去工业化，各种製造业正经历「经济寒冬」。据广州臺资企业协会会长吴振昌指，过去几年有至少30%臺资企业离开广东，当中不少转移至越南或其他低工资的经济体。大品牌如微软丶诺基亚和星辰手表已关闭了工厂，并在过去几个月解雇了数千人。

《华尔街日报》12月14日报导：「在中国经济放缓早期，经济体能吸纳大量劳动力。但是随着经济徘徊于低迷，裁员也变得越来越普遍，绝望的工人正在寻找爆发的机会──官方与劳工专家都指这趋势正在凝聚动力。」该报导引述自一名曾在东莞任公司董事的人士，「假如经济持续低迷，我们在未来一两年将要面对严重的社会动荡。」

当前工人斗争升温的背后是日趋艰难的环境。中国在11月爆发了301宗罢工，属今年以来的最高峰，其中广东所占的宗数最多。香港《中国劳工通讯》指，全省在11月爆发了56宗罢工和抗议活动，相当于7月期间的两倍。大多数工人罢工的原因是工厂倒闭拖欠工资和补偿。

当局最近镇压劳工组织，明显是为了尝试将新兴的工运扼杀于萌芽之中。从当局的观点来看，他们合埋地担心经济低迷和残酷的所谓「结构调整」会令新兴的工运取得强劲的势头。这会使罢工和抗议可以跨越个别工厂，连系全区甚至全城发起运动。

习近平的镇压

考虑到中国一般的非政府组织活动者过去都非常谨慎，力图避免公开批评政权，并将工人的斗争限製在经济主张上，当下事态的发展可谓相当讽刺。但广东的大规模搜捕与习近平近来的做法是如出一辙的。习近平更大范围地镇压温和的异见者以及体製内的批评声音。过去这些对异见都可以有局限地发声，作为对独裁政权不满的一个渲泄出口和安全阀，但现在习近平似乎下定决心要把这个出口堵死。

广东劳工活动者被镇压之后，随之而来的是更严格控製非政府组织，而更严厉的法规已在草拟之中。这很可能也会伴随着政权的「外国势力的颜色革命」等国族主义宣传浪潮，渲染劳工组织受外国影响。

这就是为什麽世界各地的工人和社会主义者应该站出来声援，并团结一致支持广东的被拘留者。各位可以通过签署网上请愿书，并发出抗议信（见chinaworker.info），以及到你所在的国家中的中国驻外使馆组织抗议行动。

立即释放曾飞阳丶朱小梅丶何晓波丶彭家勇和邓小明！
停止迫害中国劳动维权人士！停止镇压罢工工人！
支持组织独立民主工会的权利，以争取就业丶工资丶社保和改善工作条件！
国际工人阶级团结反对紧缩与镇压！

浦誌强遭受迫害

北京法庭外的群众喊着「浦誌强无罪」。公安戴着虚伪的笑脸，对着聚集在浦誌强受审处几百公尺外的示威者丶外籍记者，甚至11名外国外交官的其中几人动手动脚。

这场12月14日喧嚣场面受到海外媒体广泛报导。浦誌强是中国维权律师中最为人知的代表，他因为在微博上发布7条帖子而激怒了中共政权，面临高达8年的监禁。尽管浦誌强的帐户多次被网管封锁，他在推特（Twitter）上有13万8千名追踪者，在中国的社交网站上也有差不多的高人气。

他现年50岁，至今已被拘留接近19个月，因而病痛缠身。审判只持续了3小时——在中国法院这类案件普遍被快速审理——而浦誌强免于入狱的机会可说非常淼茫。

「煽动民族仇恨」

「寻衅滋事」与「煽动民族仇恨」的罪控是十分可笑的。许多评论者以为，当局在浦誌强漫长的拘留期间会想方设法挖掘更重要的材料——涉及财经方面甚至性方面的轻罪——去合理化对他的压迫更可信。结果他们用的是全案最薄弱的罪证。原本法院举证了27条浦誌强2011至2014年间在微博上的帖子，但几个月前被裁减到只剩7条可用，这就是检方判决的全部素材。

「煽动民族仇恨」的指控是针对一条关于2014年维吾尔恐怖份子发动昆明屠杀案的帖子。浦誌强敢言的写道：「但这是结果，不是原因。」他指国家对新疆穆斯林地区进行镇压，引发部份维吾尔青年误入歧途，采取吓人的恐怖主义手段报復，造成恶性循环。

其他构成浦誌强非法的，还包括一条揶揄毛泽东之孙丶太子将军毛新宇的帖子；尽管中共政权已尽了力挽救，但毛新宇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中仍是一个笑柄。另外还有一条则是针对2011年温州动车命案批判政府官员的帖子。

浦誌强在八九民运时也是示威学生之一，他后来成为律师，并处理过数个备受瞩目丶足以惊动当局的案件。2011年，他在普遍被视为政治迫害的艾未未逃税案裏出庭辩护。2004年，浦誌强则为地下热门文学《中国农民调查》的作者们担任辩护律师，负责他们在安徽省的诽谤罪审判。

去年在北京参加了一场纪念六四屠杀的私人聚会后不久，浦誌强便被逮捕。在稍早一篇关于天安门事件的文章中，浦誌强提出了一个令许多评论家甚至参与者们都没有察觉的区别：八九屠杀的受难的所谓「暴徒」（根据中共的说法）大多是由一般工人与青年所组成——而不是在史料占主导的那些「学生」。

政治审判

这场毋庸置疑是政治审判，同样显而易见的是，审判的影响力远超过浦誌强个人的命运。当局决定用理据最薄弱的「罪证」追杀他，是习近平政权更广泛丶更高级的镇压行动之一环。习近平政权把维权律师的运动视若芒刺在背，无论这场运动的目的为何，它也可能成为在未来集结群众示威的焦点。因此，中共全力打击该运动，并按同样的道理打压部落客丶反腐示威者及其他人士。这种「焦土政策」意味着对任何潜在反抗流派须加以抹灭，不管其批评的力道多麽温和。

浦誌强的审判被人权监察组织形容为「煤矿坑裏的金丝雀」。不只是因为今年稍早有近300名维权律师与示威者遭到逮捕，其中有至少40人仍在拘留中；更是因为浦誌强案标举着中共竭力将网路批评罪名化的新阶段：「如果浦誌强被判很长的刑期，这对中国网路的寒蝉效应将会很恐怖。」美国学者暨浦誌强友人林培瑞如是说。

北京的审判也呼应了当局对广东省劳权人士的进一步镇压。正在工厂倒闭潮令工人一无所有，两者之间正持续酝酿一场工业风暴，因此中共对此深恐，因此试图将示威扼杀于萌牙之中。但历史证明，压迫不会永远成功；相反中共日益升级的残暴手腕，正在增加大规模社会爆发的可能性。

二零一六年

解放军改革的背后代表什麽？

自习近平上任以来，中共内部改革解放军的呼声不绝。经过了反腐运动作为权斗手段以巩固权力后，习近平开始大张旗鼓推动解放军改革及现代化。去年十一月底，习近平在中共中央军委改革工作会议上，下达了要在2020年前「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军令状。自1985年解放军裁军100万、将十一大军区改编为七大军区以来，这次是最大规模的变革。习近平上任以来一直高调倡议军事改革，但改革受到军队内巨大的阻力，拖延至最近才开始有行动。经过一轮打老虎的反腐运动后，习近平在巩固权力的斗争中暂时得以佔上风，反腐运动似乎暂时偃旗息鼓，因此开始将焦点投放于军队之中。

中国挤身为世界列强之一，随着资本扩张全球而来的自然是军备扩充，以保护在海外的利益。中共倡议的「一带一路」概念，需要发展远洋海军保护在海上航线及扩充海外利益，尤其在巴基斯坦、阿富汗和中亚等政局不稳及出现战乱的各国，更要保护其交通、军事及能源设备。正如在香港军情观察员梁国樑说：「目前解放军以大陆军为主的指挥系统，绝对达不到这个要求。」

习近平在军改过程中动用大量毛泽东时代的演说措辞，又强调解放军的「革命传统」，而他利用宣传民族主义的工程之一，以强化统治意识形态，向国内人民展示强人作风以巩固权威。

解散总部　党指挥枪

解放军改革的主要目标，是将以大陆军为中心的解放军改为西方联合指挥模式，让海陆空三军平起平坐。

过往解放军体製主要以陆军为主，应对别国侵略边境，保护领土、领空和领海，在1980年代之前主要针对目标是苏联。 到了今天，中美在亚太区的冲突日趋激烈，中共要增强在南海的海军实力，因此近年中国在这地区加强军事、交通和能源设施，大规模填人工岛等。现时解放军拥有众多新型武器，例如正在开始建设第二首航空母舰，但却因为过时的指令和控製系统，而无法有效运用这些设备。此外，中共还计划在非洲吉布地建立第一个海外军事基地，这些都须有新的管理和指挥系统匹配。

从中国国防部发佈的国防白皮书中的资料中，在230万的军队总人数中，海军23.5万人、空军39.8万，但陆军仅是机动作战部队就有85万人。可见中国陆军与海军空军人数相差悬殊，而且地位一直无法对等，七大军区司令员至今仍是清一色的陆军将领。这应付不了现代化军事任务的需要。因此，习近平在去年九月三日抗战七十週年阅兵大典上，宣佈裁军三十万人，陆军自然首当其冲。改革方案还规定了三军的兵员人数，其中陆军缩减，空军和海军将会扩编。

军委机关由原来的总部製改为多部门製。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总装备部等四个总部，改为7个部（厅）、3个委员会、5个直属机构共15个职能部门。多部门製是为了在中央军委之下分散军权，突显各部门与中央军委的从属地位，避免任何一方势力割剧而挑战中央。更重要的是，四大战区在平时无权管理部队，所有军队平时都由海、陆、空三个总部指挥。这才确保党指挥枪，将军权集于习近平一手之中，更直接高效指挥军队。中共军改方案中提及「更好地使军队最高领导权和指挥权集中于党中央」。

军改遇到的阻力

单从习近平宣佈的计划来看，军改的确是大刀阔斧，几乎是将现有军队体製推倒重建。但他有没有能力做到，且可完成多少程度的改革，则是另外一回事。首先，在中国今天政局纷乱和《汉和防务评论》的主编平可夫表示：「中国要在五年内达到改革的突破性进展，实在太急速了，因为俄罗斯和美国要用上三十年来执行相应的军事改革，而且至今还未完成。」

更重要的是，军改首先引起党内军内的巨大阻力。机关改组必然带来人事调动和部门人落马，牵涉众多将领的实际利益，他们除了害怕饭碗被打破，更害怕落马后自己在位时的贪腐会被追究。习近平上任三年多以来，他为了铺平军改的道路，以反腐作为武器打「军老虎」，清除阻碍军事改革的「既得利益者」，把两位军中最具实权的人物──前军委副主席郭伯雄和徐才厚都掀下马；截至去年年底，副军级以上军官也有48人落马。此举也要清洗江派和胡温在军中的亲信。这反映军改的残酷激烈的权斗，会为中共党本身带来不稳。

《南华早报》引述消息指，三十万被裁人员中高达一七万人是军官，部分更在政委中身居要职。在会议之前，《解放军报》发表了一篇由两名国防大学军官撰写的评论文章。文章指，如果军方不解决好薪酬和养老金的问题，改革可能会引发军队乃至社会的不稳定。许多官媒都转载了这篇文章，但之后又撤稿了。

习近平及整个党一直以苏共改革历史引以为鑑，上任时就公开表示要避免步其后尘路。前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领导的军改，最重大的措施是撤销陆军司令部，结果成为他失去苏军支持的重要原因。而1985年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推动的军队国家化，却加速了苏共倒臺的进程。因此，习近平汲取这些教训，不能让军改过程出现任何不稳定局面而危及政权，故此改革是极为困难而缓慢的。

解放军军改的政治意味

中国面对严峻的经济和政治危机，习近平在中共岌岌可危的纲线上扮演着波拿巴主义的仲裁者角色，需要一个居住不同阶级之上的强有力国家机关，为了维护独裁政党的统治和资产阶级的利益。习近平掌握了国家安全委员会和改革领导小组，还是外交事务领导小组的主席，也掌控「政法」机製－监控公安、监察与司法系统。

中国年度军费居于全球第二位，但与第一位的美军实力相比仍然极大距离。然而，比起十多年前乔治布殊统治的年代，美国作为世界警察的地位已经大大被削弱，同时没有任何一个列强填补这个真空。因此，帝国主义的冲突会走向多方向和不稳定的局面。因此，中共军改是亚太区军事竞赛的标誌，而亚太区军事竞赛则是帝国主义冲突激烈化的标誌。社会主义反对任何资本主义国家的军事化和帝国主义冲突，只有反战运动和社会主义纲领才能停止这个局面。

中国：人为灾难的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深圳发生山泥倾泻，导致最少七人死亡，为这充斥致命意外的一年作结。在前年的元旦夜，上海外滩发生人踩人事故，三十六人死亡，起因是节庆活动中未能维持秩序不力及安排差劣。在刚过去的元旦，上海人在阴霾之下庆祝新年来临。

在六月，“东方之星”客轮受突如其来的风暴所袭，在长江沉没，造成454人死亡。在八月，天津有货仓发生一连串的化学品爆炸，造成173人死亡及17,000人无家可归。这些灾难都有着相似的特点：重度媒体审查，确保官方报导的版本不受质疑，生还者及灾民家属受到当局压力，被阻止向媒体喊话或独立调查。这些公众安全被忽视的个案都有相同的特点：企业追求利润而犯反法律，腐化的官员纵容违法行为。

深圳最近发生的灾难使人更关註公共安全的问题，很多网民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担忧自己的城市是下一个灾场。《英文虎报》在深圳山泥倾斜事件之后报道：“这样的情况如果持续下去，必然会对公众安全及国民对现行体製的信心造成严重的后果。”

在迈向二零一六年之际，中国的空气汙染危机亦越发严重。在十二月二十四日，在东部有十个城市，过亿居民在红色汙染警示下生活，居民被警告尽可能留在室内，学校和不少工作场所关门。烧煤和其他化石燃料製造出来的有毒雾霾，每日约造成四千人死亡。在冬季，政府在十二月首次发出红色警示，北京政府迅速把警示由黄色提升至橙色，然后提升至红色，被一些网路评论员讽刺为“颜色革命”。

深圳塌泥灾难

在十二月二十日，大规模的山泥倒塌，淹埋了深圳光明新区工业园的楼房。深圳，这人口超过一千二百万人的城市，被称颂为中国经济奇迹的起点。换言之，塌泥事件象征着中国高速崛起成经济大国的根基是如此不稳的。尽管煤矿灾难死亡人数有所减少（这只是由于煤矿业的大幅负增长，危险的小型矿场被关闭），中国在二零一四年依然发生了68,061宗致命工业事故，平均每日有186宗。同时，于美国每日只发生13宗同类事件（美国人口为中国四分之一左右）。

山上的一个大型废置石矿场被非法用作废物处理场所，于十个月前因安全考虑而被斥令关闭。在事故发生前的四天，政府再次发出警告，但石矿场依然无视警告，继续运作，废物堆积如山，高度相当于一座建在百米以外的工业园区的二十层高大楼。结果这“人造垃圾山”倒下来，工程废料及泥土吞噬了三十三座楼房，包括住宅、工厂、饭堂和三个工人宿舍。

“跑！快跑！”

事件造成七人死亡，超过七十人依然失踪。山泥倾泻事故被附近居民用手机拍下来，影片见证民众为求保命逃离住所，并大叫“跑！快跑！”通知其他人逃离。市政府指事故影响38万平方米地区，相当于两个香港维多利亚公园的面积。

山泥倾泻在矿业国和发展中国家经常发生。十一月至十二月间，缅甸的两个玉石矿场意外中，超过一百个工人被活堆。《英国卫报》一个报道指出，每年中国有近4,617 人因山泥倾泻而死亡，但在大城市中发生致命事故，且由建筑废料而非挖掘引起的事故，则非常少见。“这起事故最令人想不通的地方就是，事故发生地竟是一线城市的深圳。”《新京报》评论道：“……深圳按理说不在此列，其现代化水平在中国城市中位居前列……”

实际情况是，死难者亲属及其他居民投诉被拒进入灾区。部分人指他们了解当地，可帮助搜救行动，但依然被拒诸门外。官方媒体指五千个工人参与搜救和善后工作，但当中有多少人是被派以管製媒体和灾民家属的国安人员和警察，则不得而知了。一名丈夫被埋的生还者周素琴（音译）向香港《南华早报》指：“没有人关顾我们，更没有人通知我们救援状况。（政府人员）只希望把我们隔离，阻止我们在媒体上出现。”

有报道指，中共安排了七十六队负责“照顾”失踪者家属的救援队，每队有五名中共官员，实际上是阻止媒体接触他们。这情况与去年年初上海人踩人事故相同，事件受害者家属后来投诉指，他们被官方“绑架”，强逼他们接受赔款，并必须终止追究官方。正如一名网上评论员指：“哀悼也是犯罪。”

无视公众安全

深圳的灾难和四个月前天津化学品爆炸案有相同的特征。两城都是现代化城市，也是政府亲资本主义改革的指标城市。两个案都涉及民居和工业区附近放置危险品的犯罪行为。政府监管不力，地方政府纵容两个企业（天津的瑞海物流，深圳的益相龙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在牌照过期后继续储存危险品。

还有其他因素令这些灾难恶化，都是植根于无所不用其极地追求经济利益的新自由主义。在深圳，不少被破坏的楼房都是“豆腐渣”工程，没有良好的地基。在天津，私人公司聘请的消防队缺乏训练，加上指示混乱，他们和后来到场的政府消防队并无有效的合作，在爆炸初期多次犯下致命错误。

深圳的灾难无疑是人为的。中央的研究团队指这是一场“工业安全事故”，而不是地质灾难。深圳益相龙——灾区的管理公司更在四天之前接获由地区政府聘请的监督机构的停工指示。担心“垃圾山”有倒塌危机的说法早在居民间传播。他们指直到事故当天，大量的货车依照如常运送垃圾到场。

《新华社》报道指益相龙在其牌照于年初过期后，继续运作废置场长达十个月，并赚取七百五十万元人民币。公司的十二名董事现已被捕，一名负责管理该区的官员在事故发生后不久自杀身亡。不幸的是，被捕董事和涉事官员的刑罚按照中共极权政府的常规剧本进行——更多工作在于重建“秩序”，以给予民众果断行动的印象，处理问题根本的措施则欠奉。长久以来，他们重复使用这些手段来卸除社会对政权的批评，这纵容了更多为求短期利益的地区性犯罪行为。灾难后根本没有真正改变，而下一场灾难只是时间的问题。

民主控製企业和工业区

我们不能奢望一个极权政府会保护公共安全，它靠媒体审查、政治打压和惩罚勇敢说真相的人，躲在高场之后。《社会主义者》要求一个开放独立查深圳的灾难、八月十二日在天津发生的爆炸，以及其他人为灾难。我们要求停止媒体审查和网络管製，容许真正讨论事故原因和必要的救援措施。

立即全面实现民主权利，包括选举所有政府官员的权利，以及完全透明的公众监管製度，是保障性命的必要条件。同样地，需要独立的工会为工人充权，让他们在工作场所和社区就公布和处理职安健问题。深圳的灾难展示了公有製和民主控製所有企业和工业区的需要，抵抗杀人奸商，保障工人和居民的安全。

中国经济恐慌蔓延全球

2016年在全球金融市场的一声巨响中开始！自去年夏天的第一次后，中国股市混乱和暴跌重演，再次触发世界各地恐慌性抛售股票、商品和货币。上海和深圳的交易市场在首六个交易日下跌了15%，相当于蒸发了一万亿美元的市场总值。全球担忧中国经济，令美国市场蒸发了四万亿美元的市值。全球最大的股票市场纽约，在今年的第一个星期下降6.2%，是有史以来最差的年初开局。

这是否就已为2016年的世界经济定调？资本家索罗斯是预测另一场2008年金融危机将会出现的其中一人。

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的贸易国。两年前中国经济增长大幅减速，已使那些依赖中国商品贸易的几个国家深陷危机。最明显的就是巴西，它正面临自1930年以来最深远的衰退。资本家们越来越关註人民币贬值会否触发货币战争，以及其庞大且不断增加的中国债务。

去年夏天，中国股市下跌了创纪录的45%。在股市暴跌几个月前，中共政权还在吹嘘股市上涨，并宣佈股市受到控製。但到股市暴跌时，中共却被外界视为无能为力。他们为了製度跌市的措施，包括禁止抛售的禁令，现在反过来伤到他们了。当禁令限期将届时，忧心的公司高层不惜一切代价抛售股份，造成了年初开市的跌市浪潮。现时当局已经延长了抛售禁令。如果中国股市再下跌3%，它就会触及去年八月的最低点。

虽然股市只能有限地呈现实体经济进程的画面，且中国的股票市场被广泛地贬称为「赌场」（当然所有股市都可冠以这一称号），但金融恐慌爆发，背后的确是有着真实的问题。世界经济自2008年深刻的危机以来，只取得的脆弱的「復甦」，但随之而来的是更极端的失衡。中国经济现在是全球最不稳定的中心，正经历一个比其领导人公开承认的更複杂而急速的经济衰退。

货币战争？

中国经济面临最直接的风险，是资本加速外流和人民币汇率下跌。随着经济的放缓，为了通过不同的外汇机製维持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中国经济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抵消了北京试图通过降息降准对市场註入更多流动性以刺激经济增长的努力－资金的流失与央行的註入速度几乎一样快。当局现时进退维谷：货币汇率愈下跌愈加速资本外流；然而央行为了勉力支撑人民币汇价却不得不以惊人的速度燃烧外汇储备。

去年八月以来，人民币兑美元的汇价已经下跌了6%，其中2%是今年初十几天内下跌的。许多评论员都相信人民币将进一步贬值，因为美元汇价持续上升，人民币现时的水平对美元仍不能持续。中共想要实现逐步贬值，但市场的力量正在破坏这一计划。全球金融市场越来越担心中国当局可能会被迫进一步将人民币贬值，甚至失去对货币的控製。

讽刺的是，去年十一月第一次贬值后不久，人民币获得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官方储备货币的地位，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煞有介事地宣告了货币价值将保持稳定。

北京为了防止人民币急速下跌，已经花费了大量外汇储备。十二月出现了最大月度外汇流出纪录，是过往最高纪录的两倍，相当于1300-1400亿美元。原因大多是由于央行维护其货币，小部分则是由于央行持有的非美元资产贬值。自2014年中期以来，中国的外汇储备已经从4万亿美元缩水至3.3万亿美元，接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6万亿美元的最低要求。

人民币的贬值将不免使其他国家跟随，尤其是亚洲大多数将中国作为其头号贸易伙伴的经济体。其货币将跟随贬值以免与中国相比失去竞争力，但是货币贬值也将增加还债成本。

债臺高筑

中共政权通过大规模公共投资，缓解了2008-09年世界经济危机，被西方经济学家称贊，但这些政策的成本是至今巨大的产能过剩和债务的快速积累。官方估计去年中国的总债务从08年GDP的160%上升至250%。

大多数「新兴市场」的负债都相应增加。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是美国联储局和其他央行──日本、英国、欧盟──实施量化宽松政策。这笔数万亿美元的资金的一部分中，有些变成南韩、印尼和印度等国的债务。据估计，中国、巴西、墨西哥和其他国家的企业、城市和省份，通过发行债券而承担了相当国债水平的债务。

当美联储于十二月九年来首次上调美国基准利率，意味着全球资本流动会回流美国。这对中美货币和债务都有巨大的影响，因此联储局没有一早实施这政策。今次美国的小幅度加息已经造成负面影响。

大宗商品价格暴跌

中国经济的缓慢增长是大宗商品交易价格大幅降低的主要因素。世界银行监测的46项商品中42项的价格是1980年代初以来的最低水平。即使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加剧，石油价格仍持续走低，而上週开始跌至每桶$32美元。多数人预测油价将在2016年持续下跌，摩根士丹利预期会跌至每桶$20美元。下跌的油价已经令很多石油输出国陷入衰退，从沙特阿拉伯到委内瑞拉都出现政治不稳。

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预测中国目前的增长速度为4%左右，而不是习近平说直到2020年前每年所需的6.5%。中国政府具影响力的「发展研究中心」主席李伟，在上週末一次演讲中表示他认为6.5%难以实现。官方《新华社》的一篇社论警告，2016年将会是「非常困难的一年」，将面对「不可避免的痛苦」。

《新华社》援引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权威人物警告说，经济衰退后，「更有可能出现的是L形增长期」，而非「V形」，即没有真正的復甦。低迷将一直持续且没有结束的迹象。

习近平的经济议程

现在中国的债务负担──尤其是在企业部门和地方政府──几乎消耗所有在经济中的新增信贷，只为延续债务。因此，中国正成为一个更大、更不稳定的日本。在这个意义上，现在中国经济的一大部分已经「殭尸化」，只能产生更多的债务，而不是提供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这也解释了为何权贵菁英们何以急急抽走他们的资金。信用评级机构惠誉公佈，中国自2014年第二季度流走的资本达到1万亿美元的惊人水平。

习近平正在尝试通过关闭「殭尸」公司，并进一步削减工人阶级所得佔GDP的比重，以新自由主义的经济转型来恢復利润和「信心」。官方媒体报道，350万个就业岗位将分别于今年重工业工厂中被裁减。与此同时，中共政权谈到建立一个以消费驱动的经济新增长动力，但主要是基于中产阶级上层，而不是让低工资的群众维持「消费」。

但是，习近平的转型议程一直被卡住，因为这些新自由主义的补救措施必然会加剧短期内的经济衰退，甚至可能令经济陷入全面衰退。虽然中国官媒中的自由派敦促政府要硬着头皮接受经济「阵痛」，但中共很有理由犹豫不决：不仅因为这条路会导致大规模社会动盪，而且这一过程可能会使政权失去控製。

目前已经有失控的明显迹象，这是全球市场另外一个严重的因素。我们在去年夏季看到了这个彷如闹剧的错误：粗暴的贬值和哑火的贬值政策。而现在我们又看到相同的事情：为了减轻股市波动幅度的「熔断」机製在实施后短短四天即被放弃。

对于索罗斯关于金融危机在短期内爆发的预言会否实现？虽然目前言之尚早，但2016年首週过后这风险无疑是增加了。政客和资本家──包括北京独裁政权──对于资本主义危机都没有答案。

中国：工人下岗 罢工数字暴升

中国去年工人斗争事件的数字急剧上升，尤其是在年末的数月间。

全年总共有2,774次罢工或工人抗议事件，比起2014的1379宗，足足增加了一倍。这些数字是由香港非政府组织“中国劳工通讯”透过综合网络社交媒体上的报道所计算出来的。

抗争发生最多的行业乃建筑业，占了全数的36%。这是有好多计划被放弃，全国新建造项目下跌了25%。至于製造业则占全体罢工和抗议事件的32%。

明显地，经济下滑与工人斗争增加的关系无疑非常紧密。“中国劳工通讯”指出：“罢工和抗议事件的暴增主要在八月十一日人民币贬值后所触发的股灾后发生，并延续到了去年的最后一季。”

欠薪问题

大部分的罢工（超过75%）乃关于拖欠工资或社保。只有168宗（6%）是关于要求提升工资。正如“中国劳工通讯”报道：“许多这些事件都是由突然减薪而引发的。”在2012年当经济还在兴旺的时候，几乎三分之一的罢工是为了要求更高的工资。这反映了工人抗争从过去的“进攻性”变得更“防御性”。

同样地，大部分的罢工事件发生在众省中最大经济体的广东。在去年886次製造业抗争事件中，有267件就是发生在广东省，占了该行业的30%。

广东也在打压工人抗议方面手屈全国，四分之一因参与工运被捕的人就是在广东。总共，中国在去年有831次警察介入工运事件。在十二月四日，政府以“维稳”之名再一次进行镇压，广东警方扣留了七名主要的劳工维权组织的活跃分子。

钢煤业工作岗位大减

一月份，国务院宣布了一项计划减少中国的钢材产能，减幅达1到1.5亿吨。政府并没有公布任何时间表，以防导致社会的严重不稳。

研究机构中国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称，产能的缩减将会减少40万个工作岗位。另一方面，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警告政府缩减钢铁、煤矿、铝和玻璃生产的计划将会在未来两到三年间减少300万个工作职位。

钢铁和其他重工业的工人们已经受到工资下滑、被迫放假和保障不足的打击。产能过剩令市场充斥商品，导致去年钢铁价格下跌了37%。盲目而无计划的夸张与投机就是罪魁祸首，老板们捞取所有财富而丢下工人去承受负担。

报章《今日印度》警告中国会出现一段“不满之寒冬”，在一段有关河北的一件工人抗议报导中写道：“在十二月一个寒冬早上，大约一千名兴隆钢铁有限公司的员工游行到了唐山市政府办公室。数天前，该公司突然宣布将其中一个煤矿关闭。那些工人事前并没有接到任何通知，并已经七个月没有支薪了。”

踏入猴年，经济步入深远危机

正当猴年将至，中国正面对数十年来最严重的经济问题。

刊登自《社会主义者》杂誌第36期社论，电子版可向cwi.china@gmail.com订购

政府的官方数字显示2015年的经济增长为6.9%，与现实有很大距离。即使这数字也代表着25年来最疲弱的增长，但有几间独立机构将经济增长定为3-4%。

经济阵痛在中国不同地区裏程度有所不同，在东北部的工业重镇接近全面萧条（负经济增长），但在最富有的一线城市和一些二线城市，情况则会较好。

北京咨询机构龙洲经讯（Gavekal龙洲经讯）的分析师Ernan Cui表示，煤矿业在过去两年削减了89万个岗位。这代表全体煤矿业劳动人口的15%。同时，在钢铁业有55万工人下岗。一月，国务院决定进一步关闭4,600个煤矿场。虽然现在有紧急需要转用洁净能源，但这些政策完全没有保证工人的就业，也没有创造绿色行业的新岗位。需要社会主义计划──而不是市场混乱──解决这些矛盾。

製造业也处于停滞，这行业的就业人口连续24个月下跌。世界巨型工厂东莞的情况映出製造业移民工的困境。在一月底，东莞市长袁宝成说50家外资企业在2015年从中国撤资。根据《新京报》资料，去年东莞关厂的数目超过4千家，主要是电子製造业。去行业化令相应的店铺和餐厅也关店，造成数以百万计人离开城市。据手机供应商的资料显示，东莞手机用户人数从2007年的1,200万下跌至去年的800万。

罢工浪潮

工人被迫发起抗议和罢工。由于当局愈来愈专製和镇压性，工人面对愈加严重的惩罚（被殴打、被解雇、被判坐牢）。製造业去年12月的罢工数字创下了纪录，但这情况不仅发生在这一行业。

最近数月，护士和医护人员也发起了罢工浪潮，主要是关于不平等的短期合约。在一月，安徽省重庆市和淮北市的护士发起罢工，要求提高工资及平等的雇佣合约。

即使《新华社》也警告，2016年“将会是困难的一年”。在年初中国及全球股灾让我们对这点毫无悬念。继去年夏季下跌43%后，在2016年的首星期中国股市再次下跌22%。全球股市亦出现急泻，可见这不单纯是中国现像。油价和商品价格下跌、中国经济引发恐慌、货币骚动，以及全球债务上升──这些都是引致金融动荡的因素。以上皆是2008年开始的全球资本主义危机遗留下来的影响，而危机并未有得到舒解。

中国债臺高筑是引起全球资本主义紧张的因素之一。这是一月份举行的达佛斯世界经济论坛中，全球菁英讨论的焦点。

中国经济急速放缓，但债务仍在增长──速度比经GDP快三倍！据荷兰合作银行的亚太区金融市场研究主管迈克尔．艾弗利（Michael每一个），中国总体债务在2014年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82％，在2015年年可能上升至346％。

这可把金融体系推到爆破点，迫使政府付出沉重代价来挽救。救市的成本可以是极为高昂的，分薄了原本可用于投资的资金，以及舒缓工人及中产阶级经济阵痛的资金。

政府为了避免金融崩盘，推出了“隐性救市计划”，由银行推出借贷来复盖负债企业的旧债务。这是降低了信贷的效率──经济体需要愈来愈多的信贷来达到同样、甚至更低的增速。而这是中国债务持续上升的原因。

来年中共政权可以是数十年来最喧嚣的一年。镇压加剧，包括愈来愈频繁地出现被逮捕、被失踪、被绑架以及被“认罪”，同时当局用愈来愈严重的罪名，例如可判终身监禁的“颠复国家政权”，这些都是政权准备面对社会和政治紧急状态的先兆。

短期内这种“震慑效果”可能会成功吓怕工人阶级，而误以为经济阵痛只是“暂时”的想法也可能防碍工人投入斗争。但随着经济问题愈来愈严重，我们社会主义者相信，一场波澜壮阔的群众斗争将会来临，这是不可以避免的。

经济危机引发广东关厂潮

自去年年初起中国经济放缓引发一系列工业资本利润下滑甚至出现亏损，令众多沿海省市出现关厂潮，当中以广东尤甚。根据不完全统计，去年上半年全省每月平均关闭逾五十间厂房，当中不少属「恶性关厂」，即资方拖欠工人工资并关闭厂房卷款潜逃，造成工人失业之馀还即时面对严峻的生活经济困难。

工厂倒闭 工人维权

去年日本钟表企业西铁城（Citizen）在广州关闭生产基地，解雇千多位员工，而美国微软计画关停诺基亚东莞工厂，准备迁往越南。此外包括松下丶日本大金丶夏普丶TDK均计画把工厂迁回日本。优衣库丶Nike丶富士康丶三星等集团也在东南亚和印度开设新厂，准备陆续撤离中国。而最近2016年1月11日，东莞经营多年，全球十大鞋业製造商之一的臺资鞋厂兴昂鞋业宣布结业关厂，被解雇的工人多达数万人。东莞臺商协会会长翟所领承认，目前东莞仍在正常营运中的臺商企业只馀下4000多家，相比起高峰时期的6000多家减少了20%-30%。

紧随外资撤走而来的，是大量代加工厂失去订单出现资金链断裂而关厂。中国国家统计局资料显示，去年1-11月工业出口交货值累计下跌1.6%，其中化学纤维製造业更下跌近10%，2015年中国采购经理指数（PMI）处于50以下的萎缩水平， 9月PMI终值更是降到47.2，这就是意味着订单减少，工业产量和价格下降以及加速裁减工人。当中不少中小型代加工厂关厂后拖欠工人薪金及遣散费。过去车水马龙的工业园区一片哀鸿，地方政府还故作镇定轻描淡写地将之称为「产业转型和升级的阵痛」。珠三角地区单单在去年第三季因关厂欠薪而引发工人维权抗争就多达49宗。惠州丶东莞丶中山丶深圳等地多次有不同工厂的工人因恶性关厂欠薪问题而游行或堵路抗争，甚至有工人顿失经济来源而集体跳楼，而在清远更发生武警武力镇压游行工人的情况，数十名工人被逮捕。消息指出，去年的工人抗争运动中有超过160宗遭到暴力镇压。

维权誌愿组织成眼中钉

中共政权一时之间无法挽回製造业颓势，更惶论起死回生。面对山雨欲来的经济危机进而引发的工人维权运动，只能拿起镇压大棒。除了用暴力机器直接到工厂或街头镇压工人外，政权当局还针对协助工人维权的非政府组织(NGO)和维权律师进行大规模的逮捕行动。广东当局在去年十二月初大举搜捕四个当地工人NGO的主要负责人和职员甚至誌愿者，指控其聚众扰乱社会秩序和收受境外资金等罪名。一直以来中国内地几无任何独立工会组织，只有对政权俯首听命的全国总工会，但于工人抗争维权的运动中全国总工会一直站在工人利益的对立面，协助资方和政权分化瓦解工人运动。相对而言，这些NGO在一定程度上充当起了组织工人力量和协助维权的角色，帮助工人追讨欠薪或在工运中支持工人的诉求等等。但同时，NGO只聚焦在目前的经济诉求（当然经济诉求也很重要），但没有把斗争连结到挑战作为一个剥削製度的资本主义，也不会有意识将各工作场所的斗争连结起来。虽然如此，政权还是视NGO为「社会不稳定因素」，在经济危机的阴霾下欲除之而后快。

但正如我们过去的文章指出，这些机构对政权而言同样是某种疏导工人不满的安全阀，现时习近平用国安系统对NGO和维权律师痛下杀手实际上是病急乱投医，堵上安全阀或许能换来一时三刻的清静，但长远而言却是为自己埋下他日大爆发的地雷。中共官媒年初煞有介事地声称要准备面对「最困难的2016年」，或许他们自己也已经嗅出空气中的火药味，或许他们已经隐约听到了丧钟，无论如何，过去数十年镇压劳动群众的总帐也差不多该清算了。中国工人随着从斗争中累积的经验，独立工会组织的意识开始萌芽，也愈来愈有组织力，斗争手段愈见高明。工人需要联结整个城市乃至全国的独立工会，由下而上民主织起来，将民主权利与经济诉求连结为一。中共的镇压愈暴烈，连倡议「劳资相融」的自由派NGO也容不下时，愈来愈多工人会认清敌人的全部不在于个别的老板和政府官员，而是整个独裁资本主义製度，而革命斗争是唯一出路。

反对延迟退休和降低社会保险费率 建立全民养老保障

2015年11月，《十三五规划建议》提出推迟退休年龄并降低社会保险费率。这是习近平和中国资产阶级对普通劳动者展开的另一轮新自由主义攻势，其目的在于减轻官僚政府和私有企业的负担，以降低劳动者的生活水平为代价，来挽救已经陷入泥沼的经济。要想打败资产阶级的进攻，工人们必须组织战斗性的独立工会，要求政府建立全民养老保障，保证每个工人在退休后都能过着体面的生活。为此必须向拥有数十万亿资产的中国富豪们徵收重税，乃至将大银行和大公司公有化，交给工人民主公营。

对工人的再次掠夺

「改革开放」后，中共官僚与新兴资产阶级合谋瓜分计划经济时期积累起来的巨大社会财富，但却不再承担工人的养老开支，转而建立养老保险製度——这意味着上一代工人的养老保障只能由新一代工人来承担。随着老年人口比例增加、劳动年龄人口增速下降，养老基金也就越来越难以维持下去。根据社科院发佈的《中国养老金发展报告2015》，目前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的空账额已高达3.5万亿元人民币。中共政府推出延迟退休政策，只不过是通过掠夺新一代工人来解决他们自己製造的问题。早在习近平上臺之初，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就提出「研究製定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可见习近平政府自始就扮演着新自由主义代言人的角色。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已表示，具体执行方案将于2017年推出，而且养老金最低缴费年限也会延长。

中共官僚声称延迟退休符合「世界潮流」，但是他们没有说也不敢说的是，各国工人已经为此进行了多次斗争。2010年10月12日，以工人和学生为主的350万法国人举行了罢工罢课游行，反对萨科奇政府的延迟退休方案。2011年11月30日，英国200万公营部门工作人员举行24小时总罢工，反对包括延迟退休在内的养老金改革计划。此后英国消防员和医生又分别为此进行了罢工。2013年9月，波兰团结工会、工会联盟和工会论坛组织了超过10万人的抗议游行，反对劳动法改革和推迟退休年龄。2014年11月，11万比利时工人和学生走上布鲁塞尔街头，抗议政府提高退休年龄。延迟退休政策同样激起了中国工人的强烈不满，只有团结抗争才能抵挡新自由主义的攻势。

资本家榨取工人的未来

今年1月9日，《中国经营报》报道称，在基础养老保险基金实现全国统筹之后，人社部将下调养老保险费率。中共政府不断鼓吹「为企业减负」，实际是将这些负担转嫁给普通工人。他们和资本家不仅要搾取工人的现在，还要搾取他们的未来。同时我们应註意到中国仍有大量工人无法获得养老保障——许多企业为降低成本，没有依法为工人缴纳社保。根据《2014年全国农民工监测报告》，到2014年时农民工养老保险参保率只有16.7%。同一份报告也指出，中国超过50岁的「高龄农民工」多达4658万人。这些人因为没有养老保险，年老后无人赡养，因此不得不继续工作。在2008年经济危机后的「关厂潮」中，工人的处境日益艰难。因此在2013-2015年间，中国爆发了以广东工人为主的追讨社保和其他历史欠账的斗争潮，其中包括2014年东莞裕元鞋厂的四万人大罢工。

向富人征重税 建立全民养老保障

社科院发佈的2016年《社会蓝皮书》指出，中国收入最高的1%家庭拥有全国三分之一的财富。去年胡润研究院发佈的一份报告则显示，资产在20亿元人民币以上的中国富豪们的总资产高达31万亿元人民币。2014年，中国奢侈品消费总额达到3800亿元，相当于当年全国基本养老金支出的五分之一。工人创造了巨额财富供资本家享受，自己却要忍受贫困的退休生活！解决养老金问题所应採取的方法不是强迫工人延迟退休，而是向富人徵收重税，乃至将大银行和大企业公有化，交给工人民主管理，从而使每个退休者都能过着体面的生活。此外，户籍製度应该取消，以免因为不同省份令领取的退休金额不平等。要想实现这一目标，工人们必须组织起独立的、战斗性的工会，同中共和资产阶级的反动同盟展开斗争。

楼继伟公开打压工人的纲领

在3月7日的答记者会上，财政部长楼继伟公开了中共官僚的施政纲领：对企业减负、减负再减负；对工人加压、加压再加压；公众应该对政府信任、信任再信任。前两点已经实施或者准备实施，最后一点更多是官方套话，无法让人们了解中国经济的真实现状。中共政府一方面大力反对“西方价值”，但现在打压工人的政策都是从西方新自由主义政府抄袭过来的，包括德国默克尔、英国卡梅伦以及法国奥朗德，还有欧盟/ 国际货币基金会对希腊强加的政策，足见其虚伪。

“改革开放”后，工人待遇大幅削减，同时大量农民进入私人企业，形成新一代工人阶级的重要部分。他们所出卖的廉价劳动力是近四十年来中国经济腾飞的支柱。2003-2009年间，仅中国私人企业利用低工资和超时劳动攫取的额外利润就高达4.1万亿元人民币。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全国公有和私有企业工人的工资收入不足GDP的20%。上亿贫穷的底层工人与上千万下岗工人对专製政府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构成了巨大威胁，僭取了工人国家遗产并转向资本主义方面的中共官僚当然明白这一点。1994年颁布的《劳动法》和2007年颁布的《劳动合同法》只是中共不得不做出的少许让步，更何况这些法律在大部分地区并未得到完全实施。所谓保护工人的法律，如马克思所说，只不过是为了“节製资本无限度地榨取劳动力的渴望。即使撇开一天比一天更带威胁性地高涨着的工人运动不说，也有必要对工厂劳动强製地进行限製……同样是盲目的掠夺欲，在后一种情况下使地力枯竭，而在前一种情况下使国家的生命力遭到根本的摧残”。一些资产阶级学者声称《劳动合同法》实施过早，那是因为他们不明白长期高强度剥削带来的危险没有给中共留下多少犹豫时间。

低工资与它所造成的国内消费能力不足的另一面是对海外市场的高度依赖。2008年经济危机后，出口萎缩造成中国经济低迷，政府盲目地在缺乏消费能力的国内市场上投入大量资金进一步加重了问题的严重性，而楼继伟及其背后的资本家集团却将其归咎于“工资增长过快”——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房地产市场带动物价上涨造成的——尽管上涨的工资根本不足以弥补工人此前被夺去的劳动成果，也不足以实现扩大内需的目标。

楼继伟还将中国缺乏技术工人归咎于“工人流动性过高”。在工人缺乏法律保护而独立的工人组织难以形成的情况下，“换工作”是工人逃避资本剥削的一种消极方式。而缺乏技术工人则是因为官僚和资本家此前能够依靠廉价劳动力（官方称为人口红利）赚取巨额利润，也就无心投入资金和时间培养技术工人。2015年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我国职业教育投入占GDP的比重、生均经费、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占比等都远低于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的平均水平”。同时社会舆论将职业教育与低收入工作联系起来——中国的职业教育在事实上也沦为低收入工人的输送渠道——从而为资本剥削提供借口，导致工人汙名化。当中国製造业越来越缺乏竞争力时，政府一开始幻想自己喊出一声口号，一支成熟的技术工人队伍就会迅速出现；当他们发现自己完全是空想时，就反过来责怪工人流动性过高导致企业不愿进行职业培训。

2015年，中共政府又向11类重大工程项目投入5万亿资金，对于经济的拉动作用小之又小，却进一步推升总体负债率（2015年初时已超过300%）。在广大底层劳动群众工资收入低、消费能力不足的情况，依靠供给侧改革来解决产能过剩问题也难以成功。所谓“供给侧改革”也不过是另一个从新自由主义“英雄”裏根和柴契尔戴卓尔借用过来的概念。政府通过增加债务和打压工人来避免经济彻底崩溃，只会让经济如日本一样陷入长期停滞。今天中共高层提供的选择没有一个是出路，这说明在资本主义製度之内无法解决中国经济所面临的问题，只有民主公营的社会主义才能将中国带出困境。

中共政权加剧性别歧视

就在去年的三八妇女节，「谷歌」（Google）将其网站标誌转成一不同女性在其职业上的成就；而中国的「百度」将其标誌改为一个在音乐首饰箱裏的公主，身旁放着珠宝丶鲜花；「优酷」的一群女性设计师设计了一幅名为「女性可以选择自己想成为的她」的插画，但被公司高层拿下，最后出臺的是一名坐在家中喝茶的女性。这激起了网上非常多的争议，指百度和优酷反映了中国这样父权的社会将女性标签。

就在去年三八妇女节前夕，五名女权分子被捕及羁留一个月。其中数名女性由于其行为艺术而为人知晓，她们一向以行为艺术引起公众对男女不平等丶家庭暴力丶性骚扰等议题，计划在妇女节当日发起行动。她们起初被起诉「寻衅滋事罪」，最高可被判入狱五年监禁。虽然她们最后被释放，但仍受到当局监视。这是习近平统治下的大规模国家镇压行动。

全球男女同工不同酬比过往严重，亚洲区尤其如是。中国女性平均工资是男性的67%，比起1990年的78%下跌；在香港，女性平均工资只是男性的78%；在南韩，女性工资更只有男性的51%。

即使大量女性投入劳动市场，但高级职位依然由男性担任。女性在企业担任管理层比例的全球平均率只有21%，在南韩，这个数字是1.9%，而在日本只有0.9%！

职场歧视

对比二十年前，性别不平等在中国变得更严重。一份调查指出，超过七成中国女性表示因为她的性别而受到歧视。

去年的另一份调查指出，男性毕业生比女性有39.2%更多机会得到工作面试机会。在众多工作招聘会中，女性应试者经常会被问到「你会不会申请产假」丶「你结婚了没」丶「有没有打算结婚」丶「若果已婚，你有没有计划生小孩？（现在有了二孩政策，女性更会被问到会不会计划生第二胎）

中国法定产假为十四周，但很多公司不想向员工提供这项保障，于是索性不聘用女性。女性被迫从工作和家庭之间二选一。如果女性想将更多时间花在她的事业上，就必须得放弃婚姻和生育。若果女性希望生小孩，很多企业不会让她有晋升的机会。

2009年一项调查发现，每四位女性便有一位在签署工作合约时规定在工作期间不能结婚或怀孕；超过两成女员工在怀孕期间被扣减薪金；超过一成因为生育而被辞退。

很多公司，甚至政府机构都在入职条件加上女性的外型作为入职条件之一，这导致很多女大学毕业生花钱做整容手术，而这给美容产业的大企业带来数以百亿的利润。在北京，超过八成的整容手术顾容是中学生。

资本主义令女性权利倒退

在中国革命期间，即使革命被官僚阶层所扭曲，但女性的权利仍然大幅改善，例如男女工资差距缩小丶在1950年，毛政府禁止了「盲婚」和妾侍製度丶将离婚程序变得更容易。资本主义復僻引致女性经济和社会地位受到打击。而现在，中共的独裁政权已再无法隐藏于「社会主义」和「人人平等」的口号底下，只好重新推行父权的传统「儒家」意识形态，来巩固自己的专製统治。

中国女性被传统的教育去告诉她们需要文静丶服从丶有礼丶友善，找个好男人然后结婚丶生子，拥有一个美好家庭，她们被告知这样才是一个女人的幸福。女性被教育成不要太「进取」丶不要太有主见。

2010年的一项调查显示，五成五的女性及六成二的男性认同传统概念「男主外丶女主内」，这对比2000年分别上升了七点七及四点四个百分比。显然，其中一大原因是政府有意识的宣传。

日益加强的贫富差距

中国的极端贫穷丶微薄工资令农村的父母都要外出到城市打工，导致很多「留守儿童」的出现。超过六千万儿童被遗留在农村地区，他们几乎没有和父母会面的机会。

在阶级社会，严重的贫富差距加上性别不平等意味着女性在教育丶就业丶遗产权等都没有平等的机会。因此呈现了一个现象，女性和其家人很普遍地会宁可嫁给一个有钱的男人丶或被包养，这样生活就更有保障。富有的男人可以「拥有」很多女人，但贫困的男性则无法找到伴侣，同时面对着巨大的社会压力去成家立室。

2015年，浙江一所商业学院的教授提出，若果一个男性在金钱上无法负担与一名女性成家立室，可以与几位男性朋友「夹钱」，「分享」一名女性——这再度惹起激烈的批评，认为反映了社会视女性纯粹为满足男性的生育工具。

维稳

婚姻也被中国政府用作为维持社会稳定及阻止群众上街威胁政权的工具：年轻人在很早的时候已被催婚，政府也创造「没有女人愿意嫁没房的男人」的思想，鼓励年轻人在毕业后便努力工作，赚钱买房，然后娶一个女人回家组织家庭。女性被医生建议她们若果不在三十岁前生育，她们就无法生出健康的小孩。

资本主义核心家庭概念将男性定义为家庭的主要经济支柱，女性即是依赖丈夫的妻子，这种想法被政权用作为社会控製的手段，以防止罢工或社会反抗，因为男性需要考虑家庭的负担。

2014年，每100名女性便有116名男性。即使相比起过往经已回落，但这是由于中共以往的一孩政策，加上社会上重男轻女所导致的选择性流产或堕胎。这悲剧深深反映了中国社会中的性别不平等，因为大家都意识到作为女性很难生存。最近中共推出二孩政策，但规定只有已婚家庭才有权利有第二名小孩，单身的女性并不能有第二名小孩的权利！换言之，「改革」不会认可单身女性，只会认可有夫之妇。

中国大部分新婚的房子合约持有人的名字都是丈夫。这加上公共庇护所的缺乏，导致女性在面对家暴时的无能为力，因为她们害怕失去房子。即使是官方数字也指出，每四名女性就有一名曾被伴侣暴力对待，而这是被远远低估的数字。中国也没有婚内强奸的法律。一些由中国政府资助的机构以「儒家」思想推出不同课程，向妇女灌输「如何做一个好女人」的概念。表面上向女性提供如何处理家庭问题的咨询，但实际上教导女性当她们遇到家暴时，不需举报或报警，而是需要学习如何接受丈夫的暴力行为，因为「他打你是他爱妳的表现」。这种洗脑令很多家暴受害者面对暴力只能默默忍受。

约一年前，女权五姊妹被捕，激起了全球抗议，令政府少有地让步。这表明女性不愿意接受专製资本主义的珈锁，准备起来反抗。多不论是近年的群众抗争丶大型罢工中，我们都见到女性的身影，并站在最前线。女性的权利与男性工人阶级的权利共同一致，要真正达致女性的解放，未来的女性运动需要与整体工人阶级的斗争联合起来，推翻现有的资本主义私有製度。

矿工上街抗争　撼动中共政权

在中国东北黑龙江省，数千名矿工的罢工持续至第六日，要求“共产党还我们钱”。

正值中共在北京举行人大会议之际，矿工的抗争行动撼动了政权。在人大会议的其中一个讨论重点，就是国营企业将会大幅裁员500-600万个多余职位，相当于全部国企职位的1/6。黑龙江省工人深受关厂与裁员问题所苦，当地的矿工罢工对裁员计划作出了勇敢且铿锵有力的回应。

自3月9日礼拜三，双鸭山市的矿工开始上街。龙煤集团是黑龙江暨整个东北地区最大的国营矿业公司，旗下有40多个矿区，其中10个位于双鸭山市。去年9月，龙煤集团宣布裁员10万人，占总员工的40%。该公司自2014年以降总共积欠了8亿人民币的工资。在黑龙江的不同城市，龙煤的员工先前已发动过数次讨工资的抗争行动。换言之，双鸭山市的罢工不是无中生有，而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双鸭山事件只是冰山一角，（积欠工资）问题已经非常普遍了。”黑龙江的一位维权人士向《美国之音》表示。

在中国，工人并没有自己的工会。唯一合法的工会组织是官方的中华全国总工会，往往总是站在管理层那边对抗工人。在今次龙煤事件中，中华全国总工会消失无踪，完全没有支援抗议的工人。

省长发言激怒工人

陆昊在人大的发言成为罢工的导火线。在3月6日一场电视转播的会议上，黑龙江省长陆昊声称，龙煤没有欠薪，并称贊该公司为国有企业重组的成功案例。他还提到龙煤每年的人事费用是100亿人民币，相当于省政府总预算的三分之一，暗指龙煤工人是省政府的负担。“（井下职工）没有减一分收入。”陆昊如此表示，令工人的怒火更加升腾。

在龙煤经营三个矿场的双鸭市东荣区，示威首先爆发，后来快速扩展至全双鸭山市。根据当地消息，双鸭山市10个矿井裏的8个都只有间竭运作，矿工被拖欠数个月的薪资。井下职工以前能赚到6000人民币月薪，但现在大多只能赚到一半——如果有发薪的话。地面工人的月薪则被删减到仅仅800人民币。

矿工及其家属游行到双鸭山矿务局，手持写着“我们要活着，我们要吃饭”的横幅，并且斥责陆昊省长是个骗子。到了礼拜五，多达一万人参与双鸭山市的示威，封锁了该市的联外铁路干线：“数以千计的人都在抗议……警察开始把人带走。”一名目击者向《路透社》表示。

“我们在讨回自己的钱，却有人因此被捕。”一名工人告诉《纽约时报》：“难道要讨回自己的工资是违法的吗？”《法新社》报导，抗议现场一名老妇向政府官员求情：“我给你跪了，我的家人没东西吃了。”

微博流传的一张横幅标语写着“共产党还我们钱！”这印证了这个一党专政政权最深的恐惧：工人的怒火可能很快会将矛头指向政权，而不只是地方老板。

国家镇压

工人坚决的行动迫使陆昊省长发布声明，承认他先前的资讯有误。陆昊表示会对龙煤的企业重组提供“支持”，但之前又说政府不能永远扶持该公司，言论前后矛盾。至于对欠薪问题，他并没有提供具体承诺。陆昊未提及他让步是因为工人上街。由于当局害怕双鸭山市的工人会启发更多人上街，中国的媒体当然没有报导抗议事件。尽管媒体封锁消息，事件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仍登上热门话题之首。

与此同时，从网上流传的影片可见，省当局派出大批武警强硬驱赶示威者。双鸭市政府在官方网站的声明警告，双鸭山政府会坚决打击“堵塞铁路、破坏生产、串联、挑事”。可见，中共政权是多么害怕工人的罢工和“串联行动”。

如同《法新社》在报导中：“黑龙江的情况反映了中国官方所面对的两难，他们说他们既希望改革世上第二大的经济体，同时又试图避免政治动荡。”香港《南华早报》形容双鸭市罢工为“在国家进行经济重组底下将会再次发生的场景”。

政府计划要在未来2至3年让煤矿减产5亿吨、钢材减产1.5亿吨，伴随着的是这两个产业180万个职位的消失。媒体大幅报道“僵尸企业”以及需要处理中国产能过剩问题。然而，产能过剩的问题毕竟不能归咎于工人阶级：他们薪水太低了，无法负担更多消费。

习近平：“面向市场”

在2006至2012年的煤钢业荣景中，大批资本家与贪官透过这些部门投机发财，但无计划与投机性的产业扩张，留下了产能过剩的问题，2012年至今，煤价已经下跌超过50%。据报导，去年中国有90%的煤矿都有亏损，导致龙煤等公司债臺高筑。但为此付出代价的却是工人，而不是投机客。

中国经济迫切需要升级，改用对气候友善的可再生能源，摆脱石化燃料，因此需要立即扩大对绿色替代能源的投资。

中共专製政权所服务的，是在过去30年的资本主义復僻中令自己致富的亿万富翁们的利益，如今它却要我们相信，大规模关厂与消灭“僵尸企业”是唯一的出路。在3月7日礼拜一的人大会议上，习近平谈到龙煤必须“面向市场”时表明了他的态度。该公司的网站也引用了这番言论。

社会主义的立场是，工人不应为此危机付出代价。就在去年11月，龙煤在鸡西市的一个矿坑发生地底火灾，夺走21名矿工的性命。这只是其中一个例子，中国煤矿工为了造就“经济神话”而作出了千千万万的牺牲。中国煤矿业的安全纪录是全球最差的。

社会主义者主张，转型至替代能源的过程不能依靠官僚指令，而必须透过由雇员及工人社区民主计划与管理大企业、银行及天然资源。只要在新领域创造大量工作职位，就可确保转型过程中保障工作职位与薪酬水平。新领域包括太阳能、风力与波浪发电，以及绿能科技、大众运输系统的发展，还有（以兼顾环境与社会考量为原则的）都市规划与建设的崭新路线等等。城市发展和建设的路线要彻底改变，应该以环境和社会需要为基础。

救市不救人

过去一年，中共政权持续出手救市。政府基金向股市挹註超过1兆人民币，以避免金融投机客与银行遭逢更巨大的损失。但是在面对黑龙江的矿工时，中共官方却说政府“没有钱”。

双鸭山市的罢工对中国的现况而言是一个重大征兆。工人抗争数字正在急升，其中有90%的劳资冲突都跟欠薪或者欠缴民生必要开支（例如住房、退休金等）有关。

根据《中国劳工通讯》所述，中国去年有2,774次罢工，乃2014年之两倍。然而，《中国劳工通讯》的罢工数据只列入有被社群媒体报导以及极少数有被官媒报导的罢工——据信中国罢工事件的实际数字可能较此高出8倍。

包括黑龙江在内，整个东北已成为不久以前的大规模工运重新上演的舞臺。在2002年，成千上万来自煤矿业、石油业与金属产业的工人上街抗议裁员，甚至暂时成立了一个独立的工会。那场运动遭到中共残暴地镇压，工人领袖则被监禁。当时，中共政权在前总理朱镕基领导下，对国企进行大规模瘦身与私有化。1997至2002年间，一场受到全球资本家欢迎、并被中国现任的领导者们视为典范的改革，造成了大约4,000万名国企员工失业。

现在，习近平政府正在准备新一波对“僵尸企业”的瘦身与裁员，他们说这场改革会很“渐进”，并且强调不会造成朱镕基当时那么大规模的失业。在人大会议中，政府开出1,000亿人民币的“专项奖补基金”支票，用以补偿予被裁减的工人。然而，所宣布的裁员规模、以及裁员对黑龙江与东北等区域造成的毁灭性冲击相比，这些基金形同杯水车薪。

东北地区已经成了一座火药库。失业率与犯罪率都在飙升。有些城市因为年轻人外移寻找工作的关系而面临人口衰竭。对聚首人大的中共领导人而言，双鸭山市的罢工无疑是一记警钟。那些怒吼声警告着：不只是在国企改革灾情严重的东北地区，各地的工人阶级都会奋起对抗严峻的撙节。由于贫富差距跟90年代后半期相比已经进一步扩张，而全球经济也不再为经济提供新市场与成长来源，反抗的情绪可望比90年代当时更加坚定。2002年群众抗争时，在中国粗略实现过的独立工会运动，将会在未来一段时间復苏，并发展成为一股不可阻挡的力量。

中国两会：大规模裁员与失败的经济改革

从北京两会中得到什么的结论？

文森：两会只是一个传声筒，所有决定都是中共高层预先铺排好的。最近几年，两会因为成为全球富豪的俱乐部已引起註意。今年就有超过100名亿万富豪的代表出席。有报导指，在人大会议上，10位最富有代表的总资产是1,840亿美元，是美国最富有的10位国会议员的财产的100倍。

习近平和中共政权利用今年的两会，向全世界发出一个讯息——中国经济并不如外界所想像的一样差。可是现实上，中国经济气氛可谓极度糟透，各界菁英和全球资本家都非常担忧。很多中国的地区都是面对严重的压力，经济陷入困境，而对于如何执行北京製订的政策，大家都一筹莫展。中共最近进一步收紧媒体的控製，封锁经济的坏消息。这是另一个严重的警号。

仁：从两会可见，中国政府面对目前的经济危机，完全不能提供任何真正出路，而下一波对工人阶级的打击将会到来。政府在宣布裁减500万至600万国企职位。在全国人大上，政府承诺会为下岗工人发放1,000亿人民币的“安置基金”。但当地政府频临破产边缘时，这笔基金对于缓冲受影响的工人和地区来说，也只是杯水车薪。在受影响工业裏，工人连薪金也被拖欠，谁能保证这笔“安置基金”能到他们手中？

王林宇∶政府想在全国会议上表现团结，不要想争议曝露于公众面前。但自财政部部长楼继伟的发言在坊间广坊流传，他大力打击《劳动合同法》，指这法律对工人“过度保护”，令资本家身负重担。楼继伟是资本家的代言人，统治菁英中最新自由主义的一翼。这堆人将中国经济危机归咎于“工资上涨太急速”。事实上，房屋和生活必需品价格不断上升，工资上升的速度只是仅仅能追上。楼继伟的言论与整体趋势符合：中国将会发生大幅裁员、工作岗位被削减、工资被降低，工人权利被打击。

在全国人大会议上，我们听到李克强等高官指出，中国并没有 “硬着陆”的出现，你们有什么看法？

文森：中共已进入损害控製模式。习近平、李克强、中央银行行长周小川等人，都一面倒唱好中国经济，以挽回社会信心。在上海G20财政部长会议裏，中共官员很明显这样做，所以在两会裏这些言论得以延续。

中共在年初时面对历来最恶劣的股灾后，现在尝试收復失地。中国政府于两会註资支撑股巿，以免新一轮的波动会令事情不可收拾。但即使如此，在2016年中国股巿仍是自希腊之后第二表现差的。还有其他几个更严重的问题。资本空前快速地外逃，令北京更为担忧。根据《彭博行业研究》的报告指，2015年已经有1兆美元从中国逃去，可见资本家对中国经济信心崩溃，企图在其他地方寻找价值。

王林宇：中共政权正在尝试隐瞒经济问题的整个画面，他们利用堂皇的计划去抑製着危机的氛围。举例来说，两会上他们确认住房去库存（全中国数千万间）为2016年优先的任务。第三四线城巿是房产爆破最严重的地方，占全部建房工程的67%。政府主要的解决方法是，将移民工迁入这些城巿，以去库存及刺激房屋的需求。但人所共知这方法是徒劳无功，因为随着经济放缓，移民工的工资也会不断下降。今天，很多地方的移民工已经迁出城巿，因为当地已经没有工作机会了。

资本家和前房地产大亨任誌强可能反而更为“理性”，他指出，唯一方法是拆毁卖不出的房屋。事实上在部分城巿这情况已在发生。可见政府的改革计划充满内在矛盾。大部分工人薪水很低，欠缺购买力，因此产能过剩问题不能解决，也不能将中国推向内销经济。相反，政府维持增加债务以防止经济爆破，但这只会令经济陷入长期停滞，就像日本一样。

左仁：从上年六月和今年一月的股灾，已可见政府全无能力驾驭经济。他们尝试利用刺激措施──註入信贷和货币宽松措施──以避免硬着陆。这令中国更可能步入日本经济危机的后尘：高债务、增长缓慢、没有利润的僵尸企、民众因不想花费而令购买力下降。但在中国的政治製度下，这种经济危机会带来比日本1990-2000年代更严重的社会后果，可以造成革命动荡的局势。

政府正计划在钢铁和煤矿业等重工业进行大规模裁员。短期内会有何影响？工人又会作出什么反应？

左仁：近两年，工人抗争的数字正在上升。在2015年，罢工的数字是2,774宗，是2014年的两倍。差不多九成的抗争都是与欠薪、欠交社保有关。如果中共真的如之前所宣布裁减500-600万工人的话，失业率攀升会引发社会动荡，因为中共并没有资源为大量失业人士创造新职位。

然而，就在全国人大期间，黑龙江省有超过一万名矿工及其家属上街抗议。超过8万名工人半年没有支薪，被警方大力镇压。有工人手持“共产党还我们钱”的横额上街，可见工人意识正在提高，并不像以往纯痉炊愿霰鹄习寤虻胤焦僭保�而是愈来愈倾向针对党和中央政府。这批矿工来自该区最大的国有企业龙煤矿业有限公司。这公司在上年宣布裁减10万个矿工职位，矿工们过去数月一直持续抗争。

文森： 现时全国国有企业雇员总数为3,700万。中共宣布未来两三年内，国企将会裁减5-6百万人，占整体的15%。大斧已经率先向着钢铁业和煤矿业挥下去，社会保障部长尹蔚民直指这两个行业准备削减180万个职位，此外裁员的行业包括玻璃製造业、水泥和造船业。

为了防止社会动荡不稳，政府想间断地裁员和关厂，“循序渐进”地将产能过剩的企业合并。但这场在双鸭山市发生的矿工抗争，显示出矿产和钢铁业等重工业的工人都已大量面对欠薪。

黑龙江省长陆昊在两会上公然撒谎，指工人“没有减一分收入”，招致矿工抗议，迫使他承认欠薪的事实。这场抗争罕有打破中共高官在人大会议悉心营造出的梦幻世界。

资本家们现在越来越担心习近平所承诺的改革会暂缓甚至倒退。这个担心合理吗？如果是的话，又为什么会这样的呢？

左仁： 是的，所谓的改革已经暂缓了，其实这结果几乎是必然的。中共现在根本承受不了进一步的经济放缓，因为这会带来社会与政治动荡。他们在人大宣布的6.5-7%增长目标，应该会不大可能达到。但他们被迫走回旧路，註入信贷来刺激经济，让企业可以新贷抵旧债。这做法会使债务继续增加，尤其是那些已经债臺高筑的国企。因此，中共正面临两难局面，经济改革的加速会增加硬着陆的风险。所以他们现在很害怕，任何一小步的改革都需要步步为营，以防触发连锁效应，导致企业和金融的崩溃。

王林宇：简单来说，政府继续试图推动改革来克服现在的困局，但是他们的实际行动会随着状况（包括生产过度和经济疲弱的问题）而改变。他们仍旧使用“稳定增长、深化改革”的口号，但两者却越来越矛盾。中共政权内出现了分歧，有些人认为改革能够跨过这些困难，但也有人认为现在的困局其实是源自于改革本身。

文森： 那些资本家们根本不知道他们想要什么，在中国经济如是，在世界经济也如是。从他们的资本主义製度之立场来看，他们需要习近平推行结构性改革，以解决中国的金融和债务危机，而这个危机一旦爆发亦会对全球资本主义带来灾难。但有时候这“药方”可能比原本的“病”还令人难受。将大量“僵尸企业”关闭，随时会触发中国的经济的衰退或硬着陆。

我们经已看到了中国放缓对国际所带来的震荡，大家可以想像下假如中国出现衰退的话，那影响会怎么样。官方宣称中国经济增长为近7%，但已经将其经济危机输出到了巴西、智利、加拿大和那些出现过“经济奇迹”的非洲国家。

我不认为中共政权有什么大计划，他们只是见步行步，几乎隔一个星期都可以一百八十度的改变，来试图应对各个相互矛盾的压力。中共正在借来列根和戴卓尔夫人的政策，推动“供给侧改革”──增加企业税务优惠、为国有产业引入私人资本等。都不是新的玩意，不过是将旧有的改革承诺从新包装。北京想藉此来说服资本家们一切都在政府控製之下，改革将会贯彻始终。

中国的媒体审查与打压正在加剧吗？

左仁： 没错，去年七月的时候，政府进行了一次有计划的全国打压，将超过300名维权律师拘捕。另外，中共将镇压“全球化”，将身处海外的异见人士拘捕。他们在香港和泰国绑架了铜锣湾书店的店员，并迫使他们在电视上认罪。中共亦将被捕的异见人士控以“颠复国家政权罪”，这比起他们过去使用的“煽动颠复国家政权罪”更为严重，最高可能会判处无期徒刑。

文森： 在习近平领导下，中国进入了空前的专製控製。在两会之前，习近平巡视了国营媒体的办公室，并向他们训示要“爱党姓党”。现在连经济新闻和资料都需要经过北京的严密审查，而结果只会令更少人会相信官方数据。因此，过去一直受到官方容忍的商业杂誌《财新周刊》，上星期都意外地抗议官方审查，表达对政府限製经济报导的不满。经济新闻过去算是个“安全区”，相对能够容纳较开放的辩论和异见，因为如果连这个都封锁的话，中共将会犯下更严重的错误。

习近平的政策不但不代表他的强大和自信，而是完全相反。他所进行的高级别清党，对律师与NGO的打压，显示对政局不稳的畏惧。来年将会举行中共十九大，而各个派别经已为政治分赃作出准备，习近平当然希望巩固自己的支持来避免敌对派别的反扑。

中共为什么要加大镇压？

王：      因为中正面对着急速的经济下滑，而工人罢工和抗议事件的数字则不断攀升。今天中国社会有很强烈的仇富情绪。中共需要增加打压来防止工人和群众组织起独立势力。政治上来说，这个政权十分不稳，内部严重分裂。当统治菁英公开分裂的话，群众就会更有信心反抗了。

左仁： 习近平也透过镇压来将军权、警权和监控部门权力集于一身。他要加强对这些党国机器的控製。另外，中共在煽动民族主义来转移民众的不满，他们指控那些维权律师和NGO为“西方势力”，企图在对抗西方国家的名义下让人民“团结”起来。

文森： 打压加剧的主因是国家内出现潜在的分裂，再者就是对群众抗争爆发的畏惧。政权害怕一旦一块细小的砖石掉下来，整座高墙就会倒塌。整个社会的各阶层都充满了压力，甚至包括菁英阶层之中，这些压力随时会失控爆炸。当然，这自身也是矛盾的：中共越加大镇压，未来的社会爆炸的威力则越大。与中共的经济政策一样，其政治路线只会使到及后的问题更严重。但对于他们来说，危机晚来要比早来好。

访问山东工人：经济危机中的中国

2007年美国金融危机引发世界性的资本主义危机，作为全球资本主义链条中的中国亦不能幸免，各类社会矛盾空前激化，中共统集团使出浑身解数试图化解危机，但仍不能实现目的。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工人阶级生活水平进一步下降，阶级斗争水平逐步提高。在这此背景下中国劳工论坛采访了居住在山东省中部城市的一个工人P先生。

访问员：余夏（中国劳工论坛）
受访者：P先生（山东省中部城市工人）

P先生是一名在石化系统工作的工人，他用亲身体验讲述了他所经历的经济危机以及当地工人阶级的斗争情况。

余夏：在你所居住的城市裏，您感觉到经济强劲还是衰退，普通人的生活怎么样？

P先生：我们这裏是内陆，经济整体水平比不上胶东沿海地区，而且早就开始衰败。第一，给我感觉最明显的是烂尾楼开始多了，很多住宅项目停工，形成烂尾；第二，失业率上升，下岗失业的人越来越多，工作不好找； 第三，工资水平在不断地下降，月收入普遍低于三千元；第四，通货膨胀严重，价格飞涨。我们这裏芹菜，小油菜的价格大约八元每公斤，西红柿的价格大约九元每公斤，很一般的猪肉价格超过三十元每公斤，牛肉大约六十元每公斤。

余夏：政府发布消息要削减钢铁煤炭等产业的产能，这意味着在未来的几年内将有数以百万计的的工人失业，你和你的工友是否担心失业，或者未来工作不稳定？

P先生：目前很多企业在裁员，大家都很害怕，害怕失去工作而生活没有着落。
余夏：年轻人就业情况怎么样？在传统製造业衰退的情况下，服务业是否给年轻人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

P先生：没有社会背景家庭的孩子就业非常困难，而且即使就业工资水平也很低。我有一个工友，他的儿子07年大学毕业，找到了一份化工厂的工作，月薪一千三百元。一千三百元怎么生活？住房、结婚都没有着落，普通人孩子大学毕业大多这样。

服务业为年轻人提供就业机会？年轻人只能去一些饭店打工，月薪一两千元，一天工作超过十个小时，一周只能休息一天，不仅如此，拖欠工资的情况经常发生。

余夏：中国的整体工资水平在过去十年内增长很快，但通货膨胀率也高居不下，生活成本特别是住房价格不断上涨，对于你和你的工友而言工资是否可以维持一个相对良好的生活吗？

P先生：不能。刚才我讲过工资是增长了，但赶不上物价上涨的速度。对于我而言，我和妻子都有工作，工资尚能维持温饱。这不是因为我在经济效益相对好的企业工作，而是我赶上了福利分房的末班车——1995年我分到了一套住房。正是这个原因，我才避免成为房奴，生活才相对好一些，其他买房还贷款的工友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只能勉强维持生活。

余夏：中国工人不断抗争，2015年在建筑业和製造业的工人有很多罢工行动。你身边的工友是否有人讨论这些事件？你认为未来是否会有更多的更多的罢工吗？

P先生：我去我们这边的煤矿，也下过矿井。矿井裏的工作条件非常恶劣，在很多巷道只能容下一个人，就这样井下作业工人月薪也仅仅四千元。如果煤矿被关闭，工人失去饭碗，罢工是肯定的。不仅如此，前些年我们这边的牵引电机厂、水泵厂等企业裁员，下岗工人就上街抗议游行，很多工友议论这些事情。我想随着工业企业不断倒闭，工人逐渐失去工作，罢工、抗议等抗争会越来越多。

中国：记者贾葭被捕　传媒气候暗无天日

三月十五日，三十五岁的自由撰稿人贾葭登上北京飞往香港的航班时被警方逮捕。他的朋友们相信他的失踪和被拘留同一份流传在社交媒体上呼吁习近平辞职的公开信有关。一封署名为「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的公开信，最初在今年三月五日于《参与网》发表。发表日期同中共召开「两会」的敏感时期相吻合。

中共政权正正经历空前的经济困境，准备裁减数百万国有企业工人，同时继续对异见进行打击──无论是现实存在的，还是他们想像出来的。习近平向官媒发出「姓党丶爱党丶护党丶为党」的指示，连中共内部的菁英也掀起了不满。由于经济正在脱离正确轨道，中共党国机器内部的紧张气氛日益增长。比起经济事务，当前的最高领导层似乎更加擅长将镇压不断升级。

菁英阶层抗议审查

地产大亨任誌强的微博拥有三千七百万粉丝，在他发帖批评习近平打压媒体后其微博被封锁。任誌强是中共党员和北京市政协委员，他因暗示需要一点点媒体独立，而被当局指控「鼓吹推墙」和「主张推翻党领导」。

作为中共新自由主义派别代言人的《财新网》，在采访广东全国政协委员蒋洪时也陷入了新闻审查的麻烦。蒋洪委员抱怨道，即使在政权内部，言论空间都已被掐死。蒋洪向《财新网》记者说道，「某些事件」给两会头上阴影，令与会者「有些迷茫」，「希望少讲些话」。但是采访稿件被打为「非法」，被审查人员移除，引发了《财新网》编辑人员罕见的抗议。

「伴随着明年中共十九大倒数，中共高层的斗争正在加剧。习近平要在十九大提拔他的支持者进入领导位置，以巩固他的控製。中国劳工论坛的文森特·科洛解释道：「我们正在看到统治菁英分裂的迹象，而且在下一阶段分裂会加剧。无论习近平采取什麽样的措施都于事无补。」

习近平发动了近几十年来最风雷厉行的反腐运动，借此成功的巩固了他的权力。但经济不断恶化，无疑会鼓励他的敌对派系给他製造阻力。当局计划将「僵尸企业」关闭，将涉及六百万人失业，令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矛盾也变得更为尖锐。

一系列的失踪事件

在官媒《无界传媒》重新刊登一封呼吁习近平辞职的公开信后，贾葭试图提醒该报担任编辑的前同事。及后贾就被捕。这封匿名的公开信批评习近平处理经济的能力和方式，并指出越来越多的党内派系反对他收紧党内言论，并指责习近平纵容「个人崇拜」和搞「一言党」。

贾葭的律师燕薪告诉《路透社》记者：「贾葭已经告诉我他同那封信没有任何联系」。最初的报道称《无界传媒》的网站遭到黑客入侵，尽管后来又否认。

据贾的朋友表示，贾葭的妻子称周二晚间（三月十五日）贾葭在北京机场打电话说他要飞往香港。但是他登上飞机之前被警方抓捕。三月二十日，贾葭的律师发表一份声明，确认三月十五日贾葭在北京国际机场被北京市公安局带走。

贾葭有可能同那封公开信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当局试图从他身上获得更多的资料，例如谁涉及那封信件。这样的话，当局很可能会进一步抓捕更多人。

事件是中国国安机关再次镇压异见者的新案例。在过去的六个月裏，习近平的镇压范围超出了中国的管辖权而波及到国外，甚至波及到外国公民。较早前，五名出版揭露中共领导人私生活书籍的出版商神秘失踪。他们居于香港，其中两人拥有外国国籍。不久，他们在电视画面前「认罪」。强迫受害者认罪是当局日趋普遍使用的政治工具。

中国法律规定警方在执行刑事拘留二十四小时内通知犯罪嫌疑人的家属，除非案件涉及国家安全。但是，在上述案件中警方并没有按照法律规定执行，国家公权力滥用每天都发生在中国。

贾葭被拘留事件是习近平专製统治阴霾下的新篇章。这些反民主的举措，是为了让习近平消除一切阻碍他推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力量，让工人阶级失业和降薪，承担经济危机及中共盲目亲资政策的后果。但是，习近平政权的所作所为，来自其忐忑不安而不是自身力量。他走的道路只会引发大规模的社会和政治动荡。

河北省唐山国丰钢铁公司工人抗争

今年3月16日，河北省唐山国丰钢铁公司通知其客户自3月29日起该公司北生产区全面停产。与此同时，该公司单方面宣布解除与四千名工人的劳动合同，一年工龄补偿一个月工资。

资方突然宣布解除劳动合同激起了广大工人的愤怒，自4月5日起数千工人聚集连续三天在该公司办公楼前抗议裁员计划，当地警方拉起了警戒线禁止工人进入公司的办公区域，工人数度堵塞交通表达对资方和警方的愤怒。至今为止工人们的诉求仍然没有结果。

自2015年下半年起，河北省唐山地区开始实施一项消减1,500万吨钢铁产能的计划，这将导致数万钢铁工人失业。随着大规模的工人失业，原有的企业拖欠工人工资、欠交养老保险等矛盾随之爆发，该地区的阶级斗争水平将进一步提高。

中国经济渡过了最坏时期了吗？

诺丁汉大学教授曾锐生认为，中共当局“正在进入危险区”。他向《南华早报》表示，三月份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显示出（中共）软弱与焦虑的迹象”。我们认为这观点是正确的。黑龙江煤矿工人罢工像一道闪电划破全国人大的上空，警告危机正在来临，这成为习近平上臺后最重要的事件之一。

习近平并不像媒体所讲一般是稳如泰山的“强人”，相反其地位受到了挑战。经济危机进一步加剧了中共高层的紧张局势， 并削弱了习近平政策的公信力。在一家有官方背景的网站上， 曾短暂地出现一封要求习近平下臺的公开信，署名为“忠实的中国共产党员”；随后中共展开疯狂的逮捕和镇压。信件可能出自中共反习派系之手。明年中共十九大将会替换政治局七个现任常委中的五个，届时党内权斗很可能会浮现出来。

无可避免的衰退

尽管四月份的经济数据没有那么糟糕，而且政府合力发放好消息，宣扬首季6.7%的经济增长是“好开始”，但是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依然低迷，而北京的经济数据是历来最不可信赖的。这不完全是中国的问题，而反映出全球资本主义已经进入了死胡同，经受着其历史上最严重的潜在危机。只是因为有政府大力介入，各国央行前所未有的大量印钞，才得以避免全球金融危机引发1930年代那样的大萧条。但是，大萧条的噩梦还是可能成真的。在2007-2015年间，全球债务增加了57万亿美元，相当于中国经济总量的五倍。这是一个中国自身问题的一个倒映。而随着全球增长速度降低到零，债务水平会继续上升。

信贷膨胀创下纪录

中共当局无法摆脱它自己製造的经济困境。在资本主义的框架内，中国必须进行痛苦的、像政治炸弹一样的产业重组，否则庞大的债务不可避免会引爆金融危机。正如我们在本期杂誌中解释道，人们还有其他出路，也就是民主社会主义经济计划的出路。但是，这个替代方案是无法为中共当局所理解的。相反，政府求助于增加债务，从而避免GDP骤跌。这不过是为未来製造更大的问题。

復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李维森将政府的政策比喻为“抽吸鸦片以看起来健康”。今年首季银行扩张了4.61万亿人民币信贷， 超过了2009年首季时政府刺激方案的4.58万亿。

“北京当局正在以出卖灵魂的方式争取时间，令危险与月具增。”英国《每日邮报》的国际商业版编辑安布罗斯·埃文斯·普裏查德（Ambrose Evans-Pritchard）写道：“连中国也不能在金融危机中免疫，即便银行系统是共产党政府的一支臂膀。我一直认为，中国最终会陷入经济停滞，像日本一样感染慢性病毒。就算这样想也还是太乐观了。”

香港：北京的计时炸弹

中国的经济动荡会对香港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令政治意识改变的速度进一步加快。香港的政治版图正在加速破裂。可惜目前没有工人阶级的政治声音将反抗力量团结起来。

梁振英时代对于统治阶级来说是一场大灾难，北京当局可能决定让他在2017年下臺。雨伞运动由于欠缺领导和革命策略而未能实现变革。这场斗争的经验令人沮丧，但同时群众还是对政府怀有强烈敌意。

梁振英“胜利”后，动摇了从前相对稳固的泛民建製两派局面，第三力量的冒起令非民选的亲中共集团更难统治香港。港独思想（不只是“本土主义”）不再被边缘化，而变成北京的定时炸弹。

为了应对新的挑战，并满足建立强而有力的社会主义替代的迫切需求，我们改变了《社会主义者》杂誌的格式，为增加投稿人和扩大议题提供空间，也反映了我们组织在过去一年中的发展——支持者和同情者人数增加。不要袖手旁观了！

减薪裁员不会扩大需求，经济陷于两难

3月10日，武汉钢铁集团公司董事长在人民网的一档访谈节目中表示，这家成立于1958年的国有控股企业将裁员4-5万人，相当于现有人数的一半。此前有媒体报道称，武钢集团已经辞退了大量劳务派遣工。武钢工人的悲剧只是中国目前所处的困境的一个缩影。据路透社报道，中共政府准备在未来两三年内裁减约600万国企员工，这些人集中于煤炭、钢铁、水泥等产能过剩行业。不得不放弃一部分一向被视为“重中之重”的维稳需要，说明中共官僚对于目前的经济状况远不如他们公开表示的那么乐观。

经济困局

“改革开放”之后，中共政府越来越依赖投资和出口拉动经济增长。2013年的一篇研究报告指出，在1981-1989年间，固定资本形成对GDP增长的作用为11.7%，而在接下来的10年裏，这个数字增加到了40.3%。另一方面，劳动报酬占在GDP比重则从1983年的56.5%下降到2005年的36.7%。《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在2007年10月一篇文章中指出，“许多国家都经历劳动力收入份额的减少，但没有那个地方像中国下降的幅度那么大。”消费不足的问题在2008年经济危机后更加严重了。出口衰退迫使中共政府在国内市场上推出大规模刺激方案，以避免经济的立即崩溃——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了GDP的比例也从2005年的47.75%上升到2015年的83.05%。这的确取得了显着的效果，但是因为世界经济迟迟无法復苏，由此产生的债务和产能过剩问题也越来越沉重地压在中国——尤其是中国工人——身上。中国钢铁工业协会的数据显示，其会员企业在去年亏损了645.35亿元人民币，亏损企业占总数的一半。而煤炭行业的亏损面则高达95%，90家大型煤炭企业的利润较2014年下降了91%。为了应付日渐临界点的经济紧张局势，中共官僚试图将危机转嫁给基层工人。尽管他们宣布会拨款1000亿用来安置煤炭和钢铁行业的下岗工人，但是在腐败的政治环境下，工人所能获得的实际补偿只会少之又少。

供给侧改革

通过刺激传统行业——也就是官方所说的“扩大总需求”——来挽救经济已经不可能了，中共官僚又提出了供给侧改革的方案，意即将经济增长动力转向高科技产业和服务业。为了给这个方案提供依据，他们甚至无视资本主义已经復辟的事实，自欺欺人地声称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观察者网，2016年3月）。与官方宣传相反，凯度（Kantar）消费者指数表明，今年年初中国50大零售商的销售额下降了6%；路透社（3月16日）则指出，“富裕的中产家庭从高档产品转向更平价的品牌，普通收入家庭甚至减少基本必需品的支出”。这些都说明问题不在于“落后的社会生产”，而在于被持续恶化的经济状况进一步削弱了的底层群众乃至中产阶级的消费能力。很明显，疲软的国内市场无法支撑起大到足够挽救中国经济和中共政府的新兴产业，更何况楼继伟在3月7日的讲话表明工资的增长速度将会受到限製——此前广东省已经率先宣布将最低工资标准冻结两年。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的供给侧改革只会使新兴产业沦为房地产和股票那样的金融投机场所，加剧经济泡沫化，而无助于解决工人群众越来越困难的处境。

金融资本

尽管受到坏账的拖累，2015年中国金融业经济增加值仍然上升了15.9%，居各行业之首。根据美国《财富》杂誌于同年年7月公布的世界500强企业名单，全球利润最高的10家企业中有4家来自中国，分别是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同时工商银行的利润也是这500家企业之中最高的；在前50的名单中有12家来自中国，其中又有一半是大型商业银行。另外，入围中国服务业企业500强名单的41家银行的利润占500家企业总利润的67.62%——从中人们可以看出中国服务业发展的真相。随着负债率的飙升，全国利息支出占GDP的比重从2008年的9%上升到2015年的17%。金融机构不断从本就虚弱的实体经济中抽取大量资金，并通过正规和非正规（例如影子银行）渠道进行疯狂投机。据估计，在2015年股灾前，各银行投入股市的资金总量高达4万亿；银行将巨额超发货币通过贷款投入房地产市场，引发一线城市房价继续上涨；在政府支持下兴起的P2P金融工具沦为庞式骗局，仅e租宝非法集资案就涉及500亿元人民币。泛滥的金融投机在帮助中共政府营造了经济依然繁荣的假象，但这种情况在不断增大的经济压力下无法持续很久——无论从其自身来说，还是从对实体经济利润的榨取来说，它都在加速自身和整体经济的崩溃时刻的到来。

什么是“供给侧经济学”？

政府用「供给经济学」的口号将经济改革重新包装。此一口号的灵感来自于1980年代英国的撒切尔夫人，与她在美国的识形态盟友裏根。

私有化、减少政府管製、增加失业、替大企业减税，都是西方供给侧经济学的特色。中国的领导班子可能不会照抄所有政策细节。撒切尔与裏根打击并箝製工会，但这项工作在中国早已完成了，独立的民主工会在中国早已被禁止。

撒切尔与裏根受到中共精英的祟拜，被视为不妥协、不退缩的「改革者」。财政部经济学家贾康在《纽约时报》发表的评论（2016年3月3日）表露了此一观点：「撒切尔和裏根获得好很高的评价，因为事实证明，他们在极大的压力下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中共政权以「传播西方价值」为由大量逮捕异议者，这在去年特别严重。然而，北京财政部那些撒切尔主义、裏根主义的经济学家，才是「西方价值」的最大粉丝。在撒切尔与裏根的故乡，他们反而因为造成贫者益贫、富者益富而招致憎恶。

各地满目疮痍

在1980、90年代期间，西方国家诸多地区受到供给侧经济所摧残，重工业大规模倒闭，至今仍深受其后续效应所影响。「甚至连已开发国家，也很难在20、30年前因矿业与製造业倒闭而大量失业的地方，增加服务业的就业机会。」伦敦国王学院的东亚经济专家拉蒙．帕多(Ramon Pacheco Pardo)说道。

如同工国委（CWI）支持者与《社会主义者》杂誌所警告过，习近平与中共领导层的走资改革政策是一条通往灾难之路。如果完全实施这些政策，带来的可能是一场经济萧条与硬着陆。

「毒学校」灾难遍怖全国

据央视报道，自2015年底常州外国语学校搬入新址后，该校大量学生出现不良反应。经过体检，641名学生中有493人被发现患有皮炎丶湿疹丶支气管炎等疾病，其中更有人罹患淋巴癌和白血病。检验发现该校土壤中有毒致癌物严重超标，而且建设学校时也使用了受到严重汙染的地下水。曾在附近化工厂工作的工人称，这些有毒物质很可能是来自化工厂搬迁时掩埋的废物。随后不久江苏海安也曝出类似的「毒学校」事件。家长的抗议和公众的关註迫使中共政府展开新一轮全国土壤汙染调查，而上次的调查已是在5年前——调查报告直到2014才得以公布。有评论人士认为此次调查报告永远不会公布，因为它很可能引发大范围恐慌。根据《金融时报》的报道，清理这样的有毒土地要耗费7万亿元人民币。2008年危机以来，中共政府实施了规模数万亿的刺激方案，造成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但是「向钱看」的官僚们并不愿意将这些资金用来保护人民的健康。

由于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汙染问题的加重，公众日益关註环境问题。自2012年以来，环保抗议数量激增。政府一直声称环境治理已经取得进步，但重大汙染事件层出不穷，同时要求改善环境的群众抗议大多受到严厉镇压。去年6月，上海市金山区数千名居民在区政府外抗议，反对在本区建设PX化工厂。有报道称，当时警察逮捕了至少三巴士的抗议者。社会主义者支持反汙染的群众运动，但是我们也认为目前要求转移汙染企业的邻避运动不足以真正解决环境问题。这一点在常州「毒学校」事件中已经很明显。《金融时报》亦指出，尽管北京丶上海等地的空气质量有所改善，但汙染正在中西部转移。社会主义者支持灾区居民丶化工厂工人以及相关人士组成独立调查委员会，彻查事件真相丶惩罚相关企业及地方政府，赔偿予受灾居民及其家属。我们支持实行由工人民主控製和管理的绿色生产，才能消灭为追逐利润而带来的疯狂汙染。这必须以民主计划经济的製度来实现。

悼念六四天安门屠杀二十七周年

今年是六四屠杀二十七周年，我们在此悼念当年在北京被残杀的工人及学生。1989年是中国濒临革命的一年，与今天中国的局势仍有重大关联。

习近平正严厉打压国内反对派，不容有任何的生存空间（无论是真实的或者是幻想的），包括一系列的海外非法绑架。打压加剧与习近平的“供给侧改革”政策有着密切关系，政府将会严重打击工人的工资和岗位，并使高达六百万国企工人下岗，因此搜捕工运分子和罢工组织者。

从八九运动得到的一个重要教训，就是只有革命斗争才能推翻中共暴政。可惜许多今天的民运领袖却无视这个结论，宁愿寄望能从中共手中得到“循序渐进的改革”。在香港，这条“改革”路线在过去三十年中屡试屡败。而若果这个策略在“特别”历史背景下的香港都不能够成功，那又如何在全中国实现呢？

面对学生和工人空前规模的示威，邓小平及中共在八九选择了血腥屠城。在6月3日晚上，解放军嗜血成性，残杀了过千民众，实际死伤数字至今仍然不明。政府宣称有241人死亡，而当中只有36个是学生。这个数字明显被当局严重低估以掩盖真相。中国红十字会曾表示有2600人死亡，但后来撤回了有关消息。而在六四后，全国各地有数以万计的民众被逮捕、数以百计的人被处死。时任美国驻华大使洛德称，邓小平利用大规模的国家恐怖来向全世界“表明立场”。

在屠城前夕，首都的群众民主集会已经过了高潮，并且开始消退。发起运动的学生们身心疲累，而且也不知道如何让运动再往前走。新的群体，尤其是青年工人、中学生和城市青年越来越成为了运动的主要参与者。在5月学生发起绝食抗议之后，运动变得更无产阶级。尤其是在政权于5月20日宣布戒严之后，新成立的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则成为了一股重要力量。

当时全国的群众运动仍在凝聚动力，邓小平及中共强硬派决定强硬镇压，以向各省群众製造震慑效应。当时中国有过百城市发生群众抗议。甚至在六四之后，运动依然在许多城市持续，并发起游行示威、堵塞铁路、号召总罢工。有一点非常重要：当时的运动是一场发展中的革命，而并非像香港泛民领袖形容的“希望政府聆听人民声音”。

在这场革命运动期间，民众摆脱了对专製政府的恐惧，并感到自己有能力透过集体行动带来改变。另一方面，政权内部亦严重分裂，濒临崩溃。邓小平后来决定采取最激烈的镇压，目的之一是向党内的敌对派别发出警告。

群众想要一个新政权，结束独裁製度、结束腐败，并取替那些“只让一小撮人富起来”的亲资本主义改革政策。但是八九革命运动却缺乏一个关键因素：一套清晰的革命纲领，以及一个由工人社会主义政党形成的领导层来引领斗争前进。

群众运动的命运可以说是总围绕着一条重要问题：下一步该如何走？革命不等人，只是纯粹地占领广场并不足够。这个问题将会决定旧势力会否被推翻，并被新力量所取代，抑或是旧势力能够卷土重来，并摧毁运动所代表的一切力量。

在中国劳工论坛2009年出版的《天安门1989──震撼世界的七周》一书中，我们解释道：

“当时的状况，是需要召开一个真正的人民革命会议，由全民自由选举代表，并开放让所有政党参与。”

这项工作应该连结到去号召发动总罢工、动员已经开始自我组织的工人阶级，并组织人民自卫委员会来争取基层军警倒戈，以及保卫民众和新生的独立组织。当时的军队已经严重分裂，因此这完全有可能成功。

另外，实现工人对工厂的民主管控也是必要的，并需要真正民主的社会计划来解决官僚製度管理不当所带来的社会危机，并防止像邓小平改革那样的资本主义復辟。

八九悲剧发生的原因，是民众未了解当时必然是一场殊死斗争，只有中共却知道这一点。若要民众完全触摸到斗争的局势，则必须要有一个具组织性的力量──革命政党。无论民众的自发性如何重要，单靠自发还是不足够的。

邓小平政权正正得益于学生领袖的犹疑──学生要避免运动“过火”，并认为运动的目的不是要推翻中共，而是向中共的开明派官僚施压。

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在2004年的一次访问中表示对邓小平的支持：“如果要我开枪杀死20万学生来换取中国免于一百年的乱世，那就去做吧。”国家恐怖可以维稳，中共官方舆论现今重复着这一荒谬理论，以阻吓欲求改变製度的群众。

李光耀的言论可能有点过于率直，但当1989后的中国走资本主义的局面明朗后，世界大部分的资本主义政府都收敛了对屠城的“震怒”。在屠城之后，欧美一度向中国实施製裁，但都很快地取消了，取而代之的是各个跨国企业纷纷进入中国，以享受其亲商政策以及无工会保障的低廉劳动力。

今天的中国与1989年时一样，都在面对严峻的经济危机。习近平政权内部亦出现分裂。《人民日报》5月9日的社论更突显了政权内部就经济政策的分歧，当中的“权威人士”（可能是习近平自己）警告中国未来的经济趋势很可能会是“L”形的。这个神秘人物指出，若果政府政策继续依赖借贷来推动增长，将会“引发系统性的金融危机”。在外界对于中共经济政策的信心低下之际，此篇社论犹如重磅炸弹。

北京当局现在陷入恶性循环，一方面要製造新的泡沫（主要在房产和商品市场）来减轻因旧泡沫爆破（如股市）造成的压力。但同时间，现在又有越来越多的工人、青年甚至中产上街抗议政府政策。工人罢工的数字在过去十二个月间大幅增加了超过一倍。

中国群众斗争正再萌芽，我们必须学习历史上的重要教训，尤其是功亏一篑的八九革命。为了重建斗争，我们必须汲取教训，并确保工人阶级下次能够得到正确的纲领与组织。

限製境外NGO　中共收紧社会控製

今年4月，《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获得通过，将于2017年1月1日正式实施。该法禁止外国NGO在华从事或者资助政治活动，旨在打击人权及宗教等组织——此前已有瑞典人权活动人士彼得·达林因被控「危害中国国家安全」而遭到逮捕和驱逐。根据该法，警察有权搜查外国NGO的住所和活动场所；询问相关单位和个人；查阅和没收文件；查封或扣押场所丶设施及财物。根据以往经验可知，中共政府一贯对包括劳工维权人士和民主人士在内的反对力量冠以「危害国家安全」或「颠复国家政权」等罪名。因此该法声称是为了「保护境外非政府组织的合法权益」，实则是为了更加便利地打击反对力量，无异于中共政府试图在香港通过的廿三条法案。有报道称，该部法律将迫使大量境外NGO撤离中国。

目前已有国际人权组织呼吁中共政府撤销该部法律，但显然是徒劳。随着经济增速放缓，统治基础被削弱，习近平政府担心活跃的民间力量将鼓励群众采取更多的反抗行动，因而竭力收紧社会控製。在效彷俄罗斯立法限製外国NGO之前，中共政府已经开始镇压包括劳工维权组织在内的国内NGO。去年12月，包括曾飞洋丶朱小梅丶何晓波在内的多名劳工维权人士被捕，并遭到官方媒体的恶意诽谤。尽管NGO的斗争手法并不能带来重大的改变，而仅仅资产阶级民主权利也不能够使劳动群众获得真正的公平正义。但我们支持一切的结社权，才能让劳动者有更大的组织空间。我们主张群众组织的活动资金应由工人会议民主分配。要想实现这一点，必须依靠工人群众的团结斗争，挑战中共独裁政权以及资本主义製度。

一带一路——中华帝国主义的崛起

根据《环球时报》于5月12日的的消息，发改委可能将于本月13日后从《境外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办法》中删除「投资额20亿美元以上敏感项目需国务院核准」这一条规定。根据同一篇报道，中国公司今年已经在全球达成了1108亿美元的收购协议，超过去年全年的规模。在经济危机中上臺习近平竭力推动过剩产能和过剩资本的外输。尽管官方一直声称此举将促进全球经济的繁荣，但从中得利的不过是中共政府以及顺从它的各国资产阶级。面对中华帝国主义的扩张企图，全世界工人阶级只有团结反抗资本主义製度，才能摆脱贫穷和战争的威胁。

从「韬光养晦」到「海外扩张」

2008年经济危机后，中国的出口市场被削弱，而被长久压抑的国内消费能力无力满足庞大资本的逐利需要。习近平政府曾试图通过提高工人收入来扩大内需，但这已经遭到资产阶级及其在政府中的代理人的反对。此时经济增长放缓并非因为投资不足，而是资产阶级找不到可以获利的投资领域——当然，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不会愿意用这些资金提高工农群众的生活水平。但是急于自救的中共政府向市场註入大量流动性，以避免经济增速暴跌和由此可能产生的政治动荡。这无异于抱薪救火，令资本过剩问题更加严重，并使之转化为过剩产能丶巨额债务以及房地产和股票市场的泡沫。「宏观调控神话」已经逐渐破灭。更重要的是，随着政府应对手段的枯竭，任何一场小规模震荡都可能引发经济全面崩溃，进而威胁中共政府的统治。习近平接手中共政权后立即提出以「一带一路」为核心的大规模海外投资方案，其目的就是开拓海外市场以输出过剩的产能和资本。正如19世纪英国帝国主义狂热分子塞西尔·罗德斯所说：「帝国主义就是吃饭问题。要是你不希望发生内战，你就应当成为帝国主义者。」这也是转向资本主义的中共政府不得不遵从的历史规律，无论它用怎样巧妙的语言来掩饰真实目的。

铁路外交

早在2014年，《澎湃新闻网》刊登的一篇文章就指出：「如今只要在非洲投资丶经营，就不可能避开中国修的公路丶电站和会展中心」。这番论述如实反映了中国政府的海外基建规模及其影响，其中铁路建设值得特别关註。2014年7月，习近平在访问拉美时表示，中国丶巴西和秘鲁将修建连接太平洋与大西洋的「两洋铁路」，从而将「一带一路」延伸至拉美地区。该铁路总长约5000公裏，其中3000公裏属于新建线路，项目预算高达600亿美元。目前正在由中国公司修建的东非铁路全长2700公裏，造价250亿美元。建成后，该铁路将连接沿海和内陆地区，成为非洲的「经济大动脉」。这些项目大多从中国（政策银行丶部分商业银行和私募基金）获取贷款，修建铁路并出口相关的设备和技术也为中国公司提供了大笔利润，但中国政府努力推动铁路外交的目的显然不止于此。列宁在20世纪初时曾指出，资本主义将修建铁路同整个生产资料私有製联系起来，并把这种建筑事业变成对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和帝国主义国家的雇佣工人进行压迫的工具。尽管现代高速公路的发展已经使铁路在国内和国际贸易中不那麽重要，但在中亚丶东南亚丶非洲和拉美等相对落后地区，中国资本仍在沿着新建铁路扩展自己的「新领土」。《亚洲财经》于去年的一篇报道中指出：「中国在承建铁路的同时，将获取铁路沿线周边的土地开发丶资源勘探丶港口建设等高附加值的业务。」更重要的是，包括铁路在内的基础设施建设将便利中国资本家在这裏开办工厂丶采掘矿石丶运送大宗货物，而且他们将凭借中国政府的影响力而获得当地政府的优惠政策。同时建设本身也带动了中国金融资本的全球运作，进而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

全球金融网络

据《财新网》报道，2015年深圳全市新发房地产贷款高达2200亿元人民币，推动房价飙升。大量资金短期内在房地产和股市之间游走，一次次导致市场泡沫的产生和破灭，说明受过剩产能拖累的中国已经缺乏现实的投资领域。标普分析师预计，随着经济增速放缓，2016年中国大型银行的平均资产回报率将下跌至0.6%-0.8%。与此同时，商业银行的坏账率已经上升到11年来的最高水平，令部分银行的不良拨备复盖率（衡量银行财务风险的指标）逼近警戒线——此前标普和穆迪已经下调了四家银行的评级展望。随着更多的不良贷款浮出水面，银行业的违约风险将会更加明显。对于重病缠身的中国经济来说，债务违约很可能是引发全面崩溃的导火索。因此金融资本与中共政府迫切需要找到新的投资场所以抵消不良贷款的风险。包括「一带一路」在内的大规模海外投资计划就是他们抓住的救命稻草。2015年，中国商业银行平均净利润增长率不足3%——世界第一大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仅增长了0.5%——但是它们的境外机构却保持着10%以上的增长速度。截至2015年底，工商银行已经在「一带一路」沿线的18个国家设立了123个分支机构——此前它已经通过控股非洲最大的银行南非标准银行渗透入20个非洲国家。凭借不断增加的海外分支机构，工商银行已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2208亿美元，超过了亚投行的初始资金。此外有报道称，该行在拉美发放的贷款规模已经超过了世界银行和美洲开发银行的总和。工商银行的扩张行动只是中国过剩资本涌向全球市场的一个缩影。金融资本积极向外发放贷款并涉足当地资本市场，不仅帮助中国企业从海外攫取利润和股权，而且利用涌向世界的资本洪流建立起全球人民币网络。相比于基础建设，金融集团以及国际化的人民币更能保证中共以隐蔽的方式对当地资产阶级政府施加长期的影响和控製。

中国秩序

在危机中启航的中华帝国主义正在向美日欧等老牌帝国主义国家索取与自己经济规模相当的海外势力范围。尽管英国等欧洲国家表示愿意同中国合作——由于它们相对较弱的经济实力和对美国的失望与敌意——但逐渐激化的南海问题说明中共政府的扩张计划必然会加剧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冲突。但是比起美日的阻挠，中共政府未来所面临的更大的问题可能是「新领地」的社会局势。2008年经济危机后，各国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和生活水平下降引发了此起彼伏的反资本主义群众斗争和政坛动荡。这些都威胁到中国企业在当地的运作。2015年希腊激进左翼联盟上臺后，比雷埃夫斯港私有化计划曾一度被搁置;本月巴西亲华总统罗塞夫遭到弹劾，据估计中国的投资计划很可能会受到影响。更重要的是，随着经济日益受到中国控製，群众怒火不可避免地会直接指向与本国政府相勾结的中国资产阶级——正如将大规模投资的经济模式带向世界，中共政府也会试图在势力范围内削弱他所厌恶的福利製度和资产阶级民主，以建立起本国那样反工人的专製统治。2015年发表的《中国的军事战略》白皮书首次向军队提出了「维护海外利益」的任务，表明习近平正在试图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保证扩张计划的顺利实施。尽管至少目前中共政府不太可能派遣军队，但是它会采取间接的方式压製反资本主义群众运动，例如操纵当地政府或者进行经济威胁。中国的扩张并非如一些民族主义者所说，能够使世界人民摆脱美国帝国主义的掌控。相反，这只不过是一个伪善的后进帝国主义国家的崛起。

乌坎2.0：抗议再在农村爆发

广东省乌坎又一次成为世界焦点。将近五年前，这个村子掀起一场历史性的斗争，反抗腐败的土地交易和当地官员的专製统治，并似乎从中国当局那裏赢得了些许让步。在本文撰稿之时，乌坎已经再次爆发抗议。虽然结局如何还是言之尚早，但我们仍能从本次和上次的斗争中学到重要的经验教训——为了在中国组织成功的群众斗争，我们需要加以讨论和运用这些经验。

6月17日当局展开镇压，乌坎村村民为了抵抗而再次上街。陆丰市当局派出400名警察，在17日夜间逮捕了72岁的民选村委主任林祖恋。在逮捕过程中，他68岁的妻子杨珍被警察推到在地。现在林祖恋面临受贿罪指控，但当地村民斥之为谎言。一名微博用户质疑，为什么官方派出强大警力去逮捕一个“70多岁的老人”？

林祖恋被捕后，三千多名村民举行了示威抗议。当局加紧镇压，在村内形成国家紧急状态，使用无人机监视村内局势，逮捕其他被怀疑为“团伙头目”的人，林祖恋的孙子林立义亦被补，乌坎随之而来爆发了更多的游行。中共官员指责《苹果日报》等境外媒体煽动抗议。国家宣传机关一贯用“境外干涉”的说辞来搪塞“群体性事件”，而不愿承认抗议者有合理诉求——反对镇压构陷、非法侵占土地以及政府官员和地产开发商之间的权钱交易。

据媒体揭露，有学生被迫签字指证林祖恋贪汙受贿。学校甚至延长上课时间来阻止学生参加示威。在上周中期，所有记者被命令离开乌坎村“以保安全”，而林祖恋家人聘用的两名律师则被阻止代表他，也不能与他联络。其中一名律师玉品健表示受到恐吓电话。

电视认罪 

被捕两天后，林祖恋在电视上“承认”自己收取贿赂。他这样做可能是为了换取释放孙子。习近平当局强迫“电视认罪”的，诬陷批评政权的人，包括人权律师和被绑架的香港书商。但这作为一种宣传工具正在迅速失去效力。一名乌坎村民告诉《悉尼先驱晨报》：“我们一点也不相信，电视上的东西都是假的。”在影片视频中，林祖恋语速缓慢，似乎是在背诵臺词，而且他说的是普通话而不是当地方言。在林祖恋“认罪”后，又有一千多名村民举着为他喊冤的横额幅街头。

被非法侵占土地的村庄数不胜数，乌坎只是其中之一。据估计，中国每年新增失地农民多达400万名。从1990年代以来被卖给开发商的耕地总面积相当于英国大小，这让大量官员暴发成百万富翁。为了阻止不正当的土地交易，乌坎居民在2011年时赶走了当地的腐败官员，并通过村理事会实施了持续几周的“自治”。直到当年12月，政府与村民达成协议，双方的对峙才宣告结束。当时中共省级领导越过当地官员，亲自介入事件，而且似乎向村民作出了重大让步。

这个协议被誉为突破，并作为“乌坎模式”广为人知——它表明冲突能够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当时社会主义行动警告说，尽管乌坎运动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但是这样的结果不应被过度解读。《金融时报》就是后者的典型。作为一份全球资本主义的报纸，它在头条中宣称：“乌坎为中国提供了民主典范”。

2011年协议达成后不久，我们就在分析中警告：“事实上，官方的承诺将流于纸面。这是一场还没有结束的抗争，为了夺取最终的胜利需要对策略、纲领和组织方式进行进一步的讨论。”[《乌坎抗争及其教训》，中国劳工论坛，2012年2月26日]

假让步

作为2011年协议的一个註脚，我们应当註意到，当时参与谈判的高级官员朱明国已经因为收取1.4亿元贿赂而身陷囹圄。他的前任领导、广东前省长汪洋——与乌坎事件的解决有着最密切关系的人——后来升任政治局委员和国务院副总理。但是汪洋“温和”的亲改革路线没有成为整个中共政权的前进方向，相反，它已经在中国的政坛中消失了。

2012年3月，乌坎获准进行选举，但是这些选举并非像媒体报道的那样“自由”。村民普遍抱怨，当局为了阻止更加“激进”的人竞选职务，遂派出警察威胁恐吓核心活动者。同时腐败土地交易的实际问题未能解决，而且现在已经引发了新一轮示威。

在林祖恋和其他抗议领导人被选入村委会之后，上级政府更是双管齐下，一边迫害乌坎运动中最激进的斗争者，另一边在财政和行政上封杀民选领导人，使他们没有可能解决土地问题。

中共地方官僚的目的是保护他们自己的利益（很可能隐藏从非法土地交易中获得的好处），同时还要抹黑乌坎村的“民主”实验。最终结果就是，在抗议结束将近五年后，乌坎斗争的诉求没有得到一点满足。在描述2011年汪洋等人为瓦解群众抗议而作出的承诺时，一名村民说：“就像给你一张200万元的支票，但当你去银行时就跳票了。”

林祖恋是一名退休中共官员，却因为支持抗议而正在遭受地方当局的严厉迫害，可谓相当讽刺。自2011年同当局达成协议以来，林祖恋一直是中共最忠实的辩护者。他劝说村民保持“耐心”，不要再进行抗议。他也强调，乌坎是一个个案，不是其他地区所能效彷的典范。乌坎运动中想要重启群众斗争的人对他做出批评，导致原来的抗议领导层发生数次分裂。这也被陆丰当局利用，迫使乌坎就范。

看来林祖恋的耐心最终还是耗尽了。就在被捕前几天，他在社交媒体上呼吁召开群众大会，讨论重启抗议的事情。这才是他被捕的真实原因。有传闻说，在林祖恋和其他村领导人的鼻子底下，再有腐败的土地交易发生，可能就此促使林祖恋及其支持者采取行动。

“共产党万岁？”

乌坎和整个中国能从这段经验中吸取很多教训。很明显，许多勇敢的抗议者，尤其是老一辈，希望中共国家领导人介入事件，调查并惩罚陆丰官员的强盗行为。有些人将此作为示威的诉求。不管是2011年还是现在，都有人喊出“共产党万岁”的口号。这口号有很多含义，有些抗议者以为向党表示忠心可以减少镇压的危险，但这没能起作用。从一些报道中我们看到，即便只是把它当成一种策略，也不是所有参加斗争的乌坎村民都同意这种做法。一些村民的见解更有眼光，正如《经济学人》引述一名居民：“我们有一个黑政府，全都是腐败。他们不能再用‘乌坎模式’来欺骗我们。我们要拿回土地。”

没有迹象表明国家领导人会出手解救乌坎。习近平的反腐运动主要是利用民粹主义，用作党内权斗，而非真正根除贪腐，而且在这个官僚权力不受製约、资本投机猖獗的製度下，贪腐是不可能被消灭的。习近平决不想让人们觉得像乌坎那样的有组织的群众行动可以迫使政府改变政策。

根据美国网站“中国数字时代”的披露，国家宣传机关已经发动了全面封锁，要求新闻媒体“删除关于抗议的报道、照片和视频”。与此同时在海外宣传方面，狂热的《环球时报》英文版警告说：“如果全国各地的矛盾都用乌坎村民的激进方式表达的话，中国基层看到的将是一片混乱和骚动。”

自从习近平上臺以来，中国的国家政策向着更具压迫性的方向偏转。习近平治下的一个特征就是，连体製内的“温和”声音——包括NGO活动者和律师——也在被逮捕并被迫承认不存在的罪行。林祖恋就是其中之一。在担心严重危机和群众骚乱将临的情况下，加紧镇压是独裁政权本能的防御反应。

建立独立基层组织

乌坎以及其他农村斗争的出路是建立民主的群众组织、在各个斗争社区间建立联系（有些只相隔几公裏）并联系至正在形成的工人运动。尽管在任何斗争中，谈判乃至暂定的协议都是不可避免的，但2011年的错误在于解散了独立的村理事会，而没有把它当作群众的发声平臺加以保持和壮大。

根据协议参加选举没有问题，只要村民明白这些选举对于变革的作用是有限的。不幸的是，现实情况并非如此。即便只是争取些许改革也必须依靠独立的基层组织和持续的群众动员。在官方村委会争取议席，本可以作为外加的“合法”平臺在斗争中发挥作用。

人们需要明白中共政府的反动性，以及它同腐败的资产阶级之间的勾结，也需要建立有组织的社会主义替代方案。乌坎所遭受的镇压和中共想要扼杀“民主实验明”的企图会让越来越多的人看清现实。

乌坎抗争与农民运动

2012年乌坎村爆发抗争时，村民一度果敢驱逐了当地政府。但当局为了避免选举和民选村委会失控，事先将乌坎的最高权力交给了更容易操纵的党总支部，并任命林祖恋为总支部书记。随后，林祖恋和其他6名经过当局挑选的温和派领袖被选入村委会。可惜，由于斗争没有走得更彻底，土地迟迟未能收回。发觉自己被欺骗的村民开始向村委会施压——这是导致林祖恋最后转变方向的重要原因。

据《新京报》报道，民选领导人在当选一年后已经不敢召集村民大会，担心村民在大会上提出激进诉求。有些村民甚至开始怀念被推翻的前任村委会。在这种情况下，依靠群众支持而获得权力的领袖们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分裂。为了保证相比之下更加温和的林祖恋能够顺利连任，从而阻止民选村委会从“防火墙”变成“纵火者”，当局在2014年选举前夕以受贿罪为由逮捕了试图争夺村主任职位的杨色茂和洪锐潮。林祖恋被捕后不久，《环球时报》——更多像是讥讽当初主张和平路线的乌坎领袖——说道：“财产权的纠纷仅靠选举显然解决不了”。当然，想要夺回被盗卖的土地就必须将“未完成的革命”进行到底，利用争取到的民主权利向中共独裁政权发起不妥协的斗争！

被夺走的土地

与其他爆发斗争的村庄相同，乌坎事件也起因于被政府官员和资本家联手侵占的土地。从1980年代后期开始，经过短暂繁荣的小农经济走向衰落。在这10年裏，农业收入从每年增加15%下降到2%。到了1990年代中期，一度兴盛的小规模乡镇企业也逐渐萎缩。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年轻农民不得不进入城市谋求生路。2014年的统计数字显示，中国农民工数量约为农村户籍人口的30%。同时据估计，到今年农业劳动力中50岁以上所占比例将超过50%。生产方式倒退和青年劳动力外流瓦解了农村的集体经济组织——在乌坎的例子中，村集体几乎沦为薛昌和陈舜意的私有财产；戏剧性地，返乡青年成了斗争的发起者和重要部分。值得註意的是，在毛泽东时期，底层农民正是通过建立在公有製之上的集体组织——尽管是官僚化的——改变了自己的政治地位和生活状况。而现在，这些去组织化的农民，面对急于从土地中攫取财富的中共官僚、城市资产阶级（例如金融机构、地产商和工厂主）和新兴农村权贵组成的联盟，很难形成有效的反抗力量。中国人民大学的一名学者指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崩溃已经使土地从“农民集体所有”在事实上转变为“县级以上地方政府（以及和它相勾结的势力）所有”。这解释了为什么农地和宅基地会不断受到强征、强拆、侵占和盗卖的威胁。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中国共有失地农民1.12亿人，其中有五分之一的失地家庭没有得到任何补偿。世界银行官员英卓华指出，在1990-2010年间，中国农村土地的征用价格比市场价格低2万亿元人民币。更严重的是，有中共官员估计，官僚与资产阶级的剥削联盟自“改革”以来利用征地从农村榨取资金多达15万亿元人民币，但是给农民的补偿不到5%。

在如果说征地和非法的土地交易还只是蚕食土地的话，正在进行的土地私有化将把整个农村社会置于统治集团的刀俎之下——大地产的形成会大规模压缩农业劳动人口并导致大量小农破产。那些找不到工作而又没有社会保障的无产化农民最终将沦为城市贫民。正是惮于由此产生的社会危机，习近平政府不敢贸然推进私有化。但是只有学习乌坎的经验，建立独立的、民主的农村群众组织，并且联系各地农民斗争，反抗中共政府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才能彻底扭转土地私有化的趋势。

彻底完成革命

时至今日，第一次乌坎事件后选出的村主任和两名副主任（杨色茂和洪锐潮）已经全遭镇压，委员庄烈宏于2014年逃往美国寻求政治庇护，说明妥协立场无法对抗根深蒂固的非法土地交易和愈发猛烈的高压政策。乌坎内外都有人提出私有化作为土地问题的解决方案，习近平政府也在小心翼翼地朝这个方向前进，其结果只会是底层农民遭受更残酷的剥削。

农民中间有着復杂的利益阶层。这种分化在毛泽东集体化时期曾得到遏製（但没有完全消除），但随着小农经济的回潮又迅速恢復。同时，作为整体的社会力量，农民又总是带有小资产阶级倾向，不能在政治斗争中扮演独立的角色，而只会跟随在主要的社会阶级──工人阶级或者资产阶级──的背后。值得註意的是，乌坎村民并不打算将收回的土地用于小农生产，而是希望在满足住房需求之后通过与城市或本地资产阶级合作获得收益——被推翻的前任村领导集团就是这样做的，但是村民要求公平分配收益。可以理解很多农民会对土地私有化抱有幻想，误以为法律会保护私人财产而免于被中共官员掠夺。但这等同跳出油锅又落火坑──同一批中共官员及其富豪党羽会在私有化过程中抢走一切财富，而小农只会沦为输家。历史经验证明，这种“公平分配”的愿望不可能实现，因为农民中的富裕阶层总是试图剥削下层的贫穷成员，特别是在他们得到封建宗法势力的帮助之后——前任村领导集团的所作所为再明白不过地说明了这一点。事实上，中国许多村庄已经发生了与之类似资本主义的再集体化或者对未被分割的集体资产进行资本主义化运作。华西村就是后者的一个例子。尽管许多毛派称贊华西村挡住了改革开放的“分田风”，但实际上这和社会主义并没有什么关系——在本村村民享受富裕生活的同时，更多的外来劳动者被迫承受着不平等待遇（剥削）。“红色的”华西村甚至像中共官僚一样用欺骗的手段侵占别村土地。小资产阶级的狭隘性导致农民在反抗大资产阶级压迫时往往不能“将革命进行到底”，终究陷入妥协、退却与失败。

因此农民要想实现自身的真正解放，必须加入城市工人阶级，推翻中共政权和它所维护的资本主义製度，然后依靠土地公有製和独立的、民主的群众组织，加上政府充分资助农业机械及发展新耕种技术，在自愿的前题下开展大规模集体化生产。

社会主义者表达对乌坎人民的声援，反对土地侵占。但我们认为，无论是乌坎村还是其他社会斗争，都需要一个清晰的政治替代方案，以取代中共专製资本主义的旧製度。在乌坎的经验裏，再次证明无论再些微或地方性的改革，都会被独裁者阻挠。因为他们害怕任何独立运动都会威胁其控製力。在这前题之下，革命爆发是迟早的事。

中国经济回光返照？

中国经济已经转危为安了吗？总理李克强和中国政府当然希望我们这么想。但事实是，尽管北京当局在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后实施了一系列大规模刺激方案，经济增长依然疲软。此种政策不可避免造成债务膨胀，增加金融崩溃的危险。即使不会全面崩溃，最好的结果也不过是像日本那样的经济停滞。对此连中国的高官也做出了公开警告。

《人民日报》发表的一篇头版社论（2016年5月9日），显示出前所未有的高层分裂迹象。在这篇社论中，一名匿名“权威人士”猛烈抨击了政府的政策。他说经济并没有復苏，而是沿着L型轨迹运行。

他警告说：“我要强调的是，这个L型是一个阶段，不是一两年能过去的。”

这位神秘人士明显是政府要员，否则中共党报不会如此突出的报道。人们普遍认为这个人是习近平的首席经济顾问、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刘鹤。他说“树不能长到天上”，通过增加债务来刺激经济可能会“引发系统性金融危机”。

政府试图打消人们对危机的预期，但《人民日报》社论却揭穿了它所营造的经济增长的假象。

驻北京经济学家杨思安认为中国经济只是“回光返照”，而非真正恢復。她评论道：“在看似復苏的中国经济背后，是新註入的巨额流动性，以及高层对经济态势的卖力宣传。”

美联储大转向

今年年初，中国股市和人民币汇率双双跳水，造成继去年夏天股市大崩盘之后的第二场金融震荡。但是到了二月底，中国和全球市场又趋于平稳。这主要是因为美国联邦储备银行的政策变化；在去年十二月，提高基准贷款利率被证明不合时宜之后，美联储搁置了再次加息的计划。

美国九年来首次加息，表现出美联储结束了量化宽松政策，结果随着美元对其他货币升值，大量投机资本撤离以中国为首的所谓新兴市场，导致房地产、股票和其他金融资产的泡沫破裂。“新兴市场危机”的爆发可能会扼杀了全球经济仅余的疲软復苏。

通过推迟加息，美联储暂时稳定了局势，并给四面楚歌的中国金融主管部门以喘息之机。美元对其他货币展现弱势，缓解了中国央行的压力。央行此前花费大笔资金支撑人民币汇率，以遏製大规模资本外逃。据《彭博社》估计，中国去年净流出资金多达1万亿美元，几乎是GDP的10%。这意味着多年来资本净输入的时代历史性地逆转。不过，英国退欧之后，美元又骤然升值，再一次向中国央行施加压力。

中国政府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其外汇储备从两年前的4万亿美元减少到今年五月的3.19万亿美元。为了遏製“资金外流”，北京当局开始收紧漏洞百出的资本管製。但这只是权宜之计，因为严格的资本管製不利于中国大公司在全球的狂热扩张。

走向债务危机

资本外逃可能会引爆银行业危机或者——更即时的是——迫使人民币大幅贬值。这几乎一定会导致竞争性贬值（所谓的“货币战争”），特别是在亚洲和其他新兴市场国家。许多评论人士将之比作1997年亚洲危机，因为后者的起因同样是大规模资本外逃击垮该地区货币，并造成从首尔到雅加达的经济严重衰退。

国有银行体系确实赋予中国更强大的防御能力，但是这种作用是有限的。中国国有部门实际上是一群在相互竞争、盘踞一方的经济山头，各自会向不同方向走。目前中国当局的危机应对方案的最大问题在于它一味增加债务，妄图借此蒙混过关。这种政策一方面逐渐失去效力（新增债务越来越多，但是对经济的刺激作用越来越小），另一方面为未来积累起更大的麻烦。`

北京当局在三月份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重申了官方目标：从今年到2021年，平均每年增长6.5%。“这可能要求到2021年时总债务增加到GDP的360%-540%，”驻北京经济学家迈克尔·佩蒂斯（Michael Pettis）说道：“委婉地说，这是难以置信的。”[《金融时报》阿尔法城专栏，2016年6月2日]

金融大鳄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最近警告说，中国对债务的依赖与2008年金融危机的肇因有着“惊人的相似性”。特别是影子银行的爆炸性增长与当时的美国有许多相似之处。按照定义，这一经济领域根本不存在国家管控。

相关专家朱夏莲（Charlene Chu）认为，中国银行业很快就会需要“积极救助”。她估计，不良贷款实际约为银行总资产的22%，远高于官方估计的1.75%。这与香港经纪公司裏昂证券（CLSA）在五月的一份报告中所做的推测相差不远。该报告认为中国不良贷款处于19%的“危机水平”。中国银行业总资产（亦即贷款）为28万亿美元，意味着不良贷款多达5-6万亿美元。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

随着中国经济增速滑落到25年来的最低点，可能远低于北京当局去年宣布的6.9%，债务大山也在继续增长。高盛公司的一份报告（2016年7月2日）指出，中国的债务与GDP之比从2008年的154%上升到2015年的249%——令中国债务水平“挤身为世界现代史上最高的2%”。根据这份报告，只有处于战争状态的国家经历过类似的情况。

佩蒂斯说：“我个人认为，在两到三年之后——最多四年，如果国际形势十分有利的话——中国债务就会升高到足以使经济停止增长的水平。”

影子银行：价值8万亿美元的产业

糟糕的数字不止于此。在担任总理的第一年裏，李克强的政策似乎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影子银行的增长。影子银行涉及更加严重的金融风险，因为它不受政府监管，而且以连业内人士也不理解的方式向外伸展它的金融触手。

但是，影子银行又再恢復了爆炸性的扩张。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下调利率的结果，也因为资金从不景气的股市流走了影子银行业。影子金融特别受到地方政府的欢迎。事实上，正是在国有银行支配着影子银行的增长。按朱夏莲的话说，国有银行把影子银行当作“隐藏的第二张资产负债表”，隐瞒真实的资产和负债状况。如果把中国现在不可持续的信贷增长比喻为一种金融“兴奋剂”，那么影子银行和它们如庞式骗局一般的“投资产品”，就是能够致死的危险“兴奋剂”。除此之外，中国还面临另一个危险，那就是在将来的危机中，影子银行可能会成为资本外逃的通道。

据穆迪公司披露，2015年中国影子银行规模增加了30%，达到8万亿美元（约为GDP的80%）。其中增长最快的部分是理财产品。被作为“投资品”出售的理财产品，通常只是被打包出售的“垃圾债”，并许以高于平均水平的红利。不可思议的是，汇丰银行（2016年6月30日）报告称，中国理财产品市场规模现在比全球第二大的中国股票市场还要大24%。从根本上说，中国的理财产品与2008年美国金融崩溃前泛滥的担保债务凭证（CDOs）没什么区别。

中国版“担保债务凭证”

为了追求更高的利润，银行愈来愈是理财产品大买家，去年由银行购买的理财产品占了三分之一。而且越来越多的理财产品被其他理财产品收购，意味着同一标的“资产”被多次打包出售，与摧毁美国银行业的做法如出一辙。用电影《大空头》（The Big Short）中一名银行家的话说，这不过是“包在猫屎裏的狗屎”。

朱夏莲把理财产品叫做“滴答作响的定时炸弹”。她指出，即便今年理财产品规模只增加25-30%（去年增加了57%），“它也会达到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摧毁西方银行业的结构性投资工具（渠道）的两倍规模。”[《巴伦周刊》，2016年4月15日]

与此同时，许多因2008年大规模经济刺激而积累起来的公司债务正在变成坏账。我们已经看到，很少有经济学家相信关于不良贷款（亦即违约或近于违约的贷款）的官方数据。目前官方称不良贷款仅占总贷款的1.75%，但最近的几份报告认为实际水平比这高出10到20倍。

在习近平的老巢浙江省，不良贷款率的官方数字是2.39%，但《金融时报》（2016年5月30日）发现：“据当地银行业人士估计，浙江省真实的不良贷款率很可能在20%到30%之间。”

第一季度的信贷膨胀

北京当局试图去杠杆（降低债务水平），但是失败了，或者说被银行和地方政府的相反政策和规避措施抵消了。这主要是因为它们担心经济增速大幅下跌的话，可能在金融和政治方面引发失控的连锁反应，分别是银行危机和群众骚乱。

这解释了为什么今年第一季度新增贷款暴涨并刷新历史记录。社会融资总额（TSF）——广义新增信贷——比去年同期增长41%，达到6.59万亿元人民币（1万亿美元）。

今年第一季度的信贷扩张规模甚至超过了2009年同期，当时中国开始实施大规模刺激方案。这似乎是政府因年初经济急剧恶化而做出的恐慌反应。这也解释了中共高层为什么在经济政策上出现尖锐且反常的公开分裂。

最近这场放贷热潮吹胀了新的泡沫——特别是在房地产市场（但局限于第一、二线城市）——以及商品市场虚幻的繁荣。这些泡沫不可避免地会像去年股市一样破裂。

这些情况告诉我们一个事实：中央政府及其金融机构无法完全掌控经济政策。事实上，中国的经济权力极其分散。地方政府及其所控製的公司和银行一味追求自身利益，而无视北京当局的意愿。这是债务膨胀、以及政府没能有效去杠杆的重要原因。

银行业的做法：展期和掩饰

国有银行采取“展期和掩饰”的政策──一面掩盖堆积如山的坏账，另一面向大客户和有地方政府背景的公司提供新贷款，从而保证它们照常运转。同时经济增速仍在放缓。最新数据表明製造业仍在萎缩，其就业人数在过去两年中逐月下降。今年前五个月，作为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65%的私有部门，投资增速锐减至3.9%，远低于去年的10%。

“中国不可能已经见底。应该从中国的词典裏删掉见底这个词，因为中国经济正处于长期放缓的过程。现在的问题在于他们是能够掌控这一过程，还是只能被迫接受。”致力于调查中国私有企业状况的中国褐皮书国际（CBB international）总裁利兰．米勒（Leland Miller）做出如此评论。

大多数国际银行都下调今年中国GDP的增长预期至6.2%到6.6%之间。不管第二季度官方GDP数据如何，尽管政府在年初实施了史无前例的信贷扩张，下行压力明显仍然存在。当然，当局可以编造任何他们想要的数据，而且作为一个令人畏惧的独裁政权，没人敢于公开指责它造假。

畅销书《红色资本主义》的作者之一弗雷泽·豪伊（Fraser Howie），转述了一位欧洲大型保险公司老板的见闻。这位老板说，中国人民银行官员在今年早些时候同他会谈时，嘲笑了官方所报道的6%增长率。

这对中国工人阶级来说是不幸的。他们不得不面临大规模裁员、减薪和经济不稳定。这可不是什么好笑的事。

中国沃尔玛员工示范抗争

中国沃尔玛超市员工在至少四个城市发起野猫式罢工。在中国警察国家裏，罢工往往局限于一个工作场所或一个城市，而今次罢工透过社交媒体跨省市串连组织，成为了一个历史性的先例。

由于沃尔玛强製推行新的工时製度，类似在美国一些没有工会的超市裏，以每小时计算工资的製度。新的工时製度使管理方可以随意更改员工的工作时间，并且超时工作没有加班费，有些工人超时工作达到每月174小时也是如此。而沃尔玛员工为通常要轮班连续工作11、12个小时，才能拿到生活工资。有工人抱怨道，他们从2009年开始工资从没增长过。七月初，沃尔玛公司快速推出了新工时製度，取代现时全日製员工的8小时工作天，并强迫工人重新签订合同。

沃尔玛从1996年进入中国，如今全国拥有433间店铺，相当于美国总数的十分之一。该企业一直都欺压并解雇工人，过往几年有过百名受害者，而他们都有站出来发声，力求组织起来对抗高压政策。在今次斗争中，工人指控企业用违法和欺骗手段强迫他们签署新合同。几份报告表明，在与管理层的会面中，工人若果不签署就不被允许离开。

沃尔玛曾在2006年被迫接受官方的中华全国总工会（ACFTU）为法定工会。由于是首个外资跨国企业的合法工会，因此备受瞩目。但工人对全总工会的信任度几乎是零，因为它与管理层的关系比员工更靠近。中华全国总工会（ACFTU）不是一个真正维护工人权益的工会，而是中共独裁政权的左膀右臂，其内部运作也完全不民主。 自2006年，沃尔玛地方工会代表都是由资方委派的，工人民选工会代表的合法权利被无视。

网路串连 

沃尔玛发起跨省串连罢工，其意义在于沃尔玛的员工从去年开始，通过网络社交媒体，创建一个潜力强大的基层网络“沃尔玛中国员工联谊会”，作为官僚全总工会的替代。自5月份该公司推出了新的工时製度以来，加入这一网络的员工人数从去年的几百人发展到超过2万人，相当于全国员工总数的五分之一。联谊会采用微信建立了超过40个微信群，给工人们提供了一个交换意见和协调行动的平臺。

七月一日，江西省南昌市有2间沃尔玛商店的员工举行了罢工和游行。据报道，南昌市至少超过半数的工人加入了这次罢工。紧跟着，成都市和哈尔滨市也分别在7月3日和4日举行了罢工。其中，成都罢工的照片被社交媒体广泛引用。联谊会的发言人说，除非公司方放弃新的工时製度，否则将持续举行更多的罢工。

中共政权的恐惧 

沃尔玛罢工令中共政府非常头疼。杨缘在《金融时报》这样写道：“正当中国为应对工业增长放缓，而准备裁员数百万人，中共政府恐惧工人跨省抗争，而今次罢工实现了这点。 ”

经济放缓令工资被削减、工厂被关闭，在此情况下罢工在过去的一年半以来不断涌动。今年，在国有重工业强製去产能、并将裁减五至六百万工人的情况下，中共当局尤其担心工人动荡事件会发生。今年三月，在黑龙江省拖欠煤炭工人工资，引发大型抗议活动，而领头人物被大规模逮捕。

不利的是，中共的国家安全局启动了对沃尔玛中国员工联谊会（WCWA）的调查，看他们是否受到“境外势力”的指使。这是中共抹黑工人和其他异见组织的一贯技俩。可见在中国当前体製下，没有安全和合法的途径开展有组织的活动。

使用社交媒体联络和沟通的方式对中国的工人团体益处颇多，这裏有距离原因，还因为政府对工人独立运动采取零容忍态度，开展组织活动非常危险等原因。但是，“虚拟”的组织不能替代建立真正的组织，工人们别无选择，只能将“合法”使用的渠道与“非法”的真正组织结合起来。

由于中国地大，加上当局不会容许任何独立运动，组织起来会极为危险，社交媒体令中国很多工人团体获益。但是，虚拟虽然有其价值，但不能取代建立真正的组织──工人一定要将“合法”与“非法”的实地组织手段结合起来。

国际声援 

出于以上原因，现在迫切需要工人和社会主义者在国际上展示对中国沃尔玛工人的团结。国际压力和曝光对美国总公司和中国政府会产生一定影响。

尽管面对政府右翼民族主义的宣传，中国沃尔玛员工仍展示出自身优良的国际主义工人传统。他们表达了对美国沃尔玛员工的支持，在成都的罢工中有标语牌这样写道：“We support Walmart Workers in the US for Fight for 15 and against unfair scheduling! ”（支持美国沃尔玛员工为每小时最低15美元工资及反对不公平工时製度而斗争）

联谊会博客发布了一封支持美国沃尔玛员工的公开信，上面写道，有理由相信，你们的今天将会是我们的明天。显然，中国工人从美国员工学到了为每小时最低15美元工资斗争的范例，并为之受到鼓舞。工人国际委员会（CWI）和其美国支部“社会主义替代”（Socialist Alternative）在美国15元工资的斗争发挥了重要作用。

重夺中华全国总工会 ？

面对全国各地工人抗争的压力，市级全总工会至少表面上要站在工人一方。联谊会提出重选工会代表的诉求是正确的，但被沃尔玛拒绝了。深圳的员工为了这项要求今年发起了一场重要的斗争，迫使市级工会不得不支持（这诉求实际上是法律明文规定的，但几从来未被实行）。

但是，这些事例并不意味着那些NGO人士所说，工人可以“重夺”官方工会机器。中华全国总工会（WCWA）就是政府的一翼，当出现社会大动荡时，有时会出面施压资方，令其做出让步以缓和局势。几个星期前，南昌沃尔玛工人准备罢工时，市级官方工会正正发挥了这样的作用。市级工会出面干预，且似乎与沃尔玛达成了交易，以换取员工取消罢工。但罢工现在还是进行了，并且绕开了全总工会，因为这项交易告吹了。

工人需要建立独立于政府和雇主的自己的组织，工人也要利用资方和政府（全总工会）之间出现的裂痕，以争取机会推进他们的诉求，同时不要有一刻忘记这两者都不是工人阶级的朋友。

中国劳工论坛主张： 

支持沃尔玛中国工人的罢工，谴责沃尔玛的强製手段！
废除沃尔玛的综合工时製度，采用每周40小时工作製、大幅涨薪、落实工人集体谈判权！
禁止对罢工工人和代表采取报復手段，维护工人建立网络和独立组织的权利。
建立独立民主的工会

取消新闻封锁 彻查洪灾真相

7月19-20日，洪水袭击了中国河北省，共造成130人死亡，110人失踪，受灾人口多达904万。除了造成巨大的人员和经济损失，这场洪灾还让该省邢臺市一个名叫大贤的村子成为社会舆论的焦点。7月20日下午，邢臺经济开发区官员在大贤村接受媒体采访时声称，当地没有人员伤亡。赤裸裸的谎言激怒了村民。在新闻和言论封锁的情况下，村民被迫于7月22日围堵107国道和326省道，引发全社会关註。政府不得不于当晚公布死亡和失踪人数。根据官方数字，大贤村在洪灾中死亡8人，失踪1人。尽管官方数字可能含有水分，但是如果没有大贤村民的抗争，一定会有更多的真相被隐瞒。邢臺官员的谎言让我们想起不久前黑龙江省长谎称龙煤集团没有发生欠薪，导致上万愤怒工人上街抗议。

加紧舆论箝製

嗅到危机气息的习近平正在疯狂地加紧社会控製，试图以此避免中共和他自己的垮臺。根据《金融时报》7月25日的报道，中共政府以禁止非官方机构采编新闻为由关停了一些大型门户网站的新闻栏目，只允许它们转发官方媒体的报道。这场继习近平视察党媒后进一步限製新闻自由的举措就发生在河北洪灾之后不久，因此主要可能是为了阻挠群众了解洪灾真相，另一方面也是配合最新一轮的镇压行动。即便发生了重大灾难，官方媒体也一向遮遮掩掩，只会为政府的救援行为歌功颂德，让应当为灾难负责的失职官员逍遥法外。在习近平加紧控製的局面，恢復新闻和言论自由意味着挑战中共的统治。

占用河道的村干部

根据媒体报道，七裏河大贤村段河道被违建建筑占用，是流通不畅的河水在此处漫出并淹没周围村庄的重要原因。这些占用河道的工厂和房屋很少为底层村民所有，它们大多属于村干部或者和村干部有关系的人。甚至有消息称，在洪灾之后，大贤村村干部带人拦截丶私吞救援物资，导致其他村民陷于困境。

被忽视的农村

七裏河河道在大贤村迅速收窄，除了村干部一伙人为祸底层群众，失职官员也难逃其咎！洪灾后，邢臺市水务局官员表示事前知道大贤村河段存在隐患，但是没钱治理。在过去十年裏，七裏河新区为整治河道投入几十亿资金，使市区河段能够抵挡「百年一遇」的洪水，但是位于新区边缘之外的大贤村河段只能抵挡「二十年一遇」的洪水。之所以存在这麽大的差别，是因为按照政府规划，市区河段将被改造成景观河，成为官员的「生态建设」政绩并带动周围地价上升；沿岸整理出来的土地将被用于商业经营，吸引地产商到此投资，增加政府收入（当然也会增加贪腐官员的个人财富）。大贤村无法为当地官员带来这样的政治和经济收益，上级政府包庇与之勾结的村干部或者至少不愿和他们发生冲突，大贤村的防洪建设也就很自然地被忽视了。有官员说洪灾前发布了群众撤离通知，可是按照《财经网》7月24日的报道，这个通知可能根本不存在——中共官僚为了推卸责任而编造的另一个谎言！中共官僚只考虑自己的地位和财富，不顾群众的生命安全，简直是草菅人命！我们呼吁立即建立民主的丶独立的工农和居民委员会，检查全国防洪设施，消除可能再次造成群众伤亡的隐患，而且所有防洪工程建设都要在群众监督下进行。

社会主义者呼吁：

由灾民丶底层农民及劳动者建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将所有责任人绳之以法；
建立民主丶独立的工农和居民委员会，彻查全国防洪状况，消除隐患；
取消新闻封锁和言论箝製，让群众得以了解真相，只有这样才能消除谣言；
在城市工人阶级的领导下，按照自愿的原则建立社会主义集体农业，实行有计划的农村建设和生产。

连云港过万人上街阻挡核废料厂

江苏省连云港市爆发过万人的抗议，反对政府兴建核废料处理厂。游行队伍高呼「反对核废料」丶「为了下一代，拒绝核废料厂建设」等口号。《金融时报》中文网引述一名居民盛先生：「政府一直对这个项目进行保密。老百姓直到最近才听说该项目。这就是为什麽大多数人都感到担心。」近年发生，福建的PX项目爆炸以及天津港仓库爆炸，加上政府往往淡化事件粉掩饰太平，导致人心徨徨。

连云港群众殊死斗争！

自8月6日民众开始抗议。连云港警方当日发出通告，要求民众不要参与反核废示威，当局也要求中共党员与公职人员不可参与丶围观示威活动，甚至不得在网路上讨论，否则将予以严惩。8月7日晚与10日晚，当局调动大批武警分别两次进入城市暴力镇压示威者，警察用盾牌丶警棍殴打手无寸铁的民众，抓捕带头打横幅丶喊口号的民众，曾传有一名民众被警方打死。媒体也全面噤声，网路上的讨论也遭删除与封锁。连云港民众曾号召8月15日发动罢工罢市，据媒体报道，原本得到很多人的响应，但市政府通过警告和恐吓手段将其压了下来。连日的示威迫使政府在8月10日宣布暂停项目。然而，中共一向惯于向群众开空头支票，等待群众运动消散后迅即打破承诺。

今次的项目是内地首座大型核循环工厂，由法国的核电集团阿海珐和中国大陆的核工业集团在去年达成协议，价值100至150亿欧元。中共扩展能源帝国的计划得到了西方资本主义政府及资本家的支持。在2011年日本福岛核灾后，西方政府在群众压力下暂缓核电厂计划，但独裁统治下的中国却成为了阿海珐这家濒临破产的企业的重要市场。只要有机会牟利的话，他们是不会介意对人命造成的威胁的。

「核电大跃进」的危机

石化燃料发电行业连年亏损，核电被政府和资本家视为取代石化燃料业的「高增值行业」。中共为了开辟新的能源市场，在「经济转型」的名义下大力推动核电计划，其疯狂程度被谑称为「核电大跃进」。根据十三五规划，2020年中国核电机组数量将增至90馀臺，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核电大国。当今全球逾四成新建核反应堆都在中国，当中犹以广东省最密集。据香港《明报》于三月的报道：「继大亚湾核电厂，岭澳一丶二期核电厂及阳江核电厂后，广东省境内第4座核电厂，加上正做前期工程的陆丰核电厂，香港势被5座核电厂包围。」连中国最早提倡发展核能的中国科学院院士何祚庥也说道：「那个要求在二○五○年建四百座的规划，更是太危险太疯狂了，那是吃子孙饭啊！」

而且由于经济进入衰退，各地方政府为了维持经济数字的增长，不惜一切争夺基建工程落户。中核瑞能科技有限公司已经在山东丶福建丶江苏丶浙江等沿海省份对10多个站点进行选址。因为核废料厂剩下的选址是广东湛江，意味全国各地核电站乏燃料都要运往广东，到2020年每年会产生1450吨。湛江群众在网路上已经开始发出反对声音，即使湛江官方称不会发展这个核项目，但由于中共过去经常背弃承诺，民众对政府抱有强烈的不信任。

「核电大跃进」将会比50年代大跃进造成的灾难规模及深远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只有真正民主计划经济才能阻止这种疯狂发展！

社会主义者主张：

立即停止所有核电计划
反对镇压及逮捕示威者
向财团课，由国家投资大力发展再生能源
能源企业全面民主公营，通过民主的经济计划创造就业

绿色中国拯救世界？

自2015年以来，中国的煤炭消耗量连续两年下降。作为製造全球暖化之最大元凶的二氧化碳，排放也相应减少。据报道，中国的可再生能源产能在2015年有所增长，风能和太阳能分别上升34%和74%。

这些报告的数据令人触目，掀起了中国走向绿化的舆论。作为全球第二大温室气体排放国的中国，如果真的正在走向绿化，全球变暖问题理应得到了改善。但真实的情况到底是怎样？

中国表面已经走上了正轨，到2030年超过四分之一的电力供应来自风能，同时中国现在也成为了这个世界上风力发电的领导者，拥有供电量145GW的装机，超过了欧洲和美国。

我们要审慎看待来国的统计数据，因为政府官僚们为了私利经常人为地操纵数据。然而，现在可再生能源装机的供电量似乎快速增长，二氧化碳排放量可能略微下降。在妄断中国变成绿色能源国之前，这些数据要从长远的时期去看待，并放在国内和国际的背景下考察。

上述证据公布不久后，绿色和平发布了一份中国煤炭工业报告。这份报告称，在2015年中国批出了210张煤炭发电电厂的许可证，平均每星期四张。单单这批电厂的装机供电量就超过了现时全部可再生能源装机的供电量。

这210个新落成的煤炭发电设施，以其超过24年的预期寿命来计算，将会排放的温室气体将是现时中国总排放量的1.9倍，有毒微粒的排放将造成22万人死亡。

绿色和平指出，煤电领域早就产能过剩，因此新煤电项目根本毫无必要。该报告预测，因为中央政府要在2030年前遵守国际减排承诺，新的火力发电厂将被封存，可再生能源将会承担更多电力需求。

但事实不一定如此。地方的资本家和中共官僚们把这些项目视为自己的利益，他们可以对中央政府的指令视而不见，特别是那些长期盘踞在商业领域的家族，诸如与煤炭工业有关系的家族。

当经济持续景气时，中国政府由于面对能源紧缺，加上为了令中国的风能和太阳能工业主导国际市场，奉行一个非常危险能源领域全面快速增长的政策。事实表明，中国迅速进入世界风能市场，在占据可再生能源领域方面做得很成功。这才是可再生能源领域的增长的主因，关註环保只是次要。

国家未来的政策仍然向官僚和资本家的利益倾斜，而不是以解决全球变暖为优先。在这种情况下，没有理由相信由统治精英和资本家的所谓市场选择，会在有利改善环境。

煤炭仍然占国家能源消耗量的75%，尽管在一个时期，由于可再生能源的增长，令煤炭发电量有所降低，但论其规模及速度，也不足够解决全球气候变暖的危险。

过去三年全球统计数据表明，气温可能已经上升1.5°C，比起五年前上升少于1°C加速了。北极冰川和永久冻土地带融化的速度远远超出了气候科学家的担忧。我们可能正在目睹气候升至预测的临界点，永久性冻土地带释放出大量的甲烷，其温室效应和对环境的危害远远大于二氧化碳。

现在应该采取果断行动应对这个紧急情况，但是没有迹象表明中国或者其他国家的统治者打算采取有效措施。从来没有现在这样重要和紧急把资本主义世界从逐利的统治者之手中解放出来，以一个受民主控製而理性的社会主义体製取而代之。

中国当局把乌坎村推向「战争地带」

本周上千名全副武装的警察突然闯入位于广东省的乌坎村，在夜裏进入民宅搜捕了十几个村民。他们用催泪瓦斯和橡胶子弹对付抗议者，中国所谓的「民主村」俨然成了一个「战争地带」。

这次镇压的命令尽管来自较低级别的政府当局，但也是习近平统治下的中国进入全面镇压「冰河时期」的最新信号。习近平在忙于高层政治斗争的同时，仍然指挥对政治异议人士的逮捕和加强对网络和媒体的审查。

「大部分人都被吓坏了」，一名村民向《路透社》的记者James Pomfret表示，「这段时间发生了野蛮的镇压，他们追逐每一个人，追到家裏殴打村民」。

乌坎村在五年前爆发了大规模的抗议，要求政府当局停止强製征用土地丶惩治腐败的政府官员。此后乌坎村被世界称作中国「民主村」。这些事件捕捉了全世界人民的想象力。2011年12月，广东省地方当局在和乌坎村民对峙中作出了罕见的让步，很多媒体评论员在此刻推断乌坎将成为中国民主改革的一个模范。

面对一场坚定而良好组织的群众运动，加上运动有迹象会蔓延至其他面对不公义的村庄，中共当局在压力下作出的策略性的政治妥协，释放了抗议群众领袖，承诺让本地村民举行选举。选举在2011年3月进行了。林祖恋，一名中共资深的村委会官员，成为了首为民选村领导。乌坎前任村干部被村民指责利用职权丶同开发商勾结出卖村民土地谋私，因此被撤职和被安置到其他位置。

然而，在具标誌性的2011年协议达成后，土地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村民的挫败感增加起来。随着两名民选的村委会成员逃亡海外寻求政治庇护，镇压力度也加强。民选的村委会发现，他们在当局的资金封锁和破坏面前无能为力，不能实现其对村民的承诺。

到了今年，村民早前的希望残酷地幻灭了。七十二岁高龄的林祖恋在六月份被逮捕，被指控土地交易中收受了大约八万八千美元的回扣和贿赂，九月八日当局以贪腐为由判处他三年一个月的有期徒刑。这些指控都是中共的典型的诬陷诡计，几乎没有乌坎村民相信。林祖恋在庭审之前的「电视认罪」是一个当前被反复使用的招数，被人称为「央视审判」。林祖恋实际做了什麽对抗中共高层？他愈来愈反映出乌坎村民的挫败情绪，并有意图重启五年前的抗议运动。在被捕的前一天，林本来打算在当地村民组织的集会上发表演说，讨论该问题。

在林受审之后，乌坎村民的抗议行动升级。上周渔民发动罢工，人民组织「总罢市」，商店全面关闭。村民每天上街要求释放林祖恋。

六四回声

全世界都在见证着野蛮的公安镇压，乌坎镇压是六四屠城的缩小版。从村民内部发出的报告说，受伤的村民害怕被当局逮捕，不敢外出治疗。现在有未经证实的村民死亡报告。多数媒体都被封锁消息。当局威胁要对「散布虚假消息」的网民处以严厉处罚。警方公布了五位抗议领袖的照片，并且悬赏十万元，呼吁村民举报，其中一人是林祖恋妻子的侄儿杨绍基。

防暴警察在九月十三日（周三）凌晨进入乌坎村阻止抗议，他们破门而入抓捕了十三位抗议者。这激起了当地人民组织起来对抗警方。激战在黎明后爆发，警方向人群发射催泪瓦斯和橡胶子弹。当地村民报告说，警方占据了屋顶向人群投掷催泪瓦斯罐，驱散在街头抗议的村民。

中国国外流传的照片显示，村民们看似被警方发射的橡胶子弹打伤。乌坎村的上级行政单位陆丰市发表了一个声明，把社会动荡的责任嫁祸给所谓的「不合法因素」。现在通往村庄的所有路口都被警方设置了路障，用水和电力供应已经被切断，因此村内存在一种恐惧，就是乌坎会出现大规模全面镇压。

所有的见证者都描述这是他们见过最糟糕的情况－－比2011年那次失败的镇压还要糟糕。有报道指警察殴打被捕人士，似乎已进入復仇状态。当地村民告诉《南华早报》的记者，警方目前的行动像「收获时间」。这种警察暴行类似广东省上浦村2013年的野蛮镇压。

「乌坎模式的村民主已经死亡」，《英国广播公司》（BBC）驻南中国的记者Stephen McDonell表示。香港有人进行抗议，呼吁世界各地的人民声援乌坎斗争。我们要深刻吸取这些事件的教训，建立起遍布中国的运动，挑战和打倒高压的一党专製政权。中国劳工论坛一直跟进乌坎事件，我们的文章为重建运动的方法提供了一些有用的答案。

声援乌坎民主抗争，立即释放林祖恋！

九月九日，社会主义行动联同社会民主连线和立法会议员梁国雄（长毛）到中联办抗议，声援乌坎村村民。

广东陆丰市乌坎村前村委书记林祖恋，早前在电视上“被认罪”后，昨日在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被判入狱三年一个月。他被控受贿、串通投标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三项罪名。林祖恋被禁止聘用辩护律师，只准由当局委派律师。他在庭上认罪不上诉，明显是被迫认罪。

五年前曾经轰动国际的乌坎村事件，曾掀起一场历史性的斗争。村民在2011年反抗腐败的土地交易和当地官员的专製统治，赶走了当地的腐败官员，并实施了持续几周的“自治”。后来，政府与村民达成协议，作出了表面的让步，由村民以一人一票民选产生村委书记林祖恋。但五年后，至今年，腐败土地交易问题未能解决，林祖恋在6月17日召开村民大会，讨论上访追讨被盗卖土地。当局随即展开镇压，在会议前逮捕了72岁的林祖恋，其后林在电视上认罪。自此，乌坎村村民再次上街声援林祖恋。村民连日在村内游行声援林祖恋，公安警告会追究村民刑事责任，但村民坚持不会妥协，并将抗争行动升级，自九月八日起连续四日罢工罢市。

对抗白色恐怖

乌坎村村民原本打算到佛山声援林祖恋，但遭到当局大批军警阻止而无法前往。中共最恐惧的就是抗争将蔓延至其他地区，威胁其铁腕管治。

习近平的统治下，镇压越趋严重，越来越多政治犯在电视上被认罪，香港铜锣湾书店的李波和林荣基便是一例。要结束这种白色恐怖，香港的民主运动唯有透过中港两地的群众团结抗争，打倒中共的一党专政。

我们在此声援乌坎村村民的民主抗争，若果抗争蔓延至更多地区，将更有力迫使当局妥协。

立即释放林祖恋，撤销所有控罪
停止镇压乌坎村民
释放所有政治犯，停止对维权律师、工运人士和非政府组织的假审讯
中港群众团结抗争，推翻中共一党专政

中国经济没有让工人看到一丝希望

八月底，中国甘肃省发生了一宗人间悲剧。一名年仅二十八岁的妇女在杀死她的四个孩子后自杀。一周后，她的丈夫（一名移民工）也被发现中毒身亡。这个家庭被当地政府取消困难补助，因为年收入为5,226元人民币（下同），超过了当地政府规定的2,300元。

这事件令社会震撼，使人关註到中国的贫富差距。一家大小六口的年均收入为5,226元，也就是每个月435元！世界银行製订的“绝对贫困线”为每人每天收入1.25美元。根据一名政府发展官郑文凯的研究，中国有超过两亿人低于这个标准。

GDP数字背后

过去两个季度中国官方公布经济以6.7%的速度快速增长。官方数据广受怀疑，且数字背后隐藏了地区与地区之间的巨大差异──例如辽宁省与重庆及贵州地区之间，前者是被经济危机重创的重工业基地，上半年GDP缩减1%，后者尚处于“繁荣”阶段。

在2014年高峰的时候，中国巨大的煤炭和钢铁部门分别占世界产能的40%和50%。无数工人失业，还被拖欠工资数个月，并且失去了社会保险。滴滴出行公司尚拖欠53万名前钢铁和煤炭工人雇员的薪水。

这是从製造业转型至服务业、被称颂为“可持续发展”经济模式的真实面。

但是，所谓的“服务业”隐藏了高技术部门和低技术部门一概而论，后者的工作职位是低工资、低技术，以及没有保障。即使在服务业领域，工作岗位也被大幅削减。银行业已经裁员超过3万人。白领工作岗位的竞争变得异常激烈，2016年第二季度平均45.1人竞争一个工作岗位，而第一季度的数字是26人。（消息来源，招聘网）

与此同时，製造业部门继续下挫。与很多报告相反，製造业仍然占有中国经济中最大的份额。《财新》杂誌在今年八月二十四日指出，服务业被误指取代製造业成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是基于没有考虑通货膨胀的影响。世界银行的数字表明，在考虑通货膨胀的因素后，2015年中国製造业对GDP的贡献是49.8%，高于服务业的43.4%。

中国的製造业仍然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製造业经历了两年下滑后，在八月份情况出人意料的有所好转，但就业岗位仍减少了14,000个。这是持续34个月的工厂劳动人口萎缩。中国的主要出口市场衰退，来自东南亚低工资国家的竞争加剧，诸如在製鞋业、服装业和电子产品业。中国的很多工厂已经迁移或关闭。与此同时，中国的资本家开始迅速转向自动化生产。从2013年起，中国购买的工业机器人数目超过了任何其他国家。2016年年底中国将超过日本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工业机器人使用国家。

资本主义的本性是为了追求利润而不惜牺牲人类的发展，“机器人革命”标誌着工作岗位消失，蓝领工人将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与此同时，用机器取代无产阶级的话，长远而言利润不可避免地进入资产阶级的口袋。当然机器人不会消费，不会实现政府“消费驱动型经济”改革的梦想。

失业率上升

城市的失业率长期维持在4%（数字的真确性值得怀疑）。伦敦发藤咨询公司对此数字深表怀疑，并估计2016年中国的失业和不充分就业率将达到12.9%，达到2012年水平的三倍。

在《社会主义者》杂誌的其他文章裏，我们已经指出了中国巨大面对巨大的债务问题、影子银行的迅速膨胀的风险以及产能过剩的危机。在我们的网站中国劳工论坛（需要翻墙浏览），载有大量以左派观点分析中国经济的文章。

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是剖析经济现象中的復杂趋势，拨开官方数据的迷雾，揭穿新自由主义改革派（当中包括中共领导人）的面具，预先向工人打警号，为工人起来进行更有效地斗争作出准备，以维护他们自身的权利。

十九大前习近平加紧集权

近几个月，中共权斗正在加剧。原因有很多，但尤其是因为明年的十九大是习近平巩固权斗成果的关键时刻。经济问题持续严重、僵尸企业负债累累、产能过剩未有解决，而政府又无能力有效处理这堆问题，这些因素都是习近平最近向不同中共派别发动攻击的因素。今年频繁的高层人事变动和对共青团的打压既是为此做准备，也说明习近平并未如他希望人们相信的那样已经取得对党政军的全面控製。中共党争或者以习近平顺利集权告一段落，令他可以更轻松地镇压群众斗争；或者跃出党的界线，引发社会和党的危机。政权上层的震动是危机和社会动乱的先兆，而统治集团失去对未来的信心。

人事大调整

据媒体报道，今年上半年共有230个省部级职位发生人事变动，接近去年全年水平。截至8月31日，19个省级主要党政负责人被调整，比2013年全年仅少5个。在武装力量方面，8月前全国已有三分之一省级武警总队主官被调整；仅7月份就有30多名解放军将领的职务发生变化。另外有消息称，国家副主席李源潮和江泽民的军中代表贾廷安不久将被清理。这场将持续到明年下半年的大规模高层人事变动堪比“反腐”高峰期。这是习近平为十九大——中共领导层的换届会议——提前做的人事布局，以便下一届政治局乃至常委会中有尽可能多的听命于自己的官员。

现任政治局常委中的五位（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和张高丽）很可能因为党内关于领导人年龄的不成文规定而被新人替代。但按照惯例，胡锦涛为习近平指定的接班人将成为下一届政治局常委，在上臺之前逐渐扩大自己的政治光环。因此，十九大的结果关乎习近平前五年的集权努力是再进一步，还是前功尽弃。有评论人士认为，他为达目的，可能会在事实上废除邓小平定下的“一任两届”和寻求连任。尽管薄令周徐“新四人帮”以及其他高官的垮臺极大减少了习近平的危险，但这远不意味着他已经获得了全面控製权。不仅敌对派系仍在发出声音，而且多年来已经成为中共官僚“升官快车道”的共青团妨碍着习近平安插自己的手下。

打压团派

去年习近平已经表示出对共青团的不满。南海仲裁案后，团派不顾习近平低调处理的想法，大肆鼓动民族主义情绪，被视为党团的公开对抗。不久之后，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共青团中央改革方案》，旨在将作为一个派系的共青团逐出权力中心。现任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被判无期徒刑的令计划、一直被视为习近平接班人的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与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以及相当多的高级官员均出身于团派。不断恶化的经济状况使习近平与已被边缘化的李克强发生公开分裂。而且，为自己树立起“强人”形像的习近平当然不会愿意接受前任为自己指定的接班人。这不是因为所谓的“独夫性格”，而是由于现实风险。今年年初，有新疆官方背景的无界新闻网发表了反习公开信。信中说：“这种加剧党内权力斗争的做法，也可能给你和你的家人带来人身安全上的隐患”。这是反对派对习近平的人身威胁。因此如果说上任之初的集权是为了推行自己的政治经济方案，那下一个五年则直接关系到习近平的个人安全。如果卸任后失去了党内主导权，他很可能遭到政敌的反扑。这意味着，即便不能打破党内规则成功连任，他也至少会试图安排一个傀儡接任自己的职位，就如俄罗斯总理普京曾经安排傀儡梅德韦杰夫担任总统，同时把权力保留在自己手上。

难以掌控的下层官僚

另一方面，习近平身边的高级官僚可能还不是他最难对付的敌人。如果回顾一下文革，我们可以发现，尽管当时毛泽东在中央压製了对手，但是下层反对派官僚却始终（除了极短的时期）把控着基层社会，并在他死后成为资本主义復辟的执行者。在放权政策下，地方官僚们获得了更大的实际权力。反腐运动使他们中的很多人感到不满。这些人虽然不敢同党中央发生正面冲突，但也一直在消极抵抗习近平的意誌，令习近平不得不宣布禁止“妄议中央”和强化党内纪律。可是，他又必须依靠这些真正的政策执行者。“政令不出中南海”是中共一直面临的问题。自2014年起，习李就放言要消灭官员对“改革”的消极怠工，并已开展三次“大督查”行动，但其效果尚不可见。实际上，只要专製製度和庞大的官僚系统继续存在——当然它们的毁灭也意味着习近平自己的垮臺——习近平就很难驾驭这些远离中央、自行其是的下层官僚。经济危机发展至一个阶段，很可能会摧毁习近平的“威信”，此后这些人会给高层反对派以积极或消极的支持，在被工人革命推翻之前给习近平致命一击。讽刺的是，经济危机威胁着中共统治，但也促成了这场激烈党争和习近平的“权威”，同时它又将借上下反对派官僚的手再把“权威”夺走。

马克思和列宁都解释过，革命往往由上层的统治集团严重分裂开始。中国正走向此一关头。但无论是“集体领导製”还是“个人独裁製”都不能挽救这个腐败病态的製度。唯有为真正社会主义和工人民主而斗争，才能为社会开拓前路。

退役军人包围军委大楼 鼓舞劳动群众发起抗争

今年10月11日，数千名退役军人包围了中央军委“八一大楼”，要求中共当局改善他们的生活境况。来自九个省分的退役军人举行了大型而很有组织的抗议行动。中央政府面对北京街道示威者人头涌涌的画面，明显受到动摇，于是派了各省领导访京，装作要处理示威者的愤怒情绪。

在和当局达成（不可靠的）协议之后，抗议者于第二日上午被带离现场。根据媒体报道，类似的抗议事件从2014年以来愈演愈烈，仅今年就已经发生了超过50起。事实上，退役军人因为“更爱闹事”，而且“更爱串联”，经常成为中共政府的重点维稳对象。这显然和官方媒体为宣扬爱国主义而塑造的军人形象——（等级製和严格控製下的）服从与“忠诚”——大相径庭。

中国军人大多出身于社会下层，特别是农村家庭。他们尽管曾是国家机器的一部分——许多人参加过1979年中越边境战争或1989年北京屠杀——并带有更强烈的“国家主义”情绪，但在离开军队之后仍难免被牺牲于中共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很多在2000年代前退役的军人遭遇了下岗潮，像当时的失业工人一样陷于窘困境地。部分非正规就业的退役军人毫无社会保障，其中有人因晚年生活贫困而自杀。去年12月，江苏省一名65岁的退役军人因打死两名闯入家中施暴的强拆人员而被捕（因为相当多的军人来自农村，类似的强拆事件时有发生，亦有现役军人家中被强拆的报道）。今年7月，就职于河南省联通公司的大批转业军人发起抗议，谴责该公司单方面解除劳动合同并将他们从“派遣工”转为待遇更差的“外包工”，而且不给予任何补偿。事实证明，新自由主义化的种种后果毫无例外地发生在退役军人身上。令问题更加严重的是，由于中央拨款不足和地方政府贪汙腐败，政府承诺的退役待遇往往被大打折扣，甚至完全没有兑现。据估计，目前未得到合理安置的退役军人可能超过104万。

为了避免引发现役部队的不满——当时在场维持治安的武警和公安人员大多对此次事件表示同情——和影响未来一年的30万人裁军计划，中共政府没有对10月11日的抗议者进行公开镇压。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可以对事件的解决抱以乐观态度。像之前历次抗议一样，所有抗议者都会被遣回原籍，交由当地政府处理，但也正是这些地方官员在过去几年、乃至十几年中一直对他们加以打压和迫害。所以等待他们的不只是又一张空头支票，还有严厉的报復。但是不管结果如何，这场近年来最大规模的退役军人抗议行动都将鼓舞更多的劳动群众——特别是在“去产能”计划中失去工作的工人——发起抗争。只有和这些劳动群众团结在一起，退役军人以及不满于现状的现役武装力量才能实现他们的诉求。

“全面二孩”政策一厢情愿

为了缓解老龄化和劳动人口减少、提振消费，一年前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后，中共当局宣布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两个孩子。与此同时计划生育没有被取消，生育超过两个孩子的家庭仍将受到各种处罚。社会主义者支持普遍的生育自由，但是就像资产阶级承诺的其他自由一样，生育自由只有在社会主义下才能得以真正实现。

医疗资源不足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一次会议披露，中国孕妇死亡率在经过连续11年下降之后，于今年上半年同比反增30.6%。这和政府的新政策不无关系。今年上半年的新生儿超过40%是二孩；超过60%的二孩产妇年龄在35岁以上，而且有着广泛的剖宫产史（一孩时期，医院为了提高收费，经常鼓动产妇进行不必要的剖宫产）。收入不足、工作时间过长和医疗资源短缺使这些“高危”产妇很难得到充分的医疗护理。

处在医疗困境中的不仅是孕妇。新华社旗下的《暸望》杂誌在一个多月前发表文章称，中国每年约有10万名5至14岁的儿童因为缺少适合他们的药物而死于可预防或可治疗的疾病。另外，由于儿科利润较低，儿科医生尽管工作量大而且要面对更加紧张的医患关系，但工资一般比其他医生少30%，导致大量人员离职。目前中国儿科医生缺口达20万人。去年年底以来，北京、上海和广州等大城市的一些儿科诊室因医护人员不足而瘫痪。南京一家三级医院的儿科诊室甚至因为唯一一名医生生病而停诊数月。新生儿的增加势必恶化医疗人员和患者的处境。中共官员贪腐成风，政府逐年增加军费，资产阶级一年之内新增80位亿万富豪，孕妇和儿童的医疗需要却被忽视。

新三座大山

医疗、教育和住房被称作中国的新三座大山，沉重地压在劳动者的肩头。即便中产家庭也已为抚养一个孩子倾尽全力，但中产阶级及以上的成年人只不过占10%左右。相比之下，底层家庭更像是被排斥在“现代社会”之外。大多数劳动家庭的子女被送往质量较差但十分廉价的私立幼儿园——如果他们能够接受学前教育的话——，也正是这些幼儿园被接连曝出虐童事件。对于移民工来说，他们的孩子经常因为户籍製度无法在工作地入学。城市住房更是移民工难以企及的。尽管房地产市场严重过剩，资本投机依然推动房价节节高升。一些省份和城市为了消化库存，甚至开始停建为低收入者提供的经济适用房或公租房。低收入、缺少休息时间和不平等製度造成了6000多万被称作“製度性孤儿”的留守儿童，相当于全国儿童总数的三分之一。去年6月，贵州毕节的4名留守兄妹在家中喝农药自杀，引发社会关註。2012年在同一地区，5名留守儿童在垃圾箱中生火取暖时被闷死。实际上，为了不让家庭的生存境况更加糟糕，大部分劳动者不愿生育第二个孩子（即便如此，医疗资源也已捉襟见肘）。这种情况下，只有极少数上层家庭才享有特权般的生育自由。

妇女权利

再次生育意味着女性离开工作岗位的时间更长。在就业市场性别歧视和缺乏公共育儿服务的情况下，更多的女性会选择留在家中成为全职主妇。《社会主义者》杂誌和中国劳工论坛网站此前曾刊登文章说明，资本主义復辟令中国女性的社会地位倒退，“全面二孩”政策则会使问题更加严重。更多女性不仅在丈夫和长辈的压力下被迫生育，而且在失去工作后更加依赖等级製的男权家庭。同时，女性承担了大部分家务劳动。她们不仅要照顾双方长辈，而且还要照顾两个孩子——大多数底层女性仍要工作，因为一个人的工资无法满足日常开支。为了争取生育自由、体面生活和平等的社会地位，妇女群众需要团结起来，建立战斗性的组织，反击性别歧视和要求政府建设充裕而免费的公立日托机构、免费公共医疗、真正人人享有的免费教育、将家务劳动社会化（这可以创造不计其数的工作岗位）。这在中共专製统治和资本主义製度之下不可能真正实现，必须依靠工人民主控製和管理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

习近平成「习核心」

中共中央委员会于十月召开六中全会，并在会议中宣布习近平成为党的「核心领导」，同时通过了两份文件加强对党内高层的限製。 「习核心」的加冕，揭示了统治菁英权力斗争的发展，尤其是有关来年领导层换届的安排。

「核心领导」

「核心领导」的概念源自于邓小平，他在1990年代初用这一词汇来形容江泽民，来强化江的权威，当时正值1989天安门屠杀后政权极度不稳和前景不确定的时期。

《人民日报》在有关习近平加冕的报导中宣布：「党中央丶全党必须要有个核心。」另一个中共喉舌，极度民族主义的《环球时报》在头条中引用一名廉政建设研究中心的「专家」，称现在「非常需要强大的领导」。

自从于2012年掌权以来，习近平已经对多名党内高层进行清洗，并利用反贪运动来攻击其他派别，以巩固自己的权力。党内如此大规模的洗牌使得习近平成为了自毛泽东以来「最强大」的领袖。

今天的中共专政与毛时代有着天壤之别，习近平领导的独裁製度代替着中国富豪菁英们统治。近年来，这些富豪的财富暴增，而权力欲亦变得越来越大。直至2016年10月，中国有594个身家超过10亿美元的富豪，比美国的535人还要多。中国大多数的新生寡头都是来自或依附着共产党的。

习近平比起他的前任们集中了更多的权力于自己手中，并将过往的「集体领导」模式扫之一旁──中共及其媒体将讹称为「民主集中製」。这个模式是为了在后毛时代的党国专製中，加入「互相製衡」的机製来防止一人独大。党内高层，尤其是最高的政治局常委，就成为了各派别分享权力的地方，他们都代表着不同的经济和地方「王国」。

政权自身深陷危机

习近平决定取消这个模式，反映了政权自身已经深陷危机，他认为必须要「大动手术」来解决政策决而不行，以及「政令不出中南海」的问题（即地方及下层政府无视中央的指令，或者只是口惠而实不至那样）。

「党的很多政策贯彻不下去。有些省市在自己的单位丶部门及地区搞『独立王国』。」中央办公厅调研室巡视员邓茂生周一表示：「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这个强支弱干的问题缠绕着中国每一项的政策，从债务的迅速累积丶产能严重过剩到军事政策。这亦解释了习近平为什麽要如此严酷地镇压异见分子，无论是律师丶记者还是罢工工人。总部设于美国的NGO人权观察指「这是自1989天安门屠杀以来最严重的人权打压」。

正如《社会主义者》杂誌过往解释过那样，习近平所推动的中央集权和加大个人权力并不是首要基于他的个性（当然这可能是个额外因素），而是客观的危机──如果不将权力集中，中共体製可能会土崩瓦解。

掌管至少12个部门

在六中全会召开之前，习近平已经满身的官方职衔。他是「全能主席」，掌管了至少12个部门的工作，包括经济丶军事丶网络安全和资讯科技等。那麽加冕「核心领导」又所为何事？

实际上，这揭示了在接任的四年后，习近平还没有在这场自1989年最严重的党内斗争中获得关键胜利。亲中的美国商人库纳（Robert Lawrence Kuhn）在《南华早报》发表文章称：「习近平遇到了阻碍，否则的话就不会需要核心领导了。」

人民大学社会学教授周孝正表示：「显然在党中央试图高呼团结的同时，内部的团结正是他们最迫切想要解决的问题。」

因此，「习核心」的确立并不代表习近平的胜利，反而是揭示了习派正于明年中共党大会之前，为党内的权力斗争加剧而做准备。

中共十九大将会在2017年末召开，现时25名政治局成员中的13人将会因年龄原因退下来，包括7名常委中的5人。

根据以往惯例，这就代表只有习近平和总理李克强会留任最高权力机关政治局常委。现有传习近平有意废除「七上八下」（满68岁的官员需要退下来，而67岁以下的则可以连任）的惯例。

有关「七上八下」的传言主要是联系到王岐山的位置，他跟习近平一样是个太子党，并且也是习在政治局常委中的重要盟友。

王岐山幕后主使了习的「反腐运动」，用来增加中央控製及打击敌对派别，并在党国机关中散播一定程度的恐怖以驾驭地方政府。

王岐山把持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纪委）在过去四年间不断扩张，并染指政府的所有部门来「执行」习近平的统治。最近，中纪委抨击中宣部在媒体中执行领导者路线时不够坚定。

看来习近平希望尽一切可能地让王岐山留任，不过这会打破「七上八下」的惯例（王岐山将会于明年满68岁）。邓茂生甚至表示：「七上八下只是民间说法，党内没有严格规定。」这更让人们猜疑改例已在进行中。

有传言甚至认为王岐山将会在党大会后取代李克强成为总理，并主导经济政策。李克强基本上已经在领导层中失势，之后可能会接任一些像征性的职位，譬如是全国人大主席。

王岐山过去被外界视为经济「改革派」，现在更成为了显赫的「反腐沙皇」，假若当上总理后他将会更强硬地迫使别扭的地方政府就范。王岐山是朱镕基的徒弟，后者于1990年代末出任总理时，曾大力改组中国的经济，削减了4千万个国企工作岗位及将房地产私有化，来让中国加入世贸。

六中全会所製订的措施，包括确立「习核心」，都是为了加强习近平挑选自己领导班底的筹码，让习派人马有利，打击敌对派系。习近平已经开始整顿省政府，并委任了数个跟习丶王关系密切的人物成为地方领导。

清洗江派「大老虎」

习近平掌权不久他就清洗了江派的「大老虎」，然后去年共青团派则成为了他权斗的打击目标。

共青团被官媒指「低效而精英主义」，预算被削减了一半，因而被迫大幅裁员。总理李克强是团派的最大代表，而他和团派似乎是来年领导层换届中最大的输家。

另外，外界亦盛传习近平打算用不同方式延长自己的统治，打破只能连任一次五年任期的规定。他可能会彷效其「榜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2022年后解除一些官方职衔，但继续掌握实权在幕后垂帘听政，就像普京于再度担任总统之前曾钦点梅德韦杰夫作为「他的总统」那样。

中国国家主席一职明文规定只能连任一届，但中共党总书记的位置则没有此限製，况且后者显然更为重要。在这个背景下，让王岐山留任可以说是为打破旧规矩试试水温，并为习近平寻求第三任期或更多而铺路。

分别在2002年及2012年退休的江泽民和胡锦涛的继任人都是来自另一派别的。中共内部本来就有这种「监督製衡」的机製来避免个人权力独大。习近平拆除这些保护机製，有可能将他所想挽救的体製引爆。

中国国家机器内部　出现史无前例的危机

正如我们之前所说那样，习近平时代标誌着中国国家机器内部出现史无前例的危机。习近平的手段紧迫而焦急，显然是由于政权受到严重威胁。

全球资本主义喉舌《金融时报》的莱切曼（Gideon Rachman）指习「正带领国家走向极端而高风险的新方向」。习近平不断将权力集中到他手上，并加强镇压机器来防止出现社会爆炸──群众斗争或系统性经济危机，但他的「解决方案」却可能反而会成为触发革命的因素。

中国毒气笼罩的冬天

自从冬季开始以来，中国广泛地区受到雾霾的强烈侵袭。随着冬季煤用量急剧增加，对中国人民的健康造成了严重威胁，尤其是北部地区。雾霾波及到超过60个城市，4.6亿人受害，被西方媒体称为“空气末日”。

在过去一周，北京和其他23个中国城市宣布“红色警报”，是2014年首次出现的4级警报系统中的最高警戒状态。在“红色警报”下，市政当局关闭学校、交通和工厂，并命令公众尽可能避免多的到户外。这些地区的雾霾水平高达世界卫生组织（WHO）安全指标的20倍。

在过去一周裏，北京某些地区的PM2.5（可宜接吸入肺部的微尘粒数值）超过每立方米500微克。世界卫生组织说的公众安全标准是每立方米25微克以下。

极端的汙染对社会和经济造成巨大影响。大量民众因呼吸困难入院，高速公路已经关闭，数百个航班被取消。北京机场三分之一的航班取消。据报道，大量人“空汙难民”逃离至一些空气较好的南方省分，例如海南及云南。口罩、空气净化过滤器和其他防烟雾小工具的销售在过去一周激增 ，在一些城市已售空。

严重雾霾与科学家所发出的健康警告相吻合。据南京大学的研究人员说，空气汙染可能是中国三分之一死亡人口的原因。《时代杂誌》（2016年12月23日）说：“在该国的一些地区，日常呼吸与抽烟一样程度致命。在74个中国城市进行的研究发现，2013年31.8%的死亡可能与雾霾有关。”

“战争汙染”

对于中国的独裁统治，雾霾危机是一个潜在的政治危机。在这个大多数家庭只有一个孩子的国家，当数千万人（特别是儿童）受到相当于吸烟程度的毒气汙染，当局解决问题的能力备受很大的怀疑。北京市政府最近在官网上将雾霾问题归类为“自然灾害”，被认为是当局另一个逃避灾难责任的企图令很多人感到愤怒。

自2014年以来，中央政府已经宣布了“向汙染宣战”的方案，但几乎没有明显的效果。从那时起，汙染纪录多次被打破，就像本周是历来最多的城市宣布“红色警报”。政府最新的解决方案是在雾霾城市部署水雾炮，但效果非常有限。与此同时，媒体也控製和压製对那些在线发表关于政府处理雾霾危机的批评或笑话。

2014年，北京市长王安顺说，如果2017年空气汙染危机没有解决，他会“提头来见领导”。无数中国人已经不相信官方承诺，他们只想安抚公众，但只会越来越糟糕。

自我失败

中国对可再生能源的投资比任何其他国家都多，在2020年前五年计划将耗资2.5万亿人民币（3,600亿美元），比2011-15年期间增长了39%。 目标是在2020年27%的发电来自可再生能源。

但是，对这些投资缺乏任何协调和民主监督──资源和投资决策被与官商勾结共同体所劫持──意味着中国的绿色投资往往是自我毁灭的。雾霾打击了许多中国庞大的太阳能发电场的产能。科学家们警告说，在一些北部地区，巨大的风电场减少空气流通，令雾霾问题更为严重。

最近的研究还表明，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或今年的杭州G20峰会等活动之前，政府提前清理空气汙染的临时措施，实际上对空气造成了更大的长期破坏。这是由于几个因素，包括製造汙染的工厂只是暂时关闭，但之后产量会急剧反弹。

“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虽然『政治蓝天』很容易实现短期修復，但它带来了严重的汙染代价，并不能真正解决雾霾问题。”该研究主要负责人北京大学郭锋向《南华早报》表示（2016年12月9日）。

重回煤炭

雾霾爆发背后的最大因素似乎是今年的煤碳用量急剧增加：在发电站、重工业工场及家庭冬季供暖的主要能源来源。这是政府刺激措施的结果，大城市形成疯狂的房地产泡沫而令市场回暖。

“但不幸的是，在过去九个月中，政府的经济政策刺激了一些重工业部门，造成北京的严重汙染。”绿色和平的全球煤炭运营高级副总裁Lauri Myllyvirta说。

在高盛的一份报告中指出，今年前十个月，煤炭产量从2015年的水平下降了10.7％，但煤炭价格上涨了80%。煤价反弹促使政府取消生产限製，从而导致11月比10月煤炭产量增长9%。

与其关心对抗汙染问题，中共独裁政府倒不如更关心打压反汙染抗议。在成都整个城市被雾霾笼罩，12月8当局对青年人抗议进行了大规模的镇压。当地人将汙染恶化归咎于彭州市的化工厂产生过量的二甲（PX）。2013年民众就是针对PX而进行大规模抗议，但当时未能阻止彭州化工厂发展。

有八名艺术家在成都被捕，他们在当地举行了一场非常简短的街头表演，表达反对汙染。还有些活跃分子在市中心的凋像上放置面罩。在社交媒体上有人号召抗议，成都市的大广场因此被警方封锁了三天。“成都的空气汙染真的很严重，我一直感觉不舒服。我一直咳嗽…我们想采取一些行动，我们应该站起来。”被捕的艺术家之一向《英国广播公司》表示（2016年12月13日）。

类似的抗议活动也在西安市同时爆发。《英国广播公司》记者表示，这标誌着一个“异常巧合的小规模抗议”。在中国各城市爆发过规模大得多的抗议活动，有些是数以万计人参加，反对建设高汙染化工厂。在6月份，湖北省钱江市的一家俄罗斯农药製造厂，就发生过万人抗议。社交媒体上流传当中的抗议照片，显示大量人群举起雨伞──香港民主斗争的象征。根据一些官方调查，高达三分之一的中国“群众性事件”与汙染问题有关。

在最近几个星期，一个网上贴图将中共“为人民服务”的口号改为“为人民服雾”，受到网民广传！愈来愈多人面对“呼吸权”受到侵犯，透过政治反讽和幽默对“呼吸权”表达不满。

社会主义者的立场

社会主义者强调要将反汙染斗争与建立中国独立工运联合起来。这两者都是对独裁统治的挑战，也挑战到资本家追逐短利的经济模式。汙染危机只能通过一个真正民主的政治製度结束。这製度不是由企业支配的“民主体製”那样。这场危机是全球性的，只能通过全球团结和打倒资本主义的行动来解决。

中国劳工论坛争取组织自由及全面民主权利，也为民主公有大公司和金融机构奋斗，创建社会主义计划体製来保护地球。

二零一七年

经济危机下工人前景黯淡

2017年习近平就要开始他的第二个任期。在这5年内经济状况不仅没有好转，反而陷入更危机，令中共当局如履薄冰。虽然今年下半年煤炭和钢铁价格迅速上涨，只是房产泡沫造成的短期效果，但没有人认为这会对整体形势造成积极影响。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家和中共官僚必然会继续向劳动者发动攻击。

降低社保缴费

今年4月，国务院决定为期两年下调部分地区的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缴费比例，以期降低企业成本，其中养老保险部分涉及20个省级行政区。10月末，国务院又宣布准备降低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缴费基数。有学者估计社保缴费基数降幅约为10%。对于中国劳动者来说，社会保险是一个矛盾的话题。面对低工资和高生活成本，缴纳社保无疑是另一笔支出，这就是为什么青年工人较少参加追讨社保的斗争。的确，少部分劳动者在雇主的欺哄下“自愿”放弃社保；也有雇主威胁员工说，如果他们要求缴纳社保，工资就会减少。但更普遍的是，与地方官员勾结的资本家在工人不知情的情况下欠缴社保。《2014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83.3%的农民工没有参加养老保险，约2.3亿人；参加工伤保险的人最多，但也只是刚刚超过四分之一。2013-2015年沿海地区发生追讨社保的工潮，裕元鞋厂万人大罢工和被警察严酷打压的庆盛服装厂罢工就是其中的例子。

虽然中共宣称退休职工的待遇不会受到影响，但这个承诺很可能只对特权阶层有效。根据财政部的决算报告，从2013年开始，在扣除财政补贴后，社保基金已经亏损。2015年亏损2913亿，其中养老金亏损1731亿。这是因为官僚和资本家攫取了计划经济时期积累的国家财富，造成前一代劳动者只能依靠后一代劳动者的社保费，也是因为享受较高退休待遇的公务员只是从2014年才开始缴纳社保费。老龄化将加速社保基金的亏损，履行“不降待遇”的承诺会让这个正在增加赤字的政府感到更大的压力。所以中共很可能会像渐进延迟退休那样用“温水煮青蛙”的方式削减劳动者福利。社会主义者支持向所有劳动者提供充分的社会保障，同时保证他们拥有体面的收入，但欧洲福利国家的崩溃证明这在资本主义下是不可能实现的。资本主义和它的民族壁垒限製了生产力的发展。资产阶级窃取劳动者创造的社会财富，却让他们自己为社保系统的破产买单。

工资增速下降

相比于社会保险，工资问题对劳动者有更直接的影响。目前已公布工资指导线的20个地区全部降低了预期涨薪幅度，其他12个地区可能对此持悲观态度，例如黑龙江、辽宁、广东和江苏。另外人社部决定放缓最低工资调整频率。2015年全国有28个地区提高了最低工资，但2016年只有9个，平均涨幅从14%降到10.7%，只有习近平上臺时的一半。与此同时，劳动者工资增速也在逐渐下降。根据国家统计局关于前三个季度的数据，人均工资同比只增长6%，而2013年以来的年均增长率是9.4%，采矿、製造、建筑、批发零售和住宿餐饮等底层工人集中的行业工资增长缓慢、甚至下降。人力资源咨询公司ECA International 估计2017年中国实际工资增长率会降到4.7%。虽然这个数字仍然高于亚洲其他国家，但应当註意中国青年的负债率也是亚洲同龄人中最高的。《路透社》的一篇文章指出，中国年轻人的债务（包括房贷）平均是他们月收入的18.5倍，信用卡和消费贷款占家庭债务的比例从去年的4.6%上升到15%。资本家、经济学家和一部分政府官员不断抱怨劳动者工资增长太快，但马萨诸塞大学的一项调查表明，私有企业在2003-2008年间通过低工资、克扣工资和超时劳动少支付给劳动者4.6万亿元人民币，这还没有算上拖欠的工资和社会保险。2015年，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从219.16万人增加到277.47万人，被拖欠工资总额增加到271.59亿。换句话说，不是工人收入增加得太快，而是资本家太贪婪！

“中国劳工通讯”统计的今年上半年全国罢工和抗议事件同比增加了19%，而且仍在向内陆地区蔓延。同时政府的暴力打压也变本加厉。工人群众保卫自身利益的力量取决于他们能在多大程度上组织起来，反抗统治阶级转嫁危机的企图。社会主义者支持工人的组织权和罢工权，建设独立民主工运，挑战极权中共的资本剥削。

中国：乌坎抗议者遭严厉判决

九名抗议者被判，最高十年监禁

乌坎模式，曾经的集权主义国家地方民主灯塔已经被中共独裁者谋杀。2016年12月26日，中国南方海丰法院对九名被告宣判，惩罚非常严厉。这无疑是向试图挑战中共统治发放政治讯号。相反，乌坎抗议者的命运将激起国内外人士的更大同情。

抗议者自九月份发起抗争就被当局逮捕，被判从两年到十年不等的刑期。他们是魏永汉丶洪永忠丶杨锦贞丶吴芳丶蔡加磷丶庄松坤丶李楚卢丶陈素转和张炳钗。根据海丰法院网站的公布的消息，他们被指控举行「严重扰乱社会秩序」和散布谣言的非法集会。但是判决的细节没有公布。这个案例让我们窥探到「习核心」对中国正进行廿五年来最悪劣的镇压。

2011年在乌坎爆发了大规模抗议，反对村委会的土地掠夺和腐败，自此这条村被推到了全球媒体的头条，被视为中国民主发展的试金石。2011年12月，在残酷压製了村民要求丶抗争领袖在警方看守所内死亡之后，抗争代表和广东省当局达成了一个重要协议，使村委会被允许选出七个席位。林祖恋，一个当时支持抗议的中共官员，是整个进程的关键人物。

镇压

此后，林祖恋被选为村委会领导超过五个年头。实际上民选的乌坎村委会毫无权力，村委会试图收回被攫取的土地，解决2011以来的问题，但被上级政府当局阻扰而失败。这激起了2016年夏天再次爆发抗议，随后村民被逮，七十二岁的林组恋被法庭以「腐败」的罪名迫害。

九月份，林祖恋被判处入狱三十七个月，激起了新一轮的抗议，当局实施更残酷的镇压。林真正的所谓罪行在于支持再发起群众示威。他提出了上诉，并收回他对「收取贿赂」的承认。但上诉法院不出所料维持原判。

就像近期大多数被政治犯一样，林也做了一次「电视认罪」。这显然是在胁迫的情况下发生的，当局胁持着他的孙子，并威胁要向他孙子提告。他的家属指出，当局开了一个条件，如果林祖恋认罪他将换得缓刑。但这交易被揭发只是当局另一招伎俩而已。

当局为了打击乌坎运动，以及消灭乌坎作为抗争象徵，因而政治审判乌坎九名被告。中共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下命令残酷镇压，以便在2017年年底中共领导层改组时占据有利位置。2011年政治条件与今天非常不同，当时胡的前任与村民达成协议，现时胡的强硬态度也与习近平对反对派「零容忍」的教条一脉相承。非政府组织丶人权律师和劳权人士被广泛打压，甚至中共当局派人越境绑架政治异议人士，遍及了以前未遍及的范畴。

社会主义者和中国劳工论坛一直密切关註乌坎的斗争，因为当中有很多重要的教训：激动人心的基层组织和抵抗，但也要对任何与中共妥协的意图作出警告。乌坎事例表明，林祖恋主张在中共体製内有限改革的实务派，也落得悲惨下场，证明独裁政权不会「改良」到民主的体製，而必然会被工人阶级领导的大规模群众行动所推翻。

大庆市民举行反汙染抗议

2月14日，约一千名大庆市民聚集在市政府外，反对在上风口和居民区与水库附近建设可能造成汙染的铝工厂。第二天，市政府迫于压力宣布暂停施工，但有媒体称工程仍在继续。根据官方审批通过的环境评价报告，该工厂预计每天将排放二氧化硫19-20吨丶氟化物0.65吨，这些都是可能对人体造成严重危害的汙染物，而且如果工厂发生爆炸，后果不堪设想。事实上，由于集中了大量高汙染重工业，东北三省本身就是肺癌高发地区。从去年年底，大庆市民就开始怀疑工厂选址是为了接近高速公路丶节省成本而无视环境和群众健康。随后市政府同市民三次会谈，但不仅没有解决市民的疑问，反而被发现环评报告的民意调查作假（大庆市环保局已经从网站上删除了这份报告），同时市民代表和抗议活动也受到打压，导致反对情绪激化，最终发生2月14日事件。

与此前各地的邻避运动一样，政府和企业的支持者将大庆抗议者描绘成「无知愚民」。特别是对于大庆这样正在衰落的重工业城市，「要麽毒死，要麽饿死」最清楚地说明了抗议者的两难处境，但社会主义者支持通过群众抗争迫使企业增加环保措施，迫使政府投资发展低汙染的工业技术，否则这些所谓经济发展「成果」只会毒害工人。但问题在于，官商勾结作假成风丶汙染丑闻层出不穷丶群众对于公共事务缺乏最起码的知情权和决策权，大庆市民完全有理由怀疑环评结果是否真实丶「不会出问题」的保证是否可靠丶企业能否一直遵守环保要求丶追求GDP的官员能否严格监管，其实大庆乃至全国都不乏「环评合格」的非法排汙企业。建设铝工厂的最大受益者是那些赚得盆满钵满的官僚和资本家，可是如果真的出现环境危机，却要普通群众买单，而且往往投诉无门反遭打压。所以我们支持大庆市民要求更改工厂选址或者完全取消项目的诉求，同时也呼吁全国在反汙染运动的基础上自下而上建立民主的工人和居民委员会，审核丶监督和改造一切可能造成汙染的企业，没收所有非法排汙企业，交由工人民主运营；通过抗议和罢工要求中共政府投入更多资金改善医疗服务丶发展绿色技术和设备，而不是把财政支出浪费在维稳和军备竞赛上。

中国妇女地位持续下降

性别差距仍在扩大

从2006年开始，世界经济论坛每年发布《全球性别差距报告》，从经济、教育、医疗和政治四个方面评估世界各国的性别差距状况。根据《报告》提供的数据，经济危机之后，中国的性别差距指数从0.691下降到0.676（越接近1就越平等），排名从第60位跌到了第99位。必须说明的是，妇女参政度的上升缓冲了下降势头，但是很显然，女性官员和人大政协代表的象征意义远大于实际意义。别忘了在国际媒体面前为逮捕“女权五姐妹”辩护的就是一位女外交官。

高等教育在读生和专业技术工作者中女性所占的比例已经反超男性。考虑到中国女性人口比男性少3000万，这也就意味着女性从事专业技术工作的比例更高。可是性别收入差距并未因此缩小，相反，在劳动参与率没有明显变化的情况下，女男平均工资比率从2009年的65%降到了现在的62%，尽管经济危机前曾有所改善。这一方面是因为虽然专业技术领域的差距小于整体水平，但是女性晋升难度较大而且同工不同酬的问题也在恶化，另一方面平均数会掩盖底层劳动妇女更恶劣的处境。

《报告》也指出，中国女性的家务劳动时间是男性的2.6倍（总劳动时间每周平均多5个小时），而家务劳动是不会被算在资本家的工资表裏的。推动妇女地位下降的第二大因素是出生性别比。中国目前的数字（女/男）是0.87，比2006年还要低2个百分点，而正常应该是0.93-0.97，所以中国在这一项上稳居榜末。2016年全国出生人口1786万，粗略地说也就是一年之内选择性流产杀害了超过58万名女婴。

夫权与厌女潮

在当局打压女权主义者时，中国也兴起一股厌女症热潮。媒体和舆论愈发将女性描绘成追求物质享受的形象，性别主义者借此否定女权运动的合理性，但其实不过是从侧面证明了男权製度对女性的可耻奴役。资本主义迫使绝大部分劳动群众除非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否则就无法生存，而受到经济和性别双重压迫的女性更不得不依靠出卖身体（婚姻或是卖淫）来改善自己的经济状况。中共政府和资产阶级或明或暗地宣传说，女性的价值在于美貌、生育能力和“妇德”，她们的理想生活应该是及早委身于一个优秀的丈夫——这反过来又和性别壁垒一起削弱了她们在工作上和男同事竞争的动力。去年的女大学生“裸贷”事件曾引发广泛关註。性别主义者表面上指责当事学生“虚荣挥霍”，但其实无非是批评她们因为失去了“贞洁”而“贬值”，也就是对夫权的不忠。资本主义已经把女性物化成可以估值出售而且必须出售的商品，可又通过媒体和舆论谴责她们“过于功利或者过于自由地”出卖自己。这是何等的虚伪！性别主义者经常把女性贬低成依靠丈夫养活的宠物，但是大多数男性在择偶时不希望未来妻子的收入超过自己，因为这会伤害他们“作为男性的自尊心”！所以“女强人”经常被解释成借美色上位，或者被讽刺说过于强势会嫁不出去。要打破性别主义者的抹黑以及整个男权和夫权统治，妇女群众必须奋起反抗。

劳动群众团结抗争

上个月底，“女权之声”微博因为翻译和发布了一篇号召三八妇女节全球妇女大罢工的文章而被禁言。这篇文章呼吁女权运动和劳工诉求相结合，因为后者是所有妇女所面临的问题。社会主义者支持这种立场。指望资本主义社会自我改良只是空想，即便按照上述《报告》的说法，亚太地区消除两性经济差距还需要100年，而中国从2009年以来就一直在倒退！只有工人阶级和所有被压迫群众团结抗争，特别是劳动妇女的斗争，通过实施男女同工同酬，廉价且优质的幼托、养老、餐厅和家政等公共服务投资帮助妇女从繁重的家务劳动中解脱出来。不论在中国还是世界各地都要挑战资本主义对女权的压迫，通过工人民主管理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才能有效实施上述政策，彻底消除性别经济差距，实现真正的性别平等。这不仅能够解放女性，也能够让男性劳动者摆脱支撑整个家庭的重担。

“灵活就业”与“慢就业”的虚伪：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困境

大陆的大学大规模扩招已经过去了十多年，一批又一批的大学生从大学校园中步入社会。但是面对就业形式，他们恐怕不会再有在大学中的好心情。虽然根据共青团喉舌《中国青年报》所报道的就业率来看，目前大学生总体──90%以上的大学生在官方统计中可以找到工作。但是这个数字可信吗？

我们当然有理由对这个数字提出质疑，高校伪造就业率的新闻早已不止一次被媒体报道过。更何况，单单就业率也不能说明问题。而实际的就业情况，我们也可以从一些大学所发布的就业报告中一探究竟。

“灵活就业”就是没有保障

天津师范大学所发布的2015年毕业生就业报告中，本科生的就业率高达88%以上。这算得上一个相当高的数字。然而看就业方式的话，我们可以发现本科生有半数选择了所谓的“灵活就业”而非签约就业亦或者升学。对应的，选择“灵活就业”的专科生高达68%。而所谓的“灵活就业”，其实根本就是兼职性质的工作，甚至没有劳动合同。在这种情况下，不但工作的稳定性没有任何保证，身为劳动者的权益更是极易受到侵害。

此外，即使是稳定的就业，其工作性质也颇值得怀疑。在天津工业大学2015年度的毕业生就业报告中，仅有62%的毕业生所从事的工作与他们大学中所学的专业相关。而该校理学院的专业相关度居然仅29%——这也就是说，有超过三分之二的该院学生从事着与他们大学四年中所学习的知识毫不相关的工作。经济放缓令很多行业的就职机会大减，很多毕业生都不能选择自己合适的工种。

而即使侥幸获得了稳定且相关的工作，其薪资待遇又如何呢？根据天津城建大学2015年度的毕业生就业报告反映，其毕业生的平均薪酬仅3407元。虽然在未来他们的收入肯定会有所增加，但是生活成本也肯定不会一成不变。而根据媒体估算，天津市的生活成本每月大约在两千多元——请註意，这是在工作者的住宿问题可以自行解决的情况下。如果打算买房亦或者租房，三千多元的工资如果不靠父母接济，恐怕根本无法生活。

“慢就业”就是找不到工作啃老

如果我们把目光投向天津以外的地方，其处境只会更加艰难。根据河北工程大学的就业报告来看，有超过三分之二的毕业生薪资低于3000元。而如果把目光投向低收入毕业生的话，有十分之一的毕业生月薪居然低于两千元，这种薪资水平甚至低于工厂工人的水平。而如此之低的工资，他们如何做到自食其力——而不是啃老为生呢？

再看看河南省，位于河南省省会郑州的黄河科技学院就业报告显示，有接近80%的毕业生月薪低于三千元——而如果也把目光投向低收入的话，有超过16%的毕业生月薪居然低于1500元。鉴于该校超过90%的学生都来自河南本省，绝大多数毕业生也应该是在河南就业。然而应该註意的是，河南省的最低工资也达到了1600元每月，这些月收入低于1500元的毕业生，难道正常合理么？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当局当然已经意识到了就业形势已经变得相当严峻，中共机关报《光明日报》在2016年头版刊文《“慢就业”不失为一种选择》。随后，人民网、新华网等官方喉舌开始争相鼓吹所谓的“慢就业”。然而一部分媒体与相当多的网友并不买账，其中一部分更是揭开所谓“慢就业”的画皮——这无非只是找不到工作啃老的变种说法。

大学生就业问题已经十分严峻，然而当局不但不敢于直面并且加以解决，反而是开始鼓吹年轻人选择所谓的“慢就业”。另一方面，如此之多的大学生已经成为事实上的廉价的劳动力。想要改变这一切，中国劳工要有组织独立工会的权利，反对资本主义底下的低薪水及欠缺劳动合同保障。

中国：腾讯对用户 通讯进行审查

腾讯旗下的QQ和微信已经成为中国抗议者的重要组织工具。但多伦多大学“公民实验室”近日发布报告称，不管是私人通讯、微信群还是朋友圈都会受到腾讯的审查。

今年两会前后，至少有几十个微信群、QQ群和上千个私人帐号被强行关闭。公民实验室发现，微信不仅仍在屏蔽那些触怒当局的敏感关键词，例如“709镇压”，而且开始将包含敏感内容的图片列为屏蔽对像——由于技术原因，图片曾是躲避封锁的一个途径。

亦有证据证明腾讯会将敏感信息发布者的个人资料报告给政府。责任经常被归咎于当局的高压政策，这种看法过于简单。在滴滴（腾讯旗下的网约车公司）并购优步（中国）之前，优步CEO曾抱怨微信封锁了他们的帐号和关于优步的正面新闻。

最近，腾讯以2781亿美元的市值超过工商银行成为中国第一，并进入全球前十。指望资本和市场能成为推动中国民主改革的力量完全是幻想。只有在公有基础下由工人和所有被压迫群众掌控媒体企业才能确保言论及新闻自由。

中国的黑心私营医院

早前，中国医疗私有化问题因网络上爆出“魏则西事件”而备受关註，随后进一步的消息更揭发被称为“莆田系”的全国性庞大私人医疗资本渗入公营医疗系统内以及其他种种恶行，一时间，“莆田系”在中国被视为黑心私人医院的代名词。

中国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以来逐步开放了私人资本渗入医疗领域。最初，这种所谓“承包责任製”是指将公立医疗部门中一些长期亏蚀的科室承包出去。

私人资本蚕蚀公立医院

此后二十年间，私人资本逐步蚕蚀公立医疗领域，当中包括利用地方卫计委无权管理军队医院的漏洞，在军队医院体系内大肆扩张。军队医院中对外承包所得的利润又归入军队自身，因此可谓完全放任，听之任之。

由此，造成了中国的私人医疗机构水准极其参差，当中有大量骇人听闻的医疗事故和俭财手段，以致于一时间民众对整个医疗系体信心尽失，人心惶惶，医患对立的情况极其严重。在2006-16年间，中国医疗纠纷发生率年均上升22.9%，每所医院年均暴力伤医事件高达27 次。

魏则西本为一名西安的大学生，2014年被发现不幸患上末期滑膜肉癗。在接受各种正规疗法后，他们通过百度搜寻引擎版推荐到武警北京市总队第二医院肿瘤生物中心，其机构推销所谓斯丹福大学研发的“肿瘤生物免疫疗法”。魏则西及其家人考虑到这是由中国官方许可的国内最大网络搜寻器所推荐，而且是一家军队的最高一级医院，因而对此有一定信心。可惜经过了几个月的“治疗”，花费了二十多万后，肿瘤不但没有被治愈更转移到肺部。

其后魏则西多番调查后得知“肿瘤生物免疫疗法”，在临床实验阶段已被淘汰，在国外根本就没有医院会采用这种技术，纯粹是医院用作招遥撞骗。他在2016年2月于网上发表了自身遭遇后立即引起广泛关註，可惜由于延误了治疗时机，魏则西于2016年4月病故。

然而令普遍人惊讶的是，这家打着“武警总队医院”招牌的背后，竟是一家由私人资本所承包的“医院”。而该资本就是掌握中国80%私人医疗份额，被人称为“莆田系”的私人医疗体系。

“莆田系”自80年代开始以福建莆田县市为起点，最初以游医的形式，到处张贴街头广告宣传，后来乘“改开”之潮承包医院科室，从不合法的灰色地带走向合法，之后大举扩张，包括行贿公营医院领导人私下合作，或直接兼并亏损的公营医院等，逐步掌握了巨大的医疗资源。

其“行医”的方式却与街头骗局一脉相承，包括夸大求诊者的病情、拖延病情。据调查所指，相当一部份的“莆田系医生”根本未受过任何正式的医学教育！

此外莆田系还会生产劣质的药品和医疗仪器等，在其医院内以远高于平均水准的价格售予病患以俭财。在魏则西事件前，早已有不计其数的病人因上当被骗延误治疗而死。

公院病人数是私院的七倍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去年全国接近2千间新私营医院落成。公私营总数字达29,000间，其中16,000间为私营医院。自2010年至2016年10月，公营医院数目减少一千间，大部分是被私有化了。然而，公营医院负担的病人人数去年是私营医院的七倍，多达25亿人次。

从2012年开始，一级医院中的私立机构占比首次超过了公立机构。同时由于公立医疗资源投放严重不足，中国的医生与护理人员比例只有1:0.8，远低于国际上1:4的平均水准。

在行业与中共政府的腐败及其无所作为官僚作风下，医疗与教育及房屋称为现时压在中国民众头上的“新三座大山”。社会主义者反对医疗私有化，主张在民主监督之下全体公营化医院及药剂企业，从而在民主计划底下推行人人免费享用的优质医疗。

中国：消费金融突显坏账风险

4月5日上海陆家嘴的一份报告显示，中银消费金融公司2016年净利润同比增长了168.5%，为该行业第一。中银消费金融是中国第一批消费金融公司之一。

目前除了22家持牌公司外，中国还有上千家机构正在从事消费贷款或分期业务，例如涉入校园贷事件的那些。截至去年年底，中国个人消费信贷余额（不包括住房贷款）约有5万亿元人民币，超过同年全国居民消费支出的四分之一。消费金融不仅成为中国金融机构的重要盈利点，也支撑着习近平的“消费救国”计划。不过群众收入增速（6.3%）不及消费（6.8%）给尚未解决的债务问题增加了新风险。

根据《财新网》近日发布的文章，截至去年9月，消费金融公司平均坏账率为4.11%，是2015年同期的1.44倍；同时广发证券告诉财新，小额贷款公司和网络贷款平臺的坏账率可能分别达到5%和10%。中共当局鼓励经济和金融泡沫化以掩盖真实的经济状况，最后只会带来更严重的爆炸。所有银行需要立即被国有化及民主控製才能避免未来的灾难。

中国：山东辱母杀人案

3月底，中国《南方周末》一则被称为“辱母杀人案”的报导在内地网络成为舆论关註热点。案件发生于去年四月中，山东聊城苏银霞与于欢母子于其经营的公司内被高利贷上门追债，其间被追债者羞辱及禁锢。警方到场后只扔下一句“讨债可以，但别动手”就离开案发地点，最后双方冲突，于欢护母心切持刀刺死一人，伤三人。本年二月，法院一审判于欢故意伤害罪名成立、处以无期徒刑。判决引发舆论哗然与强烈不满，而貌似并不復杂的案情背后却折射出众多内地的社会问题，有内地网民指：

“山东辱母杀人案，难得有这样一个案子，囊括了当下中国几乎全部问题：经济下行压力大，民营企业融资难，县市非法集资多，高利贷猖獗，土生土长的房产商多涉黑，基层治理失序……更重要的是，这样的情景，不独存在于山东冠县，而是很多地方的县乡皆如此。”

这一评论直击了问题的本质与核心所在：拨开表层的法律技术迷雾，案件要深究的并非“于欢是否构成故意杀人／伤害／防卫过当”，而是背后深层的社会现象。

官匪一家

案情中最引人关註的，除了当地警察到场后不予控製场面，反而听之任之，最后酿成命案。进一步的消息更指出，被刺死的追债者为当地土皇帝吴学占黑社会成员，于2015年驾车撞死一名14岁少女后不顾而去，事后当地警方只说无法抓获肇事者而不了了之，而“杀人案”案发时这一通缉犯就大摇大摆的在警察面前上窜下跳，于欢母子请求警察带她们出去也竟不得要领。

这次“辱母杀人案”则坐实了当地“官黑勾结”的事实，在过去出了事，往往是当地黑帮头目交钱行贿，政府官僚则出手和稀泥或武力维稳。最后法院更是直接对于欢处以无期徒刑，丝毫不去考虑背后的案情，更似与黑帮有所默契。基层民众没有任何监督製约的权力和渠道，多年来地方政治腐败不堪。

民众都相信，于欢并非是身陷此种困境的第一人，只不过是次正好被全国性媒体曝光而受到关註，而过去有此遭遇而受牢狱之灾的更不知凡几。

同时正如民众所担心的那样，“官黑勾结”这种情况并非一城一地的特例，而几乎是全国性的现象！无论是征地、拆迁这些涉及巨大潜在利益的范畴，还是那怕仅仅住宅物业的车位管理，全国上下的基层吏治的腐败无能，乃至有意放纵黑势力坐大从中分一杯羹，都是这次事件激起全国民愤的根本原因：自身的权利受不法侵害敢怒不敢言、官僚纵容资本与黑帮鱼肉民众、公检法包庇侵害者逍遥法外、民众走投无路奋起反抗却被政权以法律之命倒打一耙……由此可见，习近平所谓的“反腐运动”政治表演是何等的贻笑大方。

民众现在除了表达愤怒，更重要的是厘清重点，我们要求的不仅仅是要求还于欢一个公正的判决，而且认识到案件发生背后的社会土壤，并在政治上夺回自身的民主权力。社会主义者主张成立群众的独立调查委员会彻查事件，严惩涉事黑帮及警员。警队必须受到民选的群众委员会由下而上民主控製，才能防止警队腐败，打破财团与黑道的勾结。

中国：河南濮阳一小学发生踩踏事件

早在2014年7月，新华社旗下的《半月谈》就曾报道过，河北顺平县的一所小学由于人数过多，课间禁止学生到教室外玩耍，以免发生事故。但近日的一次事件似乎说明连如此严格的管理方法都“不够用”了。3月22日，河南濮阳县第三实验小学的学生在上厕所时发生踩踏事故，造成1死21伤，其中有5人重伤。这些学生一般不超过12岁，死者只有7岁。

该校有1704名学生和67名教职工，但只有男厕两间、女厕三间总共39个蹲位；通向二楼厕所的只有一条狭窄的楼梯，惨剧就发生在这裏。在当天考试前，学校只留下10分钟活动时间，大量学生急忙上厕所，不发生事故才是偶然。政府要求小学平均每个班级不超过45人，一所学校最多只能有1350名学生，事发学校远远超过了标准，蹲位数量更是不到标准的一半。

学校超负苛

当地官员告诉媒体，城区学校像这样超负荷运行是普遍现象。另外也有媒体指出，该小学连操场都没有，只有教学楼前一片狭小空地供学生课间活动。可以想见，这次事件之后，该校学生可能也要面临课间禁止到教室外玩耍的命令。根据目前的数据，全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7.35%，但小学教育城镇化率达到了69.4%，初中则高达83.71%。学生向中小城市、县城和乡镇中心集中造成公共教育资源捉襟见肘，在中西部尤为严重。

在去年7月的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教育部官员说，全国超过56人的中小学班级有四分之三位于中西部城镇。根据《澎湃新闻网》报道，去年夏天开学时，海南儋州市的一所小学因新生过多，不得不临时修建简易教室。

城乡教育差距是这一现象的最主要原因。全国超过一半的农村小学教师要教授两门及以上科目，不到60%的农村小学能够开设英语、科学和体育等科目。农村学校的低收入导致优秀教师流失。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曾抱怨说：“农村没有好教师，好教师都到北京、上海、深圳去了”。家长为了让子女得到更好的教育，不得不把他们送出农村。同时，地方政府盲目关停、合并农村学校的政策正在加剧这一过程。2013-2015年间，虽然义务教育在校生人数增加了200万，但学校却减少了2.3万所。被关闭的大多是乡村学校，学生如果不转到城区或者较为发达的乡镇读书就只能辍学。另一方面，城镇化和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也将许多学生带入城市。

拥挤的校园潜伏着隐患，同时也在日常造成教育不公。发生踩踏事件的小学师生比为1：26，而上海的平均数字是1：12。学生过多、教师不足势必影响教育质量。有些学校应顾不暇，只能求助于家长，例如让他们在孩子的每份作业上签字以达到监督的目的。对于占义务教育在校生总数六分之一的农村寄宿生来说，生活指导的缺失更加严重，或者说根本没有。不管是在学习还是生活上，僵硬死板的规训体製只会导致和加剧学生的厌学情绪与不当行为。

如何避免悲剧再生？

社会主义者支持家长和教师以抗议和罢课的方式要求政府增加落后地区的中小学教育投资，而不是把资金和土地投入只会增加泡沫的盲目建设、普通劳动者买不起的昂贵商品房以及军备竞赛和维稳。学校应通过独立、民主的教师和家长民主机製下决策与监督下，根据需要增加教职工和教室、宿舍、操场、图书馆等设施，为教师提供定期培训，让学生可以在住所或者父母工作地附近接受优质、全面的学业教育和生活指导。为了向扩充教育事业提供足够的资金，我们支持向富人加重征税，乃至将银行和大企业收归公有，交由工人民主管理。

辉山乳业崩盘 债务恐慌加剧

中国的公司债务目前是GDP的165%。辽宁辉山乳业股价的暴跌震撼了中国金融业。

3月24日，辉山的港股市值在90分钟内骤降85%——蒸发了约280亿元人民币。这家过去的国有公司——中国最大的奶牛牧场经营者——已经被曝出是一个靠巨额债务撑起来的空壳。辉山还成了不断借债的中国企业的代名词。

辉山董事长杨凯在2017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上名列第57位。他利用自己的政治人脉和国有银行的宽松信贷条件，借取了数十亿元贷款。

至少有23家银行借款给辉山，包括一些最大的银行。据报道，该公司对汇丰银行违约了一笔100亿元的贷款。

在杨凯的控製下，辉山涉入金融操作，大量购买本公司的股票（据《南华早报》所指，花费了30亿港币）来推升股价。这笔资金来自金额更大的贷款，而股票则被用作担保。

该公司也涉入影子银行式的活动，把自己的债务当作“投资产品”出售给散户。为了筹措资金，它想出了一个点子，把5万头奶牛出售给广东的一家租赁公司，然后再把它们租回来。

在中国的泡沫经济裏，辉山这样的公司变得“大而不倒”，因为它破产的话，可能会通过那些借钱给辉山的银行和公司造成连锁反应。省政府正在想尽办法实施救助，该公司总部已经被警方封锁。

习近平空前的网路控製

习近平执政已经到了第五个年头，网络的控製在这几年中也在一步步的升级。无论是控製还是控製范围，都有了前所未有的提升，特别体现在近两年。

中国经济近年急速下滑，产生极多的社会及经济问题，因此网路除了是平民讽刺时弊、渲泄不满的平臺，也愈来愈成为群众运动及工人斗争的组织工具。中共必须严加操控每一吋的新闻自由。中共连一些与体製和政府无关的暗讽和嘲笑也不容许，这明显是中共在十九大前要加强习近平的个人权威，可见政权的。习近平在2016年10月的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中正式升级为所谓的“习核心”，而在这前后，围绕他本人的网络控製已经明显出现。2016年9月，习近平在G20会议上公然将“通商宽农”念为“通商宽衣”。在其犯下如此错误之后展开了大规模的网络管控。任何出言质疑此事的人都会招来封禁帐号的惩罚。而更为可笑的是，封禁帐户的理由多半是所谓的“政治敏感”。在新华网所放送的习近平演讲全文中，含有该词的整句话都被删去。

网络控製开始进一步收紧获取外界信息的渠道，甚至开始封锁通过网络获得实体出版物的途径。2017年3月，大陆最大的购物网站淘宝网推出一项规定，规定任何商家都不得出售海外出版物，也不得提供代购海外出版物的服务。这个出版物并不仅局限于书籍，也包括了光盘等介质。通过网络获取外部信息，已经愈发艰难。

在这二十年来当局始终在坚持对网络上涉及六四事件的任何消息进行删除，但是这并不能阻止网民通过各种手段了解并且扩散关于六四事件的消息。因为这种彻底封锁的效果并不好，在如今，当局的举措已经不限于此。以双鸭山事件为例，大陆并没有彻底封锁该事件，而是承认了矿工抗争的事实。但是在官方的公文中，宣称该起事件中“没有发生过激行为”，这根本斯大林真理部篡改历史的做法。

废除国安监控

一个真正言论自由的社会主义组织，应该以废除国安监控，全面保卫言论自由和私稳权。中国劳工论坛主张停止政治审治，捍卫言论自由、停止政治检控及迫害异见分子、废除秘密监控系统、国营媒体由公共民主控製，要真正的媒体自由。

中国：习近平将利润凌驾于环保因素

截至5月15日，环保部的大气汙染督查组检查了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的一万多家企业，发现其中近7成存在汙染问题。在接受检查的省份，即便按照很低的官方标准，空气质量良好的天数也不到60%。此次行动的起因是当局担心因为无法实现三年前做出的一个承诺而成为笑柄。环境汙染的问题已令人民对当局失去信心，愈来愈多人反思到这是经济和政治製度的问题，中共的统治权威因而受到破坏。

根据2013年国务院的命令，今年北京的年平均PM2.5应该降到60微克/立方米——仍然远高于世卫组织的最低标准。当时的数字是89.5微克/立方米。但三年过后只减少了一半。上月底环保部的一份工作报告显示，全国生态环境优良的地区只占44.9%。在重点监督的地区之外，空气与水质的改善乏善可陈，甚至有所恶化。土壤汙染仍在加剧。

无视环境的新区

下面的事实最清楚地说明了当局对于环境问题的真实态度：据《南华早报》披露，上月1日宣布成立的雄安新区事先没有经过环境评估，而且环保部门几乎是最后一个得知新区即将成立的。雄安新区境内有着被称为“华北明珠”的白洋淀，面积超过新区的十分之一。白洋淀附近有上百座汙水处理厂，但绝大多数早已停止运转。湖泊沿岸遍布生活垃圾，工业废水直接排入湖中，唯一一条流入白洋淀的河流竟然是排汙河。白洋淀的水质属于劣V类，亦即毫无用处的脏水。中科院的一位学者告诉媒体，雄安新区的建设会令水质进一步恶化，可这并未阻止习近平的决定。对于这位政治强人来说，保持经济增长是他继续掌控权力的首要条件，而群众对汙染的不满尚可通过镇压来解决。

抗议与镇压

4月29日，“霾都”邢臺的东汪镇——正是在环保部的督查范围之内——一家化工厂因火灾泄漏了大量有毒气体，导致附近村民出现咳嗽、呕吐和昏迷等症状，二十多人入院。直到几天之后，化工厂附近仍弥漫着刺激性气味。这次事件引爆了村民长久以来的不满与担忧。十年来当地化工园区一直在违法排放废水和废气，5公裏内的居民均受其害。不仅农作物中毒死亡，癌症患者也日渐增多。更加惊人的是，《财新网》报道称接触废水足以让皮肤在几分钟内开始溃烂。村民投诉多年毫无结果。他们向记者抱怨说，相比于群众的健康，政府更关心经济利益。泄漏当天，几百名村民走上街头，要求迁走所有化工厂。随后通向化工园区的道路被占领，车辆无法出入，迫使园内的10多家工厂停工。由于政府迟迟没有给出解决方案，愤怒的抗议者增加到数千人。经过多日对峙，当局于5月10派出上千名防暴警察，使用胡椒喷雾、警棍和盾牌驱逐、殴打和逮捕占领者和抗议者。讽刺的是，三天后沧州市再次发生毒气泄漏，造成2人死亡，18人入院接受治疗。

就在东汪镇抗议者被镇压的当天，广东飞来峡镇的反汙染抗议——经过与警察的多次冲突——终于取得胜利。当地居民得知政府准备修建一座垃圾焚烧发电厂，但该项目既未征求公众意见，也没有通过环保评估。此前该项目已因群众反对而三次改址。官方公告声称反对者是在散布谣言、扰乱社会秩序，结果激起5月7日数千人抗议游行。警察封锁了市政府外的道路，并切断互联网以防消息扩散。由于政府始终不愿出面对话而且暴力打压，5月9日全镇商店和出租车几乎全部停业，约2万人聚集在街头和政府门前示威，当局也从广州、深圳等地调来警力支援。当晚再次有上万抗议者游行，与警察的冲突持续到深夜。由于担心局势进一步升级，市政府于次日宣布取消项目，但抗议者怀疑政府不会彻底放弃。因为中国民众已经见惯政府软硬兼施，结合镇压与欺骗的手段平息运动。长久下去人民对政府的信心只会不断减低。

社会主义绿色经济

由于在独裁体製底下群众极难组织，加上消息被封锁，目前中国各地的环保抗议都未能跨区连结起来，很多时抗议很快结束。然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共绝对知道这些为了基本生存权利而斗争的群众不会害怕镇压，若果蔓延为多区运动将会威胁中共统治。

在资本主义之下，特别是在贫穷地区，保护环境与经济发展相互矛盾，这也被当作反对和镇压反汙染运动的借口。这种困境是因为资本家追求利润最大化，无视一切的环保规范和措施。所以有效的反汙染斗争需要全国乃至世界工人阶级的支持，终结官僚与资产阶级的统治。只有将所有企业和银行公有化，交由工人民主管理，并由公帑提供资金扩大绿色经济的投资，让劳动者既能提高生活水平，也不会因此而损失健康和生命。

中国：一汽大众车厂工人斗争持续

吉林长春的一汽大众汽车合资企业发生工人抗争。三名工人代表被警察拘捕，被控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最高刑罚为监禁五年。这是中国当局再一次在全国加强打压工人的集体抗争。

在3,000名外判工的斗争中，被捕三人过去一年一直站在前线。该公司的外判工的工资只是正式员工的一半。中国现时有6,000万名外判工人面对类似的待遇。很多时候这些企业都违反中国的劳动法，似乎大众汽车也不例外。中国近来这类的抗争很类似于南韩等亚洲国家的斗争浪潮，都是反对资本家利用工作“零散化”来压低工资和削减保障。

五年徒刑

三名工人代表为符天博、王帅及艾振宇，皆于5月26日被捕。根据香港NGO“中国劳工通讯”的消息，王帅及艾振宇早前已获释，但符天博仍被扣留，不过王、艾二人仍可能会遭刑事起诉。中共专製对于任何试图组织起来的工人疯狂打压。

长春工厂是大众汽车与国企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合资的四间厂房之一。中国是这间世界最大的德国汽车公司一个重要的市场与生产基地。中国占大众汽车去年全球销量的40%（398万辆），几乎相当于其欧洲的总销量。

去年，长春工厂的外判工人发起行动要求同工同酬，包括游行、网上组织以及透过法律途径挑战资方，而资方采取拖延策略，一方面故作谈判，另一方面警察对工人的恫吓正在增加。为避免工人抗争对公司造成负面形象，大众汽车今年年初发表声明指，中国业务部会认真处理员工的要求。不过公司没有兑现承诺。

同工同酬

2月，超过500名工人果敢地在长春劳动仲裁委员会门外发起示威，并打出“同工同酬”的口号。此前，该委员会拒绝受理他们的要求。去年，工人曾经寻求全国唯一合法的“工会”中华全国总工会协助，但同样被拒诸门外。

根据中国2012年修订的劳动法，一名雇主只能聘请外判工人不多于六个月，之后就需要以全职合约聘请。根据法规，短期合约（外判工）只能是“持续不多于六个月”的职位。一汽大众的工人指许多工人在公司工作超过十年都依然是短期合约工。他们称一汽大众欠每人高达20万欧元的未支工资。

“拒绝支付同等工资是违反了中国法规与（大众汽车的）短期工作宣言。”居于汉堡的律师Rolf Geffken对德国报章《德国之声》说。

工人运动的榜样

一汽－大众的工人明显手握法律理据，他们组织了几次示威，试图接触政府不同的有关部门。但他们换来的只是空洞的承诺，还有资方和警察不断升级的恫吓。纵使如此，工人还是继续抗争，令这场运动成为工运的模范。

警察加强对工人的监视，而工人代表亦被资方针对，被调到其他工作岗位或增加工作量。5月21日，工人即趁长春举行马拉松再次发起游行，而这很可能是警察决定拘捕三人的导火线。当局显然希望这样就可以迫使工人屈服，取消示威行动。

这次抗争是席卷全中国的众多斗争之一。去年全国有2万宗罢工，大部分没有被纪录下来。企业在不断无视仅有的劳动保护法规。资本家肆无忌惮地违法，尤其是在工人权利、公共安全、环境汙染等方面。现在经济陷入困境，国家将更难以容忍工人抗争，就算法理站在工人一方时都依旧会对其打压。社会主义者和工运分子将不会被吓倒。我们将会更大力揭露并反抗任何的不义，并会以任何手段支持斗争中的工人。

广东珠海二千公交司机罢工

广东省珠海市5,000名公交司机发起罢工，抗议长期被剥削工资，要求当局清查公司帐目。工人一连两天集体罢工，并到市政府抗议。资方于20日终于作出让步，同意司机月收入增加人民币1200元，罢工行动宣告结束。

前线司机基本工资每小时仅4.6元人民币，在人工没有增加的情况下，工资还被扣减，因此激起司机的愤怒。罢工后司机每月月薪调整为5300元，接近他们要求的5600元，总体上罢工是获得胜利。

据《自由亚洲电臺》报道，其中一名参与罢工的胡姓司机说，几乎95%公交司机都参加了罢工。他媒体向表示：“自己在公交公司任职多年，于5、6年来一直没有加薪，自己的人工只有数千元，根本不足以应付生活开支。”另一名司机表示：“一个司机除了社保、医保和公积金，得到的工资只有3千多元。像我这些后勤人员，每月只有2千7百元。你说怎样生活？”

公交司机的《告员工书》指出，珠海公交巴士公司2009年与私人企业合作改组，大量国有资产遭贱卖，大肆聘用腐败无能的管理人员，公司资产被“贪光”，领导及管理人员巧立名目，私吞公款，与前线员工收入相差数十倍。

近年交通系统受到私有化影响，2015年出租车司机爆发罢工浪潮，波及最少六个城市，包括北京市、成都市、山东省济、吉林省长春市等，共计数万出租车罢工。运输业罢工数字这两年不断上升，2016年半年的数字为205起，前年同期数字为127起。由于公共交通系统罢工比起製造业罢工对社会运作造成更即时的影响，更为受到广大公众关註。

今次珠海司机罢工导致当地逾20条公交车路线大受影响，且正好碰上学校考试日子，影响不少学生和家长，但网上舆论整体上支持罢工。据媒体引述，网民表示“都是被公司一群吸血鬼逼的”、“虽然影响出行，但还是支持，希望能给公交司机一个公道”。今次珠海公交司机罢工也毋须用到堵路的策略，避免了警察有暴力镇压的藉口，但威力已足以影响全市并迫使市政府立即介入事件。运输业工人受尽剥削，这场抗争将为工人抗争造成示范效应。

中国千万富翁坐拥165万亿

招商银行和贝恩公司联合发怖的2017年《中国私人财富报告》指出，去年内地有158 万名「千万富翁」，资产总值有165 万亿人民币，是去年全年国民总收入的两倍。 过去两年，千万富翁的资产总值每年增长21%，远高于经济增速，可见财富急速地涌向一小撮人手中。

此外，去年中国资产总值1千万元的人士从2006年的18万人跃升至2016年的158万人，在十年间上升9倍。而近6年每天有490个新人跻身千万级以上财富人群。虽然中国并没有官方的贫富差距数字，但北京大学发布《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5》指出，顶端1%的家庭占有全国三分之一以上的财产，底端25%的家庭拥有的财产总量仅在1%左右。

这些富人既然都不是你和我，而从何方而来的呢？他们的致富方式不外乎依靠裙带资本主义关系。中国官方的一份研究报告承认，500万拥有千万元以上财富的人，90%以上是党、政、军高干子女亲属。

但是中国正处于政治风暴的前夕，群众抗议和罢工浪潮四起，富豪们一定是感受到的，并且正在为自己寻找逃生门。胡润研究院2014年1月公布，中国大陆64%的富人（财富超过160万美元）要么移民到其它国家，要么正在打算这样做。他们知道一场革命正在迎头而来！

中国经济危机持续　劳资冲突激烈化

最近中国劳工通讯引述《中国劳动统计年鉴》，指自2011年开始，中国劳资纠纷个案的数字不断攀升，2015年的数字已经超越了爆发全球金融危机的2008年时的数字。 从地方政府的数据可见，工人对自己权利的意识正在上升。劳方对资方的不满愈来愈多方面，过去欠交社会保险占劳资纠纷的40%。女工抗争占整体案件的比例愈来愈高，她们行动起来反对不平等待遇、因怀孕或放产假而被减薪或不公平解雇，还有性别歧视的聘用製度等。

此外，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统计，2016年政府处理的劳资纠纷个案达到177万宗。近年来，中国实际经济增长停滞不前，企业利润下滑，造成老板拖欠工资现象严重。一些工厂倒闭和老板跑路后，工人社会保险等没有着落。

虽然製造业抗争事件有所减少，但工人抗争开始扩散到其它行业。比如零售业抗争事件，比过去增长一倍，交通物流业增长四分之一，服务业则增长五分之一。他们加在一起，总数首次超过製造业。这也解释了政府经常强调的所谓新兴行业创造就业，根本就是低薪、高工时而不稳定的就业岗位。

中国经济虽然最近在数字上有些微的回升，但整个大趋势见到经济问题相当严重。中共已经视工人反抗为一个威胁政府的重大危机，因此连那些要求温和改革、往往在工人斗争中主张妥协的劳权分子也大力打压和逮捕。但这只会激起更大规模和更高意识的工人阶级斗争，发展至挑战中共政权和整个资本主义体製。

江苏幼儿园恐袭案背后的精神病危机

中国江苏徐洲丰县创新幼儿园发生恐怖袭击案。网上视频显示，在幼儿园门前有数十人被炸死、炸伤，血肉模煳的人躺倒一片，惊叫、呻吟、啼哭声混杂在一起，周围的民众惊慌失措。官方报道8死65伤，但很多网民相信当场死亡至少10人。

经过警方调查后，发现凶手为一名22岁的男子，他自製爆炸装置，并在家中墙上多处留有「死、亡、灭、绝」等字迹。他因植物神经功能失调从学校休学。警方宣称凶徒当场被炸身亡，不过大量的网民对警方的说辞表示怀疑。

江苏惨剧是愈来愈猖獗的校园血案的一例，近年这个数字已在不断上升，揭露了中国精神病患和社会压力的严重问题。根据调查机构Frost & Sullivan的报告，中国现时有超过1.8亿人患有精神疾病，也就是说几乎每8人之中就有一名精神疾病患者。然而，精神卫生服务资源严重短缺且分布不均，《柳叶刀》周刊的一项研究指出，中国平均每8.3万人才有一名精神疾病医生，大约是美国的1/20。

在医疗资源匮乏下，只有小部分中上阶层才能享用私营精神科服务。在北京只有10%的精神疾病患者可以住院治疗，一是费用太高、二是医院没有足够的床位。疯狂社会製度所造成的生活压力和极端不平等，对底层人民的无视和排挤，造成了精神病患的问题。 「上帝要你灭亡，必先令你疯狂」，资本主义独裁体製度的未来是如何？也许这句话给了我们一点提示。

娱乐新闻成为禁忌

中共近日大力封锁娱乐帐号，「全民星探」、「中国第一狗仔卓伟」等娱乐八卦媒体平臺帐号被关闭，至少25个平臺被封锁。中共不但害怕政治及经济的负面消息被传播，连花边新闻也要压製，只会令更多民众感受到言论空间的窒息而惹起愤怒。

对中共来说，低质素的娱乐八卦新闻本来是转移视线、麻醉群众的好工具，但中共政权极为害怕任何失去官方控製的消息传播。尤其近年这些娱乐新闻平臺发展所谓「调查式报道」，鼓励读者及网民自行追踪名人的八卦消息。中共官员可能害怕这些调查会烧到自己的头上，例如很多官员都涉及在娱乐圈内的情色丑闻。

此外，中国一个专为女同性恋者约会而设的应用程式「热拉」（Rela）亦被封锁。 「热拉」公司市值现时估计达数亿人民币。五月于上海举行相亲活动期间派发「教育传单」，令人怀疑中国政府因此强製关闭程式。较早前，中国男同性恋专用约会应用程式贊克（Zank）亦被当局强製关闭，指用户直播中含有色情及政治内容。

中共以反对色情和不良资讯为名打压新闻自由，但这不但不会提高新闻质素和文化水平，反而令更多话题变成禁忌，例如变相打压同誌权利和性知识的讨论。言论自由和学术自由将受到更大打压。

北京收紧外来学生入学机会

为了减缓北京的人口增长速度，习近平政府出臺一系列歧视性政策，包括提高非北京户籍学生的入学条件和拆除打工子弟学校，旨在将大量外来人口赶出北京。这加剧了户籍製度下的不平等待遇，中产阶层抱怨纷纷，底层家庭的困难更是深重。习近平上臺时提出的改革之一就是部分地取消户籍壁垒，但在经济危机和政府财政紧绌的情况下，此一改革反而在开倒车了。在目前的经济及社会背景下，中共政府极难自愿取消户籍製度，反而会将现在的做法应用到其他城市。例如河北省在接纳了大量被迫离开北京的学生之后，也开始增加限製条件。在要想打破户籍壁垒，必须依靠强有力的群众斗争。

严苛的入学条件

2014年，北京市政府出臺了被称为“史上最严”的义务教育入学政策，并允许下级政府自行製定更加严苛的规定，意图通过减少外地学生的入学机会来迫使他们的父母离开北京。在最恶劣的情况下，家长须要提供28种证件才能让子女得到学习机会。同时，除了极少数特殊身份的学生（例如来自臺湾或者军人家庭），外地户籍的初中毕业生只能报考职业学校，而不是普通高中。曾有9名非京籍学生因为无法参加中考而起诉北京教育考试院，但受政府操纵的法院显然不可能支持他们的要求。今年，当局进一步收紧限製，例如增加缴税、缴纳社会保险和房屋租约的时长要求。7月10日，60多名学生家长在市政府外请愿，要求政府保证他们子女的学习权利，但并未有官员出面回应，只是派出警察加紧戒严。在办理入学手续的5、6月份，类似抗议时有发生。一年前更是有家长在昌平区政府外自焚抗议。他连日奔波于各个部门，并缴纳了5000元的租房税，最终却仍被告知他的孩子不符合入学条件。歧视性政策使一些学生不得不离开父母，回到家乡。北京大学的调查显示，回流儿童甚至比一般的留守儿童更容易出现学习和心理问题。

打工子弟学校被拆除

相比于中产阶层，底层家庭更难达到政府的要求，因为他们中的很多人从事不稳定的非正规工作，甚至没有劳动合同和社会保险，而这些又恰恰是子女入学的必要条件。这些家庭的子女只能去质量较差的“打工子弟学校”读书。但是政府连这一渠道也在压缩。据《金融时报》报道，在北京的“城市整治”行动中，一些大型打工子弟学校即将被拆除，这可能会导致今年秋天数千人失学。其中一所学校虽然有政府颁发的办学许可证，也未能幸免。拆除行动从多年前就已开始。到2016年时，北京尚有112所打工子弟学校和6.5万名学生，比2014年减少2.8万人。拆除学校会令许多学生过早地结束学业。一份关于此类初中生的报告指出，在学校被关闭后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选择留在北京寻找工作或者失业。有评论谴责称，北京可以容得下60多家每年用水4000万吨的高尔夫球场，却容不下这些打工子弟学校。家长们也同样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在同一场整治行动中，经常雇佣外地劳动者的小商户被大量关闭，底层劳动者聚居的许多住宅区也被拆除。北京南部的一个村庄为了完成赶走外地人的命令，甚至向每个外来居住者收取每月两千元的费用（相当于他们的大半工资）。

全面公立教育

中国政府每年向国防和公共安全（也就是所谓的维稳支出）投入超过两万亿元人民币，它实行的“营改增”一年就为资本家减税6,993亿元（联合国计算实现全球基础教育每年也不过花费2424亿人民币）。政府完全有能力让所有学生在居住地得到优质且廉价的公立教育。而且最新的《中国私人财富报告》指出，内地的158万名“千万富豪”坐拥165万亿元人民币的资产，40倍于全国每年的教育经费。在官僚和资产阶级的联合统治下，这些资金不会用来满足劳动群众的需要。只有劳动群众的团结抗争，特别是工人运动，才能打破这种不公的局面。

人口向大城市集中，是资本主义不平衡发展和官僚政府偏向政策的结果。解决所谓的“城市病”需要在群众的监督和管理下投入更多的资金，提供发达而免费的公共交通、增建公共住房、增加公共服务设施、发展绿色生产和促进内陆经济发展，而不是依靠户籍製度和驱逐政策。但由于财富被资本家和中共官僚掌握，只有把银行和其他经济部门全面公共化，置于工人民主控製，才可以有计划地将财富投资于社会建设。

中国：国家镇压以及工人斗争的前景

中港臺支部代表在工国委2017年暑期学校中国部分的开场报告

我们有许多问题需要讨论。中国的经济危机有多严重？习近平是否真如许多人所说是毛泽东之后最强大的领导人？独裁政府的外交政策（例如标誌性的「一带一路」经济计画）会走向何处？它会势头更猛，还是会遭遇挫折？

国家镇压正变得越来越严峻。这种情况是会继续下去，还是会在未来发生变化？最后，中国的工人运动有了怎样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组织在中国的任务是什么？

罢工增加

2016年，中国发生了2663次罢工。这是香港NGO「中国劳工通讯」汇总社交媒体上的相关报导得出的资料，但是它认为实际数位还要高出8倍。这个数位是2014年的两倍，而且交通丶服务和零售业的罢工总数首次超过了製造业。

中国政府说中国经济正在从製造业转向服务业，而且服务业的增长创造了许多新的工作岗位。但是相比于製造业，服务业的工作工资更低丶更不稳定，而且通常都没有劳动合同，所以这其实是非正规部门的增长。

相比于製造业，交通业和服务业的罢工能吸引到更多的关註，因为它们更直接地影响到其他工人的日常生活。比如，今年6月广东珠海有5000名公交司机罢工，争取到涨薪40%。他们的胜利得益于罢工对整个城市交通的影响和公众的大量支援。

而且，越来越多的服务业公司以智慧手机作为营业平臺，例如用手机叫出租或者外卖。这些公司的工人没有劳动合同，或者合同只显示在手机软体裏，公司可以随时修改。与此同时，这种技术也越来越多地被工人用来联合罢工。

去年，中国东部的外卖配送员因为被拖欠工资而发起罢工，随后行动蔓延至一个西北城市。2016年快递业罢工数量是前一年的3倍。我们看到现在服务业的罢工和跨地区的罢工正在增加。

贫富鸿沟

在製造业，拖欠工资和社会保险是工人抗议的主要原因。2015年，被拖欠工资的移民工有277万人（占移民工总人数的1%），被拖欠的工资总额达272亿元人民币（约40亿美元）。移民工是建筑业和製造业工作力的主要来源。

按美元计算，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亿万富翁（594人）。中国的伪议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有100名亿万富翁，是全球最富有的议会。

但同时，工人平均每月工资只有3275元人民币。大约有2.8亿名移民工离开家乡，去往中国的其他城市工作。然而在经济危机之下，工厂倒闭潮造成失业率上升和实际工资增长停滞。特别是在生活成本非常高的沿海城市，许多移民工因为负担不起生活开支而放弃那裏的工作。去年，去往外地城市工作的移民工人数连续第五年下降。

这一趋势会让工人更有信心去进行斗争，因为他们在自己的家乡能得到更多支援。由于没有文化和语言障碍，再加上更坚固的社区基础，工人更容易团结和组织起来。

债务危机

《外交政策》杂誌称，中国的债务危机是「对全球经济最大的系统性威胁」。

国际金融协会（一个全球性金融组织）认为，2017年中国的债务占GDP的304%。这是一个极高的数位，而且从全球资本主义危机开始到现在的10年裏增长非常快。去年，所有新兴市场的总债务增加了3万亿美元，其中中国占了2万亿。

2008年，中国推出一项庞大的刺激方案，为经济註入巨额廉价信贷。许多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借了大量廉价贷款来扩大投资。但是这也导致了今天的债务积累。

一些资产阶级评论员认为即便债务增加到如此规模，中国还是不会发生金融危机，因为这些主要是内部债务。中国的债务主要是地方政府欠国有银行的，不像希腊的债主是德国和其他外国银行。但是各个欧洲国家关于金融和经济政策的矛盾也可能发生在中国的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之间。

中国当局可以命令国有银行执行自己的政策。这有点像1990年代的日本经济危机，当时日本政府利用银行来援助快要破产的企业从而避免了经济暴跌。这让中国得以积累起远超其他国家的债务，而没有发生金融崩溃。但是这种情况不可能一直持续下去。

习近平想要进行经济改革，从而吸引更多的私有资本进入国有企业。他的经济方案是允许更多的市场竞争丶让负债累累的小型甚至中型国企违约。这是为了缓解产能过剩丶提高资本效率（减少低效投资）并且清理不可持续的债务负担。但是如果真的这么做，经济增速就会进一步放缓。所以习近平实际上已经停止了经济改革，继续向经济註入更多信贷。2015年时，当局担心经济正在陷入衰退（由于中国经济的特殊矛盾，这会引发比其他国家更严重的金融危机），结果过去两年的新增信贷规模甚至超过了2008-09年的刺激方案。

这导致今天的中国需要6美元的债务才能创造1美元的经济产出（GDP），而在2008年时只要1美元债务就能创造1美元GDP。这也意味着，如果中国政府继续使用相同的刺激手段来应对下一次经济危机，效果会弱得多。所以政府发现自己越来越难以缓和危机的影响。

房地产泡沫

在过去7年裏，一线城市的房价翻了一翻，二线城市增加了50%。普通群众买不起这么贵的房子。比如在北京和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一平方米的均价相当于一年的平均收入，而在纽约和东京等城市也只不过需要一个月的收入。

在中国生活成本最高的城市深圳，房价与收入的平均比值是70。也就是说，要花70年的平均工资才能买得起一间平均价格的公寓。

因为没有其他有利可图的行业，而且股市的风险太大，所以投机客把越来越多的资金投入房地产。中国的一位独立经济学家说：「中国贷款总额的一半流向了房地产，甚至比1989年的日本还多。1990年代初日本的资产价格泡沫就破裂了。」

这意味着，中国的房地产泡沫如果爆炸，给银行系统造成的影响甚至会比1990年代的日本还要大。前总理朱熔基的儿子朱云来承认中国存在严重的住房空置问题。他说中国空置的住房多达30%，足够3亿人居住。

中国政府声称自己已经製定了清理住房库存的计画。但是即便没有新增住房，如果销售速度能维持在2016年的水准，也需要5年才能清理掉所有库存。可是自2016年初以来，房地产企业举借更多的债务，在建住房面积止跌回升，所以过剩也越来越严重。

由于较低的家庭消费水准（受到低工资丶不完善的社会保障丶高储蓄率和高房价的拖累）丶巨额债务和通货紧缩，从长远来看未来的中国很可能像日本那样陷入低增长或者停滞。这会造成比日本更加严重的政治危机，因为相比于日本，中国的贫富差距更大丶社会保障体系更不完善。

习近平的外交政策

中国当局的外交政策与国内局势和爆发政治经济危机的可能性紧密相关。习近平需要把自己装扮成一个「强人」，利用民族主义来转移群众对他自己的政策的不满。

但是中国经济已经超出了国内市场的容纳能力。现在的国际局势（全球化逆转丶保护主义崛起）让这个问题变得更加尖锐。我们可以从中美政府的关系丶地缘政治和中国急切推进「一带一路」中看出这一进程。

在南海冲突上，中国现在已经占了美国的上风。美国战略家私下承认，他们无法阻止中国在为了控製争议海域而修建的人造岛礁上部署武器系统（只有战争才能做到）。过去几年裏，越来越多的国家（包括马来西亚丶泰国丶甚至美国重要的传统盟友例如菲律宾和澳大利亚）为了贸易和投资而脱离美国阵营，转而靠拢中国。特朗普上臺后，这一进程发展得比以前更快。

特朗普面临着巨大的危机，而且国内和华尔街都要求他不要与中国发生严重对抗。至少目前，他看上去已经不再考虑发动公开的货币战和贸易战。但是这可能只是暂时的，因为现在这两个大国之间存在着许多摩擦。中国则利用这种局面，在国内丶亚洲和全球炫耀习近平是能够製约特朗普的「强人」。

一带一路

习近平的一带一路计画打算连结65个国家，构成以中国为首的经济带。这些国家占全球55%的GDP丶70%的人口和75%的能源供给。

二战后美帝国主义为了重建欧洲和对抗苏联而实施了「马歇尔计画」。从财政上来说，一带一路的规模至少是前者的8倍。这种「中国特色帝国主义」復製了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投资模式，在沿线国家兴建基础设施，同时也让这些政府陷入对中国的债务依赖。中国通过新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它自己建立的其他金融机构（它们独立于美国控製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向这些国家提供贷款，从而将自己的债务负担输出给其他国家。

习近平声称一带一路是「合作共赢」，但这是谎言。中国只是为了扩张自己的经济和政治控製力。在一带一路复盖的国家丶社会阶级和少数民族中将出现新的赢家和输家。另外还会出现其他问题：无用的投资丶贪腐的增长丶国家镇压和环境破坏。

一带一路国家中有许多正面临着军事和安全危机丶恐怖主义和内战，例如巴基斯坦丶阿富汗丶缅甸和中亚国家。这些因素当然会阻碍中国的计画。这就是为什么一带一路计画带有军事内容：中国当局正在考虑在这些国家部署军事力量以保护自己的资产。

有一些国家已经因为土地掠夺丶汙染丶贪腐和民族压迫而发生了群众抵抗，这也可能导致排斥中国和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有所增强。而且未来当地统治精英的亲华派和反华派之间的冲突可能会引发政治变局，例如政变丶选举斗争和群众运动。再加上如此庞大的专案带来的经济风险（不可控的债务），一带一路可能会造成「过度扩张」的问题，不仅无法挽救中国当局，反而会在中国国内引发经济和政治危机。

债务输出

中国当局之所以需要一带一路，是因为国内的产能过剩已到了非常危险的程度（太多的钢铁丶水泥丶玻璃等等）。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建筑工程公司。由于国内经济增长放缓，这些公司需要海外合同。

斯裏兰卡是第一个加入一带一路的国家。这个岛国背负着总额640亿美元的债务，政府收入的95%都用于还债。中国在那裏建造了无用的国际机场，每周只有5架班机起飞；新建的海港也是几乎用不上的大白象工程。在未来99年裏，这个港口和周边土地将完全由中国控製。

在老挝，中国正在建设一条造价60亿美元的高铁，可这个国家一年的GDP只有120亿美元。作为亚洲最贫穷的国家之一，老挝只是中国计画的从本国西部到新加坡的高铁项目的中间一环。有10万名中国工人正在修建这条铁路，所有建设材料都来自中国，而且技术也归中国所有。对于老挝群众来说，这条铁路意味着掠夺土地丶压迫贫农丶强拆迫迁和巨额债务。

国家镇压

中国政治打压的一个标誌是刘晓波之死。刘晓波是一个右翼自由主义者，因为参与撰写一份有限的改革纲领丶试图劝说中国独裁者进行政治改革而于2009年被捕。自那以后他一直没有获释，最终于今年7月死于癌症。当局不允许他在最后的日子裏出国接受治疗。习近平当局不介意负面的公众形像，它希望自己看上去强硬且不可动摇。

现在有更多的人正被指控「颠复国家政权罪」，包括在最近几场打压中被捕的NGO工作人员和人权律师。性小众的公开活动也被禁止。

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并不支援推翻专製政权。他们没有提出激进的倡议（例如自由选举丶解除党禁和允许组建独立工会），而只是局限于非常温和的诉求（例如减少媒体和网路管製丶减少对司法系统的控製）。正面临越来越多打压的劳工NGO活动者也只是着眼于法律建议和劳资谈判。

权力斗争

将于今年秋季召开的十九大意味着五年一度的中共领导层改组。统治精英正在幕后进行激烈的权力斗争。

习近平打破了过去的集体独裁模式（高层领导人共同分享权力），将权力集中在自己手裏，变成一人独裁。习近平还有五年任期，他希望扩张自己的权力，提拔自己的支援者，削弱其他所有派系。有猜测认为，他会竭力改变党内规则，将剩下的任期延长到10年。他的学习榜样就是俄国总统普京。

政权内部的派系斗争与政治理念或者政治纲领没有一点关系。各个派系只是为了保护自己在本地区或者本经济部门内的权力和利益。尽管习近平在这场内部权斗中占了上风，但这不意味着他已经完全巩固了自己的地位或者像许多评论员说的那么强大。有迹像表明，习近平正面临各个敌对派系不同程度的抵抗。最近对金融行业的打压有一部分就是因为一些私人资本家已经获得了太多权力丶变得过于独立于政权，所以当局需要把他们重新置于自己的控製之下。

过去五年，习近平把反腐运动当作权斗的工具，用它来清除异己丶警告敌对派系不要与自己作对。反腐运动从来都不是真的与贪腐有关，因为所有派系都腐败，但是媒体对它大肆吹捧，从而利用公众对贪腐的愤怒并改善政府形像。而且运动也不像当局自己说的那么严厉。在习近平上臺之后受到反腐部门调查的多达120万名官员中，只有4.8%被起诉。

镇压的新特徵

面对工人罢工和群众抗议的增加，国家镇压达到了1989年天安门运动之后最严厉的程度。例如在媒体管製方面，现在所有报纸（大概2000家）都必须服从中央宣传部门关于报导政治新闻的规定。用词必须完全一致。当局甚至还打压文化和娱乐新闻，以封锁关于明星的流言蜚语。他们担心政府官员可能会卷入其中。涉及黑帮丶吸烟丶性丶性小众和巫术的电视剧以及面向性小众人群的手机交友软体也被禁止。

国家镇压也在向海外扩展。越来越多的东南亚国家支援中国打压香港和臺湾的民主权利。在2016年香港书商被绑架之后，今年有一名臺湾劳工活动者在中国被捕并被指控颠复国家政权罪。当局想通过力量展示来增加对香港和臺湾的控製并遏製港独和臺独思想。

在香港，北京通过只有1200名精英选民的小圈子选举钦点了新政府。新特首林郑月娥曾是上届政府的二号人物。自2014年雨伞运动失败之后，梁振英对民主权利的打压已大大升级。现在林郑政府正在继续前任的做法。例如，共有六名议员（包括激进左翼议员「长毛」）被法庭取消资格。这是一场议会政变，是自1997年主权移交以来对民主权利最严重的攻击。这意味着香港的资产阶级半民主机关（例如伪议会和法庭）现在几乎完全受中国独裁政府的掌控。

政治改革？

习近平不得不想方设法集中国家权力，因为它对地方政府的控製力正在减弱，地方政府越来越不愿意服从北京的经济政策。中国的自由资产阶级极度脆弱，因为资产阶级的绝大部分都与当局紧密相连（超过90%的超级富豪是政府或者军队官员的亲属）。自由主义者的纲领极度有限，而且远不民主。

除非爆发群众革命运动，习近平当局非常不可能做出重大的民主让步，就连缅甸那样的伪议会民主也不会有。但是我们也不能排除习近平当局在面临被推翻的威胁时会做出一定的让步。

但是当前局势的主要特徵是，中国当局担心任何微小的改革都有可能激发群众革命浪潮，进而令自己更快被推翻。由于中国发展的特殊性，他们比其他国家的统治精英更担心如果允许有限的民主自由，国家就会开始分成相互对立的派系。他们担心中国会随之分裂，而且这也不是完全不可能。

在今天的中国，在反抗独特的国家资本主义独裁政权的斗争中，不断革命论变得更为切实，因为资产阶级极度依赖现在的政府；遗留的资产阶级民主任务（民主选举丶解决民族问题）只能由工人阶级来完成。但工人阶级不会停留于资产阶级民主变革，而会进一步实现社会主义革命。

退伍士兵抗议愈发频繁 中共政府加紧镇压

7月30日，习近平在内蒙古进行了「史无前例」的建军节阅兵，再次宣示自己的强人形象与核心地位。同时中国和印度军队已在洞朗地区（印度称为都克兰地区）对峙近两个月，双方都不断发出激烈声明和战争威胁。而且中国也已经开始向它在东非的首个海外军事基地派兵。当习近平政府在帝国主义和专製主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时，它需要军队的高调亮相来配合民族主义煽动，但在愈发严格的新闻审查背后是抗议的退伍士兵遭到监视丶监禁和殴打。这是当局不断加强镇压力度的一部分，特别是在十九大即将召开的时候，士兵抗议会削弱习近平的强人形象。退伍士兵的艰难处境是底层劳动群众的缩影，所以只有所有被压迫者的联合抗争才能带来真正的改变。

镇压与反抗并增

就在「八一」前夕，各地政府为避免突发抗议事件，连纪念性的聚会也要禁止。这说明中共当局越来越担心群众的不满与行动会动摇自己的统治。去年10月，在北京军委大楼外发生了近年来最大规模的退伍士兵抗议示威，要求政府满足他们关于就业和社会保障的诉求，震撼了中共高层。为了平息事件，当局许下种种承诺，但不仅至今仍未兑现，而且对许多抗议者采取了报復行动。在那之后，当局加强了「维稳」措施，但各地类似的抗议活动仍然越来越频繁。今年2月，再次有数百人前往中纪委和民政部，要求政府履行承诺并惩处之前殴打抗议者的警察。随后国防部发言人无耻地回应说，等到「改革的深入推进和经济进一步发展，各种社会保障机製不断健全，相关政策逐步完善和落实」，退伍士兵生活困难的问题就会逐渐解决。这不仅将解决时间推迟到无限期的未来，也是另一个无法兑现的空头支票！

底层群众的缩影

退伍士兵的斗争并不是孤立的。在臺湾，反工人丶亲资本的蔡英文政府试图推行年金改革（多缴丶少领丶延迟退休，中共政府也在推行类似的政策），令原本相对保守的军公教阶层也开始激进化。这说明退伍士兵与普通劳动群众都是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受害者。许多退伍士兵在上一次下岗潮中失去工作，甚至没有任何社会保障。这种情况很可能再次发生。去年人社部发布消息说，打算在未来几年内从钢铁和煤炭等产能过剩行业裁减约500万名国企雇员。在工人斗争的威胁下（例如双鸭山上万名煤矿工人示威），这个计划似乎被暂时推迟。但是中共政府非常明白，庞大的债务炸弹如果继续增长最终一定会摧毁经济和自己的统治，所以几个月前习近平再次要求处理「僵尸企业」。这不仅将造成包括退伍士兵在内的大批劳动者失业，也会令最新裁撤的30万军人的就业机会受到威胁。另外户籍製度造成的不平等待遇也是引发抗议的一个原因。例如今年5月，山东的200多名农村户籍退伍士兵要求政府为他们提供与城市相同的就业机会和社会保障。

团结抗争

中共政府将抗议的退伍士兵视为最敏感的团体之一，因为它会影响现役武装力量的忠诚度，与习近平大力宣传的民族主义产生冲突，甚至令公众看到爱国士兵的下场而感到当局的荒谬与虚伪，而军队是中共权力斗争的重要战场。但这并不代表政府会轻易满足抗议者的诉求，既是因为负债累累的地方政府缺少足够的资金，也是因为追求政绩的官员宁可把资金用于华而不实的基础设施，也不愿意满足退伍士兵的迫切需要。中国劳工论坛支持退伍士兵的抗争，支持成立独立的退休士兵组织，并让现役士兵共同参与捍卫他们的工资和生活条件，而这场斗争必须依靠工人阶级和所有被压迫者的团结斗争击退官僚政府和资产阶级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将银行和大企业公有化交由工人民主控製和管理，让所有人都能得到就业机会丶体面的收入以及完善的社会服务与社会保障。

《战狼2》影评：一支民族主义兴奋剂

这部动作电影讲述的故事，是一名中国退役士兵从一个内战中的非洲国家拯救了数十名中国工人和他们的非洲同事。它不仅成为中国大陆票房最高的电影，而且也是目前唯一一部非好莱坞製作而进入全球总票房前100的电影。

这部电影受到如此之大的欢迎，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中国政府的保护政策，因为它上映时正值每年电影院被禁止放映进口影片的时期。

大量的炫目特效当然也起到了很大作用。但更重要的是，它迎合了或者说利用了近年来习近平当局的民族主义煽动，在疯狂的爱国宣传攻势中呐喊助威。主演兼导演吴京在接受采访时说：「我不过是拿了一根火柴，用一个小火星把大家的爱国情绪点燃了」。

民族主义

吴京扮演的主角冷锋可以说是一个「全能战士」，他几乎仅凭一人之力对战整支雇佣军，但最后却是一面中国国旗拯救了他：他举起的中国国旗令交战双方停火，他才得以带着工人顺利穿过战区前往联合国难民营，而且守卫难民营的是中国军队。鼓动民族主义自豪感的意图显而易见。同样，在电影结尾，在一本中国护照的封底上出现这样一段文字：「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当你在海外遭遇危险，不要放弃！请记住，在你身后，有一个强大的祖国。」

这样简单的一个片段之所以成为吴京最满意的镜头，是因为它最露骨地宣示了 这部影片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主题。官方媒体对这部电影大加贊赏，因为当社会抗争日渐加剧时，在十九大前激烈权斗时，习近平当局需要这样的爱国宣传来麻痹群众、巩固自己的统治。

新殖民者

选择非洲作为舞臺，显然与中国正努力扩大在当地的经济和政治活动有关，包括大量投资和新的军事基地。同时电影也影射「阿拉伯之春」后的一些国家，比如利比亚，试图抹黑革命为混乱和无政府状态的元凶、为专製製度辩护。中共一向把阿拉伯世界的革命和本国群众抗争说成西方资产阶级政府的阴谋。

《环球时报》在评论这部电影时说到：「西方只会带来破坏与战争，中国则带来建设与贸易」。但是在西非的纳米比亚，群众抱怨说中国的投资无助于缓解该国30%的失业率，反而带来了大笔债务。中国在非洲大肆开采矿产，会巩固非洲作为资源出口地的角色，令它像拉美国家那样在新一轮全球经济危机下崩溃。所以很可能正是来自中国的新殖民者自己正在准备下一次革命浪潮。

社会矛盾的浮现

但是就算在这样一部被《人民日报》高度称贊的电影裏，我们也看到了一些「不和谐因素」：冷锋已故战友的家面临强拆，冷锋因为打伤拆迁队长而被开除军籍并被判入狱。近年来，强拆成为了中国的热点话题。

不乏有走投无路的居民（特别是在农村）使用砖头、木棍或燃烧瓶与拆迁队和警察对峙，甚至自杀。这个片段的出现并不意味着专製政府正在放松媒体管製。不久前广电总局刚刚发出命令，禁止省级电视臺在十九大前播放娱乐性的电视剧。

但是这说明即便像中共这样专製的政权同样会受到群众和社会的压力，不得不 容许媒体透露一些社会现实以释放一部分不满，也证明民族主义的鼓动宣传不可能真正帮助独裁政府摆脱群众革命的威胁。

十九大：中共权斗的关键时刻即将到来

中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将于10月18日召开。除了不久前被开除党籍的孙政才之外，中央政治局的另外24名成员中有11人已到达退休年龄，包括5名常委。由谁来填补这些空缺既是对习近平第一段任期集权成果的检验，也将影响未来五年中共权斗的力量对比。

尽管官僚专製下的中国与西方「民主」国家有许多不同之处，但是习近平的集权与镇压同样是2008年经济危机之后全球统治阶级反动攻势的一部分。习近平上臺时正值中国经济急剧减速丶债务危机和产能过剩恶化。为了对经济施加更多控製丶降低债务刺激政策造成的巨大风险并且更严厉地镇压愈发高涨的群众反抗行动，中共独裁政府需要高度集中的权力。

持续不断的清洗

经历了五年来的反腐运动以及最近对金融业巨头的打击，习近平表面上在过去五年的权斗中占了上风。但种种迹象显示，他的权力不是表面上那麽稳固。9月29日，《新华社》发出通告称，政治局委员孙政才已被开除党籍和公职。两个月前，他被免去重庆市党委书记的职务并接受调查。孙政才曾被视为胡锦涛为习近平指定的接班人之一。随着他的落马，重庆已经选出的十九大代表中有超过四分之一被取消资格，其中包括5名副部级高官，而且预计会有更多官员将被逮捕或者至少丧失政治前途。孙政才的继任者陈敏尔习──近平的亲信，有望在十九大上「连跳两级」进入政治局常委，并超越另一个预定接班人胡春华的地位。这是自邓小平去世之后，中共领导人首次在第一任期结束时没有明确的接班人，令人更加怀疑习近平会打破过去几十年的惯例，连任超过两届总书记。军队的清洗也在继续。经过年初以来的人事变动，现在除了习近平之外的9名中央军委成员中只有两人仍担任实际的军队职务。两名没有出现在十九大代表名单中的军委委员，据信正在接受调查。媒体报道称，习近平正打算改组军委，将军队的最高指挥中枢置于自己的完全控製之下。这将在十九大上得到确认。群众革命经常以统治阶级的内部分裂为开始，因为经济和社会危机令统治阶级不同派别在维护自己阶级利益的政策上出现分歧，而这正是习近平清洗党派别丶作为一个「强人」崛起的根本原因。现在习近平只有继续集权和镇压，否则不仅之前的努力前功尽弃，甚至会遭受反冲。这意味着习近平和中共独裁政府还远未到达安全地带。

模煳的前景

习近平想在十九大上展示尽可能大的权威，以便更容易摆布会议进程，但他也并非没有遇到抵抗。《南华早报》文章指出，就算考虑到中国政治的不透明性，最近关于高层变动的政治流言仍然十分不同寻常。其中最受关註的人物是已到达退休年龄的王岐山。流亡富豪郭文贵的攻击和与特朗普的前任顾问史蒂芬·班农的秘密会议等一系列事件令媒体对于王岐山的去留众说纷纭。

海外媒体没有像过去那样事先得到可靠的领导层新名单，可能是因为这份名单并不存在。BBC报道称，其他派系不满习近平过度集权，导致下一届政治局常委名单迟迟未能确定。以往各派系经过激烈争夺和交易，会提前谈妥领导层的人事安排，从而维持团结的假象。但这次的结果可能要等会议召开之后才能确定。郭文贵事件就是正在进行的激烈权斗的产物。无论他所说的那些官员丑闻是否真实，郭文贵显然是利用中共派系斗争的夹缝争取安全空间。而他现在所做的会令习近平丶乃至整个中共当局更加失去信誉。

「稳定也是硬道理」

在每次重要会议之前，中共政府都会严密监控和打压维权者和异见人士，特别是在习近平将镇压力度提升到自1989年以来前所未有的程度之后，以免他们在国际媒体前戳穿「和谐」的假象。中国已经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视频监控网（天网工程），监控镜头多达2000万个，而且精确到可以识别行人的年龄。但是在被质疑为何拥有如此庞大且先进的监控系统却仍未能消灭拐卖儿童丶抢劫盗窃等犯罪活动时，就连官方媒体也不得不承认，天网工程的首要任务并不是打击犯罪，而是预防「群体性事件」。

长期受压迫的少数民族现在处境更加恶劣。秋收时西藏各地惯常会举行庆祝活动但今年却被取消，而且藏族群众也被禁止离开所居住的地区。西藏政府已经停止向外国人发放「入藏许可证」，当地的旅行社与酒店也不得接待外国人。新疆当局在规定清真寺只在「主麻日」（周五）开放之后，最近又开始强製没收个人持有的《古兰经》和其他宗教物品。在新疆最贫穷且最敌视中共统治的和田地区，学校从9月开始全面禁止维吾尔语教学，禁止教师信仰宗教，甚至禁止对汉族教师进行维吾尔语培训。

消灭贫困

「消除贫困」将是中共官僚们在十九大上要讨论的内容之一。两年前习近平曾承诺，会在2020前消灭绝对贫困。按照家庭人均年收入2300元的官方标准（相当于每月仅192元），中国现在有超过4300万的绝对贫困人口。但这其实是一个数字游戏。7年前当政府将贫困线从1274元提高到现在的标准时，贫困人口增加到原来的5倍多。为了完成减贫指标，地方官员製定严苛的审核标准或者伪造数据，务求在纸面上减少贫困人口，被讽刺为「数字脱贫」。习近平集权的目的之一是有效地推行更多亲资产阶级政策，包括减税丶延迟退休年龄丶放宽对私有资本的管製。虽然他现在以稳定而非「改革」为首要目标，甚至重新强调党对于国企的控製权，但这只是为了避免整个资本主义经济崩溃。在经济放缓和进展缓慢但并未停止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之下，受到打击的是底层劳动群众。今年上半年中国人均收入增速有所回升，但收入中位数增速仍在下降，而且近两年的减速幅度明显大于平均数，这意味着贫富差距继续扩大。自习近平上臺之后，中国全国人大和政协中最富有的100名代表的个人财富增加了64%，是同期GDP增速的两倍。除非通过工人阶级和其他受压迫群众的集体抗争消灭由官僚和富豪掌控的资本主义製度，建立由工人民主管理丶服务于群众需要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否则就不可能消灭贫困。就算在发达的欧美国家，全球资本主义危机和随之而来的紧缩政策也将大量群众重新投入贫困之中。习近平极力营造自己权力已经巩固的表象，但派系权斗明显仍在进行且具很多变数。他向敌对派别和群众发动猛烈的攻势，加剧了派系斗争和群众愤怒，令高压政策陷入不断升级的恶性循环。但是这不会帮助中共当局走出危机，反而会在某个时刻令危机加速。

中共政府在与印度对峙中失利

6月中，由于中国开始在与不丹的争议地区修筑公路，印度以不丹保护国的名义派遣军队与中国发生对峙。如果建成，这条公路将使连接印度东部与西部的狭长地带处于中国军队的威胁之下。印度东部活跃着多个分离主义组织，而且中印争议领土也在这裏。在之后的两个月裏，双方口水战不断升级，甚至以开战相威胁。印度在边境附近驻军18万，中国也部署了1.2万人。但是就在战争看似一触即发时，8月28日，也就是金砖国家峰会前不到一周，双方突然宣布达成撤军协议。

中共政府将这一结果描述成自己的胜利。但实际上，以中国停止在争议地区修筑公路作为印度撤军的条件，显然是中国的失败。印度执政党官员说这是莫迪政府在金砖国家峰会前的巨大外交胜利。印度《经济时报》则评论说：「这次较小的国家都知道了，中国会发出威胁，但不一定会付诸行动」。

习近平担心中印冲突会影响金砖峰会（印度是成员国之一）以及更重要的十九大。习近平现在最关心的在十九大和之前进一步巩固自己的权力。中共自己煽动起来的民族主义情绪是另一个危险。在最近的朝鲜核试验之后，有东北群众发起抗议，要求政府向朝鲜施加更大的压力。习近平政府将民族主义煽动作为挽救统治的工具之一，所以它如果严厉镇压民族主义抗议，无异于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但是其他与中国存在冲突的国家可能借此机会迫使习近平做出一些让步。而且这可能已经发生了，例如中国同意製裁朝鲜并向特朗普的知识产权调查妥协。这无疑会削弱他的强人形象，给他未来的高压统治带来更多不确定性。

中共政权试图控製一切舆论

9月初，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出臺新规定，如果即时通讯群组中有用户讨论政治敏感话题、传播关于抗议或警察暴力的视频以及非官方媒体发布的港澳臺新闻，群组的建立者和管理者将会收到处罚。这项规定被网民愤怒地称为「连坐製」。由于担心受到处罚，大量群组自行解散，也有群组将管理权交给海外人士。当局出臺这项规定，是因为以腾讯旗下的微信和QQ为主的即时通讯软件越来越成为群众表达不满、甚至组织抗议或罢工的联络工具。市值近4000亿美元的互联网巨头腾讯此前就已被曝光协助当局进行通讯审查，在新疆甚至有官员因在微信上向家人抱怨维稳政策而被撤职拘留。

电视节目也同样面临越来越严厉的管控。 9月12日，亲中共的凤凰卫视一档谈话节目被停播，重播节目也从各大视频网站下架，虽然这档节目一直在避免直接批评中共当局。媒体报道称，停播的命令来自广电总局，而且未来会有更多节目被整肃。此前广电总局曾批评凤凰卫视「大量播放不符合国家规定的时政视听类节目和宣扬负面言论的社会评论性节目」，尽管它过去被视为中共的宣传喉舌。这再一次说明，中共就连建製内部较温和的势力也无法容忍，它所希望的是全面的控製与打压。

另外，8月18日，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的《中国季刊》从其中国网站上删除了300多篇涉及六四、文革等问题的文章，以免中国政府关闭整个网站，虽然学术期刊在普通群众中的影响力比社交平臺和新闻媒体小得多。不过几天之后，在国际学术界的压力之下，出版社收回了撤稿决定。几乎与此同时，在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多家外国出版商向媒体承认自己为了进入中国市场而进行自我审查。

中共不顾一切地收紧言论管控，说明专製政权愈发感受到危机和群众革命的前景，但是镇压只会加剧群众的愤怒，反而削弱它自己的统治基础，加速革命的到来。

高墙之内的网路世界

笔者是一名学生，在记忆中，以前还可以使用谷歌搜索，浏览外国网站。但想浏览境外网站，大陆网民把浏览境外网站生动地称为“翻墙”。而今年中国政府全面禁止个人VPN服务， “翻墙”也更不容易了。

目前政府只是禁止个人的VPN服务，而用于商业与学术的VPN则可以照常使用。对于这种禁止，则是以“非法”的名义，因为现在的个人VPN服务供应商都没有拿到工信部的经营许可。但截止目前没有一个供应商得到批准。国外的服务也不能用。自苹果商店下架所有VPN应用后，所有可从明面上获取“翻墙”工具的渠道都被锁死了。现在只能依靠一些通过私密渠道流通的“翻墙”工具以及较小的或基于海外服务器的服务供应商进行“翻墙”活动了。

在中国大陆的所有网站，只要使用了国内供应商的主机等服务，都需要到工信部备案，备案完成后，就标誌着你正式进入了中国大陆政府的监管范围。如果违反了敏感词製度，发表了敏感言论，轻则删帖封号，重则封锁网站，接受起诉。所有这些限製，实际上都是为中共的独裁政权服务的。他们在各大自媒体派驻各种官方帐号，可笑的是这些帐号大多数时候都禁止评论；为了限製消息渠道，他们一次又一次更新防火墙，把人们的视线挡住。

这堵墙又成为许多国内网络公司的避风港，使他们独占中国这个大市场。官僚们培育出的网络公司却砸了他们自己的脚：各种丑闻层出不穷。最臭名昭着的恐怕就是百度一手炒作起来的对人民造成巨大危害的“莆田系”医院了。这些网络公司的所作所为可以说显示了资本的愈加增长的力量与肮脏。大陆网民只能忍受着视频网站无休止的广告，看着阉割过的新闻，还要担惊受怕自己的文件哪一天会被删除；使用搜索引擎搜索那被过滤的新闻。

社会主义者要求网络访问与网络言论的自由；我们不要独裁製度审查，也必须要破除私营网络服务的垄断与资讯控製。只有这样才能为我们真正的自由奠基。

酒店业工人抗争

8月18日，陕西西安一家酒店的数十名员工围堵酒店入口并拉起横幅，抗议酒店克扣工资。据香港NGO“中国劳工通讯” 的信息，酒店住宿业（中国工资最低的行业之一）的工人正在反抗他们所面对的恶劣处境。截至八月底，酒店业工人的集体行动（包括罢工和抗议）占了今年服务业工人抗争的15%。相比于其他服务业部门，酒店业在同一工作场所有更多的工人，这让他们拥有更大的斗争力量。

另一个NGO在深圳调查发现，不管酒店星级如何不同，工人都面临着类似的境况。在中国生活成本最高的城市之一深圳，酒店工人一般每月工资一般只有2000-3000元，而且存在拖欠工资的问题。其中受剥削最严重的是占近一半人数的学生工和派遣工，他们的实际工资甚至可能低于最低工资标准（2130 元/月，或者19.5元/小时），而且通常没有社会保险。

酒店工人的人身安全也受到不合理规定的威胁。例如一些酒店要求女性员工在受到骚扰或者暴力时必须忍耐，否则可能会被开除。

以巨额债务驱动的经济增长不可能持续下去，所以中共当局试图转向以服务业和消费为支持的“新经济”。但是服务业工人的一般工资明显低于製造业，而且工作条件也经常十分恶劣。这意味着会有越来越多的服务业工人奋起反抗，争取更好的工作待遇和社会保障，其中酒店工人就是一个例子。中国劳工论坛支持工人组织独立民主工会，对抗资本剥削。

营养餐出现腐肉 引发家长抗议

9月5日，贵州省安龙县上千名家长上街抗议一家食品商向当地学校供应腐肉作为营养餐食材。今年开学后不久，安龙县多家学校大量学生陆续出现呕吐和腹泻等食物中毒症状。学生家长在检查食材之后，发现有一些肉类已经腐烂、甚至生虫。于是9月5日一些家长拦截了送餐车，并带着腐肉游行至县政府外抗议。随后多名抗议者被警察打伤或者逮捕。

根据政府的安排，这家食品商为当地三十多家中小学、两万多名学生供应营养餐。在抗议爆发前，曾有学生家长投诉营养餐肉类发臭、饭菜中经常有异物。学校推诿说这是政府的安排，自己无权干预，但政府也没有做出回应。因此家长们认为其中很可能存在利益输送。在去年9月，该食品商就被家长指责“营养餐没有营养学生，而是营养了黑心商人和腐败官员”。虽然与父母生活在一起的学生已经选择回家吃饭，但仍有许多留守儿童不得不在学校用餐。

将学生营养餐（即由国务院製定的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外包给私人企业，无异于用公共财政补贴私人资本，让他们得到稳赚不赔的盈利机会。

中国劳工论坛支持受害者及家长组成独立委员会调查事件，委员会有权惩治相关财团及官员。为了让所有学生都可以吃到真正的营养餐，我们需要的是由工人和家长民主控製和管理的食品生产， 而不是为了赚取更多利润而以次充好、并得到贪腐官员庇护的私人承包商。

中国央行就金融危机发出警告

中国经济中有非常多「庞氏骗局」的特征，而且中共的全球野心和习近平的一带一路计划也是如此。打算将60多个国家丶45亿人口纳入中国经济霸权之下的一带一路计划，与习近平思想一起被写入党章。这是第一次有如此具体的外交政策被写入党章。在「大胆」的背后是冒险和浮夸。其目的一方面是维持资产阶级对中国经济的信心，但最重要的是欺骗群众。

仅11月就有两个国家，巴基斯坦和尼泊尔，取消了部分一带一路基建项目。它们说北京要求建成的设施完全由中方所有和控製，这个条件对它们来说太苛刻了。现已被取消的巴基斯坦迪阿莫—巴沙大坝项目造价140亿美元，相当于一带一路在这个旗舰国家总投资计划的三分之一。这证实了我们的判断；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一带一路计划野心太大，是不可能实现的。

在长篇大论的开幕报告中，习近平26次说到中国是「大国」或「强国」，86次提到「军队」（是胡锦涛在上一次大会时的两倍），但是只有一次提到「工人阶级」。

连任15年央行行长的周小川在十九大期间出人意料地提到中国不断增长的金融风险，以及「明斯基时刻」的逼近（就是像1997年东南亚和2007年美国那样的资产价格暴跌）。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资产阶级机构已经发出了许多警告，但是一个地位如此之高的中国官员说出这样的话却很不寻常。周小川的评论与习近平政府「强而稳」的说法相矛盾。《金融时报》专栏作家约翰·奥瑟兹写道，像周小川这种地位的人说出这样的话就相当于在满是观众的剧院裏高喊「起火了」。

周小川的言论显然得到了习近平的批准。这意味着一年来对影子银行的打击以及对过度扩张的金融系统去杠杆将会继续，而且可能会升级。这会令北京与举债成瘾的地方政府发生冲突。银行业总额在习近平2012年上任时是中国GDP的240%，现在已310%，是新兴经济体平均水平的三倍。只有英德等少数几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能超过这个数字。周小川指责地方政府向中央政府施压，迫使中央政府坚持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结果加重了金融风险。

过去10年裏，中国的经济增长越来越成为全球GDP增长的主要动力，但这由前所未有且不可持续的信贷扩张驱动的。影子银行贷款不受监管，现在已达到贷款总额的三分之一。大量的信贷註入带来了巨大的资产泡沫，使住房价格暴升，通过房产渠道给劳动群众和穷人加上沉重负担。

这些因素令当局难以通过刺激消费来让经济摆脱现在对债务和投资的过度依赖。工人和中产阶级的收入有越来越多被住房市场吸走。前所未有的疯狂投机令中国的平均房价在过去10年裏增加了8倍。现在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总价与世界其他地区的总和相当。就连习近平也在大会报告裏说：「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

习近平：中国强人有多强？

今年十月举行的中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是本世纪最重要的中共代表大会。它证明，习近平统治下的中国正在变成一人独裁。无论是对于中国还是对于全世界，它都会为未来带来重大影响。习近平利用这场大会向全世界宣示，他像毛泽东一样主宰党国机器，并让中共政权重新全面掌控「党政军民学丶东西南北中」（引自大会一致通过的中共党章修订案）。

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是，这场大会也是为了告诉全世界，中国正势不可当地成为全球超级大国。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也就是考虑到各国物价的差异），中国的GDP已经比美国多15%；按照现在的增长速度，到2023年时将比美国多50%。全世界对中国的看法已经发生了重大转变。皮尤研究中心调查发现，46%的英国人和41%的德国人认为中国是世界第一经济强国，分别只有31%和24%的人仍然认为美国是第一。津巴布韦军队推翻总统穆加贝和沙乌地·阿拉伯王储穆罕默德·本·沙尔曼发动政变丶逮捕与他竞争的王子，都体现出中国日益增长的国际影响力。因为这两件事明显是受到习近平清洗运动的启发和鼓舞。

就在大会结束两周后，川普这个几十年最无能的美国总统对中国的访问，更是突显了中国的强大形象。缓和下来的特朗普不断提到他和习近平之间的「默契关系」，一点也看不出他在竞选时强硬的反中立场。中国评论员把川普的访问形容为「朝觐」。戴维·罗特科普夫也在《洛杉矶时报》上说道，这是「美国总统第一次一路走到北京，去见这个世界上权力最大的人」。

习近平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伪论与他的名字一起被写入党章，与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并列。这一「理论」捍卫的是中国民族主义丶威权主义统治和国家资本主义。它对于中华帝国主义（当然它并没有用这个词）的预言和辩护背后是不断膨胀的自信心。按照习近平所说，随着美国领导的旧全球秩序陷入不可逆转的衰退，中华帝国主义正「日益走近世界舞臺中央」。

就其巩固了习近平的权力而言，大会的结果完全是意料之内的。但是这个政权是否真像表面上那样，在四十多年来「最强大的领导人」的带领下让这个独裁国家日益强大，无情地横扫国内外所有反对者？社会主义者认为，中国和全球的现实情况要復杂得多，前所未有的挑战正在来临：日趋尖锐的国际紧张局势丶中国危险的不平等现象和经济大动荡。

尽管表面上有代表和投票，但这并不是真正的代表大会，而是一场精心编排的习近平加冕仪式。据香港的中国问题专家林和立（Willy Lam）的说法，他现在可能成为「终身皇帝」。这次会议纯粹是个装饰，而且对于中共和其他拥有斯大林主义历史的政权来说，这当然也不是甚麽新现象，但十九大或许创下了新记录。

所谓的代表，只不过是一场大型演出中的临时演员而已。那些接受媒体采访的人毫无例外地对习近平给予了称贊和肯定，全国的小学生则被迫在电视上观看习近平三小时二十分钟的演讲。会议开幕当天，社交媒体上的「十九大」标签被浏览了11.9亿次。我们应该对此感到惊讶吗？对于中共这样一个严密操控媒体和网络的政权来说，这是轻而易举就可以做到的。

江泽民和胡锦涛曾推行「党内民主」（尽管很不充分），以图在中共内部建立一定程度的製衡。现在这已被习近平抛弃了。就算在党国高层内部，他也在实行越来越严厉的压迫和控製。习近平也没有像前两次大会那样进行谘询性的第一轮投票，以了解代表们对于最高领导层人选的意见。这次的代表大会比以往都还要像是一个橡皮图章，真正重要的交易已经在前几个月通过非正式的管道与退休元老和高级将领等重要人物一同解决了。根据新华社的报导，习近平在「当选前」与57个高层人物协商过。

没有继任人

带有习近平名字的「理论」写入了党章，而且他也打破了既定的继任规则，令自己的权力更不受约束。这些都说明他的地位得到巩固。在新领导层中没有指定的接班人，这是几十年来一直没有过的情况。所以等到2022年任期届满之后，习近平有可能继续连任或者垂帘听政。尽管新一届政治局常委的人选在「党团结」的名义下一定程度在各派之间取得平衡，但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习近平已经削弱了常委会的权力。

在过去的领导层安排中，指定继承人来自与现任领导人不同的派系。比如江泽民属于上海帮，而他的继承人胡锦涛则属于团派。这也是邓小平为了控製派系斗争丶同时避免权力过于集中在某个领导人或者某个集团手裏而植入一种「共识架构」。在这种製度下，继任人可以抵销上任的权力。这是「一党」专政，而不是「一派」专政。但是习近平废弃了这和其他大多数内部製约。与上海帮关系密切的前重庆党委书记孙政才和团派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曾被认为将在2022年继任总书记和总理，但现在他们已经失势。孙政才于今年七月被反腐运动赶下臺，现在被指控严重罪名。2012年前他担任吉林省党委书记时的同僚们现在告诉媒体，他「不顾吉林事业发展，一心只为升高上位」，但是很明显这并没有妨碍他在5年前被这些人一致「选」为第18届政治局委员。

拯救党

习近平将权力集中在自己一个人手裏，便把中国独裁统治带上了一个危险的方向。中共统治集团容忍习近平打破过去三十年的集体领导模式，暴露出他们在表面的必胜信心之下有着怎样的绝望与危机感。呈现给我们的景象是，一群统治精英将希望寄于强人，期望他带领他们度过重大的经济丶社会和地缘政治挑战。《经济学人》在10月14日写道：「习近平受命拯救党。共产党需要拯救，这听上去很奇怪。」对于社会主义者和密切关註中国的人来说，这听上去并没什麽奇怪。

过去那种「常委独裁製」是邓小平在1980年代提出的，为的是在没有资产阶级民主（政党竞争和选举）这种「安全阀」的情况下，维持政权最高领导层的内部稳定和平衡。尽管阶级压力的高涨令资产阶级民主也陷入了危机和功能失调，但它同中国独裁资本主义的一个区别是（除了民主有利于工人阶级发展自己的组织和政治理念并扩大影响力），民主製度下各方相互製衡为资产阶级的统治提供了一定的灵活性，而这是僵硬的独裁製度所没有的。

资产阶级「民主国家」能够替换执政党，并通过选举来释放一部份阶级压力。所以尽管它们经历了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但除非工人运动提出一个清晰的政治替代，否则旧秩序并不一定就此坍塌。但是中国的统治精英非常害怕发生严重的经济危机，因为他们明白，这会像1989年那样向整个製度发起直接挑战。

为了将国家权利从地方集中到北京丶从其他领导人集中到他自己手上，习近平很大程度上已经取消了邓小平设下的内部安全机製。但是在削减其他政治局常委的权力之后，所有压力都会集中到习近平这个「核心」身上。投资银行家蔔若柏说：「如果党是围绕着一个人建立起来的，那麽等他垮臺时，任何事都有可能发生」。

值得註意的是，中国庞大的宣传机器树立起的习近平强人形象也得到资产阶级「自由媒体」的广泛吹捧。美国的《新闻周刊》报导：「习近平再度当选，展开第二个五年任期」。这只是资产阶级主流媒体主动迎合中共政权的一个例子。在Google上搜索「Xi Jinping election」（习近平选举）的结果有860万条，是搜索「Xi Jinping dictator」（习近平独裁者）的20倍（395,000条）。

自习近平上臺后，中共政权践踏人权和镇压反抗者的行为有增无减，但资产阶级「民主」政府一直没有发声谴责，正反映了这种政治谄媚。刘晓波是纳粹时代过后第一个死在监狱裏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但西方领导人对于刘晓波之死及其遗孀刘霞持续受到残酷迫害保持沉默，就是一个例子。过去美国总统访问中国的时候，在处理签订经济协议这种正事之前，经常会向中国领导人提起某位异见人士或者政治犯，尚且对民主问题作最低程度的关註。在惯例上是双方事先谈判好的。但特朗普在最近到访中国时，连这种象徵性的表示也完全抛弃了。他的立场体现出国际资产阶级在当今这个严重危机的时代对于专製统治的广泛认同。

长期受到迫害而且现已失踪的中国律师高智晟曾尖锐谴责西方政客的双重标准。他写道：「全世界都学会了在它的冷酷暴虐国内人民基本人权现实面前的装聋作哑，以换得中共给予的带血的利益回报……利益牵引了他们的选择方向，屠伯们得到所愿得的」。

我们建议读者抱着怀疑的态度看待「自毛泽东以来最强大的领导人」这种说法。习近平只是在上层派系斗争和政军官僚机构中获得胜利，而且他也会继续受到约束和挑战。习近平的权力是通过媒体管控和强力部门自上而下建立起来的。

十九大刚刚结束之后，习近平当局像西方国家大选过后那样，享受着「蜜月期」。但是这不可能持续很长时间。习近平的胜利不是基于真正的群众支持，所以他的地位比大多数评论家所想的要不稳定得多。过去五年裏通过前所未有的镇压丶媒体煽动的个人崇拜和用来威吓中共官员的反腐运动，习近平的统治比前任胡锦涛和江泽民更加巩固，但是仍比不上毛泽东和邓小平所获得群众支持，尽管毛邓的群众支持都是建立在矛盾的基础上的。

毛泽东所得到的支持是基于深远的社会和经济变革。带来这些变革的社会革命是极度扭曲和官僚化的，但其规模无与伦比。邓小平的社会基础在于1960-70年代毛主义政权令群众疲惫丶失望，而且农村市场化改革（去集体化和私有化）早期的经济成果受到广大农民的欢迎。

习近平统治集团的权力尚未经历群众斗争和重大国际冲突的真正考验。习近平上升到主导地位，反映了中共政权陷入了困境。在很早之前统治精英就察觉到，如果不彻底改变这种情况和过去的路线，那麽危机将不可避免。特别是要打破经济对于债务的依赖。

过去中央政府一直无力让自行其是的地方政府执行它的命令。这是问题的症结，也是习近平通过强力再集权想要解决的问题。从许多方面来说，中国仍然是一群相互冲突的省级经济体。有些省份的经济规模非常庞大。广东丶江苏和山东如果是独立的国家，甚至可以排入世界前20大经济体。就GDP来说，它们当中任何一个都远超过G20成员印度尼西亚丶土耳其和沙乌地·阿拉伯。

习近平以强硬立场对待香港和臺湾，而且执着于打压港独团体，也是为了压製根深柢固的地方精英。当他在十九大开幕报告中说道：「我们绝不允许任何人丶任何组织丶任何政党丶在任何时候丶以任何形式丶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此时会场上的掌声是最热烈的。北京加重对香港的政治打压部分是为了控製各省及其经济而杀鸡儆猴。

习近平得以巩固他的专製统治，得益于国际局势近来的顺境，但国际局势未来可能会发生剧烈变化。尽管特朗普的亚洲之行采取了一种低调丶非对抗性的路线，但他底下的美帝国主义正在重新尝试与澳大利亚丶印度和日本建立四方联盟，以图对抗中国在亚洲的主导权。在出访亚洲五国期间，特朗普和他手下官员反复提到「印太地区」，而非一般所说的「亚太地区」。新的术语体现了美国政治战略的改变。

10年前资本主义危机爆发，众多资本主义「民主国家」随之陷入政治混乱。最突出的就是美国，但英国脱欧之后的欧洲也是如此。这自然有利于习近平的计划。特朗普的笨拙与反复无常让习近平得以将自己装扮成全球资本主义的「稳定支柱」，至今极大有利于了中国当局全球扩张的计划。尤其是在亚洲，但对于更广泛的地区来说也是如此。所以CNN称2017年中国在地缘政治方面获胜。习近平当局利用国际地位的提升帮助国内的民族主义宣传。

中共当然不是「共产主义」政党。它奉行的是右翼丶民族主义和亲资本主义政策。而且它也不是一个真正的「政党」，尽管它自夸有8800万党员（印度的右翼民族主义执政党「人民党」号称有1.1亿党员）。在中国，党和国家融合成了一个庞大的独裁组织。「党」控製着政府丶军队丶法院丶安全部门丶媒体和网络，并通过国有企业控製着关键的经济领域。如果将党政分离，那麽它们几乎一定会崩溃。这就解释了，为甚麽中国和国际资产阶级拥护现在的中共政权。除了少数狂热分子之外，全球资产阶级不希望看到中国崩溃，因为中国对于它们在全球的利润和经济前景都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按美元计算，中国现在有647个亿万富豪，超过其他任何国家（美国有563个）。根据《胡润富豪榜》，中国的亿万富豪人数占全世界的36%。2012年习近平上臺之后，亿万富豪人数上升了超过原来（251人）的两倍，其中三名富豪──李登海丶吴少勛，以及潘刚──是十九大的代表。去年北京大学的一项研究显示，中国最贫穷的25%家庭（约有3.42亿人）只拥有全国1%的财富，而最富有的1%家庭（约1300万人，大部分都与中共有联系）拥有三分之一的财富。

这真实反映了中共政策残酷的阶级性，虽然中国与西方那种完全自由化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有很大不同。中国资本主义没有丶而且也不可能效彷西方模式。过去10年的全球经济危机以及西方资本主义的衰退让中国统治者更加确信他们的资本主义模式比西方好。这就是「习近平思想」的真实含义。

与中共独裁者关系密切的中国精英，想要继续独占政治控製权，拒绝像「西方民主製度」那样分享权力。这是他们最重要的特徵。因此中共坚持要对关键的经济杠杆保持控製。习近平的统治强化了中共政权的这些特徵，而且大大加强了反对「西方价值观」的意识形态斗争。王沪宁升任政治局常委正体现了这一点。作为中共的资深「理论家」，王沪宁相当于美国的新保守主义者，他们都鼓吹民族主义丶威权主义和帝国主义。王沪宁和其他新常委人选体现出，习近平将中共领导层人选从技术官僚转向更具意识形态色彩的人物。美籍华人学者裴敏欣表示，「没错，习近平是世上几十年来最大一党国体下的最强大的领袖，但他影响中国的能力可能比他自己丶他的盟友以及外部观察者所期望的低得要多。」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增强，镇压与专製措施加剧，是一种全球趋势。

市场改革计划

海外媒体都揣测，习近平现在牢牢控製大局，所以他在第二任期会努力推动市场改革。但这不是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在2013年，当全球资产阶级为习近平的一长串经济改革计划鼓掌时，我们就警告道，无论中共领导层的主观愿望是什麽也好，在中国的经济和政治架构内存在强大的固有因素，令很多这些改革都可能不会实现。归根究底，这是因为党国体製中地方与中央的内斗。部分中国经济学者甚至将之与欧盟内布鲁塞尔与成员国之间的斗争作比较。

习近平经济政策的主调似乎会保持现状，以优化和强化国家资本主义，其中包括在政府管控下利用私人和外国资本。但随着外资越来越对中国市场开放和自由化的缓慢速度感到失望，北京会试图在经济政策上软硬兼施以取平衡。因此，下一段时期习近平可能会加速推行一部份改革措施，作为对外资压力的退让。一部分是因为中共政权需要吸引更多外资，尤其是债券和股票市场，以纾缓国内银行的债务负担。另一部分是因为中共政权害怕世界各地去全球化和保护主义抬头会对中国经济造成破坏。

反腐

就像我们所解释的那样，反腐运动主要是习近平用来巩固权力的政治工具，而不是真的要清理泛滥的贪腐问题。这场运动是习近平第一个任期裏最受吹捧的「成就」。据报导，有140万大小官员（也就是所谓的老虎和苍蝇）被调查，约170名高级政府官员和60名将领落马。但是大部分官员只是受到轻微处罚，例如撤职或降级，只有不到10%受到刑事指控。值得註意的是，除了薄熙来之外，反腐运动没有波及其他的太子党。而且薄熙来是在胡锦涛在位时被捕的。这当然说明习近平与太子党达成了幕后协议，否则可能会引发一场血战到底的派系斗争。

习近平最亲密的盟友丶反腐沙皇王岐山离开领导层，在风平浪静的十九大上激起唯一一道涟漪。他因为已经到了69岁而不得不退休。长期以来有猜测认为，习近平可能会打破七上八下的不成文规定，让王岐山留任。如果习近平真的做到的话，那就创下了一个先例，让他更容易在2022年之后开始史无前例的第三个任期。

由于中共的政治是黑箱作业，我们难以确定王岐山到底遭遇了甚麽。可能是习近平为了「党内团结」和其他更重要的目标而牺牲了他。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王岐山是郭文贵反中共运动的重要攻击目标。郭文贵称他是一个巨贪，指控他把大笔资金转移到了海外。现在有人猜测，郭文贵说的可能是事实。或许最有可能的是，王岐山的无情反腐遭到了精英们的反攻。《日经亚洲评论》的一份报告说，甚至在中纪委内部也有人反对王岐山留任。其他报道提到，在十九大召开前数星期，习近平与党元老举行了一场会议，决定要王歧山卸任。

或许，由于习近平试图弥合精英间的一部份裂隙，反腐运动也会降温。中纪委将会被改革成一个正式的国家机关。但是它仍然是习近平用来在党国机器内施加控製丶镇压反抗的重要政治武器。

高风险的赌註

习近平地位的上升并没有消除中国政权和精英集团内部的紧张关系（反映了社会基层的巨大矛盾），而是开启了一个对于中国资本主义和专製政府来说充满风险的新时代。其统治基础是一连串即将爆发的危机：前所未有的巨额债务和金融投机丶日益恶化的警察社会和白色恐怖丶逐渐升温的民族主义。

下一时期我们会看到中国8亿工人的庞大队伍崛起，并「走近世界舞臺中央」。我们的任务是为真正的社会主义纲领和工人阶级国际主义争取群众支持，并以此改变中国和全世界。

中国输出国家镇压

发达的网络技术帮助了习近平，而且这些技术经常是西方「民主国家」开发和出售给中国的。中国正在投入大笔资金开发先进技术，这一部分是为了经济，另一部分是出于加强镇压能力等政治目的。全球2.45亿个监控摄像头有超过一半在中国（1.76亿），而且中国在人脸和声音识别技术方面处于领先地位。Google的前CEO和董事长史密特（Eric Schmidt）最近也警告说，未来10年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可能会超过美国。《时代》杂誌将人工智能称为「21世纪的太空竞赛」。中共当局计划将人工智能融入「维稳」工程，这并不是甚麽秘密。

中国因此成了「数字威权主义」的榜样，受到全世界不计其数的专製政权的效彷，例如俄罗斯丶伊朗和埃塞俄比亚。越来越多的政府像中国那样为了政治目的而操控互联网和社交媒体。涉及65个国家的「网路自由报告」最近警告说：「迅速广传的技术可能会摧毁民主和公民运动」。有报导称，菲律宾政府招募了超过一万名网军，旨在淹没反对总统杜特蒂的声音。但这根本比不上中国超过1000万的「五毛」。他们在社交媒体上散播大量有利于中共当局的「新闻」和评论，以此作为收入来源。

小熊维尼

而且在网络上屏蔽与习近平体型相似的小熊维尼也反映出中共政权的高度敏感。年轻人将习近平称为「习特勒」也是反抗独裁的萌芽。在习近平的统治下，中共政权对异见人士的打压上升到自1989年民主运动遭到血腥镇压之后最严重的程度。

近几年来，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中国也打算将镇压行动扩展到海外，例如在境外绑架批评中共政权的人，或者通过施加经济压力压製对自己不利的宣传和政治辩论。在最近的此类事件中，澳洲一家出版公司迫于北京的压力取消出版一本名为《无声的入侵》（Silent Invasion）的书藉。作者为大学教授汉密尔顿（Clive Hamilton），据称在着作中讲述了中国政府如何渗透澳洲政局。

但是尽管资产阶级建製会放任中国当局的专製行动，全球群众的反对却会愈发激烈。我们反对中国和香港政治打压的国际运动就是以此为方向。我们完全不信任政府和精英，而是将希望寄予工人阶级。

以穆斯林占多数的新疆遭到中共政权最严酷的打压。按照《卫报》所说，那裏几乎已经变成「100%的警察国家」。首府乌鲁木齐（人口350万）有949个警察局，而伦敦（人口870万）也不过180个，纽约（人口850万）只有76个。最近，新疆当局逮捕了约500名哈萨克族人。现在哈萨克族也开始像维吾尔族那样成为镇压的目标。残酷镇压终将激起爆炸性的反弹，并给北京在中亚和其他穆斯林国家的经济扩张计划製造新的障碍。

最近有两个例子，突显出中共当局的极端敏感，以及其无限高的高科技国安预算。今年早些时候，山东网民王江峰因为将习近平称为「习包子」被判入狱两年。除了判决的严重程度之外，让人惊讶的是王江峰只是在微信群组中对朋友说过这样的话，而不是在公开的网络上。

郭文贵事件

更近些时候，有人因为穿着印有「一切都是刚刚开始」的T恤而被拘留。这句话是流亡富豪郭文贵的口头禅。他指控中共高层领导人贪汙，其内容引起轰动但扑朔迷离，而让他得到了巨大的名声和数千万人的关註。

郭文贵可能是十九大前敌对派系用来打击习近平的代理人。或者，他在twitter上对中共作出攻击，只是为了获取知名度以免被美国政府迁返。但是无论是哪一种情况，他在社交媒体上的大批关註者都体现出了人们对于中共越来越强烈的不满。北京的猛烈反击，例如向美国法庭起诉丶监禁郭文贵的亲人和助手丶寻求国际刑警和Facebook的帮助（后者关闭了郭文贵的帐号），已经让数百万人产生疑问，为甚麽习近平当局如此急切地想让郭文贵噤声？

尽管还不能确定郭文贵的动机和他所说的那些丑闻的真实性，但他最重要的指控（中共是掠夺巨额财富的强盗集团）并不会令人吃惊。过去几天有报导揭露，中共高官的家人（包括习近平的外甥女）大笔投资香港房地产。这当然并不是甚麽新闻。

湖南一中学隐瞒肺结核疫情

今年8月，湖南桃江一所中学多名学生被确诊患有肺结核，但直到不久前媒体介入调查之后，政府才开始公布患病人数。随后有媒体发现，早在去年7月就有学生患病，校方和当局长期隐瞒疫情，导致越来越多的学生受到传染。直到家长们发现许多学生都有类似症状，纷纷向学校提出疑虑，校方和医院才开始对所有学生进行体检。

校方和当局为了尽快平息事件，要求尚未痊愈的学生復学，医院甚至故意将一些学生的病情诊断得较轻。学生、家长和教师要求放假，避免疾病继续蔓延，却遭到拒绝。有报导称，校长为了不影响学生高考，曾放言“不死人就不放假”。校方甚至不允许学生戴口罩，以免引起恐慌。到10月时，疫情已蔓延到另一所学校。有家长前往省政府和北京上访，抗议这些荒唐举措并要求政府支付医疗费用，却被警方逮捕或恐吓、监视。

即便事件曝光后，当局仍试图掩盖真相。官方最初通报称确诊病例有29人，但随着媒体质疑数字造假，不到10天之后官方给出的确诊人数迅速增加到89人。有报导披露，现在已有第三所学校的学生患病，但当局没收了病历，称这名学生只是患有肺炎。这些官员不顾学生生命安危，只顾遮掩事实，以求少受惩罚。社会主义者要求成立独立的群众调查组彻查真相，公开所有调查结果，阻止疾病继续扩散，并惩处所有有罪官员和校方人员，为所有受害学生提供免费医治。

北京驱逐“低端人口”

11月18日，北京西红门镇一座移民工居住的公寓发生火灾，造成19人死亡，8人受伤。北京市政府将这场悲剧作为藉口，大规模驱逐生活在郊区廉价出租房屋的移民工，也就是政府所说的“低端人口”。实际上清查违章建筑和安全隐患只是名义，迫迁计划是早已製定好的。有报导称，被驱逐者多达十万，其中许多人已经在北京工作和生活超过10年。政府没有为他们提供临时住宿，直接将他们赶到寒冬的街头上。

这当然并不是像政府所说，是为了解决安全隐患。北京政府为了控製人口，从几年前就开始通过各种手段驱离非京籍人口。但这次行动最为严厉和野蛮，而且公然将移民工蔑称为“低端人口”，引发广泛谴责。有批评者讽刺这是发生在中国的“排华事件”。一名移民工告诉媒体，警察在没有提前通知的情况下在夜晚要求他和家人离开住处，而且只有10分钟收拾行李。不愿离开的人则被断水断电。200多名学者丶律师和艺术家联署抗议，指责当局践踏人权，结果一些联署者受到警方骚扰。一些NGO想要为被驱逐者提供住宿，则被警方叫停甚至解散。

社会主义者谴责中共政府驱逐移民工和打压反对者的专製政策。我们主张废除户籍壁垒，同时为所有劳动者提供体面的工作和收入，以及平等丶优质且廉价的住房丶教育丶医疗等公共服务。北京和全国各个城市有不计其数的空置房屋。习近平也承认了这个事实，他在十九大上说「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一个社会主义的政府会没收这些闲置房屋，把它们变成公共房屋。要想实现这些诉求，需要劳动者积极的团结抗争，将整个经济体归于民主公有，才能反抗这个打压低层群众的独裁贪腐政权。

二零一八年

“冰花男孩”揭露农村贫穷问题

来自云南一个贫穷山村的小学生王福满在网络上引起轰动。王福满每天往返学校要走九公裡，网上几张照片拍到他到达学校时脸颊通红、头发上结满了冰，因此他被人们称为“冰花男孩”。在老师拍下这几张照片的当天，室外气温是零下九度。

王福满的贫苦并不是个案。他的照片立即引发了关于中国贫穷问题（尤其是农村贫困）的激烈讨论。中国的政权及其庞大的媒体控製机製竭力扭曲这个故事，甚至说从王福满身上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努力与坚强”。 政府说他们正在尽最大努力克服遗留下来的社会问题，事实上，正是中国政府的亲资产阶级政策製造了极度严重的贫富差距，令广大的农村地区陷于贫穷与落后。

在2000-2015年间，政府关闭了四分之三的（也就是超过30万所）农村小学。地方政府负担着60%的教育开支，但他们更愿意把资金投入地产交易和基建计划，因为这能够推涨当地的GDP，同时也填满当地资产阶级精英和贪腐官员的钱包。让富人变得更加富有是资本主义的逻辑，不能仅仅归咎给地方政府的腐败（尽管这无疑是真实的）。

大规模关闭学校

由于村庄裡的学校被关闭，许多学生每天上学不得不走很远的距离，或者要上寄宿学校。这就产生了一些新的问题，比如校车超载，高昂的费用导致辍学率上升，以及农村寄宿学校成为一个新兴产业。根据彭博社(2015年4月6日)的一份报告，这些寄宿学校经常是肮髒、拥挤的，有如贫民窟一般。报告称:“飢饿和孤独很常见。”农村寄宿製学校的学生平均比非寄宿学校的学生矮3釐米。

尽管中国法律规定了九年免费义务教育，但实际上许多农村儿童在义务教育结束前就辍学了。完成高中教育的农村学生更是不到一半，而城市裡则达到90%。

在过去4-5年裡，中国各地的教师发起了数百次抗议，要求政府提高他们的工资并支付被拖欠的工资和社会保障金。低到令人震惊的工资和退休金以及导致大批教师离开农村学校。香港的非政府组织中国劳工通讯(China Labour Bulletin)的一份报告指出:“近年来，中国一些规模最大、组织最好、最坚定的工人抗议活动都是由教师发起的。”当然，就像中国的其他群体一样，法律不允许教师组织真正的工会。

令人震惊的微薄工资和养老金导致大批教师离开农村学校。这也是推动过去15年大规模学校关闭计划的另一个因素。很多情况下，一个学校或者一个班级有太多学生，却没有足够的老师和资源。

因此，以利润为导向的紧缩政策和资金不足使得农村教育陷入了危机。自1990年代以来，中国中央政府一直提出要将教育支出增加到GDP的4%（全球平均水平是4.8%），但许多省份和地方政府仍没有达到这个目标。

留守儿童

“冰花男孩”王福满是中国6000万农村留守儿童之一。他们的父母去往更富裕的城市工作，有时甚至是数千公裡以外的地方，每年只能回家一两次。这些孩子是由亲戚、邻居或寄宿学校抚养长大的。在某些情况下，没有成年人来照顾他们。对于这些儿童来说，习近平的“中国梦”在哪裡呢？

2014年黑龙江省政府的一项研究发现，几乎一半的“留守儿童”患有抑郁症和焦虑症，而在城市中，这一比例为30%。一些非政府组织在陝西省调查发现，当地农村儿童普遍患有营养不良、肠寄生虫和贫血等疾病。它们认为许多农村儿童的身体状况不适宜学习。这些疾病是贫穷的结果，而且会对儿童的大脑和认知能力造成不可逆的伤害。

许多农村地区几乎没有工作年龄的成年人留下;他们都移居到城市裡去了。这样就只剩下老人和孩子来承担农业的负担。王福满的老师贴出的其它照片显示，王福满因为帮助祖母种地，手上佈满了老茧。

留守儿童的艰难处境与中国巨富精英和“共产党”高官的子女形成鲜明对比。尽管政府尖锐地攻击“西方价值观” ，但这些享有特权的年轻人很可能会被送到国外去接受“最好的”教育。

例如中国亿万富豪王健林的儿子王思聪，从小学到大学都是在国外。美国《外交政策》杂誌的报道说（2017年2月6日），中国处级或以上的官员有超过80%将他们的子女送到外国上学。

2.8亿农民工

王福满等农村儿童的不幸遭遇是中国所谓经济奇迹的残酷一面。中国所谓“经济奇迹”是靠疯狂压榨超过2.8亿农民工才实现的。农民工占中国劳动力的三分之一。同时，政府利用户籍製度分化劳动群众，并令农民工受到最野蛮的剥削。

移民在他们工作的城市裡即使在那裡生活了几十年，也几乎没有普通居民的地位。他们没有权利把他们的孩子送到城市学校，没有资格买房，而且他们的低工资也负担不起高昂的房价。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4年拥有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农民工分别只占16.4%和18.2%。

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创造了世界上最严重的贫富差距。今天，中国的亿万富豪（按美元计）占全球36%，甚至比美国还多。与此同时，北京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中国最贫穷的25%的家庭(超过3.4亿人)仅拥有全国1%的财富。

贫困在农村尤为普遍，但在城市中也存在，尤其是在政府新建设的城镇之中。政府计划到2020年将1亿人口转移出农村地区，因为他们认为这样能够提高居民收入。

但在许多情况下，城市化进程让贫穷的农民失去了收入来源。新城市的物价要比农村高得多，但却没有足够的工作岗位。等待这些搬迁家庭的往往是失业或不稳定的就业。政府只不过改变了贫穷的形式。

政府推动城市化，主要不是改善穷人生活，而是为了把居民吸引到过去十年疯狂建设的数十座鬼城，从而避免房地产市场的崩溃。

在去年10月中共十九大上，习近平称“减贫”是他未来五年任期和“中国梦”的关键工作。他承诺要在2021年，也就是中共建党100周年时，消灭贫困。根据官方数据，现在只有4300万中国人生活在官方贫困线之下。但是这个贫困线非常低，只有每年家庭人均收入低于2300元时才会被视为“贫困”。

所以一些批评者嘲讽这是“数字扶贫”。设置很低的贫困线当然可以获得令人惊叹的宣传效果，但却无法改变数千万贫困家庭的经济状况。

驱逐“低端人口”

去年11月，北京的一个农民工聚居的地区发生火灾，造成多人死伤，北京市政府以“消防安全”为名，开始大规模驱逐和拆除农民工居住区。成千上万的人被要求离开北京，在寒冷的天气裡，他们没有住宿、补偿或其他援助。许多人在这次驱逐行动中失去了他们的财产。警察甚至禁止非政府组织和誌愿者组织为被驱逐者提供食物和住所。这场声势浩大的“社会清洗”运动以残忍的方式进行，在社交媒体上引起了激烈批评。政府和媒体声称这些措施针对的是“低端人口”，令批评更加猛烈。

北京的大规模驱逐行动，与其他城市的规模较小的行动类似，是为了清理旧平民区，然后重新建设高档住宅，从而让房地产公司和政府得到更多的收入。

在像北京这样房价高昂的城市中，农民工不得不居住在拥挤、不安全、狭小的房屋裡。北京现在是世界上房价最高的城市之一。驱逐“低端人口”的行动揭露了当局真正的面目:傲慢，贪婪，对穷人充满了阶级蔑视。

中国政府承诺将改革户籍製度，但他们并没有废除户籍製度，而是引入了“户口2.0” 。虽然有一些小修小补，但仍然限製穷人迁移。较不发达和吸引力较低的“三线”和“四线”城市将放宽户籍限製，以吸收来自农村的部分人口，但最富有的“一线”和“二线”城市将会收紧政策，从而限製“低端人口”。

王福满的照片在社交媒体上引发了激烈的争论。中共当局竭力控製舆论，官方媒体将註意力集中在王福满一家以及他的学校和同学所得到的慈善捐助上。一个商人甚至给了王福满的父亲（一个建筑农民工）提供了一份离家更近的工作，这样他就可以和孩子住在一起。

国有企业和共青团捐赠了资金、冬季服装和供暖设备，并得到媒体的广泛宣传。王福满的故事感动了全中国成千上万的人，他们捐出了超过220万元。

“慈善”捐款

这些慈善捐助或许体现了中国人民的善良，但是慈善并不能消灭贫穷。贫穷时现在这个社会製度的一部分，而这个社会製度只能通过群众性的政治行动才能改变。而且也没有人知道，这些捐助究竟有多少真的到了王福满一家手裡或者被用来减轻贫困。

政府部门和企业迅速搭上这股慈善潮，为自己树立良好形像。对于像共青团这样富裕的官方组织来说，这点捐赠是微不足道的，但却可以起到很好的宣传效果。这些资金是公共资金，应该被投入到教育和其他服务中，而不是用展现政府的“慷慨”。政府是希望掩盖自己製定反工人阶级政策的责任，这些政策使得穷人更穷、富人更富。这些措施包括将大笔公共资金浪费在华而不实的基建项目上，而且这些项目往往有利于裙带资本家。

政府及其各个政府部门都在提供“慈善”，但与中国的大规模贫困相比，这根本起不到实际作用。劳动群众需要的不是“慈善”，而是充分的教育开支、提高教师工资、停止关闭学校、以及在群众的民主控製下大幅改善农村基础设施。

农民工所遭受的残酷剥削和留守儿童的苦难必须终止。这需要立即取消户籍製度，大幅增加医疗、教育、养老金等方面的财政开支，从而为所有人提供平等的、现代化的福利保障和公共服务。同时也需要向富豪们征收重税，并没收中国数百万间空置住房以供大众使用。

青年毛左受到警察打压

自习近平上臺之后，中共独裁政府大肆打压异见人士和各种政治讨论。虽然大多数国际媒体关註的主要是中国的自由派异见人士，但实际上左翼人士同样是政府的打击目标。

2017年11月15日，正在广东工业大学举行的一场左翼读书会突然被警方搜捕，两名参加读书会的年轻人（张云帆和叶建科）被刑事拘留。警方一开始指控他们“非法经营”，随后又改称“聚众扰乱社会秩序”。这些罪名只不过政治迫害的借口。半个月之后，警方又以相同的罪名拘留了读书会的两名组织者（郑永明和孙婷婷），而且还有其他四名参加者正在被追捕（徐忠良丶黄理平丶韩鹏和顾佳悦）。除了孙婷婷之外，其他七人都公开承认自己是毛派。在那场读书会上，参加者谴责中共独裁政府进行舆论审查丶打压言论自由，而且还谈到了1989年的中国民主运动，根本这才是他们被针对的原因。

广州的这场政治打压并不是一件令人吃惊的事，因为习近平和中共政府早已开始自六四以来前所未有的大规模镇压。但此次的事件更为復杂。习近平比他的几个前任更热衷于引用毛泽东的讲话。而且刚上臺不久，他就在一场党内高层会议上提出“不能否定前三十年（也就是毛泽东时代）的历史”。他推崇毛泽东的做法令包括毛派在内的一些人以为中国正在“向左转”。习近平之所以要这么做，部分是为了利用毛泽东在一部分群众中仍有的威信，巩固中共和他自己的统治。

“反华势力”

在打压亲西方自由派异见人士的时候，中共可以谎称这些人“勾结西方反华势力”，以图“颠复国家政权和社会主义製度”。这种伪造的罪名的确能使当局的政治迫害得到一些民族主义者的支持。但是现在警方声称这些毛派青年的读书会是“反党反社会”，无疑是令习近平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中共今天的政策是亲资本主义的，与社会主义甚至是毛泽东时期的计划经济也完全没有关系。

在中国的年轻草根左翼当中，毛派可能占了大多数。他们虽然反对中国的资本主义復辟，但是由于民族主义立场的束缚，在许多问题上经常站在中共政府那边，例如反对民主和民族自决权。

警方打压广州读书会的另一个更深层的原因，在于工人斗争的发展令中共独裁政府感到恐惧。而且当局尚未摆脱经济危机的阴影，经济状况如果进一步恶化，可能会引爆群众长久以来的愤怒，掀起大规模群众运动，甚至可能威胁中共专製乃至资本主义製度。

青年左翼的增多代表着中国群众正在激进化。他们尝试在工人当中宣传马克思主义（尽管带有许多毛主义思想），被中共统治者和镇压机器视为一个危险因素，因为中共的统治就是建立在“中国特色资本主义”之上。2014年，广东工业大学所在的广州大学城有200多名清洁工人罢工，要求政府在更换外判物业公司的时候给他们合理安置。当时几所大学的学生曾向罢工工人提供声援和帮助。

网络抗议潮

在广州读书会事件发生之后，全国各地数百名左翼支持者（包括工人丶学生和少数警察）和自由派学者签署了联名倡议书，谴责这场对民主权利和工人斗争的打压。这也鼓舞了其他曾经受到类似打压的左翼青年站出来，说出他们自己被当局迫害的经历。这股反对声浪迫使警方允许张云帆等四人取保候审。但是他们仍然受到警方监视和骚扰，而且另外四人仍在被追捕。与此同时，许多发出抗议和声援的左翼团体被当局禁声，在不久的将来它们很可能也会遭到迫害。

CWI和全世界的社会主义者谴责中共独裁政府的残酷镇压。我们支持中国和全世界的群众争取全面丶真正的民主权利。争取真正民主的斗争同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密不可分。在中国，政府禁止工人成立独立工会；罢工工人会被逮捕并定罪；近三亿农民工受到残酷压榨，而且还被当作“低端人口”赶出大城市，为地产开发商让路。这一系列事实都说明，中共的独裁统治其实是在保护资产阶级的利润。

一带一路：有中国特色的帝国主义

对于中国的习近平“强人”政权来说，庞大的一带一路计划越来越重要。据《卫报》所说，一带一路是“全世界最大的建设计划”。这个计划想要将超过65个国家连入中国经济圈。这些国家遍布除了南北美洲之外的所有大陆，总人口45亿，是中国的三倍。实现这一目的的方法，是建设一系列由燃料管道丶公路丶港口丶铁路丶跨国电网乃至光缆系统构成的大型“经济合作走廊”。

“冰上丝绸之路”

中共独裁政府将一带一路宣传为连接东西方的丝绸之路的现代版。实际上，一带一路的地理跨度还要大得多。中共提出所谓的“冰上丝绸之路”的复盖范盖，包括冰岛丶格陵兰丶斯堪的纳维亚和北极地区。北极是所剩不多的尚未进行大规模油气开采的地区之一，而且全球变暖造成的北极冰盖融化也带来了新的海上航线。

超过130个国家派出代表，参加了2017年5月于北京举行的一带一路峰会。在这次峰会上，习近平承诺要“建设和谐共存的大家庭”。他说一带一路将带来全球化的新“黄金时代”。但实际上一带一路所展现的是，中国迅速成为一个新的全球帝国主义力量，与以美国为首的老牌帝国主义争夺经济势力范围。

民族国家已经不足以容纳中国经济。当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仍未摆脱危机，各资产阶级政府竭力保护自己的经济利益，令“去全球化”趋势逐渐壮大时，中国当局担心自己被关在主要市场之外。

仍处在较低水平的工资，和飙升的住房丶医疗丶教育价格，压製了国内需求。尽管政府声称经济动力正在顺利地从投资转向消费，但在2016年消费支出仍然只占中国GDP的39.2%。比重与国际水平相比仍然非常低，而且低于中国在1960年代的水平。

“硬着陆”

产能过剩危机是中国当局提出一带一路计划的一个重要原因。大量企业没有销售市场，通过不断大肆举债苟延残喘，因而变成了所谓的“僵尸企业”。近几年来，中国当局利用大规模的基建投资避免了经济增速的骤降，也就是“硬着陆”。它担心硬着陆会引发群众骚动。但是这种做法越来越成问题，因为越来越多的基建项目使用率不足（例如鬼城和大白象工程），给本就不稳的金融系统带来了更大的压力。

因此中共当局将一带一路视为救星，用它来为本国的大型基建公司开辟新市场，而这些新市场又通过债务连结到中国经济。所以中共才会在十九大上，异乎寻常地将“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写入党章。习近平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表明一带一路是不可撤销的。除此之外唯一一个被写入党章的具体外交政策，是邓小平在1978年启动的亲资本主义“改革开放”。

帝国主义

一个世纪前，列宁在其深刻分析中提到，帝国主义“争夺原料产地丶争夺资本输出丶争夺势力范围（即进行有利的交易丶取得租让丶取得垄断利润等等的范围）直到争夺一般经济领土。”（《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

在亚洲，印度与中国是两个互相竞争的帝国主义国家。代表着印度帝国主义利益的《经济时报》，简洁地描述了由国家资助的中国帝国主义是如何运作的：“中国从较小丶较落后的国家攫取土地和资产的方法很简单：它向这些国家提供高息的基建贷款，得到这些工程的股权，然后当债务国无法偿还贷款时，中国就得到了工程的所有权。”

印度政府顾问Brahma Chellaney准确地称中国是“债权帝国主义”。不久前中国租借斯裏兰卡汉班托塔港99年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这个用中国贷款建设的港口位于南亚次大陆的南部顶点，具有重要的地缘政治意义。中国的公司通过借贷在斯裏兰卡建造了太多有问题的基础设施，例如“全世界最空的”汉班托塔机场，以至于旅游公司有专门的路线是去观赏当地的大白象工程。

目前巴基斯坦是得到中国一带一路投资最多的国家，在这裏中国的类似行为成了军方和政府之间政治权力斗争的一个焦点。不久前巴基斯坦参议院的一份报告揭露，在未来40年裏，位于俾路支地区的瓜达尔深水港91%的收入将归中国所有。这座位于阿拉伯海的港口也是依靠中国的公司和国家贷款修建的。

就像南方2700公裏外的汉班托塔港一样，瓜达尔不仅是一个贸易枢纽，未来一旦发生地区冲突，它也会成为中国的军事战略资源。从巴基斯坦当局残暴统治的俾路支地区到缅甸到印尼，一带一路工程正在加剧民族和种族冲突，导致当地环境被破坏，居民被迫迁走。

中国在南亚的投资和基建合约大幅增加，激起印度和中国的激烈竞争，使印度成为一带一路以及中国势力扩张的主要障碍。而且美国政府也想要同印度合作。最近特朗普重启了美国丶印度丶日本和澳大利亚的四方安全对话，旨在抵挡中国的扩张。

这些资产阶级政府虚伪地相互谴责对方的帝国主义阴谋。工人组织和左翼不应该支持它们当中的任何一方，而需要有独立的政治立场和纲领。只有国际主义和反对所有国家的资本主义剥削的斗争，才能为群众提供前进的道路。

冲突愈发尖锐

从一带一路中可以看出，中国帝国主义有一些明显的特点。首先是它的规模。一带一路如果真的可以实现，那么它会是一个庞然大物。其次，它将中国国内的独特发展模式，也就是国有银行的信贷支持，復製到其他国家。这种模式令中国得以迅速工业化并升级基础设施，但也造成了庞大的债务问题。北京希望通过一带一路的相关贷款将自己的债务问题转移给其他国家。中国的金融精英认为这可以减轻负债累累的国内僵尸企业对银行业的拖累。

中共政府在2016年建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作为一带一路的辅助工具，以吸引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参与一带一路计划。包括英国丶德国和法国在内，目前已有61个国家加入了亚投行。中共政府希望利用西方国家的金融“专长”，使亚投行和一带一路的贷款业务更符合西方资产阶级的传统做法（就像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由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机构所做的那样）。它认为这样可以减少债务违约的风险。

他们希望借助一带一路，用政府担保的外国主权债务替换掉国内的不良债务。但更有可能的情况是，他们最终只会将中国的“僵尸病”传染到其他大陆上，同时也加剧民族冲突和帝国主义冲突。

习近平能否拆除中国的债务炸弹？

已被阿裏巴巴收购的《南华早报》在最近一篇社论中列出了2018年习近平政府所面临的三大挑战：债臺高筑丶住房危机和越来越敌对的美国。

长期以来，全球媒体已经就中国债务问题的严重程度做了许多评论和争论。债务占中国GDP的比重已经从2008年141%上升到去年的256%。如果按所谓的社会融资总量来计算（其中包括了影子银行借贷量），那么这个数字会达到304%。尽管政府一直在说“去杠杆”（也就是减少债务），但中国债务的增长速度仍然比GDP还要快。

“严重扭曲”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清算银行等国际资产阶级机构已经警告说，中国可能很快就要爆发严重的金融危机。去年12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指出，中国的债务增长“与高可能性的财政困难一致”。

中共高官最近的一连串讲话改变了以往的镇定口气，更突显出局势的严重性。前财政部长楼继伟在今年1月于北京举行一场经济论坛上说，中国金融系统目前的风险水平可能比2008年全球危机爆发前的美国还要高。他说中国的金融系统“严重扭曲”，而且“产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概率是相当大的”。

银监会主席郭树清和央行行长周小川也做过类似的警告。今年1月郭树清在接受《人民日报》采访时说，必须要「拆解”影子银行（据估计相当于GDP的125%）。周小川在去年中共十九大上说中国可能会遭遇“明斯基时刻”，亦即投机性金融泡沫的爆炸。

中共政府将防控金融风险称为未来三年三大“攻坚战”中的“首要战役”，可见它对这个问题的重视。这场战役早在一年前就已开始，然后在十九大习近平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和统治之后进一步升级。一系列事件表明，北京这次“要来真格的”。

土拨鼠之日

但是它究竟能取得怎样的成果还未可知。过去10年裏，中共政府经常发布虚张声势的声明，宣称自己要加快推进新自由主义“改革”并收紧货币政策，从而让经济“更有效率”，但最后还是不得不註入大规模的信贷“刺激”，以防经济衰退。

这一方面是由于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权力斗争，但另一方面也是由于统治精英对经济衰退存在根深蒂固的恐惧，因为经济衰退将会点燃群众普遍的愤怒情绪。所以北京的经济政策不断在市场化“改革”和政府主导的信贷刺激之间摇摆。一位评论人士曾将这种反复的循环比作美国电影《土拨鼠之日》（Groundhog Day，一部讲述了主角的人生在2月2日土拨鼠日不断重復的科幻电影）。

随着2018年的到来，中央政府降低金融风险的计划给地方政府丶国有企业以及那些收购了大笔海外资产的公司带来了压力，因为它们都背负着巨额债务。全国各地的报道都证明，信贷紧缩政策正在导致各地的地铁丶工业园区等基建项目被取消。海南航空丶大连万达和最近刚被政府接管的安邦保险等海外并购巨头，现在正在出售资产以偿还债务。

但是中共政府现在处于一个两难的局面。它想要控製金融投机和债务风险，但稍有不慎则反而会引爆违约潮和金融崩盘。首先崩溃的会是处在边缘的小型地区银行丶公司和影子金融机构，然后会像滚雪球一样引发整个金融系统的连锁反应。

中国和全世界的影子银行的问题在于，没有人知道哪些交易和“产品”是相互关联的，所以也没有人知道这些交易和“产品”会如何影响更广泛的经济运作。影子银行以惊人的速度发展成復杂的系统，大批復製西方金融业者创造的各种“衍生品”。只有等到泡沫爆炸时，人们才知道危险在哪裏。

中药处方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习近平的防控政策可能反而会触发“系统性的金融风险”。所以一些经济评论人士很正确地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政府削减债务的决心有多大？

英国最大的独立研究机构之一“自主研究”（Autonomous Research）的亚洲研究部主任朱夏莲告诉《彭博新闻社》：“北京政府表面上对于打击金融风险措词严厉，实际上处理方式却温和，因为当局害怕，若采取更强硬行动可能会危及经济。”她将这种政策叫做“中药处方”。

她指出，尽管在2017年上半年政府的强硬措施减缓了理财产品的增长速度（理财产品是影子银行的重要元素），但随后又出现反弹。总的来说，截至2017年年底，尚未尝付的理财产品创下了30万亿元人民币的历史记录。

朱夏莲说：“实际上并没有任何去杠杆。尽管市场普遍认为2016年的信贷流量打破了历史记录，但就新增信贷流量来说，2017年其实与2016年相差无几。政府在某些领域收紧信贷，但在其他领域放宽政策，最后两者相互抵消了。多年来我们不断看到这样的事情发生。”[彭博新闻社，2018年2月12日]

復苏？

表面上看来，去年中国经济有所復苏，GDP增速达到6.9%，是6年来首次上升。但这只是暂时的稳定，而且它所依靠的是更大规模的信贷刺激（2016年新增银行贷款创下历史记录）和比较有利的国际局势（例如美国总统特朗普并没有直接同中国发生冲突）。而且自特朗普上臺之后，美元贬值10%，也减轻了中国经济的压力。

美元走弱，为中共政府遏製资本外流提供了喘息空间。在2015-16年间，中国资本外流曾达到非常严重的程度，导致中国的巨额外汇储备在18个月内减少了超过四分之一。特朗普政府指责其他政府“操纵汇率”，而它自己却故意让美元回软，不过这也令中国央行不必每月花费数百亿元资金去支撑人民币汇率。

同时这也帮助北京当局自1990年代以来最严厉的资本管控政策取得更显着的效果。这些重要的外部因素，再加去年上全球经济和商品市场的些许回暖，帮助习近平当局暂时稳定了中国经济。但是全球局势，特别是美国目前的政策走向，仍然非常不稳定。最近全球股市的震荡已经显示了这一点。

中国表面上的復苏并没有稳固的基础。中共政府不断说要拉动内需，但并没有取得实际成果。去年，中国的智能手机销量首次下跌，跌幅4.9%，而且拖累全球销量下跌，因为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智能手机市场。市场分析人士称，中国的智能手机市场已经“饱和”。

去年的一手汽车销量只增加了3%，是6年来的最低增速。12家最大的汽车公司中，有8家销量下降。价格虚高的房地产市场令新购房者背上高昂债务，严重限製了消费支出。

贸易战是否正在逼近？

经济和地缘政局可能会导致今年中美贸易冲突升级。华盛顿政府已经决定对从中国和韩国进口的太阳能电池板和洗衣机征收惩罚性关税，而且现在它正在对从中国进口的钢铁和铝进行反倾销调查。在特朗普担任总统的第一年裏，美国对华贸易逆差继续升高，创下3,750亿美元的历史记录（2016年为3470亿美元），令特朗普受到一部分美国资产阶级的攻击。

而中国也采取了报復行动，对来自美国的进口高粱进行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中国是美国高粱和许多其他农作物的最大买家，所以美国农作物成为中国报復行动的关键目标。中国也已经开始减少从美国进口大豆而转向巴西。但是贸易保护主义往往是一把双刃剑。中国进口的大豆和高粱主要用于生产猪饲料，所以从美国之外的地区进口价格更高的农作物会导致中国猪肉价格上涨，进而加重群众的不满情绪。

保护主义

与此同时，特朗普指责中国的高科技产业侵犯了美国企业的知识产权，未来他可能也会对此采取行动。製裁中国的高科技产业可能会激起中共政府更猛烈的反击。

大规模贸易战的阴影笼罩着依赖出口的东亚地区，可能会加速更广泛的地区性贸易阵营的形成。但是特朗普政府也面临着严峻的阻碍，特别是因为中国丶日本和其他国家正在与它竞争。中国在反击特朗普的贸易措施时，也会提升自己对其他亚洲政府的影响力。

虽然资产阶级政府在口头上一贯反对“去全球化”，但其实它们自己也在采取保护主义政策。据世贸组织所说，G20集团在2008至2016间实施了1,583项新的贸易限製措施，而取消的只有387项。

美国资产阶级在危机面前惊慌失措，令右翼民族主义者特朗普当选总统，而且全世界其他国家还有许多“小特朗普”涌现出来。这让人们担心可能会爆发1930年代那样贸易战。去年，特朗普选择改善同习近平的关系，中国似乎躲过一劫。

但今年的局势大大不同。不久前，特朗普在国情咨文中将中国和俄罗斯称为美国在经济和军事上的竞争对手，而且他提出要继续增加美国的国防开支。中国外交部回应称特朗普的演讲反映出“冷战”思维，但其实中美紧张关系的恶化正是资本主义危机的必然结果。

低薪工作岗位增加

去年看似强劲的经济增长并没有改善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和前景，而是如香港NGO“中国劳工通讯”所指出的，“只是创造了更多不稳定的低薪工作，特别是在服务业。工厂仍在裁员，被辞退的工人经常得不到任何补偿。”

劳动力市场正在发生整体的转变，越来越多的工人从事不稳定的非正式工作。大批正式工被转为派遣工，导致工作条件恶化，许多福利被取消，就连国有部门也是如此。

尽管中国早在10年前就实行了《劳动合同法》，而且政府声称製定这部法律的目的之一就是提高工作稳定性，但现在“新兴”服务业部门的数百万雇员在名义上被视为“个人承包商”，使雇主可以不用支付养老金和其他福利。我们在《劳动合同法》出臺时就曾警告过，这部法律不可能使工作更加稳定，原因很明显：政府禁止工人成立真正的工会，工人自由组织的权利也一直受到打压。

国家统计局的一项调查显示，2009年拥有劳动合同的农民工占42.8%，但到了2016年则下降到35.1%。尽管独裁政府严厉打压群众抗议，但是严峻的现实迫使越来越多的工人发起抗争。中共政府急切地采取一系列措施维护自己的统治，正是因为意识到危机正在逼近。

“冰花男孩”和中国极度严重的贫富差距

据《彭博新闻社》报导，由于股市猛涨，中国女首富杨惠妍（同时也是中国第四大富豪）的财富在2018年的头4天裏增加了21亿美元。35岁的杨惠妍是中国销售额第一的地产巨头碧桂园集团的董事局副主席。她的父亲是碧桂园的大股东和董事局主席。几乎与此同时，云南一个8岁小男孩王福满的照片在网络上引起了激烈的讨论。王福满要在零下的严寒中走过4.5公裏的山路去上学，当他到达学校时，头发上满是冰霜。这个鲜明的对比让我们看到了习近平统治下的中国存在着何等残酷的阶级差距。

尽管政府严厉地控製着媒体，但“冰花男孩”王福满还是成为了全国的讨论热点。王福满是中国6000万留守儿童之一，他们的父母前往更富裕的地区工作，但是由于腐朽的户籍製度，不得不将孩子留在家乡，交给亲戚或者邻居照顾。现在中国农民工（包括王福满的父亲）一年的工资只有大约35,000元，而杨惠妍凭藉飞速上升的股价每秒钟赚的钱都要比这多。这就是所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习近平口中的“中国梦”。

中国#MeToo运动为政府敲响警钟

今年元旦，在美国硅谷工作的一名中国女学者罗茜茜在网络上揭发，12年前她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读博士时一名导师曾企图强奸她。她的文章立即得到大量关註和讨论。不久之后校方调查证实了罗茜茜的指控，并将这名大学教授停职，而且中国教育部也剥夺了他的荣誉头衔。

中国的#MeToo运动

2017年的一份调查报告指出，近70%的中国大学生曾遭遇过性骚扰，在女大学生中这个数字是75%。但是由于存在“责备受害者”的文化，只有不到4%的受害者会向警方或学校报案。罗茜茜显然是受到席卷全球的#MeToo运动的鼓舞，而且她的勇敢举动也促使更多的中国学生站出来披露自己的遭遇。在罗茜茜站出来之后，更多的年轻女性在中国社交媒体上表示声援，或者说出自己遭受性暴力的经历。许多大学也收到了大量关于性暴力的举报。数十所大学的学生和教师签署网络请愿书，要求学校和政府采取反性侵的措施。

#MeToo运动蔓延至中国，令中共独裁政府感到恐慌。尽管教育部和《人民日报》等官方媒体表示对性暴力“必须零容忍”，并且鼓励其他受害者站出来发声，但与此同时，反对性暴力的街头抗议被禁止，社交媒体上的许多请愿书和评论文章乃至“#MeToo”和“#我也是”等话题标签被删除。虽然中国的#Metoo参与者还很少，而且她们的活动主要局限在网络上，但政府担心中国女权主义者会学习国际妇女运动的斗争经验，甚至同她们建立直接的联系。警方警告一些活动者，他们如果继续试图发起公开行动，会被指控“勾结境外势力”。而且更重要的是，包括#Metoo在内的群众自发行动会推动中国的女性和青年更加激进化。

性别差距不断扩大

在中国性侵害变得越来越普遍，性别歧视则变得更公开而露骨，都与过去三十年的资本主义反革命有关。在走资过程中，经济剥削变得越来越残酷，令女性从婴孩出世到劳动市场中的地位都出现倒退。

根据最新的《全球性别差距报告》，中国的总体性别平等指数排名已经连续9年下降，现在在144个国家中排第100名，而且实际的性别差距也已经倒退回2008年前的水平。其中最突出的问题之一是男女同工不同酬在持续恶化，女性工资只有从事类似工作的男性的63.4%。而且中国的出生性别比始终是全球最高，也就是说大量女婴被选择性流产或者在出生后不久就被杀死。尽管在高等教育入学率方面中国是性别最平等的国家之一，但是大学校园和职场中的性别歧视依然严重。去年11月，北京大学中文系前主任温儒敏在一场写作比赛开幕式上称，高考改革后更復杂的语文试题会让女性学生处于劣势，因为她们的“思辨能力”不如男性学生。他的言论立即引起广泛的批评。这也并不是一个个案。此前不久，浙江大学的一名教授被曝光2013时曾在微博上写道“历史证明学术界不是女性的地盘”，而且面对激烈的谴责，他声称自己没有做错，所以绝对不会道歉。

这些贬低女性的言论反映了整个社会中的性别歧视和性别压迫。今年1月，云南曲靖市第一人民医院在多个岗位的招聘启事中明确提出在同等条件下优先招聘男性，或者只招聘男性。在被曝光之后，院方同样声称自己并没有做错，而且找出多个借口为自己辩解。共青团旗下的《中国青年报》公开为这家医院的性别歧视做法站臺，尽管它也承认“有法律界人士认为，该医院此举确实涉嫌性别歧视”。

显然，要改变这些状况，就要男女团结起来，为社会主义而斗争。#Metoo运动已经表明，所谓的“民主”国家同样存在泛滥的工作场所性侵事件，这是因为父权压迫和资本主义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只有当劳动者自己由下而上重组社会时，才能够消灭性别以及其他各种压迫。

珠海伟创力罢工遭官方工会破坏

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的官方伪工会，也是唯一合法的工会）再次扮演资本家“第二警察”的角色，背叛工人抗争。这一次受害的，是珠海伟创力（Flex）工人长达三个星期的大规模罢工。伟创力五间工厂的6000名工人进行罢工，而且组织化程度引人瞩目。这可能是两年以来中国最大规模的罢工。

从3月29日开始，伟创力旗下的跨国印刷电路板製造商Multek发生罢工。总部位于新加坡的伟创力是仅次于富士康的全球第二大电子代工企业。工人得知Multek将被出售给一家中资公司。他们担心新雇主会降低他们的工资和福利丶或者通过逼迫工人“自愿辞职”的方式进行裁员。

在中国许多类似的企业并购之后，工龄较长丶工资较高的工人往往首先成为裁员的目标。Multek虽然宣称未来工人的工资丶福利和工龄等各方面的待遇不会改变，但却拒绝签署任何书面协议作为保证，更加深了工人们的怀疑。因此工人要求Multek与他们解除劳动合同并支付相应的补偿，然后由工人自己决定是否为新雇主工作。但工人的要求再次被拒绝。

在一份声明中，罢工工人指责伟创力将工人像厂房和机器一样随意出售。而资方则以强硬手段回应罢工。资方恐吓说，如果4月4日前不復工就会受到严厉处罚，并给予復工的工人一千元作为“奖励”。

警察的角色

从4月8日开始，资方雇用保安人员殴打工人，这显然得到了警方的默许。有工人抱怨说，警察只保护有钱人。有些工人被管理人员没收了员工证，并被禁止进入工厂。

近年来因企业并购而发生的类似罢工事件时有发生，而今次这场斗争持续的时间尤其体现出工人的斗誌，同时也说明习近平的专製统治和中共统治下的资本主义并非像表面上那么稳固。它仍然面临着群众抗议，而且在2018年的头三个月，工人罢工次数比去年同期更多。

中国资本正在强大起来，并收购愈来愈多的外资，但很多例子证明由中资接管后企业的劳动条件更加倒退，证明所谓“民族强大”会令人民幸福是多么荒谬的理论。实际上正因为中国资本更受中共国家机关直接保护，其剥削可以更为恶劣。

当地政府和作为中共统治工具的官方工会无疑不愿得罪这个“对珠海经济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的公司。在罢工的头两个星期，官方工会一直没有露面。而当他们开始介入事件时，他们所支持的不是工人，而是伟创力公司。最终工人被迫结束了罢工，但他们的诉求没有得到满足。这令他们感到愤怒和失望。

“煽动者”

当地工会官员为自己破坏罢工的作法辩护说：“地方党委要求我们维护社会稳定”。被中共及其伪工会视为“不稳定因素”的，不是像伟创力这样使用威胁和暴力的公司，而是通过罢工反抗公司剥削的工人。伟创力的工会官员一方面贊扬公司，另一面将罢工怪在”煽动者”的头上——中共一贯用这个词语来称呼任何敢于挑战它的人。

珠海罢工的惨痛经验再一次证明，工人需要由自己民主控製的独立工会。只有这样工人才能有效地组织起来，反抗资本家和专製官僚政府。

中共加紧网络管控   引发广泛抗议

不久前，当局进一步收紧网络言论空间，包括新浪微博清除有关同性恋的内容，以及“内涵段子”等娱乐性的手机软件被关停。但是这些措施激起了当局意想不到的反冲。广泛的抗议迫使当局不得不做出一些让步。

#我是同性恋#

4月13日，新浪微博发出公告称，将根据《网络安全法》清理涉及色情丶暴力和同性恋的内容。随后不久，一个旨在促进性小众权益的微博帐号“同誌之声”在新浪的要求下停止更新。公然的歧视立即激起了性小众和支持性小众平权者的强烈的抗议。仅仅一天时间，17万微博用户使用了#我是同性恋#等话题标签表达愤怒，相关文章浏览量高达2.4亿次。尽管新浪微博很快删除了这些话题标签以及15万条相关评论，但是抗议的声音依然不断出现。同誌之声的负责人说：“大家很愤怒，很多人选择不再依靠同誌之声去发声，而是自己发声”。中共全面压製言论空间，只会令更多原本没有“颠复思想”的性小众和女权运动也会被政治化，走向反对专製独裁的道路。这也是习近平加强独裁会自招危险的原因。

中共当局对性小众一直存在着公开的歧视。2017年6月，广电总局下属机构禁止节目中出现有关同性恋的内容，称同性恋属于“非正常的性关系丶性行为”。今年4月上映的一部根据同誌小说改编的电影，被删减到几乎看不出同性爱情的程度。另外有两部同誌电影突然被北京国际电影节撤下，人们普遍认为这是刚刚接管电影审查权力的中宣部的命令。

根据联合国在2016年的一项调查，中国只有15%的性小众人群向父母说明了自己的性取向，而公开出柜的只有5%。在歧视之下，许多性小众人士被迫和异性结婚，甚至被强迫接受残酷的“性倾向扭转治疗”。新浪微博此次公然歧视性小众并试图将他们灭声，无疑是在煽动公众对性小众的歧视和恐惧，将使他们的处境更加恶劣。

强烈的抗议迫使当局和新浪微博做出让步。禁令公布仅三天后，《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批评新浪微博的做法，这显然只是安抚抗议者。随后新浪微博宣布，清理行动将不再针对同性恋。大规模的网络抗议在短短几天内就迫使当局撤销命令，说明中共和习近平政权并不如表面上那样不可战胜。而且这只是近期一连串令当局意想不到的大型网络抗议中最新的一起。在去年11月北京市政府驱逐“低端人口”时，以及不久前习近平宣布取消任期限製之后，网络上均出现普遍的反对声浪。这表明，群众的团结抗争有潜力去挑战这个独裁政权和它所维护的种种歧视与不公。

内涵段子

新浪微博的清理行动是中共当局新一轮网络管控的一部分。今年2月，新浪微博以及其他五个网站因为对网站内容审查不力而被当局要求整改，成为这次清理行动的先声。在去年八月，微信丶新浪微博和百度贴吧等三个社交平臺也曾因为相同的原因被当局指控违反《网络安全法》，并被立案调查。全球政治风险谘询公司欧亚集团的一名分析师指出，这部法律写得十分模煳，以至于政府可以肆意妄为。

就在微博发布公告前三天，广电总局以内容低俗为由关闭了一个名为“内涵段子”的娱乐性手机软件。一方面当局希望更加强力地控製社会舆论，从而巩固统治秩序，所以即便对政权没有直接威胁的娱乐新闻也频频受到整治。更重要的是，当局担心这个用户多达2亿人的手机软件会成为传播异见讯息和组织集体行动的平臺。引发了全国各地的抗议，有大批汽车司机在十字路口集体鸣笛，亦有抗议者指责中共当局是“流氓政府”，已经证明了这种可能性。

面对正在逼近的经济和社会危机，中共当局不断加强对网络和舆论的管控，并且严厉打压异见人士丶寻求变革的受压迫群体以及任何敢于挑战中共权威的力量。但是一系列专製高压措施反而激起越来越激烈的反抗，推动青年和受压迫群体逐渐政治化和激进化，挑战中共政权的专製统治。

上海长宁区环卫工人的斗争

似乎习近平最近加强的集权和独裁并未给中国社会带来多少和谐与稳定。3月26日，上海市长宁区的环卫工人们发动了近年来最大规模的罢工，控诉他们遭遇的剥削与不公。

让工人们奋起反抗的直接原因是高洁环卫公司的《调整清道作业的通知》。按照这个通知和工人们透露的消息，环卫工人早晚上下班的时间调整为5点30分到12点30分和12点30分到21点30分（含早晚饭时间和加班一个小时）。而因为“晚于5：00上班，早于22：00下班”，每天6元的早丶晚班津贴被取消，同时工资待遇也要减少，每人每月要扣除560元工资。考虑到上海的生活成本，原本只有3000多的月收入的环卫工人们每月只能拿2000多，更是雪上加霜。环卫工人的劳动时间之长，工作环境之差，生活条件之窘迫是有目共睹的，而政府和被外包的环卫公司却不考虑如何改善环卫工人的工作与生活，反而还想着能否加大压榨的程度，这毫无疑问将环卫工人们逼上了绝路。

参与罢工的不止高洁公司的工人，工潮随后蔓延至整个长宁区的环卫公司，参与人数多达两三千人。与此同时，勇敢的网民们通过微博丶知乎等多种渠道，将环卫工人们的斗争和维权情况传播开来，得到许多人的关註和声援，这也使得这场斗争成为了近年来中国环卫工人规模最大丶关註度最高的罢工。3月26日，工人们试图到区政府申诉，但遭到暴力机关的阻拦，4名工人被逮捕。27日，又有上百名工人前往市容管理局，但没有任何人理睬。但工人们并没有被这些所吓倒，罢工斗争一直在继续。

在当局对网络上的消息进行大规模删帖后，4月2日，长宁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发出公告，声称要“依法维护环卫工人合法权益”。通过一系列掩人耳目的信息封锁，似乎当局又成功地息事宁人，将其不了了之了，但是这只不过是现在中国社会工人阶级此起彼伏的反抗的一个缩影而已。14年前后，广州番禺大学城丶长沙嶽麓区的环卫工人罢工维权；而近日西安也传来了环卫工人罢工维权的零星消息……如此种种，难以穷举。

只要经济问题继续恶化，无论习近平如何实行专製，中国的工人阶级都必然为了捍卫自己的生活而起来斗争。社会主义者支持工人独立组织工会的权利，团结抵抗外包製度和资本剥削。

中国：塔吊司机发动大规模罢工

中国数十个城市的塔吊司机发起罢工，其协调一致的行动令人叹为观止。经过一个星期全国各地此起彼伏的罢工之后，工人们在五一劳动节号召全国罢工。尽管在中国劳动节是法定假日，但许多工人仍要工作，而且往往没有加班费。

在中国罢工是违法的，而且群众自发的组织和抗议也是违法的。现在还不清楚五一罢工取得了怎样的成果。工人们遭到警察大力镇压，被官方舆论攻击，部分地方政府指控工人“勾结外国势力”。尽管如此，这场波及大约20个省份的罢工浪潮无疑令人吃惊。工人们面对着世界上最强大的独裁政权，主要只能通过网络组织起来。

据媒体报导称，自4月25日以来，重庆丶福建丶甘肃丶广西丶贵州丶河南丶湖北丶湖南丶江苏丶江西丶山东丶山西和四川等省份均发生了罢工。在本文撰稿之时，也有媒体报导多个地区的工人遭到警察镇压，包括殴打和逮捕。《大纪元时报》报导指，在重庆有10名抗议工人被捕。自由亚洲电臺也提到郑州有20人被捕。

农民工

就像绝大多数建筑工人一样，中国的塔吊司机主要也是来自贫穷的农村地区。而且就像大多数农民工一样，这些塔吊司机也不是正式雇员，他们没有劳动合同，也没有养老金和医疗保险。而且塔吊司机的工作压力极大，工时很长，甚至没有休息和上厕所的时间。

很多人都知道，中国的建筑工地经常日夜不停地工作。河南的一个塔吊司机告诉自由亚洲电臺：“比如我们那个规定八个小时至九个小时嘛，然后晚上加班的话没有补助费。你晚上加班到两点钟，老板根本不管你，你明天继续上班。”

根据中国左翼网站“时代先锋”的报导，另外一名塔吊司机说：“每天最少12个小时……没有五险一金，没有劳动合同，没有主管机构。”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6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在中国2.8亿农民工中，只有三分之一的人有劳动合同，而且工人实际的工资和工作条件经常和合同有很大差别。

尽管2008年出臺的《劳动合同法》规定，所有企业都必须和它们的工人签订书面的劳动合同，但实际上在过去10年裏拥有劳动合同的农民工比例却在下降。2006的另一项调查显示，超过一半的建筑工人曾被拖欠工资。拖欠工资（几个月，有时甚至是几年）是中国劳资纠纷最主要的原因。

出现这些问题，是因为中国的建筑业处在野蛮丶混乱的状态（其他一些行业也是如此）。尽管许多工程是国有企业主持的，但实际的建设工作却被分包给了私人公司，而这些私人公司雇用的都是非正式的农民工。层层分包是中国建筑业的常态，以至于有时甚至不清楚是哪间公司负责发工资。

塔吊司机要求将工资从现在的每月大约5500元人民币（有些地区甚至只有4000元）增加到至少7000元。近10年来，塔吊司机的工资一直停滞不前。以狂热的民族主义着称的官方报纸《环球时报》称：“劳动节期间，全国各地的塔吊司机举行罢工，要求加薪和八小时工作製”。成都的一位罢工工人对《环球时报》说：“成都至少有一万名塔吊司机要求加薪。”

工人正组织起来

就像中国的其他许多工人那样，塔吊司机也是通过网络组织起来的，他们在QQ等即时通讯工具上建立聊天群组。在这些群组遭到网络警察的攻击和屏蔽之后，工人们又建立起新的群组保持联络。

尽管罢工工人只提出了经济诉求，并未直接从政治上挑战当局的权力，但对于习近平和中共独裁政权来说，塔吊司机的罢工仍然是一个大问题。

中国庞大的工人阶级正在觉醒。建筑业是中国GDP的主要来源。全球半数建筑工地都在中国，中国建筑工人更是多达约6000万人（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农民工）。

尽管有报导说一些地方政府正在强力镇压罢工，当局的审查机器也在封锁抗议的消息，但是今后塔吊司机的行动将会成为其他工人长期的榜样。

今次塔吊司机的抗争是多年来中国工人最引人瞩目丶最有组织和最勇敢的行动。尽管近年来不同城市的出租车司机丶沃尔玛工人和快递/外卖工人也在利用社交媒体组织起来发起抗争，但今次塔吊司机抗争的规模是前所未见的。

读书会事件引发的抗议浪潮

事件在国内激起了广泛的抗议浪潮，不仅仅是一直以来就长期关註言论自由的自由派和各类左翼社团，一直被认为政府支持者的很多毛派组织也参与到了抗议活动之中。1月20日，在当地毛派组织下，在西安大量群众走向街头抗议番禺警方针对读书会成员的政治迫害和打压。

而在郑州，当地的毛派人士尽管面对当地警方“不准挂标语，不准演讲，不准录像上网”的威胁和问话阻挠下，仍在2月5日丶 12日丶19日丶24日丶3月14日成功举行了五次集会公开声援了读书会成员。

而在各个网上媒体，尽管面临着习政府的网上封锁，大量的微信公众号和微博仍坚持着对这件事的报道和关註，甚至通过这些媒体来组织起“关註团”来集体向政府签署联名信以及为读书会成员提供帮助，而小谷围警方微博下，也受到了网民的声讨。

抗议运动的局部胜利

在经历了长达数月的非法追捕后，终于于3月13日，警方在压力下放弃了对读书会成员的网上追捕，这可以说是广大群众和各左翼人士的坚定的抗议取得局部胜利。习政府对于言论的打击愈发愈严，从近日对于女权之声的打击以及对于微博异议的打击就很明显的表明了这一点。然而，在这次抗议运动中，面对着保卫言论自由的需求，群众斗争凝成了一股强大的力量，这是对将来国内工人运动有着重要启发意义，证明习近平的政权也不完全是为所欲为的。而习政权对于毛派的打压，也证明他根本不是亲工人阶级，也不只是反对拥抱所谓“西方价值”的自由派，而是要镇压一切独立于政权以外的反对声音。只有打倒中共专政才能确保所有人的言论自由。

世门手袋厂大罢工   抗议资本家压榨工人

这场罢工是为了追讨被拖欠的社会保险丶并要求改善工作待遇。消息指资方从未依法为员工缴纳养老保险丶住房公积金，从未给予工人有薪病假，而且克扣了一系列法定福利待遇。

罢工自二月起已开始酝酿。受经济不景气影响，该厂在去年起已开始收缩，原来五千名工人现在已被裁减剩一千多人，更一度面临停产，但被裁员的工人始终没有得到应有的补偿。起初工人选举出代表，要求与资方谈判，但资方态度恶劣，称工人受“境外敌对势力操纵”并开除工人代表，更恐吓说公安部门会抓捕工人。工人最终在三月四日正式发起罢工行动，要求资方改善工人待遇及依法补纳各种社会保障费用。此前一直对工人诉求毫无回应的官方工会迫于维稳的需要，亦不得不派遣工会律师进入工厂，试图平息罢工。但可想而知，官方工会一心只为维稳，不会真正为工人发声，因此罢工仍在继续。

斗争传统

事实上该厂工人一直富有斗争传统，二零一一年六月曾因新任董事长辱骂工人，不许工人工作期间喝水，甚至男性董事长还闯入女厕称检查是否有人偷懒，最终激起数千人大罢工，随后被当地警察和武警镇压。但之后仍不时爆发罢工，次年的又一次罢工更让一家跨国品牌终止了代工合同。是次当局没有向过去那样出动警力打压罢工，可能是忌惮该厂工人的斗争传统，担心一旦强硬镇压会让他们与周边工厂串联令工潮爆发性地扩大。

罢工进入第九天时，资方最终答应了工人两项主要诉求，即补纳一直拖欠的住房公积金和社保，工人随即结束罢工。但其余十条诉求仍在谈判，资方可能想使缓兵之计先作出些许让步哄工人復工，因此工人除了必须警剔资方今后会采取打击报復行动外，更应进一步组织民主的丶战斗性的工会，以集体的行动和压力要求资方在限期内答应要求，并随时准备好再次发起行动，对抗资方可能采取的分化打击行动。

妇女节“女权之声”被封号   中共当局继续打压女权运动

2018年3月8日国际劳动妇女节当晚，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女权主义宣传平臺丶拥有18万关註量的“女权之声”微博帐号被永久关闭。新浪微博回应称，这是因为女权之声发布了“违规敏感信息”。但这显然只是当局和社交媒体公司为了打压女权主义和言论自由而编造的罪名。两天后，女权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和临时开设的新微博帐号也被关闭。除此之外，一大批其他的女权主义社交媒体帐号也因公开声援女权之声而遭到封杀。但仍有不满言论审查与打压的女权之声支持者在网络上进行名为“#我是女权之声本人#”的声援抗议。

女权主义遭遇打压

女权之声几乎同时在不同的社交媒体上被封杀，表明这是一场由当局指挥的行动。中共当局对女权主义者的打压早已成为公开的秘密了。同样是在今年妇女节，女权活动人士在社交媒体上创建的话题标签#三八反骚扰#也被删除，其他许多与女权主义和反对性骚扰有关的文章受到严厉审查。早在2015年两会召开时，就有五名女权主义者因为计划抗议公共交通工具上的性骚扰而被当局以“寻衅滋事”的罪名拘留。女权之声的微博账号也在2016年被封禁过，文章也多次被删除。女权之声，乃至中国的女权运动，始终是在带着镣铐跳舞。这是因为中共独裁政权害怕任何的群众集体抗争。

当局对女权主义的打压鼓舞了厌女主义和反女权主义者。在女权之声帐号被关闭后不久，网络上出现两篇文章，诬蔑女权主义者组织卖淫，并凭空指控女权之声受西方势力操控丶试图“分裂国家”。这种煽动民族主义情绪丶分化群众的做法也一定会被中共用来镇压更广泛的群众抗争。

工人与左翼的声援

广州读书会事件中的8名毛派青年第一时间对女权之声表示支持。此外，富士康女工骆冰兰丶曾参加罢工反对综合工时製的沃尔玛女工游天玉丶以及因争取工人权益而被沃尔玛违法解雇的女工王亚芳也进行了公开声援。这说明中共的专製打压正促使各方面的抗争者，特别是底层工人，团结起来。而女权运动要想取得胜利，尤其是面对当局愈发严厉的监控与打压，也必须联系到工人抗争，反对独裁的父权资本主义。

粤港澳大湾区计划　财团为本的发展

2018年刚过去的中国两会，李克强再次提出粤港澳大湾区计划，推进广东大珠三角地区共十一个城市的融合。计划涵盖的面积达5.6万平方公裏，人口6700万人，GDP超过15000亿美元，相当于一个欧洲的中型国家。

北京更宣布会在五月中公布政策。虽然政策详情仍未出臺，但根据现时各地政府签署的框架协议，主要是建设一个资本经济融合的平臺，促使当区发展基础建设和金融等等。估计政府会推出措施减少贸易壁垒，并提供税务优惠，让中港资本可以更容易往来。

大湾区概念下有多少新政策丶新经济项目还是未知之数，中港政府需要创造一些品牌名字来提高资本家的信心，也想在民众面前显示中国经济如何强大。就像中共不断向全世界吹嘘一带一路如何伟大一样。这种融合必定模煳区内的边界划分，并包含增加人口流动。对于两地的企业来说，这代表放宽更多大陆的廉价劳动力，以剥削换取利润。与此同时，中国的红色资本则更易进入香港，通往世界市场。整个计划说穿了就是新自由主义的计划。

反对资本融合

社会主义者反对资本融合，因为只会带来更多剥削。我们支持在公有经济底下由工人阶级民主规划的地区联盟。一个非以资本利润为依归的製度下，这样的融合自然能够提升边界双方民众的生活水平。不过，当下的大湾区融合是中央政府由上而下地强行推行，并是以资本利益为本的。

香港的民众从来就没有民主参与的空间，更遑说大陆的工人阶级。可以预见，未来中港两地的公帑必会投放在更多的大白象基建项目上。港珠澳大桥已是一个典型例子。该工程花费了超过1,200亿公帑兴建，不断延期丶超支丶最近人工岛更出现工程危机。而更多医疗和教育商品化以牟取利润，进一步削减公共服务资源。

而且中共政权一向专製蛮横，近年来更大幅收窄中港两地的自由空间，可以理解计划会让大多数香港人担忧边界融合后，中央会更公然直接介入香港事务，令自身仅余的民主和自由权利会被侵蚀。

随着更多运输机建落成，当局宣传港珠澳“一小时生活圈”，民建联李慧琼更提出在珠海建设“香港村”，让香港人入住当地的公屋。究竟有没有公屋还是未知之数，但这肯定是地产商炒卖房产的机会。再者，香港人搬迁到更为腐败专製的中国大陆居住，变相剥夺市民的民主及言论自由，岂不是大开倒车？

大湾区计划只会是为了财团及资本的利益，改善工人民众生活根本无从谈起。打倒中国政府需中港两地的工人阶级唇齿相依，我们应当团结一致斗争反对这种财团为本的经济计划，取而代之的是社会主义下各地劳动者的民主自愿联合。

多地司机罢工抗议　反对啦啦快送降低运费

自四月底以来，在中国内地叫做“货拉拉”的啦啦快送违反合同丶单方面降低司机的运费，导致至少内地五个城市的司机举行抗议和罢工。此次降低运费事前没有任何通知，司机直到早上开始接货时才突然发现运费下降。5月6日，深圳有至少50辆货车悬挂着“反对霸王条款”的横幅，在公路上慢驶抗议。长沙则有大批司机罢工近一个星期，亦有司机打出“油价上涨，运费下跌，我们要生存，要吃饭”的横幅。

以运费最低的小型面包车为例，每一单五公裏起步价最初为38元，后来减至30元，今次又继续下降到28元，超过五公裏后每公裏的附加费则从3元减至2.8元。今次降低运费将令司机每月收入减少约1000元。司机们不仅需要自己支付不断上涨的油费和维修费，还要向啦啦快送支付700元的押金和每月数百元的所谓“会员费”，而且亦有司机提到啦啦快送不会清楚告知他们客户的要求，导致他们经常和客户发生冲突，进而受到投诉和处罚。罢工司机要求根据车型将起步价提高到45-120元，每公裏附加费提高到4-6元，但是啦啦快送强硬回应称，就算是恢復到原来的运费也没有可能。

今次并非司机第一次发起抗议。今年年初时，啦啦快送武汉分公司疑似因资金问题关闭大量司机的帐号，借此没收司机的押金和会员费。

5月15日下午，社会主义行动前往啦啦快送香港荔枝角办公室抗议，反对啦啦快送压榨内地司机，声援司机罢工。社会主义者谴责啦啦快送压低运费丶压榨司机，以及利用Uber式的“合作商模式”逃避为司机支付社会保险和提供其他的工人法定待遇。我们也谴责中共政府的审查机关删除网络上的抗争讯息丶打压言论自由。我们支持啦啦快送司机的抗争行动，支持司机组织民主的独立工会，争取体面的收入丶八小时工作製和完善的社会保障。

中共打击金融风险有可能阻止银行业崩溃吗？

习近平上任以来，一直强调中国经济“去杠杆化”。由于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中共为免经济增长减慢而造成危机，因此通过国有银行向经济註入大量信货。据IMF的数据显示，自2007年至2017年，中国流动的信贷上升四倍至超过GDP的200%。现在已远远超越一众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更加是所谓“新兴市场国”所无法比拟。中共自己也认知到金融危机最终会为政权存亡带来威胁。

整顿金融业

习近平力图整顿金融业，动用国家机器，刑事清查高风险的企业丶逮捕“违规” 的资本巨头。一来习近平要控製这些企业的债务和金融风险，二来避免私人资本家在海外建立起雄厚的基础丶从而拥有巨大的权力去挑战中共政府的经济政策。去年七月，中共开始清查万达集团丶海航集团丶安邦保险集团和復星国际通过高举债务而进行的大量海外并购。这次是习近平打击金融大鳄的开始。最近中共当局接管安邦。安邦前老总吴小晖被控集资诈骗和职务侵占，最近被判入狱18年，没收财产105亿（人民币， 下同）。

但整顿行动反而曝露了这些企业的内部问题。这也是习近平在整顿金融业时面对的两难，因为如果打击过于严厉的话，会因为全面的信贷紧缩而令经济增长进一步减速。而且当局的整顿行动本身也可能会触发大规模的金融危机。中国的债务炸弹不仅庞大，而且极其復杂。各处的巨额坏帐通过不受监管、而且外界对其知之甚少的影子银行和“表外” 活动交织在一起。

近日，浙江省百强企业盾安控股集团爆450亿债务危机，要求政府介入，其旗下上市公司发债失败成为这次债务危机的导火索。今次事件正是整顿金融业引发的危机。2017年下半年以来，由于金融领域防风险去杠杆，市场资金迅速抽紧，导致盾安集团出现严重的流动性困难。这种危机一旦失去控製可以引发全面危机的爆发。

债务炸弹

中国的债务炸弹愈来愈严重。中共正竭力想控製迅速增加的债务。国际货币基金最近指出，全球债务占GDP比重自2009年以来增加了12%。而自金融危机以来，单单中国私人债务（主要是企业债务）的增长已经占全球私人债务增长的四分之三。

中共打击金融风险的一个关键目标是地方政府，因为它们是债务增长的重要推手。最近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尹中卿表示，中国地方政府债务额的官方数字16.5万亿（人民币，下同）被远远低估，因为很多地方政府将债务包装为公司债务。

现在债务问题开始转移至家庭债务上。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转变，因为几十年来中国的家庭储蓄率一直很高。银行增加向普通家庭发债，也是因为其他方面的放贷渠道受到政府堵塞。因为这个债务炸弹是普通民众直接背起的，对社会稳定有更直接和深远的影响。除了因为低工资和社会保障製度破落之外，最重要的还是房价高企。一线城市的房价继续上升，上海和北京的房价过去两年上升了25%，令中国的房贷不断增加。房贷负担令家庭消费力下降，令中国经济难以减少依赖贸易丶增加内需。

权力斗争

在习近平上任的首五年，当局推行“反腐败”运动中，被拿下的人大部分是石油业界的前大佬和军方高层，但构成习近平的权力基础的所谓“红二代”很少成为所谓的反腐败的目标。因为他害怕一旦打击红二代的话会撼动整个经济和党的基础，权力斗争将会不可收拾。习近平因此将权力集中于一身，希望可以凌驾在中共党内的各派系之上进行统治。然而这样也代表着整顿金融业会冲着红二代的整个利益，长远来说中共的权斗会更猛烈丶更公开化。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证据显示中共打击金融风险的行动已经降低了债务水平丶或者正在“修復”影子银行和庞氏骗局的空前扩张所造成的严重问题。中美贸易冲突逐渐升级，加上经济增速重新放缓等问题，可能会迫使中共政府放松或者完全放弃“去风险”的政策，重新使用刺激政策（也就是继续增加债务）。在资本主义底下，即便能够更有效地控製金融业也不会彻底避免经济危机，因为危机根植在全球经济和私人生产以及民族国家的矛盾之中。这危机已经为中共统治响起严重的警号。只有依靠工人阶级的斗争和社会主义经济改造才能带来出路。

习近平新的“改革”计划能走多远？

4月10日，习近平在于中国海南举行的博鳌亚洲论坛上宣布，中共政府将推出一系列新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政策，包括提高外国资本在中国金融业和汽车丶飞机和船舶製造业的持股上限，以及降低汽车进口关税，而且他强调这些政策会“尽快”落实。习近平演讲后不久，新上任的中国央行行长易纲立即表示，将在“未来几个月内” 落实新政策，允许外资持有银行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全部股份，以及证券丶基金丶期货和人身保险公司最多51%的股份（三年后将彻底取消限製）。

开放金融市场

习近平当局如此急切地向国际资产阶级做出改革的承诺，一部分显然是为了安抚特朗普政府，缓和同美国的贸易紧张局势。根据英国《金融时报》的报导， 降低汽车进口关税和开放金融市场是特朗普政府对中共的两个主要要求。

另一方面，习近平也希望借助外国资本提高某些行业的竞争程度，发挥“市场纪律”的作用，指望这样能够减少无用的投资和国企的庞大债务。

国内与国外的需求疲弱，再加上房地产市场冷却，导致中国的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已连续5个月下降，达到2017年以来的最低点，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速可能会再次放缓。

彭博社的评论文章指出，开放汽车行业将吸引国际电动汽车厂商到中国投资， 让中国更有希望在全球新兴电动交通领域的竞争中获胜；而且面对金融业的大笔坏帐和其他更严重的问题，中共也乐于吸收来自国外的新资本。同样是在博鳌论坛上，易纲提到中共政府将争取在今年年内开通“沪伦通”，让上海和伦敦证券交易所的投资者可以购买对方的股票。而且从5月1日开始，连接香港和沪深股市的沪港通与深港通的每日交易限额提高到原来的4倍（南下香港的资金限额从105亿元人民币增加到420亿，北上限额从130亿增加到520亿）。

同时，中国的11个自由贸易区，正在打算进一步建设像香港和新加坡那样更加“ 自由”的自由贸易港。按照当局的计划， 自贸港内的跨境资本和商品流动会被免除关税和许多政府管製措施，而且港内企业所要缴纳的所得税比港外更低。这无疑是国际资产阶级所乐见的。

“改革”空间有限

但是许多资产阶级评论人士对于习近平当局是否会真的执行这些政策表示怀疑。习近平此次承诺的种种政策在过去就已提出过，但并未履行。现在贸易战和新的全球经济危机向习近平施加了更大的压力，迫使他做出一些“真正的改革” 来满足外国资产阶级。但是自今次博鳌论坛以来中共所宣布的改革方案也受到外国资产阶级的怀疑，因为他们想要的比这更多。习近平当局必须小心翼翼地一面表现出改革的意愿，另一面将只做出有限的改变。中共不愿向私人资本做出更深远的让步，主要是因为它担心会失去对经济的控製，在未来某个时刻威胁到自己的生存。

所以中共政府能够进行改革的空间十分有限。在3月的全国人大上，中国商务部长曾提到，为了加快中国经济的开放速度，需要赋予地方政府更大的权力去管理自贸区和未来的自贸港，但这也意味着地方官僚和资产阶级精英会取得更大的经济和政治实力去抗衡习近平和中央政府。这当然与“习皇帝”的整体计划相矛盾，因为他认为更强力地极权是维护中共统治的关键。

社会主义者反对资产阶级鼓吹的“自由经济”，因为它只会带来逐底竞争和工人生活状况的恶化。但中共政权对于经济的掌控也并不会有利于工人群众。西方的“ 自由市场”和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不过是资本主义製度的不同变种，不管哪一个都通过剥削工人来填满资产阶级的荷包。

不久前，中共再次向国内资本家们提出7000亿元人民币的减税计划，超过中国官方认定的3000万农村贫困人口一年总收入的7倍。自习近平上臺以来，中共已经为资本家们免去了3万亿的税金，但与此同时争取改善生活状况和反抗资本家剥削的工人斗争却遭到严厉打压。习近平当局的亲资本质表露无遗。

女性专用车厢真的有助于性别平等吗？

今年3月6日——国际妇女节的前两天，《纽约时报》对广州地铁的“女性车厢”进行了报导。报导中提到的这个概念，目的在于防范针对女性的性骚扰问题，提升女性乘车安全，但也引发不少的争议。

在官媒《中国青年报》2015年的调查中，接受调查的女性中有一半以上表示，她们在中国的公共交通工具内遭到过“不当触摸”。女性专用车厢受到许多人支持完全可以理解。

然而，女性专用车厢的实际作用非常有限。以深圳和广州为例，大量男乘客走进女性专用车厢，而且铁路职员也没有权力阻止此一情况。一来是因为社会上的性别意识低落，男乘客走进女性车厢也完全没有受到压力。二来是因为公共交通资源匮乏，女性专用车厢往往只占所有车厢的少数，大部分女性根本不能使用。臺湾臺铁也曾于2006年也试办类似计划，结果情况也类似，最后计划取消。此外，不少女权分子都担忧，专用车厢可以变成限製女性的人身自由，甚至强化责备受害者的观念──如果一个女性没有走进专用车厢而被性骚扰，那就是她自己的问题。

性骚扰和性侵犯在校园丶职场丶家庭等场合都无处不在。广州性别教育中心发表了《中国女记者职场性骚扰状况调查报告》，调查显示超过八成（83.7%）的女记者遭受过程度不一丶形式不同的性骚扰。而近月亦有很多女大学生举报在校园受到教师性侵。广州性别教育中心在2017年4月公布了调查结果6,592名回答者中，有将近七成受访者受过性别骚扰。

政府一方面打压宣扬性别平等的女权分子，包括逮捕她们及关闭她们的微博，一方面却虚伪地表示会促进男女平等。正是政府多年来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令女权不断倒退，女性在经济和权力相对男性更为弱势，因而强化男性可以控製女性身体的观念。

我们需要治本的方案。社会主义者主张男女工人阶级团结斗争，反对性骚扰和性暴力，以及庇护性侵受害者的公共设施，更需要建立自下而上的工人斗争，争取同工同酬丶增加托儿丶安老服务，让女性减轻家务劳动负担并提高经济独立地位。真正的男女平等需要通过挑战父权资本主义，由社会主义替代方案来实现。

微信公众号取消评论功能　当局害怕网路舆论压力

中国大陆社群平臺微信在本年3月11日宣布，新註册的公众账号将会没有评论功能。许多网友对此感到疑惑或者不满，而这其实是中共当局对网络平臺的再次收紧，是为了控製不利于当局的言论，从而维护其占领的舆论阵地製高点所采取的进一步措施。

在此之前，事实上腾讯官方就已经对微信作出了一系列的限製措施，其中在微信公众号的评论方面，其采取的是一种“精选评论”的製度，这种製度会使所有发布在微信公众号的言论被审核，只有通过审核的“精选评论”才会被公开。而这种製度其实也一直受人诟病，因为它不仅会加大政府对言论自由的打压，还会被一些商家的公关利用，创造“好评如潮”的幻象。当然，不仅是微信公众号的评论功能，微信的通讯功能也会遭到当局的打压，一些包含了敏感词的文字甚至图片，无论内容如何，在发出去之前就“胎死腹中”。大陆网友将这些称之为当代版的“苏联笑话”。

在中国网路几乎是唯一的“合法途径”让民众讨论政治。而社会事件触发民众在微信上评论时事，可以构成一股舆论压力。在2016年的山东辱母杀人案中，法院本来判决于欢无期徒刑，但由于全国各大网站丶微博及微信等出现估计上亿条评论，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最后法院在二审时改判于欢五年。山东省委书记在两会上谈到于欢案，自曝二审时当局很紧张，“上面给予了指导”。

国际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去年年底发表网路自由报告，指称全球网路自由已连续七年下跌，中国更是连续三年被评为操纵网路最严重的国家。由于全球资本主义危机造成局势不稳及群众反抗浪潮，各国资本主义政府都更大力控製网路。可见中国不是唯一一个加强网路审查的国家。而事实上，这样的封锁不仅无法压製住日益上升的社会矛盾，反而会激化民众的不满情绪。从长远来看，中共的封锁政策只会起到反效果。社会主义者反对政治审查，也反对财团通过资本去操控舆论。我们支持独立于政府以外民主公营的网路。

山雨欲来：中国卡车司机全国罢工

中国卡车司机发起抗议及罢工，反对油价及路费上涨，并反对一个新的手机程式迫使司机通过压低运费的方式互相竞逐订单。这场前所未有的罢工分别于6月8日及9日在江西省和重庆市开始，然后蔓延至其他地区。网上有匿名人士号召“全国三千万卡车司机”加入罢工。不同地方采取了不同抗议方式，有些地区的司机发起堵路。社交媒体流传的影片显示，有卡车车队在路上慢驶，部分卡车上挂着横幅，也有司机按喇叭及喊口号。

虽然今次罢工并非直接由国际事件所启发，但刚巧最近几星期在伊朗及巴西都有全国卡车司机罢工。抗议原因都大致相近，油价大幅上涨都是主要原因之一。

“为了活下去而斗争”

中国八成以上的货物都是由卡车运送的，六月罢工可能只是庞大的司机队伍的第一次行动。多名评论员都警告，如果油价继续上升，罢工可能再次爆发。

一位山东司机向《南华早报》说道：“我们只是为了活下去而斗争”，并表示今年年底可能会有新一轮的抗议。除了油价上涨，罢工司机对于高昂路费丶被警察和黑社会滋扰也感愤怒。警员向运货量超重的司机征收罚款中牟利，而黑社会也会向司机苛索费用。

一名姓沉的司机向《自由亚洲电臺》表示：“我们到哪裏都要付路费，例如高速公路和国家公路。现在连一些小地方也征费。”

《华尔街日报》的头条形容罢工十分“零散”，但在中国极高压的警察机关统治下这根本不足为奇。单单从十多个地区的司机发起抗议，从西部的重庆至东部的上海，抗议的规模已经极为令人印象深刻。当然，由于中国媒体受到全面封锁，难以清楚了解实际的罢工人数。

因此尽管司机刻意避免提出直接的政治诉求，这场罢工仍然非常重要的政治意义。在2018一波跨省罢工的浪潮之下，政府还是会感到震惊。

就在此前不久，塔吊司机和餐饮送递员也发起罢工。这些罢工不免是来得快丶去得快，但也展开了中国工人斗争的新趋势。最事态映了工人意识的重要转变，而在警察国家的严密监控下工人能够组织跨地区行动，可见工人组织力也愈来愈高。“中国数字时代”(China Digital Times)网站刊登了一份发布于6月11日的网络审查命令，说明了政府的惊慌：

“各地各网站，有关多省货运卡车司机的信息发现立即删除，不留死角。加强监管，严格防范境外媒体相关报道和煽动性评论。”

有海外媒体误报有罢工司机呼喊“打倒共产党”的口号，但经验证后发现司机喊的口号是“打倒货车帮。”货车帮是一个像Uber那样连结司机和顾客的网上程式。

“零工经济”

货车帮app的所有人满帮集团是一间最近合并而成的公司，实际上垄断了卡车运输行业。中国九成货车司机都是车主，他们投诉这个程式迫使他们为了抢订单而压低价格。运费不断被削减，而成本却在上升。

这是西方所谓的“零工经济”在中国紥根的另一例子。“零工经济”的意思是暂时和不稳定的工作岗位，而公司倾向聘用所谓的“独立承包商”而非全职雇员。

的士司机和餐饮送递员的罢工也是出自同一原因。可见在逐利的资本主义製度之下，新科技被利用作加重剥削和压迫工人的工具，而不是用来减轻劳动负担。

虽然中国大部分卡车司机名义上都是“自雇人士”，但只是工资奴隶的新变种。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在四月发表一份调查报告，指出2016年中国卡车司机每天工时超过12小时，平均月入大约8千元人民币。《南华早报》报道，司机“经常睡在泊在路边上的货车裏，有时几个月不能与家人见面。”

由于司机需要借贷购买卡车，所以因为还债压力而不得不承受极大的工作量。

担忧民族主义反冲 中共封禁乌有之乡公众号

5月20日，中国左翼宣传媒体“乌有之乡”的公众号发布了一篇关于中国资产阶级媒体打压左翼言论的文章，随后这个公众号被永久封禁。乌有之乡是中国最大的民族主义左翼团体之一，有十数万人订阅它的公众号。

乌有之乡一直认为中国仍然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中共亦有改良的可能。特别是2012年薄熙来事件之后，被封后重新开始运作的乌有之乡进一步转向支持中共独裁统治的政治立场。对于中国基层群众所受的剥削和政治打压，通常归咎于资本阶级联合“党内腐化分子”的阴谋暴行，而这次公众号的被封禁，他们认为，这是“卖国买办资本家”越过政府操纵媒体的专断决定。在乌有之乡活跃的独立左翼作者老田主张以民族主义的角度去解读这场公众号封禁风波。

事实上，从习近平上臺以来，对左翼言论的压製从未停止，并日趋增强（包括广州毛派读书会事件，以及近期因参与大规模工人罢工而受到打压的左翼力量），而这次对于乌有之乡公众号的封禁，同样是其中一环。而另一个重要因素是中美贸易战。在特朗普的态度重新变得强硬之前，习近平已经准备好向美国做出让步。但是中共长期以来通过煽动民族主义来巩固独裁统治，所以它担心向美国示弱会令国内的民族主义者感到失望，使自己的权威受损。而乌有之乡在贸易战期间，强烈鼓吹极端民族主义，包括主张“与美帝国主义开战”。所以习近平担心乌有之乡会成为民族主义者发泄不满的渠道。

习近平尽管表面上向毛泽东时代回归，但实际上是在强化个人独裁的权力和他统治下的威权国家资本主义。对于可能对其不利的言论，无论是来自于政府自己所宣称的毛主义还是民族主义，都会毫不犹豫的给予打压。面对这样的政治打压，通过民族主义来转移註意力，提出“买办资本—官僚资本”以博取政府的宽恕，都是不可取的。左翼和工人阶级需要的是一个清晰的、反对中共独裁政权和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替代方案。

工人跨地区抗争   2018年最重要的标誌

中国正在兴起的新一轮工人斗争浪潮，为将来的工人运动乃至整个中国提供许多经验和教训。由于中国在世界经济中占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所以甚至可以说这些抗争可能具有全球性的重要意义。

根据香港NGO“中国劳工通讯”的统计，今年1-6月中国的工人罢工、抗议数量是去年同期的近两倍，同时这也是自2011年“中国劳工通讯”开始统计这项数据以来（除了2015-16两年）最高的数字。河南、江苏以及其他一些内陆省份的罢工数量，也在逐渐赶上传统上工人抗争最激烈的广东。越来越多地区的工人逐渐激进化，服务业和新经济带来的不稳定工作和低薪，是促成今年多场工人跨地区抗争的重要原因。与2016年沃尔玛工人反对综合工时製的全国抗争不同，这些抗争的工人往往来自不同的公司，反映出工人更高水平的组织能力和意识。

外卖员罢工

除了塔吊司机和卡车司机的空前行动之外，从五月一日至今，云南、江苏、山东等十多个省份的外卖工人也举行了约20场罢工和抗议。而且一些地区的抗争仍在进行，例如6月19日，深圳多达一百名外卖工人因降薪而发动罢工。5月16-17日在重庆进行罢工的美团外卖员说到，美团公司最近除了降低运费之外，还开始向他们强製派发订单，哪怕价格太低或者外卖员不熟悉路线。如果外卖员一天内拒绝超过三次，就会受到处罚。另外美团不仅减少了每单的递送时间上限，而且故意在地图上少报路程或者提示距离较短但不符合交通规则的路线。美团的这些做法导致外卖员不得不经常超速、闯红灯、逆行，令他们经常发生交通事故。根据官方公布的数据，从今年农历新年到三月中旬，深圳警方发现了一万多宗外卖电动车违反交通法规的事件。由于外卖员在名义上是“承包商”，所以在发生事故时他们无法得到工伤保险的补偿。虽然美团每天会从外卖员的帐户中扣除三元钱作为保险费，但是保险公司拒绝赔偿那些因自己违反交通规则而受伤或者没有合法驾驶证件的外卖员。虽然没有迹象显示各地罢工的外卖员像塔吊司机和货车司机那样有事先的联络和协调，但这些抗争无疑是在相互鼓舞。

这些事实驳斥了政府的宣传。政府声称服务业的发展代表着经济升级，会创造新的、收入较高的工作岗位。但是我们社会主义者知道，世界上的所有过往经验都与此相反。服务业工人经常受到更严重的剥削，工作不稳定，工时更长，而实际收入却更低。现在数百万中国工人被迫从事着这样的工作。工作条件变得难以忍受，所以最近的一些罢工也是必然的结果。而且未来必然还会爆发更多的斗争。

教师抗议

另外，近年来中国教师的斗争也骤然高涨，而且往往直接向政府发起挑战。今年1月29日，来自黑龙江、河北、江苏等11个省份的一千多名下岗的农村“民办教师”一同前往教育部上访，要求政府补偿他们的养老金和社会保险。这是自2015年以来，各地教师最大规模的联合行动。5月27日，安徽省六安市200多名“公办教师”游行至市政府，追讨被拖欠的三万六千元绩效工资，结果遭到警方的暴力镇压。十多名教师被捕，亦有教师被打伤住院，引发了广泛的不满和批评。随后不久，六安市其他学校的100多名退休教师前往市政府上访以示声援。而6月16日，同省宿松县300名教师也同样发起追讨该绩效工资的抗议，显然是受到其他地区教师斗争的鼓舞。

此外，今年以来，内地多个省市相继发生退伍军人抗议事件，主要是追讨退休金，而且引发不同地区互相声援。最近一次是中国各地老兵云集江苏省镇江市，声援一位6月19日在市府大楼前维权过程中被殴打受伤的老兵。当局调动武警全力平息示威，但全国各地到来声援的退伍军人越来越多，许多当地民众不顾政府和警察的阻挠，设法将食物和水送到现场。

社会主义者支持工人的跨地区联合抗争。尽管面临着恐吓与镇压，各地、各行业的工人仍不断发起大规模行动，一次次震撼着习近平当局，证明工人阶级如果能组织起来，是有能力打败这个全世界最强大的独裁政权。

许多工人斗争刻意避免提出直接针对政府的政治性诉求，而且有一些工人还打出支持中共和习近平的口号。不过这更多是为了保护自己，希望借此避免受到警察镇压，不一定是真的拥护中共政权。但即便目前工人的口号和诉求局限于经济或者说“劳资”问题，工人斗争及其组织水平的大幅前进还是带有深刻的政治影响。抗争工人遭到警察的殴打、逮捕、以及媒体审查；而官方工会则扮演着“第二警察”的角色，帮助雇主打压工人。中共政权的系统性镇压会影响新兴工人运动对未来的展望，工人运动的崛起必然会挑战威权统治。与中国劳工通讯等许多NGO不同（或者说与它们恰恰相反），我们社会主义者毫不认为独裁政府打算进行政治改革、给予工人更多的自由去组织起来。我们不相信官方工会是像中国劳工通讯所说的那样，是因为“误解”了自己的任务才去破坏罢工。官方工会明白自己的任务就是破坏罢工。中国工人阶级也会在已经开始的罢工斗争中明白这些道理。

国际不再恐同日前夕 中共继续打压性小众

5月13日在北京的“798艺术区”，两名配戴彩虹徽章的女性被保安禁止进入园区。两人的徽章来自一个声援“国际不再恐同日”的活动。该活动原本计划在园区内举行，但也受到保安驱赶。即便在两人取下徽章之后，保安仍不放行，因此和保安发生冲突，并遭到殴打。据《环球时报》的报导，“798艺术区”保安部门的负责人说，他认为配戴彩虹徽章是违法行为，而且“同性恋性取向扭曲，很可怕”。

保安可能是得到警方指令，才阻止配戴彩虹徽章的人。有目击者称，事发前已有警察附近，但警方没有先抓捕打人的保安，而是先将被打者带回警察局。之后不久，网络上关于这一事件的视频、评论和抗议信也被删除。虽然涉案保安已经被开除，而且也已经做出赔偿，但这一事件反映出中国性小众的处境在中共当局的打压下越来越恶劣。

无独有偶，在5月17日国际不再恐同日前夕，广州和上海的纪念与声援活动在当局的压力下被取消，亦有性小众权益团体成员被警方拘禁。武汉大学校方更是将此类活动称为“非法集会”，除了说同性性行为会传播爱滋病，还警告学生参加这些活动“具有和校外乃至国外势力串连之可能”。除此之外，湖南电视臺旗下的芒果TV视频网站在转播今年的“欧洲歌唱大赛”时，删除了一位歌手的演唱，因为他的伴舞是在讲述一个同性爱情故事。此外赛场上观众手举的彩虹旗也被打上马赛克。芒果TV因此被取消了之后的转播权。

这一系列事件再次说明，习近平当局对性小众的打压越来越猛烈，因为他担心性小众平权会动摇家庭作为社会统治工具的作用，而且更担心受压迫群体的集体行动会挑战中共独裁统治。当局的打压乃至暴力行动不仅会直接使性小众的反歧视和平权活动更加困难，也可能会造成社会对性小众的接受程度倒退。但是这一系列打压也会使越来越多的性小众和其他受压迫群体抛弃对于中共的幻想，让他们看到，要想摆脱所受的歧视和压迫，必须要打倒中共独裁政权。

《英烈保护法》打压言论自由

自今年五月一日，中共当局开始施行《英雄烈士保护法》，为当局打压言论自由提供了更大的权力。

就在这部法律生效后不久，网络脱口秀节目《暴走大事件》因为改编英雄故事，讽刺植入广告泛滥的现象，被当局指控是“侮辱英烈”并全网下架。这显然只是一个借口。《暴走大事件》经常以调侃的形式谴责一些社会丑闻，例如毒奶粉、莆田系医院、校园暴力等等。对于严厉管控新闻和舆论的习近平当局来说，它当然会成为一个打击目标。去年十一月，《暴走大事件》就曾因批评“豫章书院”网瘾治疗中心的体罚、囚禁和暴力训练而被停播。这次不过是利用《英烈保护法》再次打压。可见这部法律的真正目的是进一步收紧言论空间。

中共政府经常通过掩盖和扭曲历史来证明其独裁统治的“合法性”。这一法律的公布表明，一切与“官方历史”不符的言论，都可能会面临法律的迫害。据《华盛顿邮报》报导，有历史学家收到警方的警告，不要对1949年以来中共的的执政历史做任何批评，否则他们及其家人可能会失去工作或者养老金。

中共所指的英烈大部分是军人。但尽管《英雄烈士保护法》看似保障了军人的“荣誉”，在现实裏中国退伍军人的利益却迟迟得不到有效保障。在今年三月十七日，中共成立退役军人事务部，然而这个机构并不可以真正的保护到退役军人的利益。

从四月底开始，大量的退伍军人陆续前往事务部进行进行静坐抗议，要求改善他们的生活待遇。五月八号，数百名曾在国有银行工作、因为被买断工龄而失去社保的退伍军人集体组织前往事务部前抗议，但事务部却报警抓捕抗议者。一名组织者被警方带走，其余的人都被带往久敬庄访民收容中心（一个早已臭名昭着的访民看守所）。

近年来有一些中国年轻人身穿二战时的日军军服，在中国的战争纪念遗址拍照，引发了广泛的愤怒，也使《英雄烈士保护法》的颁布得到更多支持。作为社会主义者，我们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也反对种族主义的行动和言论，但我们同时也反对中共此为借口来加强言论管控、进而打压群众反抗。

中国再爆疫苗丑闻　腐败製度危害群众健康！

近期又一起假疫苗事件在中国乃至全世界引起了广泛关註和谴责。这是2007年以来至少第四次出现大规模疫苗丑闻，而且让人回忆起10年前的毒奶粉事件（当时受到处罚的国家食药监局官员孙咸泽不久便升任副局长，直到今年2月刚刚退休），因而严重撼动了群众对中国食药安全和中共政府的信心。政府打压维权家长，严控媒体报导和社交媒体讨论，亦引起普遍不满。

假疫苗

早在去年11月，国家食药监局发现长春长生和武汉生物这两家公司销往山东丶河北丶重庆的65万支百白破（百日咳丶白喉丶破伤风）疫苗“效价”不合格，即免疫效果低或者根本无效。这种疫苗用于保护新生儿，因此劣质疫苗会造成严重的健康和生命风险。虽然政府声称劣质疫苗不会直接损害健康，但有学者对此表示怀疑，而且政府也未公布相关生产数据。

尽管当时政府已发出召回通知，但种种迹象表明至少绝大部分已经使用。今年7月15日，食药监局发出通告称，根据公司员工举报发现长生伪造狂犬病疫苗的生产数据。通告称涉事疫苗尚未出厂，但两天后长生宣布召回所有仍在有效期内的狂犬病疫苗。直到7月19日，食药监局才对2017年的案件做出处罚决定，仅没收了长生186支库存疫苗，罚款344万元人民币。该公司2017年净利润高达5.7亿，除此之外还得到了4830万政府补贴，因此罚款不过是九牛一毛。而被查出更多劣质疫苗的武汉生物的处罚决定至今尚未公开，令人怀疑这是因为它是国有企业所以处罚甚至比长生更轻，因此政府不敢公布。

紧接着，一篇介绍此次假疫苗事件和长生发家史的文章在社交媒体上疯狂传播，让众多家长陷入担忧和愤怒，也令事件急剧升级。直到此时李克强和出访非洲的习近平才宣布彻查，不久之后包括董事长高俊芳在内长生15人被刑拘，但同时中共宣传部门也禁止媒体擅自报导相关事件，上述文章以及其他相关评论也被从网络上删除。讽刺的是，在两年前发生另一起疫苗事件时李克强曾做过几乎相同的“指示”，今次官方报导所用的照片也是当时的旧照片。中共政府一再宣称要彻底改善食药安全，但这更多只是应付民愤的一贯伎俩，政府既不打算也没有能力履行诺言。

私有化与贪腐

2003年，身为长生高管的高俊芳和杜伟民伙同长生第三大股东韩刚君以低价将这家前国有企业彻底私有化。之后几年裏，杜伟民和韩刚君又收购了其他几家疫苗企业。包括长生在内，这几家公司过去也曾涉入劣质疫苗事件。2017年底湖北一名新生儿接种长生的水痘疫苗后死亡，当时其父母要求检验疫苗，但吊诡的是医院却宣称该批次疫苗已经销毁。今次丑闻爆出之后，警方和政府官员也警告他们不要上访。

这些公司通过大肆行贿迅速控製了中国疫苗市场的“半壁江山”，包括最大的流感疫苗生产商（江苏延申）丶最大的乙肝疫苗生产商（深圳康泰）及第二大狂犬病和水痘疫苗生产商（长春长生）。2017长生的“销售费用”高达5.8亿元，将近其研发费用的5倍。《南华早报》一篇文章指出，整个疫苗行业从审批到销售均存在贪腐，可见今次曝光的劣质疫苗以及长生和武汉生物可能都只是冰山一角。有家长表示对于中国药物安全已经完全失去信心。

相关省份的家长前往当地政府或者防疫部门抗议，亦有过去子女接种疫苗之后遭致伤残但一直未得到真相和补偿的家长参加。重庆约60名受害者家长集体维权，不久后组织者被警方带走。警方警告他不得进行抗议，而且维权只可以针对企业，不可以针对政府。但家长们很清楚，政府缺乏监管和官商勾结是造成假疫苗事件的重要原因。中国食药检定研究院的一名前雇员承认，监管部门无力确保药物质量，很大程度依靠企业“自律”！

全世界众多惨剧已经证明，让贪得无厌的资本主义企业“约束自己”根本是个神话。美国银行业的“自我约束”最后导致了2008年金融危机，而化石燃料行业则带来了气候恶化。

假疫苗事件显然是医药私有化和资本主义戕害群众生命健康的又一例证。没有真正的工会和新闻自由令情况更加严重。武汉生物虽然是“国有企业”，但在中共官僚的控製和包庇下，它更关心的是利润而非群众健康。社会主义者要求成立独立的群众调查组，彻查疫苗质量，并且有权惩处所有所有有罪资本家和官员；将所有製药企业和医疗单位公有化，交给工人和患者民主控製和管理，董事会由选举产生而且工资不超过熟练工人，从而为所有人提供优质且廉价的医药服务。今次的假疫苗事件再次表明，必须终结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资本主义製度和包庇黑心药企丶保护资本主义的中共独裁统治。

声援深圳佳士工人斗争 组织独立工会无罪

从7月中开始，深圳佳士科技公司的工人尝试组建独立工会，以反抗恶劣的工作条件以及违法且苛刻的罚款製度，因此受到资方和当地政府的严厉打压，至今仍有约30名工人被拘留。同时这场斗争也在得到全国各地青年丶工人和左翼的声援。佳士工人无惧打压，坚持组织自己的独立工会，而且更直接地向反工人的中共政府发起挑战，成为中国工人斗争的裏程碑事件。佳士工人的斗争是一个开始，未来将有更多工人发起组织独立工会的抗争，这是近几个月来跨省罢工抗议和中国工人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

主要生产焊割设备的深圳佳士在2009年被评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而且不久前刚被美国《福布斯》杂誌列为中国最具潜力的企业之一。但同时它通过“综合工时製”每月变相克扣工人数百元工资；每年少为工人缴纳上千元的住房公积金；以“建设企业文化”为由强製工人在休息时间集体“郊游”，实际上是将工人当作免费的宣传工具（有工人因为公开表达不满而被殴打）；另外还非法设置诸多苛刻的罚款规定。工人们说自己所受的待遇简直像奴隶一样。佳士董事长潘磊及人事经理郭丽群均为深圳市人大代表，而且有报导称郭丽群的丈夫是当地政府官员。中共贪腐政权勾结和保护资本家的行径可见一斑。

今年5月有工人向当地坪山区官方工会投诉，工会官员称工人可以组织工会，但佳士资方抢先建立了完全受其操控的傀儡工会。7月12日，工人开始收集签名，准备另行组建自己的工会，获得约90人联署，可资方和当地工会官员却指控这是违法行为。几天之后几名活跃工人被调职丶开除甚至殴打。被开除的工人试图进入工厂继续工作，却被警方攻击和拘留，引起更多工人的愤怒。上百名工人前往派出所抗议，要求惩处打人的黑警并赔偿医药费。7月19日的一份工人公开信表示：“任何人都不能阻止我们工人建立工会，不能破坏我们的团结！任何蛮横无理的行为都不会把我们吓倒！反而只会让我们更加团结！”

7月27日，20多名在工厂外抗议丶要求復工和组建工会的工人及家属再次受到警方的攻击和拘捕，其中至少6人被以“寻衅滋事罪”刑事拘留。而且当地政府亦派遣大批警察入驻工厂，以恐吓其他工人。政府和警方严酷打压抗争工人的行动激起了全国各地青年丶工人和左翼的愤怒。29日开始，有外地学生和左翼人士前往当地派出所和政府抗议，高喊“组建工会无罪”丶“工友无罪”丶“严惩黑警丶黑社会”等口号，要求立即释放30多名仍被拘押的工人。同时北京丶南京丶西安丶哈尔滨丶宁夏等地一些大学生发出声明声援佳士工人，这令当局大为担忧，因为害怕各地学生的声援运动会演变为政治运动，造成连锁效应激起各地工人都起来罢工。8月1日，香港职工盟在中联办外举行声援佳士工人的抗议，中国劳工论坛在香港的姊妹组织社会主义行动亦有参加。

社会主义者支持佳士工人组织独立工会和反抗官商打压的抗争，要求中共政府立即释放所有被捕工人和抗议者。我们支持罢工丶示威丶结社等所有民主权利。习近平在2015年提出所谓的“工会改革”，而坪山区工会正是“改革试点”之一，可见官方工会根本不可能自我改革为真正维护工人的工具，而只不过是另一个“维稳”工具，是资本家的“第二支警察力量”。工人需要自己的独立工会，组织更大的力量对抗资本家和中共政府的反工人政策。虽然中共当局会使用暴力镇压，但这也无法阻止越来越多的工人提出组建独立工会的诉求。同时习近平在国内外正面临着重重危机，使他难以采取最大程度的镇压，以免引发更严重的愤怒和反抗，导致局势进一步恶化。

与以往主要集中于经济诉求的工人斗争相比，佳士工人要求建立独立工会和惩处黑警与打手，更直接地向中共独裁发起挑战，又一次证明中国工人斗争进入了更高水平的新阶段。而且专製打压也在推动不同的受压迫和反抗群体团结起来。中共极为害怕这些运动会政治化并串联起来，成为一场大规模甚至是全国性的斗争运动。北京大学声援发起人嶽昕在今年年初因为要求公开一起教授性侵事件的真相而受到校方的打压与威胁。工人斗争需要一个反资本主义丶反专製的纲领将所有受压迫群众团结起来，一同对抗中共的独裁资本主义製度和它所滋生的贫穷丶歧视丶劣质食药以及其他种种不公。

中国#MeToo运动再度兴起

自7月底以来，众多教师、NGO人士、记者、作家、僧人以及央视主持人在社交媒体上被指控性侵或者性骚扰。虽然在年初的网络举报和请愿浪潮之后，中共政府大力打压敢于发声的学生和女权人士，并采取了严厉的媒体管控，但仍无法阻挡中国#MeToo运动的再次兴起。这既是因为中国男权统治和性暴力的严重程度，也是因为今年群众的激进化和公开抗争的增长。中共的打压令越来越多本没有“颠复意识”的年轻人政治化。反对性暴力和更广泛的女权斗争会是反抗中共独裁统治的重要部分。为了彻底消灭性别压迫和保护它的专製製度，#MeToo等女权运动需要集体行动，并同中国以及全世界正在迅速发展的工人斗争联系起来，支持一个反对男权统治和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纲领。

最近的一系列事件表明，原本局限于大学的中国#MeToo运动正开始向更大范围蔓延。7月23日有人在社交媒体上揭露，她在参加乙肝患者维权NGO“亿友公益”举行的公益活动时被该组织创办人雷闯性侵。雷闯一开始回应说举报属实，他正考虑向警方自首，但随后又改口称两人当时是恋爱关系（在中国男权体製下，恋人或者婚内强奸往往不被视为犯罪）。与此同时，其他一些“公益人士”对雷闯表示支持，例如不久之后也被揭发性侵丑闻的贫困学童“免费午餐”计划发起人邓飞，并大肆指责受害者，试图将这次事件描绘成一场骗局和阴谋。类似的指责受害者或者“荡妇羞辱”的言论屡见不鲜，这也是许多性暴力受害者不愿报警和公开自身经历的原因之一。专栏作家章文声称，举报他的性侵受害者曾给他“发过不少令人想入非非的艺术写真”，并说在“媒体圈、公知圈”聚会时做出“搂、亲、抱”等亲密动作是正常现象。

无论在校园还是职场这些性暴力事件都不是孤立的，它们都来自于性别压迫和男性霸权。而在中共独裁政权内部，性暴力和性剥削最为严重，而且隐藏得最深。一名曾被央视主持人朱军猥亵的女性披露，在她报警之后警方要求她不要将事件曝光，以免破坏朱军和央视（当然还有中共政权）的正面形象，并以她担任公职的父母相要胁。之后此事便不了了之。而且她在新浪微博上发出的这篇帖文以及许多相关评论也已被删除。为了阻止目前主要存在于网络上的#MeToo运动发展成实际的抗议行动，中共政权打压受害者和女权人士，封锁相关的社交媒体文章和新闻报导，这实际上正是在保护犯罪者和整个男权体製。7月27日央视调查记者王誌安在微博上说到，政府已经发出管控相关新闻的命令，令狼狈不堪的被指控者们“纷纷松了一口气”。

许多年轻人和女权主义者已经开始明白，尽管中共政权一再宣称对性暴力“零容忍”，但实际上它并不愿做出真正改变。今年年初罗茜茜披露自己曾被北航教授陈小武强奸，掀起了中国第一次#MeToo浪潮，全国70多所大学8000多名在读或毕业学生向母校致信，要求建立校园反性骚扰机製，但直到现在仍没有任何实际进展。政府和受其控製的校方不愿看到公开、集体的抗议或请愿，担心这会发展成挑战独裁统治的行动并鼓舞其他受压迫群体的抗争，同时正如中国女权主义者张累累所说，“如果缺少外在的推动力，有关部门就会敷衍了事”。

要想消灭性暴力和性别压迫，需要集体的行动挑战当今的权力结构，而在中国也需要挑战拒绝做出任何实际该变的独裁统治，并终结与男权和等级製紧紧交织在一起的资本主义製度。#MeToo运动是一场反抗浪潮，但它需要组织成受其参加者民主控製的群众运动。工人阶级女性经受着最恶劣的压迫（包括性暴力），和那些社会地位更高的女性一样，她们也需要反击的渠道和工具。因此女权运动必须与工人斗争联系起来。今年年初，深圳富士康女工要求资方和官方工会建立工厂反性骚扰製度，这一部分也是受到#MeToo运动的鼓舞。工作场所是性骚扰最严重的地方之一。根据2013年的一项调查，超过70%的女工曾遭受性骚扰，而且近一半的案件没有得到公正处理。工人的集体抗争拥有更大的力量去彻底改变社会。

立即释放沉梦雨 反对国家镇压

8月11日晚，左翼青年沉梦雨在深圳被三名不明人士绑架，至今没有音讯。这应该与她近期积极支持佳士工人组织独立工会、反抗警察和资方打压的斗争有关。据一同声援佳士工人的抗议者所说，沉梦雨近日来已经受到跟踪和骚扰，而且绑架发生后警方显然有意拖延调查。

中国劳工论坛支持佳士工人斗争。组织真正的工会是所有工人的基本权利。我们强烈谴责中共政权暴力打压抗争工人和左翼活动者。我们要求当局立即释放沉梦雨和所有被捕的佳士工人，撤销对他们的所有指控。

支持佳士工人和左翼青年 反对国家镇压

工人争取独立工会是一个重要转折点

中国劳工论坛 报导

“继续战斗！”

沉梦雨从位于深圳被软禁的地点秘密送出一封信，号召支持佳士工人斗争的左翼青年继续斗争。各位读者，言犹在耳，务必行动！

在3个月来，佳士工人和左翼声援者争取独立工会的斗争，沉梦雨是当中的一个核心人物。最近几周，他们斗争的焦点是要求释放被捕的工人和声援者。这些被捕者可能会遭受严厉处罚。

8月11日，沉梦雨被不明人士暴力绑架。当地警方在微博上声称，这只是一起“家庭纠纷”，因而拒绝调查。而且警方说绑架地点的4个监控镜头全部故障，所以没有调查线索和证据。

近日佳士工人声援团得知，沉梦雨被软禁在深圳银湖会议中心。中共政府经常使用这种方法无限期非法拘押反对者，禁止他们联系律师、家人或媒体。8名国保全天24小时监视沉梦雨，就连她洗澡或上厕所时也不例外。

深圳的声援团收到消息，警方很快就会到他们的聚集点清场。最近几天政府加强打压，派出警察骚扰声援者，加强网络审查，封锁了他们的社交媒体帐号和聊天群组。“佳士”、“沉梦雨”、“坪山”（佳士所在的深圳一个区）全都成了敏感词。

工人斗争的裏程碑

佳士工人斗争是中国新兴工人运动的裏程碑。中共政府禁止真正的工会，组织独立工会会受到严厉惩罚。但尽管存在这些威胁和阻碍，今年中国工人斗争还是骤然发展起来。最引人註目的是爆发了数场“跨省罢工”，10多个省份的工人同步举行罢工和抗议。

首先是4月份的塔吊司机罢工。随后几个月裏，斗争蔓延到其他行业，爆发了卡车司机和外卖工人罢工。所有这些斗争隐含着建立独立于官方工会、由工人民主控製的工会的诉求。实际上，许多中国工人把全国总工会叫做“黑色工会”，也就是说它是政府和资本家的镇压工具，比黄色工会还要恶劣。最近这些大规模罢工正是由正在形成中的独立工会在网络上组织的。

虽然工人的待遇十分恶劣（苛刻的罚款规定、工时过长、少缴社保等等），但这场斗争不只是为了改善工作条件。从5月份开始，佳士工人将建立独立工会作为核心诉求，所以这场斗争十分重要，将会成为未来中国工人斗争的重要参照点。

法律程序

一开始佳士工人想按照法定程序建立工会，亦即全国总工会在厂内的下属分会。由政府控製的全国总工会是中国唯一的合法“工会”。尽管资方抢先建立了一个完全受其控製的所谓“职工代表大会”，试图以此压製工人，但工人还是开始收集签名，准备另行组建自己的工会，并在短短几天内获得约90人联署。

佳士管理层指控组建工会是非法行为，而官方工会干部也完全站在资方那一边。佳士资方与当地政府关系密切，有两名高层人员是深圳市人大代表。

工人领袖米久平和刘鹏华先是被不明人士殴打（可能是资方雇用的打手），然后于7月20日被开除。官方工会丝毫没有保护两人，反而于7月23日与佳士资方一同发表声明称，双方正“合作”组建工会。组建这种受资方操控的假工会，正符合官方工会的一贯做法。

国家暴力

工人抗议资方解雇米久平等人，誓言继续争取真工会。7月27日，警察袭击了在工厂外抗议的工人和左翼青年，逮捕了包括米久平和刘鹏华在内的约30人。国际特赦组织等多个团体要求释放被捕人士，研究员潘嘉伟表示：“当局羁押工人及其声援者的做法应当受到谴责，工人要求组建工会以保护自己的权益是完全正当的行为。”在本文写作时，米久平和刘鹏华等14人仍未被释放。同时亦有沉梦雨等声援青年被捕。

佳士工人和沉梦雨等左翼青年无惧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独裁政权和最庞大的镇压机器，英勇捍卫工人权利，建设中国工人运动。警方对被捕者施以酷刑，并以他们的家人朋友相威胁，以图让他们“认罪”并“指证”其他人。据《路透社》记者黄淑琳在推特上所说，佳士工人告诉她，警方为强迫工人签署认罪书使用了多种手段，包括性骚扰。被关押的人士很可能被控“寻衅滋事罪”，最多可入狱5年。

佳士抗争是一个重要转折点的另一个原因，在于被视为“毛派”的左翼青年所扮演的角色。这些年轻人的介入受到了一些人的批评，比如一些“传统”的劳工NGO和一部分海外自由派媒体。

工运“政治化”令这些人感到忐忑不安。讽刺的是，中共独裁政权和资本家的感受也是同样如此。许多劳工NGO严格遵循“非政治”的“法律途径”，并因此有意识地限製工人阶级斗争（哪怕只是争取局部的经济诉求的斗争），但还是受到了国家的残酷镇压。

《社会主义者》杂誌和中国劳工论坛网站不认为工运“太政治化”令佳士斗争添加困难，或者令它受到更严重的镇压。工人和声援者的勇气值得我们学习，而且他们主动寻求国际声援的做法对于中国工运来说也是有益的、甚至必要的。尽管中国利用民族主义舆论宣传，指控声援者是受“外国势力操控”，但跨国的工人声援还是应该成为“新常态”。

全球声援佳士工人斗争

深圳佳士工人争取独立工会和反对镇压的抗争正在进入关键时期，所以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国际工人阶级声援。《社会主义者》杂誌和中国劳工论坛网站已从世界各地的社会主义者和工会成员那裏受到了大量声援报告和照片。而且特别要感谢工人国际委员会（CWI）的成员果断、迅速地在在南非、印度、墨西哥等国组织了抗议行动。

因为未来几日国家镇压可能大幅升级，我们紧急呼吁读者加快、加大行动，前往当地的中国大使馆、领事馆抗议！联络工会联署下面这份声援声明。佳士科技公司在英国、法国、美国、马来西亚等多个国家设立了工厂。我们希望海外的佳士工会声援他们的中国工友。

以下为爱尔兰国会议员的声明：

“我们—爱尔兰国会议员和社会主义党成员完全支持中国深圳佳士科技公司工人的历史性抗争，支持他们建立民主工会。我们要求释放所有被捕的佳士工人和支持他们的年轻抗议者，撤销对他们的所有指控。他们挺身捍卫工人的权利，完全是正义的。让我们尤为震惊的是，抗议者沉梦雨在八月十一日被绑架，而深圳警察拒绝调查。这些年青人和工人英勇地面对警察和黑帮的殴打、虐待和性威胁，我们向他们致敬。全世界劳动者团结起来！”

中国：释放所有佳士声援团成员和被捕工人 撤销所有检控

8月24日清晨5时，大批防暴警察攻入佳士科技声援团在惠州的聚合点。与此同时，亦有工人和声援团成员在北京被捕，表明这是一场全国行动，而不只是广东地方政府的行动。在深圳，约10名工友和50名声援者全部被捕。被捕工人包括曾在7月27日被捕、近期取保候审的工人兰誌伟、余凯龙和虞炜烨。被捕学生包括北京大学嶽昕、北京大学后勤工友调研报告发起人展振振、北大反贫困协会前会长冯歌、以及多位发起人民大学和南京大学声援联名信的同学。同时，曾会见全国总工会及全国妇联的两位声援团在京代表及广州读书会事件被追逃的学生顾佳悦也失去联系。

目前总共有超过70名佳士工人和声援者被捕，包括8月11日被绑架的沉梦雨。沉梦雨被软禁在深圳银湖会议中心，人身自由和私隐受到严重侵犯，不仅不能走出房门，上厕所、洗澡都被人肆意紧盯。

深圳佳士在2009年被评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佳士董事长潘磊及人事经理郭丽群均为深圳市人大代表。深圳佳士科技公司的工人尝试组建独立工会，以反抗恶劣的工作条件以及苛刻的罚款製度，因此受到资方和当地政府的严厉打压，至今仍有约30名工人被拘留。有工人及声援者曾被被警察及黑社会殴打，也有工人被拘留期间受警察以酷刑对待。

我们要求立即释放所有被捕的声援者和工人，撤销对他们的所有指控。我们支持佳士工人抗争的诉求，支持组建民主工会的权利，支持示威和结社等所有民主权利。

反对封锁毛派网站　立即释放编辑员、佳士工人和声援者

8月24日清晨，就在深圳佳士工人声援团被捕的同时，警方查抄了位于北京的毛派“时代先锋网”、“毛泽东旗帜网”和《红色参考》杂誌编辑部，至少8人被刑事拘留，至今尚未有消息。其中包括《红色参考》的尚恺，以及“时代先锋网”核心成员之一顾佳悦。这显然是因为他们报导和参与佳士工人斗争。这是多年来中国最重要的工人斗争之一。在北京警方的协助下，广东国保对《红色参考》编辑部及人员，采取搜查及拘捕行动。同时也再次证明逮捕声援团是中共政权有组织的全国镇压行动，而不是个别地方政府的暴行。中共想阻止左翼青年和中国工人串联起来，特别是要遏製建立真正的工会的想法。

今次左翼和毛派媒体被捕，证明了中国劳工论坛过去所说的，中共独裁政权不仅镇压自由派律师和少数民族，而且愈发将矛头指向工人阶级和左翼分子，甚至是他们的支持者。特别是中共政权现在奉行亲富人政策，保护着中国的富豪阶级，而工人收入则已经停滞，所以它不能容许任何独立于政府路线以外的声音。中国劳工论坛谴责习近平当局暴力镇压抗争工人和左翼声援者，谴责独裁政府打压言论、示威和结社自由。我们要求立即解除所有网路封锁，释放所有被捕者，撤销所有控罪。组织独立工会无罪！抗议无罪！

中共封锁毛派工运网站

8月24日，中共独裁政权采取全国行动，镇压争取工会权的深圳佳士工人和左翼的青年声援者。警察破门闯入声援团在惠州的住宅单位，逮捕了数十人。据报导，一些仍被关押在的声援者正在绝食抗议。《社会主义者》杂誌完全支持他们。现在全世界工人分子都在知道佳士科技公司是一个可耻的、反工会的血汗工厂。

这场镇压行动不是出自广东地方政府的手笔，而是一场全国搜捕。除了广东之外，北京以及其他地区亦有人被捕。毛派“时代先锋网”、“毛泽东思想旗帜网”和《红色参考》杂誌编辑部被警方查抄，共有8人被捕，网站一度停止运作。政府采取如此行动，目的是消灭支持佳士工人的声音，同时也是要让镇压行动激起的怒火没有表达的平臺。

佳士工人的历史性斗争将可以对中国未来的政局造成重大影响。争取真正工会的斗争现在已明确地摆上了议程。中国资本主义陷入危机，因而比以往更加依赖中共的铁腕镇压保护自己的利润和权力。只有通过真正的工会，中国工人才能组织起来，捍卫自己的利益、收入和工作。

政治激进化

同时佳士工人斗争也表明，中国工人和年轻人正在愈发政治激进化。近两年来这种趋势越来越明显。许多来到广东支持佳士工人斗争的英勇青年对政府如此猛烈的打压深感震惊。一部分声援者原本认为打压工人的只是地方政府，中央政府最终会出面保护工人和声援者，但8月24日的镇压行动深深打击了这种错误的想法。

中共政权采取严酷手段，并且重点打压几个左翼网站和团体，说明这场镇压行动是由中央政府策划的。佳士工人斗争表明，工人斗争正在和激进的反资本主义政治思想结合起来。中共想要将这种趋势扼杀在萌芽状态，但它不会得逞。年轻人和工人会重新振作起来、组织起来，发起新的抗争。

那些没有被捕的声援者，甚至还有一些名义上已经“释放”、但仍受到警方监视的声援者，正在以极大的勇气努力揭露镇压行动的残酷真相，驳斥官媒抹黑他们是“受境外势力操控”的说法。现在必须继续不懈地进行声援行动，支持那些被诬陷、而且可能遭受严厉刑罚的被捕者。最重要的是，新一代左翼分子必须从这场重要的斗争中得出一个必要的结论：为了彻底改变中国和全世界的现有製度，工人和左翼需要组织，也需要革命的社会主义政策。

习近平：内外受敌的“强人”

美国华裔学者裴敏欣说：“事情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国“强人”习近平现在面临诸多难题，突然之间他已不像过去那么强大。包括裴敏欣在内，海外的一众中国观察家都註意到，一系列挑战和危机已经削弱了习近平看似不可动摇的权力。

有迹象表明中共高层内部出现了政策分歧，而且其中部分已经公开显露出来。自6年前习近平上臺之后这是很罕见的。最重要的分歧是关于，以多大的力度刺激中国正在放缓的经济，以及如何应对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如预想的一样，习近平在3月份取消任期限製的做法越来越可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当全国人大全票同意取消任期限製时，习近平看似无懈可击。但是现在，尽管习近平已经贬黜了大部分竞争对手，瓦解了所有敌对派系，他却面临着上臺6年以来最严重的挑战。虽然在政权内部没有人敢公开反对他，但是他也变得更加孤立。现在已没有过去那么多地方势力为他唱贊歌。统治精英们小心翼翼地和这位“核心领导人”保持着距离。

群众抗议

从数万P2P网络信贷受害者抗议，到宁夏回族穆斯林反对拆除清真寺的三天静坐抗议，再到波及90万名儿童的假疫苗事件，各地群众抗议彼伏此起，这也与习近平刚上臺时相对平静的局面大不相同。中国的公共医疗丑闻层出不穷，假疫苗事件只不过是其中最新的一例。它让人们看到，所谓“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最大规模的”反腐运动实际上几乎没有改善普通群众的生活。

最重要的是工人罢工的兴起。跨省联合罢工的出现表明工人的组织水平上了一个新臺阶。过去4个深圳佳士工人争取独立工会的斗争尽管规模不是很大，但是它和新一轮左翼学生行动结合起来，踏出中国新兴工人运动的关键一步。

这些事件开始动摇习近平政权的统治基础。自由派专栏作家邓聿文在《南华早报》上说：“大众对当局的信任降到了冰点”。他还说道：“整个社会已经开始躁动，大众正急切要求改变现在的製度。”（《南华早报》，2018年8月15日）

而该报的前主编王向伟则像是为了安抚中共领导层，说道：“说中国不稳定是言过其实，但不满是普遍存在的。”

贸易战

清华大学的自由派学者许章润对中国局势的估计也是同样黯淡。他在一封大胆批评习近平的公开信中写道：“特别是此次中美贸易战争，将国力的虚弱与製度软肋暴露无遗”，“包括整个官僚集团在内，当下全体国民对于国家发展方向和个人身家性命安危，再度深感迷惘，担忧日甚，已然引发全民范围一定程度的恐慌”。许章润还在公开信裏要求恢復国家主席任期限製以及平反六四。

7月，中美贸易战正式爆发。这场贸易战实际上不仅仅关乎贸易，而且标誌着世界上最大的两个帝国主义国家开始爆发地缘政治冲突。它可能造成灾难性的后果，而且已经开始改变中国的政治局势。

习近平政权显然没有准备好应对特朗普的攻势。这令中国的政商精英感到怀疑和不安并互相指责。政权的威信和自信形象受到打击，在当前其后果远超过美国关税在短期内有限的经济影响。不过贸易冲突升级的可能性越来越高，如果爆发更大的冲突，可能会严重打击中国经济，而且这场冲突不太可能在短期内结束。它可能会长期以不同形式持续下去，间中或有一些暂时的协议缓和局势，接着又爆发新的对抗。

这些事件已经开始动摇习近平“永远正确”的形象。过去个人崇拜的形象工程已经降低了调门，似乎证实了公众情绪的深刻转变。许多城市撤下了习近平的画像，歌颂习近平的文章也不像过去那么多了。中共宣传部门察觉到群众的不满正在增长，所以想要降低人们对“核心领导人”的关註度。

自去年年底以来群众的不满就在增长，现在贸易战爆发，加上国内经济低迷（例如下跌的股市和汇率）更是火上浇油。习近平取消任期限製的做法成了群众发泄不满的焦点。我们当时就解释过，取消任期限製对习近平来说是一场豪赌。它未能达到习近平预期的效果，反而加剧了政治不稳定。

领导人“好像被吓倒了”

尽管在贸易战爆发前中共的困境就已经在加深，但贸易战进一步严重打击了习近平的权威。习近平政权没有像过去那样展现出力量和决心，反而显得迟钝、犹豫不决。《经济学人》杂誌说：“在特朗普的贸易攻势面前，中国领导人好像被吓倒了。”

可靠消息称，习近平及其手下被特朗普打了个措手不及。他们估错了特朗普的意图，以为这次也只要多进口一些美国商品就能平息冲突。中国社科院的顶尖经济学家余永定承认，7月6日美国开征第一批关税之前，没有多人认为真会爆发贸易战。

可见中共严重低估了华府的意图。不过在资本主义之下，中共几乎也没什么办法避开这场冲突，因为这场冲突根植于饱受危机的全球资本主义的内部矛盾，以及美国资本主义的危机。在危机时代，帝国主义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现在中共政权内部有许多人责怪习近平当局太过自大，结果作茧自缚，招致贸易战和其他国际冲突。就像特朗普的“让美国再次伟大”一样，习近平用所谓的“中华民族伟大復兴”来维持国内的支持。他大肆煽动民族主义，采取“一带一路”等强硬的外交政策，并在南海建设军事设施。

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思想研究院”副院长王义桅说：“我们应该保持低调……贸易战已使中国变得更谦逊。”王义桅告诉彭博社，他认为政府应该“重新考虑”一带一路计划。官方媒体现在重新开始广泛宣传“韬光养晦”。不久前中共的第一喉舌《人民日报》警告媒体不要“浮夸自大”，不要夸大中国崛起和技术进步，不要大肆鼓吹中国已超越美国。

中美贸易战是习近平上臺以来第一场重大国际危机。《彭博社》评论说，这场贸易战最清晰地揭露了习近平的失误和困局。

刺激，还是紧缩？

但是贸易战不会是习近平的最后一个难题。首先，中国当然不能幸免。中国将会在全球经济中遭遇更大的阻力，这不单单是指与特朗普的贸易争端。10年前爆发全球资本主义危机尚未过去，仍继续着动摇着各国政治製度，加剧资本主义民族国家间的紧张局势。现在“一带一路”全面受挫。不仅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印度和欧盟各国政府因担心失去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政治经济影响力而大力阻挠，而且马来西亚、巴基斯坦、缅甸等“一带一路”国家的群众和反对派也表示反对。

其次，在贸易战正式启动前，中国经济就已开始急剧放缓。自2017年开始，习近平为了打击“金融风险”、打击失控的影子银行而收紧信贷，而拉低了经济增长。这暴露了中国经济对债务的严重依赖。

政府现在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重新采取经济刺激策略，向银行註入更多资金，推动地方政府发行更多债券为新的基建项目融资。不过其规模远不如过去的刺激方案。《南华早报》的汤姆·霍伦德（Tom Holland）评论说：“政府没有踩油门，它只是稍微松开了煞车器”。

同时采取这两种相互矛盾的政策（经济刺激和金融紧缩）有多种原因。原因之一还是关乎习近平的权威。霍伦德说到，如果现在采取180度的转弯，会让中国领导人在政治上颜面无存。部分官员支持更坚决的刺激措施，而其他一些人则担心完全放弃去杠杆（金融紧缩）政策会加剧未来几年爆发金融危机的风险。这两派正为实行何种政策展开政治斗争。

不过法国兴业银行的经济学家姚伟指出，自2008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回升无不是依靠基建刺激。所以姚伟等经济学家不认为中共政府现在的政策能避免未来一年GDP增速更严重地放缓，特别在贸易战升级的情况下。

习近平政权现在在经济政策方面也表现出内部分歧和犹豫不决。中国今年的确是进入了“新时代”，不过并不是习近平在中共十九大上所指的那样。习近平称帝和他的“宏伟计划”都是为了解决中共政权和中国社会的危机，但越来越明显的是，这些“解决方案”反而令危机更加深重。

佳士工人斗争与中国左翼

深圳佳士工人争取工会权的斗争开启了中国工运的新篇章。这场斗争吸引了中国相当一部分的激进青年以及试图组织起来维权的工人，而且也得到了全世界工人和左翼分子的钦佩。

佳士抗争工人和青年声援者勇敢抵抗警察和资方的残酷打压、官方工会的欺诈、政权的全力镇压、伪造的罪名和官方媒体（新华社）的抹黑。有一些声援佳士斗争的学生还受到校方和父母的打压，突显出国家将父权资本主义家庭单位作为控製社会的工具。

抗争工人和“毛派”青年声援者均受到全面镇压。这是中共政权对待群众斗争的一贯方式。尽管一些青年声援者曾认为镇压他们的只是地方政府，但8月24日的大抓捕显然是由中央政府策划的。

北京和其他一些城市亦有人被捕。同时有几个左翼网站被警方查抄，一度停止运作。算上7月27日被捕后尚未被释放的工人和声援者，总共有70多人被捕。目前有15人仍被监禁。据报导，4名抗争工人被控“寻衅滋事”，最高可被判入狱5年。其中3名佳士工人因试图组织工会而被解雇。目前还没有学生被控罪，不过网上有传言称，声援团的一名重要成员嶽昕可能被控“支持臺独”。尽管这项指控非常荒唐，但可能会让她遭受严厉处罚。

显然政府对待这些青年声援者很小心。一部分原因是这些年轻人自称“毛派”，给政权的打压製造了困难，因为习近平当局自己正利用一些“毛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说辞谋取一部份民众的支持，并以此抵挡群众对于社会不公的日益增长的怒火。但主要原因还是政府担心如果过于严厉地惩处这些声援者，会在年轻人当中造成政治反冲。但被捕工人则会遭受更严重的刑罚。所以下一步的声援行动应该以要求撤销对余浚聪、米久平、刘鹏华、李展等工人的所有控罪为重点。

我们的立场

中国劳工论坛网站积极支持佳士工人斗争，并呼吁和发起了全球声援行动。我们并不完全认同一些“毛派”青年声援者的政治观点。不过在中国“毛派”这个词语的涵义很广泛，涵盖许多不同的左翼观点。

我们和一部分青年声援者存在分歧，例如我们不认为1950-70年代中国的毛泽东政权可以成为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榜样。我们认为现在的中共党国是不可能“改良”的；而且我们认为中共政权已经资产阶级化，是一种由国家控製的特殊资本主义体製，它只是在嘴上空谈“毛泽东主义”和“社会主义”，就像其他国家早已投身资本主义政策的社会民主主义或“共产党”政客那样。我们一直都主张建设独立工会，不久前我们刚和一些毛派辩论过独立工会的问题（参见我们和《红色中国网》辩论的文章）。

我们也一直都愿意和其他左翼讨论这些问题。但我们不会预先带着有色眼镜去看待佳士工人和青年，对所有斗争也是如此。我们认为佳士斗争是整个工人阶级的杰出榜样。社会主义革命者的首要任务是支持和介入工人阶级的实际斗争，努力帮助工人在实务和政治上建设自己的组织，明确表达出工人的诉求，提出下一步具体的斗争行动，并争取更广泛的工人阶级的支持。所有这些都是胜利所必须的。在中国，在国家镇压工人阶级、并将真正的工会和工人自我组织视为非法的情况下，斗争会是长期的、艰巨的。

我们不同意中国一些与NGO相关的人和一些所谓左翼对佳士斗争的批评。他们批评毛派“骑劫”了工人斗争，令斗争“太政治化”，还说学生“寻求对抗”，破坏了工人纯粹的维权行动。几乎在所有斗争中都会有人提出类似的批评，因为这些人拒绝直视实际情况，害怕斗争，也害怕斗争令群众激进化。这些“大师”毫无根据地宣称佳士声援团的做法起到了反作用，说他们忽视了工厂裏的斗争，而且更容易招致严厉镇压。

我们强烈反对这些批评。倾向自由派的NGO主张使用低调的、“非政治”的策略去从事工运，但他们还是受到严厉镇压。一些劳工NGO已经被关闭，还有一些在当局的逮捕和恐吓之下已经停止运作了。显然，这种“非政治”的策略也无法抵挡国家镇压，反而因限製工人的诉求和掩盖实际问题而削弱了工人斗争的力量。

8月24日得知最新消息，警察清除了声援团在惠州的聚集点，逮捕了在场的所有工友和学生，共50多人，我决定去事件的源头看看。

我和朋友走去佳士公司的正门时，遇到附近另一家厂的一个职工。他听说过佳士发生了点事，但说到具体，他就一点也不清楚了。这时，一批佳士工人骑着单车或电动车出现在旁边的大道上，我们离开了他，想找他们中的一两位说话。

一个没穿厂服的年轻小伙走出大门，往我们这边来。没错，他是佳士员工，但他不知道前阵子厂裏出了什麽事。

我们悻悻地被甩开，意外看到一个佳士男职工坐在一个花圃那裏看手机。他刚进厂，什麽也没听说。运气不佳，我们只好离开。

多少是出于弥补的心理，我恢復了由于时间太晚原已打消的后续计划，去燕子岭派出所。

派出所比我们想像的大。一熘防爆盾倚靠在外墙上，门口空地泊着一辆装甲车一样结实而阴森的囚车，红蓝光闪烁不止。

我们商量要不要直接进派出所找警察了解一下情况。然而，快到值班室门口时，我却先止步了。

我知道进去问了就算没被当作到场支持者抓起来，也得不到就事论事的答復，或根本得不到答復。我已从这次事件以及从前的更多事件中得出结论，深信这个系统将威慑丶打压丶施暴等非人道手段当作常规。

我们所面对的是全世界最强大的一个威权集团。也正是这一点，甚至可以说，仅这一点，便足以体现那些工人和学生的无畏丶勇敢丶值得敬佩。

对于正身陷牢狱亲尝磨难的工人和学生，我没资格说我感同身受。但我知道我与他们休戚与共，我是工人和农民的儿子，我相信他们不会无端地站出来，相信正义自在人心，那些任何时候都可以为一己私利出卖良心的官方喉舌无法抹黑他们分毫。我或许不能像他们那样抗争，但我站在他们这边，为他们发声。

新一轮P2P倒闭潮引发群众抗议

8月6日，数千名P2P（个人对个人）网贷平臺倒闭潮受害者计划前往央行和金融监管机构所在的北京金融街举行抗议。由于警方事先得知消息，毫无意外地大批警力包围了金融街和附近街区，火车丶地铁丶公交站点和旅馆亦有警察检查身份证，截查抗议者。据称有数百人被带往久敬庄访民关押中心。除此之外，全国各地许多其他受害者被警方采集了指纹和血液，并被警告不得去北京。在习近平统治下，此类镇压已成为「正常现象」。这次倒闭潮涉及的P2P网贷平臺，背后多有社会名流与政府官员支持，令许多人认为这其实就是权贵阶层与高官的联手诈骗。

8月20日上海300名P2P受害者抗议同样遭到警方暴力驱逐。其中一人于两周后被发现在公园裏自杀身亡。她在遗书中写道：「这个国家太令人失望……驱赶金融难民的警察比维权的人都多，果然权势都是为资本主义服务……股东甩锅的理直气壮，办案人员拖拖拉拉，维权上访百受阻挠」。警方扣押了该名受害者的遗体，并于次日迅速火化。她的家人被禁止接受媒体采访，甚至不得外出。

今次P2P倒闭潮涉及数千亿元人民币，造成几百万「金融难民」，其严重程度可能超过2014-15年。中国是全球最大的P2P市场，现有贷款总额达1.49万亿元人民币。但同时它也是中国影子银行体系中最危险丶受监管最少的部分。官方从2016年起收紧监管，要求各P2P公司最晚在今年6月按规定完成整改，但最后期限变成了关门跑路的信号。截止2018上半年，中国P2P网贷平臺已有4,334家崩盘。例如因背负巨额债务和涉入中共权斗而闻名的海航集团推出自己的P2P平臺和产品，作为信贷紧缩下新的融资渠道。今年7月底，海航关闭了旗下的P2P平臺「前海航交所」，目前还未公开违约金额。与此同时海航的另一个P2P平臺也已开始出现违约。

网贷平臺承诺的投资回报率经常是银行存款利率的数倍，因而吸引了许多投资者。但从网贷平臺借款的个人或公司往往是因为还款能力弱或者没有抵押资产而难以从银行贷款，所以这也就意味着相比于银行，网贷平臺面临着更高的违约率，最后甚至可能变成庞氏骗局。当中共政府试图收紧流动性和去杠杆，并导致经济重新开始放缓时，P2P便成了中国债务问题中首先破裂的一环。P2P实际上正是中国整体经济困境的缩影和预示。

八月中，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命令四大「坏帐银行」（资产管理公司）帮助处理网贷平臺留下的债务。同时一些地区也已停止註册新的P2P公司。尽管P2P倒闭潮本身不太可能会引发连锁反应，危及整个金融系统，但它反映出中国经济存在的严重问题。不过政府现在首先担心的是会有更多受害者参加抗议。

中共政府很可能会出臺更严厉的监管措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P2P金融的风险。但政府难以真正减轻整个金融系统和债务问题的危险。自2017年以来习近平的去杠杆运动并未有效改善中国金融状况，但已经成为经济再次放缓的重要原因，迫使他至少在一定程度上重拾经济刺激策略。政权内部似乎正就在多大程度上减轻去杠杆力度进行着权力斗争。习近平一派似乎既想采取刺激政策，又想继续减少债务，因此犹豫不决丶难以取舍。他註定会失败。这可能也意味着未来P2P或者类似金融工具的復兴，以及下一轮或者更加严重的金融灾难。比起2015年「习近平牛市」，群众在今次P2P危机裏更清楚见到中央政府有责任为金融灾难负责，因此工人阶级以至中产阶级会激进化起来，更有意识地聚合在中央政府机关的地点来行动。经过其他一系列政治挫败之后，P2P危机再次打击了习近平和中共政府的威信，而赴京上访这趋势令各种维权运动有可能聚合成更大的力量。

泼墨事件后各地撤下习近平画像

7月4日清晨，董琼瑶在推特直播她在上海海航大厦前控诉习近平和中共一党独裁，然后对街头的习近平肖像泼墨。董琼瑶随即被失踪，及后被当局以攻击领袖罪名抓捕，直播这一事态的华涌和董建彪也已被当局半夜抓走。其后等到7月22日传出被送至湖南的精神病院。但当媒体打电话到该精神病院询问时，院方称董琼瑶是政治犯，并说她是受「境外势力」指使。

董琼瑶父亲董建彪和异见艺术家华涌也因要求当局释放董琼瑶而被捕。而且警方命令董建彪所工作的煤矿将他解雇，并拖欠了他三个月的工资。警方也曾建议董建彪製作假病历，来「证明」董琼瑶患有精神疾病，从而为董琼瑶换取较轻的处罚。有消息称，三人均被指控「攻击国家领导人」。

尽管宣传部门大肆歌颂习近平，竖立个人崇拜，但社会上存在广泛不满，习近平政权的群众支持并不是表面上那麽稳固。董琼瑶在街头公开谴责中共专製暴政，表达对庞大镇压机器的蔑视，也表达了群众愤怒情绪，得到了网民的广泛回响，令当局害怕会因很多人效彷。董琼瑶的行动已引起一些零星的效彷。在当前中国工人和年轻人愈发激进化丶而独裁政权加强镇压反抗行动的情况下，遍布街头的习近平海报可能会成为群众公开发泄怒火的渠道。

中共政府非常担心这成为一种潮流。独裁政权害怕任何公开的反对行动，哪怕只是向领导人的画像上泼墨水。因为一旦这种公开挑衅独裁政权的行动蔓延起来，很可能开启群众运动的闸门。特别是在习近平建立起个人独裁之后，加强民族主义和个人崇拜宣传，但这是一场赌博，因为他个人权威的削弱将对整个中共政权造成更大的威胁。所以泼墨事件发生后，中国100多个城市迅速撤下习近平海报。

泼墨事件以及近几个月的大规模罢工丶抗议表明中国社会局势正越来越具有爆炸性。新自由主义政策和专製镇压正在将越来越多的工人和年轻人推向政权的对立面。实际上，十多年前董建彪就曾为了给女儿缴学费而盗取铜线，虽然仅卖了三千元，但被判入狱9年。要想终结政治迫害和争取言论自由，需要群众集体斗争，打倒中共专製政权及其后的资本主义统治。

谷歌向中共妥协 试图重返中国市场

据报道，谷歌正在开发一个自我审查的搜索引擎以配合中国的网络审查体系，进而重回中国市场。这个「清洁版」搜索引擎可能于6-9个月内完成。它可以屏蔽政府黑名单上的网站，以及六四屠杀和其他政治异议内容。而且回到中国后，谷歌随时可能将中国用户的个人资料交给政府。在被曝光之前，在这个有近9万名员工的互联网公司中只有几百人知道该项目。谷歌和其他资本主义企业本身就在工作场所施行专製！事件曝光后，约1400名谷歌员工联署，反对帮助中共政府进行网络审查，并要求公司提高决策透明度。

2010年，谷歌公司以无法接受中国政府的互联网审查为由退出中国，并以此在中国大陆赢得了「不作恶」的美名。但这更像是一场政治作秀而已。从2006年直到退出中国，谷歌中国（google.cn）其实一直在帮助中共封锁政治敏感资讯。当时中国异见人士郭泉批评说：「Google从此为了钱，成了中共脚边的一条摇尾乞怜的哈巴狗了。」因此在当时的中美冲突中，谷歌成了美国资产阶级建製的攻击目标。最后由于中共试图进一步收紧对谷歌的控製，并指使黑客盗取谷歌邮箱用户的资料，才导致谷歌不情愿地退出中国。

但谷歌一直没有放弃与中国企业的合作（包括开发被中共用于社会监控的人工智能）。现在中国从许多方面来说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互联网市场，对于谷歌的诱惑愈发变大。如其他资本主义企业和跨国公司一样，谷歌对于利益的追求远大于其所谓的自由民主的价值观追求。如果谷歌最终以服从审查製度为条件重返中国，中共政府会是另一个受益者。这会被宣传为中国网络审查製度的「重大胜利」，而其他跨国公司也可以以此为藉口，为自己顺从中共政权或者其他政府的专製措施辩护。

我们坚决反对中国政府对于政治异议的打压，支持言论自由和其他所有民主权利。要实现这些，依靠的不是跨国资本集团及其政治代表的虚伪言辞，因为它们将利润看得比民主更加重要，而是依靠群众性运动。只有终结专製的资本主义製度，将互联网公司民主公营，才能实现真正的丶彻底的网络和言论自由。

湖南家长抗议 反对教育私有化

湖南耒阳市政府强迫全市8000馀名五丶六年级学生转读私立学校，激起家长抗议以及与警方的严重冲突。该私立学校远离市区，学生必须住校。尽管政府曾承诺费用会和公立学校一样，但等到开学时家长们发现私立学校的收费超过公立学校的10倍（公立每学期200元，私立每学期2800元）。而当地平均月收入仅有2085元。除了教学质量比公立学校差之外，更令家长们更为愤怒的是，该学校的教室和宿舍刚刚经过翻修，充满甲醛气味，可能严重危害学生健康。

9月1日家长先在学校丶政府大楼和公路上抗议。抗议横幅上写着：“抵製民办学校，还我九年义务教育，坚决不住有毒宿舍，不进有毒教室”，以及“孩子不是你们的敛财工具”。5名抗议者被捕。随后其他抗议者前往当地公安局，要求警方立即释放被捕者。在警方又逮捕10人之后，冲突剧烈升级，约600人包围了公安局和警方对峙并发生严重冲突，演变为一场骚乱。愤怒的抗议者向警察投掷矿泉水瓶丶砖头丶鞭炮和啤酒瓶。最终警方暴力镇压，逮捕了46人。有未经证实的消息称，警方曾向抗议者开枪。

尽管政府再次做出相同的承诺，称转读私立学校的费用不会超过公立学校。但在没有一个民主丶独立的群众委员会监督的情况下，政府可能会再次食言。政府或许想拖延时间，待打压了反对声音之后再伺机调涨费用。事实上就在抗议之后几天裏，一些家长受到警方警告如果再次举行抗议就去坐牢。

耒阳政府的“分流”政策实际上就是教育私有化。今年年初，教育部表示要在年底前消除66人以上的“超大班额”。超大班额在中国受诟病已久，不仅导致教学质量下降，而且亦有学校曾因学生人数过多发生踩踏事件造成多人伤亡。根据政府文件指出，义务教育阶段耒阳有20%的班级超过66人，38%超过56人，而正常班额上限为45人。“撤点并校”政策和学生向城市集中是出现超大班额的一部分原因，但最重要的是政府投资严重不足。今年7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报告称，从占GDP的比重来看，中国的教育投资低于新兴经济体，尽管中国政府仍在花费大笔资金去修建大白象工程和推进帝国主义“一带一路”计划。

巨额债务令地方政府不想拿出资金兴建更多的校舍，因此选择将学生送去私立学校。亦有网民揭露称，当地官员已暗中入股该私立学校。如果算上融资平臺（即地方政府专门为贷款而设立的公司），耒阳政府负债占年度财政收入的比例超过560%。今年5月，耒阳发生了中国首例地方政府欠薪事件。不能排除耒阳政府可能想藉助“分流”的名义推行教育私有化，从而减少政府的公共教育开支，缓解债务问题。不过就在家长抗议爆发前一周，耒阳刚刚为湖南省运动会落成一座耗资5亿的体育馆。当地居民谴责说，政府用百姓的血汗钱修建形象工程，却对最基本的教育问题视而不见。

耒阳只是中国地方政府债务和公共服务短缺的一个缩影。有消息称，在耒阳抗议被镇压之后，湖南其他一些地区也因为类似原因发生小规模抗议。面对沉重债务和重新开始放缓的经济，各地政府可能试图更广泛地采取紧缩和私有化政策作为“解决办法”，不惜以基层群众的生活水平为代价。而耒阳事件表明，这会激起群众的强烈反抗，反而加剧中共独裁政权所面临的挑战。

社会主义者要求为所有人提供优质且免费的教育丶医疗丶幼托丶长照等公共服务。这需要终结现在这个无视群众需要的独裁资本主义，将银行和大企业民主公营，由民主的群众委员会决定资金分配，而不是任由官员将资金浪费在对群众无益的大白象工程上。在2008年全球资本主义危机之后，紧缩丶私有化以及其他反工人政策已经成为世界现象。作为真正的国际主义者，我们呼吁全世界工人阶级联合斗争，一同反抗这个带来混乱和灾难的全球资本主义製度。

刘霞离开中国 但政治迫害仍在继续

7月10日刘霞离开北京前往德国，结束了长达8年的软禁生活。所有反对国家镇压的人都欢迎这个可喜的结果，但这只是个案。刘霞并不是异见活动者，没有被指控任何罪名，她受到迫害是因为不愿与丈夫刘晓波“划清界线”。同时中共对于异见人士的迫害仍在继续。就在刘霞离开的次日，“中国人权观察”组织创办人秦永敏因“颠复国家政权罪”被判入狱13年，这是近年来被判处该项罪名的政治犯中刑期最长的，同时这也是中共发出的一个清晰的政治信号。

德国政府的安排和刘霞抵德之后的活动非常秘密丶低调，这是中共释放她的条件。刘霞的两个兄弟仍作为人质留在中国。她的弟弟刘晖5年前因“诈骗罪”被判入狱11年，现处在保释之中。这被普遍视为政治迫害。如果刘霞在德国批评中共或者做出其他令其不满的言行，刘晖可能随时被关进监狱。也因如此，刘霞没有参加当地纪念刘晓波一周年忌日的活动。所以就算在德国，她仍像受到政治软禁。

不过中共释放刘霞说明它现在面临更大的压力。德国前驻华大使说，一年前刘晓波去世时中国政府正春风得意，不理会国内外要求释放刘霞的声音，但现在它处于逆境。中共将刘霞当作礼物拉拢德国和欧盟联手对抗特朗普贸易攻势。默克尔政府在国内面临着政治危机，联合政府严重不稳，因此它可能也希望用“人权议题”提高自己在国际上的权威。

不过中共未能如愿与德国结盟一同对抗特朗普的贸易战。德国和欧洲资产阶级希望避免贸易战进一步升级，而欧盟的虚弱与分裂令他们害怕和特朗普发生冲突。同时，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和海外影响了欧洲的商业利益也令他们不满。

社会主义者反对中共的政治迫害，要求释放所有政治犯和全面民主。在中美冲突升温的形势下，欧美国家会利用各种“人权民主”议题向中共施压以换取更大的经济利益。虽然中共在国际压力下可能会作出小让步，例如西方自由派关註的个别议题上，但不会改变整体猛烈镇压的路线。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不想终结中共独裁统治。要在中国和全世界结束政治迫害和实现真正的全面民主，只能依靠群众抗争，以及反对富豪专政的社会主义纲领。

黑龙江养老金问题引发担忧

7月底，黑龙江社保厅发布文件称要推迟发放养老金。人们怀疑这可能是因为政府出现养老金危机，因而引发众多关註和担忧。政府公告否认推迟，说这是“工作失误、错发信息”，但显然没有人会相信。同时又有社保部门工作人员称因为养老金上涨导致延迟，不过当地居民表示过去从未出现过这种的情况。政府含煳和自相矛盾的“解释”显然无法打消群众对黑龙江乃至全国养老金亏空问题的担忧。

去年底公布的一份政府报告显示，黑龙江企业养老保险基金赤字高达232亿元。此外其他多个省份情况也不容乐观。根据同一报告，全国10个省份以及新疆兵团的养老金可支付月数不足10个月。更有清华大学及人社部的报告分别指出，全国养老金个人帐户的“空帐”总计已达4.7万亿元（即只有帐面数字，实际并没有资金），空帐率超九成。据估计，中国的养老基金将在30年后耗尽。

中国“改革开放”后，官僚权贵掠夺了计划经济累积的公共财富，所以现在实际上是以年轻人交的钱支付老人的养老金（类似于庞氏骗局）。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生育率下降和高龄化，能够支持养老金体系的劳动年龄人口越来越少，成为亏空问题的重要原因。

贪腐和挪用导致问题更加严重，特别是在2008年政府开始大规模经济刺激和狂热的基建投资之后。养老金挪用金额从2003年的84亿元暴增到2014年的800亿元。同时巨额债务也导致地方政府难以拿出资金填补养老金缺口。

如其他实行紧缩政策的资本主义国家一样，中共政府也打算推出延迟退休政策，通过进一步压榨劳动者来让这个千疮百孔的养老金体系苟延残喘。由于普遍不满和谴责，中共已经推迟了出臺具体计划的时间。在资本主义之下，从未有哪个国家的“改革”可以实现养老金永续。

资本主义无法给与劳动群众体面的晚年生活，因为工人创造的大部分财富被资本家夺走。解决养老金危机需要社会主义纲领：向富人征收重税，将银行和大公司民主公营。这样才能有充足且持久的资金建立真正可持续的养老和社会保障製度，同时保证劳动者获得体面的收入。而这一目标又要和战斗性、反对中共独裁资本主义的独立工人运动联系起来。

辽宁爆发大规模反汙染抗议

8月初，辽宁省朝阳市、盖州市等地大批市民上街抗议，反对政府在当地兴建氧化铝工厂。群众担心工厂会造成汙染，危害健康。在群众的反对行动下，朝阳、盖州两地及辽宁其他3个城市在短短几天内取消了各自的氧化铝项目。以往的种种事件表明，由于官商勾结，兴建项目前的“环境影响评估”经常只是“走形式”，环保要求形同虚设。而且2016年山西氧化铝工厂汙染事件仍让群众心有馀悸。今次投资辽宁氧化铝项目的国家电力投资集团和中国铝业也曾涉入那次事件。因此今次以及以往的诸多反汙染抗议体现出群众对亲资的中共独裁政府严重不信任。

朝阳的工厂计划年产量1000万吨。财新网采访的一名铝业资深人士说，建设这么庞大的项目本身就是一个疯狂的想法，因为它既无法处理排出的大量赤泥，也难以找到足够的销售市场。赤泥是生产氧化铝时产生的汙染性废渣，可能造成严重的地下水汙染。朝阳工厂选址靠近水源地，因而更加危险。支持兴建工厂者称，这些项目能够帮助拉动东北地区衰颓的经济，并创造数千个就业岗位。但实际上群众难以从这些项目中获益。2017年中国全国氧化铝产量约6500万吨，而今次辽宁因抗议取消的几个工厂计划总年产量高达2450万吨，显然将严重恶化产能过剩问题。这意味着，工人不仅会被压低收入，同时还要承受汙染和疾病。

今次群众抗议取得了胜利，甚至对未发生抗议的地区造成压力，因为其他地方政府担心抗议行动会蔓延到本地，变成更大规模的联合抗争。但按照以往经验可以想到，中共政府和这些大企业会试图将项目转移到其他地区。因此反汙染抗争不能局限于邻避运动，必须要有跨区域乃至全球性的联合行动，并联系到反对资本主义及其种种恶果的工人运动，这在空气汙染、水汙染和气候变化等区域性乃至全球尺度的环境保护中尤为重要。因此，想要彻底终结环境汙染，使人类的生存环境真正宜居，必须需要一个社会主义的替代纲领，终结追求利润最大化、由资本驱动的资本主义经济製度。

退伍军人抗争挑战中共政权

全国各地的退伍军人抗议没有停止的迹象。据报导，仅9月初就有至少7个城市发生老兵抗议。抗议者要求政府解决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保障问题。尽管江苏老兵抗议被镇压，但抗争仍然不断发生，因而习近平当局加强对老兵的维稳，试图避免重演大规模退伍军人抗议的事件。

7月24日，山东烟臺三百名老兵计画进北京上访，当局派遣大批警力在火车站围堵。三天后，徐州两名上访老兵在从北京返回的途中发生车祸身亡。人们怀疑这其实是谋杀，在上访期间始终有车辆跟踪他们。

退伍士兵拥有广泛且紧密的网络，具有更大的动员能力。而且他们的抗争可能会影响到现役士兵丶警察对官方的信任，同时挑战民族主义的宣传，给予已经面临内忧外患的习近平政府更大的压力。一百多名退伍士兵在一份联署信上表示，他们不会让自己的孩子去当兵。

就像中国裔学者杨海英所说，退伍军人最后可能将枪口指向习近平。在镇压了镇江抗议之后，中共高官举行紧急会议，试图平息抗议浪潮。「八一」前夕，退役军人事务部宣布提高老兵的补助资金。但是许多人只能多得数百元甚至只有几十元，无异于杯水车薪。

而且地方政府的贪汙与债务问题使得新政策不被信任。济南抗议老兵说：「各省市还在弄虚作假，愚弄老兵。是地方政府亏欠我们的，需要他们拿出部分资金来，他们肯定不会往外掏的。」

自从2008年金融危机后，大规模的经济刺激政策令地方政府背上庞大的债务，并造成各地的地产泡沫，令与政府勾结的一小群精英发了大财。债务问题是地方政府不按规定支付退伍军人待遇的重要原因之一。所以新的退抚方案只不过是用来欺骗抗议者的空话而已。

许多退伍士兵没有稳定就业和社会保障，他们争取更好的生活水平和权利的抗争经常受到独裁政权的暴力镇压，这也是整个中国工人阶级所面临的恶劣处境。我们主张退伍军人和正在迅速激进化的工人阶级联合抗争，透过群众斗争国有化银行和大企业，并施行工人民主的管理，打碎资本家对社会财富的垄断，才能让所有人获得体面的工作丶收入丶社会服务和保障。

中共正加强打压左翼学生社团

自佳士工人斗争以来，特别是8月24日全国抓捕行动之后，中国多所大学的左翼学生社团受到打压，包括北京大学、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北京语言大学、西安理工大学、山西中北大学等等。此外，再有十多名佳士声援团青年被警方绑架，其中五人是北大学生！佳士工人声援团在声明中揭露，“北大校方默许警方绑架，这是高校打压进步学生和左翼社团的又一罪状。”

这是一场极为重要的事件。在中国青年和工人广泛的激进化下，部份毛左学生和年轻人在工人待遇、性骚扰和国家镇压等议题上，与中共当局变得比以前对立。因此，年轻人过去未被政权视为威胁，但现在受到猛烈打压。

镇压大学左翼社团显然是针对佳士工人斗争，受打压的社团往往有成员曾前往深圳声援。中共政权试图全面打击中国的左翼青年力量和反抗思想。如一名只是转发了佳士斗争消息便受到校方处分的学生所说：“校方真正的企图绝不是针对我一个人，而是要通过整人的方式向所有关註和支持佳士工人斗争的同学们以震慑！”校方暗中禁止老师担任社团“指导老师”，试图以此取缔这些社团（强製学生社团必须有“指导老师”也是监控学生活动的措施）。在网络和社交媒体上揭露这些事件的学生也受到威胁警告。西安理工大学称该校的一个左翼社团“思涌学社”是“非法社团”，要求它交出成员名单、活动资料和资金来源，并在学生的讨论群组中抹黑它是一个诈骗组织。

更恶劣的是，有社团成员受到校方、警察和黑社会的暴力袭击。9月27日，北科大“齐民学社”社长张德旺因在网络上抗议校方打压该社团，被勒令休学并被跟踪。张德旺和闻讯而来的10多名声援学生遭到保安的围堵、辱骂和殴打。张德旺报警后反被警方掳走，并被没收了手机。该社团有成员被警告，如果不退出就无法拿到奖学金。自10月底开始，南大“马克思主义阅读研究会”成员接连数日在学校行政楼外抗议，要求与校党委书记见面。

11月1日，6名抗议学生在数名校方领导的面前被学校保安和黑社会围攻，抗议横幅和传单被撕毁，而且一名学生在被拖入行政楼会议室后仍然继续受到殴打。这一切都说明这是校方高层或者政府的命令。各地大学一致采取类似的打压措施，说明这是继8月24日之后中央政府的又一次全国镇压。正如社会主义者过去一再强调的，习近平政府不仅镇压自由派，也会镇压左翼力量，因为现在的中共政权是建立在资本主义主义製度之上，而且它本身就是一个富豪集团。自由派对现行製度的攻击非常“温和”、非常有限，而左翼力量则有可能鼓动工人阶级发起严重得多的挑战，彻底改变中国。

显然是在政府直接或间接的授意之下，学校官僚甚至采取了一些更加荒谬的措施。人民大学一名学生在8月前往广东打工时被克扣工资。他向工厂资方索要欠薪，而得知此事的班主任竟然称“与老板对抗”是“犯罪”，要求他放弃工资立即离开，并要求他每日汇报所在位置。后来他又因转发佳士斗争的资讯被校方列入重点监控的“黑名单”。仅该学生所在学院的黑名单就有12人。在黑名单上不仅有曾声援佳士工人的学生，亦有年初公开反对性骚扰的学生。南京大学则曾突然暂停全校所有社团的运作（即便是普通的兴趣团体也未能幸免），要求它们在3日内提交详细的成员名单、主要成员履历和活动报告，否则可能会被取缔，结果造成更广泛的不满。可见佳士斗争和年轻人的激进化令独裁政权和听命于它的学校官僚成了惊弓之鸟，疯狂地扩大打击范围。中共害怕未来会爆发大规模的学生和青年运动，因此想先发製人。但如社会主义者过去所说，这只会推动更多年轻人政治化和激进化。

学生在网络上和校园裏的抗议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例如北大和北科大至少已经暂停了取缔左翼社团的行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打压和斗争的结束，南大就是一个例子。从去年年底的广东毛派读书会事件以来，可以看出习近平打压左翼青年已经成为一个趋势。即便现在获准继续运作的社团也很可能受到更加严厉的控製和监视。要想抵挡习近平的专製镇压攻势，争取全面的民主权利和社会主义替代方案，左翼需要围绕一系列能够指明当前斗争出路的清晰诉求，采取团结协调的行动。

反对打压毛派和左翼社团，要求言论自由、研究自由和政治结社自由！
释放佳士斗争所有被捕！强烈谴责暴力镇压！
争取组织民主工会和学生团体的权利！组织国际声援，反对独裁统治和资本主义！

中国：左翼学生遭受新一轮打压

新一轮政治打压正横扫中国的大学校园。自11月初以来，当局已经拘捕了10多名学生，他们均曾声援过争取独立工会的深圳佳士工人斗争。工人国际委员会（CWI）在世界各地成员也曾发起声援抗议。现在中共政府继续镇压佳士工人抗争，并将声援团定性为非法组织。

佳士工人斗争于7月份遭到残酷镇压，工人领袖被解雇、殴打、逮捕。余浚聪、米久平、刘鹏华、李展等工人领袖被捕已超过百日。他们被控“寻衅滋事罪”，最高可被判囚5年。由于中国的法院完全处在独裁政权的控製之下，审判结果往往早就拟定好了。

佳士声援团

在7月的镇压之后，一些自称为“毛派”或者“马克思主义者”的学生组建了佳士工人声援团。他们动员了许多学生和年轻人前往深圳抗议警察镇压、支持佳士工人斗争。中国劳工论坛和CWI的中国支持者欢迎他们的做法，而这也表明正在兴起的中国独立工人运动进入了一个重要的新阶段。

8月24日，警方突击搜查了佳士声援团的聚集点。部分声援团成员被押送回家。但是还有一些人被拘留至今仍未释放，下落不明，其中包括两名女性成员沉梦雨和嶽昕。她们分别毕业于中山大学和北京大学这两个精英学府。嶽昕也是中国#MeToo运动中的主要人物，这说明中国的各种抗争运动正在相互联系起来，也说明“毛派”这个标签并不能准确描述中国新一代左翼活动分子。这些左翼青年普遍具有国际主义视角。他们一方面反对中国工人所受的残酷剥削，另一方面也受到国际女权运动、民主运动和社会主义斗争的鼓舞。

在受到镇压之后，这些学生并未停止斗争，而是对国家镇压发起反击，发起进一步的声援运动、发放传单、在校园裏举行抗议，并在网络上广泛呼吁，吸引人们关註失踪的声援者。例如，他们发起“寻月行动”，呼吁人们一同要求当局释放嶽昕和其他声援者。在中国20多年来最严酷的政治镇压之下，这些无畏的年轻人树立起了一个鼓舞人心的榜样。

打压进入新阶段

不过最近大学左翼学生社团被打压的事件表明，习近平政权的镇压行动已经猛烈升级。这些事件明显是由中央政府指挥的全国行动，目的是压製中国年轻人和工人当中正在增长的左翼思想。

旅居美国的CWI成员胡旭方说：“这不是中共和习近平政权第一次打压中国的新兴工人运动，但是这表明打压进入了新阶段。”胡旭方参与组织了声援被捕学生和工人的行动。

他告诉中国劳工论坛：“当局已经宣布佳士声援团为‘非法组织’。这意味着参加声援的年轻人可能会遭到严厉打压。”

当局在中国地位最高的大学裏公然绑架、殴打左翼学生，製造白色恐怖，宛如黑帮一般。

例如在11月9日，不久前刚从北大毕业的声援团成员张圣业在北大校园内被10多名黑衣人绑架。一名目击者告诉法新社：“张圣业遭到暴打，然后被他们带走了”。一些想要用手机拍下事件的学生也遭到殴打，并被警告不要继续拍照。当时一名过路学生也无缘无故遭到殴打，而且他在网络上披露自己的经历以示抗议之后便“被失踪”，足见当局何其残暴和疯狂。

“非法活动”

北大校方指控张圣业和佳士声援团从事“非法活动”（北大新任校党委书记邱水平曾任中共国安高层），并警告北大学生如果不退出声援运动就会被警察找上门。

一名学生告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现在整个北大校园都笼罩在白色恐怖底下，就算你只是刚好在维权人士曾经发传单的地方，保安也会来找你问话。”

北大的事件不是个别事件。在张圣业被绑架之后，上海、广州、深圳和武汉的也有左翼人士被绑架。

一名北大学生对路透社说：“政府想把佳士工人声援团一网打尽，否则为什么突然发动如此大规模的行动，一下逮捕这么多人？”

中国许多大学开始试图取缔“毛派”和“马克思主义”学生社团。过去政府容许这些社团的存在，只要它们只是在学术上研究毛泽东或者马克思的着作，不过即便如此它们也还是受到政府监控。11月初，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阅读研究会”的学生发起抗议，反对校方取缔该社团，数名抗议学生被殴打和逮捕。

广西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则强製检查学生和教师的手机、电脑和外部存储装置裏是否有“违法”影音内容。在中国人民大学，校方将那些参加佳士声援团的学生列入黑名单，导致美国康乃尔大学取消了与人大的两个交流项目。

工人和学生的声援运动

国际特赦组织和其他一些国际组织要求中国政府释放被捕的左翼人士。这是值得欢迎的，但是以往的经验表明，能给独裁政权施加最大压力的是基层年轻人和工人的国际声援运动。外国的学生会以及社会主义/左翼学生若在自己的大学裏发动声援抗议，要求审视与中国大学的官方来往，会取得很好的效果。

胡旭方解释说：“最近的镇压也表明，习近平政权正面临严重危机。中国经济正出现越来越大的问题。镇压行动正将许多自称‘毛派’的左翼学生推到独裁政权的对立面上，这是过去没有发生过的。”

中国劳工论坛紧急呼吁我们在国际上的所有同誌继续扩大声援行动，到当地的中国大使馆/领事馆和大学裏举行抗议，声援受到迫害的中国工人、学生和左翼人士。

停止打压中国左翼学生！
停止大学校园的政治打压！
立即释放所有被捕工人和佳士声援团成员！
全世界工人支持中国工人组建独立工会！

中国经济：习近平的180度改变

正当中美关系陷入四十年来最严重的危机之际，中国经济也在继续放缓。不过，特朗普掀起的中美贸易战并不是中国经济困境的主要原因。

纵使面对特朗普自七月开始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并在九月扩大加征关税的范围，中国的对外出口（包括对美国）实际上仍然在增长。由于许多订单赶在关税实行之前运送到埠以及美元强势等各种原因，中国的出口在2018年头9个月增长了12%。据报，美国第三季的对华贸易逆差达到了1060亿美元（去年同期是920亿）。

其实中国的主要问题乃是出在国内方面，尤其是习近平在过去18个月来的去杠杆运动和整顿影子银行，导致了严重的信贷紧缩，进而拖累了消费、投资以及许多高负债企业的财务状况。今年10月部分主要经济行业（包括汽车业、房产业和电子业）销售额下降。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的资料，10月份汽车的销量比去年同期下跌了11.7%。目前中国是世界第一大汽车市场。

虽然经济放缓在春季已经开始，但习近平政府直到最近才决定放弃去杠杆政策。他们明了当下严重的债务水平是个计时炸弹，未来将会威胁到整个银行系统，乃至中共政权本身。

10年来的最低增速

不过，信贷紧缩主要是打击了私人企业，导致私企债务违约事件大幅上升，越来越多公司需要中央或地方政府出手拯救。

中国第三季度总体经济增长率为6.5%（这是自10年前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最差的），而私营部门的情况更是糟糕，近乎衰退。

而且许多经济学者怀疑官方数据，认为真正的增长率只有3-4%。也就是说受惠于特朗普2万亿美元刺激方案的美国经济，实际增长速度可能已超过中国。

“现在是非常时期”，《南华早报》的王向伟称，“中国私营部门提供了60%的GDP和80%的工作职位，而其商业信心正处于历史低位。”

中国招商银行首席经济师丁安华说：“有证据显示中国的私营部门陷入了资本主义经济改革40年以来未曾出现过的困境。”

质押股票危机

这也是中国股市大泻的重要原因。沪深300指数自1月以来已下跌了三成。到目前为止今年股市蒸发了21万亿人民币，这相当于中国“一带一路”投资金额的10倍。

今年全球“新兴市场”的股市都大跌，而且自10月开始抛售潮亦蔓延到美国和其他发达经济体的股市。其原因有很多，不过主要是资本家对于中美贸易战以及全球经济前景感到害怕。

但在中国股灾会带来更多的危险，因为许多私人企业质押其股份以获得贷款。由于政府打击金融风险，收紧融资渠道，押股借贷变得更加广泛。沪深3,491间上市企业当中，只有13间没有这么做。

10月股灾继续恶化，。政府资料显示，至10月12日中国35%的质押股票（市值达8.9亿人民币）已跌穿止损线，将会被银行抛售，而另外61%亦接近“警戒水平”。

“质押股票危机”正触发一个恶性循环。上海的一名投资经理告诉《南华早报》：“股票下跌导致平仓，而平仓则令股票进一步下跌。”为了打破这个循环，政府推出一系列新措施试图托底股市。

政府透过国有证券公司，向股市註入更多资金，支撑最危险的企业。政府亦修改规则，让企业更容易买回自己的股份（这是华尔街常见的伎俩，能够暂时抬高股票价格）。短期内，这些措施能够防止中国股市继续下滑。但问题是这能够维持多久？尤其是如果实体经济与全球经济继续恶化的话。

“国进民退”

就在政府急忙干预股市并推出新政策支持私企的同时，习近平亦正推动大型政治宣传来安抚资本家。同时这也是为了安抚美国和其他外资，因为如果贸易战持续下去，会有越来越多的外资将生产线从中国搬到其他低薪、无工会的国家。

11月，中国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宣布将至少三分之一的新贷款划定给私人企业，而且这个比例会在未来３年内增加到五成。11月16日央行发出声明，要求金融部门“提高政治站位”，将更多资金註入到实体经济之中。在此之前，中国官方数据显示今年1-8月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是自2003年以来最低的。

习近平承诺“毫不动摇”地支持私营部门，更将其形容为“我们自己人”。习近平在11月的私营企业座谈会当中，“前所未见”地对着百度李彦宏、腾讯马化腾等约50名大资本家再次重申这个立场。根据新华社报导，习近平在会上称：“社会上有的人发表了一些否定、怀疑民营经济的言论……这些说法是完全错误的。”

他之所以这么说显然是为了平息资本家对于“国进民退”的普遍担忧。

“国进民退”并非是出于“意识形态”的目的，也不是为了回到旧时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而是因为资本主义危机和私有经济需要政府援助。

根据《日经亚洲》报导，中国上市公司的总债务在过去5年间翻了一倍，达到近33万亿人民币。如果没有新的信贷，许多负债的上市企业将无法偿还债务。

搁置去杠杆计划

地方政府已经宣布推出新的“援助资金”。一系列纾困方案实际上已将至少30家上市企业“国有化”。但是，政府官员大力强调这些都只是暂时性的措施，他们也不会“干预”这些公司的日常运作，而且“当市场状况改善”的时候政府就会出售其股权（《南华早报》11月17日）。

习近平的首席经济顾问、副总理刘鹤在接受《人民日报》访问时说政府的纾困方案展现了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之间的相互依存和合作：“民营企业经营状况好了，国有资本可以退出。”

最新一轮的国家干预自然意味着停止去杠杆计划。本来已经负债累累的地方政府现在被要求扛起更多的债务去拯救出问题的私企。在资本主义经济下，由于没有工人阶级的民主计划，这只会加剧产能过剩和“僵尸企业”的问题。

所有这些措施反映了习近平政权自10月开始出现了重大的政策改变。正如我们所预料的一样，至少在可见的将来，去杠杆计划已经被搁置。在过去一个月，国家发改委批准了总值至少1300亿人民币的基建项目。

花旗银行中国首席经济师刘利刚指出：“这些政策说明中国基本上已经叫停了去杠杆计划。”

隐藏债务

这裏有两点需要註意。首先，刘鹤和习近平都把自己的个人权威押在去杠杆计划上。因此现在的政策大逆转显示了中国经济的严峻处境，而且习近平的“强人”形象必定受到打击。这也证明了我们的说法，当局能够操控经济的空间已经大大萎缩。

第二，中国未来的债务危机将会更加严重。“我对于2019年能否大幅去杠杆不感乐观，债务水平很可能会维持现状，甚至可能会上升，而这可能会带来灾难”，香港智库东方资本的Andrew Collier指出，“迟早会出现广泛的债务违约。”

2004-08年间，中国的总债务维持在GDP的170%到180%，但根据国际金融协会的资料，自2008年底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到今年第一季度，中国的总债务从GDP的171%暴增到299%。

而且现在的数据可能也低估了真实状况。标普全球评级在10月16日的一份报告中警告说，中国地方政府通过影子银行隐瞒了部分债务，总额可能达到40万亿人民币。这个金额是地方政府债务官方数字（2018年1月数字为16.6万亿人民币）的三倍。

标准普尔的报告警告：“这是一座债务冰山，存在巨大的信贷风险。”

国际冲突、全球经济再次进入经济危机的阴霾以及中国工人阶级越加有组织、有协调的斗争，都对习近平政权造成压力。当局一贯以镇压作为回应，但现在这已经不能确保政权的“稳定”。我们在未来数月乃至数年的任务，是建设一个清晰的、社会主义的工人阶级替代方案，以取代习近平的独裁製度与中国债臺高筑的国家资本主义。

习近平推动的「国进民退」代表什麽？

9月初，财经作家吴小平发表一篇文章，称中国私有经济应「逐渐离场」，引发热议。政府很快从网络上删除这篇文章。官方媒体更是表示，这种「蛊惑人心」的观点可能是「别有用心」。不久之后，习近平视察辽阳和深圳时也再次说到，政府会毫不动摇地保护私有经济。但政府的解释没有减轻资本家和自由派经济学家的担忧和不满。

一位资深基金经理访问了40多家上市私企高管，绝大多数人都表示对当前的经济状况感到「恐慌」，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习近平进一步加强国家资本主义（即扩大国有企业的角色）的趋势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一家新能源工程和谘询公司的董事长说：「我们现在无力和国企竞争。现在更多的工程都给了他们」。但是必须明确的是，习近平的做法和社会主义没有任何关系，他的目的仍然是保护这个服务于少数统治精英和资产阶级的独裁资本主义製度。

到10月为止，国有资本已经收购了至少30多家上市私企的控股权。这尽管只占中国上市公司的一小部份，但被广泛视为「国进民退」的新信号。如上海的一位投资公司经理所说，中共这麽做并非出于意识形态的目的，而是迫不得已。我们同意这一观点。这些被收购的公司背负着非常高的债务，面临破产，令投资者丶银行丶国内政治乃至国际关系都处在危险之中。中国私有企业总共将价值4.5万亿元人民币的股票（相当于沪深股市总市值的10%）抵押给银行以获取贷款，现在其中35%已经跌破止损线，可能随时会被银行抛售，进而导致股市进一步下跌，形成恶性循环。

资本家一直抱怨国有企业更容易从银行获得廉价贷款和纾困措施。近两年来的去杠杆丶去产能以及反汙染运动，以及现在的贸易战，令大量私有企业破产或停业，或者收紧它们的融资渠道。今年前7个月，中国私企利润同比暴跌27.9%，而国企则增加了28.5%。

自去年以来，中共政府强製万达丶海航等大型私企出售资产以减少负债。安邦保险和华信能源更是分别被保监会和上海市政府接管（即「国有化」）。相比之下，今年10月一汽集团宣布它将获得一万亿元人民币的天价贷款。海通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姜超写到：「导致中国经济当前问题的并不是去杠杆，而是因为政府主导的经济力量大幅上升，导致了资金大量流入国企和政府部门，而民企获得资金较少」。社会主义者反对这些自由派经济学家的主张（即通过私有化等方式削减国有经济），我们认为只有由工人阶级控製的真正的公有製和民主计划经济才能解决国有部门和私有部门两方面的问题，但这些自由派评论家正确地指明了中共政府的政策方向。

面对严重的经济风险和国际冲突，习近平政权试图加强对经济的控製（也包括要求私企和外企设立党支部），从而让自己的经济政策得到更忠实的执行。关键问题在于政权的控製力，而非意识形态。习近平政权支持发展资本主义，不过它不想资本家太过独立以至于像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那样能够通过「市场的力量」左右政府的政策。同时贸易冲突和保护主义政策令中共政权收购美欧高科技企业的计划受到重挫。这可能使「中国製造2025」计划不可能以现在的方式实现。所以中共打算向本国企业註入更多资源，开发本土技术，以避免再次发生像中兴公司以及最近的福建晋华集成电路公司那样足以打击中国科技发展和削弱政权权威的事件。得到最多资金的当然会是在红色贵族掌控下的国有企业。

习近平当局的做法激起了亲自由派学者乃至政府官员的批评。在9月一场经济论坛上，前财经部门高官杨伟民指责政府的经济改革是「假改革」。前财政部长楼继伟则要求政府落实「供给侧改革」（亦即私有化丶去管製丶减税和削减工人待遇）。有消息称，出席这场论坛的习近平首席经济顾问刘鹤也认同这些自由派主张，但是他不敢公开表示支持。不能排除如果中国经济再次出现严重震荡，习近平的国家资本主义政策和个人独裁已经开始成为党内权斗的焦点和导火索。最近几周，习近平被迫转变口风，发表了一些关于「保护私有经济」的演讲，并出臺了一些安抚私人资本家的新政策。这是因为私有部门的经济危机正在恶化，投资锐减。所以这只不过是政权平衡各方面经济压力的措施，而非真的改变了政治方向。

习近平强化国家资本主义的政策绝不是所谓的回归「社会主义」和「计划经济」（中国从来都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实际上，在2008年经济危机之后，加强国家资本主义是一个全球趋势，例如美国政府收购重组通用汽车丶保险业巨头AIG和其他公司。当时德国和英国政府也被迫将一些银行国有化。现在特朗普的关税政策也是在削弱「自由市场」，加强政府管製。这些措施只不过是试图保护资本主义製度，以免它毁于自己的毁灭性力量。同时中国的国有企业早已按照资本主义的方式运作，如资本家一样通过外包丶大量使用低薪派遣工和新自由主义伎俩剥削着基层工人，将工人创造的财富送入中共统治精英丶贪腐官员和股东（包括外国资本家）的口袋。

但是社会主义者和工人运动反对将国企私有化，因为私有化和随之而来的一系列政策将进一步打击工人权益，令富豪们聚敛更多财富。要求改革的楼继伟曾荒谬地批评中国工人工资增长「过快」！唯一能够解决现在的经济困境和恶劣生活水平的方法，是将大公司和银行（无论国企还是私企）收归民主公营，使之受到民选产生的委员会监督，而不是为独裁者拥有和挪用的党产，真正服务于创造了这些财富的工人群众。

中共将新疆拘留营「合法化」

10月初，新疆当局修改了《去极端化条例》，将用于种族主义迫害的拘留营「合法化」。据估计有100万人被关押在拘留营中，其中绝大部分是维吾尔族，另外有小部分哈萨克族和回族。近年来中共疯狂加强对新疆的监控和镇压，要求地方官员「尽最大努力拘留所有应该拘留的人」。

留大胡子丶戒烟或者收看外国宗教电视节目都有可能被直接送入拘留营。被拘留人数暴增，有时甚至超过地方政府的预想。2017年新疆司法部门支出30亿元人民币，将近预算的6倍，其中大多数资金都是用于兴建拘留营。有曾经被关入拘留营的受害者告诉媒体，他们当时被要求放弃伊斯兰教信仰，宣示效忠中共政权，否则会受到处罚，例如关禁闭丶殴打丶禁食等等。

在当前的贸易战和帝国主义冲突下，原本不关心中国人权状况的美欧政府试图利用新疆等人权和民主议题向中共政权施加更大压力，迫使它在贸易和开放市场等方面作出让步。特朗普政府和一些共和党议员曾提出应就新疆问题对中国采取製裁。在11月6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审议中国人权问题时，西方政府代表一同对中国做出谴责。在过去几个月裏，中国官方媒体和新疆当局大肆美化宣传所谓的「培训中心」，并突然将它变成「合法」部门，主要原因之一可能正是为了应对西方政府的压力。

不过中共不会因此停止对于新疆的镇压，因为这不但会点燃新疆少数民族的独立运动，而且很可能会在西藏丶内蒙甚至汉族地区引起连锁的群众运动，威胁到整个独裁政权甚至资本主义製度。而西方政府也不会支持终结中共独裁统治，因为它们和中国仍有着巨大的商业往来。它们想要的是将独裁政权「改良」，使之更顺从西方的要求。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人权理事会在中国的压力下最终没有公布新疆丶西藏丶内蒙丶香港的6个异见团体的意见书，而中国官方的人权报道则获得通过。各个寄望于借助西方向中共施压的自由派政党或人权组织，包括香港众誌，又再次换来一次失望。

有分析人士认为，中共可能打算在新疆建设一个全面的洗脑系统。将来这些手段很可能会被用于打压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群众。实际上，中共已经将打压打压伊斯兰教的行动扩大至宁夏等较为温顺的回族地区，引起回族群众的担忧和恐惧，并在今年8月引发一场保护清真寺的抗议。社会主义者反对种族丶宗教和文化迫害，支持宗教信仰自由和全面的民主权利，这需要以一个社会主义的纲领团结所有民族的工人群众，终结专製统治。

退伍士兵武力对抗当局镇压

10月初，山东平度约40名退伍士兵准备前往北京上访，要求政府改善他们的生活待遇，但遭到平度政府的拦截和殴打。很快全国各地上千名退伍士兵赶赴平度声援。近年来类似的场景在中国越来越多。退伍士兵的策略变得更为有效，使他们能够迅速动员大批人前去声援被当局暴力打压的同僚。但与以往极为不同的是，今次的抗议者携带了木棍和灭火器以对抗警察镇压。这种情况是中国近年来未曾出现过的，再一次表明中国群众斗争正在激进化，对中共独裁政权做出愈发严重的挑战。

平度抗议者做此准备，很可能与4个月前江苏镇江退伍士兵抗议有关。当时数千名抗议者遭到约万名警力的暴力镇压，500多人被打伤，而且有消息称可能有3人被打死。镇江事件可能是近年来中国政府在汉族地区最大丶最严重的一次镇压行动。但今次平度抗议表明，镇压未能吓倒抗争群众，反而激起更激烈的反抗。虽然平度抗议最终仍被镇压，但可以想见，未来很可能会出现更猛烈的抵抗。

退伍士兵抗议一方面涉及到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各地政府大肆举债投资无用基建，不仅缺少资金提高退伍士兵的生活待遇，甚至克扣他们应有的补助挪作他用。但另一方面，退伍士兵恶劣的生活状况也反映出中国整体的贫穷问题，养老丶医疗等社会保障匮乏，以及越多来多人从事低收入的不稳定工作。这也是退伍士兵抗议获得大量群众支持的重要原因。

虽然中共政府承诺改善退伍士兵的生活状况，并为此建立了退役军人事务部，但是接连发生的抗议表明这并没有实际效果，抗议者已对这些承诺表示不信任。退伍士兵抗议可以鼓舞其他群众斗争，但是没有哪个群体能够孤军奋战。退伍士兵须要和工人斗争以及其他群众抗议联合起来，一同对抗这个不顾群众福祉的贪腐独裁政权。

范冰冰逃税被查 揭露中国税收黑洞

今年5月，央视前主持人崔永元揭露着名演员范冰冰逃税。范冰冰已连续4年成为中国收入最高的演员。去年她的收入为3亿元人民币。不久之后，范冰冰便被秘密关押和调查。直到10月初她才再次现身，在微博上发布了一封道歉信，承认逃税，并表示完全接受政府的处罚决定。随后新华社报导称，由于范冰冰属于“初犯”，只要她缴纳近9亿元欠税及罚款，就不会追究刑事责任。这显然是一场交易。同时税务部门表示，其他演艺公司如果在今年年内缴清欠税，可以免于罚款和起诉。

逃税成为公开的秘密

逃税在中国资本家和上层精英中非常普遍，已经是公开的秘密。各地政府和税务部门为了吸引投资和收取贿赂，经常视而不见。有匿名电影人告诉媒体，在范冰冰事件爆发之后，明星们赶忙补税，税务部门在“四个月内把一年的税收任务都完成了”。中国经济一再发出警号，中美贸易战不断升温，中共当局可能希望通过徵收欠税来强化政府的财政收入和经济实力，同时减少资本外逃至美国等国家，以便应对未来的危机。范冰冰显然是一个很好的“典型”。许多人对范冰冰抱着“愉快的蔑视”，因为仅仅是她欠的税就已经超过任何普通劳动者乃至中产阶级一生的收入。也有人愤怒地说，“普通人只赚很少钱，但还是需要诚实缴税”。不过政府并不会把这些税收用于建设完善的公共服务，为所有人提供免费的公共住房、教育和医疗，而是继续兴建无用的大白象工程，令这些钱流入中共统治精英和贪腐官员的口袋。

另一方面，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Chatham House）中国问题专家魏伊（Roderic Wye）认为，中共调查和处罚范冰冰是为了告诉所有人：“没有人可以凌驾于政府之上，没有人可以逃出政府的监管”。近年来，中共一直在打压娱乐节目和娱乐新闻，禁製任何党路线之外的讯息。除了在政治及经济新闻作出严格审查外，独裁政权也在文化生活上进行家长式管製，越来越限製甚至禁製神鬼、性爱甚至是娱乐八卦的话题。

在过去江泽民时期中共喜欢利用这些花边话题和消费主义来麻醉群众，但今天习近平政权对这些讯息也感到不安。这也与政权越来越宣传传统家庭观念、儒家伪道德。另外，娱乐圈是富豪权贵的后花园，明星的八卦话题自然牵涉不少官员，中共对这些讯息传播自然感到不悦。中共通过惩罚范冰冰强化对娱乐圈的控製。

“习近平思想”入电视节目

今年10月，中共推出电视节目《新时代学习大会》（意即学习习近平），于湖南卫视等电视臺和人民网等网站播出。该节目以问答竞赛的方式进行，参赛者均是大学生，并邀请所谓“马克思主义学院”的专家学者担任嘉宾，试图吸引中国青年学习“习近平思想”，并继续煽动对习皇帝的个人崇拜。佳士工人斗争和此前的一系列大规模网络抗议表明中国年轻人正在明显激进化。中共试图通过此类电视节目加强思想箝製，但势必难以取得实际效果。

《新时代学习大会》明显在为习近平及其“思想”做宣传：该节目每一集的标题均以于十九大被加入中共党章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开头；节目内容几乎都与习思想和习近平的个人经历相关，包括背诵“习语录”；最后的演讲环节即使声称是参赛者阐述自己的观点，但当然不会真的让选手自由言论的空间，他们只会为习近平和中共政权唱贊歌。

像在背诵课本一样

习近平采取空前的镇压和社会/媒体管製、建立一人独裁、树立个人崇拜的许多做法令民间已有很大不满，即使用一些虚伪的“爱民”言论也压不住。画像遭泼墨、P2P爆雷及受害者维权、佳士工人斗争等事件也迫使习近平势力考虑用新的方式进行意识形态的灌输，而电视问答秀的形式则被认为“年轻有趣”，因而被用于这次对习近平的个人宣传。

但现实情况却不如策划者所想。尽管光明网称“收视率一路飘红”、“关註度仍在持续升温”，该节目实际上并未在中国引爆明显的关註和支持，年轻人的评论也大多是在嘲讽。节目内容和参赛者显然是排练好了的，被形容“都像在背诵课本一样”。当恶劣的生活处境、贫富差距和镇压推动越来越多年轻人转向政权的对立面、甚至参加抗争时，中共企图控製思想的把戏只会引来更多不满。

社会主义者反对中共独裁统治和它的个人崇拜及民族主义宣传，反对它通过这些手段所维护的资本主义。我们要求终结独裁资本主义製度，主张在民主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下将媒体民主公营，成为基层群众的发声渠道，而不是独裁者和资产阶级精英的愚民工具。

中国：释放女权工运分子嶽昕

去年刚从北京大学毕业的嶽昕，在8月24日与佳士声援团的另外约50位学生和青年一起被逮捕，一直被秘密拘留到现在。现在网路上发起了“寻月行动”，要求释放嶽昕。在佳士工人抗争以前，嶽昕已经因#Metoo运动而出名。去年4月，她和其他7名北京大学学生要求校方公开22年前一起性侵案件的文件。

此前，一名女网民在社交媒体指出，北京大学一位教授在1996年强奸了她的同学，还汙蔑她的同学是疯子，最后她的同学自杀了。这起事件成为中国#Metoo运动的重要案例。北京大学公布了1998年的一份处分文件，遭到大众的广泛质疑。该文件指事主曾要求和疑犯建立“恋爱关系”，却没有提到任何有关性侵和性关系的事情。该教授只是受到“不当行为”的处分。

胁迫和施压

这份文件公布之后的几天，嶽昕和其他同学向校方申请公布与该案相关的所有文件。从那之后校方不断骚扰和威胁这些学生，指控她们“与境外势力勾结”，还威胁不让她们毕业，企图迫使她们撤回申请书。4月20日校方发布了一则没有具体内容的回应。在两天之后的午夜，辅导员带嶽昕的妈妈到她的宿舍，要求嶽昕删除所有申请资料，并保证不再行动。之后嶽昕就被带回家裏。

嶽昕在网络上发出抗议，说校方扭曲事实并且使她的妈妈精神崩溃，引发北大内外许多人表示声援。有人在北大校园裏张贴声援海报，但是很快就被移除。在中国社交媒体上，嶽昕的名字也变成了被禁止的“敏感词”。

后来嶽昕参加了佳士工人斗争，并成为佳士声援团的领头人物。这表明，在中国青年与工人阶级显着激进化的背景下，不同界别的群众运动正在融合。

另一位声援团女成员沉梦雨在深圳绑架之后，至今下落不明。在沉被绑架后，嶽昕发挥了突出作用。她发表公开演讲，撰写文章，接受媒体采访，声援试图建立独立工会而受到警察打压的佳士工人。

8月24日，警察于清晨突袭声援团的聚集点，逮捕了大批声援团成员。此后不久，在被集体关押的地方，嶽昕努力鼓舞被捕者。虽然嶽昕给习近平的公开信留表现出对于中共政权的“忠诚”或者幻想（也有可能是想借此保护声援团免被国家镇压），但是她在斗争中的勇气和努力是值得敬佩的。

社会主义者和中国劳工论坛主张左翼采取有协调、有组织的抗议，反对政府不断镇压左翼青年和群众斗争。像是最近对于中国各地大学左翼学生社团受到镇压，超过10位和佳士抗争有关的学生和工人被捕。在团结对抗国家镇压的同时，我们可以以民主的方式辩论左翼内部关于纲领、分析和策略的政治分歧。

独立工会

嶽昕和沉孟雨、顾佳悦，以及其他许多佳士声援团成员，仍然被秘密拘留，可能之后还会有更严重的迫害。顾佳悦在8月24日于北京被广东警方逮捕。她涉入2017年底到2018年初的广东毛派读书会事件。当时有许多毛派青年因被指控“聚众扰乱社会秩序”而受到逮捕或通缉。顾佳悦此次被捕，部分是广东当局为了先前读书会事件而进行的“报復”。同时，四位佳士斗争工人正在等待审判：余浚聪、刘鹏华、米久平、李展。政府将他们的罪名从“寻衅滋事”变成“聚众扰乱社会秩序”，最高刑期从5年增加到7年。

我们社会主义者要求立即释放所有佳士斗争的被捕者，立即在中国实现完全的民主权利，包含言论自由、新闻自由、集会与示威的自由。至关重要的是，我们要求建立独立民主工会与政治组织的权利。我们主张中国的左翼围绕着这些诉求建设一个协调的、有组织的运动，反对独裁政权，并反对中共所保护和赖以统治的资本主义。

二零一九年

广东万人游行 反高危废物处理中心

2018年10月23日和24日，广东顺德杏坛镇爆发万人游行，反对于当地兴建高危化学废品处理厂。甚至有部分警员也加入游行。该处理厂选址200米范围内便有密集居民区而且接近水源地，一旦建成可能威胁周边多个城市百万人的饮用水安全。因此除了杏坛镇居民，亦有周边地区的居民表示坚决反对。在逾万名群众的反对声浪及抗议行动下，当局于25日表示停止此次工程。

政府和工程承建方曾宣称将采取必要安全措施，不会对周边造成汙染。然而以往多次类似事件已经让很多群众无法相信官方说辞。抗议爆发后，政府公告称该项目尚未审批，亦未开始建设，但当地居民见到已有许多机器进驻准备动工。因此该项目很可能是“未批先建”，那么所谓的环境影响评估也只不过会是走过场。

“死亡通知”

据当地居民透露，杏坛镇已经饱受多家工厂汙染。因此居民对于这个新的废品处理厂的担忧显然是合理的。有居民说，在听到建设这个废品处理厂的消息之后有如接到了“死亡通知”。杏坛镇居民收集6万人联名要求政府取消该项目，但被政府无视，因此自发上街抗议。

尽管官方依旧试图封锁消息，但此次抗议并为遭到暴力镇压。这可能是因为当时正值习近平考察广东的敏感时间点，当地政府害怕暴力镇压可能会促使抗议者尝试围堵习近平，令习近平和中共大失颜面。

当地居民指出，当局只是说停止项目，并非终止或取消，这意味着地方官员为了政绩，还是会找机会重启此工程，或者将项目转移到其它地区。

今次杏坛镇的反汙染抗争再次表明，习近平政府的反汙染运动并未解决汙染问题。波及范围甚广的空气和水汙染也说明“邻避运动”是不够的，需要各地的反汙染斗争——全省、全国甚至全球——串联起来，建设一场有组织的、协调的基层环保运动。大企业、大财团汙染环境的种种做法，也要归咎于将追逐利润放在首位的资本主义製度，因此想要真正解决环境问题，必须提出社会主义替代方案。

孟宏伟被捕 中共权斗未息

2018年9月25日，中国公安部副部长、国际刑警组织首位中国籍主席孟宏伟在从法国裏昂（国际刑警组织总部所在地）返回中国之后失踪。一周后，他在法国的妻子Grace Meng向法国警方报案，引起轩然大波，得到国际媒体广泛关註。国际刑警组织要求中国政府解释孟宏伟的处境。迫于国际压力，中国政府宣布孟宏伟涉嫌违法，正在接受调查。几小时后，公安部的一场紧急会议提到孟宏伟涉嫌贪汙。

权力斗争

Grace Meng否认孟宏伟涉入贪腐，并说他是受到“政治迫害”。这很可能只有一部分是真实的。有消息称，Grace Meng通过孟宏伟担任多家公司的“挂名高管”，年收入超过500万元人民币。但同时一系列迹象表明孟宏伟被捕的真实原因很可能是因为权力斗争而非贪腐。

习近平的反腐运动主要目的便是清洗政敌。在公安部的紧急会议上，部长赵克誌提到要“彻底肃清周永康遗毒”，并要求公安部门“绝对忠诚”于习近平。而去年中纪委已承认周永康等高官落马是因为“搞阴谋活动”。而且中国政府向国际刑警组织提供大笔资金以换取孟宏伟担任主席，从而便于发布“红色通缉令”追捕流亡海外的政敌、异见人士和逃犯，也难以让人相信今次抓捕孟宏伟只是因为贪腐问题。

Grace Meng在这场事件中角色也尤为突出。以往落马高官的家属通常会保持沉默，以免遭到当局更严厉的报復，但今次Grace Meng却主动踢爆事件，并积极寻求国际关註。她已雇用了两家欧洲法律公司追寻孟宏伟的下落并游说外国政府向中共施加外交压力。美欧政府可能也乐于以此作为向中共施压、谋取经济和地缘政治利益的借口。无论Grace Meng目的如何，她的做法都对中共造成更大压力，亦可能反过来被反习官僚用作武器，加剧权斗。

中美冲突已经开始动摇习近平的个人权威和一人独裁，曾暂时减弱的权力斗争正在重新点燃。独裁政权内无论哪个派系都无法给贫穷、受到打压的工人和年轻人提供出路，但是统治集团的分裂会曝露出政权内的更多丑闻，同时也会打破“稳定”的假象，鼓舞群众斗争的信心。

高校同誌社团受到打压

中国公众对同誌的越来越包容。2015年年末联合国调查显示，85%的异性恋受访者贊成同性婚姻合法化。这尤其反映出年轻人对待同誌平权的态度。美国《外交》杂誌报导说，今年中国国际不再恐同日（5月17日）的庆祝活动规模空前巨大。许多大学生走上街头派发支持同誌团体的传单、彩虹勛章等物品。但与此同时政府和高校校方对同誌社团严防死堵，习近平上臺之后更是变本加厉，越来越多地使用国家机器参与打压，甚至扣上“勾结境外势力的帽子”，实际上正是在巩固对性小众的歧视与压迫。

禁止同誌社团活动

2017年国际不再恐同日，广州一些高校的同誌团体原本计划在这一天举办扬旗、彩虹拥抱等活动。然而就在两天前，社团负责人纷纷受到了辅导员的“喝茶”邀请。这些被校方禁止的学生同誌团体多年来一直处在地下状态，没人知道他们是如何获知社团成员名单的，也没人知道他们是如何怎么洞悉到尚未公布实施的活动计划的。据猜测，这是因为警方窃听了社团成员的通讯。

有了解内情的学生告诉社团成员，他们的手机号已经出现在了国保的名单裏，证实了他们的猜测。因此活动被迫暂停。然而即使这样，校方还不罢休，下达命令要求各位同学在当日不允许转发任何与这些社团有关的内容，更不允许参与他们的活动，甚至是不允许更改社交媒体的头像（以防学生通过头像图片声援同誌活动）。

像这样的“恐怖措施”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在内地高校以及社会网络之中了。但在习近平加强控製和打压学生和年轻人的情况下，这已经逐渐成为了常态。校方打压同誌社团的方式经常包括向其成员的家长公开他们的性取向，有学生因此被父母强製送去接受“矫正治疗”。这再一次说明传统的家庭结构是独裁政权的统治工具，而性小众权利和团体受到打压的重要原因就是他们挑战了这种一男一女的父权家庭模式。

中共独裁政权是争取性小众权益和对抗恐同歧视的严重阻碍。它害怕同誌运动的抗争行动和成果将鼓舞更广泛的群众斗争，甚至发展成直接挑战独裁统治的力量。因此中国的同誌运动不仅需要通过“庆祝”和“教育”活动去改变公众对于性小众的态度，更需要明确反对独裁、父权和它们所依赖的资本主义。

释放被捕学生及工人　停止打压马克思主义学会?

去年七至八月的深圳佳士工人抗争期间，得到全国各地的学生和青年声援，及后8月24日广东警方逮捕50多名声援青年及工人，在11月9日更跨省搜捕十多人。部分人至今仍被囚禁甚至下落不明。

声援的学生很多来自各大院校的左翼学生社团，因为认知中共与资本家一同剥削工人、贪汙腐败的的恶行，而对受压迫的工人阶级表达同情，继而挺身行动声援佳士工人。中共为了作出报復，大力禁製各间大学的马思主义学会，包括北京大学、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北京语言大学，逮捕组织成员，甚至动用保安和黑社会暴力攻击学生。南京有另外8名左翼大学毕业生被逮捕，而南京大学则曾突然暂停全校所有社团的运作，要求学生提交成员名单，否则可能会被取缔。北大马克思主义学会会长展振振被捕及遭退学，学会亦被校方接管。中国人民大学支持工人的团体“新光平民发展协会”本月2日也遭暂停活动并限期整改。

习近平越来越多利用马克思主义的词语，但现实上却完全为资本家利益服务，现在更要禁止学生组织讨论官方的意识形态，实在是对自己党史的一大嘲讽。我们反对中共镇压学生，反对打压毛派和左翼社团，要求言论自由、研究自由和政治结社自由！强烈谴责暴力镇压，要求立即释放所有被捕青年及工人，争取组织民主工会和学生团体的权利！支持工人阶级的国际团结，反对独裁统治和资本剥削！

反对政治迫害！反对强迫佳士青年“认罪”！

自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会被校方接管之后，北大等学校的一些佳士声援团成员在被国安部门“约谈”时看到了嶽昕、顾佳悦、郑永明和沉梦雨等四名抗争青年的“认罪视频”。这四人自去年8月被捕之后一直下落不明。所谓认罪显然是在中共当局的虐待甚至酷刑下做出的。曾看过该视频的学生回忆说，顾佳悦和沉梦雨“脸色苍白、眼上带着一道道黑圈，眼光呆滞、口齿不清，在自述说出自己的认罪声明时如同背稿子一般，还经常停顿，频繁地眨眼，似乎记不起自己接下来要说什么，好像需要努力地回忆。”

彼得?达林（Peter Dahlin，2016年曾被迫在中国电视上认罪的瑞典籍人权活动者）接受外媒访问时说：“被关押者会受到非常多的恶劣对待，直到他们被迫认罪。几乎一定会有酷刑。”

“认罪视频”的出现代表着中共对佳士声援团的镇压进一步升级。视频借四名青年之口为中共唱贊歌（中国社会存在一些矛盾和负面因素，但总体上是积极的；在中共统治下，社会状况已有很大改善），并诬蔑佳士工人斗争是“纯粹是激进工人运动团体自编自导自演的一场戏”。如一名学生对《路透社》所说，这种指控纯粹是颠倒黑白：是佳士工人争取独立工会的抗争和所受的警察镇压吸引了左翼青年的声援，而非左翼青年製造了这场斗争。另外，四人称自己是受“激进组织”操控，企图颠复政权。视频没有说明具体是什么“激进组织”，更像是指称广泛的左翼青年团体。这除了意味着四人很可能遭受严厉刑罚，也表明政府可能会对中国左翼青年展开更猛烈的镇压。

“认罪视频”的出现代表着中共对佳士声援团的镇压进一步升级。视频借四名青年之口为中共唱贊歌（中国社会存在一些矛盾和负面因素，但总体上是积极的；在中共统治下，社会状况已有很大改善），并诬蔑佳士工人斗争是“纯粹是激进工人运动团体自编自导自演的一场戏”。如一名学生对《路透社》所说，这种指控纯粹是颠倒黑白：是佳士工人争取独立工会的抗争和所受的警察镇压吸引了左翼青年的声援，而非左翼青年製造了这场斗争。另外，四人称自己是受“激进组织”操控，企图颠复政权。视频没有说明具体是什么“激进组织”，更像是指称广泛的左翼青年团体。这除了意味着四人很可能遭受严厉刑罚，也表明政府可能会对中国左翼青年展开更猛烈的镇压。

“认罪视频”是中共镇压的一贯伎俩，它想用这种方法恐吓仍在坚持抗争的左翼青年。但是该视频并未像过去镇压自由派律师和人权活动者时那样在媒体上公开播放。有学生说，国安曾表示该视频是国家机密。中共可能担心，至少是现在佳士声援团仍在斗争的时候，如果公开播放该视频，可能引发广泛的学生和工人对运动的同情。中共的担忧也从另一方面体现出，在严重的贫富差距、社会不公、政府腐败等问题下，左翼思想对年轻人很大的潜在吸引力。

在去年8月大规模逮捕之后，中共曾试图诬蔑佳士工人斗争是受境外势力操控，并为此逮捕了深圳两个劳工NGO的成员作为替罪羊（但这两个NGO其实并未参加佳士斗争）。现在政府的指控从“境外势力”变为“激进组织”，很可能正是因为看出前者无法得到普遍相信，所以不得不采取更露骨的恐吓。

面对未来更猛烈的国家镇压，所有支持工运的人士迫切需要围绕着一系列能够指引斗争方向的诉求采取协调的、有组织的行动。中国劳工论坛要求：

停止政治迫害！立即释放所有被捕的佳士斗争工人和青年；
立即实现全面的民主权利，包括言论、出版、集会、示威的自由；
要求建立独立工会和政治团体的权利；
打倒中共专政！打倒极权资本主义。

一带一路接连受挫

在1月22-25日的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有一场关于一带一路的会议，奇怪的是参加年会的中国高级官员（包括副总理王岐山）竟然没有出席这场会议。而且自去年夏天以来，中国高官已很少谈到一带一路，尽管一年前一带一路才刚刚被写入宪法，成为除了“改革开放”之外唯一一个被写入中国宪法的外交和经济政策。中美冲突和一带一路国家愈发强烈的反对声音及债务问题令一带一路停滞不前，甚至倒退，势必打击习近平的个人权威，因为它是习近平的标誌性政策。

计划受挫

一带一路帝国主义扩张计划威胁到美欧帝国主义的市场和影响力，成为当前中美冲突的战场之一。去年7月底，特朗普政府推出印度-太平洋投资战略，以抗衡一带一路，尽管目前只计划投资1.13亿美元，远少于一带一路；出于同样的目的，美国于12月又推出新非洲战略。中国政府试图通过降低民族主义和对外扩张的宣传调门，来缓和美国资产阶级建製的敌意。另一方面，一带一路本身也进展缓慢，而且在沿线国家遭遇越来越多的阻力。根据中国商务部公布的数据，2018年前11个月一带一路新签合同的价值比2017年同期减少了20.4%。一带一路起初计划的6个经济走廊中，有3个至今尚无大型工程。部分原因在于，在经济放缓的情况下，中国政府限製资本外流，导致一带一路可以得到的资金减少（一带一路绝大多数工程资金都来自中国贷款）；另一方面，沿线各国的反对声音也越来越高涨。

中国政府通过一带一路项目为其他腐败的专製政府提供资金，暂时延续他们的生命，以此换取商业和贷款合约。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的一份报告说：“中国的援助、贷款和合作强化了哈萨克斯坦领导层保住自己权力的能力。”纳扎尔巴耶夫自1991年哈萨克斯坦独立开始担任总统一直到现在，残酷镇压和屠杀抗议者。但一带一路对威权政府的支持效果只是短暂的。由于群众对于一带一路、中国新殖民主义和本国经济状况的恶化，攻击一带一路成为巴基斯坦、马来西亚和斯裏兰卡等国反对派赢得大选的工具之一。

今年1月，巴基斯坦政府决定搁置拉兴雅汗（Rahim Yar Khan）大型发电厂的兴建计划，同时也取消了400个被认为是有政治目的的基建项目。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中巴经济走廊”再度受挫。在对于“中巴经济走廊”十分重要的俾路支地区，俾路支民族主义武装力量将一带一路工程作为攻击目标，他们谴责中国和巴基斯坦政府残酷镇压反抗力量和掠夺俾路支的资源，该地居民无法得益。同样在今年1月，马来西亚正式取消了东海岸铁路项目。去年马哈蒂尔打败亲中的纳吉布成为马来西亚新总理后，宣布暂停该项目和另外3项工程，希望和中国谈判，达成对马来西亚更有利的新合约。巴基斯坦和马来西亚是一带一路最重要的两个国家。

债务陷阱

一带一路早已被广泛视为“债务陷阱”。早在2018年初，美国全球发展中心（Center for Global Development）预计巴基斯坦等8国家将因一带一路工程贷款而出现财政危机。不久前，巴基斯坦被国际评级机构列为债务负担不可持续的国家。继斯裏兰卡因无力偿还对华贷款而将中资兴建的汉班托塔港口租给中国99年之后，去年12月底有消息传出，肯尼亚政府可能因为无法偿还一带一路贷款而将蒙巴萨港的控製权交给中国，引起国内强烈抗议。蒙巴萨港是肯尼亚最大且最发达的港口，而且具有战略重要性。中国在肯尼亚建造的蒙巴萨－内罗毕铁路实际运量只有预期的一半。自2017年开通以来，该铁路一年之内就亏损了100亿肯尼亚先令（约9900万美元）。按照合约，如果肯尼亚政府无法偿还债务，该国任何资产都不受主权保护。

最近美国《华尔街日报》调查马来西亚国有一马公司（1MDB）贪腐弊案的发现势必引发一带一路国家群众更猛烈的担忧乃至怒火。一马公司于2013-2015年被爆出负债421亿令吉（约102亿美元），引发了贪汙丑闻和争议。《华尔街日报》揭露了纳吉布政府和中国的一系列会议纪录。纪录显示，中国官员承诺：设法阻止美国和其他国家调查一马公司弊案；窃听《华尔街日报》在香港的记者，查出泄密者并告诉马来西亚政府。作为回报，马来西亚政府将批准一系列一带一路工程。在会议之后几个月裏，纳吉布批准了总价34亿美元的铁路、油气管道等工程。同时按照会议纪录，马来西亚官员建议中国提出的工程造价应该高出市价，多出来的资金会被用于其他用途（很可能包括填补一马公司的亏空）。根据马来西亚一家咨询公司早前的估计，刚刚被取消的东海岸铁路实际只需73亿美元，但中国报价为128亿美元。这些资金绝大部分来自中国贷款，最终将由马来西亚国家财政偿还。

由于接连受挫，加上美欧政府的攻击，中国政府不得不降低一带一路的宣传调门。但是习近平无法放弃这个计划，重要原因之一是他的个人权威将受到更加严重的打击。同时由于国内经济出现严重问题，而且美国加强了保护主义政策，中国的大企业和银行需要开拓国外市场。亦有许多中国群众指责政府将大量资金用于海外，而不是用来改善本国人民恶劣的生活水平。中国群众和年轻人明显激进化，已爆发多场大规模网路抗议、跨省罢工抗议以及历史性的佳士工人斗争，中国政府正准备进一步升级镇压。在此情况下，习近平和中共权威受损，可能给其统治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一带一路将造成气候灾难

尽管习近平和中共宣称一带一路会是“绿色发展”，但实际上这个庞大的全球基建计划将严重恶化气候危机。中国是目前全世界最大的煤电投资者。美国能源经济和金融分析研究所（IEEFA）于今年1月公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目前在中国以外全世界所有在建煤电厂中有超过四分之一是中国出资的，而且其中大多使用的是汙染和二氧化碳排放较高的过时技术。这些工程主要集中在南亚和东南亚，特别是巴基斯坦丶孟加拉丶印尼等一带一路国家。“中巴经济走廊”半数能源生产项目是煤电厂。部分由于“中巴经济走廊”，煤电占巴基斯坦能源供应的比例将从现在的3.1%上升到2025年的20%。

根据世界资源研究所（WRI）于去年10月发布的调查报告，在2014-2017年间，中国的6大银行（国家开发银行丶进出口银行及最大的4家国有商业银行）向一带一路国家能源业提供了1430亿美元贷款，将近三分之一是投入石油丶石化和天然气行业；他们其中超过一半（140亿）用于建造化石燃料发电厂，而且有100亿是用于建造煤电厂。化石燃料行业占“丝路基金”能源业贷款的比例更是高达93%。

英国气候变化经济学与政策中心（The Centre for Change Economics and Policy）主席尼古拉斯·斯特恩（Nicholas Stern）说，如果一带一路国家采取中国式的高碳排放发展模式，那麽2015年巴黎气候协定的减排目标就不可能实现。巴黎气候协定的目标是控製全球平均气温升幅不超过2℃（相比于工业革命前的水平）。若要实现这个目标，全世界需要在2040年时完全停止使用煤炭发电，也就相当于每天要关闭一座煤电厂。一带一路的大规模煤电和化石燃料投资与此显然是背道而驰。而且巴黎协定製定的是一个很低的标准。各资产阶级政府受到巨大的公众压力下製定这样一个无力的协定。即便全球气温只上升2℃，也会导致严重的气候灾难。科学家说必须将全球气温升幅控製在1.5℃以内才能避免灾难，而且即便如此北冰洋的冰在夏季也会完全融化，全世界半数陆地生物会遭受负面影响；严重热浪会更加频繁──而且这还算是好的情况！

中国政府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大量煤电厂，为国内发电丶煤炭丶建筑业公司开拓新的市场，同时也试图将国内汙染转移到其他国家，以缓和严重的空气汙染和日渐增多的环保抗议。煤电厂不仅排放大量二氧化碳和其他汙染物，而且也在逐渐失去“经济优势”。根据英国气候研究组织“碳追踪计划”（Carbon Tracker Initiative）预测，到2021年时，建造新的风电厂会比继续使用现有的煤电厂更加便宜；到2025年时，太阳能发电也会比煤电更加便宜。但是煤电厂通常可以使用约40年，而且耗费巨额建设投资，这意味着一带一路建设的大批煤电厂会将这些国家“锁入”高排放的发展模式长达几十年，进而加剧全球气候变化和灾难。

向较落后国家转嫁汙染是帝国主义（包括美欧国家）长久以来使用的伎俩，因此为了对抗气候破坏与汙染丶以大规模的绿色科技取代破坏气候的产业，需要一个全球性的社会主义解决方案，需要全世界工人阶级团结对抗盲目逐利的资本主义。

再现毒跑道 贪腐官僚戕害学生健康

从2018年9月开始，浙江三门实验小学学生及家长多次反应校园内弥漫着刺鼻异味，先后有多名学生出现流鼻血、咳嗽、腹痛、头晕等症状，甚至出现脱发和抽搐。最多的一个班，45人有42人产生不良反应，并被送往医院就诊，且有部分学生在之后出现復发的现像。全校1000多名学生有近600人体检异常。

由于近几年来中国多所中小学校曝出毒跑道事件，三门实验小学学生家长怀疑该校存在相同问题。2018年9月底当家长带着检测人员去学校检测时，校方却称家长们是“无理取闹”，并出示了一家省级质检机构的合格证明。当地教育局以及跑道施工方、监工方也信誓旦旦说跑道不存在安全问题。

有毒物质严重超标

10月，在家长抗议之下，校方被迫允许家长们聘请的另一家质检机构重新检测。新的检测结果显示，该校跑道散发的两种有毒物质（甲醛和邻苯二甲酸酯）分别安全限度的2倍和5倍。11月的又一次检测发现另外一种有毒物质（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为安全标准的3倍。这几种有毒物质会伤害人体的内分泌、生殖、神经系统，甚至会造成癌症，对儿童的伤害当然尤为严重。

但是校方却不承认新的检测结果。当家长在校外抗议或者不让孩子上学时，当地教育局官员竟荒唐地警告家长不要试图製造“轰动效应”、不要“干扰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直到今年1月4日，校方才彻底拆除跑道，但并没有兑现拆除跑道后往下深挖50公分的承诺。目前5名学校和教育局官员及工程人员，以及涉事的建筑公司和监理公司，正在接受调查。

校方、教育部门和官方质检机构一同包庇毒跑道和相关公司，显然涉及贪腐。近年来中国毒跑道层出不穷，10多个省份曝出此类事件。同样在去年9月，武汉和济南的两所小学也出现毒跑道，百余名学生身体不适，校方同样声称跑道质量合格。毒跑道横行是製度性腐败、教育商品化和资本主义逐利的恶果。

民主管理

学生及家长对于学校运作并没有足够的知情权和控製权，直到抗议和舆论压力不断增大，才迫使政府介入，经常是曝出一起才查处一起。在中共的独裁统治下，群众往往也难以了解肇事者是否受到应有的处罚，或者是否真的受到了处罚。习近平当局正在继续加大网络和媒体管控，不能排除有更多的毒跑道事件被隐瞒。

只有采取教育资源的民主监督，民主分配，才能实质性阻止毒跑道以及种种类似案例，保证学生的安全。我们要求由学生、家长、教师和工人组成独立、民主的学校委员会，调查所有毒跑道和其他安全问题；学校委员会应有权惩处有罪的官员和资本家，并有权民主监督和控製学校运作（包括校舍建设和课程安排）。同时我们要求全面的教育公有化，大幅增加教育资源，让所有人都能得到优质、安全的免费教育。

页岩气开采引发地震 四川数千人抗议

2月24-25日，四川荣县数千人抗议，要求政府停止开采页岩气，并冲击了当地政府大楼。在24-25日，荣县接连发生三场4.3-4.9级地震，官方通告称地震造成2死13伤，超过2万间房屋损毁，共损失8000余万元人民币。亦有媒体报导死亡至少4人。当地群众认为是附近的页岩气开采工程造成地震，因此上街抗议。政府已禁止媒体报导地震或抗议情况。

警方在24日逮捕了10多名抗议者，而且有多名参加抗议的10多岁学生遭到警察殴打。但之后抗议者仍在继续增加，迫使政府宣布暂停开采。

开采页岩气主要采用“水力压裂法”，即将水、砂和化学物的混合液体通过高压註入地下，将岩石层压裂，从而释放出岩层中的天然气。但是水力压裂法容易汙染水源，而且已有研究发现，页岩气开采确实造成近几年四川地震增多。

开采页岩气导致地震增加

荣县居民说，通常在每次压裂开始后的两三个小时裏就会发生地震，尽管过去的地震没有今次这么严重。自从去年9月开始开采页岩气以来，荣县发生了9次3级以上地震，200多次三级以下地震。而且当地的地震在今年农历假期期间曾短暂停止，假期结束后重新出现，更说明2月24-25日的地震与开采页岩气有关。有居民说：“现在白天也摇、晚上也摇……大家都有恐惧感，随时都有威胁，人心惶惶。”

此前当地居民已多次要求政府停止开采页岩气，但政府无动于衷。在2月的地震和抗议之后，政府被迫宣布停止开采。但群众怀疑这只是缓兵之计。香港《星岛日报》也报导说，其实页岩气公司只关闭了一个矿井和减慢了开采速度。

2017年四川页岩气开采量是全中国的三分之一，荣县的页岩气储量是全国的六分之一。但四川属于地震多发区，11年汶川大地震官方死亡数字将近9万人（亦有估计为30万）。

中共政府试图通过开发页岩气来减少对进口燃料的依赖，但却对群众的生命安全于不顾，严重的汙染事件和工业灾难亦屡见不鲜。中国劳工论坛要求永久停止开采页岩气，并由居民民主组成的委员会独立调查环境损害以及对居民的影响，惩治有罪的官员和老板，并向受害者作出赔偿。要想真正保障群众的生命健康和良好生活，必须真正发展及应用绿色能源，但只有由工人群众公有及民主地控製能源和社会生产才能实现这点。

火烧“女生节”横幅　女权斗争新行动

有着妇女争取政治与经济平权的激进起源的国际妇女节，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早已沦为各大商家极力促销的商机。在资本主义復辟数十年的中国，3月7日还被另外冠上“女生节”丶 “女神节”丶 “女王节”这些父权视角的名称，许多“庆祝”活动亦不乏将女性视为男性玩物的标语，诸如“春风十裏，不如睡你”等。这些充满性别歧视甚至性骚扰的横幅得到校方容许。为对抗这种庸俗化趋势，中国政法大学有女学生于3月8日当天放火烧掉校园内的“女生节”横幅。她在社交媒体上说道：“这一行为的目的是希望引起大家的追问与反思，妇女节是为了纪念芝加哥纺织女工争取同工同酬丶离婚权丶堕胎权的斗争……”尽管该女生事后称感觉做法欠缺安全考虑，该行动仍然受到网民广泛称贊。去年3月7日，山东大学也有学生抗议“女生节”横幅，批评这是性骚扰。

普遍的性别歧视

中国女性受到多种形式的歧视与压迫。女性经常在个人发展方面更多遭受指摘，被认为不需要读到很高学历丶追求太好的工作，而应该早点结婚生子丶相夫教子。在大学裏，除了被曝出的多起教师对女学生的性骚扰和性侵外，女性还经常被说成“不适合从事学术研究”。而父权製度和谴责受害人的文化也令宣扬“穿得时尚暴露，等于教人强奸”等观念的“女德班”有了市场。在社会舆论中，以近期埃塞俄比亚航空302号班机空难为例，一名遇难中国籍女大学生被认为年轻貌美，于是被集中炒作，且被多名网友以“千裏送炮”等评论羞辱。

各种歧视与压迫的根源在于性别间的经济不平等，而造成经济不平等的正是资本主义製度。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为规范财产继承丶维护私有製和等级製，一男一女结合的核心家庭为经济基本单位，而女性被强加生理上的“再生产者”丶家务劳动的主要承担者的属性，在职场上处处收到歧视。根据世界银行数据，中国女性的劳动力参与率从1990年的73%跌至2018年的61%；即使能够就业，无论公共还是私营部门，许多单位将年龄丶外貌等作为招聘女性的条件。女性工人更多地集中在清洁丶收银等不稳定且低薪的工作。根据世界经济论坛的报告，中国女性平均收入与男性的比例从2010的68%下降到了2018年的62%；而且在类似工作上的收入差距（即同工不同酬程度）从2008年的26%增加到2018年的36%。

表面让步

近年影响到中国的#MeToo运动丶P2P受害者上访丶佳士工人斗争等一系列行动，着实给中共政权造成不小压力。因此，为了缓和群众愤怒，同时也是为了应对已经开始的人口危机，中共及其操控的伪议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不得不在女性问题上作出表面让步。2月21日，一份关于落实现有禁止就业性别歧视法律的官方通知在网上公布。今年两会期间，有提案建议结束对非婚生子女的经济处罚，亦有提案要令父亲也陪产假。而李克强也声称政府将“加快”发展托儿服务和早期教育。

我们很难相信声称的这些措施能够真正实现并消除性别歧视。习近平上臺之后显着加强国家镇压，女权运动成为攻击目标之一。习近平政权以及受其鼓舞的保守力量宣扬回归“中国传统”和儒家文化，呼吁女性从职场“回归”家庭，令女性从事更多无偿家务劳动，以便削减公共服务，同时进一步强化职场性别歧视，将使资本家和中共贪腐官员攫取更多财富。中国政府大学的事件证明，中共政权无法真正消灭中国的女权斗争，将会有更多的学生和青年采取行动挑战性别压迫。

相比以往的国际妇女节，在2019年的这一天，许多人开始学习国际妇女节的起源，了解它的真实含义，不再满足于资本主义下商业化且去政治化的印象。占人口约一半的女性对工人阶级斗争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而且事实表明女性工人经常率先发起抗争丶并站在斗争的第一线。我们需要一个社会主义替代，诉求将生产资料民主公有化，将民众的需要置于经济利益之上，因而能够实现同工同酬丶永续的公共托育丶教育及其他公共服务，从而令性平斗争与工人阶级斗争联合，合力击败亲资父权的中共政权，令性别平等不只在法律上丶而更在经济方面实现，最终打造一个真正性别平权的社会。

响水爆炸　揭露官商勾结

2019年3月21日，江苏省盐城市响水县生态化工园区一家名为“天嘉宜”农药厂发生爆炸。据中国地震臺网测定，此次爆炸相当于2.2级左右的地震，发生爆炸的化工厂被炸出一个大坑，整个园区成了一片废墟，周边房屋严重损坏，居民区和学校的玻璃窗被震碎。事故造成78人死亡丶617人受伤。爆炸还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汙染：事件发生后，当地空气中的二氧化硫丶氮氧化物浓度，曾一度超标57倍和248倍；园区内河流不同程度的检出挥发性有机物。

事发园区为江苏化工企业主要集聚地之一，当地此前已发生多起化工企业安全事故：2007年11月27日，园区内另一家农药厂发生爆炸，致8人死亡丶数十人受伤；2010年11月23日，园区内一家氯碱厂发生氯气泄漏，导致下风向的另一家化工厂30多名员工中毒。2011年5月18日下午，再次有农药厂发生重大火灾；7月26号该厂又发生爆炸。

严重隐患

据今次爆炸的调查人员所说，这个园区从2007年开始运营，当时为了承接从其他地区迁来的重汙染工厂匆匆上马，没有做好充分的计画。各个工厂自行铺设管道向河流排汙。更严重的是，该园区没有处理废弃物的设施，各工厂自行建设焚化炉，有些焚化炉甚至紧邻天然气罐，天嘉宜就是如此。这可能就是爆炸的原因。该园区使用卡车而非管道运输天然气，但没有做到必要的安全措施，亦有可能引发爆炸。工人和当地居民已多次向政府据报园区的安全隐患和汙染问题，但政府一面向工厂收取罚款，一面纵容工厂照常运作。

天嘉宜在2018年2月被国家安全监管总局指出存在多项安全问题，包括主要负责人及特殊作业人员未经考核合格丶生产装置操作规程不完善丶动火作业管理不规范等等。爆炸的发生说明，这些问题很可能仍没有纠正。该厂在2017年和2018年，该公司共受到了7次行政处罚和环保处罚，其违法行为包括：违反大气汙染防治管理製度丶违反固体废物管理製度丶违反环境影响评价製度。该厂老板此前亦曾因汙染环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天嘉宜周边10公裏内有80多家化工厂有环境违法纪录，而且很可能仍在继续汙染。

响水经验

当地政府过去也曾阻挠记者调查发生事故的工厂。2007年11月27日爆炸后，众多媒体记者赶赴响水采访。当地宣传部门立即启动了一套禁止记者采访的应急预案，采用武力威胁丶软禁记者，重金收买丶色相利诱等方式收买记者丶阻挠采访，并且总结发布了《沉着应对突发事件，全力做好舆论引导──响水“11·27”事故新闻协调工作的主要做法》一文，又称“响水经验”。12年过去了，“响水经验”并没有被抛弃；在此次事件中，当地政府依然部署了无人机干扰设备干扰丶击落媒体的航拍无人机。3月25日，在响水调查环境汙染问题的民间环保誌愿者张文斌因“寻衅滋事”被警方带走。

“天嘉宜”爆炸之后不到两个星期，云南大理丶山东烟臺丶山东青州丶江苏昆山丶云南昭通丶安徽马鞍山又接连发生6起爆炸，总共造成18死丶16伤丶5人失踪。同样是在江苏昆山，5年前一场爆炸造成146人死亡丶114人受伤。在资本主义製度下，资本家和政府官僚为了利润与政绩，置无数工人和居民的生命安全于不顾，在明知存在安全隐患丶甚至多次发生事故的情况下，依然“我行我素”，最终酿成了本来可以避免的惨祸。资本主义製度是一个完全只为少数统治者服务的製度，而工人的生命就是驱动这个製度运转的燃料。只有通过工人阶级的集体行动推翻资产阶级专製，建立社会主义製度，确保工人在真正的公有製下对生产的民主控製，才能防范此类事故的发生。

国家镇压继续 6 名北大学生被捕

五四100周年前夕，北京大学6名左翼学生被捕，下落不明。目前因参与佳士工人斗争而处在监禁下的工人、学生、青年有约50人。而协助打压左翼学生的学生干部则被北大评为“共青团标兵”。中共政权害怕左翼青年和工人在五四和六四纪念日发起新的抗议，更害怕在经济低迷的情况下群众抗争愈演愈烈，因此采取新一波镇压。

警察暴力

今年五一劳动节前，邱占萱、焦柏榕、孙嘉言、李子怡、王瀚枢等5名北大学生前往北京郊区工厂打工，但于4月29日被捕。同日，另外一名北大学生沉雨轩在校内被捕。没有消息表明他们正在进行抗议活动。随后佳士声援团公布了他们在被捕前录製的视频和通讯纪录，揭露出令人发指的警察暴力。

北大马会前会长邱占萱在视频中说，他曾连续5天受到警方虐待，包括长时间审问、打耳光、脱衣服搜身、以高音量收听习近平长达三个小时的十九大报告、以及性骚扰。北大马会于去年12月底被校方接管。

沉雨轩及另外一名学生在28日晚受到警察审问。当时沉雨轩正在上厕所，警方踹开厕所门，将她按倒在地强行带走。两人在审问期间受到殴打辱骂。沉雨轩于次日再次被捕。

佳士声援团也公布了北大校方和警察更多的恶劣行径。例如一个学院团委书记借调查原马会女性成员的机会进行言语的性骚扰。甚至有警察“坦率”地对学生说：“不愚民维稳成本太高”。北大左翼学生将自己受到的监视、骚扰、恐吓、辱骂、殴打称为现实版的1984。中共政权对于反对力量的活动变得越来越敏感，是因为统治精英清楚地知道群众在独裁统治和资本主义下积压起来的各种怒火、工人阶级的潜力、以及当前具有潜在爆炸性的政经局势。英国《金融时报》评论说：“尽管学生们现在面临着巨大困难，但政府仍然害怕他们的运动会壮大起来。”由于担心反过来鼓舞青年抗议，特别是因为佳士工人和青年斗争，今年政府的五四纪念活动远比预期低调。

从去年8月的全国大抓捕以来可以看出，接连的打压令原本对中共还抱有一些幻想左翼学生开始看清，中共并不是一个社会主义政权，而且向习近平表忠也无法避免打压。一名学生在谈到最近的抓捕事件时说：“习近平的五四演讲充满了关于国家荣耀的口号，但实际上我们这个社会正在经历猛烈打压、更严厉的管控和全面审查。”

而且，国家镇压已经从激进左翼青年蔓延到温和NGO。5月8日，北京、广州、深圳的3个劳工NGO被警方查抄，4人被带走（李大君、周丽娟、梁自存、李长
江）。目前尚不知查抄原因。

相比于过去被打压的NGO和自由派劳工活动者，这3家NGO更加“温和”，主要为
底层工人提供生活和职业援助，没有参与工人抗议。李大君和周丽娟所在的北京冷泉“希望社区”更是由共青团中央下属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发起的。这3个NGO都曾与当地政府有过合作。

镇压蔓延

它们被警方查抄，说明习近平政权对于基层工人活动越来越紧张，哪怕他们并不打算挑战中共政权。一名去年曾前往深圳参加佳士抗议的学生对《金融时报》说：“今年所有事情都非常敏感。”面对骤然恶化的中美贸易冲突、进一步黯淡的国内经济、以及从去年以来左翼青年和工人发起的挑战，中共统治精英非常担忧。它将会采取更多的镇压行动。

面对国家镇压，中国左翼青年表现出令人敬佩的勇气。社会主义者谴责中共独裁政权的暴行，要求立即释放所有政治犯。我们支持争取建立独立工会的权利、政治结社自由、以及全面的民主权利，终结独裁资本主义的剥削压迫，实现真正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工人阶级替代方案。

中国：南应镇压牵涉中共贪腐

4月26日，南京应用技术学校学生和家长因校方虚假招生举行抗议，竟然被校方非法囚禁。当晚抗议者又遭到特勤（中共政府用于维稳的非正式警力）暴力镇压。有消息称警方使用了麻醉弹。多名学生被警方带走，其中一人被控“煽动闹事”。该事件揭露出私立职业学校泛滥、混乱的虚假招生问题，并因警方的残酷镇压、官商勾结以及学校的军方背景受到大量关註和谴责。

南京应用技术学校有6000名在读学生。它自称是大专职校，但实际只是中职，。该校的护理系更是完全造假，每年学费高达1.6万元，但实际却是“家政服务系”，无法为学生提供护理专业资格证和医院实习。已就读多年的学生发现自己根本没有学籍。4月22日，校方公告称，学生要想拿到大专文凭，必须转考另外一间学校，但不保证录取，而且新的学校也没有护理系。

学生家长前来学校理论，校方不但没有解决问题，反而殴打家长和学生。为了封锁消息，学校使用强製手段，将学生们锁在宿舍中，锁校，并要求没收手机。学生们通过网络向外求助的方式也被封锁，相关微博贴文都被立即删除。在当晚午夜至凌晨，有的学生砸破了门窗逃生，有的宿管老师为了学生打开了大门，学生们终于冲出来了。

但这却只是开始，蜂拥而至的特勤进入学校，开始殴打镇压学生，也殴打帮助学生的老师。这样对学生的残暴的镇压，一直持续到了第二天。而且27日一早，南京警方通报称事件是因“社会闲散人员和被开除学生煽动”，而对该校和警方罪大恶极的行为只字未提。

军方背景

事后媒体调查发现，这场骗局牵涉到江苏一家可能拥有军方背景的大型教育业公司──中宁教育集团。该集团董事长王中平为解放军预备役中校，而且南京应用技术学校的“军事化管理办公室主任”是解放军一个训练基地的前政委。中宁集团旗下的南京东方文理专修学院院长曾是江苏省政府官员。这正解释了抗议学生何以遭到如此令人发指的镇压。

东方文理专修学院借用南应的名义招生，逃避监管。南应被曝出以每个学生6000-7000元的价格委托他人替学校招生，这在中国是违法行为。两校地址相同。早在2017年，南应就已被揭出虚假招生问题。当时南京政府曾说要“查个水落石出”，最后却没有下文。南应甚至厚颜无耻地指责媒体“收受贿赂对我校进行不实报导”。

东方文理专修学院也曾卷入学生卖淫案件。两年前，该校保卫科勾结校内KTV逼迫学生卖淫。中宁集团屡次被曝出丑闻，但最后都不了了之，说明它一直受到政府甚至军方庇护，甚至干脆就是中共官僚的产业。

民主调查

南应抗议和镇压直接中共政权的贪腐行径，也揭露出教育私有化的乱局。政府不可能真正调查和揭露所有真相。我们要求成立由学生、家长和独立工人组织组成的独立调查委员会，彻底查清、公开南应和中宁集团背后的官方联系和所有违法行径。这个委员会应该有权惩处所有有罪者，包括政府官员。

同时需要将教育完全公有化，由学生、教师、家长以及民主工会民主管理学校和课程，并为所有人提供免费且优质的教育。要想实现这些目标，必须要建设一个强大的工人运动和独立工会运动，挑战中共独裁统治和资本主义。

中国：996 点燃大规模网络抗议

程序员发起的反996网络抗议打破了资本家和中共政府塑造的“只要努力，就有回报”的奋斗神话。程序员作为现代白领工人，相比于底层劳动群众，享受着较为优渥的待遇，因此也曾被认为是最不可能发起斗争的群体之一，所以反996抗议更突出地表明中国劳动群众的激进化进程。当局宣传或暗示：那些在罢工与示威中为自己权利而斗争的工人都是不愿工作的懒汉或者是“受境外势力操控”，而勤劳的中国人民的需求只有埋头苦干。越来越多工人和青年明白，这不过是中共政权用来抹黑工人斗争和维护资本主义剥削的谎言。

3月26日，世界最大的社交编程及代码托管网站github上出现了一个叫996.icu的项目。“996”工作製，即每天早 9 点到岗，一直工作到晚上 9 点，每周工作 6天。996.icu意思是如果按照 996 的模式工作，那以后就得进 ICU 了。

996在科技业是普遍状况，而且许多程序员和其他行业的劳动者工时甚至比996更长。据估计中国每年有60万人过劳死，IT业是重灾区之一。有程序员说自己的工作就是在“拿命换钱”。

996.icu在极短的时间内得到了大量的关註，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在这个项目中，有一份还在不断增加采用996製度的企业名单，和用于阻止这些公司使用许可证下的软件或代码的“反996许可证”等等。抗议的程序员表示：“从闭源到开源是一次伟大的进步，从开源到同时强调保护劳工权益也将是一次伟大的进步，我们想要创造一个主张保护劳动者权益的开源软件许可证。”

这场网络维权运动以星火燎原之势蔓延开来，而且得到美国微软员工的声援。许多加入网络抗议的程序员不仅谴责996的超长工时和政府的口惠而实不至，而且直接谴责资本主义。也有程序员说到，佳士斗争已经说明，即便刻意表示反996不是政治运动也无法避免政府打压。这些讨论在过去的其他网络抗议中是罕见的。工人的网络抗议拥有更大的潜力。当劳动群众的怒火从网络抗议升级为现实的罢工抗议和工人运动时，拥有强大的力量，能够终结中共独裁统治和整个资本主义製度。

在这样声势浩大的网络运动下，资本家的反应更令抗议的程序员和广大群众感到愤怒。4月11日，马云公开声称，996是“福报” ，更戏剧性的是马云在作为中国最有权势的垄断资本家的同时，还是个中共党员。这揭露出中共独裁统治正是在保护资本家的剥削和利润。中国新兴资产阶级为自己塑造的偶像崇拜和江湖侠气式的形象被他们自己的“诚实”打得粉碎，各大视频网站上恶搞和讽刺诸位大资产阶级和996等的剥削方式的视频成功爆火。“那我用劳动法起诉公司996，能不能站着把钱挣了？——那你大概是在监狱裏跪着。”戏谑中处处都是劳动者对独裁政权和资本主义剥削积压已久的不满。

政府不得不对沸腾的民怨有所表态。人民日报说“崇尚奋斗，不等于强製996”，但也只是通篇和稀泥而已。至今没有任何一间公司因为工时过长而受到处罚。杭州一家公司因在年会上高调宣布施行996受到广泛关註，正在接受调查，但当地政府很可能是拖延时间，想要等到抗议声浪过去之后让案件不了了之。因为如果真的做出处罚，一定会有大批程序员和群众要求处罚其他公司，而亲资的中共政府不可能这么做。

8小时工作製

996不过只是中国劳动群众恶劣处境的冰山一角而已。996.icu表达出中国工人群众积压的怒火，也部分展现了工人运动的巨大潜力。网络抗议可以鼓舞更多工人发起现实的斗争，而工人运动最能够挑战中共独裁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者要求立即全面施行8小时工作製，同时大幅提高工人收入，完善医疗、教育、养老、住房等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我们支持工人建立民主的独立工会，这是挑战中共独裁资本主义的关键武器。同时也必须建立一个群众性的社会主义工人政党，彻底终结独裁资本主义，建立由工人民主控製和管理的真正的公有製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

中国：尘肺工人声援被捕工运人士

4月15日，上百名湖南尘肺病工人发起网络声援和请愿行动，要求政府释放3名工运人士并向尘肺工人提供足够的补偿。

2019年3月20日，关註工人权益的“新生代”网站的编辑危立誌被警察抓捕，并遭到警察入室搜索，电脑手机等被没收。而在这之前数个小时另一位编辑柯成兵也已被抓捕，同年1月8日编辑杨郑君也遭受到同样对待。

该3人被控“寻衅滋事”，于今年年初被捕。逮捕的直接原因是新生代网站曾帮助尘肺工人维权，但深层原因在于佳士工人斗争之后习近平政权对左翼学生和工运人士的大肆镇压。

特别是在当前继续升级的国家镇压之下，工人的声援行动更具重要意义。在网络声援前几天，湖南尘肺工人曾打算再次前往深圳抗议，但遭到本地政府的拦截和恐吓。

深圳既是新生代3名编辑现在被关押的地方，也是这些工人过去工作并染上尘肺病的地方。

工人对于当局的镇压感到愤怒。工人的一封联署信写道：“帮助我们这些绝望的工人，为什么是有罪的呢？”

关押3名编辑的看守所的警察曾对工人说，这3人是“被工人利用了”。中共抓捕工运人士和支持工人斗争的年轻人、查封劳工NGO和左翼学生社团，是害怕工人斗争挑战自己的独裁统治。

尘肺是职业病，而且被称为“穷人病”，因为只有穷人才会从事容易患上尘肺病的职业。尘肺患者会逐渐丧失劳动能力，而且到晚期时甚至连感冒都可能致命。现在中国尘肺工人仅官方认可数据就有70万之多。

抗议不断

由于大批底层工人（尤其是农民工）没有劳动合同，再加上政府包庇资本家，有不计其数的尘肺工人无法得到官方确诊，因此才出现2009年“开胸验肺”事件。十几年来，全国各地的尘肺工人维权抗议接连不断，政府却采取拖延战术，和他们“斗长命”。

去年11月，300名尘肺工人聚集在深圳社保局，希望进行谈判，官方原本答应派出市委秘书长协商，但最后却毁诺，出动警察强製驱离，甚至进行殴打并使用辣椒水。尘肺工人明白到需要更大规模的力量才能维护自己的权益，因此发起今次的声援行动。这是工人意识的重要进步。

社会主义者要求政府立即满足尘肺工人的诉求并立即无罪释放所有被捕的工运人士和政治犯。尘肺工人和整个工人阶级需要独立的民主工会和真正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替代方案，才能彻底摆脱现在的贫穷和悲惨处境。

中国：建立独立工会和工人政党 终结中共独裁资本主义

在今年五一劳动节，因要求建立独立工会而被捕的4名佳士抗争工人仍在监狱裏等待审判。自去年7月政府开始镇压佳士工人抗议来，大批工人、支持工人斗争的学生、以及劳工NGO人士被捕，目前超过50人仍处在监禁之中。从去年8月24日针对佳士工人斗争的全国大抓捕到今年4月，“中国劳工通讯”网站共纪录了1000起工人抗议、罢工，比5年前习近平刚刚上臺时（2013年9月-2014年4月）增加了超过一倍。

“中国劳工通讯”纪录的工人斗争主要来自社交媒体，只占实际工人斗争的一小部分，而且考虑到5年来国家镇压和媒体审查大幅升级，中国工人斗争的发展比这些数字显示出来的更加重大。随着贸易战升级和经济急速放缓，中国工人斗争将会继续增加。

工人生活恶化

近几年来，中国劳动者收入增速持续放缓。2018年，占劳动人口三分之一的农民工平均月收入不到4000元。特别是是在建筑业，拖欠工资的严重问题一直没有解决，甚至可能在恶化，政府则干脆不再公布欠薪数据。为了拉动消费（特别是房地产市场），中共开始放宽对农民工落户城市的限製，但是在低收入和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整体匮乏的情况下，农民工的生活状况无法得到真正改善。

不过就连白领工人也开始面临困境。求职网站智联招聘报告指出，相比去年年底，今年第一季度白领工人的平均工资不增反降，揭示出中国经济的真实状况。
在整体低迷的经济状况下，中共一直鼓吹的“互联网+”新经济不可避免地走向危机。腾讯、京东、滴滴、美团等大型互联网科技公司纷纷传出大批裁员的消息。今年前4个月，全国至少有30起快递/外卖工人罢工抗议，原因大多为降薪。4月初，中国最大的快递公司之一京东物流被曝出将取消快递员底薪、增加收件任务、并减少为快递员缴纳的住房公积金。

工作条件恶劣

与此同时，中国工人的工作条件依然十分恶劣。不久前，许多程序员发起大规模网络抗议，反对996工作製，得到广泛关註。不久前公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北京劳动者平均每周工作约60个小时，可能已经超过香港，成为全球工时最长的城市。
中国很多工人不得不在危险的环境下工作。4月11日，一名窦姓建筑工人在网络上发布一段影片，备受关註。窦姓工人将工人用的安全帽和管理人员用的安全帽相撞，管理人员的安全帽很结实，而工人用安全帽一碰就裂。影片广传后激起强烈谴责。窦师傅因可能失去工作而被迫删除影片。

中国建筑与化工行业事故数量持续增加。仅在今年3月底，全国各地就发生多起爆炸与火灾事故，造成85人死亡。低薪的工人也经常被迫租用不安全的房屋，这也酿成许多伤亡，例如2017年底被北京政府用作驱逐“低端人口”的借口的西红门镇大火。

这些事故多是人祸， 造成7 8 人死亡、617人受伤的江苏响水爆炸案便是政府包庇资本家、纵容危险运作的结果。响水的工业园区过去已发生多起工业事故，当地政府则只顾阻挠媒体报导，隐瞒真相，甚至总结出一套用于封锁媒体报导的“响水经验”。响水惨剧只不过是中共独裁资本主义之下，官商勾结、为了利润无视工人生命安全的缩影而已。

为了挑战资本家越来越严酷的剥削，中国工人需要独立于中共政权的民主工会，这是建设强大工人运动不可或缺的武器。社会主义者要求释放所有被捕工运人士，撤销所有控罪。我们要求在大幅提高工人工资的同时，立即全面施行8小时工作製；废除户籍限製，并通过工人民主管控的公有製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为所有人提供充分、优质的公共服务与社会保障。为了实现这些目标，必须建设一个有力的工人运动和群众性工人政党，终结中共独裁资本主义，实现真正的社会主义替代方案。

中国“专项整治”对准女同性恋

国际不再恐同日前夕，中国政府对性小众展开新一波的打压，今次主要攻击目标是网络上有关女同性恋的内容。4月中，新浪微博封杀了拥有近5亿阅读量的话题群组#les#。这是继去年4月新浪微博“清查”同性恋内容之后的又一轮攻击。

有25万组员的豆瓣小组“les sky”公共入口被封，仅原组员及组员邀请才能进组。微信用户无法在个性签名中加入彩虹旗符号。4年前庆祝美国同性婚姻合法化的淘宝也大范围下架同誌相关产品。

清除女同性恋内容的做法极可能与中国网信办启动不久的“网上低俗信息专项整治”有关。从列举的清除内容看，女同性恋显然被视为违背所谓“正确婚恋观和家庭伦理道德”。

对抗不公正製度

政府的打压正在激起对整个网络审查和压迫製度的愤怒。有抗议者在微博上写道：“我们发声不单单是为了这一个群体，也是为了被堵住嘴被消失在视线裏的无数个群体”。同誌平等权益促进会在一篇抗议文章中也谈到，基于不公正环境受难的人还有很多。

面对这一波打压，很多性小众权利支持者并未屈服，不分性别与性向参与声援。可见许多民众也逐渐认知到各受压迫群体需要团结斗争对抗不公正製度。

今次政府特别针对女同性恋，而且新浪微博没有公开宣布清理行动，想要分化削弱反对声音，但反对打压的#我是les#的话题阅读量仍然达到至少有3.6亿。豆瓣、微信和淘宝在压力下取消禁令，但新浪微博没有重新开放被封的话题社区，政府也未如去年一样让步。习近平政权对性小众的打压正愈发强硬。

另一方面，今次打压行动相信与中国出现的人口危机相关。由于女同性恋同时冲击一男一女结合的核心家庭製度和女性生理上“再生产者”的角色，她们于今天成为网信办的特别“关切”对象。这揭露出女同性恋在父权资本主义所受的性别和性向双重压迫。而工人阶级的女同更是还要遭受资本家的剥削。

社会主义者反对封锁网路和言论自由，支持性小众的表达权利。我们支持同性婚姻的自由，反对在任何地方的歧视。尤其是在学校和职场裏，底层同誌需要组织起来抵抗压迫。

为了实现性向平权，需要一个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愿景，将性小众、女性等所有受压迫者的斗争联系到工人运动，以打倒父权资本主义和中共独裁政权。

在民主的公有製和计划经济下，大幅提高群众的生活水平，实现真正的婚姻自由。

中国：革命性剧变的巨大潜力

贸易战骤然升级，国内经济急遽放缓，工人群众斗争的彼伏此起，让中共统治精英担忧不已。尽管习近平政权继续升级镇压，但中国存在着革命性剧变的巨大潜力。

普遍“焦虑”

英国《金融时报》近期采访了杭州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生动揭示出中国群众在经济放缓、巨大贫富差距、生活水平停滞、公共服务短缺下的不安情绪。这篇采访多次用到“焦虑”这个词。受访女士工作于网易公司，中国最大的互联网公司之一。公司曾打算解雇她，只不过因为她正在哺乳期而撤销了决定。她的哺乳期将在3个月后结束，到时她很可能仍然会被解雇，而且她很可能会因刚刚生育而受到更加严重的职场歧视，令她难以找到新的工作。

中国政府曾宣称新兴互联网经济将代替传统製造业推动中经济增长，但是现在互联网行业同样受到经济放缓的冲击，多间大型互联网公司传出大规模裁员消息。京东可能裁员12,000人，占其雇员总数近一成。阿裏巴巴则已经冻结了招聘人数，有分析指出冻结招聘人数往往是裁员的前奏。对于被解雇的员工来说，马云所说的“996是福报”带有更加残酷的意味。

令受访女士特别不安的是食品安全问题、孩子入学困难和购房困难。从去年开始，中共政府开始尝试大力遏製房价高涨。这主要是因为房地产市场泡沫的爆炸很可能引发全面的金融危机，另一方面也是因为遥不可及的房价长期以来是群众怒火的焦点之一。但是遏製房价上涨的措施包括增加首付比例，意味着拥有足够存款支付首付的人更少，购房更加困难。可见在资本主义之下，中共不可能让劳动群众的住房需要得到保障。

相比于这个年收入50万元人民币（属于前10%）的受访家庭，基层劳动群众的生活处境更加恶劣。底层工人早已经历了中国接连的工厂倒闭潮，普通女工会因为生育而被迅速解雇，更不用说他们没有钱为子女购买相对安全的进口食品和优质教育。当中产阶级担忧阶层/阶级固化正在来临时，广大工人阶级早已陷入世代贫穷。

扣除通货膨胀之后，2018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仅5.6%，连续第6年低于官方的GDP增速。近3亿农民工的人均收入增速更是低得可怜。收入增长放缓转变为家庭债务激增。从去年开始，家庭债务突然成为中国新增债务的最大贡献者，占比将近一半。家庭债务占GDP比例也已超过50%。生活水平的停滞令中共难以用“经济发展”来维稳，令群众愈发难以忍受社会保障与公共服务的匮乏和独裁统治，推动更多工人和失望的中产阶级发起斗争。

贸易战升级

这种情况将因中美贸易战和广泛冲突的升级而进一步加深。中国政府宣布将从6月1日开始，对从美国进口的商品加征新的关税，并加强对外资的“国家安全审查”，以报復特朗普的新关税。中国没有立即加征关税，是为继续谈判留下空间，但是谈判前景已经变得更加不确定。

特朗普政府从5月10日加征的关税已经开始对中国经济造成打击，预计降使中国今年的GDP增速降低0.2-0.3个百分点。但比起对GDP的直接影响，更严重的是由于新关税导致成本骤增而令中国厂商迁移至臺湾或东南亚国家，再加上未来的不确定性，中国的许多工厂已经不再接受新的美国订单。

湖南一家国有水果罐头公司负责人说，25%的关税对于对美水果出口而言几乎是灭顶之灾。上海一家港口仓储公司总经理则说，同业竞争将变得非常激烈，甚至“肮脏”。如果特朗普兑现他的威胁，对其余的3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关税，中共政府可能无法保住6%的GDP增长目标，这从不同方面来说，对中共都会是一个灾难。

如果无法“保6”，不仅中共的统治威信和国内外资本家对中国经济的信心将大大受损，更重要的是可能造成失业潮，进而点燃激烈的群众斗争。今年中共对于就业问题格外担忧。

在5月13日的一场全国会议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要求各级官员将创造就业岗位作为首要任务，特别是要保证大学毕业生、退伍士兵和农民工就业近年来。退伍士兵因为就业和生活保障等问题发起多场大规模抗议。如果大学毕业生和农民工大规模失业，将强力加速中国工人与青年的激进化进程，类似于佳士事件的斗争将陆续发生。

经济再次放缓

中国G D P 增速上一次跌到6 % 以下是1989-90年。当时中国爆发了大规模群众民主运动，几乎要推翻中共政权。经历过资本主义復辟、触目惊心的贫富差距和令人发指的国家镇压，今天的中国群众已经积累起更加强烈的怒火。

失业潮和群众斗争的升级将反过来削弱中共在贸易战中的力量。对于中共来说，这会是一个恶性循环。如果在贸易战中做出太多让步，中共会反过来成为它自己煽动的民族主义情绪的攻击目标。英国《经济学人》杂誌引述匿名中国政府顾问的话说，中国的左翼[实际是指民族主义]学者正打算把中美之间“任何”协议都说成是“民族耻辱”。

为了维护面临多重危机的独裁统治，中共官方媒体接连发出强硬的民族主义言论。5月13日，中央电视臺新闻联播发出罕见的尖锐评论：“必要时不得不打……美国发起的对华贸易战，不过是中国发展进程中的一道坎儿，没什么大不了”。但政府的民族主义煽动受到许多嘲讽。例如当官方媒体宣称将“不惜一切代价打贸易战”时，许多网民说自己就是被牺牲的“代价”。

贸易战并非中国经济面临的唯一难题。在特朗普加征新关税之前，中国经济已经开始急速放缓，然后由于贸易战升级而进一步恶化。4月，中国多项经济指标低于预期。消费品零售额增速仅7.2%，为16年来同期最低。汽车销量继续下跌，同比减少15%。这说明“以消费为新的经济增长支柱”并没有取得实际效果。在严重的贫富差距和收入增速放缓的情况下，中共指望用消费拉动经济增长本就是天方夜谭。同时，製造业投资增速也将到15年来最低。

在今年1-2月惨淡的经济状况之后，中共在3月份向市场註入大笔新增贷款，数额是10年来同期最高，将今年第一季度GDP增速拉升到6.4%，和去年年底持平。但随后政府再次减弱刺激政策。习近平政权担心债务大山崩塌，摧毁整个经济，因此始终不敢恢復过去的大规模经济刺激政策。但最新的统计数字证明中国经济已经何其依赖信贷刺激。

由于贸易战重新升级，中共政府接下来很可能会大幅强化刺激政策，向市场註入大笔的资金/债务。习进平的走钢丝游戏变得越来越危险。

中共失去了“高速经济增长”这一统治支柱。虽然习进平不断升级镇压，但新的群众抗争仍在继续爆发。互联网行业反对“996”工作製的大规模网络抗议吸引了许多关註。这场罕见的白领工人抗议公开挑战超长的工作时间和资本家用来压榨工人的所谓“加班文化”，并得到美国微软员工的声援。政府在工时问题上的口惠而实不至让更多青年工人看到，中共独裁政权正是保护着资本主义的剥削和压迫。

面对正在沸腾的群众怒火和接连而至的国家镇压，需要建设一支群众性的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力量和工人政党，以阶级团结和国际主义对抗中共政权的民族主义分化，以民主的社会主义公有製和计划经济取代全球资本主义及其所滋生的专製统治。

中国：天安门大屠杀30年

今天是北京六四屠杀30周年。 1989年4月爆发的大规模示威活动使全国陷于群众革命运动，北京瘫痪了七个星期，运动蔓延到300多个城市，成都和西安等城市的主要广场也像天安门那样被成千上万的人群占领。

6月4日北京的镇压行动中，普遍认为大约有1,000人被杀，另外还有更多人在中国其他城市的镇压中死亡、受伤和被捕。

6月3日晚至4日，解放军坦克和装甲车队从四个方向进攻北京，他们遭到北京工人和普通市民，特别是青年人的英勇抵抗。

“该杀的杀”

5月底，20万清场部队（这个数量足以入侵一个国家）被北京的工人阶级和普通民众不可思议地拦截了15个昼夜，被迫扎营在郊区。当局最高领导人本以为，仅通过展示军事力量就足以震慑群众并恢復“秩序”（即他们破碎的专製权力）。

但是，群众的聪明才智和勇气挫败了最初的军事部署。士兵们不想攻击人民，军官们也意见不一，不清楚哪股势力在控製政权，以及领导人想达到怎样的目的。军方将领的迟疑给政权造成了危机——这是最终暴力镇压如此极端的一个关键原因。

陈墨在《震撼世界的七周》（由中国劳工论坛网站chinaworker.info出版，可从我们的网上商店订购）一书中描述，15天裏裏，超过一百万人参加组成了阻拦“人墙”，并拉拢与解放军。我们不是要轻视学生，但远不只是一场“学生运动”，而是一场遍及社会各阶层的革命斗争。美国驻北京的外交官抱怨说，他们不得不派车去中国共产党的外交大院接他们的中国同行，因为中国外交官的司机正在街头参与示威。

亲邓小平的解放军军头王震说：“该杀的杀，该判刑的判刑”。血腥镇压的总设计师邓小平还曾扬言“杀二十万，保二十年稳定。”

这些血腥事件塑造了今天的中国。这个表面打着“共产党”旗号的世界第二大资本主义经济体，拒绝哪怕是最小的民主改革，尤其是过去五年反而将国家镇压和政治控製提高到前所未有的水平。

有观点认为六四屠杀来自邪恶的毛派“共产主义”，而实际上，中国变得越资本主义，就越具有镇压性。一位支持佳士工人和左翼青年斗争、反对国家镇压的20岁马克思主义活动者对《华盛顿邮报》(2019年5月25日)说，“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你会发现，真正的社会主义和所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两回事。他们把法西斯主义当作社会主义，就像挂羊头卖狗肉。”

中共的超级警察机器的规模庞大，眷养了1000万个网络间谍。2017年中国维稳费（1.24万亿元人民币）相当于埃及的国内生产总值。这个警察机器的主要就是为了阻止工人阶级组织起来。

劳工维权人士韩东方表示：“中国在过去的40年裏一直将市场为信条。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它挥舞着共产主义的旗帜，但实际上中共就是资本主义、市场和丛林法则的最大信徒。”[金融时报，2019年5月24日]

独立工会

韩东方在六四屠杀后被监禁，因为他是八九运动中出现的独立工会的先锋。后来独立工会成为政权镇压的主要目标。为扼杀工人阶级的力量、新成立的独立工会、以及八九运动最后一段时间的广泛罢工，中共政权对工人阶级进行了最可怕的镇压。当年设在天安门广场的独立工人工会总部就正是六四当晚镇压最血腥的地区。。

即便是1989年北京“头号通缉犯”名单上的少数学运分子，最多也只被判了2至3年监禁，当然，这已经够糟糕的了。但在之后的几个月裏，据估计有两万人被捕，当中有15,000名工人被控组织罢工（“搞破坏”）和秘密工会（“勾结外国势力”）等罪名。没有学生被判处死刑，但这一厄运发生在几十名工人身上，还有其他工人被判无期徒刑或多年劳改。

大多数报道都把八九运动描述为“学生运动”，但这只是以偏概全而已。学生们涌入并占领了天安门广场，点燃了这场斗争，展示出英雄主义和勇气，但他们更多是对以时任中共总书记赵紫阳为代表的那些“改革派”抱有幻想，去反对那些想要加强专製统治的强硬派。改革派支持渐进的、受控的民主化，包括赵主张非常有限地放松媒体管製和废除政府部门的“党支部”（实际上是确保对政权忠诚度的监控部门），而强硬派认为赵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改革走得太远了。

大多数天安门事件报道中遗漏了工人阶级的关键作用。到运动后期，学生们已经极度疲惫。学生抗议已过了高潮，许多学运分子在5月开始大规模绝食抗议中耗尽了能量。最初的学生领袖大多来自北京的精英学校，并与中共官方机构的联系紧密得多。而后来取而代之的学生则是来自北京以外的新鲜力量，而且他们具有更多工人阶级背景。学生在运动中的比重上也减少了，北京的工人阶级青年开始发挥更加主要的作用。5月20日当政府宣布戒严、军队进入北京后，这一转变更为明显。

八九运动一开始作为学生抗议运动旨在支持中共的“改革派”，反对更专製强硬的“元老”，但后来发展成为一场以工人阶级为主的斗争，更坚定地想要推翻中共政权，尽管他们的想法并不完全清晰。工人对于赵紫阳和他的改革派盟友没有任何特殊情感。

不幸的是，工人没有明确的想法或策略，没有推进运动的诉求和方案。发起这场斗争的学生领袖害怕“走得太远”，在开始时甚至想阻止工人加入示威（因为害怕激怒政府）。而随后加入斗争的更无产阶级的群众和学生则没有这样的保守思想。

他们看到这场运动正在迅速成为生死攸关的斗争，政权毫无做出让步的准备。但当时缺乏明确的计划和个革命的社会主义政党去准确把握形势并及时重新定位群众运动。

权力斗争

当局在应该让步还是武力镇压的问题上发生权力斗争。权力斗争在1989年5月达到顶峰，赵紫阳遭遇决定性的失败。这是一场残酷的权力斗争（赵紫阳被软禁直到2005年去世），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邓小平和他的同伙在6月3日至4日发动了这种无端和过度的暴力。

1989年5月23日，《纽约时报》的A. M. Rosenthal写道：“1989年5月，中国政府一度失去控製权。”这是个准确的描述。 30年前，这位评论员提出了另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由于没有任何能够介入局面的权威力量，中国政府可能将能够重整旗鼓，恢復国家权力。”

1989年的中国正位处在革命（群众运动）和反革命（邓小平的亲资政权）之间的殊死搏斗之中。群众运动没有发展出替代形式的政府，没能呼吁群众运动更进一步、建立人民政权的机关（如全国各地相互联结的民主委员会），没有让正在组织独立工会的工人带头建立工人和穷人的民主政府，因此错失了时机。

邓小平政权得以重整旗鼓，大肆镇压。他希望可以一石二鸟。 首先，工人组织是主要目标。政府以如此残暴的方式清洗街上的抗议者，对整个国家造成长达数十年的威吓。血腥镇压的另一个目标是以赵紫阳为代表的改革派，因为改革派曾向学生抗议者提供支持或让步。镇压要发出的一个讯息是，虽然中共所有派系都同意需要更多的资本主义措施，但“政治改革”和西方式“民主”却是禁忌。

六四屠杀并非如一些评论家所声称的那样导致了非资本主义的斯大林主义政权的重新巩固。中国的斯大林主义体製在此前十年的改革中已开始瓦解。六四屠杀名义上是捍卫“社会主义”，实际上是推动中国政权彻底变成资本主义的决定性时刻。1989年是一场失败的政治革命，尽管它没有完全表明自己的目标和任务。

残暴的资本主义復辟

特别是在1992年历史性的“南巡”后，邓小平统治下的中国继续走向资本主义，但这个过程受到中共威权政府的控製，以确保党内精英（尤其是“太子党”） 可以掌握资本主义经济中最肥美的部分，同时保持铁腕政治控製，以保持对工人阶级的压迫，消除任何对残暴资本主义復辟的抵製。在1990年代末达到高潮的国企私有化中，有多达6000万名工人下岗。永久性工作被不稳定的临时工、合同工和派遣工所取代。如今，中国的国企雇用了6,000万名派遣工，他们的工资和社会福利都低于正式工。

1998年中共效彷英国撒切尔将住房私有化。今天，95％的中国住房是私人的，公共住房微乎其微。相比之下，德国的私人房屋占51％，美国占65％。房价已成为中国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的巨大负担。北京、上海以及中国的其它几个城市名列世界上平均房价相与平均收入之比最高的城市（比东京贵一倍，比伦敦贵三倍）。

一些旁观者误以为工业的高度国有化表示中国不是“真正的”资本主义国家或者仍是不同社会製度的混合体。 国家经济占中国GDP的30％左右（包括银行、能源、电信等关键部门和相当一部分製造业）。在1990年代，国有经济被用来创造出新的资产阶级，中共官员的亲戚和朋友获得了利益最丰厚的位置。

这正符合托洛茨基在《被背叛的革命》（1936年）中对斯大林主义的预测：假若工人未能够成功透过政治革命实现国有经济的民主控製（例如1989年的中国），就会有如此的结局。

中国的专製资本主义植根于对群众抗争的恐惧以及资产阶级精英的不安全感。资产阶级精英在前所未有的媒体控製和国家宣传的帮助下，很大程度上将其财富隐藏起来。中国的资本主义模式不是美国式的“民主”和“自由市场”，而是东亚的威权资本主义，就像是蒋介石的臺湾，李光耀的新加坡和朴正熙的韩国。这些是国家控製或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的“完全”资本主义政权。

近期可靠的媒体报导表明，中共高层“太子党”之一习近平的家族拥有1万亿美元的海外资产。中中共大部分政治局委员也极为富有。以美元计，中国亿万富翁人数很久之前就已超过了美国，去年为819对571人。

香港纪念晚会

香港是中国唯一一个能够公开纪念六四屠杀的城市。今年的三十周年纪念晚会创下破纪录的人数。今年的纪念会具有更重大的意义，因为香港傀儡政府正在迅速修订逃犯条例，激起了大规模群众反抗。这项法律将让香港异议份子和政治活动家可以被遣送到中国受审。在专製的司法体系下，他们会完全丧失基本人权，受到酷刑，被迫在电视上认罪。

在中国其他地区，中共的镇压继续打破纪录。在穆斯林聚居的新疆，全体居民都面临官方恐怖手段，超过一百万人被关押在名为“职业培训中心”的集中营。新疆的面积相当于半个印度。它已经成为警察国家电子监控的巨大试验场，配有脸部识别监控系统、DNA采样和强製安装手机间谍软体等尖端监控技术。

去年佳士工人斗争之后，左翼活跃青年、学生和工人遭到镇压。虽然镇压规模比新疆小，但却是习近平镇压加剧的重要事证。尽管中共伪装在“共产主义”旗帜下，但这不妨碍习近平政权将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列为头号罪犯。六四屠杀三十周年让政府更加紧张，因此习近平在今年年初警告说中国正面临“难以想像的危险”。

中美“冷战”

伴随着六四30周年的另一个政治焦点是中美帝国主义冲突的急剧升级，这波冲突始于特朗普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并迅速扩展到投资、技术、学术交流、地缘政治和军事竞赛。这相当于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新“冷战。，这是两大帝国主义争夺世界霸权的斗争，而不是像上个世纪两个不相容的社会经济製度（即谎称「共产主义”的斯大林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竞争。

在如此背景下，基于各自的利益，中国和美国也开始互相攻击对方的“人权”记录──两国今天突然开始大谈人权，这是20多年来从未见过的情形。

私底下，美国的主要资产阶级代表都贊同1989年的镇压是“必要之恶”。特朗普过去曾称八九运动为“暴动”，并表示钦佩中共独裁政权的铁腕镇压。 1989年6月，美国老布什政府迅速采取秘密行动，派遣国安顾问布伦特．斯诺克罗夫特到北京，以向中共领导层保证美国对中国的製裁和对大屠杀的官方谴责只是暂时的，华盛顿希望保持“接触”。英国撒切尔政府也采取了相似的立场。

中国政府也同样向西方政府发出私下保证，请他们无视中国对“西方干涉”和“境外势力”的公开谴责，因为这些谴责不过是是中共对国内的宣传策略。中共也保证继续推行过去十年的亲资本主义政策。

对于西方资本主义的领导者来说，决定因素是经济利益和本国公司的市场，而不是人权和民主的崇高理想。现在西方资产阶级政客一百八十度转变，只是政治宣传的一部分。中国和美国的统治阶级希望提升自己的形象，并把对方描绘成恶人。

记取教训

要在中国和全球建设群众性的社会主义替代方案以取代资本主义，1989年运动的教训至关重要。1949年畸形的革命中建立起的中国斯大林主义/毛泽东主义政权到1970年代已经耗尽自身发展经济的能力。随着俄国和东欧其它斯大林主义官僚独裁政权陷入深刻危机，中共高层把倒退回资本主义视为拯救自己的唯一希望。

当时中国新一代的工人运动也受到西方工运领袖及其右翼亲资思潮的阻碍，无法及时组织起来，阻止“共产主义”官僚摧毁计划经济并摇身一变成为资本家。

虽然资本主义似乎给中国带来了惊人的GDP，却同时产生前所未有的问题：严重的不平等、惨不忍睹的汙染、超长工时和实质收入停滞不前。今天中国的社会紧张局势比1989年更加严重。从习近平和中共其他高官的警告中可以看出，中国正酝酿着新一波大规模群众运动。

正如现在被习近平政权关进监狱的左翼青年那样，我们需要一个新的社会主义工人运动，而且这场运动正在中国逐步建立起来。尽管现在当局不断製造苦难，但多强的国家镇压也不能避免未来这个局面。我们要厘清1989年究竟出了什么问题、为什么下令屠杀的中共高层没有受到惩罚，才能最佳地建设新一波以工人政党为核心的群众运动，以反对专製、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

武汉：反汙染抗议遭警察镇压

在香港举行规模空前的反送中游行之时，武汉阳逻接连一周发生大规模抗议，反对当地政府兴建一座垃圾焚烧炉（“陈家冲循环经济产业园”）。

当地居民普遍担心焚烧炉的废气汙染危害健康（阳逻人口超过30万），因此6月28日约1万人上街游行。

游行者高喊“还我青山绿水，垃圾焚烧厂滚出阳逻”。就像今年全球反气候变化抗议一样，阳逻抗议也以年轻人为主。有抗议现场的照片和视频显示，一个男青年用扩音器带领抗议群众喊口号。

有毒废气

这座焚烧炉选址于人口密集区，距离最近的居民区仅800米。按照中国的安全标准，此类项目离居民区不得少于1.5公裏，但在中国安全标准经常只是一纸空文。在焚烧炉方圆几公裏内有30万居民和两所大学。焚烧炉的有毒废气可以导致肺病、白血病和癌症。中国的焚烧炉运作经常不符合环境法规的要求，危害更加严重。

武汉原本就有5座垃圾焚烧炉。2015年《国际环境研究与公共健康期刊》刊登的一份研究指出，武汉现有的焚烧炉存在诸多问题，包括和居民区的距离低于法定要求、缺少公众咨询、武汉市政府坐视废气排放违反相关规定。根据上述研究，武汉现有的这些焚烧炉无一通过环境影响评估。

中国：北师珠学生游行 抗议违法停校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已持续两个月的维权事件演变成大规模抗议。6月10日丶11日，数千名家长与学生在学校操场上绕圈游行，抗议学校停办和校方的虚假宣传。学生和家长打开手机灯光，高呼“保衞学校 反对停办”，游行一直持续到深夜。学校附近的旅社给从外地赶来的学生家长提供免费住宿，可见抗议得到群众同情。尽管遭到镇压，最后校方承诺做出让步，抗议基本取得胜利。

北师珠海分校是2001年北师大和珠海市政府合办的独立学校，在读学生2.3万人，虽然有北师大的名字，但其实是一所公立独立院校。两年前，广东省政府丶珠海市政府和北京师范大学签署协议，决定对珠海分校的进行“升级”，建造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校方也发出了“北师大学珠海分校正式更名为北师大珠海校区”的公告，以吸引生源。

虚假宣传

但今年4月教育部的一份批復文件却说，珠海分校将于2024年终止办学。这意味着，新的“校区”和旧的“分校”事实上将毫无关系，“分校”将被废除，而之前的“升级”消息则是虚假宣传。有消息称，分校招生人员甚至至今仍在欺瞒新生。

另外，分校学生认为北师大的目的是“圈地”，因为北师大校园面积相对较小，北京新校区的建设因为徵地和地价问题迟迟未能完成。分校的学费远高于北师大，每年2万多元，学生认为以自己的学费建设起来的学校不应该被无理侵占。实际上，在后来校方与学生和家长的协商会议上，副校长承认学校停办没有得到审核，实际是违法行为。

而且在抗议发生前，分校已经开始向北师大移交部分教学楼和宿舍，而且由于学校停办牵涉到教师的职位，已经有一部分教师离职，导致教学质量已经无法保证。同时，在一些学校信息查询网站已经没有办法查到北师大珠海分校，所以学生担心，在学校停办后，自己的学历将不被认可。学生家长接连两个月四处维权，要求教育部撤销停校的决定或者北师大给出合理的安排，但始终没有得到可靠回应。

据报道，6月10日晚上，有超过2000名家长与学生从各地赶到学校，虽然校方试图半路拦截，但是没有成功。由于校方没有出面回应，11日数千家长与学生们在雨中继续抗议，但被校方调来的保安和警察包围丶攻击，并有校方或警方人员混入抗议人群中煽动抗议者和警察发生冲突，从而给警方镇压的藉口。亦有学生家长被国安警告。有学生谴责说：“我们交的学费，学校拿来镇压我们自己！”

12日校方与学生丶家长代表开会，但会议前校方告知学生代表必须减半；会议中还发现在现场的记者“没有带”记者证，疑似校方找人假扮；学生们自发的网络直播也遭到封禁，最后校方没有做出任何正面回应就离开了。但当日，显然是由于学生抗议的压力，北师大发表声明，承诺负责原分校学生升学丶出国丶报考公务员所需的文件材料以及其他相关事宜，并承诺和分校分享资源，确保教育质量不会降低。抗议基本取得胜利。

北师珠抗议反映出中国高等教育产业化的无序发展和混乱。北师大学校官员为了扩大校区，无视学生和家长反对违法侵占分校。分校校方为了吸引生源，故意蒙骗学生。这些恶行都得到中共独裁政府的庇护。社会主义者谴责政府和校方暴力打压学生抗议，主张成立由学生丶家长丶教师和独立法律人士组成的独立调查委员会，彻查停校事件，惩处所有涉入虚假宣传的学校官员以及其它违法官员。为了让所有人都能够得到免费优质的教育，需要在社会主义民主公有製和计画下，由学生丶家长丶教师丶以及独立工人组织民主规划和管理教育事业和学校运作。

中国高考与教育真的公平吗？

2019年高考于6月7-9日进行，报名人数达1031万。高考被视为大多数学子与家庭改变命运的最可行途径。为激励高三学生拼命，高考前夕的中学校园也不乏“提高一分，干掉千人”丶“吃苦受累，视死如归”等极端标语。

高考这一基本只考察学校课业知识丶以分数为唯一评价标准的筛选机製，被很多人视为最公平丶最利于普通人家向上流动的通道。但正如2017年北京高考文科“状元”熊轩昂所说：“高考是阶层性的考试，农村地区越来越很难考出来，我是中产家庭孩子，生在北京，在北京这种大城市能享受到的教育资源，决定了我在学习时能走很多捷径”。熊轩昂的父母都是外交官。

家庭背景影响教育资源

家庭背景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学生能够得到的教育资源，包括家庭内的日常教育和补习班，进而影响他们的成绩和升学机会。根据“首都大学生成长追踪调查”，就读北大丶清华和人大的学生中，有30%自我评价来自中上或上层经济地位的家庭，而在北京的其他大学该比例不到18%。在建基于不平等的资本主义之下，不可能有真正公平的教育和考试製度。教育紧缩（特别是农村过去的撤点并校）丶户籍製度和各地区经济不平衡令问题更加復杂丶严重。

富豪家庭的子女乾脆可以避过高考。中国目前有逾800所国际学校，入读这些学校的学生可以躲避高考丶进入国际顶尖名校，而高中毕业后直接出国读大学的学生亦有数十万，但是入读国际学校与出国读大学的费用仅少数富裕家庭可承受。不久前，西安步长製药集团董事长赵涛被揭发花了650万美元进美国斯坦福大学读书，更是引发热议。

由于公共教育资源不足，填鸭教育这种低成本的教育模式成为绝大多数普通家庭学生的唯一选择（其实甚至不能说是选择）。他们必须投入大量时间与精力死记硬背语文丶数学丶外语等“主要科目”的知识，牺牲了批判性思维与创新能力。在高考“指挥棒”下，人文教育非常薄弱，体育丶音乐丶美术等课程也常被“主要科目”占用。为了学校的升学率，大部分中学生还须在校晚自习，在周末与寒暑假还被迫到校补课。如此处境下的学生，难有足够的时间与精力发展兴趣爱好或关心时政，而完全沦为考试机器。越来越多年轻人批评中国畸形的教育製度甚至不能满足就业需要！中共政权哀叹中国“人才匮乏”，这其实是它自己的资本主义紧缩政策造成的结果。

高考带来的巨大压力，也催生了“祈福”产品市场，这些商品本质上只是普通的笔丶蜡烛等物件，仅因为和高考扯上关系而价格涨上数倍，而算命等迷信服务也在高考期间受到部分考生家长追捧。更有部分家长给孩子服用“聪明药”，期望提升学习能力。然而这类“聪明药”属于中枢神经兴奋剂，并不会真的提高服用者记忆力或智力；服用者需要每日不断增加剂量以保持原有效果，迅速停药后会出现显着副作用。诉诸迷信或“聪明药”是学生与家长面对“一考定终身”极度焦虑的表现。

前景黯淡

尽管工人和农民家庭的花费如此巨大的努力考上大学，但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前景却越来越黯淡，特别是那些不是毕业于“精英大学”的学生。麦可思研究院发布的《2019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就业蓝皮书）》显示，2018届大学毕业生平均月收入为4624元，面对持续上涨的衣食住行成本显得捉襟见肘。该报告还指出，部分专业毕业生连续三年存在失业率高丶薪资和就业满意度低落的问题。

此外，随着职场对学历的要求持续提高，越来越多的中国大学毕业生选择深造，希望获得更高的起薪，但是读硕士丶博士需要投入时间和金钱以及推迟就业丶较晚开始得到收入所带来的压力。

从“改革开放”恢復高考一开始，基层家庭的学生就处于不利地位，而现在高考已成为筛选出“中间阶层打工者”的机器。没有上过大学或者只是受过职业教育的年轻人更是沦为“廉价劳动力”。社会主义者主张，所有公共教育机构全面公有化，由教职工丶学生与家长民主製订课程与政策，让每一名学生不论出身如何都有享受免费丶优质丶全面教育的机会。更重要的是，需要民主的公有製和计画经济，让工人管理经济和社会，从而使每个人得到平等丶优质的生活条件，才能消除教育以及整个社会的不平等。

中国：十一国庆揭示政权进入恐慌状态

十月一日，习近平在北京举行阅兵。这场庆典看似是在炫耀中共政权的强大军事力量和中国的「繁荣稳定」，但其实反映出中共统治精英的深刻恐慌。

十一之前，全中国进入「临战状态」，多省当局发出文件要求防范群众抗议。北京更是遭遇空前严格的安保措施。除了一贯的多重交通安检和搜捕访民之外，天安门周边地区从9月30日开始停止供应煤气，禁止居民在家中做饭。周边居民被要求在十一上午出门集合，直到庆典结束后才可以回家。

大型医院被禁止接收新的住院病人，而且除非紧急情况不得进行手术。大批商铺、饭店和娱乐场所也被关闭。甚至连上公厕也需要出示身分证、如厕种类、预计时间，如果没有在预计时间内结束，则要写两百字的说明。

《纽约时报》驻北京记者赫海威被要求离开他在天安门附近的住所，武警在他家中驻守了四天。赫海威说：「过去4年来，作为一名驻京美国记者，我习惯了繁琐的签证规定、机场的麻烦以及在农村的随意扣留，但我还从未遇到过警察霸佔我家的情况」。

即便在习近平已大大强化国家镇压的情况下，这些安保措施仍然显得十分疯狂。法国国际广播电臺说：「不像在准备一个盛大的节日，倒像是要预防一场大难」。这显示出中共政权的真实心态。经济严重放缓、香港空前的反威权群众运动以及不会在短期内解决的中美帝国主义冲突，令习近平政权面临重重危机。

中共权斗继续

习近平曾经不可一世的「强人形象」已经开始动摇。就在十一庆典次日，中共党刊《求是》杂誌刊登了习近平在2018年的一篇演讲，谈到要防止「祸起萧牆」。在多重危机的压力下，曾经一度偃旗息鼓的中共权斗已经再次浮出水面。

八月底习近平视察甘肃时，央视播出一段「路边群众」高呼「总书记万岁」的视频，随后《新华社》之后的报导将其改为「祖国万岁」和「共产党万岁」。随着中国经济和外交局势的恶化，中共的权力斗争也将继续升温。

中国经济已经步入危机。按照官方数据，到今年九月份，中国製造业已连续五个月萎缩，而三、四月份的短暂增长也只不过是因为政府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而且至少约三年以来，製造业和其他行业的就业岗位几乎一直在减少。今年由于中美冲突和中国内部的经济问题，失业问题可能在加速恶化。

猪肉危机

与此同时，猪肉价格的飙升也令中共政权备感担忧。由于非洲猪瘟从去年以来持续扩散，大批病猪和生猪被屠宰，猪肉供应短缺，价格一路上涨。今年八月，中国猪肉价格比一年前高出一半。而且据估计，猪肉价格上涨将持续到农曆新年，即明年一月。

猪肉是中国最主要的肉食品，因此猪肉价格的疯狂上涨不仅会直接加重基层群众的生活负担，也会拉升其他商品的价格。《纽约时报》的一篇报导说，八月下半月「涨价」这个词在百度上搜索量增加了四倍，而更为学术性的术语 「通货膨胀」的使用量几乎没有变，这可能表明大多数关于涨价的抱怨来自基层群众，因为猪肉和蔬菜等价格上涨对他们的影响更大。

为了缓和群众对猪肉价格上涨的不满以及可能随之而来的社会危机，各地政府採用猪肉补贴、使用冷冻猪肉库存等措施，但都不过是杯水车薪。经济增速低迷和物价上涨使中国正在走向「滞胀」，这将意味着群众生活水平的降低，更难继续容忍中共独裁统治。

「重大的」贸易协议？

几乎肯定中美贸易冲突将继续升级。这样中国经济将面临更大压力。虽然中美在10月11日于华府达成了暂时性的贸易协议，但这不代表这两大帝国主义之间的冲突就此平息。美国愿意暂缓将关税提升至30%，以换取中国向美国购买更多农产品。这远远不是特朗普所声称的「重大的协议」。

这些协议的内容在一年前就可达成，双方根本毋须蒙受惩罚性的经济损失。现时双方的关税维持在25%，但特朗普威胁在12月15日增加在休战协议中没有提及的关税。

讽刺的是，在美国的政治体製下，特朗普现在变成了对华的「温和派」。10月1日，特朗普在推特上发帖向习近平道贺，但没有提及香港警察当天首次向抗议的青年开枪，因而受到民主、共和两党的反华鹰派大力攻击。

在华府达成的极为有限的停火协议，可能会舒缓股市的紧张神经，但中美冲突的主要方向还是继续走向升温。我们也要明白，中美政权之前在达成暂时性休战协定的几天后就将其打破，而在6月大坂G20峰会的协议也是如此。冲突降温的机会越来越很小。

特朗普在9月曾威胁将中国企业从美国股市中剔除。虽然还未实施，但这只是华府考虑抵製中国抵资及限製其进入美国市场的做法之一。而长远来说对全球经济影响更为深远的科技战也继续升级。美国方面正在扩大製裁中国科技企业的「黑名单」。

双方都渴望降温

10月7日，即华府会谈的前几天，美国商务部将28家中国公安部门及企业列入贸易黑名单，理由是北京在新疆残暴对待穆斯林维吾尔族人及其他穆斯斯少数民族。这做法对习近平政权来说极具挑衅性，但却没有破坏华府的会议。从这点可见，双方都极为渴望冲突得到至少暂时性和局部的降温，以免造成更大经济破坏。

即使美方威胁进一步在贸易和金融方面作出惩罚措施，中共政权还是如此希望达成有限的协议，可见当局在国内面对极大的压力。习近平一方的谈判员提出在农产品方面的让步本身并不显着。但中方当同意了这一让步，代表着他们放弃了一直用来向美方施压的武器（针对农产品是北京想用的武器，就如在与臺湾的冲突中针对水果，在与菲律宾的冲突中针对香蕉，在与挪威的冲突中针对三文鱼）。

特朗普曾吹嘘自己进取的政策可以全面调整中美贸易，但现在被迫大幅降低期望。即使是最低程度的贸易协议他也表示欢迎，以免空手而来地参与2020的总统选举。

推翻资本主义及帝国主义

但特朗普已不再完全控製这一事情发展。他的反华立场打开了潘多拉之盒，内裡充斥着强大而互相矛盾的势力。这就是帝国资本主义的发展逻辑。在这製度裡，一场争夺成为世界霸主的中美竞赛是不可避免的，除非由工人阶级通过推翻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并在夺权后在多个国家建立真正的社会主义政府，为国际社会主义及民主规划全球资源铺路。

世界进程发展得如此快速和多变，以至连特朗普也可能会被民主、共和两党批击为「对华软弱」。就将华为列入黑名单的问题上，特朗普愿意作出让步，但却受到国会及军工业的联合势力製肘。这股势力也向他施压，要求他对香港的问题採取更强硬的路线，不是因为他们关心民主权利，而是因为他们视香港为对抗中国有用的棋子。

《社会主义者》杂誌及工人国际委员会解释及作出警告，工人运动及所有受压迫者的运动，例如香港民主运动，应该维持完全的独立性，独立于现时权斗中的全球资本主义精英。

贸易战只是一帮资本家强盗对抗另一帮资本家强盗以保护自己私利的方法。同时资本家继续令工人阶级的权利和民生倒退，并且将环境破坏至几近被毁灭的程度。工人阶级迫切需要建立自己的政治替代方案，以立即全实现民主、并且将大企业民主公有化，以国际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与民主主义。不论是美国反对特朗普及亿万富豪的工人和青年的斗争，还是中国受压迫群众反对中共富豪独裁政权的斗争，社会主义纲领都是唯一出路。

中国：非洲猪瘟肆虐中国 严重影响群众生活

由于非洲猪瘟，农历猪年的中国可谓“猪事不顺”。自2018年8月1日于沉阳爆发起，非洲猪瘟疫情在中国持续蔓延，并于今年4月19日遍布中国31个省市。受疫情影响的猪只死亡与大规模扑杀，以及很多养殖户退出养猪业，造成中国猪 肉价格飙升，其中五花肉在北京部分超市价格更达每半公斤55.8元人民币。对此，中国老百姓纷纷感叹吃不起猪肉，网路上亦有人製作以大块生猪肉挂颈的“炫富新方式”图片进行嘲讽。许多民众和部分餐饮业商家转向寻求替代品，也带动其他肉类等食品的价格上涨。

猪肉价格大幅上涨

很多养猪户和摊贩亦遭受巨额损失。江西省吉安县的一位养猪户声称，自6月他的农场内10000头猪感染非洲猪瘟后，除了埋葬死猪以外，他还不得不贱卖上万头活猪。再加上疫情被认为是不可抗力，因此他也无法从保险公司或当地政府得到赔偿。总共算起来，他的经济损失已超过500万元人民币。而市场上的猪肉价格大幅上涨，令许多猪肉摊位的销量受到直接影响。有摊贩已经不再指望赚钱，而只期盼保本，而另有摊贩则决定自行吸收部分成本甚至亏钱卖。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大型生猪养殖企业为主不同，中国的养猪业由散户和小型养猪场主导。相对大型养猪场，小型生产者资金缺乏，因此技术落后，应对极端天气、防治疫病和处理汙染的能力较差。养猪业产业集中度低也令中国生猪市场价格波动更加剧烈。因此，此次疫情蔓延如此严重、疫情开始后猪肉价格飙升，与中国的普遍养猪模式也有一定关系。

除了本国遭遇的猪瘟疫情，国际情势 或多或少影响中国的猪肉供应情况。中国在贸易战中对美国猪肉征收的关税已高达72％，而中国早早已在8月购买了超过1万吨美国产猪肉，不免令对美国展示强硬姿态的中共政权处于尴尬境地，同时令越来越多的中国群众意识到自己绝不会是贸易战中的赢家。这意味着中国需要寻求阿根廷和葡萄牙等新兴市场的养猪户来填补供应缺口，然而并没有足够的猪肉来满足中国的需求，因为中国的猪肉消耗量占全球一半。美国农业部估计，今年前10个月全球猪肉总出口将为880万吨。如果中国要进口世界上所有可交易的猪肉并用尽其所有冷冻储藏量，那么供应仍然会短缺约600万吨。

对于中国，2019可谓极度敏感的一年：这一年是中共建政70周年，习近平政权正想借由庆祝的机会彰显自身威力，为了製造和谐盛世景象，不惜升级监控程度、压抑娱乐生活； 这一年也是六四事件30周年，而该事件的诱因之一正是严重通货膨胀。考虑到猪肉在中国民间饮食的重要地位（ 中国是世界唯一拥有生猪储备的国家），猪肉价格问题对习近平政权的严重程度甚至已经超过香港反送中和中美贸易战。中国国务院副总理胡春华更表示：“保障猪肉供应是党中央的军令状。” 福建、贵州、广西等省份已推出限购廉价猪肉的措施，由政府进行补贴。有资产阶级自由派媒体人把这种做法比做毛泽东时代计划经济时期的粮票、肉票，或称其为习近平治下政治左转的体现，然而在哪怕是国有企业也早已按照资本主义逻辑运作的当今中国，这一点补贴也不过是习近平政权试图维持社会稳定，从而保护中国资本主义的手段而已，与社会主义扯不上任何关系。

“猪肉不能吃”

在2018年12月非洲猪瘟已蔓延到中国多个省市时，有网民便因为在微信朋友圈声称“猪肉不能吃”而遭警方拘留。直到疫情严重到再也瞒不住的情况下，中共政权及其喉舌才终于承认问题存在。与面对近年众多的食安问题一样，中共在今次猪肉问题上再次显得无能，无办法避免食安和公众健康的危机。政权在每次危机中的首要任务是维稳，将民众的批评声音消灭。中国此次遭遇的非洲猪瘟疫情源头来自海外，且在中国爆发后也波及越南、菲律宾等周边多国，影响当地群众生活，所以应对疫情需要国际方案。然而资产阶级的发展基于民族国家，也将追逐利润凌驾于人民需要之上，因此寻求解方必须跳出资本主义框架。

中国：村医集体辞职揭医疗製度腐败

贵州22名村医因待遇问题集体辞职一事引发热议。一名村医称，他们待遇低，每天只有10元基本工资，实在是无法生活。

此类村医集体辞职一事已不是第一次发生，6月28日，河南省先后有36名和28名村医集体提出辞职。理由称：但由于我们工作压力越来越大，工资发放不到位，上级层层克扣，现在我们村医已经生活不能自理，对此我们村医深感遗憾。

另外根据媒体的曝光，7月14日黑龙江省依兰县的个乡镇的63名村医又联名提供辞呈。村民称，2018年村医给村民垫付的医保资金至今未拨付到位，“多则几十万，少则十几万。”全县村医多次到县医保局、县政府讨要无果，导致村医资金严重短缺，无钱购药，甚至有的村医债臺高筑，没办法给村民服务，家庭生计难以维持。据国家卫健委的统计数据显示，乡村医生数从2017年年底的90.1万减少至2018年年底的84.5万，一年减少了5.6万人。

待遇极低

总体来看，村医集体辞职的大部分原因大部分在于村医工资低，工作繁重，国家补贴迟迟发放不到位等等。

7月23日，湄潭县卫健局通报称，对定额补助、绩效考核等进行了整改，从原每月发300元、考核517元纠正为每月发717元、考核100元。7月9日，河南两乡2018年和2019年拖欠村医的基本公共卫生经费都已发放到位。然而，工资发放不到位是製度腐败所造成，县政府至今只承认工资有拖延、但否认有克扣，其承诺是否能落实还是很大疑问。

另外，针对黑龙江4乡村医反应问的问题，县裏成立的专项工作组及纪委监委将对做进一步的调查。同样，党和政府部门的腐败且欠缺独立工会的监督，很可能变成自己查自己，或者得出治标不治本的结论。

村医集体辞职事件并不是偶然的，其背后的根源是村医製度问题。因为中共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下，公共医疗资源被不断削减。村医群体一直游走在国家编製之外，而是否有明确的劳动关系，令村医的待遇和退休金受到打击，再加上药物被变成牟利工具，价格成倍上升，加重医师的负担。广大乡村医生们必须团结起来，组织起独立的民主工会，并且要求增加公共医疗资源，要求将国家医疗归于民主监督，才能捍卫自己的权益。

中国：中共利用打击“精日”分子维稳

精神日本人，简称精日，又称精日分子，中国内地政治和社会议题中的一个负面指涉用语，本意指极端崇拜日本军国主义仇恨自身民族，在精神上将自己视同军国主义日本人的非日籍人群。

但在近年来，随着中共不断强化的民族主义宣传，在中国国内的持有官方立场的传媒机构（如环球时报、共青团中央等），会以揭发“精日”为名义，对反对中共甚至仅仅只是持有不同意见的国内人士实施汙名化，并对其实施以官方带头施行的网络暴力行为。例如田佳良事件便是一例典型。

文字狱扩大

而这种情况在2018年以后，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英烈保护法》的出臺，这种文字狱行径的范围和影响都开始不断扩大和深化，甚至演变成了中国警方对异见者的迫害和滥捕。在2018年7月28日，更是有过一日拘捕9名“精日”分子的案例，并以警方微博挂出，颇有“杀鸡儆猴”的意味。虽说中共一直在为国内言论环境施以高压，且调动民族主义来转移矛盾与迫害异见者也是中共屡见不鲜的操作，但在互联网时代以来是第一次如此目的明确且大规模地利用民族主义情绪对异见者进行舆论审判，并以刑事拘捕落实这种“莫须有”的罪名。

这种行为的目的一方面是演变为仇恨狂热，在煽动所谓“中华民族伟大復兴”的狂
热情绪的同时，也将对于异见人士的迫害进行合理化，甚至伪造成一种“民意”。
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国内持有反对或异见思想者不敢在网络和现实中轻易发声，从而巩固了中共实施白色恐怖统治的政权。不仅是“精日”这一项罪名，诸如中共也会汙名化香港反送中示威者为“港独”，以中国人的大一统情结来转移国内舆论矛盾，分隔港中两地群众斗争。

今天中国民族主义只是统治阶级分化工人阶级的工具。中共越利用民主义反而証明其统治的不稳定。社会主义者反对中共越来越利用民族主义来维稳，逮捕异见人士和进行言论审查。

中国：对抗公共交通性骚扰 需要战斗性行动

在中国，发生于公共交通的性骚扰一直普遍存在，女性尤其身受其害，并受到公众关註。对此，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做过两份民调：2015年对1899人的调查显示，53.4%的人曾在公共汽车或地铁上遭遇性骚扰。2012年近万人参与的民调更显示，81.9%的人认为地铁上存在性骚扰，其中21.6%感到地铁性骚扰多发。

性骚扰的深层原因在于权力不对等，父权社会结构影响社会的各层面，包括家庭内、劳动市场以及政治体系，因此女性远比男性易于遭受性骚扰。2017年12月，在深圳进行、对433人的一项调查显示，女性遭遇性骚扰比例高达42%，而男性仅为6%。受此状况影响，深圳地铁于全网陆续开设女性优先车厢。然而该设置并非法律层面的强製措施，地铁工作人员无权强製驱离进入该车厢的男性；并且深圳地铁客流量极高，大部分乘客首要考虑的是自己能否挤上列车。久而久之，不少男性也会无视相关标誌，进入女性优先车厢，令该车厢的设置流于形式。

指责受害人

女性乘客时常面临指责受害人言论。2012年，上海地铁第二运营公司于微博发布一张穿“透视装”的女性乘客照片，附“穿成这样，不被骚扰，才怪”等文字评论，引发舆论譁然。尽管上千名网民对此抨击，支持检讨女性衣着而非色狼的留言亦存在不少，甚至为地铁公司所转发。为反击上海地铁的父权态度，有两名女性携带具有反抗意识的标语乘车，引发媒体争相报导。

女权运动的发展令中共统治集团感到压力，不得不作出表面上的改变，例如人民日报山东分社社长、人大代表徐锦庚提出对抗性骚扰的一系列方案。但由于父权製依赖于资本主义製度继续存在，亲资官方的宣传与立法的效果极为有限。战胜公共交通性骚扰，需要对抗亲资政府对公共服务的私有化和商业化。需要组织独立民主工会，让公共交通员工组织起来，实施改善职场和公众安全的措施，包括女乘客的安全。而工人的自我组织不免要挑战中共独裁政权，并寻求经济上解放女性的社会主义替代。

中国：新疆民族清洗和镇压的扩大化

中共独裁政权以所谓的“打击极端主义”的名义，通过所谓“再教育营”使得上百万新疆各族劳动者仅仅因为自己的民族和宗教背景就要失去自由、不得不面临监禁和虐待，已有数年之久；在新疆，对于所谓“极端主义”的定义十分广泛，如果你外表上似乎比较特别（例如留较长的胡子），或者与海外的亲友一直保持联系，那就会成为中共所说的“极端主义者”。中共独裁政权对少数民族的高压政策将各族人民当作囚犯一般监视和虐待，中国已经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各族人民的监狱。

“宣扬极端主义罪”

新疆再教育营的条件十分恶劣，时有丑闻曝出，去年逃亡到哈萨克斯坦的一名中国伊犁巩留县哈萨克族商人喀依夏.阿汗在躲藏一年零四个月后披露，甚至有少女在“再教育营”内遭到强暴并怀孕生子。喀依夏是一位从事进出口贸易的商人，经常往返于伊犁和哈萨克斯坦，去年5月4日因病住院期间，由于手机没电关机，当地警察通知其母亲让她去公安局接受问话，结果她到公安局后就被拘留。似乎中共非常喜欢使用这种哄骗的手段将少数民族群众骗入再教育营。自今年五月以后，为在国际舆论压力下掩人耳目，被关押在再教育营的许多穆斯林被判刑后移送监狱羁押，他们以“宣扬极端主义罪”等多被判刑十年以上，而少数被释放者由于酷刑或药物、食物迫害，不是内脏损伤就是精神失常，甚至失去了生育能力。

如今中共独裁政权对少数民族的镇压和摧残已经不再仅仅限于新疆而在往其他省份扩散。从北京到宁夏，政府已经禁止公众使用阿拉伯文字，数个省不再向食品生产商和饭店发放清真证书，有圆顶、宣礼塔和其他中亚或阿拉伯世界特征的清真寺建筑被拆除。中国各地的回民聚居区和清真饭店都发生了政府同伊斯兰教徒的冲突。河北邯郸黄粱梦镇的官方微信曾主动宣称对该镇的兰州牛肉拉面馆等清真饭店的检查和对阿拉伯语及广告牌上的宗教元素的清除，但之后该内容又被删除；海南省三亚市委宣称其自去年11月以来在回新和回辉等回族社区不断推进所谓检查行动，检查“违规个案”。这两个社区为海南穆斯林回族的主要社区，有1万多名回族人。中共独裁政权对外宣称这些只不过是要遏製“泛伊斯兰化趋势”而已，包括沙特在内已经有三十多个伊斯兰国家表态支持中共的所谓“去极端化”行动，哈萨克斯坦外长于最近表示“大部分新疆哈萨克人已经获释”，而美帝国主义则只是关心能否利用这一
舆论在中美冲突中获得某种道德优势，根本不考虑也不关心中国少数民族所受的悲惨压迫，各个资本主义国家在新疆问题上表现得十分虚伪，要么由于和中共独裁政权的利益关联而无视，要么就只关系如何借此机会投机。

国家恐怖主义

中共独裁政权的所谓“去极端化”根本不可能向有伊斯兰教传统的民族推广无神论（中共扭曲“无神论”的政治观点），也不可能消除“分离主义”，这只是对少数民族
劳动者及穷人的自由、生命和文化的摧残，只会使中国各民族间的关系愈发紧张。中共独裁政权对少数民族自由和文化的摧残和上世纪国民党统治时期推行的大汉族主义的“大小宗族论”如出一辙：将各少数民族贬低为“宗族”，在文化上则采取民族歧视政策，贬抑新疆少数民族的地位，认为各少数民族是中华民族的“小宗”，未来应当“同化”到作为“大宗”的汉族中去，试图以此推行民族同化政策而维护对新疆的统治。中共这种种族歧视的意识形态源于中国作为帝国主义崛起的阶级立场。新疆作为一带一路及其欧亚心脏地带的跳板，在地缘政治上相当重要。这点驱使中共要通过国家恐怖主义来“解决”新疆问题，并利用“同化”理论及反伊斯兰宣传来合理化其残暴的政策。中共独裁政权以监狱般残酷的手段迫害各个少数民族，必然遭受到各族劳动者的奋起抗争，中共的民族压迫越是严厉，就会暴露其统治基础越不稳固，必然被各族劳动者的革命所推翻。

社会主义革命传统

包括新疆维吾尔族在内的各个被压迫民族并不缺少社会主义革命的传统，早在1917年十月革命席卷中亚后不久，秕邻中亚的伊犁和塔城两地就有俄侨教师、学生等参加的示威游行，以祝贺新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成立，并且提出八小时工作日和星期天休息的要求。

1918年新疆伊宁女子学校的师生员工在校长阿裏普.哈比托夫的组织下，在“三八”国际妇女节进行示威游行，他们用俄文和塔塔尔文打出“苏维埃共和国万岁”、“工人万岁”的标语、红旗，并且散发传单；1918年4月在新疆伊犁举行了由教师、学生、工人两千多人参加的示威游行，高呼反对压迫、反对杨增新政府。

杨增新在致大总统的电报中不安地说：“查此项过激派以平等自由为宗旨，以不分官民阶级为政策，以不分国界不分种族为标说。当此民穷财尽、人心思乱之际，最易被煽惑。吾恐过激主义始则浸淫于边地，继则蔓延于内省，终且普及于全国。”

这在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来说要比中国内地的省份要早；而之后三区武装起义推翻了倒行逆施的盛世才军阀政府，新疆共产主义者同盟和三区政权相信当时的中共，怀着“建立没有国民党、没有帝国主义统治，以各民族的真正自由平等为基础的，事实上的新民主主义政权”，“谁希望自己的民族获得解放，谁就必须为其他民族的解放斗争”的希望加入了中共，与今天的现实截然相反。新疆和中国其他地区的少数民族反而要面对中共统治下各民族的监狱般的中国的事实。

民族自决

我们对此的回应仍然是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者与中国劳工论坛坚持民族自决原则，坚决同中共统治下的各个被压迫民族一起与中共独裁统治作斗争，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为被压迫民族取得真正的自由与独立，为了实现真正的民族解放，各民族劳动者必须为实现工人民主同包括中共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在内的压迫者作坚决的斗争。

这需要一个清晰的社会主义纲领来创造一场团结的工人运动。这场运动的诉求包括所有人享有优质住房和工作岗位、立即在不扣减工资的前题下实现每周工时40小时、组织和建立独立工会的自由、在就学製度和就业製度方面结束歧视，所有语言享有平权。唯有通过群众斗争，才能打倒种族主义和各种宗教及民族沙文主义，同时捍卫文化及宗教自由、结束镇压和国家恐怖主义，通过民选的委员会对警队实施民主控製，要求军队及武警撤离，由多元民族的工人阶级维安队取而代之。

我们相信历史和现实中为争取自由而斗争的新疆各族劳动者必将取得胜利！

茂名抗争赢得重大让步

11月底，数千人在广东省茂名化州市文楼镇示威，反对兴建火葬场。一千名防暴警察派至当地镇压示威。示威者包括很多青年及学生。因为地方政府本来宣布兴建生态公园，后来被发现向居民隐瞒兴建火葬场的计划。居民害怕火场的汙染物会令水源和土地有毒，阻碍该地区的发展。

警察镇压造成暴力冲突，过百人被捕，有示威者用架设围栏及砸砖头的手法对抗催泪气体和水炮车。维权人士范一平向《自由亚洲电臺》表示，“茂名抗争者从一开始就对抗的很激烈。”居民感到（当局）就好像挖了他们的祖坟那样。而香港运动对茂名示威很明显造成政治影响，有媒体报道有茂名抗争者喊出“时代革命”的口号。

地方当局起初强硬回应，然后迅即改变立场，在四天内宣布永不兴建火葬场。有报道指所有被捕者会被释放，而伤者会得到医疗赔偿。中共政权明显害怕香港运动会像“病毒”般传播到内地。《南华早报》总编辑谭卫儿指：“他们（广东当局）一定很明白，如果事态失控，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山西煤矿爆炸 15工人死亡

山西省晋中市平遥县一处煤矿于11月18日发生瓦斯爆炸。官方证实，共有15人死亡，9人受伤。目前该事件被定性为一宗企业违法违规生产的引起安全事故，据报导，初步分析，该矿违规布置炮采（爆破采煤）工作面开采区段煤柱，采用局部通风机通风，放炮导通采空区，导致采空区瓦斯大量溢出，遇火花发生瓦斯爆炸。官方强调了煤矿所属企业平遥峰岩煤焦集团二亩沟煤业有限公司的“利欲熏心“，”逾越红线“和种种具体安全问题。根据该企业网站信息，现有员工5000多人，资产50多亿元，是当地的龙头企业。

近年来，中国煤矿事故数量虽然有了不小的减少，但是总量依然不容忽视。而且还有许多没有上报，不列入统计的事故，例如今年6月，陕西渭南白水县的煤矿发生安全事故，有5人死亡，而该事故没有上报，所以很久之后才被发现。有评论称，中国每年矿难的死亡人数占全世界的7 0 % ， 所以煤矿安全依然是中国的大问题。

无视生产安全

虽然中央一再强调煤矿的生产安全，但是一方面各地的大型煤矿企业经营日久，有深厚的政商关系，可以轻易的钻空子。另一方面，对于许多内陆省份政府，煤矿也是极其重要的地方财政收入来源，对保住GDP增长率有重要作用。事实上，山西省的重要大企业几乎全都与煤炭直接或间接有关。因此，地方政府很难下定决心彻底整改。

单单靠政令法规来敦促安全，最终都会流于官僚形式，在资本主义逻辑下工人始终只是工具，资本家只会从成本的角度来考虑安全问题。没有独立的工人组织，单个工人在矿主面前没有任何谈判能力，甚至不得不帮忙掩盖会危害自己的安全问题。而没有民主参与的安全政策，始终只是为了官僚资本的利益，需要并购小矿私矿时强调安全措施，需要加大产能时这些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所以无论是为了工人的安全，还是为了大规模转用再生能源，我们呼吁首先建立独立的工人团体，并扩大斗争至对煤矿企业全面实施民主的公有化管理，在人民的控管下製定切实可靠的安全和能源政策。争取职业安全和绿色能源的斗争是连系着争取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的斗争。我们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左翼工人政党，来团结人民，组织工人斗争。

从网路舆论看中共爱国宣传逐渐失效

六个月以来，香港人为了自由和民主的抗争，引起了世界各地的关註，其就好似煽动一场风暴的蝴蝶，让整个世界都受到了深远持久的影响。然而，当香港的抗争正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与香港仅一河之隔的中国内地年轻人们，又是如何看待这一场运动的呢？

惊醒

事实上，在“反送中”运动的初期，也就是2019年六月时香港示威者进行的一系列和平示威活动的时候。内地的社交媒体中对这场运动的报导非常之少，就算是极个别报导或谈论了香港示威的内地媒体和个人网络言论，因为内地普遍实施的网络言论管製，大多也都是被删除和限流。就算是少数通过外媒渠道知道了香港反送中运动的爆发，大多也都认为这只是一场小波浪。

可随着运动的发展，直到六月的后期到七月份的时间，中共政府终于意识到香港的抗争将会长期且猛烈地持续下去，直到此时，中国内地的媒体，才陆续开始对香港的示威情况开始进行报导。而在这时，内地的大部分民众这才如梦初醒，意识到了香港人正与政府做着抗争。

就和往常一样，他们以民族主义的狂热思想裹挟着内地的言论氛围。他们将香港民众的抗议汙蔑为“港独”，而那些参与示威的年轻民众，则被中共的喉舌汙蔑为无所事事的“废青”和唯恐天下不乱的“暴徒”，并製作一些断章取义的视频片段以作为香港示威者们“恶行”的证据，宣扬香港警察“严正执法”的正当性。

几乎所有的“95后”和“00后”的年轻人们，都被官方引导的民族主义思潮所影响。例如在2019年7月21日，被视作是中国的“民族主义先锋队”的李毅吧“出征”声援香港特区政府和香港警察（虽最后因为“恶俗系”人员的阻击而铩羽而归），又比如因为“怼港独”而得到了官方贊许的“饭圈女孩”群体和洗版推特中文圈的“孙笑川258”群体等。这些都是受到中共民族主义宣传而出现，并对香港抗争者采取敌对行动的中国年轻人群体。

但与此同时，由于中国自身内部政治经济矛盾、美中贸易战以及非洲猪瘟、鼠疫等天灾人祸的影响下，中国内地的物价快速增长，民众的经济压力日渐增加。而对此，中共政府一方面惧怕美国製裁，频频向美总统特朗普眉来眼去，另一方面却需要加强民族主义宣传，来掩盖国家内部的矛盾，以维持自己的独裁统治。

这样做的后果，必然会造成的是社会矛盾的堆积，并在某些时候爆发出来。而中共本身，也遭到来自己所一直宣扬的民族主义的反噬。

从中共政府试图收买香港居民而推出的一系列港澳居民限定的优惠性政策开始，中共喉舌媒体微博下的评论区就开始不断“翻车”。不少内地民众对中共的惠港政策表示不解和不满，以至于到了管理员删不过来的地步。这让许多内地群众意识到，自己那狂热的民族主义情绪不过是中共的工具。不少年轻人被“铁拳”砸醒，不再跟随中共的舆论引导。

另一方面，华为“251”事件，也让很多的内地年轻人认清了自己是被资本家和中共剥削的“韭菜”这一事实。讽刺的是，华为这一企业一直都在贩卖民族主义情绪，也被中共当局作为“爱国企业”的标杆宣传。

暗流

不过，仍有一些年轻人敢于去了解、关註和支持香港的抗争。他们虽然在目前的条件下不敢和体製进行正面对抗，但他们依然会去保持自己的思想，并运用网络技术建设起自己的团体。他们或许将会成为与香港民众及所有受压迫者联合抗争的重要力量，并连系拥有改变社会的力量的内地工人阶级，结束中共暴政。

华为李洪元事件

2018年1月31日，在华为公司工作了13年的工程师李洪元从华为离职。在离职前公司与他商谈同意发放30万元的离职补偿。随后华为以敲诈为由，让深圳公安于2018年12月16日拘捕了李洪元。随后经过侦查、补充侦查等阶段，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检察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予起诉，于2019年8月23日将李洪元释放，并且发放了10万元的补偿金。李洪元被无辜羁押的时间251天。根据当事人的供述，他被释放的决定性证据是一段他用录音笔录下的当时与公司商谈离职补偿的录音，这段录音被他復製到多个设备中保管，在他的电子设备都被没收的情况下，由他的妻子在他朋友的电脑中找到提交，才使他免于被判刑。

11月28日，检察院的裁决书在网络上曝光，引起了舆论的极大讨论。网民批评华为诬告离职员工的行为，要求华为对李洪元公开道歉。但是对事件的相关讨论和对华为的批评随后遭到大量删除，许多网民的帐号被封禁，这反而引起了网民更大的不满和抗议。12月2日，华为迟迟做出回应，不但没有进行道歉，反而说：“如果李洪元认为他的权益收到了损害，网民支持他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权益，包括起诉华为。”这种目中无人的态度将网民的愤怒推向极点。

民族主义“洗地”

华为作为中国的招牌高科技企业，在中美贸易战中十分引人註目。美国对华为的打压常常被中国官媒用来煽动国内民族主义。尤其是此前在加拿大被拘捕的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几乎被宣传成为了民族利益受外国迫害的民族英雄。12月2日，孟晚舟发表一份公开信，“感谢大家在者被拘押的一年裏对她的支持和鼓励”。但是相关新闻下很快便充斥着网民对华为诬告员工的声讨。网民表示，孟晚舟能够成为华为的首席财政官只是因为她是华为创办人任正非的女儿，她可以获得保释住在加拿大的豪华别墅中，还能频繁获得媒体曝光和国内民众的支持鼓励；而李洪元这样的工程师，华为一切成就的真正创造者，不仅在案件缺乏证据的情况下无法获得保
释，在条件恶劣的看守所裏度过251天，他的遭遇还得不到任何媒体的报道，支持他的言论也要遭到删除封禁。人们意识到：资本家不会因为劳动者同是中国人就不去剥削劳动者。中共编织的民族主义幻梦在现实面前一触即溃。

华为李洪元事件表明了中国群众的阶级意识的继续觉醒。IT行业一直都是高薪行业，其从业者往往更喜欢资本主义秩序，阶级意识薄弱。但是随着中国经济愈发困难，他们也无法独善其身。先是各大互联网公司实行996工作製引起程序员的大规模网络抗议，随后又是网易、华为等公司对待离职员工的残酷做法，越来越多的高薪人士开始认识到自己也是无产阶级的一部分，认识到自己与资产阶级的对立关系。而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过去意识形态的遗存和中国当前官方意识形态的外衣，也重新开始引起人们的兴趣。在网络上对李洪元事件的讨论中不乏见到对马恩列斯毛等官方推崇人物的着作、言论的引用，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使用大学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中学到的知识来分析社会。

随着资本主义危机加剧，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最復杂的资本主义国家，其群众阶级意识的觉醒必然还会继续下去。由于中国官方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保留，阶级意识的觉醒将比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更加容易发生。群众阶级意识的觉醒将会带来怎样的力量，让我们拭目以待。

二零二零年

区块链：对数字极权的强化还是抵抗？

区块链是一种基于密码学构建的分布式共识系统。强大的现代密码学中的数字签名技术，再加上分布式系统去中心化的特点，使得区块链拥有难以篡改的特性。

区块链诞生之初，因为其去中心化、难以篡改、不受管製的特性，被人们认为是对抗日益增长的数字极权的利器。区块链最着名的应用即是比特币(Bitcoin)。比特币并不是实际储存在某一臺机器裏的某一个数值，而是以无可篡改的交易记录（账本）的形式储存在所有比特币区块链的节点中。比特币没有国界分别，跨国转账不会受到任何管製，难以追查，因此成为一个不受控製的资金跨境流动甚至洗钱、低下交易的渠道。区块链难以篡改的特性也使其成为了一种对抗网络审查的工具。在北京大学学生嶽昕反对性骚扰的事件中，她写的文章在中国互联网上被屏蔽，有人就把文章记录在以太坊(Ethereum)的主链中，成为了无法被删除的存在。

区块链的这些不利于国家控製的特性，都中共不想看到的。中国政府一方面禁止发行新的虚拟币，禁止在中国开设虚拟货币交易所，下发文件要求逐步淘汰虚拟币挖矿产业；但是另一方面又不断出现政府站臺支持区块链产业的事情，直到现在习近平本人亲自提出要发展区块链；看似自相矛盾，其实背后有其自己的考量。

区块链在中国的火热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虚拟币。由于虚拟币去中心化的转账原理与波动强烈的价格，成为了一个在中国少见的不受管製的投资领域，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大的金融隐患。而中国官方想要的也并非区块链无法管理的特性，他们想要的是以区块链透明、难以篡改的特性来加强自己的管製。

“不可追踪”与全面追踪

人们常说区块链“不可追踪”，但这是建立在区块链可以自由加入的基础上的，这样的区块链被称为“公有链”。以比特币为例，用户可以随意生成多个随机的比特币地址，以区块链节点的匿名性保证了不可追踪性。而比特币的交易记录是保存在所有节点中，不可篡改的。而在另一种区块链“私有链”中，加入区块链成为节点的资格是可以被一个集中化的机构控製的。区块链失去了匿名性，自然也就失去了不可追踪性，反而会因其透明性成为一个人人都会被追踪监视的系统。Facebook试图推行的虚拟货币Libra就是这样一个系统，只不过Libra并不是被政府控製，而是被几家加盟的大企业联合控製。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中国央行不断示意要发行的那种数字货币是比Libra更加集中、且掌握在政府手中的一种区块链。每个中国人都会被分配一个独一无二的地址，钱的动向将是完全透明，直接被央行掌握的。届时所有中国人使用这种数字货币进行的一切活动都会完全处于政府的监控和管製之下。

货币并非区块链唯一的应用。习近平提到了数字金融、物联网、智能製造、供应链管理、数字资产交易等多个领域，要求“加快区块链和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前沿信息技术的深度融合……积极推动区块链技术在教育、就业、养老、精准脱贫、医疗健康、商品防伪、食品安全、公益、社会救助等领域的应用”，“要推动区块链底层技术服务和新型智慧城市建设相结合……提升城市管理的智能化、精准化水平”。在区块链的帮助下，数据在被收集时就可以被记录上链，无法在之后被修改、删除，绕开復杂低效的官僚系统，直接可供高级决策者查阅。这在一定程度上反应了习近平虽然不断强调共产党干部要“不忘初心”，但又始终无法真正信任他们，只能借由区块链来保证信息的准确性。但是这种想法恐怕很难达到理想的效果——原始数据的收集和录入、区块链的集中控製都是要人去做的，而这些工作又还是只能依赖官僚系统来完成。

区块链作为一种技术，和任何其他的科技一样，可以用来对抗极权，也可以用来强化极权。社会主义者反对将区块链用于侵犯个人隐私、加强数字极权的做法。只有在一个工人民主控製的社会主义社会中，区块链技术才能在政治透明、言论自由领域发挥出最正面的作用。

约 1/4 女性曾遭遇家暴——实情恐将更严重

近期多起社会新闻令中国家暴问题又一次引起公众关註。在中国，2 0 1 0年，24.7%的24~60岁已婚妇女遭遇过配偶家暴；2013年11月联合国人口基金一项针对2000余名男性的调查显示，约52%男性承认曾向女性伴侣施以肢体暴力或性暴力；最高人民法院2015年监测到的277件被报导的家暴个案中，女性受害者占82%，其中未成年受害者亦有54%为女性。中国在此方面的统计数据严重残缺不全、经常未有更新或可信度欠佳，因此实际情况相信还要严重得多。

反家暴法

中国的反家暴法案已于2016年生效，但执行度一直很弱：受害人平均要遭受35次侵害后才会报警，家暴认定率不足4%，保护令申请率不足20%。由于经济因素，大部分受暴女性仍选择向家人、亲戚或朋友寻求效果有限的援助，而报警或上法院的少部分则常面临不管三七二十一“劝和不劝分”的状况。与此同时，不堪长期遭受家暴因而反抗杀死配偶的女性却有1/5的可能面临死刑（含死缓）。这也令反家暴法案更多成为中共改善自身形象，同时促进家庭与社会稳定的一个工具。

尽管中国有逾2000间家暴庇护所设置，它们在 2016 年一年也仅提供了149 人次庇护服务，且服务水准低落，令寻求庇护的女性更为恐惧。对受暴女性保护的薄弱也酿成一系列家暴致死案。从2016年3月到2017年10月，被披露的家暴致死案件有533起，635名成人和儿童死亡，其中绝大多数是女性。除此之外，中国女性还要面对遭陌生人抢劫、殴打、侵害、杀害的风险。这些只有在中共政权需要时才会被大量报导，而在其他情况下的中国媒体，我们能看到的中国社会只是凌晨两三点走在大街小巷很安全的景象。由此可见，为资本主义服务的法律、警察和媒体对受暴女性并不友善，而相关公共服务对受暴者也难有充分保护。

2018年11月，中国演员蒋劲夫被爆出家暴时任女友中浦悠花。尽管许多中国网民严厉谴责蒋劲夫，也有不少人凭某些报导指中浦悠花自作自受，或因为中浦是日本人，借民族主义情绪为暴力辩护。而其他家暴案中，受暴女性也常被责问为何不早点脱离关系。这表明社会舆论中不乏谴责受害者的言论，而这类言论的产生也与资本主义製度崇尚个人责任而忽略结构性压迫等环境影响有关。

在资本主义社会，一男一女结合的核心家庭不只是一种社会关系，它更是经济单元，与私有製和父权製一同产生。而新一波的全球女权斗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是强调工人的集体斗争，这在#MeToo运动中美国亚马逊和麦当劳反对性骚扰的工作场所行动以及反对性暴力的大规模罢工有所体现，而这些运动也影响到了中国。

1949年中国革命后，在生产资料公有製的基础上，妇女能够广泛参与公共服务工作，社会地位一度显着提高，更有“妇女能顶半边天”的说法。唯随着改革开放进行，女性逐渐回到家庭的无偿劳动中，而以限製女性自主发展为目的的“女德班”也应运而生。即使步入职场，女性也比男性更易面临低薪、不稳定工作和因生育而遭遇歧视等问题。中国对女性堕胎的限製并不严厉，但这只是因为政府长期实施计划生育政策。在适龄劳动力减少、高龄人口激增的状况下，政府转向鼓励生育，部分地区甚至变相限製堕胎。女性的这种被贬低了的地位，致使她们在透过剥削劳工滋生暴力的资本主义社会下更易成为暴力的受害者。

女权运动被打压

2015年，“女权五姐妹”计划在三八妇女节前举行反对公共汽车上性骚扰的活动，但遭拘留超过30天并不断受到警方审讯和虐待。在国际舆论压力下，政府最终退让，但这已说明在中国的一党独裁体製下，女权运动会被认为对政权带来更大潜在威胁，因此难以像大部分国家那样大规模公开化进行。一定程度的地下化工作将十分必要。在这种情况下，女权运动需要一个反威权主义取向，并与女工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新生工人运动相联系。除了反对中共独裁统治，诉求言论及新闻自由，令公众有机会了解女性真实受暴情况外，由于资本主义本身正是与父权製交织在一起、以剥削为原动力的体製，对于广大女性也是威权主义的，我们还需反对支撑中共独裁统治和性别歧视的资本主义，并提出一个团结所有受压迫者、令全体女性能够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社会主义愿景。

新冠肺炎肆虐　疫症危机恶化！

源于武汉的“新型冠状病毒”现正以惊人的速度蔓延。中港两地的民众都近几陷入恐慌。随着疫症加速蔓延，加上医疗专家警告病毒的传染性正在增加，使其他地区更为担忧。由于政府封锁资讯，使中国大陆的疫情更加恶化。由于过去在沙士、毒奶粉、假疫苗处理危机的手法恶劣，政府普遍不受民众信任。

就连习近平政权都承认疫情“严峻”。在中国之外，约20个国家出现确诊个案。而国内的确诊及死亡个案不断攀升 。直至现时为止有80人死亡，2,700确诊个案，两天内增加一倍。与过去一样，政府最初对疫症的反应是封锁新闻、屏蔽网路资讯，根本是彻头彻尾的罪行。当局严重低估了疫情的严重性，因为政府关心的只是“维稳大过天”。许多网民在社交媒体要求撤换并惩处武汉的领导官员，因为自12月第一宗案例确诊以来，他们呆等消息、按兵不动，为的就是不打扰1月初举行的湖北省人大政协会议！控製疫情的宝贵时机被白白错过了。根据香港大学病毒学研究专家管轶所言，控製疫情的黄金机会已过，现在连封城防疫的手段的作用也很有限。

事态发展的速度惊人。1月20日首次确认人传人的感染个案，而三日后当局决定将武汉封城，禁止出城的交通。再三日后，当局进一步封锁超过20个城市，受影响的民众超过6,000万人。火车、飞机、渡轮、巴士全部停驶，车站由武警驻守。

习近平及党政高层被迫要亲自坐镇指挥抗疫工作。由于专製政府的下层瘫痪，完全未能作出即时回应（这个状况比起2003年沙士危机更严重），这是因为地方官员皆抱着“不做不错”的心态，生怕会让独裁政权丢脸。“习皇帝”集大权于他一人手上，使地方政府没有北京的命令皆不敢轻举妄动。

香港政府也依循了同一个规律做事，完全作为一只被摆佈的扯线公仔，没有任何独立决策的能力。林郑政府的反应比其他中国城市更为迟钝，在更迟的时间才落实禁止中国高危地区的旅客入境等紧急措施。在中国大陆、日本、南韩政府皆呼吁国民穿戴口罩的时候，香港政府却拒绝呼吁市民穿戴口罩。衞生署署长陈汉仪更说，市民参与普通社交活动时并不需要戴口罩。港府去年10月订立的《禁蒙面法》，但被高等法院判决违宪，现在为保面子，在疫症蔓延的状况下仍坚决进行上诉。

医疗系统长期资源不足，现在急需大量额外资源来应对危机。现在有工会号召2月3日进行罢工。社会主义行动全力支持这场罢工，并呼吁各行业的工人、工会以及正式成立工会的筹委动员工人。我们反对警队加薪，并将公帑投入到抗疫的紧急措施，包括为医疗人员提供充足的保护装备（据报卫生署有超过1,000万口罩库存，但公立医院的前线员工却没有足够的N95口罩）以及有足够的隔离病房。我们要求政府采取措施禁止任何囤积炒卖，包括口罩或食物，并要求政府撤回对于《禁蒙面法》的上诉。

现在应该全面封关，禁止任何人经中国入境香港（不论是中国内地居民还是旅经中国的旅客），立即停驶高铁，防止疫症蔓延。同时，社会主义拒绝本土派利用今次症疫，製造针对大陆人的族群主义排外情。任何种族的人都可以感染新冠肺炎，成为受害者。

香港工人及工会需要互相支援，在每一个职场成立抗疫委员会，选举员工代表与管理层谈判，确保企业采取具体措施，将员工及公众健康放在第一位。

员工亦应有权拒绝在疫症期间到中国公干，并有在家工作的权利，或是弹性工作时数来避免繁忙时段的人群聚集。我们不能够相信政府或老闆会顾及我们的利益。我们需要抗争来争取这些权利，透过组织和发展工会及职场委员会。企业应该要为所有员工提供口罩、消毒设备、改善清洁、以及在受薪时段进行资讯会议。

香港工人和工会也应该支持中国大陆工人相应的行动，去改善他们的权益，并组织工会去争取充足的保障及资源来渡过危机。在武汉等疫症城市裏，医护员工在缺乏资源下的艰难状况下付出的努力与牺牲，都让我们悲愤。香港表达的工人声援，并且示范在职场建立委员会，都能够启发中国大陆工人为自己的权利去抗争。当政府明显已经不可依靠时，由下而上组织的集体行动就是对抗这场疫症危机的最强力量。

香港的工会应该立即动员并就以下诉求抗争：

在所有公司成立抗疫委员会
员工有权在上班时间内参与抗疫委员会工作
员工有权拒绝到中国公干
员工有权弹性上班或在家工作
要求政府撤回《禁蒙面法》上诉
停止警队加薪，为医疗人员增加大量紧急资源

再瞒疫情　引火自焚

新冠肺炎疫情对中港的影响

显然，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彻头彻尾的证明了，中共独裁政权根本完全没有汲取十七年前非典型肺炎疫病的经验教训，再一次在众目睽睽之下重蹈复辙。而这次所造成的危机和影响，更远比沙士严重得多。

首先在疫情本身，新冠肺炎的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染能力远远强于沙士，整场沙士疫情全球共约八千宗感染病例，而现时（二月九日）中国国内确诊病例已达37251宗，过去数天确诊病例每天新增三千宗新症，意味着仅三天所出现的新感染病患就多于沙士半年的全球感染数字。加上这种新型病毒有着极强的隐匿能力，如有感染者无任何病征，以及在十四天的潜伏期间已有着传染能力，而造成大面积的社区传染。

对香港而言，林郑倔强而偏执地拒绝全面封关，虽现时未开始大规模社区传染，但已见端倪。已有近期无出入境纪录的港人染病个案出现，基于病毒极强的隐匿传染力考虑，袁国勇表示一旦香港大规模社区爆发可能高达140万人感染，以现时中国官方公布的2.1%死亡率计算将有近三万人死亡，这表示将会是香港史上死亡人数最高的灾难！

另一方面，可以预期新冠肺炎疫情将造成比沙士更严重的经济损失。中国早在去年已面对经济下行压力，加上下半年贸易战所造成的打击，2020年的经济环境早已不被看好。在沙士期间，中国GDP年增长速度达12%，当时仍然强劲的增长势头迅速吸收及克服了疫情所造成的1-2%GDP跌幅。 但现时情况早已今非昔比，多家国际评级机构将对中国2020年的增长预测下调至4-5%，甚至有人警告可能降至2%。而新年伊始，中共政权就再一次搬起石头狠狠地砸自己的脚。03年的沙士疫情尚且未有全面封城的举动，而现时已有数十座城市被全面封锁或半封锁，工厂停工、店舖停业。而且疫情横跨整个农历新年假期这个传统重要消费旺季，但现时全国重要城市人心惶惶，街头行人疏落萧条。

工业生产亦受损严重，各大型工业园区及工业企业叫苦连天。鸿海富士康设于深圳及郑州工厂原计划于2月10日復工，后来遭当地政府否决，復工无期。这表示不仅影响富士康工业园区数十万工人生计，更波及上下游产业数以百万计的从业员。而这并不仅限于富士康一家，亦不仅限于中国国内，韩国现代汽车生产线宣告暂停，原因是中国生产的零件供应中断。全球旅游业也受到影响，40家航空公司已停飞往中国的所有航班，包括美国三大航空公司，英国航空公司和汉莎航空，香港航空已宣布裁员400人及要求地勤放2星期无薪假；国泰亦要求所有员工放3星期无薪假。可以预见，香港经济衰退的情况最迟不过八九月将会见到市面受严重影响。

而令人忧虑的是，中共会否为保经济而挺而走险第二次隐瞒疫情，以求尽快恢復全国经济活动，避免经济衰退？尤其是众所周知中共的所谓“执政合法性”过去二三十年大体建基于其“经济迅速增长”之上，经济衰退意味着“执政合法性”的动摇。因此，中共现时可谓进退惟谷：继续停工，疫情未知何时得以控製，但必然得全面承受经济停摆损失；强行復工，尚未得到控製的疫情将更猛烈地扩散，势必招至全面民怨，同样危及自身政权。习帝除了望天打卦期望疫情尽快受控让自己得以脱身以外，无计可施。

与此同时，率先披露疫情消息的李文亮医生之死亦触发了中国网民要求落实言论自由的诉求运动，甚至提出了彷傚香港反威权运动的“五大诉求”，网上舆情一时失控。疫情的黑暗将会是中共专製垮臺的历史性转折点。这场危机所造成的损害永远无法恢復，因此我们必须竭尽全力建立一个新的工人阶级运动，以一个民主工人阶级纲领——一个社会主义替代方案——来挑战中共的独裁资本主义製度。

新冠病毒燃起对中共独裁的群情反弹

“他们在说谎，我们知道他们在说谎，他们也知道我们知道他们在说谎，但是他们依然在说谎。”

温州是在前所未有的封城中被封锁的数个大城市之一。在网上发表该评论的温州居民强调，随着新型冠状病毒以惊人的速度蔓延，整个中国都感受到了爆炸性的愤怒。

截止2月11日，已确诊的感染病例超过43,000，死亡人数达到1,018，每天增加逾100。中国政府声称，疫情将在2月的第一个星期达到高峰，而现在看来这说法完全脱离现实。海外和香港专家警告说，高峰期可能要到4月或5月才能来临。许多科学家对中国官方报导存疑，表示被感染的人数可能比官方数据高出10倍。

该病毒攻击呼吸系统，5周内的死亡人数比2003年沙士（SARS）疫情中6个月的死亡人数还要多。现时的危机表明，中共独裁政权完全没有从17年前的疫情中吸取教训。更糟糕的是，习近平8年执政的两大特征是专製统治的强化和“一人独裁”为表现的极端权力集中，导致中国政府对疫情的反应更加迟钝。

在习近平的领导下，北京自己製造了一场新的历史性危机，并且深陷其中。即使这不是去年情况的重演——在香港造成百年不遇的危机，之后在臺湾造成类似影响——都已经够糟糕了。

这场疫情註定成为中美冲突的又一个战场。在情况急遽恶化、进一步加剧了与美帝国主义的史无前例的大国斗争之时，危机已经开始削弱中国执政精英们的信心，也打击了其先前对中共的专製资本主义製度的坚定信任。负责挽救中共统治的“强人”习近平，现在似乎更像是触发其衰落的人。美国评论员利明璋（Bill Bishop）说，该政权对疫情拙劣的处理手法使“习近平和中共已接近1989年以来我们所见到的生存危机。”

新型冠状病毒爆发的短暂进程是暴露地方官员的官僚主义瘫痪和处理不当的表现之一，而掩盖疫情的根源在于裴敏欣所言的中共的“病态的保密工作”。随后，北京下令进行严厉镇压，以展示权威，但发觉为时已晚——如果其巨大的安全机关没有围捕并恐吓那些试图警告社会危险即将来临的人，中共本来可以很快作出反应。

人道危机、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

结果是人道危机、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化为一体。自1月23日春节前夕，中共政权实施世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封关，有6000多万人——相当于整个意大利的人口——居住在被封锁的城市中。全国各地居于城市的数千万居民被关在家中，受到严格限製，每天只允许一名家庭成员外出购买必需品。

被隔离的城市，如武汉（疫情发源地），已经犹如战时状态，居民遭受严重的苦难，医疗用品严重短缺，在资金不足且不堪重负的医院外大排长队。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胡星斗将这种情况描述为“世界末日”，并将检疫条件与60年前的大饥荒作比较。

随着工厂和办公室陷入停摆，数以千万计的工人被迫放无薪假。新年假期在全国大部分地区延长了10天，在某些地区甚至更长。由于学校被迫停课直至另行通知，因此教师也将领不到薪水。

全新检疫规则和旅行限製遍及全国，来自内陆省份的数百万移工的行情受到阻挠。一段在网上疯传的影片显示，一对分别是贵州人及重庆人的夫妇，在车中被困在连接贵州省和重庆市的一座桥上，因为两地政府中断两地交通，使他们不能去对方的城市。

有千万人在其他省份生活和工作的湖北工人，面临歧视甚至迫害。正如《纽约时报》袁莉报导指出：“在努力控製疫情蔓延的时候，地方政府显示出他们更善于装得忙忙碌碌，而不是去寻找解决方案。许多政府想方设法追踪甚至驱逐湖北省的居民，以阻止冠状病毒的传播。”惩罚或迫害他们可能会迫使这些工人躲藏起来，使抗击疫情变得更加困难。

人权观察称，习近平和政治局常委采取的强硬措施“过于激烈”。中国大部分地区已停止运转。这给中国的国家体製带来了新的压力，不同地区实施自己的隔离措施并相互争吵，而没有协调紧急资源。

云南省大理市截获了一批运往重庆的口罩，引发了两地政府之间的争端。官方媒体还报导说，青岛海关人员扣押了从韩国前往沉阳市途中的医疗用品。青岛当局声称这是对沉阳官员的报復，因为他们没收了一批运往青岛的物资。这些事件在社交媒体上引起了厌恨和愤怒。

“人祸”

“这就是一场人祸”，社交媒体上的一篇帖子很好地总结了疫情。尽管网路审查员在全力删除这些内容，但这种对政府的批判如一份泄漏的内部政府报告所述，如今已是“洪水般袭来”。

2月6日，“散播谣言者”、武汉市中心医院的医生李文亮去世，令反政府情绪再上达到新高度。1月3日，李文亮被警方强迫签署训诫书，说他警告同事有类似SARS的新型病毒，发布“不实言论”，使其他武汉医务人员噤声。

遭训诫的武汉“散播谣言者”都是试图发出警告的医疗专业人员。消息传出后，事件在社交媒体上激起怒火。李文亮此时已感染了冠状病毒的，中共不得不以温和的态度对待他，并允许他接受媒体采访。最高人民法院甚至声称李文亮不应受处罚。他去世后，北京从国家监察委员会派出了一个小组，对负责处罚李文亮和其他医生的武汉官员进行调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对他的离世表示“深切哀悼”。

中央政府的这些举动是试图遏製和平息群众不满，将责任向下推向武汉官员，为将来进一步审查和迫害“散播谣言者”做准备。去年习近平政权在香港的任何战术上的让步，并不表明路线改变，而只是试图争取时间以继续强硬的威权统治。

在接受《财新网》的最后一次采访中，李文亮作出非常温和的批评：“我觉得一个健康的社会不该只有一种声音，不同意利用公权力过份干预。”这句话现在从坟墓中回响，缠扰着习近平政权。

至于由国家控製的媒体首先在2月6日宣布李文亮去世，然后再否认，再在2月7日再次宣布他去世的做法，也是另一个不太聪明的掩盖真相的手法。想必，中共庞大的宣传和审查机器需要更多的时间来准备编造不实消息。

这则新闻在网上引发了前所未有的反政府愤怒情绪。数以百万计的人分享了有关李文亮的帖子，还有数以千万计“我要言论自由”的标签，在遭审查之前就获得数千万阅读量。对于中共而言的不祥之兆还有，有网民影射香港示威，就大陆的“五大诉求”在微博上广为传播。

这些事件对中国乃至全球经济的打击可能远远超过SARS疫情的影响。2003年，中国GDP仅占世界GDP的4%，而如今已占16%。去年中国GDP成长便占全球GDP成长逾30%，对全球增长起决定性作用。在特别考虑到全球经济的脆弱之时，并不难设想疫情成为全球陷入衰退的转捩点。

至于本来已陷入衰退的汽车业更遭遇重创。由于缺乏中国供应商的零部件，现代汽车在韩国的所有汽车厂都关闭了。如果中国的问题持续下去，欧洲汽车製造商将面临类似的压力。中国的汽车厂和其他主要行业目前长期停工，尚不清楚何时恢復正常生产。

但是问题更加严重。疫情如果持续的话，恐将刺破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巨大泡沫，并可能引发银行业崩溃。作为中国第五大城市武汉，在过去的两年中，这座城市的房价翻了两番，是不可持续的泡沫的典型案例。

“有钱人被吓得要死，不敢在外面乱跑。”一位驻北京的房地产经纪人对英国《金融时报》说：“没人上班。建筑工地都封闭了??影响肯定不小。”

武汉：灾难时间线

在危机的最初几个关键周，武汉政府的所作所为完全错误。他们逮捕举报人并令他们噤声，包括试图警告潜在疫情的医护人员李文亮，甚至向前线医护人员隐瞒风险。现在大量医务人员已被感染，单单武汉其中一家医院就有40名受感染员工，也成为公众愤怒的另一个原因。

据估计，在1月1日至20日期间，有500万人离开武汉前往中国其他地区，却不知道自己可能带菌者，也没有被提醒要采基本预防措施，包括戴口罩、定期洗手和避免公众聚会等。

1月18日，就在该市被完全封锁并禁止所有外出旅游的前几天，武汉官员在百步亭社区举办了40,000户家庭的宴会。如今，百步亭拥有13万居民的数十栋楼上贴有“发热门栋”的红色官方告示。《财新网》引述当地居民的抱怨，即使他们的房屋被认定为“发热门栋”，政府官员仍未告知他们应采取什么预防措施。

联合国机构世界卫生组织（WHO）于12月31日从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官员获悉，武汉爆发了“不明原因肺炎”。一周后，该病毒被命名为2019-nCov。这个时间线暗示，在武汉政府错误背后是中央政府行动的迟缓。面对大量对中共独裁政权犯错的証据，世卫还是贊扬其处理疫情的表现，甚至称贊“中国的体製”和习近平“卓越的领导力”。在中共在国内遭遇巨大反对声音之时，日内瓦的少数官僚的讨好式支持是一个小小的安慰。

革命性的震荡

北京现在正处于严峻的止损阶段，试图保护“习帝”的形象，并将所有责任归咎于武汉政府和警方。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承认当前形势是“对中国製度和执政能力的重大考验”。

中共利用铺天盖地的宣传和公关措施，采取了所有的“维稳”措施，以创纪录的速度建造医院，并宣布了与新冠病毒展开“人民战争”。尽管武汉市新建了两家医院，政府表示相当于增加13,000张床位，但这仍然不够。据独立机构估计，武汉市拥有多达190,000感染者。

北京最近安排了718.5亿元人民币的紧急资金抗击疫情。但在同一周，它为银行业和股票市场註入了1.2万亿元人民币，避免市场崩溃。两者之差反映出中国统治者真正效忠于哪个阶级。

情况会如何演变？安德利尼（Jamil Anderlini）在《金融时报》认为：“如果新冠病毒无法在未来数周内迅速获得控製，整个事件可能成为中国的切尔诺贝利（香港：切尔诺贝尔，臺湾：车诺比）时刻：独裁者的谎言和荒谬暴露无遗。”

许多中国网民也提出了相同的观点，将其与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灾难进行比较。这场核事故是破坏了苏联斯大林主义政权的基础的一个重要事件。安德利尼也将李文亮与自焚的水果贩子布阿齐兹（Mohamed Bouazizi）进行了比较，认为现今中国与2010年突尼斯有相似之处，而后者是突尼斯革命以至阿拉伯革命的触发因素。

显然，中共政权已进入1980年代后期以来最严重的危机。 3月两会现在可能因疫情而取消，其真正原因更像是避免异见者在自编自导的会议上发声。

由于对习近平的领导的分歧不断加剧，几乎肯定会重新燃起中共和执政精英的内部权斗。这最终来说也是社会基层中的愤怒情绪的反映。如果疫情在短期内未得到遏製，并造成了巨大经济损失，则可能引发新的危机，并可以带来新一场更大的危机，甚至有可能造成革命的后果。

马克思主义者与国际社会主义道路（ISA）在中国支持者的任务，是帮助工人阶级和青年中最先进的阶层做好政治准备。中国的人道危机、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唤起建设一种替代中共独裁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真正民主的工人阶级出路的迫切需要。

新冠肺炎：对抗疫症大流行是阶级问题

全球资本主义正眼看着股市崩盘，数以兆计的美元在过去5天蒸发，许多交易眼睁睁看着2020年来所有收益付之一炬。实体经济的情况可能更加严重，旅游业在全球GDP扮演重要因素──世界各地航空公司今年估计将损失300亿美元，但这只是冰山一角，这是全球化时代的第一场重大的疫症大流行，将加强当前的去全球化趋势。

习近平说，这是自1949年以来中国最严重的公共卫生危机。他的政权对这整件事处理得一团糟，却还被资本主义世界拥护独裁製的评论员称贊为“强而有力”的领导。中共将无法从这次打击恢復威信，但中国革命危机的进程却可能由此展开迂回復杂的道路。

目前，中国有3,000名医院员工感染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而且基础设备依然短缺。数以千计的平民被困在自己的家裏至今已有一个多月，如果他们未经许可外出将遭到逮捕。但是截至本周，如果暂且相信可疑的中国官方数据，那新冠病毒已经在中国以外传播得比中国裏面还快。韩国和义大利这两个名列前茅的世界经济体，再加上伊朗，现在已沦陷成最新被列为高风险的国家。

中国是全球GDP增长的最大贡献者、石油和商品的主要价格设定者，以及全球供应链的经济枢纽，中国的这些经济角色意味着经历长达一个月几乎完全工业停摆之后，这场危机对世界资本主义的经济破坏将比官方公开承认或意识到的还要严重得多。有些中国经济学家甚至敢站出来承认， 2020第一季甚至上半年的经济将会呈现零增长或甚至负增长。

工人组织必须赶紧采取积极姿态，要求国家紧急防疫政策（如果还真有这种东西）完全透明公开并受到民主控製。与疫症大流行的斗争到底是个阶级问题！现在急需在受到民主控製公有製下製定出紧急计划，才能有效生产医疗设备、防护衣、病毒测试工具、人道检疫设施，并加速研究与量产疫苗。世界上多数国家都正遭受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对于公共医疗体系的屠宰掠夺，找不到有任何地方能满足大规模流行病层级所需的资源。我们应该扭转这般局面，建设工会落实工人职场防疫措施、保障在家工作的权利、对抗裁员和无薪休假。这次的疫症危机就像所有资本主义危机一样，我们都拒绝将成本转嫁到工人和穷人身上，来保护资本家和股市寄生虫的利益。

中国：超过1700名医护人员染上新冠肺炎

新型冠状病毒爆发以来，中国的医疗系统也遭遇超负荷的挑战，以疫情发源地的湖北武汉最为突出。多所医院出现人手、资源不足及医护人员工作量过大的情况：一些医护人员没有时间去厕所而必须使用尿布；一些医院医疗物资短缺；有影片显示，一名武汉人在当地医院能够见到医生之前需要排队10小时。实际上，早在1月下旬，一名医生接受《三联生活週刊》采访时已经指出，各个医院的承载能力到了极限。有些医院没有足够的检测新型冠状病毒的试剂盒，有些医院则没有检验的条件。随着疫情恶化，口罩、防护服、消毒液等物资的短缺造成的医护人员防护不足，导致全中国逾1700名医护遭感染（其中湖北武汉就有1102名），更有6人死亡。

为了应付疫情造成的床位短缺，中国于武汉迅速兴建了“火神山医院”和“雷神山医院”，于2月初启用，声称均可提供上千张床位，用来救治确诊患者。另外武汉市也借用武汉体育中心等13处公共场所设立“方舱医院”收容轻症患者。然而被官媒极力吹捧的“火神山医院”，却没有氧气插口、心肺监测插口等必要设施，内部构造也被形容犹如集中营；“雷神山医院”则存在天花板漏水等施工品质问题；“方舱医院”更只是将被收留者集中隔离，且允许被收留人员集中跳“广场舞”，妄想以此令轻症患者迅速康復，却不知很可能加剧病毒人传人、造成疫症进一步恶化。

在疫情爆发的最初几週，当局坚持认为人传人的可能很低，很大程度上令医护人员得不到充分防护，而在初期揭发疫情的医护被警方以“造谣”处罚、医护人员不得公布病例数字等舆论管控也使社会大众没有足够的警惕。一线医护人员付出了相当高的代价，而医护人员遭感染也增加了医院内交叉感染的风险。

短短几天内，成千上万的建筑工人签订建设新医院的合同，然而这些工人严重缺乏防护，经常不得不简单清洗后就重複使用口罩，且工地卫生条件恶劣。环卫工人的工作压力也急遽增加，且承受不起不上岗的惩罚——一天没有上岗将被罚款150元，而这比两天工资还要多。此外，公共交通停摆意味着包括医护人员在内的许多工人上下班会遇到麻烦，也大幅增加了本就分配不到足够防护物资的出租车司机、送餐员和社区工作人员的压力与风险。

保证政权稳定

面对群众问责怒火，中共政权设法将责任向下推给武汉地方政府，免除湖北省委书记蒋超良、武汉市委书记马国强等人的职务。2月8日，中央政法委秘书长陈一新抵达武汉，亲自坐镇防疫指挥部。2月12日湖北单日激增14840宗新冠肺炎案例的同时，上海市委书记应勇调任湖北省委书记，济南市委书记王忠林就任武汉市委书记。然而陈一新乃政法系统出身，被部分分析人士认为将采取有力措施严控媒体和网民言论；应勇与王忠林也均非先前传言的医学或技术背景官员，而是具有公安背景。这三人均被视为习近平的子弟兵。习近平在政权内忧外患、自身面对党内权力斗争压力之时平息民怨、保证政权稳定而已。

如同2003年SARS，中共政权对症情爆发的反应充分说明了中共只有在问题瞒不住的情况下才承认问题存在，并在群众愤怒威胁中央政府时装模作样地撤换几个地方官员，并在媒体宣传“成绩”以安抚群众。然而面对疫情的持续恶化，越来越多的群众不会再受矇骗，而是意识到必须推翻中共一党独裁政权。在职场组织独立工会捍卫劳权的诉求将会得到群众支持，对曝露于病毒之中的医护工人和垃圾收集工人来说更是生死问题。在世界各地的工人运动，包括香港和臺湾的，应该支持这一想法，并支持中国工人赢得此一重要的民主权利。资本主义无法提供重要的公共服务和抗疫物资，所以将药剂及医疗设备行业民主公有化也在这场危机中变得更迫切。抗击疫症也要抗击极权统治和资本主义製度。

中国：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中共对舆论的操纵

2020年开年以来，中国群众就持续饱受新冠肺炎疫情之苦。不仅出行受限，日常生活所需物资在多个省市也陷入短缺，群众不满因此与日俱增。在疫情最初的关键周，中共试图对此隐瞒，为此处罚眼科医生李文亮等疫情吹哨人，给他们扣上“造谣者”的帽子。而随着疫情扩大到掩盖不住，为了平息民怨、转移群众视线，除了撤换几名地方官员外，中共政权也试图在社交媒体将舆论导向对自身有利的方向。

中共国信办颁布“网路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在三月生效，封锁大量公众号，企图镇压网路的言论“革命”。强大的网警系统也无法审查所有讯息。《东营网》“网警郭琪琪：睡4小时，刷微信20小时”的报导不但没有收到宣传效用，反而引起网路一片反感的声音。抗疫至今已有17名警员死亡，其中包括时任泰安市公安局的网警李弦。据媒体报道，李弦倒在办公桌旁，双手仍在键盘上，而电脑屏幕上显示着未完成的最后一份工作日誌。

1月22日，《环球时报》发表社论，批评武汉政府反应迟钝，提及一些地方政府优先考量“避免形成社会恐慌”，因而防疫措施不充分。疫情发酵到武汉封城后，最高人民法院在官方微博发表文章称，听信李文亮等人发布的“谣言”对防控可能是好事。李文亮去世后，官媒也纷纷表示哀悼、致以敬意并诉求全面调查事件。防疫中的简单粗暴做法导致多起冲突后，多家官媒转载公安部消息，发表社论反对地方防疫人员的暴力行为。

亦有报导或社论呼吁拒吃野味、谴责囤积口罩、责成地方官员不得瞒报疫情，但这些文章无一例外将问题推给地方政府或个体民众，而从不质疑中央政府。即使在中共不得不作出微小让步的情况下，于新浪微博的“我要言论自由”标签与效法香港反威权运动的“五大诉求”仍旧被删。官媒发表具有批判或认错意味的文章仍只是为习政权减压，民众哪怕质疑中共专製都仍然不被容许。

胡萝蔔加大棒

2月7日至16日，公民记者陈秋实与方斌因披露武汉疫情而分别被“强製医学隔离”与“被消失”，法学家许章润批评习政权而被软禁，社会活动人士许誌永和李翘楚亦因发表直指中共专製的言论被捕。结合自己的宣传机器以及对异议的打压，我们可以说中共再度向世人展现了“胡萝蔔加大棒”的手法，重演了2008年四川地震和毒奶粉事件后发生的情况。在这两个事件中，中共惩处数名下级官员，并囚禁试图揭露真相的异议者。

传递“正能量”同样不可少。2月初习近平发表“加强舆论引导工作”讲话后，正面报导逐渐占多数。火神山医院兴建后，《新华网》声称其诠释了“中国速度”。18日，中共中央政法委下达文件，要求各地充分利用微博、微信、抖音等新媒体平臺，加大“激发社会正能量”的宣传工作。自此，歌颂中央政府、强化爱国主义的宣传源源不断。习政权为了保证经济成长而欺骗群众，争取各地尽快復工，也可能说明中共高层内部斗争因疫情变得更为剧烈。

有关新冠病毒的各种阴谋论与假新闻一个接一个冒起。中共政权一直利用社交媒体带风向，声称病毒源于野生动物、人类感染新冠病毒始于有人食用野生动物，但是病毒从武汉P4病毒研究所流出的说法一直在网路流传，并且无法确定真实性。《南华早报》报导，中国科学院的一个研究小组指出该病毒并非起源于武汉华南海鲜市场，而是“从其他地方传入”。新冠病毒为人工合成等传闻也在中文社群造成一定影响。阴谋论与假新闻几乎无助于群众了解真相、抗击疫情，反而使政权更有理由升级对媒体报导与网路言论的管製，但它们的存在也反映出对资讯不透明的中国政府的极度不信任。

如果没有群众自下而上的压力，中共控製的媒体报导的真相、发布的批判文章会比现在很有限的数量还要少得多。社会主义者认为唯有工人群众亲自终结中共独裁统治，并将大众媒体收归公有、透过民主机製管理，媒体才能真正帮助公众发声、了解真相，社会舆论也不再轻易被操纵。这一诉求需要连结到终结亿万富翁和资本家对经济的统治，因为他们对利润的追逐与人民的需求严重相抵触——中国政府如此，对疫情应对不善、掩盖并低估疫情威胁的全球各地“民主”资本主义政府亦如是。

中国：工人阶级是真正的英雄

自第一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以来，在各个省市之间交通封锁、基础设施停摆、地方和中央政府一片混乱之下，中国的工人阶级们艰难维持着城市最基本的运转，在最前线同包括病毒在内的一切丑恶作斗争，也承受着最为沉重的伤害。

无私的抗疫支援

和中共独裁政权想尽办法封锁消息抓捕所谓“造谣者”、地方政府排斥外地人并向民众鼓动地域歧视、而在防治工作上束手无策相比，中国工人阶级则是无私地全力支持疫区人民。在上海美迪康医用材料公司的口罩厂，来自各行各业的誌愿者自发地组织起来生产口罩支援湖北疫区，工人们平均每日工作12个小时，一晚生产的口罩超过三万，无偿向疫区输送。在“快手”上来自全国各地的劳动者们发布的视频裏，从农民到流水线工人和卡车司机，无私的劳动者们用最朴素的情感向武汉和各个疫情严重的地区表示支持，无偿捐赠和运送水果、蔬菜等食物和防护服等医疗物资。

在火神山和雷神山的医院工地，弱电，焊工，暖通，装饰工等不同工种的来自全国各地的工人，每天工作12小时两班倒，却有很多被欠薪，“不知道给多少工钱，不给钱就当是誌愿者了。”中国的工人阶级是朴素而无私的自发而无私地团结起来。而中共独裁政权的宣传则企图将工人阶级的血汗成果骑劫为民族主义宣传，在火神山和雷神山医院建造直播上塑造拜物教式的偶像宣传，鼓动人给叉车、吊车、挖掘机等机器打榜，展示忽视其背后日夜辛劳的千万工人们。中共独裁政权永远不要妄想可以借此转移视线，避免工人阶级和他们的劳动付出匹配的待遇。

恶劣的卫生条件

中国的工人阶级为同疫情作斗争作出了巨大的牺牲，而他们无私奉献之时自己的生活环境和卫生条件则是恶劣至极，这恰恰是病毒迅速传播的重要原因之一。按中国誌愿者的调查报告，作为中国最发达城市之一的广州，仅有1/3的环卫工人口罩完全由单位派发，不但数量严重不足，而且规格也不符合防疫要求，近70%的环卫工人每天只能用不到一个口罩，近10%的环卫工没有佩戴口罩上班，同时防护手套、消毒液等其它防疫设备也严重短缺，许多工友表示对此闻所未闻，这毫无疑问使得长期户外作业的环卫工人曝露于一个极易感染的环境之中。

由于各类商店在疫情下纷纷关门，奔波于一线的快递员、外卖员们运送医疗物资、餐饭和商品的负担变得更重，也提高了他们染病的风险。但绝大多数快递员上岗前没有经过任何防疫培训，公司发放的口罩防疫不达标，没有手套、护目镜，甚至只给快递员每天一个一次性的防尘口罩。中国最主要的快递公司“四通一达”（申通、圆通、中通、百世汇通、韵达）多为承包製。一些承包站点的老板不但拒绝为快递员提供防护，甚至任意克扣工资，韵达快递的深圳龙华某站点还出现了开出“负工资条”的情况。

2月8日，有网友在微博上反映全家被村干部拖往湖北天门锐风服装厂隔离的信息，除了中共官僚的粗暴和草菅人命外，服装厂的状况则另一面反映了中国工人究竟工作、生活在一种怎样的卫生状态：“……脏乱差，床板发霉，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臭味，没有消毒和打扫过…”

对中国工人阶级而言，目前的肺炎只是他们所要面对的死亡威胁的其中一环。中国每年非正常死亡人数超过320万：其中自杀死亡者高达28.7万，约二十万人死于药物不良反应，约5,000人死于尘肺病，13万人死于结核病，每年因装修汙染引起的死亡人数已达11.1万人，每年工伤事故死亡约13万多人……这场瘟疫放大了这些统计数据下工人阶级一直在面对的极度恶劣和卫生环境和生存状态。对工人阶级而言，令官僚、资本家和小市民惊惧的疫情正是他们一直在经历的日常生活。

持续的阶级斗争

即使面对如此大敌，中共官僚和资产阶级仍然“恪守”着剥削者的本色，盘剥劳动者。中共官僚恐于经济停滞对自身统治秩序的冲击，默许部分资本家违反早已如废纸一般的劳动法，提前復工、强迫加班，甚至变本加厉地从工人身上搾取油水。

农历新年尹始，华为就要求各员工按时2月3日返岗，甚至要求湖北疫区员工提前返回工作地自我隔离，在家办公，根本不考虑病毒扩散风险。1月28日，由于疫情期间没有顾客而出租车司机仍然要向公司上交承包费，出租车司机们集体罢工，在客运站门口聚集示威，据一名司机向媒体反映，太原市已有出租车充电站都暂停营业、停止充电（太原市出租车全部都是新能源电动汽车），希望能够同时为包车司机减免包车费用、停运车辆，不希望为挣回包车的租赁费出车上路，增添得病隐患。

阶级斗争从来不会因为出现了某种“劳资一致的敌人”而停止，在有限的条件下工人阶级仍然能够联合起来，并没有因为中共渲染的“特殊时期”而放弃为自身权利的斗争。只要工人阶级组织起来斗争，中共独裁政权妄图借机进一步扩大资产阶级专政的阴谋一定不会得逞。

工人阶级是抗击疫情的主体，也将是推翻中共独裁政权最主要的力量。武汉有着辉煌的工人阶级革命史，早在满清王朝统治时期的1895年3月，汉阳铁政局工人就为反对翻译曾海鞭打工人而爆发罢工，是中国最早的工人运动之一。1923年2月7日，京汉铁路工人为反抗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二七大罢工，使京汉铁路瘫痪，如今武汉市中心的二七广场上仍然矗立着纪念这场大罢工的27米高的纪念碑，俯视着这座英雄的工人阶级上百年来持续斗争过的城市。

中国的工人阶级绝不甘心为中共独裁政权做牛做马，在这场瘟疫中工人阶级的无私、联合与斗争完全令中共无颜，中共独裁政权除了镇压和封锁之外似乎一切政权职能都丧失得一干二净，曾经吹捧着引以为傲的群众动员和基层治理也只不过是个笑话而已。

社会主义革命

社会主义者向抗疫中的工人阶级致敬！我们要求工人组织独立民主工会权利，反对强迫復工，要求政府提供充足抗疫。我们反对无薪假和裁员，要求在家工作的和弹性上班时间的权利。我们要求给予工人（尤其是医护人员）充足的防护装备，需要建立全面公共的防疫用品生产线，由工人民主监督，大量增产口罩、手套和消毒液等防疫用品，同时禁止任何抗疫用品的囤积和炒卖。由于中共禁止工人组织独立工会，工人阶级的斗争在最初阶段已经要挑战独裁政权。

只有建立真正由工人阶级民主控製和管理的公有製计划经济，才能克服这类事件中的层层瞒报和官僚主义。只有社会主义革命才能保卫工人阶级的生命健康权，才能防止此类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扩大成人为的灾难。

中国：夹缝中的医患关系——北京民航总医院杀医事件

2019年12月24日，北京市朝阳区民航总医院发生一起杀害医生事件。患者家属孙文斌持刀将医生杨文割喉杀死。我们对遇害的杨文医生表示哀悼。

进入2010年代后，中国的袭医事件频发，并且屡次成为社会讨论的热点。此次事件发生后，多个医院开始实施安检，甚至得到佩枪保卫，但是这些真的能够阻止袭医事件继续发生吗？

现代中国的医疗体系起源自计划经济时代。计划体製下，医疗卫生体系定位明确，在医疗服务、预防保健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中国的医疗体製改革始于90年代。作为市场化改革的一部分，医院从一个单纯提供服务的公共机构，变成了一种既要提供社会服务，又要追求利润的“事业单位”。

拨款不足

医院无法得到国家全额的拨款，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自负盈亏。这让医院不得不设法搜刮病人的钱包。药品行业更是被完全市场化，造成药价大幅上涨。政府曾经试图限製一些药物的价格，但是製药企业因为利润太低而不愿生产，反而造成一些药品的稀缺。为了利润，製药企业纷纷派出“医药代表”贿赂医生：如果医生开出自己企业生产的药品，就可以从中获得回扣。一些腐败医生为了获得回扣，也乐于给病人开一些昂贵的药品。这让病人对开药给自己的医生产生不信任。

在上述情况下，虽然病人可能需要花很多钱，但至少能够享受到真实有效的医疗服务。但是在开放私立医院后，中国出现一批“莆田系”医院（因其老板主要来自福建莆田而得名。莆田系掌握着中国大陆80%的民营医疗份额）。这些医院完全以盈利为目的，利用普通人医学知识的缺乏，依靠虚假广告招揽顾客，声称自己拥有先进医疗技术，收取高昂的费用，但是不会提供任何真正有效的治疗，反而耽误了患者的病情。2016年，大学生魏则西因相信莆田系医院的虚假广告而耽误治疗，在付出超过20万元的医药费后最终病亡。

近年来，随着中国大力支持中医药，一批疗效可疑且不良反应尚不明确的药品出现在市场上。中药的审核非常宽松，不需要严格的验证即可进入市场。中药作为一种传统经验医药，一些经过历史长期检验的药方确实有效，但是许多现代中药企业“发明”的中药常常是无效甚至有害的。这些医院和药商与政府相勾结，逃避监管和处罚。2017年，医生谭秦东发文质疑中药鸿茅药酒，被该药商直接指挥警察跨省抓捕。这些都让病人对于自己所接受医疗的真实性产生怀疑。

在本次杀医事件中，凶手指责医生给其母亲註射的“醒脑静”导致其母亲的健康恶化。“醒脑静”是一种中药註射液：一种现代发明的中药形式，即将原本口服外敷的中药註射入人体血管。中药註射液存在大量不良反应报告。在2017年中药严重不良反应事件报告中，中药註射液占了84.1%。

“醒脑静”

2019年7月，“醒脑静”被国家卫健委列为重点监控对象。“醒脑静”的销售同样存在贿赂和回扣。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以“醒脑静”和“回扣”为关键词搜索，可以找到17件医药代表以回扣贿赂医生开“醒脑静”的案件。

在中国，不同于普通学科的四年，医学类专业的本科教育是五年製，之后还要再进行三年的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从2020年开始，还要再加上2-4年的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考虑到许多医生职务还有博士学位的要求，这就使得培养一个医生的时间长达11-14年之久。而在这十数年的时间裏，这些准医生们不仅没有薪水或只有很少的薪水，还要交大笔的学费和培训费，然后才能成为一个基层普通医生。

中国的医患比例极不平衡，2007-2013中国年每万人只有14.9名医生，仅略好于世界平均的13.9名，在世界上排名第83名。医生每天需要诊疗大量的病患，导致医生过劳的情况非常普遍。2017年的每个月都有医生猝死，2019年有报道的医生猝死事件有16起。

这还是在医生已经缩短了诊治时间的情况下。59.7% 的医生每半日需要看超过30例患者，平均每位患者就诊时间不足8分钟。这导致了诊疗质量差、医患沟通不畅、病人满意度低，尤其是在病人经常需要花数小时甚至数十小时排队的情况下。

由于市场化的医疗是被作为一种商品出售的，因此在部分病人和家属的意识裏，他们花大价钱购买的不仅是治疗，而且是治愈，而如果遇到医生无法治愈病患的情况，就如同买到了假货或是遇到了骗子。再加上上述的对医生的不信任、对治疗真实性的怀疑、对诊疗时间短的不满，还有医治无效的绝望，汇集起来就转化成了对医生的愤怒，其极端者就以袭医事件的形式爆发出来了。

医院安检和佩枪保卫不能从根本上让袭医事件不再发生。中国政府想要以市场化解决医疗问题，公共医疗开支非常低。2016年财政公共医疗开支约1.3万亿元，占GDP的1.6%，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医患矛盾的背后

中国个人医疗支出占总医疗负担的比例约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倍，而政府公共医疗支出占总负担的比例约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从2011到2014年的增长趋势来看，政府支出占医疗总支出不但没有增加，反而降低了。如今中国政府准备继续推进医疗体製市场化改革，这只会增加患者的经济负担、加剧医生的过劳，让医患关系变得更为恶劣。

要想让袭医事件不再发生，就必须废除这个谋财害命的市场化医疗体製，关闭莆田系假医院，重建非盈利的公共医疗系统，由医护人员和病人代表民主监督，大幅增加医疗资源和人手，实现全民免费医疗。全面公有化製药企业，停止生产无效和有害药品，恢復生产廉价有效的药品。实行全民免费教育，培育足够的医生，让每个病人都能得到优质充分的医疗服务。而这些只有在一个民主的社会主义製度下才可以实现。

中国：当局12月大举搜捕律师和异见人士

去年12月26日开始，全国各地陆续有多名维权公民和维权律师被捕。 包括律师丁家喜，黄誌强等，公民戴振亚，李英等。其中有的人是以“煽动颠复国家政权”的罪名被逮捕，有的人没有被给出具体罪名。

多名被捕律师曾经处理过“政治敏感”案件，有些人还是一些“公民团体”的成员。 人们也猜测这次拘捕和所谓的“厦门会议”有关，这是一次非公开的私人聚会，据称，这些被捕人士都曾经在厦门市一起吃饭聚会，并议论时政。 但当局随后把这次聚会定性为“煽动和颠复国家政权”的行为。 许多即使没有参与这次聚会的有关人士也被传唤。 有人认为这是2015年“709维权律师大抓捕事件”的重演，当时当局共抓捕了200多名律师和其他维权人士。

捍卫民主权利

这次事件中有一些人已经不是第一次被捕了，例如丁家喜，曾因为主张官员财产公示和进城农民工子女教育平权，而被定罪“扰乱公共秩序”，判刑三年半。 而审讯程序往往不透明，刑讯逼供时有发生。当局在进行公民教育时经常提到“拿起法律的武器捍卫自己”。事实上，法律从来不是人民和劳动者的武器，而是独裁政权和资本家的统治工具。

我们社会主义者在此要求，释放所有被关押的律师和政治犯，并停止对他们的监视。我们并同时要求落实全面的民主权利，包括言论自由、结社自由、独立工会权利等，因为这些权利对工人阶级组织起来捍卫自身权利（包括民主权利）极其重要。

社会主义者捍卫被迫害的律师的言论自由，即使我们不认同他们争取民主变革的路线。只靠自由派分子，与中共谈判推动所谓的製度内改革，永远没有办法获得实质性的进展，特别是在现在的中国。要真正落实民主权利，则需要通过工人阶级独立组织的群众斗争，建立一个由工人阶级民主监督的社会主义政府。

中国：吴花燕之死——精准扶贫能消灭贫困吗？

2019年11月1日，贵州大学生吴花燕因极度贫困和饥饿导致的营养不良而住院，引发社会关註。2020年1月13日，吴花燕因病情加重，抢救无效而不幸逝世，年仅24岁，身高仅1.35米，体重21.5公斤。

“精准扶贫”是习近平在2013年提出的一个概念，随后成为一项重要国家政策。无疑，吴花燕并不是被扶贫的对象。相反，她是扶贫工作的誌愿者：尽管家中贫困且身体欠佳，吴花燕在大学期间仍积极参加各种公益活动，为山区孩子支教。去年8月，吴花燕成为松桃县的“春晖使者”。这一称号由贵州省专门被授予在扶贫行动中表现突出的个人。

中国对于贫困人口最重要的认定就是货币收入。中国官方的贫困标准是年收入低于2300元，也就是月收入不到200元。现代人很难想像如此低的收入如何生存，乃是因为这些贫困人口并非“现代人”。

中国的贫困人口往往是偏远山村的农民，过着自给自足的小农生活。他们的生活方式在经济层面上与2000年前的农民并无本质上的不同——靠种植粮食自己养活自己。他们获取货币收入的唯一方式就是到市场上出售粮食，但是在农药、化肥、机械加持下的现代农业生产出的粮食价格极为低廉，这使得他们靠出售粮食只能赚到很少的钱，成为贫困人口，是接受扶贫的对象。

精准扶贫之所以“精准”，是与以往的“粗放”相对应，不再单纯发钱。精准扶贫的主要措施有两条：不再种植粮食作物，改种经济作物。扩大职业教育，培养产业工人。

这些措施的核心是要让贫困人口脱离小农经济，参与到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去，以提高货币收入。一部分农民继续作为小生产者，只不过其生产更为市场化；而另一部分则成为了无产的劳动者，这也是绝大部分农民的命运。伴随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工业化，已经有无数小农进城打工成为无产者；如今，随着“脱贫攻坚战”进入尾声，在中国有两千多历史的小农阶层终于迎来了他们的终结，加入了无产阶级劳动大军。

贫困人口脱贫了，贫困就真的被消灭了吗？吴花燕告诉我们，没有。她从贫困农民家庭考入职业学院，正在“自我扶贫”的路上，在大学裏还有两份兼职，每个月能赚600元，是国家贫困标准的三倍。她为了省钱，在高中期间忍饥挨饿，埋下病根；她为了省钱，拒绝去医院看病，最终耽误病情导致她的死亡。吴花燕准备接受的手术费用高达20万元，医疗账单就是她的死刑判决书。

假如吴花燕没有生病，她会顺利毕业成为一名会计。她会每天工作到晚上十二点才下班，周末工作也是常态。她可能每天要经手数百万的钱款，她永远也无法拥有这么多财富，尽管这财富的一部分也是由她创造；她的收入会远小于此，而且大部分都会被用来支付一间狭小的合租屋的租金。或许某一天，她还会为了买一部新手机，点下分期付款的按钮。

是的，脱离贫困的人离开了农田，走进了工厂和店舖；搬出了农村土坯房，进入了城市水泥房；脱下了手工织衣，换上了化纤服装。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再贫困。进入了资本主义社会成为工人的他们，工作时间是以前的千倍，获得的财富却只有以前的十几倍，多出来的部分都进入了资本家的口袋。在一年的工作之后，他们只能积累一点点微薄的积蓄，甚至还可能有负债，然后他们会乘坐全世界最先进的高速铁路系统返回家乡，过完年再回到城市。城市的工厂裏、商店裏、写字楼裏，无处不是这样的贫困人口。他们享受着现代科技的一切便利，但是只需一场大病，一次生产事故，一场经济危机，他们就会立刻被抛弃，无人问津，死去。

精准扶贫没有消灭贫困，它只是把古老的、脏乱无序的贫困变成了现代的、光鲜亮丽的贫困。统治阶级不会帮助工人脱离贫困，他们的统治带来更多的贫困。资本主义不是贫困的解决方案，资本主义是贫困的成因。

真正实现脱离贫困不需指望统治阶级来“扶”，也不能相信“努力工作就能成功”的资本主义成功学鸡汤，工人们要做的只是拿回本应属于自己的东西。只有没收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将其纳入公有製民主管理，终止剥削，才可以真正消灭贫困。

中国：“煤改气”使穷人当灾 治理空汙要对抗资本独裁

大气汙染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尤其是在当今的“世界工厂”中国，大气汙染的问题尤为突出。不少中国居民深受雾霾及许多因空气汙染而导致的问题困扰。

为减少空气汙染，中国政府采取了措施，例如中国华北地区近年强推煤改气、煤改电，禁止冬季燃煤取暖。但因为天然气、电费过高，一些民众仍偷偷烧煤。当地居民称，以往整个供暖季烧煤大概花费人民币2000多元，但改用天然气需要花费4000多元，烧天然气的价格是烧煤的两倍。这笔费用对于贫困的农村地方，是笔不小的开支。

许多微博网民批评当局，在天然气供应未稳定下就强推“煤改气”，受害的是百姓，又认为寒冬无暖气的影响，比“强拆强迁低端人口”影响更大。因为中国政府强製推广煤改气的行为，使得华北部分地区的人民，在冬天只有零下18度时仍然无法取暖，对其的生活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而中国政府不顾现实情况，强行推行令群众无法接受的命令，也使得中国的官民冲突升高。据《新京报》报道，在中国的产煤大省山西省，被官方划定为禁煤区的临汾市洪洞县大槐树镇的南营村，早在3年前，当局已强迫村民使用天然气取代煤炭。但由于天然气成本高，村民烧煤炭的情况一直存在。今年12月中旬，南营村村委会对村民家中的炉臺强製统一封禁，用水泥堵住炉膛、将村民家中的煤炭没收。这一举措导致了当地的民怨沸腾。

不仅如此，强推“煤改气”还产生了极大的安全隐患，并造成了一些安全事故。据河北长城网消息，2020年1月2日早7点45分左右，河北石家庄新乐市彭家庄回族乡小宅村一民居发生爆炸，造成两人死亡。不少网民将矛头对准了华北地区的“煤改气”工程，认为事故可能是天然气爆炸。各地政府为追求政绩，强推“煤改气”留下许多安全隐患。有网民说，其家乡去年被政府要求全部由烧煤换成天然气，却没有对村民进行相关安全知识培训，隐患巨大；有地方天然气管道均为外置，布满村屋墙壁，十分危险。

虚伪的戏码

中共当局强推各种不合理的所谓治理空气汙染的扰民政策，事实上不仅没有真正对治理空气汙染有太大的作用，反而是扰乱民众的正常生活，生出对当局政策的不满。而空气汙染真正的排放源：大型企业和国有企业开设的高汙染工厂，中共当局却不愿也不敢大刀阔斧地进行整改及关停，可见中共所谓的治理汙染不过是一场虚伪的戏码，也不可能得到很好的效果（甚至会有反效果）。

而中共不愿对大型企业进行整改的原因，是因为中共的利益决定了它的立场，由于中共本身需要依赖这些大型企业的依托来巩固其官僚资本主义性质的独裁政权，它无法对这些企业下手。而出于外部舆论的压力及维护统治稳定的需求，它也必须作出一些行动来表明它“正在对汙染进行治理”，于是便出现了这样不痛不痒的“治理”以及用行政命令强推而造成的闹剧。

社会主义者支持改用洁净能源发电，但必须由大幅公共投资真正能人人使用的洁净能源网络，并将能源企业交给工人和居民民主监督。应该向资本家征收累进电费和抽重税，承担绿能的开发成本。这样才能确保人人可负担的电价。面对资本家对绿能的抵製时，需要将这些汙染的企业民主公有化。燃煤电厂工作的工人应得到充足的培训，在改善待遇和职安健的前题下转到绿能发电企业工作。由于燃煤发电的企业与中共独裁政权的利益关系紧密，在中共统治下几乎不可能大幅转用绿能。因此，真正的环保斗争是向独裁资本主义作出斗争。

中国：放宽外国人居留下的种族、性别和阶级歧视

2月27日，中国公布了新的《外国人永久居留管理条例》草案，放宽了对外国人永久居留中国的限製。根据新的条例，在中国长期工作的外国人也可以申请永久居留，且下调了以前对“杰出”人才和投资发放永久居留资格的标准。新条例草案一经公布，就在中国社交媒体上引起极大的反对声浪。

外国人（主要是白人）在中国常常能享受超国民待遇。中国政府及官僚体製是阶级歧视的，外国人往往因为财富、学历、工作岗位等等上的优势，使得他们能够在中国获得比普通中国人更优质的政府服务。“外国人丢失财物，警察连夜追回”之类的新闻经常见诸报道，而相比之下，警察却经常对普通中国人丢失财物的案件敷衍了事，甚至因此催生了“外国人代报案”行业。随着中国近年来积极扩展其国际影响力，大量招收留学生的计划也随之推行。外国留学生可以很轻易地进入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无法进入的重点大学，而且还能享受到高额补助金、独立宿舍等等优待。

中华民族主义的反弹

外国人享有的这些特权不仅引起民众不满，而且与中国长期的民族主义宣传产生矛盾。这可以见到中共的民族主义是多么虚伪的，它想欺骗群众所服务的是全中华民族，实际上它所服务的是中国和外国的资产阶级。同时也可以见到，中共的民族主义宣传自製麻烦 ，反而引起民众对自己政策的反弹。

在中国的对内宣传中，中国被塑造成“中华民族”的民族国家。近年来，在宣传中国革命的成果时，“赶走了外国人”成为宣传的重点，目的是将本国政府製造的社会矛盾转移视线。部分群众受到民族主义的煽动，他们想把社会问题归咎在种族问题上，认为对抗外国和外国人是解决社问题的良方。事实上压迫中国工人阶级的群众，除了是外国的有钱人外，还有本国的富豪和独裁政权。社会主义者反对民族主义，因为这只会分化工人阶级团结斗争的力量。

甚至白人男性因为掌握世界的文化话语权，使得白人男性比起亚洲男性对于亚洲女性拥有性魅力上的优势，都成为了网上的重要话题。而中国官方也在把中国女性作为吸引外国人的性资源，籍以吸纳外来资金。2019年，山东大学给每个外国留学生配三个女大学生作为“学伴”的製度引起争议。本次又有发改委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被发现发表过“鼓励女大学生和留学生联姻”的言论，被民众斥为卖国贼。

社会主义者反对政府对外国人给予特权，我们亦反对一切的阶级歧视。但由于欠缺一个具清晰阶级团结纲领的群众斗争，部分反对该条例的人却用中华民族主义和父权主义来反对该条例，往往是仇视白人以及针对中国女性。在山东大学学伴製度争议事件中，批评者比起批评大学官僚，更喜欢对山东大学的女生进行荡妇羞辱。与白人男性交往的中国女性也常常被冠上“Easy Girl”的汙名，她们与黑人交往的话则受到更大压力。黑人在中国并没有特权性优势。但是与白人交往在民族主义者眼中只是“崇洋媚外”，而与更“低等”的黑人交往就让人无法接受了。民族主义者往往同时都是父权主义者，反之亦然，因为这两种反动的思想都是源于资本主义製度裏。

条例草案公布几天之后，在网络上发起了一场“中国男孩保护中国女孩”的运动，在网络上发布视频，声称要保护中国女孩免受外国人（尤其是黑人）的侵犯，实则是要求中国女性表态只和中国男性交往。他们将女性视为一种民族财产，只能供给本民族的男性，绝对不容外人染指。许多与外国人（尤其是黑人）交往的女性的社交媒体帐号遭到骚扰，留言中充斥种族歧视与仇恨言论。

社会主义者支持迁移自由，不仅包括符合条件的外国人可以在中国永久居留的自由，也包括中国人和世界上所有人能够迁移到世界的任何地方居住的自由。但我们反对政府部门和社会体製对任何种族的歧视或特权，包使用公共服务、入学和就职机会等。只有由工人阶级组织及监督的民主政府，才有可能消灭阶级和种族上的不平等。

社会主义者反对父权体製，反对将女性视作男性的附属物，不仅包括民族主义者将女性视为民族财产，也包括当权者把女性当作吸引外国人才的性资源。只有消灭男女之间经济地位的差异，包括同工同酬、男女平等就学就业、以公共服务解除女性的家务负担，才有可能消灭对女性的歧视。

要做到这些，需要国际主义的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的女权运动。各国的劳动者应当团结斗争，废除用来分裂我们的国界和资本主义的全球剥削体製，建立人人平等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製度。

湖北多起抗议 显现“大国战疫”阴暗面

在3月，作为疫情爆发点的湖北发生多起抗议，说明现实与中共官方“正能量”宣传有着极大落差。5日，于武汉开元公馆小区，在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视察时，被困在家中40多天的居民隔窗呐喊“假的！假的！全部都是假的！”。居民如此高呼，缘于电视播报中“供应充足，物价稳定”的情景只是形式主义下的作假，现实中该社区订回来的肉是50元1斤，相当于电视报导的价格的5倍。另有社区出现垃圾车、救护车、环卫车运送食品的状况，尽管声称车辆已消毒，此举仍遭广大网民声讨。
12日，于距离武汉约100公裏的孝感，一名程姓居民自行联系了一些平价新鲜菜，却遭大润发超市和物业公司举报。随后警方逮捕该居民，引发当地民众怒火。超过100名住户聚集在球场抗议，围住警车要求放人，也要求并不住在事发小区的社区区委书记、业委会主任吕德山下臺。之后孝感市对此事的官样回復中轻描淡写菜价过高问题，也未交代被捕程姓居民的情况。从网民评论看，食品价格高企、品质恶劣的问题在当地封城期间一直存在。在物资遭遇垄断的情况下，当地官员每人每天可赚到1000元以上，而程姓居民自行联络爱心菜触及当地超市与官员利益。

垄断物资　牟取暴利

由1月23日开始并计划于4月8日取消的封城期间，食品价格暴涨、品质无法保证，反映中共政权利用灾难，垄断物资、提高生活必需品价格，将官员和商人的暴利置于满足人民需求之上。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绝不会容许这种事情发生，因为工人阶级会通过民主委员会控製每个社区、学校和职场，而不是由今天为专製官僚和资本财团服务的党机器统治。

因应官方数据显示湖北省“0新增病例”，湖北武汉以外其他城市于25日解封，但持绿色健康码的湖北居民到外省市仍然受阻。27日，江西九江交警在鄂赣两省交界处设卡阻拦湖北车辆进入江西，与湖北黄冈市黄梅县警察首先发生冲突，并率先派出特警增援本省力量。随着湖北民众的不断加入，大规模骚乱爆发。不满仍遭歧视的湖北人在长江大桥与江西警方激烈对峙，把多辆特警车和警车推翻在地，并冲破警方封锁线，走到九江大桥派出所前，要求江西警方道歉。影片在新浪微博上迅速被删除。

为了获得每人10万元奖金、响应中央政府復工復产号召，各地官员一直瞒报疫情。而地方政府对真实情况心裏有数，生怕自己所管辖的地区出现无法隐瞒的大爆发。因此，即使湖北疫情风险等级降低，各地仍然如《人民日报》评论所言“处处提防和限製湖北人员”——首都北京管控收紧、禁止目前在湖北出差和探亲的人员返京亦表明这一点。显然，这种“地域主义”表现与中央政府和官媒的宣传相抵触，同时也让更多群众怀疑官方报导的真实性。

无论诉求管製生活必需品价格，还是疫情信息公开透明，都将挑战权力不断集中于中央的中国国家资本主义体製。中国各地工人群众需要建立共同的组织，尤其是民主的独立工会，以克服“地域主义”，联合起来推翻中共独裁政权，建立生产资料公有製、劳动者民主控製经济的民主社会主义社会。

武汉：为期76天的封城结束

4月8日，在1100万人口的武汉，为期76天的封城结束。在湖北省其他地方，封城也于两周前结束。在新冠病毒于中国爆发的高峰期，约7.6亿人（约一半中国人口）处于某种形式的封锁之下。

中国官媒和宣传机器贊扬了武汉人民，尤其贊扬了一线医护人员的英雄主义精神，但这是为了民族主义宣传而描绘“全体中国人民”抗击疫情的“团结”努力。

这种宣传旨在强化习近平独裁统治和中共政权的权威，并转移人们的视线，避免关註习近平在1月的多次失误——无视并积极打压来自医生的通报，并审查对在武汉传播的新型“类似SARS”的疾病的讨论。官方对疫情的掩盖举动包括1月18日允许在武汉的百步亭社区举行、4万余家庭参加、以民族主义亲中共为主题的宴会。这场宴会距中国官方宣布全国紧急状态只有2天，距对湖北实施封城则只有5天。百步亭社区后来成为武汉市感染率最高的地区之一，因此被划为“发热门栋”。

发生在武汉和湖北的真实情况并没有出现在中共的正能量宣传中。这些情况包括民众的巨大苦难、基本医疗用品的严重短缺、操弄过的的统计数字（以低估感染和死亡人数）以及私营企业与地方政府机构利用食品和医疗物资牟取暴利。官方数据显示，武汉有2535人死于新冠肺炎，但香港和海外的独立专家认为实际数字可能会比官方数字高出十倍。

绝望

“这次武汉人受到的伤害当然很大。不谈死者，在求医阶段呼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灵时的惨状，那时的绝望感我相信是非常深的。死者已逝，但其亲人尚在，他们都共同经历过那种惨烈的时刻。”在武汉封城期间待了76天的作家方方如是写道。

官方也不实宣传，描述其封城为一种基于临床需要、极为有效的作法。1月23日时的最初措施仅涉及进出武汉，存在严重混淆，缺乏来自官方的明确信息。直到2月2日宣布更加集中的检疫措施后，武汉市政府才对包括疑似病例在内的市内流动人员加以限製。这些措施在2月8日得到进一步加强。在随后极其严格的封城期间，粗暴的做法时有出现，例如在某些情况下，将住宅大楼的入口和门用障碍物堵上，甚至焊接封死，或在一些道路挖洞，使道路不通。

财新网是一个财经网站，由于不为群众所阅览，中共的对该网站的审查也比较宽松。该网站形容武汉封城是“残酷的自然选择”。财新在武汉的记者采访了卫生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这些工作人员的任务是筛检和区分需要住院或回家的患者。 1月27日，在宝丰社区一家卫生服务中心的采访中，他们发现：“有60名工作人员的诊所只有一套防护服和少量的一次性口罩。该诊所的医生杨庆红说，他看了100名病人，其中30多位发烧患者，2例重症患者。”

3000多名医护人员感染

中国其他地区的数千名医疗专业人员被调进武汉。中国宣传机器再次尽其所能利用这些医护的英勇工作，以贊颂专製政府的“优势”。在医护人员加入支援的浪潮中，来自广东的两名护士于2月24日投书英国《柳叶刀（香港：刺针，臺湾：刺胳针）》期刊，吁国际援助。

他们写道：“武汉这儿的条件和环境，比我们原本能想像的更为艰难严重。”几天后，在政府压力下，他们撤回了这篇投书。

物资严重短缺、医护长时间工作且精疲力尽、仅在武汉就有超过3000名医护人员感染新冠肺炎的情况，之前在武汉和湖北的医院发生，之后在意大利（臺湾：义大利）、西班牙、英国和美国重演。预警的时间更长，而这些政府没有为之做好准备，因此简直是在犯罪。但是，中国的网路审查员已经加班加点，清除所有关于中国的负面消息，并以其“胜利”作为典范。

包括2月7日死于新冠肺炎的李文亮在内的多名医生，试图在2019年12月下旬发出警告，但遭逮捕并被噤声。武汉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艾芬于4月1日失踪，据信在接受澳洲媒体采访后，国家安全部门将她“被消失”。艾芬是最早在去年12月试图向她的同事警告新冠病毒的吹哨人之一。如果这些警告得到重视，有关措施得以进行，武汉、中国乃至整个世界就可以避免当今大流行病的灾难性蔓延。

新冠肺炎：中共抗疫的两本帐簿

中国新冠肺炎疫情肆虐整整一季后开始平伏，然而，由于中共政权的诚信经过03年SARS与今次的新冠肺炎后已完全破产。疫情的实际情况广受质疑。

按照中共官方的数据，自三月十八日起，全国基本已无大规模感染的情况，每日一般仅有数十宗外部输入病例和寥寥数宗零星个案。但令国内外民众起疑的，在于中国的防疫政策根本不似如此轻微。中国病例的数字是自三月十日习近平到武汉“巡视”后随即直线下降，而到了三月十八日，《人民日报》转发《湖北日报》报道称，除离开湖北和武汉的防疫关卡外，湖北省内的防疫关卡可全部撤除，但不久之后《人民日报》与《湖北日报》网站的链接均失效，相关防疫关卡仍未撤除。

此外，中国解除防疫禁令的政策多次左摇右摆亦加深了对疫情实况的怀疑，三月二十日开始，中国国内少部分的电影院本被允许开始陆续恢復营业，但仅一星期后，二十七日晚间国家电影局突然又下达通知勒令立即停业，復业日子再作通知，当中并无解释原因。而在四川，早前被勒令停业的卡拉OK和网吧等于三月二十五日起可以復工，而在三日后，又再一次被下令停业。如此不透明地推行突兀粗暴的政策反復不禁令人质疑背后的原因，是否疫情根本不如官方所言般乐观。

而即便是中共官方三月早前也暧昧地表示，“无症状感染者”并不会列入确诊人数的统计中，同时亦无公布相关数字，这同样又是一个令人费解的政策反復。一月二十八日卫健委的防疫方案中表明，无症状感染者会被视为确诊病例并纳入管理，但在二月七日的防疫方案中却把无症状感染者从确诊案例中剔除。三月二十三日《南华早报》获得的中国内部档，当中表明中国在二月底前至少发现四万三千多人属无症状感染者，而根据中国官方数字，当时全国十二万三千多名确诊病例，换言之所占的比例约为1/3。由于外国政府和媒体质疑中国数字造假，卫健委在压力下四月一日起再次公布无症状感染者的数字，但称仅为1541人。

政治性清零

同时，国内亦有消息流出指，某些地区的医院早已不为病人做病毒核酸检测，亦不上报有呼吸系统病征的病例，所有呼吸系统病人一律当作新冠肺炎病人治疗，但不纳入为新确诊数字，以此达到所谓病例“政治性清零”。对比近期香港每日近百宗新增病例，十多宗本地感染个案，中国官方公布的数字比香港还要少简直令人匪夷所思。

更讽刺的是，似乎中国自己的官僚系统都对卫健委的数字投下了不信任票。湖北省作为重灾区和爆发点，当地的民众在国内遭到了最严重的歧视和不公待遇。三月底，上海的工厂企业派大巴到湖北接员工回厂区復工，却被拒进入上海，被原车驱逐回湖北。而北京作为“天子脚下”的城市，更是几乎被封锁得滴水不漏，虽然对外交通“理论上”仍然存在，但对入城的民众盘查极为紧张，严格隔离，且禁止明明早已“多日零感染”的湖北省民众进入。

北京严加保安可能与当局希望当城市復恢“安全”就可以让统治者再次召开拖延多时的两会。两会对习近平宣传抗疫“胜利”的舆论相当重要，以洗掉政权当初如何处理失当，让疫症成为全国乃至全球的灾难。

可见，种种迹象表明，中共在现时的疫情数字上存在着“两本帐簿”。虽然现阶段对新冠病毒的科研尚算不足，但其传播度显然极高，对公共医疗系统造成严峻的挑战。加上世卫警告病毒可以“长期潜藏在人类之中”以及中共数字造假的传统，已经足以告诉我们中共正在掩盖疫情真相。甚至中共政权的信用破产使得自身的基层官僚机器都不信任中共的数字。我们不相信其他各国抗疫失败的资本主义政府，也不可以相信中共会成功抗疫，更不会战胜疫症带来的经济危机。这场危机教育了世界各地的工人阶级资本主义製度的腐败和不民主之处，而为了保护人类并为争取未来改善经济，新工人组织是必需要建立起来。

肺炎与资本主义：双重阴影下的中国医疗

“在武汉……只是一旦家裏出现病人，就会一片糟乱。到底是传染病！而且医院资源只有那么多。市民其实也知道，就是医生自己的家属生病，如若不是重症，也住不进医院。……要去面对一些残酷：挣扎、死亡以及各种不准的指令。我也觉得非常无奈。”这是武汉作家方方写的武汉封城日记的片段，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今年较早时疫情下的武汉医疗的状况。日记发表后方方却因为“较为负面，不传达正能量”，被中国网络民族主义“粉红”群体所大肆攻击。（方方的日记裏写到的状况与很多独立的报道类似，而与官方宣传则截然相反。虽然中国劳工论坛不认同她的政治立场，但不认为她的描述是虚构的。）

在1月底武汉宣布封城之后，武汉乃至湖北的医疗资源瞬间告急，随着新冠患者人数增加，湖北医护人员超负荷工作，并严重缺乏个人防护设备，包括口罩、护目镜和防护服。

由于防护设备严重短缺，武汉医护人员们甚至重復使用一次性口罩，用垃圾袋自製防护服，这让医务人员面临着被感染的巨大风险和心裏的巨大压力。福建医科大学、长安大学等的团队在《新英格兰医学杂誌》发表的研究论文显示，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20年4月3日，中国共有23名卫生保健专业人员死于新冠肺炎。由于人们的恐慌所导致物资大量囤积，中国其他地方的医疗物资也处于短缺状态。网购平臺上的廉价医用外科口罩基本告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製下的一些人却趁此大发国难财，两个N95口罩就卖到了上百元，这更让疫情期间停工而失去收入的工人阶级雪上加霜。

官僚控製下的医疗体系

武汉医疗困境以及今日世界性的灾难的起因就要追溯到今年年初中共对于疫情消息的封锁。认为“稳定压倒一切”的中共政府害怕任何的“不稳定”因素。

疫情最初，李文亮医生于2019年12月30日在自己微信与同行交流，首先向外界披露疫情，后来被称为疫情的“吹哨人”。他1月3日却辖区派出所因其“在互联网上发布不实言论”提出警示和训诫。

疫情早期，在已经有明显人传人的证据的情况之下，第一批来武汉专家组中的王广发却告诉公众：“人不传人，可防可控”。结果在1月16日自己被确诊肺炎的信息给了做出轻率结论的他一记耳光。

2月1号出现在武汉红十字会的一辆为领导提取口罩的公务车辆再度引发网民愤怒，接着又爆出了红十字会的更多丑闻。处于抗议第一线的协和医院只领到3000只口罩，而武汉一家莆田系医院却领到了1.5万个n95口罩。募捐款项和物质的使用效率也引发质疑。据‘新京报’报道，一方面医院口罩紧缺，另一方面大量物资堆放在武汉红十字会的仓库裏，导致大量捐赠款物不能及时得到使用，而各个医院又不得不各自求援。

有些人认为这只是武汉的个例，其实武汉的乱像是中国官僚体系的一面镜子。官僚控製下的医疗体系缺乏透明度，对这场全球性的灾难难辞其咎。医疗体系的市场化改革更是模煳了医院治病救人的初衷。

截止4月28日，全球新冠肺炎感染人数接近300万，在中国疫情得到初步控製的同时，在西方发达国家开始大规模流行。但我们不能因此得出中国医疗体製优越这种结论。中国始于上世纪90年代的医疗体製市场化改革是彷效西方的，中西方医疗体系实为大同小异。而这次蔓延全球的灾难更是给市场化医疗体製敲响了丧钟。

为了度过这场危机和迎接更好的未来，社会主义者认为医疗部门需要废除官僚资本控製，实现民主公有化；寄生在医疗系统上牟取暴利的药剂行业也应民主公有化。防疫工作需要在工人民主的监督下实现公开透明；。并提高完善高风险下的劳动者的待遇和劳动保障。新冠肺炎疫症将会说服更多人要为社会主义新社会而战斗。

中国：新冠肺炎让习近平变强还是变弱了？

6月15日，国家统计局取消了在北京举行的新闻发布会。这是由于5月份的经济数据表明，在第一季度的惊人衰退之后，中国经济继续保持“恢復势头”。

北京新一波的新冠肺炎感染导致此次新闻发布会取消，以及当局大幅更改全面重新解封这座城市的计划。在上周才重新开放的学校再次关闭，从北京的两个机场起飞的航班中有40％被取消。爆发中心附近的9万多居民被严密封锁，由武警把守这些地区。

过去一周的新一波感染，确诊病例达200，并且与北京最大的食品批发市场新发地有关。这是个晴天霹雳，毕竟北京之前已经连续55天没有新增病例。对于习近平来说，作了数个月的中国取得抗击疫情的“胜利”的宣传之后，在中共政权的心脏却发生这种情况，真是既受到惊吓又感到难堪。

这一疫情反弹凸显了一个更大的全球性问题：在新冠肺炎疫症大流行中，很多事情仍是未知的和不可预测的；而各国政府急于重新启动盈利的经济活动，却在公共卫生方面走捷径。世界卫生组织警告说，第二波大流行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风险”。

前所未有的危机

疫症大流行和由此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正在给整个世界带来根本和历史性的变化。包括中国的国家引导威权资本主义在内的整个全球资本主义都未能通过这一考验，现在人类正面临一段经济萧条、创纪录的失业率和国际关系急剧恶化的时期。

习近平政权试图使自己免受大规模的全球性打击，因为敌对的资本主义政府（尤其是美国的特朗普）试图将全部责任归咎于中国的公卫和经济危机，当然同时他们也避开了自己的罪行。最重要的是，中共关心的是国内舆论，程度更甚于关心其国际声誉。国际媒体的有利报导，或外国政府称贊自己的消息，对中共的主要意义只是在于向中国人民表明自己赢得尊敬。在中国的失业率飙升、经济形势与过去40年来的任何时候相比都更加糟糕之时，习近平政权迫切希望有“正能量消息”，同时加强对来自任何一方的异见的打压。

三月，中共为了改善国际形象，进行了“口罩外交”，在全球出售或捐赠超过40亿个口罩。美国政府的反应令人震惊的糟糕，并成为全球感染和死于新冠肺炎最多的国家，而这也是帮到中共进行宣传的一个巨大因素。

但是，中共政权正面临着自1989年的群众反威权主义斗争以来前所未有的风暴。

实际上，隶属于国家安全部的研究机构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的一份泄出的内部报告警告说，在新冠肺炎之后，全球反华情绪的上升将达到自1989年6月天安门大屠杀以来最严重。《路透社》5月份报导这一泄密，本身就可能与中共政权内部日益激烈的权力斗争有关。

显然，激进的“战狼”外交对中共政权内越来越多的人日益感到不安。“战狼”外交已成为2020年中国外交官的新常态，这源于习近平（在新冠肺炎、南海、中美冲突、香港和臺湾）越来越多地对民族主义政策的依赖，以争取更多的国内支持，并将群众视线从经济不景气移开。

喜马拉雅山（拉达克地区）发生的中印边界冲突，凸显了这是个危险的发展，自5月初以来，中国和印度军队在该地反復发生冲突。6月，这场冲突升级，有20名印度士兵死亡，而中方则拒绝透露伤亡数字。即使双方之前也发生冲突，这次是45年以来的第一次有人丧生。

两国政府就像倒影一样，都严重依赖民族主义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尤其是在疫情期间。双方最近在有争议的边界各自加强了防御和基础设施。最近的冲突是双方在最终谈判前（就像2018年在武汉那样）都在试图在彼此之间施加更大的压力。新德裏或北京都没有发动战争，但双方的行动都是在揭开旧伤口。

这是中共内部日益激烈的权力斗争的一个方面，有人认为习近平的强硬外交政策越来越适得其反，疏远了外国政府，在冷战迅速发展的时期裏，将各国推入的美国阵营。他们希望回到中共传统的实用主义和更有技巧的作法。驻美评论员裴敏欣说，中国的外交官曾以“训练有素、中规中矩和谨慎”而着称。他感叹中国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赵立坚等人的涌现——赵立坚是“战狼”群体的杰出代表。

疫情加剧了新的尖锐攻击。在澳洲、东南亚、几个非洲国家和欧盟出现了越来越大的反冲，使这些国家的政府在军事围困和中国经济脱钩方面的地位更接近美国。当然，这不仅因为中国外交中的“语气”和笨拙表现；也因为其他国家的资本家担忧，这场危机使全球力量对比变得对中国更加有利。习近平单方面毁灭香港有限的政治自主权，旨在强化其在国内的强人形象，而此举只会加剧前述担忧。就连在杜特尔特领导下更接近中国的菲律宾，最近也暂缓废止与美国的军事协议。

危急的经济形势

外交是内政的延续。习近平政权正在从印度边境到南海来展示自己的力量，这反映出在日益严重的全球与国内危机之下之不安全感。

最近的经济数据相当矛盾。国家统计局原定在被取消的北京新闻发布会上公布的5月份月度数据显示，工业生产进一步反弹，比去年增长4.4％，其中，製造业产出增长5.2％。但是，尽管中国的产业正在“復苏”，但更大的问题是它将在哪裏卖掉商品？

澳洲麦格理集团（Macquarie Group）的首席中国经济专家胡伟俊表示：“供给远超需求。” 5月份的零售销售数据突显了这一问题——下降2.8%，而4月份该指标下降了7.5％，3月份下降了15.8%。如果资本家由于国内和海外出口市场需求低迷而无法出售商品，那么无论提供何种税收优惠和信贷放松措施，他们都不会投资于增加生产。2020年前五个月，製造业投资下降了14.8％。很难想像“世界工厂”的表现会比这更差。

在5月的全国人大会议上，北京将工作重点从追求GDP目标转移到了就业上，以防止就业市场崩溃。中共的一些经济学家仍然认为，到2020年经济可以实现2～3％的增长，而IMF在4月的预测仅为1.2％。

中国官方的失业率是6％，但很少有人会相信。即使根据仅涵盖城市（较富裕，占总人口约一半）的低估数，目前仍有2600万人失业。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3月的数据，只有不到十分之一（230万）的人正获得失业救济，人均每月可获得约1350元。

然而，纵使这已经很糟，但实际情况却还要更差。中国2.9亿农民工（户口仍然在农村）没有被算入官方的失业人数，而这些工人占劳动力的36％。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在3月，封城和旅行禁令被取消后，这些工人中也只有1.29亿（不到一半）重返工作岗位。

根据国家统计局，到4月返回其就业城市的农民工人数是前几年的90％，这表明仍有近3000万人尚未返回。有独立研究显示，实际復工率比官方宣称的低很多。

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臺的冯哲芸（Emily Feng）和Amy Cheng于6月8日的报导提及，经济学家罗斯高（Scott Rozelle）说：“去年有工作的农民工中，只有大约一半在今年4月下旬还有工作。”罗斯高带领史丹福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的研究人员，在今年初以中国七个省的近70万村民作为样本进行研究。该研究表明，这场危机“令农民工的收入剧跌，以致大多数人不得不少买食品。”

在许多情况下，外地工人发现新工作的工资低于疫情之前，珠三角的情况是减少了约50%，工厂只能提供标准的工作周，而不能加班。没有长时间的加班时间，外地工人就无法靠基本的工资生存。

一些非官方但可信的估计表明，中国的实际失业率现在可能为20％，多达8000万外地工人无法找到工作，或被迫返回自己的村落，因为拿到的工资不能支撑高成本的城市生活。

贫困依旧

今年5月，在每年人大常会之后的新闻发布会上，李克强总理丢出了颗重磅炸弹。他说，中国有6亿人口（占人口的43％）月收入不到1000元。

李克强说：“在一个中等城市可能租房都困难。”令许多听众震惊的是，他们一直以来的印象是，这种极端的苦难在中国已经不復存在，或规模不会如此之庞大。中共原本对于中国将在明年之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均GDP达到2010年水平的2倍）的宣传，被李克强的坦承彻底破坏。

在接下来的几天裏，李克强还个人贊同恢復“地摊经济”，以此作为在当前危机中创造就业机会的手段。一夜之间，“地摊经济”成为社交媒体上的主要热话，与此想法相关的公司甚至出现了“概念股”购买热潮。李克强称贊道，成都市政府通过设立设施支持街头小贩，创造了10万个工作岗位。据报，其他27个城市也有支持类似的政策。

然而，情况突然180度大转弯，与习近平密切联系的北京市政府批评地摊经济的概念是“不卫生不文明”。这标誌着政策上的突然转向，几天之内，“地摊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已不被官媒再提及。

无论是李克强对“地摊经济”的提倡，还是来自习近平阵营的表面反弹，都不是与工人阶级利益站在一起。通过在大街上兜售来谋生，绝不是实际就业和工厂倒闭的替代选择。但是，狙击李克强的政策的行动并非基于为穷人和失业者提供替代性支持。它反映了中共抱着精英主义的鄙视目光，特别是在北京等大城市对“低端人口”的蔑视。在过去几年的迫迁政策下，“低端人口”很多已被连根拔起，并被赶出了这些城市。中共的城市发展政策越来越类似于隔离政策，或是说中国特色种族隔离，为的是将大城市留给“文明”的人口。

权斗

同时，这场政策上的争端反映了一个更重要的进程：很多人认为中共内部激烈的权力斗争是过去产物，但它现已重新开始。据称，随着习近平在2018年修宪中废除国家主席任期限製，他似乎已完全巩固了对政权的控製，并正朝第三任期无人可挡地前进。现在看起来事情不再那么笃定了。

李克强最近的角色，以及由于他较为“民粹主义”、谦逊的亲民形象而获得部分群众同情，表明原本在内部派系斗争中使用的临时和解办法已经无用。自从习近平上臺以来，中共政权内从未爆发过如此公开和个人化的冲突，并且这一冲突围绕中共政权两个最重要的人物。

中宣部由习近平派系掌控之时，国有媒体的反应是即时且一面倒的，远不只是为“地摊经济”降温。现在，李克强的讲话和文章被删除或更改。上一次出现这种情形还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当时是反对时任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国务院总理是国家机构等级第二高的官员。

李克强代表的当然是中共党内的“团派”，在习近平统治的8年，该派遭受打击，并失去许多职位。但是习近平强硬而粗暴的斗争手段，以及国内外日益严峻的政策上的碰壁，可能会促成新的派系形成——无论李克强是否担任他们的领袖，以在下一时期挑战习近平的位置。

对于社会主义者，中国政权内部政治板块的移动（即派系斗争）是即将发生的社会和政治动荡的重要标誌。常言道，革命始于上层。我们对资产阶级专政、彻头彻尾独裁的中共的任何一派都不抱有任何希望。我们主张以社会主义纲领和一个真正的工人阶级政府，在中国乃至全球开展独立的工人阶级斗争。

中国：同地域歧视作斗争！

在今天，地域歧视不能再被视为一种不重要的网络口嗨了，这根本不是不同地区的人之间的玩笑与调侃，而是和种族主义和排外思想一样，是统治者对群众分而治之的工具。它首先将压迫指向中国的不发达地区，如东北、河南；而现在又随着疫情的扩散指向了湖北人。三月末湖北黄梅和江西九江边界上的冲突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中央政府所谓“善待湖北人”的号召根本没有在地方政府之间起到任何作用。

籍贯成见

哪个地方政府不是像防贼一样防着湖北人呢？我们可以看看被中共官媒和小市民夸贊的“硬核河南”是一种什么行径。河南省政府采取堆积土块、石块的形式堵塞道路，把经过湖北的归乡人员劝返，禁止任何鄂牌车，在已经从湖北返乡的人家门前拉横幅——这不得不让人想起纳粹上臺后法西斯匪徒在犹太人的家门口画六芒星的情形，这一回则是湖北人成了中国的“不可接触者”。难道对中共而言，重要的工作不是保卫人民免受病毒之害，而是保卫自己免受湖北人之害吗？

而工人阶级在地域歧视中受到的伤害则是最大的。许多湖北农民工要经过九江和黄梅的边界大桥南下广东务工，这样一来他们的收入来源彻底被断绝。对湖北人的用工歧视也变得常见起来。据《湖北日报》报道，湖北人返工、求职时碰壁，有的企业规定不得录用身份证号码以“42”开头的员工，有的一见到湖北人就打出“招工已满”的幌子，甚至还出现了湖北籍劳动者无故被辞退的情况。即使是劳动法也不能保卫他们的正当权利：这本来就是废纸一张。

地域歧视在计划经济的时代被部分地克服，但是伴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再復苏及加强，是中国资本主义地域发展、城乡发展不平衡的产物。早在疫情之前，东北和河南等地就一直承受着地域歧视的攻击，辱骂他们的口音、方言、文化，北上广深等发达城市在这一歧视链中是高人一等的。

但不要被这层绣花枕头给欺骗了。这些“国际化”的、体面的大都市究竟是建立在什么之上的呢？北京有700多万的外来人口，占北京市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其中河北、河南、东北、山东的外来打工者最多。中国的资产阶级压榨着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劳动者的剩余价值，打造了一座又一座的样板城市，而广大的内地乡镇和农村仍然处于极端贫困的状态。在北京市的管理者眼中北京的外来务工者不是“北京人”，不应挤占北京市的公共资源，没有资格拥有北京市的户籍，2017年11月18日北京大兴区火灾后北京市的“整治”使大量外地务工者流离失所。中共媒体也一直在煽动地域歧视。在各种负面新闻和案件中，中共总是要强调人的东北和河南人身份。这些外省人喜欢“偷井盖”，喜欢酗酒，口音是粗俗的，文化是下贱的，品格是卑劣的，在“大下岗”中失业的东北国企员工纯属“好吃懒做”、“自作自受”。

地域歧视的本质

但值得庆幸的是，中国的工人阶级，遭受这一反动思潮影响不大。虽然没有良好的待遇，但是全国各地的工人仍然赴往武汉建设方舱医院；各地的劳动者们誌愿无偿捐赠物资、加班加点製造防疫用品……这一过程中他们是怎样忍受中共官僚的吃拿卡要、资产阶级的压榨和利用的，我们对此倍感痛心，不能把他们的无私和光荣归到官僚与资本家上去。

地域歧视的实质是什么呢？是中国的官僚大资产阶级煽动小市民仇恨来自全国各地的劳动者，在社会问题上转移矛盾，并着手对这些进入中国资本主义中心地带的边缘地区劳动者进行镇压。基于工人斗争的考量，加上建立独立工运的需要，地域歧视是不能被忽略的，从中我们可以窥见中国资产阶级想怎样培育排外思想，怎样分裂中国各地的劳动者。为了保卫中国劳动者，消灭地域发展不平衡，社会主义者坚决反对地域歧视，坚持工人阶级的团结斗争。

中国：中共利用两会通过反动法案戕害女权

今年两会代表打着“人民的名义”在会议中提出和通过了不利于女性利益的法案，自导自演了一场可笑的闹剧，无疑是对中共独裁体製罔顾百姓权益尊严的最形象见证。

在此番会议上，一个极具焦点与争议声的问题就是关于“离婚冷静期”的法案。离婚冷静期是指夫妻离婚时，政府强製要求双方暂时分开考虑清楚后再行决定是否继续离婚。仅仅在政府机关实施。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自婚姻登记机关收到离婚登记申请之日起三十日内，任何一方不愿意离婚的，可以向婚姻登记机关撤回离婚登记申请。面对舆论的一片哗然，中共的喉舌——各大官媒先后发布所谓专家的解释，强调仅适用于协议离婚。

面对关乎自己切身利益的法律条文，妇女们深知如果通过必将进一步侵害自己所剩无几的权益，她们通过国内各大社交平臺——微博、微信、QQ以及知乎，通过发布文章，发起网络投票，转发评论点贊的方式，鲜明地指出法案只会助长不公平不正义之风，呼吁抵製。最终被禁评被删文被无视，法案通过。

不平等犹在

至今在中国广大的城市和农村地区，重男轻女的落后思维依然浓厚。一方面，这种思维导致了男多女少的人口现状（很多女性生命在被检查出来后即被堕胎），另一方面，又导致了很多男性结婚的焦虑（竞争压力加大，没有足够资本的话很难拥有妻子）。重男轻女歧视女性的氛围下，家暴频发又导致不少女性恐婚。

然而离婚冷静期并不能保障婚姻的稳定和家庭的和睦，因为目前所谓的婚姻与家庭本身就是建立在剥削与压迫的基础上的！这必然只能引发另一种结果，那就是越来越多人恐惧结婚，拒绝结婚。当下有一句名言，男生努力赚钱是为了结婚，有一个舒坦的家庭享受，女生努力赚钱是为了避免结婚，不沦为家庭的奴隶。

在中共的体製下，如今社会主流舆论与法律实践，将女性同胞视为低等公民，把女人的命不当命，将她们从工作竞争中逼回家庭，在家庭中做牛做马。

在中国復辟资本主义以来，女权不断倒退，女工的工作趋于低薪和不稳定，而核心家庭的观念不断加强，牢牢巩固了女性的性别定型。核心家庭本来就是统治阶级的维稳工具，习近平统治下的中国变得更为专製，自然也更加需要用父权主义和家长製来压製妇女的自由，以削弱工人阶级团结斗争的力量。只有在工人阶级群众政党的领导下，为女性的经济平等地位而斗争，争取男女同工同酬、平等就业权利、建立公共服务以消灭妇女的家务负担，才可以从根本上消灭歧视女性的观念。而这需要彻底反对极权与资本主义。没有妇女解放，就没有真正的社会主义！

湖南: 另一场毒奶粉丑闻

5月上旬，中国湖南省爆发“大头娃娃”事件，有多名婴孩因饮用“倍氨敏”的假奶粉而导致头骨畸形并患上佝偻病，而涉事的厂商湖南唯乐可健康产业有限公司是所谓“合法商家”。事实上这是在郴州市半年内爆发第二起的假奶粉事件，而上一次则是2019年12月的“舒儿呔”事件，当时涉事厂商勾结着郴州市唯一的“三甲医院”向家长推销假奶粉。这揭露出从製造商到医院到销售通路构成了一个官僚腐败政权与资本利益荼毒婴孩的一条黑心结构。

奶粉的厂商一方面勾结地方的医院，以一罐60元的回扣，让医生推销；另一方面则掩盖事实要求店铺贩卖。依网络上曾在母婴店工作的网友指出，厂商的销售员就指出该产品是专售于婴孩食用，但是事实上没有任何营养的固体饮料，食用过多会导致营养不良。事件爆发后，地方的建委会、工商局一度的消极对待，直到社会上出现了巨大愤怒才开始介入，但仍施以非常轻的惩处，仅罚销售商200万元，并撤职一名医生一年，但生产厂家没有被罚，事后的赔偿也还未彻底地落实，这也再次反映了中共官僚的腐败处事态度。

以儿童利益为幌子

湖南大头娃娃爆发以后，甚至有江西的家长透露自己曾依医生建议买过名为佳瑞宝的假奶粉，而该产品不仅出现在母婴房，江西、北京等地方上的超商都有出现。在中国不论是毒奶粉还是假奶粉的事件层出不穷。从2003年的安徽劣质奶粉到三鹿毒奶粉等等，每起事件都反应了资方如何为了利润不顾并且和官僚甚至是私人的医疗机构勾结，罔顾工人阶级的儿童的健康。

中共政权散布的民族主义意识，好比“孩子是祖国的花儿，少年强则国强”等等，不过是用来掩盖自身的腐败及亲资的真面目。我们必须要将婴儿健康食品的生产收归于国有，由工人阶级成立的独立工会来民主的控製，并且扩大医疗资源，让医疗机构真正可以照顾工人阶级的健康。只有建立真正的民主计划经济，我们才能够真正地捍卫儿童的健康。

中国：“医护英雄”被暴政欺骗、盗窃及滥用

据报道在五月一号于咸阳市妇幼保健院四十余名在一线奋战的医护由于所谓人才优化被“自愿辞职”且“保证不以任何理由主张权利”（其中有26名为护士）。事件被曝光后引发了群众的愤怒，而在围攻之下院方却宣称此事为“不实报道，或被国外敌对势力利用”。

讽刺的是，在上个月初，这批被资遣的医护中大部分人刚刚从支援湖北抗疫归来，院方甚至举办了仪式并称他们是英雄。但这些支援的医护人员不仅没有获得到应得的补贴，甚至也因为疫情期间医院亏损而被资遣。支援湖北抗疫的医护人员仍有高达五成未获得补贴，同样全国有高达8成的医护人员在防疫其皆没有获得到任何的补助。甚至在封城的期间有36.4%的医护人员收入减少了三到五成。

被牺牲的医护英雄

今天中国的地方债务高达了8万亿美元，甚至在去年底还出现医院为了补贴债务要求医护人员自掏腰报认购债务。这次的事件就是为了在经济危机下降低地方债务的压力而削减医护人员的劳动力成本，将贪汙腐败的成本转嫁在基层的劳动者身上。

之后透过了医护的斗争和社会上群众的愤怒所带来的巨大压力下院长已被撤职，而医护们也已接到返岗通知并进行劳动仲裁。这证明了群众斗争是对抗院方、资本家和中共政权最有力的方式。中国的基层劳动者需要组织起独立工会，在疫症期间我们更看清独裁的政权与资本主义体製对基层所带来的严重打击。独立工会是不可或缺的武器，同时要将医疗资源收归于工人阶级民主的管理，并且近一步地扩大公共医疗开支，取消中共贪汙腐败所造成的医院的巨大不良债务。

中共的独裁政权想利用将医护人员“英雄化”煽动民族主义情绪来掩盖独裁政权在防疫上的无能以及转移群众的视线。并利用所谓的“境外势力”来合理化对工人阶级的打压。这反映了中共政权是变得越来越脆弱，仅剩下民族主义的手段来维持其威信。我们全力声援中国医护工人为权利而斗争！

中国：迪士尼《花木兰》电影广遭负评与抵製

2020年9月4日，华特迪士尼影片公司出资製作的电影《花木兰》上映。该片内容改编自同名中国民间传说，主要描述一名代父从军的传奇女性人物花木兰。长期以来，好莱坞被指责存在被白人垄断、白人饰演非白人角色的问题，华人自然难以在其中施展拳脚。直到好莱坞、迪士尼日趋看重中国市场、与中国电影界合作越来越多，好莱坞大片中才更多地出现中国元素。今次该片云集刘亦菲、甄子丹、巩俐和李连杰等多名华人影星。然而，从2019年8月开始，影片就惹来相当多的争议。

2019年8月14日，就香港反送中运动，《花木兰》主演刘亦菲于新浪微博表态支持港警；另一主演甄子丹在今年6月30日于脸书庆祝香港国安法实施。该片在片尾感谢了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宣传部、吐鲁番公共安全局等多个中共及中国政府机关，而吐鲁番公共安全局负责关押上百万维吾尔族人的“再教育营”。考虑到电影于2018年8月开拍，剧组应是在中共于2017年升级对新疆镇压后前往当地的，因此也被质疑是否剥削少数民族劳工，或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合作。以上政治因素令港臺、泰国民主人士发起抵製行动，随后该抵製行动扩大到韩国、美国等地。

除上述政治问题，《花木兰》的剧情也存在诸多瑕疵，即使在中国也招致很多负评。原作《木兰辞》并未记载木兰所处之年代、年龄、籍贯、居住地，但是可以确定故事发生地对应今天的中国北方，年代应该在北魏；而电影中出现了中国南方、宋朝才开始有的土楼，以及其他不符合年代的物件。故事本应是木兰女扮男装、代父从军、建立功勛的令人振奋的故事，但电影却把原意改编成了生硬的“孝”。可见，考证不严谨、对中国元素错误应用，让这部电影呈现出的仍是西方人对东方的臆想（即“东方主义”）。本来是一套向中共献媚的电影，却被《环球时报》批评为“艺术水平低下”，实在可笑。

早在1996年，迪士尼就因支持电影《达赖的一生》（被视为对达赖喇嘛的同情之作）而激怒中共政权，还造成1998年迪士尼出品的原创动画片《花木兰》被迫推迟一年在中国上映，且票房成绩很差。今天，随着中国资本进军，为了保住中国市场，维持自身收入，好莱坞会对自己的电影先进行自我审查，删改之后再推出。例如，2016年迪士尼子公司漫威推出的《奇异博士》删除了一个藏人主角，以避免电影因为西藏议题在中国遭封杀。

对于电影在新疆取景的问题，美国19名跨党派国会议员询问迪士尼相关细节，然而其中包括卢比奥、克鲁兹在内，有不少都是公开的亲资右翼政客，代表美帝国主义利益。至于民主运动人士发起的抵製行动，有进步的一面，因为中国确实存在民主权利被打压、少数民族受到特别压迫等问题，而有一定组织、串连多国的抵製行动有可能引发更多普通民众对于中国人权问题的关註。然而，抵製行动的发起人大多对美国政府少有批判，因此行动也会被美帝国主义操弄，从而疏远中国大陆甚至海外工人群众。况且，抵製行动成效不佳，《花木兰》在臺湾和泰国上映两周后，票房分别达到196万和230万美元，在臺湾更登上全臺新片票房冠军。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电影业必然被资本控製，拍摄出的作品通常也必须符合统治阶级的需要，而大部分电影公司则为了追逐流量、票房、奖项等因素而製作电影，将利润置于观众爱好之上。只有摆脱独裁政权的控製，并且消除商业市场的因素，电影艺术才能有真正的自由发展。

中国：亲习与反习派内斗升温

中共政权正面临着国内外加深的冲突及矛盾。感受到危机重重的统治阶级，都为求自保派系的利益而采取不同的统治策略及方针。这种分歧使中共党陷入剧烈的权斗风暴。这不仅只是关乎到个人的统治权力，而是关乎到整个统治集团，因为资本主义的危机使不同派系的统治阶级的利益越来越难以平衡并协调一致。中共权斗往往为了表面团结而极力掩盖分歧，他们害怕分歧曝露于公众面前而使权威受损。因此，现今权斗公开化表现了政权一定程度的失控，深陷危机。中美合作及全球化时代正式终结的处境中也让中共内斗越来越公开化。

过去习近平集权一身，在2018年修宪称帝，都是建立在全球资本主义危机所导致的统治危机之上。中共政权意识到过去的派系分权的统治模式使「政令不出中南海」，面对国内民怨和国际衡突需要更强硬的民族主义，而中共不能再用旧有统治方式，唯有寄望由个人统治来有力推动资本主义市场化、帝国主义扩张政策及镇压群众斗争来挽救统治。但过度僵化的个人统治不断製造的新冲突中陷入更大的泥淖。中共内部对于习近平统治的绝望感越来越强烈。

当前公开权斗以习近平和李克强为首的是自八九以来最高级别的官员之间的。李克强所代表的团派，过去在习近平统治时期遭受打击，权力受到大大削弱。习近平将军队、政治、国安和外交权力都集于一身，而贵为国务院总理仅有的经济决策权也越来越缩窄，使李克强多年来都相当低调。

正当习统治出现危机之时，李的伺机反击不会是他的个人决定，背后是由中共更广泛的统治阶级中的不满情绪所推动的。而反习势力并不限于团派，还有过去同样被清洗的江派、退休官员，甚至部分是习近平所属的太子党。「反习派系」并没有共同的政纲，其内部利益也有互相矛盾，所以并不是一个坚实的集团。

总的来说，他们都认为习近平的个人独裁在港臺疆蒙地区都造成反弹，而战狼外交政策更使中国陷入孤立。他们恐惧自己的企业因经济脱钩而利润受损，也慌张与外资利益断裂，更害怕强硬统治最终使中国面临一场革命，因此企图削弱习的权力，妄图恢復那一去不返的「正常」局面——寡头分权独裁、与西方国家友好、高经济增长换来稳定。

早在一月底，当习近平因疫症危机而消失一星期，而李克强则率先高调访问武汉，就已表现出了权斗的新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中国似乎出现了两个领导，两种政纲。习近平在五月提出的内循环，意思是刺激国内消费来推动增长，就地受到党内敌对势力的质疑。李克强之后提出消费是「经济恢復的薄弱环节」，并反其道的提出「六稳」政策，主张恢復外贸与吸引外资来降低失业率。习李在巡视水灾期间互相竞争，两方提出截然不同的发展地区以及经济方针。

双循环

所谓的「双循环」实质上也不过是将温家宝在2007年提出的刺激内需的政策重新包装，这政策从未成功。不论是习近平还是李克强的经济政策，都没有丝毫的反资或是「改良」的内容，并不能为工人阶级带来任何的帮助，也不会防范下一个时期的经济恶化。因为整个中共及各派系都不可能逃脱资本主义经济製造出的周期性灾难。

整肃贪腐实质上也是内斗的手段之一。首先是针对公安部，据报导这两个月以来已经有高达了35名周永康派系（也就是所谓的上海帮）的政法高官遭到清算，公安部进行的授旗大典由国务院改成中央直接掌控。

党内公开批评习近平的异己者也接续遭受到清算，包括太子党任誌强，前中共党校教授蔡霞到耿潇男夫妻。这些人发表对习的批评，其措辞比港臺「民主派」更尖锐。例如蔡霞指中共是「政治殭尸」，指「习近平不下臺中共将全面瓦解」。他们所代表的势力，是那些过往通过中共赋予的特权获得了在西方的政圈人脉或资本利益，又或者在中国的企业与西方有密切关系，现在担心中美冲突会危害自己。这些所谓的「自由派」主张对独裁进行有限的改革，满足私人资本家要求——市场自由化、减少国家干预权力、让更多统治派系瓜分利益。他们不会支持真正的民主权利，例如结社自由、独立工会，选举自由等。习近平为了捍卫统治地位而杀鸡儆猴，权力斗争很可能会扩大至其他的派系。

在疫情爆发以后，全球资本主义危机更加的深化，中美两大帝国的冲突更加尖锐。习近平为了在新的危机当中巩固权力，只能进一步推动战狼外交和强硬镇压。这不仅是为了向外国宣示实力，也要震摄党内敌对派系，树立统治威信。港版国安法之所以迅速推行，这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不论是一带一路还是中国製造2025的结果都适得其反，大量的经济资源耗费，并与全球资本主义产生剧烈的冲突。在美帝国主义驱使下，欧美日以至其他小国的右翼政客都推动中国经济脱钩，藉此向施加压力。中共不断激化地缘军事冲突，使外交关系紧张，只是显露出习对自身旳统治没有安全感，唯有透过粗暴手段来彰显他的力量。但这只是去製造出更大的矛盾和新的危机，从香港，内蒙古到印度，激起了全球大规模的反中情绪。反习派别在这种压力驱使下，越来越感到要製衡习的权力，阻止他的路线。若果形势更为严峻，他们甚至得出结论，认为有推翻他的必要。

预计在十月举行的五中全会可为我们对中共权斗实况提供更多线索。距离2022年只有两年，中共内容相信已开始讨论二十大的党领导人选问题，在商讨继任人的同时迫使习作出让步。现在只能判断习近平的连任并不是十拿九稳，预计他会把清洗行动升级，确保自己连任。反习派系的声势虽然有增长，但距离在2022年彻底拉倒习近平还有相当大的实力差距。根据报导，现在习近平有计划恢復党主席的身分，为延续第三期任作准备。因为中共的潜规则并不容许党总书记连任两届，而国家主席实则上只是无实权的虚衔，所以需要新设党主席一职来确保党的实权在握。

未来发展

五中全会可以揭示的几个未来发展：

习近平大获全胜，并且透过党主席的身分近一步地巩固他的地位，这会在短暂的时间暂缓党内的恶斗，但习近平的地位受到进一步地巩固，也意味着他的强硬作风会变本加厉，并製造更大而更尖锐的社会矛盾，就像是对内蒙古的汉语教育的推动。即便是在短期内可以透过高度的镇压来换来稳定，但只会让政权埋下更巨大的炸弹，中共内斗未来可再次激化，并将会比这几个月来更加的剧烈。

另一种可能，习近平的统治被削弱，要和不同的派别作出妥协。国家机器集权后要分权是极为困难的，而且帝国主义衡突的战线已开，西方会借机迫使中共作出更大的让步，使中共统治菁英进退两难。而即便中共的统治不再行个人独裁，重返回邓小平所提倡的「集体领导」的模式也无法保证避免危机恶化，充其量的是缓和习近平的强硬镇压和外交政策，为中共争取短暂的蜜月期。权斗反映着深刻的社会矛盾，因此将会以新的形式继续。在资本主义底下威权或是民主都无法解决这些危机。

不论最终在五中全会上面，中共内部达成了甚么样的协议或是权衡，这些平衡都是非常脆弱和不稳定的，就像是中美在疫情爆发以前的贸易协议一样，在一个危机持续深化的局面当中，任何的协议在新的矛盾面前都是不堪一击的。习近平所举办的防疫表彰大会因为没有李文亮，在中国遭受到许多网络的挞伐。同样的李克强提出的地摊经济虽然受到习派的封锁，但根据报导在8月之后也有各个城市，包括厦门及深圳恢復起地摊经济。这些都显露出政权对于治理的方式陷入分歧以及混乱。对于群众来说，早晚都会感受到政权混乱，揭穿政权的外强中干，因此加强危机意识并想寻求出路。群众会开始寻找工人阶级的出路，变得更有信心挑战独裁。

我们彻头彻尾的反对整个中共，不会寄望于任何一个派系。中共所有的派系只是用各种的小修小补来设法延续专政，并且主张牺牲工人阶级来强化中国资本主义。我们是需要建立国际工人阶级的团结，建设一个国际的马克思主义革命政党，进行社会主义的斗争，才能在新的斗争局势到来时终结资本剥削。

中国：出现粮食危机吗？

最近，在中国已经沉寂多年的“节约粮食”口号又出现了。在中美对抗，新冠肺炎肆虐，洪灾余波未平的背景下，习近平做出“製止餐饮浪费行为”的指示，各级机关也随之跟进各种形式主义运动，比如所谓“光盘行动”，比如多个地方政府的“n-1”,“n-2”模式（提倡点菜数量为用餐人数减去1或者2），官媒更是点名批评在网络上表演吃东西的“吃播”是在“浪费食物”。讽刺的是仅仅在两个月前，官媒犹在吹捧“吃播”能打造完整的商业链“刺激经济”。

粮食危机？

这不禁让人联想到中国的粮食危机，截至8月5日，中国主产区夏粮小麦收购同比减少938.3万吨，约20%。同时上半年小麦进口量几乎翻倍。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资料，7月和8月食品价格分别同比上涨13.2%和11.2%。南方最大的大米交易市场的稻谷收购商表示，今年的早稻不允许直接卖给米厂了，只能卖给国家粮库，这是过去二十年来首次实行这一统购政策。

有不少中国媒体声称这只是正常现象，中国并不存在粮食危机，但是民间的还是出现了恐慌情绪。粮食危机的客观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疫情影响农产品加工、运输和消费，上半年洪灾使得很多农田欠收甚至绝收，中美对抗的贸易战以及之前多国对于农产品出口的限製。但是粮食危机的深层原因还是在于资本主义本身。

首先，城市化是资本的城市化，而非人的城市化，中国城市，特别是一线城市几乎占据所有的资源。2019年中国城市人口平均收入是农村人口的2.66倍，其中资本性收入更是达到了10倍以上，2000年以来，中国农村劳动人口每年流失600万，当小农经济受到城市化的冲击，贫困的农民进城打工，土地抛荒几乎是必然的现象。

另外资本家为了追逐利润，中国耕地也正受到各种汙染的威胁，从工业非法排放，到除草剂，化肥和塑料薄膜的残留，目前全球有20%的耕地退化，而在中国这一比例是40%。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也使得瘟疫肆虐，从去年的猪瘟到今年的肺炎，都是粮食危机的重要因素，资本破坏森林和各种栖息地，野生动物被迫地离人类更近，并带了来病毒。大规模的集约化的养殖为病毒快速爆发提供了环境，中国东南沿海从福建到广东几乎每一个海湾都被密密麻麻的水产养殖场挤满，五月时三省曾爆发大规模“渔瘟”（鱼类传染病和寄生虫病），在极高密度养殖的环境下迅速席卷各养殖场，造成鱼类水产大批死亡。而抗生素的滥用让病毒的毒性不断累积，直到可以威胁人类的生命。事实上，这次的官方的说法会令民众恐慌，也有宣传口径变化太快的原因。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以来，官方关于节约粮食的宣传就越来越少，乃至最后成为了只在食堂出现的例行标语。

官僚腐败

中国的粮食政策的问题有另一大源头，官僚腐败。2015年的中储粮贪汙案就了引爆舆论，粮仓官员和粮商互为表裏，用旧粮充新粮，甚至在库粮食都不用动一下——只要账本上的改动就等于获利无数。无独有偶，近年来黑龙江、吉林、江西等地，面对中央巡视组，储备粮仓接连失火，民众普遍怀疑这些又是为了掩盖官员贪汙的“被失火”，戏称“巡视组一来，粮仓就起火”。

2018年爆出新闻，江苏一所小学8.5元的午餐费中就有5元被各级领导克扣，用参杂淀粉的火腿肠代替纯肉——这还是在中国富裕沿海省份的情况，经过巡查，该地市委巡查称“90%的学校在食材采购中弄虚作假，80%的学校食堂没有监管”。2019年，中国粮食产量6.64亿吨，进口1.06亿吨，进口主要原因不是产量不足，而是进口更便宜。但为免谷贱伤农，又不得不作出钜额农业补贴。这又给了官僚上下其手的腐败空间，将大量无人耕作的农地抛荒，长满杂草以骗取补贴。

官僚主义的弊病无法用另一个官僚机构来消除，无论有多少巡视组和监察机关，都只是用来平息人民愤怒的表面手段。在这个关头当局强调节约粮食，怕的是在中美对抗，局势紧张时发生粮食危机会动摇他们的统治。当粮食政策不再是为了人民福祉而设，任何官方发起的“运动”、“宣传”，都只是各级官僚的任务和政绩甚至钱袋，并且任何储备、产量、面积数据都很难再反映真实情况。

粮食纲领

工人阶级需要有独立的粮食委员会，监督粮食生产的安全和存库，把粮食的从生产到消费的各个环节都放在人民可以看到的地方，减少不必要的运输和保存期间的浪费。此外，只有在公有製的基础上，即将粮食生产企业全面公有化，并投资在安全和环保的耕作技术和设备之上，避免更多的环境灾害，也可以给农民合理平等的收入和生活条件。

公有粮食企业应由工人阶级民主管理，管理层人员只能领取工人薪金，并且可以随时被罢免，以阻止官僚从中腐败和榨取资源。工人阶级可以民主规划粮食的产量和库存量，以免利润製度造成的短缺和涨价。

社会主义者主张停止中美贸易战，全国以至世界各国的贸易应由工人阶级的民主管控，才能促进国际合作的粮食生产和分配，防止一时一地的灾害造成严重的后果，也防止资本主义各国为竞逐市场而爆发冲突。只有打倒资本主义，才能打倒“浪费”有理的逻辑，只有打倒官僚主义，才能打倒粮食上的“蛀虫”。只有社会主义的民主计划经济才能建立可持续的、环境友好的生产体系和能切实满足人民健康生活需求的分配体系。

中国：奶业问题

7月9日，微信公众号写手王小七发布文章《深扒蒙牛伊利6大罪状，媒体不敢说，那就我来说》，痛斥中国垄断奶业犯下的“六宗罪”，包括串通政府部门和官僚引发恶性竞争排挤对手、为扩大产量稀释牛奶而添加各种化学品等。此文在中国互联网迅速传播并引起了社会各界广泛关註。很快，中国乳製品工业协会称文章内容不实，并强烈要求国家有关部门立即删除该文章，取消微信号，责惩作者公开承认错误并向伊利、蒙牛及中国乳製品行业道歉以消除影响。据透露，写手本人于7月18日被上海警方带走，并拘留于闵行区华漕派出所。

在中国，奶业市场由垄断资本控製与支配。从2005年2月2日多家企业联合左右国家标准、2008年中国奶製品汙染事件、2018年串谋官僚跨省抓捕作家刘成昆与山西奶农郭玉珍，截止到今年5月湖南毒奶粉丑闻，奶业资本作的恶已经影响了整整一代中国人。

民众受害

中国工人阶级正在“享受”垄断奶业资本带来的“福润”：全世界最高的婴幼儿奶粉价格、平价奶频繁的质量问题与被誉为全球最低标准的《中国乳品安全国家标准》。以蒙牛、伊利为代表的垄断奶业资本已经与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相捆绑，洗白者也多利用此进行辩护，称购买其产品是为保护所谓本国民族企业不被外国资本吞并，以此来掩盖奶业资本扩张中的种种罪行。

从2008年婴幼儿奶粉被爆出含有致癌的三聚氰胺开始，中国奶业便彻底毁掉了自身的信誉，“毒奶粉”也成为了一代人的噩梦。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当时的维权者郭利遭到雅士利乳业公司诱导式谈判，被雅士利以敲诈勒索的名义举报。郭利本人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山西人郭玉珍，一位为伊利提供奶源的奶农，于2018年因发布揭露伊利罪行的文章而被跨省抓捕。其案件一度被两次退侦、三次延长起诉期限，并被判处一年的监禁。政府部门与资本已经紧紧勾结在了一起，共同欺压毒害工人阶级。

蒙牛和伊利却借机三聚氰胺事件以“不得向奶製品投放工业原料”为由反过来要求政府降低检验标准，推动2010年《中国乳品安全国家标准》的实施，此标准远低于欧盟或是美国标准——工人阶级因为毒奶粉的牺牲并没有（也不可能）换来奶业的改良，相反，却换来了更多的细菌和更少的蛋白质。中国奶业市场变为更深层次的韭菜收割厂。

三聚氰胺事件距今已十年已久，但同克拉玛依大火案中“让领导先走”和河北大学交通肇事案“我爸是李刚”等事件一样，已经深深影响了一代民众。即使是到了今日，中国网民谈论到国产奶粉时，仍喜欢提及三鹿以抒发自己的不满。

事实上，此事件揭发出胡、温时代官僚系统的极度腐朽——从2008年2月25日第一例问题奶粉回厂送验，当事人所发帖被封杀，到9月8日新西兰总理海伦·克拉克指令，新西兰官员向中国政府报告，中国政府方才开始严肃对待。当中整整半年的过程中，毒奶粉问题被各级官僚打压、封杀、草草了事！据中国卫生部通报，截至2008年12月底，累计报告患病儿童29.6万人，住院治疗52,898人。

9月，温家宝多次巡查地方，称其心裏感到非常不安及内疚，对不起大家。他批评部分企业没良心，欠缺社会道德，但实际上，中国中宣部早已下令禁止中国内地媒体擅自报道三鹿事件，一律要以官方公布或新华社报道为准。工人阶级及其他受害民众渴求法律援助的路子被完全堵死。2010年11月，在毒奶粉工厂前发动民众抗议的赵连海以“寻衅滋事”的罪名被判处两年半的有期徒刑。

民众的呼声唤不醒一臺装睡的机器——整整半年全国民众儿童惨遭毒害，最后引起政权认真对待的还只能靠外国政府的一纸声明！说明中共根本不在乎自己有多人国民受害，也不在乎无组织的民众零星的抗争，其宣传的一切或是对民众的承诺只是为了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并为其服务，而不会变为真正落实到工人手裏。

毫无寸进

三聚氰胺事件后，中国奶业环境得到了改善吗？答案是否定的。2012年某西安实习生发布了其在蒙牛冰激凌代加工点的实习记录——脏乱差的环境、回收不合卫生标准的废品重用、拥挤的宿舍、12小时工作製、一人一岗的流水线、罚款製度及流水线上监控的监视……臭名昭着的19世纪血汗工厂像是回光返照般在中国狠狠扎根，并由独裁政府庇护。

独裁政府与垄断资本狼狈为奸坑害普罗大众，妄图中共上层改良也只能是魔怔的幻想。我们应当认清独裁政府与资本主义体製的本质，认清仅凭个人的力量不可能争取到斗争的胜利，并意识到群众斗争的重要性。我们应当认识到：群众需要全面的言论及新闻自由，反对任何消息封锁；组建基层劳动者独立自主的工会，实施八小工作製及优良的工作环境；消费者需要独立的委员会，调查食品安全问题，并有权严惩製造有害食品的企业高层；国有化大型奶製品企业、工人民主管理企业监督生产；企业管理层只能领取工人阶级的薪金，不能享有经济特权，并且可以随时被罢，避免权力独大和官商勾结；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才是彻底摆脱中国奶业的阴霾及破除对工人压迫的出路。

中国：中共政权外交屡遭碰壁

在国际上，中共政权越发遭到孤立。自从中国外长王毅出访欧洲，中共的处境更是糟糕。8月25日至9月1日，王毅访问了欧盟五国，期间遭遇一路冷遇、谴责和抗议。访问意大利、法国等国时，王毅也被当地官员问及华为、新疆人权问题和香港民主运动等话题。七大工业国集团（G7）之一的意大利在去年融入了中国「一带一路」、成为该计划在欧洲的「桥头堡」，而意大利外长迪马约（Luigi Di Maio）不给王毅面子，见面时直截了当提及香港局势。

新冠疫症爆发以来，由于美国施加的压力越来越大，也因为全球格局改变迫使欧盟也是跟随步伐，欧盟大大转变了立场，反中立场越来越强硬。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首次欧盟国情咨文演讲中便强调，中国是「一个系统性对手」。

美国施压的举动在华为问题最突出——欧盟多国受到美国压力，在8月纷纷宣布抵製华为5G通信设备。现时比英国、法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瑞典都正式排除华为。德国的科技业由于极为依赖中国，总理默克尔一直拒绝正式排除华为，但在国防部及美国的压力下，现时也加强对其的通讯审查。

随着全球产业链变动，中美经济步向脱钩，德国近期正推动「印太政策指导方针」，呼吁从中国分散投资，加强对韩国、日本、澳大利亚、印度等其他印太国家的合作。与此同时，习近平提出的双循环战略意味着减少对德国商品的进口，并加强与东盟国家的经济合作。这一方面意味着中德合作减少、竞争更多。

但更重要的是，欧盟对抗新冠肺炎不力、经济大幅下滑，各国政府的统治都陷入严重危机，需要像美国那样用中国问题来转移国内群众不满的视线，展现自身「大国」形象。

欧盟是近期才转变立场，变得更强硬对抗中国。因着自身的地缘政治利益考虑，过去两年欧盟并没有像美国那样强硬反中，而是在中美间采采取温和暧昩的立场。

2018年7月中欧峰会以来，中国设法拉拢欧盟抗美，但完全没有成功使欧盟加入中方阵营。即使欧盟拒绝与中国联合对美国采取行动，中国也一直避免与欧盟有更大冲突。今年3月底、4月初，中共利用「口罩外交」试图提升自身国际（包括在欧盟的）地位，但因为出口的口罩和检测试剂合格率太低而失败。8月中旬，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访问中东欧国家，相信是希望拉拢欧盟国家遏製中国。自然，中共也会派出王毅访问欧洲，但从此行可能处处碰壁。

然而，这不代表欧美会组成坚实的反中联盟。欧盟企图保持战略独立性，加强自己在世界地缘政治的实力。在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和欧盟的关系也步入绷紧。全球的保护主义抬头，欧美之间的贸易战也在加剧。例如，10月初，针对美国政府对于波音公司的巨额补贴问题，世界贸易组织（WTO）裁定欧盟可对美国的价值近40亿美元商品和服务贸易采取反措施。同时，欧盟也试图对美国大型科技公司征收数字税以及进行更严格的监管。在气候协议、个人资料保护等问题上，欧盟与美国之间也有不少冲突。

在中共正陷入四面楚歌境地之时，很多反对中共独裁的人会寄望于西方资产阶级政客的支持，不少「加速主义」信奉者也会寄望外国政府製裁中共，让爆炸性社会动荡在中国来得更快些。但社会主义者不只反对中共独裁，对于外国资产阶级政府也不抱任何期望，因为他们也只是在无力处理本国危机、无法从中国恢復生产享受经济成长红利，才采取对中共强硬的姿态，并纵容、煽动民族主义来分化工人群众，并反过来助长中共在国内煽动民族主义、爱国意识。真正令中国乃至全球工人阶级获得解放的方式，仍然是工人阶级不分国籍团结斗争对抗世界资本主义。

中国苏州文明码遭遇滑铁卢—“文明”或是“野蛮”？

自从习近平上臺以来，面对国内外的一系列经济与外交事务的困境，中国政府不断加强对社会的控製力度，特别是利用现代科技建立起一张复盖全中国的“天网”。2020年9月3日，苏州码的升级版“苏州文明码”上线。据悉这一文明码以1000分满分，若市民有任何“不文明”行为——包括违法违规或部分合法行为——都会被扣除相应分数。如果分数不过关，则可能在日常生活和使用公共服务中处处受阻。“文明码”一出，舆论哗然。有人讽刺“文明码”乃现代“良民证”，“文明码”在人为划分公民中的等级，有人质疑政府是否会把文明码变成滥用公权力的工具。没到四天时间，9月6日相关负责人即宣布“测试”结束。可以说苏州地方政府变相承认了“文明码”试验的失败，但是我们仍要警惕更多的“文明码”出现。

苏州文明码作为强化控製的产物，其出现不是第一个，在中共独裁政权被打倒之前，也绝不会是最后一个。中共独裁政权正利用智能手机、互联网以及大数据等新时代的生产工具建立更加严密的监控网络，自动将那些不愿意服从他们管製的人——譬如将罢工、游行示威参与者、甚至发表不满言论者定为“不文明”行为——排除在社会与公共生活之外。

民主权利意识觉醒

“文明码”看似在提倡文明、惩罚不文明，实质上不过是被国家权力异化的一种规训，其目的是赤裸裸的野蛮，也就是不断强化中共独裁统治的能力，确保威权统治能够继续进行下去。威权主义者如此青睐于新技术正在于这些技术可以减少他们实施阶级统治、镇压群众运动的成本，在过程中减少他们想像中的人为干扰因素。然而此次文明码及2019-2020年的一系列网络舆论风波都在展示事情积极的一面：一部分中国网民开始意识到，中国的发展奇迹建立在毫无顾忌地压榨公民权利之上，他们的公民意识开始觉醒，认为有必要向中共独裁政权发出集体的反对声音。

社会主义者反对以任何形式进行的数字控製及“文明码”一类的社会控製手段，我们认为这种被国家权力扭曲的技术只能不断巩固和强化国家机器，为资产阶级统治作伥。提升民众的“文明素质”靠的是完善而全面的公共教育和相应的物质条件，而非通过“老大哥”式无孔不入的监控。只有通过广泛的集体行动为民众争取对抗独裁政权，废除国安和政治警察部门，并将科技企业民主公有化，才能真正避免下一个“苏州文明码”的出现。

中国：人口普查背后的社会监控与维稳

根据中国媒体报导，2020年11月1日将正式开始第七次人口普查登记。不过在正式开始之前，各项准备工作既已开始，不少小区裏拉起横幅宣传积极参与人口普查的好处。根据国务院的说法，「电子化采集」也会成为此次人口普查的重要工具，在日常生活中最直接的体现，便是各处的二维码张贴齐全，等着居民提前登记自己的个人信息。这一举动暗示了中国政府正在试图利用新时代的互联网和大数据，构建一个更加严密的社会控製网络。

在此次人口普查中，不仅调查所使用的片区划分变得更加精细，对于个人信息的掌握也更加精确，譬如人口流动的情况。笔者在参与由政府主导的类似社会调查时候，也敏锐地註意到小区中的外来居民对此类调查的不信任，因为中国政府在控製居民的上心程度高于他们关心边缘群体和少数群体的程度。某个小区中的横幅写着「都是国家的宝，一个都不能少」，可以说是对人口普查赤裸裸的讽刺，并道出了政府要将普查计划精确到个人的野心。

维稳手段

自古以来，各国统治者及其仆从都知道，充分掌握精确的人口资料是增加国家政权汲取社会资源能力的重要手段，在中国这样一个实施威权统治的国家更是如此，更加精确的人口数据有助于充分地了解和控製它的国民。早在2004年，中国学者刘能便指出「少数群体」如下岗工人聚集的小区最有可能孕育出製造社会不稳定的集体行动。显然中国政府试图用人口普查的方式捕捉和追踪这些流动的人口，以免他们破坏「维稳」的大好局面。政府根据人口资料所作出的城市规划，永远伴随着阶级压迫——将被边缘化的「低端人口」隔离起来，避免他们「破坏市容」和「製造混乱」，而富人则占据着社会大部分资源。

有人质疑这些个人信息是否会泄露，是否会成为「有关」部门进行行政处罚的依据，国务院信心满满地承诺：人口普查的数据受到「严密的数据加密和脱敏技术」保护。然而我们相信正在阅读这篇文章的大陆读者对此只会付之一笑——推销广告、垃圾短信无时不刻不在提醒他们——中国的公民个人信息保护机製根本可以说是千疮百孔、漏洞百出，只需要一点权力和一些贿赂就能把它捅出个大窟窿，各方证据表明各地政府都有参与出售民众个人讯息予商业机构，以至于堆成山的个人信息待价而沽。

数据私隐

也许有人会说社会主义者没有看到人口普查「利国利民」的一面，然而我们要的是将普查数据用在社会公共服务的能力，而不是为了监控社会群体和镇压反对派，也不是为了实行阶级压迫的政策。在中国，人口普查与身份证、监控网络一并成为社会控製网络的一部分。我们应该去反思：人口普查究竟「利」谁的国？一直以来，政府都禁止公布无对国家的社会数据，像显示贫富差距程度的坚尼系数，多年来都是不可公开的秘密。而GDP数字多年来都充满水分，如果政府愿意的话，堂堂「泱泱大国」都怎会没有能力调查真实的资料？

不仅仅是中国的社会控製网络，西方资产阶级国家也竭力收集民众隐私，一如斯诺登所揭发的美国「棱镜计划」。

社会主义者认为任何资本主义政府是不可能真正保护公民的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的，而独裁的中共更为如此。社会主义者认为应该通过民主委员会监督政府有效保护公民个人信息不被泄露。我们要求废除国家安全部门以及控製网络信息的部门，停止一切监控和控製社会舆论的行为。只有全面民主公营的经济才能避免政府及企业为利润出卖公民个人隐私，同时利用人口数据更好地提供社会服务和资源分配。这一切只有打倒极权资本主义才有可能实现。

中国：娱乐文艺自由被禁——见证文化审查强化的八年

广电局在今年七月颁布了二十类题材审查及规避命令，严格限製影视拍摄的内容，打压艺文创作自由。近期中共不仅提高对于新影视作品的打压，也纷纷的将过去审查核可的作品下架，包含了描绘宫廷内斗的《延禧攻略》、《如懿传》，也将一部描绘反独裁政权的《V字仇杀队》给封锁查禁。《V字仇杀队》电影影响深远，从香港的民主运动到世界各地的群众抗争，总能看到带着V面具的抗争者，这是因为该电影虽然推崇无政府派的个人英雄主义，但在当代观众的诠释中象征着反对独裁的抗争精神。当然，这种精神也为施行资本主义独裁的中共政府所恐惧。这反映出中共独裁的胆怯，害怕艺术的自由创作会群众的政治意识，因此必须严密控製舆论。

8月15日，评分排在豆瓣68名的电影《V字仇杀队》（港译《V煞》；臺译《V怪客》）的页面突然消失，各大视频网站和社交媒体有关该电影链接和评论也一并被删除。大量疑惑而愤怒的网友来到漫画版《V字仇杀队》的豆瓣页面下讨论，但不久评论区也被和谐。成千上万的声音瞬间被删除，就好像它们从来不存在一样。

但是仅仅在8年前的2012年，该电影一刀未剪地在央视六套播出，当时的共青团喉舌中青报表示央视播出该电影「让人大感惊喜」、「为开明喝彩」和「没有宽松氛围就没有文化繁荣」。今日再看官媒的这些言论，令人不难发现政权的危机感与不自信更为强烈。

多部作品被禁

实质上中共对于艺文自由的打压一直都存在，在2012年、一部爱情电影《颐和园》因为涉及隐涉六四革命，该片导演娄烨被下令长达五年不能拍电影。又例如2017年的韩国电影《出租车司机》讲的1980年的韩国光州事件，这本与中共无直接联系，却因为能让人联系起六四镇压而遭到全网封禁。

今年较早，禁止未成年人每天玩网上游戏的时间。后来因为游戏动物之森的玩家在游戏内绘製武汉华南海鲜市场、谭德塞与中习近平嘲讽中共，不但下令游戏下架，甚至禁止游戏出现殭尸和疫瘟的题材，并且指游戏的地图编辑功能是用来宣扬分裂祖国。

这必然触动年轻人的神经，即使尚未被政治化的一群也强烈感受到自由被剥夺。在江泽民统治时代，中共放任媒体的娱乐八卦和色情暴力，利用拜金及纵欲主义来转移群众对政权的视线；而习近平则走向另一极端，对文艺和媒体采取家长式管製，企图利用民族主义和儒家道德来钳製群众反抗思想。

在中共独裁底下艺文创作不可能得到真正的自由，因为政权恐惧艺文创作的自由将让部分艺文创作者与知识分子借此激起工人阶级与基层人民对当局的批评与厌恶。然而，在资本主义民主国家之中，影视产业资本同样会为了利润与市场，迫使影视创作者放弃创作自由，根据美国笔会及一些知名的电影创作者指出，好莱坞影视产业资本为了要瓜分中国的电影市场，也配合着中共独裁进行创作自由的审查，甚至是向中共独裁献媚。单单在2019年中国电影市场中，好莱坞影视产业资本便取得26亿美元票房进帐。

马克思主义者反对一切对文艺的审查，要实现真正的艺文创作自由，为着言论与创作自由而斗争！使艺文创作者不再做独裁政府的化妆师、不再仰赖资本家的脸色与市场的营利导向而过活。

中国：不仅仅是天灾——中共独裁的无能加剧灾情！

这一场1998年以来最严重的洪灾，进一步重创了早已因疫情与经济危机而岌岌可危的人民生计——独裁资本主义体製与病毒、洪灾，荼毒着中国基层人民与工人阶级的现在与未来。

每年长江在这个时候都会出现水位抬升；又恰逢东南地区的梅雨季节又起到了助推作用；而作为贪腐工程的代表——三峡大坝，从不曾让它的质疑者失望，对遏製洪水的泛滥、调节汛流没有发挥到令人满意的作用。

根据官方公布数字（根据过往劣迹，我们可以合理怀疑实情更为严重），超过七千万人沦为受灾户、271人死亡或失踪、经济损失高达人民币2143亿元以上、数百万人流离失所。灾区遍及全国28省，紧急安置人次达469万人，对比近五年平均值高出47%。国务院扶贫小组副主任洪天云则表示，截至8月21日、恐有1.3万家户重新沦为贫困家户。而在这样的悲剧面前，中共中央现在仅落实25亿元的救灾经费——而这些钱又将流向何处呢？

根据受灾区网民的回復，他们在历年水灾泄洪后并没有得到国家的任何补助，只有部分地区象征性的发放了方便面和矿泉水作为慰劳物资，此前黄山灾民更是传来了“一百万人共得250万受灾补贴，平均一人两块五安家费”的笑话。

要切实救灾 不要作秀宣传

即便根据政府当局于8月26日所宣称的，中央与地方将合计拨款一千亿元人民币用于灾后重建。姑且不论当中将有多少公帑进入官员与资本家的口袋中，这笔预算平均于七千万名受灾户之中，每人仅得1500元的预算援助。对照之下，本年度军备预算高达1兆2680亿元。中共当局维持独裁製度的企图、扩张中国帝国主义的野心、以及官僚腐败，吞噬了基层人民应得的防洪预算与建设！

面对98年后的最大洪灾，习近平神隐了将近三个月才首次公开视察灾情，而这场“视察秀”中的“灾民”，也被网民踢爆是“临时演员”。而在此之前，网路上充斥着对习的批评与不满。面对社会舆论中对习近平的批评，中共宣传部门也在7月底、8月初起加强网路管控、以杜绝各种对当局的批评与质疑，并大力渲染各种民族主义“正能量”宣传。

在当局施压之下，媒体起初有意的减少了关于洪灾的相关报道。可笑的是，国内最早的报道是一则大水淹过之后某城市出现彩虹的新闻。等到洪水来到家门口，纸包不住火的时候，才开始呼吁民众註意安全齐心抗洪。这导致了相关援助的滞后，比如合肥在洪水冲击的时候才开始请求物资捐赠，可是时间太赶，有心无力。

另一方面，大量讯息不发达的农民工在这时候才知道事情，想回去帮助家裏人转移物资，也是为时已晚了，人员的安危，财产的损失，又找谁算呢？在感觉人力不足的情况下，政府更是开始软硬兼施的把城市的大学生和乡下的农民怂恿到到一线抗洪，美其名曰：为国效力。

当局虽然能暂时以国家暴力来压製舆论中对于防洪无能、救灾不力的批评声浪，却始终不能办好防洪工程，挡下未来再有的大洪灾。

最严重时，紧邻三峡的宜昌市几乎高度与水位持平险些自身难保，差点上演“水淹金山寺”；另一方面，今年的新冠疫情也沉重打击了政府的财政，人力物力非常有限，往年喜欢借着水灾旱灾走选秀出来扮演亲民形象的官员这次都不肯出来扭几下了。

进入七月下旬，洪水的总量达到一定的高峰，一向以科学大国自诩的中国政府的先进技术貌似在洪水目前和疫情目前一样没什么效果，于是再次号召人民“舍小家保大家”。那么这次作出牺牲觉悟的重担就落到了安徽的头上。原因也很简单，上游的河南是人口大省，提供了大量劳动力，下游的江苏是经济大省，承担着财政重任。于是中央贴心地给出了两个选择；要么你自愿牺牲，要么主动做出牺牲。

7月20号，安徽阜阳市阜南县王家坝决定开闸爆破泄洪，将来自淮河流域的洪水留住，以完成指标，2000居民在临时紧急通知的情况下匆忙转移，大量财产被迫抛弃，开闸后，整个蒙洼蓄洪区成为一片水乡泽国，田地工厂以及来不及带走的家畜都被淹没。在过去的60年裏，该地已经成为了国家御用的泄洪区，先后开闸16次。农民们的辛勤劳作就这么一次又一次的在官僚们“舍小家保大家”的口号下化为乌有。而在整个安徽，更是遍布多个泄洪地点，自入讯以来，受灾人口到达399.2万人，被迫迁移人口66.4万。

今年因为疫情原因，每年全国统一的高考不得不推迟到7月7号至8号举行。然而面对七月以来愈发严重的长江洪水，有关部门却丝毫不考虑沿岸省份学生可能无法同时参加，结果是高考当天黄山河水倒灌积水严重，歙县两千名考生只有五百名到达考场。考试连续延迟两次，不得不替换备用卷临时更改时间，给考生的心理带来了严重的压力，但这一切只能让学生们和家长们去承担。在把高考视作改变阶级命运的国家，这是何等残忍的一件事。

在气候危机愈发剧烈、恶化的今天，未来势必将有危害更大的洪灾。社会主义者认为，群众不能信任政府的救灾工作，需要由下而上自我组织救灾委员会，安排物资和医疗资源的分配，给予受灾户全面且充裕的援助、保障其一切所需，才能阻止贪腐官员将捐款中饱私囊。而且同时需要建立民主机製以防止食品价格暴涨和投机的情况发生。需要进行符合公众集体安全的疏洪建设，就要将基建项目收归工人阶级民主管理。

对抗未来洪灾 出路在哪？

社会主义者反对一切的新闻封锁，要求公开透明灾情消息。为了调查灾情真相，需要由灾民和工人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追讨合理赔偿，并严惩失职和腐败的官员。

要实现这样迫切且必要的措施，需要建设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推翻这个由无能权贵钜富所执掌的独裁资本主义製度，并以工人阶级民主管理社会运作，如此才能将社会的巨大财富与科研技术充分用于保障基层人民之安全，并投资对抗气候危机所需的一切科研项目与各类建设，才能使未来的人们真正告别洪灾、告别人类史中至今不绝的水患。

中国：国家机器对左翼人士的镇压升级

8月14日，南京中级法院对左翼人士柴晓明在进行秘密审判，他被当局控以“煽动颠复国家政权罪”。法院判决和刑期尚未公布，但南京检察院公诉人建议量刑3到5年。据了解，柴晓明的律师与当局签了保密协议，以确保有关其案件的消息不会被泄露。

针对柴晓明的这一案件是极大的不公义，是中共独裁对毛派和托派青年进行更广泛镇压的征兆。10月，毛派退休工人孟宪达（网站“人民之声”编辑）被当局拘留，随后被释放。两个案件没有直接联系，但和柴晓明一样的是，孟宪达也是2018年深圳佳士工人斗争的坚定支持者。

柴晓明自称托洛茨基主义者。在大约十年前的一段时间裏，他经常与工人国际委员会（2020年更名为ISA国际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劳工论坛进行讨论，但随后他以政治分歧为由中断了所有联系。柴晓明于2019年被捕时，是“毛派”左翼网站“红色参考”的编辑。

最昂贵的警察国家

中国的秘密审判意味着被告的家人、朋友和媒体都被拒之门外。在许多情况下，被告的律师是由官方所委派的，而非自己选择的。如果当局认定犯的罪涉及“国家机密”，就会下令进行秘密审判。

中国的司法系统和法院均由中共所严密控製，定罪率超过99%。从2006年到2016年的法院统计数据显示，无罪释放的被告不到0.2%。换句话说，出庭几乎等于有罪判决。此外，大多数审判严重依赖供词，而供词又往往是在酷刑胁迫下获得的（尤其是涉及政治的案件）。如果被告不“配合”，当局就会以惩罚家人、朋友或联系人士作威胁。上述内容都是在中共控製的司法系统中司空见惯。

随着中国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国家机器变得更加高压独裁，遂成为世界上最昂贵的警察国家。政府用于“维稳”的预算大于其军事预算。最新“维稳”经费数据为2019年的人民币1.39万亿元（2100亿美元），差不多相当于公共医疗预算的人民币1.64万亿元（2480亿美元）。

柴晓明的案件的细节尚未对外公布，但他被南京市国安局拘留的时间始于2019年3月，在该案提起诉讼之前17个月。2019年9月，他被正式逮捕，表明从拘留到对他的案子正式审理经历了6个月的时间。这也符合中共对政治异议人士的迫害模式，在审判前将其长期拘留，从中提取供词，在许多情况下，遭遇如此迫害的异议人士被迫“配合”以免加重刑罚。

佳士工人斗争

柴晓明的案件与之前的佳士工人斗争有关，当时来自中国各地的左翼青年和活跃份子为深圳一家机械厂的一群工人争取组织工会权利。这场斗争被中共独裁政权严厉镇压，揭露出中共完全反工人阶级的一面。

佳士资方拒绝批准在工厂成立工会（在中国，独立工会是非法的）。他们开除并雇用流氓暴徒殴打主要的工人代表。工人和资本家的待遇形成鲜明对比，清楚地表明了中国乃威权资本主义製度的政治现实。佳士董事长潘磊和人事经理郭丽群均为深圳市人大代表，而人大这个伪议会中的“人民代表”皆由中共所钦选。

随工人斗争而来的警方镇压中，80多名青年和工人被捕或失踪。“红色参考”是少数几个协助传播此案消息的网站，而这正正触怒了中共政权。

到2018年底，中共当局在全国上下的大学校园内展开了镇压，并终止了许多大学的“马克思主义学会”的运作，这些社团被认为支持佳士工人斗争。在被警察拘留数月之后，多名抗争学生领袖被迫拍下“认罪视频”。柴晓明也在大约这个时候被捕。

柴晓明的唯一罪行是捍卫工人的权利，抗议工人和社会主义者在中国遭遇的残酷镇压。习近平政权对左翼青年和年长的运动人士采取日益严厉的镇压表明，当局尽管试图展现力量和稳定，但却对社会主义思想越来越受支持感到恐惧。对于新一代的中国左翼和社会主义青年来说，柴晓明的迫害只是提供了更多组织起来反对资本主义和独裁统治的理由。

中国：习近平政权向马云与蚂蚁集团宣战

蚂蚁集团的庞大上市计划，在最后一刻被混乱地取消。这显示了中共专製与中国科技业的新兴寡头资本家之间，爆发了一次重大冲突。这甚至相当于“宣战”行为，而中共当局同时也陷入不同的“战事”，包括与美国政府的冲突。据报，习近平亲自下令阻止蚂蚁上市，纵使这会对中共的市场信用带来严重打击，而同时间美国也在指控中国科技企业充当中国政府的工具和附庸。

中国的主要面向微型信贷业务的科技金融集团“蚂蚁集团”A股与H股原定于十一月五日于上海创科板与香港联交所同步上市，这一上市计划涉及融资额达2300亿元人民币，上市后的估值可能高达3100亿美元，远超包括花旗与高盛集团等全球主要银行，直逼摩根大通的市值。新股首发的消息在中国和香港的股票交易市场都引发了一波认购投机潮，A股与H股分别超额认购近900和400倍。其庞大的体量和热切的认购额使之成为人类资本史上最大的集资计划。

戛然而止

然而，这一“壮举”却在上市前两天（十一月三日）宣布流产，戛然而止。此前一日的十一月二日，中国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证监会、国家外汇管理局约谈马云、蚂蚁集团董事长以及执行长。同日，银保监会会同央行发布《网络小额贷款业务管理暂行办法》规管小额贷款公司的出资比例，这一规定被广泛解读为直接针对蚂蚁集团而来。

在此前的日子中，蚂蚁集团的上市计划可谓一帆风顺。叫停上市的晴天霹雳决定，揭露了中共机器经常的矛盾而不协调的运转方式。这问题直到被送往习近平之前，也是在马云10月份的“不尊重”言论之前，似乎没有人在“掌控”事情。我们在2015年股灾和货币危机，看到了类似的缺乏协调。这些都是了解未来中国经济危机和动荡会如何失控的重要教训。

八月底，中国证监会从受理蚂蚁的IPO（公开新股发行）申请到完成审批只花了史无前例的二十五天。从路路畅通到突然煞停，众多猜测认为是由于马云本人在十月底于第二届外滩金融峰会发表的演讲中，公开且尖酸地批评挖苦中国政府对金融业的监管“过时落伍”，触怒了当局因而叫停其上市计划。

事实上，对中国金融监管的官僚体系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约谈”同日所出臺的 《网络小额贷款业务管理暂行办法》从立案起草到公开颁布，起码要花上一两年的准备时间，决非临时起意煞停蚂蚁上市。因此，更有可能的时间顺序是马云早知山雨欲来而在公开演讲中放手一搏，意图製造舆论声势倒迫中国的金融监管机构。但这件事造成反弹并惹怒了当局，也为习近平敲响了警钟。当局的担忧，不单是马云等个别的资本家会过于“独立”和傲慢，而且他们的经济力量在未来会变得过大，能够公开迫使当局屈服于“市场力量”，连政府也控製不住他们。从政权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很危险的逻辑，因为中共必须要不断展示自己为社会中最强大的力量。

马云本人对外一直宣称，蚂蚁集团是一家“科技型企业”。简单而言蚂蚁集团是凭借着马云旗下的阿裏巴巴集团在中国电子商贸领域中的垄断性地位，承接了电子商贸交易过程中的支付、交易中介担保、以及小额金融贷款的业务。据蚂蚁上市招股书，蚂蚁集团按业务可拆分为三大板块：以支付宝起家的电子支付平臺、以微贷、理财、保险业务构成的电子金融科技平臺和以大数据征信、区块链、海外支付等构成的创新与其他板块。可见其核心经营的是金融服务，本质上毫无疑问是一家金融机构，而且更是一家巨型机构，甚至足以向国有银行施压，使其可能走向与中共政权核心需要相违背的方向。马云以“科技型企业”包装上市，实际上是为了回避金融业对杠杆率、资本金和准备金的监管。

危险的杠杆率

蚂蚁集团直至2020年6月，在中国促成信贷余额已高达21536亿元。翻查蚂蚁小微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的财报，至2019年底，公司净资产177亿元，註册资本120亿元，即蚂蚁集团用不到200亿的本金就发放了超过2万亿贷款，杠杆率超过100倍！而这意味核心资本充足率仅0.8%，远远低于巴塞尔协议（即资本充足协定，巴塞尔银行监理委员会成员所推出的资本充足比率要求）对银行4%的要求。固然蚂蚁集团本身不是银行，因此不受巴塞尔协议规管，但显然这个被马云称为“老人具乐部”的协定对他而言芒刺在背，时刻提醒着他作为一家金融机构，有着上千亿元的资本金缺口。

中国的金融系统自08年的全球金融海啸后一直存在着债务阴霾，为了降低风险，监管当局近年一直推行“去杠杆”政策以冀降低金融市场的杠杆率，以防一旦爆发危机，也可控製损失。然而，全国的居民杠杆率却依然快速增长，特别是由于新冠疫情影响，过去数年稍稍降下杠杆率再次反弹，甚至创出新高。2020年三季中国宏观杠杆率达到270%，其中居民部门杠杆率为61.4%，虽然尚不及美国次贷危机时的98.6%，但回溯到2008年，中国居民杠杆率仅为17.9%，到2018年已暴涨至60%。相对而言美国居民杠杆率从20%到60%的过程经过了40年，而中国只用了10年，迅速暴涨的居民杠杆率亦间接地反映了贫富差距的急速扩大。

蚂蚁集团现在被指控是中国家庭债务不断增加的元凶。与此同时，这也反映了资本主义的无尽矛盾，这也包含“中国特色”的製度，因为中共透过“双循环”战略来提高个人消费的计划，只能建筑于更多的消费者债务之上。民众的收入水平根本不足以大幅扩张消费开支。中共可以对蚂蚁等企业实施更严谨的限製，但却会为自己带来反效果。

同样跟美国08年次贷危机相似的，是蚂蚁集团与银行的合作形式。现时蚂蚁集团与100多家银行合作，而蚂蚁的联合贷款出资比例仅为1%－5%，意味着那100多家银行相对而言承担了95%－99%的债权和坏帐风险。换句话说，蚂蚁的商业模式是寄生性的，作为中介人赚取利润，而又让国有银行承担所有风险。

同时也由于疫情的影响，蚂蚁业务的消费信贷逾期率已由去年年底的1.56%翻倍上升至3%。以2万亿放贷额计算，坏帐数额已达600亿，这对于那100多家合作银行而言他们的坏帐准备金可能不足以抵扣，这相当于一个危险的定时炸弹。

由于中国的信用卡业务相对较小，蚂蚁所提供的小额消费信贷迅速填补了这一空间，掌握了8亿居民的消费信贷业务，实际上已变得“大到不能倒”(Too big to fall)。马云称“中国金融没有系统性风险，因为中国金融还没形成系统”这番话相当讽刺，因为他正是其中一个给中国金融系统埋下了隐患的人。

股票投机

另方面，蚂蚁在国内发行股份的手法亦引人怀疑。九月开始，马云通过支付宝向大众销售蚂蚁战略配售基金，集资600亿元人民币，但这主要面向一般群众的销售条款却包括了锁定18个月不得转让。但同时，蚂蚁集团内地的招股书中条款却标明“持股5%内的股东，在上市后12个月可以转让”。

而在十一月七日，中国财新网公开了蚂蚁显名股东名单。股东名单中包括了国内资本以及中共国有企业，以及新加坡淡马锡和政府投资公司、马来西亚国库、加拿大退休金计划投资委员会，甚至包括了香港亲政府富豪李嘉诚0.54%以及董建华0.05%。

条款间的差异，意味着各大资本以及李嘉诚和董建华等个人完全可以先于普通股民提前离场，尽情在招股热潮中飙升的股值投机。

但同时，全球疫情尚未得到控製，全球经济在未来几年将深陷危机，加上中美冲突，中国经济亦不会乐观。而同时中共去杠杆化政策失败，居民杠杆率和宏观杠杆率创新高，债务逾期与违约率增加，进一步加剧了中国发生债务危机的风险。

在11月10日当局宣布新草案来规管科技业的垄断行为后，中国科技企业的股票遭到抛售。这些事件显示中共政权及其所为“更优胜”的资本主义模式（国家资本主义专製）也正朝向暴风雨，其政治及经济矛盾正不断增加。当局与寡头资本家之间的冲突，直接或间接联系到政权内部的派别权斗，而这也是自1980年代末以来最为严重。习近平介入去阻止蚂蚁上市，也是政治因素的反映。事实上，政治因素更可能是主要原因──为了发出信号，警告没有任何个人，包括中国的前首富，能够破坏习近平中共的“规矩”。但习近平的每一个新“解决方案”──无论是香港的国安法，或者是对美的强硬立场──都在製造新的危机。

马云并不代表为意识形态挑战中共的“资产阶级民主”，他关心的只是为了最大化自己的经济力量和位置。马云最恶名昭彰的是主张“996”工作，而他过去也曾贊扬邓小平在1989年的六四镇压。

对于社会主义者来说，计划经济才是解决方案，而非调控资本主义，不论是民主或专製政府。因为资本主义永远都会为了最多的利润而抵消和抗逆规管。我们需要将大企业公有化，这当然包括马云的商业王国，并将整个经济置于多数人利益的民主管理。不要铁腕极权政权，而是透过民主选举产生的工人政府来实行公有製，由人民、基层工人阶级掌控及管理企业。如果这些拥有社会巨大力量的企业，交由贪婪的资本家、投机者或短视的腐败官僚所控製的话，未来这只会导致经济危机与灾难。

中国各地学生抗议监狱般封校措施

自从4月份以来，由于新冠肺炎疫情，中国政府对大学和院校实施了严格的校园封锁。对于9月1日开始的新学期，尽管教育部在8月宣布部分放宽限製，但许多学校仍继续实行严厉的封锁措施，包括严格的出入管製、保安封锁学校出口。截至本文付梓的10月，这些措施已经引发了多个地区的学生抗议。

中国各地的大学仍处于封锁状态。全国有3700万的学生被禁止离开校园，根据官方说法，这是为了“防止疫情扩散”。全国多处校园内发爆了抗争。在如此政治高压的条件下，中国学生面对的是极权统治，却表现出令人钦佩的勇气。

中共独裁设法压製批评声音，高调宣扬说政府“战胜”了疫情和经济危机，但这些自吹自擂的假象却被学生的诉求戳破——反对宿舍恶劣不堪的卫生条件、反对学校食堂使用“地沟油”、反对不断上涨的水费、反对减少学生本已很短的洗澡时间。资金极其匮乏的教育体製，让学生生活的方方面面无一不受影响，与此同时，中央政府却给了企业和地方政府一共3万亿元人民币的纾困援助，然而这些企业和地方政府，正是让数百万工人放无薪假和被解雇的罪魁祸首。

“五大诉求”

从东莞到合肥，学生们组织了一场场抗议，反对校方严苛的限製，他们针对水电费暴涨、禁止外卖食品、缩短上网时间等，提出了“五大诉求”。这一现象意义重大：“五大诉求”这个用语现在成为中国某些抗议活动的特征，即使诉求内容各有不同，但这是直接借用了去年以来香港群众斗争的用语。

学生们的最后一项诉求几乎可以说是香港民主抗争的迷你版，他们要求民主推选学生代表与校方直接对话，并争取学生诉求。可以预期，当局会指控好学生领袖受“国外势力挑唆”。在微博上和这些抗争有关的一个标签被浏览超过1.5亿次，随即又被审查删除。随着各地短暂发生这些反抗，学生抗争如野火般蔓延全国。

对学生的最大攻击，是把原本有7天的国定假日缩短为1天。山东省滕州市第一中学有2,000名学生发起游行示威，反对缩短假期。面对政权日益强化的镇压，这场示威仍将抵抗精神向前推进，甚至有望赢得胜利。

这些示威不容小觑。他们代表着青年对独裁资本主义製度深感不满，也对自己未来成为工人后将面对的高压感到愤怒。即使是高中生，也都勇敢地提出“誓死力争，还我假期”的口号，并在《告全体同学书》中写道“我们已经沉默了太久”，并且“压迫是不会随着我们的退让而收敛的”。像是“哪裏有压迫，哪裏就有反抗”这类毛语录名句，也开始受到学生欢迎。

这些校园抗争与2018年的佳士斗争有关联，当时有大约60名的左翼学生支持工人罢工，并呼吁在深圳建立独立工会。更多的学生由于极其高压的条件而没能直接参与，但他们利用秘密的网络论坛和聊天群密切关註了这场斗争，并激进化起来对抗富人和强权。

削减预算

对学生权利的限製，通常是种种打压的开端，因为资本主义下的学校製度试图培育听话的工人，以谋取未来的资本利益。对大学之超高压控製，反映了中共的真实恐惧，因为国家资本主义中的矛盾，已变得彻底不能管控。

民生也正遭受最新一波的打击，包括削减2020年教育预算 9.8％（137亿元），这无疑导致更多家庭依靠昂贵的私人补习——家长在这方面每年平均就要花费12万元，但在中国年收入低于1.2万元的就超过6亿人。这种严重的不平等现象，加上许多学校资源不足，造成大量低收入工人被迫在血汗条件下工作——不仅是中国恶名昭彰的血汗工厂，服务业甚至科技业亦如此。

但是，只靠反对削减预算、反对上涨费用，学生们是不能赢得胜利的。由中共主导的整个资本主义製度才是祸根。预计今年将毕业的870万大学生中，许多人将找不到工作，因此学生要把同样的抵抗精神，运用于反对资本主义社会无处不在的不平等现象。

学生抗议活动的英勇行为，应当激励起工人采取行动并捍卫自身利益，对抗官资联手推动的大规模裁员和工资削减。只有资本主义下处于生产核心地位的工人阶级，才能击败整个压迫製度。

中国政府已经开始反攻倒算，有着警察在背后支持的学校当局，开始围捕所谓的学生领袖并镇压抗议活动。中共当局十分熟悉一个伎俩，一开始会做出部分让步以分化运动，随后打压“煽动者”。但是，这并不能终结运动。中国的学生抗争有着悠久的历史，并多次引发了群众性的工人斗争，甚至是革命运动，就像1919年和1989年两次。正因如此，中共独裁政权尤其担心学生的抗议活动。最近的抗争得到全国各地的同情和关註，就像一场大地震来临前的一场较小震动，标誌着一场大规模的群众斗争正在来临。

中国：镇压或「改良」

尽管专製当局忘乎所以地宣传其经济成就，但现实是阶级差距日益拉大，在底层穷苦百姓中对自己不断恶化的局势日益表现出沮丧和绝望。在内蒙古为例，当地生产了中国四分之一的煤炭和拥有中国最大份额的风力发电资源，但仍然有7万农户没有用上电。甚至在各省内部贫富差距也非常极端——如在广东省最富的地区深圳市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最穷的地区河源市的10倍。

当局的傀儡工会中华全国总工会（全总）在2010年的一份调查显示，劳动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份额整整下降20个基点——从1983年的56.5%下跌到2005年的36.7%。同一份报告显示，「资本收益率与此同时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占的份额增加了20%。（《财经》杂誌，2010年5月12日）。这些数字证实了社会主义者一直认为的，政府大规模下岗和解雇国有企业工人（70%以上），粉碎工人的抗议活动，并鼓励血汗工厂的生产方式和恶劣的工作条件，使国家的财富从劳动力大规模地转向资本。据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报告，23.4%的工人在过去5年未有加过薪，而75.2%的工人抱怨收入的极端不平等。

可追溯至过去十年的初期，数年来中国领导人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全球性资本主义经济组织的支持下，致力刺激国内消费以「平衡」大规模依赖投资和出口的经济模式。但这种情况并未发生，实际上经济仍在向相反的方向发展，随着经济刺激施和大规模信贷增长，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份额达到了前所未有的50%，而整体经济的消费的份额从2000年的，从46.4%下降到2010年的34%，而今天这一趋势仍在继续发展：难以负担的购买新住房的价格迫使更多的家庭增加越来越多的积蓄而非消费，而通货膨胀则使较高的零售收入掩盖了实际销售数量的变相下降。而消费者支出的主要扩张集中在相对富裕的城市新中产阶级，这一少数人口中，而并不是实际工资水平仍然很低，而且缺乏福利体系支持的大多数人口身上，这迫使人们不得不积攒他们很大一部分的收入。

当局在最近二十多年执行的政策培育出一个超富的资产阶级和房产业主。中国现在有96万个千万富翁，个人财富在1000万元以上。根据英文的《中国日报》（China Daily ，2011年4月15日），「55%的中国百万富翁的财富来自私人企业，20%是依靠快速上涨的房价炒楼而得的。」千万富翁毫无疑问是政府政策的主要受益者，并已取得相当的经济话语权。正如内蒙古的煤炭大王和全国人大代表王春城和春城集团的案例表明，越来越多的情况下那些主要的资本家们正被纳入政府和准政府的体製中。事实上，在起初这一方向正好相反，那些主要的大资本家往往早年本身就是党的官员出身，利用他们的政治影响力以建立商业帝国。根据中国官方的英文报纸《中国日报》的网上调查显示，超过90%的受调查者相信新富阶层获得财富的方式与他们其「政治背景」有直接联系。

而这一进程在很大程度上早已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托洛茨基所预见到，他曾经警告说，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国际工人阶级的失败，使得俄罗斯的斯大林官僚攫取了计划经济的权力，并在此后越来越多地威胁到社会革命和国有经济的进步，除非是工人阶级的政治革命推翻官僚统治才能阻止这一局面出现。正如托洛茨基在《被背叛的革命》一书中对斯大林主义极为精彩的分析，解释了一个基于国有计划经济基础上的官僚集团如果能成功挫败工人阶级的抵抗，将有可能发展出一个资本主义经济的基础。「（对官僚们来说），仅仅做一个信托基金的代管人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要成为真正的股东才行。官僚集团在这一个决定性的概念上的胜利意味着它也就转化成为了一个新的有产阶级。」

党国体系的转变

在中国，这一（官僚转化的）进程发生在中共这一毛主义/斯大林主义的执政党内部。这是资本家群体爆炸性增长的结果，而且由于与旧的计划经济体系的彻底决裂和新的产权关系的建立，也这是（中共）成为了这个国家新的经济统治集团的工具。由于缺乏真正的社会主义群众性政党，（中共的蜕化）在国际范围内给工人阶级运动也带来了一系列严重的后果。尽管从1990年代初期苏联和斯大林主义政权的崩溃，到最近的全球经济危机以来，资本主义经济充满矛盾，（中共的蜕化）使得资本主义製度在世界范围内得到暂时的稳固。中国的这一进程在当前阶段的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加速进程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今天正如维基解密所报导的，它引用自一份美国泄密的电报，「中共的政治局其实是一个商业帝国组成的小集团，他们将自己的既得利益置于普通穷苦百姓的利益之上。他们限製媒体自由以避免将黑暗的私下交易暴露给新闻界。」这份报告还註意到，在中国内部，对于前总理李鹏和其家族控製国家电力行业，负责政法的周永康石油产业，和总理温家宝的妻子张培莉控製珠宝行业几乎是「人尽皆知的」。这与此前毛泽东时代相比代表着质的变化。此前，在毛主义-斯大林主义製度下，虽然官员们也涉及腐败，并根据在政府内部不同的等级和职位而享受大量特权。

但是，在计划经济和全面国有经济的条件下，即使是在如毛泽东时代所谓的「社会主义」这样一个官僚化扭曲和极权主义统治下的计划经济体製下，这一腐化仍然存有其限製，但是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这种限製也被打破了。这是因为国家拥有的资产无论一个人能盗取多少，但是他们无法使之合法化，也不能公然将之转化为私人财产，如房产、公司所有权、股票和其他金融资产。而如今在新的形势下，限製已经被彻底解除了，「共产党」和其领导层个人领导了这一蜕化的进程，他们使自己的家族变得暴富，并积累了大量的商业利益。党则成为他们在新经济製度下用来保护自己资产和经济地位的重要工具，并在很大程度上向社会隐瞒了这一事实。同样地，党也作为一个秘密和等级化的组织正好合适作为调整和调节不同经济部门，不同竞争省份和不同经济集团间利益冲突的一个讨价还价的平臺。

由于物质和历史的原因，对中国而言具体的资本主义的形式是严重不同于旧的工业化国家的资本主义製度，但与其他东亚国家存在相应的类似之处。它倾向于一党专製统治以维持对一个庞大、復杂和不稳定的社会的控製，——尤其是对压製工人阶级和农村群众更是如此。

不可避免地，这引起了猖獗的腐败现象，去年有146,500名官员因腐败被惩处，但其中只有不到3.5%的案件涉及县级以上官员。许多「大鱼」因此得以放过，而这绝非偶然现象。正是因为爆炸性的经济发展与党国体製的存在，使之成为不同的政商集团、省级团体和不同政治派别的混合的「中心」。被暴露的高级官员腐败案是很罕见的事件。通常党内部会进行准备详尽的派别谈判，以避免引发执政「不稳定」和公开的敌对。被抓住的官员都受到派系关系保护，而各派别则保护他们不那么合法的活动。

地方国家机关与私人资本沆瀣一气，使腐败日益严重。只有很少数的违纪案件真正进入司法程序，而许多案件则通过「双规」等党内的纪检系统方式偷偷地解决，以确保幕后交易和派别关系勾兑。避免腐败官员就如司法体系，以避免他们共处更多腐败现象，也以此掩盖腐败的真实情况和不暴露于公众眼中。据说大约有五分之四设涉及「双规」从来没有最终进入司法体系。这导致了政府反腐败的行动变得极端无效——「光打雷而不下雨」——而进一步腐蚀了党政府与群众的关系。曾经有民间传言表明这一困境，「不反腐，则亡国；反腐，则亡党。」

这一现实为近来央行人民银行的报告所揭露，据说自1990年代起有高达18,000名官员和国企高管逃往国外或失踪，带走了近8000亿元人民币（1230亿美元）。数字本身是耸人听闻的，但或许更说明问题的是这篇67页的报告在几天之内从银行的网站上被删除了。政府官员和媒体称这一数字是「不准确的」，但是却没有提出任何其他数字。这不是主要国家机构朝令夕改自相矛盾的唯一实例。中国的「国家实体」并不是一个整体，而是越来越多出现的「不和谐」互相竞争的实体的共存。在关于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上尤其是如此。

谢国忠预测大约10%的国内生产总值（GDP）被灰色收入或腐败所吞噬。他认为这导致严重地影响「经济效率」，并带来社会不稳定和革命的种子。（《南华早报》（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2011年7月8日）

政权有多稳定？

在从计划经济转变为「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所谓的共产党试图建立新支持基础——资产阶级、城市中产阶级、国家公务员和在一定程度上还剩馀（精简后的）国有企事业单位的编製内员工。这些技术工人和高薪雇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出「工人贵族」的特征。统治集团通过各种政策以赢得他们的「忠诚」，譬如鼓励市民拥有私房产权（主要是储蓄作为投资保值），并赋予一定农村人口所享受不到的「特权」。当然这种忠诚度还有待经济危机的考验，并需要基于经济（国内生产总值）仍然得以高速发展的情况。

当局的宣传还包括对于「不稳定」的恐惧——这一假设在于假如发生政权变化的话，情况会变得非常严重的恶化——以及民族主义和中国正在世界范围内崛起的形象。但这些政权维持统治的社会化阶层在经济危机的情况下，可能面临严重的侵蚀，特别是考虑到今天在住房和商品上出现大规模的投机泡沫。

在现阶段仍然作为。许多中产阶级业主当然也对通货膨胀、痼疾般的腐败、专製压迫和对外来人口不公正感到不满和深感担忧。但他们也在当局的宣传下担心出现「不稳定」——而这真正是当局不断重復宣传的内容——这一主要想法即是——如果发生政权更替的「无政府现象」，那么情况会变得更为恶化而无法控製。

中共党国体製所反映出这种内在矛盾导致其调整的空间远远小于许多评论家的想象。而这在政治和经济方面都是如此。

户籍改革？

一个当局缺乏这种调整空间的极佳例证就是户籍改革问题。外来人口即使在新的居住地居住多年以后，仍然不能享有所在城市包括公共廉租屋、医疗保健和教育等福利体系。作为歧视外来人口的基础，户籍製度也成为近来引发广东省骚乱的一个重要因素，如同广东增城新塘骚乱所反映出来的。一些地方政府已经引进了一些改革措施，例如类似于美国绿卡的「积分製度」，从而允许相对少数的收入高的、有技术的和教育背景的和当地公司需要的外来人口能入籍，从而躲过如终身诅咒般的「二等公民」的外地农村户口。

但同样地方政府并不想因为彻底废除户口製度，而承担需要大规模扩展的医疗保健、交通、教育和社会服务支出等成本。这将意味着增加地方税收，这反过来会令工资上升和吞噬掉雇主们的利润。当局就户籍改革问题已经争论了近二十年而总是没有任何结果。

政府的智库近来所做的一份调查得出的结论是，如果想要全面「城市化」外来人口，使他们能充分享受今天城市人口所享有包括教育在内的各种福利待遇，地方政府需要为每个外来人口花费8万元人民币。根据政府方面宣布的每年有1500万农村人口流动进入城市，这就意味着废除户籍製度的成本每年将高达难以置信的1.2万亿元人民币（1850亿美元-或者说相当于6.1%的中国外汇储备）。而地方政府必须承担这笔费用，中央政府仅会在教育和健康医疗方面提供极少一部分的预算支持，所以对于地方政府们而言，几乎不可能有多少积极性推动这一全面改革。

就此问题当局已经进行了近20年的争论而迄今仍然没有任何结论。2010年3月在两会前夕，当13报纸冒险就户籍改革问题发布联合社论时，各报社的编辑立即遭到了中宣部严厉的纪律处罚和威胁。而他们的「罪行」就是因为没有在小范围的范围内以政府智囊的形式反映这个问题，而是直接将之公诸于众。

2008年后推动的经济刺激政策的效果之一就是在较贫穷的内陆省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基础设施建设热潮。这很大程度上是由地方政府和它们用来掩盖资产负债表的各种媒介通过债务驱动融资热潮所推动的。而且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的格局，因为更多的外来工开始选择留在本地省份，因为相对更容易就业。

而由此带来的结果是一些沿海省份正在经历劳动力短缺，这是迫使它们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的一个主要因素。相应地，也出现技术含量低和劳动密集型工厂向内陆省份的方向流动，因为当地劳动力仍然丰富而便宜。地方政府为在这一产业转移中争夺份额，竞相提供廉价或免费土地、厂房、税收减免，以及众多的优惠政策。

虽然外来工人的工资（在增加工资后）仍然很低，但企业纷纷加大工作量和推行计件工资等，以抵消最低工资上升的影响。劳动力的短缺给与工人更大的博弈能力，而这也为工人更为激进的情绪所反映。内陆省份工业化的蔓延将很快带来其政治以及经济影响。这些地区的罢工将可能表现出非常不同的特征，因为工人不再是孤立地限製在工厂区内，面对讲不同的方言的当地人——他们将更多地根植于本地小区。随着这一情况的发展，声援行动和罢工蔓延到其他地区的情况将无疑得到进一步加强。

红色文化

《经济学家》（The Economist）杂誌再一次正确地评论到中国的现状，「外界以为中国的统治者是全能的，统治者自己在每一个关键转变的时刻都发现了威胁」

中央政府必须始终保持微妙的平衡，而这不仅针对整个社会的各种竞争势力之间，而且也在执政的政党和国家机器内部。中国表现出「波拿巴主义」的一个特殊形式——通过委员会，而非一个「强人」决定一切。这也并非偶然。毛泽东和邓小平极端不稳定的，和由此带来的社会动荡，导致产生目前「相互妥协的」集体领导体製，在其中统治集团内各种势力受製与互相的「限製和平衡」而实现，这就意味着在整个进程中不同的政治派别、地方大员和政商集团间充满了交易与勾兑。

而政府所遵循的这一方式的问题在于，当严重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正在日益积累时，政府真正的自由行动——而非仅仅是空口许诺——实际上有限的很。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众多的「中央政府的政策」，例如降低能源消耗和汙染、提高家庭消费、製止违法违规的土地销售、增加教育支出和遏製腐败等，都已被证明是不可实现的。

但是，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这是否代表了政府政策的大胆转变吗？是的，但是当一方面这显示了中央政府的力量，但在很大程度上这体现了中央政府消除控製——在中央政府的认可下，允许银行、国有企业、尤其是地方政府获取大量贷款——而不是试图控製发展。而且事实在于这一进程是不受控製的，甚至是无法控製，而这也已经被当前信贷宽松和过渡投资所决定。这种无节製的信贷扩张仍然全面影响整个经济工作，并正在带来潜在的灾难性后果。尽管如此，更多的经济刺激方案很可能带来新的经济下滑，虽然这为当局赢得了时间，但是却没有考虑到长期效应。

在「全党团结」的外衣之下，正出现越来越多的政权内部的分裂。这并不意味着出现反资本主义与支持资本主义的派别。即使是在中共党内仍然存在的极少数的毛派力量也并不主张立即恢復计划经济。更重要的斗争是「新权威主义者」和「改革派」之间的斗争，前者希望进一步「完善」当下的镇压体系，而后者则是今天处于少数派，倾向西方民主化。马克思主义者必须仔细地分析这些国家体製的内部冲突，以推导出合适的展望。

而2009年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发起的「红色文化」运动就是其中一例。薄熙来宣传的首要目的是推动其个人作为勇敢而广受群众欢迎的领导人的形象，同时也是为了维持党早已支离破碎的支持和改变无处不在的腐败形象。

这项活动恢復了一些毛泽东主义的礼仪和服饰，但并没有毛泽东依靠群众，鼓吹「阶级斗争」的倾向。它包括唱「革命歌曲」、其他舞臺活动、会议和讲座。受薄熙来活动鼓舞的一些基层毛派尝试组织他们自己的红歌会和集会，但是却遭到了当地政府的镇压。毛主义共产党（地下组织）2009年在重庆组织一次会议，本以为在红色文化宣传的背景下会得以容忍，但所有的参与者均被逮捕，其中八人迄今仍在监狱中煎熬。

「唱红歌」运动本身没有明显的反资本主义或激进的特征，而主要是薄熙来用来争取明年领导层更替时进入政治局常委的一个手段。然而，这其中包含非常强烈的专製因素，而且薄的支持者则恰恰强烈反对总理温家宝代表的一派，他们希望逐步和部分放松对镇压的力度。。而且薄熙来的宣传运动至少在公众看来，意味着自1989年镇压以来统治集团内部相对稳固的团结变得开始疏离。

而且，在国家领导人中对此活动的态度和积极性也表现不一。它强调民族主义和中国需要依赖共产党作为唯一的政治力量发展社会。运动的另一个特征是强调革命时代的「纯洁」，以阻止党内官员失控的腐败。作为自大的「太子党」，薄熙来本身也是中国新一代统治者的典型代表。无论是在重庆，还是此前任大连市市长，薄熙来都大量吸引外国投资，并鼓励私人资本。2002年，薄熙来在辽宁省主政期间，曾经镇压了大规模工人抗议，并扼杀了曾经短暂出现的独立工会。工人的这一抗争运动曾经非常着名，中国劳工论坛（chinaworker.info）曾长期呼吁释放该运动的两名工人领袖肖云良和姚福信，他们是薄熙来所推动的这一镇压的牺牲品。

薄熙来在重庆推行的政策也有涉及「社会层面」，但仍然是有限的。建设「经济适用房」的政策与其说是为了低收入家庭，不如说是为了控製房地产市场价格。而且这些住房项目大部分都是用来出售的，而不是用来出租的，而公租房事实上上是人口中最贫困阶层的最迫切需要。该计划的资金是通过出售国有土地所获得的。重庆市政府发起的另一项计划是允许农民获得城市户口，但以此为代价是要推行土地使用权的转让。这些政策确实广受欢迎，但同时给政府和地产商带来明显的商业利益。

作为薄熙来的搭档，重庆市市长黄奇帆谈到这些政策时说：「我们正在寻求20世纪80年代裏根——撒切尔似的模式。在经济危机的时候，我们认为应该给人民发钱，这样他们就能消费。如果经济形势足够好，失业率将会低，那么人民的日子就会更好。」

一些毛派分子，至少在最初阶段，他们将薄熙来的政策看作是与中央政府的资本主义政策的可能决裂。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中国劳工论坛（chinaworker.info）支持者已经解释过情况并非如此。薄熙来和此后北京当局采用一些毛时代的方式希望以此一定程度上消除当局所面临的缺乏支持的局面，并从一部分工人和青年中获取支持。为实现一个真正的替代资本主义的政治选择的出现，我们必须从中共已经固化的政商勾结为主导的结构外去寻找道路。

针对红色文化的宣传和政府支持的对过去历史的回顾，正如中国政法大学的法学院副院长何兵在2007届本科生今年的毕业典礼上所说的，「他们鼓励你唱革命歌曲，但不鼓励你革命，他们鼓励你看《建党伟业》，但不鼓励你建党」。而这部为了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的电影却是由美国通用集团贊助拍摄的。（註：本文原采纳诸多媒体的说法「何兵讲话是在研究生毕业典礼）上，但根据读者反映，何兵的这段讲话应该发生在2007届本科生毕业典礼上，特此修正）

政治改革？

这就是中国当局特有的性质和与众不同的内部復杂性。尽管当局发出警告，但是不稳定仍然称上升趋势，而且当局也没有放松专製和控製；反而是在向与之相反的方向转变。这并不意味着当局不可能在环境影响下采取新的方针——但是这一需要有一场大规模的威胁到当局统治的群众抗争爆发才可能发生。但是，在这种状况下的向所谓的民主让步和放松专製控製等转变也许太晚了，以致于无法挽救当局。

中央党校的资深学者党建部主任王长江曾将这描述为，政府内部存在严重的「政改恐惧症」。

到目前为止，领导层中统治集团或者说统治集团联盟仍然坚持原有立场主张进行持续的但「机敏的」镇压。他们反对任何放松政治控製的举动，担心将可能导致更大规模的社会动乱、抗议、地区冲突和国家机器的分裂（自1989年以来，特别是派系斗争一直隐藏在背后而不为群众所知） 。而且，尤其是执政党内部强大的工业和金融利益集团担心，如果党一旦放松权力控製，将使他们的经济特权和垄断控製受损。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一再以非常模煳的口吻呼吁政治改革，而最近一次在伦敦的会议上他又做瞭如此表态，但是并没有提出一个具体的政策。事实是，温家宝的思想并不能构成任何影响深远地动摇政治製度。他抨击「权力过分集中，缺乏权力製衡等。」但他的补救措施就是更加明确和独立的法律製度（「法治」和更大程度上开放媒体，而不是赋予群众投票或组织的权利。 温家宝的想法反映了中小资本家和外国资本投资者的要求，他们希望更多的法律保护以反对侵犯知识产权和更为透明的政府合同，但同时并不希望出现独立工会和不受束缚的工人阶级。

温家宝和党内改革派希望通过借助小心地增加一些「安全阀」来加强一党专製的体系，而并不是取代它。他们希望部分通过司法改革和建立更加自由的媒体从而加强私人企业的地位，并以此作为手段提升竞争压力迫使国有企业更有效使用资本。社会主义者明确反对这种论调，并明确指出，根据国际上「反垄断法」和去规则化的政策只会有利于新兴资本家而不是广大普通民众。我们指出只有工人对工业的民主管理和控製是实现真正的效率和满足公众利益的唯一途径。

虽然这些政改派在统治集团内部很大程度上属于寡不敌众。温家宝被允许一定程度上自由表达他的思想，特别是在其出访外国的时候（但是他的讲话也并不总是能在国内得以报导）。这部分是为了安抚改革派的焦虑，使他们对政治改革存有希望，尽管所有的证据都显示相反的情况，部分也是为了给外国的政府和听众提供相同误导的印象。媒体和司法改革是外国中产阶级自由派和资产阶级投资者所乐意支持的内容。

社会主义者要对任何将希望寄托在当局主导的政治改革上的想法提出警告。正如我们同样反对作为中国资本主义逐步发展的结果，民主也会自发地出现的想法。民主权利只有通过群众斗争才能实现。而通过社会主义纲领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则是实现这一目标的主要力量，同时它需要将其他被压迫阶级吸引到自己的阵营中。

不可避免的，动荡会更为经常化和更激烈，新的工人和贫困农民的组织将会出现，并会学会如何保护他们自己和面对当局镇压时保持独立性。具有政治觉悟的工人和青年也将日益认识到在专製製度之下没有出路。

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20国峰会组织（G20）等资本主义经济组织所贊扬的经济刺激政策虽然避免了2008-2009年出现立即的经济低迷，但未能解决任何经济方面的根本问题。相反地??，它们增加了经济对于债务驱动型投资的依赖，并製造出日益不稳定的通胀泡沫，而广大的工人和穷人正在为此承担代价。

因此，在某个阶段，中国最可能出现的前景将是一场巨大的社会爆炸，其规模甚至可能会把最近在中东发生的事件甩到后面。在政治判断上无法未蔔先知地预测具体的时间表，但这是当前中国局势总的发展方向。

中国：贫困县“政治性清零”

中共的灭贫指标是带有政治意义的。对习近平来说，中国在今年年底前达到“小康社会”是必要的，否则会对习近平的权威造成损害。所以，官方经济数字往往与现实不符。

2020年11月23日，贵州省政府宣布，该省仅剩下的9个贫困县正式“摘帽”。自此，中国国务院认定的832个国家级贫困县全部去除“贫困县”称号——这就是中共自2015年展开的“脱贫攻坚战”的结果。

政治性目标

12月3日，在中共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中，习近平自吹自擂道，中国实现了“令全世界刮目相看的重大胜利”，并声称全中国人民都不愁吃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亦均有保障。但会议也承认，中国发展仍然很不平衡，仍须担忧脱贫人口就业和可能返贫的问题，仍须支持为了“脱贫攻坚战”被迫搬离家乡的人口，要确保人民基本生活品质等等。这也正呼应了李克强在今年5月底提及的中国有6亿人（约43%人口）月收入不足人民币1000元、不够在一个中等城市租到房子的情况；而在北京等大城市，最低月工资（2200元）也不足以支付起码的生活成本。

中国国内的媒体大张旗鼓宣传脱贫“成就”，声称这是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製度优势。部分报道并将美国拿来比烂，表示生在中国很幸福：报道美国有4000万贫困人口、同期中国贫困人口少于2000万，却不谈两国贫困标准（中国：每人年收入低于人民币2300元、折合352美元，美国：单身家庭年收入低于12760美元，家庭每多1人则增加4480美元）；报道指因为新冠肺炎，美国数百万租户付不出房租而被驱赶；但对于中国国内蛋壳公寓爆雷、年轻上班族为主的租客被驱赶，却机会主义地批判“资本”设法安抚群众，而绝口不提中国资本主义製度的问题。

不只贫困线过低，中共脱贫作假也是前科累累。早在2019年，就有河南的扶贫人员爆料，他们收到上级政府下发的“标准答案”，要求贫困户在接受领导视察时，依照这些“答案”熟练回答脱贫相关问题；也有地方政府要求贫困户挂好衣服、摆好食物，将“脱贫”大戏演得更逼真；如果有人不愿配合演戏，就可能被地方政府强製搬出县外。为此，已经有贫困户不堪住家被拆而自杀。即使是中共高层，自己恐怕也不相信脱贫真的成功。11月20日，李克强才告诫多个省份政府首长要讲真话，而这恰好也是习李内斗的又一个表现。

从前述中国贫困线、最低工资和生活成本看，即使按官方标准不贫困的人，日子也不一定好过。现在的中国，仍未真正摆脱新冠疫情，南方又遭遇持续4个月的水灾，还有潜在的粮食危机，而疫情对经济的冲击也不会迅速退去。中国总负债占GDP比例已攀升至335%，存在企业陆续爆雷风险。11月，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现11年来首次下降，降幅为0.5%，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亦下降1.5%，恐怕预示中国经济增长乏力，家庭消费疲弱。中国官方公布的失业率即使略有下降，也仍有5.3%；面对减少的职缺，今明两年约1800万大学毕业生面对的完全不是五四宣传片《后浪》中前程似锦的模样，而是黯淡的就业前景。

真正的解决贫穷问题

面对政权内部权斗、国内经济下行和社会动荡、国际战线受挫，习近平赶着在2020年实现“脱贫大计”，作为美化自身执政的“政绩”，全然不顾贫苦大众的真实生活水平。“脱贫”之后自然不必再发扶贫补助，各地及中央政府可以省下一笔钱，而基层人民的日子依旧苦哈哈，并充斥着危机。

2020年底层60%的家庭收入都有下降，因此贫富差距扩张得比之前更快速。社会主义者指出，问题不只在于地方政府，更在于整个中共政权，及其维护的官僚专製资本主义製度。中共的脱贫宣传是不可信的。只有实现生产资料公有製、自下而上的计划经济、工人民主控製和监督各产业，真正的脱贫才会实现。

二零二一年

中国：“内卷”与“入关”——利润饱和与帝国主义战争的新瓶旧酒

近期，国内网民交流讨论社会性议题的话题中，常常提及到一个概念——“内卷”。广义而言，这一概念往往会被用于解释国内各行各业以及各领域出现了过度内部竞争而造成生活水平下降的问题。 

然而，网络上对“内卷”的讨论非常广泛，套用这一概念的情境亦非常多元——从日常生活琐事、到就业和职场竞争、乃至国内“决定人生”的高考，都能套用到这一概念上。但吊诡的是，每个人对“内卷”这一概念却有着不同的定义。 

“内卷” 

首先应当厘清“内卷”的定义。普遍都知道“内卷”（involution）作为一个生物学概念被引入社会学当中，源自于美国人类学家吉尔茨（Clifford Geertz）《农业内卷化——印度尼西亚的生态变化过程》， 所指的是当社会到达某一阶段后却无法进一步向更高阶段演化，而是只能在当前水平下復杂化的重復再生产，缺乏创造性。换言之就是量变不断累积，却无法达成质变的一种状态。 

而这一种概念套用在中国国内，最容易引发广泛共鸣的就是高考製度。中国高考被视为典型的内卷，原因而是在于为了在庞大的考生人数中进行淘汰和考核，受製于全国课程大纲又不允许试题和考生跳出大纲这一框架，因而只能将考试题目和内容趋于无意义的復杂化，使得考生被考核的层面往往不是学术水平或创造性，而是对各种出题手法熟悉与否和考生的答题技巧。 

然而造成这一局面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国内地区经济发展的极度不平衡而引伸到地区教育资源的不平衡，使得教育当局必须以一个全国统一的高考课程大纲所为统一的考核准则，否则落后省分和地区的考生根本无法竞争，高等教育名额必然进一步向发达省分和地区倾斜。 

在就业和职场上，这种情况则最常体现为“向下竞争”的加班文化。在资本家鼓吹“奉献”“奋斗”等等的措辞下，工人通过更多的无偿加班等途径以“证明自己对公司的价值”，996这种公然违法的工作条件更成为了互联网科技行业的常态。这种工作强度和时数的不断叠加亦是内卷的典型形式。事实上这种情况并非新鲜事物，日本在上世纪八十至九十年代早已进入了这一阶段，有着大量工人在工作岗位上“过劳死”的案例。 

在中国，其实这一状态的因素在于当中国的资本主义市场体製復辟，市场的利润率趋向饱和后，资本本身亦同样开始进入“内卷”状态。在中国，一个有利可图的新行业可能往往只需一年半载就会吸引大量寻求增殖的资本迅速一涌而上，挤满甚至“压坏”行业的生存空间。如几年前的共享单车行业，可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可见，这依然是典型的资本主义体製下市场利润饱和而资本加强对内剥削的老问题。 

网民试图用“内卷化”一词综合各种社会衰败的现象，反映民众对社会停滞不前、无发展机会的不满，为自己的生活困境及暗淡前途提供一个客观解说。可见中共的官方宣传权威受挫，使社会意识的出现真空，各社会阶层正在寻找答案。社会开始有集体的独立思考，认知到社会製度出现问题，而不再盲目接受统治阶级的洗脑宣传，已经足够令中共有所恐惧。然而，这可让革命思想有更大酝酿的空间，但也可以形成右翼民族主义的思想。 

“入关” 

突破这一困局的想法同时亦被大量争论，其中包括所谓的“入关论”。这一充满国族主义的念头将现时中国比喻为十七世纪中期努尔哈赤与皇太极所统治的女真政权“后金”，而把美国比喻为挤压女真族生存空间的“明朝”。认为中国应当像当时的后金一样“入关”，“征服大明”。而这其实也不过是二十世纪初帝国主义战争说辞的“中国式”翻版，以战争手段为资本掠夺和打开国外市场，占据世界资本市场更高更有利的位置。希特勒亦曾叫嚣“用德国的剑为德国的犁取得土地”，最终剑没能为犁取得寸土，倒是丢失了更多的领土，并给世界带来了死亡、破坏、衰退。 

因此，现时的情况是中国资本主义復辟后，同样陷入了资本主义发展的瓶颈。 而历史早已证明，帝国主义战争根本不是解决方案，只会为工人群众带来最恐怖的苦难。因此，跳出这一困局的方法，就是组织起工人阶级的力量，并团结国际上的工人阶级，实现世界革命，彻底推翻资本主义体系。

中国：由政权护航的血汗科企合法杀人

中国网购行业竞争极其激烈，且随着更多的资本无序地涌入各类型网购市场，市场空间迅饱和的状态下，资本开始更丧心病狂地压榨员工。去年12月29日，社交电商企业拼多多一名年仅23岁的女员工加班至凌晨一点半，不幸在下班回家的途中猝死。

而在本文行文之时，拼多多公司又一名任职技术开发工程师的员工在1月9日于长沙家中跳楼轻生离世。

事实上，中国工人群众早已进入了被资本超额剥削的“新常态”，这种工人疑似过劳猝死的消息甚至司空见惯得令人麻木。而这次引发关註的一点，在于事件发生后，有网民在网站“知乎”提问：“如何看待网传拼多多员工加班后猝死一事？”后，拼多多官方帐号回答称基层劳动群众都是“用命换钱”，“不认为是资本的问题……这是一个用命拼的时代”，“选择安逸的日子……就要选择安逸带来的后果”。

这类型的说辞可谓是中国资本家卸责开脱的标准答案，包括马云的“996是福报”再到刘强东称“996只是小意思”。只是这一次，跳出来为资本保驾护航的还包括了中共中央政法委的官方号“长安剑”，其发文指：“年轻人以奋斗向上的姿态，在一往无前追求幸福的路上倒下了，这无疑是一个悲剧”。这种涂脂抹粉的言论可谓极其令人反胃！政法委这样的一个官方机构将一个涉嫌违反《劳动法》导致员工过劳死的惨案，轻描淡写乃至舞文弄墨地描写为“在一往无前追求幸福的路上倒下了”，似乎与其遭受到的过劳剥削毫无关系似的。

劳动法如无物

根据 2019 年 3 月国家统计局数据，中国人每周的平均工作时间达到 46 小时，意味着中国资方充斥违反《劳动法》的企业。世卫组织和国际劳工组织的全球研究认为，工作超过一周 55 小时，是导致中风和缺血性心脏病的“足够有害证据”，但这还比996工作製少17个小时。

根据《中国经济生活大调查》，2020 年，除去工作和睡觉， 中国人每天的休闲时间仅为 2.42 小时，比 2018 年还要少了 25 分钟。可见，疫症带来的经济危机使长工时问题进一步恶化。

更甚者，“长安剑”又称“别有用心者一嗅到‘味道’，便赶紧跑过来吃人血馒头……，以‘用命换钱’‘资本的问题’等一系列说辞，借机在网络平臺上，大肆表达自己对社会的不满，散播个人情绪化的言论……，不管有没有‘带节奏’的原始意图，这都无疑是陷入道德的泥淖”言下之意，中共的“政法”机关根本不在乎这个案件中企业有否违法、员工是否过劳死、乃至不在乎全国有多少劳动者正面临同类型的困境，因为它认为这仅仅是一个“道德的泥淖”。它所在乎的，是对社会不满，对现状不满，对资本剥削不满的人是抱着什么样的用心。

而在“长安剑”文章中，对拼多多唯一的批评点仅仅是在于“面对公众质疑，拼多多……应当主动承担诚信的社会责任，积极锻造诚信的社会形象……祥和社会，温暖人间”，彷佛在中共中央政法委眼中，这血汗企业不过是一个偶然撒了个无伤大雅小谎的孩子，字裏行间尽是对“孩子”的循循善诱。实情是，这“孩子”正在残酷地奴役并迫死了为他打工的工人，而这“孩子”黄峥，正是透过这些工人的血汗和生命，累积起全国富豪榜第13位的财富！

中共是对基层民众所遭受的资本压迫的帮凶，甚至因为脱离民情而反过来质疑不满者居心何在。相对地，它却对资本温情脉脉嘘寒问暖，对血汗剥削视若无睹。对中共尚存幻想的人可以休矣，专製政权与资本家本来就是共为一体，工人阶级只能依靠自己，争取建设独立工会的权利，由下而上组织起来，对抗那些由政权背书的吸血鬼。

地产公司蛋壳破产　揭示中国资本主义赌场危机

近日，中国的蛋壳公寓公司“暴雷”（资金链断裂），引起了轩然大波。蛋壳公寓是一家长租公寓运营商，于2015年成立，最多在十多个城市同时管理40多万间公寓，号称累积服务100万人以上。今年2月就有传闻说公司没有正常付给房东房租，但公司方回应说一切正常，11月，再次出现房租没有到账，租客被断水断电、客服联系不上等情况。

其后，司方已经处于瘫痪状态，北京总部外聚集数百人维权。而房客和房东的冲突更是加剧，一方已经缴纳房租，一方没有收到房租，已经退房的也无法收回押金。导致多起恶性事件，房客有被强行赶出租房的、有持刀与房东对峙的，而广州更有一名年轻租户近来因遭房东强製清房，从18层高的高楼一跃而下。

如何盈利？

导致这一现象的直接原因是蛋壳公寓乃至整个租房行业的盈利模式。为了抢占市场，包括蛋壳在内的各个公司都采用“高收低付” 的模式，也就是以高价租赁房源，以“优惠”方式租给房客的“亏损”式发展，而同时为了保证现金流，公司“引导”租客选择“租金贷”，通过合作银行贷款，一次性给公司一年房租，而租客之后实际上缴纳的是还款而不是房租，金融杠杆让公司在短时间内有大量的资金去抢占房源。

蛋壳公寓曾是共青团中央、《环球时报》等极力推荐的企业品牌，今次的破产犹如另一场P2P借贷风波一样，对中共的权威将造成大打击。所谓“国家包底”再不是稳健投资的保证。

而这种模式也得到了资本市场的认可，虽然2017年到2020年初，蛋壳已累积亏损63亿元，负债率达97%，但2020年1月17日，蛋壳公寓在纽交所上市，当日估值27.4亿美元。但是这种不稳定的模式在疫情的冲击下很快就迎来危机。

事实上，从2017年至今，已经有70多家长租公寓公司相继“暴雷”。除了畸形的模式外，最根本的症结还是在于在中国被忽视的住房正义，乃至整个资本主义逻辑。中国地域发展不平衡，少数大城市占据了绝大多数资源，大量年轻人为了生计涌入这些城市，而他们也是公寓公司的主要“猎物”，据2019年的数据，北上深等大城市一居室房租收入比已经达到90%以上，而受薪者要平均工作2~5年才能购买一平方米房屋。

2020年的调查报告显示，中国的36个重点城市中，有超过1000万，约13%的人正在承受超过1个小时的通勤之苦。一线城市却出现许多靠房价上涨暴富，以收租为生的“新地主”。这种现象，乃至整个中国饮鸩止渴的房地产政策，都是资本主义引起的，资本需要集中的劳动力，所以有了人口极端密集的大城市，同时要製造房屋短缺，因此催生了隔断房、“睡城”；资本需要增值，就利用房屋作为商品炒卖。无产阶级劳动者被资方、被房东压榨，剩下的一点点资源甚至都无法完成劳动力再生产。

房屋全面公有

我们社会主义者认为，人人都应有合理的居住空间。多年前就有调查评估在中国今天有超过6千万间空置房屋，如果将其全部公有化，让劳动者进入居住，已可立即解决迫切的房屋问题。只有在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製度对人的异化，把住房看成满足人生活需求的工具，而不是资本的游乐场，从而建立健全的全民公共住宅计划。将所有住屋及金融企业公有化，收归工人民主控製，取消畸形的金融投机。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我们就必需有一个有明确社会主义纲领的工人阶级政党。

中国：女性受暴激起公愤

数起家暴致死案的媒体报道，重燃了中国网民对于女性受暴问题的广泛讨论。山东德州女子方洋洋因不能怀孕，自2016年经媒人介绍结婚以来，长期遭夫家虐待。其夫家的虐待手段可总结为“打、冻、饿、禁闭、罚站”，终致方女在2019年1月31日死亡。当时方洋洋只有22岁，身高1.76米的她，死时体重因极度营养不良只有30多公斤。2020年11月媒体报道中提及，法院一审判决中，三名施虐者中，公婆分别被判三年和二年二个月有期徒刑，而丈夫则被判刑二年缓刑三年，引发判决过轻的争议。 

惨案频发 

家庭暴力魔爪也伸向了离婚的女性。藏族网络红人拉姆，在2020年5月因其前夫唐路对其长期家暴而协议离婚，但又被唐路威胁杀害小儿子因而復婚，之后拉姆再遭受多次家暴，在6月终于起诉离婚成功，但受暴的威胁根本没有消退。9月14日，拉姆在直播过程中被唐路泼汽油烧成重伤，最终在30日不治。很多网友对于事件表达愤慨，亦有网友发现唐路在离婚前已经因为拉姆在抖音直播中人气比自己高而心理不平衡，也对部分网友喊拉姆为“老婆”相当不满，留言讽刺道“你是不是很高兴”，可见事件中的凶手控製欲之强。 

如果情况变成妻子无法忍受丈夫虐待，因而杀死丈夫，情况又如何呢？2015年8月，一名长期遭受家暴、在遭遇砍杀威胁之际反击杀死丈夫的女性，被判有期徒刑7年，而这还是事件中女方自首、男方亲属谅解后，“从轻发落”的结果，也比丈夫家暴妻子致死的董珊珊案的6年半刑期来得重。若无男方家属谅解，刑期恐将达到11至12年，更有1/5的女性在这种情况下被判死刑或死缓。我们对比两种情况就可发现，中国的司法对于广大女性非常不利，警方会说“清官难断家务事”，法院还可能指责反击的女方“不能正确处理婚姻家庭矛盾”。 

中国对于女性受暴问题处理机製漏洞百出。中国的法律没有婚内强暴概念，在这方面和伊朗、沙特阿拉伯、乌干达等国处于同一水平线；法院在实务上也很少认定婚内强暴。中国法律实践中，对于家庭暴力的界定范围过窄；性暴力和经济控製经常不算家暴。2020年两会通过的“离婚冷静期”在今年1月1日生效，而这会让本就不易的离婚更难进行；不堪家暴而跳楼摔成重伤的女性，会被派出所认定自杀行为，事发1年后仍不能离婚。即使官方声称各地的家暴救助服务在改善，只要表面的“家庭和谐”仍然被认定为头等大事，女性受暴者仍然难以公开发声、摆脱家暴。 

由于“传宗接代”观念，胎儿一旦被发现是女孩就有不小的机率被堕胎；或是一些孕妇服用“转胎丸”（一种雄性激素），造成孩子是双性人、被家长送去“矫正”中心凌虐。即使女孩顺利降生，也要在一生中遭遇诸多障碍。中国女歌手谭维维在2020年12月发表新歌《小娟》，列举的女性遭受家暴、谋杀的情节都在中国近三年真实发生过。女性离开人世后，也可能被配冥婚，只为免得出现“孤坟”，影响家宅“繁荣”！在资本主义的当今中国，这一陋习也催生了女性遗体买卖市场，及为敛取此种不义之财的谋杀女性案件。

旧思想杀害女性 

根据《2020年全球性别差异报告》，中国性别平等在全球153国仅排第106名，在“健康与生存”一项位居倒数第一，涉及政治和受教育权的指标亦有倒退。中国女性受暴和其他受歧视的问题，在贫困、落后地区尤甚，但无论中国官方宣传，还是国际上对于中国的认识，大多聚焦在中国经济较发达的省市，令中国女性受暴等社会问题通常被社会大众（包括外国人）严重低估。所以，有效对抗女性受暴问题，除了通过教育和宣传扭转落后观念外，还需争取就业性别平等、体面工资、可负担住宅、性暴力庇护所、家务劳动社会化（托儿、护老等）、免费优质公共网络（促进信息流通）等，而落实这些不免侵犯到资本家利润和中共独裁的诉求就需要工人团结斗争。

中国：从“打工人”流行语的爆火看工人阶级意识的回归

最近一段时间，在中国的网络上，突然席卷起了一阵关于“打工人”的狂风。在人们通常使用的聊天社交平臺上，各种段子、表情包再附上打工人三个字眼充斥其间，甚至于人们互相问好的时候也会喊句“你好，打工人！”、“加油，打工人”。关于如何理解这一热门网络流行语，解读其背后的含义，也就成了当下讨论的重点。

“打工人”

一般来说，“打工人”带有两层含义在裏面。一是对所有从事体力劳动或者技术劳动的人的统称，无论是在工地搬砖的工人还是坐在办公室“996”的白领，或者早出晚归的职员，都属于这个范围。打工人的火热反映了广大劳动者内心深处的阶级认同的回归。自改革开放以来，阶级叙事淡化，开始转向以牟利为主导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改开政策下诞生的资产阶级凭借其雄厚的经济基础，不仅在政治上，还包括在文化、娱乐、舆论上也占据了主导位置，掌握了话语权。比如用“企业家”代替“资本家”，提出“人民富豪”称呼，宣传“稳定压倒一切”。在这之前，流行的同类词汇还有“打工仔” 、“社畜”。

但是相比较而言，“打工仔”常隐含着一丝卑微和低人一等。社畜又似乎太安于现状，没有斗誌和理想。“打工人”一词在字面表达上相对中性，更容易被统治者接受。可以说，用这个词汇是不得已而为之，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在10月26号，作为中共喉舌的央视公众号在一文章中公然使用了“早安，打工人”，更是将这一网络流行语推向了风口浪尖。因为官方面对该词汇背后所反映底层群众的劳累心酸、被压迫现实的视而不见，很多人因而感到不满，更对官方有意将这个词汇去政治化、变中性化、变娱乐化来愚弄大众的手段感到愤怒。纵然中国政府向来不乏一帮“五毛”、“小粉红”等网络水军来为自己装腔作势，然而他们却在评论区宣泄生活艰难的群众面前溃不成军，最终央视公众号在群众的压力下删除了那篇文章，避免更多讨论。由此可见，中国政府是有多么的害怕工人群众政治意识上的转变与觉醒，害怕群众会团结起来，会将网络上的抗争进一步发展为现实中具体的反抗与斗争，威胁到自己的统治。二来，“打工人”，也有打压工人的意思隐含在其中，是工人阶级对自己现实生活中被资本剥削打压的自我嘲讽。

低廉薪资与高强劳动，是当下中国底层群众无法摆脱的命运。中国适度劳动协会课题组，对北京的白领进行分析后则发现有61.6%的人已经进入了过劳死的“红灯预警期”，即具备过劳死的征兆。而处于过劳死“红灯”危险区、即随时可能过劳死的状态的人，占据26.7%，形势十分严峻。2013年时，有一篇新闻报道过：“中国每年过劳死的人数到达60万人，这意味着每天大概有超过1600人，因为劳累过度而死亡。”

资本家强製下的高度劳动所对应的则是，工人薪水低、被欠薪、讨薪难。资方愈加频繁地采取强硬而暴力的手段对待绝望的讨薪工人，有超过20%的抗议工人被公司殴打或被警察拘捕。由于没有代表自己利益为自己发声的工会，工人群众的权益被白白践踏，遭到打压也无法维权。面对在中共操控下沦为党国机器的所谓工会，我们主张工人要组织独立工会的权利，以维护自己的权利。这工会要属于全体工人民主控製的。所以这个词汇爆火的背后，更深层的是对现实生活中糟糕境遇的反映。

劳无所获

所以越来越多的劳动者意识到了一个现实：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製下，一切成果，不过是给老板做嫁衣裳。格子间的白领和流水线的厂工并没有什么区别，都是被资本雇佣所剥削的奴隶。于是等级分明、曾经互相鄙视的劳动者开始和解，在“打工人”的大旗下有了一致的自我认同。

如今，中国的工人阶级政治意识也在快速觉醒，但工人阶级的不满和抗争绝不能屈就于网络的宣泄，应当团结一致起来，转变为现实中具体的有步骤的斗争与行动，这正是中共富豪专政所恐惧的。

中国：直播生态––资本主义下没人能“成为自己生活的导演”

疫情肆虐的2020年，是整个资本主义体系丑态百出的一年，悲剧和荒诞之事每天都在上演。荒诞之一，就是在今年年初，一些公司提出的“居家线上办公”的漂亮口号。宣传托辞是“自由自在，随时随地办公”——彷佛这样真的“自由”了似的。其实，在中国大陆，一部分人早就（2015年左右）实现了完全的居家线上工作，但他们所受到的压迫与剥削甚至更重，他们的工作压力甚至更大——他们是“主播”。

主播从业者

日前，大陆相关数据显示主播（包括兼职）从业者已经接近千万。千万主播，来自县、乡、村不发达地区的主播占比55.0%，农村地区的主播就占了24.5%。由此，大陆政府官方口径会提到，网络直播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草根青年群体”上升通道的作用。但事实与此相去甚远。一般人印象裏，主播们会唱歌、跳舞、才艺表演（包括游戏）等等，总之会有一技之长。但镜头前的光鲜仅仅是表面，这千万人裏，近八成人收入不足5000，5000——相当于一个大陆中部地级市的平均工资，或者这么说：仅仅相当于一个东南沿海地区流水线工人的工资，甚至更少。

于此同时，相比体力或一般的白领劳动者，他们要受多一层的剥削：所在的公司（称MCN机构）和直播平臺会对主播进行双重的抽成。以大陆靠近头部的直播平臺斗鱼为例，一个主播每个月挣得的礼物（靠观众打赏而来），斗鱼会抽走7成甚至8成；主播带货（打广告卖商品）所得收入，公司一般仅仅会给到2.5到3.5成——这已经是较好的情况。在多数MCN机构中，主播的薪资结构会更不合理：底薪极低，提成则想方设法克扣。而且，多数主播是被MCN机构极不合理的KPI考核限製着，如果没有达标，基本底薪也会难保。接着便是一系列我们看到的：女性主播被迫做色情（软色情）、男性则是疯狂的吃播（活吃蛇、蜈蚣；生吃小麦面粉、吃土等等）、猎奇直播（肉体自残自虐、辱骂贬低自己、虐猫）等等，不一而足。主播们的处境，是资本主义体系中无产者现在（或将来）生活的生动写照。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到，一无所有的人会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卖淫——这种事在大陆已经具体发生了，上海的一位奶茶店女老板为开色情直播赚钱还房租。

这种情况的发生，固然和大陆的直播受众（约5.5亿人）文化水平较低有关，但更深层的原因，还是因为网路平臺必须提高点击率，同时要保持低製作成本，因而要在最短时间内刺激观众官感，才能赚取利润。更有深度和创作水平的製作，需要时间消化和吸取，与这类网路平臺的生态相违背。这是资本主义的顽疾。相关数据表明，主播群体以艺术学专业毕业的学生为主，占比38.7%——这不是对资本主义体系下“艺术创作自由”的最佳讽刺吗？另外，中国共产党对文艺的审查（包括直播）虽然向来严厉，当局以反“三俗（低俗、恶俗、媚俗）”为名对文化行业数次整顿——在欠缺製作资源和创作自由的环境下，文艺水平根本难以提高。一切“三俗”，换个地方，换个包装，照常发生——从当初的“YY直播”到“陌陌直播”，再到快手、抖音……同样的事情在重復。我们不如说，共产党当局的“反三俗”，只不过徒有其名，其真正的目的是扼杀异议、钳製创作自由。社会主义者固然支持民众网上表达的自由，但今天直播行业泛滥起来，无疑是整体工资低下和就业困境下诞生的畸形生态。我们主张劳动者建立独立工会的权利，为直播行业的待遇提升而斗争。

审查扼杀创作力

此外，我们反对一切政治审查，只有全面的创作自由才可以使创作文化水平提高。社会主义者主张将所有网络平臺和MCN机构公有化，交由网络创作者和资讯科技员工民主管理。它们的作用只是为直播使用者提供技术，并把信息有效传播给所需要的观众，而不是为了推销商品。网络科技的进步带来的，不仅仅应该是文娱资本和威权政府无孔不入的压榨和监视，它应该让大多数人受益——通过直播，真正记录自己的生活；让大多数人真正“成为自己生活的导演”。

中国：不要再有下一个豫章书院

在2017年网路出现了一些关于南昌豫章书院修身教育专修学校的讨论，有学生出来指控校方的暴行，引发了舆论关註。舆论一连串发酵后，豫章书院申请停办，南昌青山湖区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也表示，公安部门已介入此事，然而几个月后“因为证据不足”，并没有对校长吴军豹作出逮捕决定。

学生出面的指控包含着体罚、囚禁、暴力训练等，学生若不服从校方的高压统治，就会被体罚、被用钢筋殴打，甚至是会被“关小黑屋”。校方还会阻扰学生与家长的接触，对家长进行洗脑，让家长认为孩子的求救只是不服从学校的管教。许多学生在如此孤立无援的情况下，出现自残、自杀的行为。

此事件的相关举报人、出面指控的学生皆收到死亡威胁，甚至是被校方的人登门造访，威胁让他们闭嘴。举报人之一不堪其扰，自杀未遂后，再度引发社会关註。2019年底吴军豹等人接受公安机关调查，2020年1月审查起诉，在7月最终判决结果出炉。法院仅针对学生被关小黑屋一事，判决了轻微的“非法拘禁罪”，吴军豹被判处两年十个月的有期徒刑，其他学校相关负责人的刑期更短。学生、举办人所提出的“冒充国家公职人员招摇撞骗罪”、“虐待被看护人罪”等罪名，证据充足，却没有被公诉。

“戒网瘾”

其实在中国充斥着无数打着“戒网瘾”、“治逃学”、“教育德性”、“心理辅导”旗帜的特训学校，这些学校并没有正规的教育系统，也没有专业的心理辅导人员，皆是军事化管理教育学生。这些学校的手段通常是家长报名后，校方冒充国家公职人员、冒充警察，拐骗、强掳学生到校，之后会隔断学生与外界的联系，每天会进行礼仪训练、讲述道德课程，也会对学生进行考德点评，不符合规范者皆以体罚处理。无数案例显示，即便是事情曝光，官商勾结、校方背后的势力使得事情即使呈报到公安机关，最终也都不了了之，学校改个名字、换了校址，依旧维持营利，举报人甚至会受到人身安全的威胁。且这些学校利润空间大，一学期学费高达2万多、3万元以上人民币，缺乏行业标准，人人都可以借由开办特训学校大捞一笔。在需求庞大而公办学校不足的情况下，这样的特训学校有增无减。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和共青团中央国际联络部曾发布的《中国青年发展报告》显示，中国17岁以下的儿童青少年中，约3000万人受到各种情绪障碍和行为问题困扰。中学在读学生7.7%存在高抑郁风险，高等教育在读学生则是6.6%，中学生以及高等教育学生的压力来源最大宗皆是学业压力，各占了8成、7成的压力来源比例，其他的压力来源包括人际关系、知识危机、经济压力以及对未来职业的迷茫等。在中国如此高度竞争的教育环境下，患有情绪障碍的青少年年龄层不断下降，近日四川也传出有小学生留下“活着太累了”的遗书，随后跳楼身亡。

增加公共教育资源

各项数据、社会案件皆显示出需要扩大公共教育资源的迫切性，同时必须增加针对青少年学生的心辅资源，而不是让民间更多无良、缺乏专业性的特训学校去填补公办学校的空缺。学生受到暴行、孤立无援的消息不断被打压，在网上揭露发言被删帖，呈报至公安不了了之，这些都并不只是地方官商勾结的问题，而是再再显示出中央政权的腐败！

社会主义者要求取缔所有私营的特训学校，并结束任何学校的高压统治。我们支持学生组织独立学生会的权利，为自己争取校内的自由和权利，对抗校方的高压统治。我们要求全面加强对青年学生的心理辅导服务，让所有需要者免费使用。我们要求全面扩大教育资源，让人人可以免费就读大学，从而废除考试製度，让所有学生能在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学科。竞争式升学製度只是反映着社会的就业困境以及贫富差距，这些问题愈严重的社会，统治阶级就越需要把作为准劳动者的大部分学生划分为不同等级（当然将大部分划为低贱的“失败者”），方便他们进行压榨和分化统治。而学校的高压统治则是维稳工具之一，压製学生的反抗。所以归根究底，学生斗争一定要扣连至整个社会的斗争，即整个工人阶级对抗资本主义和极权统治的斗争。

中国：延续退休年龄及人口老化

在去年11月14日，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苗圩罕见地承认中国面临了人口老化的危机，而在十四五规划中共也提出了“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与西方资本主义政府打击退休金的政策相同。

中国现行法定退休年龄，男为60岁，女工人及干部分别为50及55岁。政府未有提出明确延迟退休年龄的时间表，因为根本没有可行方案，任何做法都会激起民愤。中央在2013年表示过研究製定延迟退休年龄政策，及后提出过于2017年推出具体方案，但后来因为争议过大，相关方案至今未见。

减免企业社保费

中国在2015年就开始实施调降企业负担社保费费率，在去年五月更进行了最大幅度的调降来削减企业成本。而疫情期间，对于企业减免的社保费负担更是高达了1.2万亿人民币，这是将退休问题转嫁在工人阶级身上。

延迟退休会对工人阶级造成严重负担。首先，意味着劳动者要多缴少领社保，工作负担增加。更多年老工人占着工作岗位，年青工人向上流动的机会再减少。另一方面，失业的年老工人在中国极难找工作，长期以来官方都将“女性40岁、男性50岁”的人群列为就业困难群体。大部分企业事业单位在招聘时会将最高应聘年龄设置在35岁，一到40岁就很难找到工作。再者，延迟退休意味着托儿会受影响。内地不同地区约有50%至70%的第三代由祖父母辈帮助看护，更多父母（尤其是妇女）要照顾孩童而更难外出打工。

另一方面中共官员及企业欠缴，挪用养老金的腐败事件也是不断上演，过去网上就曾传出一名中共高官的月退休明细表，高达4万人民币，而这仅是冰山一角，过去更有媒体揭露，2012年中共61万名官员的退休俸高达7000亿人民币，占了当年GDP1.3%，可见基层的工人阶级拼命为权贵养老，但自己的退休生活却被剥夺。

中国早已在15年时面临到人口老化的危机，这也是当时中共在十三五取消一胎化政策，并且推动全面实施夫妻可生育二孩的政策主因。但四年过去，二孩政策并没有有效刺激生育率。中国人口老化问题是变得更加严峻，依照目前速度，会在2022年步入深度老龄化社会。

依照官方的最新数据显示，60岁以上的人口已高达18%，出生率更是创下1949年以来最低，仅有10.48%，预计在2035年中国老人扶养比会从当前的17%上升到33%，而未来5到10年内，养老金缺口会高达10万亿人民币，并且可能会在2035年破产。政府的养老金出现赤字已经不再是新闻，一方面在于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仅有3到4成，农民工的情况更是严峻，甚至有高达3800万人因为薪资过低而弃缴社保费。

中国迅速陷人口老化的危机之中，其中一个因素是改开时，中共为了避免人口快速增长所带来的社会保障负担，施行的残暴的一胎化政策。而到了今天，中国资本主义的高物价、低工资以及严重缺乏的社会保障成了最有效的“避孕药”。在11月23日，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宣布13个行业的最低薪资每个月仅有2200人民币，有高达5.6亿人没有存款，90后的人均负债更是高达12.7万元。

正是资本主义体製——剥削体製对于工人阶级的残酷压榨，同时劳动力使用的无序及浪费——造就人口老化问题。中国在未来十年，劳动力人口每年都会以1%速度递减。经济学人智库去年发表数据，预计到了2030年，中国的劳动人口（15至64岁）将较2018年减少7,000万，下跌至9.23亿人。

延后退休

延续退休年龄揭露了中共独裁政权亲资的真面目，其新自由主义方针与西方资本主义政府无异。法国政府在去年一月取消延长退休年限就是因为有数十万的工人阶级组织起来发起大规模的罢工抗争才阻挡下来。中国的工人阶级及青年也需要起来斗争，争取全面而且充足的退休保障，需要向富豪课以重税，并且要终结官僚的特权及贪腐，取消城乡户籍製。但只有将整个经济民主公有化，收归于工人阶级民主管理的手上，才能够在不扣减工时的情况下实行八小时工作製，把工作摊分给更多工人，让更多的工人可以获得更多的工作机会。为此工人阶级需要组织起战斗性的独立工会并进行抗争才能实现。

中国：反对996合法化！不要改开2.0

习近平在深圳经济特区成立40周年进行了一场南巡，并且在此行前天中央公布深圳经济自由化的改革方案，被喻为改革开放2.0。其中一项“探索特殊工时管理製度”意味着允许企业进一步地弹性使用工时，降低企业的劳动力成本。这等同废除劳动合同法，将996（朝九晚九六天工作製）合化法。中国《劳动法》规定，各行业劳动者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44小时。这法例本来形同虚设，996的员工往往实际工作72小时，现在企业更可以明正言顺强製加班了。此外，企业也可以透过弹性配置工作时间降低所需的雇用人数，甚至是提供更多非典型的派遣工作。中共将由深圳开始逐步扩展此一政策至全国。此一政策出臺后立即受到网民的挞伐。

臭名昭着996

几年来科技业的996已令劳动者深痛绝恶。最近电商巨头拼多多的一名年仅22岁员工，在凌晨1点多下班后，回家途中突然猝死。这一悲剧换来资方的冷血回应：“你们看看底层的人民，哪一个不是用命换钱……这是一个用命拼的时代”，因而激起了广大群众的愤怒。深圳的平均月薪仅有5000人民币，根据报导和相关研究有高达36.9%的上班族需要加班至晚上8点，甚至在深圳每年猝死急救人数自2014年起，每年以16.5%的速度增长，最主要的因素就是过劳。

外送员这样的非典型雇佣关系的职缺也将可更泛滥的使用在不同的产业部门，这将会带来更广泛的失业危机，并且给予工人阶级带来更多的恶性竞争，带来工资及工时的双重打击。劳动合同法本来已形同虚设，城乡二元户籍製及企业军事式管理手段，对工人阶级是进行着残酷的剥削，好比企业强迫员工签属奋斗者协议，甚至对于员工未达业绩的非人道惩处也不是新闻。

IMF预测去年中国全年GDP可达2%，甚至预测今年会有7-8%的增加，许多的经济学者借此宣称中国已脱离疫情的打击，也有许多的官媒指出深圳自改开以来达成了万倍的增长。但事实上如果对照去年2%GDP增加，今年所预测的8%就意味着这两年的平均復合增长率仅有4.9%，将成为中国30年来最低增速。同样的深圳官方在2019年罕见的未公布GDP数据，依相关的学者推估增长仅有5.15%，是深圳走向经济特区40年以来最低。

除为了刺激经济，也要应付美国对中国科技业的攻击，习近平想用将深圳金融市场进一步自由化，吸引外国金融资本进驻，从而促进融资以为科技业提供资金。但深圳金融业的极高投机性使这大计恐怕难以有效实现，到最后还是要靠“国家队”的扶助，使中国累积更多债务。

当前中国也面临着缺工问题，不仅是来自人口快速老化，长期对于农民工的压榨及经济趋缓下，也让农民工移动到一线城市工作的比例逐年降低。尽管中共为了补救，推动公营房屋留住劳动力，甚至明年深圳也将正式施行“深圳特区健康条例”，希望借此鼓励企业给予员工休假以提振民间消费。但事实上中国推动年假落实也仅有50%，很难相信一个内容模煳的条例可以带来什么实质作用。而中国的房地产更是居高不下。这些都显示了习近平的双循环政策是窒碍难行。

团结抗争

工人阶级要靠自己的力量来抗争。近年深圳是不断地爆发劳权抗争，由2018年佳士运动的开始，2019年的996程序员在网络上发起的抗议。这都显示了工人阶级的激进化，甚至2019年996程序员抗议事件更有美国的网络工程师发起声援运动，展示了工人阶级的跨国团结。今年黑色星期五，全球15国的亚马逊员工发起共同罢工，成功的要求贝索斯支付防疫工作津贴，这显示了工人阶级国际团结的力量。在中共独裁体製下，要发动这样的抗争固然是艰难的。中国工人阶级要有建设独立工会的权利，团结起来斗争，挑战中共及金权的专製才能够终结长期的血汗过劳及低薪。

中国：《红色参考》陈洪涛被打压　全面脱贫假大空

2021年2月，习近平于北京召开“全国脱贫攻坚表彰大会”，宣称中国已全面脱贫，并授予全国1981人“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称号。这场浩大的宣传背后是对异见声音的大力压製。

毛派网站《红色参考》主编陈洪涛于微信公众号“方城故事”发表文章《南阳！以市委书记为首7名领导被评上全国扶贫攻坚先进个人》 ，指出河南省南阳市受到该表彰的7人全部为当地官员，而不是真正的农民、妇女和工人。7人当中，为首的南阳市委书记张文深，于2019年曾带几十官员和记者进行明作秀、假“暗访”，并怒斥基层扶贫干部办事不力，引发大量网民嘲讽和批评。

2月26日，陈洪涛在微信朋友圈发文“自称方城县公安局治安大队的来，说是口头传唤，要去公安局”。此时，他在微信公众号的文章已被删除。

翌日陈洪涛被警察释放。他表示，因在公安局办案中心一夜没睡，所以需要好好休息。

这并不是《红色参考》主编陈洪涛和编辑部成员第一次遭警方镇压。2017年“两会”的第一天，陈洪涛在公众号上报道，方城县进京上访者高保遭地方政府截访绑架殴打后，在昏迷中被丢弃高速公路，引起了社会关註。其后，方城县出动国保、网警等几十人围堵守候陈在方城的家，扣押了其家中一臺电脑主机，恐吓骚扰其家人。

2018年夏，《红色参考》编辑部因参与佳士工潮和涉嫌呼吁北京等地大学生前往深圳声援，被广东国保跨省查抄了北京的办公室，编辑尚恺被捕；2019年3月21日，《红色参考》前编辑柴晓明因涉嫌“颠复国家政权”，被南京市国家安全局“指定居所监视居住”。

陈洪涛的文章只是针对个别的地方官员，而没有批评习近平整个“全面脱贫”的假政绩，其实是很不足够的。习近平想利用宣传全面脱贫来巩固自己的权力，并合理化取消劳动合同法和将退休年龄延后等打压工人的措施。

中国在疫症以来的贫富差距严重扩大。根据最新公布的胡润富豪榜公布，去年中国新增259名资产达十亿美元的富豪，达到1058人。连最近的官方报告《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也表示，中国有七成网民月入低于5000元人民币。

阶级意识加强　中国左翼声势提升

中共各级独裁政府对包括左翼毛派在内的政治异见者又一次的镇压和限製言论自由。中国左翼在网路为陈洪涛发起团结声援，製造了相当的舆论压力。恰逢两会即将举行，南阳市委书记张文深为免多生事端而将他释放。

今次抗争的成功再次振奋了左翼运动的信心！近日，外送江湖骑士联盟熊焰及其多名好友被捕，使左翼声援浪潮再次爆发。中国劳工论坛欢迎此一发展，我们支持中国工运的组织权和言论自由，反对一切以言入罪，要求释放所有政治犯及工运分子。

在疫症的经济危机下，中国网民去年多次发出怒吼，从狠批科技业的996工时製，到对“人民富豪”马云的鞭挞，以至对青年生活粉饰太平的影片《后浪》的反弹，都看到阶级意识和反压迫情绪正在急剧升温。而九月学生更出现反抗封校政策的喊楼运动，及后以毛派为主的左翼的声势和自信大大提升。 中共当然有打压这些左翼活动，但至今尚未对作出全国性的镇压。相信今次逮捕陈洪涛只是市政府的决定，而并非中央指挥的全面搜捕，使左翼可以获得一定的胜利。然而，中共并不能容忍这些左翼活动长足发展，早晚会将镇压升级，甚至发起针对左翼和工运分子的全国性镇压。工人阶级必须要组织起来斗争，捍卫组织权利和言论自由，为更艰苦的斗争作准备。

中国：支持外卖骑手抗争　跨省罢工正在酝酿

3月1日，由中国各地外卖骑手组建的“外送江湖骑士联盟”组织者熊焰（陈国江）及其多名好友，被北京警方抓捕。尔后，有被抓捕的两人获释，但熊焰却仍然没有消息。抓捕消息在中国网络平臺被大量删除，但仍然引发许多外卖骑手抗议。

受到熊焰被捕一事影响，熊焰原所属的外送平臺“饿了么”旗下骑手消极怠工，大量骑手拒绝接单，以致大量订单因为超时而作废。有“饿了么”骑手更号召在3月8日发起全国大罢工。毫不意外，有关工运消息遭中共官方封杀，而两家外卖平臺也否认怠工罢工情形。但是，仍有一些网民在新浪微博反映自己的外卖没人接单的情况，并成功发出“骑手是罢工了吗”等字句。

“外送江湖骑士联盟”成立不到一年，集结近万名外卖骑手，而熊焰则为盟主，在网上发送帮助传达业界声音的内容，还会帮同业维权。被捕的原因是熊焰在网上平臺公开批评外卖平臺“饿了么”欺压骑手，因而触犯了利益集团使官方出手“维稳”。盟主早前发布视频批评“饿了么”平臺设置的奖励规则先用欺骗手段留住骑手，后随意更改规则侵害骑手经济利益。此视频播放量达到900万（在中国国内网站已被河蟹），相关话题在微博阅读量超过2亿次，迫使公司向骑手假惺惺地公开致歉。

外卖骑手成为中国最受压迫的蓝领工人之一，近年抗争时常发生。在3月1日，广州和深圳部分“美团”骑手也聚集罢工，抗议公司在未通知的情况下变相调降配送费。按照新的配送费标价标准，每名外卖骑手每周将少赚上百元，每月将损失上千元。

在中国，随着人们生活节奏的加快，便捷人们日常饮食的外送平臺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相应地，外卖骑手也成为社会不可或缺的一员。由于准入门槛较低，当外卖骑手通常是中国基层民众谋生手段之一，目前超过600万人从事此行业。但该职业危险性高，却几乎没有任何职业保障，骑手往往要为了避免超时而被平臺罚款，被迫采取闯红灯、逆向行驶等交通违规行为，而这也冒着被交警罚款、扣车，或是发生交通意外而伤亡等风险。此外，从业者的工资被平臺不断压低，包括将餐点送到地点后，若没有按规定拍照片，也会被扣钱；现实中骑手们是“独立的约聘人员”，没有与平臺签劳动合同，法理上并无雇佣关系，一旦遭遇伤害，维权也很难成功。

现如今的外卖骑手行业，属于“零工经济”（gig economy）的一种。外送平臺可以在用人上更具弹性，这就意味着可以节省员工福利、办公空间和员工培训等方面的支出。表面上看，企业往往声称零工经济所具有的弹性，可以帮助外卖骑手们实现工作与生活平衡，但现实远非如此——要维持基本收入，基本上每天就要跑10小时以上、每周无休能才有希望每月赚到6000元以上。外送平臺用人上的弹性，也让骑手随时可能失去这份工作，或者从一个平臺跳到另一个平臺，而这些也反映出这种零工经济的不稳定性。“独立的约聘人员”身份造成的骑手们处于相对原子化的状态，也让组织起来罢工存在一定困难。

在资本主义先进国家，外送人员一样遭受平臺剥削。2016年夏天，因为从时薪製改为计件製（将造成实质工资下降），Deliveroo在伦敦的外送人员开始罢工，之后罢工浪潮传遍全英，并影响到其他平臺的外送人员，更在接下来一年影响到欧陆多国，并且各国之间工人也彼此串连。各地斗争有成果有挫折，但都彰显出外送人员身为工人团结对抗资方的精神，中国外卖骑手可以从中学习。而对于近来中国外卖骑手维权遭打压一事，英国应用程序和外送员工会（ADCU）在推特发出正式声明声援熊焰。这些抗争和声援行动，无不显现出国际工人阶级团结。

目前，中国外卖骑手们与关心事件的人士仍活跃在微信、QQ、Telegram等群组讨论行动方案，准备将行动升级。中共独裁严厉打压组织自由，“枪打出头鸟”地针对工运领袖，迫使近几年工人要“化整为零”，转用手机网络并以“无领袖”的方式组织起来。今次外送员工同样巧妙地运用网络组织，但同时在斗争中也出现了勇敢带头的工运领袖。斗争若要取得更显着的成果，工人更需把手机网络的组织化为实体组织的力量，建立独立工会。

中国劳工论坛热切支持外卖骑手跨平臺的怠工、罢工行动，要求释放所有被捕工运分子，停止打压工人组织及言论自由。我们支持争取提高奖金和每单（或每小时）收入，要求公司为所有工人提供正式劳动保障。

中共“两会”召开　习近平进一步巩固权力

3月4日，中共的人大政协“两会”会议在北京召开。

这两个机构其实都没有实权，它们只是中共独裁统治的花瓶，而且中共统治越来越来变成习近平的一人独裁。不过，两会依然受到註目，因为这是新政策出臺的地方，当然这些都是习近平和他的党羽背后早就铺排好的决定，只不过是让超过5000名代表走个热烈鼓掌通过的过场。

过去二十年，中国资产阶级所累积的巨额财富受到许多关註，他们当中许多人也成为了两会代表。今年这一群人的财富总额又刷新了纪录。根据《胡润百富榜》，参与两会最富有的资本家，他们的财富在过去12个月暴增了68%。这些代表的总财富高达3910亿美元，比香港2020年的GDP（3490亿美元）还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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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纵使有年初的疫情和严厉封城政策，中国每个星期就有5名新亿万富翁（身家超过10亿美元）诞生。根据胡润的报告，中国“抛离了美国”，中国有1058名亿万富翁，对比美国只有696名。今年7月23日，中共将迎来其建党100周年纪念，我们到时候会看到习近平政权掩盖其阶级性质的政治把戏——当今中共实际上的政治意识形态，与1920年代南辕北辙。

经济反弹？

人大会议定下了2021年的GDP增长目标，不过许多评论员原以为今年会跟去年那样不这么做。今年的目标将会是“6%以上”，许多评论员认为这个目标比较保守和容易达成。《彭博》就此向不同经济学者进行调查，他们对于中国2021年的增长预期平均为8.4%。

虽然增幅为1976年以来最疲弱，但是中国在2020年仍是唯独出现经济增长的主要经济体。当然一如以往，这个数据是有水分的。不过，根据官方数字，去年中国经济增长了2.3%，同期德国经济萎缩5%、美国经济萎缩3.5%。虽然8%的经济增长很吸眼球，但这要考虑到2020年的低基数效应。如果我们求取2020和2021两年平均年增长的话，比起十年前每年增幅达双位数，这个反弹实际上是延续了过去增长速度下滑的趋势。

工人们也没有从这个“復苏”得到好处。自2009年以来，去年中国首次出现全部省份冻涨最低工资。各项指标显示当局打算2021年继续冻涨。同时政府也在准备大幅削减退休保障，首先从妇女入手，把女性的退休年龄从55岁调升到60岁，来达到“男女平等”。这联系到中国正在面对的人口老龄化、少子化、劳动人口减少的计时炸弹。

政府的社保资金已经开始见底。根据中国社科院的报告，中国32个省级地区当中，近半的社保预计会在2022年出现赤字，而2015年只有6个省份。这个议题有可能会触发重大的社会动荡。2013年一项民调，显示95%的民众反对提高退休年龄。

2027年，印度预计会超过中国，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劳动力的下滑，预计2017到2037年劳动人口将从7.59亿减少到6.61亿，将会对经济以及中共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及军事大国的计划受到打击。

另一个形成中的危机就是急速膨胀的债务水平。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资料，中国的公共、企业与家庭总债务从2019年GDP的255%增加到2020年的280%。加上外债，这个数字更加增加到GDP的295%（人行估算外债为GDP的14.5%）。2020年中国的经济仅仅增长2.3%，债务却大幅上升。这是不可持续的状况。

权力斗争

今年两会最重要的特点，并非上头条的政策“决定”，而是习近平派系进一步巩固他的权力。中共党国内正掀起了一场权斗。为了在明年党大会中连任第三任期而铺路，好让他能够成为终身领袖，习近平大力强化自己的控製。

习近平不断集中权力到自己手中，放弃了1980年代邓小平政权所建立内部製衡和监督的“集体”威权统治，这是严重危机的警号。随着习近平对于社会的镇压不断加剧，其政策也激起越来越大的反抗（如同过去在香港及内蒙）。实质工资的下跌也引起了工人阶级的不满，尤其是那些占中国蓝领工人2/3比例的农民工。

美团外卖的骑手在3月8日发起了罢工行动，要求提高工资及改善待遇。另一家外卖平臺“饿了么”的骑手熊焰在上月被捕，他被指控组织外送员的独立工会。中共独裁对于独立工会是零容忍的。

香港

两会也为香港订立一套新的政治製度，意味着香港的有限度“半民主”议会製度寿终正寝。中共打算对于香港施加更强硬的威权统治。上周，当局动用国安法逮捕、起诉了超过40名泛民政治人物，并将他们收押。他们将会在5月再次上庭，面对“串谋颠复国家政权”的控罪。这显然是为在北京的人大政协会议造势。上周的香港审判异常混乱而残酷，法院开庭至凌晨，数名被告体力不支晕倒，这是故意为了展示习近平政权的力量，发出坚拒欧美西方势力“干预”的信息，警告所有试图挑战当局的人。这同样剑指那些试图组织起来维权的中国工人，以及中共党内越来越不满习近平政策方向的反习派系。

中国：习近平的虚幻世界

中共独裁政权描绘的中国现况和中国实情之间存在巨大且愈来愈大的落差。随着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纪念日临近，中国的独裁者习近平需要不断的“胜利”，以确保明年政治局换届之前的地位。中共的宣传机器已经陷入疯狂。

同样，对于习近平令人作呕的个人崇拜也达到了新高度（或深度）。 2月，《人民日报》在一篇庆祝中国脱贫“全面胜利”的文章中，提到习近平的名字达139次。正如我们将要说明的那样，习近平的脱贫攻坚战是脱离现实的又一次宣传上的成就。最近被网络审查屏蔽的一个字眼，揭示了习近平政权对于批评声音多么敏感：“翠”字作为一种抗议的方式，在中国网络传播起来，因为这个字也可以解读为“习习卒”，即“习近平死两次”。

习近平在国内外面临多重挑战。对于他的政权和中共来说，这是前所未有的危机，甚至可能是生死存亡的危机。许多新政策和声明表明了这一点，包括有关“防范金融风险”（中国的债务水平现在已经超过日本的最高水平）、在2027年之前加快“国防和军队现代化”（以应对拜登执政时期肯定会延续的美国压力）、以及习近平旨在提高中国的消费支出，以此来抵消全球化和反华保护主义政策影响的过于復杂的“双循环”战略。

中共二十大

习近平还面临着党国内部挑战。关键问题是明年的中共二十大，习近平的目标是打破传统的任期限製，打算再任第三届中共中央总书记和中国国家主席。他计划成为“终身主席”。在2012年至2017年的第一个任期中，习近平发动了中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反腐运动，成功地平息了高层派系的权力斗争。实际上，这掩饰着针对派系的清洗行动，目的是清除他的敌人并巩固习近平手中前所未有的力量。正如我们所解释的那样，中国政权的特征从“一党专政”演变为“一人专政”。

但是，由于在社会和国际关系方面的危机，中共内斗再次加剧。如今，这场权力斗争是自1989年天安门大屠杀前后最严峻的一次。尽管习近平目前较可能成功地继续他的统治，但在党国上层日益成长的不满情绪和派系操纵可能会迫使他做出妥协。2022年二十大之后的时期可能会看到不同的势力组合，和中共内部更大的不稳定性。最终，统治阶级内部的冲突反映了社会进程和工人阶级不满情绪的上升趋势。

党国内部的分裂并没有明确或清晰的分野，这些分裂根本上无关政治分歧，而事关权力：中共的高层是控製着庞大商业帝国的资本主义寡头的集合。在这些人当中，越来越多的人感到悲观，认为几乎所有事情都出了问题。

因此一些反习派人士不满习近平在与澳大利亚、加拿大、印度和臺湾之间的争端之中，他的极端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强硬的战狼外交。这一部分的统治阶级宁愿回到邓小平更为谨慎和务实的“韬光养晦”外交政策，以此作为降低全球紧张局势（尤其是与美国的紧张关系）的手段。

反而，习近平的政权像一只竖起脖子的伞蜥一样，夸大其经济实力和全球能力，一定程度上为了外交，但更重要的是，它仍然增强了习近平继续统治所需的大汉民族主义“强人”光环。中国的侵略性外交政策——在与印度的争议边界上、在臺湾海峡和南海进行的军演升级、为报復华为创办人之女孟晚舟在温哥华被逮捕而拘留了两名加拿大公民，都具有双重目的：向外国政府施压、也要养活国内的宣传机器。

加倍镇压

不安的另一个原因是镇压的持续增加。这一直是习近平统治最显着的特征。反习派基本上没有真正的自由主义者。他们都不会拒绝命令警察镇压街头抗议或工人罢工。但是习近平在香港、内蒙古、（以及更明显的）新疆的残酷镇压显现他的“默认做法”，而只要他的强硬政策遇到阻力，他的“默认做法”就会加倍，这反而会适得其反。

蔡霞说，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进入了一个“精致的新极权时代”，已经超越了毛泽东甚至希特勒的极权主义。

这至少有四个原因。首先在新疆，险恶镇压已经达到了奥威尔式的水平，并没有实现“稳定”这一既定目标。它终究再推动中国走向革命性的爆炸，中共的某些阶层对此感到恐惧。香港2019年一地的群众性民主运动预示了中国的前进方向。其次，这为拜登和其他西方元首提供了可以重大影响全球舆论的武器，并在“人权”和“民主”的叙述背后隐藏他们对中国的冷战策略。

第三，习近平政权的暴政甚至与过去相比也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因为它也直接在内部监视和管控中共精英。中共久负盛名的、培养未来高官的中央党校的前教授蔡霞说，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进入了一个“精致的新极权时代”，已经超越了毛泽东甚至希特勒的极权主义。“不同在高科技，就是我们讲的信息化大数据的监控。他可以做到精准监控每一个人，他可以二十四小时全方位立体全天候地来监控。”她在2020年9月19日接受自由亚洲电臺访问时说道。

蔡霞于2020年逃到美国，与中共部分太子党（中国的“红色贵族”）关系密切。太子党是中国资产阶级的核心，这一派最初支持习近平（习近平本人也是太子党），但现在对于习近平愈加不满。蔡霞说，习近平的统治派系被称为“之江新军”（或“浙江帮”），得名于这些许多人最初起家的省份，他们仅得到约10%中共党政中高层的坚定支持。现阶段，大多数人不愿公开反对习近平。他们的“支持”是被动的。尽管出于派别目的，蔡霞可能夸大了对内部力量对比的解释，但其他重要的事态发展证实了在党国各个层面上普遍存在但沉默（甚至可以说是“消极对抗”）的不满现象。

最明显的体现是习近平与总理李克强之间日益公开的权力斗争。由习近平派系控製的国有媒体甚至审查了总理的讲话，这是自1960年代文化大革命以来从未有过的事情。自2012年与习近平就任以来，李克强一直保持低调。但是在过去的一年中，他成为中共内部异见者的代言人，通过媒体采访丢出了许多“重磅炸弹”，间接批评习近平的政策。去年5月底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结束时，情况就是这样。李克强向媒体宣称，中国有6亿人（总人口的43％）每月收入不超过人民币1000元。这是对现实的检验，是对于习近平通过官方表彰大会自夸的脱贫攻坚战的嘲讽。

蔡霞的说法揭示了很多东西。她告诉自由亚洲电臺：“除了‘习家军’以外，大家都知道这样子下去不行。”尽管习近平越来越招人不满，但蔡霞承认，习近平不能通过“正常”程序换掉。她的结论是：“或许在一个偶然的突发事件或者偶然的导火线， 一下子就把局面给炸开了。”

酝酿反抗的第四个原因是，习近平的极端警察国家措施导致中共政权丧失预测和应对新危机的能力。当新冠病毒在武汉开始爆发时，这在全世界范围内造成了毁灭性的后果。尽管当局后来有意识地掩盖疫情，但事实是，在2020年1月20日之前的关键几周裏，习近平政权自身也被党国对掩盖真相的热衷和国安机关的行动遮蔽了双眼，国安部门在每次有人试图警告疫情时往往会迅速镇压。

中国製度的“优越性”

直到西方政府在大企业的压力下对于疫情悲剧性地应对不力，习近平才得以转移公众註意力，并从武汉疫情防控不力中部分恢復过来。面对突然的危机，武汉并不是政府瘫痪独有一例。从2019年6月开始在香港爆发的上百万人示威游行，以及一年前特朗普政府的首次贸易战攻势，是习近平政权无法预料的两个事态发展，最初受到惊吓而无所作为。

中共宣传的一个关键主题是中国（极权主义）政治製度相对于“西方民主”的“优越性”。中共喉舌声称，防控疫情的“胜利”、2020年中国的经济反弹以及脱贫都表明了中国製度的“优越性”。同样，中国的“疫苗外交”将大量中国製造的疫苗运往较贫穷的国家，被用来进一步羞辱西方帝国主义的冷酷。显然，资产阶级民主于全球（但特别在美国）的深刻危机，随着像特朗普这样的不稳定而专製的人物的出现，对中共的宣传非常有利。

但是，历史上的资本主义偏爱议会或“民主”政府而不是军警独裁製度，还是有原因的。在资产阶级民主製中，资本家的弊处在于工人阶级赢得了某些有限但至关重要的政治权利：组建工会、政党、自己的媒体，并利用这一民主空间来辩论和澄清所需的思想和斗争方法对抗资本主义。在像中国这样的极权资本主义社会中，上述所有这些权利都被残酷地压製了。

但总体而言，资本家更喜欢“民主”製度，因为它提供了更稳定的统治形式。 “多党製”（几乎所有党派都是资本主义政党）可以充当释放群众压力的安全阀。议会民主机关、媒体、司法机构包含“製衡”机製，以监督统治集团来防止其偏离资本利益太远。

相反，极权主义政权，特别是在经济危机和阶级紧张局势加剧的时代，往往会陷入重大危机并崩溃。中共和中国的资产阶级中没有任何一人贊成转向资产阶级民主模式。天安门广场群众民主运动（在300多个城市进行群众运动和罢工）遭到镇压后，资本主义在中国得以復辟，但是邓小平政权有意识地选择了保留了重要的国家控製并拒绝资产阶级民主的资本主义復辟道路。

中共的自由派分子主张的“政治改革”，只是提出改良的、更少镇压的、更少的政治和社会控製的专製统治。但是，在正在进行的中共权力斗争中，肯定有些人很羡慕美国统治阶级，因为美国统治阶级可以通过选举他们能够解决他们的“特朗普问题”，而“中国的特朗普”却无法用选举解决问题。

中共成立一百周年

中共成立百周年纪念活动将伴随海量的民族主义宣传，传达这样的信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但是纪念活动还有另一面：活动将被习近平派系把持，作为内部权力斗争的武器。个人崇拜将达到一个新高度，以巩固习近平作为“毛泽东以来最伟大的领导人”的地位。这样做的目的是确保明年二十大和习近平做第三届之前不会出现任何失误。

一个世纪前鼓舞中共先驱的思想——阶级斗争、反资本主义、民主、国际主义和俄国革命——对于当今统治者则是“颠复国家政权”的话题。它们将被掩盖在民族主义主题下，如打击“臺独分裂分子”、抵抗“反华势力”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復兴”。

考虑到二十大，习近平在未来一年内将经受不起任何重大挫败——不能有新的香港抗争般的社会爆炸。拜登在任期的头几周，就臺湾、南海和中共对香港的政治压迫施加压力，而北京可能试图通过至少在某些特定领域（例如气候变化）提供合作来缓和紧张局势。不能排除可能会出现有限的缓和过程，但它是脆弱且短暂的。在国内，我们可以期待一系列“胜利”的到来，这些当然都是由习近平精心设计的。

这一系列“胜利”包括经济方面。尽管是1976年以来的最低增速，但中国仍是2020年唯一实现经济增长的主要经济体。与以往一样，中共一直在耍一些统计手段。尽管如此，依官方数据，中国去年的经济增长了2.3％，而德国萎缩了5％，美国萎缩了3.5％。

今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预计将增长8％，有些甚至预计将增长10％。虽然这很引人註目，但今年的GDP增长表现将因2020年以来的低基数效应而被夸大。即使2021年的增长率为8％，2020、2021两年的復合增长率也将低于6％，换句话说，延续了自2019年（6.1％）以来增长放缓的趋势。

K形復苏

此外，中国经历了K型復苏。根据《中国家庭金融调查》，年收入超过30万元人民币（约合48,400美元）的人（仅占人口的5％）的财富有所增加。但是至少2/3的人口实际收入下降。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0年的前三个季度的实际可支配收入仅比前一年增长了0.6％。相比之下，2019年的这一数字为6％。

家庭债务水平在过去五年内增加了三倍，到2020年增加到GDP的62.2％，而美国的这一数字为76％。在这方面赶超的速度令人震惊：2008年，中国的家庭债务占GDP比例为18％，而美国为99％。最重要的是，这源于中国房地产市场泡沫，而中国房地产市场价格是世界最高之一。据《中国日报》报导，上海、深圳和北京的住房价格在全球排名第四、第五和第六，而香港是第一。

在去年，没有一个省份提高最低工资——2009年来首次出现这种情况。所有迹象表明，2021年将继续冻涨最低工资。这解释了为什么在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后，人均消费在2020年下降4％——自1969年以来的首次下降。去年奢侈品市场增长了近50％。因此，2020年实现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不是基于强劲的消费（消费是习近平“双循环战略”的核心目标），而是基于这种所谓的战略要避免的因素：更高的债务水平、对于出口更大的依赖性和房地产泡沫。

由于疫情和其他国家的连续封城造成的意外收获效应，2020年出口增长了3.6%。中国成为“万不得已的出口国”。上半年，中国用于抗击新冠肺炎的关键医疗产品的出口增长了两倍多，从180亿美元增至550亿美元。电子产品出口也出现了类似的增长，尤其是在家工作的产品。这些意外收获无法重现。

据中国人民银行（央行）称，已经严峻的债务水平进一步攀升，到2020年，中国的公共部门、企业和家庭债务加在一起达到GDP的280％，高于2019年的255％。如果计入外债（中国人民银行估计为国内生产总值的14.5％），则这一数字将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约295％。随之而来的是，中国有2.3％的温和增长是通过其有史以来最大的债务增长而实现的。这是不可持续的。中国债券市场的压力，加上一些大型国有企业的一系列违约，表明金融体系出现了首次严重的裂痕。

左翼思想的增长

然而，根据上海胡润百富榜，对于其中大多数是中共成员并融入中共国家权力结构的超级富豪来说，2020年是“有史以来财富增长最快”的一年。在这一年中，中国新增了257位亿万富翁，每周新增5名亿万富翁。他们的财富总和增长了60％，达到4万亿美元。

胡润研究院指出，中国拥有1058名亿万富翁，“抛离”美国的696名。在中共成立百周年纪念日，我们将看到习近平政权歪曲政治现况、掩盖1920年代共产党人的阶级性和政治与当今专製资本主义寡头统治截然相反的现实。

中国一名托洛茨基主义者评论道：“十年前，中国互联网上声音最大的意识形态是自由主义。现在左翼占主导地位。几年前，阿裏巴巴董事长马云被尊称为‘马爸爸’，现在他被称为‘吸血鬼’和‘邪恶的资本家’。”

中国青年与日具增的政治激进化，尤其是“泛左翼”（其中以“毛派”为最多）的迅猛增长，对中共来说是一个麻烦，以及潜在的破坏性发展。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中国，我们看到的不是传统毛主义。相反，这已成为多个左翼思想的通称。

中国许多年轻的毛派支持国际主义、女权主义、LGBTQ和少数民族权利。这些青年深刻批判甚至反对亲资本主义的中共政权；当然了，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他们需要小心翼翼进行批判。换句话说，他们与国际上一些毛派有着截然相反的立场，国际上的毛派往往热切支持习近平政权及其在新疆、香港的高压政策，并反对工人罢工。

ISA在中国的一名支持者说：“在2020年疫情期间，我註意到中国年轻人正在向左转。”他说，反建製意识的增长现在在社会中很普遍，其中包括但不仅限于毛主义的增长。“十年前，中国互联网上声音最大的意识形态是自由主义。现在左翼占主导地位。几年前，阿裏巴巴董事长马云被尊称为‘马爸爸’，现在他被称为‘吸血鬼’和‘邪恶的资本家’。”对贫富差距日益拉大（尤其是对来自中国内陆贫困省份的2.9亿农民工的卑微待遇）的愤怒，是当今政治激进化的主要推动力。

脱贫

习近平脱贫“全面胜利”的庆祝活动是为了转移人们对这些现实的关註。中共政权不仅宣称这是“人间奇迹”，甚至还将“贫困”一词从脱贫机构的正式名称中拿掉，这让将来禁止所有提及“贫困”更为可能。

毛派网站“红色中国”的编辑之一陈洪涛因在2月份发布一篇文章揭露了脱贫运动假象而被捕。在这个话题上，与许多其他话题一样，人们普遍不相信中共政权所声称的，中国的左翼人士尤其不会去相信，而国际上的新斯大林主义“左翼”似乎很乐于相信这些荒谬绝伦的宣传。

习近平的“脱贫攻坚战”于2013年发起，其明确目标是到2020年底使剩余的1亿人口摆脱“极端贫困”。鉴于他在这场“战争”押上了自己的个人声望，因此他不可能错过这个期限。现实再次为了这个独裁政权的存续而被窜改。

政府投入了1.6万亿元人民币用来扶贫，用于一些极端贫困地区的道路和基础设施投资以及1000万人的搬迁。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为实现其脱贫目标而普遍伪造数据、强製执行和伪造成就。这场脱贫运动采用了非常低的“极端贫困”标准，即每人每天2.30美元。这低于世界银行提出，适用于印度的每天3.20美元的贫困线，并且低于为中国这样的中高等收入国家所建议的贫困线的一半。

国产疫苗触礁

中共当局宣传掩盖现实的另一方面，在于中国抗击疫情的实况。习近平在去年9月8日北京举行的表彰大会上宣布了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胜利”。这时庆祝还为时过早，因为之后又爆发了新的疫情。虽然按国际标准，新一波感染数很低，但这却带来了数次大规模的封城措施。

在与北京相邻的河北省，1月有超过2200万人被迫关在家中一周以上。这实际上是2020年武汉封城规模的两倍。在新疆（2020年7月至2020年8月）、吉林和黑龙江（2021年1月）也发生了类似的封城，波及数千万人。北京与地方政府之间存在摩擦，据信部分政府太过急于实施封城。这也是中共内部权力斗争的一个特征。

目前，中共政权推出的疫苗遭遇碰壁。尽管中国的全球“疫苗外交”取得了一些进展，向以中、低收入为主的80个国家（西方国家及他们的疫苗公司冷落这些国家）出口疫苗，但其国内施打疫苗计划进展不顺。根据2月15日《南华早报》的一项分析，中国向国外运送的疫苗数量（4600万支）超过了用于本国的数量（4050万支）。

中国不仅面临着给相当于美国四倍的人口接种疫苗的挑战，而且还面临着公众的广泛不信任。这是因为在过去几十年中发生了许多涉及不安全、过期和受汙染的假疫苗、药品和食品丑闻。缺乏透明度以及中国疫苗生产商拒绝透露一些试验数据，加剧了公众的疑虑。在上海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一半人口不打算接种疫苗。根据另一项调查，在浙江医务工作者中，只有28%愿意施打国产疫苗。

迄今为止，中国疫苗仅被批准用于60岁以下的人群，与西方产疫苗相比效果不佳。科兴疫苗在巴西的试验中仅达到50.4％的有效率，而在印度尼西亚则达到65.3％。相比之下，辉瑞疫苗的有效率为95％，而莫德纳的有效率为94.1％（两家都是美国公司）。英国《金融时报》报导，科兴在中国的工厂出现了生产延迟，以及存储疫苗所需的进口玻璃小瓶发生短缺。

对中国疫苗的质疑也削弱了其全球外交攻势。去年12月，柬埔寨独裁者洪森（过往非常亲中共）拒绝接受中国疫苗，除非其获得世卫组织的批准。他说：“柬埔寨不是垃圾桶。”

尽管世卫组织仍在评估中国的疫苗，但柬埔寨政府已于1月份接收了第一批疫苗。但是现年68岁的洪森还是在中国官员的建议下放弃为自己接种。他说：“该疫苗对60岁以上人群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仍在研究中。”在菲律宾，另一位独裁统治者杜特尔特（Rodrigo Duterte）正在推广中国的疫苗，在民调中被问及的受访者中，只有不到20％的人对中国疫苗有信心。

匈牙利是唯一使用中国疫苗的欧盟国家，这当然与右翼奥尔班（Orbán Viktor）政府突出的反欧盟立场有关。但是2月份的一项调查显示，只有27%的匈牙利人愿意接种中国疫苗，在执政党的支持者中这一比例则上升到了45%。

尽管习近平虚张声势，而且担心在中共庆祝成立百周年之际不能让任何事来“破坏党”，但习近平政权仍将面临许多现实考验。债务危机、与美国的持续冷战，以及担心西方国家加快接种疫苗后可能改变与中国的力量平衡，这些挑战都预示着未来的动荡。工人和青年之间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意味着新的斗争爆发是不可避免的，而真正的社会主义思想将迎来更广泛支持。

捍卫中国女权主义抗争者！

中国女权运动人士再次遭受打压。中共专製惧于女性日益的激进化，而这一激进化正是社会上及青年人中更广泛的激进化趋势的一部分。 

这些打压都有着相似的模式。首先，女权主义者遭到亲中共的民族主义网军有计划地恶毒围捕。政府在网络上煽动着歇斯底裏的反女权攻势。之后，女权运动知名代表的社交媒体和群组被关闭。她们被扣上“汉奸”的帽子，并被噤声！

3月底，四川成都的一间餐厅裏发生了一起攻击事件。两位女性因劝阻一位男性吸烟者而被攻击。这名吸烟者一气之下向这两位女性泼洒灼热的液体，这个事件被这两位女性用手机拍了下来并发上微博。这名男子说：“不抽烟的男人不是男人”——讲出这句话对他没有任何好处。 

这两位女性分别是知名女权运动人士肖美丽与郑楚然。郑楚然是2015年的三八国际妇女节前夕被捕并被拘留一个月的“女权五姐妹”之一。 作为全球声援行动的一部分，当时ISA在香港组织了声援抗议，要求释放五人。 

右翼网军

肖美丽关于成都餐厅遭攻击事件的内容在网络上疯转，起初得到了绝大部分人的支持，有支持言论来自一些与政府部门相关的帐号。次日，有民族主义大V在微博上对这些女性发起了攻击，他们贴出肖美丽在2014年声援香港雨伞运动的“历史”照片。网军们遂违背事实，给她贴上支持“港独”的标签（港独并非雨伞运动的目标，但是中国民族主义者用这个标签来攻击所有支持或同情香港民主运动的人）。随之而来的是数以百万计的海量网络攻击。 

另一张照片显示，郑楚然戴上了一条黄丝带（代表支持香港民主运动）。她被指控为“臺独”分子（另一项中共治下的禁忌话题）。这两位女性和其他女权主义者遭到暴力威胁和指控，包括“崇洋媚外”、“反华”、“CIA间谍”。 不久之后，肖美丽的微博帐号被微博关停，而这些网军则弹冠相庆。 

这一波攻击正采取了我们熟悉的将厌女思想与民族主义相结合的模式。这些攻击背后的右翼民族主义势力，实际上是中共政府的侧翼力量，并受到中共的庇护。他们的核心主张是民族主义，但也包括社会保守主义——因此讨厌女权主义。他们指责女权人士被外来价值观“腐化”了、一切都是西方“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的阴谋。这些民族主义者支持独裁同誌、（中国帝国主义）强国梦和大汉族主义。他们煽动针对穆斯林等少数民族的种族主义。其中一部分人正在朝向法西斯主义发展。 除了这个“非官方”的网络水军，中共国家机器还直接雇佣了200万名全职网警和2000万名兼职网警。 

超过20个女权主义者和女权组织的帐户被微博关停。微博方面声称她们的言论是“有害”、“非法”、“煽动群体对立”。其中一名女子告诉CNN：“我们遭到了全互联网海啸般的打击，被集体噤声。”很明显，中共是此次打压的幕后主使。但问题是，当局为什么要这么做？ 

“6B4T”运动

另一独立但与前述打压关联的发展，是超过10个女权小组在另一个社群网站“豆瓣”上被封杀。豆瓣是提供给年轻人的一个书评和影评的平臺。在此次打压被封杀的女权小组，一共有超过4万成员。 

这次打压的目标主要是激进的“6B4T”支持者，她们在不断高涨的中国女权浪潮中仍是属于边缘的少数，她们主张不与男性恋爱、婚姻、生育等等。“6B4T”运动始于和中国一样是儒家社会的韩国——韩国资本主义非常父权、对女性的压迫十分严重。 

“6B4T”能够获得一群以中国年轻女性为主的追随者，实际上不难理解；由于强硬的极权资本主义政权不允许任何形式的集体抗议、组织、政治活动，因此社会上许多群体都有着极度的无力感。在资本主义復辟后，中共恢復了很多在20世纪50—70年代革命时期被消灭或冲击的父权控製架构。 

在今天，中共认为更多的妇女权利阻碍其统治和“大国崛起”使命的完成，而实现这些的动力，随着中美帝国主义冷战冲突的加剧而强化。习近平政权没有变得更开放、更民主、更容忍各种抗议，反而变得越来越高压。当局对新兴女权运动和女权意识的态度有着矛盾心理。尽管当局极力压製，中国的#MeToo运动所引起的关註已反映了这一主要趋势。最近一个案例是，4月15日武汉大学一名副教授被开除，该副教授至少性侵了18名女学生。因受害女性挺身而出揭露施暴者，拒绝掩盖这件事，这起案件得到了全国社交媒体上的广泛关註。 

中共当局不敢直接大规模镇压、逮捕或迫害女权人士，否则当局将与一大部分社会舆论产生冲突，而社会上很多人对妇女的现时状况感到不满。与此同时，中共担心女权主义会得到越来越多的支持，而他们最害怕的是所有不受其控製的社会发展。即使这些运动未有组织（2019年的香港也没有），但是思想一旦进入群众意识就会对统治精英（包括中共独裁）造成威胁。

人口危机

中国女权人士遭攻击的另一个关键性因素，是中国出生率的灾难性下跌、达到了1949年以来的最低水平，而去年又下降15%。广东省人口发展研究院院长董玉整表示，未来五年，每年的出生人数可能会下降到1000万以下。对比一下1987年（计划生育实施7年后）：当年的出生人数为2500万。 

中国人口正进入下滑时期，在中美冲突的历史性背景下，这对习近平来说更加棘手。“世界工厂”的劳动力规模已连续8年下降。中国人口问题的原因很復杂，部分是由于计划生育的遗留问题所致。虽说限製只生一胎的政策于2016年取消，但这并未能扭转人口出生率下降的趋势。这更是因为在中国生育的高昂成本：教育、住房和医疗都花费甚钜。 

在重新推广落后的儒家思想宣传后，习近平政权推崇异性婚姻和“家庭和谐”，视这些为确保政治和社会“稳定”的重要控製元素。 因此，女性就像少数民族和渴望民主的香港人一样，必须受到钳製。中共过去还是股革命力量时，他们曾激烈地反对儒家思想，儒家强调服从权威：臣对君、妇对夫。资本主义在中国的野蛮復辟摧毁了妇女在工作和学校中的地位，甚至让前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想和社会结构得以復活。 

中国青年人生活压力大，经济状况不稳定，家庭债务水平飙升，这尤其与住房开支有关。这些对结婚生子的抑製作用愈发显着。据官方统计，2019年结婚人数从2013年的2380万下降到1390万，降幅达41%。计划生育的遗留问题，以及非法但普遍存在的性别选择性堕胎，导致男性人口比女性多3000万。目前每年从缅甸、柬埔寨甚至乌克兰等较贫穷国家向中国贩卖的进口“新娘”数以千计。 近年来，政府更积极地推出政策鼓励妇女多多生育。 

在最新的五年规划（2021-2025年）中，政府正在计划“改革”养老金，以“平等”之名打算将妇女的退休年龄延迟五年（也就没收了应得的养老金）。 当局去年通过了新的《离婚法》，强製规定了30天的“冷静期”——这一政策受到女权主义者和左翼人士的广泛批评。 这项政策使离婚变得更加困难，因为如果一方在30天内反悔，离婚过程必须重新提出新的申请。 

“女性们团结吧”

在撰写本文时，女权平臺仍被继续封杀。 民族主义的反女权政治猎巫未曾收敛。一些人甚至猜测，这场打压可能还有另一个动机：习近平政权希望在其试图缓和与美国的紧张关系（这在中国民族主义者中并非受欢迎的做法）时转移民众的註意。

对女权社交媒体帐号的攻击引起了大量关註。2018年对电视节目主持人朱军提起性侵诉讼的知名女权人士弦子，声援豆瓣遭打压的姐妹们。“#女性们团结吧#”标签在微博上纷纷出现来抗议封杀，阅读量接近5000万次。 

针对女权团体的打压也是一个警号——习近平政权正准备加剧对所有其他反对声音的镇压。这可能包括工人斗争、左翼青年、少数民族、调查记者和其他人。 对习近平来说，明年的中共二十大和他第三个任期的历史性加冕（他盼望终身统治）是压倒一切的优先事务，他对社会和政治动荡的恐惧变得更大。改变这局面的关键，妇女斗争、维护少数民族权利与组织独立工人运动需要相互联系起来。这些不应是彼此独立的“单一议题”，而是联合起来形成被压迫者反对资本主义、父权製和极权主义的运动。 

中国人口危机　罪魁祸首是资本主义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去年全国新生儿的数字比2019年大幅下降15%。此前，出生率已经连续3年下跌，这对中共独裁政权的现代化及大国野心造成严重了挑战。虽然世界上许多工业化国家都面对人口老化的问题，但中国的独特之处在于其大部分工业仍然依赖劳动力密集的生产模式。

中国现时每名女性的平均生育率，远远未达到维持现有人口的水平。在资本主义极为不平等的时代，人口老化会导致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今天中国的城市裏很常见的“4-2-1”家庭结构（１名有全职工作的成年人要供养2名父母和4名祖父母），对劳动者来说造成灾难性的压力。

“解决方案”

中共为此实施了几项“解决方案”，但由于资本主义的短视及矛盾的本质，所有这些政策都必然失败。首先，他们试图将计划生育中一孩政策松绑，变成“二孩政策”。这在2015年10月修法的时候曾一度刺激了出生率，但出生率很快又回到下行趋势。这是因为出生率下降的背后成因都没有改变——生活成本高、工时长以及养育子女的开支甚巨。最新的报告估算要养育一名孩子，从出生到17岁的费用为19.1万元人民币，其中城市的孩子需要27.3万元，而在农村则要14.3万元。而这个国家正如总理李克强指出：“有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人民币）”。

再者，当局的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模式，是透过大量引入上亿农民工到城市裏打工，而这些“无根二代”被实质上剥夺了生育权。这些农村户口的工人没法获得只有城市户口才能享受到的社会服务。因此，对这些农民工来说，养育孩子基本上不可负担，就连公立学校对于外地户口的儿童也会收取私立学校的学费。

事实上，中共政权为了应对人口老化与劳动力下降的问题，当局正推动多项政策，但长远看这些政策实际上会导致出生率进一步减少。其中最主要的政策，“十四五”规划会调升退休年龄，从男性60岁和女性55岁变成男女同样65岁。中共政权希望从不断减少的劳动力中榨取更多利润，准备要在帝国主义冲突中与美国一较高下。

而采取这种政策来“适应”人口老化是十分短视的，强迫工人工作更长时间更会讽刺地导致出生率进一步下降。第一，能够帮助双职父母带小孩的退休祖父母将减少。第二，劳动市场的竞争也会加大，进一步打击工资水平，也就更难以负担养小孩。在疫情之前，毕业生已经很难找到工资好的工作，根据外卖送餐公司美团在2018年的调查，15%的外卖骑手持有至少学士学位。

资产阶级评论员只看到当中的讽刺，但马克思主义者不同——我们看到工人的超额剥削与大量失业之间的紧密联系。没有维持社会上的一部分人失业，就不能够压低工资，也没有心理恐惧使得被超剥削的工人不敢反抗以争取更好的条件。当然，低工资和恶劣工作条件的得益者就是中国的资本家，他们在2020年全国的美元亿万富翁的人数就增加了257人。

人口控製

对于社会主义者而言，“人口控製”的问题只存在于资本主义製度，这个製度无法完全地运用社会的生产劳动力，导致超额剥削和就业不足。不过，现代生产技术其实能够实现社会的富足，不论个人选择生育与否。

在社会主义下，人口老化将不会是个问题，在现代科技的帮助下，加上充分实践民主计划生产的潜能，就算是劳动力减少也能维持全体人口的高水平生活。我们主张全面的生育自由，不论是控製生育的权利，抑或是生育子女的权利。归根究底，废除资本主义就代表废除父权製度，并实现全面的社会医疗、托儿服务，还有社区洗衣、清洁、食堂服务。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能从不断打击生活的循环解放所有工人，而妇女也能够从家务劳动和强迫养育儿女中得到解放。

中国：女权小组遭打压 斗争已成重要趋势

4月17日，WHU性别性向平等研究会在武汉大学组织了一场游行，目的是声援遭攻击的女权博主肖美丽和最近豆瓣上被大批封禁的女权小组，同时还有“武大狼事件”的受害者们。毋庸置疑的是，当局对任何性质的群体性事件的反应极其迅速，该行动很快被平息。4月20日，因“网络上出现了恶意曲解此次活动目的以及社团性质的言论，并被大肆发酵传播，对学校、社团以及社团成员均产生了预料之外的负面影响”，WHU性别性向平等研究会小组发布声明，宣布停止活动。

这次的活动反响激烈，“武大狼事件”是其中的一个直接原因。

“武大狼事件”

“武大狼”，顾名思义，武汉大学的一匹狼，一匹色狼。4月12日该事件在武汉大学的一个匿名平臺上曝光，热度不断升高，一名杨姓副教授曾在2017年和2019年两次因为性骚扰事件收到学校的约谈和警告，但没有实质性的惩罚。而直到这一次该校党委在下午就对此事作出了通报，暂停了该副教授的教学任务。4月15日学校官方发布声明解聘该副教授。此事冲上微博热搜。

在此之后，微博女权游行在16日进行。次日，WHU性别性平研究会在武汉大学内游行。两次游行虽然在网络上激起了一丝水花，但最终还是石沉大海，连一点存在的痕迹都难以寻找。现在在“中国局域网”内搜索这两起事件，看到的都是网民（包括很多网军）纷纷指责这类群体性事件的始作俑者背后一定站着一群手眼通天的“境外势力”、这些事情一定是经过精心谋划和长期准备的“反动势力”的阴谋。女性的自发反抗行动被指 “让人生疑”、与境外势力勾结与阴谋煽动颠复国家的帽子，则反映这些民族主义网络水军汙名化女权的企图。在中美对抗的大背景下，亲中共分子抹黑女权主义为西方削弱分化攻击中国的一种战术手段。此前几位被打压的女权主义者和团队，均有“通敌和给西方递刀子”的罪名。

同时我们不得不提及国内左翼对待女权主义者的错误立场。虽然近年不少左翼分子都受全球女权运动启蒙，例如佳士运动中的嶽昕。但不少国内左翼在特殊的舆论环境下对女权主义采取了疑虑甚至戒备的姿态。虽然很多左翼人士以个人参与到了运动之中，在较大一点的官方媒体团队裏却罕见对女权运动公开发表积极的声明。很多国内的左翼认为“女权主义是一种西方的政治正确，是西方的舶来品”，或者“女权主义会造成性别对立，掩盖阶级斗争”都是一个重大的错误理由。女性面对性暴力和物化的问题也加剧了职场上的压迫，致使女工的待遇受打压。阶级和性别压迫都是资本主义製度造成，两者密不可分。还有一部分人认为所有问题的源头都是阶级问题，阶级斗争一旦胜利，性别压迫也会随之解决。他们认为，如果现在舍本逐末去支持女权运动，就会削弱阶级斗争的力量，反倒是女权主义者如果真的想要解放就应该加入到社会主义者斗争的道路中来，接受自己的领导，才能取得真正的胜利。

反对宗派主义

如果这一宗派思想受到广泛左翼和工运的接纳，将会大大阻碍团结斗争，使运动脱离新一波中国青年激进化的浪潮，甚至变成为中共父权和民族主义宣传的帮凶。可见这些国内“左派”的政治观点非常狭隘和片面，完全忽视或拒绝承认对女性的系统性压迫和歧视正是资本主义秩序的一部分。而我们知道：女性主义在中国被汙名化同时有着中共出于维持专製的考量。中共亦极为恐惧对权贵性侵的指控会蔓延至党高层，会大大打击党的面子，更害怕女权运动会形成一个威胁，所以要竭力压製。

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应全力投入在当下的女权斗争，并将之联系至反中共和反资本主义的工人运动。今日的中国女权运动没有 “合法的”发声渠道，但随着经济下行、普通群众生活水平下降、镇压升级带来的不稳定因素越来越多，女权运动有望获得更广泛的受众。我们既为面包战斗，也为玫瑰斗争。团结起来进行斗争，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社会，让性别歧视和针对女性的暴力成为历史。

中国：当局推崇“阳刚之气” 强化性别刻板印象

1月28日，中国教育部公布了一份文件声称，将要求体育教学“更多註重学生‘阳刚之气’培养”等。该文件表面上是在谈强化学生的体质健康教育，但实际上是在回应全国政协委员、国企董事长斯泽夫在2020年5月作出的“防止男性青少年女性化”提案。斯泽夫说，中国许多年轻男性当中出现“女性气质化”的趋势，若不“有效治理”，“必将危害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教育部这番说法一经报导，在新浪微博便引发热议。该话题一度登上微博热搜榜第二名，阅读次数超过170万次。

性别定型

很多网友批评当局加深性别刻板印象与性别歧视。有人质疑“男孩子温柔体贴有涵养，女孩子勇敢坚毅有担当怎么不可以？”也有人讽刺为何不禁止女性男性化；还有人忧心，当局此举会造成更多性格温和腼腆的男生被校园暴力和歧视辱骂。有不少批评者抨击，这种说法相当于将“女性化”视为贬义词、是不尊重女性的体现，应放下性别刻板印象。对官方说法持支持态度的人也不甘示弱。很多反女权人士埋怨“女拳都疯了吗，这样都能打拳？”（“女拳”是对于女权人士的蔑称，“打拳”则是贬义指代进行女权主义批判）

中共政权已经不是第一次如此鼓吹传统的性别角色及刻板印象。事实上，当局近年持续收窄性别议题的讨论空间，有意打压多元性别。2018年9月中国中央电视臺《开学第一课》邀请了一些“小鲜肉”明星做嘉宾，不久，中共官媒《人民日报》、新华社、《解放军报》便在同一天发表文章，指责受邀的韩系“小鲜肉”歌手都是“娘炮”、是“不良”文化。2019年开始，中国媒体开始认定男生戴耳环是“娘娘腔”，因此给戴耳环的男明星进行模煳处理；与嘻哈文化相关的元素、纹身和LGBT符号在节目中也受到审查。

除了媒体报导，公共教育也对于LGBT存在歧视，并且这种歧视受到法庭背书。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的教科书中，有声称“同性恋是心理障碍”的歧视性描述且不愿修正。有LGBT权利支持者将这家出版社告上法院，但经过3年缠讼后仍然败诉。这并不是单一案例——根据2016与2017年的一项调查，中国大学使用的91本心理学教科书中，近半仍认定同性恋是一种病。而中共政府对此表示对LGBT运动“不主动提倡”，实际上是在放任错误的观点在社会广泛流传。由此可见，即使中国在1997年将同性恋除罪化、2001年起不再将同性恋视为精神疾病，LGBT在中国社会仍然遭受各种歧视与挑战。

性别规范、刻板印象、对于LGBT的歧视等性别压迫，都源自必然存在阶级压迫的资本主义製度；而在新冠疫情当下，遭遇这些压迫的人也更容易遭受暴力、出现身心健康问题。资本主义依靠对于妇女的压迫、传统性别分工以及核心家庭结构、妇女的无偿家务劳动来维持运作、减低公共服务开支，自然也会贬低“女性化”特质；在当今中国成为不断崛起的帝国主义势力、需要使用民族主义“战狼”外交、鼓吹军国主义满足中共当局野心时，更需要鼓吹所谓的“阳刚之气”。LGBT的存在也对于核心家庭製度构成挑战，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也受到压迫。同时，这些性别压迫和其他特定压迫一样，都可以被统治阶级利用来分化工人阶级、妨碍共同斗争。

解除刻板印象

就像在世界其他国家那样，在中国，统治阶级用时尚、广告、媒体或法律法规等为所有人树立对于男女两性的性别规范。社会主义者不会接受这种束缚——所有人都应当有按照自身性别认同与性取向生活的自由。当然我们应当尝试每一个渠道，但争取这种自由是没有办法只（或者主要）通过修法或是去政治化的方式来实现的。就像美国“黑命攸关”运动以及杀害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的警察三项谋杀罪成显示的那样，法律上的斗争也需成为群众性政治斗争的一部分。即使是局限于嘉年华会活动的上海骄傲节，也被迫在2020年8月13日宣布终止所有活动，并且未给出任何原因，相信也与当局打压有关。为了根除各种性别压迫，我们需要寻求工人阶级最大团结，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让所有人不分性别认同与性取向都得到真正的解放——不只是法律和文化上免受歧视，也需要物质上的丰足。

中国：“恶意讨薪”谁之恶？

试想这样一个场景：一位农民工在外辛苦一年，工资迟迟未结无处讨要，走投无路，只好举起标语，站在寒冬裏的广场上、楼顶、塔吊上，希望能讨回自己的血汗钱，然后就遭到了相关部门“零容忍”的强力打击——为的是要“保护企业”。

而这，就是发生在今天中国的真实故事。在公检法官僚们的眼裏，工人如果选择了合法途径去参与仲裁，就是企图借法律敲诈企业，该进黑名单；如果选择了“非法手段”去讨要自己的薪水，那更是罪不容赦的“恶意讨薪”，要抓起来通报以警众人的。

如此巧立名目造出的罪行是如此可笑，以至于群众不禁吐槽：工人恶意讨薪，难不成企业是善意欠薪么？

而对于资本家呢？最高检为他们释放了最大的善意。“能不捕的不捕，能不诉的不诉”，于是各地纷纷以不起诉犯罪的资本家为荣，把释放涉罪资本家作为证明本地政绩。“审慎办理民营企业涉罪案件”、“民营企业家改装枪支 检察官不起诉”，如此种种新闻充斥报章，证明了今天中国由资本家当家作主；甘肃省前副省长更是语出惊人，“谁跟企业过不去，我们就跟谁过不去”。

于情于理，讨回属于自己的工资都不可能是恶意的行为；如果说在讨薪的过程中有谁是恶意的，那只能是官员与资本家在打压工人时结成的同盟——他们是秩序的受益者与维护者，而且显然他们都认为企业的发展比工人的生存更重要。因此中国广大的工人阶级必须团结起来，对抗专製政权的“恶意维稳”！

中国：质疑中印边境冲突死亡人数变成“诋毁烈士”

中共当局再次以“保护英烈”为借口打压言论自由。2021年2月19日，新浪微博用户“辣笔小球”发表评论，质疑《解放军报》公布的2020年中印边境冲突中方死伤信息，认为中方阵亡的不只4人；并暗讽解放军团长以牺牲下属性命为代价活下来。之后，“辣笔小球”帐号被禁言一年，其本人在当天晚上被刑拘，在3月1日以涉嫌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被批准逮捕，并在央视新闻镜头前“被认罪”。他的质疑则被南京警方、部分网民、中共与官方媒体打成“恶意歪曲事实真相”“损害英雄形象、伤害民族情感、毒害爱国之心”。

跨国追捕

即使质疑者人在海外，亦可能被跨境追捕。就在“辣笔小球”被刑拘后不久，人在欧洲的王靖渝也因质疑官方公布的死亡人数，以及中共当局为何拖延8个月才公布相关信息，被指“诋毁贬损卫国戍边英雄”，因而被中国公安网上追逃、勒令3天内回国自首，其父母也被停职、被迫每天12小时待在派出所、在家也有警方监视。在绵阳警方针对王靖渝言论发表警情通报后，王靖渝则在评论区大骂解放军死得好、印度军队干得好。这场冲突只是为了争夺面积不大、无人居住的荒野地带。社会主义者不贊同支持中印边境冲突中任何一方（无论印方还是中方）的言论，但王靖渝被指诋毁英雄官兵完全是因为其质疑官方报道。

3月15日，中国知名地产商潘石屹之子潘瑞，也被北京警方发布通报要求回国接受调查处理。事件可追溯到潘瑞在2020年6月23日的一则微博留言“听说（中共军方）至少一个营地被印度活埋”。8个月后，潘瑞的这则评论被翻出来，其微博很快被封锁，而北京市海淀公安分局也声称“已依法对潘某刑事拘留，并对其开展追逃”。值得一提的是，潘瑞曾在新浪微博分享《路透社》“中方可能至少有40名官兵死亡”的报道，并质问这些官兵身份，而中国外交部则否认这则报道。

毫不意外，中共官媒轰炸式批评这些所谓“诋毁烈士”言论，装模作样地强调“诋毁英雄，就是与祖国对立、与人民为敌”。很多网民对于这些事件的反应，也是怒骂这些“诋毁烈士”者、希望他们被判刑，并纷纷分享人民日报製作的致敬边防军人图片——但我们评估民间反应时，也需考虑到中国网络审查之严格、质疑声音极易被消失，以及中共有着庞大的网络水军引导舆论，很多网民也未曾知道这些“诋毁烈士”言论的原话。

扼杀自论自由为实

这一波打击所谓“诋毁烈士”的行动，法律依据为2018年5月1日开始施行的《英雄烈士保护法》。中共当局认为，“学术自由”“还原历史”“探究细节”已经成为歪曲中国近现代历史，并丑化、诋毁、贬损、质疑英雄烈士的借口，而“精日”人士美化日本帝国主义、种族主义的言行也激发了民间对于立法保护英烈的支持。但现实中，这部法律一直被当局用以打压言论自由、封杀一切与“官方历史”或是“正确的人类集体记忆”不符的言论。这部法律声称保护的烈士大多是军人，但现实中退伍军人的权益一直没有有效保障，并在维权时屡遭镇压。

所谓“诋毁烈士”的说法，只是中共民族主义宣传罢了。当局对于改善退伍士兵的生活状况的承诺一直只是空谈，现有的退役军人事务部也无法真正保护到退役军人的利益。真正侮辱英烈的，当属为了地缘政治和经济利益要基层士兵送命、对于冲突和伤亡实情闪烁其词、对于仍活着的退伍士兵则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中共资产阶级政府。

中国：自媒体管控再度收紧——全面噤声时代来临？

中共网信办1月29日召开会议，宣布将“重点整治”自媒体、短视频网站等内地网上平臺。紧接着2月初搜狐、微信等各大自媒体和公众号平臺要求取得《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等相关媒体资质，才能向社会公众提供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如果不具备有关资质，则不能采编发布、评论解读政治、经济、军事、外交领域及重大突发事件等相关信息内容，否则将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和平臺运营规范。

只有官方认可的新闻单位或新闻宣传部门主管的单位才有资格拿到如此严苛的许可证。这意味着从今往后非官方的自媒体无法自由发布和评论时政新闻，而只能转发评论中共喉舌所发布过的新闻，不然就会遭到轻则禁言封号，重则拘留判刑的处罚。

2月19日，微博大V“辣笔小球”就因为在微博上质疑官方对于去年中印冲突中，中共军队伤亡细节的报道而被以定义模煳的“寻衅滋事罪”为名逮捕。即使社会主义者不贊同该博主的政治立场，我们支持公民言论自由的权利，要求立即撤销对其控罪。

禁区处处

近两年裏中国群众运动和重大危机此起彼伏，从香港2019运动、新冠肺炎到内蒙罢课罢工、蛋壳公寓事件。在这些事件中，自媒体往往是群众发声的重要途径。面对群众激进化的压力背景下，政权担心自媒体会成为“不稳定因素”并在民主斗争燃起之时会危及独裁统治，因而不得不发布加强管控自媒体的命令。

表面上看，该政策出臺好像让中共政权更稳固了，但恰恰相反。就好比长城防火墙政策正好揭穿了政权自我标榜的“文化自信”一样，该政策背后表现的，不是政权的自信，而是政权的自卑与脆弱——政权害怕网民通过自媒体评论时政攻击政府、害怕新冷战背景下的任何中国的失利，会打击政权的威信，造成国内的反政府意识。

一方面收紧自媒体管控无疑标誌着大陆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将会大幅受限，公民舆论监督政府为数不多的渠道也将会变为粉饰太平的工具，中共政权自认为短暂地稳定了统治秩序。

但另一方面，就像一年前打压李文亮言论的事件却引起了群众要求言论自由的愤怒呼声一样，现在政权想要通过限製媒体的言论自由来压製反政权的愤怒，想要製造全面噤声时代，但最终必然会适得其反。网络发声和游行示威、议会斗争等手段一样都犹如社会的泄压阀，而堵上泄压阀的独裁高压锅裏面压力只会越来越大，并在有朝一日以大规模社会运动的形式爆发出来。

支持完全言论自由

社会主义者支持完全的政治自由、言论自由，反对中共政权对于各种媒体自由的管控。但是这个目标无法通过仰赖中共党内任何一派来实现，也无法依靠资本家来达到。因为中共独裁製度是和资本主义製度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平时资本家依仗政权的镇压来肆无忌惮剥削工人牟利，在政权需要时各自媒体资本平臺便成为打压言论、新闻自由的急先锋。只有通过我们工人劳动者的民主斗争来打倒亲资独裁政权，并建立工人民主管理媒体的製度才能达到真正意义上的政治、言论自由。

中共延后退休年限　工人阶级需要反抗

在人口日益老龄化的背景下，面对巨大的养老金缺口和疫情带来的财政压力再次升级，中共在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该决策将恶化中国就业状况和劳动者生存条件，并推动阶级矛盾走向激烈。以牺牲劳动者利益换取的举措遭致强烈的舆论反对。中国工人将进一步认清中共政权的本质。无产阶级是时候组织起来、行动起来了。

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矛盾

老龄化：在工人阶级处境不断恶化、物价房价高涨的情况下，人们生育意愿低迷，劳动力不足以及人口老化问题极为严重。在2018年，中国有将近2.5亿人的年龄在60岁以上，占了全部人口的17.8%。一间知名智库表示，在2053年前，这个比例可能超过33%。而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数从2012年开始出现下降，年均减少300万以上，而且减少幅度逐渐加大，预计“十四五”期间还将减少3500万人。2013年开启的“二孩”政策下，中国人口出生率不升反降，进一步了恶化养老金收支情况。

养老金缺口：根据中国保险协会11月的报告，至2025年底，中国的长者人口可达到3亿，到时退休储蓄缺的口就会达到10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养老金收入由财政补贴与征缴收入两部分组成。若不计财政补贴，据人社部的《统计公报》显示，中国养老金从2013年就出现了亏空，2016年更亏空达6504亿元。

该缺口主要是由于资本家拒交社保金造成的，这体现了深刻的阶级矛盾。以《2014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为例，2014年农民工未缴纳养老比率高达83.3%，当时月均工资2,864元，按当前缴纳比例计算，资本家少缴纳了15,686亿元养老金，这是该年度养老金征缴与支出差额2,226亿元的7倍多。而这还仅仅是农民工一个群体的情况。

由于2008年资本主义世界危机，中国从2009年开始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依靠地方政府大幅举债来刺激经济，致使债臺高筑。现在中央政府为免杠杆过高，减少对地方政府的财政支持。去年全国财政赤字达到6.27万亿人民币，比前年上升了近3成，可见在现行製度下难以大增公共开支用以养老。据《标普全球》指出，中央政府今年不再像去年疫症爆发时那样安排特别国债发行，意味着其对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资金将减少10%，而这笔转移支付几乎占地方政府收入的三分之一。

养老金缺口的根源在于生产资料私有製造成的产品分配不公，而中共应对该问题的方法，则是延长资本家剥削劳动者的年限、减轻资本家的付出，这体现了“退休延后”劫贫济富的本质。

就业危机： 中国不少企业实行“ 35岁，45岁”淘汰製度，在退休时间延后，还无法领取退休金的中老人的就业前景将十分灰暗。同时由于新的求职者的涌入入，这将加大工人阶级就业压力。在就业危机的情况下，工人阶级由于处于就业的不利地位，资本家将会对其进行更为严厉的剥削，这将造成工人阶级的普遍苦难。

生命消逝： 随着“996”工作製的普及与就业压力的不断爬升，劳动者的工作强度达到了难以忍受的地步。在这种情况下，延后退休时间就是缩短劳动者的生命时间。部分未达到退休年限的中老年人将涌入低端产业，例如清洁、保安和更辛苦的外送员，这些产业往往对健康损害更为严重。刚从“996”中出离的中老年人，将面对更惨烈的压迫。

据《寿命精算学与退休年龄》的研究，一个人55岁后每工作一年，就将平均减少两年寿命。据此计算，中国2018年男性的平均寿命为77.0岁，若退休时间从60岁延长到65岁，劳动者的平均寿命将为67岁。即是说，一个工人在退休两年后，就将面临死亡。可见，“退休延迟”政策成为了收割工人生命的镰刀，而手持镰刀的死神正是中国共产党与中外资本家。

工人们团结起来奋勇抗争

综上所述，“延迟退休”政策是中共为了维系统治进行的阶级压迫政策，其根源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工人阶级需要有组织独立工会的权利，向资本家发动斗争追回欠交的社保。社会主义者要求取消户籍製度，落实真正的全民退休保障。至于钱从哪来，我们则要向富人征收重税。这样的话党国及民营资本家都会大力抵抗，因此要将整个金融製度应该民主公有化，交给工人阶级民主控製。

中国：人口红利的消失──为什么我们要社会主义的替代出路

四月底，有报道指中国人口正在下降。《金融时报》（2021年4月27日）指2019年中国人口下降到14亿以下。这是50年来首次出现负增长。当局随即否认了《金融时报》的报道。国家统计局没有给出原因下，延迟公布了去年进行十年一次的人口普查报告。报告原本定于4月初公布的。这令人怀疑中共专製正面对尴尬的消息，并试图“修订”数据。“据了解，2020年，我国人口继续保持增长”这是国家统计局在4月29日发布的简单声明，并指具体数据将在人口普查公报中发布。中国正面对人口问题炸弹早已是不争的事实，印度很可能会在2027年取代中国成为世界上人口第一的国家。自2012年起，中国的劳动力每年萎缩。这对中共来说是个大麻烦，特别是现在他们正与美国帝国主义进行经济与地缘政治的生死之斗，经济力量、生产力及适龄工作人口都是决定性的因素。

有时，为统治者粉饰太平的学者们的行为看起来很让人迷惑。在推动延迟退休时，他们疾呼“我国有社会主义的优越性，集体主义精神更强有利于避免发达国家延迟退休中的社会动荡”，“老一辈的人更能忍让、更能吃苦”，彷佛这个国家仍旧是社会主义国家，彷佛中国人民都如同羔羊一般温顺，任人宰割；彷佛一放开政策，无论多穷的人都会敞开肚皮生出大群孩子——以供中国和世界资本主义剥削。

杀鸡取卵

但细想起来，他们的行为又都是有逻辑可言的——为了从普罗大众身上榨出最后一滴油水的逻辑。中共的行为本质上与任何其他的资产阶级政府无异──许多在过去20年也在提高退休年龄、打击退休金。对于依靠廉价劳动力维持经济发展的政权来说，人口红利的消失是令人恐慌的。如果人口结构发生了他们所预期的变化，那么通过高人口存量与低生育率所带来的快速发展就难以为继。

针对老龄化和少子化，央行在工作论文中写道，“人口红利当时用得舒服，事后是需要偿还的负债”，还宣称“应全面放开和鼓励生育”，免得人口结构崩盘。如此种种“政策建议”看起来仗义执言，但是，无论做多少看起来理性客观的评述，他们都无法掩盖这样一个问题：难道老百姓是平白无故地不喜欢生孩子吗？

当然不是。

如果学区房、补习班、备考不会榨干一家人的时间、金钱和精力，如果寒门难出贵子没有发生在现实世界中，如果父母在工作之余还能留出陪孩子的空余——那生孩子都不会是如此令人避之不及的选项。在资本主义的暴力压榨之下，生育只是套在父母和孩子身上的沉重枷锁，是通过代际更替补充工作力的手段；各路媒体为“后浪”所应许的未来从来都没有属于过普罗大众。在阶级固化的社会裏，怎么可能有人容许“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呢？ 资产阶级只会进一步收窄阶级流动的通道，让无产者好好地当一枚社会的螺丝钉。

归根结底，只要资本主义製度还在压榨中国人民，那么所谓放开和鼓励生育就只能是为资本提供剥削材料的政策。要解决人口危机，需要的是社会主义纲领。这是一场要透过打倒资本主义与专製统治才能胜利的斗争：

全面实行免费教育，取消大学和高等学校学费！免费、民主公有与管理的托儿服务。
法定12个月的全薪女性产假，雇主不能对其降职或惩罚。对于职场中的女性歧视零容忍，例如“不能怀孕”规定。
建设优质的廉价房屋来解决住房危机。取缔发展商资本家，将建筑和房地产企业收归民主公营。
在职场及学校裏改善女性的权利，杜绝性别主义与歧视。支持组织独立工会及学生会的权利，来捍卫自己的权利。
大幅扩大老年人者照顾服务，在非牟利的民主公营下提供专门的住宿和家务支援。
反对提高退休年龄！要求大幅增加退休金，实行全民退休保障，以开征富人税来负担。
废除户籍製度。大幅增加公共福利、教育和医疗，同样以开征富人税来负担。
资本主义与独裁都是死胡同──我们为社会主义而战！

中国公布官方人口普查结果 却有“做假帐”之嫌

原定于四月上旬公布的中国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结果，五月十二日终于在一片质疑声音之中姗姗来迟。根据中国官方公布的结果，2020年中国全国总人口为14亿1178万人，对比2019年官方统计的全国总人口14亿05万人，人口净增长为1173万。

在结果公布前，英国《金融时报》引述内部消息报道，中国人口将跌穿14亿，是60年来首次人口下降，对此中国政府予以否认。

但在今天官方普查结果公布后，内地网民立即发现数据不合理。网民推算，假如2020年的死亡人口（官方对此未有公布）与2019年相等（998万人），即意味着2020年的出生人口高达2171万！这夸张的数目甚至跟国统局同日公布的2020年1200万出生人口互相矛盾。

那怕仅仅查看人口增长数字本身也不合常理：过去十多年，人口增长稳定下降，2010年的新增人口为641万人，到2019年的新增人口下跌至467万人，但这次人口增长数字突然上升超过一倍，这本身数字简直是荒谬绝伦。

另外亦有网民根据2007-2020各年公布的年龄结构比例推算，按此方程计算2020年的出生人口竟高达4234万人！

可见，这份所谓的“人口普查结果”在数字上根本都无法自洽，难以自圆其说。各项方程数据甚至自相矛盾，漏洞百出。

事实上，我们早在十年前已预视到了中国的人口压力问题。粗暴的一孩政策使问题大大恶化，令中国陷入了“未富先老”的惨痛局面。连带而来的就是劳动力衰退，退休养老的压力急增。过去依靠着庞大的劳动人口基数，将劳动成本，亦即是工人的工资压到最低水平，就是所谓的“人口红利”，现在似乎也已走到尽头。这对于本来就疲弱的国内消费市场可谓雪上加霜，劳动力衰退亦将连带引发国内经济渐渐丧失动力，习近平“双循环”的构想有着胎死腹中的危险，进一步破坏了他“定于一尊”的地位。更甚者，中国正处于国际关系和地缘战略博奕中被动和不利的地位，这个时间点上国内的根本性经济失去动能，对中共战略布局的打击非常严重。

同时，“14亿人口”是一个重要的心理关口，一如中共的所谓“保八”“保六”政策口号，因为假如中国人口跌破14亿人口大关，意味着中国人口第一大国的地位很快将被印度取代，而印度的人口结构要比中国年轻得多。而且代表着中国的退休压力突破了警戒线，令人忧虑中国政府寅吃卯粮的养老政策是否无以为继，甚至进一步触发全国性的社会动荡——一如多次延长退休年龄而爆发大规模社会抗争的欧美国家。事实上，这危机已初见端倪，根据中共社科院发表的《中国养老金精算报告（2018-2022）》，即使中央持续对养老基金提供财政补贴，养老基金依然有机会有2035年完全耗尽分文不剩！这意味着现时50岁以下的劳动者都有可能在退休年龄时身处一个没有任何公共退休服务的社会，甚至辛苦供款数十载的养老金血本无归。因此，为挽救社会的信心，中国政府不得不做假帐以“稳定民心”。

然而，中国政府这种数据造假手段不过是自欺欺人。就像新冠疫情爆发早期不承认大祸临头反而指“吹哨人”造谣一样。数字上的幽灵人口既不能为中国提供劳动力，亦不能进行任何消费活动。中国社会少子化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社会下民众受到的超额剥削，绝大多数基层民众仅仅只能维持生活的水平，社会公共服务的严重缺失，户籍製度更让占中国人口大部分的农村户借人口被排除在城市公共服务和为数不多的福利之外，令育儿对中国的民众而言往往意味着生活条件的大幅倒退。而中共所谓的“鼓励生育”亦仅限于一纸空文，政府无意亦无力提供实切的财政支援和补贴予育儿家庭。因此，人口老龄化与萎缩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死结，中国走进了这一死结当中，只有推翻资本主义，实现真正的民主社会主义製度，全面推动优质免费的公共服务，解除为人父母的后顾之忧，才能确保生有所养老有所依，让社会的人口结构健康发展。

成都49中学事件：五毛维稳反倒激化群众意识

2021年5月9日母亲节，在四川成都却发生了一宗白头人送黑头人的惨剧，成都市四十九中学一名17岁学生在校期间高空坠亡。次日早上，死者母亲鲁女士在微博中发帖质疑校方拨打急救电话不及时、从学生坠楼到联系家长足足140分钟、拒绝让家属观看监控视频，并发出质问“学校想一直耗着我们，最后拿出一坛骨灰将我们应付了事吗，信息社会难道一条活生生的生命就是这样被轻易想抹杀就抹杀了吗？”

当天晚间，有留意到消息并不满当局草菅人命官僚作风的民众陆续聚集在成都49中门口，手持白花，要求校方向公众交代真相。当示威人群开始齐呼“真相！真相！”时，大量警察冲入人群，抢夺相机、殴打群众、将多人拖入警戒线逮捕。

不久之后，中国网军就开始出动带风向，指49中门口聚集的示威者是“废青”（废物青年，中共对香港反送中运动示威者的蔑称），是受“境外势力”影响的“破坏分子”，认为他们学习了香港示威模式。而他们所谓证据竟是“中国人悼念死人不会拿康乃馨”“现场的人不讲四川方言而是在说普通话甚至‘粤语’”等等。这种说法很快遭到了广大网民的嘲讽，指出将愈演愈烈社会矛盾转移为“境外势力干涉”的手段老套而拙劣。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有部分“小粉红”“爱国网民”自发地参与到悼念活动中，却不料被这些“友军炮火”所误伤，无论这些网民是否承认自己接受了所谓“境外势力”的影响，事实上他们已经逐渐理解香港民众的示威方式，并接受了部分香港运动输出的影响。小粉红这种歇斯底裏地攻击根本是失控，将任何抗争行动攻击为“反华叛国”，只会使更多群众看穿政权宣传之荒谬。中共的舆论机器本来目的是用来维稳护党，但却製造了一只开始失控的巨兽，反过来使舆论形势更不稳定，激化群众的意识。

另一方面，网民将成都官方一开始的遮掩打压态度与香港2019年11月示威者周梓乐坠楼后，法庭作出了详尽的死因研讯进行对比，指出香港司法比大陆司法公开透明，也更重视调查真相，还家属一个公道和抚慰。虽然香港的法律在中共粗暴干预后已沦为废纸，但网民作出这种对比，也表明了香港运动即使在消息封锁下也被内地关註，并影响着内地群众的意识。

2019年的香港反威权运动是香港的群众运动，具有反对警察暴力、要求民权和自由的先进意识。在中国政府有意引导抹黑下，香港运动成为了大陆网络中不可触及的言论，在公开平臺讨论的后果包括但不限于封号、拘留、被单位开除等。成都49中事件发生后，官方竭力把事件去政治化，定性为过火和失控，阻止网络进一步对香港示威运动的讨论扩大。

成都49中事件不仅仅是公众与特定单位机构的矛盾，还是中国青年群众运动的又一具体表现。此次事件中，中国网民将反独裁意识浓缩在反对官方粗暴回应和网军抹黑的指责中。中国劳工论坛支持一切抵抗独裁政权的群众运动，对中共这一资产阶级专政的独裁政权压製成都49中群众运动行径表示严厉谴责，对遭打压的死者家属表示哀悼和深切的慰问。同时我们也指出，这次事件并非是个别案例，而是专製官僚作风的积习。内地群众亦将逐渐明白这是内地与香港民众所共同面对的压迫和困境，因此内地与香港民众必需团结斗争，共同对抗资本主义专製政权。

“躺平”——反抗高压现状的抗议

关于“躺平”的一场辩论在中国广泛展开。对这个概念的普遍兴趣显现出，无论习近平政权如何坚称各种“胜利”，中国社会当今的发展出了大的问题。

在4月，百度贴吧出现一则题目为《躺平即是正义》的贴文，其作者本是一介普通网民，但文中“人不应该如此劳累”、“我有时会躲在某处看着那些忙碌的人发笑”等文字引发以年轻人为主的诸多网民的共鸣。“躺平”这一概念遂引发热议，并在中国网络上广传。概括来说，“躺平”或“躺平主义”具体内涵包括“不买房、不买车、不结婚、不生娃、不消费”及“维持最低生存标准，拒绝成为他人赚钱的机器和被剥削的奴隶”，类似源自日本的“低欲望生活”、“佛系”等强调无欲无求、看淡一切的生活态度，也与中国青年中颓废、悲观、绝望情绪生成的“丧文化”有一定关联，但在当下中国，“躺平”这种抗议形式比起前述案例有更深远的影响。

当然，“躺平”流行之后，很快遭遇中共官媒批判。5月，新浪微博“共青团中央”发表微博指称“当代年轻人从未选择躺平”，中共广东省委机关报《南方日报》则发表评论指责“躺平”可耻、是毒鸡汤，湖北广播电视臺评论说“认命可以，躺平不行”。豆瓣、百度也对这一热词进行审查，豆瓣上的几个“躺平小组”在建立不久后旋即被站方强製解散，而百度贴吧“躺平吧”和数个相关贴吧均被禁止普通用户发帖。然而，网民对于官方宣传和网络审查并不买帐，多数网民群起反弹，令“共青团中央”被迫关闭前述微博评论，而亲中共的凤凰网一份网络民调指出，60%网民理解并同情年轻人“躺平”。

“躺平”的兴起、成为一股流行趋势是一个很重要的发展。这体现很多年轻人对今天资本主义高压快节奏生活的抵触。因此，这对于习近平政权造成巨大挑战。

当前，中国经济面临下行压力，社会问题不断激化；受到生育率（2020年只剩1.3，而维持稳定人口结构需要2.1）、结婚率（2020年只有813.1万对，17年新低）皆下滑等影响，劳动力自2012年以来连年衰退至今；缩减的劳动力和老化的人口结构不利于中国“大国崛起”、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超级大国；中国人口实际上跌破了“14亿”这一心理关口，而这也会让中国人口第一大国位置很快被印度取代，中共当局颜面会因此受损。

虽说欧美日等国也在面临生育率低迷、人口老化等问题，但中国目前仍然是发展中国家，“未富先老”会带来更严重的后果。如果年轻人纷纷选择“躺平”、拒绝加班996或者高额消费，中国的生产力和本就疲弱的国内消费必将受到负面影响，进而冲击习近平强调扩大内需的“双循环”战略，在当今中美帝国主义冲突的脉络下也让习近平更难连任。因此，中共当局当然要大力批判“躺平”思潮、丢出鼓吹个人奋斗的陈词滥调。

中共官方的这些论调，越来越不被广大中国年轻人接受。《南方日报》那篇社论声称的“（中国）劳动力资源充沛，具有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广阔……只要足够勤奋依然能自我实现、自我成就”，根本离现况相差十万八千裏。现今大部分年轻人（同时也是工人）面对的，是坚持奋斗、接受“内卷”却换不来相应回报，面对高昂的住房、教育、医疗成本，连自己都养活不起、甚至还要靠家裏补贴，怎敢结婚、生孩子？中共政府如今已经蜕变为一个亲资、保守、右翼的独裁政权，它当然不可能推出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社会主义政策，而只可能是疯狂打个人奋斗鸡血、并设法扼製对“躺平”支持的增长。

总体而言，“躺平”是对抗中国社会“内卷”的一种表现，包含了对于996加班製度的反抗、不合作运动的成分，甚至可以说有反资本主义的倾向。这一思潮本质还是消极反抗、个人行动，而非集体行动。但由于中共极权高压统治下群众很难自我组织、并且极易遭遇迅速镇压，开始激进化的工人与青年寻求这样的方式表达对于社会现状愤怒实属正常。这也是现行体製不可持续、走向崩溃的另一个迹象。中国资本主义正製造不可持续的债务水平、不可持续的房价、不人道的剥削和过劳，而中共党国的“控製”和政治镇压从长远来看无法使这个体製摆脱自身的矛盾。随着社会矛盾越来越严重，工人阶级也会明白，组织起来推翻威权资本主义、打造让所有人都有体面生活的民主社会主义社会，才是对于现状真正进取的解方。

走向反动的中国革命

今天中国的国会（全国人大）是全球最有钱的议会。根据外媒的估计，习近平一家在海外的至少藏匿的高达一兆美元的资产。同时，李克强宣布今天中国仍有6亿的人生活在贫穷线底下，每月平均收入仅有1000人民币。在中国内，每两个人就受到一支监视器的监控。中共在今天面临到了89年以来最严峻的社会危机，深陷在全球资本主义的灾难之中，正是因为资本主义的製度让整个中国陷入在水深火热之中。

1949中共建政了什么？

中共以毛泽东为首的军阀，领导着革命推翻了国民党政府。但在缺少了工人阶级的直接民主，中共政权打从一开始就彷照苏联建立了一个斯大林主义的官僚独裁政权。与中国革命不同，俄国革命是由工人阶级所领导的，并且以民主工人国家取代了资本主义，这让工人阶级一度拥有全面权力控製政府及经济。不过由于其他国家在共产党及工人政党的领导缺乏准备或犯错下，导致革命失败，使俄国革命在1920年代被孤立。在极端政治孤立的情况下，俄国革命遭到了官僚的反革命。虽然革命所形成的国有经济存活了下来，但工人民主控製却被以斯大林为首的官僚特权阶层所篡夺。斯大林主义的官僚口头上仍然奉行“社会主义”，但他们只是纯粹出于保住权力与特权而保卫国有经济。国有经济在1930-40年代比起深陷危机的资本主义发展得更为迅速。毛泽东与中共领导层，学习的是俄国的官僚专製，而非1917年最初的俄国革命。中共在1950年代所建立的国家是一个极度畸形的斯大林主义国家。资本主义被国有经济所取代，而这也成就中国急速的工业发展，但权力是集中在一群不受监督的官僚菁英手上，而不是工人阶级。

建政初期，毛泽东认为在中国要先发展资本主义，并把社会主义任务推到无限远的未来，这是世界各地被斯大林主义化的共产党皆主张的“两阶段论”。毛泽东并不主张世界革命，而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他认为最重要先建立强大国家和经济体製，休养生息和稳定政权才根本。中共只是没收了民营企业，却没有建立民主公有制。但巨大的革命压力，即农村自发的土地革命，冲破了国家的秩序。加上冷战期间韩战的爆发使地主和资产阶级对国民党復僻抱有希望，令共产党加速土地改革，消灭地主阶级的威胁。中共政权在官僚控製的计划经济下实现了至今所谓的民主资产阶级国家都无法实现的改变。

改革开放

在毛泽东逝世之后，中共政权面临了巨大的危机，独裁官僚压抑了计划经济的生产力，经过文革的破坏后更是枯萎至尽头。1976年，中国的GDP出现萎缩，社会陷入混乱。计划经济与官僚的关系就如身体与癌细胞的关系一样，当身体被寄生癌细胞破坏到尽头时，癌细胞也会死去。

这让整个中共政权陷入在分裂与被群众推翻的恐惧之中，尽管要解决这样的危机所需要的是一场补充性的工人阶级革命，将计划经济夺回于工人阶级民主管理。事实上整个中共的官僚集团在毛时期的政策就不断改变。对于官僚集团而言并没有建设社会主义的愿景，而只是为了自身利益而实用主义地在不同阶级与阶层以间作出平衡，维护国家权力的控製的同时发展经济。过去所彷效的俄国及东欧的经济模式陷入停滞甚至失败，这并非如资产阶级代言人所宣称社会主义“失败”或资本主义的“优胜”那样，而是官僚越来越没能力发展计划经济。他们很成功地復製原有的工业技术，尤其是重工业，但在在精细的生产方面则很落后。从原本只是计划经济的相对障碍，到了1970-80年代，斯大林主义官僚变成了绝对障碍，实际上是把社会推向倒退。当时只有新的工人的政治革命，打破官僚的枷锁，并由工人阶级重夺计划经济的控製才能避免这个倒退。与此同时，以列根和戴卓尔为首向全球推动了新自由主义，加上亚州四小龙的成功。中共官僚迫切地为求打破经济上的孤立，振兴贸易与投资，开始寻找新的经济模式来取代计划经济。 邓小平虽然被称为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但他只是领导着一群独裁的官僚集团为保权力而执行实用主义的政策，摸着石头过河。

中共透过并逐步的引入市场经济，同时保留国家对经济的控製权。在城市裏面，邓小平政权逐步开放私有企业进入市场，同时将国企转型为以获利为导向的体製。官僚透过特权进行寻租并透过价格双轨製套利、还有不平的税来窃取财富。官僚开始了初期的资本积累，准备成为未来的一批资产阶级。农村则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製，即国有名义的土地下容许农民部分地自由出售商品，生产资料的私人佔有与僱佣劳动制度的建立衍生出大量的私营企业，製造出大量的农民工。官僚借由特权迅速的将较好的土地与耕作机器据为己有，地方政府在农地变为建地的过程中窃取差价，积累私有财产。

尽管在邓小平的改开10年间并非彻底地走向私有化，但部份的市场经济已经为整个社会带来巨大的冲击。在价格双轨製推动以后带来了通货膨胀与周期性的萧条，工人阶级的生活不断地失去保障，却眼睁睁的看着这些特权利用改开的各种政策贪汙图利发大财，在1989天安门运动爆发前，中国的通货膨胀甚至高达了31%，是中共建政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天安门的革命几乎推翻了邓小平政权，而这更加让中共政权意识到他们没有了回头路。群众运动在300多个城镇被血腥镇压，就如1927年国民党在上海、武汉、广州屠杀工人一样。1989年的极端镇压就是为了扼杀新生的工人运动，因为中共明了工运是他们復辟资本主义的最大威胁。维持政权的统治只有高度的独裁与走向资本主义道路，在经历的数年对于工人阶级残酷的镇压以及党内的清洗以后，（光是在天安门革命结束至1990年底，就有4万多名工人被捕，甚至活跃的工人被处以死刑）。

资本主义復辟

在90年代，邓小平推动着沿海经济特区，将国有企业逐步的推向私有化，大量的国企工人下岗。股票交易所成立了，越来越多的国企被部分上市，这让中共官员加速私有化的进程，好让他们从国家官僚摇身一变成为拥有房屋及金融资产的资本家。而中共也透过大量廉价的劳动力（一方面是农民工，一方面是因为农民工而被压低劳动条件的城市工人），对于工人阶级的民主权利的镇压，（包含取消组织工会及罢工权）和外资的税收优惠为今天的世界血汗工厂打下了基础。

今天的中共有着世界最严重的贫富悬殊，10%的有钱人掌握了社会上67%的资源，这些农民工占了中国1/4的劳动力，这些大量被剥削的劳动力成了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今天中国的私立幼儿院占了总体的90%，中国的公共医疗开支占GDP的经费仅有世界水平的1/4。

毛时期的革命政权是建立在历史性的群众动员才得以确保革命的成果，今天中共政权已经彻底地将革命所带来的一切成果转变为他们私人的财产，社会上一切的保守与反动的意识死灰復燃，随着全球资本主义危机的深化，中共政权再次的面临到1980年代的巨大危机。尽管毛泽东建立的是一个畸形的工人国家，即使独裁政权下创造了无数的灾难，但计划经济成就了中国重要的工业化，没有这个工业基础，则1980年代以来的亲资本主义改革也会变得不可能。中共政权代表了一个未完成、被官僚扭曲的革命，因而未能发挥出计划经济的巨大潜能，而最终復辟资本主义，并製造了可怕的新危机和大量苦难。今天工人阶级需要的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纲领，组织起来推翻中共独裁，当下次革命到来时，中国工人阶级将会获得到真正的解放。

民主计划经济

关于计划经济如何运作的讨论，对于工人运动和受压迫者至关重要。自1990年代威权主义的斯大林主义政权垮臺以来，资本家从一个危机跌进另一个更深的危机。但是资产阶级有一个很大的优势。近年围绕着美国的桑德斯（Bernie Sanders）、英国的科尔宾（Jeremy Corbyn）和法国的梅朗雄（Jean-Luc Mélenchon）的左翼浪潮，保卫着左翼的许多重要社会诉求，但很可惜，这些左翼人物当中，没有人为民主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概念加以推广宣传。在斯大林主义的官僚计划经济垮臺之后，右翼经济学家对于计划经济“信息不透明”和“缺乏创新性”的指责，这种说法已经影响了许多工人和青年的政治认识。现在是时候澄清这些问题了，用能够彻底改变当前製度的纲领，来重新武装工人与青年的思想。

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并不想钜细靡遗地描绘资本主义被推翻后的社会细节，他们不愿在没有现实基础的情况下空谈，从而与“空想社会主义者”划清界线。但工人阶级为何斗争？这仍需要我们提出新社会中具体政治经济製度的模样，因此马克思在1848年着名的《共产党宣言》和其他着作中，有意识地把重点摆在社会主义的大致轮廓。为了彻底摆脱老板们利润至上的製度、为了摆脱贫穷和不平等，社会主义者得出结论，必须实现对生产资料，包含工厂、职场和技术的共同所有权，以此建立的社会主义社会，必须立基于有计划的生产活动，由工人讨论和设定生产的方式和目标，以决定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动如何运作、为何运作。

1871年的巴黎公社的壮举，让马克思有了活生生的机会向世人展示何谓工人阶级民主，包括公社的自由选举、选举产生且可即时罢免的工人委员、收入不超过平均工资的公职，以及资本主义国家的彻底解体。马克思称“总算发现一个政体，致力于工人阶级的经济解放”。不过巴黎公社仅在一个城市掌权，因此它只能为社会主义的经济组织提供有限的学习经验。尽管经历了数十年来主流学说对计划经济这一概念的持续攻讦，以及斯大林主义自上而下计划的经历，为社会主义世界而斗争的人需要更为努力。

近年对抗这个剥削、种族主义、性别歧视的製度的斗争持续爆发，也启发了无数群众。多数运动反对的对象明确，但对于能够取代资本主义的经济模式缺乏认识，使得运动或多或少被削弱。我们必须提供更清晰的图景，来展示民主的计划经济在实务上如何运作，以及它与斯大林主义独裁的计划经济有何不同。

摆脱资本主义的浪费和低效

试想那些在避税天堂上万亿美元的闲置资本和蓄积的财富，由工人政府征收，而这个政府将用这些钱消除饥饿、建设体面的社会住宅，并提供每个人体面的薪资；试想那些在广告和非实质生产性的金融服务的投资，能够改挹註于公共服务，例如公共教育、公共医疗、公共托育，并创造更多的工作机会；试想资本主义下商品无秩序的重復生产和计划性汰旧的现象能够结束，如此将能大幅解放许多资源，并用于社会所需的产品和服务。

如果将各大产业国有化并以计划经济的型态协调起来，工人阶级就能掌控社会的剩余价值，许多金钱就不会再被那些有钱股东和资本家所浪费掉，他们由于普遍消费力不足而拒绝投资。在社会主义的计划下，已开发国家占GDP 5%的奢侈品市场，能够被废除并重新导向有用的社会生产。那些右翼经济学者所谓的“效率”，导致的不过是他们口口声声捍卫的资本主义日益恶化的大规模失业。在民主的社会主义计划中，原本无业的工人能够投入生产贡献社会，并在公共机构、新兴环保产业，或大型的基础建设计划中，得到待遇良好的工作机会。

新冠肺炎疫情而产生的医疗危机、灾难性的气候变迁以及新一轮经济危机等事件，都使得社会上更广泛的族群更加明确渴望民主计划製度。资本主义政府为了不损及市场利益而让新冠肺炎的疫情雪上加霜。政府本应即时接管生产口罩和呼吸器等所需用品的产线。那些有代表性的医疗卫生科学家已经在几年前说过，感染力时高时低的病毒不会给製药业带来稳健的“商业模式”。而对于利润驱动的资本主义来说，生态破坏不足以刺激它进行大刀阔斧的生产转型。

但是，对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的挑战却更加多。我们需要展现在一个生产数以百万计的产品并有数千家公司的社会中，计划经济能够奏效；但大型跨国公司已经在内部作出生产计划，其资金密集化和集中化的程度，令全球经济由更少数几间企业把持。现在跨国公司几乎占全球GDP的1/3，以及世界总就业人口的1/4。

“经济计算”辩论的后续

193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经济学家与经济计划的捍卫者之间，就展开了激烈的辩论。面对右翼从原则上对计划的反对，左翼人物和运动人士的回应形形色色。有论点提出集中化或者完全分散化的所谓“市场社会主义”。另一方面，有些人试图提出一些想像，幻想着我们能立即跳入一个没有货币和市场的世界，直接以现代技术和工人委员会为基础，生产能满足人类需求的产品。

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这两种方法都有严重的局限性。第一个方法没有考虑到在产品或服务充裕的情况下可以开始免费分配，而货币无需再存在。第二个方法忽略了一点，也就是若要实现为人类需求直接进行生产的愿景，会需要一个过渡时期，让世界范围内生产力得到进一步增长并彼此协调起来。将这些方法付诸实行的先决条件不会立即出现。而且在许多情况下，在生产活动开始以前就使用现代技术来满足一些需求，恐怕并非最有效率的“计划”，像是易坏消费品，这个情形其实可采用其他已存在的“实时计划”来解决，下文会对此做更多说明。

出于反对斯大林主义政权过度地官僚集中化的计划体製，部分人仅仅主张工人拥有个别企业并“自治”。许多无政府主义理论者都秉持这一传统。还有一位颇具影响力的美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沃尔夫（Richard Wolff），他製作许多有关当前议题的有趣视频，这是许多青年在网络上认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开始。沃尔夫写了《工作场所的民主》一书，捍卫“工人自主型企业”的概念，但他也希望保留市场。工人委员会实行企业自治，并决定赋予更高层级政治机关权力和生产资料的程度。

这种市场环境下自治的问题是，各个工人拥有的企业将被迫相互竞争。他们将争夺市场份额和利润、被迫针锋相对，这种“市场社会主义”很快会趋向模彷市场资本主义。此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种“市场社会主义”的体系就曾经在铁托领导下的前南斯拉夫试行过，而它摧毁了工人阶级之间的团结基础，并导致了各个工人自治企业之间以及贫富地区之间的恶行竞争，同时也造成大规模失业。

当然，前南斯拉夫仍然是一党製国家和斯大林主义的变种。所谓的自治管理仍是由非民选且不可罢免的党官僚所指导，这些官僚也操纵着工人的意见，当时工人阶级没有自由、民主进行组织的权利。但就算在市场条件和“市场社会主义”下的结果也往往相同。在南斯拉夫，市场竞争导致产业的管理者以追求效率之名、以利润最大化的名义，将社会拉回等级製度和官僚的主宰。

此外，如果真能够让越来越多的公司被工人自下而上接管，那么由最富的1%所控製的国家机器，将不会袖手旁观什么也不做。需以工人阶级为核心的群众运动来迎击资本主义国家的攻击，用民主但政治上集中的工人国家来取代旧製度。地方自治的捍卫者低估了国际劳动分工，以及进行国际革命和在民主计划经济中进行全球合作的需要。

马克思：社会主义的两个经济阶段

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在经济上会经过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在第一阶段，只要社会财富还没有达到普遍的丰裕，资本主义分配方法的某些元素就会以一种改良的形式保留下来。人们获得报酬的标准仍然会依据努力的程度：工作时数。当然，每个人都可以享受一系列免费或几乎免费的服务，这就是间接工资或社会工资。工人政府第一件要采取的措施之一，就是缩短工时，允许工人阶级有时间参与经济和政治的决策，同时也是让工作、家庭和自由时间达到更好的平衡。通过民主的计划经济来解决群众的失业问题，将能更有效地在不减少工资的情况下重新分配工作，从而为降低每周工时奠定基础。一旦经济生活中占据关键地位的产业部门收归公有，大公司将无法把巨额财富运往避税天堂，而社会将得到许多实现上述目标的有利条件。

马克思主义者把社会主义的第一阶段称为“过渡经济”，在这一阶段裏，市场、货币、按时计酬等元素仍然存在。托洛茨基是俄国革命的领袖，他反对斯大林主义时谈到这一阶段：“只有依据国家的计划化、市场和苏维埃民主这三要素关联之点，才能实现过渡期之正确的经济指导。”

在第二个阶段裏，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当某些产品达到丰裕的程度，那么采取免费分配形式的商品和服务就会增加。随着人们逐渐习惯了一个没有匮乏的世界，金钱可以变得不重要或者消失。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将这一点总结为“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要达到这样的第二阶段，当然需要先在第一阶段的初步阶段就为生态环境进行彻底的转型，必须不断监测开发中的绿色生产力的生态足迹。与短视近利并以利润为导向的资本主义完全不同的是，工人民主製意识到环境保护符合我们的物质和社会利益，从而持续确保我们的自然环境不因经济发展而遭到破坏。

各种计划模式：没有单一方法适用于所有生产

如果我们既反对过度集中、官僚主义的计划体製，又反对孤立的自治方案，那么我们主张什么？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可以看看资本主义下已经存在哪些计划型态，去除专製成分之后，或将能够为社会主义所受用。我们还可以看看另一种被认为特别适合社会主义计划的计划形式：投入产出分析（input-output analysis）。

美国零售业巨头沃尔玛（Walmart）是一家卑劣的公司，它打压工会且低薪血汗。若从营业收入来看可以说是全球最大的公司，并在2019年就有220万名员工。根据几年前的收入计算，如果它自成一国那会是世界第38大国家。沃尔玛被视为将供应链规划的先驱，它的方法已被许多资本主义公司所效彷。沃尔玛遍及20多个国家，设有1.1万多家门市，其内部运作就像是某种计划经济——当然，是以专製的计划为基础的。

沃尔玛通过高科技与供应链的实时信息共享，大幅提高了运营效率。沃尔玛本身不会自己补充库存，反而是让其合作的供应商来帮它补货。沃尔玛只是与供应商及其整个供应链中的其他供应商实时共享收银交易中的信息。它向供应商提供低价但大量的货品贸易，这是个令竞争暂停的优待关系。形式上，这些供应商是与沃尔玛交易的不同公司，但在市场上交易的数量已经因此减少，以在彼此配合和缜密计划下提高效率。沃尔玛和它的供应商虽然是不同的公司，但在实践中，却彷佛是一间完全按照计划整合在一起的公司。产品不是盲目地涌入沃尔玛的库存，而是随着实时反应的消费需求信息来进行调动。用实时信息演进技术，沃尔玛针对消费品设置的计划模型有效地预期需求的动态。

另一种是基于订单的计划（order-based planning），也就是收到订单后才开始生产。像思科（Cisco）这样的信息技术IT公司，在为大公司生产路由器和其他技术的时候，采用的就是这种模式。在社会主义製度下，更大、更昂贵的工业或科技产品，也可以用这种根据订单进行有生产计划的做法。

另外还有一种方式则是根据实际生产目标，来决定投入多少原料的“投入产出分析”计划型态，尤其适合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这种方式对于工人国家中的新兴产业来说，将会非常受用。我们会问，为了拯救气候和环境，那么我们的急迫的计划中，会需要建造多少风力发电机和太阳能板呢？我们需要多少投入？需要多少成本？能源、原料、教育和公共运输，都是能够采行这种“投入产出分析”的产业。以所有人都能获得充分教育资源的师生比和班级规模，来决定我们需要多少学校和教师、又需要哪些资源。

透过长期监测需求或使用者数量的动态变化，就能製定投入产出的计划，像是运输网的乘客数量、接受不同教育形式青年数量的演变，或者它也可以用于工人国家希望优先发展的产业，来因应气候灾难的生态产业，或是将家务劳动变成公共的社会服务等。

民主的讨论可用来决定在教育、医疗、文化、公共运输、体育、基础设施等方面分别投入多少比例的社会盈余。当然也要决定公共服务的预算，把常常落在女性肩上的无偿家务劳动，转变为社会化的免费托儿、公共社区餐厅、公共洗衣店等。从职场到区域性和全国性的民选会议中，工人国家由下至上的层面都将为此展开讨论。对产业纲领和生产计划的主要内容的反对声音，能够反映在工人的报刊和媒体。

各种经济计划方式和整合程度：“信息问题”的解决方案

根据产品或服务的性质，工人国家可以选择不同形式的计划。在某种程度上，这些计划都可以继承自资本主义，但需要移除资本主义专製的元素，并由民主工人的控製和管理来取代。职场、社区、学校的工人和青年组成的委员会以及区域性、产业性和全国性的民选代表，将管理经济的关键产业。

原理上，“投入产出分析”可以广泛应用于今天很多产品和服务。电脑在这个任务上能帮很多忙。但在现实中，这仍需要民主的讨论，来决定计划的类型以及如何实施工人的控製和管理。无论计划是更加集中还是分散，工人的民主对于任何层面的经济计划都是至关重要的。集中起来製定的计划，也需要产业部门工人、消费者，或原料工人之间的民主讨论、修改和纠正。

产品种类繁多、高投入也高产出的产业，或许适合把计划放到国有企业及其产业劳工委员会的层面上进行决策。但这样的话，也需要采取製度措施来避免国有企业间的恶性竞争。有个具体的合理做法，是以产业为基础来组织工人委员会、或地区产业委员会，讨论在这种情况下的生产变化、将成功的产品的扩大到其他国有企业中进行生产、重新安排就业或工作时间等，并以工人的利益为核心。全国工人的代表应出席并参加这场民主辩论。当需要在公司或公司集团中通过投票做出决定时，马克思主义者提出：公司本身的工人有1/3的投票权，工会或选举产生的产业代表有1/3的投票权，工人政府有1/3的投票权，从而反映所有方面的利益。

这不仅是一个利用当今更先进的技术来实现计划工作可能性的问题。如果没有工人和使用者的不断反馈，任何拥有大数据的电脑演算法都不可能变得有效。正如托洛斯基在《被背叛的革命》中所说的：“在国有化的经济之下，要提高品质，就要有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民主製度，要有批评和创意之自由──而这些条件却与充满畏惧、扯谎和谄谀的极权政製不能相容。”

一旦计划经济被划分为几个经济产业，并且承包商与主要公司整合在一起，我们那么在各产业要采用计划生产的就不会是数千家，而更可能只是数百家。这些产业可以由产业代表进行集中计划，也可以由国有企业的工人委员会进行计划。在后一种情况下，这一过程需要由产业级的委员会来引导和管理，以维持成功的社会主义革命团结，避免陷入孤立的“自治”死胡同。

这样子的角度改变了所谓“信息问题”的性质，这个问题往往被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以及一些“市场社会主义者”）用令人混淆的方式呈现出来。用“成千上万的公司生产成千上万的产品”的概念，来製造“集中计划”不可行的假象。我们说的不是单一巨大集中的“超级大脑”（或计划机构）来处理每日数百万过载的经济决策信息。必须指出的是，大多数产品与其他产品之间不会相互影响。虽然某些产业之间可能有重叠，但我们可以将经济划分为相对独立的不同部分。从而我们说的就是几十个专门的规划机构。此外，这些产业会因不同特性而有所不同地集中化。某些可以高度集中，比如公共交通计划或钢铁生产。而另外的可以像消费品那样比较零散化。

很明显，不只是一个而是有数十个“计划中心”，而且总体来说还有成千上万个工人的大脑、眼睛和双手，都参与在民主的计划经济中。在适当的水平上组织每个产业的生产，并采用最适合的计划类型，将使计划顺利进行。现代技术将对这项任务提供巨大帮助。但民主工人的控製和管理对于一个健康的计划经济同样至关重要。

公有製与工人政权的决定性作用

当然，那些仅有少数工人的小商家并不会被国有化，他们将在工人国家的社会规范下继续维持经营。而用来判定什么样规模的公司或银行应被国有化的标准则是取决于这些营运单位的公开帐本，不过国有化产业仍应当在全部经济生产当中拥有绝大部分的占比。在近年来的委内瑞拉和1980年代的尼加拉瓜当中，仅有少数产业有被国有化，而且这样的国有化之运行基础并不是建立在群众所组织的民主委员会之上，这种状况便为政治反革命的行动与经济上的破坏性灾害製造了一个有机可乘的突破点。

全国性的工人政府将借由讨论来製定全国资源有多少用于消费，又有多少用于积累和投资，而且还可以决定要一间国有的公司或一个产业部门中可以累积多少的“创新基金”。劳动者的一部分工资将是社会或间接薪资，用于支付养老金、医疗保健基金或是转职期间的临时失业补助金等等支出。工人政府的另一个角色是要进行价格管製，价格可以透过中央及产业部门或是公司等等的等级单位依据社会主义的会计准则来决定。如果价格无法借由集中决定的话，则也仍可以通过电脑程式和信息技术来轻松管理。

实际价格可能会与原先计划的或是一般正常的水平有所出入，这种状况或许是应该提高或降低产量，并转用另一个级别的计划来重新分配资源的信号。然而工人国家的运作模式并不同于私人的获利工具。由于考量到重新分配资源时所可能出现的社会变因，价格管製（还有其所伴随的盈余降低情形）便有可能会被认为是一项必要的措施。

如果工人国家被世界资本主义联合抵製时该怎么办？

有人可能会争辩道：若全世界的资产阶级，对革命、对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工人政府发起抵製时，会发生什么事情？尤其如果抵製是发生在近几十年来规模持续增长的全球供应链中？新左翼的比利时工人党（PVDA / PTB） 在其理论周刊中指出，彻底的经济转型以及与欧元製度的决裂，需要等到数个欧洲国家共同发起的一次群众运动才会成功，以便与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决裂。他们的论述说，比利时的电力需求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法国大企业的供应，而我们必须使外国资本家无法抵製这场群众运动。ISA比利时支部呼吁在选举期间时对比利时工人党进行批判性的投票支持，因为它是在议会中与新自由主义的紧缩政策和意识形态作斗争的主要力量。然而，我们认为，这种与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决裂的观点，是过于简化的。

工人国家确实会遭受抵製的威胁，但是这种看法低估了一场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本质，其并不会仅仅只是以左翼多数派在国会内将大型经济部门国有化的政策表现出来，工人还会握有实权，让产业还会转由工人阶级的民主委员会来进行管理。这样的职场民主委员会将选举推派的工人和青年代表，来参加区域或全国性的工人大会，而这些新机构将会动员起来，以掌握政权，并推翻资本主义製度。当人们见证到这种工人阶级的民主力量之时，便将立即改变群众意识，使其对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的可行性及现实性抱有信心。我们相信有着战斗传统的法国工人阶级，会因看到法国统治阶级对邻国革命采取野蛮行径，而起身反製。

像是民主社会主义革命这样震撼世界的事件，一旦建立了工人与受压迫者的政府，将对其他国家发出与资本主义决裂的阶级号召，呼吁采取罢工一同对抗世界上各个资本主义国家对工人政府发动经济製裁和扼杀革命的企图。这将使世界上所有革命的工人国家在经济上联系起来，并向资产阶级任何颠复和破坏社会主义社会变革的企图进行斗争。

从斯大林主义的计划政策中吸取的教训

斯大林主义由上自下的计划经济出了什么问题，从中我们能学到什么教训？1917年俄国革命促使了工人议会与兵士议会（工兵苏维埃）的建立，并威胁了世界各地的统治阶级，因为他们为一个全新的、社会主义式的民主，提供了一个具体的示范。不幸地，俄国的革命却被孤立在一个仅有少许工业部门的农业国家。

到了1920年代中期，围绕在斯大林身边的专製菁英开始掌控计划经济。在这个时期，战争与经济摧残使工人议会遭到破坏而大量消失。斯大林主义官僚的经济政策的特性在于缺乏远见、朝令夕改，并尝试在不同的阶级力量之间找到平衡，妄图建立一个几乎完全自给自足的经济体，并由上而下施行独裁统治。

用能否达到产量目标作为奖励工厂经理的标准，这变相鼓励了资源屯积，和刻意在帐面上低估实际更高的生产力。在这样的氛围中，斯大林和官僚们变得很大程度地依赖国家的秘密警察，才能更精确地了解群众的情绪和实际的经济状况。对于真正的工人民主製来说，这种情况当然非常荒诞。对于斯大林与新的菁英来说，重工业及军工业是最优先发展的项目。但公开的档案中也表明了，政治局时常需要举行紧急会议，来讨论民生消费问题。他们担心若消费远低于其他经济指标时，会导致社会反弹。

尽管有着斯大林主义的恐怖，计划经济依然使俄国跃升世界强国。从1928年到1970年，人均GDP增长了4.1倍，与类似条件的殖民地或前殖民地国家相比，增长强劲得多。但到了1970年代，增长开始放缓。错误的投资破坏了生产力。到了1980年代初期，军事开支占了GDP的16%。对军工业的高度重视夺走了民生产业中的许多技术专家，经济中非军事部分的新发明率步入下坡。

到了1980年代，误导性的统计数据和对真实的经济情况的缺乏了解，是促使戈尔巴乔夫周围的高级官僚倒向资本主义的主因。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拖垮斯大林主义计划经济的因素并不一定会存在于一个民主管理的计划经济之中。正因为工人们并没有被民主地组织起来，也无法发声，官僚过分强调重工业和军工，不能理解现实情况。官僚们出于自身的物质利益而歪曲了局势的实际情况。官僚们过度集中的计划反映在他们紧抓着对社会盈余的严格控製。这些官僚主义的元素是能够借由一个政治革命来扫除的，从而建立工人民主来帮助计划经济往健康的方向发展。

“但诱因在哪裏？”

资本主义捍卫者批评说，社会主义告诉我们人们会因享有免费健保、更高的薪资与更多闲暇时间而变得懒散。我们当然不支持这种观点。相反地，对于政治教育以及文化上的自我发展的急迫需要，将在社会主义下倍数增长。工人阶级将会如同现在的资产阶级一样，产生阶级意识并警惕任何威胁其地位与生活水平的阶级敌人。一个革命的、具有阶级意识的工人阶级将是生产力、质量、效率、创新与民主的最佳保证。

当然，对生产力最大的“诱因”在于，在社会主义下，社会透过在职场、学校、社区等地建立民主的委员会，人们将获得工作的保障、更好的生活品质、更多休闲时间、发达的社会福利系统和塑造自己未来的能力。

如果采用激励措施，那就要以产业或者以全国为范围，集体而共同地施行。在大举国有化后的企业尺度上，如果这些措施的比重太高，反而会破坏创新的动机和劳动者的团结。相对于成功的社会主义所需的革命精神，也就是拒绝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分化工人的精神，激励措施反而是个倒退。更广泛的集体激励措施将会确保成功的国有化企业，能派遣他们的专家到该领域的其他企业分享经验，让大家共同进步——这点与资本主义完全不同。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经济活动最终将成为生活的较小部分。同时，它将是让个人和社会全面发展的不可或缺的基础。直接生产者，即劳动者，将不再像资本主义那样被生产力操控和异化。随着资本主义的危机加深，数百万人将走向斗争。如果我们希望能把工人阶级与青年组织起来，并围绕着够带来根本改变的纲领，采取团结行动，那么将关键的产业转入民主计划经济的诉求，将发挥重要作用并武装和强化这些抗争。

全民基本收入

近年来，用「全民基本收入」（亦称无条件基本收入）来代替其他各种福利，重新成为人们讨论的一个话题。我们高兴参与这个讨论，因为得到可以满足基本需要的收入是每个人的基本人权。具体的主张有很多种，但是它们都认为应该让每个社会成员都可以无条件地定期得到一笔免税收入，无论他们有没有工作，也无论他们的家庭构成（详见下文）。

早在几个世纪之前，人们就开始讨论全民基本收入了，但就像现在呼吁实行全民基本收入的人所指出的，这一问题在今天尤为紧迫，因为现在就业愈发不稳定，越来越多的工人从事散工或者「按任务计薪」，就连许多全职工人的工资也不足以满足基本需要，而且就业岗位也可能因自动化而减少。

2017年2月，卢森堡的一名欧洲议会议员向欧洲议会提交了一份报告，呼吁施行全民基本收如製度，原因之一正是「机械自动化可能对劳动力市场造成的影响」。因为反对同属法国社会党的现任总统奥朗德的反工人政策，而在上一次大选中被推举为该党总统候选人的贝诺瓦·哈蒙（Benoit Hamon），呼吁为每个法国成年人提供每月750欧元的基本收入。他提出应该向使用机器人的企业征收特别税，作为一部分资金来源。

世界各地的许多国家和城市，像是芬兰丶荷兰与肯尼亚，正在或者准备进行局部的全民基本收入实验。在英国，苏格兰民族党与绿党支持施行全民基本收入，柯尔宾也说工党会考虑这一问题。

其中亦有右翼的动机

但须要警惕的是，支持全民基本收入的不只是左翼。在芬兰，在失业者当中实验基本收入政策的，是右翼联合政府。美国的米尔顿·弗裏德曼和查尔斯·默裏等右翼资产阶级经济学者与评论家，支持某些形式的基本收入製度（像是「负所得税」这种不是富人多缴而是穷人多拿，但最终有利于资产阶级的累进税率）。他们宣称，砍掉公共福利项目可以减少政府的官僚弊病，同时也可以为私营服务提供商开创更大的「自由市场」。

不只如此，就像学者乔纳森·萨多斯基（Jathan Sadowski）在英国《卫报》所写的：「在某些方面，我们可以将全民基本收入看作提供给资产阶级的福利。因为全民基本收入弥补了共享经济的微薄工资，现在Uber和TaskRabbit等公司可以招募到更多人，而且工资可能比过去还低。这些科技公司一面赚得盆满钵满，另一面却可以更肆无忌惮地只支付最低生活工资给「名义上不是雇员」的雇员。」

一些右翼所提出的全民基本收入方案其实是倒退而不是进步，因为这些方案更有利于富人而非穷人。然而，尽管巨富们有可能从中得益，但大部分资产阶级代表还是反对全民基本收入。

原因包括巨大的潜在成本；会减少资产阶级能藉以压低工资与劳动条件的失业大军；会让工人的生活更有保障，因而让他们更敢于罢工。

在2016年6月瑞士就是否实行全民基本收入举行公投的时候，没有任何一个国会政党表示支持。铺天盖地的宣传攻击全民基本收入是「不劳而获」，而且右翼的瑞士人民党恐吓群众说，UBI会引来一群捞钱的移民，导致反对派赢得了公投。

资金从何而来？

2016年7月一个名为「指南针」（Compass）的非政府组织在约瑟夫•朗特利基金会（Joseph Rowntree Foundation）的资助下研究了几种可能全民基本收入方案，然后得出一个结论：「在现行的税收与福利製度下，在不改变财政收入的情况下，取消有条件的福利补助而代之以足够体面生活的基本收入，一定会让大批人的利益受损。」

这个发现没什么令人惊讶的地方。我们已经看到，多年来为社会上最贫穷和最脆弱的阶层所设置的福利遭到残酷的削减，富人与大财团得到大幅的减税优惠，而全民基本收入却是面向所有人的。

历届政府所做的，远不是为福利製度提供更充裕的资金，而是将越来越多人推入穷困。他们最近使用的一种手法，是借助新实施的通用福利金（Universal Credit），暗中削减福利。儿童津贴曾有一些全民基本收入的影子，因为所有有孩子的家庭都可以得到津贴，但现在它也变成了有条件的补助，而且实际津贴额正在缩水。

不只在英国，世界各地的资产阶级撙节政策，正在削弱各种福利和补贴为群众所提供的保护。数十年来阿拉斯加的政府利用石油收入，每年为包括儿童在内的所有居民提供一笔无条件的收入，金额在2015年达到2072美元的高峰。但是在2016年，州长藉口州政府财政赤字过高，将金额减少到1022美元。

混和方案

为了得到大财团的同意，有些左倾的智库和政党提出了折衷的混合方案。社会中最贫困者与绝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的任何改善，我们都会欢迎，所以我们对各个方案的评价取决于它能带来什么。

但是所有这些混合方案为了尽量保证财政收入不变（也就是说，避免向超级富豪们加征重税），都将群众所能得到的好处大打折扣。所以他们最好的方案也不过是让一部分社会成员得到微薄的基本收入，同时留着部分旧有的福利製度来补偿「利益受损者」。

绿党的「公民收入」方案提出要将儿童津贴提高超过两倍，但现在完全依靠福利救济维生的人的生活状况只会有「些微改善」，虽然至少他们不会因为没有达到某项标准而被停止或取消救济金。

「指南针」和许多其他组织不愿意提出透过对富人与大企业课以重税，又或者透过将大企业国有化，来为全民基本收入或现有的福利製度提供充分的财源，而只是提出应该创立一个特别的「社会财富基金」。

「指南针」的报告中写道：「许多国家已经采用这样的基金，确保多的国家财富被用于公众利益，而不是少部分人的利益。这个方法至少能确保一些经济活动的部分收益，在所有公民和世代之间汇集和共享。」

为什么只是争取「一些」经济活动的「部分」收益呢？为什么不是将国内各大重要企业收归公有，进而民主地决定如何分配它们所创造的所有财富呢？

否则基金的收入与支出将受製于慈善家不稳定的捐款，或像各国已经存在的社会基金和主权财富基金那样，臣服于资产阶级及其政府的需要（阿拉斯加就是一个例子）。

「指南针」也提到，有一种比社会财富基金「更激进」的筹款方式，也就是「对股份所有者每年收取少量费用」。

许多左翼改良主义者早在几十年前就提出了这种想法。他们所遭遇的问题是，「少量」费用不足以支撑能维持生活的基本收入，可是收取较高的费用又不会得到统治阶级的许可，而议会中亲资政党也不打算违抗统治阶级的利益。

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

目前各国福利製度正在遭受的冲击，以及给社会上最富有者的减税优惠，不只是为了意识形态层面上的理由。它们也反映了全球资产阶级所面临的严重经济危机，包括他们缺乏可充分获利的投资管道。

既然提供足够的全民基本收入意味着要对大企业和富人课重税，那资产阶级政府同意施行全民基本收入显然不是自愿的。

任何这种「慷慨」行为，都是依靠工人阶级的斗争浪潮才实现的，而且这股浪潮大到工人很可能不只是要争取「最低生存水平」的基本收入，还要挑战资产阶级对创造社会财富的工具的控製。

根本来说，工人阶级和中间阶级的人们想要的和需要的，绝对不是资产阶级的自动化机械越来越多地取代他们的工作，也不是大老板变得越来越富有，而劳工却沦落到只能依靠福利救济或者基本收入维生。

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则完全不同。在大企业被收归公有之后，自动化将被用于减少工时而不会减损薪资。所有工作将被分摊，让所有能工作的人都可以参与到社会财富的创造中来，而这些财富会为所有人（包含无法工作的人）提供良好的生活条件。

在社会主义之下，人们可以民主地辩论和决定：是要提高工人工资，并将最低工资定在足以体面生活的水平，同时也让无法工作的人享有良好的福利；还是要以全民基本收入为基础，让所有人都能得到高质量的生活水平；或是要将两者结合起来。

而且，社会主义社会将大幅改善公共服务，包括为老年人与身障者提供的服务丶廉价的住房和交通丶以及免费教育，这些将有助于实现普遍的良好生活条件。

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已经足以使所有人摆脱贫困。

然而，资产阶级不仅不会用这些社会财富消除贫困，而且还推动社会向相反的方向发展：少数富豪牺牲多数人的利益令自己更加富有，导致社会愈发不平等，大量的社会财富属于少数人。

而且资产阶级也远不能充分利用现有的生产力。

通过将主要产业收归公有而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製度和计划经济，不仅能运用目前的闲置生产力，而且还能以环保的方式大幅增产群众所需要的产品。自动化会用于淘汰苦劳的工作丶用于减少工时，而非像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那样威胁到工人的生计。

「进步的」全民基本收入是这样：

保障每个人拥有基本生活水准
大量无偿的照护工作和誌工可以得到应有的报酬。
取消申请和领取福利时的审查机製
让女性以个人而非家庭成员的身分领取福利，使女性获得更大的独立性
不会像资产阶级所说的那样抑製人们的工作动力
比现有的福利製度更简单
保障失业工人的生活生平，让工人能够更轻松地换工作
让工人在罢工时也能轻松地维持生计
可以减少工作时间，也为他人创造更多工作机会，并让工人有更多时间能用于创新丶休闲丶政治活动

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

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驱动了过去几十年的资本主义全球化。跨国公司——尤其是美国的跨国公司，从中榨取了巨额利润；而他们对于中国的独裁政权和中国工人的状况并不关心。对于中美两国的统治阶级来说，这是一个双赢的过程；与此同时，经济增长和低通胀缓解了矛盾，并掩盖了中美之间矛盾的积累。

这个过程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而情况也开始发生变化。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英德帝国主义之间的对抗相似，今天的美帝国主义在经济、技术、金融、军事和国际关系等各个领域都受到了中国的挑战。列宁解释说，帝国主义引起了“许多特别尖锐特别剧烈的矛盾、摩擦和冲突”；在1914年，这种冲突最终导向了一战；而在今天，这种冲突表现为中美冷战。

长期的帝国主义对抗

历史清晰地证明，华盛顿从不惮于用战争和武力来维持其权力，为此美国建立了人类有史以来最强大的军事力量。而作为美国的挑战者，中国对劳动人民和一切反对派实施了残酷专政。中美两国现在已经准备好进行长期的全球帝国主义对抗。冷战的冲突程度可能时强时弱、有新的转折或结盟，但冲突不会消失，两国的军备竞赛将继续不断升级，军费开支和武器出口将继续创纪录增长。

社会主义者和工人阶级必须抱有独立的革命社会主义立场，组织斗争反对一切帝国主义势力。虽然美国资本主义政客现在突然开始谴责中国的独裁统治，但他们在过去的几十年裏一直对其视而不见——他们至今也没有对沙特阿拉伯等独裁政权表示任何异议。没有任何帝国主义力量或其军事力量会“解放”被压迫者。同理，反对美帝国主义无论如何也不能成为支持北京政权的理由；但一些“左派”团体支持美国2011年轰炸利比亚，还有其他一些认为批评中国独裁统治是在支持美帝国主义。

毫无疑问，受益于今天的中国政权是些什么人。中国是一个极度不平等的社会，全国有878名亿万富翁，远远超过美国的649名，而且其中有257名是在2020年疫情期间跻身亿万富翁行列的。同时，教育、医疗和住房也被广泛私有化，工人没有任何权利。当局强拆迫迁、环境丑闻等问题屡见不鲜。

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必须支持所有地方的工人斗争。在中国争取权利的工人遭到政权的严厉镇压，包括绑架、酷刑和监禁。在中国，数百万人受雇于警察、军队、情报机构和庞大的监视机构。这个庞大的镇压系统既与中国公司合作，也与美国和西方公司合作。所有资本家和政府都害怕任何可能的革命运动——他们有时虚伪地支持运动，但目的只是为了破坏这些斗争。

国际社会主义道路（ISA）支持工人阶级的团结，并支持中国、香港和国际工人的斗争。任何在工作条件、就业、工资、环境、教育等重要领域的斗争都必然会立即成为反对中共专政的斗争，就算是地区性的上访和抗议最终也会遭到残酷的国家镇压。因此，民主诉求——抗议权、组织工会权、互联网和新闻自由——是中国和香港斗争的核心，它与改善生活条件和环境的斗争密切相关。民主诉求也成为了革命性的诉求，因为这会威胁中共政权，所以只能通过工人阶级的革命群众斗争来实现。

社会主义者必须为中美帝国主义之间的冲突做好准备。真正的工人阶级国际主义意味着团结对抗全球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体系，意味着工人和被压迫者夺取政权。

什么是帝国主义？

对于帝国主义的经典马克思主义分析范例是列宁1916年所着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为了解释这个新阶段，他从较长时间在世界范围内分析了全球资本主义，并形成了今天马克思主义者所持有的观点：帝国主义随着资本集中而发展；日益壮大的大公司成为垄断企业，这是“现阶段资本主义发展的普遍规律”；大企业与银行紧密连接并受其控製，这意味着金融资本取得了主导权；帝国主义是腐朽和寄生的资本主义：“大部分利润都流向了操纵金融的‘天才’”，投机资本和产业资本之间不再有任何边界。

列宁所描述的帝国主义的一切特征都已经在中国存在了几十年。中国经济正在为全球市场生产商品，但利润的分配对各国资本家来说都是私人的。在中国，具有国家资本主义特征的少数垄断企业在金融、能源、互联网等所有经济领域占据主导地位。列宁在书中也强调了德国等国的大企业如何与银行和政府建立“个人联系”；而土地征收和投机问题也在中国引发了许多抗议。

中国的私营企业和大资本家正在与中共专政携手合作。中国的顶级亿万富翁被吸纳入党，中国的部长、将领和党的领导人比全球任何其他政府官员都富有。列宁的“富豪和官僚”概念以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在中国得到了完美展现。但是，与所有资本主义社会一样，这绝不会带来稳定，只会积累矛盾，并带来新的危机。

不存在的超帝国主义

考茨基认为帝国主义将联合成为“超帝国主义”的联盟，战争和冲突将不再发生，而金融剥削将继续。这是一个与马克思主义相左的论点，列宁强烈反对卡尔·考茨基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将资产阶级定义为民族的资本家阶级，他们无法超越自己的民族利益。此外，超帝国主义理论助长了帝国主义和平发展的幻想，它将资产阶级设想成了铁板一块，忽视了其在全球范围内的冲突和分裂。

列宁认为“帝国主义的重要特点，是几个列强争夺霸权，即争夺领土，其目的与其说是直接为了自己，不如说是为了削弱对方，破坏对方的霸权”；现代帝国主义意味着几个帝国主义之间的竞争。

美帝国主义是二战后资本主义阵营的领导者，在冷战中主要对抗苏联，但也对抗中国。中苏两国的经济是非资本主义的官僚计划经济，并由“共产党”独裁统治；中苏两国的共产党不是真正的政党，而是国家机器。当斯大林主义在苏联解体、资本主义在中国復辟时，美国似乎成为了唯一的超级大国。

但是，列强之间的力量关系——主要是经济力量的关系，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相对于美国，中国经济迅速增长，而亚洲成为了经济增长的主场，世界格局发生转变，美国遇到了挑战。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就像是19世纪70年代以后德国资本主义对英国的挑战。在钢铁等关键产品的产量上，德国的产量从英国的一半提高到了英国的两倍。根据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列宁问道：“在资本主义製度下，除了用实力来解决矛盾，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呢？”但今天，中美之间爆发了冷战，之所以没有爆发热战，是由于能摧毁整个地球的核武器的存在，以及绝大多数民众的反战立场。

中美发动类似于叙利亚的代理人战争是可能的，而目前中美之间还不太可能爆发全面战争。冷战将维持；但与许多预测相反，双方的统治阶级很可能因此受到挫败。最初的民族主义支持将被冲突所带来的国内、阵营内的严重政治、经济、环境和社会危机所抵消。

瓜分世界

在列宁对帝国主义的定义中，垄断的发展和金融资本的角色与全球化有关：全球化决定了资本的输出、跨国公司的发展以及资本主义强国的领土划分。在十九世纪的后几十年裏，主要的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了世界。列宁指出，“瓜分这种赃物的是两三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全身武装的强盗”。这是“发达国家大量‘资本过剩’的结果”。由于资本的集中和垄断，资本家不得不面对地价相对低、工资低、原材料便宜的欠发达国家对资源、市场、利润和权力的争夺。这也是一场“势力范围之争”。

在19世纪，英国是全球市场的最大生产国。它在生产纺织品、机械等方面的技术优势摧毁了其他国家（例如拉丁美洲）的本地小规模生产。尽管列宁将这一过程描述为“最终的瓜分世界”，但他也强调“重新瓜分是可能的，并且是不可避免的”。这个论断从那以后一再得到证明，不仅是在两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中。美国在20世纪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帝国主义强国，将其他帝国主义列强推到了后座。

由于中国过去看起来甘于充当分包商，所以美帝国主义在很长时间内容忍了中国的经济增长。然而，习近平上臺后，中国有望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两个大国之间的平衡发生了变化。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模式在2008-2009年的全球危机中受到的损害似乎较小，中共政权并采取了一些大胆的措施。 2015年发布的“中国製造2025”规划剑指技术领域的领导地位，并试图减少对西方和美国的依赖。

“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与各大洲100多个国家政府之间的巨大协议网络，它的推出标誌着中国正在遵循资本超越国界的一般规律行事。通过贸易、贷款和债务，“一带一路”的公路、铁路、港口、机场、管道等基础设施网络将参与国与中国的经济联系了起来，增加了参与国对中国技术的使用，让中国能够从参与国的基础设施、能源和土地中受益。从2009年到2016年，中国每年的外国直接投资翻了两倍，达到了接近2000亿美元。 2005-2020年，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流出总额接近2.1万亿美元，其中三分之一是对能源的投资。

铁路

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列宁写道：

“建筑铁路似乎是一种普通的、自然的、民主的、文化的、传播文明的事业。在那些由于粉饰资本主义奴隶製而得到报酬的资产阶级教授看来，还有在小资产阶级庸人看来，建筑铁路就是这么一回事。实际上，资本主义千丝万缕的密网，把这种事业同整个生产资料私有製连结在一起，把这种建筑事业变成对10亿人（殖民地加半殖民地），即占世界人口半数以上的附属国人民，以及对‘文明’国家资本的雇佣奴隶进行压迫的工具。 ”

“在殖民地及亚美两洲其它国家建筑20万公裏的新铁路，这意味着在特别有利的条件下，在收入有特别的保证、铸钢厂可以获得厚利定货等等的条件下，新投入400多亿马克的资本。”

十年来，已有34个国家与中国公司签订了新铁路建设合同。其中包括中国-老挝、亚的斯亚贝巴-吉布提、蒙巴萨-内罗毕、拉各斯-伊巴丹以及许多其他大型铁路工程。它们由中铁负责建造，由中国贷款提供资金，并使用了大量中国工人和技术人员。 2013-2019年，各国政府与中国企业共签署了总值616亿美元的铁路项目。基础设施项目不是慈善机构，而是旨在更有效地运输进出口，为中国提供石油、矿产和其他自然资源，并在中国政权与世界各国政府之间建立政治联系的项目。

债务

早在1916年，列宁就指出金融资本对需要它的国家有很强的控製力。 “国外的很多国家，从西班牙到巴尔干，从俄国到阿根廷、巴西和中国，都在公开或秘密地向巨大的货币市场要求贷款，有时还要求得十分急迫。”此外，他还展示了贷款如何与贸易需求挂钩：“最常见的是，规定拿一部分贷款来购买债权国的产品，尤其是军用品、轮船等等”。

21世纪的中国已经成为了债权国和主要资本输出国。经济学家霍恩、莱因哈特和特雷贝施在《哈佛商业评论》2020年2月号上发表的一项研究表明，“中国政府及其附属机构已向全球150多个国家提供了约1.5万亿美元的直接贷款和贸易信贷。这使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官方债权人——超过了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所有经合组织等传统官方贷款机构的总和。”

大多数贷款与中国的基建和自然资源投资有关，并造成了债务国极度依赖中国的结果。同时，大多数贷款都是按照市场利率收取利息的，只有不到百分之五免息。

“据估算，50个接受中国援助的主要发展中国家欠中国的平均债务存量已从2005年占债务国GDP的不到1%增加到2017年的15%以上。其中十几个国家（吉布提、汤加、马尔代夫、刚果共和国、吉尔吉斯斯坦、柬埔寨、尼日尔、老挝、贊比亚、萨摩亚、瓦努阿图和蒙古）欠中国的债务占其名义GDP至少20%。”（霍恩、莱因哈特和特雷贝施）

这项截至2017年的中国贷款调查，凸显了其在全球金融资本中的重要角色。“加上投资组合债务（包括中国央行购买的1万亿美元美国国债）和贸易信贷，中国政府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债权总额超过5万亿美元。换句话说，截至2017年，世界各国欠中国的债务占世界GDP的6%以上。”（霍恩、莱因哈特和特雷贝施）

2020年11月，贊比亚成为疫情期间第一个出现债务违约的国家。其112亿美元的债务中，有30亿是欠中国的，但实际上对中国的欠款远超这个数字。中国对这个非洲第二大铜生产国特别感兴趣。在疫情期间，北京还承诺提供贷款用于购买中国疫苗，例如北京最近向斯裏兰卡提供的5亿美元就是用来购买新冠疫苗的。

中国向外国提供贷款的目的不是改善其穷人的生活。相反，就像贊比亚一样，债务国的财政逐渐被还款蚕食，工作条件随着剥削的增加和贫困的加剧而恶化。 “一带一路”倡议中的许多参与国都是专製政权，不断破坏民主；而中国的政权和製度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组成部分。

中国帝国主义与左翼

近年来，随着中美帝国主义冲突的加剧，一批国际左翼对中共政权（所谓的共产政权）采取愈发无批判的态度，否认其对内压迫及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对外压迫。 

本文上半部分的经济事实大多不会受到中共政权的“左翼”支持者的质疑。他们对中国政权事实上的帝国主义行径进行辩护，或是强行粉饰，或是宣称这些行径使那些国家的人民受益。这些评论者，通常有斯大林主义或毛主义的政治背景，由于他们支持派坦克对1956年的匈牙利工人、1989年的北京等进行镇压，因此他们也被谑称为“坦克派（tankies）”。尽管资本主义早已在俄国与中国復辟，这些人仍相信这些政权至今仍有“进步”的成分。

当中国领导人们看起来与美国总统和跨国公司们相处甚佳时，中共的辩护士们就显得颇为狼狈。2014年习近平在澳大利亚国会的演讲赢得了全场起立鼓掌。一年后，时任英国首相卡梅伦谈到了中英关系的“黄金时代”。在2015年，习近平与伊丽莎白女皇共乘马车，并将保守党治下的英国形容为中国“在西方最好的朋友”。英国财政大臣奥斯本（George Osborne）率领贸易代表团访问新疆并获得中国官方媒体的贊扬，他们只谈生意，闭口不谈维吾尔人及其他少数民族的受虐待问题。而近到2020年初，特朗普还称贊习近平为一位亲密的朋友。以上所述，没有一条是那些现在宣称北京系反抗美帝国主义的先锋的“坦克派”可以解释的。 

与资本主义政治家与经济学家在中国受到欢迎的同时，社会主义者或任何试图联系抗争工人与及青年的人却都被逮捕或驱逐出境。这是因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与社会主义者，在马克思、卢森堡和列宁的传统下，是反对一切资本主义政府与帝国主义势力的。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列宁强调并指出：尽管英、法、美、德更加发达，沙皇俄国也是发展中的帝国主义势力。在1920版的序言中，列宁强调了俄罗斯对芬兰、波兰、库尔兰、乌克兰、希瓦、布哈拉、爱沙尼亚及其他非大俄罗斯人地区的压迫，同时也说明了在1916年写作时，他用日本帝国主义的案例来代替俄国，是为了规避沙俄的审查。 

今日，坦克派们与中共辩护士们宣称那些被捕者与流亡者及他们的支援者并不知晓事实。这本身就是对独裁政权及其镇压手段的认可。他们也宣称，社会主义者不能利用自由派、资产阶级或公共服务媒体作消息来源。事实上，那种指责所有主流资产阶级媒体的报导都是美国中情局宣传的论调，往往是中共支持者的唯一论点。那马克思主义传统又是怎样的呢？ 马克思从未在引用资产阶级报纸的问题上犹豫过，例如引用英国保守主义媒体报导巴黎公社失败后的反革命镇压。马克思本人曾长达十年担任过与共和党有联系的纽约第一大报《纽约论坛报》记者。 马克思主义者并不对资本主义媒体与中共官媒的公正性抱有幻想，这纯粹是一个批判性地研究事实与消息来源的问题。 

今天坦克派们的批评，根本比不上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领导的反托洛茨基运动。托洛茨基对斯大林独裁政权做出的科学批判，被指与右翼分子甚至纳粹势力无异。他们对于之间的阶级差异三缄其口，资产阶级评论员渴望资本主义的反革命行动，但托洛茨基则主张通过新的工人革命来建立工人民主的社会主义工人国家。而这根本性的阶级区别，却并不意味着古拉格集中营只是右翼所想象出来的。坦克派就那些引言出处进行批评，但真实的争论点却是关于他们对斯大林主义、毛主义以及今天的国家资本主义政权的支持。 

中国在新疆的种族隔离政策

新疆集中营、失踪、强奸、酷刑等的巨大网络，指明了在新疆的反维吾尔人及绝大多数穆斯林群众的行径并非臆造，而是残酷的事实。对维吾尔人的压迫升级与中国的资本主义復辟及帝国主义化同时展开。新疆的自然资源及战略位置，是习近平一带一路的关键部分，加之对少数民族反抗的恐惧，都促进了北京对新疆和东突厥斯坦镇压力度的升级。 

直至1950年代，新疆的汉族人口还不足5%。但这一现象随90年代资本主义復辟剥削兴起时大量汉族移民的涌入而改变。今日，维吾尔族大约有一千两百万人口，不及新疆人口总量的半数，而汉族人却占了超过40%。 

中共对新疆的统治，就是“实行通行证检查製度、兴建集中营、打造网格化的警察控製体系，復製了南非种族隔离时代和以色列的少数族裔控製体系”，在乌鲁木齐居住两年、持续研究新疆的学者拜勒（Darren Byler）如是写道。另一个转捩点是911后小布什所发动反恐战争。中共迅速地应用西方的论调，并将所有维吾尔人打上疑似恐怖分子的烙印。 

美国左翼杂誌《每月评论》上的一篇文章宣称，有关新疆镇压及集中营的报导都是在支持美帝国主义，这受到了拜勒及其他35位国际学者的强烈反对。他们的答復认为中国的政策是对西方反恐政策的蓄意挪用，美国和中国双方仇视伊斯兰的行为都应受到谴责。 

这些回答也清楚地指出了北京政策植根于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扩张与压迫原住民的联系是左翼所熟悉的，拒绝认识和批评这些变化是故意视而不见。”拜勒在一次采访中表明他“强烈谴责美国的军事行动”。他将中国描述为国家资本主义，而将新疆的体製描述为“恐怖资本主义”。新疆政府将拜勒指控为“中情局特工”。这是习近平政权及其外国支持者、中国民族主义者惯常对包括中国女权主义者、工运分子在内的批评习政权的人提出的指控。 

新疆现代史上的关键转捩点是2009年7月的骚乱。起于种族主义动机，两位维吾尔族的民工在一家广东的工厂内被打死。几天后，乌鲁木齐的维吾尔族青年举着中国国旗进行了和平游行，呼吁当局调查广东的斗殴致死案，但却遭到武警开枪射击。骚乱的根源是愈发严重的歧视与压迫，如汉语取代维吾尔语成为了学校中的唯一语言，维吾尔人的土地被抢走，及针对宗教服装及习俗的限製。 

“人民反恐战争”

为应对一些绝望的恐怖袭击，中国政府于2014年5月宣布发动“人民反恐战争”，来针对维吾尔人群体。社会主义者一直反对个人恐怖主义，认为这是一种失败的方法，总会导致更强烈的镇压，而并不会像这个例子所示那样推进反压迫的斗争。内部通行证系统迫使30万维吾尔人离开乌鲁木齐，并通过检查站限製旅行，集中营体系也被引入。2017年，新疆已成为一个完备的警察统治社会。 

拜勒的报告显示，至2017年初，政府已经招募了“近9万名新警员”，将新疆的公安预算增加了356%以上，达到约92亿美元。且“由于就业普遍不足，维吾尔人被大量招募到部队中”。 

除了先进的监控外，还实施了面向维吾尔族的个人电话、电脑检查系统。“仅杭州的两家科技公司大华和海康威视就获得了超过12亿美元的合同，用于在维吾尔族地区建设安全基础设施”。这些安全技术已成为中国面向专製政权的出口产品。 

同时，石油和天然气拉动新疆GDP的一半以上。以棉花和番茄为主的大规模工业化农业也得到了发展。这不是一场“民族冲突”，而是来自政府层面的单边攻击。这样，新疆既有实行针对维吾尔人的种族隔离种族主义製度的性质，又有遭到殖民经济剥削的性质。与汉族居民相比，维吾尔人在住房、工作和工资方面遭到歧视。而建造庞大的基础设施专案则是为了确保将来利润，并加强北京的控製。 

有无数人亲眼看见强奸和酷刑，还有儿童被从家人身边带走。大约有100万维吾尔人被送往集中营，每个人都知道有人被拘留。这种所作所为目的是在精神上打击维吾尔人，通过极其屈辱的流程来建立对中共和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忠诚。此外，北京还挑选维吾尔族“领导人”来代表新疆政府。 

中共政策的种族主义和反维吾尔特征在他们的强製计划生育政策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包括剥夺经济和法律权利，强迫维吾尔族妇女接受植入避孕环，还有更恶劣的行径。尽管中国否认了这些行为，但即使是官方的《中国统计年鉴》和《新疆统计年鉴》也显示了新疆的出生率是如何在两年内减半的——这还是包括汉族人口后的数据。2015年至2018年，最大的两个维吾尔族地区的出生率下降了84%。 

这些事实首先由研究员Adrian Zenz在国际上发表，他是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和右翼分子。但包括中国官媒在内那些利用Zenz的政治立场来诋毁他的人，忽略了他的论据就是来自中国官方的统计数据。他是亲中共宣传势力的炮轰焦点，但这些事实也得到了在集中营中的妇女所述故事的证实。 

集中营系统按不同级别的监狱标准建造，实行从反维吾尔语和文化宣传的“教育”及工厂强迫劳动到强製安装避孕环、妇女绝育和酷刑。 

后来中共不再否认集中营的存在，而是改口称它们是为了“再教育”、“职业培训”和促进妇女的“健康生育”。他们把对集中营的所有批评都描绘成美帝国主义的宣传，但从不向任何有信誉的调查员提供进入集中营的机会。然而美帝国主义现在对维吾尔人境遇的批评也是纯粹的强权政治和虚伪。维吾尔人的待遇问题远非新鲜事。2002年，美国与中国合作，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抓获了22名维吾尔族人，将他们关在臭名昭着的美国关塔那摩湾酷刑营。他们中没有人被裁定为圣战分子或与基地组织有关联，但最后三人直到2013年才被释放。特朗普2017年针对穆斯林的旅行禁令也受到中共领导人的贊赏。 

当美国48家最大的在华企业被要求就针对维吾尔人的政策发表评论时，只有6家做出了回应，其中只有1家表达了有限的批评。很明显，美帝国主义利用维吾尔人集中营和和待遇问题与中国搞冷战，但绝不是被压迫者斗争中的盟友。 

臺湾、中国与美国

臺湾是中美帝国主义冷战的焦点。它也是一个事实上的国家，拥有超过2300万居民。1949年中国革命胜利后，蒋介石和他的国民党逃往臺湾，国民党继续在该岛使用“中华民国”这个国号，目的是希望最终重返大陆。此后，北京的中共政权和国民党中蒋介石的继任者都坚持“一国”的立场。在臺湾，由于中国经济的强大拉动，资本家和国民党几十年来一直对大陆的中共政权妥协。即使是现在执政的民进党的臺湾民族主义政客，也没有过火地挑战北京。 

这也是自1970年代以来美国政府的立场，当时尼克松和后继总统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不是中华“民国”，让贸易与利润成为了优先的事情。然而，在军事上，由于其战略位置以及作为向北京施压的着力点，美帝国主义与臺湾保持紧密联盟。 

实际上，臺湾已经发展成为一个独自的政府与国家。旧的“统一”主张在岛上失去了大部分支持。这是国民党在选举大败的原因之一，国民党现在被迫与之前紧密联系的中共保持距离。香港出臺国安法，废除民主权利，终于打消了臺湾人对“统一”的“一国两製”安排的幻想。 今天，臺湾只有12.5%的人支持统一，54%的人支持正式独立，23.4%的人支持现状，即事实上的独立。 

由于中国强硬的镇压政策，特别是在香港，中共独裁政权现在保证其国家地位的唯一途径是通过军事行动或其威胁来追求“臺湾是中国一部分”。去年，中国空军和海军陆战队在臺湾周边进行了越来越多的演习，并配上了军事色彩的声明。这些一部分是习近平试图展示实力的体现，一部分是对美帝国主义在东亚更加尖锐的形象的回应，这种形象在奥巴马时期开始，然后在特朗普时期加强。这包括新的武器出口协定、更频繁的军事行动以及去年美国和臺湾之间公布的先前秘密防御协定。中共通过恐吓使臺湾人支持统一的企图是註定要失败的，结果只会是增加对独立的支持。

马克思主义者主张工人阶级和被压迫群众的团结。而只有坚持在民族问题上的正确立场才能实现这种统一。这意味着了解工人的情绪和意识。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再次指明了道路，宣称反对“自决权或分离权在实践中不可避免地意味着支持统治民族的特权。”而被视为压迫国家的支持者将阻碍建立工人阶级团结。 

1917年的俄国革命解放了被压迫民族，但绝不支持外国帝国主义。相反，帝国主义列强对俄国进行反革命干预，包括反对芬兰、乌克兰和其他国家的解放。 

同样，支持独立不等于支持美帝国主义，臺湾独立也无法依靠美国的帮助而实现。在帝国主义时代，成功的民族解放运动从来不是由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领导的，当然更不是由帝国主义领导的。就臺湾而言，独立只能通过反对资本主义和老牌政党的群众斗争来实现——尤其是与中国大陆工人阶级反对中共独裁和中国资本主义的斗争相结合。在任何国家冲突中，社会主义者都不会支援任何一方的统治阶级。在臺湾，这意味着不支持美国、中国或臺湾资本主义政党，如民进党和国民党。 

香港——并非颜色革命

中共独裁政权的应声虫们——相信的是一些红色旗帜和“共产党”的名字，而不是真正残酷的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专政。他们将香港的群众运动（尤其是2019年），贴上美国支持的颜色革命的标签。 

事实恰恰相反。2019年10月4日，香港的群众运动已经持续了四个月，《卫报》报导称：

“据报导，在特朗普承诺美国将在贸易谈判期间保持沉默之后，美国官员被禁止参与支援香港的民主抗议活动。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导，特朗普在6月的电话中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作出承诺（……）。由于禁言令，美国驻香港总领事唐伟康被告知取消在美国智库的露面和计划的演讲，这些演讲已经动摇了该地区的抗议活动……”

特朗普本人表明了美国的立场：“有人说某天他们会禁止示威。但那是在香港和中国之间的问题，因为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他们必须自己处理，他们不需要建议。”同一篇文章还指出，特朗普不想评论新疆和维吾尔人的待遇问题。在他的回忆录中，特朗普的前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声称川普告诉习近平，新疆集中营“完全是正确的做法”。 

美帝国主义一般不鼓励支持群众运动。每当积极地提到提到自下而上的运动时，华盛顿的关註点仅是他们培养可靠领导的可能性及如何平息抗议。 

2019年当运动在香港爆发时，有一、二百万人参与示威，它传达了愤怒、沮丧和恐惧，即民主改革的承诺被对民主权利的新限製所取代。 在一个极度不平等且几乎没有福利製度的社会中，民主权利恰恰被视为改善普通人生活所需的手段。这场巨大的运动是由一项不受欢迎的《送中条例》引发的，但很快就变成了要求忠于北京的香港政府下臺和一人一票普选。后来《送中条例》撤销也无法平息。 

这是一场让所有建製派势力和政党都措手不及的运动。被群众视为民主权利斗争中失败领导者的泛民主派几乎没有发挥任何作用，真正的领导权落在了无组织的青年手中。 

习近平政权将这场运动视为一种威胁，担心它会蔓延到大陆。然而，当香港运动达到顶峰时，北京却没有用自己的国家力量进行干预。但很明显，运动没有胜利，中共就会组织报復。这对习近平来说也很重要，来向世界展示在各派系之中，谁才是香港真正的统治者。 

这场强大的运动只有在输出到中国，并且通过工人阶级总罢工运动来指明道路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取得胜利。否则，疲惫和混乱终会出现， 这种情况又因疫情期间的限製而更甚，迟早会造成运动失败。正是在运动的后期阶段，运动开始更广泛地出现美国国旗和要求特朗普介入的口号。随着冷战的加剧，美帝国主义也对中国的香港政策愈加批评。这也与保持香港作为该地区主要商业和金融中心的期望有关。但对个别香港和中共主要官员进行象征性製裁，与真正支持香港群众的诉求并不是一回事。 

中共独裁现在正在香港强加大陆化条件，禁止民主权利，加强监视和镇压力量，监禁反对派政客和工会领导人，并以此来散播恐怖。北京知道它在香港没有任何社会基础。在2019年11月的地方选举中，亲中共的建製派遭受了历史性的失败。近来措施也包括彻底改造香港的政治製度，旨在防止类似的事情再次发生。 

中共在香港的行动没有任何进步或反资本主义的成分。他们得到拥有土地的大多数亿万富翁大亨以及主要银行的支持。汇丰银行，表面上是欧洲最大的银行，但现在正在将其总部从伦敦迁回香港，他们公开宣布支持国家安全法。另一家英国银行渣打银行也是如此，“我们相信国家安全法有助于维持香港的长期经济和社会稳定。”

反抗帝国主义与法西斯式手段

不仅是坦克派们，还有其他一些左翼也害怕对美中帝国主义进行比较，或害怕将中共的手段与法西斯或军事独裁作比较。社会主义者没有理由要给不同帝国主义列强进行残暴程度的排名。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强调反对一切帝国主义列强，而欧洲大多数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则支持他们的“自己”国家，认为它更“民主”，或者说对方是“侵略者”。 

然而，反对一切帝国主义并不意味着所有帝国主义都是一模一样。在工人和穷人的斗争推动了民主改革的地方，组织进一步斗争显然要更可能得多。资本主义民主具有严重的局限性，真正的权力掌握在资本家手中，但它提供了组织工会和政党、发表言论和印刷（以及在互联网上发帖）、罢工和组织示威的可能性。在资本主义製度下，这些权利会受到限製，必须要不断争取，要反对反动派篡夺先前胜利成果，反对破坏工会、反动宣传和压迫性法律。 

1930年代，托洛茨基将斯大林的手段与希特勒的手段进行了比较，写道斯大林是后者的学生。在评论二战初期的协定时，托洛茨基提醒他的读者，他曾经警告过“斯大林正在寻求与希特勒的谅解”。 

尽管社会性质不同，苏联是堕落工人国家，德国是法西斯独裁资本主义国家，但托洛茨基指出了他们的相似之处。法西斯主义当然是作为一种群众运动发展起来的，它被用来粉碎意大利和德国的所有工人阶级和民主组织。但法西斯党上臺后不久，法西斯主义的群众运动特性就被暴力的国家机器所取代。

智利的皮诺切特和印尼的苏哈托等野蛮的军事独裁者用法西斯式手段粉碎工人阶级组织——共产党和社会党、工会等。而今天在中国，中共对斗争中的工人和其他反对派施行同样残酷的镇压方法。而在新疆，针对维吾尔人的国家运动将灭绝他们的文化、语言和宗教的野蛮措施与殖民主义结合在一起。这就是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帝国主义。

中国民族主义势力已成脱缰野马

近来，中国民族主义发展已经“失控”。就连之前的民族主义一号护旗手、《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似乎也对目前的民族主义之歇斯底裏感到不安。总的来说，中共（尤其是习近平的独裁统治）严重依赖在社会上製造民族主义情绪来为政权提供支持基础。从历史上看，情况一直如此。但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增长显着放缓，以及当局全方位强力压製对其潜在挑战，支持政府的民族主义变得更加重要。我们现在是否已经看到这样的迹象：即使是习近平政权也控製不住它製造的民族主义浪潮？

胡锡进“伪装成爱国者”

今年5月1日，中国政法委新浪微博官方帐号“中国长安网”发布微博，用一张图比较所谓“中国点火”和“印度点火”——中国发射长征八号运载火箭和印度焚烧死于新冠肺炎的民众遗体的画面，以讽刺印度抗疫不力却还想和中国作对。这条微博虽然随后被主动删除，但已经引起争论。復旦大学教授、中共喉舌《环球时报》的长期供稿人沉逸发微博声称“这图挺好的”，并把批判“中国长安网”那条微博的人称作“圣母婊”。而胡锡进作为《环球时报》总编辑，这次明确反对做前述的比较。

印度从4月开始的疫情反弹令每日死亡人数突破纪录，就官方数据而言，成为全球新冠肺炎死亡案例第三多的国家（仅次于美国和巴西），死亡人数超过30万。医疗系统已经崩溃。

胡锡进发微博称，官方机构帐号应当“高举人道主义大旗”，还说应当“冷静、深入”探讨官方机构帐号如何把持涉外舆论的言论尺度。然而，胡锡进这番言论一出，沉逸及其他一些年轻民族主义网军便纷纷炮轰胡锡进是“露出尾巴的公知”“骑墙派”“伪装成爱国者”。实际上，胡锡进从来都是忠心辩护中共当局所作所为，不过是害怕“中国长安网”那条微博有损中国的国际形象和外宣才采取“温和”的姿态。如今连胡锡进这个一贯的民族主义者都被贴上“公知”甚至“卖国贼”标签，可见中共自己培养的民族主义者已经发展到了多么激进、连官媒都觉得要降温的地步了。

今年6月初，中国青年作家蒋方舟在2016年前去日本参加交流活动、在去年7月接受NHK采访的片段被部分网民发现。这两个事件分别被歪曲为“收取日方资助在中国替日本做文宣”和“想方设法证明中共的体製有问题”，因此蒋方舟被很多爱国“愤青”批判、用“蒋大佐”“皇军认证”等字眼讽刺。胡锡进也卷入了相关讨论，指参与他国出资的交流活动可以促进信息交流、同时捍卫中国的立场，结果被极端民族主义分子打成“皇协军洗地”，搞到胡锡进被迫在8日发微博呼吁“爱国网友保持克製”。中国民族主义发展“失控”再度得以体现。

“可信、可爱、可敬”

这些担忧似乎已经达到了最高水平。习近平在5月31日中共政治局的一次讲话，亦显现中共不想民族主义发展太过火。当天，习近平表示，中国要努力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形象，对外宣传中要“谦逊谦和”，与近年来的战狼外交风格做对比，这一转变犹如精神分裂。復旦大学教授、《这就是中国》节目常驻嘉宾张维为则被请去中共政治局“讲课”。从张维为近期受访强调西方要了解中国模式、“遏製中国根本行不通”来看，习近平政权的民族主义总路线其实没有变，变的只是尝试让外交更有技巧（尽管大概也是徒劳）。

“战狼”与帝国主义

自从2018年中美贸易战以来，中国外交作风趋于强硬，被称作“战狼外交”。而由于中美两大帝国主义强国之间的冷战，中共政权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这场冲突不是由哪个政府的政策或外交“基调”引起的，而是这些政策更深层次的表达。这场冲突是由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引起的，正如列宁所解释的那样，资本主义不可避免地发展成为帝国主义这个“最高阶段”。1980年代以来，各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竞争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遏製，但自2007-2008年在美国开始的经济危机以来，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爆炸式增长破坏了这种不易的“和平”。2011年以来，美国政府越来越公开表达对于中国崛起、在经济和军事上挑战美国的“关切”。习近平政权以更具攻击性的外交政策进行反击（“一带一路”和南海战略便是两例）。因此，争夺全球主导权的斗争进入了冲突升级的新阶段，“国家安全”（各国统治阶级的权力）现在比短期经济问题更重要。

2020年，利用中国初期防堵新冠肺炎不力，美欧等国家纷纷强化反中立场，新冠病毒成为帝国主义斗争重要的新战线。除了他们提出要在中国进行新冠肺炎溯源外，我们也看到已经启动的反华措施的加剧，包括欧洲多国抵製华为5G通信设备、中美经济走向脱钩、澳洲维多利亚州退出一带一路、中欧贸易协定遭暂缓批准。习近平的“双循环”战略中，强调扩大内需的“内循环”已经由于普通家庭紧张的财务状况而不是很有力，如果“外循环”再做不好，整个经济的下行压力便会加剧、进一步威胁到习近平在中共党内的地位和执政稳定性。因此，习政权及其喉舌开始考虑转向更“有技巧”的民族主义外交，但却遭遇自己培养的民族主义网军反冲。就像《科学怪人》裏的弗兰肯斯坦博士一样，自己创造了怪物，却失去了对它的控製！

中共鼓吹的民族主义是反动、右翼的民族主义，并且是种族主义、大汉沙文主义、威权主义的。对印度新冠疫情的无情嘲弄，即使是胡锡进都认为太过分，表明当今中国右翼民族主义没有任何进步的元素。中国过去作为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表达了群众对推翻外国压迫者的进步渴望，而今天的民族主义与过往不同，它包含了帝国主义的民族霸权议程。

四面树敌

目前，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共政权可谓骑虎难下，在国际上遭遇越来越多敌对，在中共内部也面临其他派系对于“战狼外交”过火的批评——“战狼外交”限製了中共在与西方冲突中的战术选择。民族主义压力现在正在影响中共政权在需要时对不同策略的选择范围。如果淡化民族主义色彩，会引发自己养起来的“民间”极端民族主义者强烈不满。社会主义者反对包括胡锡进、沉逸在内所有右翼民族主义势力。民族主义被统治阶级用以分化工人阶级，转移人们对当今危机的真正原因（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和专製统治）的註意力；但正如中共现在正认识到的那样，这可能是一把双刃剑，统治阶级曾经利用的民族主义如今也给自己带来麻烦。工人群众也会通过自身体验了解到，唯一的出路不是更多的民族主义，而是自己组织起来为在中国和全球实现社会主义而战。

中国：女权之声冒起　中共独裁恐惧

在今天的中国，女权主义者被泼上了满身的汙水。打算起诉朱军性侵的人被扣上了“反华分子利用公众的善良，躲在女权背后破坏社会稳定危害国家安全”的帽子，发帖呼吁女性平权的人被称为为受西方思潮影响的和平演变急先锋——而泼脏水的人认为，既然官方声明中国早就是一个坚决维护妇女合法权益的国家，那么凡是压迫女性的行为都必已被我们伟大光明正确的国家所扫清，还要试图争取女性平权的行为都一定是“女拳废物”、“港独”（他们认为所有不支持香港镇压的人都是港独！）、“反华势力” 。

在这样一个汙名化女权运动的过程中， 以“优秀传统文化”之名崛起的右翼民族主义格外引人註目。他们自认是道德的、正义的，认为中国女性已经得到了足够的权益和够高的地位，而女权运动是来自外国、受境外势力支持、以搞乱中国为目的的。这样一股右翼势力的诞生显然迎合了官方“稳定压倒一切”的需求；他们口无遮拦地攻击任何可能对现存秩序有威胁的人，以此来保卫既得利益者的“岁月静好”。他们辱骂女权主义者是“母狗”，是“收了拜登的狗粮的”，彷佛他们通过汙言秽语、通过异想天开，就站在了保卫国家安全免受所谓“境外势力”侵犯的前线！ 

值得欣慰的是，对于通过汙蔑、造谣、辱骂、举报、封号封组维持压迫秩序的行为，女权主义者进行了坚决的回击。在校园裏，他们为了将性侵学生的教师清除出教学队伍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职场上，他们迎着层层“规矩”的压製，争取女性作为女性而应当享有的权益——即使这会为他们带来无穷无尽的抹黑。无论是“网暴博物馆”还是诉朱军案的当事人，在被人汙蔑为“反华势力”的同时，也依旧得到了广大群众的自发支持；而且很多男性并没有因性别而置身事外——他们也积极参与到了与女性一起斗争的行列中去。

女权斗争的历史地位

马克思主义者不会认为性别问题是“次要”问题，而是明白只要女性没有得到彻底解放，就没有社会主义。女性在社会斗争中经常处于前沿。历史上，俄国1917年二月革命正好发生在3月8日（国际妇女节），女工从凌晨开始就出来罢工，提出停止战争、结束专政和要求“面包”等诉求，并有效宣传令许多士兵转向革命一方。在当代，中国2018年的佳士斗争中，很多核心人物也是女性，其中嶽昕同时是一名公开的女权主义者；今年2月开始的缅甸反政变抗争中，女性往往是工人罢工和领导运动的主力。唤起性别平等意识，为的不是分化，而是工人阶级的最大团结。

自从资本主义復辟以来，中国性别不平等不断加剧。经济方面，1990年城镇女性平均收入相当于男性的77.5%，而20年后这一指标下滑到67.3%。智联招聘发布的《2021年中国女性职场现状调查报告》显示，女性也比男性更常在应聘时被问到婚姻生育状况、职场性骚扰、婚育阶段被调岗或降薪。#MeToo传到中国，也让中国校园性骚扰和性别歧视问题得以向公众摊开检视——75%女学生遭遇过性骚扰，很多来自更有权势的教授或其他上级。在结婚率和生育率急剧下降之时，习近平政权越来越多使用儒家价值观、鼓吹女性“回归家庭”，通过“离婚冷静期”，鼓励生育三胎而没有配套福利措施，并加剧审查女权主义帐号和网络群组、借助右翼民族主义网军发动攻击。

2021年恰逢中共建党百周年庆典，也是习近平争取第三任的前一年，因此是重要一年。但七一前夕中国社会抗议此即彼伏，令当局对于包括社会抗争很是害怕、要严防死守——这意味着女权斗争也会遭到中共有意限製。为了争取女性权益，除了通过教育和宣传反对性别歧视（包括工运和左翼内的性别歧视），工人阶级也要团结争取同工同酬、提高工资、独立工会，而我们也需要反对中共独裁、争取社会主义，而中国的女性註定处于这一斗争的最前线。

苹果向中共出卖隐私　资本为利助长镇压

苹果为了保住中国市场，任由中国的服务器密钥完全受苹果公司中国企业的掌握，中国政府要对其作出监控实在易如反掌。位于中国西南的贵州省贵阳市郊区，苹果公司的新合作伙伴——中国国有企业“云上贵州”数据中心，就是存放苹果公司中国用户数据的服务器所在地。

政府监控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用户储存的视频、照片、文档，通话记录，位置信息和已安装的应用程式。目前，苹果公司已要求所有中国用户签署使用icloud等服务时，不得不接受“云上贵州”监管的条款。

帝国主义冲突也是中共要加强监控的重要因素，因为资讯科技战将是中美冲突重要的一环。除了监控在中国境内的外国使用者的活动和行踪，也要确保掌握科技的控製权以便受到美国的杯葛或製裁。

苹果公司等西方企业伪善地声称捍卫“隐私”和“言论自由”，却一次次向中国政府靠拢而出卖这些原则，证明苹果公司和其他跨国企业一样——它们在追求利益和保障客户权益之间永远选择资本利益。在中国市场每年500亿美元收入的引诱下，苹果公司必然选择与独裁政府合作。而多年来，苹果公司在中国的代工厂就是利用中共镇压工会的力量，让它们肆无忌惮剥削工人。

资本不在乎民主权利

为了帮助中共政权打造出大规模监控的警察国家，许多资本主义“民主国家”公司在利润面前丝毫不吝啬提供援助。他们会向中国政府提供治安监控系统（甲骨文、微软等）、屏蔽敏感词/图片（shutterstock等）、以及来自美国、以色列、日本、欧盟的其他外国公司提供的用以大规模监控国民的技术。西方资本主义政府也利用这些技术来监控自己国家的人民，但碍于政治压力而要做得比较隐晦。中国政府甚至要求各大汽车商交出行车数据，它们为了保住中国市场自然也乐意于“遵守中国法规”而侵犯用户隐私。

仅2019年，中共维稳费支出1.4万亿元。这些由劳动人民身上榨出的钱被浪费在安装监控、升级各种安全科技、雇佣警员上以对付劳动人民自己。这些钱完全可以被省下来，投进教育、医疗和其他公共福利设施中以提高数亿贫困国民的生活水平。

只有所有资讯与科技公司彻底民主公有化，并且打倒独裁政权，才能不受资本的操控、接受透明的公众监督，确保用户的数据隐私安全。

袁隆平逝世：中共造神的真相

5月22日，中国工程院院士、农学家袁隆平在湖南长沙逝世。随后，中国官方对于袁隆平进行铺天盖地的宣传。新华社发表题为《建议为袁隆平院士逝世降半旗誌哀》的评论，称袁隆平作出了“世界性的贡献”，习近平则号召中共党员和中国科技工作者“向袁隆平同誌学习”——官方罕见称不是中共党员的人士为“同誌”，显见中国想利用袁隆平给自己脸上贴金。同时，为了避免袁隆平具有争议的一面和批评中共政策的历史被大肆宣传，当局也钳製言论自由、打压民间的不同声音。

杂交水稻之父

袁隆平是中国研究与发展杂交水稻的开创者，也是世界上第一个成功利用水稻杂种优势的科学家，因为解决粮食问题的突出贡献被誉为“杂交水稻之父”。水稻是世界上一半人口的主要粮食，所以袁隆平的研究与理论可谓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在小麦育种上取得的突破性进展，带来了一场使粮食产量大幅增长、结束了世界大部分地区饥荒的绿色革命。但是改良杂交水稻这样的重大科学成果，绝非仅靠袁隆平一个人的“天才智慧”就能实现，而是同时依靠一个分工协调的科研团队、后勤保障、前人的经验和充足的财政支持。古往今来的一切显赫功绩和成就，其本质都是广大群众集体智慧和劳动的伟大结晶。

这次中共在“造神式”缅怀中以“诽谤攻击汙蔑国家英雄人物”为理由加强言论监管，各大网络平臺也配合当局进行有关审查。新浪微博对发布此类信息的64个账号做出永久关闭处罚。在两天内，至少七名网民因发表所谓“侮辱性言论”（实际都只是质疑官方论述而已）被刑拘。中共一边疯狂神化袁隆平，一边又不准国民“唱反调”，不惜大加惩罚，这是为了什么呢？袁隆平生前对于毛时期的中共的许多政策有过批判，而这些批判的内容至今都还能在一些中国媒体网站上搜到。在2009年接受《广州日报》的一次专访时，袁隆平表示：“三年困难时期（大饥荒），饿死了几千万人啊。大跃进把树都砍了去炼钢铁，把生态破坏了，1959年大干旱，一年基本上没有收成，饿死了四五千万人啊。我看到路上有5个饿殍。” 在文革期间，袁隆平也因为批评当时毛泽东提出的农业“八字宪法”而被批斗，所幸因为其从事的科学研究而免于更严重的迫害。

然而，新华网英文版近日一则报导，却说袁隆平是因在1949年中共建政前看见饿殍，才投身杂交研究水稻研究，与新华网中文版在2007年的说法（在大跃进期间于湖南看到饿殍）自相矛盾。显然，中共不惜篡改历史，是害怕放任网民讨论袁隆平的一生，会让讨论超出自己可控范围，从而让自己反而因为高调纪念袁隆平而遇上更多麻烦。

今年，中共建党100周年之际，中共推出了新版党史，淡化了对于文革的批判， 甚至在部分地区放任举行文革活动。在文革期间，袁隆平因只想搞农业科学一度而遭受批斗，被列为“牛鬼蛇神”的候选人。就像中共一边要利用“文革復兴”来造势，一边高唱由文革被迫害至死的聂耳填词的《义勇军进行曲》，实在自打嘴角、虚伪至极。

现在，习近平面对着中共国内经济的下行、社会矛盾的激化、党内派系斗争的加剧，为了打响终身统治的算盘、迎接自己的“新时代”，除了破坏了邓小平时代的“集体领导”製度，他还要进一步破坏邓小平的权威、将自己拔高到与毛泽东同一水平线上。而中国当今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已经与毛泽东时代的计划经济完全不同，习近平也没有毛泽东那样的坚实群众支持基础，因此认定习近平能够重返毛泽东路线、搞“二次文革”， 是过于肤浅的认识。他最多只是借助毛的措辞和宣传伎俩来维护权威而已。

宣传工具

中共当局高调宣称中国已经全面脱贫，而杂交水稻技术对于解决贫困问题也起着重大的作用，因此可以说中共对于袁隆平的大规模纪念，也是将袁隆平用作宣传中国不只让国内脱贫、也大力协助亚非国家解决贫困问题的工具，强化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宣传。然而，以袁隆平的地位，一生没有加入中共这一事实，以及其批判官方政策的历史，不是永远能够回避下去的，广大群众在纪念袁隆平的贡献之时，也会逐渐发觉到中共高调宣传背后的真实目的。

中国：赛格大厦晃动——疯狂资本建设的后患

2021年5月18日下午，深圳天朗气清、风力五级，当地华强北广场的赛格大厦突发明显晃动，引发周边群众恐慌。而之后的两日大厦接连于中午时分发生晃动。大楼晃动事件引起舆论对于资方与监管官僚的质疑，而中共表态一切安好的虚伪做法更是使舆情升温。

连续三日的晃动，已然印证了此次事故并非偶然因素的聚合，而是存在结构性问题。深圳应急管理局表示大厦结构安全完好，这显然无法服众。一篇华科大的硕士生论文已显示大厦存在边设计边施工的问题，而事发之后的网上疯传的大量工程车辆进入广场的影片也印证了大楼需要结构性加固的事实。

赛格大厦建于1997年——中国资本主义復辟狂飙猛进的年代，当时投资方赛格集团出于节省用地与装点门面的考虑， 将其定位为深圳第一高楼。在利益驱动下，2.7层每天的深圳速度背后就呈现出“先施工后设计”“边施工边设计”“锯掉顶部天线一半再添上”的一地鸡毛。

施工乱象

而当时的中共官僚体系已彻底拥抱资本主义，兼具了波拿巴政权与自由资本家之恶，同时没有资本主义民主，也没有西方国家的资本社会化和工人福利。资本主义野蛮生长时代也结出了生产极端无政府状态的苦果。这些都导致了工程过程缺少监管，出现种种乱象而资方却仍然坚持一意孤行拆了东墙补西墙的现象。而最终受害的是生命安全被严重威胁的中国工人阶级。

而今日，中共政权虚伪的掩盖事实、黑箱作业的方式，不仅折射官僚体系对民主表达权利的疯狂压製，也反映出了当局的脆弱性，使每件事故都可危及其统治。

在这次事件中，中国的工人阶级进一步激进化与觉醒。要克服官僚与资本之恶对人民生命安全的威胁，只有依靠组织和斗争。关键的诉求是组织工会的权利。真正的工会不仅为提高工资、每周工时40小时、职安条件、结束外包製度而斗争，也要求民主监督职场。建筑企业、房产发展商、银行和城市规划部门，都一定要公共拥有，并且受到工人、租户、小商户和公众的民主监督，其有权选举公司管理层。而管理层不会领取高薪厚禄和享有特权，并受到工人民主监督。如此方能实现对生产品质的真正监管，以及对人民生命安全的有力保障。

甘肃马拉松悲剧：政府的默许与资本的狂欢

在5月22日的黄河石林山地马拉松百公裏越野赛中，由于大风、降水、降温，21 名参赛选手死亡，8人受伤。这场悲剧表面上源于天气变化，但人祸也恐怕不可忽视。沿途安全保障远远不够，物资准备、赛事熔断、应急救援等等几乎所有可能挽救回选手生命的机製都存在严重不足。

根据省委省政府的调查组结论，这次马拉松中重大伤亡的原因是“赛事组织管理不规范、运营执行不专业”；这一结论固然道出了组织运营上的问题，但也回避了问题的本质：资本主义对体育赛事的剥削牟利、体育赛事完全缺乏民主控製。2014年，国务院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 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表示“我国体育产业……还存在一些体製机製问题”。所以，他们对于这种体製问题选择了什么解决方法呢？ 

答案是市场化。中共为体育发展所设定的目标是完善市场机製、发挥市场作用、努力扶持企业发展，力争在2025年让体育产业总规模超过5万亿元。根据国务院在文件中的观点，市场化显然是有利于“进一步促进公平竞争，降低赛事和活动成本”的。通过商品化、市场化，健身成为了新自由主义进军的一片蓝海， 地方主办的体育赛事井喷式增长；据新京报统计，如今全国80%以上的马拉松比赛是在最近五年才出现，而在6.63余万家体育赛事活动策划相关企业中，成立时间在5年内的就有5.7万家。这种不受监管的疯狂扩张是由利润驱动的，而不是为满足社会需求而发展起来的多样化、廉价的大众体育运动。

体育产业市场化

这些蜂拥进入赛事策划的企业总体水平相当可疑。以本次越野赛的举办方晟景公司为例，全公司上下只有12个人，且基本上没有从事体育赛事的专业背景； 但这样一个公司就已经可以轻松地与本地官员达成交易，进而组织赛事——如果没有事故的发生，那么在同时收到报名费、贊助、政府补贴的情况下，体育赛事的主办方将能够取得高额收益；通过越野赛来宣传景区、促进消费，地方政府也受益良多。所以，对于地方政府与体育公司而言，一般情况下，举办赛事都是一种“双赢”，哪怕举办方并不具备相关资格，哪怕政府作为“承办单位”只是挂名的。

但这种双赢只存在于市场意义与声望意义。据中国新闻周刊的采访，“政府不一定会评估运营方到底靠不靠谱”；政府渴望获得政绩，体育赛事活动策划相关企业渴望捞金，在这样一种不负责任的氛围下，赛事风险被视为商业风险，主办方对于安全保障、赛程设计等的考虑也都服从于企业盈亏，而非选手的生命安全。

于是，5月22日，选手们走上了一场由一心谋利的主办公司和挂名的政府主办的越野赛的赛道。而此时，那场致命的风雨已经在空中酝酿了； “无声的跑者消失在狂暴的风雨中”。

我们主张： 

没有社会主义变革，体育爱好者永远都会受欺骗。

资本主义正在侵蚀体育界。全球各地皆如是。尽管少数顶级的职业运动员的薪水非常高（是过高了！），但体育事业（尤其是职业水平的）是极其不民主和剥削性的。在 2021 年欧洲足球锦标赛上，丹麦球员埃裏克森（Christian Eriksen）在对阵芬兰的比赛中突发心脏病倒地，需要在球场上进行紧急救生治疗，使无数观众感到不安。比赛暂停了，但在大型贊助商和电视公司的压力下，只暂停了两个小时。丹麦球员当然因此事遭受严重打击，最终输给了芬兰。

扭曲的体育

社交媒体上引发了一场关于主办方不将比赛推迟到另一天进行的作法不人道的辩论。此事件发生于今年早些时候足球界“欧洲超级联赛”的大丑闻之后。球迷起义（曼联球迷之前以入侵老特拉福德球场的方式，非常有效地进行抗议）迫使曼联和尤文图斯等大型俱乐部放弃了他们的抢钱计划。体育产业不仅被被亿万富翁所有者的欲望所扭曲，而且完全缺乏民主控製，也没有社会所有权（因而可以向大众而非少数精英开放）。社会主义体育政策涵盖设施、俱乐部和协会的公有製，以及俱乐部和协会成员、工作人员、爱好者和更广泛的工人阶级社区的民主控製。

中国：新的冷战，新的太空竞赛

过去半年可谓是中国航天工程项目密集式连环启动的日子。自去年年底起，总计有完成月球探测器“嫦娥五号”航天任务、火星探测器“天问一号”成功着陆并运行、成功发射“神舟十二号”载人航天火箭，并首次让三名宇航员长时间驻留其空间站“天和”号核心舱等等。再加上其他卫星系统的陆续构建和升级，如中国版的GPS“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令人关註中国的航天技术的发展水平。

民族主义宣传

中共政府亦非常积极地将这一系列的科技成就为自己的民族主义宣传添油加醋，以巩固自身的执政威信。这些宣传甚至显得过火，比如在5月初，印度新冠疫情猛烈爆发之时，正值中国空间站“天和”号发射升空及顺利入轨。中共政法委的官方微博帐号“中国长安网”发了一则微博，配图竟将中国的运载火箭点火发射的照片与印度防疫人员火化染疫死者的照片并列，并配以文字“中国点火vs印度点火”，对印度的疫情惨剧加以冷嘲热讽，这视人命如草芥的轻佻冷血态度反令大量民众感到心寒和反感。甚至连右翼民族主义报刊《环球时报》的总篇胡锡进都公开表示此举不妥，因而被网军攻击不够爱国。可见当初煽动民族主义的人也开始遭到反噬。

面对中国航天计划竞争，在五月美国国会的听证会上，美国太空总署署长比尔·纳尔逊表达担忧。特别针对中国2030年的登月计划，他提出了加大对发展载人地外登陆系统的投资。

中美新冷战的背景下，这一举动令人联想到中美之间是否也会像半个世纪前的美苏冷战一般展开新一轮的太空竞赛。当然中美冲突是为了市场和经济力量而非意识形态的。

虽然客观上中国的航天技术近年发展的确相当迅速──这也给予了中共自我吹嘘的底气，但技术水平上与美国相比依然存在相当的差距。特别是在重型运载火箭的有效酬载量乃至产量上，两者甚至有着三十至五十年的技术距离。

现时，中国最新锐的现役“长征五号”火箭只有25吨的低轨道酬载量，假如要进入月球轨道的话，酬载量最多只有9.4吨。相比之下，美国60多年前的“土星五号”火箭有着45吨的月球轨道酬载量以满足登月任务所需。

另一方面，在生产技术上，中国的火箭建造依然处于人手组装的水平上，生产技术离产品化量产化相距甚远。对工作人员的个人的技术水平和稳定性有着极高的依赖性，这对于排除系统隐患，优化系统结构非常不利。对比SpaceX的成熟量产航天器和发动机，马斯克甚至声称目标是每天生产一臺“猛禽”火箭发动机，测试“星舰”原型机的发射频率达到一到两个月内就发射一次，两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代差。

放肆的资本

半个世纪前的太空竞赛，客观上推动了技术的进步，但本质上更多是国家的面子工程。因此当年技术的发展亦随着苏联登月竞赛中失败大幅放缓。而现在，不论是中国还是美国的航天技术，到底都是在为帝国主义冲突与资本服务。而SpaceX作为一家私人资本所拥有的公司有时甚至让人感觉这是马斯克的私人玩具。2018年马斯克用猎鹰重型运载火箭将一臺特斯拉Roadster跑车和假人送入日心轨道，此举除了用作吸引眼球的广告宣传外没有多大的科研价值，徒增一具太空垃圾。这亦生动了展示了太空技术假如不为公共拥有、人民民主管理的话，统治阶级和资本家能闹出多么荒唐的举动。

社会主义者认为科技的发展必须以全人类的福祉和全世界的未来为基础，现时太空航天技术已日渐成熟。中美主导下的资本主义製度正在製造气候危机，破坏地球，而新冷战的竞争使这情况进一步恶化。但首先的目的却只是为帝国和资本的利益所服务，技术的进步为我们所提供的生活便捷不过是利润的“副作用”。而当太空技术被帝国和资本所垄断时，往往反而会阻碍技术的发展和限製民众的应用（如我们日常生活所应用的GPS系统，其定位精度实际上是被美国政府故意降低的）。因此我们必须终结资本主义的统治与帝国主义的冲突，铸剑为犁，以解放更先进的生产力和技术发展。

工人阶级谈河南水灾

2021年7月20日，中国河南省暴雨成灾，降雨量惊人，造成了极其严重的经济损失与人命伤亡。这次灾难活生生地向我们展示了中共专製的官僚体製如何一步步将灾难升级，令本可避免的人命伤亡一再发生。

当然这次雨灾在这星球上并非个别事件，几乎在同一时段，德国西部——比利时亦发生洪灾，美国西部及加拿大出现极端高温和山火。这些消息都一再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气候灾难已经降临。

然而相对地，中共官方固然乐于将这场灾难“甩锅”给极端天气，但相比之下，官方的宣传口径却绝少谈及这场灾难与气候危机之间的关系。中国是世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占了全球排放总量的27%。在过去的一年间，由于全球疫症关系，重工业产能增加，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更增加了15%，创下新高。而到了22号，中国国家气象中心的首席专家任国玉更直接了当地否定了郑州暴雨与气候危机之间的关系，而称原因是双臺风所造成的“异常的行星大气环流”。但众所周知，臺风频发正是气候危机的一个重要标誌。中国政府并非像特朗普般睁眼说瞎话的否认气候危机，而是希望将气候危机仅仅局限于作为一个外交谈判的话题，以避免引发国内针对环保问题与气候危机的群众运动。但这场水灾，已经令不少中国的民众惊醒过来：原来气候危机离我并不遥远！

中共宣传部门不遗余力地强调这是一次“千年一遇”（某些部门甚至称“五千年一遇”）的暴雨，试图以此淡化官僚的责任。固然这次灾难警醒着我们气候危机的急切性，但官僚所造的破坏不下于灾难本身。郑州气象局在19日到20日上午接连发布了五道“暴雨红色预警”，按照中央气象局的官方指示，发布红色预警后，政府及相关部门应做好应变准备，停课停工等等。但郑州市政府却对此毫无准备，没有宣布停工停课，在整日的暴雨中要求城市如常运作。郑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一名干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表示“预警不是法律，主要还是建议。总有些（单位）不太自觉，还是会让员工正常上班”。气象局人员指，他们只负责提供天气预警，无权决定停工停课，要由应急管理部下命令。至于应急管理局就回应指停工停学决策“要经过指挥部层层批准后才可以做到”。这些回应充分暴露了不民主的官僚体系的僵化。直到20日下午，整座城市已泡在水中，街道上多处急流冲走行人甚至汽车，灾难已不可挽回，官僚部门却仍然没有提醒民众应留在安全的室内躲避，造成傍晚下班时段民众意图赶回家中时（假如政府及时下令停工停课，他们当天早上根本就不必离家上班）正面遭遇恶劣天气。

因此，当天的天灾与灾难性的官僚举动叠加起来，造成了双重灾难。其中一处伤亡最严重的地点京广北路隧道，当天下午到傍晚时段正好是下班交通高峰时段，超过200辆汽车堵塞在隧道中间动弹不得。同时隧道开始积水，水流渐渐增大。有消息指，淹没的速度非常迅速，整个过程仅仅只花了数分钟时间。该段隧道于2011年落成，而早在动工建造之初，就有工程师指出在这地段位处低洼，过去曾经是一片沼泽地，在此兴建隧道并不合适，很有可能会被水淹浸，但政府与工程当局却无视了这一警告。在过去的十多年间，中国各地所谓的“基建狂魔”热潮令各地纷纷大笔投资基建，但有不少都仅仅只是为了满足官僚政绩的大白象工程，安全与质量堪忧，甚至在关键时刻毫无作用。

例如在灾难发生的仅仅一个多月前，郑州市城市管理局官方网站称2020年启动的郑州智慧隧道一期（京广路隧道试点）建设工作已经步入尾声。如果有突发事故发生，将能实现精准快速搜救。而《南方都市报》亦指京广隧道半年前才刚经过大修，维修项目包含排水设施、消防与电设备。两个月前也曾进行防汛演练，同时搭配两座排水站，当积水池内积水达到一定深度，排水站可自动启动，及时排水。然而这些措施在面临这一次的考验时却通通失效。

另一个重灾区就是郑州地铁。20日当天傍晚，网络上已流传被困在地铁内的民众所拍摄的大量影片画面。从影片中可见，地铁车厢内已充满泥水，部分水深更已到达乘客颈部。而车厢外的水位更高，而且水流汹涌。因此民众质疑地铁为何仍然坚持继续营运，从而变成死亡陷阱。郑州地铁公司安全部门主任声称停运需要“通过运营公司上报交委和应急管理局”。再次，我们看到了官僚体系的犹豫迟顿。更可怕的是，这种“等待上级发落”的官僚心态影响着整个社会——简直就如新冠疫情爆发初期的武汉。从郑州地铁惨剧中死裏逃生的民众和工作人员都表示，从列车隧道开始出现轻微积水，到积水淹浸路轨令列车停驶，然后车厢开始渗水，直到最后车厢外水流湍急无法逃生，中间整整经历了三四个小时的时间。但在这三四个小时的过程中，从列车驾驶员，到站臺站长，再到地铁管理部门竟没有任何应变措施，都在机械地等待“上级指令”。救灾人员张先生向德国之声表示，他有一个朋友与其他乘客受困于当时淹水深及肩膀的地铁车厢内，“他所在的车厢没有死人，但是是靠自救才跑出去的。”相比之下，对于自身也身处险境的基层列车驾驶员而言，居然眼白白看着车内外积水渐渐高涨，都不敢自行组织乘客及时疏散逃生，只知原地等候指令。可见，严重的官僚作风甚至消磨了一个人最基本的求生本能，令人们即使面对“迫在眉睫”的生命危险都不敢自救。这只能说明官僚比水灾更可怕。

官方媒体在地铁的灾难中亦表现得非常恶劣。当晚约九点左右，在有大量民众依然被困，仍在等待救援的情况下，官方媒体（包括央视、“环球网”、以及郑州市政府官方微博等）就急不及待地发出消息指所有被困乘客已经获救，无生命危险。这一消息令被困在车厢内，仍能通过手机收到外界讯息的乘客陷入绝望。认为搜救队已放弃搜救，他们只能待在车厢内等死。官僚为了自己的面子，丝毫不顾及现实情况和被困民众及其家人的感受，引发了民众的猛烈批评。随后官方媒体才装模作样地承认仍有人未获救，救援工作仍在进行。对于死亡数字，官方媒体声称地铁水浸事件造成14人死亡。但这一数字亦被质疑，有民众认为从网上片段所见，在车厢外水流汹涌且水位高涨的情况下，即使车厢内仍未完全淹浸但乘客亦会很快面临失温和缺氧等，救援整列列车数以百计的乘客是极其困难的工作。而据《河南商报》报道一名被困乘客的丈夫表示，当他到达妻子被困地点附近的地铁站向工作人员求救时，“工作人员根本不知道车厢的情况有多危急”。

但官僚灾难仍不止于此。20号晚上十点半，《人民日报》发文称郑州常庄水库将于当晚泄洪。但郑州的官方通告却指，水库在20号上午十点半已经泄洪。有郑州民众在20日中午时分拍摄到市中心的情况，显示在市中心，马路在不到30分钟的时间内突然被洪水和急流所淹没，有民众和汽车被急流所冲走。这景象不似暴雨所造成的积水逐渐上涨，反而更像山洪暴发。因此民众怀疑是否政府官僚在未通知民众和未安排疏散的情况下就急急泄洪，导致市区在猝不及防的情况下就被淹浸。

随后不久，官方媒体突然更改口风否认泄洪的消息，令事件的真相变得更加扑朔迷离。但可以肯定的是，在郑州以北约80公裏的卫辉市附近一条乡村，21号凌晨4时，的确有人想趁村民在睡梦中偷偷挖开当地堤坝。所幸及时被村民发现并赶走，随后村民连夜冒着暴雨守在堤坝之上，以防再度有人破坏堤坝。但耐人寻味的是在25日，亦即停雨两天后，卫辉市内的城市积水不减反增，城市水位猛涨，由局部积水变成全城被淹。卫辉民众怀疑政府在没有通知和安排撤离的情况下泄洪。官僚灾难在停雨后却依然继续，28日消息称，当卫辉市的洪水尚未退去，誌愿救援人员仍在城中涉水搜救灾民时，卫州市政府却突然通电，至少8名誌愿者触电受伤，目前生死不明。

这次雨灾与官僚灾难引发了民众的普遍不满和愤怒。暴雨过后，民众聚集在被淹没的京广九路隧道外围观，遭到现场的警察驱赶。特别是当隧道完成排水，开始将隧道内的车辆拖走时，警察用更为粗暴的手段驱赶甚至殴打在场群众。令人怀疑官僚是否为了掩盖隧道内死伤惨重的实际情况。

在27号，大批郑州市的民众到地铁沙口路站外献花吊念死者。政府随即在站外围封起挡板，阻止民众继续献花和吊念。然而在当晚，有民众自发拆除搬走挡板，得到在场其他民众的欢呼和鼓励。在28号，前往吊念的民众更多，鲜花更一直延伸摆放到街尾。而在强大的民意压力下，政府默认了民众这一抗争举动，没有再次重新围封车站。

但在另一边厢，中共在面对强烈的民众不满情况下，继续采取煽动民族主义情绪的方式以转移民愤。特别是共青团鼓吹民众针对BBC、CNN、以及德国之声等境外媒体记者。而这些记者亦表示在中国进行采访工作其间感到明显敌意，以及遭到部分民族主义者的阻挠和围堵。有人指部分身穿黑色便衣参与围堵外国记者的人实际上是国安秘密警察，他们当中甚至携带了专门用来干扰击落无人机的武器。央视在当天的新闻报道中，对于全国关註的河南水灾仅仅数字带过，却大篇幅地报道欧洲的洪灾消息。

民众在这次水灾中同样觉醒的，是开始意识到这次灾难不仅是天灾，更是人祸。民众网络上开始疾呼“请不要用天灾掩盖人祸”！官僚体系的无能和腐败放大了这场灾难，只有全面落实民主权利，消除对利润的贪婪，才能彻底扫除官僚腐败。政府面对天灾危机时总是优先考虑自己的政绩或经济效益而非民众的生命安全。交通、建筑和城市规划部门应由工人阶级民主控製和管理，不容私人资本染指，绝不能心存侥幸拿民众的性命冒险。这次的灾难亦再一次凸显了中国的工人为何需要独立工会。对于危害民众安全的大白象工程，除了要民主控製建筑部门，工人通过新成立的独立民主工会民主地选出工人安全代表，让他们有权在紧急的情况下宣布停工停课，以及否决危险的工程方案。民众亦要自下而上的组织抗争，与各地的工人群众团结一致，反对资本主义和专製官僚为牟利罔顾环境成本，用社会主义的政策对抗气候危机，终结资本主义的破坏性统治。

中国：习近平的多重危机

习近平计划在党大会中完成他成为中国终身统治者的加冕仪式。中共的党大会只是个橡皮图章，并不是一个进行辩论和民主投票的政治会议。这次大会和中共内部正在进行的权力斗争或将迫使习近平做出一些妥协，这会是他首要的任务。习近平政权的每一个政策和行动，都在某种程度上与他巩固从“一党专政”过渡到“一人专政”的过程有关。

这个过程的结果并非个人心理或野心所致（至少不是主要因素），而是随着全球和中国资本主义危机的加深、国内不断紧张的社会情势，以及以新冷战为表现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有协调的经济和外交攻势爆发，中共极权国家机器内部不断积累的极端矛盾。一般来说，历史上的一人独裁政权都代表着深重危机的出现。

这也就是中国今天的处境。习近平的统治已经进入了一个多重危机叠加的阶段。事实上，他的政权在采取行动“解决”现有危机的同时也引发了新的危机——从香港和臺湾，到人口危机，再到债务危机。债务危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尽管进行了近6年的经济“去杠杆化”，但债务仍然像病毒一样在经济中蔓延。当监管机构对债务问题的註意力从一个经济部门转移到另一个部门时，任何原本暂时下降的债务水平都会反弹。

日本病？

中国人口危机对从消费到债务水平再到养老金和养老的方方面面，都造成极其严重的负面影响。中国人口恐怕已经达到顶峰并开始下降，来得比大部分预测提早10年。中国在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之前，就出现“未富先老”噩梦，似乎越来越有可能。

十年一度人口普查在5月份公布，但当中各数字之间根本自相矛盾。人口普查结果也被推迟了一个月才公布，令人怀疑数据遭到篡改。和谈到其他所有政策时一样，政府机关和媒体只能报导各种“胜利”。“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一个亲中共的智库）的黄文政认为，中国人口危机、出生率的急剧下降、劳动力萎缩和人口结构迅速老龄化“可能会给这个国家带来灾难性的影响”。

中国迫在眉睫的潜在危机已经充斥着“日本病”特征：经济放缓和“人口增长停滞”相结合，恐将延后中国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体的时间，甚至让中国超过美国成为永远不可能实现的事。以美元计算，中国的GDP目前约为美国的75%。日本在1990年达到了类似水平，但随后陷入经济危机、长期停滞和“失去的数十年”。今天的美国经济规模已经比日本大四倍。

中国人口危机显示，尽管社会普遍误以为中共有能力提前计划，中共其实没有这个能力。为什么没有更早地实施新政策？这可谓习近平的另一大挫败，更加剧中共内部权力斗争，部分反映出对习近平统治下的“政策转向”甚至政策瘫痪的焦虑。4月，作为国家央行，中国人民银行极反常地介入此事，发布了一份有关人口转型的报告，敦促彻底改变人口政策。这种公开批评标誌着中共内部权力斗争——人行因其经济作用而享有稍大一点的自由度，而其他国家机关只能保持沉默。人行该篇报告指责政府的“观望态度”，并警告说“如果没人想要更多的孩子，放宽政策就没什么用了。”许多评论员认为人行这个特殊的部门已经成为脱缰之马，现在采取措施加紧对它的控製也没有任何用。

人口普查报告，以及可能存在的未公开、甚至更令人震惊的调查结果，显然已促使政府采取行动。但中共政权最近的一系列人口政策带来恐慌。5月政府颁布了新的三胎政策，随后在7月出臺了一项更明确的措施，取消了自1980年以来实施的对计划外生育（“超生”）的所有罚款。但是，政府宣布三胎政策时，公众压倒性地怀疑这个政策，甚至是对此很愤怒——规定的改变并没有解决真正的问题。《新华社》的一项民调显示，93%的受访者完全不考虑生育第三胎。该民调在数个小时内被移除。网上的一条评论总结了当时的流行情绪：“政府觉得我不买劳斯莱斯，是因为限购吗？ ”

带有负面影响的“胜利”

在中国走向资本主义的40年裏，中共独裁政权被普遍（尤其是外国资本家及其机构）认定是可靠的经济与政治管理者。是的，独裁政府牢牢掌控所有媒体、银行、关键经济部门和世界上最大的官僚警察机器，不受被中共操弄的法律体系约束，可以做许多其他较“轻度”资本主义国家无法做的事情。但他们也会失败，有时是遭遇灾难性的失败。一方面，这是因为中共政权经常被自己的审查製度、来自地方政府的虚假和夸大的统计数据，以及下级官员害怕说真话会招致习帝不满等因素所蒙蔽。中央政府的政策往往被在保护自身利益方面非常老道的地方政府冲淡或阻挠。

这就是新冠肺炎如何在武汉开始并严重爆发，然后在中央政府作决定之前蔓延到海外的原因。所有这些因素似乎也让人口危机演变到现在政府补救恐为时已晚的地步。这将需要国家进行大规模干预，以降低房价、提高工资和工人的福利保障、结束在职场和社会上对女性的歧视、将医疗支出至少提高到全球平均水平（目前仅全球平均的一半水平）并取消所有中等、高等教育阶段的教育费用。若要实现这些政策，我们需要革命性的反资本主义变革，而这只有有组织的工人阶级运动可发挥这样的作用、完成这一任务。中共政权若要实施这些政策，第一步就会丢掉权力，所以它没有能力采取这样的政策。

中共在香港没有退路 

习近平通过强硬的民族主义镇压将越来越多的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而其统治越来越在自身宣传製造的假象中深陷迷胧。其的政策往往使现有危机加倍严重并製造新的危机，将社会紧张情势推到极端。习近平政权在新冷战中的失误，例如对现已崩溃的中欧全面投资协定的过度自信（这促进了拜登对欧洲的拉拢），令中共的反习派抱怨邓小平的“韬光养晦”外交路线被抛弃。

香港是另一明显的案例。习近平的镇压、在2014年突然取消允许实行一人一票真普选的早前“承诺”，以及当年雨伞革命结束后的白色恐怖，极大地触发社会紧张局势，随后因最终导致了2019年的社会爆发——逃犯条例修订不过为次要问题。习近平的政策掀起了一阵风暴。

从此，由于习近平的字典裏没有“退路”二字，他唯一的出路就是全面直接控製香港，消除香港与大陆的区别。习近平还利用对于香港的全面控製，虚张声势表现其政权拥有无上权力，不像冷战中美国领导的阵营“虚张声势”那样陷入瘫痪。

当然，在香港的战斗双方力量差异悬殊，北京几乎掌握着所有的底牌。在中美资本主义之间日益激烈的全球竞争中，这并不是衡量力量对比的可靠指标——如果习近平政权相信自己处于绝对优势，他只会犯更多的战略错误。在臺湾和南海，美国的反击将更加猛烈，并将建立一个更强大的军事和外交联盟网络，以保护其在亚太地区的帝国主义利益。

就内宣而言，香港作为宣传习近平这个强人的“胜利”，就算不是典型案例，但也具有重要意义。但这需要付出代价。对香港的镇压极大地令北京对臺湾问题的立场更为棘手。两岸冲突通过谈判解决的可能性从来就不高，现在则更是几乎不存在。

香港的出逃移民潮

此外，即使在香港，负面影响也可能会在一定时间后显现。中国古代军事家孙子劝告说：“夫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大凡用兵的原则，使敌人举国屈服，不战而降是上策，击破敌国就次一等）。”但习近平和他在香港新上任的顽固手下们已经开始大肆逮捕、颁布禁令、清洗反对派与进行恐吓。他们现在甚至查禁儿童读物。中共这样做是在“毁掉”这座城市，并导致成千上万的人移民海外或正计划移民。在撰写本文时，每天约有千名港人出逃——这还是在许多疫情旅行相关限製取消之前。

跨国公司不再指望香港作为其亚洲总部的基地，尤其是因为香港在华盛顿的命令下遭踢出“经济自由度指数”排名。随着外资陆续撤出香港，中国大陆的资本和企业将填补这一真空。习近平最近打压中资企业（特别是科技企业）、阻碍他们在美国上市的计划的副作用之一，也使得他们需要依赖香港。

但作为中国金融中心的未来显然不同于作为全球金融中心。香港未来将更多与上海和深圳竞争，而非与纽约、伦敦甚至新加坡作竞争。这个过程不会在一夜之间发生，但过去一年的事件使香港即使在金融意义上的长期“大陆化”也成为必然。因此，“亚洲国际都会”的命运将成为新冷战时代去全球化的缩影。

毛泽东时代的教训 

香港的全球金融地位本可作为服务于中共政权的有用工具，以规避并在一定程度上削弱西方的反华保护主义和遏製政策。这是香港在过去担当的传统角色。即使是毛泽东的非资本主义政权也允许英国人继续控製香港，因为让英国殖民者留在那裏是“有用的”——如果他们愿意夺取香港，中共本可以在24小时内占领香港。这就是为什么香港毛派在1967年反英抗暴，最后却被北京出卖。这段历史显示了习近平政权与之前历届中央政府在外交灵活性和“务实”方面的鲜明差别。

在新冷战爆发前，中共所谓的超级经济大国形象给贪婪的外国政府和资本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涌向中国，抓住一切机会与中共高层官员打交道。中国对新冠疫情的迅速抑製（相对于西方资本主义政府的灾难性反应）暂时突出了中共製度的“优越性”，这当然也是习近平宣传的主题。但是，中国现在激增的多重危机的数量，令人怀疑中共政权是否真的有作出过计划。

人口危机：独生子女政策和资本主义復辟的遗产

从2010年到2020年的十年间，中国劳动力减少了4500万，未来五年将再减少3500万劳动力。
中国政府的一个研究小组预计，到2050年，中国老年人将占总人口的1/3。
根据2019年的政府报告，中国的养老金将在2035年结余耗尽。在几乎半数省份，这个金融危机已经来临。
日本和美国等其他经济体也面临人口老龄化，但与这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中国的福利和养老金水平根本微不足道。
1979年至2015年中共政权的一孩政策极大地加剧了中国的人口危机。值得强调的是，这一政策持续了1/3个世纪，恰逢中国资本主义復辟的时期，大部分时间已经没有了“计划经济”。长期执行如此苛刻的政策导致社会态度和家庭结构发生深远变化，但主要还是经济因素驱使这一变化：在资本主义的中国，养育孩子成本极其高昂。
此外，一孩政策造成女性明显比男性少——中国的男性比女性多出4000万。由于重男轻女和性别歧视的思想（但主要还是由于经济压力），社会上普遍更想要生儿子而非女儿。在一孩政策下，选择性别的堕胎变得普遍。育龄妇女的减少是导致生育率下降的另一个因素。
政府正在逐步将男女退休年龄提高到65岁。由于退休的祖父母是绝大多数家庭照护儿童的主力，这可能会抵消其刺激生育的努力。中国缺乏可负担的公共服务，包括托儿服务。根据復旦大学的一项研究，父母退休后夫妇生孩子的可能性会增加44%-61%。
去年（2020年）全国的出生人口为1200万，低于2019年的1460万。这远低于过去20年每年1630万的平均水平，仅是1980-1990年代实施一胎政策时平均水平的一半左右。

2021东京奥运期间的中国与民族主义

中国日益极端的民族主义情绪席卷了2021年东京奥运会。奥运会有着不光彩的历史，亿万富豪贊助商与传媒公司劫持了其耀眼的体育成就。奥运会由腐败、反动的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控製，而国际奥委会在历史上与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和专製政权有着密切的联系。布伦戴奇（Avery Brundage）和萨马兰奇 （Juan Antonio Samaranch）这两位长期担任国际奥委会主席的人都是法西斯主义的同情者。近几十年来，奥运会也成为房地产开发商的奴隶，使他们能够通过大白象基建来获得利润丰厚的合同并炒高房价，而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基础设施在奥运会结束后就很少使用了。受新冠疫情影响，本次东京奥运在无观众的场馆举行，这可能是有史以来最疯狂、当然也是最昂贵的奥运会。其花费至少154亿美元，而这笔钱可拿来建造300家医院。

对于中共当局而言，这场国际赛事与其说是一个体育竞技场，倒不如说是一个重要的政治舞臺。中共借由运动员的奋力拼搏展现所谓“大国自信”。这并非中共独有现象——其他资本主义政府（尤其那些世界强国）也出于这个目的利用奥运会。但也许在中共统治下，这种民族主义野心比任何其他政权都更强。在通过政府经办的体育学校全日製训练的“举国体製”下，运动员的首要任务是确保中国拿最多的金牌，而自己如果没得冠军就要挨骂。也有不少时候，当中国选手没得冠军时，中国的社交媒体上充满针对夺金的他国选手的叫骂声。中共在1971年提出的“友谊第一，比赛第二”体育工作政策，在民族主义热潮下沦为彻底的空话。这阻碍了公众将体育运动视为身心技能竞赛并享受其中。

在羽毛球男子双打决赛中，中国选手李俊慧、刘雨辰因不敌臺湾选手而“屈居”银牌，遭遇大批中国网民的指责，说他们没有拼尽全力、缺乏斗誌，更有甚者要求两人立即退役。如果没有收获金牌，运动员本人会遭到指责、一切都是他们自己的错；但如果运动员收获了金牌，就不能只把功劳归于自己，而必须感谢国家感谢党。在4×200米自由泳接力夺得金牌的张雨霏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中国力量不服输，拼了就可以激发潜能”，彷佛自己是靠“中国力量”支撑才拿到的金牌。举重运动员石智勇则表示，要将他获得的金牌作为中共建党一百周年的献礼。

中共官媒央视在在羽毛球男子双打决赛后，没有转播颁奖仪式，一方面迎合中国国内不断高涨的、政府操弄民族主义情绪（包括这次对于输给臺湾队的愤怒），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明确“臺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种只反映富豪精英阶层为了资本主义扩张而想要有更多权力、而非臺湾与大陆工人阶级利益的论调——毕竟，臺湾艺人小S徐熙娣只是讲了“国手”二字就被打成“臺独”“辱华”，如果转播臺湾的奥林匹克国旗歌，那岂不是央视带头“辱华”？而乒乓球混合双打决赛后，有网友没有跟着那些极端民族主义者骂击败中国队摘金的日本选手，而是就事论事理性分析，结果被扣上“汉奸”等帽子。尊重对手的体育精神在此时荡然无存。

奥运期间的这种民族主义发展走向极端乃至失控，也体现在对于本国运动员言行的态度上。在羽毛球女双预赛中，中国选手陈清晨在比赛期间数次大声喊出中文脏话引发争议。为此辩护的中国网民在一开始盛贊这是“优美中国话”、中国媒体则称其为“C语言”，也有部分网友硬掰陈清晨当时喊的是音近的“watch out（小心）”；但到韩国方面决定根据世界羽毛球联盟规定投诉的时候，这些网民基本上都说是“watch out”、不再承认是中国话了。无论是否觉得韩国人输不起、想在此时此刻嘲讽一番，讲法出现这样子的改变，肯定有害怕韩方投诉真的会给中国选手造成严重后果、会破坏中国形象的成分在。

民族主义过火不只是对外造成麻烦，甚至也演变成针对中国本国的运动员的网络暴力（网暴）。射击运动员王璐瑶因为没拿到奖牌发自拍表示遗憾，而被喷“就是想红”；而夺得在这次奥运首枚金牌的杨倩则因为被人挖出1年前晒Nike鞋的微博图文，被骂“崇洋媚外”“跪族少女”，甚至有极端网民要她“滚出中国”。对此，中共官媒陆续出来为民族主义煞车：环球网发文反对网暴，鼓励王璐瑶不要灰心；《人民日报》海外版旗下自媒体“侠客岛”除了谴责网暴以外，亦批评认为喜欢外国品牌就是卖国贼的观念狭隘偏执。

在这次奥运最后一天，中国被美国反超，丢掉了维持多天的奥运金牌榜第一名，势必会让那些民族主义势力再次暴怒、四处出征。但这样子的出征行为引发了海内外太多的反弹，不免影响到中国的国际形象，对于2022年北京冬奥有不利影响，因此中共当局想办法对此降温。当然，这种民族主义情绪并非中国独有，新加坡也有过网暴本国表现失利选手的案例，韩国、俄罗斯等国选手则有过为本国“争光”而犯规或使用禁药的记录。国际体育赛事在资本主义底下必然充斥民族主义，而只有经过社会主义变革，完全的公平竞争与真正的体育精神才能实现。

1971年基辛格对中国的秘密访问

“Eureka!（成功了） ”这是1971年7月9日至11日，与中国领导人进行绝密会谈后，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返回美国时，发给尼克松总统的一封只有一个词的电报。从基辛格的角度来看，他的访问进行得很顺利。他的老板是个一个右翼的反共产主义战争贩子，私底下接触毛泽东的斯大林主义政权是他高风险的政治赌註。

这些会谈导致了美帝国主义外交政策突破性转变。这最终改变了历史进程，为过去30年最重要的全球关系（即中美关系）奠定了基础，然而中国成为资本主义强国的迅速崛起和发展，远远超出了尼克松、毛泽东和他们同时代人的设想。

基辛格的秘密任务，甚至是美国国务院和尼克松内阁的大多数成员都在此前并不知情。基辛格对巴基斯坦进行了一次不起眼的访问，在一次官方晚宴上假装生病。巴基斯坦的军事独裁者叶海亚·汗是少数知道这个秘密的人。根据官方的说法，他没有带基辛格去一个曾属于英国的度假山庄休养，而是由汗的私人司机带他去了一个军用机场，而基辛格从那裏飞往北京。之所以保密，是因为接触中国这个提议的敏感性，这将不可避免地面临美国主流政治人物（尤其是尼克松领导的共和党中的亲臺游说势力 ）的反对。尼克松和基辛格也不确定他们对中国的策略是否会成功。7月15日，尼克松发表电视讲话，透露基辛格刚从中国回来，次年这位美国总统受邀访问北京。

甚至在基辛格出访之前，双方就已经进行了广泛的非官方接触，探讨达成协议的可能性——根据现已公开的总统文件，彼此有着“100多次秘密会晤”。这些讨论为美国男子乒乓球队在1971年4月惊喜地访问中国开辟了道路，从而产生了“乒乓外交”这个术语。

中苏交恶

1972年2月尼克松与毛泽东的会面，将是一次公关上的大成功，并提高了他的总统支持率。民意调查显示，百分之七十的美国人，支持他的中国之行。尽管如此，这一进程仍以龟速推进，距离中美关系完全正常化还需要7年时间，部分原因在于美国政治的不稳定——尼克松在1974年因水门事件而下臺。

尼克松的访问为中美之间的历史性协议铺平了道路，为所有美国总统提供了示范，直到奥巴马开始放弃了与中国的接触 （以及这方面表现很突出的特朗普），转而采取遏製和对抗的方式。 在20世纪70年代，尼克松的政策是一个大胆的地缘政治策略，旨在分裂世界范围内的斯大林主义阵营。美国充分意识到中苏交恶日益严重，甚至在1969年两国爆发了边境冲突。美国统治阶级知道自己正在输掉越南战争，而尼克松-毛泽东的修好政策是其在对抗斯大林主义苏联的斗争中重新占据上风的策略。

因此，毛泽东和他的继任者在苏联和全球斯大林主义的最终崩溃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尽管这个崩解过程要在20多年后才完成。在毛泽东的继任者邓小平的领导下，中国开始了资本主义復辟，毛泽东与美帝国主义修好的经济和外交政策也极大地促进了这一转变。这是今天的“坦克派”和亲中共的左翼分子不想被提醒的事实——中共帮助推动了苏联的解体。

臺湾: 谈判的关键

1971年，美国与蒋介石在臺湾的独裁政权结盟，一度有三万军队驻扎在臺湾。臺湾也有派遣一小队军事人员，到越南协助美军作战。在与尼克松和基辛格的谈判中，毛泽东和周恩来提出了强硬的要求。他们想要美国的技术，特别是军事技术，和贸易特许权——他们也成功得到了。

毛泽东政权正值危机当中，面对着文化大革命带来的经济和政治影响，这本身就证实了中国斯大林主义的官僚体製已经走到了死胡同。但是中方感觉到美方更渴望达成交易。历史学家芬比（Jonathan Fenby）说，为了达成最好的协议，基辛格，有时候还有尼克松，都在拍马屁。在他们的会议上，尼克松称贊毛泽东的着作，而毛泽东也回敬说，尼克松的《第六次危机》“不错”。

双方都直率地分开处理自己的实际权力利益与公开姿态。毛泽东在1973年2月告诉基辛格，两国政府还需要互相批评一段时间。“‘共产主义去你的吧！’我们就说，‘帝国主义去你的吧！’有时我们也要讲点呢，不讲不行呢。”

谈到他们对莫斯科的共同利益，毛泽东说，“只要目标相同，我们也不损害你们，你们也不损害我们，共同对付一个王八蛋！”(出自尼克松的总统文件)。

谈判的主要症结在于臺湾。在这裏，美国方面也给了毛政权它想要的东西。尼克松准备牺牲臺湾与中国达成协议，这将更加决定性地促进美国在全球的利益。早在1971年4月，基辛格就告诉尼克松，“这是一个不得不发生在蒋介石的晚年的悲剧，但我们必须冷静对待。”总统同意这个说法，说“我们必须做对我们最有利的事”。这意味着接受臺湾被驱逐出联合国，当时“中华民国”仍被认为是中国的合法代表。美军还将撤离臺湾，“一个中国”外交政策将使毛泽东政权取得重大外交胜利，而美国则转而与臺湾建立“非正式”关系，这此后成了美国的一贯立场。

联合国投票发生在1971年10月，以76票贊成对35票反对同意把臺湾赶出联合国。臺湾代表团最后一次慢慢走出联合国大会。美国投票反对驱逐臺湾，尼克松假装对此感到愤怒，但这只是许多外交把戏中的一个。实际上，中国领导人已经得到了秘密保证，美国在联合国的投票只是作秀——部分是为了安抚裏根（Ronald Reagan）等亲臺湾的共和党人。美国盟友英国、法国和加拿大都跟随大多数国家投票，贊成将臺湾踢出联合国，并将联合国席位给毛的中国。

中国政权与美帝国主义签订的协议，尽管是最引人关註的案例，但它并不是将狭隘的国家和官僚利益置于国际工人运动利益之上的单独一例。多年来，中国政府一直谴责“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对西方的绥靖政策，随后与西班牙的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独裁政权、希腊军政府和在1973年领导粉碎左翼的血腥政变的皮诺切特（Augusto Pinochet）建立了外交关系。1976年，毛泽东去世前，中国与美国和种族隔离的南非站在同一战线，介入了安哥拉内战。

上世纪80年代，中国曾与美国一起，在阿富汗对苏联军队发动秘密战争，甚至允许中情局在新疆的奇臺和库尔勒，建立了两个电子间谍站。邓小平政权帮助培训了数千名圣战恐怖分子，其中包括许多维吾尔人——这是段有损其目前在新疆反恐强硬立场的黑历史。当然，今天的世界和中美关系已经完全颠倒过来了。一场新的冷战——资本主义巨头为“赢得21世纪”而进行的斗争——已经拉开序幕。

斯大林主义和冷战

1945年至1991年的第一次冷战，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製度——资本主义和斯大林主义之间的地缘政治对峙。1945年以后，中国和其他一系列“共产主义”国家，都建立在非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之上。马克思主义者用“斯大林主义”来形容这些官僚主义的独裁政权，它们使用社会主义的措辞，但并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斯大林的独裁统治着1917年俄国革命后，工人国家堕落之后剩下的残余。资本主义已经被废除，但是早期在列宁、托洛茨基和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下的工人民主的机构，在徒有其名的“共产主义”的特权官僚机构的崛起下，被其侵蚀和粉碎。

这些国家都实行国有经济，但它们是以自上而下、充斥浪费、官僚的方式进行规划的。通过在政治上压製工人阶级并将其排除在经济和政治决策之外，斯大林主义（和毛泽东主义）没有可能朝向真正的社会主义发展。只有工人阶级进行新一场政治革命，才能实现真正的社会主义，掌控计划经济，通过废除官僚专製彻底民主化社会。

中国资本主义与气候危机

在河南省省会郑州，自2021年7月20日以来，至少有302人因水灾死亡，中共独裁政权则称其为“千年一遇”的洪水。但事实是残酷而明确的：气候危机已经到来，并将持续存在。 

伴随着气温和海平面的上升，中国人口稠密的东部沿海地区会面临被淹没的严重威胁。据估计，如果全球平均气温上升2摄氏度，中国4300万人生活的沿海陆地就可能被淹没。更糟糕的是，像三峡大坝这样的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可能会因降雨量增加和永久冻土融化而受到威胁。

煤电狂热

中国是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排放量占全球的27%。习近平吹嘘中国计划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官方媒体不断强调，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可再生能源生产国。但是，中共政权所计划的一切都不足以达到这些目标，更不用说要实现2025年达到碳排放的峰值才能避免重大的“气候临界点”，这可能会为地球上的人类生活留下加速和不可逆的影响。事实上，由中国能源基金会和马裏兰大学在2020年协调的一项研究得出结论，中国必须在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

尽管中共大声疾呼要重视气候问题，但十四五规划没有提到具体的可再生能源目标，也没有计划怎么限製碳排放。2020年，中国新建造的煤电产能是世界上其他国家总和的三倍多。数以百计的新煤电厂将被国家能源局开“绿灯”批准。中国66%以上的电力来自于煤炭。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因为以营利为目的的国家电网和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通过宣传“清洁和高效”煤炭的神话，成功地游说在十四五规划中建造数百座新的煤电厂。

这直接揭示了中共的资本主义“商会”式的管治方式，强大的营利性国有能源公司利用国家积累了数十亿美元的利润。但这也与习近平在世界舞臺上和党国内部的地位有关，他的地位在新冷战和新冠大流行病后经济停滞下备受严重威胁。怀揣着在2020年确保终身执政的计划，习近平试图振兴国内经济，这导致他依赖煤电，煤电能让数百万人就业，而且煤矿在国内供应充足，不像天然气、石油或锂（用作再生能源）发电，必须从其他地方进口。

此外，《彭博新能源财经》驻北京的分析师栾栋（Jonathan Luan Dong）表示，可再生能源支出的数字是“根本不可能的”。虽然政府报告说在2020年已经安装了1.2亿千瓦的风能和太阳能，但几乎没有证据看到这对供应链的后续影响。国家能源局也选择不提供2020年的风力安装数据的数字。在新的帝国主义冷战冲突中，为了向投资者和潜在盟友进行宣传继而对数据造假将导致相互倾轧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地球生态系统的奔溃中走向共同毁灭。

市场就是问题所在

中国对可再生能源的推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市场驱动的，它现在拥有第二大“绿色金融”市场，中国的资产阶级可以在这裏获得巨大的利润。然而，随着可再生能源规模的扩大，太阳能和风能的价格将开始下降，直到建造新的可再生能源发电厂不再有利可图为止。这种追逐利润的逻辑最终使资本主义无法完全过渡到碳中和经济，这就是为什么民主计划经济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唯一途径。

中共引入的第二个机製是全国碳市场，它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碳市场。所谓的碳市场给工厂设定了碳排放上限，并要求企业在市场上购买“碳汙染许可证”才能排放更多汙染。但这一政策有严重的局限性，目前对所有汙染者实行的“汙染特赦”，基本上使市场完全是投机性的。其他地方也存在着的类似的、更严厉的模式，如欧盟已经实施了15年，但并没有降低排放量的迹象。

碳市场不起作用的原因是，它们本质上是一种转移註意力的策略，允许大型汙染企业从消费者那裏获得更多的利润。这将使像中石化（中国最大的石油和天然气公司）这样的公司能够合理化基本商品的价格增加，在化石燃料继续被开采出来的同时，掠夺超过数十亿美元的更大利润。

就在本周，中石化进行了10万吨碳排放配额的批量购买，同时宣布到2025年将天然气产量增长60%。虽然他们认为这是煤炭和石油的净减排，但由于开采过程中的泄漏，天然气的汙染往往比其他化石燃料更大。更糟糕的是，中石化增加天然气的原因与去年在新疆发现巨大的新天然气资源直接有关，这为在西部地区进行更多的殖民和剥夺铺平了道路。

习近平的碳捕集之梦

到目前为止，当局还没有宣布或启动真正的计划来实现2060年中国碳中和的目标。清华大学的能源结构模型预测，即使到2060年，在最理想的能源结构下仍然有16%的电力来自于化石燃料。在预测能源消耗总体翻番的情况下，中共正计划通过碳捕集技术“抵消”大量的碳排放。

与世界上汙染者阶级中的很多人一样，碳捕集被视为资本主义和地球生态系统的“救星”，据称其可以“抵消”化石燃料开采的成本，并允许这个万亿美元产业持续经济增长。然而，现有的碳捕集系统目前只捕集了全球排放量的0.1%，扩大该技术的规模看起来是非常困难的。采用率极低的部分原因是回收碳缺乏市场，因为它必须与自然碳竞争。

同样，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资本主义的逻辑导致几乎所有主要的碳捕集投资都是由大型石油公司进行的，从埃克森美孚到中国自己的中石化，后者刚刚启动了一个“百万吨级的碳捕集项目”。这是因为81%的碳捕集系统实际上是用在原油提炼的，揭示了碳捕集只是汙染者用来洗绿自己并合理化开采更多化石燃料的一种方式。无论是在亿万富翁的独裁国家还是在资本主义的“民主国家”，化石燃料公司的万亿美元利益都与他们的政治和经济体系紧密相连，这使得应对气候无常变化的“政治意誌”难以出现。

即使资本主义政府要建立大规模的碳捕集系统，据估计这将需要相当于目前世界上所有耕地的土地。这将为大规模的土地掠夺和世界各地的穷人和原住民的流离失所开启道路，降低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而资产阶级则继续“照常过活”。

资本主义与环境破坏

迄今为止，中共政权为大规模破坏环境所提供的理由是经济需要快速增长。虽然我们知道，劳动人民的实际受益很少，大部分红利都被中国越来越多的亿万富翁（根据2021年的胡润榜，中国亿万富翁人数超过1000）拿走了。算进环境清理成本的话，这个状况就更加糟糕。

根据中共自己的环境保护部在2015年的数据，空气、水和土壤汙染的清理费用将花费6万亿人民币（9600亿美元）。在联合国2018年的一份报告中，中国从1990年到2015年的人均GDP增长率为58.4%。然而，如果考虑到自然资源的损失和生态系统的不稳定，联合国的“包容性财富”指数报告显示，中国的人均GDP只增长了10.2%。中共的国家资本主义虽然能够调动相对巨大的经济资源，但仍然存在着对短期利润的盲目追逐，这对我们的环境造成了不可逆转的破坏。

中共对日益严重的气候危机的应对是采取一系列气候紧缩措施，包括上海在2019年实施的垃圾分类的新规则。虽然家庭垃圾是一个问题，但与“汙染特赦”下继续从工厂和发电厂喷出的不受管製的工业汙染相比，它真的不算什么。

然而，上海市政府已经决定迫使劳动人民为气候危机买单，只要他们不遵循迷宫般难懂的垃圾分类系统，就会被罚款200元（相当于上海市1.5小时的平均工资）。鸡骨是湿垃圾，但猪骨是干垃圾，还有一长串无意义的官僚化规则。受影响最严重的是上海的环卫工人，他们不得不加班加点对垃圾进行分类，因为市政府拒绝收集未经分类的垃圾。在没有利润激励的情况下，统治中国的资产阶级对确保大众的宜居环境毫无兴趣，只是在垃圾管理成本过高时强加残酷的生态紧缩政策。

气候帝国主义

中美新冷战将在未来几十年内将进一步明确世界资本主义的阵线。在这裏，双方都变得越来越虚伪。中国已经资助了从埃及到菲律宾的300多个外国煤厂，而习近平则声称“一带一路”必然是“清洁和可持续的”。由于超过60%的BRI投资用于不可再生能源，拜登政府指责中国将汙染外包。但美国也好不到哪裏去，继续花费数十亿美元用于海外化石燃料补贴。虽然拜登已经签署了一份行政命令，停止对煤厂的补贴，但美国继续资助比煤更高碳排放的天然气厂，进一步依赖这种美国现在大量出口的燃料。 

为争夺锂和钴等可再生能源资源的竞争也可能会加剧。中国已经获得了刚果民主共和国一个主要钴矿的开采权，那裏普遍存在童工和奴隶劳动，采矿汙染物往往对当地社区造成永久性损害。

同样，在过去两年中，中国在南美的锂矿交易中投资了42亿美元。这激化了安第斯山脉关于工作条件和原住民土地权利的阶级斗争，而庞大的中国国有企业则坚定地站在当地资产阶级一边。双方对锂这一製造电池的重要原材料的需求，对製造电池至关重要，是造成2019年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Evo Morales）被政变的因素之一，亿万富翁马斯克（Elon Musk）在推特上说：“我们想政变谁就政变谁。” 中共对当地右翼势力推翻莫拉莱斯政府一事却基本上保持沉默。

拯救地球的阶级斗争

摆脱全球气候灾难的唯一途径是发挥工人阶级的力量。这意味着要推翻中共腐朽的亿万富翁独裁政权，它把超级利润和其不容置疑的权力置于人民和地球之上。没有一个民主的计划经济，就不可能过渡到一个生态社会，因为资本主义是建立在对于化石燃料的利用上的，并且它会继续依赖化石燃料作为其增长的核心。

习近平的政权越来越害怕环保抗议活动，因为他明白这些活动对促进工人阶级斗争和意识的爆炸性影响。过去针对焚化炉和汙染性化工厂的抗议活动使数以万计的工人阶级居民参加了充满愤怒的街头抗议，最近一次是2019年武汉反对兴建焚化炉的抗议。

群众运动的国际化也开始影响到中国，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因为全球变暖的危险而变得激进。受到通贝裏（Greta Thunberg）的气候罢课激发，一名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勇气的16岁中国学生欧泓奕也尝试进行类似的学校罢课。欧泓奕代表了青年中日益增长的工人阶级对环保斗争的意识，她说：“大多数环保组织都是对城市裏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说话。但我想关註那些被气候变化直接影响而无法发声的人。”

当局对欧泓奕的镇压接踵而至，中共将她逮捕、审讯，并禁止她回到学校。习近平的“环保主义”已彻底表现为一个骗局，中共害怕有一天庞大的中国工人阶级会起来反抗他们对自然的独裁掠夺。中国的工人和学生必须组织起来，建立独立的工会和学生组织，并且为民主地大规模控製所有化石燃料行业和其他主导经济部门而斗争，以过渡到一个真正且环保的社会主义世界。

中共接连镇压与“共同富裕”修辞的背后

中共独裁者习近平今年已经发起了至少14次不同的镇压。最近，当局针对性小众（LGBTQ）进行了打压，并禁止娱乐媒体中出现“娘炮”男明星。 网上的LGBTQ 群组和网站被封锁，而部分大学开始排查同性恋学生。这变相把同性恋再次入罪化。

私人补习班、网络游戏、学校的英语课也都遭受打压。当局亦在打击科技巨头，如阿裏巴巴、腾讯和抖音母公司字节跳动。这导致中国股市今年就蒸发了３万亿美元的市值。习近平也批评所谓的“过高收入”并要求富豪们要“回报”社会。

习近平的民粹主义新转向让部分资产阶级评论员担忧。《金融时报》质疑，中国是否变得“不可投资”呢？索罗斯指习近平要回到毛时代。一些伪左翼也对习近平的新政策感到雀跃，这些人也支持中共在新疆和香港的极权政策，他们认为这些新政策证明习近平政权代表了“社会主义”。

但这既非社会主义，也不是反资本主义的。这不是左翼民粹主义，而是右翼民粹主义。习近平想要挽救中国的资本主义以及他本人的独裁统治。其他资本主义政府，特别是美国的拜登，也在对大企业实施更严的监管及更高的税收。他们放弃过去僵化的新自由主义政策，而这是由于资本主义製度出现了严重的危机。习近平则是用镇压和加强政府控製的手段来试图达到相同的目的。

什么是“共同富裕”？

习近平的“共同富裕”口号并非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这是一个儒家的概念，“均富”也是一百年前孙中山国民党的纲领之一。社会主义者强调需要推翻资本的力量，并且建立工人阶级对于整个经济的民主控製。

习近平则强调其政策并非要“杀富济贫”。习近平的忠诚副手，副总理刘鹤近日发言，保证中共政权对私营企业“坚定不移支持”，并且“政策不会动摇”。

习近平政权正在走钢丝，尝试要保卫其国家主导的资本主义製度。当局采取措施针对部分影响力过大的资产阶级，譬如科技巨头阿裏巴巴的马云、腾讯的马化腾，同时使用民粹主义措辞来应对因生活水平下降、成本上升与严重不均而日益巨大的群众不满。

中国的亿万富翁（以美元计）的人数远远超过美国：中国亿万富翁有1058人，而美国有696人。中国最富有的1%人口（1400万人）所拥有的财富比人口中最贫穷的50%（7亿人）还要多。这就是中共治下极端资本主义政策的恶果。

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

习近平的运动混合了一些针对大型私人企业、富豪明星与如私人补习行业等寄生部门的民粹主义攻击，并加上右翼恐同、反女权以及极端民族主义宣传。按政府的说法，同性恋和男生“女性化”都是荼毒中国的西方思想。

反西方的民族主义是当局所有宣传的关键，这是为了动员社会准备好在中美双方争夺世界第一霸权地位的新冷战中作长期的消耗战。

同样，香港的民主斗争也被说成是西方阴谋。北京誓言要利用残酷镇压来粉碎香港的“不爱国者”。香港的工会被打压，其领导人物正在坐牢。跟在中国大陆一样，工人权利遭遇残酷镇压，从而实现资本主义的“稳定”。

多重危机

为什么习近平要这样做呢？答案就是因为中国资本主义跟全球资本主义一样，都在面对严重危机，且不是单一，而是多方面的。中国正面对人口危机，且实际情况比政府数据要严重许多。出生率正断崖式下跌。去年，印度出生的婴儿（2400万）比中国多一倍（1200万），而两国的人口相若。

另外还有债务危机，这跟中国的房地产泡沫紧密相连。全国最大地产商之一的恒大集团正面临破产，其负债超过3000亿美元。这比大部分国家的负债还要高。至于政府会否出手拯救恒大，是金融市场非常关切的问题。恒大并不是例外，还有许多潜在倒闭的大企业接踵而来。

中国的房价即使对于许多中产来说都是难以负担的。一线城市深圳的平均房价是该城市平均年工资的44倍。相对地，洛杉矶的比例为9.6倍，而纽约则是5.4倍。

高昂的房价和教育费用都是中国民众负担不起生育小孩的主要原因。这些都是资本主义及房地产投机炒卖所导致，也包括公共服务的萎缩。一项政府调查显示很大一部分（超过六成）的中国家庭要花费三分之一的收入来满足子女的教育。

对于私人补习公司的打压，还有限製未成年人士玩网络游戏，这些都很受家长们的欢迎，政府以此来显示自己有所作为。但是这些措施，虽然打击了部分的资产阶级，仍然未能解教育製度当中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普通家庭的经济负担依然沉重。

政策不受欢迎

为应对人口危机，习近平在5月公布了三胎政策，允许每个家庭生三个小孩，而5年前实施的还仍然是一孩政策。但公众对于三胎政策的反应非常冷淡，对于很多人来说，这反映了政府完全与社会脱节，并不了解普通家庭所承受的沉重压力。

但习近平政权却把生育率下降的问题归咎给“同性恋的西方思想”和“传统家庭价值”的减弱。最近法院判决，准许学校教科书将同性恋定性为“精神疾病”，而这种病理化叙述是2001年之前的官方立场。

经济困境

中国经济也处在危机之中。七月，中国的经济出现萎缩，显示后疫情的復苏只是昙花一现。债务及人口问题有可能把中国推向“日本病”。日本今天的经济规模仍处于1995年水平。

帝国主义意味着镇压

习近平政权要面对的另一个危机就是中美冷战。中国的统治阶级内部越来越担心自己正处于下风。美国的反中政策，特别是针对数十家中国科技企业的禁令，正带来切实的伤害。

而习近平最大的危机，是工人、青年以及越来越多中国中产的日益不满。这些因素解释了民粹主义的新转向。习近平希望确保在2022年11月的二十大中能够顺利终身连任。他迫切地要在这次党大会前巩固其政权的支持。

这可能意味着对于工人罢工、香港抗争者、新疆维吾尔族、中国的性小众与女权分子进行更多的打压。

这正是中国的社会主义者欢迎世界各地工运分子的团结声援及支持的原因。

“团结声援，反对中港镇压”是一场旨在组织这样的团结声援的运动。

恒大危机──中国版的雷曼兄弟？

中国最大的房地产企业之一恒大陷入破产边缘，旗下的金融机构恒大财富无法兑付其金融产品而出现大规模挤兑。全中国各大城市都有购买了恒大理财产品的小投资者围堵恒大办公大楼，如深圳大楼下挤满了积蓄随时化为乌有的受害者倒地嚎哭，并群起责难在场的恒大金融财富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兼法人代表杜亮，部分地区更有数百民众游行声讨恒大，这对政权来说往往带会来紧张局面。

早在去年，恒大已接连传出不利消息，而到今年9月更被标普评级机构下调评级至「负面」。到今年6-7月，恒大商业票据延期，被各商业伙伴及供应商停止供货并要求兑付，网上开始流传恒大资金链断裂的消息。8月开始陆续抛售旗下资产套现。直至9月，恒大财富停止金融产品的兑付，标誌着危机的正式爆发。

「债臺高筑」

据悉，现时恒大帐面拖欠供应商、债权人和投资者总计1.9665万亿元人民币，相当于中国全国GDP的2%。其中，有息负债（债劵、银行贷款等）共5718亿，当中涉及了超过128家银行和121家非银行机构。当中银行债务对中共政权而言是最为关键的。去年年底，蚂蚁集团的上市计划在最后一刻被刹停，当中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在于蚂蚁的小额借贷业务涉及了与超过一百家银行的合作计划，带来巨大的潜在系统性风险（可参看过往文章《习近平政权向马云与蚂蚁集团宣战》）。而这次，恒大却实实在在的闯下了比蚂蚁金服更大的祸。

至于另一部分超过一万亿元的债务亦绝非无足轻重。这笔巨债来自于恒大利用影子银行进行融资，包括信托、理财产品和商业票据。就商业票据而言，大多属于恒大开给供应商、合作方的商业凭证，约定到期付款，并无任何担保。一旦这些商业票据最终无法兑付，数以千亿元计的坏帐将倾刻冲击整个行业。

恒大在6月30日公布的年中财报显示，恒大净负债率（企业负债与净资产的比重）已高达99.8%。然而这仅仅是帐面上的数字。实际上，恒大先利用将子公司大部分股权质押予债权人，再以该子公司名义举债。这些债务被视为「表外债务」未被纳入计算，而这笔债务实际数额仍是未知之数，但据估计不会少于四千亿元甚至更多。

恒大骇人的债务来源于其高毛利率、高周转率、高杠杆的模式。在过去，中国绝大多数房地产企业都热衷于利用这一套营运模式，以求以最快的速度扩大自身的资本盘和市场份额。这亦同时带动了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和房价迅速升温，同时亦令银行体系承受了越来越多的风险，因此中共过去十年的房地产市场政策一直强调「去杠杆」「软着陆」「降温」等等。而对恒大的最致命打击在于去年8月，中共对房地产企业推出「三条红线」政策──即房企剔除预收款后的资产负债率不得大于70%；净负债率不得大于100%；及现金短债比不小于1。而恒大的情况则是三条皆犯，按规定不得新增任何有息债务。这直接导致了恒大无法再举新债盖旧债，令其外强中干的空架子本质原形毕露。

而触发群众性事件的爆发点则是恒大财富的停止兑付金融产品，恒大在港交所的公告称，「本集团的两家子公司未能按期履行为第三方发行理财产品提供的担保义务，相关金额约为人民币9.34亿元」。但另一方面，恒大财富执行董事兼总经理杜亮在与维权者交涉时称，称恒大无法拿出400亿元来兑付理财，这对于小投资者而言意味着其持有的恒大金融产品变成一堆废纸。甚至连恒大员工也深受其害。恒大 内部强製员工购买恒大金服的理财产品，强製认购的金额动軏十万元甚至上百万，这迫使不少员工甚至要举债购买，同时强製任务摊派，要求员工向亲朋戚友推销，活脱脱一个庞氏骗局。

骗局

而最令中国民众反感的，是恒大高层不负责任的行径和态度。在今年7月，当危机已经迫在眉睫时，集团主席许家印不是寻找「水源」以救火，反而是准备进行「特别分红」，抢先瓜分企业资产。而杜亮在被维权者追问下，亦承认自己早于五月已套现其购买的恒大财富产品。据查，基本上所有恒大的高层与中层管理人员早已提早套现离场，而蒙在鼓裏的散户民众在最后一刻才惊觉店家原来早已夹带私逃卷款走人。现时，恒大财富所提出的解决方案基本都不被投资者所接受，双方仍在僵持。

现时，恒大危机的消息已经波及到国际市场，全球股市应声下跌。港股恒指创下了10个月的新低，而欧洲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东方汇理则是恒大国际债券的最大整体持有者，有机会因此而损失惨重。因此全球资本市场都在观望中共如何应对这一危机。路透社认为，恒大的下场可能性有三：灾难性地倒闭、有秩序地倒闭、或被政府所拯救。

政府对恒大危机的立场因政治因素而变得极其復杂：习近平统治下特殊的危机特征、他对各个资本主义经济部门的持续打压，以及在习近平盘算的2022年第三任期前夕加剧的中共权力斗争。情况充满矛盾。有明显迹象表明，地方政府、银行和其他政府部门为联合进行政府干预在幕后进行准备。但与此同时， 中央政府并没有官方表态， 发出了政府不为所动、恒大的命运将由「市场力量」决定的信号。与极权政府一样，我们不可能确切知道恒大内部发生了什么。对习近平而言，出于数个原因，出手拯救恒大会带来负面影响。这将标誌着政府打击「金融风险」的行动和「三道红线」政策的挫败。这会加剧资本主义的「道德风险」——金融投机者将乐于投机，因为他们知道如果他们投资失利，他们会得到出手拯救。习近平的形象也会受损：出手拯救将被解读为他放弃控製资本家中最不受控的部分的强硬作法。但让恒大倒闭这一替代选项可能引发一场严重的金融危机，甚至可能威胁到中共对权力的控製。这解释了中央政府表面上漠不关心和背地裏疯狂行动的矛盾现象。这也可能导致失误，以及政府失去对局势的控製。

不过，我们可以确信恒大危机不会是直线发展的，其影响会有可能会扩大成更广泛的金融及经济危机。

如前文所述，中共首先必须维持其银行体系的稳定，以免整个金融体系的第一块骨牌倒下。因此，自然最大的可能是如海航模式般，政府出面，派驻工作组进驻，进行资产处置，并尝试实行有序倒闭，然后再追究许家印和一众高层的法律责任。现时，中国网络上流传恒大高层的接待备忘文件，内容显示他们极其奢侈乃至荒唐生活方式。这很可能是中共所做的舆论准备，为日后清算追究这批人打下舆论基础。严厉刑罚无疑很受人欢迎，但相对于处理导致危机的真正问题，这些都只不过是作秀而已。

「雷曼兄弟」

现时，国内外都在讨论恒大会否成为中国版的「雷曼兄弟」。臺湾央行评论认为这将会成为雷曼翻版。高盛预期在冲击最小的情况下，恒大危机可能使中国GDP减少1.4%，而在最坏的情况下，则多达4.1%。但其实，虽然恒大与雷曼兄弟有其相似之处，都是行内数一数二的领军企业，以及与商业伙伴连结共生。但现时判断恒大危机会否成为雷曼翻版言之尚早。这个辩论欠缺的最重要的问题是：无论是雷曼还是恒大都不是危机的根源，他们都是背后更大问题的征兆。在中国，恒大反映了过去20年房产空前泡沫的终结──这是资本主义历史上最大的泡沫。正如我们在2019年对于中国的展望文件中警告道：

「中国经济中最大的『灰犀牛』是房地产市场，其市场价值已膨胀至65万亿美元，是七大工业国经济总量的两倍（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和加拿大）。这几乎是中国GDP的五倍，代表着投机泡沫甚至超过了1980年代日本房地产泡沫的水平。」

文件中我们还预测：

「政权在宽松与紧缩的货币政策之间走钢丝，这将造成风险——要么触发房价再度上涨，要么可能导致市场崩溃。这只是在现在还是日后泡沫破裂之间作出选择。驻上海的经济学家谢国忠说：『只有债务继续比GDP更快速成长，（房地产泡沫）才能维持下去。中国几年前尝试过的任何去杠杆化措施都会使泡沫破裂。』」

就如我们上述所指出，是中共自己的打压、「三道红线」触发了当下的危机。但是在资本主义的逻辑下，他们又有什么可做呢？巨大的房产泡沫终于开始跌了，就算是政府重回到大规模信贷扩张的政策下这个过程可能会被延长，但当局极力想避免这个情况。但无论事态的发展如何，过去房地产行业的高速增长已经是一去不復返了。房地产行业占中国GDP的25%，有些经济学家甚至认为这数字更高，这会对中国未来数年的经济有深远影响。

因此，我们能够提出结论，恒大危机是中国经济的转折点。

中共最终可能被迫要以某一种方式接管恒大，来限製对房地产和金融系统所造成的冲击。但这可能是当局未来更多地被迫干预和接管的开端，来防止市场崩塌。这可能是房屋需求减缓、企业信心受到动摇、房价下降，并由于银行与房地产的高度相连，有可能蔓延到银行系统。同样，出于政治及经济原因，中共绝不会再允许房地产企业继续过往那种高杠杆高风险的市场模式继续维持下去。

但政府干预并非长远之计，「国家资本主义」政策只能够尝试保护整个资本主义经济免受其自我毁灭的力量所冲击，在亿万富豪们多年来掠夺大量私人利润后将损失「国有化」。没有群众的民主控製及计划下，基层大众所面对的房屋噩梦并不会得到根本解决。

中共镇压劳工议题　港大劳工研究博士方然被捕

8月26日，研究劳工议题的香港大学社会学博士生方然在广西南宁市被国安人员带走并被秘密关押，至今未有任何消息。根据方然父亲提供的信息，方然被指控「煽动颠复国家政权罪」并「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这意味住他可能会被拘押六个月，期间与家人和律师隔绝。

多次被打压

26岁的方然曾多次被当局邀请「喝茶」。他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似因为研究中国劳工问题而被打压。向来政府视劳权为禁忌。香港《南华早报》评论道：「他被拘押使香港劳权团体感到心寒。很少人愿意评论为什么一个学生可以被指控颠复国家」。让报引述多名方然的同事，形容他是「热心的社运人士」。方然曾于清华大学成立左翼读书会，而他父亲为中共党员。他的一位同学指方然在少年时期加入过中共，因为他当时以为中共是为一个无阶级的社会奋斗。该同学向《南早》表示说：「他可能以为中共代表平权和解放的事业」。

一直以来，中共对劳工议题持敌视的态度，任何研究、讨论，甚至仅仅是报道劳工状况的信息都可被视为「危害国家安全」，进而遭到中国国家机关的警告甚至被拘捕定罪。

早在2010，深圳——这个当年带领中国復辟资本主义的城市——就开始打压帮助劳工的非政府组织，直到这些机构全部在政府的压力下解散，众多工运分子和NGO人士被判监。从2018年开始，政府口径更是直接把非政府组织和「境外势力」联系起来，号召爱国主义分子积极举报。最重要的事件是2018年佳士斗争的镇压，当时众多左翼青年前往深圳参与运动，提出独立工会这项重要诉求，结果超过80名佳士工人和学生被拘押。

几个月以来，虽然中国政府陆续出臺了一系列看起来是「维护劳工权益」的政策，例如最高法院和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在八月末宣布「996」工时製度违法，但对舆论的控製也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顶峰。2014年，中共成立中央网信办，开始加大对网络的控製力度。时至今日，中国已经建立起了全球最大规模的网络警察系统，并且采用最先进的网络技术来对关键字进行审查，监视网l络讯息，操控网路舆论。被网络警察判定为「违法」或者「有害」的用户将被约谈、拘留甚至逮捕。方然不是第一位因为研究、讨论劳工问题被带走的人，更不是最后一位。

万马齐喑

除了劳工议题以外，几乎任何涉及到批评时事、讨论政治的言论都有被中共「约谈」的风险。有人戏称：「在中国，你只能贊美和感恩」。根据相关报道，仅仅在2020年的头几周（也就是疫情最严重的那一段时间），广西警方调查了385名「散布谣言」的人，青海警方约谈了72人，宁夏警方约谈了66人。这个数字是通过零星的政府消息统计出来的。实际的数字不为人知，但一定比这多。

在网络上，由于信息封锁，方然被捕的事件仅仅在小范围内被人了解和讨论，但越来越多的镇压行动已经不再是秘密抓捕可以掩盖的。尽管中国政府一再讹称自己是社会主义国家，但日益高压的政策（尤其是对工人运动的镇压）暴露了他们的真正面目。

工人阶级必须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阶级争取自己的权利。马克思主义者支持民主斗争和工人斗争，主张建立属于工人阶级的工会和工人阶级的群众性政党，而且还要把这些斗争和争取真正的社会主义联系起来。

中国教育改革究竟利谁？

今年以来，中国下发了多份关于教育改革的文件，包括控製初中生升学比例和取缔课外补习机构。3月，中国教育部发布了一份文件，要求各省保持高中生和职业高中入学比例控製在1：1。7月，中国教育部再次下发文件，开始打击校外培训机构。广东、湖北等地更是出动了「扫黄打非」办公室，使用行政力量开始「整治」。

一系列教育改革政策在舆论中掀起激烈地讨论。例如，有人认为，这些政策是为了保障教育公平，避免补课的内卷竞争，因为有钱人过去可以通过补课来接受更好的教育；另有一些人认为，尤其是家长，这剥夺了他们的子女通过教育实现晋升的权利。有一名家长在采访中表示，即使去一所稍微差点的高中，也不愿意自己的儿子进入职业中学——因为那样的话就会在就业上遭到歧视。

补习班被禁的影响

中国的教育改革真的是为了保障教育公平吗？实际上，在取缔了公开的补习班之后，官僚和富人的子女仍然可以通过其他手段来获取更多更优质的教育资源。一种方法是通过「地下补习班」或者家教等渠道来补习，鉴于政策影响，这样的补习班将会更隐蔽和昂贵。例如在黄山，一名教师被爆料在自家的别墅开补习班，一节课收费数百。另一种方法是直接跳过高考，通过高中「国际部」（实际上就是留学预科班）去国外读书，或者参加分数要求更低的「国际学院」。这种情况更是官僚集团和富人的专利，因为出国或在国际学院接受高等教育需要支付的费用高达一年十几万甚至数十万。

穷人失去了公开补习机构之后，也就更难获取额外的教育资源，从而失去实现阶层晋升的唯一选择（虽然这根本不是选择）。他们将很难在高考的「独木桥」上与官僚和富人的子女竞争。不仅如此，初中毕业生还面临「分流」的问题。在现行製度下，由于政府要求对毕业生升学比例进行控製，大量的初中为了完成「指标」和提高升学率，连同职业高中一起，劝说班级上成绩不好的学生放弃中考，直接和职高签约。而另一边，家教、私立高中、留学中介等机构将会获得更大的市场。工人阶级中稍微积累了一点财富的家庭也不得不把他们的血汗钱投入其中。即使在今天，大学生的就业前景不容乐观，但在中国资本主义製度下，他们只能尽可能获得更高的学历才能取得高收入的职位，否则只能沦为「廉价劳动力」。

中国教育问题的根源是不健康的製度。由于教育资源不足（这种资源不足本身是中国僵化的系统造成的，很多地方教职工拖欠工资，或是设施老化；像在四川、河北、河南这样的劳动力输出省份，政府更倾向于让学生「落榜」来维持劳动力输出），学生学习周期极短，每名学生都不得不在极短的时间内生吞活剥教学内容，进而发展为畸形的「填鸭教育」。在这种教育体系下，学生几乎完全没有自由发展的空间，只能沦为「考试机器」。

教育到底为了谁？

另一方面，中国正在面对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短缺」的危机。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报告，一些机构的预估中国的劳动力缺口可能在未来达到1100万。届时，中国将无法继续保持「廉价劳动力」的优势——这是改开以来中国资本主义得以快速增长的原因之一。中国的劳动力短缺不仅仅是人口问题，而且是青年在愈来愈重的剥削（高房价、过度加班等）下，不愿意继续扮演「廉价劳动力」的角色，但是资本家不愿意提高工人工资——他们已经习惯了压迫工人阶级。因此政府选择用中考分流政策来逼迫他们回到工厂去，美其名曰「强化职业教育」，但实际上是限製学生接受教育的权利。

我们需要一个保障青年人受教育权利和工人阶级利益的健康製度，而非一个由精英所控製的以及通过牺牲年轻人的未来以维持自己统治的畸形教育製度。随着中国发布新的教育改革，基层家庭的学生、甚至无产阶级中较为富裕的家庭，也将被官僚和富人的子女「甩在身后」。我们主张一个民主的公有製计划经济，大力增加公共教育支出，取消学费及一切学校杂费，适当地延长学製，来保证每一名学生无论家庭条件如何都能享受免费公平的教育。只有这样才能消灭畸形的教育系统和社会不平等。

「电子海洛因」与「精神鸦片」？ 　中共汙名化打压电子游戏的背后

中共政权针对电子游戏业再度出手，对电子游戏大肆汙名化及予以严厉打压。更以行政手段「规定」未成年学生每周只能游戏3小时，且只能在周末和假日进行。根据规定，中国所有网络游戏企业仅可在周五、周六、周日和法定假期的每天晚8点至9点对未成年人提供一小时服务。

不合时宜的思维

这一政策立即引起国外内的哗然，当然，更深层的原因离不开作为习近平政权出手打击科技与互联网企业。对于受这政策影响的青少年学生而言，这不伦不类且「鸡肋」的「周末一小时」政策所显示的则完全是官僚的无知和与实际生活的脱轨。

中共这已经并不是首次针对电子游戏，在这背后有着深远的社会主流意识和传统文化的舆论根源。习近平突然推出这一政策是为了争取家长支持，通过以「万恶」 的电玩作为战靶，营造政府政策大刀阔斧、力图解决人口危机以及儿童教育负担的的形象。2000年官媒《光明日报》就刊载了《别让游戏机害了一代人》的文章，同年又再发表《电脑游戏：瞄准孩子的「电子海洛因」》，这是随后电子游戏在中国被汙名为「电子海洛因」、「精神鸦片」的滥觞。

2007年，开始正式付诸实行一套针对网络游戏的「防沉迷系统」。这系统日益严密，至今，配合手机实名製和AI人脸识别技术，虽不说能完全滴水不漏，但已不是十多年前随便下载一个「身分证号码生成器」就能绕过的关卡。

但事实上，中国的游戏厂商却因此而受到了即时且严重的打击，这不仅仅体现于受政策影响而造成的股价和市值下跌这些帐面上的损失，更造成了营运成本的大增。据悉，AI人脸识别技术的调用成本约为每次0.68~1元，如果玩家每次登录都识别一次的话，所增加的成本简直难以想象。长期下来，即便腾讯也难以负担附加成本，更遑论那些小本经营，旗下只有一两款游戏的小厂商了。

这对中国经济可造成深远的影响。大西洋理事会（Atlantic Council）发表研究报告，直到2030年时，中国因镇压科技公司将造成45万亿美元的经济损失。习近平政权愿意受这巨额的帐面损失，动机在于他们认为，不论作为金融企业还是收集大量资讯的企业，都不能放任这些科技巨企发展至「大到不能倒」，对他而言，腾讯已相当庞大，在香港港交所市值达6560亿美元，旗下的微信用户达12亿，并从中搜集了巨量的用户数据甚至通讯内容，对于中共而言这些都事关「国家安全」，绝不能失去对这一切关键点的控製。

古板的家教教条

社会上大部分传统家长仍没有摆脱「勤有功、戏无益」的古老家教教条，视各种消遣娱乐为洪水猛兽。不论是五六十年代兴起的新派武侠小说，七八十年代的摇滚乐，到八九十年代的电视剧都有过被视为「精神毒品」、「教坏下一代」的汙名化日子。这不仅为习近平打击娱乐产业的民粹政策提供了土壤，也诞生了诸如「豫章书院」和「杨永信电击疗法」这种通过折磨虐打青少年，摧残其心智以「戒除网瘾」的恐怖畸胎。

归根究底，每一代人都有其趋之若鹜的娱乐形式。而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激烈竞争压力下亦难免令人更热衷于寻求「高浓度」而激烈的娱乐形式。这些娱乐手段反过来同时又为资本所控製，它们不会在乎娱乐的「质量」或「健康」与否，只求最大限度地吸引用户投入消费，迅速大量地获取利润，无可避免会令部分人迷失其中。对于广大的中国青少年而言，过大的课业压力、缺乏公共娱乐空间和多元的娱乐方式、家长对娱乐的错误理解和刻板印象等因素，都很容易造成青少年学生沉迷电子游戏。

因此，这实际上是一个资本主义社会的整体性问题，「青少年沉迷电子游戏」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非常次要的表现。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应由家长、学生、教师共同民主地製定教学的课业与作息安排；扩大公共教育的投入，减轻学生的压力和家长的教育成本；社区建立充足多元的公共休憩娱乐设施并免费开放；设立全面的托儿服务。并最终建立一个开放、多元、而活泼的社会主义社会。为此，资本家对经济发展的控製以及高压独裁体製都要被废除。

由阿裏巴巴到女权主义受到镇压

近日发生的阿裏巴巴性侵案、吴亦凡事件等，反映出资本权力无限扩张对中国女性压迫的同时，也促进着中国女权意识、工人意识的进一步激进化。

8月7日一位勇敢的阿裏女员工在网上发帖，声明自己被恶意灌酒并猥亵，又被其上司偷办房卡多次侵犯。屡次向公司反馈遭冷遇后，这位女士只能通过发帖与在食堂发传单维权。阿裏公司包庇罪犯的做法，引起国内舆论的强烈愤怒，许多人将矛头指向根源性的资本主义性压迫。

舆情汹汹，阿裏被迫炮製一份6000人联署文章进行公关，中共官媒大张旗鼓进行报道，试图在阿裏内部消化这次事件以平民愤。却遭到上千阿裏员工及网民发帖斥责「你代表不了我们！」，并且质疑「工会和妇联去哪裏了？」。可见，所工会与妇女组织只是政府打手，不会代表我们的利益。

职场性骚扰与恶意包庇早已不新鲜，此事只是继米兔运动后中国女权意识的又一个引爆点。早在2000年，《深圳周刊》的调查就显示，有62%的受调者表示受到过性骚扰，其中有八成为女性。而近日「激流网」的调查则显示，有70.3%的受害者由于惧怕失去工作等会保持沉默。而向单位求助的受害者中，有超过一半的受访者表示用人单位对施害者没有作出任何处罚。

然而，性骚扰只是资本对女性压迫的冰山一角。劳动力市场对女性的就业歧视则加深了女性工人的生存压力。有研究表明，中国男性员工的平均实际工资水平显着高于女性员工，在控製变量的前提下超过60%的实际工资差异源自性别歧视。这不仅降低了在家庭中女性的经济地位，也使得资本对女性进行更重的剥削。

对女权运动的恐惧

在当今女权浪潮汹涌待发、与中国资本主义对女性压迫日益暴露猖獗的情况下，反革命势力感到恐惧并进行猛烈反扑。中共政府害怕洪流一触即发，与工人、青年和少数种族的不满交汇在一起，便逮捕迫害女权活动家，封停女权主义网页与公众号，并一方面象征性地製裁首恶平息民愤，一方面却命令民族主义网军对女权主义者进行网络暴力。对于涉及资本主义製度的结构性改革，如提高女劳工经济地位、出臺反职场性骚扰规章製度等，中共政权却无所作为，并让倡议者噤声。

另一方面，资本家集团也不断学习欧美国家的财团公关话术与分化方法。譬如阿裏性侵事件中的阿裏官方，就炮製出一个不存在的员工行动小组，来自导自演一场针对职场性骚扰的「改革」，从而转移矛盾，在企业内部消化此次事件。但是随着工人意识的不断提高，这种拙劣的闹剧将被一次次识破。

而我们也必须意识到，新一轮激进化的女权主义浪潮与工人意识觉醒，将让统治阶级处于极大的困局。从五年前女权五女的英勇抗争，到近年反抗职场、官场性骚扰的米兔运动，到近来吴亦凡事件、阿裏事件引来的公众舆论对资本势力总集火，都让中共与资产阶级感到群众运动的巨大压力。并且女权意识也越来越与无产阶级意识联动起来，社会公众对父权文化的批判逐渐开始上升到对权贵与製度的根本性批判。越来越多的左派青年（包括部分毛左）也开始认识到女权运动的重要性，这都将对习近平的终身独裁统治造成麻烦。

面对资产阶级对罪犯的包庇纵容，与中共象征性执法的伪善，加之习近平为了个人历史性连任企图用残酷暴力镇压应对动荡的危机局面。在当前革命与反革命交织的情况下，也只有将妇女解放、维护少数民族权益、LGBT运动、建立独立的工人运动这些斗争联合起来，使斗争矛头指向资本主义、极权主义、父权製，推翻独裁政权与资本主义体系，才能完成妇女解放、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任务。

当局禁「娘炮」上电视——性别刻板印象背后的父权构建

9月2日，中国广电总局发布了有关加强对于文艺节目管控的通知，要求在影视产业禁止不合官方价值观的人物、节目与外形，其中还特别提到要坚决杜绝「娘炮」等畸形审美。

刻板印象

当局已经不是第一次借打击所谓「娘炮」来强化性别刻板印象了。2018年、2019年官媒都有对「娘炮」上节目、带耳环的批评，抨击这些是「不良文化」。今年1月，教育部更是公布了文件，要求在教育中加强对学生「阳刚之气」的培养，这也是对去年政协中「防止男性女性化」提案的回復。

在阶级社会中，阳刚、勇敢、果断、自信往往被认为是男性气质，而温柔、细心、依赖会被归为女性气质。这种对于男女性气质的认识似乎是理所当然、与生俱来的，但并非如此。其实这种性别刻板印象是后天社会所产生的，其背后是赤裸裸的具有利益关系的权力构建。

俄国革命家柯伦泰在《新妇女论》中提到，在原始共产主义社会中，男女性的职务和经济地位无甚差别；女性的身体同男性的身体，在力量和敏捷度上也没有多大差别。在这种情况下，男女性的性别气质的差异自然也不明显。而随着生产力发展导致的三次社会大分工后，父权製得以建立——恩格斯称之为女性的具有世界意义的失败，从此女性在社会生活上得以从属并受控于男性。而为了巩固父权统治，社会构建了一套性别歧视的文化体系，这也便是所谓的性别刻板印象。

当局利用教育、舆论、传媒机器、法律法规所构建的两性规范，无论粉饰以多么动听的语句，其主要目的早已昭然若揭——巩固和维护资本主义父权製度。鼓励阳刚之气常常伴随着滋生控製欲甚至暴力，观察最近发生的阿裏性侵案、西安地铁事件（一名女乘客被保安强行拖拽以至撕破衣服，引发公愤）等可以看出从性别刻板印象到性别歧视、性别骚扰甚至性别霸凌，有其内在关联性；这些是所有资本主义社会用来作为社会控製的工具，包括宗教、文化传统、警察与法庭，以父权架构来维护统治阶级的权力及特权。在专製资本主义的中国裏，这种控製就更为重要。性别刻板印象通过给男女性打上群体标签来扼杀了个体的个性，不符合这种性别规范体系的个体都会被规训，性小众群体更加会被歧视和打压；性别刻板印象束缚了两性的自由发展和自由选择，女性参政率低、学科专业的性别隔离背后都有性别刻板印象的影子。性别刻板印象使得政权强化了所需要的具有压迫性质的核心家庭结构和传统性别分工，而工人阶级却要付出人的全面发展被妨害的代价。

实现真正的解放

马克思主义者要求打破性别刻板印象的束缚以及背后的整个资本主义父权製度，实现每一个人的性别认同与性取向的自由以及人的全面发展。我们会为争取包括性别平权等的立即使工人阶级受益的改良而奋斗，而只有推翻一切不平等的根源——资本主义才能真正解放。

中共加强民族与父权主义　LGBT群体困境加剧

中国本就很有限的LGBT权益仍持续遭侵犯。这些打压是习近平政权更广泛运动的一部分，包括煽动反动偏见、将LGBT作为出生率下降和社会不满加剧的代罪羔羊。7月6日晚间，中国多所大学的LGBT组织的微信帐号在一夜之间遭到屏蔽，变成「未命名公众号」。很多抗议此次打压的网民在新浪微博用「#未命名公众号#」来声援这些组织；亦有声援者发文《今晚，我们都是「未命名公众号」》来整理遭停用的LGBT组织微信帐号、对于LGBT群体再次遭遇歧视和迫害进行控诉，但该文在获得广泛传播之后，在微信也遭删除。

网络与现实的打压

对于LGBT的打压不只是在网络上，也包括现实生活中对于LGBT个体的大排查。上海大学在8月底被爆出一份内部公告，要求各学院上报LGBT学生名单，用在所谓的「校园调研」当中。此事首先在新浪微博被爆出，获得数万用户分享或按贊，之后此事传出海外，但现在原贴文现已被撤下。虽然校方没有明说如何处理相关信息、目的为何，但是中国年轻人和维权人士都警告，这是对于LGBT的进一步打压。值得註意的是，表格中问到「思想状况」和「心理状况」，彷佛是在说LGBT群体更容易在这两方面出现问题、所以可以藉由这两点来「关切」（打压）这些学生。

中共对于LGBT的官方态度「不支持、不鼓励、不反对」之下，潜藏着各种侵蚀LGBT权利的行径。中共当局在2016-2017年颁布的电视剧和网络视听节目审查规定，将同性恋列为「非正常的性关系」，然而中国早在20多年前就将同性恋合法化和非病理化。2018年，在北京798艺术区进行的彩虹聚会遭园区保安暴力破坏，事后谴责打压的公开信也被屏蔽。2020年，由13个LGBT组织协助下完成的《中国性少数群体（LGBT）的职场体验报告》指出，中国只有10%的企业有性少数包容政策，LGBT雇员在晋升、社交方面也遭遇更多阻碍；雇员在国企、政府部门出柜更易遭受歧视，一定程度上也显示中共这个体製歧视LGBT的本质。

中美冲突将是长期的，且国家要付出巨大代价，习近平为了让社会适应其中，需要煽动中国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情绪。这些右翼民族主义份子，在社会文化议题上采取保守主义立场，包括反对LGBT权利——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反对所谓「境外势力」。中国部分LGBT组织与驻华外国大使馆合作的现实，也成为民族主义者用来攻击平权运动「与境外势力勾结」的借口。今天将LGBT权利运动打成西方的政治工具、「政治正确」的说法，与历史、文化并无关系。同性恋在中国历史上早有记录，「断袖分桃」、「龙阳之好」说的都是中国古代皇帝的同性恋故事。

根本目的

煽动民族主义、反对LGBT权利，最终是为了捍卫中国国家资本主义。当下，中国面临着生育率的持续下降和劳动力的不断缩减，即使开放二胎也扭转不了大趋势。在中美帝国主义冲突的背景下，这将意味着中国或将永远无法超越美国，因此习近平政权备感压力，又提出三胎政策。LGBT的存在挑战了阶级社会下家庭的一男一女结合模式，以及生育下一代、为国家提供劳动力的作用。然而，生育率下跌主要是因为工资增长追不上生活成本的增长，令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敢生育，从来不是因为LGBT变多或者是影响力变大。

社会主义者强烈谴责近来中国对于LGBT的新一波打压。这显示平权运动要依靠的不能是中共，但也不是大企业或者外国使馆，而是广大工人群众与其他受压迫者——国际团结的寻求对象也应该是国际基层群众。真正能解放LGBT群体的不是彩虹资本主义，而是国际民主社会主义——这将包括通过群众斗争实现民主公有经济，在职场、校园、社区内提供充足的资源实施LGBT平权政策，让书面的平权规章製度真的落到实处，从而全体人类能够真正自由地做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