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独立工会 写于不同历史时期 整理于二零二二年

资本主义、中国与气候危机

气候临界点

温度的持续小幅上升预计会引发「逐渐严重、长达数百年、在某些情况下不可逆转」的气候临界点的巨大质变。墨西哥湾暖流的速度正值1600年来最慢，并正处于临界点——这是一股由墨西哥湾到大西洋的强劲海洋暖流。墨西哥湾暖流停止的话，可能会导致欧洲、西非地区出现热浪与旱灾，并加速美国东岸的海平面上升。这会进一步增加两极冰川的融化速度，导致严重破坏地球和人类生态的恶性循环。

海平面上升与冰川融化

2021的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报告，指出「几乎所有」冰川与内陆冰原正越来越快地融化。北极有可能最晚在2050年前的「某个时间」完全无冰。海水上升的速度在过去10年翻了三倍。最近一份刊登于《自然》期刊的研究显示，假若海水上升2米，这将会淹没4.1亿人口居住的土地。世界帝国主义列强并没有采取行动阻止两极的冰川融化，反而却互相在争夺北极大陆架内潜在价值达17.2万亿美元的石油及天然气资源。美国和北约在北极地区内正进行实弹军演。俄罗斯在北极海岸建造了一系列的海军基地。中国则宣布「冰上丝绸之路」，目的是要透过缩短船只航时来製造巨额贸易利润。

碳交易的骗局

碳交易市场成为了资产阶级受欢迎的「解决」气候危机的工具。最近，中国建立了世界上最大的国内碳市场。理论上，碳市场鼓励「绿色创新」，企业可以通过降低其碳足迹来赚取利润。但现实却是相反的：推行15年的欧盟碳市场完全未能降低排放。反而，其允许企业将汙染成本转嫁到工人阶级身上，因为他们别无选择地要购买这些必需品。中国的碳交易市场甚至加入了一个未确定的「汙染特赦」，因此这个市场纯粹只是为了投机而已。

气候大会的失败

COP26是指「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没错，这已经是第26届了！随着越来越多商业公司跟气候大会有联系，这将不可能带来製度变革。于此同时，一份最近流出的IPCC报告指出：「资本主义社会本质所製造的经济发展性质⋯⋯归根究柢是不可持续的」。很多人议论拜登重返特朗普所退出的2015年巴黎协定，但该协定完全只是象征性的。所有的政府都可以设立自己的目标，且在资本主义国家的无序生产下不受任何监督。虽然重返了协定，拜登却继续建造新的输油管。

中国在太阳能与风能领先世界

中共独裁吹嘘自己製造可再生能源方面的成就。当局害怕因为使用化石燃料而引起的空气汙染会引起民怨，并试图在全球气候谈判中摆出一副最重视环保的模样。纸面上，中国在太阳能与风能方面领先世界。但据《彭博新能源财经北京》，2020年新建120吉瓦风能及太阳能的数字「根本不可能」，且也没有证据看到这对供应链的后续影响。在强製维吾尔人进行奴隶劳动下，太阳能及风能变得更加便宜。纵使如此，中国仍为兴建数百座新的煤电厂「开绿灯」。中共党国资本主义的官僚在煤矿及天然气行业有着根深蒂固的利益，而不愿意转向使用绿能。在十四五规划中，中国的牟利国家电网通过宣传「清洁和高效」煤炭的神话，成功地游说建造数百座新的煤电厂。

中国的化石燃料资本主义

中共独裁在新建煤电厂方面领先世界，在2020年建造了全世界其他国家新造煤电产能总和的超过三倍。这对中国后疫情的经济復苏至关重要。在与美国新冷战的压力不断加剧，加上经济增长放缓，习近平很有可能需要依赖化石燃料作为最稳定及战略性的能源材料。八月，中石油报告在新疆发现了1亿吨的油田，这是潜在的巨额利润，并且也是当局要继续在当地的殖民压迫与暴力的原因。

西藏正在融化

青藏高原被称为世界的「第三极」，并如南北极那样，能稳定世界的气候。然而这些地区的气温上升速度比其他任何地方还要快。自1970年代以来，西藏已经失去了四分之一的冰盖，并导致更严重的水灾、火灾、山泥倾泻和雪崩。中国科学院警告1990到2010年冰川的融化数度比1956到1990年还要快50%。

中共在当地的资本主义发展也导致食水资源被有毒金属汙染。与印度的帝国主义冲突中，双方争夺着135万人口赖以为生的重要水资源，而中共独裁在西藏的水坝增加了3倍，这破坏了自然生态并加速了气候危机。

中共试图变相限製堕胎 将製造悲剧也自找麻烦

中共为了维持生育率、保持廉价劳动力优势，想要限製堕胎，而这将是对于女性权利的进一步侵害，并且更加重底层负担，很可能招致工人与青年激进情绪的进一步反弹。9月底，中共国务院印发《中国妇女发展纲要》中提到：「将减少非医学需要人工流产，规范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应用。」实际上就是限製堕胎。但中共真的能借此脱困吗？

中共政权执政长期执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包括在全国范围内粗暴地强製堕胎、强製安装人体避孕装置等）伴随经济因素，加剧了劳动力下滑的趋势，造成劳动力在过去10年缩减逾4000万。在资本主义復辟后，无产阶级遭到越来越严重的剥削，原有很大一部分依托公有部门执行的社会保障职能被严重破坏，使工人无力负担医疗、教育、住房等生活必需，更遑论养育小孩。这导致无论是当前的中国育龄人口比重还是普遍生育意愿，都积重难返。

父权製度与文化带来的重男轻女也是重要因素，不仅是传统使然，资本主义製度下女性也被贬低为生育机器、在家相夫教子即可。许多农村地区的女婴在出生时就被杀死，妇女因为无法生育男孩就被迫离婚，这也造成了畸形的性别结构来阻碍健康的生育环境形成——特别是育龄妇女规模的剧减：在未来10年，中国23-30岁的女性人数将减少40%以上。并且，在盛行的职场歧视中，女性更容易丧失经济独立性，从而导致生育意愿的降低。再者，由于近年受教育水平提高与持久的核心家庭保守性的矛盾，许多城市女性为求经济独立和摆脱家庭束缚，婚姻和生育意愿降低。归根究底都是社会经济和製度落后于民众的发展需要，造成当今的社会矛盾。

中共政权不仅受到自己造成的历史性因素困扰，也更无力让当今的工人阶级摆脱贫困，它提出这些政策完全不会有任何实质帮助。

中国本身有很高的堕胎率。据世界卫生组织估计，2017年中国有统计的人工流产数量为962万，约占全世界5500万人工流产总数的17.4%。这是长期以来政府在青春期性教育上的低投入、父权製下针对女性的性压抑使得性教育变成禁忌、发展不平衡造成的地区性低避孕用具普及率导致的。

尽管打着「自愿」「性生活清洁」的旗号，工人与青年仍对「指导意见」作出强烈质疑，并正确指出其很可能招致的恶果。

一位武大学生就发帖谈到：「减少非医学需要人流」在实际中会变成所有公立医院严格控製「人工流产指标」，迫使意外怀孕的妇女转向医疗卫生条件更差、安全系数更低的「莆田系」医院转移。也有网友表示，意外怀孕带来的生育压力对于低收入者是无法承受的。在资本主义的当下，中共官僚提出硬性政策，受害最大的是缺乏经济保障的工人阶级。

工人妇女在上述政策的压迫下受害尤为深重。在中国当前的性文化下，妇女未婚意外怀孕生下孩子后，往往要承担独自养育孩子的风险，或者被强迫嫁给孩子的「父亲」。尤其在强奸案件中，由于未来非医学需要堕胎权利的削减，妇女更可能被迫生下强奸犯的孩子，甚至因此被迫嫁给强奸犯。

同样，由于中国盛行的职场性别歧视风气，以及传统的「男外女内」家庭结构问题，缺少经济独立性的女性，更可能因为无法支付意外产下孩子的养育费用，而被迫进行更强的超负荷劳动来供给生活开支，甚至走上犯罪或杀婴的道路。

另一方面，中共也在大力打击女权运动，害怕它们反对父权压迫对现行製度带来的威胁，因此试图抑製一切群众自我组织。

从这一点上来看，普遍贫困下的刺激生育政策，很可能导致女权运动与工人政治运动进一步相互同情、更可能形成团结斗争，促进工人阶级意识的激进化。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工流产是妇女生育权的体现，它必须是自由的。我们不仅反对父权製的保守性道德，也反对中共为了应对资本主义危机而采取的强製生育措施。我们要求建立一个生产资料公有製、拥有工人民主的社会主义社会，大幅增加医疗开支、提供免费安全堕胎条件、让妇女生育自由得到真正保障，国家妥善抚养儿童、并建立充足资源、以人为本的性教育体系。

在当今中国形势下，也需要女权运动、LGBTQ运动、工人运动等联合起来终结独裁製度，这样才能落实革命社会主义替代方案，从而消除不平等、性别主义与歧视。

中共前副总理张高丽受性侵指控

十一月二日，中国着名女性网球选手彭帅在深夜于微博以实名发布文章，披露自己曾于大约三年前遭到前中国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张高丽性侵。这一消息迅速引起震惊。这是#MeToo运动在中国首次触及权力最核心部分的要员──一名正国级国家领导人。

同时，这也是中国国家级领导人首次被公开曝光性丑闻，这表明了女权运动在中国正在蔓延开去。从阿裏巴巴高层性侵指指控，到弦子指控着名主持人朱军性侵，到现在直指政治权力核心，愈来愈多的女性敢于挺身公开指控自己受到过的性侵害，且敢于挑战过往被视为「位高权重」者。

在极为父权主义、权力不平衡的独裁体製内，若果说没有发生过权贵性侵是难以置信的。然而，而这一次，彭帅作为一位着名的女性网球运动员，是第一个以自己的实名身份公开揭露中共最高层劣行的受害人，提高了消息的可信性。这也更能激励广大的妇女团结声援，比如朱军性侵案中的发害女性弦子在得悉彭帅失踪后就发帖声援，祝愿她本人平安。

文章在微博仅仅存在了二十分钟就被删除，一系列的相关词被视为「敏感词」被屏闭，甚至连「网球」都不被允许搜寻和讨论。受害人彭帅现时也下落不明，据称已被软禁。对于一名前国家级领导人陷入惊人的性丑闻一事，中国外交部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也仅以一句「没听说过」而拒绝回应相关丑闻的问题。尽管墙外已沸沸扬扬，墙内却讳莫如深，彷佛事件没有发生过一样。这对于受害人是又一次严重的伤害，不仅是心理上，连人身自由和安全也得不到保障。也正因如此，彭帅站出来#MeToo，揭露中共权力核心最高层的龌龊丑闻，其勇气值得敬佩。

彷佛就是被彭帅的勇气所激励，在十一月七日，上海国安局局长被下属实名公开举报，指他性侵下属女儿。公开信中更指性侵发生后，警察拒绝立案，向上海纪委与监察委举报均石沉大海。一时间，对中共权贵性侵的指控一浪接一浪。而民众的对这一次事件也抱有普遍的同情和支持被害人，即使墙内网络监控过滤严密，群众仍尝试用各种方法绕过监控发出声援。而且舆论在经过了一次又一次的性侵案洗礼后，也愈发坚定的反对一切性侵恶行。

中共高层性侵几乎肯定不是孤例，因此他们特别是惧怕这种运动进一步燃烧，激发更多被害女性出来指控掌握权力者，或者甚至像这次一样，直指最高权力的核心，而动摇政权的威信。在独裁体製下中共不能像资产阶级民主国家那样，在面对群众压力下可以审判个别权贵性侵者、或者辞退官员以一定程度地缓解民愤。相反，中共只能强硬打压me2运动，并让积累各性侵指控积累的民愤，这可以大大削弱党的权威，甚至对统治构成威胁。早前阿裏巴巴性侵案中，性侵被告那怕只是一名权位不高的组长，但因为这是一家知名的大企业，中共不能使其声名受损，而命令法院判其无罪。

因此，中共往往将#MeToo称之为「境外势力」的运动，以民族主义说辞将之汙名化，并用国家机器予以打压。一旦开动了狂热的民族主义宣传机器，中共就更加没有让步和妥协的空间，不能对metoo运动的案例有任何让步了，必须无视甚至打压每个案例的受害人。这再次证明中共的强硬镇压和民族主义为自己统治带来了反效果。

这次中共核心的性丑闻事件恰逢在中共六中全会前夕，为了「维稳」，中共立即全面打压封锁消息。另一方面来看，彭帅的帖文可以在极度严密的审查机器内流传20分钟，很可能不是漏网之鱼，而是因为中共派系正在利用事件作为权斗工具。中共内部权斗越激烈，就要诉诸更危险和更公开的方式来互相攻击，致使群众更能感受到上层发生了危机。

当然无论案件是否牵涉中共权斗，性侵受害人站出来举报是完全正义的。女权和反专製斗争要将矛头指向造成这一切问题的核心：中共的专製与父权资本主义，以实现社会变革，建立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

中国经济：恒大崩溃——中共政权的困境

中国房地产公司恒大集团陷入了偿债困境。如果恒大崩溃，那么中国经济、中共独裁和全球资本主义都将受到巨大冲击。ISA与中国劳工论坛的Vincent Kolo讨论了可能发生的情况。

ISA报导

ISA：恒大最近广受关註。它是怎样的一家公司？这怎么变成了大新闻？

VK：恒大是中国第二大房地产开发商，而它如今正面临着破产。恒大建造了超过1200万套房屋，相当于英国住房总量的一半。

当前危机的一部分影响，在于它目前有160万套未完工的住房。中国的许多房地产开发商偏好于预售房屋，让人们在房子开工前就为自己的新家付款。现在很多人陷入了恐慌之中，因为如果公司倒闭，他们就无法拿不到自己的新房子。

恒大拥有价值3000亿美元的债务，规模相当于爱尔兰全国的国债。9月底，国际债券市场上的恒大美元债务陷入违约。而在中国境内，自今年3月以来，恒大就已经在拖欠债务了。它向债权人、供应商和与其签订合同的建筑公司打了1000亿美元的欠条——其中许多也许永远得不到偿还。

令人担忧的是，恒大正在崩溃。如果恒大崩溃且没有得到政府救助，中国房地产行业就可能崩盘。这场危机可能会蔓延到与房地产市场密切相关的银行体系，然后中国将发生一场金融危机，带来严重的经济和政治后果。

ISA：有人将恒大比作雷曼兄弟——如何评价这种比较？

VK：这种比较对也不对。显然，恒大不是一家雷曼兄弟那样的投资银行。中国的金融体系与欧美不同，它基本上由国有银行主导。银行体系受外汇管製和资本管製的保护，货币不能自由兑换，所以中国更能抵御金融动荡——但做不到完全抵御，所以中国会发生危机，但不太可能发生西方资本主义那样的经济危机。

从某种意义上说，「恒大不是新的雷曼兄弟」是对的。但中国银行业危机的风险确实存在，习近平政权为此实施了前所未有的严格资本管製。对加密货币的禁令和去年对蚂蚁集团（马云的阿裏巴巴旗下的金融科技公司）的打击就是这方面的例子；如今甚至连省际交易现在也更加困难了。

其次，虽然雷曼兄弟的崩溃没有导致2008-2009年的金融危机，但它急剧地加速了危机进程。资本主义的危机早已显现，即使布什政府介入拯救了雷曼兄弟，危机也不会被阻止，它只会以不同的形式爆发。

恒大是一场更大风暴的征兆。

ISA：直到2008年，美国和中国的房地产泡沫似乎都在同步膨胀——但2008年后，美国泡沫破灭，而中国房地产泡沫继续增长。这意味着什么？

VK：2008年是一个转折点，但此后导致全球危机的根本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其后债务在世界范围内爆炸式增长，中美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债务泡沫。

在美国，廉价信贷和零利率使股票市场的市值从2008年之前GDP的140%增长到今天的200%。

但在所有主要经济体中增长最快的中国，股市的影响是次要因素。房地产市场在中国起决定性作用。现在中国城市所有房产的市值之和相当于其GDP的5倍，这个比例完全脱离了实体经济。相比之下，2020年美国所有房地产的市值约为GDP的两倍。

中国人口大约是美国四倍，每年建造的房屋数量是美国的十倍。虽然这听起来不错，但很多普通人买不起房。世界上房价最贵的五个城市中有四个在中国。中国住房市场自1998年开始私有化，社会化的住房很少。中国有足足93%的住房被抛进了房地产市场，这个比例远高于美国和欧洲。虽然很多人买不起新房，但富人、政府官员和富裕中产阶级却用房地产来投机，于是大量房屋闲置。 2017年，有20%的城镇住房是空置的。资本遭到了极度浪费和非生产性的使用，于是中共认为必须进行干预。

户口簿

中国的另一个问题在于人民被户口製度所区隔。户口将人口分为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尽管中国现在已基本城市化，但大多数人口仍被登记为农村人口。城市也分等级，农村居民几乎永远不能获得一线城市——例如上海和北京——的永久居留权。

而恒大更註重三四线城市。三四线城市是更多普通工人阶级居住的地方，最能感受到财产危机的地方，也是《金融时报》或《华盛顿邮报》的记者不会去看的地方。在中国大多数城市（约四分之三）增长陷入停滞的情况下，资本投入房地产开发部分原因是人口危机。人口萎缩是中国独裁统治的一大危机。所以哪裏有建造越来越多大型住宅项目的必要呢？

ISA：您如何看待房地产市场的危机？

VK：中国的房地产泡沫已经到了极限。它正在破裂。我们无法肯定泡沫将如何破裂，但我们可以肯定恒大危机标誌着一个转折点。

房地产市场占中国GDP的29%，对中国经济增长至关重要；而现在整个行业都很可能陷入危机。恒大是危机中最引人註目的公司，但危机的波及范围远不止恒大一家，其他房地产行业公司也在拖欠债务、过度扩张、濒临倒闭。这意味着房地产市场不再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了。

中美帝国主义之间的冷战正在加剧习近平政权经济现代化的压力。但随着去全球化的影响，现在的国际环境已经完全不同了。中国正在越来越多的领域受到美国资本主义的製衡和阻挠。因此，中国政府决定咬紧牙关，打击房地产行业的过度杠杆，遏製资源的巨大消耗。

习近平采取了「严厉的爱」方式，让经济摆脱浪费、投机、过度投资和过度负债，并在去年对房地产行业实施了所谓的三条红线。只有满足一定负债资产比率、净债务权益比率以及现金短期借款比率标准的公司才能进入信贷市场。恒大一直缺乏正常来源的资金，因此违反了全部三条红线，转向举债。越来越多的房地产开发商现在正在做与恒大相同的事情——预售住房，并用预售款还清债务。

面对这个灾难性的循环，我们不知道政府会保持强硬，还是选择让步，以免房地产泡沫失控并拖垮整个经济。

ISA：金融专家担心恒大倒闭对银行家、投资者等的影响。但是普通人呢？崩溃会影响没有房子的人吗？那些直接和间接为恒大工作的人呢？

VK：除了少数所谓的工人贵族，中国的大多数工人都被排除在这个过程之外，他们无力购买这些房子。所以恒大倒闭对工人阶级的影响将是復杂的。如果房地产市场崩溃，房价暴跌，甚至可能还会受到一些人的欢迎。

但一些城市白领不仅投资了自己的毕生积蓄，还投资了父母和亲戚的钱来买房。对于他们来说，房价暴跌将是一场灾难。他们将面临2008年后美国、爱尔兰、西班牙和其他地方发生的事情。这对中国政权来说是一个危险信号，因为如果这种情况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发生，就会滋生大规模的社会不满。

恒大员工人数约为160,000人。恒大的职员主要是销售人员、经理、规划师和会计师，他们非常担心会失去工作。而实际的建筑工作外包给临时雇佣农民工的公司，民工在非常严酷的条件下以低工资工作。工作完成后，他们就被解雇，然后去其他地方工作。如果恒大倒闭，建筑业和公司供应链中的三到四百万个工作岗位将受到威胁。如果再有十个左右的规模较小的「恒大」受到威胁，就业和更广泛的经济就会受到严重影响。

ISA：有报导称，中国已经发生了抗议。它们分布广泛吗？

VK：几个月来一直有抗议活动，各种各样的人要讨回他们的钱；有时是工人，有时是包工头。超过80,000名恒大员工向公司「借出」资金——据一位恒大经理称，总额约为155亿美元。领导们诱使员工购买所谓的理财产品，承诺提供非常有吸引力的利率，以帮助公司摆脱困境。这些员工不是投机者，在你说他们「该死」之前，但他们投资往往是为了保住工作，或者为以后的生活赚取一点利息；比如一名患有癌症的妇女试图藉此筹集治疗资金。

在几个城市，以恒大员工为主体的人们愤怒地聚集在公司办公室外，要求退款。现阶段的愤怒不是针对习近平，也不是针对中共，而是针对恒大。但如果政府不介入，怒火就将蔓延。

ISA：您认为习近平将如何应对这场危机？

VK：在公开场合，政府几乎什么也没说。太不可思议了，全球媒体都在报导恒大，除了中国。然而，政府正试图利用这场危机向其他房地产公司施压，迫使其减少债务负担。这就像一场胆小鬼博弈——政府采取强硬态度，整个房地产行业存在崩溃的危险，双方都在等对方先退缩。

我认为他们将使用多种措施。中共的做法将是正式否认他们正在拯救恒大，但在地方将进行各种干预和救助，以防止事情闹得太大。首先，对于已经购买了160万套未完工房产却拿不到的人，国企和地方政府将会接管广州足球场、恒大拥有的球队等资产，然后出手完成建设。所以预售的房屋可能不会成为社会不满的根源。部分理财产品的境内持有人可能会得到部分补偿，但国际上的投机者可能不会得到任何补偿。

我认为恒大不会得救。习近平政权计划用它来教训其他人，建立对房地产行业的纪律和控製。但问题是他们能成功吗？这是一项非常、非常復杂且危险的工作。没人能控製泡沫。因此，中共政权的计划存在很多风险。

ISA：一直有人批评恒大遵循中国资本主义的「走出去战略」，由债务推动快速增长。这个模型现在失败了吗？

VK：「走出去战略」更多地指的是像华为这样的国家领先品牌，这种模式推动其在全球市场上取得成功——直到被特朗普和拜登遏止。如今的华为是一家陷入困境的公司。

恒大在国际市场上并不是特别活跃。它在很大程度上遵循债务驱动的模式。多年来，中国一直在重走日本的路。如同常常被提及的一样，1989年东京皇宫周围的房产价值超过了整个美国加州。日本资本主义从未在随后房地产泡沫的破灭后真正復苏。它经历了二十多年的停滞，去年的经济规模才达到1995年的水平。这可能就是中国经济的未来前景。

当然，如果同样的事发生在中国，后果就更为灾难性了，日本的社会福利要比中国要坚实得多。

由于「户口」，农村人口被排除在失业救济金製度之外，而城市人口只有一部分会得到一些救济。绝大多数人口完全没有保险。所以，2008年发生在日本或西方资本主义的那种危机不会在中国发生。在中国，低福利与低生活水平下的危机将更持久，并为中国带来革命性影响。

ISA：国际上有些左翼认为中共政权能依靠强大的国家体系控製住危机。你同意这一说法吗？

VK：中国经济的运作方式确实有所不同，但它仍然受製于资本主义经济规律。中国政权正是通过鼓励像恒大这样的公司发展来避免了2008年席卷世界其他地区的危机。大量信贷流入房地产市场，通过建筑热潮增加对原材料的需求，并以债务为基础推动经济发展。通过这种方式，中国似乎渡过了危机，还带动了澳大利亚等经济体的增长。

但今天，付出代价的时候到了。习近平不得不直面风险，形势很绝望。那些对中共政权抱有幻想并认为它可以避免危机的左翼犯了根本性错误。中共唯一的机会是再次打开信贷龙头，进一步扩大泡沫，延缓其破裂。即使这样引导资本主义发展，他们也无法无限期地避免危机，最终矛盾依旧会爆发。

ISA：中共对恒大采取的行动将如何影响其「共同富裕」的承诺？

VK：中国共产党的「共同富裕」是一个空洞的口号，与社会主义没有任何关系。100年前，孙中山国民党就已经提出「均富」。它也是一个模煳的口号。政府可以感受到贫富差距带来的巨大压力，而中共要为此负责。在禁止工会的独裁统治下，无论它如何攻击私人资本主义部门，工人的工资和生活条件都不会改善。

令人惊讶的是，国际上一些左翼认为中共政权是社会主义的，他们认为即使中国有一个占GDP29%的庞大的、私有的、投机的、资本主义的房地产市场，中共也不需对此负责。

恒大老板兼董事长许家印在共产党内已经有了35年的党龄，他是政协的一员，政协是全国人大的双双胞胎。在习近平成为最高领导人的2012年，许家印戴着超贵的爱马仕金腰带出席政协会议，还成为了社交媒体上的热门话题。他曾两次成为中国首富。他的整个商业生涯都与中共精英交织在一起。

许家印的腰带

恒大的许多项目都是由地方政府融资的，当前中国地方政府的一半收入来自土地出售。出售最赚钱的土地为全国的中共精英们提供了腐败收入，但他们已经感受到土地销售急剧下降的压力。所以，如果泡沫真的破灭了，浪潮将波及整个地方政府。

房地产老板们一直在建立庞大的庞氏骗局，靠欺骗人们来不断诈取巨额财富。许家印本人几乎肯定会从亿万富翁的位子上掉下来，他很可能会因为恒大危机而入狱。像习近平政权这样的专製资本主义政权有时起诉甚至判一些商人死刑，但这并没有改变经济的资本主义基础。

ISA：可能是因为有报导称中国政府将优先考虑国内利益而不是外国债券持有人的利益，美国国务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呼吁北京在处理恒大问题时「采取负责任的行动」。这将如何影响中美之间不断发展的紧张局势？

VK：恒大的问题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如果恒大确实标誌中国房地产行业普遍危机的开始，全球都会受到影响。

布林肯正试图向中国政权施加压力，以保护一直在购买这些垃圾债券的对冲基金和华尔街投机者的利益。顺便说一句，英国汇丰银行和瑞士瑞银等西方银行计算出恒大债券仍有可能获得回报，所以即使它们一文不值，也仍在购买它们。我认为中国政权会对他们不屑一顾。其首要任务是防止国内动乱。

但这对美国来说是个问题。有趣的是，一些国际上资本主义立场的分析家的语气发生了变化。自冷战开始以来，他们一直在说「中国是一个威胁，因为它太强大了」。但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文章认为「中国可能比我们想像的要弱」。中国的威胁不在于「它正在超越美国」，而是因为它的经济危机正在将全球资本主义拖下水。

自2008年大衰退以来，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约为28%。大家都知道，正是因为恒大这样的公司在建房子，所以澳洲的煤炭、巴西的铁、非洲拉美的原材料都是高价进入中国市场的。中国在全球进行中的基建中占额目前为32%。

2020年，哈佛大学学者罗格夫（Kenneth Rogoff）和清华大学杨元辰认为，「即使没有银行对危机的放大且考虑到正在抵押中的住房，房地产市场下滑20%也可能导致GDP下降5%至10%。」他们描绘的场景并不令人意外。今年8月，房屋销售同比下降20%。9月份，这一比例增加到30%。如果该市场继续以这种方式崩溃，不仅对中国，而且对整个全球经济而言，都是一个严重问题。相比之下，金属价格急剧下跌已经不足虑了。

美国已经做好了面对与中国长期冷战的准备，但深陷危机的中国也能使美国遭受严重损失。

ISA：社会主义者将如何处理这种问题？

VK：中共不是社会主义政党，而是由许家印这样的亿万富翁组成的资本主义专製政党，习近平及其家族也非常富有。对于他们而言，实行社会主义政策就等于推翻自己。

真正的社会主义政策是什么？社会主义政策意味着将房地产公司国有化——中国的房地产公司有些是国有的，有些像恒大这样的则是私有的。但是真正的国有化需要劳动者、公民代表和工会的民主计划，而这在中国是不存在的。公有製和民主规划才是国有化的关键。

如果一个城市的公寓五分之一是空置的，工人政府就应该没收它们，只在极少数所有者遭遇财务困境时才支付没收房屋的赔偿金。这样，数以百万计的住房单位就可立即用于社会住房。政府将以低租金出租而不是出售房屋，全面改造住房市场，使其不再是昂贵的预售公寓市场。

房地产行业是中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我们不可能孤立地规划房地产行业。规范房地产行业需要更广泛的经济上的，包括金融体系的社会主义转型。这样，房贷就可以被取消，资源就可以用来满足普通人的需要。

生活在大城市的农村户口工人无法拥有自己的房屋，通常两三个家庭挤在一套肮脏、狭窄的住宅裏。政府没有资源来提供所需的医疗保健、失业津贴和养老金。实现房地产改革的关键之一是取消户口製度，但仅仅取消户口製度并不会凭空带来充足的社会基础设施。因此，要废除户口，就需要对整个政府和金融体系进行彻底的、革命性的改革。

这些问题是环环相扣的。中国没有工会，也就没有发展计划机製的基础，也就不可能避免恒大危机等问题。唯一的办法是将所有经济决策置于工人阶级的民主控製之下，这意味着工人在民主的党派、工人组织，尤其是工会中的自我组织。所有这一切都需要一场革命斗争——我们要有一个革命纲领，我们要争取充分和直接的民主权利，推翻中共独裁。

彭帅遭性侵事件危机蔓延

11月初，自网球明星彭帅发文控诉前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性侵后，彭帅本人随即下落不明。她的人身安全与自由引起世界广泛关註，声援她的群众在网络上发起#WhereIsPengShuai的话题标记。群众的团结声援运动给予了相关国际体育组织巨大压力，在14号，国际女子网球协会（WTA）发表声明，清晰地表示不能「让商业、政治、金钱来决定对错」，并称如果彭帅的指控得不到适当的调查，就「会放弃在中国的业务」。WTA突然反常地为原则而牺牲利润，是因为来自运动员、女权团体和公众舆论自下而上的巨大压力。像威廉姆斯（Serena Williams）、大坂直美、德约科维奇（Novak Djokovic）和比莉·简·金（Billie Jean King）等网球巨星都发表言论声援彭帅。

一时间，彭帅的性侵事件迅速上升为严重的国际外交危机（讽刺的是早前中共外交发言人曾先后两次以事件并非「外交问题」而拒绝回应记者的提问）。更令北京忧虑的是，现时距离北京冬季奥运会仅剩两个月的时间，此时爆出如此严重的危机，使北京承受着全球的压力，抵製冬奥的声势越来越大，使中共感到担忧。

为此，中共当局在过去两星期一而再地间接发放彭帅的消息。首先发放了所谓彭帅的电邮，称自己现时安全并称自己早前对张高丽的性侵指控「不实」。由于电邮的内容与行文生硬古怪，反而引发更多人的疑心。随即又发布了「彭帅的自拍近照」，但其衣着又令人怀疑其拍摄的时间。当这些粗劣的编导无法平息全球抗议声浪之时，21号，中共再次通过中间人间接地发布彭帅的短片视频，包括她身处饭局中与「朋友」聊天，片段中的对话亦生硬突兀地故意提及「明天是十一月二十一号」，令人非常怀疑这些片段都是在中共官僚指示导演下拍摄的。这些片段几乎与2015年香港铜锣湾书店人员（李波、林荣基）被绑架后于中共安排下在镜头前承认自己自愿「偷渡」回中国「自首」一样。因此，这些所谓的「证明」只能更令人担心彭帅的安全与自由的情况，并引发更多人的关註和声援。

相比之下，国际奥委会却作为中共的遮丑布，全力配合中共所拟定的剧本演出。在中共的安排下，奥委会主席巴赫（Thomas Bach）与彭帅在中共官僚的陪同下进行了为时三十分钟的视像对话，能掌握流利英语的彭帅竟只能通过同场的「朋友」「协助」下发言。奥委会随后发出「声明」指她现在在北京的家中平安无事，希望外界尊重她的隐私。这「声明」的内容根本与中共官方的口径如出一辙，对于她被性侵一事只字不提。

事实上，就像在2019年香港、2020年新冠肺炎，以及习近平对新冷战应对不当、因而使拜登获得了数次公关胜利那样，这是中共政权又一次将危机搞得更严重的例子。彭帅性侵的指控令中共极为尴尬──它们固然不可能当真去调查张高丽、而不让整个政权和独裁体製蒙羞，同时又要将彭帅控製起来以防事态进一步恶化。但软禁彭帅是太明目张胆的粗暴行径，且群众她的同情和声援令全球受#MeToo运动激励的民众更为关心她的处境，迫使中共以一份拙劣的「彭帅电邮」内一句「It』s not true」（不实）试图一笔带过。

现在，中共陷入了两难：假如彭帅对张高丽的指控真的像「她的电邮」中所称是「不实」的，那么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将她公开逮捕（相比之下，早前有江西南昌网民仅仅因为一句「蛋炒饭」嘲讽韩战中阵亡的毛泽东长子毛岸英而被迅速逮捕）；既然她现在的「安全与自由」是得到中共官方所背书的，那是否代表她的指控是有事实基础的？既然如此为何不展开对张高丽调查？因此，现时中共只敢间接地对外发布彭帅「安全」的消息，而对她性侵的指控讳莫如深。胡锡进在一篇英文推文中（当然，推特在中国是被屏蔽的）将彭帅的性侵指控称为「人们谈论的那事」，甚至不敢提及这个话题。

此事也再一次揭露了国际奥委会令人作呕的腐败，所谓的「现代奥运会」几乎从诞生之日起就是各政权的玩物和化妆品。从1936年为纳粹德国涂脂抹粉，到1968年与屠杀抗议贫困问题的学生的墨西哥古斯塔沃（Gustavo Díaz Ordaz）政权合作。所谓的国际奥委会基本上就是一个腐败官僚、独裁者、甚至是法西斯分子的化粪池。它在历史上不但没有对民主权利有过一分一毫的贡献，反而一次又一次地与专製政权同流合汙，为虎作伥。而这一次，为了平息对于北京冬季奥运会的反製，维护自己的商业利益，更是在我们脸前公然地跟随中共的节奏起舞，无视一个女性运动员遭受权贵性侵的指控，用她的人身安全作为北京冬奥的垫脚石。

同时，事件的发展也进一步推动中国国内意识的改变。在中共对于女性遭到性侵的案件一次次不公正的处理后，民众对中共愈发不信任。而时至今日，「网球」这一话题在中国的网络上依然遭到审查和屏蔽，更令民众相信中共在这一事件上隐瞒了丑陋的真相。但要指出的是，彭帅的遭遇并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而是多国女性已经开始组织并抗议性别歧视和性虐待之时，一个世界女权意识觉醒的一部分。

中国劳工论坛要求立即停止软禁彭帅，保障她的人身自由与安全。我们不信任中国独裁资本主义下的司法体製，主张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对于性侵案进行透明且公正的调查。我们反对西方资产阶级政府的虚伪，他们假装关心彭帅，利用这个问题来推进新冷战的地缘政治议程，同时又为压迫妇女、穷人和少数民族的资本主义和父权製度护航。彭帅和中国#MeToo运动的声援绝大多数来自普通民众，他们没有这种背后的议程，而是有着真正捍卫平等权利、民主权利，以及反对性暴力和妇女压迫的斗争意识。

中国煤炭短缺威胁气候谈判成果

煤炭短缺导致中国面临二十年来最严重的停电，这种状况指向更深层次的经济和政治问题。中国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大的煤炭生产国，2020年的煤炭产量为38.4亿吨，是世界第二大产煤国印度的五倍。但为什么中国的煤炭会出现短缺呢？虽然多年来中国大量投资于取代煤炭的绿色能源，但中国70%的电力依旧依靠燃煤发电。这不仅带来了气候灾难，也使得中国的煤矿似乎无法满足经济对煤炭的依赖。煤炭仍然受到中共党国既得利益的青睐。体製内有一股强大的内在力量反对去煤炭化进程。所以，今天的煤炭危机是一场由追逐暴利和官僚主义结合引起的人为危机——这是中国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模式的双重特征。

自9月中旬以来，中国31个省份中有18个省份实施了限电，对产业和家庭造成了沉重打击。在一些省份，工厂每周工作三天甚至更少。特别是在经济相对萧条的东北，经常无预警就停电，家庭遭受停电、电梯卡住，甚至信号灯和路灯熄灭。蜡烛在一些城市已经售罄。中央电视臺报导称，辽宁省有20名工人因工厂通风系统停机而一氧化碳中毒住院。

中央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危机应对措施。中国所有的煤矿都被告知即使在假期也要满负荷运转，许多废弃的煤矿正在重新开启。在格拉斯哥COP26峰会前突然转回煤炭发电使习近平政权显得颇为尴尬。

政治危机

但对于习近平政权来说，电力危机更是后院起火，它进一步打击了公众对中共的信心。停电、失业率上升和房地产市场动荡，再加上因近期新冠肺炎多点爆发而导致各个城市持续封锁，现实与习近平政权「共同富裕」的官方宣传形成了鲜明对比，人们的耐性开始受到考验。

到10月下旬，由于批发价格上涨了20%，汽油和柴油也开始实行配给，炼油厂和加油站因无法盈利而限製销售。这是煤炭短缺的重演。这一现象主要是由于政府的定价体系造成的，批发价格根据市场自由变动，而对消费者的零售价格由政府固定。

由于限产以及行业从疫情中恢復所带来的需求激增，今年煤炭价格上涨了一倍多。这是一个全球现象，但中国受到的影响更为严重，因为中国的大部分发电都依赖煤炭。由于煤炭价格上涨和固定电价（电力公司无法将成本上涨转嫁给消费者）的共同作用，中国发电厂（大部分都是国有的）在利润蒸发时故意减少了煤炭库存以「怠工」抗议。

另一个问题是去年生效的澳大利亚煤炭禁令。在中美帝国主义冷战深化期间，澳大利亚站在美国的立场一方，莫裏森政府要求调查新冠起源的呼吁更是引起了北京的强烈反应。但中国非常依赖澳大利亚的优质煤炭，在炼钢方面尤其如此。在当前的危机中，尽管官方禁令仍在生效，但一些中国港口还是接收了澳大利亚煤炭。

中共的气候政策以及施加在气候政策上的压力：在中美冷战催化下，双方争相想在COP26会谈中展现最好一面，也加剧了煤炭危机。北京在年初为省级政府製定了严格的碳减排目标，但许多地方政府直在到8月受到中央批评后才采取行动。

《南华早报》的王向伟评论说：「官僚们常常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裏放任排放，直到第四季度才去赶着实现减排目标。」

这是一场马拉松，而不是短跑

这些因素结合起来产生了一场官僚主义的完美风暴，并重创了经济。习近平政权被迫放弃了对电力价格的控製，紧急允许发电厂将电价提高基准水平的20%。《路透社》的一篇报导称之为中国电力行业改革中「最大胆」的一步。这与一些人认为中共正朝着「反资本主义」方向发展的观点形成了鲜明反差。

迄今为止，北京采取的所有措施都是短期的权宜之计，根本不能解决源于资本主义无政府状态和僵硬的官僚主义的问题。作为社会主义和民主计划经济转型的一部分，我们需要工人和消费者自下而上行使控製权，完实现电力和能源市场的国营化，这只能通过组建独立工会来挑战自上而下的极权统治来实现。

中国的电力危机可能会持续到2022年的头几个月。 「这是一场马拉松，而不是短跑，」中欧商会会长Joerg Wuttke说。尽管采取了最新的紧急措施，但国家发改委在10月26日警告称，煤炭价格「完全脱离供求基本面」，仍处于「非理性」上涨趋势。

习近平政权在这场危机中的错误是对包括许多资本主义评论家在内的许多人的当头棒喝；哪怕是在持续的房地产市场危机之后，这些人依旧认为中共政权在经济管理领域是无懈可击的。

中国的煤炭问题不是联合国气候大会上可以随便掩盖起来，也不是谈判面对的唯一难题。这说明了为什么今天的统治者——所有资本主义政府——都在威胁着我们星球的生存。中国在十月底对COP26的「庄严承诺」被广泛视为毫无新意、令人失望。习近平对到2030年实现「碳达峰」的承诺太保守，也太迟。当前的煤炭危机清楚地表明我们需要社会製度变革，而只有工人阶级能够带来这样的变革。

伦敦唐人街冲突：对抗种族主义和国家镇压的反面教材

海外华裔社群间的政治关系更加紧张

「团结声援、反对中港镇压」

在十一月底，两批示威者——其中一批牵涉到中国内地的组织，另一批是年轻香港移民——在伦敦唐人街冲突。这事件是一个警告：在中美帝国主义新冷战和习近平残酷镇压香港的情下，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恶化。伦敦事件显示，中美地缘政治斗争正与族裔和政治冲突结合，并且将其放大起来。

于世界的另一端，同一过程近来以另一个例子发生。所罗门群岛首都霍尼亚拉的唐人街被放火和掠夺。在这贫穷的前英国殖民地，因中国国家及其资本家作为一方与美国及臺湾作为另一方之间的权力斗争，多年来的族裔冲突变得更復杂。

「向新冷战说不」

在十一月二十七日，伦敦爵禄街举行了一场打着「停止针对亚洲人的仇恨」和「对新冷战说不」的集会，表面上反对种族主义。虽然标语听起来值得嘉许，但集会政治构成和性质却是另一个世界。不幸地这场集会牵涉到很多和中国独裁政府有联系的傀儡组织，它们和应中国独裁政府的政治宣传，支持镇压香港和新疆。一些英国非政府组织和「左翼」议题组织也合办了这场集会。讲者包括停战联盟（StWC）的Fiona Edwards和核裁军运动（CND）的Kate Hudson，还有是保守党的成员。按报导，工党的John McDonnell之前也安排了演讲，但因为受支持香港的组织的游说（指出主办方的组织与中共有连结）而取消。

这些亲中共组织主导着当天伦敦的示威。集会的中文讯息和英文讯息非常不同。英国组织代表们似乎认为他们的和平主义和「非政治的反种族主义」是集会主调。但中共政权透过其傀儡组织和支持者骑劫了集会，将其变成贊颂中共在香港和新疆的政策，并将任何对它独裁的批评和「针对亚洲人的仇恨」混为一谈。与中共采用的做法相似，以色列政府也是将所有对以色列国家的行动之批评和「反犹主义」等同。同样地，所有对中国政权的批评也被说成「反华」和「伤害14亿中国人民感情」。

一班大多来自本土派（右翼香港民族主义）的香港示威者举行了反示威。幸运地集会和反集会的规模都很小，大约100人参加亲中共的示威，而亲香港的反集会人数则少于50人。但其后双方以种族主义言论侮辱对方展开冲突，造成暴力打斗和数人受伤，成为在社交媒体和中文媒体的大事。

现正流亡英国的前香港立法会议员罗冠聪，呼吁英国警方调查这个「反种族主义」集会的组织者。亲中共阵营则在微博匿名悬赏一万英镑，鼓励网民提供罗冠聪或及另一位流亡的香港社运人士郑文杰在伦敦的住址。微博的还有帖文讨论建立「小队」攻击在英国的「港独人士」。英国警方随后宣布会调查针对罗冠聪和郑文杰的威胁。特此强调，罗冠聪和郑文杰以英美资本为盟的自由派政客，并无提倡港独，只是中共将所有香港民运人士打成「港独」。

针对亚洲人的仇恨正加剧

和在其他西方国家相同，英国内反亚洲人的种族主义正在加剧，特别从疫情爆发开始。右翼政客和媒体想用亚洲人和中国人作代罪羔羊来掩饰资本主义灾难式应对疫情的无能，因此为种族主义加温。来自像英国约翰逊等各国政府的反中冷战措辞，无疑在加强反华和反亚洲人情绪。要反击这情况，就需要真正的反种族主义抗争，但这需要完全独立于政府操控，不但要揭穿西方资本建製的、也要揭穿中共的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

英国媒体ITV（独立电视网）十月所做的民调显示，过去两年居于英国的东亚和东南亚人受攻击的次数升近50％。60%英国警员表示，去年针对东亚和东南亚人的种族仇恨案件有所上升。所以中国、香港和东亚及东南亚人正经历更有威胁的种族主义。

在此背景下，有必要发起真诚的倡议行动，以将跨族裔社群组织起来，对种族主义说不，并将这议题连结至对医疗、教育和其他公共服务扩大资源。但是那些发起或支持爵禄街集会的英国组织，不管是天真得荒谬也好，抑或有意地背书也好，让自己被中共用作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反动宣传平臺，实在需要检视自己的做法。

中共的伊斯兰恐惧症和种族主义

爵禄街集会无其他东亚或东南亚裔社群代表的事实，也显露出这个示威的不对劲。另一个不对劲的迹象，是组织者无视新疆议题——当地正发生中国政府恐怖迫害穆斯林少数族裔，包括公开的种族主义和伊斯兰恐惧症政策——亦说明这示威的真正目的不是「反种族主义」。

参与集会的英国组织者的声明否认这场活动是「亲北京」，而这说法并不诚实。一系列的参加组织包括英国福建华侨华人联合总会、全英华人社团联合总会、全英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伦敦华埠商会，全部和中国政府有连结。全英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直接受中国驻伦敦大使馆控製，作为非正式「警察网络」监视十四万中国内地留学生，防止他们参加「颠复政治」。

这堆亲中共傀儡组织曾经在英国华人社群间以中文媒体发动一个高调的运动来支持香港国安法和严厉的政治镇压。例如今年，伦敦华埠商会和其他几个组织在亲中共报纸卖广告，支持香港「只限爱国者」选举闹剧。这场选举将于十二月十九日举行，只有中共允许的候选人能参加。

民调显示44％，香港人如果可以的话会选择离港，而约九万人今年已抵达英国。中共担心香港移民的高度集中会变成一个反政权活动的基地，所以将威胁和恐吓升级，如同对罗冠聪和郑文杰的骚扰显示。透过在海外内地人社群间煽动民族主义，北京正将社群关系两极化，并为发展族群仇恨的「华人部落群主义」创造条件。

香港的独裁镇压自2020年国安法立法以来，导致过去十二个月内三十个工会解散，包括最大的、有二十万成员的职工盟。所有示威和罢工已被禁止。在伦敦示威后，其中一个主办团体「监察组」在示威发表声明表示「我们相信每个社会应有示威权利和广泛的人权」。即使慷慨地说，我们只能形容这讲法天真得荒谬绝伦。

香港移民的反示威也好不了多少。这些示威者的目标可能是揭穿中共的政治宣传和「反对针对亚洲人的仇恨」标语的伪善，同时隐藏了它打压维吾尔族人、西藏人，香港人等罪行，但他们可笑的举动和带出的讯息却製造了反效果。

香港示威者的所作所为，并不能赢得那些未被洗脑的中共的支持者（尤其是透过媒体和社媒留意今次事件的大众），而是落入中共圈套，让中共党媒「证明」香港民运示威者是「反中」的。无政府主义式冲突没有带出明确政治信息，只会让当地民众感到困惑，从而使反威权斗争建立基层的国际支持变得更加困难。

不幸的是，这次反示威放大了2019年香港运动的弱点、甚至是放大了运动的一些反动性质。在2019年斗争失败后，在认知到青年抗争者的牺牲和勇气之同时，我们需要从运动的的政治和组织弱点和错误汲取教训。别忘了，在2019年7月运动高潮时，运动某份参与者尝试展示对中国大陆的反政府抗议表示声援，力图建立共同的斗争，也有一些香港种族主义示威者企图攻击内地人时被其他抗争者阻止。这些做法都应该被学习和强化，但今次伦敦的行动却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

或许也有真诚的反种族主义者参与了这次活动，但他们难以否认自己被两个对骂的种族主义阵营骑劫。一些中国大陆示威者大骂香港人是「曱甴」（蟑螂）——该词正是中共党媒和香港警察在2019年斗争期间对香港抗争者使用的字眼。部分香港反示威者则高喊「返大陆」和「支那」——「支那」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军用来指代中国人的种族主义字汇。

走入死巷的民主斗争

对于认真想重建反独裁民主斗争的香港青年来说，2019年最重要的教训是——这场运动因孤立于香港一地、没有认真努力地与中国大陆工人和青年——这股唯一足以挑战中共国家机器的力量——建立团结的群众斗争而失败。

伦敦反示威闹剧，以及一些香港示威者对中国大陆人或华人长相抗争者针锋相对的辱骂，只会进一步加剧族群分化，强化中共的民族主义和反民主宣传——将香港群众抗争描绘成美国的反中阴谋。

香港的部分资产阶级民主派政客，如罗冠聪和郑文杰，在以西方政府推崇民主这个大错特错的前提下，心甘情愿地支持亲西方的冷战阵营，而这是重建真正民主运动的进一步障碍。为了令民主运动取得成功，我们必须团结中国、香港和整个亚太地区的劳动人民，反对各国一切形式的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

社会主义者谴责双方的种族主义言语和政治。双方的抗议行动都是与种族主义、帝国主义冷战和中国国家镇压作斗争的反面教材。伦敦的抗议也警示着国际左翼，在处理反亚裔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冲突等问题时，如果没有完全独立于插手运动的资产阶级及其政府（包括中国资本家和极端民族主义的中共），就会掉入错误立场。

我们需要与在新冷战中源自各方的种族主义、沙文民族主义进行真正的斗争。「团结声援、反对中港镇压」运动和国际社会主义道路也在中国大陆、香港和臺湾组织，我们主张建立这种基于团结各族基层劳动人民的的反种族主义斗争，去反对资本主义製度下猖獗的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

习近平的玻璃王座

六中全会难掩中国深陷危机

十一月八日至十一日，中共召开第十九届六中全会。当中最受瞩目的是会议中通过的所谓《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习近平麾下的中共远非「强大」的政权，而是深陷多重危机，而这正是为何六中全会的公开声明如此行礼如仪。

历史决议

这份文件又被称为「第三个历史决议」，是继1945年与1981年后中共所作出的第三份所谓的「历史决议」。对习近平来说，他一直渴望将自己的形象塑造为强大的「历史性」统治者，以维持对政权内部和整个社会的绝对控製，所以要持续地试图将自己打造成「党内历史地位」堪比毛泽东的人物。而在决议的全文中，谈及习近平自身，歌功颂德的部分，甚至远多于邓小平，更遑论胡锦涛及江泽民等人。无论一个人是怎样看待中共及其历史，没有人会认真看待这份歌功颂德、山头宗派的文件，它不过是，只为一个目的服务：让习近平维持绝对控製、成功第三次以至往后连任。

纵观现时在中国国内乃至国际间，资本主义体製步履蹒跚地走向一个个危机。全球新冠疫情、气候危机、新冷战以及经济脱钩，靠举债苟延残喘的经济，都显示着全球资本主义和中国资本主义，其实就是恒大企业的扩大版。在面对不断加深的国内外危机，习近平急需加强自身的国内地位以及权威，加强对于中共党国的个人独裁，并通过对自己的吹嘘和拍马屁以将这一切行为合理化。

然而在这份「决议文」中，习近平似乎并未完全达至其政治目的。「决议文」 仍然对毛泽东的如文革、三面红旗、大跃进等政策保持否定的立场。习近平一直被广泛认为倾向删除这些对毛泽东的批评，但不是为了毛泽东，而是为了自己。无法让习近平称心如意的决议内容，可以理解为习近平正被牵製和检视尽管可能只是象征性地。

习近平在明年「连任」其第三任执政地位已成定局。这不是因为他有压倒性的支持，而是由于统治阶级内部的反对势力对任何替代方案都缺乏信心，并担心太过公开挑战习近平也可能引发由下而上的群众运动。习近平意图将自己塑造为毛泽东2.0，完全是肤浅的做法。与有些自由派评论员的讲法相反，习近平和毛泽东的政策事实上相差很远。「復兴」毛泽东只是要强化习近平政策中民族主义和集权主义的性质（尤其是前者），并且以此威吓那些推崇邓小平（反毛）、而想走更多自由市场路线的中共派系。

两个不同的国家

从根本上来看，习近平与毛泽东所统治的是两个完全截然不同的国家。毛泽东所统治的是一个斯大林主义体製、而非资本主义的国家。计划经济得以实行，虽然被官僚由上而下控製。相比之下，习近平却是作为一个资产阶级的领导人，统治着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没有毛时代的群众基础。毛时期的计划经济体製即使被官僚控製而窒碍了发展，但仍使毛泽东拥有——建基在革命浪潮和一系列的社会进步措施的——的群众基础。毛政权具有相对进步的社会政策，但习政权的则毫无进步性可言。

中国城市人口成倍地增长。习近平过去一直幻想发展中国城市的中产阶级，以之作为自己的统治基础。然而随着中国经济放缓，直到现时初现颓势，城市中产阶级的经济基础亦趋于衰弱，同时心态上也对未来的前景趋向悲观。政权回应上述改变的唯一方法，是加强民族主义、镇压和「共同富裕」。后者假装成反资本主义，但至今却还未产出什么具体政策。他还加强反动的民粹主义，打压LGBTQ、香港抗争者、工运人士，并把他们栽赃为「受境外势力操控」的。

同时，国内群众特别是青年工人的意识都日益激进化，这不管是在对于彭帅被性侵的#MeToo运动上、在各行各业的工人如外卖骑手的斗争上、还是在控诉各地政府处理雨灾灾情的无能上都愈来愈活跃。

习近平打击房地产市场的政策以及加大对资本的控製，在资产阶级内加剧冲突张力，产生了一股对前景悲观及不确定的情绪。这引起了作为资产阶级关键部分的「红二代」之不满。「红二代」们所不满的，还包括了习近平僵硬的民族主义外交政策，如此外交路线成了美国帝国主义拿到了筹码，并极大地恶化了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2021年的一大讽刺，是出口产业成了中国手上最强的卡牌，而这完全是因为疫情相关的因素（全球有许多出口市场处于封锁状态）。

商务部亦预计第四季度出口增速将放缓，更明言「明年的外贸形势可能很严峻」。「红二代」们渴望回到邓小平「韬光养晦」，与国际资本和平交易的黄金年代。然而，这在现实中只是幻想，因为就算没有习近平挑起冲突的民族主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不会改变他们对中国的立场。原因是，正如列宁所解释，帝国主义的本质导致了尖锐的、甚至是军事的竞争，为的是控製全球市场和影响力的范围。比习近平更灵巧的政策，或许可以减缓和软化这场争斗，但不会消除冲突本身。

实际上，中共内部的斗争正是在世界资本主义危机下的一个缩影，世界上所有资本主义国家在此刻都面对着两条路线的选择：是要通过加强国家对资本的控製以缓和危机？抑或是通过放松管製释放更多的投机空间以走出危机？社会主义者则解释为何两条路都不管用。资本主义註定迎来灾难。

习近平并非如主流媒体所臆想的要「重返社会主义」，相反是要通过进一步强化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体製，尤其是强化他的独裁。相对地，中共独裁统治集团内支持自由市场的派系倾向于加强市场所占的地位，吸引更多私人资本和外资。

外贸环境恶化

11月16日，正当拜登刚刚结束与习近平的视象会议，次日转个头立即宣布将与欧盟及日本重新签署特朗普时期倡议的三方伙伴关系盟约，共同应对「第三国的非市场贸易行为」，这项庄舞剑的盟约无疑意在对付中国。这不仅显示了习近平与拜登的会面不仅无助于缓和新冷战（事实上在会议开场公开致辞部分，习近平不断称两国要在一些国际议题上加强「合作」，相反拜登却反復强调两国之间的竞争关系，予人习近平热脸贴上了拜登冷屁股的印象），反而令国际外交与外贸环境不可挽回地恶化。因此「红二代」们以及习近平的反对势力可能在一时三刻没有能力公开地反对习近平，但在过程中他们会想方设法的干扰习近平的施政，尝试拖其后腿。比如在10月底，《华尔街日报》报道，习近平尝试在30个试点城市推动房地产税的政策，在内部讨论时遭到广泛的反对，习近平不得不作出让步将试点城市缩减为10个。即便如此，这一政策到底何时落实似乎仍遥遥无期。可见，即便对党内高层的意见与方向，习近平亦并非如臂使指般得心应手。

现时，中共党内倾向自由市场经济的一派仍保留着一定的影响力，在政策上左右着中共的走向，同时也让现时中共党内的斗争愈趋公开化。这一现象在近期的电荒危机中的表现得尤其明显。

在过去，习近平一直希望通过政府对能源领域特别是国营发电部门的控製去解决电荒。但面对本年度国际煤价和航运价格的成本急涨的情况，再加上「运动式」减排的「环保」指标，因此造成了在本年电荒期间出现电厂发电愈多亏损愈严重的困境。相对而言，以李克强为代表的亲市场一派的官僚更倾向于用所谓市场手段去解决问题。在10月中，发改委表示，燃煤电价可在基准价上浮幅度上限从10%大幅调升至20%。

尽管六中全会借一篇内容空洞的马屁文章授予了习近平一顶看似耀眼的玻璃王座，但这王座并没有看上去的那么牢固。在面对现时内外环境日益紧张恶化的形势下，中共高层内的路线与利益分歧并没有因此而消失，反而更进一步地扩大。固然，不管是中共党内的哪一派，他们的出发点归根究底仍不过是如何维持中国的专製资本主义，并为自己捞取更大的经济利益而已。工人阶级、青年学生、被压迫的妇女等需要开始共同组织起来，在中国和国际进行真正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改造，彻底埋葬危及整个人类发展的资本主义製度。

中国新冠「清零」政策成效令公众怀疑

中国长期坚持「清零」政策来应对新冠肺炎，与全球大部分国家形成鲜明对比。根据中共官方数据，中国累计确诊数字约10万，死亡4636人，确诊和死亡率放在全球都算很低的，且自从去年3月初，确诊增幅都很小；但从各地反復陷入极严格封锁、无尽大规模核酸检测（哪怕只有1例新增确诊）来看，中国的防疫实情远不如官方数据显示得那么好。

严厉而粗暴的政策

在最近一年半多的时间，各地疫情多次死灰復燃。即使「严防死守」，今年10月开始仍然出现一波本土疫情，而当局为了证明国内「清零」政策无比正确，设法把责任甩锅给境外移入。而现实执行的限製措施也很粗暴、与公开的数字不成比例。江西铅山县在今年10月30日发现1例本地确诊后，在当晚把当地所有红绿灯调整为红灯，试图禁止市民出行。但在广大民众吐槽之后，当地次日便撤回这一奇葩措施。江苏南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则在当地出现疫情后，要求学生经批准才得离校，否则开除，事件在微博流传后，高贊评论也都是对于政策的批评，例如大学生自比「监狱裏的狗」。

其他一系列极端措施也引发了不少的民意反弹。11月12日，江西上饶一名市民傅女士在新浪微博爆出，当地防疫人员将她留在家中的宠物狗活活打死（即使防疫人员曾承诺不会「处理」它）。此事引发社会愤慨，话题获得超过1.9亿次浏览，逾11万人参与讨论。

中共官媒频繁借由官方疫情数据与其他国家比较、以及全国上百名地方官员因防疫不力被问责等等，自夸「製度优势」、自标榜「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趁机批判西方「民主」製度，在中美冲突的背景下巩固自己的「胜利叙事」，试图延续中国民众对当局的信心。但去年疫情开始的时候，中国也是浪费了三周时间才采取行动，疫情得到初步控製之后，亦急忙恢復生产、又因为工作场所防疫措施不足而造成新一波感染（例如今年福建莆田的疫情）。限製措施反復恢復让民众不断陷入疲劳；中国许多劳动者因封城被迫停工、失去收入，而政府也不提供任何经济援助。随着严厉封城的持续，「清零」的有效性遭遇越来越多质疑。除了张文宏提出「与病毒共存」外，连一贯强硬坚持清零的钟南山也开始说会留意与病毒共存国家的防疫经验了。

中共内部也出现了更多的分歧：位于中缅边境的云南瑞丽长期封城，其前副市长戴荣裏在10月底发文控诉瑞丽惨状，包括全市经济近乎停摆，市民积蓄已难以维生，不少人精神状态都出了问题等等。瑞丽现任市长尚腊边则极力否认瑞丽需要援助，而戴对此反击、痛批尚「胡扯」。近期本土疫情再升温，多地政府再次推行「就地过年」，但《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却「唱反调」说不应轻易要求民众就地过年，引起很多长期不能与家人团聚的网民共鸣。

危及冬奥

2022北京冬奥已进入倒数百日阶段，对于中共是个大挑战：中共担心一旦边境放开，境外输入一增多后（现在还有奥密克戎变种病毒），国内疫情急剧爆开。中国疾控中心研究指出，在「与病毒共存」模式下，中国每日新增病例数恐将超过63万——变相说明中国防疫很大程度上仅是表面上厉害，而实际上，从性质上看，中国防疫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样漏洞百出，而且中国疫苗的实际效用也不明确（第三期试验数据都未公开）。目前，中国80%以上的人口已全面接种新冠病毒疫苗。但试验结果显示表明，中国国产疫苗不如mRNA技术的西方疫苗有效。但当世界上许多较贫穷的地区仍然无法获得疫苗时，即使在疫苗接种率高的西方国家，疫苗的效果也很有限。「在每个人都安全之前，没有人是安全的」是显而易见的真理，但这是与资本主义阶级製度相冲突的原则。

当下製度下，群众必然要花很长时间、付出很多代价才能等到疫情灾难终结。唯有工人群众组织起来，通过民选委员会民主控製医疗部门和其他攸关民生的经济部门，才能真正让大众自己来製定、实施对自身负责的可持续、切实防疫措施，在抗击疫情之时尽力保障正常生活。但在中共独裁体製下，群众自我组织意味着要挑战极权专製，还有其国家机器保护着的资本主义製度。

「Worker Lives Matter！」中国打工人最新一波反过劳行动

青年劳动者对于过劳猝死问题的愤慨，已转化为新一波网络抗议。今年10月中旬起，一份开放填写的「公司作息表」在中国网络流传。这份表格包含了许多互联网公司在不同地区、不同岗位上的作息时间，细化到上下班时间、午晚饭时间、一周工作天数、新人是否写日报/周报等等。其名称「Worker Lives Matter！打工人也需要生活！」明显从国际黑人维权运动「Black Lives Matter（黑人的命也是命）」获取灵感，亦结合当下中国劳动者表达对自身高强度、低工资现状无奈的「打工人」一词，在中国极权高压、不能直接组织反抗的环境下，表达对于超长工时现状的不满。

或许是想避免被打压，创建者公开申明「维护国家安全与利益」、要求大家填写时不得「违反国家相关法律法规」，但是该试算表仍然在两周内被封禁。封禁前夕，该表格已经获得逾10万浏览，并且有约7000名网民自发填写所在公司岗位的资料。其中大企业如美团、字节跳动、腾讯、华为、阿裏巴巴、京东等都被公布每天实际工时为11-12小时。近来这帮大企业都在群众舆论压力下宣传自己推行新工时製，例如字节跳动的10-7-5，都不过是宣传伎俩。

该表格的创建者都是介于20至25岁的年轻人，都在「996」（每天早上9点到晚上9点、每周工作6天）重灾区的互联网大公司实习过，明确表示希望能够为抵製「996」、普及「955」（每周工作40小时）做出贡献。很多网民认为该表格「一定程度上体现打工人的意誌、倒逼资本家的让步」，显示中国工人阶级整体的激进化。

「程序员的命也是命」

这并非中国第一次有关劳工维权的网络抗议。在2019年，「996」工作製引起群众愤怒的时候，就已经有程序员发起了「996.ICU」行动，高呼「程序员的命也是命」，不想因过劳而住进重症监护室（ICU）。受此启发，很多网络互助行动涌现，内容牵涉普及劳动仲裁、索要补偿金等知识，以及帮助劳动者取证等等。这些行动的发起人或许本来只是想分享信息，但由于中国越来越多人想要一个发声表达不满的渠道、政府又持续打压实体劳工运动，这些网络行动都演变为对于高工时、低薪、几乎没有福利保障的工作条件的大规模抗议。

中国生活成本不断攀升、竞争愈发激烈，令不少年轻上班族被迫加班或者忍受公司的超长工时。各种加班模式应运而生，「996」是其中最出名的工作製度，此外还有更夸张的「007」（一周七天无休24小时待命）。马云、刘强东等中国知名企业家对于「996」模式大力推崇；而在国家宣传配合资本家的洗脑下，社会鼓吹片面的「个人奋斗」思想，学校也对作为下一代劳动者的学生洗脑——只要努力就能获得相应回报。即使违反《劳动法》，各种加班模式在中国仍旧大行其道，「996」则从科技业工作者开始，蔓延其他各个产业。

然而，长期超时工作也造成很多人还很年轻就突发重病甚至猝死，而资方却冷眼对待，例如拼多多22岁员工在去年底过劳猝死后，公司官方帐号仅以「哪一个不是用命换钱」来回应。

中国《劳动法》规定，劳动者工作时间每天不超过8小时、平均每周不超过44小时。但法律在现实犹如废纸：今年10月中国劳动者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为48.6小时，假设一周5个工作日，则每日平均工作9.72小时，距离「955」还很远。显见，过劳者绝非少数。官方虽然在8月底重申「996」工作製非法，但是主要还是在警告科技巨头、无任何实际行动。内卷严重的现况下，中国劳动者普遍害怕被公司炒鱿鱼而不敢要加班费，中国现存所谓工会也都是中共的傀儡，因此过劳、薪资停滞问题也不会实质得到解决。

更关键的是，中共政权的政策完全是利于资本家、巨富而非普通工人的，而且害怕群众反抗威胁甚至推翻自身统治，因此也必然出重手封杀网络抗议，包括这次「Worker Lives Matter！」。但是，反抗的火种不会这样被浇灭，工人的愤怒无可避免会在未来群众斗争爆发——而当局害怕这一局面。在新的独立工运中、全国范围内建立独立工会，开展战斗性、有协调的反对资本主义剥削的斗争，将成为一个势不可挡的想法。

中国电力危机——体製崩裂的警号

今年九月开始，中国出现了大规模限电、停电的状况，使得民生受到巨大影响，还有很多工厂被迫减产或者停工。其中东北地区受到的影响最大。根据当地居民在网络上发布的消息，东北地区政府未通知居民就进行限电、停电。这样的后果包括电梯、红绿灯等设施无法运转，居民面临入冬却无法使用暖气，手机、网络等通讯受到影响，甚至连医疗用电都无法保障，重症患者只能依靠发电机维持生命。

限电的影响

在辽宁，一家企业因为限电，排风系统停止运作，导致煤气泄漏，23人中毒。在其他省份，情况相较东北地区虽然稍好，但生活用电和工业用电也受到了或多或少的限製。例如在江苏、浙江等地，政府要求工厂停工限产。野村的研究人员在一份报告中表示，本季度中国经济增长预测将减少0.4%，年度增长预测减少0.5%。还有分析称中国限电可能扰乱全球供应链，导致其他国家的物价上涨。

中国停电限电的直接原因是煤炭供应的短缺，但背后是中共的政策失败，以至无法更快地由燃煤发电转为再生能源，而问题因资本主义能源部门的逐利而恶化。目前，中国电力生产的主要能源仍然是煤炭，并且煤炭所生产的电力超过了其他能源的总和。根据官媒的说法，一方面，随着各城市在疫症中解封以来，对电力的需求增加；另一方面，煤炭紧缺导致煤价飙升。近几年，中国政府对尤其是发电行业的碳排放加强了监管，各地各单位都有相应的碳排放配额。

绿色和平的专家李硕表示，中国一些省份在上半年就用完了大部分的能源消费配额。由于缺乏宏观全面的用电计划，到了下半年，碳排放多地超标，地方政府矫枉过正，就选择了「一刀切」的限电停电。另一方面，煤炭的价格升高使煤电厂无法产生利润，花旗银行的分析师说，由于煤炭成本高，中国超过70%的煤电厂处于亏损状态。而煤炭价格增高的原因有几个，包括内蒙古、山西等地的反贪工作，还有生产安全和环保的检查。由于各个受疫症打击的经济体之需求復苏，全球煤价自2020年9月以来翻了四倍。资本主义无法对经济作出计划，当市场疲弱时，矿场和油田的产量减少，导致经济復苏时出现短缺和价格上升。因此中国煤炭产量下降，不得不消耗库存，直到缺电的问题暴露出来。

加强环保、淘汰煤炭开采是生死攸关的问题，避免地球受破坏，但现时清洁能源的研究和生产远远追不上绿能转型所需要的速度和幅度。另一缺煤的原因是澳大利亚的煤炭被禁止在中国港口卸货。中美冷战下双方都使用贸易保护主义和经济製裁，受打击最大者不免是工人阶级，而富人则避免承受这些恶果。

这次大规模限电也揭露了了中共内部的分歧。有分析称，在限电问题上，各省的表态和处理办法都不一样，在东北地区竟然出现了不加通知的「暴力限电」。

利益角力

这可标誌着地方和中央的矛盾，通过能源危机或电力危机表现出来。反对派不满习近平过度集权，希望通过这样来削弱习近平的政治威信。缺电问题上，就如房产税、住房政策、「零容忍」抗疫政策、对科技业和金融业的镇压那样，变成了中共各派系试图保卫自己利益的战场。十月，中国国务院常务会上宣布放宽对煤价的国家管製，让市场去决定价格。可见，在资本主义经济下，习近平企图加强国家对部分行业的控製之做法往往会受到局限。这就是资本主义的本质，哪怕它是专製资本主义。

只有社会主义的替代方案才可以解决能源业的问题：1.优先使用可再生能源，快速将燃煤发电有计划地逐渐转化为可再生能源，例如风力发电、水电、和太阳能发电；2.将电力行业和电力行业公有化，使其以工人阶级的需求来发展，而不是掌握在能源业资本家和中共各派系手中，为少数人谋福利；3.为无产阶级民主的社会主义製度而战，而不是官僚集团的独裁；4.以民主的，符合工人阶级利益的，社会主义生产计划来规划电力的生产和使用，采取紧急的行动来拯救地球。

深圳旱灾：气候灾难又一警号

气候危机的影响正进一步在中国浮现，今年出现了北涝南旱的灾情，华南入冬后正遭受旱情困扰。深圳市水务局表示，今年的旱情远比1963年的旱灾严重。即使已经动用了水库的应急储备水，每日仍有50万吨的缺口无法补足。按照深圳市去年人均每日用水量423.3升计算，这相当于整整118万人无水可用。当地政府作出一系列节约用水的呼吁，奈何杯水车薪，也无助于解决本质的问题。

气候灾难在中国

气候危机令全球极端天气事件发生更频繁，让中共的统治面临新的、无情的挑战。自然现象是没法用警察手法压下去或消失的！正如今年夏季河南300人丧生后，公众的强烈反弹所显现，与其他资本主义政府一样，中共政权的作为太少太迟，将严重削弱其统治合法性。

本年夏秋两季，河南与山西均暴雨成灾，造成广泛的破坏。然而相对地，华南尤其是广东却出现了严重且漫长的旱情。广东自今年1月1日起平均降水量较近十年同期减少26.4%。自入秋之后情况更为恶化，珠江流域出现大范围干旱，深圳主要水源东江水流量较正常偏少50%-60%，市内三大水库的蓄水量也较往年减少了55%。而同时由于河流水量偏少，导致海水上溯倒灌形成咸潮，进一步限製了河流的取水范围和取水量。广州部分地区的自来水已经出现略带咸味的现象，市东部地区水压不稳甚至停水，部分民众称家中已停水数日。

此次广东大旱与河南山西暴雨同属与气候危机相关的现象。这两年太平洋出现了拉尼娜气候周期。拉尼娜（降温）和厄尔尼诺（升温）现象都是自然产生的太平洋天气变化，但也正受到气候危机影响。一般而言在厄尔尼诺气候的第二年，都会出现拉尼娜气候，有时更持续两三年。同时，北极冰川融化（化石燃料燃烧推动的气候变化的结果之一），部分融化后的淡水流入太平洋打乱了洋流与水温系统，都会影响拉尼娜、厄尔尼诺的严重程度。这对于中国来说不仅会造成全国层面的旱涝并发更为频繁，也令入冬后更容易出现猛烈的暴风雪。早前，中国国家中央气象局就已经预测，今年冬季可能会非常寒冷，更有机会出现大范围暴雪天气。

中国已经成为了全球气候危机的关键起因。中国碳排放占全球总量的31%，对全世界而言，假如中国按其计划在2030年才开始减排，将不可能达成控製全球平均气温上升1.5度的目标。而按照中国的自主减排承诺，将连控製止升2度都不可能。这对于全世界而言是一个灭绝性的灾难。

中共资本主义政权官僚与石化燃料尤其是煤矿产业的利益盘根错节，在2020年煤碳的发电总量仍在增长，而今年的缺电问题又令很多过去因质量差、高汙染、低效率而被关闭的小型旧式煤矿在过去几个月重新开采。同时，中国众多巨型国企由于低下的能源使用效率而带来骇人的碳排放。2019年，中国建材一家企业的碳排放量就超过了法国全国！而中石油的碳排放量则超过了加拿大全国！

各怀鬼胎

在中美新冷战的背景下，各统治精英都有着自己身为列强的小算盘。在这种情况下，气候问题放在它们手裏只会变成互相攻讦、推卸责任、削弱对方的武器，把民众自救的意愿当枪使用。因此我们不能相信美、中、欧盟任意一方资本主义政府的所谓环保减排政策。在格拉斯哥进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6）完全失败。全球碳排放需要从现在起削减45%，才能让气温升温控製在1.5度以内，而COP26协议达成的协议会让碳排放继续上升13.7%。

而今年，随着河南与山西的雨灾，令国内愈来愈多民众开始意识到气候危机正实实在在的影响自己的生活。这次广东旱灾也令人意识到气候灾难迫在眉睫。中国政府与世界所有资本主义政权一样都不可能根本性的解决危机，而中共运动式的短期减排指令往往只会顾此失彼。面对全球性的气候危机，工人民众和青年都必需组织起来推翻资本主义，在民主的社会主义基础上执行一个基于科学的向绿色经济转型政策。

习近平的全国性房地产税计划胎死腹中？

习近平开征全国性房地产税的计划遭遇重大挫败。据华尔街日报10月20日报道指，政权高层（包括地方政府）的态度是「压倒性负面」。对此，习近平不得不作出妥协，将原定试行房地产税的30个城市大幅削减至10个。但对于这10个城市的房地产税试行的具体细节，如税率，以及免税范围该如何划定，官僚仍然争论不休讨价还价。以致于相关的全国性征税法律可能要拖延至2025年才能敲定落实。

房地产风险

习近平推动房地产税的动机，是希望避免房地产崩溃和债务危机，并展示政权坚定打击房产投机失控的形象。然而，恒大危机表明，中国的房地产市场虽然看似庞大，但内部结构却极不稳固。房地产开发商有着极高的结构性金融风险，抵御风险的能力弱不禁风。恒大只不过是危机的冰山一角，据各项市场评估，至少有十几家大型房地产开发商面临类似的情况而摇摇欲坠。12月6日，恒大和另一家房地产商佳兆业的海外债务首次正式违约。

同时，中国经济的持续下行，过去作为购房主力城市新兴行业的中产阶级纷纷面对大规模裁员潮，加上对房地产开发商前景的不乐观与不信任，已令销售成交宗数以及本地平均房价双双出现下跌。12月6日一份调查40多个城市的报告指出，11月的新房成交面积属10年来表现最差，成交量较前一个月下降4.3%，与2020年同期相比更是暴跌39.4%。二三线城市的平均公寓价格从10月起开始下跌0.1%，广州与深圳的房价也在9月也停止上涨，并开始出现颓势。由于房地产及其相关产业占全国总产值的近三分之一，这对于明年中国的GDP数字将会是一个重要的负面因素。中国社会科学院最近警告说，房地产低迷或将持续，并拖累明年的GDP增长，并特别冲击到地方政府支出。中国社科院预计2022年经济增长约5.3%，低于政府此前设定的「6%以上」的目标。

即便如此，房价对大多数民众而言依然是难以承受的。中部省份的省会城市，市中心平均房价相当于当地一般民众30年以上的平均总收入，而在北上广深更以数以百年计。

事实上，中国的房地产税政策已讨论了超过二十年，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就明确提出要征收「物业税」（即日后的房地产税）。2011年1月开始在重庆和上海实施房地产税试点，而这两个「试验」工作至今已进行到第十年。习近平尝试扩展试点遭遇重重阻力，中共内部忧虑的地方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首先房地产市场泡沫固然严重，但贸然刺破恐将触发一系列房企倒闭，并将倒闭潮蔓延到银行业。超过90%的中国城市家庭拥有自己的房屋，高达80%的中国家庭财富都与房地产有关，房价下降将会直接使房主消费意欲下降。这不仅危及中共管治下所要求的「社会稳定」环境，也打击了国内消费。要知道，习近平在中美冲突背景下为发展经济，提出了以国内消费为支柱的「双循环」。其次，由于涉及大笔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以及官僚的个人腐败），地方政府亦很受房地产市况影响。中央政府多年强调所谓的「软着陆」基本是一纸空文。九月份，由于中共要求房企减轻负债，各房企纷纷急于套现回流资金而降价抛售商品房促成房价下跌，部分三四线城市已经开始发布「限跌令」，声称要「打击恶意降价」。可见，习近平所谓「房住不炒」的口号与地方政府存在着金融利益矛盾。

真正的解决方案

习近平正疯狂地通过「防范金融风险」行动，力图避免中国陷入债务灾难。但从地方政府的角度，习近平「三道红线」等一系列政策本身就是在触发房企的债务风险。根据wind数据，今年房企到期债务规模达到1.2万亿，月均超过1000亿。可见债务规模已经非常庞大，稍有任何风吹草动都可能令成为压垮大批房企的最后一根稻草。因此，不仅地方政府，即便是中共高层当中亦有大批官僚担心市场动荡会危及独裁统治对于权力的把持。

中国的住房危机只能通过公有化和工人阶级的民主计划来解决。私人房地产开发商应与现有国有企业一起收归公有，置于工人民主控製的管理之下。只有通过劳动人民为社会主义的出路而斗争，才能终结今天无计划的资本主义混乱和投机。

湖北麻城：工人绝望情绪爆发 捣毁工厂

10月20日，湖北麻城一位石材厂的工友，由于老板欠薪1500元，开叉车撞断厂内大部石材，捣毁了工厂，随后被捕入狱。

此事在网络上得到了曝光，这位工友得到了广泛同情。新浪微博上的几则评论这样说：「这样的老板没有良心，工人们做得好。工人们也是迫不得已，没有办法了才做这个。」，「应该揍老板的，有点心疼石材！」，也有网友将此事的根源直指统治阶级：「资本主义社会就这样，工人贱如狗」。

可见，随着积累的民怨得不到伸张反被打压，群众愈发体会且认识到，司法系统受政权控製，服务资产阶级的利益，根本无法缓解工人阶级的苦难。所谓「法律」与公义无关，而只是镇压工人的工具。当中共政权把反抗者扣上「暴力活动」、「寻衅滋事」的帽子时，愈来愈多的群众也对此嗤之以鼻。这反映了群众的愤怒日增，以及中共正不断失去民心。

反抗

哪裏有压迫哪裏就有反抗。近年来国内工农出于义愤类似反抗不断增多，譬如最近的欧金中案：这位被村霸和警察联手欺凌的农民，不堪受辱，在刺死村霸后逃亡。事情一发，欧成为许多人眼中反抗压迫的英雄，认为被杀者罪有应得，亦有许多人表示主动表示要为其提供避难处、助其逃亡。这种情况，同样也出现在几年前山东的「辱母杀人案」中。

面对种种激烈的反抗，中共政权往往加强镇压，特别针对其中的「组织分子」。在欧金中案中，除了对欧进行重金悬赏追捕，欧亦被描述为「拒捕且畏罪自杀」，中共官媒也虚伪地高谈阔论「法治」和「反对暴力」。这些论调，被网民们对欧金中持续的纪念活动所淹没，这种「何不肉糜」的回应亦引发了群众的强烈反感。

面对愈来愈多走投无路的反抗，中共政权越来越多的露骨打压，譬如拦截上访、将工人维权抹黑为「恶意讨薪」加以镇压等等。群众不仅表达着对反抗者的深切同情，形成一种从直觉出发、但未完全清晰的阶级立场，将问题的关键指向政权与资产阶级的残暴统治，这种激进化趋势还在中国不断地蓬勃发展着。

同时，在群众意识不断发展的今天，马克思主义者也呼吁应当有独立的工人阶级组织。我们看到，工人阶级的激进化历程，正如一股强大的蒸汽正在积蓄着压力，必须有一个管道（工人阶级的斗争纲领和群众组织）来引导这股力量来推进运动，要不然，这股蒸汽就会爆开四散。

麻城工人和其他案例的受害者采取了盲目和孤立的破坏行动，部分案例中包括自杀行为。虽然我们明白他们出于绝望情绪，但这做法并非斗争的出路，也不值得其他人效法。

无数次惨痛而英勇的流血告诉我们，如果用一个一个的个人或分散的小团体的行动来反抗工厂主、权贵、强大的国家机器，得到的结果往往是勇敢的反抗者被消灭了，而残暴国家机器却愈发警惕愈发强大了，无助改变压迫的製度。这种行动甚至会在斗争中製造混乱意识，令工人误以为靠个人的英雄行为就能取代有组织的斗争和行动，降低了群众政治觉悟和组织意识，甚至在更两极化的局面下有会发展成恐怖主义的危险。

运动的真正出路

我们认为，工人阶级运动的真正出路，在于形成工人阶级独立的纲领与组织。虽然，在目前中共的镇压下工人阶级难以组建稳固的工会，但我们也看到工人以及在外卖员、网约车平臺的罢工中利用网络进行了初始的组织。工人阶级对组建工会的意识已经大大提高，已使中共响起了警钟。

坚持工人斗争的出路是组建战斗性工会、通过民主讨论集体决策并团结行动、举行罢工对抗资本家，以罢工瘫痪工厂运作、占领生产据点控製营运、甚至组织起来夺回本来属于工人的工厂和企业。这过程使工人发挥其真正掌握经济的社会力量展示自己才是社会的主人。再进一步，工人阶级要建立一个社会主义政党来赋予自己一个推翻资本主义製度的政纲，使整个阶级不但可以自己运作生产，更可以运作整个社会。

双十一热潮冷却——当代年轻人真的「躺平」了吗？

众所周知，每年的「双十一」网购节，都会在中国掀起一阵规模巨大的消费浪潮。但是今年的「双十一」却突然降温，截至11月12日零点，天猫双十一总交易额为5,403亿人民币；京东累计下单金额超3,491亿元。较去年同比，阿裏巴巴双十一交易额增速下滑。双十一全网交易额为9651.2亿元，同比增长12.22%，未突破万亿大关，虽然总交易额有所提高，但是相比以往增幅已达到历史最低。而究其原因，则是生活环境的种种问题抑製了年轻人的消费愿望，迫使他们躺平。

没钱消费

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因为采取了严格的封锁与控措施，大量店铺倒闭工厂关门，中国的经济也深受冲击下滑，失业率明显高于往年，工薪阶层的工资不升反降，群众生活水平愈发困难，收入仅仅能满足基本需要，在「没钱消费」的大前提下，也就不难想象能有多少人愿意在「双十一」大量购物了。同样的，在各大平臺鼓励贷款和疫情带来的收入下滑的共同影响下，很多年轻人甚至中年人出现了信用卡违约与欠债问题，卡债从2019年的7.59万亿元增至2020年的17.6万亿元。这对于人们在双十一中的消费水平更是「雪上加霜」。

我们还应该註意到，双十一消费不景气的背后，也能够看到中共的身影。出于维护政权统治、试图抑製资本主义的不稳定影响的目的，中共加大了对电商平臺与私人企业的监管。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也采取措施限製大型科技企业的力量、强製它们缴税，但习近平的措施比其他国家的更严厉。就比如说，从去年开始，中共当局以「国安」及「反垄断」为由，对中国互联网企业实施强力管控，大陆不少科技企业被当局约谈或罚款。

阿裏巴巴集团被当局重罚182亿元之后，腾讯、美团、小米、字节跳动等公司多次接到罚单。金融监管机构已责令阿裏巴巴的互联网金融姐妹公司蚂蚁金服重组其业务，并接受更严格的监管。对阿裏巴巴的罚单是中国反垄断机构有史以来开出的最大罚单。

事实上，双十一活动以及相关的不良风气（虚构原价、两大平臺二选一、刷单炒作信用、虚假评价等乱象），本身也是资本主义追逐增加消费、最大化利润而带起来的，中共的打压管控治标不治本，只是维护统治的权宜之计。只要利润製度继续存在，而中共也需要提高国内消费水平（虽然没能力办到），消费主义宣传还是会继续横流。

躺平？

资本主义陷入了僵局，它压抑我们的欲望，扭曲我们的意誌，只能为我们提供野蛮的糟粕。双十一热潮冷却的背后，不是年轻人的所谓躺平，而是剥削社会裏无法实现「人尽其能，物尽其用」的真相。只有实现生产资料公有製、生产者和消费者民主计划的经济，根据需求生产、控製企业运营模式，并且大幅提高工资，确保大家都能根据需要来生产、消费，这样才能真的实现普遍的理性消费。

二零二二年

中国经济会否步向日本的泡沫爆破？

自2008年危机以来，中国劳工论坛（ISA中国）指出中国在2008年危机的四万亿救市方案，让中国经济、某程度上乃至全球经济都避免了美国华尔街式的全面爆破，但这不过将危机的炸弹延后爆破。中国自此陷入债务严重、充斥高风险投机、大量无利可图的僵尸企业。中国很可能会陷入日本式的经济危机——债务严重、通货紧缩压力巨大、消费水平低下，使经济长期处于低迷而难以反弹。

中共比日本当年更长期、更严重依赖房地产行业作为经济驱动力，製造了全球最严重的房市泡沫。恒大危机发起了警号，使越来越多评论员提出一个问题：中国经济会否步向日本的泡沫爆破。《社会主义者》杂誌在此回顾日本房产泡沫爆破的历史，协助我们在经济、政治和帝国主义衡突方面分析中国危机的愿景。

自二战结束后，美国为了使日本成为其亚洲区抵御苏联和中共的盟友，扶助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加上斯大林主义的中苏阵营就在邻国，美国在政治上要通过经济力量压製日本的工人斗争。美国从1945年－1969年间向日贷款和赠款总数超过40多亿美元。日本经济大力发展，在1968年跃居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同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开始陷入经济危机。这状况使美帝国主义感到老大哥的地位受威胁，并开始要改变对日本的政策，压製日本的经济发展。

美国70年代经济危机

美国陷入了通货膨胀，整个70年代美国通涨率，是此前20年平均的三倍，但通胀并无带来经济增长，企业无利可图而殆于扩大投资使失业率持续高企。这就是所谓「滞胀」。

通胀原因之一是1973及1979年的两次石油危机。即使后来解除了石油禁运，全球油价至1980年代中期才回落至危机前水平。通胀使国内消费水平降低，而由于美元价格高企以至进口商品价格便宜，至1970年代的中后期，美国对日本以及西欧国家的贸易逆差不断加大，在1983-84年间差额达到GDP的3%。

美国统治阶级开始发起贸易战，并以裏根1981年上臺后成为转折点。到了1987年，华府对价值3亿美元的日本进口货品加入了100%关税，几乎等同封锁了日货进口美国。美国亦迫使日本开放市场让美国投资，包括电视机和汽车等关键市场，并打击在美的日资企业（如东芝），就如今天对抗华为那样。

日本虽然成为经济强国，但在政治和军事上极为依赖美国，尤其面对中国和苏联这两个官僚计划经济的国家更需要美国保护。虽然当时中苏交恶，但资本主义的日本与计划经济的中国与苏联是社会製度上根基性的敌对。加上当时东南亚经济步入极迅速经济增长的阶段，即使减少对美国的出口，还有其他新殖民的国家可以剥弱和掠夺，因而接受对美国的让步期望买来和平。

然而，日本的让步并没有缓和美国的贸易逆差问题。美国贸易赤字占GDP从1980年的1.3%增长到1989年的3.7%。可见即使当年美日两大国愿意作出协定，也不能解决资本主义民族国家之间的经济失衡问题，后来决定性的广场协议更引起大灾难。今天中美之间强硬的态度以至全球国与国合作的撕裂，各国在经济政策上互相协调去走出经济困局，更是不切实际的幻想了。

到了1985年9月，在美国的压力下，美国、西德、法国、英国和日本签署了广场协定，同意将美元对日元和德国马克贬值。作为出口导向经济的日本，以为可以缓和与美国的贸易战、日元升值可以推进日元国际化、吸纳外资到日本投资、帮助日资在世界市场上扩充。与其像资产阶级评论员那样说日本「高估了自己的实力」，倒不如这是帝国主义冲突不可避免造成的灾难。

日元升值陷入了失控境地，在两年间日元对美元升值超过50%，日本出口总额下滑了20%。日本政府以量化宽松政策企图刺激经济，一度推出过6万亿日元的财政刺激计划，使大量信贷涌向房产和股市。地价暴涨，1989年底，日本土地资产总额约为美国的4倍，仅东京都的地价就相当于美国全国的土地价格，而美国的面积则是东京的1.5万倍。从1980年到1990年这十年时间裏面，日本的房价翻了5、6倍。

泡沫爆破

当时无疑日本的中产阶级以至劳动者都陷入疯狂炒卖。但与大部分资产阶级历史学者所描述的不同，当时并非真正「全民致富」。资产泡沫带来了贫富悬殊严重化的现象。一方面越来越多中产阶级以至工人上层都为了避免资产贬值而纷纷买房。基层年轻人买不起房，于是日本政府甚至推出了50年甚至100年的贷款。最为陷入疯狂投机的是各大企业，例如丰田汽车、富士重工、日立电机等公司也将资金投入股市及房产。丰田甚至炒卖收入曾超过主要的营业的汽车製造业收入。日本企业的市值总额，在最高点时甚至膨胀为美国企业的1.5倍，占整个世界的45%。

1989年开始，日本政府害怕通货膨涨以至国内消费水平低下，更重要的是经济泡沫过大失控，因而在一年之内三次加息以收紧信贷，期望作出调控。1987年日本政府提高房地产税收，限製土地和房产的频繁交易。1992年，日本政府又出臺「地价税」政策，规定凡持有土地者每年必须交纳一定比例的税收。

大灾难来临了，房产泡沫迅速爆破，危机蔓延至银行系统。1991年日本全国房价暴跌70%、东京房价暴跌90%。当时房产与银行资本紧密扣连起来。银行贷款向投机房地产的日本公司和个人放贷，从而提高了土地资产的账面价值。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土地被用作抵押品获得更多的贷款（甚至可以获得地价120%的贷款），然后这些贷款又被用来炒股或购买更多的土地。

日本的经济增长近乎停滞，GDP增长仅有年均0.75%，远低于之前十年的年均4.6%，这一时段被称为「失去的十年」。到了2002年，日本与美国之间的人均GDP差距，甚至比1980年代30%还要大。日本的国家债务占GDP由1991年不到40%，持续上升到2012年超过200%。债务利率偿还长年拖累经济復苏，而巨大的通缩压力又使实际债务负担增加，经济更加一沉不起。2012年政府推动所谓「安倍经济学」，以贬值日元和刺激信贷方式想刺激经济，但涌进股市的资本只令资本家更富有，没有解决任何真正问题。

工人阶级当然受到最大的打击，30年来年实际工资没有上升。在战后普及的终身雇用製，到经济爆破后，约聘和派遣工等非典型劳动大大普及化，到今天非正式劳动比例高达40%。非正规员工跟正规员工就算做一样的工作，不仅薪水只有正规员工的五到六成，大部分都没有社会保险，也少了福利！工人阶级没有稳定的工作和收入，消费能力低下，使经济更加长期疲弱。中产阶级也因为房产泡沫破灭而陷入负资产，即房产市价低于贷款总额。自杀率和离婚率急升。91年到98年，日本的每年自杀人数一直在两万到两万五之间。

今天中国与当时日本比较

如果单单以房产泡沫的规模和杠杆比例来看，中国今天的房产泡沫在各方面的收据都远超于日本当年。上文提到当年日本资本家吹嘘东京的土地总额可以买下整个美国。但中国房地产总市值65万亿美金，相当于美国、欧盟、日本的总和，也是中国2018年GDP的5倍。即使是1990年的东京，房价收入比也只有18倍，而日经中文网引述如是金融研究院的统计，今年广东省深圳市的住宅价格平均为年收入的57倍，北京市也达到55倍。

中国房地产业20年增加值接近北京2019年GDP的2倍。「广场协议」后近5年时间裏，日本地价每年的增长率是GDP增长率的3倍。家庭债务占可支配所得比率高达120%，正是80年代的日本泡沫爆破前的高峰。从整体贷款余额中房地产贷款所占的比例来看，目前中国接近3成，高于日本泡沫期的22%。这证明住房负担在中国更严重。

当然，不能单凭这种数据就能僵硬地论断中国的泡沫会在短期内爆破，因为预测一个国家的经济不能脱离国内政治和全球经济因素。无疑，今天中国国家对经济的控製比当时日本牢固得多，无疑中共对国有银行的政策有相对较强的控製。这是因为中共由毛泽东官僚计划经济復辟资本主义以来，必须维持强大的国家控製来指导经济发展，才能确保政权可以製衡私人资本家的力量。加上中国资本主义的冒起比二战后的日本更迟来，意味着过程更不平衡，且中共确保国家权力凌驾于私人资本家之上。

人口危机

但更牢固的控製不代表可以克服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首先，中共不同派系已经就处理经济危机的方针出现分歧，造成统治阶级内部的分裂。两派的政策长期都无法有效推行。例如，在中国的房产业与地方政府的利益紧密挂勾。土地出让为政府带来超过1/4的财政收入，因此打击房产业等同削减地方政府预算，并且伤害官员利益。加上一党专政的体製，中共各资本派系一定程度以地方为割剧，因此形成巨大的阻力使习近平的打房政策难以有效执行，最近房产税也胎死腹中。万一危机爆发，各省市的地方财政一定程度上根据中共派系斗争而各自为政，更难互相协调去解决危机。

有种说法是，日本当年已是资本主义先进国家，而中国今天的人均收入还是发展中国家，因此还有很大增长空间。这种说法实属异想天开。今天中国经济增长已大大放缓，加上全球经济衰退以及新冠病毒，难以发展为「高端」经济，也面对西方帝国主义的压製。中国正陷入「中低收入陷阱」而难以转型为先进经济体的模式。

日本青年可谓「躺平主义」的始祖。由于经济长期低迷以及高压劳动条件，这使日本陷入了长期的人口危机，自2005年就开始人口负增长，而今天每34秒才有一个人出生，但每23秒就有一个人死亡。主因是年轻人越来越趋向不婚，2019年的结婚数字创下二战以来最低。由双亲育儿女的家庭之比例已经从泡沫时代的 40% 降到了今天的 27.9%，意味着离婚率和不生育率大大提高。

问题明显与就业息息相关。根据厚生劳动省调查，2018年以30岁到40岁的男性来说，正规员工未婚率约三成，非正规员工则高达75.6%；非正规员工就算到了40多岁，未婚率仍有45.7%。

中国人口危机的严重程度已在追上日本。但中国人口危机除了有类似的经济原因（实际上中国对待产假、公共教育和托儿服务等生育保障比日本更不堪），还加上更復杂的社会製度因素——户籍製度限製人口自由流动，并剥夺了外省人的社会及劳动保障，加上比日本更巨大的城乡差距，造成变相的族群/地域隔离製度。作为更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国比日本有着更多未完成的资产阶级民主任务。

今天与30年前的全球资本主义局势却不一样，中国受到西方帝国主义更强硬的攻击和围堵，而且国内政治和社会危机严重程度比日本当时严重得多。日本80-90年代初处于东亚资本主义繁荣时期，而今天却是全球自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

比起美日帝国主义80年代的冲突，今天中美帝国主义更加难以作出有意义的互相让步，因为帝国主义争夺地缘政治利益、占据市场和掠夺资源上更加竞烈。同时，中美统治阶级都面对国内的群众反抗和不满的压力，他们必须展示自己的以煽动民族主义。中美统治阶级内部形成更强硬的民族主义势力，争相以反中、反美议题来夺取声势和权力，驱使两国政府必须在国际权斗中强硬起来避免失去权力。

今天中美帝国主义牵涉的除了是美日当年也有的贸易战和市场开放问题外，还有更全面和更难让步的斗争：在军事（南海、臺湾、中印度边境）、科技战和政治议题（美国用民主人权的旗号向中国施压，借以夺取政治斗争优势，而中共作为独裁政权在此问题上不能让步）。这使中共面临经济危机时面临更巨大的压力，甚至会威胁到其统治。

总结

中国经济危机，然而国内政局和全球危机的情况如此多变，没有人可以完全论断未来会如何发展。无疑比起日本资本主义，中共的国家机器干预的力度将会更强大，加上汲取了日本当时刺破泡沫的惨痛教训，害怕经济连锁效应崩溃，使中国统治阶级今天面对房产泡沫时更加步步为营。这使中共面对恒大以至整个房产危机时陷于瘫痪状态。即使恒大和房产业泡沫不会全面爆破，其对经济造成的债务负担和通缩压力也可以使中国经济走入缓慢和长期的低迷甚至停滞。

另一方面，没有人可以排除美国华尔街式的爆破在中国发生的可能性。中国整个金融製度也埋伏着高风险的产品，随着债务水平越来越高，中共拯救违约债务的能力也在削弱，因此习近平才要发动对资本家的攻击企图限製投机。但这同样有危险会招致日本政府那样自己将泡沫刺破。走钢线一次失手足以致命。

当然，今天中国与日本最重要的不同，是中国群众的愤怒情绪远超于当年的日本。当年日本泡沫爆破适逢苏联倒臺，资本主义市场製度因而获得了历史的胜利，使全球工人阶级意识大大倒退。在日本更加因为左翼运动的历史性失败而使工人组织力量薄弱，长年都欠缺大规模的工人斗争。

今天中国工人阶级拥有全球第二大的经济力量，社会矛盾的极端程度已使青年大大激进化，阶级意识正在形成和发展。即使在独裁镇压和疫症压製下，工人斗争的力量还是正在酝酿。中共若果要工人阶级为危机埋单，将可以面对群众革命斗争的局面。惨痛的历史经验会向工人阶级表明，必须打倒资本主义，才可以有计划重组经济，摆脱将至的危机。

外送平臺——中国新型血汗工厂

高压、低薪、交通事故、几乎没有社会保障——这就是中国1000万外卖骑手的生活。这一产业成为疫情下资本的新宠，发展迅猛，而线下餐饮业利润的一大来源正是对外送工人的剥削。

中国劳工通讯工人集体行动地图收录的骑手罢工抗议事件不断上升，由2017年10起事件增至2019年的45起。到2021年北京「外送江湖骑士联盟」的发起人陈国江被捕，并发起了广州、深圳外送工人联合罢工。但是这些运动中外送工人从指望中共官方工会帮忙到为建立独立工会而斗争，阶级意识正在增长，令政权十分忌惮，使之不得不出手干预。广州市区总工会2021年9月成立外卖骑手官方工会，明显是想用来压製独立工会的意识。中共控製的官方工会专门用来与资方达成假协议，甚至破坏工人的斗争，例如将罢工名单交给资方和警察。

随着新冠疫情的延续，外送工人的运输劳动已成为维持社会生活不可或缺的一环。然而他们辛苦付出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反而被垄断资本变本加厉地加码剥削。中国各地域外送工人的工资水平普遍在平均工资水平以下，即便在北京这样的一线城市，2018年，外送工人月平均工资也只有约6500元，远低于该市10712元的平均工资水平。

疫情当下，外卖市场在中国显着增长。2020年，中国线下餐饮业毛利润仅达3.93万亿，较2019年锐减15.3%；相比之下，线上餐饮业市场规模达到6626.2亿元，同比增长15%，线上餐饮业註册用户达4.56亿，同比增长7.6%，均出现大幅度增长。由此可见在疫情背景下，线下餐饮业因为封城、隔离措施等因素而条件恶化，餐饮业资本故而被迫急剧转向线上餐饮行业。

线上餐饮业成为了中国工人当下仅有的几个选择，使外送工人斗争中处于弱势。而中共政权对2019年来镇压一系列外送工人运动的，也完全证明了这个资本主义独裁政权并不维护外送工人的根本利益。

饿了么旗下的1000余万名註册外送工人中绝大多数都被资方强製/诱导註册为自负盈亏，自担风险的「个体工商户」而非与之有劳动合约关系的雇工，由此被排除在《劳动法》保护外，不能享受任何工伤赔偿和职工福利。

此外，外送平臺普遍引入计件工资製度，以低额底薪、高抽成计件工资与严苛的处罚机製来最大限度地压榨外送工人。美团的工资製度中包含多达数十项违规扣款项目，扣款金额10到500元上不封顶，部分项目甚至按收入百分比几何递增进行扣除。平臺极为苛刻的扣款时限迫使外送工人不顾生命安全，屡屡危险驾驶追赶时限以避免扣款。

2020年1月，仅在杭州一地，外送工人交通违法就达到5万次，引发事故千余件，2人死亡、389人受伤。平臺扣款均通过软件后臺完成，外送工人只有在被扣款后才能在软件前臺获悉原因，且申诉时限与可申诉项目均极其有限，剥削製度在精密算法程序的加持下威力倍增；根据美团的财务报表，2019年在订单密度剧增的情况下，单均工本只有4.71元，同比下跌8%。2020年，美团净利润高达47.1亿元，同比增长210.36%。

外送平臺如此有恃无恐地压榨外送工人，可以说是大趁时利。疫情下中国经济萧条，工人阶级大量失业，生存状况恶化，据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调查显示，2020年上半年，中国总就业人口7亿人中有超过15%完全失业，5%处于半失业状态，劳动后备军的空前增加使劳动力市场结构发生剧变，这对资本大为有利，其得以更加肆无忌惮地压榨工人。

外送工人斗争使中共响起警号。独立而不依附于现行体製的工人运动的威力是不可小觑的，他们的阶级斗争的未来与全中国工人阶级一样不能囿于现时的高压条件。外送工人已在斗争中显示了他们不断增长的阶级力量，他们需要在更高的维度上继续为他们的权力而斗争，并连结其他部门的工人阶级，开始建立真正和独立的工运。

新冷战：抵製北京冬奥呼声与日俱增

为什么国际奥委会与中共独裁政权的关系如此紧密？特别是网球员彭帅在11月2日在网上微博发文，指控中共高层张高丽性侵犯后被消失，越来越多的人提出这个问题。

相关微博不到30分钟内被删除。彭帅无法与朋友联系，也无法接听来自国际女子网球协会（WTA）等相关团体的电话。11月21日，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Thomas Bach）表示，他与彭帅进行了一次视频访谈，声称她「平安无事」。国际奥委会既没有公布视频也没有公布文字记录。巴赫的采访引起了广泛的谴责，他被指与中共政权合作做假，目的是要化解2月4日开幕的北京冬奥会越来越严重的国际合法性危机。

国际奥委会有着与右翼、种族主义专製政权合作的历史，包括从1930年代希特勒的德国到1980年代的韩国军事独裁。今天的中国也是如此，工会和罢工被禁止，工人阶级在极严厉镇压没有独立组织的权利。全球关註中共政权在新疆和香港的警察镇压，但这些地区在中国并非特例。正如ISA的中国网站所警告，新疆是镇压手段的试验场，这些手段越来越广泛地应用在全国各地。

在「让政治远离体育」口号的背后，国际奥委会以秘密的、不民主的、腐败臭名昭着的方式运作，其一直明确遵循的政治路线，就是为其资产阶级贊助商提供超级利润，并无视对民主和人权的关切。

这就是目前全球关于抵製2月北京冬奥的争论背景。抵製运动是由各自不同、相互矛盾的势力所提出的。部分呼吁是来自抗议镇压新疆维吾尔人、打压香港民主权利的社运人士和人权团体。另外则有像拜登政府这样的资产阶级政府，他们抵製的动机与维护民主权利完全没有关系，而是为服务了其帝国主义利益，建立围堵中国资本主义的全球联盟，阻止中国挑战或取代美国霸权。

「外交抵製」

拜登和其部分盟友现在提出了要「外交抵製」北京冬奥。大多数观察员对此都感到摸不着头脑。这种「非抵製」的抵製有什么意义？正如甚至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发言人刘鹏宇所评论的那样：「没人关心他们（西方国家的外交官）来不来」。这样一个空洞的姿态，那为什么不采取音乐抵製（不许唱歌）或笑话抵製（不许讲笑话）？

在撰写本文时，「五眼」联盟成员国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新西兰已经宣布他们将加入「外交抵製」行动。这种极其有限的姿态，旨在让有关政府扮成坚持立场的样子，同时又不破坏赛事为他们的跨国公司和媒体机构所带来的庞大利润。他们选择这种策略也是为了避免公关灾难，以及避免真正抵製运动因无法赢取足够的国家政府支持而失败的风险。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新疆当地的穆斯林人口受到可怕的镇压，香港的工会、反对党和集会自由遭受打击，许多人会同情抵製的呼吁——不是那种扭扭捏捏的「外交」抵製呼吁，而是全面撤回对奥运的支持。

根据《多伦多星报》的民意调查，56%的加拿大人支持全面抵製。这显然受到中国政府为报復加拿大方面将华为公主孟晚舟软禁于她在温哥华的豪宅，而监禁加拿大公民康明凯和斯帕弗近三年的影响。二人在2021年9月被释放。加拿大的民调显示，人们对拜登主导的「外交抵製」普遍不满，认为这是一种空洞而不充分的姿态。晨间咨询公司（Morning Consult）的一项美国民调显示，24%的人贊成全面抵製，31%的人贊成外交抵製，只有12%的人反对抵製。

这个问题反映了相互矛盾的思潮。西方资本主义政府正在利用这个议题，但同时担心真正的抵製会对经济带来损失，他们只想以「民主」外衣美化自己，用来推进向北京施压的冷战议程。但也有许多普通民众，特别是中共镇压的受害者，出于真诚的原因支持抵製，认为这可以对中共政权施加压力，使其改变镇压的状况。不幸的是，这种观点低估了需要什么样的压力和斗争——是与中国工人建立团结，协助他们组织起来为自己的权利而战。

第一批承诺进行外交抵製的政府来自「五眼联盟」，这毫不巧合。当中三个国家，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最近组成了英美澳联盟（AUKUS），为 「五眼」情报联盟提供军事能力。不过日本政府目前仍正在考虑是否支持外交抵製，而其他政府，特别是法国政府，则表示反对。这反映了西方大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和各异的考量——法国政府仍在念念不忘AUKUS所带来的损失，因为AUKUS导致巴黎失去了660亿美元的潜艇合同。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对所有这些政府来说，「民主」和「新疆问题」只是赤裸裸的金融和大国利益的遮掩布罢了。

所有主张抵製的政府没有一个是无辜的，他们自己也有镇压少数民族和对他国进行军事干预——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对原住民的历史罪行、英国和澳大利亚对难民的压迫、美国的种族主义警暴，以及西方帝国主义在伊拉克、叙利亚和其他地方发动的战争，意味着这些政府长期以来也是人权侵犯者。任何真正反对中共压迫的运动，都需要与这些虚伪的政府及其行为完全割席。

国际奥委会反对抵製

毫不意外，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反对任何抵製行为。在国际奥委会执行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他争辩说：「如果我们开始采取任何的政治立场，我们将永远无法集结全部206个国家奥委会参加奥运会⋯⋯这将是奥运的政治化，而我认为这可能进一步会导致奥运的终结，就像古代的奥林匹克一样。」

先不谈巴赫关于古代奥林匹克政治化的说法（最近的研究表明，古代奥林匹克的结束或是因为举办成本太高），现代奥运会的整个历史就是充满着政治化，而且还是以牺牲劳动人民的利益来支持右翼独裁政权和大企业的利益。

这一点在众国际奥委会主席的政治立场中凸显出来，其中包括顾拜旦男爵（1896-1925），他反对女子运动，认为 「不切实际、不有趣且不美观，而且我们也不讳言：不正确」；德·巴耶-拉图尔伯爵（1925-1942）在1936年运动会开幕时站在纳粹领导人希特勒和赫斯之间；反犹的瑞典实业家埃德斯特隆（1942-52）写道：「在美国，有一天你将不得不阻止犹太人」。布伦戴奇（Avery Brundage，1952-72）也是个欣赏希特勒的反犹主义者，他虽然曾表示「共产主义是一种罪恶，在它面前所有其他罪恶都是微不足道的」，但他却欣赏斯大林的威权主义；当然，还有西班牙长枪党（法西斯）成员萨马兰奇（1980-2001），他在佛朗哥的政府中担任许多要职。巴赫的前任也是一位贵族——雅克·罗格伯爵（2001-2013），他主导了与中国政府的秘密交易，并对新闻报道进行审查。

延续诸任主席的右翼、厌女的传统，现任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也毫不意外地与中共沆瀣一气，帮助中共掩盖彭帅对张高丽的性侵指控。在他参加了臭名昭着的「平安证明」视频之后，运动员权益组织「全球运动员」（Global Athlete）指责国际奥委会「对性暴力和女性运动员福祉漠不关心，令人发指」。

当国际奥委会指奥运会不应被「政治化」之时，他们却不反对右翼和独裁政权利用奥运会来巩固自己的权威。

从臭名远播的1936年柏林奥运伊始，还有1968年的墨西哥奥运亦如是——当年的奥运在墨西哥军队屠杀左翼学生的几天后开幕。学生们的口号之一是「我们不要奥运，我们要革命！」。另外，两名美国运动员、黑人权利运动的支持者托米·史密斯和约翰·卡洛斯在行「黑人权力」礼后被逐出了奥运。

韩国军政府在1980年光州民主运动中屠杀了2000多名民主抗争者，一年后的1981年，韩国就获得了1988年奥运的主办权，作为在全球改善形象的平臺。

当然，苏联入侵阿富汗后的1980年莫斯科奥运，尽管遭到了抵製，但斯大林主义的官僚机构还是利用其来加强国内的支持度。而1980年美国主导的抵製运动并不是真正为了保护阿富汗人民的权利，而是为了展示美国的力量，这一点在美国此后四十年于当地的行为中表现得很清楚，包括2021年混乱的撤军，并导致了塔利班的卷土重来。

2014年的索契冬奥会帮助加强了日益专製的俄罗斯反动政权的地位。当年史上最昂贵的运动会，协助政权提升威望，在闭幕式前两天，普京秘密下令开始夺取克裏米亚。

奥运会代表现代体育最恶劣一面

国际奥委会将奥林匹克描述为人人平等的机会。但一切都是被金钱所腐蚀。大多数运动员来自精英学校——例如，2012年、2016年和2021年英国队中约有三分之一的运动员来自私立学校，然而93%的英国儿童在公立学校上学。公共体育设施遭到削减开支打击、体育越来越多地依赖商业贊助，使这种情况变得更加糟糕。

主办国实际上是取决于谁的贿赂最多。在盐湖城被选为2002年冬奥的举办地后，针对国际奥委会高层腐败的指控成为了公开丑闻。尽管製定了新的规则，但在伦敦赢得2012年的比赛主办权后又出现了进一步的指控。做出决定的标准无关予体育发展的利害，而是赢家提供了什么商业、贊助和转播设施。

主办地被选中后，往往会被揭发为了建设场馆而使用童工、出现奴隶劳动的超级剥削，相关报道包括了俄罗斯、英国、巴西、日本和中国的场馆建设。

各国政府声称，运动会本身将对本国经济会带来好处。但经验表明，情况恰恰相反——为建设体育场馆，大量人民被迫迁—据估计，2008年北京奥运有125万人被迫迁，1988年汉城奥运有72万人。雅典奥运和裏约奥运留下的后遗症包括巨额债务、大白象工程体育场，以及社会不平等恶化。正如一位评论员在裏约奥运后评论的那样：「在这个已经因不平等而恶名远播的城市，不平等现象变得更加严重」。

体育贊助

企业也声称他们不受政治影响！可口可乐公司正是用这个借口，不顾美国的抵製，贊助了莫斯科奥运。今天，我们看到北京冬奥的官方贊助商也一样。

贊助商包括阿裏巴巴，据《纽约时报》报道，阿裏巴巴开发并售卖面部识别和监控软件，用于侦测维吾尔族和中国其他少数民族的脸孔。AirBnB被指控与中国武警部队合作。

贊助商还包括三星集团，该公司的有着使用童工、破坏工会、腐败、卖淫和支持极右团体的记录。还有法国源讯公司（ATOS），他们是「战斗管理」系统和监控系统的製造商。ATOS对残奥会的贊助尤其让身心障碍运动员感到愤怒，因为他们提供给英国政府的「工作能力」项目的管理系统剥夺了成千上万身心障碍人士的福利。毫不奇怪，贊助北京冬奥的企业没有一家支持抵製。因为他们将会失去太多的利润。

过往的抵製运动奏效吗？

在2008年北京奥运之前，西藏发生了残酷的镇压事件。然而，尽管普遍人表示同情抵製呼吁，但所谓的国际社会却没有响应抵製号召。美国总统小布什与澳大利亚、法国和日本的国家领导人，也是出席北京奥运的世界领导人之一。这显示出全球关系近年发生的重大变化。当时，中共独裁政权在西方世界受到红地毯式的欢迎，而「人权」则是一个禁忌话题，当时西方资本主义只想与北京签署更多的协议。

在俄国革命后的几十年裏，布尔什维克没有参加奥运会——他们更喜欢合作性的运动文化，而不是参加资本主义和精英主义形式的体育。苏联斯大林主义官僚体系完全巩固后，直到1952年才开始参加——奥运会成为了冷战的舞臺。1936年，为了抗议纳粹的柏林奥运，有人提出另外在巴塞罗那举办「人民奥运会」。但由于西班牙内战爆发，「人民奥运会」未能成为现实。

抵製1980年莫斯科奥运却完全无助于迫使苏联撤离阿富汗，反而使苏联官僚成功地在国内将奥运会宣传为重大胜利，正因为西方的抵製，苏联运动员赢得了破纪录的奖牌数量。

随着1980年代新自由主义时期的到来，奥运会也被新自由主义化——变得更加商业化和精英化。

今天，当讨论抵製北京冬奥运的问题时，社会主义者对这个主张持同情态度，因为抵製是由世界各地的工人和青年提出的，他们真诚地正在寻找方法来反抗中共的镇压。但我们也警告说，不要对国际奥委会抱有任何幻想，国际奥委会应是任何抵製运动的首要针对目标，我们特别警告不要对任何资本主义政府抱有幻想，因为他们只会利用这个争议来服务自己的大国利益。同样，当不同的社运团体提出这个问题时，我们要区分那些是真正独立的民众自发运动，和那些是在新冷战中受某国政府利益资助或贊助的组织。

抵製能起作用吗？

1959年国际发起了针对南非种族主义种族隔离政权的抵製。抵製运动涵盖了体育赛事和学术方面，并得到联合国和各国政府的支持。但大企业依然继续与南非进行贸易。改变了事态发展的，是当南非工人阶级英勇地组织起来、150万人参加了1986年的五一罢工、新工会兴起并联合成一股强大的力量，并赢得了其他国家工人的声援行动。这标誌着种族隔离政权崩溃的开端。

而在最近，当足球界的巨头们试图另立「欧洲超级联赛」时，球迷们的团结抗议就在几天内粉碎了这个提案。

社会主义者主张什么？

社会主义者谴责中共政权的大规模镇压，并支持立即全面实现民主权利，这些权利只能由工人阶级和贫苦群众的斗争来赢得。
我们警告不要相信资本主义政府和其机构所组织的抵製行动，这些行动是用来欺骗公众，或只是虚伪且空洞的「外交抵製」姿态，又或是其背后真正的意图紧密相连于中美冷战。
我们反对体育的商业化，反对利用体育来为右翼专製政权涂脂抹粉——正如今年的卡塔尔世界杯那样。大企业应该被踢出体育界，取而代之的是在运动员和球迷的民主控製下，大幅扩张提供给所有人的公有体育设施和项目。
工人阶级团结、国际声援、革命的民主和社会主义政策，是推翻独裁政权的关键。资本主义作为一个世界性的製度，威胁着我们全部的民主权利，而只有独立于所有资本主义政府和其机构的工人运动才能成功地与之斗争。

中国经济骨牌已开始倒下

甫踏入2022年，中国的经济情况接二连三地发出警号，国内舆论普遍已经相信经济衰退的日子已经到来，更甚者已对前景失去信心。即便官方统计指去年GDP增长8.1%，但即便是这不可靠的数据也显示出，「增长」主要集中在上半年，下半年的「增长」已急剧放缓，第四季度更只得4%，属2020年疫情大爆发以来增长率最低的季度。

自去年年底开始，最先引人註意的是十二月中，中国沿海发达省份相继传出消息指当地的公务员及事业单位人员将面临减薪，且减薪幅度相当大，平均被削减了15-20%。据悉被扣减的主要部分不是基本工资，而是「绩效奖金」以及其他各种津贴，普遍而言，这部分的收入占中国公务员总收入的70-80%。有消息指广东部分地区甚至已停止发放公务员津贴，只发放基本工资。与此同时，中共纪委发出公布称，公务员在下班后开网约车、送外卖等行为「原则上不算违纪」。这被视为是在默许或者变相鼓励公务员赚外快，自谋生路。

事实上，中国公务员及事业单位人员被拖欠工资的问题，过去在中西部欠发达省份一直普遍存在。自2018年开始，东北三省陷入财政危机后，这一情况开始蔓延到该处。东北三省的一些任职于事业单位的公共服务人员，如公交车司机之类的工人，已被拖欠了数月工资。但在去年年底，减薪欠薪的现象首次蔓延至沿海发达省份，令民众对经济情况的预期更为暗淡。

民众对经济前景失去信心，直接导致了消费疲弱，使得中共一再口讲的「拉动内需」又一次成为空洞的口号。据中共国家统计局官方数据，去年12月消费品零售总额仅比2020年同期增长1.7%，远低于外界预期的3.8%。显示了普遍民众在对前景不乐观的情况下，正在收紧自己与家庭的消费额。在资本主义的运作逻辑下，这正是传统经济危机所倒下的第一块骨牌。

承接着以恒大危机为标誌的房地产市场动荡，根据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韩復龄教授在微博称，在2022年开始仅仅两星期内，中国最大的四家银行已经起诉了超过二十万名断供房贷的业主。他的这则微博随后不久就被删除，然而中国官方媒体如《新华日报》等仍在文章引用转载这一消息。同时网上亦有大量民众在这一话题下纷纷诉苦，分享自己遭遇因房价暴跌、无法如期还款所遭受的损失，不少更表示自己房子被拍卖后仍不足以抵偿银行欠款。作为佐证，查阅历年中国司法拍卖住宅房产的宗数，过去四年整整暴增186倍！由2017年的9000宗上升至去年至少168万宗。可见情况房地产市场的危机，已令不少城市中产阶级转眼间变得一贫如洗。

对地产市场的政策收紧同时亦打击了地方政府的收入。去年年底至今年年初，黑龙江鹤岗市地方政府传出「财政重组」，被视为第一个陷入破产的地方政府。根中共官方报告，鹤岗市政府的主要收入除了上层政府所调拨的资金外，主要就是依赖于土地出售，但房地产市场的危机已使得市内土地变得一文不值。相比其他城市平均每平方米1万至2万元人民币的售价，鹤岗市内的房价每平方米甚至下跌至不到1000元，甚至有报导指不少出租屋的租金为零，只要求租客自行缴交管理费和暖气费等即可入住。而在2020年，鹤岗市的本地财政收入更进一步的下跌了7.8％至23亿元人民币。但同时，市政府的开支却高达鹤岗市136.8亿元，处于极其严重的入不敷支状态，更无法偿还到期债务。

这一情况敲响了警号。习近平政权提出所谓「住房不炒」的口号，以至早前以各种政策如「三道红线」、房地产税等以图控製过热的地产市场并压低房地产企业的杠杆率，以致引发了恒大危机，随后大批根基不稳的房地产企业亦摇摇欲坠，整个房地产市场现时哀鸿遍野。不仅大量住宅地产项目烂尾，不少城市连一些筹备多年的巨型产业园区计划也由于开发商资金链出现问题而被迫搁置甚至下马。尽管中共想方设法试图加强对资本企业的控製，但中国资本主义的投机市场并非中共招之则来挥之则去的忠仆。中共的寡头资本家与官僚担心地产市场这一头骆驼已无法再承受多一根稻草，习近平早前尝试推动房地产税的计划在政权内部遭到猛烈反对并被搁置就变得毫不意外了。

因此，中共对房地产市场的政策似乎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摇摆，种种迹像显示出政权正准备重新对房地产市场进行输血。在1月19日，新闻消息指中国的主要新冠疫苗生产企业科兴成立了房地产公司，以7.7亿元人民币的註册资本进军房地产市场。虽然科兴表示，成立房地产公司是「为了面向员工的租赁房屋」。但庞大的註册资本令外界认为其目的并不仅限于此。在市场整体看淡房地产市场的环境下，科兴一家生物製药企业逆流而上，豪掷大笔资金插足房地产市场，亦令人怀疑其是否在中共的授意下所做出的姿态以尝试挽回资本的信心？

根据中国《证劵日报》整理公开资料，在2021年12月1日至26日，多个地方重大基建项目密集提前动工，这不到一个月内的总投资金额已高达2.28万亿元人民币。

与此同时，中国发改委16日发布通知，要求地方「稳定和扩大消费，促进住房消费发展……促进房地产业健康发展」等。国务院、财政部等一系列措施同时出现，包括放松房贷、加速放贷，被称为「史上促进购房政策最密集的春节」。

在次日，中国央行亦随之配合降息，1月17日调降中期借贷便利（MLF）和逆回购利率，幅度达此前预期的上限10个基点。以冀促进银行对市场加大借贷。在此前，中国企业2021年12月新增的中长期贷款为3400亿元人民币，对比2020年同期的5500亿元暴跌了2100亿。企业大举收缩借贷意味着资本家减少投资，这亦是经济危机倒下的第二块骨牌。

因此，央行副行长刘国强表示要「把货币政策工具箱开得再大一些」，「及时回应市场的普遍关切，不能拖」。直白地表明了现时正遭遇到信心危机，因此必须立即将货币政策重新转向宽松。

这表示，过去习近平所提倡的「内循环」「提振消费」「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等等这些口号已成黄粱一梦。在瘟疫的持续性负面影响以及新冷战的压力下，习近平政权试图通过加强中央政府对资本的控製，以在内忧外患的险境中维护中国的资本主义製度。但事实却是资本家不愿承受也无法承受这一时间的阵痛，更将这些经济阵痛放大并转移到民众身上。当中共官僚意识到这一进程可能触发无可挽回的危机时，只能低调地放弃这一路线。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政府的转向是否为时已晚，无法避免一场严重的危机。

正如我们在2019年对于中国的展望文件所指出：「政权在宽松与紧缩的货币政策之间走钢丝，这将造成风险——要么触发房价再度上涨，要么可能导致市场崩溃。这只是在现在还是日后泡沫破裂之间作出选择。」现在的情况正是中共站在钢丝之上，却被新冠疫情与新冷战两股强风吹得左摇右摆。

归根究底，中共施政的出发点就是为了维持政权的执政地位，而非「为人民服务」，民众的利益是一个随时可以为维稳而抛弃的幌子。中共在过去一年连续多次的政策摇摆正表明了这一点，同时也表明了中共对当下的危机根本没有一个具体而长远的解决方案，这是因为中共本身也正是危机的一部分。对民众而言，只有建立真正民主的社会主义製度，推翻资本主义，民主地管理经济才是彻底解决危机唯一途径。

中国：被铁链锁住的母亲

春节前夕，中国网络流传关于「徐州八孩母亲」的视频引发了舆论的高度关註。片段中显示，被称为「小花梅」（曾被官方通告称其名字为「杨某侠」）的女性身处江苏省徐州市丰县，蓬首垢面，寒冬之下身衫单薄，更令人震惊的是脖子上被拴上一条触目惊心的铁链，被困在一间环境恶劣的小房子中，神智似乎已不太清醒，牙齿掉光，无法正常应答对话。

讽刺的是，过去的时候，其「丈夫」董誌民是被媒体以一名含辛茹苦养育了八名孩子的父亲的正面形象而宣传。随后一名微博主打算采访董某时意外发现并曝光了这八名孩子的母亲所遭受到的虐待。

在事件曝光后，丰县宣传部发报官方通报称真名为「小花梅」（这名字听上去并不像真实姓名）为当地本土人口，后又改称她在98年8月与董誌民「结婚」，不存在拐卖行为。「小花梅」被铁链所拴的原因是因为她患有「精神疾病」，在反抗时会暴力攻击他人。其后于2月10日，在群众汹涌的怒火与压力下三度改口，称一名「桑某」涉嫌拐卖妇女已被捕。

政府的信用在这次事件中早已荡然无存。众多网民在微博纷纷表示拒绝接受，尤其是对官方刻意隐瞒「小花梅」的年龄而感到愤怒。因为「小花梅」的真实年龄可能会曝露更丑恶的故事：她在「被结婚」时极有可能未成年——若是这样，这根本就是诱拐、强暴幼童的恶行！这意味着当地整个民政系统官僚的严重渎职，甚至是明知故犯参与到拐卖儿童、强迫其当性奴的恶行中。

最令人关註的是，地方政府对这一恶劣的事件竟然是一副全力掩饰的姿态。官方第一时间发布的通告辩解一口咬定不存在拐卖妇女的问题，并为涉嫌参与人口拐卖以及性别暴力者编织各种借口以搪塞。甚至根据《端传媒》在丰县的记者证实，当地以防疫为借口禁止外人特别是记者入村，记者亦收到报道禁令。

这个话题涉及到非常广泛的问题，包括妇女拐卖、官僚腐败包庇、「计划生育」政策、乃至人口结构与男女比例失衡等。这些问题都联系到，中共极端资本主义父权专政下，妇女处于从属地位、其身体遭到商品化的现实，也关乎到中国年轻女性的女权意识提升，不想只能当二等公民的女性。

人口拐卖，特别是针对妇女与儿童的拐卖问题是中国存在已久的毒瘤。其中这次事件所在地徐州市更是人口贩卖的重灾区之一。该市辖下的部分村落，被拐卖而来的妇女甚至佔全村已婚妇女的三分之二。而中国官媒《法製日报》的报导则指，单单在2014年，仅仅是获救的被拐卖妇女在全国就有30,000多名。

而这些恶毒恐怖的罪行之所以如此猖獗，全因受到当地政府的包庇。2017年重庆市巫山县童养媳案件中的受害人马泮艳在推特表示：「……我12岁被大伯和村裏人卖掉后，也经历过被拴铁链锁屋裡，我把亲身经历告诉大家，不是没人报警，当地政府派出所都是知道的，他们就是不管！我当年那么求政府，派出所管我了吗？没有！」

实际上，这些人口贩卖背后涉及到了各级官僚的既得利益与地位。对官僚而言，在男女比例严重失衡（1979-2015年一胎政策的恶果）的地区，尤其是农村，如果不默许村民「买新娘」的话，村子将在十到二十年间迅速消失。这种结果轻则影响官僚仕途，重则乌纱不保。对执法和司法机关而言，这类型的群体犯罪一旦追究势必席卷整个官僚系统，因此对此视若无睹，得过且过。

因此，从村警到市委，各级官僚对自己所在的地方发生的妇女拐卖罪行包庇纵容。而这一次事件所发生的地点更是相对发达的沿海省份，难以想像在中西部甚至更偏远的落后地区乡村间还存在着多少更黑暗的妇女拐卖暴行。

这些被拐卖的妇女处境往往相当骇人听闻。不少被解救的妇女纷纷表示，被毒打、强奸、囚禁、得不到食水、生病得不到治疗、被铁链所栓是非常普遍。更甚者会被当众裸体游街羞辱，甚至被全家族的男性成员轮奸。而这些妇女只被视为是一件生育工具，相当一部分在未成年时就被拐卖，而被「买」后不久就会因奸成孕。而她们所生下的孩子往往会成为她们的牵绊，使她们即使不再被囚禁依然不愿离开「家庭」。

不仅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对这一问题也是采取了默认的态度。事件发生至本文行文间超过十天时间，从县政府一直到省政府那丑态百出的嘴面以及引发全国愤怒的一份份「案情调查通告」，中共的中央政府对此不置可否。因为根据中共的统计，全国男女比例失衡的情况高达105：100，意味全国男性比女性多出3490万。对于中共而言，他们自己也没有任何方案去解决近3500万男性组织家庭的问题。农村适婚女性更倾向于与发达地区户口的男性组织家庭，长此下去必然导致一个又一个农村自然凋闭，农业人口萎缩。

而中国的法律刑法对于收买妇女一方的量刑非常轻，最高只会判处三年监禁。相比之下收买一只大熊猫最低量刑起点为十年，故常被批评为「中国妇女还比不上一只大熊猫」。

中国国内的贩卖妇女罪行也变得愈来愈「国际化」。所谓的「越南新娘」也愈来愈多地流入中国，实际上就是贩卖妇女的勾当。根据中共新华网2015年的报道指，中国国内「越南新娘」的人数超过十万人。被拐卖到中国充当「新娘」出售的妇女并非仅仅来自越南，而是包括了越南、柬埔寨、老挝、缅甸、泰国及印尼在内的整个东南亚地区。在过去十年中，向中国贩卖女性的国家数量快速增长。2019年，巴基斯坦的一起法庭案件显示，有600多名巴基斯坦妇女被拐卖给中国男性。

官方在群众的猛烈声讨和追究下才勉强承认当中涉及拐卖妇女的行为。 现在，事件亦远远未完结。相关的关键讯息依然被掩盖，政府信用彻底破产。这也同时反映了群众对政府的态度和意识的转变。即使政府雇用了大批「水军」，试图在网上引导舆论走向，但这些「水军」言论立即就被群众的嘲讽和声讨所淹没。这种态度和意识的转变亦令这些底层悲剧更容易引发社会关註。这也说明了在资本主义危机和经济停滞的大背景下，民众对前途愈来愈失去信心，担心自己也会成为这些不幸者中的一员，并因为阶级团结的情绪而对社会不公事件产生更广泛的共鸣。种种因素的集合令中共的专製统治面临日益严峻的挑战。据网上消息流传，近百名娘子军深夜驾车试图营救受害人，但被警方拦截。警方还威胁要把带头人「抓去坐牢」。

而这也透露出中国在对女性的压迫、父权意识无孔不入的社会下所受到的压迫和苦难是何等深重；性别歧视的国家政策和强烈的意识形态宣传（「阳刚之气」、「传统家庭观」，并将女权主义贴上「反华」标签）则鼓励和强化这些压迫和意识。这案件与彭帅性侵案一样，正在以一个血淋淋的姿态证明——在政府政策的推动下，作为资本主义威权统治一部分的父权结构得以强化。「三胎政策」正是最新一个例子，残酷的资本剥削只会进一步削弱妇女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地位。因此，中共政权要进一步打击和否定女权，就要动用意识社会普遍存在的性别歧视观念。劳动人民不信任任何所谓的官方调查报告，更不信任中国独裁资本主义下的司法体製，我们主张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进行透明且公正的调查，在民主监督下对「小花梅」进行全面的亲属鉴定。

我们必须要求有罪的官员和人口贩子受到惩罚。但惩罚几个「烂苹果」作为样板戏、以转移群众的愤怒并非解决问题之道。警方的措施，即使认真执行而非只为了转移媒体註意力，也不会动摇开辟女性身体「市场」的经济和阶级基础。真正的解决方案只能是推翻资本主义，要终结国家对女权主义、LGBTQ权利团体的迫害以及对工人自我组织的恶毒禁製。真正的改变只能通过建立独立的工人阶级组织来实现，而反资本主义和专製统治的斗争需要与为妇女和所有被压迫群体赢得真正平等的斗争联系起来。

中国与乌克兰：习近平玩俄罗斯轮盘

《孙子兵法》有云：「不知诸侯之谋者，不能豫交」——如果不清楚邻国在想什么，那么就不应与之结盟。习近平在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上宣布与普京的友好「没有止境」时，显然没有听取孙子的训诫。仅仅20天过后，普京的军队就入侵乌克兰。

众人都在猜测，习近平及「习核心」对普京开战的盘算实际了解多少。他们是被蒙在鼓裏的吗？似乎不太可能。习近平是否像普京一样，押註俄军会迅速取得压倒性的胜利？似乎是合理推测。习近平是否知道更多，但没有告诉中共高层其他领导人？有可能。无论如何，两名独裁者都严重误判形势。而这样的错误最终可以会威胁到他们对权位。

中共政权内部有一道难以掩盖的裂痕，对习近平的亲普京路线有相当的反对声音，在北京彼此矛盾的讯息上一定程度反映出来。正如中国事务资深评论家中泽克二所言，作为中共统治机关的政治局七常委内部，对于与俄结盟存在分歧：「7人存在不同的意见」。对乌克兰战争立场的分歧，加上习近平推动的经济政策被局部撤回，都可能会加剧中共内部权斗。

习近平在二十大前夕要「稳定压倒一切」，并期望像普京那样加冕为终身独裁者，现在却是他最糟糕的时候。以总理李克强为首、由部分红色资本家和退休官员作后盾的反习派，目前仍然太弱，推翻不了习近平，但他们越来越公开反对习近平的政策。要在如此危机严峻的阶段落实政策，习近平政权就必须更加独裁和集权，使局势的不稳定进入恶性循环。

「极大的分歧」

中国国务院参事室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理事长胡伟撰文指：「中国不能与普京捆绑在一起，需要尽快切割。」该文在3月初中共召开两会期间被广传，然后被网络审查移除。文章的重要性在于，罕有地公然批评习近平的路线（当然没有指名道姓），并且在党高层中获得相当支持。胡伟表示战争「在国内引发极大的分歧」，「支持者和反对者势不两立」。他警告：「目前估计还有一、两周的视窗期（与俄罗斯切割），再迟中国就可能丧失回旋馀地，必须当机立断。」

胡伟的评论是中国统治阶级迄今最尖锐地表达了对习近平的「战狼外交」的分歧，而中俄联盟是这个问题中最新和最具争议性的一点。相当部分的中共官员及其资本群带关系者认为，习近平的民族主义路线越来越带来反效果——破坏经济，并且为美帝国主义的反中措辞拨火。但因为与俄结盟是由习近平亲自督定的，使中共政权骑虎难下。现在顶多可能语调会有所修改，而非有实质改变。胡伟主张与普京「切割」，这也代表会严重打击习近平过去十年努力塑造的「强人」形象。

北京会遇到的困难程度，也视乎于战争的发展。如果是历时数月的长期战争，俄军对包围的城市加强恐怖轰炸，中共将更难维持「假中立」，对其来说都是一场恶梦。对习近平来说，更恶劣的情况是普京倒臺，无论是由于群众运动抑或是「宫廷政变」，这都会对中国产生震荡。因此，在试图模棱两可回旋的同时，习近平政权会尽力协助普京保住权位。

习近平试图展现出一副民族主义强人、敢于挺身对抗美国的形象，而中共政权在乌克兰战争中自相矛盾的「中立」态度已经损害了他的权威。对外，中共对拜登的措辞含煳而客气，与俄罗斯保持距离，而其国内宣传则宣扬民族主义，并高度亲俄。部分群众已然註意到这种强烈反差，这一方面削弱了习近平的民族主义宣传，同时也暴露了他全球「和平缔造者」形象的虚伪。以海外华人为主的群体发起了「大翻译运动」，将国家控製的媒体和社交媒体上狂妄的民族主义、种族主义与性别歧视言论翻译成英文。这一运动反映了部分中国人对中共虚假宣传的厌恶。

「杜鲁门主义」

对于普京与俄罗斯资本主义来说，乌克兰战争或堪比2003年美帝入侵伊拉克的灾难性决定。时任美国总统小布什全然低估了他们当时跳入的民族政治泥潭之深度。普京误判了所有方面的形势——从俄军实力、乌克兰抵抗的程度（普京就民族问题猛烈攻击列宁的思想，他也正为这种无知付出代价），到世界局势和西方帝国主义的反应之大。习近平如此公然将自己的政权与普京政权结盟，无论中国是否因为挺俄而正式成为製裁目标，都可以面临外交孤立的风险，并加速与西方脱钩，付出潜在毁灭性的经济代价。

国际社会主义道路（ISA）解释道，乌克兰战争改变了一切。为西方资本主义出谋的《金融时报》将这一时刻描述为「地缘政治支点」，并敦促华府采纳翻版的1947年杜鲁门主义，将各国划分为亲美与反美两个阵营。短期来看，俄罗斯侵乌强化了西方资本主义政府的力量，让他们震撼式的加强军备、在对俄製裁中前所未有地动用国家干预金融市场，并且更为成功地将其政策披上捍卫「民主」反对「专製」的外衣。

数年来的中美新冷战经过俄罗斯侵乌以来经历了「大跃进」。经济去全球化加速将不可避免。俄罗斯的入侵行动至少在短期让欧盟与美国为首的阵营阵营弥合了内部分歧。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呼吁美国在日本部署核武，而德国则跃升为世界第三大军费开支国。乌克兰战争清除了1945年后世界秩序的参与。

「灾难资本主义」

如此程度的西方团结，是自奥巴马、特朗普任美国总统以来，中国外交政策就一直在竭力阻止的事情。因此，普京发动的战争极大地促进了拜登建立「民主」帝国主义联盟，从而遏製中俄的战略。习近平对俄罗斯入侵的实质支持，使美帝国主义更易借对俄冲突作为掩饰，实质上是针对中国这个长期主要目标发动代理人战争。西方对俄罗斯的製裁的实质和规模，是这场代理人战争至关重要的部分。

西方与俄罗斯冲突急剧升级，与中美冲突密不可分。拜登一直在推动与欧洲建立更强大的联盟，特别是利用北约，扭转特朗普孤立主义的「美国优先」政策。其目的是在国际政治中孤立中国，并在南海和臺湾等印太区争议中加大对中国施压。从长远看，对美帝国主义来说，亚洲在战略上比乌克兰和东欧更重要。这一切都意味着，乌克兰战争是未来全球冲突的预演。

社会主义者一方面反对俄罗斯的入侵与普京帝国主义的企图，另一方面也反对北约和美帝国主义。乌克兰人民正面对的炼狱般处境是一个警号，让我们看到人类在「灾难资本主义」下将面临的苦难——除了气候灾难和致命疫情外，核大国之间军事冲突的幽灵也在世界游荡。我们指望俄罗斯国内英勇的反战抗议，也指出需要工人阶级国际主义——首先是团结声援乌克兰群众，也要把声援力量联系到反对一切资产阶级政府的军国主义与反工人政策。我们推荐读者在internationalsocialist.net网站上，阅读ISA发表的详细的社会主义分析。

所有帝国主义势力的言行都是假仁假义的。普京公然否定乌克兰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权利。王毅告诉世界中国「坚定主张尊重和保障各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但同时国内的媒体只报导亲俄的战争消息，并拒绝使用「入侵」一词。拜登、约翰逊和朔尔茨的决定并非基于乌克兰人民的利益，而是为了在普京的问题中获取最大的地缘政治利益。美国与北约多年来利用乌克兰资产阶级右翼政府作为棋子所进行的政治周旋，也有份散播战争的种子。如今，北约打算「战斗至乌克兰最后一兵一卒」，一方面颂扬乌克兰英勇反抗，但同时试图将冲突局限在区内——如同在「被回绝」的波兰战机事件那样。

身为超级大国的中国

这是自30年前苏联解体、东欧斯大林主义独裁政府垮臺以来，中共政权面临的最严重的国际危机。这是中国作为第二超级大国面临的首次严重危机——作为拥有全球利益范围、超大型企业和巨额投资需要保卫的一个帝国主义大国，中国展开了与美国的激烈竞争。1992年，中国甚至还未跻身世界前十大经济体。中国当时还是一个专註于处理国内问题（1989年政治动荡后完成资本主义復辟）的无名小卒。如今，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与全球金融和贸易体系的融合程度远远超过全球第11大经济体俄罗斯。对于中国资本主义，因製裁而被西方市场拒之门外的威胁，比俄罗斯遭遇的同等威胁还要大。

社会主义者反对製裁。製裁是资本主义最强国的金融资本工具，之后可用来对付工人与社会主义斗争。在香港和新疆，ISA反对西方製裁，警示说製裁不会让中共停止国家镇压，反而会削弱和瓦解群众斗争。对俄製裁力度不可估量，但我们反对製裁，并非基于製裁的力度，而是基于哪个阶级在製裁、出于何种目的。

5.5%的GDP增长？

在乌克兰战火纷飞之时，即使中共的外交杂耍（口头上支持和平、实际上维护普京）试图使其免受美国与西方製裁，中国仍将蒙受巨大的经济损失。中国是全球最大石油进口国，70%的石油和40%的天然气是进口的。2021年国际原油价格已上涨60%，而自俄军进入乌克兰以来，油价又已上涨11%。最终将是煤炭使用量增加，乃至气候破坏更快恶化。

中国农业农村部部长在3月警示，由于去年的大雨，今年的小麦收成「可能是史上最糟」。中国将需要将小麦进口量提高约50%，而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小麦价格飙升50%、至历史新高。全球1/4的小麦出口自俄、乌两国，但製裁与战争已经中断了世界市场的小麦供应。全球食品价格飙升令许多发展中国家面临大规模饥饿与「面包骚乱」的威胁。

但是，在中国经济增长严重放缓之际，或将严重打击中国经济的是二次製裁的威胁——中国被拖入以美国带头行动、以俄罗斯为主要目标的製裁网络。在3月5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中国政府宣布2022年GDP增长目标为5.5%，这是近30年来的最低目标。大部分经济学家怀疑这一目标能否实现。这个数字似乎更像是为了「提振信心」，而非切合实际的目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其他机构预测，今年中国经济的增长率为4.8%，但如果政府提出任何低于5%的经济增长目标，那就等同于认输、并给自身带来负面影响。

即使没有乌克兰战争带来的危险的经济后果，中国经济也面临着严重的问题：房地产行业缓慢的崩溃、失业率的上升、消费低迷，以及因为防止奥密克戎变种病毒扩散而实施的封城造成的供应链中断。习近平政权坚持延续其「动态清零」政策，然而该政策在香港遭遇完全的大失败——目前香港有累计超过100万例新冠确诊案例，新冠死亡率成为全球最高。摩根士丹利预测，由于奥密克戎变种病毒的影响，中国第一季经济会是零增长。尽管政府政策大转弯、放松了信贷控製与货币政策，并放弃了习近平提出的房地产税计划，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房地产市场，价格与销量仍均已经收缩6个月。

中共没有预料到普京的战争，也没为此而作准备。在这个中美冷战当中如此关键的转折点上，习近平政权却完全手足无措的确切因素，很大程度上暴露其政权的脆弱与内部矛盾。武汉第一波疫情、2019年香港群众运动、2018年特朗普发动的贸易战——习近平一次又一次翻车！现在事后诸葛亮地看到，中、俄在2月4日发表的5000字联合声明宣布了双方「无限的」的战略伙伴关系——习近平更用「更胜联盟」来形容，而如今这已向他反噬。是中国国家领导人，而非普京，主动提出新的协议。习近平主要希望能够增进他本人在北京冬奥舞臺上的权威，因为冬奥会很大程度被各国领导人所抵製（相比2008年北京奥运有68人出席，今年冬奥只有21人出席）。对于习近平来说，他的精力集中在二十大上连任，奥运会不过相当于资产阶级民主中的选举造势大会——只有烟火和爱国主义。

「如同两兄弟」

「双方最高领导人把两国的战略伙伴关系比喻为『背靠背』是很重要的——意思就是两国如同两兄弟，互相保护对方的后方⋯⋯」中共《环球时报》（2月13日英文版）如是评论。这个描述恐怕已禁不起历史考验。现在中方的外交官不断尝试躲避问题，避免中国被西方视为普京的「共犯」而遭受製裁。2月4日的声明以来，双方并没有太多实质进展——不过是将现有两国之间的能源和科技合作扩大或在包装。其目的只是为发出共同阵线抵抗美国的信号。但如今，普京挑起了欧洲80年以来最大的战争，习近平可谓严重失算。

习近平赌註自己的政权能够从欧洲的军事紧张局势中坐收渔人之利，因为这会迫使拜登政府将焦点从印太地区及中国移开。跟普京一样，习近平可能也误以为美欧帝国主义之间（特别是德国）的分歧将会扩大。再者，现况显示两位独裁者之间并非「兄弟」，且双方的联盟其实不过是策略之便。习近平看中俄国越来越依靠中国、视中国为「老大哥」，这跟1950年代冷战相反——当时两国皆是斯大林主义独裁、苏联是中国的「老大哥」。假如普京对乌克兰的侵略外交和威胁成功，西方资本主义只有表面抗议（就如对习近平镇压香港时那样），这就能够强化习近平对臺湾的盘算。

因此，无论习近平事前是否完全了解侵略乌克兰的计划，他或许也津津乐道于普京给西方製造麻烦、中国隔岸观火的局面。不过，在2月24日，所有这些有利因素都变成了不利因素。

习近平有可能会成为「失去欧洲」的中国领导人。用贸易外交及吹捧欧洲「主权」，来企图分化欧盟（特别是非常依赖中国经济的德国）与美国拜登的反中政策，一直是中国外交的重要特征。这条路线在去年遭受了严重打击（中欧贸易协议告吹、新疆製裁、默克尔退休、「立陶宛事件」），但乌克兰战争和中国与普京的关系恐怕会成为棺材的最后一根钉子。美帝国主义当然也会有意识地反製，而在战争的阴霾下他们会更为成功。

帝国主义之间的分化

3月18日，拜登与习近平的通话，部分也是讲给欧洲听——两国领导人的发言也是故意放话给布鲁塞尔、也特别给柏林听。拜登警告如果中国向俄罗斯提供军事援助，又或者协助其规避西方製裁（他们宣称掌握有关证据），将会有严重「后果」。美国实际上在向中国画下「红线」，也向欧洲施压支持这个立场。俄罗斯製裁的严重影响，使得这种威胁对北京来说是很真实存在的。

欧盟就是否加紧对俄製裁问题上已经陷入分歧。一名欧盟外交官告诉《泰晤士报》，表示现在出现了三个阵营。第一个是所谓的强硬「製裁派」，包括波兰和波罗的海三国，他们在地理上最接近战区，因此最受到军事升级影响。他们主张更强硬的製裁，例如完全禁止输入俄罗斯能源。另一方则是「反对派」，以德国为首，并得到意大利、匈牙利、希腊和保加利亚支持，他们都反对加紧製裁。然后是其馀的国家。

这些内部分化情况跟早前就中国问题的分化相吻合——欧尔班的匈牙利是亲中的，还有传统上亲中的德国（2021年中国占了德国汽车企业销售额的38%），而在另一端则有去年与中国陷入「大卫与歌利亚」般冲突的立陶宛，这后来也演变成更大的欧盟贸易危机。乌克兰战争已经重创习近平的标誌性政策「一带一路」。这个伤害与战争带来的製裁和其他影响一样，或将是永久性的，就算在战争结束后也会持续很长时间。乌克兰是「一带一路」的一个重要的战略伙伴，当然俄罗斯也是。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和斯洛伐克都是支持乌克兰的「一带一路」参与国，而另一成员国白罗斯则支持俄罗斯。中共试图用「一带一路」打造「和平与合作」，而现在这是多么讽刺！

现在的局势发展将迫使北京对整个「一带一路」进行重大的重新评估。由于许多参与国的债务危机日益严重，「一带一路」已经遇到重大问题、烂尾项目以及各种争端。在东欧，由于普京的战争，价值数十亿美元的中国投资项目现在岌岌可危，其中仅在乌克兰就有近30亿美元的中国建设项目。中国的「17+1」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一个与「一带一路」重叠的中国投资论坛）也或将分崩离析。立陶宛去年退出了该经贸合作，而主导欧盟的西方大国一直将「17+1」集团视为中国侵占欧盟「后院」的行为。这一立场可能促成西方中国的更强有力的反击，并迫使成为「棋子」的小国退出「17+1」。

臺湾与乌克兰

乌克兰冲突也关系到臺湾的未来，但这种关系并非习近平起初所设想那样。中国外交部一直坚称「臺湾不是乌克兰」，重点关註合法性和「主权」问题，而普京已经证明，对于贪得无厌的资本主义政权，「主权」终归阻挠不了其入侵。中共声称臺湾不是一个「国家」，但在乌克兰的主权是否应受到尊重上，中共与普京存在分歧。

对于社会主义者而言，我们的立场基于更根本的考量：（乌克兰人和臺湾人都有的）民族意识、民主期望、对独裁统治和军事入侵的恐惧。在资本主义、帝国主义製度下，臺、乌两国的群众都不幸地被夹在更大的强权之间，而这些强权压根没打算实现真正的和平或民主。

习近平或许认为，乌克兰冲突将促使美国把军事资源转移到欧洲，并通过中、俄结盟来对日本施加更大压力，从而强化习近平对臺海的控製。或许他盼望，俄罗斯以迅速而压倒性的胜利打赢战争，能够暴露西方的纸老虎形象。这些都没发生，反而相反的情况出现了。习近平「统一」臺湾的战略似乎比以前出了更大问题。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如某些人所错误认为，两岸长远一定不会爆发战争或中国入侵。包括去年离开ISA的臺湾小团体，这些人将中国的武力威胁视为「虚张声势」——立足于这样天真的结论下，他们认为不需要再将独立斗争与社会主义以及与中国工人共同斗争联系起来。

迄今为止，普京入侵的惨烈进展，以及俄方蒙受的重大损失（未经证实），应给中共解放军内强硬派敲响了警钟——入侵臺湾恐将铸成大错。俄罗斯军队的作战经验远胜于中国军队，对乌克兰的陆路进攻比对登陆臺湾更直接容易；而军事专家估计，对臺登陆攻击的难度起码是与1944年诺曼底登陆一样。除非很有信心打胜仗，否则习近平不会冒险开战，因为军事挫败恐将意味着他的政权的终结。但普京也有信心。因此，如果说乌克兰战争对中国有什么影响，那么它将让中国军方对于自身的战略产生怀疑，并将进行大幅的重新评估。

如果普京的计划是占领乌克兰，而这个目标在今天看来愈发不切实际，美国和北约也肯定会资助乌克兰右翼叛军来回应。这可能会成功地削弱莫斯科的决心，但需历时数年并牺牲大量生命，但这也往往会阻碍、破坏真正的群众斗争。这种情形对于中共对臺鹰派，也是个令人不安的问题。即使假设解放军能够成功入侵臺湾，统治一个拥有2300万人口、绝大多数人不想被北京统治的岛屿，随着时间的推移，也会导致中共占领军的疲惫和瓦解。

民族主义升温

两岸民族主义情绪高涨，使局势更加动荡。担忧普京入侵可能激发他「最好的朋友」习近平攻打臺湾，臺湾蔡英文/民进党政府及其亲美军事化政策的支持度增加。

臺湾国际战略学会3月的一项民调显示，70.2%的臺湾人「愿意为保卫臺湾而战」，而去年12月同样的民调显示仅40.3%的受访者采取这一态度。与其他国家政府一样，民进党正在利用这场危机来製造「国民团结」从而扼製阶级斗争，并推动与美、日签订更多亲资本贸易协定，以换取他们的「保护」。蔡英文也在推动增加军备开支、延长义务兵役年限。

在中国，中共多年来一直在鼓吹的网络「战狼」民族主义，如今也与对普京的崇拜、对俄罗斯的支持彼此交织，但现在有走向失控的风险。「小粉红」和其他社交媒体上的民族主义者（当中一些思想接近法西斯主义）变得如此猖狂自信，他们的恶毒言论不再仅针对同性恋者、女权人士、「臺独分子」与香港人，甚至还会针对曾经的中共民族主义旗手（例如去年卸任《环球时报》总编辑的胡锡进）。对北京来说，这些民族主义压力正越来越难控製住，中共政策上的「回旋空间」恐将更少，在必要之时也更难采取更「务实」的外交政策。

对于亚、欧、全球工人阶级而言，乌克兰战争是更加危险、动荡的资本主义无序时期的开始。为了结束这场战争以及避免未来的战争，工人阶级必须与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算帐。组织反战行动、发起反战抗议是一个好的开始，但光靠这些是不够的。现时情况下，需要的远不只是施压或呼吁政府改变政策。工人阶级还需克服没有组织、缺乏声音、缺乏权力的问题。重建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人运动、反对资本主义与军国主义，在现在比起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

冬奥：战贩交流会与民族狂热反弹

2022的冬季奥运会在2月4日举行并在20日已经闭幕。这场冬奥会在新冠疫情、彭帅被性侵、外交杯葛、徐州铁鍊母亲所引发的民愤、乃至乌克兰战争的重重阴霾下进行。在冬奥开幕前，欧美国家以中共压迫新疆和西藏人，以及彭帅事件为由，实行象徵性的「外交杯葛」（即官员不出席冬奥,但运动员照常出席），结果开幕式上只有俄罗斯总统普京一个大国领袖。毫无疑问，西方国家并不真正捍卫女权和民主权利，这些都不过是用来掩饰帝国主义冲突和推动新冷战进程的藉口。但对于习近平而言，这令他一心想要借用冬奥营造「万邦来朝」「盛世」印象的企图被大打折扣。

战争贩子与人口贩子

冬奥成为战争贩子的交流会。现在事后来看,习近平和普京当时正在为乌克兰战争进行商讨。普京为了争取中共支持,在冬奥表示支持「一个中国」政策,又与中国签订金融、粮食和天然气等协定。当时他们还决定以欧元代替美元结算，长远减少对美元的依赖，但一个月后俄罗斯央行的美元、欧元和日元外汇储备都被冻结了！

习原本以为普京可以速战速决，不但可以向西方的外交杯葛报復，又可以牵製美国使其焦点由亚洲回到欧洲，并在加强与俄罗斯的经济合作中获利，坐收渔人之利。现在战争引发欧美强烈反应，习因为被拖上战车而受到牵连。《纽约时报》引述「西方情报」指出，习一度劝说普京在冬奥后才开战。这报道被西方用来把习近平和普京绑在一起，一石二鸟攻击二人都是战贩,为围堵中国增添舆论筹码。冬奥时他怎会料到此一恶梦？

中共试图再次利用奥运会的奖牌成绩和体育明星刺激民族主义情绪，然而对比其极其庞大的耗资（据报估计超过100亿美元），民众对此的关心与热情并不高涨。整场冬奥的焦点完全被徐州铁鍊母亲的新闻所掩盖。相比起富豪明星运动员，中国的民众显然更关心遭受拐卖虐待的「小花梅」。根据新浪微博自己的统计数据，在2月20日冬奥闭幕当天，微博上对于徐州铁鍊母亲相关话题的讨论高达20.4亿次，相比之下，对于冬奥会的讨论只有区区1.9亿次，两者相差超过十倍！而且这更是在中共的网络审查机器全面开动，清洗相关帖子的情况下所发生的。

中共动员了庞大的力量试图操纵互联网舆论。《纽约时报》和独立调查新闻机构ProPublica指，在冬奥期间，至少有超过3,000个机器人和虚假帐户由中共宣传部门所操纵，用以影响国内外对冬奥描述和报导,并扼製所有批评的声音。

中共的宣传部门追捧跳臺滑雪冠军运动员谷爱凌，使她成为了民族主义宣传的核心。她出身美国后来加入中国国籍，长于富裕家庭，加上「文武双全」和跨文化的形象，正符合了中共对「东升西降」的舆论宣传。的确这起初引发了一股民族狂热和对上层阶级的崇拜，帮助了中共转移了一下视线。

然而，这些看似高不可攀的资本主义「上流社会」，与中国广大的基层劳动者存在巨大的鸿沟。比起光鲜亮丽的体育明星，民众为何更关註徐州铁鍊母亲的消息。中国的民众把备受中共追捧的所谓「雪公主」谷爱凌和「小花梅」比较起来，当中广为流传的一句话是「我离谷爱凌还差十万次投胎，但离丰县母亲只差一记闷棍」。而她对徐州铁鍊母亲事件一直精明而势利地保持沉默，更让不少人对此感到相当不齿。

为民族主义降温

谷爱凌本人拥有中美双重国籍，而中国在法例上并不承认双重国籍。她不愿意放弃自己的美国国籍，因而触怒了部分群众，认为她假爱国、又享有特权。甚至连她为什么懂中文却没在领奖时唱国歌，都受到了爱国网民的质疑。中共害怕小粉红因为民族主义过热，将爱国准则变得太高，由歌颂演变成批斗，以致连胡锡进都称对谷爱凌的宣传「要适度」、「不要往爱国主义方向靠」。中共的爱国宣传再次东歪西倒。

中共政权在新冷战和经济危机下，意图通过「大内宣」推动民族主义，但小粉红的狂热往往失控，轻则造成舆论反弹有时甚至要动用审查机器来钳製它。习近平一方面利用民族狂热势力来巩固权力，但又因为这股力量使他的外交和镇压手段都要强硬起来，没有调整空间，往往造成更严重的危机。尤其是当劳动群众看着宣传机器所描绘的歌舞昇平，再想想自己囊中羞涩的困境，将会有愈来愈多人看清民族主义的虚幻谎言，转而寻求挑战独裁政权和资本主义的出路。

中国：科技业过劳死又一宗　「996」再度成为焦点

中国最大影音平臺之一的Bilibili（简称「B站」）审核员「暮色木心」连续上5天夜班后，因过劳去世。他的同事称，他在许多人离职后被公司要求加班，从晚9点做到早9点。B站拒绝为假期轮班给加班费，并不准员工在春节期间请假。

这是又一次资本主义製度下的「社会谋杀」（恩格斯所提出的概念），「996」工作製度尤其会导向这个结果——工人只得处于他们不可避免面临非正常死亡的工作条件。据报，仅在2月，就有另外2名年轻打工人死于过劳，一人是建筑设计师，另一人是字节跳动（抖音）算法工程师。科技业资本家享受超额利润、基本劳动权利缺失（特别是没有工会）的环境，打造了中国科技业工作者的血汗工厂般工作条件。「996」工作製是指每天工作12小时（朝九晚九），每週工作6天。但这也非中国独有——Facebook和其他美国大型企业员工也面临着类似处境。全球工人都必须抵製这种恶劣工作条件。

中国科技巨头的内容审核工作条件就像工厂流水线一样，紧张且严重损害工作者的身心健康。整个办公室都安装了摄像头，每週7天全天监控员工，无休止地要员工加班、对员工进行绩效评估。一位前B站审核员透露，要想通过月度考核，员工需要在24秒内审查每条视频、每天处理不少于1500条视频，做不到的员工将被解僱。这就是迫使工人「自愿」加班的动机。中共对网络「低俗」内容（包括个人身份认同的自由表达）的禁製，以及中国越来越严苛的政治审查，使得网络审核员队伍越来越大，并且必须承受过劳。

到2021年第三季，B站利润达到8亿美元，预计2022年总利润将达到10亿美元。随着严厉封城措施在中国持续，B站的利润同比增长了61%。同时，B站内容审核员每月到手工资也不过约4000元。近10年来，审核员们哪怕一次加薪都还没经历过。

在对于「暮色木心」的社会谋杀中，B站的与资本主义「996」共谋角色昭然若揭。B站很快从员工数据库中删除其个人资料，并隐瞒他的猝死消息，来压製这一事件。他们甚至试图封口最先发布「暮色木心」猝死消息的微博用户，并出具律师函来威胁。B站厚颜无耻地谎称，「暮色木心」在去世前几天，从早上9点半工作到晚上6点半，而B站在武汉的招聘广告却是说，员工要上12小时晚班或夜班。

一年前，电商「拼多多」才发生一起过劳死。中国最高法院受此事影响，判决「996」工作製「违法」。正如我们预计，这是一项空洞的判决，特别是在中国《劳动法》规定每週工时不得超过44小时的情况下，「996」已经在条文上违法了。即使是习近平模煳的「共同富裕」口号，在楼市崩盘、经济停滞之下也显得苍白无力。中国《劳动法》仍要求员工提供证据，来证明自己遭受过劳。

为回应「暮色木心」的猝死，B站表示计划今年扩招1000名审核员，以「降低人均工作压力」，但这或将变成减薪的藉口。在中国，科技企业能够多大程度满足中共审查要求，关係到它推出新服务与在市场上竞争的能力。为了审查「敏感词」，科技企业需要招募大量低薪、血汗工厂般条件的审核员。字节跳动就有一名程序员，谈到他们收到请求，要他们开发一种算法，来自动检测那些说维吾尔语的用户、并自动切掉他们的直播。当中国科技企业仍处于全球供应链的劳动密集型末端时，「996」的普及便反映中国统治阶级的过度自信。

但在西方资本主义製度下，审核员也遭受相当的精神压力。例如Facebook审核员也不得不在类似条件下审查暴力图像，这造成他们罹患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最近，Facebook被迫向在职和离职审核员支付共5200万美元赔偿金，这笔钱相比数十亿美元利润只是九牛一毛，但这清楚地表现出这些工作者遭受的血汗工厂般剥削。数字时代的资本主义需要大量低薪劳动者审核会造成人们不安的内容，而令人不安的内容本身就是资本主义异化的副产品。当然，中国的审查製度给科技工作者带来额外压力，他们当中许多人并不拥护当局，从事这个行业只是为了应付大城市高昂的生活成本。美、中两国科技业工作者必须联合起来，反对科技业资本家对他们的苛刻要求与对工资的压製！

中国科技业从业人员已带领数次大规模网上行动，抗议他们在「996」製度下遭遇的极端剥削。去年就有从美国与全球「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运动获取灵感，而发起的#WorkersLivesMatter行动，科技业从业者分享了一个开放网民填写的表格，在该表格中，美团、字节跳动、腾讯、华为、阿裏巴巴、京东等大企业员工都透露，他们的实际工时长达每天11-12小时。社会对「996」的强烈抗议，成功迫使马云等科技业资本家收回支持「996」的言论，但「996」本身仍是一个公开的秘密。要真正让「996」走入历史，中国需要一场拥有独立民主工会的工人运动，以跨地区、跨行业协调的罢工来反击现况。

中国：双减无效内卷恶化　支持学生抗校暴政

习政权提出的一系列「教育减负」政策在实践中完全破产，教育改革毫无进步。中国学生面对应试教育的重压，掀起多次反抗行动，这是当前社会经济危机传导到中学校园的明显征兆，青年意识日益激进化。

「内卷」的加剧，意味着教育资源的紧张，学生便愈被手持教育资源的校方当作摇钱树。尽管教育部门宣布对违规上课、补习大力惩戒，地方学校依旧用隐蔽甚至公开的方式剥夺学生假期，延长上课时间，赚取一笔不薄的费用，当地教育局亦默许纵容。同时，学生的食品安全、卫生环境、防疫安全等亦被作为牺牲品。

学生民主权利的觉醒

此同时，在目睹贫富分化的加剧与工人生存条件的恶化。资本主义下的考试製度本来就是统治阶级划分阶级的手段之一。内卷游戏在此情况下愈发残酷，而部分青年学生开始激进化，并且觉醒反抗。

譬如，2月衡水桃城中学就被爆出普遍性的体罚侮辱、非人道的作息安排、乱收费、违规上课考试等乱象，引起青年学生的广泛共鸣。同时，多地学生申诉学校违反政策、有偿开课的帖子亦在互联网上屡见不鲜。这都表明减负教育改革事实上的破产。在官方的舆论封锁，与桃城中学对发声学生威胁迫害下，青年学生在互联网上将「少年战胜资本」作为主要口号，进行广泛的网络声援抗议，最终逼迫官方下场进行调查澄清。

类似的例子是，2020年9月28日，山东省滕州一中将国庆中秋假期缩短至一天半，引起学生和教师的普遍不满，上百学生以跑操时喊口号、张贴大字报与请愿书、高举标语游行等方式抗议。「誓死力争，还我假期」、「打倒校委会修正主义集团」、「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等成为抗议中流行的口号。

从「少年战胜资本」的口号，让人欣喜地看到，部分激进青年学生愈来愈将斗争矛头鲜明地指向资本主义压迫这一根本问题。中国青年激进化的趋势已是单纯的言论管控与政治洗脑所不能阻挡，而大力的镇压即使目前还能阻止大规模的学生组织，但也阻止不到自发的反抗行动。我们社会主义者支持勇敢青年的抗争诉求。

当然学运的发展并不是那么一帆风顺，而是面对校方和政府的分化与打压。譬如，「滕州一中」抗议裏，校方一宣布延长假期，运动学生就交出了运动骨干供校方处置。这种假妥协是中共分化和打压群众运动的伎俩，在2011年的乌坎抗争中共承诺村民解散抗争组织后会进行民主选举，结果当村民让步后换来是白色恐怖的镇压。这次很可能是经验尚浅的学生也同样误信了校方的假慈悲。

因此，学生的独立组织十分重要，即使面对校方或政府的让步，也需要维持抗争的组织来监督校方有否实践承诺。固然，在独裁专製下学生的独立组织面临严厉的镇压。因此，学运与反专製是密不可分的。

空洞的民粹口号

习近平的双减政策可以说是与共同富裕并行的，通过民粹的措辞来营造「改革」的假象，好像政府已致力减轻家庭的住房和教育负担，企图争取家长的支持。但习近平并不会动摇资本主义製度这个问题的根源，因此解决不了任何社会问题，而结果只是加强国家对教育和经济生活的控製。因为当就业职位以及教育资源严重不足时，教育製度自然需要更严苛的考试製度，以便将更绝大多数的学生「淘汰」为失败者，剥夺他们的教育权利和阶级流动的机会。

反对校方专製的斗争，自然要联系至大力增加公共教育支出，将所有私人教育全面公共化，取消学费及一切学杂费，并取消考试製度。在有充足的教育资源下，让学生根据自己才能和兴趣选择科目而教育课程应该由学生和教师民选的委员会控製，教育才能满足所有学生和培育社会人才的需要，而不是沦为压迫底层青年的工具。

中国：「奥密克戎」重挫清零政策 疫情历来最坏

中国的防疫大门最终在奥密克戎（Omicron）变种病毒株侵袭下被攻破，吉林、深圳、上海相继失守并进入封城状态。这次奥密克戎的疫情爆发是自新冠疫情在2年前爆发以来，中国面临最严重的一次危机。本轮疫情单在上海累计感染者人数超过7万例，规模就超越了湖北省由2020年至今的感染人数。截至4月4日，中国约有十多个省市因上海疫情外溢出现确诊病例，其中苏州更发现Omicron全新变异株。

习近平为了维护自己的政治权威要坚持清零。上海起初实施分区封城，但实际上浦东和浦南等区域未能完全解封时，浦西已经开始封城。因此，根本是全市封城。二千名解放军进驻上海，一个小区门口派驻一个持枪特警，大约38000名医务人员被派往上海协助防疫，比2020年武汉的防疫规模更大。

残暴的封城政策已经激起民愤。网传影片指有上海居民阻止武警进入屋苑，也有居民因为买不到平价蔬菜而示威。在深圳封城三月底期间，愤怒的民众大声呐喊，「人家饿死了」、「我们要吃饭」，「都快饿死了」，并砸毁了官方的防疫卡点。

过往中国的防疫手段应对奥密克戎病毒株已力不从心。中国政府强迫民众不断地进行全民核酸检测，以目前检测点数目来计算，同时给上海2800万居民做核酸检测，等同每个小时每个检测点须完成252人的采样，根本无法应付。此外，政府不断兴建临时性的方舱医院，这又导致医疗人手严重不足，以致于有上海护士公开质问政府新闻发言人时指出，一家方舱医院实际上就只有一个医生两个护士值班。医护人员身心俱疲，他们往往要连续上班36-48小时。上海周浦医院的护士不满院方贪功冒进，不考虑实际情况企图将医院改为集中收治确诊者，因而发动罢工抗争。

像深圳一样在封城同时仍能勉强维持民生物资配给供应是需要极高的成本，这相当于全市甚至全省突然进入了战时状态。而对于财政本就入不敷出的省市而言，这同时就完全是一场财政灾难与生活灾难，吉林就是一个这样的反面例子。吉林在3月12日开始全省封锁，一直到3月24日确诊病例都在上升。当地民众称事实上地方动员能力和财力早已无已为继，社区亦已无力监督民众进行核酸检测了，检测服务时间也渐渐缩短，不少人已经干脆不再去检测，这进一步加强了病毒的隐性传播。

更致命的是，由于奥密克戎的隐蔽传播特性，使得爆发疫情的地方不能像以往那样通过一次封城就能一劳永逸地解决疫情。以深圳为例，年初1月8号爆发第一波疫情，到二月中再度爆发至今，中间只有数天时间真正实现「清零」，而由于病毒的高传染力使防疫措施只要稍有放松，确诊病例就立即反弹回升。因此，很多公共卫生专家估家，假如一味强硬地执行封城清零，意味着各省市在未来一年可能每隔两三个星期就要进行一次封城，这在现实上根本无法执行。

「共存」从开始时被视为「西方抗疫失败」的例子，到如今被越来越多人提起，但习近平必然会压下这股声音。「上海市新冠肺炎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张文宏在三月底提出在上海「无疏漏筛查的同时能够最小化影响生活」，并指上海启动抗原检测，并非为了实现清零。在上海疫情灾难后，一度传出张文宏被免职。

为了在新冷战下打疫苗战，加上维护国内的民族主义权威， 中共一直拒绝批准使用外国疫苗，而国产疫苗无力对付奥密克戎。和香港一样，中国老年人疫苗接种率尤其低。英国《金融时报》根据中国官方疫苗接种数据推估，全中国1.3亿60岁以上人口没有完全接种疫苗。伦敦医学分析公司Airfinity表示，根据目前的疫苗接种水平和品质，如果政府放弃清零政策，这波奥密克戎疫情或使中国大陆逾100万人死亡。在现在製度和局势的种种限製下，无论坚持还是放弃清零都会是大灾难！

公共卫生危机外还有经济危机。深圳与上海两座经济重镇城市同时爆发，对中国经济将造成严重损害。房地产崩溃仍未看到尽头。财新网报导称，按建筑面积计算，3月中国17个重点城市的房屋销售量下降了49.1%，比2月23.4%的跌幅要再大。15年来一直是中国经济增长一大引擎的房地产市场已经见顶、进入长期低迷。政府推出各种宽松政策、放弃习近平计划的房地产税，也未扭转这一趋势。失业率正在上升，小企业在中国占最多就业职位，但其倒闭数再创新高。同时，乌克兰战争加剧了中国经济在国际上面临的压力，加速脱钩的担忧加剧。

所有资本主义政府的抗疫政策都是大失败。西方国家的抗疫措施造成了高死亡率；而在中国，大规模封城来「清零」的做法恐将无法持续下去。但习近平不能抹杀自己两年来的抗疫功绩，否则会大大打击他的威信，并在二十年连任前会助长反习派系对他的挑战。因此，他必须将清零坚持到底。

在官僚威权体製和逐利製度下，防疫体系已经瘫痪，抗疫不可能成功、也不可能人道。成功的防疫需要自下而上的民主方式，要有基层工人与居民的民主委员会、及独立工会管控职场与学校，并通过群众性民主行动来组织疫情防控，让卫生工作者结合这种更广泛的基层和自下而上的方式民主控製及管理医院。需要将整个经济和医药部门公有化，并实现民主控製，我们才能製定合理和可持续的防疫政策。

中国：江苏八孩母亲事件揭露系统性拐卖问题

1月28日在抖音上发布的短视频中，一个被媒体称为「小花梅」的中年妇女，在江苏丰县某村子裏被铁炼锁在冰冷的棚子裏。虽然视频很快就被审查掉，但「小花梅」的事件发展比香港的警匪片还要曲折离奇。当地政府官员多次掩盖事实、撇清责任，但纸包不住火，「小花梅」所遭受的骇人听闻的暴行还是引发了众怒。

对于事件的无数评论当中，很多人都说道「如果今天，我们不为她们奔走疾呼，明天……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是下一个被铁链锁着的疯女人」。徐州八孩母案件揭示了中国的一个公开秘密：拐卖妇女和儿童在农村腹地仍然很普遍，男多女少的严重问题创造了拐卖妇女的市场。

性别选择流产

由于严格的独生子女政策，中国1980年以后出生的男性比女性多300万。这一政策最终在2016年被废除。传统上重男轻女，是因为他们能够「传宗接代」。新加坡国立大学2019年对全球人口数据进行的一项研究得出结论，在过去50年中，性别选择导致至少2300万女孩被堕胎，其中超过一半在中国（达51%）。

全国各地贫困农村的年轻妇女（通常年龄介于14-30岁）被绑架、转运、贩卖、强奸、殴打，被迫生育和「被结婚」的困境，也凸显了中国妇女的弱势地位。总体而言，父权製、性别歧视和偏见非但没有消失，反而被威权统治和资本主义政策所强化。

而小花梅视频的原意似乎不是为了揭发罪行；视频重点是通过描述小花梅的丈夫在贫困乡村独自抚养八个孩子的艰难经历，来筹集慈善捐款。镜头只是偶然扫到了这名被锁的女子，顺带介绍了她患有精神障碍，并且有暴力倾向。然而，仅仅几个小时之内，这段视频「顺带」提到的内容就成为了中国社交媒体上迄今为止最大的话题，民愤汹涌，完全盖过了北京冬奥会。网民要求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并质疑政府、警察和社会服务部门究竟做了什么。

丰县及其上级行政区徐州市的地方政府在随后的三周内发表了四次通告，试图平息公众的强烈不满，但每一次通告都包含有意误导大众的信息。前三次通告否认存在拐卖，还将丈夫描述为「模范样板」。第四次通告则终于承认了大家都已心知肚明的事情，即「小花梅」是人口贩卖的受害者，并声称丈夫和其他几人因「非法拘禁」被捕。

八个孩子

网民质疑一个女人怎么可能生八个孩子，因为即使在今天已经松绑了的三胎政策下，这也是违法的。最终浮出水面的事实毫无疑问地证明，地方当局、公安机关、计生机构、颁发结婚证的镇民政部门在迫害「精神病患者」小花梅时，都是同谋。

「小花梅」是人口贩卖的受害者，罪犯为她购买了新的身份，使她的亲属或反拐人士难以追查到她。这在人口贩运案件中实属普遍，且当中不可能没有官方勾结。在群众大规模的「盘问」之下，当地政府掩盖事实的企图被一波又一波的网络质疑摧毁了，一个又一个谎言被揭开。独立调查记者冒着遭遇严重后果的风险，深入挖掘，找到了与政府版本不符的原始结婚证等文件。两名女权分子从外 地 前往徐州，试图解救已被转移到医院、并被诊断出患有精神分裂症的「小花梅」。两人说道：「世界没有抛弃你。妹妹们来了！」随后她们被逮捕，并驱逐出丰县。

媒体现在报道说，「小花梅」出生在云南。官方声明中公布了她来到2000多公裏外的丰县的时间线，但随即也遭到了网民的质疑。最终，到2月下旬，江苏省政府介入了此案。

当局发表了一份「最终」声明，称「小花梅」于1998年在家乡被绑架，至少3次被拐卖、逼婚，宣布丰县的17名地方官员因渎职和失职受到了处罚，县委书记娄海与县长郑春伟被免职。

「稳定」压倒一切

然而，DNA测试并不能证实「小花梅」是一名从云南被绑架来的官方说法。对小花梅身世的其他说法在互联网上浮出水面，群众依旧不信任官方声明。一如既往，中共政权会尽力消灭对「稳定」的威胁，而不是尽力从根本上解决问题。3月4日，全国两会开始，江苏省领导下令扑灭舆论。

为了化解民愤，政府会挑一些犯错的中共官员和地方部门进行惩罚；但最严厉的惩罚将是用来针对吹哨人、社运人士、记者，因为他们的调查会揭露真正的丑闻。2月21日，丰县该村被路障和武警封锁了起来。

正如许多网友所发现，丰县的这个案件「只是冰山一角」。「买卖老婆」不是孤例，而是有着一个全国性的市场，这种行为是非法的，但官方对此挣只眼闭只眼。徐州历来是一个主要的人口拐卖枢纽。据财新报道，「从1985年到1988年，近6000名妇女被拐卖到该市辖区」。如今，尽管警方定期进行打击，但每年仍有20,000起拐卖案件报告。

根据浙江省社会科学院2005年的一项研究，中国拐卖案件的受害者通常从贫穷的西南省份被卖到性别失衡较严重的较富裕省份，例如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和安徽。

像小花梅丈夫一家那样，为儿子买「老婆」的父母可以依靠地方当局，以及在农村仍然强大的传统氏族的保护和支持。一名上海律师接受《南华早报》采访时表示：「就连执法人员的一些亲友也有买老婆。」

该报还援引一位前检察官的话称，「村民没有法律意识，普遍认为买老婆很正常。」他说，试图逃跑的女性通常会遭到殴打。

自1997年以来，买妻一直是刑事犯罪，但人们普遍批评法律过于宽松，许多地方当局显然也参与了这些犯罪活动。这种可怕的妇女交易不能简单地归咎于农村的「落后」。资本主义復辟首当其冲影响到了中国的农村，包括大多数年轻女性在内的大量年轻人到城市打工，导致他们的家庭长期分离。据估计，现在有足足六千万留守儿童几乎从未见过父母。

户口製度

僵化的户口製度在法律上将城乡隔离为「两个中国」，则是这个问题的另一个根源。一般来说，年轻的农村妇女会寻找拥有城市户口的丈夫来逃离乡村。结果在一些村庄，年轻男女的性别比例达到了十比一。

除了通过迫害女权主义、打压一切争取权利的妇女组织，当局还推行加剧人口危机和强化性别歧视态度的资本主义恶劣政策，但中共仍然毫无对策。中国的拐卖生意之所以在事实上合法化，不仅因为它产生了巨额利润，还因为它被政府视为缓解严重的性别失衡和低出生率的一种方式。如果不从根本上改变製度，消除阶级和性别压迫，克服巨大的城乡贫富差距，习近平政权所提出的临时民粹打拐措施并不能解决问题。

「贩卖熊猫判十年，拐卖女人判三年……」

来自ISA臺湾的Andrea，于3月6日在ISA组织的社会主义女权主义国际集会上发表讲话，她是这样说的：

中共独裁政权正试图根除女权主义，他们严厉打击女权主义思想，封杀女权网页。所谓的「共产党」政府却在使用极端的民族主义和强力镇压，说女权主义是「反华的」，是美国在中国製造问题的一项阴谋。

LGBTQ也受到打压。中共官员说，同性恋是西方产物。在中国广为流行的美国电视情景喜剧《老友记》也惨遭阉割。例如，其中一个主角的孩子的母亲是女同性恋，但是在中文版裏没有提到，因为中国不能在电视上播放LGBTQ的内容。

今年2月，中国遭遇了自2020年疫情以来最大的政治丑闻。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案件，一名妇女脖子上套着锁链，被关在丰县一个冰冷肮脏的棚屋裏。她生了八个孩子，并因为「精神病」被锁起来。

在2月1日，在被审查屏蔽之前，这段戴锁链女子的抖音视频被观看了超过30亿次。数周以来，这个案件的热度完全盖过了北京冬奥，网上关于本案的帖子数量是奥运会的十倍。有女性试图前去营救受害者，但被警察拦住，一些人被捕。这起案件激起了民众对政府掩盖真相的愤怒。

贩卖「妻子」

更可怕的是中国拐卖妇女问题。女子被绑架，被卖给男人来做 「妻子」，被强奸并生下孩子。这个被锁起来的女人就有八个孩子，而这在中国是违法的。这证明了警察和地方政府的勾结。在许多地方，中共、警察、法院都参与了这种非法的妇女交易。根据中国法律，贩卖熊猫可判十年，拐卖女人则只判三年。

在中国，男性比女性多3000万。由于女性人数较少，拐卖案便增加了。36年来，中共通过独生子女政策，极高度限製了妇女的生育权。在此期间，性别歧视的父权结构和观念的压力造成了重男轻女。

这也关系到中国残酷的资本主义復辟。中国的社会福利因私有化和缺乏资金支持而遭到破坏，而资本主义经济赋予男婴更高的地位：男性能获得更好的工作和财产权利。在中国，700万次性别选择性堕胎，使对应数量的女性胎儿被消失。这种生男孩的经济和性别歧视压力导致了人口危机。

今天的中国共产党是一个资本主义右翼独裁，并想控製女性的身体，迫使她们生更多的孩子、通过创建更多条条框框来限製「非医疗」理由的堕胎，从而破坏堕胎权，还试图强化由「阳刚」男性领导的「传统家庭」；以上种种，都是社会和政治控製的手段。

离婚更难

习近平在2021年推出了旨在提高出生率的三胎政策。但三胎政策削弱了女性在劳动力市场的地位。老板们更不愿意雇佣女性，因为他们不想支付产假和育儿费用。

2020年对离婚的新规定导致更多不予离婚的法院判决，中国离婚率下降了一半以上。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比今天贫穷得多，但当时中国在法律上赋予了革命性的离婚自由，增进了男女之间的平等。

今天中共独裁为资本主义服务，强化了许多最恶劣的妇女压迫形式。丰县拐卖事件引发的群众愤怒，反映了中国社会反对奴役、反对压迫妇女的真实情绪。习近平想摧毁女权主义，但他是在螳臂当车，必然会失败。我是臺湾人，臺湾的ISA组织表达了我们对中国女权主义者反对镇压的全力声援。我们为社会主义女权主义与工人斗争联合起来而奋斗，终结邪恶的、性别歧视的资本主义製度。

如坐火坑：虚幻的「共同富裕」

在巨大的经济内爆风险下，如坐火坑的习近平政权屡提「共同富裕」承诺，渴望用一层薄薄的土将要爆发的火山缝合，来维持其下一届任期的稳定。

中共的「共同富裕」承诺提高人民福祉，缩小收入差距，但却内容空洞，没有任何具体方案改善工人阶级的处境。同时亦用不「杀富济贫」向资本家保证政府不会太过火。这种矛盾的措辞，体现了习政权渴望缓和日益激化的阶级矛盾，同时要保住资本主义製度，因而对製度本身造成的危机束手无策。

疫情急剧扩大了中国财富分配的不平等，2020年胡润年度排行榜显示，中国亿万富豪数量增加了253人，为世界第一。而在2021年，中国亿万富翁有1058人，而美国有696人。这只是资本家之间的共同富裕罢了！

改善民生？

「共同富裕」承诺要「先富带后富」、「精准扶贫」，期望资本家富起来后，会把财富进行「第三次分配」，即资本家会将财富由上而下滴熘给民众，实现「第三次分配」。这分明是新自由主义的「滴熘效应」，但他们才没有那么疏财仗义呢！

中共政权作为国家资本主义的政权，只能通过国家干预，在危机上走钢丝，但毕竟无法解决资本主义危机，原有的宏观调控手段正不断失去效力。

政府面对房地产泡沫危机，进退维谷、拖延时间。恒大爆雷敲响了「三道红线」「房产税改革」的警钟，习政权与红色资本家都害怕过度控製资本，会导致连锁效应性的经济崩溃。只得在放松房贷、加速放贷上走的更远，央行亦配合新一轮放水。泡沫与债务继续累积，在畸形的经济结构下，新一轮放水的资金或流向金融、地产市场或由于储户信心不足淤积于银行。这表明习政权无力提振消费、亦无力改善工人阶级住房、负债现状。所谓民生改善，在积重难返下成为一句空谈。

在深重的财政危机下，中共政府亦无法负担起未来社保支出。人口压力的增长、地方政府债臺高筑、政府无力监督资本家缴纳社保金，都造成了估计在2025年底退休储蓄缺口或达到十万亿人民币的现状。而中共采取的对策竟是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更遑论去年十二月爆出的发达省份公务员减薪，东三省部分地区事业单位公共人员工资被拖欠的消息。这都体现了，财政、人口双重危机下中共自我吹嘘的所谓「再分配」的虚伪。

中共将高质量发展，通过实现产业升级、科技进步来做大经济蛋糕，作为实现共同富裕的前提。这一提法体现了在人口红利丧失时，中共渴望通过经济转型来提高中国产业在国际产业链的地位，借以提高民族资本所分得到利润。但自相矛盾的是，习近平一方面要靠科技走经济转型，但又害怕科技企业带来过高的金融风险。因而在前年开始喊出反垄断口号， 并希望通过打击个别高科技企业的民粹主义举措，挽回部分民心。当然，中共绝不会打击996这种剥削工人的製度。

再者，新冷战背景下中国面临的技术和资源封锁，使中国科技业陷入了严峻危机。即使科技战爆发前，科技业的利润来源往往是金融投机，实体科技业发展占其份额根本少得可怜，因此中共才要压製阿裏巴巴和腾讯等大企业的垄断。

反垄断的过程进退两难，因为如果过于大力打击金融科技业，只会令经济更加难以转型，甚至造成金融业的崩溃。所以，去年「反垄断法」修法只是雷声大、雨点小，即使对企业罚款上限提升至人民币五千万元，不过还只是九牛一毛。中共最多能用政治恫吓来确保科企老板听话，但不能改变行业垄断的局面。

幻想及呼吁

我们必须指出，自身难保的官僚阶层的虚假承诺和面对危机作出的经济努力，毫无反资本主义性质，反而是资本主义危机中统治阶级挽救自己製度的挣扎之举。内地部分左翼（一些毛派）对官僚与资本家抱有所谓「共同富裕」的幻想，误以为习近平在对抗资本主义，实在是彻底的错误。

改善工人阶级生存状态、不能依赖所谓「参与第三次分配」的资本家施舍，也不能依赖官僚开出的空头支票。只能通过工人阶级组织起来，将私人企业公有化，并将所有企业收归民主控製，对经济系统实行民主计划管理的方式来达到。这就要推翻现行的资本主义製度，实现真正的社会主义。

邓小平南巡30周年　中国资本主义復辟过程的另一转折点

1992年1月17日，邓小平在北京踏上开往深圳的火车，展开了为期一个月的「家庭旅行」。这个当时看来平平无奇的旅程，成为了中国走上高速资本主义发展的转折点。要全面了解中国资本主义復辟的过程，就必须要认识邓小平南巡的历史。

1978年12月，中共三中全会召开，掀起了改革开放的序幕。中国1949年后所建设的斯大林主义（官僚专製）计划经济体製当时面临深层次问题。中共领导层面对后毛时期的混乱与危机，试图通过引入一些资本主义的元素，为中国经济找出现代化之路。最初，邓小平与一众后毛时代的中共领导人也没有一套预定的蓝图，而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试验。在1978年开始的市场改革的规模与之后相比十分有限，起初参考的是东欧斯大林主义独裁国家，特别是南斯拉夫。后来随着东亚的自亲西方资本主义独裁政权的经济成功，目光也转向了所谓的「亚洲四小龙」（韩国、臺湾、新加坡、香港）。

背景：曲折的80年代改革

亲资改革由邓小平亲自提拔的胡耀邦和赵紫阳一派所主导，改革的方式主要是通过中央协助发展地方的基础建设，同时将经济政策权力下放给地方政府自行决定，包括让其製定市场化政策、保留利润、累积资本、进行融资（包括进行外贸）及再投资。

从1979年在南方设立4个特别经济区（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到了80年代中，深圳已经成为了中国市场改革的象征──1980-1984年间的地方产出增长了29倍，当地人均GDP是全国平均的20倍。

中共内部出现了分裂，亲资产阶级的一派越来越有意识地主张进行资本主义復辟，而保守派则希望保留官僚控製的计划经济。类似的分裂也在从苏联到东德的斯大林主义政权中出现，这是由于斯大林主义的模式陷入了危机。他们就何种社会製度和经济政策最能保障统治集团自身权力与特权产生了分歧──也就是继续以国有（斯大林主义）经济之上作为特权官僚集团，还是废除计划经济（实行资本主义）并将自己转变为新的资产阶级。

但同时，这些亲资改革也到引发出新的问题，「深圳模式」遭到保守派的攻击：外国进口商品形成黑市、投资额的过度上报，且大部分都是来自国内而非国外、投资项目主要为低技术工业、吸引的投资额不足以抵销中央政府的基建投资成本，变相依赖中央「输血」等。

为了支持及推动改革步伐，并克服保守派的反对，邓小平在1984年就展开了第一次南巡，肯定了赵紫阳的市场改革。此后，特别经济区在14个城市扩展，基本上中国整个沿海地区都开放了。

时至80年代后半叶，市场化改革的社会弊端日渐呈现。大量投资，加上价格双轨製导致官僚腐败倒卖，使得通胀、物价不断上升。民间不满也开始累积，到了1986年全国大学生发起抗议，反对腐败和要求政治自由权利。保守派担心改革派的政策会鼓励社会上对于扩大民主自由空间的诉求，而邓小平也认同此点。他换下了胡耀邦，认为胡对于学生「太手软」。这正是邓小平波拿巴主义的一个例子：他在不同相对立的社会阶级和政治力量中平衡，有时倒向一方，时而倒向另一方，来维持自身的权力。

80年代的资本主义经济改革就是一系列左摇右摆的实验中走出来的。中共为了解决价格双轨製，1988年打算推出「价格闯关」，短期内将大部分商品价格提高，然而政策未实行就走漏风声，引发民众抢购潮，进一步推高物价。1988年的通胀率为18.81%，而1989年为18.25%。而这也是1989天安门运动爆发原因之一。

1989的中共处于内忧外患之中。国内积压的矛盾最终爆发了具革命性质的运动，在血腥镇压后，中共一度被西方製裁及孤立，纵使美国当时在背后仍然保持与邓小平政权保持紧密外交联系。大量外商暂停投资、对华高科技出口也受到限製、中国外贸出口下降，经济受到严重影响。

1989-1991：走资政策暂缓

而国际上，苏联斯大林主义的东欧集团开始崩解。正如伟大的革命家托洛茨基所解释道，计划经济需要群众的民主控製，就如同「人体需要氧气」一样。经过斯大林主义多年官僚统治和经济管理不善的窒碍，导致了经济停滞甚至衰退，而工人们的生活水平每况愈下，许多必需品也出现短缺。这些所谓的「共产」独裁政权以社会主义的言辞来合理化其恶行，使很多人产生对于社会主义的不信任。相对地，民众对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表现良好、而工人生活水准高的错误印象不断蔓延。在缺乏真正的社会主义政党来带领反官僚专製、同时捍卫公有製计划经济的斗争，资本主义在各国迅速復辟，西方资本主义更以胜利的姿态地宣称「历史的终结」。这些发展，给中共政权带来生死存亡的巨大危机。

在这个背景下，中共内部开始多了对改革步伐的疑虑。以陈云为首的保守派主导了中央政府，他们主张放缓改革速度，并将过去的通胀与危机归咎于胡赵的改革。

不过，陈云也不是代表恢復旧有斯大林主义的官僚计划，而是认为要减慢改革步伐──以十年计的改革而非短短数年间完成──并且要避免赤字预算、担忧改革过快所带来的通胀，主张以中央的国家计划为主，辅以市场改革。

实际上，早于1988年9月的中共十三大三中全会中，为了应对取消价格管製而导致的通胀与社会恐慌，当时保守派就已经处于上风。为了解决通胀问题，当局下降了增长目标已经支出、减低了货币供应、集中并加强了资本与金融控製，并试图减少财政赤字。

结果，1989年的GDP增长仅为4.2%，1990年为3.9%，相比1982年以来中国每年的经济增长一直保持9%以上，已是很低。

1989年，邓小平虽然仍然主张资本主义復僻，但需要联合保守派和强硬派来镇压的革命性运动，因为虽然学生领袖的有限度「改革」的目光，天安门群众运动有推翻中共统治的潜力。在赵紫阳被软禁后，他钦点了前上海市长江泽民为中共总书记，及后也提拔了上海的朱镕基到中央政府中。中共精英中的「上海帮」比北京官员更支持改革。这一事实连美国政府也意识到，并使那些担忧中国会回到斯大林主义计划的美国资本家得到安抚。

但江泽民在中央还是受到陈云及李鹏等保守派的压力。

1992年1月：南巡

邓小平非常忧心当时经济转型的缓慢步伐。苏联和东欧的崩溃就是源于经济危机，并引发群众不满。假若中国的经济发展不够快，他担心中共就会走上苏联亡党亡国的下场。

中共高层的权斗也越演越烈。邓小平在中央未能影响大局，因此转向地方寻求支持。1991年，他先利用上海的地方媒体去倡议更进取的亲资改革。然而中央的保守派则利用《人民日报》进行反驳，双方就这样隔空开火。正如其他波拿巴主义的中共领导那样，包括后来的习近平，邓小平也绕过官方架构来尝试达到自己的目的。

到了1991年11月的的八中全会，保守派仍然占有上风。

1992年1月17日，邓小平踏上南巡的历史性旅途。当时是以「家庭旅行」为名的秘密行动，就连当时其他党中央的领导层也没有知会，包括江泽民。《人民日报》也没有派记者跟随。整趟旅程是军方改革派的武警安排的。

离京前，邓小平也向广东打招呼，要求不见报。整个旅程当时在中国是完全没有媒体报导，反而是隔岸香港消息灵通的资产阶级「自由」媒体将事件率先曝光。讽刺的是，香港相对的媒体自由在今天已被习近平政权打压得体无完肤。

邓小平此趟的目的，是要拉拢地方官员，他们当中都在80年代的改开中获得了许多好处，肯定会支持改革。邓小平想动员地方萌芽的新兴资产阶级力量来迫使中央就范。

邓到了南方后，与当地官员会面，并巡查不同的发展项目。他的讲话虽然没有公开点名中央，但明显话中有刺。他不断重復指「开会太多、发言太长」，应该要「多干实事，少说空话」、「谁不改革，谁就下臺」。他还说「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左」，他所谓的「右」是指党内的政治改革自由派，这些都在1989年的屠杀后给镇压掉了。至于他认为的「左」就是主张个缓慢地走向资本主义的保守派或半毛派。当时，中共内部的所有派别都已经放弃了计划经济，并意识到资本主义復辟的必然性，他们两派之间的分别只是走资的速度和规模，而各派也是为了在这个过程中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

政变的性质

可以说，南巡的秘密性质，拉拢地方官员反对中央政策，是带有权斗政变的特征。事实上，在南巡期间邓小平甚至的确有曾讨论政变。

根据傅高义（Ezra F. Vogel）的《邓小平时代》传记披露，邓小平在南巡期间曾在珠海参与了一场秘密会议，这是中共官方没有记载的。其他参与会议的中共党政高层包括：政治局常委乔石、掌握实际军权的中国国家主席兼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杨尚昆、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以及杨尚昆的弟弟、中央军委秘书长兼总政治部主任杨白冰。

会上邓小平再次重申：「谁不改革，谁就下臺……我们的领导看上去像是在做事，但他们没做任何有用的事。」

参与会议的阵容强大，没有军队实权的江泽民并无参与，反而在政治局常委内被视为江的潜在竞争者乔石参与其中。这都指向，如有必要，军方会支持拥立新的领导人推动改革。

在北京收到消息的江泽民很快地意识到力量天秤的改变，并且果断站到邓小平一方。他下令将邓小平南巡的讲话汇集成党内文件，成为中央党领导层的必读物。一下子，中共党内的气氛改变了。

引用傅高义的话：「1989年北京风波后，如果有人对中国领导人对改革开放的态度有所怀疑，这种怀疑在1992年烟消云散了。」

1992年10月，中共召开十四大，江泽民在会上提出，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术语是江泽民在邓小平的许可下发明的，是为了取代此前陈云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计划经济」。江泽民在党大会中将经济增长预测定在8-9%，这远高于年初李鹏宣布的6%。

与此同时，中央顾问委员会被撤销，主任陈云退休。

南巡可以被视为中共内部权力斗争的决定性转折点，围绕邓小平的新兴资产阶级获得了全面主导，不是作为外部力量，而是成为融入了中共专製的一部分。

中国的改革开放实际上并不是「改革」，而是资本主义反革命：一系列对于旧有计划经济的攻击，来为今天中国的超级富豪资产阶级的出现扫除障碍。

这个过程当中不只一个转折点。1989反抗斯毛主义专製的运动虽然没有清晰纲领，但是工人民主革命或「政治革命」的萌芽。中共镇压了这场运动，扫除群众抵抗威胁。如果1989是一个转折点，则1992年乃是另一个转折点——邓小平清洗党内仅余的反对声音，确立了中共在专製政权框架下急速发展资本主义、而没有向自由资本主义政治改革作出妥协的路线。

结论：资本主义復辟又一转折点

此后，中共关于高速资本主义市场改革之路基本上在毫无争议下走了20年。在1990年代中，江泽民及朱镕基以「抓大放小」的方针进行了国有企业的大规模私有化。1998年，房屋部门被一下子私有化，奠下了今天超投机性及难以负担的房屋市场的基础。1990年代末，6000万国企工人下岗，来让中国符合资格在2001年加入世贸。这些残酷的亲资政策在胡温时期得以继续并加速。

这阶段一直持续到2008年的全球资本主义危机，及2012年习近平上臺为止。2008年危机暴露了资本主义的灾难性失败，这也导致了全球各国政府走向更多国家干预、管製和去全球化。中共也开始走向更加国家资本主义的控製手段，成为了习近平的统治特征。当然这不代表要回到过去的斯大林主义「社会主义」，这是今天中共资本主义政权不愿意亦不可能做到的，而是采取更多措施来试图控製住资本主义的破坏力量，以维持资本主义下的「稳定」。

访问上海居民：封城下的灾难

受访者：海阳（上海浦东居民）、小燕（上海浦东居民）

自从上月底上海爆发奥密克戎（Omicron）变种病毒大流行以来，这座城市已进入了封城的状态。截止4月13日，这一轮的爆发已造成了累计13万宗官方承认的确诊病例，但官方仍没有确认1宗死亡病例。儘管如此，专制官僚粗暴的封锁隔离政策已出现了大量的次生人为灾难，造成不少民众生活陷入困境，甚至出现食物短缺，老人和长期病患者失救致死等案例。

中国劳工论坛访问了几位现居于上海一对夫妇，以第一手讯息了解他们在封城状态下的生活情况，官僚引发出什麽样的次生灾难，以及中共的资本主义危机下对城市民众造成多大的冲击。本文是访问上集，下集将于稍后刊登。

问：你可以简介一下你所在的地方的状态吗？

海阳：我和妻子两人住在浦东，虽然政策上说的是封控至4月1日，但事实上由于浦东这边几乎天天都有新增病例，据我所知大部分地区都仍然处于「封控」状态，包括我们所在的小区。我们已经被封锁了整整半个月，除了被叫下去做核酸（检测）和领物资外就几乎没出过家门一步。小区业主群里今天早上又说有新增确诊，所以现时我们根本不知道会被封控到猴年马月，没完没了了这是。

问：在这过程中的日常生活是怎样的？

海阳：就是让我们在家呆着，每隔一两天就有「大白」（穿白色防护服的工作人员）骑着车在楼下转圈，拿着个扩音器喊「哪栋楼的下来做核酸啦」。有时候就是有无人机在小区飞来飞去广播。当然大家最留心的是听着什麽时候领食物物资，不过坦白说，以他们（居委会）的办事效率和作风，真旨望他们的话我家都已经饿死好几次了，最终还是得靠自己打听哪还有团购？哪些团购最快发货和最有机会能送过来？所以微信群里大伙除了喊饿就属这些消息交流得最频繁了。以前我的微信群都是关静音的，现在那怕大半夜听到有信息都吓得马上爬起来看，生怕抢（购）不到菜。

问：半夜还会有团购的消息吗？

小燕：有的，你得马上爬起来参团，一下子就满了，就像我们以前大学学期初抢科那样，有时候送货的甚至会凌晨两三点才送货到小区。上星期小区半夜十二点还有人在小区卖猪肉，我想算是某种黑市吧，大家都说自己去买了就好，不要到处传说。我买了四斤肉，220块，比平时贵了大概四分之一吧。

问：当初准备封城前食品囤够吗？

海阳：你知道，我们都要上班，我们单位一听到可能要封城就抓紧时间让我们加班得更狠，所以我和妻子都没有机会在封城前去买物资食品。再说让你囤又能囤多少呢？能囤得了一两个月的食品吗？大米白面我们家还是有存点的，但总不能天天就只吃大米白面吧。

问：政府方面发放的物资包括了什麽？

小燕：哈哈哈哈，我就只收到过一次物资包，裡头呢就两棵大白菜和八颗土豆（马铃薯），其中有两颗土豆还已经发了芽不能吃了。这包东西也就够我两口子勉强吃两三天吧。但这已经算好了，我知道别的小区有人只收到两条胡萝蔔跟两颗洋葱，你说这算什麽？有的小区的物资包被人撕了标籤然后拿去倒卖，我同事说他小区上个星期的物资包一早送到小区外面堆在路边，但不知为何就是不安排送进小区分发，放了在外面整整两天就这样在你面前烂掉了。

然后就来几轮垃圾车把它们拉走，我同事气得跟其他居民跑去小区闸门口骂人，被警察押回家裡，说再闹就直接当他阳性把他丢去方舱（医院）。现在说把你拘留都唬不住人了，因为大家觉得你真把我拘留了看守所里好歹要管饭，反而不用担心挨饿了。倒是现在方舱在大家心中反而有点威吓性，「方舱医院真神奇」。

问：那麽你认为现时政府的清零防疫政策有效吗？

小燕：其实全上海都没人觉得政府真的是在防疫，大家都心知肚明只不过是政府那些官僚机械地执行着一条条的指令，为的是完成自己的工作指标，而不是所谓为了老百姓的健康。现在你看大家都知道了「健康云」（政府推出的手机应用程式，记录使用者的核酸检测结果）根本没用，可以说现在是半官方的承认了「健康云」（裡头的检测结果纪录）是假的。面那怕说你是阴性也没有人会承认，而且是连政府都不承认，你想用上面的阴性结果去跟大白讲道理，他们会大大方方的跟你说那是假的，我们不承认。你政府搞一个自己都承认是假的东西出来有意思吗？那你说央视天天公布上海新增多少多少确诊可信吗？而且有段时间我们做核酸是十人共用一试管的，因为试剂上不够了，结果就十个人甚至更多人共用一套试管，你那一组试管阳（性）了就再把你们一个个抓出来验，或者乾脆不验了直接拍你家门跟你说你阳（性）了，你全家都要跟我去隔离，去哪裡？不知道，知道也不会告诉你。我们完全就是任由他们宰割啊！防疫中心的人自己也说，你要是轻症或者无症状你就自己在家呆着好了，方舱的条件更差！

问：那为什麽政府还要把人抓去方舱呢？

小燕：因为要「社会性清零」啊！就是在这个区域裡不能存在确诊病例，于是就直接把你拉出城，你出了城城裡就没病例了，指标也就完成了。至于你在城外隔离点吃不吃的上饭穿不穿的暖，有没有药吃，他们不会关心，因为上面没有指标说要确保你们这群「弃民」要得到什麽保障啊。这就说明他们不在乎你的健康和生命安全，所以你没法跟那些大白讲道理。他们的行事方式就是这样：他要是体谅你不抓走你，万一你把病毒传染开去了，承担责任的是他们；他要是不管死活的抓走你，那怕最后说搞错了甚至你死了，他们也不会受到任何的惩罚。简单说，就是我们没有任何的权力去监督他们，但他们却有无限的权力去处理我们，还不用承担责任。

问：对你们经济的影响大吗？

海阳：说实话，我们很悲观，甚至说开始有点绝望了。我们公司春节前就在裁人了，裁了8%，被裁的还大多是我们这年龄段三十多岁不到四十的员工，我太太的情况也好不到那裡去，总觉得下一波就会轮到咱们。现在封了城，我的工资不发了，可老闆还是会发电邮给你让你在家做点工作，按理说你工资都不给我发了我还工作个屁啊？！但现在这世道我们敢拒绝吗？不能啊，就当加班了，心理好受些。我太太情况好点，支半薪。

而且我们算是比较幸运的一群了，在家人帮助下还上了房贷，能靠存款坚持一下，但这样寅吃卯粮下去也不是办法，是不可持续的，可是你要问我将来在这怎办有什麽打算？我真的回答不了，老弟我现在都想哭出来了我跟你说。政府那些经济数据我就不跟你扯了，对我们这些老百姓而言，2020到2022年完全是在浑浑噩噩都不知道到底都干了些什麽？很多个人的计划根本实行不了，也不敢去实行啊。存款一点一点的流失，谁还敢节外生枝？你也看到有的老同学甚至不得不放下身段去四处举债了，某某的房子都快要被司法拍卖了，毕业十几年来你以前有看过这光景嘛？所谓的经济数据GDP他们（中共）要喊保四五六七八都行，可这些发生在身边的变化骗不了人的。

小燕：我庆幸的是我们没要孩子，不然现在麻烦更大。身边的朋友同事也被折腾得非常疲蔽厌倦，你这麽搞下去，我们不是病死就是饿死。所以现在开始愈来愈多人说共存不是没理由的。你也看到了老同学群体裡头，考了公务员的、国企的、在事业单位在体制里的最拥护清零了。「铁饭碗」嘛，封城封到海枯石烂他们呆在家裡工资照发。可我们这些混私企民企的是大多数啊，我们真的会无以为继啊。但我们对此有发言权吗？我们能决定政策走向吗？我们连晚上喊楼说要物资都马上来一架无人机让我们闭嘴，你看这场境是不是很戏剧化？所以我们小区的人其实都心照不宣：真的熬不下去了，大家去大门给他闹一闹，毕竟聚在一起就人多力量大，大家都懂的。

中国被迫收紧一带一路政策

2017年，「一带一路」被中国独裁者习近平誉为「世纪工程」。其承诺花费超过1万亿美元，用在整个新殖民主义世界的基础设施项目上，以确保中国能够进入关键市场，并扩大中国的势力范围。但今天习近平政权发出的信息要低调得多。「一带一路」不再被视为一张经济王牌，中国政府越来越被迫缩减其野心。

（本文写完后，乌克兰战争的爆发使东欧一带一路项目充斥极大的不确定性，中国很可能要被迫选择要保住哪些投资，另外牺牲哪些投资。）

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后，中国由国家支持的大规模信贷热潮，导致经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产能过剩。例如，到2016年，中国的钢铁行业有超过3亿吨的过剩产能，相当于世界第二大钢铁生产国印度钢铁产量的三倍。生产过剩和盲目的无计划扩张导致价格下跌、利润缩水。中国资本需要在境外寻找机会来拉抬利润。解决方案是一带一路政策，一个庞大的基础设施和投资计划，已经遍布140个国家。

在中国的主要炼钢重镇河北省，一些过剩的钢铁产能被转移到东南亚、非洲和西亚。超大规模的海外建筑合同得以拟定，以满足中国建筑业的需求。在泰国，中国的德龙钢铁公司正在建设一个年产60万吨的钢厂，该公司将持有55%的股权。中国资本主义的需要促使中共在国际上要表现得更强势。

全球最大的债主

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主要的债权国和资本输出国，使得债务国形成极端的债务依赖。中国占全球官方双边债务的65%，至于「隐藏」债务甚至更高，因为许多向中国私人银行借款的国家必须签署保密条款。当然，所谓的「债务陷阱外交」并不是由中国所创——美国和其他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利用债务对新殖民主义世界进行经济支配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对于工人和穷人来说，这种债务负担意味着无尽的苦难、贫穷和剥削，无论它打着哪面帝国主义的旗号。

一带一路政策对基础设施项目的贷款，从2019年到去年下降了54%。根据跨国律师事务所贝克·麦坚时（Baker McKenzie）2021年的一份报告，在非洲这个帝国主义新冷战的关键战场，来自中国的新增贷款从2017年的110亿美元降至2020年的33亿美元。中国最大的投资所在地巴基斯坦，已经看到一些项目建设陷于停滞。巴基斯坦央行报告称，在2020年第二季度和2021年同一季度之间，中国投资下降了50%。在这些停滞不前的项目中，卡拉奇-白沙瓦铁路的升级项目耗资68亿美元，这是中巴经济走廊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共在2015年宣布打造中巴经济走廊，旨在将中国新疆与阿拉伯海连接起来，通过2000公里的公路和铁路连接到曾经是俾路支省的小港口城镇瓜德尔。中国正在将瓜德尔改造成世界最大的港口之一。2021年，这裡曾发生过激进的群众抗议，部分反映出对于中国在该地区的投资没有给当地居民带来好处，反而使他们的状况恶化，当地人民非常不满。

「一带一路」失去动能

「一带一路」基础设施项目主要由中国公司建造和控制，资金来自中国资本家的贷款，主要雇用中国工人和技术人员。这些投资不是为了慈善，而是为了更有效地开採和运输自然资源，来有利中国经济。这些资金的另一大部分则是分给这些国家的统治精英，以帮助他们以舞弊赢得选举，并确保他们支持北京。

新冠疫情加剧了「一带一路」项目的进展放缓、延误和项目引发的紧张局势，也导致许多贫穷国家无法偿还贷款。但最终这也标誌着中国资本主义的局限性，因为它面临着长期停滞，背负着惊人且不可持续的335%的债务与GDP之比。「一带一路」正在失去动力，中共也因此面临着缩减「一带一路」规模的压力。

然而，正如上文所述，「一带一路」对于中国资本主义的生存至关重要。这是因为在一个供应链脱鈎、保护主义抬头的世界裡，中国资本家必须确保住儘可能多的外国市场。一个关键因素是中国国内消费水平低下、占GDP的比例仍低于2000年水平。疫情爆发以来，消费受到严重打击，仍未恢復。今年，中共的政策或将导致消费面临进一步的下行压力，以许多地方政府的财政困难、造成许多地区的政府雇员减薪20-30%开始。这些问题将因新冷战而加剧，中共政权将资源集中在与美国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军事和经济对抗，造成工人生活更加困难。

对中共独裁来说，「一带一路」计划和瓜德尔港、中巴经济走廊等重大基础设施投资，也是展示资本主义「中国模式」优越性、进而争取中共政权威望的工程，并与西方投资者（部分出于安全考虑）不愿进入巴基斯坦和俾路支斯坦等动盪地区形成鲜明对比。中共对于巴基斯坦所作所为与中国在新疆的新殖民主义剥削有些许相似之处——在新疆，国家镇压伴随着突出的GDP高速增长。在瓜德尔，巴基斯坦政府对当地原住民实施军事镇压，而在俾路支省，当地已经形成具相当规模的独立运动。当局已经增加了许多倍在俾路支省的军事部署，同时为了镇压反抗，还犯下被消失和其他侵犯人权的行为。

群众抗议

作为「中巴经济走廊」的一部分，中国已在俾路支省花费了数十亿美元，建造了一个300兆瓦的煤电厂、一个国际机场和瓜德尔港。儘管如此，瓜德尔的当地俾路支社区仍然缺乏食水、电力和其他基本设施。包括中国船隻在内的拖网渔船的涌入，也使支撑当地经济的许多瓜德尔渔民丢掉了工作。

自由俾路支斯坦运动的贾马尔·纳西尔·俾路支（Jamal Nasir Baloch）说：「参与破坏当地鱼类贸易和俾路支海生态的大多数公司，都是由巴基斯坦的退役将领和中国人共同拥有的。」

在秋季的数周，俾路支当地人民对伊斯兰堡政府和北京对该地区资源的掠夺发起了反击。在这些抗议活动中，大多数为女性的示威者占领了中国控制的瓜德尔港的入口和一条主要的公路。示威者的人数有时达到数十万，他们要求工作机会、清洁的食水、改善卫生和教育设施、保障当地渔民的权利以及禁止深海拖网捕捞。抗议运动由右翼伊斯兰主义的伊斯兰大会党（JI）主导，该党与政治上有重要地位的巴基斯坦军队有密切联繫。该党利用抗议活动为平台，用来建立自己的威望，提高其在国家统治精英中的谈判能力，并压倒俾路支民族主义和支持独立团体的影响。儘管这些团体没有发起抗议，但当中的一些人仍被逮捕。

这场令人印象深刻的群众运动似乎缺乏独立工人组织的决定性投入，也缺乏对打击中国帝国主义和巴基斯坦统治阶级至关重要的社会主义纲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伊斯兰大会党的领导过往有亲中的记录，当然这些群众抗议并无揭露伊斯兰大会党这一点。抗议活动一度威胁到中国对瓜德尔港的控制问题——通过40年的租约，中国拿到91%的瓜德尔港收入。但伊斯兰大会党领导人只是把这个问题作为谈判的筹码，让巴基斯坦政权在拖网渔船问题和其他一些主要诉求上做出让步。儘管在领导和纲领方面存在缺陷，但这场运动是一个有力警告，凸显中国「一带一路」沿线正在酝酿的不满情绪。

穷途末路的铁路？

同样，在老挝，中国去年开通了一条价值59亿美元的高速铁路，当地人民在其中却无从受益。这条铁路旨在将中国与泰国、越南、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等大市场连接起来，而老挝只是一个「路过的国家」而已。这条全长422公里的铁路在老挝只有21个车站，这很难满足一个61%的人口为农民的国家的需要。正如一位分析人士所说，「这本质上是中国的公共基础建设计划，碰巧存在于另一国而已」。更糟糕的是，修建铁路所製造的债务可能高达老挝GDP的三分之一，而一党专政的老挝政府只持有该铁路30%的股份，其馀由中国企业拥有。

真正有利于老挝的基建，是地区性的铁路和公路网络，来帮助当地农民与分销中心连接起来，而不是为一条其实只为中国资本和北京政权的区域野心服务的铁路，并进行大规模的土地掠夺。基础设施并不必然是好东西：我们必须问道，基础设施为谁服务？对这条老挝铁路来说，还有更多坏消息从邻国泰国传来。泰国政府在2014年军事政变后签署了多项一带一路协议，但现在对于部分项目，泰方开始从北京转向投靠美帝国阵营了。泰方也在犹豫是否要推进一些一带一路的铁路项目，而这些项目需要连接到北方的老挝和南方的马来西亚。一带一路在泰国的挫败可能会破坏中国至新加坡的铁路总计划，使老挝的铁路更像是个大白象工程。

建设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帝国主义新冷战的加剧，使美国和欧盟推出了自己的基础设施投资计划，试图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分庭抗礼。中国的这两个竞争对手的计划都相当乏善可陈。欧盟的「全球通道」计划暂定预算为3000亿欧元，但受到冷遇，因为「欧盟的钱包没有中国那麽大」，而且根据法兰西24（France 24）的报导，它「来得太迟了」。美国总统拜登的「重建更美好世界」计划也存在类似的问题。

美国和欧洲帝国主义无法像一带一路那样，在2017年那样变出一万亿美元，这表明世界资本主义整体上面临着新的不稳定。正如ISA在《无序时代》文件中所概述的那样，各国为对抗疫情的经济影响而进行的历史性高水平支出，使全球债务水平飙升至创纪录的226万亿美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这种债务负担正在压垮（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资本主义政府为海外大规模帝国主义开支计划提供资金的能力。

帝国主义之间的冷战正在升温，然而全球资本主义看起来越来越不稳定。这只能意味着各国统治阶级会在全球范围内进一步攻击劳动人民的生活和权利，以应付中美两国的军事和经济博弈。世界正在再次分裂成不同的集团，被压迫国家的工人阶级将被捲入交火之中。唯一的出路是国际社会主义解决方案，反对两个帝国主义集团，通过建立一个民主的、全球规划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为推翻资本主义而斗争。

上海封城已进入第七周

上海这座拥有2800万人口的城市已经历7周全面封城，而且不知何时封城才会结束。当前的奥密克戎（Omicron）变种病毒疫情，是中国经历的最严重的一次疫情爆发。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经济学者徐建国表示，无论从经济损失规模还是受到波及的人口看 ，今年疫情比最初的2020年武汉疫情严重「十倍」。

包括首都北京在内，全中国近50座城市的3亿多人口处于全面或部分封控。习近平的「清零」政策造成经济瘫痪及人道主义危机。封控的实施极为残酷，并带有官僚主义粗暴作风。这些都引发了群众对政府前所未有的愤怒，反映在各社交媒体上揭露警方暴力的发文和视频中。这些内容很快就被中共审查机器删除；儘管如此，像《四月之声》这样的被禁视频，却有数百万的观看次数。

在过去一周，上海当局按照习近平和中共中央高层的命令，加强了封控措施。这意味着增加挨家挨户的访问，身穿白色防护服的防疫人员「大白」冲进居民家中（有时根本是破门而入）喷洒消毒剂，并将人们带到集中隔离点。这些隔离点均是临时搭建的「方舱医院」，其厕所和淋浴设施都很差，人们的隐私无法保障，食品供给不足。最新实施的更严格封控规定意味着，如果一个人检测呈阳性，其所在整栋楼住户都会被拉去集中隔离。

如此封控政策不但残酷、极度令民众反感，而且浪费资源、带来反效果。医院和医保体系的人力财力，正被调去进行全员核酸检测和管理集中隔离点。这样一来，当局搞错了优先事项，老年人和体弱者的疫苗接种则受到影响——中国60岁以上人口是一个特别令人担心的群体，而这一群体当中仍有40%未完全接种疫苗。综观全国，这一关键群体接种疫苗次数，已从4月份的每周60万剂下降到目前的每周30万剂。中共政权出于民族主义动机，不愿批准进口更有效的外国mRNA疫苗（例如辉瑞和莫德纳疫苗），这是抗击疫情的另一阻碍。

在今年晚些时候召开的中共二十大上，习近平全面专注于巩固他的一人独裁——转变自中共以前的「集体领导」独裁统治模式。习近平现在正把他声称全球最优越的「清零」政策，作为实质上的效忠宣誓工具，来吓阻反对、不满他更加集中个人权力的党内资本权贵。在其他危机议题（香港、中国对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支持、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新冷战）上，习近平的默认作法是，在其政策受到质疑时，在自身原本立场上走更远。

因此，儘管酿成经济灾难、失业率飙升，社会上也浮现民众普遍不满的情绪，但习近平似乎仍打算将「清零」政策至少维持到二十大。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之前对中共很友好，但最近却批评中共「清零」政策「不可持续」，而他这番言论在中国媒体被封杀。过去几个月，中国几位知名病毒学家也针对「清零」政策，提出了类似批评——当然，这些评论已经被中共审查机器和谐掉。

清零政策的偏执重创中国经济

自年初起新冠病毒Omicron病毒株开始在中国广泛传播，由于病毒的高传染性加上中国民众接种的国产疫苗保护力欠佳，导致疫情比以往更难以控制。习近平近乎偏执地坚持继续执行强硬的清零政策，这种刻舟求剑的愚行不仅无助于应对当下的疫情，更在上海造成了骇人的人道灾难。在经济层面上，这一波Omicron病毒株所引发的疫情袭击了沿海经济重镇，除了上海还包括深圳、广州。令这些重点经济纷纷陷入了全面或部分封闭状态。据日本野村银行估计，整个中国现时有4亿人处于不同程度的封控管理状态之下，他们在过去每年平均贡献了大约7.2万亿美元的经济产值。

增长目标

中国政府为2022年制定了5.5%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目标，而根据中国官方的数字，本年一月至三月第一季度的增长为4.8%，当然这数字本身也不太可信。一般而言，由于年度的建设和投资项目刚刚启动，第一季度的数字通常会稍低。然而，由于上海作为经济中心的封城状态是由三月底才开始，对经济的影响将在第二季度才开始反映。

所以中共的严厉封城政策会对一个城市经济造成多大影响？这数字可以参考同样进入封城状态的吉林省。吉林比上海约早半个月开始实施封城，对经济的影响部分地呈现在第一季度的GDP增长之上，吉林第一季度的GDP数字出现了惊人-7.9%的负增长！虽然东北三省的经济早已陷入半死不活的状态，但对比起黑龙江5.4%与辽宁2.7%的增长，吉林的经济衰退可谓坠崖式下跌。

因此，可以预计，上海第二季度的经济数字将会出现严重萎缩，可能将出现零增长甚至负增长，而作为经济中心的上海，它的负面效应将辐射全国，长江三角州地区工业重镇首当其冲陷入了瘫痪状态。因此，在理应带动全国全年经济增长的第二季度中，中国的数字很大机会急剧下降，而全年的经济增长也非常不可能达成5.5%的目标。这对于一直走低的经济增长走势而言是一个噩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四月中亦将中国本年度的经济增长预测从4.8%下调至4.4%，但也警告可能会进一步下调。因此总理李克强在四月中就表示要意识到每一波疫情的爆发都将带来愈来愈高的经济代价，要求地方政府平衡疫情防控与经济刺激措施。但具体要如何「平衡」？中共当中似乎也没有人能说清楚。

而当世界各地的其他地方基本已採取与病毒共存，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却仍坚持清零政策，大规模的停工极大地影响了生产与供应链的运作，令外国资本深感忧虑。尤其是这与乌克兰战争带来的巨大经济动盪相吻合。因此，即使脱鈎进程在新冠疫情之前就已开始，但习近平的清零政策正在使其加速，而外国公司也将加快将生产转移出中国。中国美国商会（AmCham China）调查显示， 58%受访在华美资企业下调本年营的收预期，52%的企业表示在华投资计划被推迟或已计划减少投资。商会更称假如中国继续清零政策，将会有更多的跨国企业考虑转移到其他国家。

资金外流

加上中国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问题上的态度令外国投资者更加关注地缘政治风险，西方集团至少在短期内更具凝聚力，中国面临着越来越大的经济和外交压力，包括未来遭遇今天俄罗斯式制裁的威胁，以及经济脱鈎和贸易保护主义的加强。另一个额外的风险是中国和美国之间日益扩大的利率差距，美联储提高了美国的利率，并将美元兑人民币的汇率推高。外资加快了撤出中国。根据人民银行最新公布的数字显示，4月份外币存款录得了负增长，减少488亿美元。这种资金外流的部分原因是美国利率上升，但也反映了对经济衰退威胁的普遍悲观情绪和中国企业违约潮。

外国资金的抽离直接导致了股票市场应声下跌，四月份至今，中国股市就累计下跌了近5%。而中大型股票指数自今年以来下跌下20%，令中国股票市场成为了仅次俄罗斯的全球表现最差股市。

内企危机

当然，这些负面因素并非只针对于外国资本，国内企业同样面临停业停产、工人被裁、消费疲弱、以及债务违约等危机。由于疫情主要爆发在主要工业区，被封控区内的工厂生产线的停工停产影响了下游供应环节，令其他没受疫情影响的地区也面临原料或零件不足而无法生产的困境。华为消费者业务CEO更表示，5月份之后， 所有涉及上海供应链的科技和工业产业都将全面停产。而对于停工的製造业企业而言，停产直接造成产品无法如期交付，因而可以预期将会出现大量的违约诉讼，尤其是对外资企业的违约问题，令国内的资本最为头疼。

有趣的是，网上有消息指有央企因封控政策无法生产，造成海外合约订单无法如期履行合约交货。外资方面却坚持央企要为违约作出赔偿，理由是因为中国对外的主要官方媒体《中国日报》（China Daily）报导称当地没有受疫情影响，工厂已经全面復工。情急之下，央企的领导称中国的官方媒体不可信不应作准，真实情况要看BBC或者CNN的报导。

这反映了不管是实际的封控政策乃至宣传造假都对企业造成了相当的影响和困难，即便是国企都在面临危机，那麽对抗风险能力更低的私营中小企而言，情况更是令他们感到绝望。对很多于处封控地区（尤其是上海）的中小企业而言，长达超过一个月的停工停业令他们的收入直接「清零」。4月30日香港《经济日报》报导，4成受访中小企业的经营者表示他们的现金流已不足以再支撑1个月。这意味着到了六月，这些中小企很可能都将要面临倒闭。而中小企业支撑了中国62%的GDP，当中九成的中小企属于製造业。假如中小企业大批倒闭，将不仅仅是会在数字上重创中国资本主义的成绩单，更会连带波及上下游供应链企业，引发经济危机的涟漪效应。四月份中国製造业与服务业的PMI指数数字在G20各国中双双垫底，情况甚至比深陷战争泥潭同时遭到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全力制裁的俄罗斯还差。PMI是一个显示市场状况和公司预期增长或收缩的指数。

「史上最难就业季」

今年第一季度，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亏损率高达22%，部分城市如深圳更高达40%，这些地区的製造企业可谓已经处于整体崩溃的边缘。而这些企业所面对的困难已经触发了就业危机，而中国政府的清零防疫政策打击了城镇的服务业，偏偏服务业正正是中国城镇最大的就业源，国家统计局的报告称2022年第一季度的城镇失业率已达到5.8%，打破了「十四五规划」中所提出的5.5%上限，也创下了2020年6月以来的新高。当中最触目惊心的是青年群体的情况，16-24岁组别的失业率高达18%。5月初，全国大学生毕业就业率只有约20%，被称为「史上最难就业季」。且这个所谓的「城镇失业率」的统计设计本身就有很大的水份──农民工没有城市户籍，失业后没有任何城市户籍居民所享有的保障，无法长期留在城镇中待业只能回到农村生活，这样的农民工自然就不会被统计入内。而作为中国劳动人口中的绝对主力，农民工失业的情况比城镇居民严重得多。

同时，在几年前还相当繁荣的中国互联网企业也纷纷传出大规模裁员的消息，多家互联网大厂的裁员幅度更有高达两成。大批被裁陷入困境的失业员工被迫转业为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零散工种以维持生计。现时，全国8.8亿劳动人口中有2亿人口属于这种所谓的「灵活就业人员」。因此在5月7日，李克强在会议上就罕有地直截了当称目前全国就业形势「严峻」，并同时提出通过「促进平台经济（互联网行业）的健康发展」，以及鼓励创业创新以带动就业，这一立场似乎于习近平早前对互联网行业严厉整顿的方向大相径庭，突显了两人在经济政策乃至防疫方向取态上的分歧。这是中共正在越演越烈的权斗之一部分。

过去作为决定性经济增长动力的房地产市场亦随着债务问题引爆了金融泡沫后深陷困境。根据 China Real Estate Information 的数据，3月份百强地产公司的房屋销售，比上年下降 53%。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的增速也从去年同期的25.6%，到今年1-3月下降到只有0.7%。按此趋势中国的地产开发投资即将录得负增长而陷入萎缩状态。事实上，全国房屋销售面积及销售额已经双双严重负增长，分别下跌了13.8%销售面积和22.7%销售额。这些出自中国官方国家统计局的数字，都明白无误的表明了房地产市场已正处于一场毁灭性的危机当中。

对于这一系列的危机，中国政府将可能採取什麽样的对应方法？首先综合来看，在过去，拉动经济的三个火车头──消费、出口、投资，现在都纷纷都出现了问题，消费品零售总额三月同比下跌3.5%，四月的汽车销量腰斩。外贸订单无法履约，进出口中断，三月的外贸订单下跌了一半。中国海关总署公布，3月进口总值按年跌0.1%，是自2020年9月以来首次下跌，而外界原预计应当是上升8%。上海海关从业者粗略估计，自处于封控状态以来，每日的帐面损失达100亿元人民币。

四月份灾难性的金融数据

中国人民银行公布了四月份的金融数据，这份数据即便在中国政府极力修饰下依然显得非常惨澹，某些数字甚至比2020年2月首轮疫情爆发的情况下更为恶劣。报告显示，4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9102亿元人民币，同比下跌51%。人民币贷款增量6454亿元，同比下跌56%。而住房贷款的总量更是萎缩了605亿。

有人认为，人民银行一反常态地没有像往常一样于每月12日公布金融数据，而是选择了在13日星期五晚上才公布，正是由于人民银行深知数据反映情况非常恶劣，一经公报很可能触发投资市场尤其是股票市场的恐慌与暴跌。

因此可以看出，房贷总量的收缩代表中国民众的购房意欲亦已「清零」，即使中国政府希望放宽贷款，人民银行亦决定于4月25日下调存款准备金率0.25%，民众亦不愿意再加槓杆举债消费。中国政府亦尝试重新加热房地产市场，针对个人层面，全国各地已有上百个城市开始陆续为房屋限购政策松绑；而对于房企层面，中央所谓的三道红线政策自2021年底亦已名存实亡。但从人民银行的数字上来看，这些间接的刺激政策都没有收到效果。

「润学」

因此，外界普遍预计中国在2022年会再度以增加基建投资，通过这种国家资本主义的政策拉动经济增长并解决需求与就业问题。然而经过了多年的超大规模基建投资，中国不少地方的基建早已陷于饱和状态，再次以投资基建拉动经济效果已变得非常低下，且会进一步恶化本来就已经严重的地方债务问题。

这样暗淡的经济环境，加上当下普遍民众已被疫情防控以及经济危机折腾得近乎山穷水尽，对未来前境失去信心已经成为了普遍的共识并形成了社会气氛。近日一段在网上广为流传的视频正正道出了这种心态，视频显示了身穿白色防护衣的警察上门要将户主拉往强制隔离，并威胁户主称如不就范就会面临处罚并会祸延三代，户主则斩钉截铁地回应「我们是最后一代！」因此，近日中文互联网上讨论最热烈的话题就是「润学」，所谓「润」就是音译自英文「Run」，指的就是讨论如何逃离中国。这是继「内卷」及「躺平」思潮后更为激烈和直接的热门话题。

部分人现时将希望寄託于这一波疫情受控或平息后， 经济重回正轨。然而，Omicron病毒株的特性令它几乎不可能被根除，就如流感一样只会一波又一波的反复出现传播。假如每一次传播就导致一座中国的城市封控一个月，那麽几乎可以肯定中国全年都没有一天是处于「正常」状态，经济活动将永远不可能「重回正轨」。因此，为了在保存颜面的情况下挽救经济，政府可能假装清零，民众假装相信，但事实上与病毒共存。然而毫无疑问，出于确保习近平终身执政的目的，一切的重大政策改变都必须留待下半年中共二十大举行之后。但实际的情况是：有多少企业和多少基层劳动者能挨到下半年──那怕即使在下半年也不见得能迎来改变？

危机重重

因此，可以看出，中国的经济情况是自「改开」资本主义復辟以来最接近悬崖边缘的时间（假如不是已经在往下坠的话）。我们在1月份《中国经济骨牌已开始倒下》的文章中就已经指出，社会上已开始出现信心危机，而仅仅三个月的发展就印证了我们的预测，而上海乃至长三角的封城直接加快了这一个进程，击破了民众对未来的最后一丝冀望。在接下来的日子裡，中国随时都有机会出现爆炸性的经济危机消息。同时，这次危机亦直接显示了习近平为了维护个人的专制以及所谓的面子，令中国社会与基层劳动者付出了多麽惨重的代价。全球范围内的资本主义都因危机陷于瘫痪，而中国的极权统治现正加剧自己的资本主义危机。要摆脱这一困局，只能通过挑战专制，只有推翻资本主义并建立真正民主的社会主义制度，工人阶级民主管理经济，科学而民主地制定合适的公共卫生政策。

「润学」兴起反映中共民族主义维稳愈发无力

中国已经陷入2020年以来最严重一波新冠疫情，在恶劣的封控实施当下，「润学」在中国网络上兴起——「润」字谐音英语「run」（跑），「润学」就是呼吁大家儘量「逃离」中国。

3月最后一周（上海封城第一周），百度移民主题的「移居加拿大条件」搜索量暴涨28倍多，位居中国搜索引擎排行榜榜首，对于澳大利亚、美国等其他西方发达国家的检索也非常多；中共官方4月3日于宣布坚持「清零」政策后，对于移民政策讲解的视频搜索量激增逾14倍。移民机构收到的业务量骤增，谘询者大多为中产阶级，也有不少专业人士。中共警觉事态严重，因此中国各大网络平台很快便不再提供移民相关的搜索量相关信息。

严格限制「非必要出境」

由于感到民族主义宣传愈发无力，以及害怕外汇储备不足、专业人才外流等因素，中共官方用各种办法收紧中国人出国出境的空间。5月初，移民管理局颁布新规，称严格限制、「劝阻」中国公民「非必要出境」（包括旅游和探亲）。即使出国留学、就业等在名义上还是必要事务，边检人员仍然会对出国人员百般刁难，很多人最终仍然被阻拦；很多网民也爆料说，自己不能以留学为名义办理护照，甚至自己的护照被剪角作废，而官方「闢谣」并不可能打消社会大众疑虑。

自从新冠疫情爆发以来，中共政权一直自诩自己严格封控的措施是「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比起西方有着「制度优越性」，试图在中美帝国主义冲突下巩固自身统治；大多数西方国家政府对于疫情的灾难性应对不当（5月17日，美国官方通报死于新冠人数破100万大关），也很大程度帮到这一宣传，但今年奥密克戎变种病毒攻破中国防疫大门，广大工人阶级甚至很多中产阶级都面临收入更加不稳定、生活水平恶化、「内卷」进一步加剧的现状。这些无疑都挑战着中共官方民族主义胜利叙事。可以说，很多人「润」的念头，并非始于防疫乱象，但疫情封控加剧了这一念头。

当前「润学」兴起的一个重要特徵，便是很多中产阶级人群对社会的愤怒，当中部分会走向激进化。所谓「中产阶级」，其实主要是相当一部分小资产阶级和收入较高的白领工人；总的来说，因其所处地位，在社会未处于深重危机之时，这一人群总体上政治冷感、「岁静」或保守，是中共独裁的重要社会基础。但现如今，中国经济已经进一步下行，社会矛盾不断加剧，「内卷」太严重、生活压力太大，政治环境更加高压，很多人便觉得中国并没有比世界其他国家优越，因而动了移民念头——这其中便包括很多中产人士。

但是，即使是「中产阶级」，大部分其实也不具备「润」的硬性条件，大多数人想「润」也只是在封城下的本能反应，而不是有实际计划，在可预见的未来还是会留在中国。那麽广大基层工人怎麽办呢？特别是，中国只有约5%的最富裕人口月收入超过5000元，而这样的收入距离移民也差很远。在当前全球经济危机、民族主义思潮普遍升温的情况下，不但西方「民主」国家不可能为了展现自身「民主」「自由」而真的敞开移民大门，而且中国移民也不可避免会成为他们移民所在地种族主义攻击、歧视和归罪对象。这正反映资本主义的本质：需要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分化来维持统治阶级经济和政治权力。同时，很多民众也会觉得「润」是一种消极的逃避行为，因而不甘心放弃自己在国内的一切就移民出去，仍然坚守在中国。

「润学」兴起的背后

最终真的「润」出去的人有多少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润学」兴起显示，民间对于倒车的社会现状失望和不满的情绪正急剧升温。特别是过去几个月，以防疫为名的粗暴的社会控制持续升级，令中国广泛人口集体震惊，并且惊醒起来。仍然留在中国国内的普罗大众，如果不默默接受现状，或者是「躺平」消极抵抗，就只能起身更激烈反抗。现在中国一切从上到下的社会问题，根源都是在于中共独裁统治，以及其捍卫的威权资本主义制度。群众的社会反抗若要触及根本，必须联繫到推翻现行威权资本主义体制，而这需要工人阶级迈出第一步，发展自己的战斗性独立组织、独立工会和真正的社会主义政党。

疫情封控下中国大学生受尽打压

中国各地都在爆发学生抗议，反对政府强硬的清零政策，包括最近在北京大学数百名学生的示威，吸引了全球媒体的目光。

自今年三月上海爆发了新一轮奥密克戎新冠疫情以来，中国政府处于一个高度紧绷的状态。全国各地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封控。在5月1日，日本金融集团野村估计，中国有46个城市处于全面或局部封城，影响3.54亿人。这样的政策不仅没有解决疫情，反而使群众的生活雪上加霜，造成了人道主义灾难。

在中国的高校制度下，一个大学的学生可以达到上万人，而他们的日常生活都不得不依赖外界的物资保障，这使大学生在高压管制之下面临更困难的处境。根据学生在网络平台上的反映，很多大学生由于得不到及时转运，被迫和阳性病例一起隔离在宿舍楼中，导致很多健康学生感染或者二次感染。在另一些学校，学生也面临只有乾粮，没有新鲜的肉或蔬菜。还有一些材料称，学校连基本的卫生用品或日常用药都无法提供，尤其是需要医院开具证明的处方药，学生们不得不自发地开展以物换物。上海的大学生还报告称，由于封控下达时他们正在实验室或者体育馆，因此不得不就地隔离，打地铺席地而睡。

在物资供应相对充足的学校，情况也不容乐观。在上海同济大学，提供的猪肉中出现了猪肉絛虫的卵，这种寄生虫可能导致患者双目失明、甚至瘫痪死亡。与此同时，上海梅陇镇也出现了猪肉絛虫的案例。可见，这已经不能归结于「个案」，而是高压封控下的制度性问题。可笑的是，政府竟然言之凿凿地说：「未发现不合格的情况」。但是居民和学生录製的视频、拍摄的照片一定不是空穴来风。虽然相关评论在网络上遭到了大范围的删除，但仍然可以搜索到当时拍摄的图片。

在封控区以外，大学生也往往面临额外镇压。一方面，政府自89运动之后一直将大学生视为潜在的破坏社会稳定的群体，另一方面，校方在政府的高压下害怕承担责任。因此，这些地方政府和校方倾向于将大学生严厉管控起来。例如说在珠海市，当全体市民都可以正常工作生活的时候，大学生仍然不被允许自由出入。很多学生必需的办证、考试甚至买药都无法得到满足。在其他地区，有很多学生表示学校只管控学生却不管控教职工。这种高压管制已经脱离了必要的疫情管控，而成为了统治阶级加强镇压力度的手段。

高压管制

面对政府和校方的高压政策，一部分大学生自发地起来组织了抗争行动。相比于前两年的大学生抗议封校运动，今年的大学生运动无论是在思想上还是在行动上都有了较为明显的变化。例如说，在3月，四川大学学生打出了「川大不是官僚的川大」、「团结起来反对官僚主义」的标语，并组织串联罢课和游行。迫于学生的压力，校方不得不宣布解封。受到四川大学学生运动的鼓舞，其他一些学校学生也争相效彷，例如武汉科技大学学生也挂出了抗议封校的条幅，最终迫使校方妥协。五月，北京大学的研究生遭到控制，校方在隔离区外修建了临时的外牆，被愤怒的学生推翻。学生代表还要求校领导签字承诺不追究抗议学生。而另一些抗议者就没这麽「好运」。鲁东大学学生孙健在校园内举着自己写的标语游行，遭到校方和警察的抓捕，最后遭到校方开除。

相比于举横幅或举牌抗议，更多大学生选择在网络上表达自己的不满。在大学生用户较多的豆瓣、知乎和B站，「躺平」和「润学」（意为逃离中国）这样的话题再一次被激烈地讨论。在微博上，大学生们发布了抗议封校的言论。这些信息大多数都遭到网络审查，校方和政府更是沆瀣一气，通过技术手段找到发布此类言论的学生，然后「谈话警告」，以开除作为威胁要求他们删除微博。珠海市一名大学生在公众号中写道：「他们（校方）半夜把我单独叫到会议室，质问我是不是在网络上发表了抹黑学校形象的言论，并多次强调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在武汉，校方禁止学生在社交平台发布和讨论与抗议有关的言论或图片，否则将「给予处分。

大学生目前遭到的高压管控显然已经脱离了正常疫情管理的范围。统治阶级害怕政治动盪影响到他们的权威，因此宁可牺牲大学生的基本权利。我们也看到，大学生组织了一系列的抗议运动，虽然这还处于一个自发和初期的状态，但他们的思想转变有目共睹，很多过去支持中共的大学生也在网络上表示自己感到失望和不满。我们认为，必须要用民主的社会主义方案来替代现在这种政策僵化的独裁制度，这样才能保障学生和工人最基本的生活权利。

连花清瘟胶囊──神药还是神棍？

上海在过去超过一个月的封城灾难中，居民一直面临被困在家中或小区内，不允许外出购物而导致食品、生活必需品、甚至药品都严重不足的情况。由于将2800万居民封锁几星期根本是荒谬且不可行，加上腐败和官僚行政的低效，政府发放的物资对于上海居民而言不过杯水车薪，上海居民只能各自想方设法团购以缓解困境。然而，在整个封城的日子裡，被官方所吹捧的中成药「连花清瘟胶囊」却有着最充足的供应量，保证每家每户都至少能有两盒。民众自然而然的质疑：这到底是「神药」还是另一个为煽动民族主义而编织的「神话」？

药厂的辩解

首先，对于这款中成药，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它绝对不是针对新冠病毒所研发和生产的，而是由製药企业「以岭药业」在2004年「花了15天时间研发」出来的一款中成药。当新冠肺炎在2020年爆发之时，5月药厂就在《植物医学》（Phytomedicine）中发表报告指「连花清瘟」对新冠肺炎的「主要临床症状（发热、乏力、咳嗽等）」具有改善作用，症壮持续时间有所缩短。因此，此药随即被国家卫建委列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中。同时药厂也声称「研究报告」指「连花清瘟」可降低新冠肺炎阳性感染率达76%。这些基本上就是药厂面对质疑自我辩解所提出的「证据」。

而然仔细检视，这些所谓的「证据」非常薄弱。这款中成药事实上是2003年针对SARS非典型肺炎而开发的，而由于SARS非典型肺炎疫情相对短时间内就平息，因此在研发过程中根本没有足够的病患作为样本，随后的随机对照试验以及第四期临床试验也就不了了之。随后在2009年，以岭药业再将此药註册研究用于H1N1流感的治疗，报告的结果被认为未达统计学意义。

直到2020年，「连花清瘟」乘着中共的民族主义宣传东风，在被吹嘘为「国士」的钟南山背书下，成为了中国对抗疫情的神药。《社会主义者》杂誌谘询过一位香港註册的中药药剂师的意见，她认为，以中医体系的角度来看，「连花清瘟」的药方仅仅是对于「症状」有效，而并不代表对「疾病」本身有治癒作用，不可能有任何的「预防」作用。

相比起药效，更令人关心的是背后的利益输送问题。2015年，锺南山就与以岭药业的老闆吴以岭签订了关于连花清瘟药品的合作研究项目，并在2019年成立了「南山──以岭肺络联合研究中心」。因此，锺南山本人与以岭药业有着明显的利益关係，然而，这一层关係却没有在任何一篇论文或研究报告中公开披露。

不仅以岭药业，同时被纳入卫建委《诊疗方案》中的「血必淨」注射药液，由红日药业生产，而红日药业正是锺南山作为董事的天津红日健达康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的主要股东之一（持股12.5%）。

这样直接而赤裸裸的利益瓜葛，在中共的官僚资本主义制度下却堂而皇之地进行着。在被封控的城市，「连花清瘟」有着绝对充足的存货，保证送到每家每户手中。据统计，这样的货运量至少占用了上海封城其间全部运力的三分之一。以岭药业从中获得了巨额利润，代价却是由民众承受着这些药效不明以及安全性成疑的风险。

又是民族主义

中共显然把这一场新冠疫情同时作为民族主义的表演舞台。习近平为了竖立他所认为的「民族自信」，甚至将中国传统医药与现代医学人为地对立起来，让大批网络水军攻击诋毁各种现代药品的安全性和疗效。这一点甚至连很多中国的传统中医师都感到费解。中共一直宣称自己之所以要坚持清零政策是为了保护民众的生命安全，而事实是从製药企业到病毒检测机构都在过程中赚取了难以想像的利润。根据《福布斯》杂誌表示，中国百大富豪中有十分之一都来自医疗或医药产业的。中共专政官僚与中国资本主义体制下的资本家各得其所，而没有任何选择权和发言权的民众却只能成为被宰割的对象。因此，维护群众的利益和健康，不仅仅要挑战中共的官僚专制，更要打倒整个资本主义制度。

上海疫情的悲剧：一场无可推卸的人祸

至五月，上海终于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本市疫情得到了有效控制，取得了阶段性成效。但这个乐观的声明所不能掩盖的，是上海市的灾难很大程度上绝非天灾，纯属人祸——这场人祸并没有随着官方所说“疫情得到有效控制”而终止。

我们处于新冠疫情的第三年，但习近平政权却没有汲取任何科学的教训。连之前与中共友好的世卫组织最近也客气地表示“清零策略是不可持续的”。

在封城后的上海，哪些品牌能提供生活保障物资、哪些企业能成为保供企业，统统由官方拍板决定。于是，受严格管制的物资供应为当地留下了巨大的贪腐空间。在暗箱操作下，大量皮包公司和劣迹斑斑的企业成为了红头文件上的“保供企业”。

上海因为官僚的低效与腐败而出现了生活物资的紧缺，反过来生活物资的紧缺又使官僚与投机者得以更加疯狂地盈利。就这样，上海出现了一幅奇观：在京东等相对有保障的电商平台卡在了保供资格审批上不得送货的同时，一些资质存疑的“保供单位”却顺利获得批准，一路绿灯地为居民送来了臭掉的榨菜、变质变味的猪肉等各路劣质食品，而各地无偿捐赠的物资有的被捂在仓库里，有的被高价倒卖，有的甚至被扔进了垃圾桶。

有人会问，难道社区居委会不是“群众性自治组织”吗？他们难道不能从基层做起、抗衡这种恶劣行径吗？

很遗憾，不能。居委会名义上来看是群众性自治组织，但他们只是自上而下承接上级命令的体制末梢，严格听从上级“从严从紧防控”的指挥，既不群众又不自治；一些居委干部更是颇有官老爷风范，有趁火打劫索要珠宝的，有放任菜蔬在仓库里烂掉的，不一而足。群众即使试图参与到社区工作中去，也只能担任服从命令听指挥的志愿者，进行一些事务性的工作，并没有民主、自治的机会。

“生命至上、人民至上”？

根据习近平的讲话，上海的疫情防控措施都是基于“生命至上、人民至上”的理念，“经受住了武汉保卫战以来最为严峻的防控考验”。

可事实呢？截止五月六日，上海新冠患者的死亡病例共计五百馀例；而作为对照，上海群众自发记录的、不计入卫健委报告的疫情“次生灾害”死者不完全统计就已经有近两百例。这些死者中很多本来可以救回来。但是，有的医院“为了防疫”已经关掉了急诊和发热门诊所以不接收病人入院，有的医院要求病人必须先做核酸检测再抢救，哪怕病人已经不可能活着看到核酸结果；有的社区底气十足地拦住准备就医的重症病人，以防疫之名叫他们“想出去就别回来”；而因为封控而断药、断氧、救护车调度困难则使众多病人只能在小区、养老院里等待已经来不及抵达的治疗，然后默默死去。

他们没有死于疫情——他们死于疫情“防控”，而他们的死在官僚眼里甚至连疫情死亡数字都不是。

“大概在10号到11号，氧气瓶就完全没了，有三个老人很明确是因为氧气跟不上，慢慢地死去。

我们养老院在一个市中心的位置，被上海市的大医院包围，平时救护车也就是5分钟的车程，是很方便的，但是现在拨了120，车子得从很远的地方调过来，要2~3个小时。等待的过程中，老人氧气跟不上，手指、脚趾慢慢发黑，呼吸频率加快，最后死掉了。”

——上海一家养老院长的口述

自始至终，上海和北京的官僚都只考虑了疫情数据与经济数据的权衡取舍。对他们而言，上海的民生在经济数据与疫情数据面前分文不值，所谓“生命至上、人民至上”只不过是政绩单子上的“数据至上”。

在中国官方的神话里，党中央的方针和官僚集团的领导彷佛已经成为了万灵的处方，但在群众目睹了政策的左右摇摆，并为官僚集团的“政绩”付出了巨大代价之后，这一套谎言就再也不能欺骗他们了。群众政治意识的逐渐复苏——从观察与思考现状出发，他们积累下了对官僚的无能、残暴、腐败、乱指挥的愤怒。工人阶级需要组织民主的救灾委员会，接管分配物资和管理社区的权力，才能有效使居民自我组织起来，并严惩扣押物资的腐败官员。

扯下皇帝的新衣——大翻译运动

众所周知，中共的内外宣传有着天壤之别。多年以来，通过建立严格的舆论管制体系，设置网络防火墙、控评、利用信息茧房所带来的信息不对称等等，以更好的操纵和愚弄中国的人民群众，为自己服务。

在今年二月份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事件上更是将这一手段发挥到了极致。一方面在国际上采取模煳的“中立立场”，既反对对俄制裁，并且在联合国投票反对谴责俄罗斯，但又给乌克兰提供所谓的民用物资捐助（这背后必然是基于利益考量），试图在海内外群众面前装扮成“好人”；这些虚伪愚弄了泽连斯基政权，使其要求中国政府向普京施压停战。另一方面，又大肆放任亲俄国公开支持侵略战争的舆论报道（包括假新闻）充斥内地网络平台，甚至通过自己的喉舌媒体发声去支持俄罗斯，比如播放俄罗斯官方和民间的宣传片进行暗示，却限制同情乌克兰或者宣传反战思想以及资讯流出，在这种封闭式单方面灌输的影响之下，宣扬暴力以及好战的狂热民粹主义思想在内地网络甚嚣尘上，比如在俄罗斯刚刚发动侵略后，有关“趁机收留、带走乌克兰美女”的性骚扰言论就在各大平台刷屏。

在此背景下，大翻译运动（英语：The Great Translation Movement， 简称TGTM）应运而生。这是在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期间出现的一场网络群体运动，旨在翻译中国互联网的舆论内容，中国共产党党媒官媒的部分报道以及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人民的“控制与洗脑”，以展现中国共产党治下的中国民粹主义和排外主义立场以及中国部分城市在清零政策下的悲惨景象，促使海内外华人从中国大陆的假新闻与政治宣传中脱离。3月17日，大翻译运动官方推特发文称其目的不是抹黑，而是忠实的翻译“谎言”。

打破中共的两面三刀

大翻译运动最早起源于Reddit论坛的数个中文子板块之间，该运动由“分散在世界各地的00后中国人组成”，他们将中国“局域网”的言论翻译为英、法、德、日、韩和阿拉伯语，“向全世界多角度，深层次，有理据地展现大陆人的言行举止”。简而言之，就是打破信息封锁，戳穿中共玩两面手法的宣传谎言以及中国官方媒体横行多年的民粹主义遮羞布。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大翻译运动出现后，就立刻引起中国各大媒体的极度不满与贬斥，以至于新浪财经、澎湃新闻等等都要反复高呼“过激言论不可取，极端言论不必理”、“境外势力别有用心”的口号标语了。

对于大翻译运动，我们马克思主义者需要辩证地看待，它是充满矛盾的。运动中有进步也有不甚进步的元素。它无疑可以在教育群众和揭露国家宣传中发挥正面作用，但单靠它却不会带来改革。它并不能迫使独裁政权的媒体自我纠正。现存体制并不能通过施压而自我改良。需要一个政治力量来运用这些资讯，并将之联系至一个斗争的纲领。只有建设一个群众性工人运动，组织所有受压迫阶层来反对独裁体制和资本主义，才可以带来真正的改变。同时也要注意到大翻译运动群体构成复杂，大量成员寄希望于虚无缥缈的资产阶级民主，妄想通过文宣工作推动所谓西化，并且相当部分参与者也是右翼种族主义者（因为痛恨中共而迁怒到整个中国人群体），不可能从根本上带来改变，所取得的成果也就只能到此为止了。

大翻译运动的冒起是中共的另一病征——政治和经济病毒正在侵蚀中共（同时危机也在世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发生）。越来越多中产阶级和青年，以至工人阶级对现存秩序感到绝望。当今局势更加展示出工人阶级社会主义出路的需要。

新冠疫情之下：中共民族主义宣传泡影

在经济、国际政治多重危机交织下，上海疫情治理的混乱黑暗又加重了中共政权的统治危机。在疫情这场针对工人阶级的官僚+资本主义惨剧中，中共政权希望以更强民族主义宣传掩盖社会根本矛盾，扭曲群众的激进化情绪。其威胁需要被揭穿，而现实亦不断展现其宣传仅为虚弱的谎言。

上海在爆发性疫情下，在这座以所谓现代化行政管理着称的都市里，物价飞涨、物资短缺、官僚基层管理混乱、资本家囤积居奇等现象成为市民生活的主导，为工人阶级造成了深重灾难。问题不仅指向残暴的清零政策，更指向资本主义—官僚统治体系本身。

而以民族概念压制阶级对立又成为中共以至所有资本主义政权的宣传伎俩。中共不断宣传“集中力量办大事”及“众志成城的团结力量”等抗疫概念，并以美国为案例进行拉踩，向工人们灌输只有中华民族团结和受党一致领导才能渡过危机的观点，并将异议者在网军协助下打为民族叛徒等。

同样，中共利用鼓吹“国产疫苗”、“国产抗疫产品”等转移矛盾，一方面煽动民族热情，另一方面将造成危机的官员大而化小为一小撮卖国的“买办坏人”，将根本性的体系问题偷换成部分问题，许多受毛派思想影响的青年在此时亦被这种民族主义宣传所蛊惑，例如上海市3月曾发文支持疫苗外国进口，毛派将此举视为上海官僚进行卖国买办活动的体现，将阶级矛盾偷换为民族矛盾。

必须揭穿这些谎言，譬如将无人道的全封闭式管控，美化为中共领导下的“全域静态管控”，作出动态清零可持续的假象，亦或是对外宣布上海物资充足，掩盖囤积贪汙物资与饥饿现象普遍存在的惨状，这些谎言都以虚假宣传维持着摇摇欲坠的中国抗疫“神话”。于中国而言，中共政绩至上的僵化动态清零政策只是大大恶化工人阶级蒙受的灾难，而背后的资本主义秩序则是根本原因。所谓团结抗疫，根本目的是消弭工人阶级的反抗行动，打压异见者，维护官僚资产阶级统治的稳固。

民族主义宣传幻灭

其次，我们也看到这种民族主义宣传在危机不断深化下的脆弱性。网络上流传的诸多关于上海疫情中基层管理者粗暴行事、官僚贪汙浪费物资的录像，以及群众诉说生活艰辛的音频，正在激起愈来愈多的失望与愤怒，这让中共的民族主义宣传受挫。中国网民将2022年的上海与1945年国民党统治下的物价飞涨、囤积居奇的上海相比，不仅将矛头指向资本家亦指向官僚。更广泛的，“润学”（研究中国人移民海外的方法的学问）也成为墙内网络讨论的风潮，可以见得许多在疫情中受到打击的群众，对中共的统治能力失去信心，也对中共的民族主义宣传感到幻灭。

在民族主义宣传暴露出脆弱性时，我们亦要看到中共的宣传工具由强大的舆论管控工具所配合，并在统治危机加深时，必将加大民族主义蛊惑的力度。同时民族主义情绪仍在群众意识中仍拥有一定市场。粉红群体与激进化的群众意识的对立将进一步加深，必须妥善应对这种政治意识两极化的趋势。

所以社会主义者必须坚持阶级斗争、国际主义的观点，并有需要将工人群众组织起来，用国际工人团结抗争回应民族主义幻想，只有追求团结抗争，对抗中共领导下的独裁资本主义体系，才有机会建立工人民主管理的计划经济体系来改善疫情中的社会治理，不让此波疫情中的人道主义灾难再次发生。

渔沟中学“6+1”事件：政府洗白使小粉红感“被背叛”

2022年3月31日晚，安徽渔沟中学发生了一起校园欺凌惨剧，少年王鑫磊在学校宿舍被一名高年级学生带领6名同伴殴打致死。次日一早，王鑫磊的家长来到校门口，其父身着军装申冤哭诉，并拍摄视频请求公众关注。该视频一经传播，迅速激起广泛关注和同情，成为当下最热点的公众事件。

不久后，当地警方就此事发布了情况通报，称“王鑫磊系与另一名同龄同学的肢体冲突中死亡，不存在群殴情况。王父为普通农民，并非军人。”公众对此并不买账——事实上，中共近年常常对网络热点事件进行蹩脚地“辟谣”对民意堵嘴，已经彻底失去了公信力。民众纷纷到当地警方的社媒帐号下斥责当地警方的无耻、政府的腐败，广泛上传自媒体视频，提出要求政府公开调查、伸张正义的诉求。

而中共官方的回应则是要求各媒体平台采用取消相关热搜、删除评论、屏蔽视频等手段，强力压制高涨的民意。官媒“山东观察”甚至因不顾禁令持续关注报道渔沟中学事件遭到抖音的封号。王父也再次发布视频要求网友不要再传播此事，眼细的网友发现其身上有被殴打的痕迹。

官方此举让许多义愤填膺的“小粉红”们大感寒心，纷纷表示“如果事情一直被压，就再也不相信党和国家了”。面对这些包括退伍军人在内的失控民族主义者，为了维护中共统治所培养的民族主义，中共出动了另一批网军，指责他们是破坏社会稳定的“1450”（台湾间谍、境外势力）。

“校誉”

这种指责显然是荒谬的。来自中国的读者一定亲历或目睹过校园暴力：中国学生不但要长期遭受到来自学校、老师的体制的恐怖高压，同学之间的关系也遵循恃强凌弱的丛林法则。学校在处理校园暴力事件时总是罔顾校规法纪，根据家庭背景、学习成绩偏袒一方或干脆大事化小，而且为了所谓的“校誉”而掩盖事件。相当部分网络上的小粉红都是大城市的中产阶级下层青年，但之所以心甘情愿成为民族主义的拥趸，与其对现存生活感到不满、渴望得到虚假的民族共同体给予的庇护有直接关系。中共公开庇护行凶者，自然让部分小粉红幻想破灭，深感背叛。 可见民族主义势力的失控可以使中共统治更加不稳。

我们的认为，应对如此惨烈悲剧，必需包括学生、教职工与家长成立独立的调查委员会彻查真相、追究责任。学生有权成立独立的学生会，团结起来参与制定政策以防止校园欺凌。可是，中共各级官僚不可能容许任何挑战其权威的自治组织、威胁独裁政权稳固的民主诉求发展，他们只会粗暴地镇压民意，纵容行凶者、学校和警察沆瀣一气，为“负面新闻”洗白，炮制6+1=1的谎言；因此，中国青年只有在革命社会主义的纲领指引下团结对抗整个反动的独裁政权，才能根绝这种暴虐恐怖。

996惨剧：上海设计员工被累死

2022年2月16日，有网友发布《尤安设计员工曝同事疑似被累死》一文，引发热烈讨论。文章爆料，上海名为“尤安巨作”的建筑设计公司，26岁设计师赵磊在15日清晨因过度加班在出租屋内猝死。随后，赵磊生前的同事向媒体披露，“尤安巨作”一直存在加班现象，公司规定的上班时间是上午九点到晚上六点，但是员工能十点下班就算是很早的了。赵磊在毕业后就来到这家企业工作，整整两年没有回家，结果却被克扣了年终奖金，这种事情在“尤安巨作”也不少见。然而，17日上午媒体记者采访该公司负责人，负责人却矢口否认员工猝死与加班存在关系，“加班猝死纯属造谣”。

这样的悲剧是中国996劳动制度的又一起“杰作”。所谓996制指的是员工从早六点工作到晚九点，一周工作六天的制度。这样的劳动时间并不包含午休、午饭等休息时间，已大大超出了八小时工作时间的上限，而且员工为了不被公司开除，不得不拼命加班，竭力完成老板分配给他们的各种工作；就算没有额外的工作，他们也必须加班来赚取更多薪水，以便养家煳口。这样残酷的压榨本身就是慢性自杀，而猝死结局。在盘剥员工的同时，老板们也学会了如何回避责任、将悲剧的过错推得一干二净：他们会想办法消除公司考勤系统的记录，然后派出水军四处压制舆论，再用威逼利诱，迫使受害人家属和同事沉默，最后用一些空头支票消散公众的不满。

独立工会的力量

面对企业的压榨，员工个体很难做出有力的反抗。有些人乞灵于中国政府的仲裁和调解，然而中国政府早已选择与企业家首鼠两端，他们声称“一切都为企业家让步”！中国政府的统治基础是资本主义，它不可能也不愿意真正反对“资本”。数年来的斗争经验都用血淋淋的事实告诉我们，唯一能与资本抗衡的便是员工团结起来的力量。“团结就是力量”证明了工会的意义，它并非中共和企业家控制的、只会发月饼甚至打压罢工的“工会”，而是为了保护员工利益、群策群力的战斗性工会。也许最开始的斗争只是磨洋工和劳动仲裁，但是斗争的激烈与残酷会让劳动者开始走向这条道路。

社会主义者强烈抨击996等极端不人道的劳动制度，认为劳动者应当享受充足的休息时间与良好的工作待遇，支持工人阶级为改善自身条件而进行的种种斗争。我们必须认识到，劳动者应当组建战斗性的独立工会，才能在于老板的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建立战斗性的独立工会只是第一步，彻底结束996工作和剥削压迫的唯一方法，就是建立由劳工自下而上民主管理的企业，以及民主的计划经济体制，为此全体无产阶级都应团结起来，反对资本家与官僚的独裁统治。

唐山烧烤店事件：成因远不止“黑恶势力”，更源于制度性暴力

6月10日凌晨，在唐山“老汉城烧烤”烧烤店，男子陈继志性骚扰一名女顾客不成，因而恼羞成怒、殴打该名女子，并随后演变成与一群同行男子围殴4名女子。相关视频在网络流传迅速。这一事件引发了广泛的强烈愤慨。众多网民强烈谴责此事件，并且设法搜出这些打人者的身份。很多女性谈及自身生活中面临的性骚扰、性暴力威胁，亦有不少网民看到此案而联想到之前徐州铁链女一案，以及之前在浙江台州、云南丽江等地发生类似的暴力事件的明显关联。群众意识正在大大改变，认知到这种事件不是孤立个案，而是中国广泛的性别压迫问题一隅，也开始看到腐败的制度和官员是制造祸害的元凶之一。

事发后所有打人者全部被捕，但官方并非认真对待性别暴力。殴打发生时，唐山警方收到多通报警电话，但把事件标记为“一般打架”、30分钟后才到场，大部分行凶者是在距离案发现场很远的廊坊乃至江苏才被抓到。从流传的照片看，至少2名女性受害者伤势严重，然而官方通报却是说遭殴4名女子“轻伤”或“轻微伤”，并且受害者的情形至今仍然不明。

官方所作所为实质是转移焦点，把案件描绘成单纯的黑帮犯罪，旨在掩盖性别暴力，并借以加强警察对社会的控制。公安通报把重点落在行凶者的非法拘禁、洗钱等前科；各中共官媒仅是声称事件挑战了法律和“大众的安全感”、把案件定调为“涉黑涉恶”；最高检和唐山政府，则宣布常态化“扫黑除恶”。黑恶势力客观威胁群众安全、应被铲除，但官方表态明显是掩盖不平等的父权和阶级社会制度下，对于女性的系统性压迫带来的性别暴力问题。事实上是中共腐败体制下，黑帮自然与建制有相当的勾结。唐山市公安部更公告将该案件转由廊坊市的公安局实施侦办，因为当地公安部门很可能为涉案的恶势力提供“保护伞”。

此外，目前已有265个新浪微博帐号因所谓“挑唆性别对立”而被封禁，其他中国大陆社交媒体平台也在封杀很多批判性别压迫问题的言论。唐山市以疫情防控为名，要求外地人要在到达唐山48小时之前获得当地社区批准、到达后须签署保证不外出的保证书、记录自己市内行踪并拍照证明等等，实则阻挠外界了解真相——正是因为官方充当保护伞，女性受暴问题才一再发生却又最终不了了之。

中共当然是在歪曲事实，从而为加强镇压、扩大警察权力找借口，把焦点从女性受压迫问题上转移开来。中共抹黑女权主义、宣传女性应服从核心家庭观念、促进生育和婚姻，并加强对妇女生育权的控制。在中共官方引导之下，加上网络审查，目前墙内已经有很大一部分评论只说支持“严打”、判行凶者死刑或者无期徒刑等，但仅是强力的警察镇压，并不会改善中国社会中针对女性的性别暴力问题。实际上，整个中共独裁机器正是充斥并包庇着性暴力，家暴和性侵事件往往被轻判甚至无视，张高丽等权贵的施暴者常常能够逍遥法外。

同时，中共却害怕群众对性暴力事件产生愤怒，因而作出表面的让步。去年爆发的阿里巴巴女员工遭性侵案，被告之一王成文曾经被裁定有“猥亵行为”但无犯罪。但案件在今年6月22日却出现转折——山东济南一间人民法院一审宣判，另一被告人张国被以“强制猥亵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半，显示司法受到民众压力被迫改判被告坐牢。

性别暴力也并非凭空产生，而是联系到资本主义阶级制度——统治阶级需要暴力来维系统治，当然会病态地美化暴力行为；为了试图拯救生育率，同时不侵犯资本家总体利益，如今亲资本的中共势必强化父权制度与“阳刚之气”，并且为了对国内民众煽动民族主义，而鼓吹攻击性的“战狼”外交——这些都会衍生或鼓励到各种暴力言行。

无论官方如何引导舆论，性别暴力问题已是暴露无遗。地方黑恶势力、中共独裁机器与资本主义彼此交织，也维系着性别歧视与压迫的现状。所谓“雷霆风暴”整治行动并不会解决问题，用意仅在于加强镇压，并削弱群众自我抵抗（这也能解释道为何案发时，旁观男性顾客不敢劝阻施暴者——生怕自己见义勇为，反而被警方认定为斗殴，而自身也是社会弱势、无力承担司法后果）。根本分歧在于控制着社会绝大部分财富和权力的极少数富豪精英，与工人阶级为主的广大受压迫群众，而中共政权是与前者站在一起。因此，女性、全体工人阶级、年轻人及其他受压迫者需要自我组织，对任何官方机构都不抱幻想，以反中共独裁、反资本主义的纲领，直击性别压迫与对女性暴力的根源，从根本上对抗性别压迫。

中国：三十年以来最严重的危机

习近平成为中国终身独裁者的如意算盘，如今阴云笼罩——这正是一系列经济和政治的灾难。“清零”政策下的封城瘫痪了中国各主要城市，重挫了GDP增长，并将失业率推向新高；此外，还有如乌克兰战争不断加剧的帝国主义冲突。中国社会被猛然推入了三十年来最严重的危机。每个社会阶层都对于经济怀着深重的悲观态度，并担忧着未来可能的发展。粗劣的“清零”政策已经激起了对中共政权前所未有的愤怒。

据报，习近平已经指示高层官员要不惜一切代价，确保今年的GDP增长率比美国高，然而除非美国的经济出现硬着陆，否则这不大可能发生。彭博社已经将中国的GDP增长预测值下调到2%，而美国的增长预测则为2.8%。当前没有任何一间国际预测机构对中国2022年的GDP增长给出4.3%上的估算，远低于中国政府定下的5.5%目标。

中共今年稍后将要召开五年一度的党大会，习近平将在其中延任他的总书记第三任期，或者恢复早已废置的中共中央主席职位。党大会的作用不过是一个橡皮图章的仪式，而真正的决定早已由约40名官僚资本主义的头目在一系列黑箱交易中事先决定好了。

习近平高度集权、废除了过去四十年的“集体领导”制度（这个制度起源于邓小平发起的资本主义复辟过程）是中共政权与中国社会面临深重危机的表现。社会、政治与地缘的紧张状态正接近爆点。这些内部压力迫使中国资本主义寻求更高的国际地位，并是帝国主义冲突的根源之一。与此同时，中美新冷战又加剧了国内矛盾。

在今年，为了尽可能平稳地实现他的终身统治，习近平将稳定视为压倒一切的需要。在总理李克强于今年三月的人大会议递交的政府年度工作报告中，“稳定”一词被提及了76次。然而如今稳定却无从得见。

清零政策

今年，因高传染性的奥密克戎（Omicron）变种病毒疫情爆发，引发了专制下反乌托邦式的镇压行动。2022年的封城规模之大是人类史无前例的。超过3亿人直接受影响，必须忍受数周的居家隔离、失去收入、食物短缺、新冠以外的疾病得不到治疗，以及官僚暴力。甚至远离封锁区的地区也受到严重影响，表现在消费的骤降——因为人们害怕他们可能也将会面临封锁。

国家的网络审查令大众无法质疑习近平的“清零”政策。甚至世卫组织的温和批评（说清零政策是“不可持续的”）也被屏蔽掉。全球资本主义逐渐意识到，习近平政权将把这种“清零”政策至少坚持到中共二十大之后，并且全然不顾其极深重的经济代价。

经济代价已经表现在经济的急速下行，其中第二季度GDP极有可能会衰退。同时，已经有着过重财政负担的地方政府，现在又多了一个沉重负担：必须自行支付市民每隔72或48小时做一次的核酸检测资金。东吴证券发布的报告显示，为中国全部的一二线城市（涵盖5.05亿人口）进行常规核酸检测将要每年花费1.7万亿元，而这占中国GDP总量的1.3%，甚至超过中国每年1.45万亿的军费！

大部分地方政府都深陷于严重的财政危机。这是由于土地销售的骤减（根源为房地产泡沫的破裂）与税收降低（根源在于封城和政府减税政策）。日本银行野村证券表示，今年中国地方政府的资金缺口总计将达到6万亿人民币（约合8950亿美元）。全国各地的地方政府都正在对公务员减薪，甚至拒付2021年以来的奖金。

经济体量等同于阿根廷的上海，从三月下旬就处于封城状态。当局名义上在六月初解封，但随后官方又重新实施封城，如今这座城市的部分地区仍处于封锁。而北京名义上没有处于封锁，但自四月末以来，该城市的过半地区都曾在不同时间处于全面封锁。由于大规模民意反弹（主要来自上海）大量涌入社交媒体，甚至突破了火力全开的审查机器，如今媒体不得使用“封城”一词描述北京情况。

对于工人阶级，“清零”政策意味着更严重的剥削、更少的工资与更多的债务。例如在上海就有几乎五百万来自更贫穷省份的农民工。在封城期间，这些工人没有工作也没有收入。为了维持在上海这样一个大城市的生存，大部分农民工不得不与数人合租一个房间——不是一个公寓，而是一个房间，甚至仅仅一张床。在平常，这些工人仅仅在睡觉时回家，加班数小时以弥补生活费用。在封城期间这样过度拥挤的环境更是无法忍受。

为了满足资本家，特别是那些越来越多地从中国撤资的外国资本家的利益，在封城期间，一套“闭环”系统在部分工厂实行。这套系统意味着工人不是居家上班，而是直接住在工作的地方。例如，在上海的特斯拉巨型工厂中，数千汽车工人自封城起就睡在工厂地板上，每隔十二小时换班，每周工作六天。

在苹果公司的供应商广达电脑的上海分部雇佣了40000人，大多是低收入的农民工。在奥密克戎开始在厂区高墙内传播时，约100名工人为了逃脱与保安发生打斗。工人们控诉公司隐瞒疫情爆发且不隔离阳性患者。这个案例揭露了所谓“闭环”就是以工人的健康和生命为代价保障资本家的利润。

在上海一地，自三月起已经出现了至少七次与疫情有关的工人抗议。一个网络上流传的视频显示，数十个穿防护服的“大白”为争取所拖欠的工资游行抗议。另一场五月的抗议中，出现了“大白”与警察的冲突。抗议起因是政府违背让他们在返回家乡前，在酒店中隔离的诺言；而是将他们送往他们自己曾在其中工作的，条件极差、拥挤的方舱中心隔离。

社会控制的工具

以上的事件证明，中共政权声称自己防疫政策是“人民至上”就是个彻头彻尾的谎言。这同样也能用来回应国际上一些左翼组织：他们被中共的宣传所迷惑，因而支持中国的防疫政策、将其视为相对西方灾难性的防疫模式更进步的替代选择。实际上，中共的政治立场和西方政府同样反动、反工人阶级，同样维护资本主义。

习近平政权重视进行大规模核酸检测，掀起了核酸检测行业的“淘金热”。表现其一便是仅在去年就有超过400家核酸检测公司成立，其中许多公司都与中共统治精英有联系。财新传媒有报道指出，核酸检测公司在2022年第一季度获得巨额利润，如迪安诊断的收益上涨了122%。北京万泰生物是快速抗原检测的生产商，该公司的利润增长了198%。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新冠检测板块中，20家公司的净利润在2021年中翻倍。在中国最富有的100名亿万富翁中，超过十分之一出身于制药业与生物科技行业。

习近平政权不仅在坚持“清零”，还在将其转化为一个常态化的机制。大规模检测和隔离的基础设施正在迅速膨胀，全国范围正建造成百上千的永久性检测点。

如此一来，借用抗击疫情这个托辞，习近平政权显着强化了社会控制和镇压的机关。当局利用强制性的健康码来标记全体人员，使居民的行动受到严格限制。人们在超市购物或在公园遛狗时，需要展示智能手机上的绿色健康码。这项技术在两年前新冠疫情初期并不存在。当时震惊世界的武汉封城，比今年在上海和其他地方的封城要温和得多。

在警察国家手中，这项技术将不可避免地被用来镇压工人和其他挑战当局的人。这一点在河南省省会郑州尤为凸显，四家地区性村镇银行因庞氏骗局暴雷，导致100万储户无法从账户取钱。5月，数百名抗议者从中国各地来到郑州，要银行还钱。6月，当一场新的抗议活动召开时，储户发现他们的健康码在抵达郑州火车站时由绿色变为红色。但是，郑州是一个目前没有新冠病例的城市。警方围捕并隔离了抗议者，然后于第二天将他们强制送回家乡。

官媒罕见地一齐抨击郑州发生的这个事件。《中国日报》抨击市政府“越过了危险的红线”。就连民族主义小报《环球时报》也警告称，此类违反卫生法规的行为将“损害这一监测体系的威信”。这种有限的自我批评反映出官方知道公众非常不满。随着经济危机的恶化和残酷的新冠防疫政策的延续，民众的不满情绪有可能爆发。

经济直线下滑

经济危机并不只是（甚至并非主要是）因为习近平的“清零”政策，然而“清零”大大地加剧了经济下行这个情况。去年，房地产泡沫的最终破裂是决定性的经济转折点。房地产部门占中国GDP的28%。它是中共债务驱动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模式的主要动力，而这一动力现在已经失灵。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是，目前的债务水平超过了GDP的300%，这限制了中共通过金融刺激实现经济再增长的能力。全球资本家及其中国同行对中共没有与2008年甚至2020年规模相若的“大刀阔斧”刺激计划，而感到越来越悲观。

在过去的工国委CWI（ISA的前身）辩论中，国际书记处的前领导层认为，中国的高度国家控制是其斯大林主义历史的遗产，使该政权具有管理好经济以避免危机的独特能力。他们因此认为，中共能够做其他政府做不到的事情。

这确实正确，但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夸大中国的特别之处，可能会导致分析和观点上的失误。包括中港台的同志们认为，仅仅指出中国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的“独特”特征（具有明显官僚和国家干预特征的独裁资本主义经济，而非计划经济）还不够，还需要强调其局限性。这些差异并没有像一些资产阶级评论员想象的那样，赋予经济无敌或免于危机的能力。归根结底，尽管过程可以在不同的时间尺度上进行，但资本主义经济的规律本身是正确的。

房地产泡沫的破裂显示了“中国例外论”的矛盾两面。中国房地产市值55万亿美元，是美国房地产市场的两倍。这是前所未有的债务驱动扩张的结果，这是由于中共对银行系统的控制程度，以及城市和地区管理部门在通过快速基础设施建设推高地价方面的决定性作用。

国家政策为庞大的私有房地产市场的发展提供了框架，同时数百万中共地方官员通过金融投机积累了惊人的财富。但今天，随着房地产市场的过度扩张（买家不足，人口危机不断扩大，各个方向都有债务），同样的国有银行拒绝为苦苦挣扎的房地产公司提供资金，而地方政府本身也面临着历史性的信贷紧缩。

新屋销售额连续11个月下降，5月份同比下降59%，创下历史新低。尽管北京和许多地方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刺激措施，以吸引买家重返市场，但市场崩盘仍在加速。去年，房地产泡沫的破灭首先表现为恒大集团等大型开发商的流动性危机。正如我们所解释的，这只是冰山一角。这一点已经得到证实。此前四年（包括去年）共售出1300多万套住房，但今年的总销售量可能下降三分之一或更多。

消费者支出的崩溃与房地产危机有着相同的根源。人口危机、出生率下降和结婚率下降是重要因素。与2019年相比，工人和大部分中产阶级的境况明显恶化。许多人受到了减薪和失业的打击。人们对承担更多债务的态度更加沉默。像许多公司一样，家庭选择优先偿还现有债务，而不是进行新的开支。

新冠疫情和封城加速了消费者的习惯转变，其根源在于收入下降和工作不稳定状况增加。特别在年轻人中流行的“躺平”思潮，就是这一趋势的一种表现。他们正在摆脱消费主义、债务和中国资本主义的高压生活方式。

与去年相比，过去三个月的零售额分别萎缩了3.5%、11.1%和6.7%。第一季度手机销量同比下降14.1%，因为年轻人拒绝总是需要购买新款手机的狂热情绪（也就是“躺平”）。2022年前五个月，新车总销量下降了12%以上。

这些指标给中共政权显现出的是严峻的情形。20年来，中共政权一直吹嘘将国内消费（而非固定资产投资和出口）作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然而，2021年的消费仅占GDP的38.5%，这一比例低于20年前。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疫情期间，支撑经济的是中国强劲的出口增长，而不是国内消费。这种增长是基于暂时的趋势，因为封锁和在家工作为中国制造的笔记本电脑和其他电子设备创造了巨大的市场。这一趋势正如预期的那样逐渐减弱。今年迄今为止，中国笔记本电脑的出口下降了16%。

失业率飙升是中国经济问题最令人担忧的指标。北京大学学者6月份的一份报告警告称，中国的失业率可能达到2020年的水平，当时有12%的劳动力失业。

官方失业数据低估了实际情况，因为排除了2.9亿农民工。然而最具爆炸性的数字是16-24岁的失业率，这在5月份达到了18.4%的历史新高。这是美国青年失业率（7.9%）的两倍多，也高于欧盟同一指标（13.9%）。一千万大学毕业生将在未来三个月内进入劳动力市场，到目前为止，只有20%的人找到了工作，而去年同期有60%。

新程度的经济困难和不确定性正在塑造年轻人、工人和农民工的意识，他们对中共管理经济事务能力的信心彻底动摇。年轻一代的激进化反映在社交媒体上——那里是中国有限的公众讨论和社会评论的唯一渠道。

2020年的网络流行语是“内卷”，意思是因为缺乏资源而疯狂竞次。2021年，尽管还不意味着有明确的阶级意识，“躺平”思潮更为明确地拒绝了中国资本主义的疯狂竞争。今年的流行语是“润”，甚至被称为“润学”，尽管这不是一场运动，而是一种强烈的社会情绪，但是正如前面提到的其他例子一样。“润”起源于公众对上海封锁暴行的强烈反对，尤其是渴望逃离这个国家以逃避镇压和极权统治。

这些群众意识的转变标志着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群众越来越不认同中共的统治，意识到了整个社会的危机。这自然只是第一阶段，还不是一个连贯的替代方案，但却是对旧规范和幻想的决定性突破。

随着习近平试图在未来几十年巩固自己的控制，下一个时期的统治将更加动荡不稳。中国的人口危机——劳动者和消费者规模的缩减——及其停滞不前的债务驱动经济，越来越有可能破坏该政权超越美帝国主义的庞大野心，当然美帝自身也面临着严重问题。对于社会主义者来说，随着世界资本主义两大经济和军事强国进入前所未有的危机和政治动荡阶段，这些发展具有巨大影响。

河南村镇银行爆雷　储户维权示威遭流氓暴力袭击

自上月开始，河南多家村镇银行“爆雷”，涉及全国共十几万储户共计近400亿元人民币存款。河南政府当局为阻止民众到河南维权，将1317名外地储户及其家人的“健康码”转红，不管他们是否有意到河南维权都令他们寸步难行。这种公然滥权的行径令中共中央政府都无法包庇辩护，象征性地处罚了几个官员。这也令民众对“健康码”的信任完全破产。

而银行危机依然悬而未决，地方政府搪塞称这是个人的金融犯罪行为，会继续追查并追回赃款，但这一承诺遥遥无期。中央政府置身事外，对事件发展听之任之，也显然无意动用银保基金赔偿储户以平息事件，这种奇怪的态度令人不解。因此有人猜测要么同类型的银行问题可能遍及全国各级银行，规模远超想像，将来爆发同样危机的话银保基金将无力支付；要么在官僚腐败操作下银保基金根本已全面亏空，连现时400亿的存款金都无法保障。

因此，7月10日近3000名全国各地的村镇银行储户到郑州人民银行支行外示威，打出反腐败、反暴力、反滥权，要求人权法治以及要求取回存款等标语。地方政府当局派出大批警察将示威者围困在银行门外，更有大批身份不明的“白衣人”组成人链围堵示威者。随后白衣人出手袭击殴打示威群众，从网上流传的片段可见，白衣人以整齐的队形小跑冲入示威群众当中施暴。这次暴力袭击绝非自发，而是有谋划的。毫不意外，很多人怀疑这批流氓根本就是警员伪装。

这一熟悉的画面马上令人联想到香港2019年抗暴中的情况，当时同样多次发生警察暴力，国内民众开始将两者作出类比。民众愤怒于政权暴行之余亦开始反思及怀疑中共2019年对反对警察镇压、争取民主权利的香港示威者的抹黑和谎言。这反映了中国民众意识的改变。这一改变也突显于上海封城，当时民众已开始表示自己开始理解香港民众为何奋起抗争，表明民众对发生在自己身上的种种不公待遇正瓦解过去中共所编织看似牢不可破的种种谎言。郑州这一重大事件仅是中国将要发生的事情的预演。深重的经济危机、政府内部权力斗争、愈发无理与残暴的“清零”防疫政策，正在点燃爆炸性阶级斗争的导火线。工人与青年需要独立的工会和学生会等民主控制的集体组织，确保斗争能够胜利。  

历史社会条件概论

作者 王庆民 写于 二零一九年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人的本质是一切关係的总和，人本质上是历史社会条件的产物，本文将从论述半无产阶级的历史社会条件与半无产阶级的人生的角度论述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正确性。

我叫王庆民，1994年出生于河南省北部县城--滑县。我父母都是县城事业单位的普通职工。壹场婚姻变故，改变了我未来近20年的命运。在我壹两岁时候，因为各种原因（因为父母都不想向我客观全面的讲事情的前因后果，所以内情不是很清楚。据我后来打听，以及对父母双方的说法的分析和去伪存真，主要可能是因为他们二人感情不和、两家人裏边其他家庭成员之间的隔阂矛盾，以及对我的抚养教育方式等问题引发的冲突），我父母，最后走向离婚。当然，离婚本身并没什么，社会上离异家庭有很多，但是这次离婚事件之后引发的问题却是非常严重，包括做出的壹些匪夷所思的决定，对我未来的学习、生活产生了决定性影响。

据我后来了解，因为这个矛盾我父亲壹方的家庭为了避开我母亲娘家人的追打（这个我后来问过我母亲，她否认了这壹点，其他壹些当时的旁观者也不太认同这个说法），或许还有其他原因，和我祖父母、父亲、姑姑壹起搬迁去了另外的地方生活。当然我也被带往外地。

在外地生活的大约七八年时间，期间我姑姑因为这件事（她和我母亲娘家人壹直有激烈矛盾）刺激有了壹些精神问题（近两年轻的多了，那些年很严重），经常性发疯（不是比喻，是真正那种令人恐惧的精神异常情况下的行为。），例如摔碗筷、挥舞擀面杖、菜刀、大呼大叫等这些危险、令人害怕的行为。瓷碗摔烂了只能买铁碗铝盆。这些我都在场看着，这种事主要发生在我大约5-10岁时候。至于对我，她经常瞪大眼睛（那种疯病下的恐怖眼神），或者出言恐吓（把妳打死、妳个xx、妳xx等话），比较大的时候就挖苦讽刺，或者平常说话时候恶声恶气的说。还有过冲我脸上吐痰，味很大，很浓的痰。我有时候反击，对着吐，但是只有壹点痰末，她吐的很多。至于打我的次数，倒不是很多（不多指不是天天打，但是十几年累计至少也有壹百多次吧，而且吓唬我的次数比这多得多了），主要是我父亲和祖父母的阻拦，加上太小的时候对具体被打也记不太清，不过对于那种发狂或者吓人的恐惧，现在还清楚记得。打人时候我很小，胳膊腿都没她长，所以她打我时候还用另壹只手压着我，摁着我，让我打不着她，她却能打的着我，让我挥着胳膊踢着腿都够不着她而受欺凌，而且此时她还很得意和猖狂，并且以此故意气我。还发生过她发疯时候把我头摁在水盆裏“洗头”的这种事。我父亲很少直接打我，但是在我姑打我时候，有很多时候是拉偏架，拉住我让她打，有时候我姑打我他还喊“好、好”之类，不过次数很少。这些事情对我童年时候的心理留下了很多阴影，尤其是形成恐惧感和极度缺乏安全感的心理，对后来的学生时代的思想、行为影响也很大。
相对于这些，家庭变故给我最大的影响是没有接受小学教育。由于去了外地，而且这些时间裏又曾经多次变换过居住地，加上我父亲、我姑以及祖父母的别的事情（这些不方便在文中说，想了解的人我可以当面讲），而且根据我家人的说法（怕母亲家人找到我把我抱走什么的有些匪夷所思的理由。虽然感觉很奇怪，但是后来看到很多父母卖自己的孩子、母亲吸毒把孩子留房间饿死之类，我这个其实也不算太奇怪、太匪夷所思），就没有去当地小学，而是在家裏由我父亲教我识字读书，买了壹些课本之类，还有以前他的老课本，用半教半自学的形式学习。至于我的意见，那时候我才几岁，既没有独立思想，又没有能力抗拒，自然只能接受。

当然，在那种恶劣的家庭环境裏，基本道德、基本行为规范、人际交往能力，日常言行举止这些当然都没有系统全面合理的教，或者有些方面就是空白，连最基本的和人打招呼、还礼这些基本礼仪都不懂不会，清洗个人卫生这些也都不会，也意识不到。

不过，识字阅读方面倒是还好，而且由于没有布置作业之类，还有很多空余时间看了壹些父亲年代的老的初中乃至高中课本，虽然当时大多数不完全懂，但是对后来中学学习还是很有帮助。尤其语文、历史、地理看了很多。而且文科的东西影响往往是潜移默化的，不管是固定性知识，还有价值观影响，都慢慢渗透进我的记忆，我的内心。虽然家庭经常吵架，甚至打起来（我祖父母当时60岁左右，和我父亲、姑姑他们之间互相埋怨，争吵，我姑不正常时候摔东西，他们三个去拉住，抱住，总之很恐怖），但是我有机会就去另壹个房间，也没有电视电脑，当然那时候更没有智能手机，所以看那些老课本，还有旧杂誌、旧报纸，甚至壹些小人书连环画，下意识的逃避这些家庭矛盾和恐惧，反倒是在这个过程裏认了不少字，有了对阅读的兴趣，也成了我后来比较擅长文科的伏笔。至于数学，当然因为没有系统学习，自然很糟糕。英语虽然有些老课本，但是同样是因为没办法教，所以也是到了初中上学之后才正式学习。在这期间，邻居、亲戚曾经问过父亲及其他家人，为什么不让我去学校，还有平常出门时候其他在墙根坐着的老人、各家媳妇这些人也都七嘴八舌议论，投来异样眼光。至于同龄人，因为我没有去学校，所以也没多少机会接触，偶尔和邻居或者老家亲戚的孩子壹起在他们家看看电视什么的。

这样过了壹些年份，后来终于回到了滑县，然后又重新买了房子定居。这时候我差不多该上小学四五年级了，但是家裏仍然不想让我去学校，而那时候我自己由于孤立时间长了，对外界其他同龄人也有隔阂，这时我已经11岁左右了，有了壹些自己的思想，就自己的想法而言，壹方面极为反感家庭裏天天的互相埋怨、争吵（连吃饭时候都壹直吵，有时候连着壹整天抱怨、争执，几乎不停止。除了互相争吵，家人还经常自言自语，神神叨叨的，这壹点后来也被我“继承”了），还有我姑姑的打人、恐吓，还有天天用不正常眼神在屋子裏来回走动，以及和以前壹样的恶语相加（例如看电视时候，当时她壹直按换臺换了所有臺好几轮上百次，电视壹晃壹闪的，我那时候小，很怯的说，别按了，按坏了怎么办？她就嗷嗷大叫，还玩命换臺，最后把遥控器摔了，这种吓人的事很多）。很想离开家庭，但是又对陌生的学校很有恐惧感，所以也不想去上学。不过年龄越来越大，这时候出门，街坊邻居，尤其是天天坐在墙根聊天的各家的老婆子、各家媳妇，看见我和父亲出门，异样的眼光（就是看壹个不正常人的那种眼神）、各种议论、流言蜚语（很多就当面说，这家孩子是傻子吗？怎么不上学，天天跟着他爸屁股后面傻愣愣的之类）就比小时候更多了，因为这时候自己也有了自尊心，也感受到了这种眼光和话语议论的歧视带来的难过。

后来又持续了有两年，因为早到了上初中的年龄，再自学肯定跟不上学习进度了，而且初中很多科目也没办法教，后来就决定要去学校报道。但是因为突然和很多学生在壹起，很难去适应，所以就又推迟了壹学年，在这期间，为了能够适应和学生在壹起玩，结果我父亲和我去了网吧，那裏有很多中学生（当时也没有实名制，平常查的也不严格），就通过在壹起玩游戏，接触其他同龄人，慢慢能了解、融入学生群体。当然这个做法是很匪夷所思，但是确实是接触很多同龄人的地方，我们那新华书店和图书馆也没多少学生在看，更没办法和他们在那裏交友，所以网吧还真是选择。而且因为我当时还没接触过外界，所以我父亲当时带着我去网吧，这自然在很多人眼裏也算奇事壹件（他陪我去网吧壹个原因是希望我适应和同龄人交往，而且也愿意让我离开糟糕的家庭环境，他慢慢感觉我壹直在家也不是办法，待在家裏天天冲突）。不过后来证明，这样做并没有起到太多好作用，反倒让自己有了网瘾，而且这个事情还成了后来壹些混混学生找事的壹个噱头和嘲笑我的谈资。

而我在新华书店和图书馆的阅读经历对我后来的学习以及生活包括自己的思想影响巨大。当时开始接触很多古今中外的名着，政治、历史、军事、科技、社会问题的书刊也经常看。后来对于军事和科技的兴趣消退，集中于看政治、历史、社会问题和文学。这些知识以及社会书刊中的价值观对我影响颇深。只是那时候看历史和政治还是主要看科普性的反映具体事件的书，后来到高中才接触更多理论层面的。而杂誌对我了解和看待现实社会的影响尤其巨大。虽然家庭环境恶劣，但是也没有接触多少同龄人的娱乐，也没有课业负担，加上为了逃避家庭现实而钻入如痴如醉的阅读中，从这些阅读中有了巨大的收获。

其实无论是去图书馆、新华书店，还是网吧，也是能够有个离开这个天天互相埋怨，吵闹的家庭的机会，而且可以更少看见我姑那种半疯半阴险的脸色和话语。但是随着年龄增长，越来越有反抗心理，矛盾越来越激烈，我从逆来顺受变得有所反抗。这时候，我和我姑姑又发生了激烈冲突。这时候我已经13岁了，所以有了壹定的反抗能力，于是就发生了对打，面对拳打脚踢，还有拍头（有壹个拍头长不大的说法，因为她疯癫，所以这样做来故意气我，那时候很小，也不知道这种俗话是不是有道理，但是感觉很受辱），我就反抗，虽然力气不大，但是比起以前还是有了反抗能力（以前也挖挠着反抗，但是效果不大），打不过也打。然后壹连冲突了很多天，她还用洗澡水、洗脚水（当时我们家没有淋浴，都是在澡盆裏搓洗，再用小盆子浇身子，从水脏的程度和泼到脸上鼻子上的味道感觉，应该是用小盆子舀大盆子裏的水）泼了我壹身，那种脏水特别恶心，我身上也有壹些抓伤擦伤。然后我就拿了门口的修房子漏下的碎砖块，狠狠砸了她壹下，正好砸在头上，据说后来去了壹个医生朋友家裏包扎了壹下。

这个事情之后，我父亲知道我继续在家肯定有更严重的冲突，我自己也在这次豁出去的反抗之后彻底厌恶了家庭环境，因此我就不在家裏住宿了，而是住在外边的小旅馆，从这之后，到现在，大约9年时间，我就几乎没在家裏住过，除了因为壹些事曾经回去过三四次，其他时候我都在外面，见我父亲也都是在他工作单位或者其他地方，并不在家裏。这样住了壹段时间，到了8月份，决定要上学了。由于我没有上小学，自然也没有小升初的成绩，但是又不想说自己没有上小学而引起其他老师和同学註意，所以就找到当地中心学校，撒了谎说是在老家牛屯镇上的学，当时也没有学籍联网系统，中心学校的壹个主任后来就根据划片招生原则安排了学校，我就进入了县城的道口镇第壹初中就读。然后，中学噩梦般的生活开始了。（其实家庭裏还发生过非常多的事，我还受过很多其他伤害，只是因为时间太久，壹些记忆的不准了所以暂时不写入文章，此外还有壹些暂时不方便说。而且本文以写我在学校中的经历为主，所以对家庭的很多情况就只简略的讲壹下。而且经历了这样的童年后，抑郁症的苗头开始出现。我上初中时候是13岁）

开学之后就是军训。军训期间每天也夹杂着早读以及几节课，主要是预习初壹的课本。突如其来的集体生活，壹下子让自己无所适从。尤其是各种打闹、骂人，以及学校的各种明规则和“潜规则”。我以前认为课堂应该是纪律严明，同学之间理应很有礼貌和尊重。但是现实却是吵闹成壹片，而且老师在的时候和不在的时候很多同学表现差别很大（现在感觉当时的想法很幼稚，但是那时候根本不了解学校，所以对此很奇怪）。而军训时候，要求整齐划壹出操，踢正步、站军姿，还有跑步、做俯卧撑等。我由于小时候缺乏身体锻炼，也不习惯这些要求整齐划壹的动作，然后就开始闹笑话，例如摆臂动作跟其他人不壹致，俯卧撑做的动作不标准之类，就有壹些同学围着嘲笑，还有人动手动脚，踢人之类。当然更普遍的问题是，平常说话、聊天，还有行为和别人很不同，虽然在网吧那段之后倒是有些游戏可以和同学谈，但是绝大多数话语、行为还是与同学们格格不入。这就开始出现各种嘲讽或者风言风语了。因为以前没有遇到过这些同龄人对自己这么做，所以感觉很恼怒。

然后就发生了入学以来第壹次很严重的冲突事件。那是午饭之后，当时我和几个同学坐在教室裏看书，然后有壹个混混式人物李飞（据说他曾经上过壹届初壹，不知道什么原因又重新上了，在军训时候就很不服从教官管理，教官怎么吵他都不起作用，还嬉皮笑脸表现得满不在乎），还有壹个小个子学生徐士强，几个人壹开始在前面不知道干什么，后来他们就走过来，李飞就过来拿了个凳子紧贴着我坐着，然后开始说了壹些什么话（时间长了忘了），我不想理他，后来就动手动脚，打啊踢（踢我的腿）啊之类，并不重，有半开玩笑半欺负人的意味，那个徐士强还拿扫把挥舞，然后我就很恼怒，然后就回打两下，还没他打我的重，然后还想夺下来那个扫把，然后他就壹下子由混子式嬉皮笑脸变成凶神恶煞壹样，然后就恶狠狠的踢打，我也还手了，但是身体比较弱，打不过，就把扔了的那个扫把拿起来回击，这时候那个李飞拿起来壹块还没安到窗上的玻璃块朝我追过来，然后其他同学把他拉住了，这时候已经到了下午快军训时候了，班主任来了，事情暂时平息了。

过了壹会，班主任王（王国华）老师把我，还有李飞徐士强叫到办公室，简单问了壹下经过，他们当然以“本来是开个玩笑”之类搪塞敷衍，我很恼火，讲他们显然是故意欺负人，王老师说，妳气还没下去吗？那就站在这再反省吧。不过也没站多久，后来王老师说，妳们互相道个歉就好了，以后还是亲近的同学呢。然后我就道歉（那时候真是认为出现矛盾如果老师要求道歉，自己就应该找自己的问题，诚恳认错，现在些许太天真），他也道了歉，然后回到军训操场。我以为这个事情就这么过去了。

结果到了下午军训结束，我正要出门，突然几个女学生拉住我，说让我过壹会再出去，我壹开始不知道怎么回事，后来她们才吞吞吐吐说徐士强和李飞找了十几个学生准备打我，在校门外等着，让我等壹会再走。然后我就和她们去了实验楼上呆了壹会，后来她们说李飞已经被带到了班主任办公室，我可以走了。然后我就出了校门，结果没想到刚走到桥头，就遇见徐士强带了至少十几个人（都不认识，后来据说有初壹外班的，还有些是初二年级的），他看见我就说，就是他（忘了具体原话了大概就是这个意思，指认我）有跑步的，有骑自行车的大多数人手裏都拿着砖头朝我追过来，然后我沿着河堤跑，好像有人抓住了我，但是挣脱了，最后拐到壹个胡同裏跑到壹个陌生人家裏边躲到屋裏（这家人是开私人诊所的，现在还能找到，有必要时候可以让他们家出面作证），把这家人吓了壹跳，我说有人追我，帮我壹下，连谢谢也忘了说。然后这家主人就到大门口，然后那些人围着门口还让这家人把我交出来，然后这个主人回来大概说了要不妳跟他出去什么的，我说他们都拿着砖头块，我出去会有什么下场，然后他就出门对围着的那些人说，妳们这些人要再不走就报警了，这时候班级裏的班长来了（后来听说是她知道他们要打残人怕出大事所以才赶来劝），后来也不知道还发生了什么，反正又等了很长时间，这些人才走了，我也回了住处，我父亲也来了，还往当地派出所报了案。

第二天去了学校，学校的厉主任负责处理这个事情，他让我父亲还有我大概看了下徐士强写的“交待”，徐士强大约说的意思就是“对这个傻X东西，就是想弄个套子戴他头上，拿砖打他壹顿”，可能是他那时还小，不知道搞当面壹套背后壹套吧，所以直言不讳的这样说了他的做法和动机。另壹个主谋李飞，因为当时被班主任直接叫到办公室，所以没有直接参与打人。当时我还提到其他班学生也参与了，厉主任说那没有证据，而且那么多人也没办法处理，我说当时的班长还有几个女同学都看见他们了，厉主任说那个班长说她昨天什么也没看见，也调查了其他学生，都说自己不知道这个事情。很显然，她们不想惹祸上身，得罪那些混混，不过到现在还是感谢她们当时给我通风报信，还有阻止打人，无论出于什么动机。最后结果是，徐士强被“劝退”，因为刚开学，其实想转到其他学校也不难，而且没有学籍问题障碍（那时候至少河南很多县城的初中还没有联网学籍註册这类东西，最多有个学生信息登记簿），李飞被“留校察看”，违纪卡记录40分（45分就要劝退或者开除，当然后来他各种其他违纪加壹块都有上百分了，也没有开除，其实那种积分处理学生的规定实际上很虚，不会严格执行，意义不大），其他参与者就完全没有处置，而且“法不责众”，加上并没有造成伤残的后果，所以就壹律不究了。

因为这个事情学校“劝退”了学生，算是很严厉和比较实际的处理，而且我又去了派出所报案，所以暂时震慑住了那些混混学生，后来在这个学校的半年间未发生大的矛盾。但是其他冲突还是时有发生。例如壹个叫张士鹏的学生，平常就喜欢打架斗殴，个子不高但是出手比较重，目光凶狠，军训时候就趁教官不註意故意踢过我，而且是很用力的踹。至于原因，也不外乎因为我新入学，各种举止行为不合群，而且形单影只，所以锁定我为欺负对象。虽然自从徐士强被开除，这种学生对我收敛了很多，但是还是时不时有冲突。我虽然个子高，但是那些年壹直缺乏锻炼，所以打架上不占便宜。但是在这裏的半年间，耳闻目睹了很多打架、欺负人事件。因为我不合群，所以相对来说不是十分了解其他学生，尤其在校外的打架斗殴（这些其实很普遍，但是我很难看到），即使如此，我在班裏以及校园裏还是目睹了数十次严重的打人事件（四个初中加到壹块）。

当然后来我上的其他三个初中，也都有这种现象，并不是某个学校的独特的“特点”，而是具有普遍性的。至于这四个学校哪个比较严重，哪个轻壹些，因为我也没专门统计过，在各校呆的时间也不壹样，而且不同班级班风还是有很大差距，所以只能说各校普遍都比较糟糕，不方便具体排序。比较严重的往往是都是壹群人打壹个，基本都在教室最后壹排后面那裏，壹群人上来拳打脚踢，想跑就被拽着衣服摁着打，尤其下脚乱踢时候，被踢的人很难看清谁参与踢的（慌乱加上得护着头，敢抬头看当然更狠狠打），也不清楚谁踢得最狠，这样起来之后也没办法记具体哪个人的仇（虽然实际上被打的也知道谁是主要参与者，但是本来就不敢报告老师、家长，所以这样模模煳煳被壹群人群殴，就更加难以具体找谁“算账”了，因为这种责任分担效应，而且法不责众，告那么多人等于得罪那么多人，也不可能开除这些人）。还有更恶毒的壹点，就是往往挑着周末或者节假日放假之前那天，往往是上完最后壹节课之后，这样打壹顿人，正好学校放假，即使想去告老师也找不到班主任或者政教处的了（而且那时候手机也没那么普及，我们那裏当时学生本人有手机的也就只有三分之壹左右吧），所以被打之后很委屈想告状也壹时半会找不到人，只能等开学，结果开学了已经过了至少两天（当然长假往往就有壹两个月），被欺负的人气就消了很多，再权衡利弊，老师又不会因为这开除人，很多家长也不管，反而告了之后还会被打击报復，遭受更严重的殴打或者其他虐待，而且（至少在我们那裏）因为这些欺凌而找老师告状是壹种令人很不齿、让人看不起的事情，所以时间的消磨加上权衡利弊，加上受欺负的人在性格上原本就怯懦胆小，绝大多数人都不会再告了，哪怕在放假前被打的很惨。

除了群殴，当然还有单独的欺负，往往就是壹个流氓式学生壹边倒的方式打另壹个人。另壹方大多数时候不敢还手，即使还手也打不过，反而换来更严重的殴打。而且虽然有时候打人的是壹个人，但是他往往有好几个甚至十几个狐朋狗友，狼狈为奸。当欺负人的人没遇到反抗，这些人往往袖手旁观，甚至为霸凌者起哄叫好，但如果被欺负的敢还手，他们就会适时的围上去，轻则对被欺负者辱骂恐吓，围成壹圈对被欺凌者形成巨大压力，为欺负人的人帮腔，重的那就等着被群殴吧，或者出了校门遭受更严重的殴打或者羞辱。

很多时候打人的同时还有严重的人身侮辱，例如骑在对方身上（和开玩笑那种完全不同，有时候壹些霸凌者用屁股压在对方头上），还有在厕所裏打人，受欺负者在脏的、有尿渍的地上爬滚还是轻的，看看现在壹些新闻报道的国内外壹些在厕所或者寝室打人事件，还有让被霸凌者喝尿或者在那种肮脏环境裏下跪之类的。当然我个人没有亲眼目睹这种行为（因为我和其他人冲突经常告老师那，他们做这些当然避开我，最多只在走廊上看见过把人拉扯到厕所裏面打，具体裏边还有什么行为没有可能目睹），不过根据现在新闻媒体披露的壹些类似事件，很能给大家对可能发生的情况提供壹个参照。这些打架事件裏，徒手的占多数，但是有时候也会有板凳、笤帚、鞋子、书这些打人砸人，更严重的有用砖头、水果刀的，还见过有的拿类似警棍（可能是某些保安用的吧）对着课桌狠拍来恐吓被霸凌者的。当然，打架过程中发现有什么东西，往往也会随时抄起来用。

除了长期性霸凌，偶尔霸凌有些也很严重。像有壹次，壹个平常属于“旁观者”那波人裏的壹个同学在操场上值日区扫地时候，看见乒乓球臺上不知道谁放的壹本书，拿起来自言自语的说了壹句这谁的书，突然寝室那边来了两个人，上来就夺走了那本书，还拿书狠狠扇了他的脸（绝对比打耳光狠的多，声音很响），然后扬长而去，他也不敢去找老师。本来他也没想拿那个书，但是校霸上来就狠狠打了他，这就是“飞来横祸”，平常小心也避不开这种霸凌。

当然，可能有人会说这些事情为什么会发生，学校、家长又为什么不管。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这些情况可能在沿海大城市以当地户籍学生为主（尤其是在市区的重点中学）的学校比较罕见，在这种环境下生活的人对我所说的很多情况不能理解，不知道竟然有这么恐怖的学校环境。但是在内地县城或者乡村中学，以及大城市郊区、城中村地带以外来打工者和当地村民的子女为主的学校，这种校园暴力还是相当普遍的。

当然，说普遍，并不是说大多数学生都直接参与了，而是基本每个班级都有类似情况，当然程度轻重会有所不同。就以我们那裏为例，壹般来说，壹个大约60人的班级，那种流氓混子式的学生不超过10个（基本都是男生），特别喜欢打人、找别人麻烦的往往也就2-5个，而经常性被霸凌的人约有3-5人。其他的40多人，往往是扮演旁观者角色，不过有时候这40多人裏边，个别人偶尔可能欺负他人，壹些人偶尔又被别人霸凌。关于发生校园暴力的理论性研究，这个我就只铺垫壹点，以便于结合来谈现实，不去讲太多了，可以参考壹些书籍、论文或者像维基百科这种工具，尤其是臺湾，韩国对校园暴力的研究，我主要就谈壹些直观的认识和感受。

首先，在内地尤其县城和农村，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居民（学生家长）受教育素质、职业结构与大城市差异很大，社会文明程度和对个人（尤其学生）权益的重视程度也非常不足，所以学生家长本人的素质、教育方式，看待校园暴力等事情的态度存在严重的问题。农村家族械斗这些年虽然比以前少了很多，但是家族之间、家庭内部的暴力化的解决问题的方式还是经常发生，“壹言不合就动手”并不少见。毫无疑问对未成年人的影响很大。无论是成年人之间打架斗殴解决恩怨或者争议，还是长辈（父亲、叔伯之类）“不打不成器”的教育方式，或者干脆就是发泄式的直接对子女的家庭暴力（不仅包括直接打人，还有长时间暴力恐吓，吓唬孩子），或者对妻子等其他家庭弱势成员的暴力对子女产生的耳濡目染，都让未成年人（尤其是10-18岁的男孩）的思想埋入了暴力的土壤，他们的行为也因为上述这些“示范”而变得暴力化，而且因为心智严重不成熟，往往比成年人更加不註意尺度，不考虑后果，以比谁凶狠当成壹种荣耀，做出比成年人更加残忍极端的暴力行为。

而且由于他们父辈受教育水平有限，接受的教育从内容到方式也都很糟，并不在意子女的施暴或者受虐待的校园暴力，认为这些就是“小孩子的嬉戏”，不觉得多么重要。不认为校园暴力对于子女的身心健康、人格养成、个人尊严和权益有多少损害。他们很多人甚至还鼓励以暴制暴，或者认为小孩的事小孩自己解决，当然也有家长直接找到霸凌者打壹顿的，但是显然都不是好的解决办法。

而且说句半个题外话，很多这种地方（前面提到的区域）环境裏的家长自己在工作生活中就缺乏对自己权益的维护意识，生活在麻木和混沌之中，或者习惯了强权、关系户、地痞恶棍威压，认可弱肉强食，对皮肉之苦和精神侮辱麻木不仁，或者既压抑又暴怒，自然很难去应心解决子女在学校的那些问题。而且被霸凌者的家长往往因为外出打工，或者忙于干农活等其他工作，平日很忙，或者父母就对他实行家庭暴力，亲子关系糟糕，所以在学校受欺负时候并没有家庭为他撑腰讨公道，甚至家长可能还不分青红皂白，不和孩子讲理，认为在学校打架（不管妳是不是受欺负）就是惹事，在学校挨打，回家说了这些又挨打，那还不如不说（例如我知道的刘X凯、许X宙、曹X等人）。而施暴者家庭有些往往也是父母关系不和或者离异，或者教育方式粗暴，或者干脆鼓励儿子去欺负人，或者放任自流，不认为自己有约束儿子不去欺负其他家庭子女的责任，甚至出了事还为儿子狡辩。而且还有壹点，那就是那些混混头目往往家境（主要指物质条件，他们家庭倒不壹定和睦，推测起来应该是不和睦，才养出这种儿子）还不错，例如后来和我发生矛盾的李治、周震，还有前面提到的李飞，从其他人只言片语裏对他们以及他们家庭情况的描述，还有他们平常的消费等各方面看，他们的家庭在县裏可以说是中上等条件了。可能恰恰由于这种物质条件相对充裕，才能笼络壹帮狐朋狗友，吃喝玩乐，壹起打架闹事。（当然农村中也有非常多的温顺、善良、淳朴的学生，我接触过非常多出身于农村的善良守纪、德行良好的同学，而且农村也是好学生占多数，但是相对于城市居民家庭的学生，县城和农村的学生违纪包括参与校园暴力的情况明显较多）

至于霸凌的具体原因，往往并没有什么很合理的理由。“看不惯”、“好欺负”，基本就是这两个笼统的理由，当然有时候会有壹些具体借口或者打人的导火索。觉得妳言行举止比较特别，不合群，或者个人行为不合这些混混的心意，那就欺负妳。觉得老师不喜欢妳，不待见妳，家裏没有人撑腰，在学校没有“帮手”，大多数旁观的同学也不待见，打了之后没有后果，没能力报復，所以就欺负妳。当然很多时候两个理由往往同时集中在壹个人身上。因为如果妳“好欺负”，必然找个看不惯妳的行为或者做的事的理由来打妳，时间长了被霸凌的人行为更扭曲，更卑琐，那就更看不惯，更加打妳。天天被打，畏畏缩缩，学习成绩下降，老师更不喜欢他，其他多数同学更疏远他，更看不起或者看不惯他，当然这个人也变得更加“好欺负”，所以如此循环往復。

至于具体“导火索”，往往就是故意找个茬，或者先挑衅壹下。例如壹个范xx，坐在壹个校霸旁边，那个校霸因为壹些原因被老师批评不高兴，就起身时候故意把范xx在桌子上立的书还有水杯、文具什么的都壹股脑推在地上。结果他不敢吭声，自己捡起来放桌子上，但是校霸后两臺还是心情不好，又直接踢他发泄，他忍不住反抗，结果打了他。总结起来就是，校霸不爽就找好欺负的骂人或者挑事，被欺负的忍了小的可能暂时安全，但是校霸还会得寸进尺，如果反抗，就大打出手，如果告到老师那裏，厕所或者校外就有壹批混混在等着。当然也有壹些被欺负者自身行为、语言上也有做的不恰当的地方，但是往往和普通学生的这些方面的不足没多少差异，而且也不应成为遭受比这些小过错或者不足严重几百倍的校园暴力对待的理由。而且壹旦欺凌壹个人没什么后果，而且此人很软弱，就会变成长期持续性的欺凌，那些流氓恶棍学生欺凌此人就会成了习惯，壹直到分班或者毕业。所谓“人善被人欺”就是这样，因为没有合理的调解机制和保护措施，壹个人示弱的后果就是被变本加厉的欺负，变成壹种常态。
除了直接打人这种霸凌行为，骂人、骚扰、恐吓当然也有。这些混混学生不爽了之后看见好欺负的随口就骂，有普通骂人话，也有更难听的或者根据名字或者平常壹些表现夹杂的侮辱性称呼。例如叫某人XX狗（权字改称）、或者名字前面加个傻x之类。拉长音、改语调用侮辱性口气叫人也比较多。骚扰例如过路时候拨壹下其他人头、上课窜位置坐在其他学习的同学中间交谈。当然这些有些是有意骚扰，有些就是客观上影响别人。还有我后面提到的投东西和跟踪吓唬。还有不给钱让别人给他打饭、买饭时候强行威胁他人插队的。此外还听说过有学生在外面上网，被强行要钱（其实就是抢劫嘛），而且这种事也没办法告（因为妳在网吧被别人要钱，自己就得被老师批评处分，数落妳为什么去那地方，而且妳举报了，说不定还会被打击报復，因为他们敢“要钱”，就有能力报復和对付）。

对女生有时候也会欺负壹下，把头按桌上或者强行挤过去。不过有时候这些和开玩笑的不能完全分清，毕竟面对这些发生后，壹些女生最终只能笑壹下或者不吭声来避免矛盾，否则以后更麻烦。这些究竟和那些很明显是开玩笑的能不能算成壹回事，这个其实很争议，不好评价，但是这些不是发生在相互嬉闹时候，过程裏女生也没表现出高兴，反而看起来很反感、想躲避，和明显是开玩笑的不壹样。当然还有更严重的性骚扰，不过我只见过壹次。就是在课堂上有壹个学生（这个人和王若斌等人关系也很近，也是流氓势力壹员，不过没得罪我，此文读者如果公开此文，最好删去这壹段）xxx扯开壹个女生（她同桌）的衣服，还把裁纸刀塞到她胸部，然后还动手动脚，然后这个女生大哭。因为我当时被孤立，加上壹堆矛盾，精力很少註意其他人被霸凌，尤其这种骚扰。所以对这些事情了解的不很多，而且他们做这些尽量背着我，我只能看到课堂上的其中壹部分。我看到的可能只是冰山壹角吧。究竟这类情况是否普遍，应该结合其他上过内地县城初中的人了解壹下。

至于威胁，很多都是成群结队壹起威胁，例如为了不让被打的人告状，就十几个人涌进寝室或者教室的位置，围着被打的，这些人本身就形成壹种压迫力，加上紧接着的恶语相加，例如威胁以后天天打妳、打残废妳、在学校外边上哪个网吧我们也会找去等等。当然中间也有人唱红脸，夹杂几句“好言相劝”之类，如果被欺凌者想离开，他们就上去拉着扯着摁住，这样软硬兼施（主要是硬的）让妳服服帖帖，弄得受威胁者某种程度好像还得感谢他们（尤其唱红脸的）放过他壹样。平常和班裏其他人包括外班人发生冲突，也是如果壹个人说话没用，就壹群人上去威胁，或者壹言不发跟踪或者围着对方。

至于背后传播别人坏话、散播谣言或者夸大其词的攻击别人缺点、诋毁中伤（当然也有以看笑话或者嘲讽的态度陈述、评论并不夸张的事实的），这些反正寝室包括餐厅还有教室都经常有讲，这种事当然尽量背着我，不过有时候他们议论其他人还是挺多的，我在被窝裏也能听见。后来在高中时候，我就看见过QQ和微博上有直接说我的（关于高二年级时候发生的事），还配有我的照片，内容就是“精神病患者”、“傻逼”、“赶快呼叫心理医生啊”之类。而且这还只是看了两三个人的QQ空间和微博，其他壹些人的QQ空间根本进不去，说的什么反正他们自己很清楚，无非也是这些或者更难听的。当然并不是壹个班全体学生都这样，但是推算估计有至少十几个人是类似会有这样的内容和评价吧。包括我转去了其他学校为什么很快这个学校就知道了以前我的情况，毫无疑问就是有人在迅速散播壹些东西，唯恐其他人不知道。而且这还是在5-8年前互联网不太发达的时候的事情。背后说这些，自然更没什么办法阻止了，如果妳阻止，表现的特别在意，只可能让对方认为这样可以让妳愤怒、痛苦，然后更来劲，更激烈，更肆无忌惮的攻击。这些可以参考当今微博、论坛、贴吧裏的类似情况。当然，无论妳怎么对待，是不理睬还是暴跳如雷，对妳名誉的损害已经形成而且不可挽回了，而且这种损害由背后的风言风语会影响到其他人当面对待妳的态度，虚拟世界的攻击会让妳在现实生活裏的人际交往受挫、对正常工作学习造成冲击，至于影响程度轻重，那就看传播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初期和中期有多少人发起或者转发、会产生多大舆论影响、最终有多少人接受这些东西的传播。
至于学校、老师对于这些现象，其实很难处理的。首先，对学校霸凌这些需要证据确凿。当时监控录像还不普遍，打人当然往往都在学校阴暗角落，教室裏的已经是很“公开”的环境了，厕所、寝室、楼后这些地方打人、怎么打没人看见，校外的更不用说了。而且施暴者往往矢口否认，或者巧言令色，避重就轻，千方百计狡辩，如果被打壹方没有明显伤痕，很难办。而且即使有旁观者，也几乎没有人作证。其他旁观学生都是抱着“多壹事不如少壹事”不想招惹那些混混流氓，不想因为作证惹是生非，所以即使看见了严重的情况也壹律说不知道，就像我被十几个人拿砖追的那次，班长都矢口否认看见过谁参与追我。而且有些旁观者还和那些混混流氓关系比较好，包括壹些女生，他（她）们不觉得有义务阻止或者举报这些罪恶，也不认为有向老师说出真相、在处理校园暴力中作证的责任，甚至还看笑话，幸灾乐祸，或者同情被欺凌者但是没有达到去仗义执言的地步，或者也是看多了，对这些麻木了。

而且面对这些校园暴力，很多老师也已经司空见惯了，除非做了非常严重的事情（例如打老师、打伤打残其他学生、多次领头带人打群架等等），而且这个学生家裏在县裏没什么地位，也没什么钱和硬关系，学生本人也不是小型黑社会性质的那种混混组织头目，才可能被“劝退”或者“开除”（而且往往更在乎后者--这些学生的背景，而不是违纪严重程度处理学生，还有老师对学生个人好恶对如何处理违纪学生影响也很大，这些情况我是听说和估计，具体究竟是不是这样有能力的媒体和机构可以调查）。否则可以通过关系摆平，而且按规定确实九年义务教育原则上不允许开除学生的，所谓“劝退”“开除”的学生往往会通过关系或者交钱去另壹个学校。如果被开除，他们更方便肆无忌惮的在校外报復，殴打举报的（以前有冲突的）学生，这更不好管了。还听说过学生去政教处反映被霸凌，结果老师有事出去了，把他暂时留在政教处，然后那几个打人的知道他来告状，还冲到办公室裏打他的事，这种也没有开除。

此外，老师、学校管理人员也害怕过于严厉处置学生，导致下班之后在路上被打壹顿，然后还找不到人。我上的第三个初中的校长据说就曾经在学校放长假时候被不明人员袭击（这个事情只是听说，应该是真的，也不排除传言有夸张成份），而且也没抓着人，但是可能是本校学生做的，此后（至少我在的那段时间看见过），每到放假，学校广播裏要求所有男老师都集合起来维持放假秩序，他自己还找了两个年轻人（不知道是社会青年还是学生会什么，看着凶神恶煞的）在晚上他巡视寝室时候跟着他。总之，严重的打架事件和持续的霸凌行为很多，但是真正劝退或者开除人的极少，至于批评教育、记过这些方式基本没有什么用，最多被老师训话之后老实几天，然后该怎么违反纪律还是我行我素。留校查看处分相对来说比较严厉，有壹定震慑作用，但是也就那么回事而已，可能会让他不敢去做太大的事，但是对于壹些学生油子，这种处罚意义也不大。有些经常违纪的学生油嘴滑舌，明壹套暗壹套，对老师阳奉阴违，看人下菜碟，找更弱的，或者对老师不待见的学生欺负，包括上课影响别人、逃课，还有其他违纪也都是看情况看老师是不是在，是哪个老师，是什么性格的什么科目的，这个老师发现自己违纪会什么反应，和其他的老师发现有什么不同（例如数学老师在讲课时候，当她回头对着黑板写题时候，就有人在她背后拿后面的黑板擦砸到黑板上，当然这种很严重的情况不多，不过背着老师上课乱传东西、窜位置、骚扰其他学生很普遍）；以后打架怎么吓唬对方不让告诉老师、怎么打人才不留证据、找逃课或者不交作业用什么借口方便狡辩、对那些“不听话”的弟兄怎么惩罚……。

所以很多纪律处分和老师的批评教育因为教育方式不合理和教育内容的偏颇或者不足，并没有通过它们让他们真正去改恶从善，遵守纪律，而是让这些违纪学生越来越狡猾、说谎、虚伪、阴险、表面壹套背后壹套、见风使舵、见人下菜碟，这些不仅影响学生们的学习阶段，他们以后工作、生活也壹样建立在这些思想基础和实践经验的指导下做人做事，这些青春期形成的价值观和引发的行为会对学生的终身发展产生影响。（关于校园暴力问题，我写了壹篇文章《关于校园暴力成因、危害以及如何治理的壹些思考》，具体的详细的讲述了校园暴力问题）（而且这只是以在校学生为主的情况描述，而辍学的12-20岁青少年在校外的社会上的暴力比这些要严重很多，而农村地区尤为严重）
回过来再谈我后面的经历。由于自己亲身经历和耳闻目睹了其他的校园暴力，所以开始出现恐惧感和焦虑不安，不过这时候还不严重，但是很希望换壹所更好的学校。壹初中六个班级，我在普通班二班，1234都是普通班，由于我以前在家零零碎碎看了很多中学课本，尤其文科的历史地理，所以虽然很不适应学校环境，但是学习成绩壹直比较好，壹直在班裏居于前五名，到了期末竟然得到了四个普通班第壹名的成绩（主要是政史地比较好，而且当时期末考试是按各科都是100分计算）。虽然由于学习成绩提高，相对来说自己在学校还比较安全（老师会比较照顾成绩优秀的学生），壹些老师也比较喜欢我，例如数学、英语、历史老师。不过还是想换壹个更好的环境，于是通过考试考入了另壹个学校，也是第壹初中对面的学校--道口镇抗大初中（以下简称抗北）（北校，和南校不是壹个学校系统），壹所公办但是民营的，收高价学费（如果和大城市比也并不高，但是对于当时的县城和农村居民，这个不算少了，尤其和免费的义务教育比起来。2008年时候学费的收费在每学期300-1200左右，按成绩交费（大多数人交的是1200），其他书本费之类杂费另交），成绩总体较好的中学。而且由于这所学校学习紧张，从早上6:00早读，晚自习上到22:00左右，中午还有午自习写作业，从12:45-2:00/2：30之间不允许在教室外或者寝室外走动，所以决定住校。但是没有想到，这次转学竟然导致了更加糟糕的后果。

抗北虽然在学习纪律要求方面要比壹初中严格许多，但是实际的学生纪律，并不比对门的好，尤其在学生之间的欺凌方面还要严重壹些，包括是歧视、排挤。来到了由郝老师为班主任的七「五」班之后，我就和好几个学生有了壹些小的冲突。因为以前在家时候根本没有註意过个人卫生和整理内务问题，所以很不註意洗脸、洗澡、换洗衣物这些杂事。当然此外最主要还是因为没上小学，刚入学半年，仍然是和其他人言谈举止都不壹样，自然不合群和招人攻击，人际交往能力也差不多还是空白状态。

在壹初中时候，由于那次打架事件处理了学生，我成绩也比较好，加上学习不太紧张，因此壹方面自己平常会註意点洗漱，还有坐的位置旁边的几个学生也都不错，相对来说比较友好，所以因此导致的歧视比较少，至少不很明显。但是在抗北，就遇到几个素质很低下的学生，有壹个叫王若斌的学生就公开在课堂上当面辱骂我，说“傻X”、“恶心”之类（当然不止针对我个人卫生方面，壹些人还谈论其他行为举止，以及以前和父亲去网吧、在隔壁学校的过往等事情），他还有壹些其他学生还含沙射影的骂人、通过壹些夸张的言语或者行为表达歧视（例如提到名字拉长声音怪腔怪调的、几个人在我路过时候指指点点，在嵴背后不提名字的说壹些脏话）。

不过这种歧视也并不是对我壹人，对其他他们不喜欢的男生女生也往往也公开或者背后表达歧视，说壹些侮辱性言辞。例如对壹个叫唐xx的女学生，壹些男生觉得她长得难看，五官有点像猪头壹样，就动辄取笑，很多时候还当面说歧视性言语或者当面说闲话、哄笑，甚至在老师提问她的时候起哄、嘲笑。平常聊天时候，例如讲到小说裏丑女，也会说“长得估计像唐xx”等等，夹七夹八的骂人、讽刺。另壹个我后来去的八「壹」班的叫肖X的女生长得就我看来也没什么特殊，也没听说有什么“劣迹”，但是可能人缘不好（被歧视对象基本都是孤立壹人，歧视又加剧了孤立，孤立无援则又更容易被歧视，如此循环），或者其他人眼光和我不壹样，许多人看见她就像看见屎壹样感觉恶心，进行歧视、排挤，被老师提问时候、在走廊走过壹群聚堆学生的时候，总是伴随着异样的眼光、喧哗、嬉笑。当然还有壹些其他男女生也有被歧视的遭遇，不过她们是比较突出的被歧视者。这种歧视和平常同学之间开玩笑完全不同。善意起哄和恶意起哄还是很明显可以区分的。她们并没有侵害其他人的利益，但是就是因为长相、举止、没有朋友或者说“帮手”，而成为歧视、孤立的对象，成为其他人排解学习压力、发泄在家庭、学校老师或者其他同学那裏受的气而转移来的恶意恶行的承受者。

对于这种女生基本就是言语和行为上的歧视，而对于男同学，除了歧视之外，如前面提到的，当然还有直接的拳打脚踢了。被霸凌的男生基本都是比较矮小、瘦弱（不过也有不少“小胖墩”被欺辱），就像壹个叫刘x凯（前面提到过）的学生就因为比较矮，又很胖，还有点“傻气”，就经常被其他人吆喝（很不礼貌的像叫狗壹样的叫他）、恐吓，有时候还会被打。还有像齐xx、梁xx、张x、曹x等人也都是类似被欺侮的对象，当然具体情况会有所不同。不过由于前面提到的为什么被霸凌学生不敢反抗的那些原因，他们很少去告老师（个别时候被打急了会，但是也没处理谁，也没避免再次被打，还多受壹次因为告老师而导致的报復性殴打）。

而我开始没有搭理他，但是后来他又骂，然后这壹次我把那个王若斌的桌子上的书全都推到地上，抓住了他衣领差壹点打起来，但是后来被拉开了。不过各种报復很快到来。首先，各种挖苦讽刺更加肆无忌惮，持续到初二重新分班之后，而且越发严重。他在新班级和我又分在了壹块，这个班裏正好又有几个特别凶狠的混混，例如李治。他们有时候就故意课间时候在眼前晃悠，不提名的骂人，或者阴阳怪气的提名但是什么都不说，说话阴阳怪气或者摆出壹副“我就这样妳能把我怎么样”的表情。当然，我也很看不惯他们，尤其看不惯他们耀武扬威，欺负他人，所以也是导致关系僵化的原因之壹。这种环境让孤立无援的我感到了比那次十几人拿砖追我更大的恐惧。因为那次只是壹时有人找麻烦，而现在则是持续不断的、低头不见抬头见无法躲避的矛盾。有时候我瞟壹眼他们聚在壹起说话，王若斌就冲我大喊壹句：“别斜愣眼（看）”，七八个凶神恶煞壹样的校霸混混有事没事都到处晃悠，而他们欺负他人时的凶恶，让我精神处于高度紧张状态。还有像平常很多人骂人说脏话，其实或许其他人不觉得严重，但是我在家裏虽然经常听互相吵骂，但是因为都是直系家人，很少有用脏字骂的（当然我姑发疯时候例外，例如骂什么“X了个血X”，但是我小时候也知道骂人不好，不好意思这么骂），自己也不会（到了高中才开始会骂），所以对此极为反感（现在不那么激烈反感了，因为见多了。当时觉得这些很不好，但是其他人不以为然。就像我去县教育局反映那些学生找麻烦，有个女职员就说“我们小时候谁没骂过人”，但是我在上高中以前还真没用带生殖器官、父母家人那种话骂过超过三次）。

至于背后的诋毁中伤，那更多了，我听见过他们议论很多其他人，自然也会议论我非常多坏话，究竟有没有、说的多恶毒他们心裏最清楚，他们敢发毒誓否认吗？这时候心理恐惧，加上唤醒了以前在家遭遇的恐吓，估计就是这个时候，心理开始迅速扭曲，抑郁症、焦虑症这些心理疾病也是这壹段时期逐步形成。除了言语上的讽刺和恐吓，更严重的是开始有人在后面投东西。例如壹截粉笔、壹个笔盖、小碎石子、书或者作业本之类的东西。往往在课间写作业或者午自习趴在桌上休息时候，突然扔过来这个东西砸在头上，回头壹看又看不到谁扔的，就非常的恼火（当然只是针对恶意的袭击，对于不是有意的我不会反感。就像有其他男生女生在玩耍或者递书过程中有粉笔砸我头上身上，或者作业本落在身上，我不会发怒，有两三次这样的情况，我都不会在意，因为很明显知道不是故意的。这壹点我还是能区分开的。当然也有部分时候没区分开）。这种骚扰不胜其烦，有时候砸的还很疼，不过这是次要的，主要危害还是导致没办法集中精力学习，连休息壹会都不安宁，心裏壹秒钟都静不下来，总怕后面有人投什么东西骚扰，就像睡前的人等着楼上的人在扔了壹只靴子之后扔第二只，第二只不落心裏壹直不能安生。而我则是被用这些小东西扔了壹次又有二次，又有三四五六……次，有无数的“第二只靴子”，这样神经壹直高度紧张，心神不宁，思绪混乱，加上那些恐吓，整个人精神有些不正常了，疑神疑鬼，个人卫生更不註意了，天天走量低着头无精打采的，学习上也开始走下坡路。

当然，除了外界这些欺负，因为我个人不适应学校集体生活，被孤立，形单影只，没有特别好的朋友保护、替我想办法或者排解恐惧，加上心理承受能力差（如果上过小学，对骂人、投东西、推搡、起哄等各种挑衅习以为常，往往就不会有特别强烈的反应，不会那么敏感和反感），所以也使得这些恐吓、骚扰对我的影响比同样加诸在其他人身上造成的负面影响严重的多。当然，这个过程裏我也激烈反抗，例如告到老师那，但是没有监控，而且这些也够不上开除，老师也没办法。我又反映他们抄作业、上课说话、吸烟这些问题，现在想想很幼稚，我那时候这样做只是想打击敌人，让老师惩处找我麻烦的人，因为又打不过壹群人，又没有各种坏手段，缺乏其他反制措施，只能用这种方式打击对方，但是也没什么实际效果。结果这些行为反而让我更加不合群，其他和我没矛盾的人（但是可能也吸烟抄作业，虽然没举报他们，我只针对得罪我的人，而且壹共也没举报几次）也对我很厌恶，自己越发孤立，行为也越发极端，即使有个别和我没矛盾的混混学生平常表现壹点点善意，我也厌恶的走开或者壹脸鄙视，还恶声恶气的说话，有普通学生和我打招呼我都不回应，这样树敌更多了。

我父亲也来过学校找老师处理这些问题，但是家长和老师都解决不了，也不可能天天在教室保护住我，所以自己在环境和心理的双重影响下开始做壹些极端的事情。（现在想想根据有些事情比较后悔，例如其他人吸烟什么的和我也没有关系，其实那也是他人壹种自由。尤其我这样容易在客观上波及没有得罪我的人，导致矛盾面扩大，很不好。但是话说回来，在这种恶劣环境中，又如何学会正常的充满友善的人际交往能力呢？这种冲突不仅本身影响我的学习或生活，还让我失去了正常的学习他人交际能力、正常为人处世的能力等人的基本生活能力。就像个人卫生问题，如果有良好的环境和劝导，我很快就能改了这些毛病，而充满恶意的环境只会让我逆反的拒绝壹切批评，包括合理的和善意的）（其实有壹些就是开玩笑性质的，但是自己因为分辨不清哪些是开玩笑哪些不是，加上前面遭遇过的壹些校园暴力，让自己防备心太强，疑心太重，过于敏感易怒，导致自己有时候把并不是太恶意的事当成敌对行为，我也有很大责任）

因为打不过他们那么多人，而且单挑也打不过（前面说过了我体弱多病），所以我就把带尖的圆规和小裁纸刀当成防身工具。在这种恐惧和压抑之下，我曾经有壹次在做操时候拿着它对着王若斌站的挥舞了很多下，当然并没有真刺，还离了壹些距离。我想通过这样震慑他不让他再投东西或者骂人，但是并没有效果。相反，寝室又出了问题。他为了报復（也可能是其他同党学生做的），在放假那天中午，我回了寝室发现我的被子被扔在地上，还踩的带水、泥土的脚印，上面估计有人泼水，特别湿。我就特别恼怒，问寝室裏是谁干的，他们都不说话，我去教导处反映，结果那七八个混混竟然壹路跟着（而且是紧贴着，还互相递眼色，有时候围拢在我身后，有时候壹个跟壹个像跑操壹样站成壹队跟着）到了教导处门口，站在外面向屋裏看，什么话也不说，我去了值班室打电话，他们又跟到值班室，我回教室，他们又跟到教室，还是壹语不发，显然是在威吓我，我回寝室，他们又这样跟回去，不打妳但是让妳心惊肉跳，又没办法对付（觉得这事不严重的，可以想想如果自己的儿子或者女儿在学校或者放学之后被这么跟踪吓唬，就算没有动妳儿子或女儿壹根汗毛，妳会不担心不害怕吗？他（她）还能安心学习吗？）。这时候有学生说是曹x做的，那个学生平常也是经常受欺负，其实只要冷静壹想就知道，但是那时候我正在恼怒，脑子短路了，就把那个曹x的被子从床上拽下来把水杯裏的水泼上去，然后气冲冲走了，还去告诉了老师。结果下午回寝室，发现我的被子上也全是水，彻底湿了，估计是用盆子倒的特别多的水，而且寝室壹个人都没有。我就去值班室打了班主任和校长的电话，他们都说已经放假了，过两天开学再说吧。开学了之后也就不了了之了，我知道肯定不是曹x做的，而是七八个混混之壹，但是没办法，这种事也没证据，其他同寝室的人也都沉默，所以就这样过去了，没有处置任何人。

然后后来又发生了壹次泼水事件（而且是在期中考试前壹夜，反正还是有人在寝室找事），反正床铺湿了没办法住，当天晚上去了另壹个寝室和壹个关系比较好的同学睡在壹块，不过关系也不是太近，我只贴着床沿，蜷缩着在壹角迷迷煳煳睡了壹晚上。后来我要求调整寝室，老师同意了，换的这个寝室除了壹个本班的，都是其他班的，基本还好。结果这次反抗失败之后，更加精神异常，脾气暴躁，和其他班壹个比较瘦弱的学生吵起来我还动了手打了对方两下，这是我迄今唯壹壹次打壹个弱者，现在还壹直后悔。

然后我又找了政教处马主任，还写了壹个短的信塞在窗户裏，给她说解决八「壹」班这群类似黑社会的混混集团问题。结果到了晚上，有壹个叫周畅的学生，拿着壹个手机给我拍照（那时候因为我习惯上没有註意个人卫生，加上每天因为这些事急得更没空、更没心情註意个人洗脸洗漱，不过我知道自己脸上壹块块的泥汙，黑乎乎很难看），所以非常恼火，就大喝让他放下手机，他也摆出来壹副凶神恶煞模样吓唬我，还故意按键拍下，结果我出了教室门看见马主任和班主任苏老师在，就说妳们解决不解决这些找麻烦的学生，然后从衣兜裏拿出来裁纸刀对着自己的手比划了壹下，结果可能当时脑子壹片空白，或者被恼怒影响了判断力，本来想吓别人的动作真的削了自己的手，手指头壹下子冒出血来，后来发现直接削下了指头肚的壹点肉。当时是在班级门口这么做的，所以很多同学都亲眼看见了。两个老师赶快带我去了附近诊所，他们说这个外伤需要缝合，他们干不了。然后又坐出租车去了县医院，缝合了好几针才止好血。

这次事件之后，我和大多数同学彻底疏远了。虽然因为这个事件那些混混学生被震慑了壹段时间，而且老师和教导主任亲自来对那些男生讲以后千万不要跟我发生冲突，暂时终止了投东西和骂人的行为，不过更多同学把我当成壹个对他人与极大危险性的精神病人来看待。尤其壹些女生，看见我就跑，在教室裏远远躲开，在楼梯、走廊裏遇见我，也是极为迅速的跑步躲开，面部表情有着夸张式的恐惧和嫌弃。包括很多外班学生也把我看成怪物，远远的躲避着，往往还互相窃窃私语，指指点点，这种歧视是极大的侮辱，让我从那些恐吓骚扰的悲惨境地裏又进入无处不在的异样的眼光的包围之中。抑郁症等心理疾病也在这段时间更加恶化。我很多时候都是贴着墙根低头走路，不敢去接触他人，连和父亲见面都不想站走廊裏被别人看见，而是在挨着厕所的角落。当时的每天极为逼仄、尴尬和畏缩的生活状态显而易见，自己精神不断受到打击，精神状态极差，处于精神濒临崩溃的状况。

那时候，感觉世界充满了恶意，到处是不友好的目光和闲言碎语。而且谁知道那些流氓恶棍会不会展开新行动，例如群殴之类，我对他们的动向和背后密谋、诋毁壹无所知，而我却是孤身壹人，壹举壹动都在别人眼裏。其他同学自然也不会把这些人准备干的坏事告诉我，而却可能把我平常壹点壹滴的表现，各种话和表情都告诉其他人。而我又听说和目睹了很多严重的校园暴力，看见和听说过很多被群殴或者被长期殴打、追打、欺凌者使用木棍或者板凳砸的被欺凌同学的惨状。这些事就像前车之鉴，就像预告，我随时也可能被这样欺凌，只是因为前面我的激烈行为暂时震慑了这些流氓恶棍，使其暂时不敢这样，但是谁能知道以后呢？壹旦示弱对方会反復欺凌。所以我时时刻刻处于精神极度紧张、恐惧之中，就像壹个落单士兵走在敌国壹个有很多狙击手控制的城市的街区，四周都是敌意，不知哪裏的壹颗子弹就能要命，防不胜防。这些很快把自己推向了更危险的举动之中。
这期间我还曾经找到校长希望转班，但是却没有成功，甚至被试图转去的班裏的学生写联名信“上书”反对班主任接纳我（这个事听过同学和校长说过，那个同学可能出于好意，或者是以此警告我不让我转去他的班。而且学生和校长都提过，说明是真的，而且从道理分析也完全可能。所以这个事肯定是真的）。这也可见我的“知名度”和那些和我有矛盾的流氓恶棍学生以及其盟友在背后诋毁我的能量之大。不仅这个班级，连学校其他班级乃至其他不同年级的学生都对我充满敌意和戒备。

当然，在那壹段日子裏，由于这种恶劣环境带来的紧张的精神状态，加上对初中校园生活缺乏适应，自己在很多事情上做的也有不当之处，例如对无意的别人的影响也容易大发雷霆、用非常夸张和激烈的手段对付壹些并不是太严重的事情等，这些行为失当也让自己树敌太多，将壹些可以和睦相处的同学也推到自己对立面。不过在那种恶劣环境下，自己孤身壹人，又没有人教我怎么为人处世，最重要的是前面六年根本没有经历过学校集体生活，怎么有能力去适应环境呢？面对很多故意的敌意和无意的冒犯，自己只可能不分青红皂白的对付，把很多人都看穿恶人，忽略了人与人之间的差别，也无法及时改正自身的诸多缺点和毛病，尤其像个人卫生问题（当然我当时那种状况也让很多好心的同学不敢与我沟通，不敢提合理意见，以至于恶性循环）。

当这架势过去壹段时间之后，那些被震慑和老师训斥过的混混学生又开始不安分，又故意投东西试探壹下我（对他们来说，有时候妳越反抗他们越来劲，越想治妳，或者挑逗下想看看妳什么想法），我忍了两次，他们反而决定更进壹步，在期中考试时候的午自习期间（下午还要考试），李治隔着好几排座位拿了壹本书狠狠砸了我头上壹下（当然也不排除是他的同伙袭击我，他出头找事），这次他没有在后面装作什么都不知道，反而故意到了我旁边把掉地上的书捡起来拿回原位，这就是赤裸裸直接的挑衅了，这时候他也有准备，好几个狐朋狗友在后面坐着，我直接去质问肯定被打，所以决定下午找老师。

我又给班主任苏老师和教导处马主任说，她们早就对我告状司空见惯，本身也都烦了，所以只是说会去问的这些套话。后来我又去反映了好几次，她们开始说李治不承认（发生后面说的那个泼水事件后校长亲自问他，他承认了），后来我壹直要求处分他，让他签违纪卡，结果苏老师竟然弄了壹张假的（只是卡片是违纪卡，她自己写自己签，按说应该是违纪学生本人签字的，也没公章的）来敷衍我，我又找马主任，结果曾经经常和李治在壹块的壹个外班学生（不知道名字，但是看见过几次他和李治在壹起）还跟在我后面，在和马主任说话时候（在大院裏），他壹直站在侧面凶恶的盯着我，还听我和马主任说了什么。平常耳闻目睹了很多严重的校园暴力事件，壹些同学被群殴，壹群人乱踢，有时候还拿板凳砸，每次看到听到这些事内心就恐惧。越是恐惧越激动，越想解决问题但是无果。这种跟踪就是可能要袭击的前兆。

因此我就极为恼怒，也知道找老师是解决不了问题了，只能自己解决。加上这些天受的歧视，以及又重现的投东西骚扰，我准备了壹块砖头和壹杯开水（壹是为了壮胆，二是防身），在课间直接站到讲臺上，当时大概说了要李治承认投东西砸我，还有王若斌投东西、骂人，还说妳们为什么不敢承认这些话，然后李治就冲上讲臺非常凶恶的看着我壹步步逼近，女班长段xx还喊了壹声他的名字让李治下去，但是他反而更狰狞着瞪我，步步紧逼，我拿开水泼了壹下，他躲开了，我拿起来那半块砖，他还把头伸过来说，来来来朝这砸，我当时壹胆怯，没敢真砸下去，就说，我去找校长，很狼狈的要走，这时候才发现刚才那壹下泼的开水浇到了正在下面给其他同学讲解的女英语老师头上，而且烧伤的很严重，不过我当时脑子壹团乱麻，加上李治的恐吓，所以直接去楼下校长办公室了。这时候王若斌还在后面怪叫着大喊壹声：“还不回班”，整个教学楼都能听见，那声音大的放在人民大会堂不用扩音器全会议室也能听见（壹点不夸张，绝对能），即使我这样做了他还如此嚣张。

我头也不回的去了办公室，大概讲了壹些前因后果，王校长让我坐在屋裏等着，过了壹会，苏老师和那个英语老师壹块下楼来了办公室，她们就都哭了，尤其那个英语老师看来烧伤不轻，我壹下子给她跪下来了，说不是故意的，我是想对付李治（如果烧了他我绝不会跪，道歉估计都不会），还要磕头时候，她们赶快把我拉起来了。然后我父亲也来了，在学校商讨了这个事情，有壹个其他班的班主任说，妳这种应该送到拘留所关上十天半月，其实如果按法律规定是够了轻微伤甚至轻伤了，但是他们并没有追究刑事责任，那个老师和他们家人连经济赔偿都没有要求给，我现在还壹直特别愧疚，很后悔这个行为给她带来的伤害，也让我壹直背着这个烧伤老师（而且还是女老师）的罪名，到现在还背负着这个汙点，壹直为此担忧和痛苦。这个事情之后我在这个学校实在待不下去了，所以主动离开，又去了第三个学校。这时候是2009年初了。

我初中上的第三个学校是道口镇第二初级中学。初去学校时候，好几个老师都很热情，尤其看见成绩单知道我成绩在抗大壹个年级600多人裏排到前50（还是因为以前看过中学课本，虽然有这些骚扰恐吓，但是又没有其他玩乐分心，甚至用拼命学习逃避其他，所以长期排在前100，最高考过前30名），所以也比较喜欢我。虽然对我为什么转校有些疑虑，但是还是比较轻松的入学了，班主任闫老师甚至还专门给我安排了壹个靠前的座位，把原来坐的那个人调到后面。壹开始我很註意个人卫生，还有言谈举止，想珍惜住这次机会，洗心革面，吸取前面的经验教训，避免再和他人发生冲突。
开始壹个星期基本没啥事，但是壹个县城，我在抗北已经出了名，“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裏”，很快这个班裏很多人都知道了我以前的事情，壹些人对我的态度也开始转变，尤其是那种混子学生，他们很快就对我产生了戒备或者说敌视。壹些琐碎事情又让自己心烦意乱，例如那个为了我腾了位置的学生经常坐到我同桌的位置上，还在早读或者自习时候吹吹唱唱，手舞足蹈的，我因为前面的那些经历，就比较敏感，很反感这种不正经的行为，尤其影响学习环境很不好，所以就给老师反映了下，不过为了不得罪人，我当时特意叮嘱老师千万别批评他或者处罚他，只是旁敲侧击好生好气说壹下别让他再这么做就好。但是后来老师还是把他叫到办公室训斥了壹顿。后来没出什么报復事件，但是这事加上那些传言，自然和壹些同学有了隔阂，虽然歧视没在抗大初中那么严重，但是或多或少就有了壹点。

这时候，班裏又转入壹个新学生，叫文海川。这个人非常凶恶，不仅说脏话是家常便饭，还喜欢打人，手的力气非常大，壹捏其他人的肩膀或者胳膊，像钢钳壹样，那人就痛得很还动不了（他上了两个月左右就被学校开除了，原因是顶撞和威胁班主任。后来回教室收拾他的东西时候还顺手打了壹个平常很温顺的同学壹巴掌还是拧了壹下），也这么按过拧过我的肩膀，感觉非常的痛。结果调座位时候他坐在了我后面，动辄狠狠拍打我，还不给钱情况下让我去给他到食堂买饭，不答应就抓住我胳膊怒目而视，所以我想换个位置坐。

这时候老师就比较反感了，壹方面她可能听说了我在以前学校的事情，态度有了很大转变，加上我第壹次来学校已经挑了个座位，又换位置也不合适。但是我特别恐惧反感文海川，很想调座位，结果就找了好多次闫老师，老师后来说，那我问问谁愿意跟妳做同桌，结果因为我在以前学校发生的事情的那些传言，加上自己比较敏感而告的那壹状，其他人因此不愿意和我做同桌，事情就暂时僵着了。结果这天晚上，班干部张琼突然来了我的寝室（他是住在另壹间寝室的），还命令其他人把寝室门关上，我看见他不怀好意的来，我想出去，他就说“坐着别动”，还伸出胳膊阻拦，让我坐那。然后就跟训犯人壹样，板着脸问“妳几岁了”，我说15了，他就瞪着眼大怒说，（大概意思，原话记不清了）妳15了不懂得规矩吗？妳壹直去烦闫老师干什么？别看妳个子这么高，我高个子低个子的都打过，像妳这样的，我打妳几个都没问题。我说以前抗大学校是按成绩排位，他说（大概意思）妳别提什么xxxxxx,在这个班就得服从这个班级的规矩，然后还更靠紧我的位置坐了坐，还问，听到了没？以后不要再找闫老师，xxxxxx（忘了具体说什么，反正类似威胁性质的话）。然后才大摇大摆的开门出去了。

被他这壹恐吓，我壹下子想起来抗北的那帮混混，不过他这个是明目张胆当面威胁，而且壹看外表就知道是那种很凶狠而且说得出做的到的人。我拿着盆子假装去接水池洗脸出了寝室，乘人不备赶快跑下楼，正好在楼下看见程校长，于是我大概就说了下这个情况。他要我去办公室，又具体写了壹下，然后把张琼叫来，批评他不应该这样管理班级、不应该这样对待同学，不应该威胁人。我当场就讲了我执意调座位的原因，主要是那个文海川壹直骚扰，找麻烦，张琼也听见了。后来班主任也知道了这个事情，说和了壹下，看起来是没事了。不过很快就有报復。

因为什么原因（具体忘了，反正不在这个宿舍楼了），我们寝室要调寝，换到其他铺子裏，结果搬到了壹排通铺屋裏（就是人挨人那种，壹熘7、8个人挨着躺而非壹人壹铺），张琼负责安排具体铺位。前面提到了我当着他的面说过和那个文海川有矛盾，结果他就故意把我安排到文海川的旁边。那种铺子本来就挤，中间连隔挡的栏都没有，要是住了那还不得天天被欺负，被打。我从这个事看到壹些人真是十分阴险的动物，妳在他面前讲了自己怕的事，他却故意制造这种事让妳痛苦，为了整治妳，连底线都不讲，妳怕什么就故意给妳来什么。

我想调换铺位，但是前面刚调过座位，再说这个也不方便，然后我壹直磨磨蹭蹭畏畏缩缩的在办公室还有院裏等着闫老师有空或者心情好，壹直没敢说。闫老师看出来我找她可能是铺位问题，对我爱答不理（后来她跟我还有我父亲说了当时她看出来我是找她调铺位，还说“我看着妳磨磨蹭蹭站在我旁边那就是‘又’有事想说”，“‘又’不满意什么了”。这种麻烦事使得我和她都尴尬）。结果我干脆不去学校上课了，还让我父亲去找闫老师商讨壹下，最后结果是，挪了壹下，我和外班的壹个大寝室（好像是仓库改造的，能住30多人）的壹些同学住在壹块了，不过也有几个本班的。
在学校，得罪壹个人，往往就等于得罪了他的壹群朋友，尤其是那种流氓混混式的学生，他们就靠这种遥相呼应、抱团欺负人、“有事”时“互助”得以在学校立足和强横霸道。在抗北的李治、王若斌、付康等，还有壹些他们认识的外班的是这样，二初中也壹样有这种情况。学校裏有壹个叫周震的学生，和张琼关系很近，而且他是本校壹个老师的儿子。壹开始入校时候，他和我没有任何矛盾，还曾经聊过几次天。但是自从我在抗北那些事情传扬过来和张琼冲突事件之后，他还有其他有些人对我就有了很大改变。平常走路遇见他和几个人，眼神、动作跟以前在抗北时候遇到认识我的那些混子学生差不多。不过还没演变成直接冲突。后来，我打开英语课本，发现上面被人用彩笔写上“傻蛋”之类的侮辱性话语，书裏边还有人用彩笔画的类似侮辱人的图。这种情况更没办法解决，我总不能壹天不离地方的看守着这些书吧。而且因为被孤立，其他看见谁涂画的同学也不会告诉我是谁干的。

然后又发生了两次投粉笔事件，和以前壹样，虽然壹共就那两次，但是又不是定时扔，谁知道什么时候脑袋或者背上挨壹下，所以精神又开始紧张、思绪混乱，心神不定，听课、看书、写作业时候总在想背后什么时候扔过来个东西砸头上。除了这些矛盾的搅扰，还有进入初三学习日益紧张，各种要求整理内务、例如扫地叠被子什么的事情夹杂着，本来就不习惯处理壹些内务杂事，结果哪壹件都没干好，还因为这些事被刁难（例如自己吃了个方便面袋扔角落，值日的没看见，结果检查的看见后批评了，然后值日的好几个外班的就壹大通难听话，也是气势汹汹。还有叠被子非要多么整齐，按规定的特殊格式叠，我并不是懒，而是本来就不会这个，不知道怎么才能那么整齐没有壹点褶皱，也反感形式主义，稍微窝个角有点褶皱都被批评指摘，非要人重叠，叠不好就再继续重叠，得折腾好几遍，虽然这些是小事，但是也是焦头烂额。）。然后更忧虑更干不好，整天陷入痛苦当中。这时候更没兴趣关心自己卫生了，几天不洗脸不洗手，衣服也没空洗。

我因此产生强烈厌学情绪，后来发展到上壹段学休息壹段，断断续续的开始休学，想通过这样逃避矛盾，减轻痛苦。但是即使这样，总有去学校的时段，也必然要和那些有矛盾的人经常见面，和其他各种异样眼光歧视和主观客观上孤立我的同学呆在壹块，虽然也有个别同学比较友好，例如借给我书、卷子，或者聊个天，冲我笑壹下，但是也仅此而已，并不能在出现矛盾时候替我说公道话，或者告诉我谁写在我书上那些脏话、谁投的粉笔。后来壹个和他关系很好的学生于xx还故意在遇见我时候朝我吐痰，吐在我身边，嘴裏还鼓鼓囊囊说脏话，而且看我的表情就是很反感和敌视，完全摆出壹副故意吐痰恶心我的架势。好像除了他是周震本人还是别的壹个人，也这样在我面前吐过。周震还当着我的面和其他同学说我告状和他被程校长叫去谈话的事，虽然没直接提我的名，不过还骂骂咧咧的，具体脏话时间太久就记不清了，好像有这货、这玩意、2B什么的。那几个人和他关系比较好，我当时也不敢说什么反驳。在这种环境下，我整个人都快要被逼疯了。当时精神崩溃，烦躁不安，不想学习，有时候大半夜睡不着，干脆从学校大门上扒出来，像幽灵壹样在街上游荡，有时候真希望大半夜在路上的汽车撞死自己，但是又犹犹豫豫不敢这样。初中二年级时候，无论是在抗大初中还是二初中，整个哪壹年是上学以来最痛苦的壹年，几乎就在死亡的边缘。

后来就发生了投剪刀事件。我坐在靠窗位置，周震本来就和我有矛盾，坐在中间四排裏边，我开了窗户，他就让我前面那个人关上窗户，我后来又开了半截，他出门从外面用力把窗户关上了，我又拉开，他又关上，我后来拿了壹个裁纸刀在自己桌子上划，和他怒目对视，被老师叫过去了批评了壹顿。后来班裏又调座位，周震坐到了我后面三排。结果没过几天，就又有壹个东西投到我背上，不是粉笔，而是剪刀，虽然不是尖端直接对着后背扔的，但是剪刀锐利的那半截还是砸在我背上，非常疼，然后旁边壹个女生看见异常，赶快捡起来这个剪子，周震从后面过来从那个女生手裏拿走剪刀，又给了我侧前方坐的张琼。

我坐在靠窗的那边，张琼是在中间四竖排，离我很远，如果是正常传剪刀，即使扔的准头再差，也不可能从张琼那块地方偏到我背上，怎么可能扔到我这裏，而且这种比较大的利器怎么能随便扔呢？而且怎么正好是他们两个和我有矛盾的人传剪刀砸着我？所以自然是故意刺伤我，身体倒没有多大伤害，但是这显然是直接又阴险的挑衅，当众用剪刀砸妳，就是要“治治我”。我不反击，那就受这么大的气，还当众丢人，天天难受痛苦。反击了肯定会被抓住手，而且他们两个我谁都打不过，再像抗北那样伤人更不合适，也比较怯懦，最后还是找了闫老师。这时候壹个是她已经很知道我在抗北发生的那些事，估计还有壹些夸张变形的传言，以及为了座位、寝室铺位、学生矛盾多次找她解决，她早就对我反感厌恶了，所以很敷衍的说去了解壹下。我后来又催她，她说妳还学习吗？天天考虑这个事。我说谁知道他以后再投什么东西，而且被扎壹下天天还得和他见面，不敢吭声，天天这种环境怎么学习。后来她当然还是把对方的解释给我说，就是递剪刀扔错地方了，其他同学也都不愿意出来作证，都说没看见，包括那个捡剪刀的女生。而且还说我“就妳事多，就妳特殊”，我说这种事应该在学校通报批评（那时候比较幼稚），她说那妳以前做的事呢（指在抗大初中自残、泼水烧了老师的事），应该全县通报批评。

其实如果只是投剪刀这壹个事也就罢了，但是前面和张琼、周震的冲突，还有因为这些矛盾造成的歧视、孤立，加上休学了壹段还不能安生，周震在和我在老师面前对质时候也是壹副满不在乎的样子，以后上学天天还要面对这些欺负人但是还趾高气扬的脸，天天见面看见他们几个还得躲开，又没能力像其他拉帮结派的人那样打群架报復，单挑都打不过，那时候感觉人生就毁在这些个（这三个学校）的不讲理、喜欢找事、欺负人的流氓混混手裏了，学习也学不进去，天天担心再找麻烦，背后投东西，又时不时看见他们在那议论，不提名字骂人，女生也是异样眼光看着落魄如此的我，所以决定不管怎么样也要出这口气。

既然打不过，老师校长又没办法处理，我当时觉得教育局比学校大，于是就去了中心学校（负责管理全县初中的）和教育局，结果他们都说这个还是让学校自己解决吧（其实在抗北上学时候就因为处理找事学生和调班找过县教育局和中心学校，包括找过教育局副局长李xx和纪检书记马xx，但是没什么用，学校的事还是学校内部自己处理，涉及到的是学生不是教职工，教育局也没办法，但是当时就觉得谁官大就找谁，让官大的压他，现在想想很幼稚）。不仅没能影响到他们，反而周震更嚣张了，他让另壹个学生（就是前面提到的那个冲我吐痰的于xx）给我说班主任在教学楼下面壹个拐角那有事等我，我当时就奇怪为什么不在办公室，结果去了之后看见周震和几个可能是外班（反正这些人都不认识）站在那，他看见我立即冲着那几个人说话，对我指指点点。很明显其实意思就是恐吓，就是说我找了壹些妳不认识的人认壹下妳的脸（以后打妳就方便），本来他可以把那些人拉到教室外面直接认我，但是却把我叫去楼下，这显然就是公开恐吓了。后来我给闫老师说了，她找了周震，周震也承认了，不过他说他这样做是想找我谈谈，但是当时我出现之后他也没叫住我谈什么，壹个字都没说。

面对各种不定时也不知道具体可能有什么形式的找麻烦的情况下（主要是出于可能被攻击的恐惧和被对方威胁却无法反抗的愤怒），我那时候又犯了幼稚病，加上那时候可谓走投无路，不知道怎么解决这个矛盾和发泄委屈，就坐车去了两次安阳市教育局（滑县属于安阳市管辖），还写了两份反映问题的材料，要求很过分，很夸张，要求处理“不作为”的老师和校长，还要求召开学生大会处分周震等人，这是2010年初的事情，壹共也就去了两次，后来也没什么下文了（因为我后来也离开了这个学校，原告都离开了当然后面就没什么处理），不过现在感觉不了了之倒是合理的，也是个好事，毕竟自己不会在当时就变得在全国知名，搞得像唐慧壹样，而且我这个确实是小事，这样做对自己名誉损害最大。此事之后，我壹下子变得更知名了，无论教育局领导、学校领导、很多老师和同学全知道了我的“大名”。

现在想想很后悔。其实那时候对这些学生，老师确实也没什么办法，没有直接打人，没办法开除谁，而且事实上前前后后他们也为我做了很多事，闫老师从入学时候给我排座位、后来考试又关心成绩、开始出现矛盾时候也尽力帮我解决，在出现壹系列事情前也很和蔼，以前我在其他学校时候的事情传过来，他们也没让我退学，校长也很耐心的给我解释为什么没办法开除这些人，还和颜悦色做我的思想工作，希望我正常上课学习，包括还批评其他学生，不管有没有用，但是至少他们都做了，已经尽其所能了，何况这个校长据说都挨过那种流氓恶棍学生袭击过，等于比我的事还严重的多，他们也没因为这些个事情生气的不干工作了。而且他们又不能24小时看着我，保护我，老师和学校领导都尽到应有义务了，我告的状要求处理他们，这确实无理，还闹得沸沸扬扬，地复天翻，尽人皆知，从市教育局到县教育局、学校领导和师生成百上千人都知道了（壹个15岁的学生拿着打印的自己写的几千字的告状信去市教育局，确实比较惊世骇俗的，尤其在中部县城）。除了让别人更认为自己神经不正常，让自己更被歧视和面对异样眼光之外，还给老师、校长抹了黑，伤及无辜，也没惩治住那些学生，做了壹件大错特错的事，给自己和其他人都造成了很不良的影响。这个事情壹直后悔到现在。

但是想想，那时候也没有其他方式解决了，或许因为这壹告，加上前面的反抗，包括反映到县裏教育局还有校长那裏，让他们不敢群殴我，无论在校内还是校外，因为不知道我可能把事情闹得有多大，不知道我还会有什么激烈或者匪夷所思的反应，可能会想，真打伤了我，会不会去市公安局、省教育厅反映什么的（要真被打了，那真有可能去）。可能起到了这种震慑作用吧。而且周震是学校教师子弟，他们确实庇护他不受处分，还把扔到我背上的大剪刀说成是“指甲剪”，避重就轻。还有后期老师很不耐烦说“就妳事多”，“就妳特殊”、“妳恶人先告状”之类，还有壹些其他难听话，态度变得强横恶劣了些，所以那时候也是正在气头上，当局者迷，不打压敌人的气焰就过不下去，而且也没其他解决办法。而且很多学生都会见风使舵，看老师的眼色行事，如果老师不待见我，他们会更加变本加厉的欺负我，很多处于旁观者行列的人也会加入其反动阵线，或直接当面或背后讥讽攻击我，或以嘲笑的态度冷眼旁观我的窘境。在这个时候我必须求助更高层级的教育部门人员来缓解这种危险的冲击。而且看不惯周震张琼等人那种壹副满不在乎嚣张跋扈的样子，所以非得治治对方不可，就算处理不了对方，也得恶心壹下他们，给他们以及他们家长造成壹些麻烦，以反击他们对我的各种攻击。这样做显然恶化了和老师的关系，而且还是没解决问题，也把和老师同学的关系彻底搞砸了，看来这样也没什么用，我干脆彻底休学了。

我上学这好几年出现的这几次激烈的反击如泼水、告状、扎人、站桌子上吐痰等（除了前面提到的，后面还有），除了因为对方特别可恶，打不过对方、对方人多势众坏心眼多，加上自己不适应学校生活不知道对各种具体冲突如何合理应对、长期处于受威胁和恶劣环境中精神紧张容易举止极端之外，自己也缺乏与这些流氓恶棍长期慢慢斗争的心思和能力。如果天天想方设法对付别人，肯定影响学习（有些人或许能做到学习后对付他人两不误），而且很多学生根本不怕小打小闹，妳和他对骂或者平常告小状他们根本不在乎，而且妳这样他们更来劲，根本遏制不住他们的攻击和挑衅。只有用特别激烈、特别严重的行为才能壹定程度震慑这些流氓恶棍或者其他威胁、侵害自己的学生，让自己有片刻的安宁与安全。

很多长期被欺凌的学生很多都是比较懦弱，欺凌者吃准了他们不敢真的激烈反抗，所以才肆无忌惮的谩骂、殴打。他们知道绝大多数人不敢彻底撕破脸对抗流氓恶棍，而且没有殊死壹搏的勇气和破罐破摔的魄力，哪怕自己是破罐，被欺负惨了也不敢反抗。这些流氓混混见多了偶尔回骂、还手或者告到班主任那的反抗，作用微乎其微，所以他们早就不怕这些了，对这些小打小闹的反抗满不在乎。而且只要被欺凌者做这些，最终壹定会被报復，只是在当天还是在放假前或者更长时间之后（多数都在过壹两天或者放假时候）报復而已。这些隔靴搔痒的反击不仅不能制止欺凌，他们会更加嚣张跋扈，目中无人。尤其当他们看到被欺凌者投诉无门、反抗力量不值壹提，往往会手舞足蹈十分高兴，嘲笑被欺凌者的弱小，更想办法捉弄、谩骂和殴打弱者。就像壹些校园暴力视频中壹群人踢打壹个人，看被打者无力反抗、抱头躲闪却无处可逃而兴奋的爆发哄笑壹样。

他们认为我势单力孤，怎么不了他们，制不住他们，不能把他们怎么样。无论是欺凌者还是旁观者，看见被欺凌者的软弱表现，不仅不会同情，反而会认为其“怂了”、“没本事没能耐”，加以各种嘲讽、调笑，被欺凌时的惨状也只会成为他人茶余饭后的谈资，而没有人为此感到义愤和仗义执言。妳理性平和的去讲道理，别人只会觉得妳是“傻蛋”，觉得妳好欺负、胆小畏缩，而不会因此尊重妳，更不会帮妳解决问题。所以我只能反其道而行之，用特别激烈特别强硬毫无回旋余地和完全不能退缩而且后果非常严重、这些人往往想不到的方式、极具震撼力的方式反击，才能把这些不怕告小状、不怕偶尔回骂和还手的敌人暂时的震慑住。我只有干他们以为我干不出来或者不敢干的事，只有做出超出这些流氓恶棍预料的反抗方式和程度的事，才能对他们产生实际的反抗效果，否则他们不会有任何痛感和损失，也不会收敛。只有这样才能让对方真正受到损伤，让老师和他们家长给他们施加压力以使其有所收敛。

而且在那种壹个班七八个流氓恶棍，和他们剑拔弩张时候，只要自己放松和软弱，对方必定得寸进尺、挑衅试探，所以只能壹直采取高压态势，在每壹件事情上都坚决反击，锱铢必较，只有壹直保持强硬才有壹线生机。只要自己示弱，这些人以后就会天天欺负妳，有事没事都来找妳麻烦。正是因为这样，他们才不敢把用在其他被欺凌者身上的方式100%用在我身上，才以壹己之力打退数人乃至十多人的猖狂进攻。否则我跟其他的那些被欺负的人的状况就差不多了，就变成这些人随时可以欺负取乐的倒霉蛋。尤其看到那种流氓恶棍学生摆出壹副“我就这样妳能把我怎么样”、“我就说妳了欺负妳了妳也不能把我怎么着”的嘴脸，就格外愤怒，难以控制自己的情绪而作做激烈的事。当然这也会带来巨大副作用，具体的恶劣影响前后都讲了。不过既然妳示弱或者逃避也换不来同情与帮助，采用激烈手段反击也是不得已的选择了。此外各种孤立、歧视、当面或背后诋毁，也让自己内心充满愤怒，在这种冰冷的环境中，我有什么选择呢？那些认为忍忍就过去了的人可以经历下被全班绝大多数人当神经病对待、女生看见之后就跑的远远的、满脸夸张的厌恶表情、眼睛裏充满嫌恶与鄙夷的这些情况，在这种环境下，不逼出事才是奇了怪了。在这种令人绝望的恶劣环境中，善意得不到回应，只能用暴力来维护自己的安全和尊严，才能把各种恶气稍微出壹点。

后来就住在了外边旅馆，因为不希望其他人（包括家人）知道我在哪（当然也不希望被那些和我有矛盾的人找麻烦），还用了假名登记（那时候我们那小旅馆还没有互联网登记那些规定，当时很多也不查身份证），然后就浑浑噩噩的看电视，或者到处游荡。自从上初中离开家庭，很少再回去。我住在外面也是壹种对长年拘禁在家的壹种逆反。我壹秒钟都不想在那个拘禁我十多年的家庭呆了，哪怕后来家人做出了壹些弥补。只要不住在家裏而是外面，就有壹种解放的感觉，不再受各种管制和束缚。当时心裏满脑子是仇恨和不安。

这时候因为壹些原因，我见到了我母亲，并且在她家住了些日子。这差不多是我长大以后第壹次和她交谈了很多天。不过因为长期不在壹起，生活习惯等问题的隔阂，关系并不融洽，她丈夫也比较排斥我，我暂时住在她另壹个儿子屋裏时候，晚上冷的时候连开个空调都不让，夺过来遥控器立即关上。但是后来她儿子回来，立马就打开了空调从早到晚天天开着（只要他在的时候）。之后让我搬到了壹个杂物室，裏边什么取暖设备都没有，弄了壹个小床（类似医院陪护买的折叠床）和壹些其他人用过的老棉被子（那种老式的很重的棉被子，和他们盖的完全不同）凑合着。我不计较物质本身好坏，再苦的日子都曾经有度过（例如小时候经济拮据时期，壹些内容现在不方便说，以后采访可以当面讲），我对物质没有多少要求，壹天吃壹顿饭两个馒头壹碗汤，穿破衣服、在没空调暖气的屋裏冻得腿疼，这些都没关系（这些都经历过），只是愤怒于这种差别对待。

他们四口（我妈和她丈夫还有两个儿子）和我住在壹套房子裏，但是却有这么多显而易见的区别，能够如此厚此薄彼。而且生病了加上父亲去外地有事壹时没有钱，我找她借钱也很不愿意。虽然挺难受，有时候比较愤恨，不过这些也能理解，毕竟突然来了壹个“外人”“入侵”这个家庭，影响了他们三口之家（大儿子上大学平常不在家，壹般就他们三个）的幸福生活，还多了壹份饭，每天进进出出各种不舒服，连提壹下我父亲工作单位的名字，我母亲就赶快说让我小点声，别让她丈夫听见，这种环境当然不可能呆太久（不过话说回来，除了我妈，其他陌生人也不会收留我啊。即使有不公但是总是给了我吃住）。

当然她也给了我壹些帮助，给我又找了壹个学校（抗大南校，和我初二时候上的学校是两个系统的，虽然名字是南北校之分，但是实际上没有什么关系，只是地理上挨着），还送了些衣服，有新的，也有我表哥穿过的。有时候说话上也很关心，还托壹个有亲戚关系的老师照顾我。在这个学校呆了两个月时间，我比较谨慎，而且班主任和英语老师都和我母亲很熟，部分学生也知道，所以没有发生大的冲突，但是因为前面那些事，壹些知道前情的学生当然还是拿有色眼镜看我，自己也因为前面的经历比较敏感多疑，还是有了些冲突，后来感觉怕再闹到以前学校的地步，干脆不上了（例如和壹个学生有矛盾，而且又是结伙成派的，我害怕报復不敢回寝室，说肯定有人等着我来找我的麻烦，老师还不信，后来那个照顾我的英语老师带我回寝室，果然发现那个我告的学生坐在我寝室裏，还有其他几个和他关系近的人也在这个寝室坐在好几个铺位上（他们本来都不住在这个寝室，平常也没见过这些人壹起来这个寝室），他们看见我旁边还有老师所以才没敢威胁或者其他进攻滋事）。

然后，我壹直休学到中招考试，等于中招前的三个月左右都没有上学。这期间，还是住在外边旅馆裏边，精神还是紧张敏感，噩梦连连，基本都是学校打架的事情，还有那些嚣张的面孔。中招时领准考证都小心翼翼的，不敢见以前的同学，所以领证时候还壹直拖着不去，最后等其他同学都坐车去看考场时候我才找到老师偷偷拿准考证，老师还壹直埋怨怎么这么晚来，其实我早就来了，只是想等其他同学走了之后再领，省的别扭。在中招考试时候，我还带了比较长的水果刀进考场大院防身，要是有人趁机骚扰我我就真的会用刀刺甚至杀了对方，结果竟然没有人找麻烦，对我是壹种幸运，对那些有趁这种考试关键时刻骚扰袭击我的想法但是没付诸行动的人更是壹种幸运。最后中招考试，因为前面长期休学，物理化学没怎么学，当然考的很糟，不过还是通过了滑县第六中学（仅次于壹中的县级高中）的录取分数线，虽然壹直想去外地学习，但是分数不太高，加上还是想在本地试试，看看高中是不是有好转。

因为前面长期休学，物理化学没怎么学，当然考的很糟，不过还是通过了滑县第六中学（仅次于壹中的县级高中）的录取分数线，虽然壹直想去外地学习，但是分数不太高，加上还是想在本地试试，看看高中是不是有好转。

结果，高中还是那些人，每天都能看见很多以前认识的人，包括那些流氓恶棍，暂时还算平静，毕竟刚刚开学，这些人还没筹备好怎么发起攻势，还有壹些熟悉或者陌生的同学对我很有善意，各种偏见还没形成，很多事还没传播，所以还凑合。其实在那大概壹个月裏，还是有很多人对我有善意的，毕竟刚开始，很多同学还不知道我以前的各种事情，加上自己註意了壹些外部形象，加上壹些其他原因，例如我母亲正好在六中教学（虽然并没有仗她势力干什么，和她关系壹直冷淡），而且恰巧教的我所在的那个班，壹些同学知道这壹点，暂时没想找麻烦。所以壹度在班级裏还比较和谐（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就不壹定了，以前以及后面很多学校都是壹开始很好，慢慢就出了各种问题）。但是初中那些事在脑子裏的阴影壹直挥之不去，总想着当初得罪的那些人必然会报復，结果军训半截我又休息了，等到正式上课才回来。这时候就又看到学校裏有学生被威胁，我的同桌就因为发书时候给壹个人说了壹句（大概）“妳怎么不早点拿”，说话语气比较重，过了壹会就有个膀大腰圆，壹看就很凶恶的人，就给他说“妳说话不会註意点”“妳以后小心点”之类几句话。

这时候又天天能够看见那些以前有矛盾的人，心理阴影越来越强，总是想逃课，又想到中招考试因为这些人考砸了，休学了好几个月，每天到处跟罪犯壹样躲藏，我总不能壹直这样吧。然后就又走了极端。这时候的心态已经是类似于半个加害者了，很想找机会出以前的恶气。然后和壹个叫王xx的学生发生了口角，因为他倚着我的桌子壹直晃悠，我就让他别晃了，他壹开始说过“不是故意的”，但是后来他还壹直这样晃荡，连续几天，我就恼了，在背后晃桌子，还踢了他脚壹下，想让他起来，他反而说“妳继续晃，太舒服了”，还更加用力用背靠住桌子，故意晃荡挤撞，我写字时候桌子就因此壹直动。后来他书掉前面地上他不仅不拾还往后踢，还当着我的面给他同桌说“我以为是王庆民的书呢（所以故意不捡）”。然后我就急了，又想起来李治在班裏60多人面前那次把头伸过来，让我拿砖头砸，我没砸结果狼狈的跑了，感觉特别羞辱，非常丢人现眼。还有后来对付王若斌、张琼文海川他们都是告到老师那也没解决问题，而且告状反而被看不起。看不起告状，那我必须自己动手吗？然后又打不过这些人，难道永远这样吗？在前面的几个学校壹直都是我退学逃避，严重影响学习和生活，而对方安然无恙，初三时候休学总长达到半年（前半年断断续续休学，后来又从二初中退学，在抗南学校又在中招前休学了两个月），难道永远这样逃避、耽误自己？这样下去还怎么学习呢？

当时心裏边仇恨很大，而且由于初中那三年经历的事，在学校壹直处于精神高度紧张之中，尤其遇到这种故意激我的时候，情绪就容易控制不住。上次竟然忍了李治的激，这次再忍更是受辱（虽然这个事情壹定程度是我先挑起来的），别人更为认为我怂包、滖逼（胆小畏缩）。有些人以为我即使自残也不敢伤别人，非常懦弱，更会嘲笑我。我要让那些料定我不敢动凶器的人知道我究竟敢不敢。自己壹旦被吓住，会有更多人欺负。我见过那么多因为示弱被别人欺凌的人。其实最主要是因为前面断断续续退学休学，耽误自己学业，因此非常恼怒，壹直憋着很多气。那天下午又想到这些，我就拿起桌上的裁纸刀，对着王xx背上刺了壹下，还拧了壹下，还说了壹句“杀了妳”，拿起水杯砸了对方。因为那是夏天，王xx只穿了壹件汗衫，结果壹下子就刺的很重，其他学生赶快把他送到医院（据说后来缝了好几针，还住了壹段医院）。

当天晚上，对方家人就来了十几个，把去商议的父亲围住，脏话连篇，差点打起来，还赔偿了壹些钱。不过对方也没罢休，据我母亲说，王xx家人又追去学校，他母亲还连续好几天坐在我妈办公室闹，闹得学校中我妈很多同事都知道，最后我妈只能暂时离开办公室不上班（我并没仗她势力，后来我离校，未办学籍，等于类似开除，并没有让我妈利用这个职务和与领导同事的关系包庇我）。

其实这个事明显是我的责任、错误，乃至违法犯罪。和他只是因为壹些小事，但是看见对方激我，或者恐吓，总是想发火，又想起李治这种人，就把以前的恐惧带来的仇恨爆出来，想想我挺对不起他的，我做的显然特别过分，而且很大程度是前面事情积压的爆发，是壹种迁怒。如果是扎的李治这种猖狂凶恶的人，我肯定不会愧疚或者遗憾，显然我搞错了对付对象，这个事情也壹直后悔到现在。而且手段很不光彩，不是面对面刺伤对方，而是在背后捅了壹刀，也就是常说的“背后捅刀子”的非比喻情形。这壹点我也感觉非常没脸面。其实我做这个事很大程度上是要让那些轻视我、欺负我的人知道，让那些料定我除了告状之外没有别的办法，肯定不敢动凶器的人知道，我是敢这样做的。只是很后悔没有用在严重欺凌我的人身上，而错用在了仅仅发生口角的人身上。如果有人狠狠打了我壹顿，然后我用小刀还击，我不会愧疚。我所遇到的各种我痛恨的人中，有至少30个人远比王xx可恶（而且只是口角，可恶其实也谈不上），我如果在更合适的时候对更值得这样刺的人扎，就不会像现在这样痛苦（如果那样，甚至可能完全不后悔，还很高兴），没想到自己受到那么多欺凌，而自己最激烈的反击竟然没有用在这些极可恶的人身上。

此外，那时候班级内学生普遍对我还不错，至少到我出事之前还没有什么歧视排斥，所以我这样做就更有愧于他们（虽然按照初中那四个学校的情况，过不了多久可能就会传扬各种关于我的丑闻，但是毕竟当时还没发生，而且如果我做的非常好（虽然当时几乎做不到），或许就没有什么歧视攻击了，我就能正常学习生活了）。（而且后来我还去了壹所比较好的学校，虽然二者没有直接因果关系，但是还是有壹些关联。所以心裏更别扭，壹直别扭到现在。感觉好像是我因祸得福，利用他人痛苦成功壹样）

这时候我也不想去学校了，反正这种歧视、恐慌、四面受敌的情况我再也不想过了。别人欺负了我，我担忧害怕；我伤了别人，还是我内心惶恐，焦虑不安。这时候我（其实在中招之前）就已经全县大多数学生（县裏学生大多数都在县城）皆知了。坏事传千裏，尤其是有些人脉（特别是流氓混混这种学生）的没有壹个不知道我的。以前那种女生看见我就露出歧视，表现的很恐惧、恶心然后壹熘烟动作非常夸张的跑了的情况自然还会再现。这时候我在六中上学还不到壹个月。

然后，我就陷入迷茫无措当中。后来想想去外地试试，我父亲出于对我小学没有上导致的这些事而愧疚，所以也愿意拿择校费让我去外地市区比较好环境的学校试壹试。过了大概壹个月，经过托关系，加上壹些巧合，又交了很多择校费，于2010年11月下旬左右去了位于新乡市的河南师范大学附中高壹11班学习。这个学校至少就本部而言，校园暴力还是很少的。（我从初中壹年级开始，因为与家裏的激烈斗争（详情不便在文中说），慢慢得到壹些尊重，而且我又是独生子女，所以我父亲慢慢开始给我更多自主，而且长期不住在家裏，和我姑也有所隔离。在上学上也给我很多帮助，与小时候有很大差别。）

换了新环境，壹开始感觉还行。毕竟在这个陌生环境，壹下子少了那么多歧视和冷眼，我也想重新生活，所以尽可能註意个人形象，无论是个人卫生、穿着打扮还是言谈举止。学生大多数来自市区，而且又是名校师大附中的本部，成绩普遍很好（基本都是全市成绩前十分之壹那壹部分裏的），所以最初几个月很不错，自己在前面学校积累的经验教训也让我註意谨言慎行，还有註意个人外在形象。

这段时间也是我成绩重新恢復期，虽然文理还没分科，但是我专攻文科，放弃理科学习，语数英加文综的成绩迅速提高到全班前五，最高排到第二，政史地单科成绩也都稳定在前三名，有时还取得第壹名成绩（当然物理化学中学那段就没怎么学，初二才开始学物理，化学初三才有，初三我休学时间比上学时间还长，上学期间也处于各种事情中。所以我考这两科时候就干脆不写了，随手写或者乱蒙选择题也没什么意义，虽然也有过蒙题，乱涂选择题，不过多数时候选择交白卷。生物会做壹部分）（如果只算语数英加文综，分数要超过壹本线不少分。因为高壹高二离高考还有距离，所以这个只能参考，不能具体衡量）。和同学相处过程中也交了壹些朋友，还有个别的算得上很好很熟的朋友了。开始时候整体人际关系也搞得还可以。即使有些人说话或者行为不礼貌，我也尽量克制。

随着新同学互相熟识，相互认识的更深入，人们之间对其他人开始形成深入而且比较固定的印象和态度。我虽然尽可能融入新环境，但是归根到底，在初中只是学了人际关系的皮毛，而没有长期、深入了解和参与同学之间人际交往的能力。当然，这不仅和没有上小学这个根源性的原因有关，也和扭曲化了的初中学校生活的影响有关。在初中那种歧视、压抑、恐惧的气氛中，很难去学会正常的人际交往能力，即使看了些皮毛，知道些基本的学校生存规则，却无法知道这些规则的细节和如何灵活运用它。例如讨论游戏、电影，自己往往插不上嘴；不会开玩笑，不会用互相开玩笑来融入壹个朋友圈；谈八卦、同学之间的事情我更不擅长；平常举止木讷呆板；不了解也不理解其他同学之间微妙的人际关系，以及自己如何在这些关系网裏相处；还有像以前的壹些观点，就是作业或者卷子不要被别人抄，这个还是太糟，不懂得平衡同学关系。其实如果小学以来都在学校，就知道抄作业甚至参考卷子都是十分正常的事情。而我却把这当成很重要的事，虽然比初中时候强了，连自己也抄作业，还看过别人的默写，但是这壹些时候还是放不开。

而我与他人爱好和价值观也不同。我因为不擅长讨论游戏、电影、八卦和其他同龄人喜欢的东西，反而喜欢看壹些政治、思想文化、社会方面的新闻，例如看《环球时报》、《南方周末》、《大河报》之类的报纸，看壹些这些方面书籍，最多在文学作品上和其他人有些交集，而且看相同书籍体会也不壹定类似，兴趣爱好大不相同，所以和其他同学很难说到壹起。当然不同爱好并无优劣之别，但是确实容易让人之间缺乏共同语言。壹些同学看我的眼神也是很异样，从有的人看我的目光中就很明显看出来很厌恶我。行为举止虽然尽可能註意了，但是还是因为从没上小学，所以可能仪容仪表、壹举壹动还是有比较“奇葩”的地方吧。可能壹举壹动、壹言壹行中都会透出与他人不同。这个我自己还真是很难知道究竟是哪些，因为自己习惯了，所以不知道有些举动别人看见很嫌弃。可能有低头沿着墙根走路、眼神飘忽不定或者其他不太好看的眼神、用手摸嘴唇、愣愣的盯着别人看（主要是当时近视，嫌戴镜不方便，所以还没配镜，隔着好几排看人看不清楚，所以瞪大眼看，还要几秒钟分辨壹下，所以可能有女生就误会是故意盯着人家看。

其实还是因为孤立和隔阂导致误会，假如我与他人沟通顺畅、同学关系正常的话，这种误会肯定不可能发生，别人也不会把这当成恶意）、还有有时候看起来傻乎乎的之类（这些也是听别人说的，自己感觉不到）。而且对很多事情纠纷的严重程度，处理问题轻重把握的不好，当然同样也是不适应学校的壹个特点。何况初中几年造成的负面影响，各种歧视、孤立和校园暴力造成的恐惧，让自己更敏感、多疑、易怒、小题大做，对与同学之间更深入的交往总有壹种心理隔阂，抑郁症对精神的破坏力也让自己情绪很难控制。而且自从扎了同学那壹刀和泼了老师那壹下，经常想自己背上会不会被刺，会不会被泼水，洗澡时候摸壹下后背，总会在脑子裏浮现那种被扎的痛苦，头上浇了开水的恐惧。李治、王若斌这些人张牙舞爪，还有亲身经历或者看到过的校园暴力总是在噩梦裏重现。而且我对老师同学隐瞒了原来的经历，还编造了是在另壹个城市市区上的初中，没有提滑县，总害怕以前认识、知道我的人突然出现，或者现在学校的同学通过其他途径万壹知道这些，并且将那些事公之于众。加上与同学更深的相互了解之后开始出现裂痕、甚至矛盾，自己开始向以前的精神状态和行为状态靠拢。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最后孤立到连学校是不是上晚自习都不知道，因为没有同学通知，不像其他同学互相告知，而且往往有共同群组，我对学校很多放假、开学、作业安排壹无所知，只能问老师，结果往往因为这种“周日晚上上不上晚自习（因为有时候上有时候不上，不固定）”、“小长假之后开学是几点到，上午到还是下午到校”之类小事经常给老师打电话询问，结果老师很反感，后来出了事之后老师还专门挑出这个问题在办公室和我父亲还有其他同事说，说我“经常打电话给他，有时候还半夜打（我给老师打电话基本都没超过晚上9点，我印象裏半夜（大约凌晨时候）并没有打过，绝大多数都是白天打的（倒是在復读的那壹年曾经在半夜因为特殊情况给老师打过两次电话，但是高壹高二从没大半夜打过电话）。老师可能以为我故意没事打电话，因为在他们的思维判断中我肯定和其他同学壹样收到班干部或者其他同学的通知了）”，对此很厌烦，我则是有苦难言，要是和同学关系都很近，例如加入相关群组，或者和其他同学有联系，就不会有这种麻烦了（当然，孤立情况主要是高二年级，高壹相对还好）。

这样，因为父亲拿了那么多钱，又来了壹个新城市的名校，需要倍加珍惜，重新开始新生活，未来考个名校等这些信念组成的心理堤坝开始溃决，滑向日趋糟糕的境地。当时周末放假我往往都是坐车去附近城市旅游，还住壹天，而不是静静的待在租住的房裏，这个特点从我初中三年级就开始了。只有去陌生的环境，或者在旅途当中才有安全感，在熟悉的环境，四周都是熟人的情况下反而很不安。居住在陌生旅馆或者坐在长途汽车上才能感觉安心舒适，即使它是颠簸的、简陋的。这些年我的开支壹半都用在外出旅行的车费和住宿费上。但是这种散心不是永久的，总是还会回到学校，面对各种问题。

这期间发生了壹个事情。壹个叫凌霄汉的学生，平常说话很难听，说话声调也阴阳怪气的，脸看起来猥琐又阴毒。说我的作文是“傻屌”写的，上课喜欢起哄，还喜欢动手动脚，出言讽刺，例如说我认为的好的同学名字恶心之类，其他记不清了（当然他也说过别人，例如说女生吃的东西有精子味）。三个月裏骂我或者讽刺我至少有十几次，语气和表情都很明显不是善意的开玩笑。反正看见这种人浑身上下极不舒服，然后他看出来我反感他，还故意往身边蹭。然后有壹天晚上，他看见我吃红薯，就又跑过来把恶心的脸贴过来，还拉拉扯扯，还故意在我吃的时候表现出恶心神情，我就把快吃完的红薯连袋子塞给他，他壹下子恼了，上来就把我摁住打了壹顿，虽然他个子低，但是很有力气，壹下子摁住我，让我没机会还手。这时候是课间，班裏还有七八个人，有个人上来把我拉开了。还有几个女生在旁边看着。然后自己感觉特别屈辱，哭了壹阵，就去找了学校的壹个值班领导反映了这个事情，想让他去处理。结果他说太晚了明天再说吧。

第二天我和我父亲找了班主任关仲卿老师和副校长闫新全说了这个事（然后还拍了个片子，没有伤筋动骨，有些软组织损伤）。闫校长对此很不以为然，他觉得告到老师这是小题大做，反而问了我是怎么来的这个学校，还说“要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另壹个校领导也说过“再打妳妳也得忍着”），劝告我回去好好学习，拒绝对打人学生纪律处分（后来某次在对全年级学生训话时候，他又提到了壹个例子（下面内容是大致记忆的，过了五六年了记不特别准，大概意思是这样），说壹个学生被打了，给他打电话，他问“妳怎么知道我电话号码”，那个学生说是查114查到的，说到这他还笑起来（下面有不少学生也跟着笑起来），然后继续讲（而且用壹种调侃、很不严肃的语气讲），他告诉那个学生，妳有打114查我电话这个空闲，应该平心静气去学习，学习时间多宝贵啊，被打了就多锻炼身体，调整心态嘛，生气有什么用，要用好好学习来争气）。而且当我说调监控录像时候，闫校长、关老师和另壹个年级领导都表现的莫名其妙，他们的话（例如壹个校领导和关老师在场，那个领导说“我劝他别生气了，他说要看监控录像呢”，说话语气就是壹种对我不懂事较真的厌恶，文字不好表达，以后采访我可以学着那种语气说说、表演壹下那种神情和态度）和表情意思好像是说我这种要求很幼稚或者没必要，或许认为我这样做太较真，他们都讪笑着或者脸上表现壹种“王庆民不懂事”的样子。

后来结果就是关仲卿老师批评教育了凌霄汉，还让他家长来了壹次道了歉，并没有任何正式的、记录在案的处分。此后天天上课，天天见面，全班都知道我被他打了，平常还要低头抬头见的，过道、教室裏走动碰面也是每天好多次。就这样壹直丢人，浑身上下不舒服，打架又打不过，本来很想像在六中那次那种方式给他来壹下，但是想想来这个学校多么来之不易，花了那么多钱，又进入了这样壹个名校的本部（大多数择校生、普通关系户都是去的分校），再这样做也没学校可去，说不定壹辈子就毁了，所以就忍着吧。再加上这个班裏壹些同学对我很好，还让我在自习时候给她们讲课（历史、政治科），我也不方便在这种情况下干那种惊天动地的事。但是这样遇见之后他壹点不惭愧，我还得躲着他走，怎么想怎么憋屈，后来跑操时候又推了我壹把还是什么别的（时间长记不清了），然后当场就和他对骂起来，关老师劝解开了。此后他就开始各种小动作，例如我课间从外边回来，他从教室裏看见我，故意从裏边锁着门让我打不开，我上课回答问题还起哄，后来我休学后的期末考试时候他还在我的考场门口“嗷”、“啊”拉长音大叫或者用那双死鱼眼斜着带着鄙视看我。后来发展到他和其他班级壹些他认识的学生站在班级门口指指点点，还骂“傻逼”之类，虽然不指名道姓，但是全都看着我，指点的方向也是我。面对这些小动作，从没上过小学，缺乏应对小打小闹的能力，我不知道怎么应对比较好，毕竟孤立无援，也没有其他同学帮我站臺，或者通风报信讲凌霄汉背后都对我干什么，自己也没精力壹个个去还回这些小动作，但是本来就被打了，现在又天天受这种腌臜气，虽然知道解决不了什么问题，还是去找了关老师，老师给他父母打了电话，但是他回来之后，又在课堂上明知道我和他这个关系情况下，在后面喊名字让我关窗帘什么的，反正故意凑过来气壹下我，还让我没什么理由去反驳。后来在外边又遇到他的同学（其他班的）碰面之后，就骂起来（还是没指名道姓）。

更严重的是，我的课本被人用剪子剪了个大口，从第壹页到最后壹页上都留下剪痕。这种事还是没人告诉我谁做的，给老师说了之后，他也没办法。后来还有在校园裏走路时候遇见我不认识的学生冲我骂，我当时好像没得罪其他人，或许就是凌霄汉的朋友吧。还有我过路时从楼顶扔下壹个饮料瓶正好砸头上，也不知道是不是有人故意扔的，怎么那么巧。关老师批评他时，他还当着老师的面吱哇叫，说话还是壹如既往阴阳怪气的，非常嚣张。加上前壹段说的那些事，我就越来越不能适应学校了。后来关老师也和我谈了谈，他告诉我说，他也遇到过不愉快的事情，他也还得继续教学。而且还说，妳也知道，学校打架的这么多，有几个被处分或者开除了（后来还听说过附中有在考试期间打老师的）？他说的都是事实，也确实是老师无奈，但是我还是忍受不了这种每天处在被骚扰或者可能被骚扰的阴影裏，更缺乏应对的办法，又忍耐不了，也没心思学习。既然怎样都解决不了，加上前面提到的那些各种不合群、不适应，只能就这么天天拖着，既不能安心学习，也不能快乐轻松的生活，心事重重，压力很大，取得的学习上的进步也慢慢停滞不前了。到了下学期临近期末时候，就暂时休学了。

紧接着高二文理分班，我分到了由方世苏老师担任班主任的高二13班（前面还短暂的分过壹次，后来又拆分，不到半个月，可以忽略不计）。壹开始还好，但是后来就出现了壹些纷争。因为这个班级是由本部成绩中下游和分校裏成绩较好的学生组成（按9科总分分班，而非3（语数英）+3（文或理）的分数分班，我物理化学直接交白卷，总分可想而知），相对于以前高壹，学生素质就又有所变化，裏边就夹杂了壹些在学习上不太用心，而且不太遵守纪律的学生。和同学相处时因为种种琐碎原因有各种不愉快（例如我上课喜欢回答问题，参与议论，也有虚荣心作怪，许多同学对此非常不满），无论自己还是其他同学都对对方感到不适。这时候就发生了有人从背后投东西的事情。虽然这个事情后来发现不是恶意（后来知道是谁了，是壹个叫张X的学生无意随手玩的，而且壹看这个人就不是那种喜欢找别人麻烦的人），而且是用小纸卷，没有什么危害，只是随意为之，但是由于初中阶段遭受的那些事造成心理过度敏感，尤其对背后投东西特别厌恶，防备意识太强，疑心太重，加上前面那个事比较憋屈，结果就勃然大怒，还认错了投东西的人，还拿镜子照了疑似投东西的人，这样就得罪了壹些人，也让自己壹下子落了壹个很不好的形象。那个被我误认的学生杜邦（或者他的朋友、支持者）此后还故意用瓶盖还是什么的砸我头上壹下，这更是有苦难言了，然后内心非常恶心。然后就又陷入以前的那种有人稍稍影响壹下--大怒、当场大发雷霆--其他学生看见之后疏远或者歧视我--更压抑和恼怒--行为更不太正常--同学们误解加深--出更大的矛盾的这种循环裏。

这时候班裏有壹个叫王奕的班长，喜欢四处管别人（有些人他不敢管，也是会看人下菜碟。这壹点我最反感，他就是看着我壹个人老老实实，以为好支使，可以随便对待，可以不尊重。所以我才很恼怒），而且缺乏礼貌和尊重，拉壹下投影幕和起立唱歌时候脚放凳子腿上都要管。其实也算壹种认真负责吧，但是他意思就是所有东西都要听老师的，管理班级方式据说也是在以前班裏比较“出名”的，事无巨细，很有管制欲。而且据说他还在壹个作风类似，很“知名”（因为个人风格在学生中很有知名度）的班主任教育下上了壹年（是高壹那壹年，他和我不在壹个班级），这个班主任对学生也是严厉、强硬，这种作风和其他各班教师比较非常突出，这个张姓班主任（张自发，壹些学生称其为“发哥”有调侃也有别的意思）长期强烈灌输和支持王奕的这种管理班级的方式和作风。而且全校很多学生都知道，对此也是议论纷纷。然后我觉得很多管制毫无必要，连在操场站在臺阶上都说“妳下来”，让别人替他干壹些事也没礼貌，像指使佣人壹样，就和他发生了冲突，出现了壹些口角，不过这些事不是主因，主要是前面那些气就在他又干涉这那事情时候爆发了出来。此外还有壹些其他的事情。我总不能像上壹年被凌霄汉打了那次壹样还休学、退让和忍耐吧。那个事我忍了大半年，壹直退缩让步，影响学习，心情也壹直糟糕，最后只能休学不上。如果还那样，我要忍到什么时候，壹辈子都这样畏畏缩缩的逃避吗？这样其他人没几个同情自己的，反而会看不起，最多露出“关爱傻子的微笑”罢了。

其实还是前面挤压的那些被孤立和不适应学校生活下精神崩溃的发作，加上这个冲突，以及壹些其他原因（这个涉及到其他人，很不方便说），我就站在了他的桌子上，还对他的书吐了两口，然后像泼妇骂街壹样（年级主任这么比喻我做的事的，其实挺贴切的）的说了几句（但是好像没有说脏话之类（具体的反正很多人听到了，也可能说脏话了），当时骂了王奕还有那个高二8班班主任张自发，我觉得那个班主任那么多学生对他的管理班级方式有意见但是都怕他，我就特别想骂，别人不敢反抗这个老师，还言听计从、对如此专权的老师放纵，我更加想骂他），壹些同学和老师以为我要跳楼（其实窗户是关着的，我也完全没这个想法），有些人就劝告，有些人还起哄叫好，大喊大叫（有几个男女生都直接激我为啥不去和王奕决斗，或者说妳们两个矛盾影响我们学习干什么之类），有些人就冷眼旁观，还有趁机拍照的。壹时间包括我自己在内的班级各位同学的性格、行为特点、说话方式等众生相被展示的淋漓尽致。

后来在老师同学的劝说下，我从桌子上走下来，那时候脑子壹片空白，晕晕乎乎的就回了住的地方。这个事情我壹直很后悔，但是在那种歧视、孤立、被欺凌的环境下不发作才怪。后来我父亲也来了学校，和年级主任以及班主任对话了很久，他们不同意我继续上课，希望我转学离校，而且说很多学生家长联名要求不让我继续在附中学习（这个只是听他们说，没证实，不过很可能是真的）壹直断断续续商谈了十几天，最后老师答应在我签了保证书情况下在继续在学校待壹段时间。

回去之后，以前就已经有的那种孤立、歧视、排斥变得更强化、公开化了。例如我壹开始回去时候方老师还不让进班级的门，我就站门口，有个老师在上课，我说站门口行不行，他说“妳自便吧”，然后壹个学生立马砰壹声把门狠狠关上。其他很多同学也是看见之后躲得远远的，或者在后排或者侧面用有时听得见但是听不清的窃窃私语，各种“妳懂得”的眼神、动作，跟以前初中时候壹样，像看待壹个怪物、恐怖分子壹样。至于同情我，跟我关系不差的学生也只能旁观，不方便出来发言站队。后来我还通过壹些关系比较好的同学的QQ空间点入其他同学的空间，还有浏览壹些微博发言，看见我当时站在桌子上的照片，后面还有配的话以及评论“赶快找心理医生啊”、“我早就想打他壹顿”、“这傻xx”、“这xx爆发了啊”“精神病患者也能上学啊”、“这么威武（显然是讽刺）”之类。反正到处传扬，学校裏估计大多数人都知道了。

班主任方老师态度也改变了很多，以前还比较同情我，吃过壹顿饭（那顿饭很可疑，因为吃完之后马上（壹个小时之后）就说让我退学了，这是送行饭啊，表示壹种虚伪的仁至义尽。而且最后我悄悄在汽车上放了50块钱，那顿饭三个人（还有壹个老师）壹共也就吃了不到50（2011年时候的羊肉汤、大饼早餐），所以我也不必要承这个情），劝导我好好学习，说话有时候也很动感情。但是经历了这些事，就比较反感，壹直想催促我离校，我站在办公室内外几个小时求他让我留下学习，他壹言不发，跟没看见我壹样，我说想见见王奕家长沟通提提意见（现在想这样是不恰当而且没必要），他说“神经病又犯了？”后来我回去上课，他还在课堂上拿此前发生的“布雷维克”的事例（挪威于特岛屠杀事件）讲“精神病人还不认自己是精神病”、“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之类，说话语气充满讥讽（当然他说这事也可能不是有意讽刺我的意思，谁知道呢。反正就恰巧在我回校上课到彻底离校那十几天说的。而且方世苏此人很善于讽刺，还讥讽过其他的学生。不仅讥讽，还喜欢打学生，我在不到半年内就亲眼见过三次，下手很狠，有壹次还是用笤帚，还有壹次是用试卷还是手打了壹个学生的脸（时间太长记不准确），这几次打人原因只是和他或者其他老师顶壹下嘴（有两次班裏很多同学都看见了，还有壹次是在监考考场，本班好像除了我没几个人，不过壹些外班的在）。据他自己在课堂上说以前年轻时候作为老师，还打过不少学生，他还以此为荣，洋洋自得，说有些被打的后来和他见面还很亲密（这事全班都听见了）。他没打过我，并不是出于好心（至少后期他对我相当厌恶了），估计怕打了之后我做什么过激行为，例如猛烈报復他、自杀之类）。而且我在方老师面前提过王奕什么都管，连脚蹬在板凳腿上都要让人放下来，结果后来方老师在课间特意走到我的座位，让我把脚从板凳腿架上放下来站好，这算是为王奕出气还是故意气我？那时候其实自己非常迷茫无措，孤立无援，别人背后说我什么、做了什么没人给我通风报信，只能自己体会、靠直接的听和看来体察。想想自从初壹入学，四五年学习生涯过成这样，心裏很乱，加上如同冰窖壹般的环境（虽然也有几个同学比较好，很关心我，接近我，和我说几句话），所以也没真正说珍惜最后的机会。

我又想起来以前那些初中流氓学生在我身后面故意站着搞小动作、比划，还有我走路他们七八个人紧跟在背后壹言不发的威胁、去找教导处被跟踪还凶狠的瞪着这些，还有其他目睹的壹群学生窜座位威胁被打的学生、上课跑去别人位置上欺负那人同桌之类，结果都没被处分，我就想也在王奕这做壹下（现在想想确实不对，但是那时候的想法就是反正妳坏，而且老师不惩罚，制止不了，那我就更坏）。尤其想到前面闫校长和其他壹些老师说的“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有人打妳也忍着”，我就想，凭什么要这样呢？越想越气。而且在想：既然老师和校领导的意思就是谁挨欺负就得忍着就活该，那我也欺负下其他人，试试学校领导和老师是什么反应。结果我就照本宣科也学着那样，站在他后面（他正好坐在最后壹排）比划壹阵（例如做噼、打的动作，但是并没有真碰着他壹根指头，连衣服都没碰到），后来又拿凳子干脆坐他后面，然后做了好几次。

结果有壹次自习课时候我正坐在他背后，方老师推门进来了，然后就说，那妳走吧，不要回学校了。我当时心想反正也就这样了，就学以前那种耍无赖的说“我站在他背后也没招着他”，方老师问我这样做多少次了，我说“壹万次”，然后破罐破摔，继续学以前见过的流氓学生的手段，说“妳开除了我反正王奕以后在学校外面安全不能保障”（其实我孤身壹人，又不是有壹大堆流氓朋友，也没各种阴险恶毒招数，无法做到真的在校外威胁到他人安全，除非自己亲自去找事，如果那样，我肯定进监狱了。虽然当时很反感王奕此人，但是他不算特别坏的，和他没什么深仇大恨，不值得我付出那种代价去攻击他），方老师听到这威胁当然更恼火了，然后我就被停课了。后来还被王奕的朋友（也是其他班级的，是那种看起来正经但是内心充满歧视的那种“好学生”，见过他们在壹块）在走廊裏骂我“坑爹啊”之类的话。

这时候我又找了壹次闫校长，他却不是以前那种对学生打架等矛盾冲突满不在乎的样子了（前面提到过），而是很严厉的指责我，说让我退学，而且摆出壹副极难看的脸色，脸上每块肉每个眼神都能透出对我的反感和厌恶。当然像正校长刘校长还是比较和蔼，还说“妳现在这样我很同情妳，但是妳还得找老师协调”。然后我当时想班裏同学都对我意见极大，能不能搞壹次民意调查，看看到底有多少人希望我离校，多少人希望我留下，这样的话我走了也没有遗憾。方老师开始不愿意，最后我说只要有人投票愿意让我走，我那时候绝不强留，也不给学校添麻烦，也算了却壹桩心愿，也是我在学校最后壹个请求，最后他同意了。

结果大多数同学是愿意让我留下的（30多票贊同我留下，十几票反对我留下），虽然并不能说明太多，投留下的也有各种可预测的心态，但至少说明很多同学还是善良的，不至于太绝情，而且在我搞了这么大的事情之后，还不想完全公开撕破脸皮反对我。我当场对投票让我留下还有让我离开的学生都表示了感谢和歉意。这时候正好是放了寒假。

假期结束以后，我还是想去学校，结果这次方老师直接安排了壹个平常非常刺头的坏学生坐到我的座位位置（这个行为我也没办法确定是有意还是无意的，毕竟没办法穿透到方老师的心裏看看他用意是什么，是无心之举还是故意的，不过这种事以后可以当主其他老师的面对质），而且直接在班级门口讲让我以后不要来了，学费可以退还壹部分（还壹直讲“按说违纪是不能退学费的，这是照顾妳家庭情况才破例”，不过我了解的是附中违纪的学生退学，大多数人都退了学费，说这种话也是虚伪），后来我在楼下二楼楼梯间（当时他的办公室临时在三楼楼梯间，二楼楼梯间是空的，而且挨着玻璃那点是空的通的，上面说话下面能听见）坐着，正好听见（当然认为是有意偷听也可以）他和同事在上面办公室说话，用很兴奋（或者算是对我反感的语气，反正因为看不见面部表情，只能透过声音感觉个大概）的语气说：“王庆民xxx（没听清）又来了，还想上课呢，被我给赶走了”（大概意思是这样，反正肯定说了“赶走了”或者“撵走了”）。这件事以后也可以对质，而且这个很明显他同事都听到了。之前当着我和家长以及其他学校领导、老师的面还说过：（大概意思）“介绍妳来学校的关系算个什么”、“介绍妳来的那个关系户xxx我也认识”之类的话，言下之意就是我上学时候找的人不够硬，关系比较浅，所以我犯错误没什么依仗的势力，也就是说处理我很容易（反过来也就可以理解为如果我是什么高官显贵介绍来上学的话，可能就能为所欲为了）。我以前也曾经说过他“处心积虑”赶我走（其实前期他并没有这样，虽然壹直也希望我“换个环境”，不过没采取什么措施，后来关系恶化了才这样），或者这种话也让老师恼怒，激化了我和他的矛盾。以前我还给他说过与我和凌霄汉和这个班壹些有矛盾的人等的矛盾，所以自己不想走学校正门而是从家属院出去，避免和这些人冲突和被袭击，结果他当着我的面对此表示同情，但是对我家长以及年级主任、教导主任等人却用另壹种态度转述和评价这件事，把我说的这个事作为我疑神疑鬼、精神状况不正常、不适宜待在学校的借口，不仅不同情，还因为我说的心裏话而厌恶我，搞当面壹套背后壹套（其实他可以对我直说嘛，虽然我肯定也不舒服，但是总比欺骗强）。

既然师生关系已经这样，以前的好感也没了，那更没必要上了，而且也上不成了，而且我确实算是严重违纪，所以决定离校。不过我临走还提了个要求，让老师在班裏公开宣读壹下对我的处分决定，不能不明不白、不清不楚的走了，而且我应该受什么处罚不能没有文字结论（虽然我没学籍没办法计入档案），不能对我的是非对错没有定论和公开说明，不能像那些凌霄汉还有初中时候那些人做了错事连个正式处分都没。学校和老师开始也不同意，但是我壹再坚持，他们还是宣读了处理决定，虽然方老师还觉得宣读的内容措辞不当之类，但是终究还是读了。

此后，我还写了壹封感谢信，对几乎所有教过我的老师都壹壹列举名字表达感谢（和方世苏已经闹到这个地步，所以唯独没有感谢他。但为了避免其他老师接感谢信时感到尴尬，所以没有在文中直接写明排除他，只是未把他列入感谢的老师的名单中），復印了七八份，发到好几个有教过我的老师的办公室。此后又写了壹封致高二13班同学的公开信（当时也把王奕排除了），写了很多东西，有些内容现在想想比较幼稚，有些现在想想也不后悔，反正表达了我当时的真实思想（我这原稿没了，估计有些收到的学生有留存），然后就结束了我在附中不到壹年半的学习生活。

平心而论，虽然在附中时候发生了壹系列冲突，但是相对于初中那三年，附中的那段时光简直就像在天堂了。虽然仍然有各种不适应、歧视、矛盾，但是至少不像在初中时候时时刻刻处于危险之中，经常性面临各种直接威胁（流氓学生投东西、追打、跟踪、吓唬）以及耳闻目睹各种校园欺凌和天天碰见各种“横着走”的校霸，也不是像那时候几乎处在死亡边缘（随时准备与欺负我的人同归于尽）。其实反倒是初中三年积累的坏经验以及在恶劣环境下扭曲、过度敏感多疑的心理状态拖累了在附中的适应能力。以前那种把同学关系看成敌我矛盾壹样的紧张心态被带了过来，以前的屈辱、恐惧和压力带来的后遗症让自己在附中重蹈复辙。这就导致壹些时候小事化大、把壹些没有恶意的开玩笑看成挑衅，不能完全清晰的分清善意与敌意。不过前面几年积累的经验教训也让自己至少不是从0开始，从这个角度看，自己在附中的进步又建立在前面初中几年虽然扭曲但是还是有用的学校生存经验之上。面对壹些攻击、孤立、歧视，包括传播各种关于我的负面信息，我大多数时候都选择相对克制，并没有采取非常激烈的行为进行报復。

在附中期间，我还认识了很多关系还不错的同学，而且因为自己在这种市区的区域名校，很多学生家境良好知识较丰富，学校老师素质和知识水平也较高（有几位老师无论是技术性应试教育能力还是真正的学术素养都很高，而且道德品质、传递的价值观也很进步、理性、客观，例如语文科刘国东老师、还有壹个当时已年届退休的历史老教师，因为壹开始我没在学校，所以没註意他叫什么名字，但是他教的却极好），硬件也比较发达，所以也开阔了视野，提高了素养。而且在本部学习，身边有很多在市裏排名靠前的学生成绩的激励和竞争，自己对未来的学习目标也更高了，强化了至少要考211、985院校的决心和信心。

而且平常生活在市区，也比在县城要好很多，除了吃穿住条件更好些，经常买报看报的习惯也是在新乡市生活期间形成，这裏的新华书店比县城书店的书的种类和具体书籍都多很多，也有利于我增加阅读量、拓展阅读面。至于心理问题在这期间是变得更严重了，还是缓解了，这个挺难判断的，反正抑郁症主要是在初中二年级形成吧，后来壹直就有，平常行为和心理状态有起伏波动，但是抑郁症病理程度多深，没有专门咨询过心理医生，很难自我客观的判断。如果说是心理问题是否在这期间加固成型了，倒可以算是吧。

说到这裏，顺带提壹下我对被歧视、孤立时的态度。可能大多数学生遇到这种情况就会隐忍，不在乎，麻木或者直说表面装麻木。不过我容易喜怒形于色，容易发急。就像方老师说的我“隔壹段发作壹下”，确实如此。面带外界的挤压，我当然要反抗，要发泄，而不是听凭歧视和白眼。而急得时候往往可能是因为不太大的事情。但是发急并不是因为这本身壹件事，而是点点滴滴积累的各种令人难过的、伤害到我的事。我既然没办法壹壹对付，又不像壹些学生能够通过壹些巧妙的方式歧视、欺凌其他人转移压力，也不想像壹些学生或者社会上的人那样通过扭曲自己的思想价值观达到心理平衡，也鄙视阿Q式的自我安慰，总会积压着爆发。当然我有时候也会通过退学方式逃避，但是不能壹直逃避吧。我壹直逃避只能被认为是懦弱，这样逃避也没人同情帮助我，就像好几次休学、退学，并没看见谁关心帮助我。而且有些流氓恶棍校霸学生发现妳遇事退缩，就会故意逼妳退学离开。与其如此，还不如大闹壹场，给壹些欺负我、看不起我的人壹些难堪和损失，虽然自己损失更大，但是也比壹直忍耐、退缩要好。因为那样别人更看不起我，更加没人同情和关註。这种例子不胜枚举，我在学校看到过很多这样的，就像此文前面提到的那些被欺凌者的例子，至于社会上的更多了，只要在小城市、县城、农村生活过（也包括在大城市底层社会生活过）的人，都应该见到听到过这类人。他（她）们面对无道理、无充分合理理由的歧视、孤立、鄙夷、排挤，保持隐忍，但是社会同情他（她）们了吗？因为这种隐忍而尊重他（她）们了吗？并没有。例如在豆瓣、知乎上看到壹些关于校园暴力受害者或者旁观者的讲述，壹些被欺凌者被孤立歧视，他（她）们壹直忍耐，越来越孤僻、自卑，甚至自残，除了让其他人更加鄙视、看不起之外，并没有多少同情，至于安慰和声援就更没有了。既然如此，为什么要忍呢？为什么不应该拼壹把，向人群怒吼呢？哪怕对自己伤害更大，也比壹味忍耐强。只是不应该伤害无辜者，反击程度也不应该超出欺凌者对受害者加诸伤害的程度，要註意有度和节制。当然我的很多行为缺乏节制，也没有註意适可而止。

此后我学习就搁置了半年左右。这期间往往就是节衣缩食到处旅游，壹个原因是心裏烦躁坐不住，前面也提到了，旅行可以让自己心情平稳些，尤其在陌生环境休息闲逛和乘车奔波，陌生环境没有歧视与鄙夷，不需要看那些异样的眼光，能够暂时逃脱充满恶意的熟人环境。也不会让壹些人认为自己碍眼，自己也清净多了。只有在旅途的奔波中，在行进的汽车火车上，才有比固定居所和学校更为清净安宁。远离学校，远离家庭，就感到比较轻松，虽然依然烦恼，但是相对来说好多了。而且住在外面旅馆和旅行也是壹种对小时候长期在家裏被禁锢的反弹。相对于当年被类似于拘禁于家人天天吵架、互相指责，而且时不时就会发生类似我姑发疯摔锅碗瓢盆、大喊大叫甚至打架之类事，我也时常被她打这种环境，在外面旅馆壹个人单独住简直太幸福了。而且越是陌生地方，越是多换地方住，越有逃脱家庭和学校禁锢的感觉，也越有安全感，所以壹直在到处在外住。

总之，我很想逃离壹切我熟悉也熟悉我的人和环境。当然这代价就是自己更为孤立，鲜有友情爱情（和个别同学偶尔有联系）。有时候浑浑噩噩，有时候悲观失望，心情焦躁，脑子裏也是没有清晰目标，有时看看书或者报纸，有时候上网或者看电视，类似逃避吧，但又不想放弃理想（考中国人民大学，乃至改变不公平的社会，让更多弱势群体有权利自由之类），有时又忧虑不安，就像混日子壹样往前走。如果没有这些旅行，而是样子待在家庭或者学校，估计早就发疯了。

到了该上高三的时候，我父亲托了关系找到了焦作市的亲戚，去了焦作市第十壹中学。这个学校教育水平（主要指高考成绩）是仅次于市壹中的学校，也是省重点中学。由于前面那些年积累的经验教训，尤其在附中那壹段还算比较正常（和初中比）的经历，让自己在为人处世、处理同学关系、註意自身形象等方面比以前要好了很多，加上因为这个机会来之不易，有了问题也尽可能忍耐或者避开，所以这壹年相对没有太多大的冲突，尤其没有了前些年由于不能适应环境和压力导致的那些“惊天动地、全校皆知”的极端行为。还有就是这个学校校风很好，比较崇尚和谐，严禁打架斗殴，如果出现，参与学生都被劝退或者开除。而且学生基本都是市区的，所在家庭基本都是市区的中产或者工薪阶层，学生的家庭和所处环境比较好，所以那种凶悍、暴力、强横的学生很少。

虽然中间也有壹些不愉快，例如和个别老师和同学有些矛盾，但是相对来说，是我上学以来情况最好的壹年。班主任刘连伟老师、历史于娟老师等各科老师大都对我很好，许多同学也和我有比较良好的关系。学习成绩也开始回升并且稳定在壹本线下十分到壹本线之间，在这个班裏多数时候排在前五名（我去的是普通班，壹共有七个普通班，此外还有两个重点班），还考过壹次第壹名（而且这些是在我前面休学了半年、前面还有断断续续的糟糕环境过的几个月的情况下达到的，否则成绩会更好，从后来復读时候的成绩就能看出来）。

不过由于没有办理学籍（当时不想在附中办理，不希望他们知道我以前是哪裏的学生，以前在哪上过，学籍上肯定会有各种个人信息，还有家庭情况住址什么的，所以放弃了），所以高考成了壹个大难题。但是回原户籍（滑县）考试肯定会被那些以前有矛盾的学生骚扰和围攻，各种阴招，加上各种必然的宣扬，即使围观、辱骂那也不可能考好了，况且说不定会有其他想不到的阴损手段不让我考试好，他们肯定千方百计找我麻烦。监考老师也基本都知道我，初中时候壹个校长就说过：“现在全校老师全都认识恁”（意思就是自己因为做的那些事坏事传千裏）。而又不方便在十壹中暴露自己的个人信息资料（要是暴露了肯定不会像后来那样安然度过了高三那9个月，而且为此还在这个学校用了壹个化名），也不能在这考试。所以壹直为这个事情焦虑不安，后来把户籍迁往另壹个地方，才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是前前后后花了很长时间，而且还来回奔波了很多路，为此也很忧虑，加上越来越近的高考，学习成绩又开始波动。这时候以前那些事又不断出现在脑海裏，噩梦连连。

有时候也很奇怪，就是处于四面受敌，和那些流氓学生对抗时候，因为心理上把每壹天当成最后壹天来过，有时候想破罐破摔拼了，硬挺着对抗，反而捱过去了，但是当相对脱离了那个环境，到了壹个相对平和的环境，但是又不能完全摆脱过去的时候，反而感觉恐惧、忧虑、抑郁，心裏壹直乱七八糟（就像在附中的那壹年半时间，因为壹直有各种冲突和不和，这种焦虑反而少，因为只顾着对抗眼前的问题，而且内心各种仇恨和怨愤，所以反而没有各种其他担忧和愧疚。甚至在初二至高二期间，想的往往是“妳们坏，我要比妳们更坏”“妳们不要脸，我更不要脸”，而且确实这样做了，并且觉得只有这样才能活下去。但安定之后，某种程度就是，自己过得越好，越容易回忆以前的不快，越自惭形秽和羞愧、内疚、自责）。加上高考越来越近，对未来前途命运的担心，对不能适应社会的焦虑全都涌上心头而且不可遏止。还有就是在生活在相对和谐、安稳、温馨的同学环境中，心平气和的过日子，越是冷静下来理性的想想过去的经历，越感觉自己以前自残、泼热水、扎人、站桌子上等这些行为太极端，自己都感觉以前的自己是神经病，回忆起来就无地自容，而且又不能穿越回去改变那些已经做了的事情。这就让自己在负疚、忧虑、恐惧、急躁的情况下学习，而且这种情绪加剧了各种噩梦和紧张，如此恶性循环。

而且这三年在外地上学都是隐瞒了前面的经历，甚至还谎称是另壹个地方的人，为了避免前面的事被现在的学生知道，只能用这样用谎言来掩盖和逃避，为此更是感觉非常苦恼。壹方面为说这些谎话愧疚不安，感觉自己不诚实、虚伪，另壹方面还怕突然因为什么偶然事情遇见老家的人或者以前认识的人，揭穿了当时的我，把我以前初中的事全都掀出来，大肆传播，让我丢人现眼、再次变得像以前壹样被歧视、被当成怪物、神经病，那这样我这几年努力改变自身形象、尽力适应学校生活等这壹切努力也会付之东流。所以到了下半学期，成绩很难提升上来，脑子裏壹片混乱，整天都在前面那些负面想法和想好好学习的思想裏拉锯。然后光阴似箭，成绩也有所下降，到了2013年的高考，只考了离壹本线差25分左右的分数（在壹本线与二本线之间）。不过这壹年还是补回了大量高二因为半年没有上学而落下的课程，也为后来復读第壹年前半程的优秀成绩打下基础，对后来的学习多有助益。尤其数学和英语，在高三这壹年有了有力的巩固，不至于太拉总分的后腿。

对我来说，如果考的比较差，考的是二本及以下的学校，那毫无疑问是个灾难。因为这样的学校相对来说不如名校的那种宽容、多元、安宁、和谐。并不是说这些学校就不好，只是我缺乏适应能力。虽然对于其他很多学生是能够适应的，但是对我来说，由于原本就不适应学校生活，在人际交往、为人处世各方面比不上普通学生，所以如果上这些类型的学校，出现矛盾冲突甚至读不下去、退学都很可能（初高中的学校都是上了四个，最长的才壹年半），而且如果再遇到那种横行霸道、寻衅滋事并且打伤我之类的，说不定我会用激烈方式报復，可能壹生都毁了。所以我只有上相对更好点的，尤其211、985院校才有机会避免这些问题（至少能减少这些问题的出现，或者即使碰见这种人或者矛盾，对方也不至于特别无耻、不讲理、凶悍）。而且名校有更好的条件让我在学术上取得进步，和在人文素质方面更优秀的教师、同学交流，进而提升自己的人文素养。

此外，我不仅不能适应学校，由于前面在家庭、学校的那些经历，让自己对整个社会的适应能力都比较弱。学校裏的暴力、威胁、不讲理、拉帮结派在成人社会也会有，而人与人的復杂的关系、虚伪、阴险、勾心斗角、恃强凌弱、功利主义、察言观色、人分三六九等、看人下菜碟、弱肉强食这些，成人社会例如在工作单位，往往比学校还要严重。我很难适应，壹个是缺乏这方面的能耐，另壹方面自己还有些残存的正义感，加上这些年通过阅读看了那么多中外书籍，对这些丑恶也很反感，并不愿意参与进去、适应它们。而且自身的经历也让我痛恨不公和强权，同情弱者和中下阶层。而如果考壹个差的学校，相对来说以后找个好工作就比较难，而且找工作或者工作之后免不了要拉关系、托人情、寻找靠山（我上学时候有些就用过几次，但是不想再用了，这样不仅欠人情，显然从道理上也是不对的，最主要的是我家裏的关系也不多，也不高，托关系上学可以，但是想去沿海知名大学执教、当知名媒体记者或者研究员等，家庭的关系完全不可能有帮助），或者干脆找个差的工作天天忍耐，看见不好的现象就冷眼旁观，自己遇上麻烦摊上不公就认了等等。而我又不想忍，并且前面提到的那些混社会、适应职场的能力也缺乏，像通过做坏事活着都难。

所以我只有考名校，相对来说可以有更大的选择空间，而且有更多机会去发达地区大城市的知名机构工作（例如名校（高中或者大学）、社科研究所、着名媒体、律师事务所或者外交机构），和思想更进步的人在壹起，不仅比较安全，也免了（或者减轻了）那些厚黑学、混社会需要做的不好的、违心的、痛苦的事情，也少了很多对不公的忍耐，少了和流氓混混打交道的几率（当然，并不是说那种学校环境就出恶棍，无论哪种学校都有各色人物，无论哪种学校都是好学生占多数，但是就我来说，可能更容易适应壹些学校而不适应另壹些学校，这很大程度和自身情况有关，而非他人的责任）。对我来说，只有至少考上211、985学校，我未来的人生才有出路，才有可能活下去的机会。当然，在这种环境下，说不定可以做更多的有益于社会和人民的事情，帮助更多弱势群体，尤其了解和帮助更多因为校园暴力、家庭暴力等社会痼疾而受到伤害的人。这样我也能既实现理想，又能对不公的社会有些力所能及的的改变。
再说，如果我没有考壹所好学校，我这些年受的苦难算怎么回事？为了考学付出了这么大代价和牺牲，不仅投入巨大精力、耗费极漫长的时间，还遭受这么多耻辱与痛苦。如果只考个普通壹本甚至更低的学校，还有什么必要忍受这么多苦痛去各地上学，包括花那么多钱、付出那么多精力，尤其去外地奔波？还有壹点，就是凭借我的努力是完全可以考上这种学校的，是够名校的录取分数线的。但是考了名校，可能又有其他麻烦（后面再说）。

在这种情况下，我就打定復读的主意。其实在高三时候就已经决定要復读了，因为即使达到壹本线，也不够211、985这种名校的录取分数线。而高考復读学校很多，我的成绩足以免除交补习学费（只交书本费），并且进入补习学校重点班。最终，我进入了济源市第壹中学復读。我去的是重点班，也是文科復读班裏唯壹的壹个重点班（集中了济源、焦作以及附近壹些县城的优秀復读生，可以说是豫西北復读学校的最精华部分），班裏只有四十人左右，老师也都是专门带的这壹个班级，六个老师（语数英政史地）都是全校最优秀的那批教师，教学质量非常好（后来在学习过程中可以很明显体会到），这个班级纪律也比较好。

从9月开始（开学是8月，不过我入学是9月），从早上5:40在操场壹边读书壹边跑，6:10分正式早读，晚上22:20结束，全天除了短暂休息，壹直马不停蹄的学习，我的成绩有了快速上升，经历过七八次较大的考试（两到三星期必有）和十几次较小的内部考试（每周都有），从壹本线到壹本线上20分、壹本线40-60分，最高考过超过壹本线90分，后来就稳定在壹本线上50分左右，在班级内排名在15-20位（这个学校高考成绩最优秀的復读生集中班）。在河南省多年平均壹本率只有7%左右的情况下，这个成绩可以排在全省前2%的范围内。之所以取得这样的成绩，除了努力学习，还有就是以前平常课外阅读的很多东西，看的各种报刊杂誌、关于政治、历史、地理和社会民生的课外书籍作用很大。还有小时候看的老教材起了作用，所以语文和文综即使用三分力气也能得八分成绩，历史甚至完全不学不听都能考好。所以我可以集中时间学习数学和英语，而文综往往在220-270之间（满分300）（考卷难度每次都不同，所以分数上有波动，不过基本文综能排在这个復读班前五，算上全校所有应届班也在前20名。全校文科生大约有上千人）。（这些成绩都能查证的，班主任、任课老师都知道，而且壹些成绩表学校可能现在还有保存）（而且这是在我前面面对那么多冲突、高壹高二年级累计休学近壹学年的情况下发生，而且进入復习班之后壹开始就有很多焦虑，否则是很有可能保持在壹本线上80分以上的层次的，而且可能有更大突破。如果没了这么多乱七八糟的事，考上中国人民大学很容易，清华北大甚至香港中文大学都能考上）

这时候在高三年级出现的那种心理又开始出现，对前途飘忽不定，心理开始紧张，以前初中时候的事又壹壹浮现在眼前。泼热水、用刀扎人和被扎、自残、站桌子上吐痰那几次严重事件总是不由自主的蹦到脑子裏，想赶也赶不走。想起这些事自己就感觉自己神经不正常，感觉当年做的那些事太吓人，为此充满愧疚、懊恼和恶心。此外，在极度隔绝情况下过了12年（1-13岁），因为没上小学，个人各方面都闹过很多笑话或者与众不同。以前小时候例如不讲究卫生（例如初壹年级时候把鼻涕用手直接抹，然后又用手抹桌子上（被人告诉班主任了，赫老师还亲自带我去洗手），脸上全是汙垢不洗，而且不註意洗澡结果周围同学都能闻见很大的味，这些不是壹两次或者壹两天，而是有很多次很长时间，到高中才没这些，但是偶尔也会有别人反映衣服有味什么的，我洗了好几遍衣服还是这样，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举止动作异样甚至奇特或者言谈内容特殊之类闹了很多笑话，这些都成了很多人壹种谈资和笑点，结果过了好几年之后想想，感觉自己特别自惭形秽，对以前的形象非常厌恶，更为自己曾经这样而懊恼，不仅别人，连自己都感觉恶心难堪。而因为平常不会打招呼（例如当时不会礼仪，别人见面跟我打招呼我都是不理睬，跟没看见壹样，到高中才会）、不会和其他同学正常说话（初壹年级基本交际用语完全不知道，和他人没有最基本的日常对话，有时候说话很生硬很难听，和他人言谈举止表现差异巨大，不是壹般的异常）等问题也让那时候很多同学对我意见很大，还有平常走路还有军训什么的，包括身体动作在内壹举壹动都很与众不同，现在想想也是很羞愧。

这些事比壹些违法犯罪还难听，又不能穿越回去改变，非常畏缩、难看的形象被别人永远看到和定格了。而且想着如果考了名校，而且又没学籍，到大学必然要说出没上小学以及初高中换了这么多学校的事，必定会知名，顺带以前自己做的这些很严重、很极端、很暴力、很奇特的事也会被爆出来（哪怕是为了反抗），这些都会被当成壹种谈资和歧视的话柄。大学不予录取也有可能。尤其那些和我有矛盾的流氓混混学生肯定会添油加醋的攻击诽谤，夸大、扭曲事实，反正他们以前我在和他们上学时候就已经在私下到处传播，弄得学校裏大多数学生都知道了我的那些事，名声尽毁，甚至县裏很多成年人都知道，我在县裏青少年人中的知名度比县委书记和县长都大。有些还发到网上（前面提到的）。而且很多围观者也很难有时间分析前因后果，只看妳做的这几件事。加上自己壹张嘴抵不过那么多仇敌攻击，其他普通旁观学生可能会为了不得罪这些人而保持沉默、甚至随着这些带节奏的人共同传播、议论，到处传扬那些事和进行人身攻击。说不定自己就变成全国知名人物，到时候不仅大学可能会不予录取（最开始的通知书没什么，主要是会有入学之后的復核和正式办理手续。越是名校越会“知名”和产生社会影响。像我这样情况考上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反响可想而知。而且我在中学就遇过至少两次班级内同学和家长集体要求开除我或者拒绝接纳我，分别在初二和高二，初二曾经尝试转班，结果另壹个班裏同学数十人（从数量看肯定不止那种流氓混混学生，还有普通学生，也都对我有敌意，此事我听校长、其他同学都说过）集体“上书”反对班主任接纳我。高二那次前面提到了，不仅有学生，还有学生家长，也是很多人。大学新同学听说我这些事之后，说不定也会来这壹手，被壹群还没怎么结识的同学赶走和上书请愿排挤。

我缺少那么多证件（高中毕业证，学籍档案都没有），早晚将面临录取学校如同审犯人壹样的盘问，得壹件件把这些难以启齿、非常想忘记和抹除的事情说出，大学审核怎么可能让我通过，以前我上的八个学校中六个学校学校的老师或者校领导都曾经说过让我退学、转学，或者委婉的说“换个环境吧”，大学也不例外，肯定会把我看成壹个麻烦，而且我确实不能很好适应集体生活，说不定即使在名校也会面临很多与同学甚至老师的矛盾，学校肯定担心我再发生以前的事，而且越是名校这种问题越严重，因为审查越严格，也越容易成为社会热点新闻。除了以前的“劣迹”（尤其两次伤人事件），“精神状况不稳定”、“思想存在问题”之类也肯定会成为拒绝录取的壹个缘故。哪怕我完全改正了，学校和他人也会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而且那时候我撒谎也没用，学校还要调查，又不会听我壹面之词。我和很多学校的老师同学包括校领导都闹翻了，他们在回答大学询问的时候肯定不会说什么好话，至少也是负面多于正面。再说，我不想永远生活在谎言之中，不想在大学弄虚作假。虽然我现在情绪糟糕很大原因恰恰是由于担心这些，但是别人不理解，然后就恶性循环：我越怕这些，精神状况越糟，别人越认为我精神状况有问题然后循环往復，情况越来越恶劣），社会舆论也会让我变得路人皆知，无地自容、寸步难行，正所谓“人言可畏”，“万山不许壹溪奔”，“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裏”，比死都要惨，可能真的会生不如死。

我考的好又怎么样，以前至少直接得罪的人加上这些人的铁杆狐朋狗友就有几十人，他们对我恨之入骨，如同“杀父之仇夺妻之恨”壹样的恨意。他们肯定会团结壹致致我于死地。这些人绝对不会希望我学业有成，而是会处心积虑、竭尽全力的将我摧毁，互相通气，交流有关我的信息（就像初中时候壹样，而且现在智能手机发达，串联起来比以前更容易了），从名誉到前程，他们绝不会让我过好。对他们来说，能够把我击垮是他们极为高兴的事。如果我人生失败了甚至死去，这些人会放鞭炮庆祝的。他们内部可以“不打不相识”，甚至成年后在壹起笑谈年轻时候的事，但是因为我反抗的方式（例如找老师告状）和对他们的态度不壹样（性格、思想价值观、行为各方面都很不同，包括对他们壹些行为反感），所以他们即使和别人打架，在他们眼裏也是“人民内部矛盾”，可以随着时间推移而化解，而我和他们互相看不惯，激烈对抗，属于不同性质的“敌我矛盾”，“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即使我想“壹笑泯恩仇”，他们也不可能愿意，哪怕已经过去了很多年。而其他和我没有矛盾但是不明真相的同学也可能被他们裹挟和蛊惑，共同来对我进行舆论攻击。

在现在的信息时代，想打击远在千裏之外的人很容易，而且也不需要投入多少金钱和精力。现在连大学老师都有被学生举报，中学生“五毛”还有举报中学老师上课言论，结果老师被迫辞职的。他们这样做不仅不累，还会把这种攻讦当成壹种生活的佐料，为平淡压抑的生活增添激情，甚至觉得自己是“替天行道”。如今网络上各种对个人的人肉搜索、语言攻击甚至波及现实，这些人就是这种心态嘛。在这么多学校看不惯我的人何止几百，上千人是必然的。我作为壹个学生又有多少力量抵挡攻讦，而且我确实做了很多错事，并不是别人完全造谣作假。例如我扎伤别人离开了学校，不就是典型的“畏罪潜逃”吗？（现在没发生这些事并不是我预料错了，而是我壹直逃避学校，彻底隔绝，壹直不上大学才没发生）（虽然或许在壹些人看来（听过个别人评价这些事）我做的事不算太严重，但是我既然高标准要求别人，当然别人也会高标准要求我，我既然激烈指责别人，别人这样指责我也无可厚非。而且我如果考入中国人民大学，香港中文大学这种学校，这些事就算小事也大了。社会公众对名校学生的道德要求远高于普通人，名校学生的道德哪怕有不很严重的问题，壹旦曝光，都会代表整个学校的形象被批判和审视。而且前面已经说了那么多原因，例如“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的区别。而且我反抗的方式和其他壹些行为很特殊，很容易成为谈资。何况我感觉这些事确实是很严重的，并不是小事。）（而且我当年就是用告状方式告他们，他们自然也会这样治我）（而且就算没人告状或者学校允许我就读，这些流言也绝对会在我大学同学圈裏传播。因为我初高中做的事太“知名”了，不可能传不过来，没有不透风的墙，尤其在这个互联网时代，即使没人刻意传播，只有无意的流传，最长不出壹年同壹个院系的同学和老师肯定都会知道我的这些事，对学习和生活造成巨大影响。）

还有壹件事也佐证了我对这种危险出现的猜测。我高壹下学期结束时候，曾经试过去新乡壹中，当时他们学校正好招收插班生，有统壹考试，我当时在学校招生办登了记，但是却没有接到考试通知，而其他壹些附中同学则接到了，我当时很奇怪。结果到了高三时候，因为找復读学校又去了壹趟新乡壹中看看招復读生政策，发现招生处坐的人正好是初二年级滑县道口抗大初中政教导处的马主任（前面提到过），这下子知道那次为什么没通知了，是因为她当时在登记簿上看到我的名字还有手机号码，只是我登记时候她正好不在屋子裏坐着，但是后来安排考试的时候她在报名名册裏看到我了。我高二时候离初中二年级已经过了两三年，结果她还能因此把我的登记名字划掉，不让我参加考试。如果不是后来去了壹次壹中，这事还壹直蒙在鼓裏，根本不知道还有人下过这个绊子，还以为是学校无意中忽略了呢。这件事充分说明了以前我做的事会影响到以后的工作生活，不仅影响名誉，还影响实际的考学、工作这种攸关人生命运的事。不信的人可以去调查，看看2011-2013年新乡壹中招生办有没有壹名叫马X珍的女性工作人员，她也在大约2008-2010年在滑县道口镇抗大初中工作过。这还是插班考试，如果是更重要的学业考试或者工作招聘、职称考核呢？想想都很后怕。而且也印证了自己因为孤立无援，没有朋友通风报信，所以别人坑了我都不知道这种情形。

在初中、高中已经领教了无数次很多人壹致的排挤、背后传坏话让其他人都知道我的过往，不仅搞得全校皆知，连外校学生和其他年级学生乃至成年人都知道我的黑历史（目前对我的中学过往有很多了解（包括被歪曲的了解）的人至少有几千人，知道我的“鼎鼎大名”的更多，估计有好几万人吧。不仅认识我，连我父亲他们也都认识。以前在初中二年级，我父亲去学校办公室找老师（我正在老师办公室，我父亲单独经过院子往教师办公楼走过来，但是他们都认识我），正在上体育课的班裏的同学都转脸看，和窃窃私语或者高声叫喊“王庆民他爸来了、王庆民家长来了”之类的，我在办公室裏边看的听的很清楚。而且所有教我的老师和很多从没教过我而是教其他班的老师也全都知道我和父亲，我父亲来学校解决问题时候（只在抗大初中就至少跑过20次），他们也是议论纷纷，在同壹办公室的都用异样眼光看着我和父亲，在远处的老师校领导之类教职工，都能看见他们指指点点、嘴动着，听不见说什么也知道不会是好话。当时不知道在这些上丢人现眼多少次了。每天受到这种“註目”，有多少羞辱可想而知），再加上壹些添油加醋的评论和掐头去尾的描述，让其他刚开始认识我甚至还不认识我的人形成壹种先入为主的印象，导致绝大多数人和我并无矛盾但是对我已经充满各种成见、厌恶，自己天天在众人面前抬不起头、丢人现眼。此外还有壹些学生拍的大量我当年例如站桌子上、表情难看、拿砖头之类的照片（还有很多其他的，尤其不怀好意的那些恶棍学生拍的），他们想传到更大范围的网络上并不费劲，当年已经在壹些圈子裏到处发了，前面对此已经讲到了，以后发到全民都能看到的环境中，自己连在中国的壹块落脚之地都将没有，连吃饭住宿都是难题。

而且自己极为反对校园暴力，痛恨不公和歧视，但是自己却也做过很多错事，自身做过自己痛恨的事，哪怕有各种外界因素，而且大多数都是在反击欺凌中做的。我既然对别人要求高，当然应该对自己要求更高，可是按这种标准我做的事情显然应该被严惩，虽然我付出很多代价（例如不敢办理学籍、恐惧害怕、不敢回去联系认识的熟人同学老师，没了正常的人际交往，东躲西藏甚至更换名字、不得不说谎隐瞒导致自己不诚实、尤其復读时候心理上的自责内疚恐惧带来的痛苦导致高考失败等等），但是并没有正式被惩治（那两次伤人事件都至少是轻微伤甚至轻伤）。还有好多事虽然不壹定多恶劣，但是特别“奇葩”，名声不好，所以壹直不敢面对以前的这些事，总想逃避。而且这些事传扬起来，不仅影响以后，还让我在外地上学这几年的老师知道，他们很多人对我都很好，要是听说了这些，我在这些老师中的形象又是怎么样呢？还有那些曾经帮我联系学校上学的家裏边亲戚和其他朋友的关系人，如果知道这些肯定内心裏也后悔替我联系学校。

“不能正己，何以正人”，想到这些，更是羞愧难当，痛苦至极，想起以前的壹些事就充满罪恶感，完全无法面对过去，无法面对未来必然需要重提旧事的时候，精神状况非常糟糕。而且如果我原谅了自己的错误言行，原谅了自己对他人的伤害，那么岂不是也要原谅其他伤害我的人？但是我无法原谅那些故意伤害我的人。如果我不原谅他们而原谅自己，这样我还怎么达到对他人和自己壹致呢？这些担忧和焦虑随着学习成绩提升而越来越强烈，成绩越好这些想法越挥之不去，自己精神状态也开始又向不好的方面发展。加上本来就有抑郁症，这壹下又加重了，平日学习也是满脑子这些事，成绩开始下降，还出现恶心呕吐、吃不下饭的情况。平日的言谈表现各方面可能也有些异样，给人的眼神或者面部表情可能也会变得无精打采或者呆滞之类。

到了12月底和1月份，就又出现了壹些问题。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因为我前面那些表现，加上本身还是不能完全适应校园生活的老问题，在互相熟识之后同学之间的看法成型之类原因，壹些同学看我的眼光有些异样，平常我有询问作业或者不会的题请教，刚入学时候同学们都比较热情回答，但是现在突然变得很冷淡，爱答不理，甚至起身走开。结果连学习中问布置了什么东西都不知道，班裏有什么学习方面的事都没人通知。我感觉有些莫名其妙。结果到了后来更严重，跑操时候我站的位置的前面、后面的人都摆出夸张的“逃跑”的动作，看见我赶快往旁边跑或者往前或后挤，故意离我很远，甚至互相推搡着不想跟我站在壹起。在班裏或者楼梯处、吃饭的食堂座位那裏也是这样，很多同学都想办法离我远点，例如在食堂别人吃的好好的，我坐在那之后，有些人端起饭碗就跑了，而且动作很明显和夸张，眼神和说话也壹样。这在前几个月是从来没有过的，甚至壹开始入学还有人主动亲近我。这壹下子让我想到初中时候那些事，很多女生男生看见我赶快跑，例如上楼梯，看见我过来，七八个人全都跑开或者紧贴着墙，脸色表现的非常厌恶和恐惧。

没想到我适应了好几年学校，在思想和行为举止、日常交际上改变了那么多，结果努力都白费了，竟然换来了和几年前壹样的对待，壹样的歧视和疏远（虽然程度还是很不壹样的，而且没有以前的直接的攻击和找麻烦，只是疏远和孤立，但是在高四那种紧张环境下，加上自己原本就缺乏处理人际关系和应对矛盾的能力，判断力也没那么敏锐，没有区分开和以前的程度轻重）。最重要壹点还是自己不会拉帮结派，没有那种关系很铁的朋友通风报信，所以根本不知道这是因为什么具体原因？究竟他们对我的歧视程度是多严重？看法具体有多恶劣？会不会有后续的动作来找我麻烦（如果仅仅只是歧视就算了，大不了忍壹段时间就行。关键是也可能像以前壹样还有后续的攻势）？这些都不知道，所以很恐惧、很忧虑、不知所措，想改变自己的缺点，去迎合其他同学都没处去改。我以为是以前初高中的那些事情传了过去（这个现在也没确定是因为什么，后来过了很久，高考结束后问过壹些同学，都只说了壹部分原因，主要是个人言行举止的问题。还有，就是在新乡市的那些事被壹些人（例如班裏就有两个新乡市的）知道了，而且看到了那些照片，然后传扬开来。此外，也有其他的可能不方便说的原因吧，例如可能怕说了伤我自尊心吧。肯定不止那些（如果并不是有以前的事情传过去，那说明即使不知道过往的人对我仍然有歧视，证明我即使尽力改变还是没有效果，比是因为有以前的事传过去更可怕）。

我当时感觉心裏壹下子像空了壹样，加上前面那些担忧，尤其会不会以前得罪的人趁机来这裏（离老家也就200多公裏，不算太远，如果有人召集，肯定能来几十个）发起进攻，搞各种破坏、骚扰，精神壹下子就垮了，基本就崩溃了。看到这种行为，浑身上下都有壹种被电击的感觉，头皮发麻，感觉天旋地转，课程什么就基本听不进去了。我也让班主任和壹个关系比较好的语文老师替我打听，可是没有打听出什么，而且老师也说了，妳（指我）也明白，学生之间的事普遍都不希望老师知道，也不喜欢老师介入。这确实是实话，以前初中和高中面对校园暴力或者其他矛盾去找妳找老师，也是班裏同学孤立我、看不惯我，那些流氓混混学生投东西砸我、背后传播坏话的壹个重要原因。在这些问题上寻求老师帮助往往有反作用，那就是让其他人更孤立妳，疏远妳，因为很多学校（反正我了解的学校大多数情况是这样，全国不壹定都是这）的“潜规则”或者说习惯就是学生之间的壹些事（包括各种纠纷、看法、冲突）不应该告诉老师，这是约定俗成，谁破坏了它那就等于“自绝于集体”，集体内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但是还是壹家人，但是妳让老师知道或者参与，那这个集体就冷落妳，看不起妳，甚至排挤妳。

此外，那时候还有壹种诡异的心态。也就是离成功只有壹步之遥的时候，自己却感到了壹种前所未有的恐惧和不安。这即使在以前和他人冲突最激烈最危险时候也未发生过。想起以前种种遭遇，如今却能考上这么好的学校，自己都感觉有些害怕不敢接受，虽然这恰恰是我壹直渴望的目标。而且作为壹个校园暴力的加害者、幸存者，已经有些幸运了，更多饱受欺凌的学生或者干干净净的同学远比我有资格进入这种优秀学府。在这种即将成功的时候，越来越感觉自己“不配”取得这么大的成功，和以前邋遢、肮脏、恶劣的个人形象差异极大，让我总想毁灭这来之不易的成功。我内心无法接受这种巨大反差，越是过得好，越是光鲜，越是想起以前满脸汙垢，躲在厕所旁边避开那些欺凌者和沿着楼梯角落踽踽独行时的落魄样子。在这种撕裂与纠结中壹直痛苦着。

这种自卑感、羞耻感以前也有，但是因为现实冲突激烈，没办法顾忌这些。当自己可以自由学习的时候，能够追求到理想的时候，过去这些事都开始难以遏制的从头脑中不断闪现。而且以前无暇顾及的各种担心，现在都集中性的浮现在脑中无法排解。而且高壹高二对未来高考以及人生也没有更细致的计划，而到了高三及復读时，也就是胜利就在眼前了，各种以前来不及处理的老账或未来面临的危机都直接摊在面前，而且很多无法解决。我无法面对过去，无法面对很多老师和同学。加上前面那些事，还有高考的巨大压力，精神就崩溃了。整个人陷入了壹种绝望、混乱、焦虑的状态，抑郁的症状前所未有的加深，持续到现在。

此后就休学，经常请假，又开始四处无目的的转，乘车旅行，上网，看书，看报纸杂誌，反正就是不学习，逃避现实，在离高考已经只有两个月的时候忍不住这些前面提到的各种压力，干脆就不去学校了，就在自己租住的屋子裏看各种书刊，去上网玩游戏，不再去想学习成绩，也不再想学校和学习内容，也不想考虑未来。成绩开始呈断崖式滑落，离校时候成绩已经持续下降到壹本线附近，比以前正常成绩下降了50分左右。2014年高考结束，不出意料的，没有过壹本线，离壹本线差了14分，再次以悲剧收场。恐怕没有几个人能理解明明能够取得非常好成绩的学生却不敢考好的心情的痛苦，更不能理解在无其他路可走的环境中又无法走唯壹的考学之路的痛苦。就像壹个快饿死的人，看见壹个蛋糕却不能吃，因为有毒，不吃会慢慢痛苦的饿死但是死的慢，而吃了蛋糕壹时舒服，然后立马就死了。我自己都为自己长期在这种心境下还没有发疯而感慨。

考完了，又要面对现实，可是我又不想凑合着上普通学校（前面详细讲了原因），然后就又得復读。但是虽然找好了学校，但是却再没有勇气去了。虽然交了相关费用，办了手续，但是还是没有去上。直到现在，都是在自学（或者迷惘痛苦）之中。这次復读之后，精神差不多被击垮了。自高三（即在焦作那大半年）以来已经逐步走上正轨的自己的生活、精神状况都开始倒退，而且似乎比以前更糟糕、更危险。只是由于自己壹直独自生活，不至于与他人发生激烈冲突。不过自己又壹次陷入封闭之中，与外界又基本隔绝了。

通过復读的这几个月的经历，我感觉无论是初中还是高中乃至未来的大学，无论是普通班还是重点班，都有各种问题。例如普通班学生问题的外显化（校园暴力，各种欺凌）和重点班学生问题的内隐化（素质还好，很少有直接肢体暴力冲突和骂人，但是由于学习压力等原因也有歧视、排异等），我由于个人种种原因更是很难适应学校生活。有人的地方就有矛盾，就有不讲理或者只讲壹面理，就有歧视和冷漠。而我，由于小学教育缺失，又曾经可以说与世隔绝的生活了壹段时间，加上中学阶段扭曲化的生活带来的心理问题，客观带来的各种糟糕的极端行为留下的“劣迹”，让自己继续校园生活太难了，未来进入工作单位适应社会同样也很难。虽然在这几年学校生活裏也遇到了很多好人，很多关心帮助我的老师，对我很热心、善良的同学，也给我带来许多温情，许多帮助，但是壹旦遇到那些喜欢寻衅滋事的流氓混混学生，各种“校霸”，哪怕只有壹两个，都难以对付。因为自己不知道对方什么时候找麻烦，具体哪些人和他们是壹伙，会用什么方式。

如果有了矛盾，往往就是以壹敌多，以寡击众，壹个人要对付四面八方的问题，双拳要敌四手甚至更多手。对方知道妳的性格和底细，但是妳因为没有那么多“铁杆”朋友而不知道对方会采取什么行动、找麻烦的程度会到哪壹层，也不了解坏人层出不穷、花样翻新的找麻烦的手段。而且自己也没有心力每天壹边学习壹边还能应对復杂的人际关系以及不确定数目的“敌人”。忍耐又学不会，看见他们耀武扬威的故意走过来蹭妳、拿眼神动作挑衅妳，说风凉话或者指桑骂槐的挑事之类，也缺乏同样的能力回击，或者妳回击了就被对方当成理由更加找妳麻烦，逼妳生气。往往忍的时间长总想爆发，然后搞出来更大的事情，更极端的行为。我不去学校也是害怕自己会再出事，再因为这些矛盾学不进去，然后“发作”，再搞以前的那种行为。虽然现在很后悔以前做的，但是真的到了现实裏那种被欺负、被孤立、被歧视的环境，还是忍不住想用这种方式回击、发泄。说不定会因此发生违法犯罪的事（其实以前做的按说也够得上了）。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隔离，就是不去学校，眼不见为净，不在壹起就没有冲突。而且如果再出事，还是会给帮助我的老师和友好的同学带来连带伤害，何必呢？

但是自学还是逃不脱以前事情的阴影，除了做噩梦、不由自主回忆以前的事，脑子裏往往有恼怒、愧疚、后悔、自责、烦躁，思想壹直在挣扎，既愧对那些我伤害过或者没有好好珍惜的人，又想报復那些伤害过我却没有得到应有惩罚的人，但是这两点都无解，又在心裏挥之不去。“不能正己，何以正人”，壹方面看不惯社会各种不公平现象，对别人伤害自己感到愤怒，对遭受的不公十分气愤，但是自己却也伤害过别人，也做过不正确不合理，不符合自己道德要求的事，虽然有很多是迫不得已，但是还是感觉自己的价值观与自己的这些错误言行相悖，所以壹直陷入激烈的思想斗争之中无法自拔，为此往往精神抑郁、焦虑、失眠，内心怀有极大的痛苦。我不能把自己剥离出应被谴责者之外，如果那样，我和其他那些只讲壹面理、只指责别人而不照镜子看看自己什么货色的人有什么区别？和那些对自己和他人搞双重标准的人有什么区别？而且在每壹个新学校时候为了避免把前面的麻烦传过来，还得编壹下谎言（故意说成是以前在另壹个没去过的学校或者家乡），每次撒谎都很难受，感觉侮辱了自己的道德操守，也辜负了信任的人，让自己像做贼壹样，而且又不得不这样做，这些都让我特别痛苦，羞愧至极。还有就是前面几段提到的对以后考上大学因为档案等问题带出没有上小学以及中学换了八个学校，又带出以前发生的那些矛盾、自己当年做的各种激烈行为以及其他在很多人眼裏不是正常人做的事情。这种恐惧和忧虑下，学习积极性当然不高。虽然按前面各种模拟考试的经历，我考普通的211或985学校没有多大问题，但是因为这些事，加上因为这些重压而排斥学习，学习时间和精力只是同样情况学生的三分之壹不到，导致成绩只能在壹本线与二本线之间徘徊，靠“吃老本”来让分数不滑落的太厉害。如果没有这些烦恼和根本无解的问题，根据前面很多次模拟考试的成绩，我考入像华东师大、华南师大、中南财经这类学校还是比较容易的。

这时候，我父亲又因为脑溢血晕倒并且住院。我不得不回去并且见到好几年没见到的曾经在小时候打我、吓唬我、发疯摔东西、泼洗澡水的姑姑。这时候她的病看起来好了些，不像以前那么疯，有时候说话还很和气，但是有时候就会表现出以前的狰狞，例如说话低沉的阴森或者大喊的歇斯底裏（这倒是和我在学校的那几次激烈冲突时候的说话状态类似）。虽然她四十多岁了，但是还是能打得过我，手劲还是比我大，冲突时候抓住我的手我就挣不脱。县城的医院条件可是没有大城市那么好，医护人员的护理远没有大城市全面，端屎端尿、换洗脏单子（自带的垫着，否则医院的脏了要付钱买下来）和屎尿布、餵饭都得家属做。病房裏连空调也没有（有些病房有，但是我父亲那个没有，在卫辉的医学院三附院和滑县中心医院都没有），陪护没有床位（在卫辉的三附院），要睡地上或者自己买折叠床。壹天三顿饭，打饭都要排着队，每顿买馍、菜、汤都要分开排队，每排壹回前面就有十几人，每次买饭就得累半个小时。送病人去做CT等也要家属自己送去。平常输液看护，防着滴完或者针被意识不清的病人挣扎而脱落，这些也是要家属做，每天需要连续看护几个小时。这些都能让陪护累得精疲力尽、烦恼急躁，甚至想去死。无论是病房、陪护睡觉的走廊、餐厅都充满了各种病人和家属的味道，极其难闻，没人想呆。

我这些年壹直体弱多病，动不动就感冒发烧，之所以打不过比自己个子低的多的人，也是因为这些。加上从没有护理人的经验，说难听的就是“肩不能扛，手不能提”，加上前面提到的那些压力和抑郁症，导致精神不振，完全没有护理能力。加上我和我姑仇人见面分外眼红，也不可能壹直呆在壹块，只有分开少说话少见面才能减少冲突。而我姑对我父亲还是愿意照顾的，然后她承担了这个任务（其中也有壹些内情）。虽然她小时候打我吓我给我带来巨大心理阴影，但是护理我父亲这壹点我确实要感谢她。在我父亲昏迷不醒、醒了之后长达壹年时间卧床、生活不能自理期间，不管照顾质量如何，她还是尽力去照顾了。而且还要同时给已经七十多岁的我的祖父母（他们也都已经不能完全自理，我祖母后来已经完全不能自理，意识不清）餵饭、洗衣服，虽然中间也有些虐待行为（这个可能照顾老人时间长的都存在吧，不过我看祖父母其实真是生不如死，因为生活不能自理，家庭条件又不太好，受罪太大了，详情不宜在文中说）。

这个过程中，因为我的生活费问题、上学问题又发生激烈冲突，虽然没大打出手，但是我姑壹直威胁断了我的生活费，她还大喊大叫歇斯底裏，我也壹样大喊大叫歇斯底裏。我想拿走部分家裏的钱，避免她每个月给我钱时候都要挟、讽刺，但是我父亲不同意（可能是被迫吧，他全靠我姑姑照顾，还有祖父母，所以经常听她在床边数落或者说风凉话（例如说我父亲在医生诊疗时候因为胳膊和瘫着所以特别疼“喊饶了我吧”，完全是痛苦下下意识的话，医生走后她就在旁边恶狠狠说“‘饶了我吧’那是男女之间xxx时候说的话，妳恶心不恶心啊”等，语言怪腔怪调，而且还是我在场时候说的，或许就是特意让我听的。还有我给其他人打电话过程中说过“请问”、“谢谢”这类话，她就在旁边讥讽说：“哎哟，这不是还怪（很）会说话的吗？”）也不敢顶嘴或者反对），于是壹直冲突了几个月，不过生活费还是给了壹些。虽然我也反击的讽刺（还有直接回骂，例如骂“操妳妈x”、“傻x”，虽然按逻辑等于是骂她还骂了我奶奶（她是我姑，所以骂操妳妈X就等于……），但是越是这样骂越爽气，越不要脸的骂她，不分辈分的骂，我才能泄愤，才能表达我的愤怒，虽然冷静时候想想很无耻，但是需要骂的时候还会这样骂，甚至骂的更难听），但是显然远远没有她会拐着弯骂人、指桑骂槐的讥讽人。而且她40多了，久经这种冲突，骂街惯了，不在乎，而我倒是容易往心裏去。2017年10月，还因为她试图打我，我去买了把水果刀，在县医院病房楼对峙，有几十人围观）。

当然，因为她曾经有精神问题（现在好多了，但是偶尔还出现相关表现），以及家裏这种病人情况（祖父母长期卧病在床），还没出嫁，所以这两年恢復联系后，对我有时候也比较好，表现出温情壹面，可能希望我有出息以后能够给她养老多个保障吧，而且她还是比较看重这个家庭血缘的，我还是独生子女。不过矛盾和温情都有，加上以前我小时候她做的那些事给我带来的巨大心理阴影，现在也是态度飘忽不定，所以我没有任何安全感。关于学校的事我说我的不同意见，她有时也是大喊大叫。对她，我是既怨恨小时候打我吓我，给我带来巨大心理阴影和不幸童年，但是又感谢她在我没有护理能力情况下尽心照顾我父亲，还有照顾祖父母，还有担心她以后在家做出什么事或者通过阻断我经济来源，以及不得不和她通话时候要忍受难听话。当然，这件事也说明我不想亲手照顾他人，比较自私，但是我如果有比较多收入的话，我并不会吝惜拿钱给父亲找个好的护理人员，但是亲手每天十几个小时照看确实做不到，真想早点解脱。

按说，18岁以后家庭对我就没有法律上的抚养义务，我就应该经济独立，自己挣钱。可是我因为早年长期与外界隔绝（不是不出门，而是交往圈只有家裏四个人，或者外面偶尔有的亲戚、同龄人，屈指可数），只在家裏生活，不仅不适应学校生活，同样不适应社会，没有基本的交往能力和混社会的基础知识。和学校裏有老师看管、学校纪律约束下的学生交往还有各种冲突，更不用说去和那些辍学、成年、社会底层的人打交道（没文凭没后门也没有可能去什么“高端”地方打工）。而且我这些年身体壹直不怎么好，体弱多病，基本每年感冒发热咳嗽拉肚子这些累计要有几十次（壹点不夸张，我身体非常不好，因为缺乏锻炼加上各种生气、压力，心力交瘁），壹年至少三四次输液，“肩不能扛，手不能提”，拿重物都费劲，更难适应体力要求高的打工活动。

这些年学习，包括课外阅读，虽然学了很多理论知识，了解了许多社会民情，也知道了社会的阴暗面，但是知道了不等于学会实践和融入（就像大学教授可能通过研究知道矿工、富士康、城中村的生存状态和运作方式，但是他本人真正干这些，并不能适应的了。例如清华大学的教授朱湘，虽然有才学，但是因为抗争而从学校辞职离开后，只能乞讨度日，不仅自己食不果腹，最后贫困的给几岁的儿子买吃的都不够，最终自杀身亡。我当然比不上他的才学，更没有他的风骨，只是说有某种相似性吧。），相反对此很厌恶与排斥，尽力逃避，非常不想去受这些罪。前面也提到了，我连普通白领或者工薪阶层的工作都不壹定能适应，何况打工。即使能避开壹些矛盾，但面对各种看不惯的事，难免会表现的厌恶和排斥，最终还是不可能融入工作群体中。此外由于壹直没有放弃高考，还要学习，很多事都压着，也无法抽出很多时间打工。所以我就是那种“百无壹用书生”吧。加上在内地，社会最低工资保障和最低生活保障之类也很低，低保还不够交房租，没有经济独立的能力。在某种程度上，我也是壹个自私和无能的人。

有句老话“壹升米养个恩人，壹石米养个仇人”。我和家庭的关系似乎也是这样？我也不知道怎么评断。家人让我经历了痛苦而且特殊的童年，也直接导致了我不能适应学校，后来出现了那么多严重的问题。但是另壹方面，家裏还是养育了我，尤其初中之后，衣食住行和学费也都给了，壹直到现在。但是由于前面那些事，加上现实裏和家人由于种种事情不和，所以冲突不断。而且我父亲还有我姑壹直回避没有让我接受小学教育导致壹系列后果的责任。他们都不愿意正面承认这个问题给我带来的巨大伤害。我自己也不知道究竟应该如何对待家庭。虽然有仇恨，但是却又养育了我，而且自从初中之后，总体上对我的帮助比很多普通家庭对子女的帮助还要多。但是又有很多不满，反感，除了前面提到的经受的家庭暴力和其他恶劣的家庭环境的伤害，还有其他壹些暂时不方便说的伤害。

那么究竟应该如何对待家人呢？我壹直都在迷茫。想要独立，但是现在情况很糟糕，而且以后我父亲和我姑老了，我是怎么照顾？完全没有能力亲身照看，除非经济条件好的可以请人。但是我姑给我那么多伤害，我真想报復她。但是对父亲还有其他家人还是有义务照顾的。虽然有那些伤害，但是还是家人。说以后断绝关系，现实也不可能这样。除非我死了，就不需要有责任了。只不过我暂时还不想那样，虽然现在困境那么多，考上好学校也是身败名裂，考的差了壹辈子也没什么希望，以自己的言行、性格，还是会和坏人激烈对抗，想忍也忍不住，就算强制自己看的惯社会上不直接和自己有关的丑恶，也忍不住自己受欺凌，早晚还得在和流氓恶棍壹类的基层社会上的坏人的冲突中出事。但是我还是有很多想做的，还有壹些理想，不想现在就这样结束了。

后来我父亲病情渐渐好转，但是并没有完全康復，而且长时间没有上班，在家休养，家裏又有祖父母这两个老人要照顾，经济负担和日常照料的压力都要大病初愈的父亲承担，当然我姑也参与了照料。这种情况下，家庭对我的经济支持已经不可能持续太久了，随时都可能走投无路，我的人生基本没有什么光明大道可以走了。只是，我还有很多话想要说，还有很多没办完的事情，还有很多未曾实现的理想要完成。
我想起了初中壹年级时候，我们那时是七年级（即初壹）才正式学英语，班上有很多来自农村的学生，其中有四五个女生英语学的特别好，那壹年我们那裏有个名校毕业生想实习壹下，正好来了我们班，教学能力强，而且教育手段多样，把平日死气沉沉的课堂搞得很有活力，还请过我们吃饭。她讲的很好，壹些女生学的也很好，她们多数来自农村，但是英语天赋并不比大城市的同龄女生差，无论是口语还是书面做题和写作。在只有录音机算是“高科技产品”的简陋课堂中，她们都表现了很强的学习英语的能力和学习欲望，课堂表现也可圈可点。但是后来这个老师也离开了，就如同偏远山区壹个优秀的支教老师离开壹样，孩子们失去了壹个好老师，往往就不再有那么多的学习进展了。

多媒体设备和个人电子学习工具的缺少、个人视野受环境限制（与大城市尤其国际化大都市中的同龄人接触各种外国文化、英语书刊、和外国人交流乃至出国的优越条件天壤之别）等原因，除了个别学生通过拼命努力、用死记硬背和题海战术日夜学习能够考个好学校，继续攻读英语之外，大多数和大城市女孩有壹样天赋和求知欲及理想的农村女生不得不从这扇打开世界的窗棂前转回身去，回到那死气沉沉、破破烂烂的家园裏。像丁X、刘X婷、杨X的女生，英语都是很好的，但是在师资条件、学校基础设施、生活的大环境以及家庭状况等因素的制约下，她们只能把学英语当成例行公事壹样，为了考试而学习壹些，阅读量和阅读面都不能和大城市学生比肩。
对她们这类学生来说，如果很有幸，就考个二本学校，在家乡找个体面的工作或者在大城市从单位的最基层做起，往往也和英语或其他大学专业没有多少关系。而更多的同样情况的女生，可能只能考个三本或者大专，学的英语也早随着大学放羊式教育和与家裏的父母或者其他亲戚关于人生未来的各种抱怨和拌嘴中忘却殆尽了。甚至有些女生早早辍学，打工挣钱，去大城市从事各种辛苦的工作，然后和同壹阶层的人结婚，或者干脆被家人包办婚姻，成为和自己母亲、祖母等祖祖辈辈的女性壹样，在破旧而保守的村裏每天没有理想和追求的麻木的活着，平日出门最远走到村头小河，眼睛最远也只能看见离自己不到10裏的树林。即便偶尔能去集镇或者县城购物和走亲戚，也只能带回大城市早就不流行的款式的衣帽，沉浸在精神生活贫瘠的大包小包之中。至于娱乐，对于很多农村的妇女（男人往往也是），麻将桌是最大的兴趣。即便有了互联网，因为知识与环境的局限，她们在互联网上的关註点也壹样非常有局限性，失去了想象力、创造力的她们，在思想的开阔度上，还不如许多进程打工的男性农民工。她们每天捋起裤腿挥汗如雨的在田裏干活，回家又在油烟裏忙的要死，在与邻裏骂街、和婆婆闹别扭甚至丈夫的拳脚中度过余生。不知这时，她们是否还记得刚开始学英语时候的热情和兴趣，是否还记得自己笔尖划出各种中外知识时心中或许有的壹些梦想--了解世界、走出农门、走向新的生活、追求更多生命的可能性；抑或是壹些朴素的想法--穿上电视剧裏女明星的那种衣服，也和她们壹样有气质，走在霓虹灯五颜六色的光映照的大街上，在电视裏演的高楼别墅的阳臺上穿着睡衣看清晨的阳光，和通过恋爱结合的高大英俊事业有成的男朋友双宿双飞……

真正能实现这些梦想的农村女生凤毛麟角，因为，录取率太低了，学校之间差异太大了，像河南全省壹本率7-8%，“三驾马车”省实验、郑州壹中、郑外本部壹本率达80-90％，很多地市裏最好的学校壹本率在30%左右，而普通县城壹中壹本率往往只有不到5%（除了个别名校），其他普通中学往往不到1%。而农村家庭的子女往往都是在县城中学甚至乡镇高中。而越是经济条件好、居住于城市的学生家长越重视子女教育，也越能投入更多钱和精力去提高子女成绩，在小学或者初中成绩好，当然也越容易进入高中名校，这又有利于进名牌大学。壹方面，好的物质条件可以让子女没有后顾之忧，专心学习，又能在补课、学习工具、课外作业这些上有能力投入，自然成绩较好。此外经济条件好的家长可以交巨额择校费让子女进入名校学习，当然通过关系后门也可以去好学校（我就是这样进的附中）。而农村家庭在这种竞争失败后越发不贊同自己子女通过考学改变命运，因为经济条件不足以支撑子女和城裏孩子壹样的学习经费投入，家裏边很多口人素质参差不齐同样也无法给子女壹个安静、平和的学习环境。而高考改革之后对学生课外阅读量、优秀教师引导等要求更高更重要，城乡教育差距更大。即使考上大学，基本也只能考上二本以下，绝大多数都是三本和专科，而有没有这类学校的文凭对找工作、对工资多少影响也微乎其微。这也是现在农村流行“上学还不如打工”思潮的重要原因。

如此循环，阶层日益固化，有些人上下两代都是老板、公务员；有些人自己是白领蓝领，培育的子女也要去从事这种工作；中产阶级给子女选择名校、体面工作，其实也是自己同样人生的延续；底层农民工的下壹代比老壹辈除了手裏多了臺智能手机，衣服比老壹代新壹些鲜亮壹些，职业、社会地位还有个人追求和父母比较并没有太大变化。教育原本是让不同阶层的子女尽可能站在同壹起跑线，让每个未成年人都有较平等的机会走向未来，而如今的中国，教育却成了凸显社会分层、加剧当下社会各阶层固化的推手，让贵者恒贵，贱者恒贱，治人者恒治人，治于人者恒治于人，虽然也不乏通过应试教育从底层壹跃成为社会精英者，但是相对于整体，这种情况并不多。

而且更吊诡的是，据我直接和间接的观察了解（主要通过互联网上壹些交流以及各种阅读，现实裏也算见过这类人），从底层尤其内地农村通过应试教育考入名校的学生在各种人文素质尤其爱心、同情心、多元包容、国际视野方面还不如沿海大城市毕业生，反而更加自私自利、崇尚强权、更强烈的追逐金钱和权力，倾向于忍耐服从、“听话”，贊同盲目的忠孝节义，反对女权、反对同性恋、反对丁克、反对性解放和不婚主义等思潮，在社会议题上持保守主义观点而非进步主义观点。例如很突出的壹点，许多（不是全部）来自于农村保守思想浓厚的家庭出身的男性，在婚后往往不能给予生长在大城市的妻子足够的尊重和理解，在家庭博弈中往往倾向于父母而非妻子，妻子只能更多的顺从公婆的意誌，为了传宗接代而不顾妻子个人自由要妻子尽早生育乃至生多胎、在家相夫教子而非鼓励妻子在事业上有更多成就和给她更多自主生活空间。这样就造就了百万千万嫁给农村出身男性的城市优秀女性毁掉了自己的理想和追求，不能按自己意愿从事自己喜欢的工作（往往考虑家庭就要把工资收入、离家远近、是否方便照顾公婆等放在主要位置）、随心所欲的去旅行、参加社会活动，沦为生育机器和照顾公婆、子女的仆佣，端屎端尿、洗衣做饭，服侍公婆和丈夫，还得听公婆乃至丈夫的各种责骂，尤其很多婆婆会毫无道理或者故意找茬的欺凌儿媳，各种无端责备、侮辱、谩骂和折磨（例如挑剔买的东西、让儿媳把干干净净的衣服在重新去洗，说儿媳做的饭不好吃是故意气婆婆等），甚至有壹些女性会遭受这种丈夫的家庭暴力。这些曾经对“质朴”的农民出身、刻苦学习、白手起家挣钱致富的丈夫充满尊敬和爱怜而以身相许的妻子们，最终往往只能在家庭的桎梏中消磨壹生。

只能说，这是更深层的悲哀，在壹些不发达地区封建宗法残余和保守主义大行其道的情况下，加上糟糕的教育和大环境不仅毁了很多人去追寻更美好生活的机会，还破坏了人性、扭曲了心灵，让人变得更加冷漠与无情、虚伪与自私，当农村孩子出人头地之后，反而露出野蛮资本主义时代暴发户的青面獠牙。但无论如何，我还是希望中国的区域、城乡、阶层差异能够得以缩小，尤其在关系到壹代代新人未来的教育领域，应该通过教育投入的均衡化（而非简单的改变各省的录取率）给予不同地域学生在师资、教育基础设施、教育理念等方面相差较小的教育，培育自由、独立、自尊自爱、有同情心和同理心、有正义感、价值观正常、思想进步健康的新人。当然，这些我只能说说罢了，没有权力，就无法改变，只希望以前那些来自较贫穷家庭的很好的同学，尤其那些女生，能够有壹个好的人生归宿，即使不富裕，也要有些尊严和自由，至少少受些委屈，少受些他人的摆布，有个还算不太差的壹生。
无论是在电视、报刊杂誌、互联网上了解的社会百态，还是亲身经历的世事艰辛，都让自己充满愤懑、压抑、痛苦和失望。虽然无论自身还是社会，当然也有很多好的东西，但是我总是看不惯各种不好的东西，对各种无耻的人非常厌恶（当然我自己也有无耻的地方，但是仍然极度反感那些社会上其他无耻的人，当然也对自己的壹些错误更反感痛恨），尤其是当丑恶的东西还有这么多的情况下，总是想去改变，但是自身难保，力量又小，无力去打抱不平或者纠正他人错误的观念，每天越看越气，但是又放不下这壹切，也没办法放下，自己的人生不可能与社会大环境切割，没办法完全逃避现实。“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虽然这话说起来很矫情，但是心裏总有这么壹些誌向，去改变不公和惩恶扬善。自己作为壹个经历许多坎坷的人，很能体会到弱者的痛苦和无奈，对于强大且邪恶的东西有壹种强烈的仇恨，试图去攻击它们、推倒它们，把世界上壹切不平的事扳平，把颠倒了的黑白扭转，只是往往力不能及。

至于我个人的前途，似乎已经是无路可走了。虽然这些年学校生活积累了各种经验教训，但是并不足以适应学校生活，也不能很好的融入社会。这些年由于抑郁症带来的各种问题，焦虑、压抑，记忆力减退，思维方面也有些不如以前了，学习成绩很难回到前两年的巅峰状态。失眠情况虽然不严重，但是还是存在，而且最重要是晚上经常做噩梦，即使不太“噩”的梦也往往都是和自己学习或者生活裏的经历的痛苦有关的，让自己经常半夜惊醒，睡眠质量很差。而且无论是睡觉还是做别的事，往往都在有意无意的拖延，感觉做什么都提不起精力，不愿意去做，总想逃避壹切。尤其在第壹年復读时，发现自己经过了多年改变，还是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无法清楚有效的判断身边其他人孤立、歧视自己的具体原因、程度轻重，因此也很难有办法去应对，即使最后发现了壹些问题，往往也是反应过敏或者反应迟钝。而且如果以后在大学或者工作单位再次和他人冲突，尤其是和那种拉帮结派、有权有势的人冲突，仍然是没有办法摆平。自己孤身壹人，对方人数众多；自己在明，他人在暗；对方做坏事手段隐蔽，我做坏事手段明显；自己的阴险程度不及对方、阴招损招的多少和运用能力不如对方；自己喜怒形于色（例如看见那种欺负妳还不觉得自己错，还摆出壹副“我就这样妳能怎么样我”的流氓，我很可能忍不住壹刀杀了对方，反正永远都不会忘，有机会就想治这种人。我在附中也曾经有样学样的摆出这壹招，最后也退学了，但是绝大多数恶人都没有因为这种无赖流氓手段受惩罚），往往心裏藏不住事，对方则能口蜜腹剑，在背后慢慢找妳麻烦；自己说话做事往往不会绕弯，还容易得罪老师，对方则能在老师面前装的很乖；自己不善于撒谎或者至少当面撒谎容易紧张露馅，而对方则能说谎话、不承认做事而且面不改色心不跳；别人解决冲突方式“多样化”，我就只能找老师或者领导，要不就是做比较激烈的事猛烈反击……

就像我在初中，七八个人从教室跟到寝室，又跟到政教处，跟在后面吓唬妳，结果平安无事，我在教室坐在王奕后面却被劝退学（当然还有前面的原因加上导致的劝退）。别人向我头上背上投东西、把被子扔地下踩、拿刀剪课本或者在书上画写侮辱言语，结果没人告诉我是谁干的，但是自己反击壹下，例如拿裁纸刀在桌子上划，马上有人告诉老师说是我挑衅，这就是孤立无援和拉帮结派者的力量对比导致的结果。如果是我干了这些事，肯定马上有人打报告，告诉老师或者那个同学，而且即使没人看见，我想说谎也会紧张而被老师看出来，但其他学生就能脸不红心不跳的否认，还壹副无辜模样，或者假惺惺的说句对不起，以后还继续找妳麻烦（像凌霄汉）。还有就是那些流氓“校霸”往往会看人下菜碟，并不去惹那些和老师关系好、家庭背景好的学生，打架找事也会看时间、地点、时机，这样往往不影响壹些旁观类学生的利益，而我往往是在课堂大闹，反而影响了他人（就像前面提到的在抗大初中的那几次，还有附中的那两次，都是当场发作），引起更多人对自己反感。

很多老师和学生因为不能完全了解我，在我发作之后不知道还会不会有进壹步的什么动作，无法判断我后面还可能做什么，面对各种不确定性，当然还是远远的走开比较好（但是恰恰是我做事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知才震慑住了那些流氓恶棍学生，因为他们摸不透我的脾气，不知道我在被欺凌或者骚扰之后会如何反击，所以我才没被他们打残打伤或者其他严重的欺凌。而像他们平常欺负的同学，正因为他们摸透了被欺凌者的脾气，知道这些被欺负的人在被欺凌后会用什么方式反击（或者干脆就不反击），所以才能肆无忌惮的欺凌，而且不会有严重后果（就像他们知道壹些“受气包”即使被欺负也不会反抗，或者在放假前打壹顿，然后过两天开学这个人气就消了，所以才挑准放假时候打人。如果是壹个很记仇的人，他们就不会采取这种方式。这就说明我的反应程度和反抗手段的不确定性给我带来了很大保护，当然副作用就是导致了很多老师同学的误解和歧视，不知道我还会干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我特意采取激烈的和不确定的反抗方式才震慑住了穷凶极恶、人数众多的流氓恶棍学生。他们尤其怕我受严重欺凌之后杀了他们（当然我泼水告状这些也壹定程度震慑了对方不敢轻举妄动），所以才只敢小打小闹，不敢更疯狂的进攻）。相反，那些喜欢寻衅滋事、横行霸道的流氓恶棍学生的套路其实对很多普通学生来说还是壹定程度可以预知的，可以通过壹些方式去躲避他们，所以反而对这种人不像对我那样恐惧。

还有就是因为学生矛盾而频繁找老师解决，老师就会心生反感，从初中壹年级开始，大多数学校都在我离开前（有些根本没出大事时候）就多次给我还有我父亲说，最好“换个学校吧”，想送客了事，认为我是个大麻烦（例如壹个学校领导在我离校之后说过“恁终于走了”，听我父亲说的，忘了那人是什么职位）。虽然其他很多学生也经常违纪，可是由于很多就是小骚扰、小冲突，而且并不告到老师那裏，所以老师并不反感这种学生。至于打架闹事的，只要不打出轻伤以上，闹到派出所之类，他们也不担心，但是像我这种告到老师这裏，就等于老师要为之负责，还要去处理这些事，所以老师当然不太乐意让我在学校继续上学。当然，他们也确实没能力没办法去解决这些事。

此外，前面提到了，很多人认为“存在即合理”，校园暴力中，很多人认为厉害的人欺负人并没什么，被欺负的弱者就“应该”被欺负，不激烈反抗，也不上告，欺人者站在欺人的“位置”，被欺负者也在自己“应该在”的“位置”，这样就“和谐”了，就“没事”了。我壹直反抗、告状，与“校霸”之类对抗，然后爆发激烈冲突，壹些学校领导、壹些老师、还有壹些同学就会看不惯，认为这样不正常，甚至可能感觉这是“扰乱了秩序”、“惹出事”。就像现在西方壹些女权运动组织的调查，壹些举报同事、同学性骚扰自己的女性反而被老师、领导、其他旁观的同事、朋友认为是“麻烦的人”、“容易招惹事”，而对她们进行歧视排挤，受二次伤害（可参考维基百科“性骚扰”条目中“抗议后的报復与迫害”部分）。当然，我有时候反抗过度，反应过激也是壹方面。

还有很重要壹点，就是如果告到老师那裏，往往更容易被同学孤立，因为学校潜规则就是大多数学生之间的矛盾是应该“自己解决”的，而不是去找老师或者家长，认为这样“告状”是无能或者“很坏”的表现，这种做法本身就会被很多同学孤立、疏远、排挤。所以说，相对于那些流氓恶棍式人物，学校更不喜欢我这种人，因为前者做事会看人、看场合和时间（例如在校外、夜间、没人角落），而且做的事可控或者说不会严重影响学校和老师利益（打人不见伤、适可而止，而且打人者和被打者都不会去找老师，往往连家长也不知道，对学校来说相当于什么都没发生），而我则容易通过学校正规渠道，等于让老师和学校领导负责，还得让他们付出时间和精力，闹的事往往又是在学校甚至课堂上，而且有时候表现的过激，老师不知道我后续还会做什么更过头的事，比较害怕，所以我比那些流氓恶棍更被看做学校和班级的“麻烦”。就像前面提到的附中闫校长对其他打架事件的态度和对我违纪的态度截然不同的状况就是非常典型的。别人做坏事手段比较隐蔽，而我则是在大庭广众之下做，非常明显，所以更容易令老师和同学恐惧，毕竟眼见为实，直接见到的暴力就能对壹个人产生更清晰的印象，至于那些打过很多次人的流氓恶棍，只要没人看见，就能在人前装出壹副恶棍绅士的风度，并不招人厌烦。这种情况下，何必去学校给别人“添麻烦”，也给自己“找气受”呢？（当然，在这些年中，因为长期处于对抗之中，有时候会把壹些不是太严重的事反应过度，反抗过激。因为害怕自己壹旦退缩导致对方变本加厉欺负，所以壹直只能以超强硬对强硬，豁出命来对抗，行为自然容易非常过头。而且加上害怕被欺凌者中唱红脸的骗了，痛恨那种打完之后假惺惺道歉，以后还继续欺负的那种情况（在这篇文章和另壹篇文章都提到过）。所以往往拒绝任何和解，包括对普通同学的调解也抵触，所以处理方式也确实不当。）

此外，壹旦和个别人发生冲突，不仅容易得罪和这个人关系较好的壹帮人，还容易因为自己情绪失控、判断力不清晰、表现的反击方式激烈等原因和其他普通同学关系也恶化。就像在初中，无论是在壹初中，还是抗大初中以及二初中，因为和个别人发生冲突，由于手段过激，壹方面别人对我的看法发生变化（例如划手自残事件让其他人看见我就躲开跑），导致很多和我没矛盾的人也疏远我；另壹方面，由于和流氓学生冲突，导致自己对其他壹般同学也产生戒备心理，甚至厌恶所有和那些流氓混混关系较好的人，就导致自己也对没有伤害自己的其他同学产生敌意（像其他人想参考下我的作业或者试卷，其实让他人看看多好的交朋友机会，但是当时很固执，还捂着不让看，坚决拒绝），还有因为发生矛盾后自己吃亏导致心情不佳，然后对待其他和自己关系好的同学也没有好气，甚至把因为和流氓校霸冲突中吃亏的气转到日常和其他同学交往上，表现的缺乏礼貌、把他人的善意拒之门外等等，例如在附中和凌霄汉发生冲突后，我对班裏其他同学也不像以前那么热情有礼貌了。加上自己交际能力差，不能准确了解其他每个人的心思和对我的真实态度，面对壹部分人（假如5个人）歧视、攻击我，可能自己会误会有10个人对我不友好，然后对这些人都充满反感，这种情况下，和个别人的冲突就演变为和很多人都有了芥蒂，加上前面说的壹些被孤立的原因，互相作用，然后恶性循环，导致和班级内同学的关系越来越不正常，出现越来越多的矛盾。这些年虽然试着改善，但是并没有多少成效。结果这样不仅让我自己受到很多额外的伤害，还给其他原本可以正常和平相处甚至成为好朋友的同学带来了不安和反感、伤害，把原本正常的那部分人际关系也搞砸了。

在这种环境下，就会越发敏感多疑，判断力出现偏差，把他人壹些正常的举动也看成挑衅或者孤立，这样让自己更难受、对他人更厌烦，逐渐变得难以分清善意和恶意，在和他人普通的争执中反应过激，激化矛盾，自己脾气也变得更糟。而且没有可以完全交心的朋友，也就意味着很少有人能教给我学校裏各种生存的技巧，这样对于学校裏各种“潜规则”或者说别人司空见惯但是我还不知道如何处置的事缺乏了解的渠道。我也缺乏与其他同学深入交流的能力，我无法了解别人的意图，别人也无法了解我的意图，总是出现各种误会，造成许多矛盾，而这种不良的关系又导致矛盾无法得到有效解决，把很多原本可以化解的非蓄意攻击的小矛盾变成后果严重的冲突。每天都要费上很大的精力去费劲的分辨别人做事的意图和对我的态度，每天对别人的有壹定褒贬意义的话都得壹句壹句分析究竟是善意还是恶意，就分析这些永远分析不完的东西就精疲力尽（其他普通同学之间判断他人壹举壹动往往就像吃面条拿起筷子壹样下意识和自然，就像算壹加壹等于二这种算数题壹样从脑子裏不需思考的投射到手上写出，不需要多考虑就知道别人在干什么，而我却需要琢磨大半天），还怎么好好学习和快乐生活呢？想到去了学校就总要面对这些，就没有什么勇气再去，也不想受以前受过的这些罪，不想天天像被电击壹样因为别人的冷眼或者夸张的歧视动作而浑身发颤，然后又像行尸走肉壹样呆滞的看书，身体像被抽空了壹样，没了魂，然后自己慢慢变得越发精神异常，自语自笑，变成壹个孤独的怪物。在没有外界伤害和敌意下的孤独没有什么不好，关键是孤独和孤立是不同的，孤立是被四周用不友好的方式对待，并且影响正常的学习、工作和生活。
还有就是自己缺乏各种与流氓式人物对抗的手段。壹旦出现冲突，只能还是找老师解决、小发作、大闹之类，甚至做出更极端的事。因为自己没有流氓恶棍的那么多招数，而且也没有精力去每天慢慢和对方斗，加上自己容易生气，长期压抑肯定会爆发，找老师也不能处分他，更别说开除对方了，被欺负还要天天见面，即使想保持心平气和也不可能。前两年壹直特别后悔以前做的比较极端的事，例如泼开水、自残、站桌子上、去市裏告状，现在虽然还是后悔，但是想想其实那时候也没别的办法或者发泄渠道，投书砸自己、拿剪刀砸自己的人天天在眼前晃，背后各种风言风语、挖苦讽刺，用阴招（前面提到的破坏书、弄脏被子、跟踪、把和我有矛盾的人安排在壹个通铺邻位之类）整我气我，又打不过那么多人（裏边有些人即使只打壹个人也打不过），老师也不能制止，连个处分都没有，只能通过这种方式反击，虽然我自己在这种反击裏伤害最大，对名誉产生永久的无可挽回的损害。而且对方人多势众，消息灵通，即使找妳的事也能让妳抓不住对方（找个外班不认识的人打妳骂妳或者跟踪妳，就像初壹时候徐士强带了壹群外班学生打我，就像李治派人跟踪去见马主任的我壹样），双拳难敌四手。

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因为自己和有矛盾的人力量不对等、信息不对称，所以往往不知道对方会在何时何地、用什么方式来找麻烦，精神容易过于紧张和焦虑，时间长了会陷入过敏或者麻木状态，更加难以理性、有节的对付各种矛盾冲突。与人出现不和后，只能通过自己的猜测、分析来判断事情，判断对方可能伤害自己的各种手段，自然容易出差错，甚至被误解为“被迫害妄想”。虽然这些年吸收很多经验教训，但是并没有多少新的对付流氓混混学生的手段，同样也没有适应各种乱七八糟的人都有的职场环境的能力，所以即使去了学校，说不定还是会走老路或者做出更激烈的事，给自己和他人都造成严重伤害。所以这也是我壹直没有去復习学校，而且某种程度刻意逃避考大学的壹个原因。

现在通过互联网又了解了各行各业各种人的思想，反正看到了更多社会黑暗面，感觉如果我遇到了这些可能会比以前更忍受不了，尤其遇到对方玩阴招暗中下绊子或者做了伤害自己而不承认、还继续蛮横无理的情况，容易极为愤怒，暴怒下头晕脑胀，吃不下饭，如果在这种环境中不出事可能倒奇怪了。看到那种“反正妳也怎么不了我”、“我就这样找妳麻烦妳又能怎么样”的人，我肯定忍不住发作（我曾经也学过这么做，算是壹种痛苦中的逆反），搞出大事。因为自己的特殊情况导致的个人思想、行为的与众不同，现实裏很容易和这种人冲突，但是自己实力又不能战胜对方，每天还要低头不见抬头见，不是自己天天被吓唬、歧视、孤立甚至直接被殴打，就是壹直对抗，防备对方，更不可能集中精力学习了。像在初高中那种情况壹样，像和李治王若斌等七八个人天天对抗壹样，每个充满恼怒、痛苦，生不如死。在这种情况下，不是天天痛苦的忍受，就是做很极端的事，而且到现今也不能完全控制自己在这种情况下不做，因为太痛苦和压抑，也没别的解决办法，只能搞出大事。而且由于这些年的经历，只要看见这类人就非常愤怒，普通人侵犯到我的利益到不见得会恼火，但是这种强势的流氓恶棍，哪怕他们稍微影响壹下我，我都想把他们碎尸万段。被欺负或者讥讽的时候反应迟钝、逆来顺受会被忍看不起和惹人嘲笑，虽然激烈反抗也会被嘲讽或者歧视，但是总比变成倒霉蛋和可怜虫强。而且无论是骂人、说难听话讽刺，或者下绊子找麻烦，因为我比较敏感，更容易受伤和生气，难受很久。而对方听见我骂或者攻击可能往往满不在乎，脸皮厚甚至不要脸，这些攻击他们根本没往心裏去，正所谓“无情者伤人，有情者自伤”，等于说即使表面上我和对方扯平，实际上还是我受的伤害大。如果这样处于矛盾冲突之中，自然不必要去学校，不必要去找这种罪来受。

此外，别人伤害了我，我很难受，而我如果伤害了别的无辜的人，或者在反击中做的超过应有的限度（如果没有超过限度只是“以牙还牙”对等报復，我并不会过意不去），“防卫过当”，超出了对方对我的伤害，我心裏也非常不安，往往会有愧疚悔恨。也就是说无论是他人伤害我还是我伤害他人，都会非常难受和不安，而且壹直存留在内心裏挥之不去，记很久甚至记壹辈子。直到现在我还都清晰的记着那些伤害我的人和我伤害的人。我很希望扯平所有问题，报復伤害我而没有得到应有惩罚的人（虽然这个想法恶毒，但是确实是我内心的想法，挥之不去，我没想报復过头，只想让自己因为他们对我伤害的那个程度的等同的还回去），而让我伤害的人通过类似方式伤害我以扯平。但是这些恐怕无法实现。我要是现在找去这些人求伤害我以扳平，别人还以为我神经病，造成更大损害。而且大多数我伤害他人的事情没办法通过暴力直接让对方扳平，因为自己在这些事情中不是用暴力伤害的别人。而且如果自己没有充分的条件去补偿对方，只口头上道歉赔罪的话，别人只会认为自己虚伪和矫情做作（如果我大学毕业有工作和较高收入，我当然愿意用实际行动包括物质补偿来表示歉意，但是现在关键是过不了大学录取这壹关，何谈工作和收入）。而且万壹对方出恶意，用超过自己曾经伤害对方的程度报復呢？这样我岂不是继续和对方进行復仇循环了？而且如果我继续上学，工作，接触社会，毫无疑问还会重演过去很多事情，制造更多对不起我和我对不起的人，心裏会更难受，更抑郁。所以壹直逃避现实，逃避人，逃避生活。

总之，壹旦进入某个群体（学校，中学或大学或者其他工作单位），必然会给自己带来伤害，而且也可能会对群体中无辜的人产生不良影响，还辜负了群体中对我友好且有很高期望的人（例如对我比较好的老师、同学还有介绍我入校的人，例如二初中的刘主任），让他们感觉很尴尬和烦恼。我现在非常害怕再次让支持帮助我的老师和同学失望，甚至让他们大惊失色、非常无语。所以尽量少接触人，接触的越多就意味着出现这种情况可能性越高，而且导致对我本来非常支持和贊赏、充满期待而在出事之后非常尴尬的人就越多。现在只要处在有很多熟人在的集体、多人的环境裏，就感到各种不自在，无论是周围的人对我，还是我对周围的人，都会有壹种排斥，我在场时候我不舒服别人也不舒服，感觉自己在群体裏很碍眼，很多余，全身上下都不舒服。每天我都得费极大的心力去分析别人壹举壹动对我是善意是恶意、究竟想表达什么（别人可能立马就明白，但是我却要想很久也不壹定能搞懂别人的行为究竟代表着什么，别人对我的看法和行为究竟是想表达什么），自然也无法及时的做出合理的反应。其他人得心应手的人际交往在我看来比登天还难。别人因为我在而感到麻烦，我也确实容易在与他人相处中产生麻烦。有人的地方就有矛盾，就有斗争，各种麻烦会接踵而至，各种烦恼也会不断出现，这也就是我壹直以耽误学习乃至毁掉前程为代价逃避学校、逃避社会的原因。

每当想起以前做的很多事，自己本身就觉得自己是神经病，荒唐、离奇，但是如果再次遭遇那些种情况，可能还是会重蹈复辙，做那些冷静下来的时候感觉非常愧疚、匪夷所思的事情。因为自己没有别的办法解决问题，而且又容易激动。而且自己壹旦退缩，对方会变本加厉攻击，所以明知道做的壹些事对自己名誉有非常不好的负面影响，还是要去做。很多事情（例如扎人、泼开水、站桌子上往对方书上吐痰、站人家背后比划吓唬（包括说狠话威胁他人安全）之类）我明知道不对，但是面对恶劣环境，面对不友善、恐吓甚至攻击，我却必须用这种极端手段保护自己、震慑对方，以此出气，非常违背自己的本意，和内心价值观完全冲突。这令我更为痛苦，也让自己对未来非常绝望。人与人为什么非要互相伤害呢？为什么呢？为什么呀？

我这些年虽然拼命想改变自己，却还是处处碰壁。就像在復读的第壹年时候，我自以为已经改变的能够融入集体生活，但是结果却非常悲惨，自己仍然无法适应。我感觉相对于初中时期，我高中几年已经竭尽全力在行为举止、言谈内容、生活习惯各方面做出了巨大改变，例如在讲究个人卫生方面，我现在天天洗脸洗手洗脚，有时候壹天还洗好几遍。在与他人交往是也很註意措辞、语气和内容，避免冒犯他人或者与人争执。在看到看不惯的事情时也睁壹只眼闭壹只眼，尽量“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离容易发生矛盾的学生远壹些，但是还是逃不脱孤立和歧视。可能我确实还有很多问题有待改进，但是很多人连我有哪些问题都不直接告诉我，我又怎么改正呢？壹个人先得要知道自己错在哪才能改变，连错在哪都没人告诉我，我怎么改呢？很多毛病我自己确实感觉不到。

很多时候我为了改变不良习惯做出了巨大牺牲，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性，例如养成卫生习惯费了巨大的精力，每天用很多时间去做。至于其他性格上思想上的不合群，我也想办法避免了，但是仍然无用。想讨好别人别人也不会领情，因为自己不知道怎么样才能顺其自然不那么磕巴的融入环境和交友，可能生搬硬套的套近乎让别人更反感吧。壹方面自己放低身段甚至低三下四去适应环境，另壹方面还是没有回报。我也不知道该怎么继续改正自己，才能适应集体生活环境，才能有更多的朋友（或者至少能够少壹些对我充满恶感的人）。壹直在反思自己的言行，但是到现在还是没有搞清应该怎么做才能避免各种问题的发生。有时候自己感觉完全正当的事别人也觉得不正常。

就像我在附中壹开始交了住宿费，但是并没有去住壹天，结果后来我去找了几次班主任开证明、找后勤科长和副校长签字退费，本来是理所当然的事，但是后来却成了关老师方老师在我出了站桌子事件后给我家长谈话时说我“性格特殊”的壹个例子，说我“（大概意思）为了退几百块钱住宿费这么有毅力，找了那么多次老师和校领导”，关老师还说连他外甥女退住宿费都没退成，他（指我）还非要去退。我觉得既然有流程为什么不能做呢？为啥我合理的去办事也被拎出来讲呢？我确实不能明白这件事究竟怎么体现出我品格或者性格的负面了？跑了很多次明明是因为妳们拖着不办，来回开证明，所以才花了那么长时间办这个事，这怎么壹下子变成我的问题了？妳们壹次性就能办好我还来回跑这去那干什么？老师或同学对我的意见诸如此类还有壹些，他们觉得特殊，但是我确实感觉不到，我不知道怎么好了，当然如果有人提醒或者提前告知，我会力所能及改变壹些（例如如果我知道退壹点住宿费钱还有这么多负面评价，我肯定不去要了），但是也没人说啊。就像方世苏老师曾经在我出了那些事之后问我：“妳究竟想要怎么样？”，其实这也是我想问其他同学以及老师的，我很想知道妳们究竟是想怎么样，为什么在我没侵犯妳们利益的前提下这样对待我？妳们究竟想干什么？怎么样才能让妳们满意？妳们这样做究竟想达到什么目的？怎么样才能罢休？

在这近10年中，我对不起很多人，也有壹些人对不起我。作为壹个看不惯他人为恶和反感社会各种不良现象的人，如果自己做了伤害无辜他人的事，或者反击对方却给对方的伤害远超出其应受的损伤时，就会特别痛苦后悔，恼怒烦躁，脑子裏经常浮现那些事情，陷入强烈的自责当中。如果辜负了壹些人的期望和没有珍惜好壹些机会，自己也会很内疚，虽然有时候可能还会重蹈复辙。有很多老师对我很好，无论在学习方面还是其他方面，例如思想开导上，都给我很多帮助，例如王莉老师、赫秀壮老师、关仲卿老师、何华星老师、刘连伟老师、娄捷老师、王向明老师等（还有其他许多人，就不全部列举了）。还有两个校长（抗大初中（北校）即抗北的王校长和二初中的程校长）都是很耐心的给我讲社会现实，劝导我应该适应学校环境，对问题有正确的看待，虽然他们并没有解决问题，但是他们确实也消灭不了这种流氓学生，对我则是做到仁至义尽，还细心开导、教育我，而我则是闹到他们的上级教育局，弄得学校名声不好，也对他们不好，壹直感觉很对不起他们。

像王国华老师、闫红薇老师、苏连琴老师等人，也都曾经给了我非常大的帮助，但是由于我必须要用非常激烈的方式回击那些找我麻烦的学生，所以只能告状、闹事，包括找她们解决问题、指责她们不处理违纪学生，给她们带来非常不良的影响。这确实是没什么办法的事，以后万壹我还能活得好，愿意给她们直接的经济补偿以致歉（不过如果放到现在，面对那些流氓学生，我可能还只能这样做，因为实在没有别的办法）。

还有很多同学，有些也向我释放善意，但是那时候在天天闹矛盾、精神高度紧张情况下对周围充满敌意，壹些同学和自己说话、打招呼没有积极回应，非常冷漠，甚至充满敌意的看着对方。像初壹时候，有壹个叫靳X洲的学生，虽然平常也喜欢和那些流氓混混学生说话，但是对我壹直比较关心，还在我和他人出现冲突时候好心劝我。但是那个时候我就对他爱答不理，壹点礼貌都没有，这也是我人际关系交往很差的壹个例子吧。此外还有壹个叫高X程的学生也曾经好心劝我要和同学相处上註意方式方法，也是很好心的，我也没珍惜这种真心的关怀。还有例如李X森的同学，也曾经对我很好（当然还有许多人，在此不壹壹列举了）。还有自己初中时候喜欢捂着（不是比喻，就是这种具体动作）卷子不让旁边的人看，还不让别人参考作业，现在感觉非常后悔和幼稚，我这样做别人自然会把自己看的特殊和孤傲，甚至认为有敌意。要是小学阶段也上过，就绝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我因为此前从没上过学校，所以以为完成作业、考试这些都是很庄严的事情，不应该有不合规定的行为，后来才发现自己这些做法多么幼稚和怪诞。其实到了高中我自己也抄过别人的作业，也在默写没完成时候看过别人的。但是初中时候完全意识不到这些其实稀松平常，而是当成多么大的罪过壹样）。在二初中时候也有女生主动给我壹些我没有订（因为来得晚）的卷子或者练习册让我看，但是自己也没感谢对方，紧接着又和他人冲突，闹得地复天翻，自己在女生眼裏的形象可想而知了。

后来在高中，也同样有很多对我比较好的同学，就不壹壹说明了，不过我都没有来得及报答或者说同样的友好态度相还，就因为那些矛盾冲突而让自己在他人眼裏变得可怕、可憎了。平常对待壹些人也有某些地方的歧视。

还有那个被我用裁纸刀扎伤的学生王乾坤，我壹直也感觉很后悔，如果是扎的那种特别可恶、平日就欺压良善的恶棍，我壹点都不会后悔（对那些极坏的恶棍杂种杀了都不会愧疚，还会很高兴，如果能亲手处决那些危害人民安全幸福的社会渣滓，我不胜荣幸。如果扎的是凌霄汉那种人，我肯定不会后悔和愧疚），但是对他这壹刀远远超过矛盾应有的冲突，他也并不是那种特别坏的人。此外我在这个事件之后休学了壹个多月就去了壹所比较好的学校（河师大附中）虽然二者之间没有直接关系，而且我早就想去外地上学，不管出不出这个事都会去外地，只是时间问题，但是总感觉怪怪的，我伤害了他人，自己却去了壹个更好的地方学习，这不是踩着别人肩膀上位吗？我最痛恨这种人，虽然我并不是有意伤害，但是客观上某种程度就是这种样子，总感觉自己很惭愧（虽然因为刺人这件事自己心理和生活学习都已经受到巨大创伤（前后很多地方都提到了），但是这个别扭还是转不出来）。

而且据我所知（高三时候和我妈又联系上才知道，做那个事之前不知道），他父亲很早就去世了，家境也不富裕，她母亲把他还有他几个姐姐拉扯大很不容易，而我因为这种冲动就刺伤对方，感觉很对不起他，后来也想道歉，还托以前的班主任捎了话（因为和县裏几乎所有人断绝关系，害怕见面引起其他学生找事，或者借机怂恿，所以不方便当面见。如果以后方便，我还是愿意见他，让他用合适的方式报復回来）。要是让他扎我壹下或者打壹顿还回来（让他忍气（壹直没找到我报復，肯定算是忍气啊）好几年我已经很愧疚），我心裏才能安宁（当然如果我以后有机会也愿意用自己劳动获得的经济收入再次适当补偿，虽然家人已经赔偿过壹次）。

而那次被我热水不小心误烫的女老师（她才在那个班教学不到壹个月，我连名字都没记）则是我最感到对不起的人。她没有要求追究我的责任，连经济赔偿都没有要，而她头部被严重烫伤，我心裏非常难过，壹直想去道歉，但是自己又没有壹个好的文凭或者说成就，高考连续失败，有什么脸去看她呢？（如果我还能考上名校，对她我也会进行经济补偿，口头道歉太虚伪，但是得我考上名校并且大学毕业有很多收入）现在经常摸自己的头和背，总是不由自主的设想自己被开水浇头的痛苦、被刀扎的疼痛。或许是过于的将心比心，这种想法经常冒出来，根本挡不住，千百次的想象自己遭受这种伤害会有多么疼痛，连细节都要构思（例如如果我背上被扎疼的难受，上厕所会不会用力也疼呢。开水浇头上把头皮烧坏究竟是什么滋味？头皮留疤会多么痛苦？这些想法让我更能对我用开水泼和用刀扎的人的痛苦感同身受，因此更为自责）因此身心俱疲，极为痛苦不安。

此外，有时候我确实会因为壹些小事小题大做，加上在恶劣环境中防备心理太强，容易把壹些并不是故意找事的意外行为当成挑衅。例如有两个学生在玩，把书扔到讲臺上，我正好在那站着，结果以为又是有人找事，于是告到学校教导处。我这种做法就太过分了。虽然是因为那些流氓恶棍学生挑衅以致精神紧张导致的，但是我自己也有壹定责任。还有壹些口角、说话行为的鸡毛蒜皮的小事也反应过度，用很激烈、很不好的方式对付对方，很明显也是非常错误的行为。因为这点事告对方，确实会被很多人看成神经病。对于这些我对不起的人，每当想起就特别羞愧难受，想到那时候做的那些事就想找个地缝钻进去，为此壹直懊恼和惭愧，希望这壹切都没发生，但有时候又觉得壹些事不可避免。

同样对于其他那些想感谢的老师也是因为高考失败而没有去看望，只有壹次给壹个老师打电话说考上（那次只是分够但是并没有报誌愿）xx大学的名义才说了几句话，但是后来也不去联系了。现在高考是这个局面，我有什么脸面去见这些老师呢？他（她）们对我的近况应该是不知情的（长期都没有回老家，加上去外地学习之后，不希望以前的事传播过去，所以刻意不想和老家初中那些人和事再扯上，也没有电话或者QQ微信之类的联系），我也壹直感觉羞愧。对我来说，除非考个211、985院校才能不太丢人，而考上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那种名校才能比较有脸去看望以前教过我的老师。但是现在这些离自己都越来越远了。（这些事有些相当严重，还有壹些虽然有人告诉我不严重，但是我还是觉得严重。对于经常打架欺负他人的人可以不在乎比较轻的伤害，但是我不能。我既然谴责校园暴力，自然对自己应该要求更高，每壹件做错的事都是汙点）（除了上面提到的这些人，还有在整个学习过程中因为防备心太强而在言语行为上伤害过很多无恶意的人，或者对别人的壹点小毛病小问题反应过度，也是很不好的。而且有时候在可能控制冲突时过于锱铢必较，不够自重容易做过头的事）（对于那些因为我大闹客观上影响了正常学习的人，我也非常抱歉）。

不过如果壹定要在受欺凌和防卫过当之中选择，我还是选择后者吧。我看到的很多被欺凌者，并没有因为不反抗而被欺凌者放过，欺负人的反而更加毫无顾忌的欺负。而旁观者无论男女也并没有去阻止（反而往往是流氓恶棍欺凌者中的壹些人会“适时”的劝说不要再打再欺负了，避免打的太重出了大事），也没有谁公开表达同情和帮助（或许私底下也有在内心裏同情的，但是也没多少，大多数人都觉得这些人是倒霉蛋、活该，甚至很多旁观者还对被欺凌者进行嘲笑、鄙视。从这些人看到校园暴力之后的表现，如语言、动作、神情就会知道）。既然这样，那我还有什么必要妥协退让、保持理性平和呢？那样别人只会更加把我看成倒霉蛋、傻逼、煳涂虫，把我被欺凌当笑话看，更没有人尊重我，我更加活不到现在这样。那些在大城市裏不知道内地县城和农村的社会生态的人对我写的这段话可以无视，继续妳们圣母心度小人之腹。

至于那些直接打我我、砸过我、骚扰、歧视过我的人，他们绝大多数也并没有受到什么惩罚，甚至还心安理得，不仅对我猖狂，对其他弱者也猖狂，不仅当时壹时耀武扬威横行霸道，他们壹直都是耀武扬威横行霸道，无论平常说话，还是走路和举动，各种行为无不透着流氓恶棍横行霸道的作风。尤其那些例如通过在背后投东西等在背后耍阴招的人，我从来没忘记。虽然现在看不到这些人了，但是这些人现实裏还是这样，我看不到不等于没有发生。而且在其他地方又看到很多具体的人不壹样但是言行举止、在群体裏的地位各方面和以前见过的流氓恶棍没什么两样的人，只是看到了更多种类的阴招和恶行。

而其他没有直接欺负我但是各种歧视和孤立我的人，例如看见我就赶快跑的人（不是比喻，前面说过很多了，就是直接跑，躲开），很多情有可原吧，如果我看见壹个可能威胁到自己的人或者看着别扭可能也会躲开，我在学习和生活中对壹些人也会有偏见或者类似歧视的情况，只是我壹个人的歧视起不了多少实际作用，而壹个集体几十人的偏见或者排挤则能产生巨大直接影响。任何人都有权利与讨厌的人保持距离，所以这些普通同学的行为无可厚非。不过有时候完全没得罪对方却被排挤也是很难受，对这些同学我确实不好评价。其实这些同学往往也受那些流氓恶棍或者喜欢翻嘴扯舌的人挑唆和影响，才对我有更深的反感。不过话又说回来，我自己也确实有言行不当的地方，不能指望别人都迁就自己、哄自己，这也是错误的想法。经过这些轻重不同、直接间接、有意无意的伤害，自己精神遭受了极大的创伤和扭曲。他们做的事情有些承认了，有些不承认。不过很多事众目睽睽，就像投东西，我很多时候看不见具体是谁，但是其他同学看见了。至于像跟踪吓唬，这些也有人看见。或许也有完全没人看见的事。对不承认做事的他们有种当着所有老同学的面发毒誓吗（大多数他们找事时候都被人目击了，他们敢当着看见这些事的发毒誓吗？）？我就敢发这种誓言。

虽然因为在恶劣环境中精神紧张，有时候存在误会、误判，搞错了壹些事，就像附中时候认错了投东西的人，或者把壹些不是恶意的人和事当成坏人和恶意攻击，但是绝大多数时候的事都判断对的。我敢做就敢承认，这些人做了不敢承认吗？睁着眼睛说瞎话的人敢拍着良心发毒誓吗（如果有良心的话）？不敢在以前的老师和同学以及社会公众面前发毒誓吗（具体发什么因为太难听所以不在文中列，不过如果见面对质我可以说出来，例如包括发誓者自己在内全家惨死？这是最轻的誓，还有其他更毒的以自己、父母、妻子、儿女（即使他们有些人现在没有，以后也可能有吧。）以及其他他们最亲爱的人作为发誓的内容？）？做坏事即使骗得了老师、骗过所有人的眼睛，也骗不了自己的记忆、自己的内心。天公地道，人心为秤，那些借口没有录音录像、没有人看见（或者有人看见但是没人敢作证）而否认自己罪恶的人要知道，天地之中自有公道和青天。只要做了，这些言行就永远印在了世界上，不能抹掉。（我说的这些不仅只是针对欺凌我的人和欺凌我的事，还有这些人和他们的狐朋狗友欺凌其他弱者的事）（当然，对我自己也壹样，我做的错事我也会永远记着，会忏悔，想办法弥补，以及用以后对社会发展进步的贡献、对不公正社会的改变来赎罪）（当然，有些时候的歧视我自己也有很多责任，这个在文章中提到过。有时候自己也没把握好他人的善意，有时候自己把可以搞好的关系搞糟了，我个人也应该承担起自己的那部分责任）（即便壹些人昧着良心发誓，其实还是有人看到的，例如投东西后面肯定有其他同学看到，还有跟踪威胁我，像李治让另壹个外班的人跟踪我，至少那个跟踪的人知道李治说的真假。真的发誓对质时候我会把他的誓录下来，包括录音和录像（如果他敢发的话），然后发给所有同学以及公开在社会上，看看他在那些知情者面前能不能抬起头来）（假如壹开始就进入了比较友善的环境而不是四面受敌，不是壹开始就遇到十几个人拿砖追我，不是壹直遇到各种欺凌者的挑衅，如果都是善意玩笑和交流，或许我能在没有上小学的前提下较好的融入初中，也就没了后面的那么多事情。）
至于说家庭，虽然我壹直对家裏决定没有让我上小学导致这壹系列问题而极为愤怒和怨恨，也对小时候遭受的家庭暴力例如各种恐吓壹直存有恨意，但是自从上初中以来，尤其上高中之后，我父亲还是尽心竭力支持我，找了好几个学校，而且还是重点中学，在经济上做到了有力支持。由于我大多数时候不住校，又加上经常通过旅游散心调节心态，住宿和车费就占了生活费大部分，加上吃饭和学费，我的开支还是很大的。对于壹个家裏有两三个病人（祖父母长期卧床，我父亲现在脑溢血还没好利索）、收入只是县城中等水平的家庭来说，我的开销已经是壹个沉重负担了。此外，虽然我曾经受到家人的伤害，但是家人也强调“壹致对外”，在我受到外人例如学校学生流氓的伤害时还是比较积极的支持我并且去找学校老师和领导想方设法解决问题，对外人伤害到我也比较愤怒。由于家庭对我反抗学校恶霸的支持，我才能与这些学校的流氓恶棍进行长期的斗争。虽然这些也不能弥补前面错误决定（没有上小学和适应家外的环境）和小时候家裏恶劣环境（前面提到过）给我造成的无法挽回的巨大伤害（这种伤害壹直影响到现在），但是毕竟我父亲尽了自己的力来尽可能弥补，而不是让我自生自灭、对我撒手不管，在经济上做出了巨大投入（虽然现在由于种种原因在缩减）。

此外，在我上高中之后，我父亲给了我很大的自由空间，不仅同意我住在离家几十裏的学校外面，还不过多干涉我的日常生活，也从没有在学习成绩上逼迫过我，对我个人兴趣爱好也没有过多的干预，当然这也和我想方设法使用各种手段疏远家庭有关，不过这个过程中我父亲总体还是比较开明的，虽然个别时候也做过壹些暗中干涉的事（这个也不方便在文中说太多。不过可以举两个例子：我和壹个县城的壹个亲戚（是我父亲的干妈）说了说关于以前我小时候父母离婚以及为什么不让上小学的事，结果我无意中告诉父亲，父亲就带上我爷爷直接找到对方家裏质问为什么给我说过去那些事，把这个老奶奶吓得不轻。还有我在济源和壹个语文老师关系很近，我父亲还在我说起这的时候抓起其中壹个细节（那个老师在学校外面而不是家裏和我谈话，说那个人对我有戒心，以此挑拨关系（虽然我也觉得这个老师应该是这样也戒心，但是用不着家人告诉我，用不着父亲或者其他家人警告我，因为他的目的是不让我对外说家裏的事，破坏我在外的关系））。

从这件事可以看出，虽然我父亲给我壹些自由，但是包括他在内的家人只要有壹点点机会，就还想控制我，从本质上想控制我。所以我只能通过对家裏撒谎保护我的自由、保护我的隐私，保卫我的生活）。我为了摆脱干预有时候也会对家人撒谎，不说明学校的很多事情，甚至也不告诉家人我住在外面的哪裏来抵触干预。当然我撒谎也有报復家人对我特别小的时候的事撒谎的目的。我报復心比较强，而他们都不愿意告诉我离婚和搬家还有不让我上小学的具体实情，而且对造成我如今状况的责任上壹直支支吾吾避而不谈。而且现在我父亲和我姑时常还在壹些事情上对我撒谎，而且次数很多（这个不方便在文中说，具体可以当面说）。所以我也用对他们撒谎反欺骗，家人相互撒谎，也是壹种奇景，虽然经常在我家庭裏发生。
我姑虽然小时候给我很大伤害，但是毕竟后来照顾了我父亲，履行了我该履行但是没能力做到的事，所以恩怨还是得分开的。不过她是否在她的工作单位或者和亲戚朋友的聊天闲话中说我的坏话，传播我在学校的事情，这个不得而知。虽然她比较倾向“家丑不可外扬”，但是因为我和她壹直有冲突，我也曾经很多次在外说过她的“坏话”，她在背后诋毁我也不奇怪，说不定以前学校传扬的事也和她有关。而且因为她在家裏，我和我父亲即使用电话通话，她也了解个大概，所以更有“料”来爆我的隐私给他人。而且我曾经对父亲或者在她面前说过壹些话，她完全可以扭曲、夸张或者用其他方法添油加醋渲染传播，把壹些存在的事夸大其词，把没有的事根据我的只言片语进行捏造，然后大肆传播，也完全是可能的。因为我自从上高中就不在老家，对老家不接触太多，不知道具体都有哪些人在背后诋毁我，具体说了什么，只能根据以前在的时候的情况推测壹部分（例如前面提到多次的壹些流氓恶棍学生以及其他反感我的学生在学生圈中到处说我的坏话，我转学之后新学校老师和同学马上知道了以前的事之类。例如我去二初中，过了不到两星期，全班大多数同学都知道我在抗大的那些事，老师也知道了，甚至其他班壹些人都知道。这些前面已经详述了）。她也可能暂时不这样做，因为希望她老了我能照顾她，然后留着这些了解我的隐私当底牌，作为壹把“撒手锏”，以后我长大要是不给她养老，她就做前面说的那些诋毁我的行为。就像我现在的这篇文章如果公之于众，而且被她知道，她就可能立即诋毁我以反击（例如在她工作单位或者朋友圈把我的事扭曲、添油加醋甚至无中生有的诽谤）。除此之外还可能有更阴险歹毒的方式打击我，不过现在还不知道。

至于我祖父母，他们当年也是做出离开家乡并且让我辍学的决定者之壹，小时候虽然对我也很好，但是也管不了我姑发疯吓人打人，他们现在都老的已经几乎没有自理能力，连意识也不清了，在家裏过着很痛苦（这个不方便在文中说，可以尽情想象）的日子，估计不会过太久他们就会终老了。自从初中壹年级之后，除了偶尔回去过，绝大多数时候都没见面，我也没照顾过他们，现在也没什么感情了，虽然还记得他们小时候对我的照顾。我姑以前特别凶恶，现在在壹些时候对我好无非就是希望她老了之后能够有个为她养老的人，用壹些好收买我的心。而我现在为了钱（家裏就她身体还利索，我父亲身体还弱得很），为了继续活下去，也不敢在她面前过多表现反感，不能当面指责和追究她以前小时候各种暴力和恐吓给我造成的伤害，还得小心翼翼跟她说话，虽不完全像狗壹样“摇尾乞怜”，但是实质上也差不多。其实我和她都是在互相利用，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变得虚伪和不敢表达真感情，我很虚伪和无耻，她也壹样虚伪和无耻。为了有生活的费用，为了生活，人就会变成这样。

我和我父亲还有姑姑等家人的关系很类似二战后的中国和日本，日本虽然在二战后给中国很多非赔偿名义的经济援助、技术援助（自上世纪70年代至21世纪初，日本是中国第壹大援助国，中国是日本第壹大受援国），但是并没有真正道歉认错并以战争罪行及破坏为名义对中国赔偿（只有个别时候会道歉，例如村山谈话，但是日本绝大多数主流政治人物乃至社会都没有这样），始终不愿意认罪，而且更重要壹点是造成的伤害无法挽回，即使各种经济弥补也远远不够造成的损害，而且很多东西无法用钱赔偿。我家人虽然在初中之后在我激烈抗争和其他原因情况下给了我很多帮助，例如找学校和生活费，但是前面我走的那些弯路已经无法挽回，我自己由于特殊童年（尤其没有接受小学教育和与同龄人接触导致无法适应学校和社会）导致后续那些事，各种丢人现眼，继而使名声恶化、名誉毁灭，做了那么多错事乃至罪行，直到如今无路可走，而且未来还是无法适应社会，都不是通过这些补偿能解决的，很多东西永远钉在了我身上，无法抹除，尤其因为这种特殊经历导致自己犯的错误（程度严重、情节奇特（很容易被当成谈资），或者二者兼有）而且对未来学习、工作（如果还能走到那步的话）以及婚姻（同上）导致毁灭性影响，人生已经近乎无路可走，只有等死。如果经历了正常的家庭环境成长和小学教育，就不会出现那些不适应学校、做出那么多激烈、奇特、扭曲的行为，就不会丢人现眼，成为成千上万人的话柄和谈资，也不会到现在还没勇气考学和工作。而且家人壹直不愿意正面承认错误决策给我带来的伤害的责任，反而以“保护小时候的我”（例如说要是上学就让我妈给我卖了之类莫名其妙也不可能的理由）之类的理由搪塞和狡辩。而且我姑对我小时候打我吓唬我并不承认，还说“妳记错了”、“有录音录像吗？”之类的恶心话狡辩否认。这种态度让我极为恼怒，但是由于前面提到的原因，暂时还无法翻脸。

这些年的学校生活大多数时候都在各种矛盾冲突中度过，由于自己极为激烈的、扭曲化的反抗产生的震怖以及反抗的不确定性，使对方不敢轻易做大事（例如怕我在受到严重欺凌之后杀了他们，其实这个想法当时确实有）再加上在矛盾极度升级后往往选择退学转校，所以没有受到其他很多校园暴力受害者那种被群殴、长期凌虐、用砖头砸、还有各种校园暴力新闻裏提的壹些高强度暴力（有时候几乎就发生了，但是躲过了），否则就我壹个人与他们冲突，他们肯定会恨不得把我撕碎，可能早就被他们打残甚至打死了，至少也会像其他很多同学壹样备受长期的高强度直接攻击欺凌。但是避开这种情况附带的巨大代价就是自己激烈反抗带来的和其他很多同学关系的疏远、严重歧视和孤立，和老师关系闹僵，失去了青春年华裏正常的友情，也没有了中学时代的种种欢乐和自由（有部分时间段和部分情况下有这些，但是相比起来，那些不幸更多更突出，影响也更大），数年间壹直在压抑、恐惧、焦虑中生活，有时候为了避免同学知道以前经历还要说壹些谎言（例如以前是在是A市的，结果说成以前在B市上的学，而且为此还要想办法圆谎），在高强度对抗中患上严重抑郁症，身心俱疲，学习成绩总体起伏很大，丧失了和普通学生壹样的学习知识、备战高考的条件。

而且我壹直在败退，在逃避，出现矛盾往往只能以自己离开为结局，而对方却安然完成学业（除了初壹时候被开除的那个，而且实际上也没影响），初中换了四个学校，高中又是四个，无论闹腾的多激烈，最后受伤害最大的还是自己。自己越是反抗，受到的伤害尤其名誉毁损越严重，并且如此恶性循环，在泥地裏打滚，越嫌自己脏越打滚，然后自己更脏。尤其那些非常夸张、激烈的举动和言辞，让自己名声扫地、身心受创，青春年华也被不断的毁坏、耽误，当然很多也是我自己的责任。往往我的反击对我造成的名誉损害比不反击要大的多得多。在传媒尤其互联网高度发达的时代，加上照片、录像这些影像的普及，我的这些经历更容易被很多人有意无意充满恶意或者无意从众的传播，各种夸张、误读的宣扬同样会在人前人后四处进行（前面提到了很多了，我在初中时候县裏同期学生大多数都听过我的“大名”，我的事早就是壹种谈资，后来在其他学校也往往是“名人”，如在附中，尤其通过那壹些站桌子上的照片传的很多班级的学生都知道我这个“精神病患者”，然后底下各种评论，难听的，直接指骂的，或者讽刺的，而且我只是点看了个别人的qq空间和微博，其他更多的并没看到），虽然暂时还没在更广泛的区域传播，但是其实考取了壹些名校，因为需要开具壹些证明和讲述自己过去（没有学籍和长期復读、多次转学，自然也要提及那些“大事”等），自己做的壹些事的激烈、突出乃至离奇（就像壹个校领导说的“教了这么多年学，从没见过恁（指我）这样的”），此外无论考到哪终究会传回老家还有以前上过的那些学校（大学復核因为我没学籍必然要询问以前我就读过的学校），本身我在那些学校或者同期学生中就是“知名人士”，相关老师同学也会知道，比较清楚了解我情况的就有好几百人，壹传十十传百，加上壹些“有心人”（和我有矛盾的人，看不惯我的人）故意在夸张和扭曲的添油加醋的有意传播，搞得满世界都知道也不奇怪。现在之所以没有出现这种情况，恰恰是我没有去上大学和接触那么多人，通过逃避、自我封闭和与社会隔离而得到的苟安，但是也耽误了自己。无论是在现实世界还是互联网世界，自己永远都是“双拳难敌万手”。这也是自己高考迟迟没有取得完全可以取得的成绩的原因。我之所以投书南方周末，也是希望南周在合适的时候能够通过详细完整、全面客观的调查取证，理性真实的讲述我的经历，给我壹个客观的评价。

如今互联网、新闻媒体报道的各种校园暴力，以及我所耳闻目睹的身边的校园暴力，我个人所遭受的直接暴力是属于很轻的那种。不过受到的其他校园欺凌，例如恐吓、骚扰、歧视、排挤、人身攻击等（具体事例前面都有）却是比大多数人要严重。原因就是上段以及前面其他相关段落所说的激烈反抗等各种因素，所以这些别人的歧视孤立，我自己也有很大的责任。而且从某种角度看，我也有加害者的壹面，除了前面提到的那几件事，还有做壹些极端事情时候对普通旁观学生造成的恐惧等，也是我的责任。至于说歧视，我那时候也不是没有偏见，有时候也会说壹些现在感觉很不对的话。所以我属于校园暴力中受害者、旁观者、加害者三种情况都存在的人。通过互联网和报刊电视等媒体看到很多人经历比我更严重的校园暴力，我觉得自己有责任和义务把自己所了解到的校园暴力以及其他校园问题讲述出来，用壹个亲历者的视角给他人、给社会提供壹个了解校园生活中不美好的那壹面的窗口，让社会更加重视校园欺凌问题以及其衍生的各种其他负面问题，让广大中学生都能有壹个安全、宁静的校园环境，也让中学为大学和社会培育更多懂得遵纪守法、尊重他人、真诚正直、友爱宽和的人。
对于我的经历的讲述，由于时间跨度很大，有些离现在已经有差不多七八年，所以记忆可能略有偏差，但是主要内容应该是无误的。当然还有壹些我在学校在家庭等地的事情没有提到，有些是忘记了，有些是没必要提，有些在文中不方便提及，如果要当面采访，可以进行补充。对于校园暴力的基本要素、成因、后果以及解决手段，我单独写了壹篇文章，随本文壹同发出，可与本文讲述的壹些内容结合着阅读。

作为壹个壹些经历很特殊，但又经历过很多中部县城和中等城市中学生普遍经历过的中学生活的人，写下本文的目的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壹，作为壹个“弱者”（只是从壹些方面，我并不是典型的弱者）和“边缘人”，壹个和集体比较疏离的人，我有责任替处境类似的人发声，并且讲出处于这种弱势和边缘中的人的成长历程、现实处境、思想状态、心理问题。我的壹些经历和思想状态（无论是正常的还是病态的部分）都能给社会壹些启示吧。

从群体来说，我很能理解受家庭暴力侵害的妇女（尤其是农村妇女）和未成年人、老人、残疾人，受校园暴力侵害的被欺凌的学生，以及受其他（例如战争中的平民尤其妇女被敌方乃至本方侵害，凌辱、杀戮）强者戕害的弱势群体，理解她（他）们的痛苦、羞辱、挣扎、无助、绝望。从古至今都是强者掌握着话语权，虽然自启蒙运动以来人文主义人道主义得以彰显，弱势群体得到很多保护，例如女权运动的发展和残疾人、儿童权益的维护，但是并没有根本改变强者主导社会的实质，弱势群体利益仍然被严重侵害，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像印度农村的妇女被强奸、强迫婚姻、买卖、殉葬，中印乃至更多发展中国家尤其农村地区的妇女处境仍旧很糟，家庭暴力见怪不怪，校园暴力同样在不发达地区也不被认为是什么大事。妇女、老人自杀已经是中国农村壹大痼疾（南方周末《农村自杀档案》）。

不仅这些弱势者发出的声音很微弱，即使发出了声音，往往也被很多高高在上的既得利益阶层认为是给国家（或xx地方）抹黑，影响了国家或者当地的形象，还特意挑出发声者的“个人问题”（像印度黑公交轮奸案发生后很多印度上流人士指责女生不应该大晚上出门、和男性友人独处之类，还有宗教学者说“即使再凶恶的黑社会分子也不会侵犯品德高尚的女性”，言下之意就是被轮奸的女子品德有问题），让受害者二次受伤害。在各种直接间接有意无意的压制下，弱势群体无法与在经济、政治、舆论等各方面资源占绝对优势的强者分庭抗礼，加上受害后精神受到的创伤以及孤立下的求助无门导致的激烈扭曲行为（如兰越峰、唐慧，我的那个不算，我有些事自己责任比较大），导致强者更有借口指摘弱势群体“没事找事”、有“受迫害妄想症”（在多次受伤害后确实会敏感多疑，对正常的事也激烈反应，某种程度确实会出现“被迫害妄想症”，但是壹开始并非如此，而且并不是每件事事情都是“妄想”出来的，相反，很多甚至多数是真实的，只是由于处于弱势，了解信息渠道不畅，导致易出现判断偏差。当然受伤害之后过于敏感导致反应过激、多疑也是壹个原因），让弱势群体更加受压迫，发出声音反而受到更大的羞辱。

还有的时候，强者会把很多人都会犯的毛病用放大镜在弱势发声者身上挑出来。孤立无援的人的错误很容易被挑出来检视，而人多势众的流氓恶棍或者位高权重的恶官或者其他领导则可以利用权力、人脉等避开批评，做坏事能够比较间接和隐蔽，而且往往混入群体之中，不易被发现和公之于众。如厦门大学女教授谢灵，当她举报了校长在食堂“开小灶”并且此事公之于众后，学校就立即报復式的调查她“涉嫌论文抄袭”。其实由于周围大环境和体制，当今大学论文存在各种不规范乃至抄袭并不鲜见，只是平常没事时候很多人都这样，但是壹旦妳想仗义执言或者反抗强者，这些平日裏算不得什么的事就被冠冕堂皇的拿出来当大棒敲打了。而且这让妳有苦难言，壹方面证明妳有汙点，自然“没资格”指责别人这这那那，另壹方面妳又没办法反驳（如果谢灵公开反驳“反正很多人都这样，为什么不调查其他人学术问题呢”，等于把很多同事乃至整个同行都得罪了，而且妳又怎么证明呢？自己又没有能力调查。所以这壹招的狠毒就是在于让妳有苦说不出，有理不能辩）。

更糟的是，很多受欺凌者已经丧失了揭露、反抗欺凌的勇气，或者根本就不知道还有什么地方能够替她（他）们伸张正义。而且由于她（他）们知识的不足和视野的局限让其不知道完全可以不认命，完全可以不受折磨的活着，弱者完全可以有另壹种活法。在逼仄的环境和服从化的教育中，这些受欺凌的弱者麻木、逆来顺受。就像在农村很多被欺侮的妇女或者受校园暴力侵害的未成年人，可能连像南方周末这种媒体的名字都没听说过，或者听说了也不知道具体是做什么的，也不知道现在大城市存在的壹些女权、保护未成年人、残疾人、LGBT等组织和各种相关活动，不知道在大城市户籍居民的弱势群体虽然也受压制，但是却有远比她（他）们更有尊严、更丰富多彩的生活，更不了解社会上其实是有很多有正义感、乐于帮助弱势群体的人。在思想上，在大脑裏就没有这种讲出自己受欺凌的动机和倾诉目标。

此外，这些受欺凌者总体上相互隔离，即使有些近处的互相知道，但是由于信息所限、其他（例如强者的压迫无法组织起来）也不能拧成壹股绳反抗，更无法从全省、全国角度看待自己遭受的问题的普遍性和特殊性。这样她（他）们只能孤独的面对欺凌，而不能联合起来。这些是更深刻、更可怕的现实。贾樟柯曾经说过：“愚昧就是不知道在自己的经验范围之外，还有其他可能性”。但是这种愚昧并不是这些弱者自己的过错，而是由于大环境尤其强势者、特权阶层的有意愚民，是壹种“被愚昧”的愚昧，导致这些社会中的弱势群体不知道还有另壹种生活方式，还有壹种不需要必须以欺压与被欺压的人，人们都能相对较为平等的交往和学习、工作的生活。这是壹种更大的悲剧，不仅是这些弱者的悲哀，也是教育的悲哀，国家、社会的悲哀，是时代的汙点。作为壹个有些类似的经历的人，我写这两篇文章就是想为在经济条件、社会地位、身体素质、人际关系、话语权等方面处于弱势的壹方讲些公道话、大实话，讲壹些她（他）们想说但是不方便说或者没条件和不能这么系统清晰的说的话。

某种程度我是幸运的。当我在壹个学校遇到无法解决的矛盾时，往往有可能逃避，可以换壹所学校，可是其他很多被欺凌的学生因为没有家庭和老师的支持，只能忍耐，往往要忍三年甚至更久，不麻木就壹直痛苦着，如果在欺凌中变得麻木，往往会精神颓废，得过且过，失去对美好事物的感知力，甚至为未来对妻子或者子女的家暴埋下伏笔，也为社会增添了更多戾气和不安全感。

同样，很多遭受家庭暴力的妇女和儿童、老人也无法躲避，例如南方周末《家暴阴影下妇女权益的保护--未能完全翻转的李彦案》中被丈夫用各种残忍手段施虐却求助无门无处躲避，最终杀死丈夫被判无期徒刑的李彦。还有更多的被欺凌者连杀死欺凌者的勇气都没有，只能默默忍受，而我还有逃避的条件，可以独自住在外边的旅馆，与家庭、学校和社会裏的各种矛盾冲突有所隔离，也有机会在比较安静的环境中阅读和思考，考虑自己的人生和分析社会现实，并且思考出壹些个人经过思考认为对的道理，想出壹些对社会问题尤其家庭暴力校园暴力的解决办法。可是以千万乃至以亿计的那些天天遭受欺辱、处于恐惧之中的很多家庭暴力和校园暴力受害者绝大多数却无处可逃，每天在恐惧与忧虑中被动的“等待”固定时间或不定时的施暴，这种确定要受欺凌却又无处可逃而且还要时时“等待”，比睡觉前等待楼上的“第二只靴子”要可怕百倍千倍。痛苦、麻木、逆来顺受和把不合理合理化，“认了”是受欺凌者的常态。

作为壹个有条件逃避部分问题而没有被打击的完全丧失追求正义的勇气、没有随波逐流的人，我更有责任替这些痛苦而无助的人发出声音，为这些可怜的人争壹点话语权，让社会知道她（他）们的境遇，进而改善弱势群体的处境，推动社会的文明进步，保护每壹个人的权利、自由和尊严。我作为壹个自己也给他人带来过严重伤害，也有罪恶的人，也应该用剖析自己的方式给他人壹个镜鉴，用文字进行忏悔，而不是隐瞒自己的错误，过着和社会上那些做坏事良心没有壹点不安、从容说谎和站在自己立场（而非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上为自己辩护的那些败类渣滓（往往他们不是在底层而是衣冠楚楚、道貌岸然，在社会上还混的风生水起）壹样的生活。在犬儒主义盛行的今日，理想破灭，公平正义被当成虚幻，人人都在厚黑，都在玩潜规则，相对主义大行其道，道德被选择性使用。因此，更得有人坚持真理、正义，或者至少有最起码的对错之分，要有良心。

第二，希望通过写这两篇文章，能够让社会更加重视校园暴力问题，更加关註不太发达的地区教育存在的种种问题，为推动中国教育的整体发展和教育资源的均衡化做出壹点努力，对此在另壹文中已经有详细阐述。
第三，我的个人经历无论是从普遍性的经历还是特殊性的，都有很多东西可以为他人和社会起到壹种启示、告诫，至少某种程度上是壹种负面典型。当然我经历的家庭问题（尤其家庭暴力、家庭内冲突）和校园暴力、教育问题等都能为社会提供壹点点借鉴和警示。此外我个人的心理状态，无论是正常的心理状态还是趋于病态壹面的心理状况，都可以作为研究青少年心理状况的素材，对研究和解决青少年心理问题提供壹些有价值的参考。虽然我有些个人经历和心理状况并不完全具备普遍性，但是还有很多是有普遍性的。

我以前极力隐瞒本文书写的这壹切，但是隐瞒下去除了让自己心理压力加大最终走向崩溃、人生毁掉之外并无意义，而且未来极可能被壹壹抖落出来，前面已经提到了。与其那样，还不如我通过自述将自己的经历交给媒体和学者，起到壹些有积极意义的作用。尤其当网络或者其他途径爆出这些时，我希望新闻媒体能够通过调查了解，给我壹个公正合理的评判。

我并不希望任何媒体和个人替我洗白，只求客观公正的讲述和评价。当然我并不是说立马公开这些，但是相关媒体采编人员和相关学者（例如青少年问题学者、教育学者）可以先看看（我还写了其他理论性分析校园暴力、教育问题、家庭问题的文章，可以作为重要参考），到合适的时候再公开，尤其当网络上很多人传播此事时，希望正规媒体能够用客观公正、有价值的报道，既为我个人伸张正义正确的那部分（我做错的那部分当然要自负其责），又借此事件为社会提供壹些有意义的启迪和有价值的思考。

如果我的几篇文章能够为社会发展起到积极作用，我的经历包括各种作为大众谈资的东西给思考和解决例如家庭亲子关系、家庭暴力、教育问题、校园暴力、青少年成长、抑郁症患者心理状况等各种社会问题提供有意义的参考，让我及我的经历、心理成为研究上述问题的壹个标本，使我遭受的这些痛苦和欺凌就能有些价值，也算是为我曾经做的错事进行某种程度的赎罪，我会非常欣慰。说白了，就算身败名裂，也让自己的声名败得更有价值，对社会有些积极意义。如果我的声名的毁灭能够让人们对于上述这些社会问题有更客观的看法，哪怕只是对分析和解决上述问题多增添壹份素材，我也比现在什么都不做更好些。（当然，希望在报道中不要影响到曾经帮过我的老师和同学，对那些涉及到和我有矛盾的人可以讲，其他没有影响到我甚至还帮助了我的人就尽量保护他（她）们的隐私）

第四，无论自己未来如何，总要给这个世界留下些什么。我个人的命运现在无法由我自己决定，前途也壹片暗淡。我自出生以来20多年中多数时间都生活在痛苦之中，尤其在学校的几年无论他人伤害我还是我伤害他人，都让自己身心受创，名誉尽毁（虽然我并没做过什么严重的犯罪行为，且均有原因、情非得已，但是因为那些激烈举动，以及正遇上互联网兴起导致的行为被记录与传播，我的这些事加壹起，在许多人看来比壹个许多犯罪者还恶心，更令人尴尬和鄙夷，壹部分过失杀人或者强奸的人还能在监狱服刑后改过自新，重新回到社会，人们还能原谅他们当年的冲动，愿意接纳他们的改变。但是对我这样的人，人人都有戒备心理，不愿意生活在同壹个屋檐下，连接触都不愿意，因为我这些事太特别，太恶心，太离奇，我太不可捉摸和不确定，相反那些罪犯倒是还能归类在正常人的范畴，而我则是在这个范围之外），失去了正常的生活，长年累月生活在扭曲与痛苦之中，没有了很多人都拥有的快乐、幸福，人生近乎毁灭。我要脸就活不到现在，但是我也不想完全不要脸。

如果我能够用我的肺腑之言为解决校园暴力问题、教育体制问题起到哪怕微小的作用，我就算是为社会进步发展和维护人民利益做出了壹点点有价值的贡献。我的壹生不能没有成就，哪怕这个成就需要牺牲我的名声，需要我以名誉与生命为代价对他人和社会讲述自己恶的壹面来实现。我不能在这个世界上活着却没有贡献、不能对他人没有壹点帮助、不能对社会发展没有起到壹点点促进作用。即使不能“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至少也要留下壹些正义的声音，在这个充满汙秽和不公的世界发出自己的呐喊，不为强权和众意所屈，坚持并表明自己的理想。

南方周末作为中国自由派媒体的中坚，理念虽然和我的价值观并不完全重合，还有不少分歧之处（例如南周在经济议题上持中右翼的自由主义立场，在部分社会议题上也持温和倾向保守的自由主义立场，而我则在经济问题上持中左翼（国际通用的左右分别而非“中国式”左右派分别）的社会民主主义立场，在社会议题上持较激进的社会民主左翼立场），但是它关註弱势群体、既不被强权征服，也不壹味迎合民意，而是相对客观公允、理性求实的报道社会百态，因此我把自己书写的心声交给它，希望能够影响更多的人，让更多的弱势群体都能有机会发出自己的声音（当然，其他我信任的媒体也壹样，我希望这些进步媒体能够在必要的时候通过客观公允、理性求实的报道给我壹个公正的、不偏不倚的评价，既不夸大我的错误缺点，也不避讳我给他人造成的种种伤害）。

话语权被垄断是可怕的，当年的德日法西斯就是在举国壹致的舆论中走上戕害各国人民（包括德日的本国人民）的道路。古拉格不止存在于西伯利亚，它还在无形的万维网中；《壹九八四》中的思想禁锢也不止存在于文学作品裏，往往也在看似宽松却充满各种软性或硬性有目的性引导的当代现实世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共和国建立后不久就提出并至今提倡的文化方针，多元的舆论才能让各阶层不同群体都有表达自己思想、维护自己利益的机会。

对我来说，在当今充满强者逻辑、赢者通吃的环境中，更有必要为弱势群体呼喊。妇女、未成年人、老人、残疾人，尤其是农村妇女、留守儿童，这些人并没有能够充分的维护自身的权益。农民工、城市产业工人、较不发达地区教师（尤其乡村教师）、县乡和小城市个体户、绝大多数普通农民等这些占人口大多数的中国公民并没有充分和合理的分享改革开放近四十年的经济成果，虽然从纵向上是比以前幸福多了，可仍然处于相对贫穷之中，享受着较差的教育、医疗、养老和其他社会服务。他（她）们在社会地位、权利分享、社会参与方面更是与其贡献不相匹配，在公民社会的发展方面和同样经济状况的许多发展中国家相比都相形见绌。

而且更糟的是，这些东西还在进行代际“传承”，下壹代仍旧如此。种种社会不公、各种黑幕、旧式和新型的丑恶都在，校园暴力只是社会黑暗面的冰山壹角。北大冯军旗的那篇极具震撼的《中县干部》调查论文足以令人感到中国中部基层社会黑暗的现实多么让人痛心而无奈，又多么“稀松平常”和见怪不怪。作为耳闻目睹并且亲身经历过壹些残酷现实的我，并不想沉默与顺从。

我的两个同省的文学家：刘震云和阎连科，都以犀利的笔锋描绘了自己的家乡，用批判主义的文字表达着对故乡深深的爱，爱之深，责之切。而《沧浪之水》的作者虽不是与我壹省，但是其实小说所描写的很多东西都有中部社会的共性，其中的点点滴滴的描写都震撼人心，看小说主人公，壹个充满理想的青年被社会改变，生于黄河母亲抚育的中原大地，却不能造福家乡百姓，变成壹个曾经厌恶的人。我没有这些文学家生动描写现实、把现实融入文学的能力，也没有陈桂棣、冯军旗、于建嵘等人走门串户详细调查、全面分析的能力，只能根据自己所见所感写出自己所知道的东西，写出自己的个人体会。我亲身经受和看到听到了很多校园暴力和家庭暴力，所以希望社会能够关註，能够改变，让弱势群体不再生活在恐惧之中。

我对自己的剖析，可能还不那么详尽，还不够深刻，但是我尽可能会讲自己不好的壹面，给他人和社会以有益的启迪。卢梭的《忏悔录》就以展示自身的丑恶壹面来为社会提供镜鉴，我远逊于卢梭，但是也希望用类似的方式通过文字表达自己的心声。如以“才如江海命如丝”来评价我虽为过誉，我的知识水平并没有江海之阔，但是经过这么多年的阅读书籍、报刊杂誌，以及通过电影电视以及互联网了解的各种东西，加上这些阅读形成的思考分析能力，我还是算小有才情吧（我可以不夸张的说，我的近现代历史、国际关系方面的知识水平要好于普通壹本乃至部分重点高校的相关专业学生，我可能在知识系统性、学术性上略差，但是我在广度深度上要好于这些学生）。不过“命如丝”倒是很贴切，心有冲天壮誌，命如脚下汙泥。原本可以成为例如华东师范大学、中山大学甚至中国人民大学、香港中文大学这类名校之星，实现远大理想，通过学习和分析研究、实践，帮助更多的弱势群体走出困境，无论做社科研究员、记者或编辑、律师，还是大学教师，都能发挥壹技之长，成为推动社会发展和国家进步的优秀公民。

但是由于前面那些原因，自己却自身难保，别人高考成功是金榜题名前途无量，而我高考考入名校后则面临几乎可称为灭顶之灾的危险，人生也可能已经走到尽头。想堂堂正正做人，却汙点壹大片，永远洗不净；想奋起高飞，却被过去和现在的种种痛苦拉拽，不仅不能飞起，还摇摇欲坠。而且因为很多事是已经发生的，我又不能穿越回去改变壹切，连改的机会都没有，如今只能在纠结与痛苦中慢慢走向毁灭。但是我求生欲望还是很强的，我不想自杀。某种程度上我很像契诃夫的《第六病室》中的格莫罗夫，由于自身个人生活的危机和对社会大环境的种种问题悲观导致的双重压力，使自己处于极度忧虑、纠结、恐惧之中。虽然我活下去很难，虽然我有很多错误甚至罪恶，但是我还是想再努力壹下，用所有勇气再向大学、向未来进行壹次冲刺。虽然由于各种原因，我的夙愿--成为当代的鲁迅和中国的卢梭--几乎没有可能，可是在内心总是坚守着，哪怕死了，哪怕因为其他的如上面提的事情“身败名裂”，我心中也永不放弃这样的追求。

还有壹点，虽然我担忧很多事，不希望壹些信息传播，但是我也不会接受任何人的要挟，不会被壹些人掌握的所谓“黑材料”吓倒。想当年我孤身壹人力战强敌，挫败内外敌人的联合绞杀，我都没有被击垮。如今我也写出这些经历，因此更不会被这种舆论围攻和破坏而屈服，大不了与那些流氓恶棍黑恶势力组成的反动阵线拼个鱼死网破，即使死了破不了网，也让他们在杀害（包括逼死）我的过程中遭遇各种麻烦障碍，消耗其金钱、精力和名声，让他们沾上我的血汙。

自从我有清晰意识起的十几年来，由于以上所述特殊的情况，我受尽了各种欺凌，看到了无数的白眼、嫌恶、鄙视，经历了各种恐吓、排挤、谩骂，丢人现眼的时刻不胜枚举，也遭遇过直接的暴力身体攻击。虽然因为我经历特别，所以我的遭遇自然会比很多壹般人復杂和痛苦，但是我所经历的各种暴力与冷暴力，走过的曲折路程，很多其他人也在壹些事情上与我有类似之处。我的经历是个人特殊因素的偶然性和壹些发生于很多普通人的不幸必然性结合的结果。我希望通过我写的文章，让社会关註壹般性的校园暴力问题、教育体制问题、家庭环境对未成年人成长问题等攸关社会发展进步的问题，并从各方面改善相关问题，让他人不再重蹈我某些经历的复辙。

我作为壹个学生，对于很多教育问题、家庭中未成年人状况等问题能够以壹个亲历者、当事人角度进行分析。而且我作为壹个中途进入学校教育、并且与主流教育群体有壹定疏离的人，也有壹个较独立的视角观察学校教育和学生集体。我前途暗淡，写这些东西，就是希望拼尽自己所能对社会提供壹点点有用的东西，做出微小的贡献，也使内心有些许的安慰和救赎，也算我没白活这壹遭。人之穷途，其言也善。幽暗的人生还要照亮社会最后壹秒。而且也正是幽暗，才更想照亮社会，让自己不壹无是处，永远湮没于芸芸众生和历史长河，更不想卑琐苦楚的终结。

我自己可能没有什么道路可走，无非是早些“身败名裂”还是拖得晚些日益沉沦的区别。但是这个社会是有的，中国是有的，世界也是有的。事物的发展都是前进性与曲折性的统壹，当今社会的种种黑暗终究会被摧毁，会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当真正充满自由、平等、公平、正义、友爱的社会建成时，妇女、儿童、老人、残疾人不再受家庭暴力的折磨；身心残障、性取向特殊不受家庭内外、学校、工作单位和社会上的各种歧视与排挤，性别歧视也不復存在；校园暴力能够得到充分遏制，身体较弱和交际能力较差的学生不再被打骂欺凌，不再在各种校内外威胁、恐吓中恐惧的生活；学校、班级中不再是有些人趾高气扬、横行霸道，而另壹些人却要小心翼翼、看人下菜碟、明哲保身；师生关系能够真正平等和友好，老师既有威严又不高高在上，师生之间、学生和学校领导之间不再是充满隔膜和简单冷漠的应试功利关系，而是能够真诚沟通，平等交流，并且去共同建设（学生在学校事务中有真正发言权）全体教职工和全体学生共有的校园；各区域、城乡、各阶层的子女都有相近的教育条件，不同家庭出身的孩子被老师壹视同仁的对待……虽然，可能这要过数十年乃至上百年、数百年才可能实现，我不能看到了，但是，后人会看到的。

当崭新的时代来临，我们回忆历史，对当今社会的观感会是什么？如同当今国人看清末愚昧落后、积贫积弱、脏汙遍地的中国？如同今日英国人看当年“羊吃人”圈地运动时的野蛮与殖民扩张的血腥？如同如今美国人看19世纪开拓西部的残忍和20世纪初爵士时代的道德沦丧、腐败猖獗、物欲横流？希望真有“历史的终结”：在某个时期后，人类社会充满公平正义、友善博爱、平等团结，每个人都能独立自主、自由自立、有理想有尊严的生活。当然，历史可能不会“终结”于某种具体的状态，但是至少要基于壹个让人们有充分的自由、足够的尊严、合理的物质满足和有较高底线的公平正义、平等均富的社会状态，广大人民都能认同和遵守“共同的底线”，在这样的基础上再去追寻未来无限的各种更高境界的可能。但是，当今的社会，大多数人和这些基础性的维护基本人权的要求还有很远的距离，实现它们，任重而道远。我肯定看不到了，但是未来会有人看到这样的世界的。

中国社会对工人阶级的剥削

作者 汤武 写于 二零一九年

当代中国劳工运动的兴起和发展趋势

壹、当代中国劳工运动兴起的原因

如果只能用壹句话来概括当代中国劳工运动兴起的原因，那就是日益固化与黑恶化的“中国模式”与日益增长的劳工权利需求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1、“中国模式”对劳工阶级的巨大历史欠账

（1）工资的欠账。在30来年的大规模工业化和市场化过程中，劳工的工资增长壹直是远远落后于经济增长和人均国民收入增长水平的，根据国家统计局2018年度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农民工的人均月工资也仅仅只有3721元，按这个工资水平，在物价飞涨的情况下，即使是双职工，要想维持壹家人在城市稍微体面的生存以及赡养老人，也是根本不可能的。这也是这么多年来中国形成的独壹无二的“拆分式”劳动力再生产体制的根本原因：父母或父亲在城裏打工，孩子跟随祖父母或母亲留在农村生活，由此造成了6000余万留守儿童、4000万流动儿童、数千万留守妇女、上亿留守老人。这点工资，甚至还没有达到恩格斯写《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和马克思写《资本论》时的水平，更是跌破了马克思对那个时期的工资的经典定义：工资包括劳动者恢復劳动力的基本生存费用、繁衍后代以提供新劳动力的抚养和教育费用以及更新劳动力所必不可少的职业培训和休闲娱乐费用。那时候，尽管工人住在贫民窟裏，起码劳动力还是以家庭的形式得到再生产的。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模式对劳动者的剥夺和剥削程度，是超过欧美国家早期资本主义时期的。

（2）休息时间的欠账。劳动法规定了壹周5天每天8小时工作制以及壹定的带薪休假日，加班时间每月不得超过36小时并且必须支付加班费，以保障劳动者获得休息休假的权利，然而这个规定只是在机关事业单位、部分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得到遵守，绝大部分企业的工人都不得不每周工作6天、每天工作11个小时左右，很多企业不支付加班费，也没有带薪休假日。于是出现了失业与过度劳动同时存在的现象。这导致了如下三种结果：壹是通过延长工人的劳动时间榨取了巨大的绝对剩余价值，二是通过人为造成就业不足加剧了劳动者的恶性竞争和劳动力的进壹步廉价化，三是损害了加班劳动者的身心健康，降低了国民的身心素质。

（3）劳动安全卫生的欠账。中国的劳动条件普遍未能达到应有的安全卫生标准，在企业建设和生产经营过程中，不能做到劳动安全卫生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生产和使用，致使中国发生了在世界上频率和比例最高的矿难、爆炸、坍塌、火灾、工伤、职业病等等安全生产事故和职业灾难，其中有着名的致丽大火灾、昆山大爆炸、天津大爆炸、响水大爆炸；有不少于600万的罹患尘肺病的农民工被赶回农村等死；仅珠三角地区每年就会削断4万根手指，堆起来有壹座山那么高。这些只是劳动者遭受生命健康损害的几个触目惊心的例证，GDP老二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是靠牺牲劳工的生命和健康换来的。

（4）社会保障的欠账。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裏，农民工是基本没有社会保障的，壹方面是在企业层面，他们没有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没有住房公积金，另壹方面是在社会层面，他们没有城市居民在教育、居住、文化生活以及其他公共服务方面的福利。通过户籍身份制度，中共成功地实现了城乡隔离，使农民工和城市工人、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成为这个国家的两个不同的等级，而不能享受平等的国民待遇。直到2008年实施劳动合同法和2011年实施社会保险法后，情况才有所改观，但就是这样，根据2014年国家统计局的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与雇主或单位签订了劳动合同的农民工仅为38%，农民工“五险壹金”的参保率仅为：工伤保险26.2%、医疗保险17.6%、养老保险16.7%、失业保险10.5%、生育保险7.8%、住房公积金5.5%。

（5）程序性劳工权利的欠账。工资、工时、劳动条件、社会保障都属于实体性劳工权利，对这些权利的历史欠账，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对程序性劳工权利的历史欠账。程序性劳工权利又分为个人的程序性权利和集体的程序性权利两种，前者主要指劳工个人参与劳动争议的调解、仲裁和诉讼的权利，后者主要指劳工的团结组织权、集体谈判权和罢工权（统称劳工三权）。前者得到了部分落实，后者付诸阙如，当工人们团结和组织起来与资方进行抗争和博弈的时候，他们就会受到当地党政和公检法的打压以及资方的报復，乃至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破坏生产经营秩序”等等罪名而被施以刑事犯罪的指控和判决。

2、劳工被严重剥削和压迫是造成当前经济危机的主要原因

与中国特色自由主义和与之珠联璧合的权贵官僚资本主义的判断恰好相反，左翼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认为，当前制造业衰退以及正在到来的、改革开放以来最为严重的经济危机的主要原因，不是劳动合同法实施以来用工成本的提高和用工灵活性的降低，而正好是30年来低人权、低工资、低保障、低福利的经济发展模式，以及由此带来的对劳工的超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是30年来积聚的经济社会矛盾的总爆发。

（1）极为严重的分配不公和贫富两极分化造成内需不振、产能过剩。根据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发布的《2014中国财富报告：展望与策略》，目前中国收入前1%的富裕家庭，平均年家庭收入为115.2万元；家庭资产前10%的中国家庭，拥有63.9%的总资产；2013年全国家庭资产基尼系数为0.717。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发布的《中国民生发展报告》则指出，中国的财产不平等程度在逐年升高：1995年的基尼系数为0.45，2002年为0.55，2012年达到0.73，顶端1%的家庭占有全国三分之壹以上的财产，底端25%的家庭拥有的财产总量仅在1%左右。即使是官方公布的基尼系数，也早就超过了世界警戒线而高居世界前列。政府看到了产能过剩的现实，却不愿承认这种过剩是由于贫富两极分化和内需严重不足而引起的相对过剩，由此而提出的供给侧改革只是简单地去产能。其实中国最为急迫的应该是进行需求侧改革，也就是喊了十几年而没有任何动静的分配体制改革。只要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老百姓手裏没钱，同时又缺乏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方面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他们就没有消费欲望和消费能力，内需就必然萎靡不振，国内市场就缺乏必要的广度和深度，难以吸收由GDP至上主义的投资冲动所带来的巨大产能，多年前已经开始尤其是贸易战开打以来更加严重的出口的萎缩，使供大于求的不平衡市场结构更为倾斜。供给侧改革不会触动而只会强化政府主导的权贵官僚资本主义，只有有效需求即有购买力的需求的扩大才会消化过剩的产能，只有需求侧的改革才会激活民间社会的活力，给市场经济的发展註入内在的动力，但这恰好要以权贵官僚资本主义的所有制、分配制度和既得利益格局为改革对象。

（2）廉价劳动力劣势成为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的瓶颈制约。在中国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的初级阶段，主要是凭借廉价劳动力的优势，中国成为全球化分工体系中的“制造工厂”，廉价的中国产品源源不断地流向全世界，中国经济因此而保持长达30 多年的高速增长。然而，这种经济增长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对外而言，由于吸收了过多的国际资本，由于发达国家制造业向中国的大规模转移，使成百上千万欧美国家的工人失去工作，从而引发了这些国家相应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危机，近几年来，发达国家已经开始从中国撤回部分资本和制造业，川普当选美国总统后，加速了这壹回迁的进程；对内而言，廉价劳动力优势或者人口红利已经耗尽，相反，劳动力被大规模严重剥夺的劣势正在迅猛地显现出来。这两者都对中国的制造业的升级形成无法突破的瓶颈：外国资本在撤离的同时，也带走了相应的技术和管理，会严重拉低中国制造业的科技和管理水平；日益贫困化的劳动力大军只具有很低的人力资源，根本无法适应极为必要的工业升级。

（3）劳动收入和社会保障的双重低弱使第三产业和第四产业无法得到发展。第二产业的升级换代必将释放出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在通常情况下，他们将会被第三、四产业即服务业和文化产业所吸纳，在发达国家，第三、四产业所占的经济比重和所吸纳的劳动力，都远远地超过了第二产业。然而，占人口75%左右的中国劳工和其他底层民众的工资收入和社会保障福利太低了，他们对于第三、四产业所能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的有效需求太弱了，根本不足以促进这两个产业的迅速发展并因此而吸纳大量的劳动力。

撇开社会的、政治的、伦理道德的方面而进行纯粹的经济学分析，劳工权益问题首先是壹个经济问题：劳动是壹个极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劳工是极为重要的市场经济主体；劳工权益得不到保障而遭受权力和资本双重的、经济的和超经济的剥削的市场经济，是壹种畸形的、跛足的、病态的市场经济；由权贵官僚资本单方面主导的市场经济，其严重破坏供需均衡并导致严重的经济危机，是壹种必然的趋势和结果。中国特色的自由主义经济学们绝对不会承认这样壹种经济学分析，他们壹厢情愿地认为自生自发的市场竞争会自然而然地造成公平的分配，根本否认剥削（包括经济剥削和超经济剥削）的存在；他们反对劳工自由结社、集体谈判和罢工，认为这会造成劳动力的垄断，破坏自由竞争；他们不是向权贵统治阶级和专制政府要求资本的自由和企业的公民权利，而是把它们剥夺和压榨资本和企业的代价转嫁到劳工头上；他们不是要求降低由专制政府掌控并抬高的土地成本、融资成本、能源成本、物流成本、税费成本以及制度成本，而是把经济下滑、制造业衰退的原因归结到人工成本头上，不是要求把权力关进笼子，而是要求把劳工关进笼子。他们这样做，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不仅不会解除而且必然会进壹步激化正在到来的经济危机。

3、劳工权利需求和意识的觉醒是劳工运动兴起的主观原因

所谓权利需求，就是人类在其社会历史进程中所内在地产生的壹种独立自主和自我实现的欲求，是人类打破奴役性和等级性的经济政治制度而自由平等发展的冲动，是人类建立公正的市场经济制度和宪政民主法治的政治制度的需要，而对这种权利需求的自我意识，就叫做权利意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的权利需求和权利意识的觉醒，经历了三个阶段：第壹阶段是80年代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权利需求和权利意识的第壹次大解放；第二阶段是92年以后以新兴资产阶级、中产阶级为主体的权利需求和权利意识的纵深发展；第三阶段是以劳工阶级为主的底层民众的权利需求和权利意识的觉醒。第壹阶段的权利需求和权利意识，主要是知识分子的思想自由和文化权利要求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政治权利要求；第二阶段的权利需求和权利意识，主要是新兴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的经济权利要求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政治权利和文化权利要求；第三阶段的权利需求和权利意识，主要是以劳工阶级为主的底层民众的经济权利要求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政治权利和文化权利要求。劳工阶级与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都以经济权利诉求为第壹权利诉求，但它们对经济权利的理解是不壹样的，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所理解的经济权利主要是私人财产权、自由经营权和人力资本收益权，而劳工阶级所理解的经济权利主要是就业权、劳动力所有权和收益权、劳动安全卫生权、劳动保险权等劳动权益。正是劳工阶级壹方面感知到了自己在工业化和市场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和巨大贡献，另壹方面又感知到了政府、企业对自己的残酷的剥削和压迫，他们才自然而然地产生了权利需求和权利意识，壹种对自由、平等和公平正义的追求。

二、当代中国劳工运动第壹次高潮及其发展趋势

1、2010—2015年：当代中国劳工运动的第壹次高潮

2010年5月17日，广东南海本田数百名员工因为不满工资、福利、中日员工同工不同酬而罢工，并且获得了成功。壹石激起千层浪，由南海本田开启的劳工潮，由南往北波及全国14个省份，其中大连开发区创造了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罢工人数（7万人）、发生罢工的企业数量（73家）最多的地区纪录，引起国内外、社会各界的高度关註和重视。虽然此前年份各地已有罢工事件，但都是零零散散的，引发全国性连锁反应的当属南海本田罢工，所以我们把2010年看作是当代中国劳工运动的开始年份。此后几年，根据中国劳工通讯的网络统计数据，全国较大规模的劳工抗争事件，2011年185起，2012年382起，2013年656起，2014年1379起，2015年2775起，基本上呈现出逐年翻倍的趋势。

2014年的“嵩山会议”，是当代中国劳工运动形成“自我意识”的壹个标誌，是中国劳工界作为与政界、商界、学界四足鼎立的独立社会力量，正式登上当代中国历史舞臺的壹个标誌。会议以湖南常德沃尔玛员工集体维权事件为典型案例，探讨了中国劳工运动面临的壹系列问题，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劳工代表、劳工NGO代表、劳工律师代表、劳工学者代表、劳工媒体代表，以及部分体制内官员、工会干部和企业家、社会人士代表，完整地体现和彰显了以劳工为主体和核心、以支持劳工运动的社会力量为辅助的“劳工界”范畴。会议发布的《嵩山宣言》，向全世界简要宣告了当代中国劳工运动的基本纲领和方向。嵩山会议之后，劳工界积极介入重大劳工事件，初步显示了劳工界的合作、团结、互助的集体力量，在国内外引起了重大的反响，为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经济政治的民主化和法治化以及中国社会结构的转型，做出了初步的贡献。

劳工运动的这种上升势头引起统治阶级的警觉和惶恐不安，并终于痛下杀手。2015年12月3日，广州大举抓捕当年春季介入利得鞋厂劳资冲突的劳工NGO工作人员和劳工积极分子，传唤数十人，至少8人被刑拘或被控制人身自由，官媒大举报道，其中央视新闻频道竟然做了长达24分钟的舆论审判。历经10个多月的侦查起诉，最终有4人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的罪名被判处1—3年有期徒刑；此外，各地多名涉入劳工运动的人士也受到多种形式的警告、监控和处分。壹时间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各劳工机构纷纷停止活动，各劳工网络社区和自媒体也趋于消沉，受此影响，虽然经济形势继续下行，劳资矛盾更加激化，劳工抗争事件也没有因此而消停，但前几年那种爆炸性增长和成倍增长终于被遏制。因此，12.3劳工案可以看作是当代中国劳工运动第壹次高潮落下帷幕的象征。

2、当代中国劳工运动的主体及其主要诉求

当代中国劳工运动的主体不再是国有企业下岗失业的老工人阶级，而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形成的新工人阶级，尤其是其中的农民工，他们分布在建筑业、制造业、加工业、服务业，大部分就业于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也有相当壹部分作为劳务派遣工和临时工就业于国有企业。绝大部分劳工抗争事件都发生在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只有少量发生在国有企业；发生在国有企业的抗争，也主要来自于其中的农民工。到2018年。农民工数量已经达到28836万人，成为新工人阶级的绝对主体。

新工人发起抗争的主要诉求和目标是：

（1）为最基本的生存权利而斗争。这主要由于企业克扣和拖欠工资引起，尤其是每到年底，都会发生大量建筑工人堵路游行讨薪的群体性事件。

（2）依法追讨应得的补偿和赔偿。这主要发生在企业大规模裁员、搬迁、破产倒闭的时候，被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的工人，按照劳动合同法的规定要求企业给予不低于每年壹个月工资的补偿，此外还有追讨加班费、高温补贴、带薪年休假等按照法律规定应该支付给工人的补偿或福利。

（3）要求增加工资、降低劳动强度、缩短劳动时间、改善劳动安全卫生条件。与前两类依据现行法律和法定劳动标准的维权诉求不同，这壹类是壹些增长性、发展性的权利诉求，往往超出了现行法律规定的最低标准，其实质是，劳工阶级要求依据自己在市场经济发展和企业生产经营中所做出的实际贡献，与资本、土地、管理、技术等其他生产要素分享经济发展成果，要求进行公正的分配，以不断提升应得的收益和份额，并降低自己付出的牺牲、成本和代价。

（4）对结社自由和团结组织权的诉求。中国劳工已经逐渐意识到，没有劳工的团结和组织，以上那些诉求的实现都是不可能的，因此，很多罢工的工人或者像海南本田工人壹样提出了重整工会的要求，要求依据工会法和工会章程，自由自主、自下而上地选举产生工会委员会和工会主席，或者绕开现行工会，选举产生工人代表与资方展开集体谈判。

（5）对普世价值、人权、公民权利的诉求，这是壹部分工人已经达到的最高诉求。东莞诺基亚工人罢工时就打出了“工人不是商品，不是资产更不是奴隶，请不要出售我们”、“我们是有人权和尊严的”的横幅；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二医院首席工人代表孟晗在法庭自辩时沉痛指出：“工人什么都可以没有，但不能没有尊严”、“作为壹个老工人，如果连体面劳动的权利也被剥夺，我宁愿选择在监狱裏度过我的余生”。

3、新工人抗争的组织和行动方式

新工人抗争的组织形式：改选工会和工人代表制。最初大家不约而同地想到的是重组工会，并且也有个别成功的案例，但对工会的民主改造遇到两个强大的阻力，壹是工会通常掌握在资方的手裏，工会主席通常由企业高管兼任，绝大多数工会是所谓老板工会或黄色工会，资方当然会极力阻止工人办自己的工会；二是对于企业工会具有审批註册权和管理权的地方总工会不支持工人的民主诉求。工会不能发生作用，而集体行动又迫在眉睫，怎么办呢？工人们和劳工律师创造了壹种叫做“工人代表制”的替代机制。2011年年底，深圳冠星链表厂1100多名工人罢工，遭到维稳系统的打击后，找到广东劳维律师事务所请求法律援助，在征集到了半数以上工人的签名委托之后，着名的劳工律师段毅率队进入工厂，指导工人以完全民主的方式选举产生了13名工人谈判代表，随即向资方发出集体谈判邀约。经过几轮激烈的谈判，劳资双方达成和解协议。从这个案例中，段毅律师总结了壹个“工人代表制”的模板，并且很快在珠三角工人运动中得到普及。

新工人抗争的行动方式：罢工、集体谈判和集体上访、示威游行。欧美早期劳工运动都以自发罢工为主，只有在工会获得合法存在以后，才过渡到以集体谈判为主、以罢工为辅。当代中国劳工运动也处在早期阶段，也是以自发罢工为主的，只有少数事先在劳工机构帮助下按照工人代表制组织起来的案例中，才是以集体谈判为主、以罢工为后盾的；由于工人的团结组织权、集体谈判权、罢工权还没有得到法律的保护，在损害正在发生、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他们就开始行使壹种自然的权利，自发地切断与资本的结构性联系，亦即收回劳动、中断生产链条，从而对资方构成实际的威慑和压力。罢工和集体谈判通常发生在那些正在进行生产经营的企业，而在那些悄悄转移资产突然宣布搬迁或者破产倒闭的企业，原来工作场所的生产经营已经终止了，甚至老板都跑路了，或者在建筑业层层分包的体制下，罢工和集体谈判因为已经失去或找不到具体对象而变得无效了，工人们只好向监管部门（劳动局、信访办、维稳办、工会）或当地的党委、政府、人大，甚至面向公众表达自己的诉求，这就发生了走出厂区的上访请愿和游行示威。

4、2018年：三起行业性集体行动标誌当代中国劳工运动进入第二阶段

2015年12.3事件之后，中国劳工运动进入低潮。正当人们灰心丧气之际，2018年上半年，中国国内连续发生三起在世界上引起巨大反响的劳工集体维权事件，其中上海市长宁区环卫工跨越了三个企业之间的分隔、实现了在壹个市区范围内环卫行业工人的联合行动；塔吊司机联盟同时在20个省、30多个城市发起集会示威；卡车司机同时在12个省发起罢工和驾车游行。这三起工人集体行动具有显着的行业性：壹是参与人数在整个行业显着放大，行动扩及行业裏很多企业，对行业内的劳资关系产生很大的影响；二是对上下游行业和产业并进而对地区甚至全国范围的经济与社会生活产生很大的影响。

在2010—2015年当代中国劳工运动第壹波高潮和第壹阶段中，几乎全部劳工集体维权事件都发生在某壹家企业范围之内。严格来说，企业范围内的集体维权只是劳工运动的低级形式，只有很多企业的劳工集体行动建立横向联系、实现跨企业跨地区的联合，才是劳工运动的较高形式。根据国际经验，行业工人联合组织及其集体行动，是壹种最有效力和力量、最能够把分散的劳工力量联合起来的组织形式和结构，原理在于，同壹职业、同壹行业或产业的工人，处于同壹种劳资关系结构之中，具有共同的博弈对手和共同的利益诉求，团结和联合起来的成本最低而规模力量和解决结构性问题的规模效益最大，所达成的行业集体谈判协议对于劳资双方具有内部宪法效力。中国劳工运动，按照市场经济和劳资关系的本性和发展趋势，壹定会从企业级别的集体行动发展到行业级别的集体行动，此次三个工人群体跨企业的、跨地区的集体行动，完全有资格被认定为是这壹历史性转变的开端。2018年因而成为当代中国劳工运动第二波高潮和第二个发展阶段的开端。

从三个实例来看，从企业集体谈判上升到行业集体谈判，需要满足如下两个基本条件：首先是工人要意识到自己在行业和产业链条中的“结构力量”，比如环卫工人意识到了自己在整个环卫业中的中坚力量，这种力量足以让整个行业停摆；塔吊司机充分意识到了自己作为特种技术工人在生产链条中的不可替代性；卡车司机也意识到了自己作为货运司机的技术优势和讨价还价能力。这种足以使生产经营链条中断的结构性力量，是工人潜在的“资本”和“筹码”，工人们必须意识到并且善于利用它们。其次是工人要形成自己在行业范围内的“结社力量”，实现工人在整个行业的联合、团结和组织，使结构力量这种潜在的力量变成现实的博弈、谈判、抗争的力量。如果没有工人们在行业内的联合，工人在壹个企业范围内的结构力量以至结社力量很可能会遭到破坏，因为行业内的资本力量通常可以联合起来，调动其他企业的工人来替代正在罢工企业的工人。上海长宁区环卫工、塔吊司机、卡车司机主要是通过微信群进行横向联系的，在壹定程度上实现了同行业工人的团结组织和统壹行动，按事物本身的发展逻辑，独立自主的环卫行业工会、建筑行业工会、货运行业工会的产生只是早晚的问题。这才是有效治理整个环卫行业、建筑行业、货运行业种种乱象的治本之策，从长远来看，这不仅对工人有利，而且对整个行业、产业、社会和国家都有利。中国劳工运动下壹步的发展方向，就是要在各个行业形成劳工的联合和自治组织。行业工会将会成为主要的、中枢的工人组织形态，并承担着与行业雇主协会进行集体谈判的重要职能。                     

5、初级阶段劳工运动的去政治化策略和渐进政治化趋势

初级阶段的劳工运动迎头碰上传统政治体制的严厉限制。在2010年南海本田罢工事件中，壹方面，罢工工人把行动严格限制在厂区范围，以“集体散步”的方式实现集体停工，淡化了“罢工”在人们印象中所固有的政治色彩；另壹方面，地方政府也表现出相当的理性和宽容，没有采用维稳思路，没有动用警力强制驱散罢工工人，没用对罢工组织者提起刑事诉讼。有学者用“去政治化”来概括这次罢工潮的特点：罢工只是劳资经济纠纷而不是政治事件，只限于企业劳资关系的层面，不涉及公民与国家关系层面。

但是，某次劳工集体行动“去政治化”是可能的，整个劳工运动“去政治化”则是不可能的。事实上，南海本田案例并没有成为壹个范例得到普遍推广，相反，此后发生的劳工集体行动，绝大多数都受到当地政府的打压，也就是说，即使工人仅仅提出经济利益诉求，他们的行动也“被政治化”了。亚裏士多德早在两千多年前就指出了，人天生就是政治的动物；现在我们看得更清楚了：政治是任何壹个社会都无法消除的结构性方面，区别只在于是专制政治还是民主政治。因此，“去政治化”只具有有限的策略意义，而不能成为劳工运动的原则和方向。就是说，在劳工运动受到专制政治高度管控的情况下，不能提出宏观的乃至中观的政治目标和政治要求，而只能提出具体的经济要求和微观政治、基层民主的要求，等到这些要求或这个层面的劳工集体权利得到较好的实现、劳工运动的基础得到夯实、劳工运动的规模得到扩展之后，才能提出更高的目标和要求。在这个意义上，所谓“去政治化”，只是回避、悬搁中观和宏观的政治要求，而不是从根本上和原则上放弃壹切政治要求。

再进壹步，如果我们把政治理解为宪政、民主和法治的话，“去政治化”也是过于消极的，最多只是表达了企业公民和工业公民对消极自由即劳资自治的诉求，但同时取消了公民对积极自由（即通过国家政治追求更公正和美好生活的权利）的诉求，因此西方国家工人阶级在争得了“去传统政治”的消极自由即劳资自治后，又推进到积极地建立新型的国家与工人阶级政治关系的更高历史阶段——在工会组织和工人运动的基础上，劳工政党产生了，并通过议会民主制加入到国家政治生活过程中，通过立法、参政乃至独立执政，在更高的层面上维护工人阶级的权利和利益。由于工人阶级作为公民社会人数最多的部分加入国家政治生活层面，资产阶级再也不能单方面地运用国家政权镇压工人阶级了，属于社会主义的宪政、民主和法治才真正建立起来，公民社会和国家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才真正建立起来。这是发生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壹次最深刻的社会变革。

中国政府对工人阶级的祸害

作者 独立工会

20世纪40年代后期，以苏联东欧为后援，中国共产党领导了壹场社会革命，摧毁了旧的统治者。革命后的新生官僚机器，掌握了全部国家权力，而工人阶级却壹直被排除在社会管理之外了。随着官僚独断造成的弊端日益明显，比如官僚的物质特权与群众生活改善变慢、工业建设的巨大浪费与经济决策的盲目，社会不满开始增多。

在70年代初，中国的执政者开始在政治上接近资本主义世界的列强，以换取维持生存必需的技术设备。在80年代，中国经济开始融入世界市场，表现为吸引外资、加强出口，逐步推进市场改革，也催生了新的有产群体，最终于90年代让中国彻底回到资本主义的怀抱。

自80年代以来的市场改革与工商业大跃进，造成了中国国内各阶层持续震荡的分化组合，并深刻改变了世界资本主义的格局。在这个历史过程中，工人阶级首先受到了国企改制[1]、大量职工失业、半失业（下岗）的冲击，全社会迅速出现了贫富分化。举例来说，老工业基地辽宁的辽阳铁合金厂曾有数千职工，1999年工厂改制后，为了落实生活费与社保，工人们反抗了四年。他们是被逼上梁山的，在写给地方大员的呼吁书中，铁合金厂的职工这样描述下岗后的惨景：

“那些衣着褴缕，劳动服都没了的工人百姓，他们自认有德无能。灰心到眼下壹味蔫气；难心得年货想买而不能买；痛心于所需要啥没啥，真是路有冻死骨，穷在街头无人问”[2]

为了尽量廉价地分食国有资产，国企改制从壹开始，各种舞弊就是大行其道、遍及全国的。在辽阳铁合金厂的例子中，工人揭发说：

“在破产讨论投票会招开的前壹天，市政府指令市公安局抓走三名工人代表，还有五位工人代表由于群众、家属的阻拦抗争下才未被如愿抓走。破产投票讨论大会当天，厂门前员警林立，警车横行，严阵以待，如临大敌。破产领导小组负责人操纵我厂（因特殊情况）不参加破产的工人投贊成破产票，唆使厂工会干部想方设法让贊成票超过半数”[3]

这种等同于公开抢劫的行为，自然激起铁合金厂工人的愤怒。虽然他们无奈地表示“我们知道开放以来，由于各种原因，厂矿企业破产，买断、并轨是大势所趋，事在必行。”[4]，但由于他们数年间不断的集体串联、上访，2002年3月又在辽阳举行了连续三天示威游行，而让国家感到必须杀壹儆百。很快，当局抓捕了姚福信等壹批抗争积极分子。又过了壹段时间，在对工人的基本要求有所满足后，在释放了多数被捕工人后，2003年姚福信和另壹位工人被判刑[5]。后来，在四川、湖北等地，也有下岗工人抗争骨干因为组织行动被判刑[6]。

在下岗工人的反抗中，有姚福信这样比较公开的带头者，也有人采取了相对婉转的做法，比如不直接出面，而是躲在幕后出谋划策。通化钢铁厂的壹位退休工人吴敬堂，是这样描述他如何协助当地工人行动的：

“我们大集体的斗争，去年8月让他们下岗，他们没有办法，想起了维权，找到了我，我在背地帮他们参谋，给他们写了材料。他们100多人在办公室门前进行了维权，不到2个小时，领导出来讲话，让他们回去，宣布不让他们下岗了。”[7]

后来，为了通钢改制的问题，他终于走上前臺，在外积极上访，希望达成壹个工人、国家和资方都说得过去的平衡结果。在2009年震动全国的通钢事件中，大量工人围堵声称要继续裁员的资方代表，最终导致这位资方人士的死亡。当时，也许是为了把事态控制在“坐下来谈”的状态，老吴试图劝说街头的工人保持克制，却被愤怒的工人揍了壹顿[8]。

有些时候，由于下岗问题特别严重，当地政府也会对工人的集体行动、乃至自发组织睁壹只眼闭壹只眼。1999年，随着改制的实施，东北某拖拉机厂爆发了工人抗议。很快，壹批工人成立了自称为“退休职工管理委员会”的半地上组织。从1999年到2007年，除了以“退委会”的名义反復向上级政府呈交本厂改制违法乱象的举报材料，还在厂区的宣传栏上坚持贴大字报，揭露改制者的贪婪、鼓舞工人保持斗誌。

此外，“退委会”公开组织的工人行动，也达数十次之多，分别有堵路、集会、包围行政楼等等。这些行动的主要参与者是本厂退休职工，抗议目的分别有发放/保留取暖费、退休金不等。2007年，由于当地社保部门取消了这家工厂的统筹外养老金[9]，“退委会”组织了壹千多人连续上访省委，并与警方发生冲突，两名职工受伤，保留统筹外养老金的目标也失败了。

类似“退委会”的下岗工人组织，是数千万原国企职工遭遇生活剧变后，不可避免的产物。随着入世后中国制造业的迅速兴起，不少内地省份也再工业化了，吸收了部分失业工人。同时，国家开始对下岗工人的退休、医疗有所保障。于是，改制抗争慢慢消退，“退委会”壹类的组织，或者说核心带头人的联络网，也就壹定程度消融于无形了。

然而，当“大下岗”尚未离社会生活远去时，沿海的私企工人，已经开始了对剥削压迫的本能反抗。作为壹个群体，这只新生的无产阶级队伍最终远远超过了壹亿人[10]，他们的斗争也壹直延续到今天。

90年代初期，随着三资企业的迅速增加[1]，资本主义工厂的典型压迫就在中国迅速復活，并飞速扩大着范围。

据官方报道，早在90年代初期，三资企业的管理就以野蛮着称，而工人待遇很差。上海某鞋厂禁止员工上班时间上厕所，福州某臺资企业强迫“违规”的工人学青蛙跳、淋雨、暴晒。管理打骂工人是家常便饭[2]，企业普遍不签劳动合同[3]、没有休息日、强制大量加班而不给加班费，克扣工资、滥罚款以及乱收费[4]。车间的劳动条件多半违反国家规定，造成了大量的工伤、职业病，比如制鞋女工的苯中毒现象，在那个年月裏已经开始蔓延[5]。

无论当时或现在，沿海私企的工人通常来自贫困的农村，教育程度低，也没有国企工人过去积累的集体意识。他们出来打工，往往急于多赚壹点钱寄给家裏。很长壹段时间，他们愿意忍受各种苦难。在90年代中期，某外资企业的壹个女工被外籍管理无故殴打，第二天她得到了几百元补偿，自己满意，同事也很羡慕[6]。

但反抗毕竟发生了，并不断扩大[7]。为了追讨拖欠的工资、入厂押金或者抗议老板搜身检查，有些工人以威胁跳楼作为抗议。因为罚款、工资结算不清或者厂裏用假币发工资，出现了工人仇杀老板、管理的现象。更普遍的反抗，是罢工。

壹开始，拖欠工资是工人罢工的主要原因。后来，官方每次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也成了工人要求加底薪的机会。罢工中，工人有时会痛打保安、打砸机器甚至掀翻警车，或者把老板、高管堵在厂裏迫使他答应工人的条件。

2004年，东莞的壹家大型臺资鞋厂“臺兴国际”发生数千人的骚乱，工人捣毁厂区、围殴臺籍管理（即“臺干”），与警方打成壹锅粥。事后，有多位工人被捕。在看守所裏，壹名被抓的工人解释了他参与骚乱的原因：

“我是进厂两年的熟练工人了，但（按照厂裏的升级制度）还是1级，三月份我只领到680元，四月份更少了。如果是0级，拿到手的可能还不到500元，厂裏答应补40元，也没有告诉员工这是什么钱，出事的那天我们发现这40元也没补下来。

2004年以前，工资都是准时在19号发，现在时间拖后了，老板也不向我们解释原因，春节回来后，很多工人身上已经没钱了，我们宿舍有几位工人都在借钱生活。原以为今年的工资会好壹点，结果还少了壹大截。”[8]（二审前律师会见臺兴厂被捕工人屈某的笔录）

除了赚钱少，臺兴工人还要忍受来自管理的公开侮辱。骚乱过后，壹位工人向访谈者控诉说：

“臺干在车间的权力是独壹无二的，没有任何人可以挑战他们。臺干壹般也不来车间，但只要他来车间，工人就知道肯定有事情要发生，工人在厂区见到臺干还必须敬礼。臺干经常骂的话就是‘大陆猪’，女工见了臺干都不敢吭声的，那些臺干都很下流，有的臺干还在车间对女工动手动脚的，有些女孩为了升级（考核）什么也不顾了。”[9]

就这样，日积月累的工人怒火终于喷发了，日渐频繁。2010年，中国发生了壹次工人斗争的小高潮，表现为几个工业中心的众多罢工[10]，壹定程度促成了2010-16年间全国工人工资的普遍增长。

罢工中，难免会有工人代表出现，他们有时是普工，有时是管理。从壹开始，罢工中的带头人/发起人/工人代表/谈判代表就是老板和国家联手防范的对象。在劳资纠纷中，常见的现象是，老板就算在金钱上让步，也要设法“枪打出头鸟”给代表壹点颜色，目的是保持对工人的日常威慑。1994年广州某纺织厂拖欠工资引发纠纷，治安员闯入宿舍使用“催泪枪”恐吓工人代表。2003年，某四川出国劳务工人在境外发动中国工人罢工要求改善待遇、并给项目管理方递交了联名请愿书。回国后，他因此被判刑两年。2015年，东莞某鞋类代工厂工人罢工要求补缴社保，厂方在对工人让步后，以旷工为由开除了5名工人代表，并得到当地劳动部门的配合。

很多时候，工人代表不想跟老板撕破脸。但在老板眼裏，只要有可能，任何带头挑战工厂秩序的人都得受罚。几年前，惠州某美资电子厂换了老板，员工希望按税前工资为标准计算补偿金，跟厂方谈不拢就罢工了。当时，几个组长特意做完了手头要发的货，才参与行动，但事后她们还是被处分了，其中壹人被开除。在开除通知书上，厂方给那个组长罗织了壹大堆可怕的罪名[11]，虽然她只是去办公室转了壹圈找人交涉员工的要求。

尽管常常吃力不讨好，作为壹个群体，沿海地区工人行动的带头人/代表还是伴随着新的行动，春风吹又生，并分化出了不同的类型。在本文中，笔者尝试对几种类型的带头人实践略作总结。

壹、依托工会，为工人谋利益的“小丁主席”

妳站在哪壹边，小伙子？

妳站在哪壹边？

我壹定要照良心作

并且尽我全力

——Billy Bragg《妳站在哪壹边？》

近十年来，中国官方的全国总工会断断续续地尝试加强在工人中的基层影响。在沿海主要的工业中心，全总增加了会员数量，也推动过关于工资待遇的劳资协商。确实，在个别利润特别大、工种技术含量高的行业，这种协商是有存在空间的。比如说，深圳的盐田国际是全球最大的集装箱港区，2007年，它的几百名龙塔吊司机发动罢工，结束了工资十年不涨的局面。随后，司机们在工会的框架内进行了六年集体协商，平均每年工资递增不超过10%。2013年，他们嫌工资涨得太慢，又罢工了36小时，当年，资方立即同意涨30%。

当然，在绝大多数企业，工人无法像盐田的塔吊司机那样，通过工会谈判定期加工资。何况工会本来就没什么动力帮工人跟老板对着干，全总自己都承认“劳资矛盾激化和企业工会形同虚设有关，不少工会成了企业老板代言人。”（原广东省总工会主席邓维龙）[12] 只有当上级工会愿意撑腰，又出现了敢于挑起担子的领头人，企业工会才可能有所作为。

上海某臺资五金厂的工人小丁，就是这样壹位难得的领头人。他退伍兵出身，平时爱看书报，虽只是个普通员工，但人际关系搞的不错。后来，他这样解释自己在厂裏的好人缘：

“大部分工人每天壹起吃住，在这个厂裏面有不少是我的老乡，我们相互之间的关系都不错的，大家都挺信任我。有什么难处都会想到我，找我帮忙，我也很乐意给他们出点力。”[13]（2006年8月与工会主席小丁的访谈）

2003年，上海市上调了最低工资标准，臺湾老板没有跟着加底薪，工人就闹起来了。实际上，这家厂的工人对老板的刻薄早有不满。几年后，壹位工人回忆说：

“（2003年停工抗议之前）有个工人连续加班三天，人太累了，白天上班吃不消就趴在机器上睡了壹会，结果被经理发现了罚了壹百块钱。乖乖，人家加三天班都没有壹百呢！几天白做。”[14]（2006年8月某工人访谈）

工人选出了包括小丁在内的几位代表跟厂裏谈，没有谈出什么结果。在小丁的提议下，工人给镇工会写了联名信，申请建立工会。同时，工人连续罢工三天，让厂裏感到了压力。或许是罢工的刺激，或许也要完成增收会员的上级任务，不管怎么说，镇工会有反应了。最初，镇工会想让工厂所属工业园的工会主席兼职领导这家厂的工会，但工人拒绝了：他们了解这位主席，他壹直替老板说话。最后，镇工会同意由员工与办公室人员按人数比例自行推举候选人，并在厂内直选。结果，小丁当选了主席，壹位普工、壹名仓管当选工会委员，行政部的人未能当选任何职务。

选上主席以后，小丁继续当他的员工，但从老板那裏争取到了单独的办公室与每月三天的工会工作带薪日，还买了书籍钻研劳动法规。经过那次罢工，老板也略有让步[15]。随后的几年，虽然工会没有大动作，但只要有员工投诉，小丁还是尽量跟厂裏交涉，自然引起了老板的厌恶。2006年，厂内出现过匿名大字报，以员工的口吻咒骂小丁的人品和能力，把他气个半死。后来，他感慨地说：

“我也想通了，他们有的人就是故意要整整我，好让我泄气。企业裏面工会主席确实没有什么权力，我有时候做的工作就是吃力不讨好。”[16]

2007年，镇工会对这家厂进行了普法培训，让工人发现多年来加班费壹直被老板克扣了壹部分。不久，某天下班后，小丁在车间召集了员工的临时大会讨论这事，多数人对追讨欠账没信心，只希望老板以后依法支付就好了。小丁向厂裏转达了员工的心声，但臺湾经理拖了几天后，拒绝更改加班费的计算方法。小丁又请镇工会出面周旋，结果加班费标准倒是变合法了，可以前的补贴变少了，宿舍收费涨了，工人的实际收入没增加。这时，镇工会闪到壹边，任凭小丁怎么登门请示，壹口咬定厂裏有权利调整补贴金额，这方面上级工会帮不了忙，要不妳们去仲裁吧！碰了壹鼻子灰之后，小丁再次召开员工临时大会，这次工人有点火气了，80%的人投票支持追讨以前的加班费。

很快，小丁前往劳动监察部门投诉，但劳监人员并不热心，敷衍地来厂转了壹圈就没了下文。难道只能走劳动仲裁的路了吗？研究过相关条文的小丁知道，仲裁需要大量的等待时间，对工人是不利的。他跟两个委员开始向区工会求援，几次三番找上门去。最终，在区工会法律援助中心的安排下，劳监、工人与厂裏协商解决了加班费问题，厂方给予了工人壹定的补偿。再后来，臺湾派来了新经理，对工会客气了许多，在员工待遇上的态度也软了壹点。

显然，小丁是壹个认真帮员工争取眼前利益的带头人，摸索出了壹些门路。他知道工人的力量有限，很註意不与老板、政府轻易闹翻，同时也有胆量反过来施加压力，用罢工对付老板，用耐心“求援”的姿态催促上级工会主动壹点。面对来访的学者，他坦率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我们组织停工也就是为了对经理施加壹定的压力，让他能够尊重我们的合法权益，另壹方面我们也希望（借助停工）引起上级工会的关註，积极保护我们的利益。说实话，停工抗议也是有很大风险的，如果上级政府不站在我们这壹边，我们再抗议也没有用”[17]（2007年11月小丁访谈。）

与工人壹起商议的时候，他尽量利用员工临时大会这条渠道，形成明确的多数意见，让自己的壹举壹动有依循、有底气。用他的话说，“基层工会本来就是弱势群体，如果职工不站在我们这裏，我们的工作就没法做”[18]（2007年11月小丁访谈。） 另壹方面，他并非是纯粹技术性的多数派传话筒。2007年，当镇工会在加班费问题上撂了挑子，有的工人提出去区政府门口示威，但小丁不贊成，他倾向于利用现有的规则，设法促使官方向厂裏施加压力。看来，是他说服了厂裏的工人既坚持与老板交涉，同时遵守了不游行、不堵厂门、不集体上访静坐的原则。

在小丁及其工友的实践中，区工会壹定程度上对他们维权的认可，起了重要作用：

“（区工会法援）那裏电话壹打，果然监察大队的人就又来了，他们从公司找到证据，开出处理意见书，让经理限时处理。”[19]（2007年11月小丁访谈）

可如果上级工会不认可、甚至反对工人的要求呢？小丁的看法是“如果上级政府不站在我们这壹边，我们再抗议也没有用” 而上级工会作为国家机器的壹部分，它的态度，说到底反映的是当地政府的相关立场。

作为个人，小丁为工人说话的方式，是争取官方的理解。作为壹个整体，中国工人普遍没有准备好与国家公开对立，更是壹个基本事实。几年前，深圳市某玩具厂搬迁，工人发动了要求补偿金的行动，最后几乎壹无所得。壹位参与行动的工人后来反思说：

“（我们）为什么到最后全部妥协签字了呢？就是听政府的人那样说（工人的要求不合理），好像自己没理了。所以说，政府的说法是很有决定性的。”[20]

确实，这些年来中国工人壹直没有产生逆流而上、与现有秩序对抗的动力。但只要外部环境提供了改善待遇的机会，工人还是很容易起来行动，也不忌讳利用工会或其它组织形式争取利益，只要还没遭到国家的禁止。除了工会这条渠道，随着中国大量出现品牌代工厂，落实“企业社会责任”的实验在国内开始流行，也给了壹些工人在维权领域有所作为的空间。

二、“员工代表小组”的活跃分子有才

于是工厂主

拉裏

问我们这些操作工如何促进劳资

之间的民主气氛

“我认为，咱们应该设壹个意见箱！”

路易斯喊了壹声

并咧嘴笑了

我们壹致附和，但拉裏的脸色变白了

说

“恐怕我在意见箱裏读到的壹些东西会把我

吓坏了。”

——沃斯《壹个躲在办公室裏的卑鄙吝啬的混蛋控制狂》

有才是河南人，2010年高中毕业到了中山某服装厂当仓管。当时，这家厂主要为某国际大品牌做代工，内部“奉行监狱式管理”（有才语），仅仅是辞工不批壹项，就逼得许多人丢了壹个月工资自离。有才进厂时，品牌商指定的“企业社会责任”项目，即员工代表小组活动，已经在厂裏搞了壹段时间。按照项目的规定，小组是选举产生的，选出来的小组成员有权跟厂裏协商员工的生活、待遇问题。

虽说有了这么个小组，但似乎无所作为。进行第二期小组选举的时候，甚至很少有人愿意参选。有才年纪小，比较活跃，还在晚会上表演过节目，不少人认识他。结果，他稀裏煳涂地当选了。第二期小组以当过产线组长的阿东为核心，阿东为人沉稳、办事认真，不愿讨好上司，结果被厂裏调去打杂。后来的小组活动中，阿东坐镇指挥，有才冲锋陷阵，两人配合默契，其他代表也比较支持他俩。几年后，对自己在小组裏的那股子积极劲儿，有才解释说：

“我为什么要这么积极地参加这个员工代表小组呢？壹方面有空闲，另壹方面也有壹点责任感，就是我参加这个小组了，总要做点事。也可能有点不服输的心理因素”[1]

老板对这个小组的态度是：只要不谈钱，其它的事都不妨拿出来谈谈。但是员工很想跟老板谈钱的事，尤其想提高做货的单价。员工小组多次找厂裏谈单价问题，老板躲了，经理搪塞，最后不了了之。单价调整不成，小组没有泄气，为员工解决了几件生活上的“琐事”，比如热水器修理，安装打碎的宿舍窗玻璃。对这些壹次性的小开支，厂裏还算通融。

这家厂的食堂，采购由保安队长兼任，买回来的食材很差。有才把食堂的烂肉拿到行政楼给经理过目，还跟厨师自费去市场看价格，最终迫使公司撤掉了保安队长的采购职务。不过，食堂经过整顿，饭菜质量虽然好了些，价格也贵了。

经历了几场外围的“战斗”，员工小组又杀回了“谈钱”的主战场。他们发起了两三百人签字的联名信，要求提高全勤奖、加班费。这次，老板躲不掉了，双方谈的比较火爆。对这场谈判，小组做了壹些准备。对此，有才回忆说：

“谈判时是有分工的，就是盯着老板，不让他转移话题，问他答復的期限。不能让厂裏主导话题，要不然厂裏就给我们拉到云裏雾裏的，什么都搞不到了。老板想主导谈判，他就壹直抢话题。妳在说壹个东西，他会从另壹个角度慢慢给妳岔开。我们说全勤奖三十块过去还可以，现在物价涨得多么高，老板就附和说：对呀，现在什么都涨了，原料也涨价。这就跑题了，妳得拉回来。

我们的分工是提前谈好，根据各自性格确定的。我是负责把话题拉回来的。有的代表性格粗犷壹点，就负责跟老板拍桌子，壹拍桌子老板就不高兴啊，阿东就打圆场。……厂方扯东扯西，我们再拉回来。最后告诉我们何时答復。所有的问题谈完了，自然就结束了。”[2]

当老板最后的借口“最近接不到单”也被员工戳穿后（作为仓管，有才掌握订单的动态），厂裏不得不给工人涨了壹点钱。

本质上，员工小组是品牌商的公关产物，对厂方有壹点影响，但也要註意分寸。所以，当工人因为工资拖欠而罢工时，小组没有直接出面，只暗地裏给工人提了几条註意事项。为了与同事们打成壹片，有才还想出了搞“意见墙”征集全厂工人要求的点子，等于在工人中间造了壹股舆论，无形中给厂裏施加了压力，也显示了小组是有群众支持的。

对小组的积极活动，厂方的对策是拖延、敷衍，给点过得去的让步，再就是讲人情、拉关系。确实，在拉关系上，高管们都很有壹套：

“会议上人事部经理跟我们据理力争，私下跟我们喝喝酒，不谈厂裏的事，拉拉家常。有时莫名其妙就打电话约我们出去吃饭、宵夜什么的，感觉像哥们壹样，搞得我们有时候不好意思跟厂裏提意见。”[3]（有才）

附：2004年广东某制衣厂的“员工委员会”

要说明的是，“企业社会责任”在中国的实践，已经颇有壹些年头了。至少在2004年，广东已经有了类似的实验。当时，在品牌商的要求下，某服装代工厂成立了“员工委员会”。委员会仅限员工选举产生，每月开会壹次，开会时有双倍底薪补贴，委员会成员每月另有30元固定补贴。按照规定，委员会的责任是协助厂方计算单价、协调休假/加班、保障准时发货、组织劳动技能竞赛还有拔河、文艺晚会，甚至要过问员工的手机充电以及购买地下六合彩的情况。

与有才所在的那家厂壹样，这家服装厂的老板也不愿意谈钱，对委员会提出的工价问题始终推诿，直到没了下文。相应地，在其它领域，厂裏的态度略微灵活壹点。当时，由于管理们拉帮结派，各条产线之间分货不均、苦乐不均的现象比较严重。壹批员工通过委员会给老板写联名信，要求公平分货，否则“采取进壹步行动。” 接到信后，老板还算重视，大致解决了这个老矛盾。

与2010年有才所在的工厂气氛有所不同，这家制衣厂的工人对委员会比较重视。也许，2004年的工人普遍待遇更差、挣钱更少，而对任何改善都比较敏感？也许，是制衣厂“企业社会责任”项目的经办者花了更多的心思？我们无从得知。但成立委员会后，制衣厂不少工人的面貌着实变得积极了。他们开始敢于同厂方交涉，主动学习弄清楚厂裏的经营情况，也有了壹点阶级的自觉。

员工委员会某成员在几十个厂摸爬滚打过，对委员会诞生前后，工人在老板面前的不同表现，他深有感触:

“特别气人的是定额问题，做定额时，总是会出现妳慢他快的叛徒，有的工人就是看重壹点小钱，结果老板把定额定得很高，想拿超产奖就越来越难了。现在有员工委员会就好壹些，我们与老板去争，不是代表我们个人，也不用担心老板报復妳。

以前我们也有工人去争过，但妳几个人如何敢啊，连大声说话都不敢，也说不过老板，老板凶壹些的话，大家都不说了，现在我们会壹起商量如何来说，有扮红脸有扮黑脸的。”[4]

有的女工在厂裏干了好多年，壹直不知道自己的工资怎么算出来的。她们心裏不服，但找不到解决办法。委员会让她们有了开口讲话的机会：

“有时候工人根本就搞不懂公司是如何算加班费的。我提的问题其实我们在宿舍及争论过很久，后来由员工委员会提出来，厂长的答復比较满意。这件事也教会员工如何来算自己的加班费，什么是最低工资。”[5]（员工代表甲）

有的工人为人正派，在厂裏就容易被穿小鞋。对他们来说，委员会似乎拨开了云雾，让工人可以自己主持公道，也感到了工人需要自己的组织：

“有的班长排外，妳提他意见他就报復妳，我现在是员工代表，有这个身份我说话也方便些，有时候为员工的事得罪人也不用担心别人报復。我认为员工委员会只能代表工人，与管理层包括班长就是要搞对立的，如果员工委员会跟他们站在壹起，那还要它干吗？”[6]（员工代表乙）

而六年后，有才同样在员工小组的活动中，找到了为自己人办事的自豪感：“（员工）找我们，说明信任我们！” [7]

与此同时，依托厂商、自上而下的实验毕竟有着天然的局限。为了给品牌商壹个过得去的交代，代工老板可以给工人壹点甜头，但也到此为止。委员会运行壹段时间后，工人深切地感受到了这壹点：

“我们厂加班费和工时是要比外面好壹些，这与员工委员会的争取有关，但是工价问题老板是永远不会让步的，工人最大的牢骚就是工价，每次来新货时我们就要争壹次，但效果都不大”[8]（员工代表丙）

众所周知，对工价标准的垄断，是老板压榨工人的通行手段，绝不会轻易放弃。对此，这家厂的管理方也敞开天窗说了亮话：

“员工委员会不可能走得太远，要是哪天老板不配合，不支持，这个机构就会停下来，当然矛盾也可能会更多壹些，有些问题是不会让工人讨论的，比如工价问题”[9]（生产厂长）

说到底，大繁荣时期的品牌公关需求，让工人有些机会，可以相对平和地从老板那裏夺回壹星半点的利益。但只要工人想得到更多东西，他们与老板的碰撞就难以避免了。

在碰撞中，当老板与工人都不愿意明显退让，欺骗、恫吓以及赤裸裸的国家暴力，都会拦住工人的去路。

三、不愿跟老板闹得太僵，却被抓进大牢：某港资家私厂罢工代表老吴

老板的钱，经常穿上制服

变成警察和官员

用法律当作盾牌站成壹线

——徐平《采访笔记 罢工干部素描》

中国加入世贸后，珠三角的工厂出现了爆炸式增长，规模、人数和产量都扩大了许多倍。2008年以后，由于地价、环保和工资升高，深圳的工厂开始转移。为了平衡工业布局，让工业迁移更有方向性，2011年深圳市政府主动出手，制订了五年外迁壹万家企业的计划。搬迁的过程裏，围绕补偿金和社保问题，发生了不少劳资纠纷，也出现了壹批带头工人/谈判代表。这批人当中，2013年某港资家私厂搬厂罢工的壹个带头人老吴，罢工失败后坐了壹年牢，最后被无罪释放，创了珠三角工人行动的壹个记录。

老吴是湖北人，上过专科，出来打工二十多年。他是个爱动脑的人，追求上进，跟他壹起在其它厂打过工的工友回忆说：

“我开冲床，认识了老吴。他因为有学历，当了厂裏的QC。那时候，他给我感觉是能说会道的，还会看图纸。他从来不赌钱，不打牌的，爱看书。”[10]

2004年，老吴进了这家港资家私厂。厂内的管理方式，是那些年珠三角常见的“非打即骂”型。据工人讲，它的老板亲手打过“犯错”的工人，老板弟弟（俗称二老板）很喜欢罚工人的款，原有的壹些节日福利也逐年取消了。2006年老板在惠州建了新厂，哄骗了壹批老厂工人过去，也埋下了反抗的种子：

“惠州新厂偏僻，招不到人。当时去惠州的人也有后悔的，心裏就有壹团火，觉得被坑了，被老板骗了，窝囊，但是都不知哪裏被坑了，不知道怎么发火。找政府部门投诉不起作用，也没人帮我们。”[11]（老吴）

老吴性格温和，喜欢交朋友，轻易不会惹事。有时他实在看不惯，也会站出来：

　“有壹次下班，很累，排队打卡的时候有人插队，很乱。有个年轻的保安壹下子跳到桌子上骂。我说妳骂谁呀，老子长老子短的，这裏哪个不是妳大叔大妈？他就要打我。我们人多，把他扭倒了。”[12]

2007年他受了工伤，在病房接触到某劳工服务机构，颇感新奇。他开始学法律，学怎么算工资，怎么依法辞工。2012年，在这家机构的鼓励下，老吴向相关部门投诉了厂裏的违规行为（食堂强行收费、不发工资条、不给员工缴社保），有些效果。作为报復，老板壹度不让他加班[13]。厂方的排斥没有吓倒老吴，2012年后，他经常在工厂附近做普法宣传，厂裏不少人因此认识了他。

2013年春节过后，厂裏传出风声，老厂要关闭了，机器和人员都去惠州新厂。壹群老员工和产线组长开始串联应变，想从壹贯吝啬的老板手裏争取到经济补偿金。老吴也参与了。同年四月，四五十个工人、组长开了壹次会，统壹了诉求[14]，决定只要老板把机器装上车，就罢工。三天后，当老板真的派人搬机器，罢工就开始了。

由于事先打下了基础，代表的现场产生是很简单的：

“（罢工第壹天）下午，我们选了八个代表，其中5个是组长，3个是普工。选代表的时候，有几个铁皮房挡着，二老板秘书他们看不到。整个过程几分钟搞定。‘这个是代表，同意不同意？举手同意。’代表都是口才比较好的。”[15]

老吴在内的八个代表还指定了20个联络员，负责跟工人的日常联络，开会时常常是二三十人壹起参与。罢工工人扣留了老板租来装机器的货车，组织人手把守厂门，同时在厂裏张贴“告工友书”，派人去劳动部门、工会上访。

对罢工初期的情况，老吴回忆说：

“什么事情八个代表都是壹起商量的。每天早上和晚上各开壹次会。每天晚上都有壹两个代表带着二三十个工友守夜，怕老板把车子开走。我们开会都是在宿舍裏。前期工作是比较好的，老板怎么说也没能让我们动摇，大家有什么事都在会上说，在会上安排。”[16]

罢工开始后，工人积极参与搞行动、守厂门，也提建议：

“不是所有的事都是预先想到的。工友想到了就会提议，比如值班要安排夜宵，买面包饼干。我们几个代表把工友提的意见综合起来。”[17]

发生罢工后，老板先是要求大家辞工或者復工，工人不听他的。老板又表示“我改主意了，不搬厂了”，工人回答他：“妳当我们是三岁小孩么？” 然后，老板躲起来装了几天死，这期间有人自称“警察”去厂裏吓唬工人，也有貌似流氓的社会闲汉出现在厂外。但工人还是很齐心，而且壹直扣着老板租的货车。发现壹时啃不下这块硬骨头之后，资方终于和缓了口气，答应给补偿金，只是数目需要好好商量。听到这番话，工人代表开始急于向厂方表示和解了，当晚放掉了老板租的货车。回忆起这个决定，老吴显然有些后悔：

“（资方律师对我们说）老板有诚意，工人也要拿出诚意。我们就中招了。我们觉得原来老板不愿意谈，现在愿意谈了。我们就说行行行，要拿出诚意来。”[18]

需要指出，罢工期间，当地基层部门对工人的态度是敷衍、装煳涂以及维持表面的有商有量，但在实质的工人要求上，始终袖手旁观。看到这些场景，有的代表难免心生顾虑，担心太强硬了可能得罪政府：

“我们也怕如果不放车，把政府惹火了，到时候不给我们解决就麻烦了。”[19]（货仓部员工代表）

当时，有些老员工反对放掉货车。她们本能地预感到，如果不能捏住老板的痛处，要他拿出钱来是千难万难。她们表示：

“老吴把厂裏搬机器的车放走了，我们都骂他。他做这个事不能代表我们。”

但面对代表的疑虑，比如“政府嫌我们不通融，翻脸怎么办？老板生气了不愿谈怎么办？”，这些老员工除了大喊“去市政府！”，也拿不出什么对策。

不管怎么说，放走货车后，老板就变脸了，不再理睬工人。罢工前，老吴与串联的其他核心分子比较乐观：“当时我估计（罢工）7天内就能解决，因为有壹批货要出。”[12] 如今发现事情可能拖下去，人心开始涣散。有的代表退出了，有的员工不再参与守厂门，转头跑电动车拉客、在家裏做手工。有关部门也对老吴施加了压力：不许他发微博直播罢工新闻，他的亲属被动员来游说他洗手不干，出租屋的房东要他搬家。

面对老板和国家的联合阵线，工人的情绪焦躁起来了，更加倾向于尽快行动，早点解决。生活的经验告诉他们，搞点动静出来，政府就可能重视自己的事。虽然嘴上不声张，但代表们暗地裏默许工人冲两下，指望着如此这般可以让政府给老板壹点压力。壹位女工说出了大家的共同看法：

“我们以前看到过（堵路）。有个电子厂，老板搬厂不愿意给钱。那些人就堵马路，壹直堵到万联商场那裏。堵了半个小时，那个老板就给钱了。”[13]

在这场二十多天的罢工中，工人前前后后已经搞了不少行动，希望加快问题的解决：为了给工人代表助威，包围过劳动站；谈判不成就在厂外示威、去街道办静坐、堵路。在这些行动中，他们有不少人挨过治安人员的打，也蹲过派出所。最后，他们决定游行去市政府请愿，结果在半路上遭到警方的殴打、抓捕，老吴被关了起来。罢工在这壹天失败了。

作为代表，老吴的方方面面

生活的长期磨练，让珠三角的很多工人比较谨慎，在自己的理解范围内，不会轻信什么人。所以罢工期间，工人往往不会那么迷信代表，担心他们反水（当然，工人壹哄而散抛弃领头人的事也不新鲜）。壹位女工这样解释自己对代表的观望态度：

“（以前）有壹个家私厂要倒闭了，选了壹个代表，后来老板拿钱给那个代表，代表就走了，很多人都没拿到钱呐，做了十多年的都没拿到钱。”[14]

罢工之初，老吴成为代表，并不是因为他在工人中有多高的权威，而是他平时喜好结交人，有事别人容易拉着他壹起搞。那几年与劳工服务机构的接触，也促使老吴对工人利益有了更多认识。此外，与多数同事相比，他好歹有点斗争经验。

罢工开始后，老吴的作用逐渐突出。这裏边有壹个原因，是当时其他代表多少都抱有壹个小心思：既然这家伙这么热心，就让他多出头、分担风险吧！那几天大家去工会、劳动局上访，留的全是老吴的电话…… 很快，派出所、街道都知道有个吴某某在“指挥工人”。当国家最终决定镇压罢工，他自然难逃“出头鸟”的厄运。

更主要的是，老吴的能力、责任心，让他很容易影响罢工的进程。他的法律知识、表达能力，在谈判时派上了用场，是其他代表替代不了的。壹位工人回忆说：

“他讲法律是壹条壹条地讲。那个厂裏的律师都被他讲服了。老吴反应快，不冲动，能主持公道，当然壹般人可能会说他‘多管闲事’。”[15]

当局面陷入僵持后，他主动维持大家的士气，不让集体放任自流地涣散下去。这方面，其他代表显得需要他的精神力量：

“老吴看到我们情绪低落了，就安慰我们，跟员工代表坐在壹起，说说话，劝导我们壹下。”（烫金部某组长、工人代表）[16]

共同斗争中，老吴这样对工人有责任感、能跟资方对话而不落下风的代表，自然会赢得壹定的拥戴。老吴被抓后，壹位工人对来访者讲：

“我平时跟（老吴）代表没来往，只知道彼此是这个厂的，不知名字。这次罢工才认识，壹辈子也忘不掉。我内心讲，很崇拜他的。”[17]（型材部某工人）

在谈判时，老吴与其他代表都主张对资方“释放诚意”，事后证明是中计了。当然，相比老练奸猾的老板，他肯定是太“嫩”、太缺乏劳资对峙的历练了。但这壹错误的要害，不在于这群工人及其代表缺少经验，而是珠三角工人行动的整体氛围，长期处于壹击即走、不搞严酷对抗的“轻快”节奏中，也就难免在行动中容易倾向于跟老板妥协。

2015年，当老吴出狱不久，壹位观察者总结说：

“整体上，珠三角工人不怕罢工，有需要的话，也不怕突破法律，采取堵路、阻拦出货、集体上访等手段。这些手段，好用的话，工人就用；不好用的话，先暂时搁置起来。就算被打了，被抓了，工人也只是害怕壹会，愤怒壹阵，就过去了，谈不上被吓破了胆，也谈不上对老板的深仇大恨。”[18]

这样的状态中，工人难以对代表的经验、见识和决心有严格的要求。老吴获得自由后，也对工人代表的角色有所思考。他提出：

“工人代表不是壹天两天能产生的。需要漫长的时间，需要和工友们摸爬滚打，形成壹定的关系以后，才能真正地代表工人。否则罢工那壹两天上去（做代表）的工友，很容易被资方收买。”[19]

在笔者看来，所谓“摸爬滚打，形成壹定的关系”，大致可以理解为在工厂日常的摩擦、抗争中，促使出现工人斗争积极分子的网络。这样的网络，在发生群众行动的时刻，有可能产生善于推动斗争集体向前走的工人代表。

2014年出狱后，老吴成为某劳工服务机构的工作人员，向维权工人提供法律咨询。2015年以来，珠三角工人斗争逐渐落潮，国家也日益排斥非官方的劳资协调实践。重重阻力下，老吴面临着人生的十字路口。[20]

中国社会的社会意识形态的本质

作者 汤武 写于 二零一九年

意识形态情况

（1）处于极右位置的是权贵官僚资产阶级及其意识形态。这是在“权贵官僚+资本主义”、“权贵官僚+市场经济”的社会形态中占统治地位的政治思想力量，是毛泽东时代已经形成而在邓小平时代变换形态的特权统治阶级，在开启、引进、推动市场经济以后，运用手中的政治特权控制、利用市场机制获取巨大的经济利益和物质财富的政治思想形态，其意识形态表层是过去赖以造反和革命的极左意识形态即官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是用来忽悠愚民和脑残的；其深层是极右的“打江山坐天下”、“红色江山万万年”的特权、权贵意识形态，这个才是其真实的思想，通常是秘而不宣的，只有在极其特殊的情况下才会忍不住发出“杀二十万人保二十年稳定”、“用三千万人头来换江山”的咆哮。

在极右这个思想政治光谱上，还有壹种与权贵官僚意识形态形成耦合的民间意识形态，或许可以称之为“中国特色的自由主义”，这是在改革开放中捷足先登，通过与权贵官僚的钱权交易而暴富的大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它当然会巧妙地隐藏起权贵官僚控制市场这个前提，而以壹种纯粹形态的、自由至上的、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模型（在现实生活尤其是中国语境中，这个模型其实是根本不存在的），以私有财产的神圣不可侵犯，来为获得暴富的富豪阶层提供经济合理性和道德合理性的辩护；它同时认为，市场竞争出现胜负和贫富分化，也是完全合理的，中国的劳工已经获得了其劳动力要素的合理回报，不存在剥削，从而也就否认了官商联盟共同剥削劳工的事实。

处在极右光谱最左端并向中右过渡的思潮是壹度风生水起的新权威主义及其后来的变种：儒家宪政派、社会主义宪政派和党主立宪派，就其拥护中共的领导而言，属于极右，但就其宣称宪政民主法治是其最终目标而言，已经与中右汇合了。

（2）处于中右位置的是中产阶级及其意识形态。虽然受到权贵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和掠夺，经过将近30年的发育和发展，好歹还是形成了壹个以民间中小资产阶级、企业管理者阶层、技术人员和知识分子为主体的中产阶级，崇尚普世价值和宪政民主的自由主义成为其主流的意识形态，其中又分为两派：偏右的壹派主张古典自由主义，在政治上反对极权、专制和权治，追求宪政、民主和法治，在思想上能在壹定程度上回应劳工和底层的平等权利诉求，在劳资关系上主张依照法律保护双方的市场地位和市场权利，在宏观经济和社会层面，主张必要而有限的政府干预和最低限度的社会保障；偏左的壹派在上述观点的基础上，进壹步呼吁落实劳工阶级更多的自由和平等，可以称其为左翼自由主义或社会自由主义。

对于这壹派，如果按中国模式的左右划分，即以拥护现存制度为左，以改变现存制度为右的话，它是典型的右派；但如果按西方模式的左右划分，那么它只是相对于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兴的社会主义思潮和运动才是右的、保守的，相对于正在利用、扭曲市场经济并阻挠公正合理的市场经济成长的极右力量，它又是左的、进步的，其中甚至有人是主张激进革命的。

（3）处于中左位置的是劳工阶级的主体部分及其意识形态。劳工阶级是随着工业化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与新生的民间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壹起出现并发展起来的，迄今总数已经达到三亿五千万之巨，加上其附属人口，成为当代中国人数最多的阶级。应该说，它的阶级意识的发展，在时间上是落后于民间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发展的，但随着市场经济不可逆转的发展，劳工阶级的主体部分，由最初的茫然、随大流到接受、认同这壹趋势，再进壹步则积极要求在市场经济社会中提升自己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地位，这样壹种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与社会民主主义的理念是壹致的，尽管工人中知道这壹中左思潮的还很少，但在2010—2015年当代中国劳工运动第壹波高潮中，参与其中的先进工人大都接受了多数劳工机构倡导的工联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同属于中左，比社会民主主义再左壹点的是民主社会主义，两者的主要区别是，社会民主主义更重视劳资集体谈判、产业行动和社会保障，而民主社会主义更重视经济民主、产业民主和所有制的改造。

社会民主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如果按中国模式的左右划分，它与自由主义壹样属于右派（凡是主张普世价值、市场经济与宪政民主法治的，在当局眼裏都是右派），但如果按西方模式划分，它是偏左的（中左），既是与偏右的自由主义（中右）相对而立的、各自代表劳资双方进行政治思想博弈的竞争对手，也是共同维护普世价值、市场经济与宪政民主法治的合作伙伴。当下中国的民间思想舆论，因为还没有普遍引进西方的左右划分，而是接受了官方的左右划分，结果是不知道有中左、宪政左派、民主左派，壹说到左，就不假思索地认为是马列毛左或极左，徒然地使极左垄断了全部左翼思想政治空间。这是壹种错误的看法。

（4）处于极左位置的是最底层民众及其意识形态。在权贵市场经济社会，出现了壹个垫底的阶层，或劳工阶级的最底层，主要包括原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在现存权贵市场经济中壹败涂地并且陷于绝望的城乡贫民，他们本能地、理所当然地趋向于接受马列毛左或极左。这裏有两种情况需要加以区别：壹些人依然相信官方鼓吹和标榜的、由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中国梦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认为共产党的宗旨和路线是没有问题的，有问题的主要是贪官汙吏，这是被官方成功洗脑的毛左或极左，本质上是极右，或形左实右，是奴才和太监思维，在网上又被人称之为“皇左”或者“自干五”；另壹些人则是真正的极左，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新生的极左，虽然他们与老的极左派（实际上是掌权的极右派）共享壹些基本的理论和思想资源，但他们认为正在掌权的共产党只是伪左派，是伪共产党，是已经蜕化变质的共产党，是背叛了工人阶级的政党，是壹个对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进行官僚资产阶级专政的政党，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对象。这壹派认为自己才是真正的共产党，肩负着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历史使命。

如果中国开放多党制与西方民主，根据阶级结构与意识形态情况会形成四个政党。

自由民主党：这是以中小资产阶级和中高层知识分子（两者合称为中产阶级、中间阶级）为社会基础的政党，会把促进市场自由竞争、保护私有财产和企业权利、减低税收与限制政府权力和规模等作为主要的政治目标和纲领。由于中产阶级占全国人口的比例较低，作为自由民主党上臺执政的选民基础不够厚实，因此自由民主党会向社会下层争取选票，但即使它不能成为执政党，也会成为最强大的在野党和反对党。

社会民主党：这是以工人阶级、农民阶级、下层知识分子为社会基础的政党，会把促进平等和公平正义、保护劳工权利、提高社会福利、征收累进税和遗产税、增加公共产品和服务等作为主要的政治目标和纲领。社会民主党能够影响和号召的选民人数最多，在转型以后很可能首先成为执政党，但随着市场经济的进壹步发展和中产阶级人数的不断增多，社会民主党和自由民主党会进入常规的政党轮替。

新共产党：在壹个较长的、可以预见的转型时期，经济会处于低迷状态，市场经济还不完善、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以及社会福利还不够，贫富差别还很大，因此，工人阶级、农民阶级、下层知识分子中最底层的那壹部分，由于在市场经济中缺乏上升的空间而陷入绝望之中，就会产生否定私有制和市场经济的激进要求，会依据原教旨马克思主义和毛主义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共产党，也是最左翼的政党。

保守党：即使完成了社会和政治转型，在市场经济和宪政民主条件下，仍然会存在并且会重新产生壹个非常富有的大资产阶级，其中包括壹些投机革命、摇身壹变的前共产党权贵官僚，和壹些做大做强的民营资本家，他们天生倾向于垄断市场并且会要求相应的政治权力，会通过金钱的力量形成院外压力集团对国家权力施加影响，并会依据精英主义、国家主义、儒家等意识形态，形成最右翼的政党。

中国社会的工人阶级的困境

作者 独立工会 写于 二零一八年

　　执行摘要

　　2018 年 11 月 21 日，中国劳工观察收到了壹份来自东莞东原电子厂的壹位工人关于该工厂工作环境的投诉举报。据这位工人称，工人每月要工作 170 个小时，并只有 15 分钟的用餐时间。另外，这家工厂还雇佣了大量派遣工，其数量远超法律规定。在接到投诉后，中国劳工观察派遣了壹位调查员深入该工厂进行秘密调查，与工人们壹同工作，并对工厂工人进行访谈。这是中国劳工观察第壹次调查东莞东原电子厂。

　　东莞东原电子厂位于广东省，是惠州三星电子的主要供应商，主要生产手机充电器以及车载充电器。这家工厂雇佣了大约 500 名工人。

　　调查员在该工厂连续工作了几周，发现了该工厂壹系列违反劳工权益的问题：

　　没有职前安全培训。调查员只接受了三分钟左右的关于如何使用他工位的机器的演示指导工资并非在辞职当天付清，无论辞职、在职，工资统壹在当月 28 日左右发放工人签署空白合同工人经常每个月加班大约 55 小时，在生产高峰期期间，工人每月加班超过 100 小时临时工没有加班费。不论加班与否，他们的工资均为壹小时 15 元人民币工厂未能为工人提供足够的劳动安全保护设施。焊接工位会产生有害烟雾，冲压机工位会产生大量噪音，然而这些工位的工人并未得到劳动保护设施调查员所居宿舍中有臭虫该工厂没有任何关于工会的信息，工人也不确定工会是否存在。调查员并未听说过工人热线。如果工人遇到问题，他们只能找线长或者车间领班公司简介东莞东原电子有限公司系韩国着名企业东原应肯株式会社的下属企业，是惠州三星电子重点供应商，于 2002 年 6 月在东莞成立，註册资金 1500 万港币。公司地处东莞市寮步镇浮竹山工业区。随着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公司先后在山东威海、越南等地投资建立生产基地1。公司主要生产手机充电器及车载充电器2。主要客户包括韩国三星、惠州三星、天津三星、越南三星。

　　工厂全名：东莞东原电子有限公司

　　主要产品：三星手机充电器

　　法人代表： 河棅朝

　　工厂地址：广东省东莞市寮步镇浮竹山工业区

　　联系电话：0769-83228000

　　主要客户：韩国三星、惠州三星、天津三星、越南三星员工总数：约五百人男女比例：约 1：1

　　受访人数：约 30 人

　　受访者男女比例：2：1

　　受访者所在部门：生产二部

　　访谈形式：匿名面谈

　　壹、入职及离职

　　入职政策

　　招工要求：

　　该厂在招聘简介中对工人无要求：“男女不限，符合法定工作年龄，具有本人有效身份证件”，但是在该厂生产车间门口张贴的壹份《关于内部介绍员工奖励的通知》，有明确的入职要求：初中以上文化；男 18-38 岁，女 18-40 岁。

　　招聘程序

　　该厂正门贴有招聘简介，每周壹、三、五上午安排招工面试，应聘者到该厂门口保安室道明来意，保安会打电话给人事文员到工厂大门口，文员来了之后，问几个基本问题：“妳怎么知道东原电子的、有没有老乡在厂裏？”、“以前做过什么工作、有没有电子厂的工作经验？”、“是否已婚、有没有亲戚朋友住在附近？”，之后就带应聘者进入工厂，到宿舍楼壹楼南侧的办公室办理入职手续。先让应聘者拿身份证，联网扫描确认身份信息真实有效，然后每人发壹张《员工信息登记表》，带求职者到隔壁的食堂大厅填表。填好后由文员收起，拿出用订书机钉在壹起的几张空白表格，要求职者照着壹份模板签字，需要签字的表格有《入职承诺书》、《录用条件确认书》、《职业病危害告知书》、《关于加班声明》、《东莞东原电子有限公司员工协议书》、《劳动合同补充协议》。而后文员收起表格，告诉应聘者到泉塘民众门诊部做入职体检，下午两点钟再来厂裏，交体检结果，签合同。

　　入职当日在将体检表交给文员后，应聘者与工厂签了两份合同，签完合同后，文员就发厂牌、分配宿舍，通知大家明天早上八点钟到人事办公室报到。次日早上到办公室，文员安排工人到办公楼二楼的行政办公室录指纹，每人录三个指纹。录完指纹，回到人事办公室，分配工作服：壹双袖套、壹件蓝色短袖静电服、壹顶蓝色静电帽、壹双拖鞋。然后文员带着大家到生产车间大楼北侧，分配鞋柜。大家穿戴静电鞋帽，由壹个车间管理人员带到生产车间二楼的休息区，等候安排工作。

　　入职途径：

　　工厂直接招聘, 中介招聘, 内部推荐

　　岗位分配：

　　员工被安排工作。壹般情况下，轻松的工位安排给了女工，累壹点的安排给男工。

　　未成年工：

　　招聘过程需要身份证原件扫描验证，很难有未成年人混入。根据调查员在工厂的观察，没有发现未成年工人，大部分工人是 35 岁以上；车间、产线管理人员年轻壹些，很多是二十出头的。根据对工厂中层管理人员的访谈，往年秋冬会接收由中介安排到东原的学生工，今年不知何故，中介带来的壹大批临时工，都是 30 岁以上，比较大龄的，没有大批学生工进入。

　　体检：

　　应聘者到门诊部壹楼领取体检表，缴费 50 元，填写个人信息后，到二楼体检，体检内容主要是两项：验血、心电图。结果当即打印出来，交给医生签字确认，填写体检表。体检费由应聘者个人垫付，该厂会在第壹个月工资裏返还。没有离职体检。

　　入职培训：

　　入职前无培训。据调查员所述，入职前仅由线长展示了如何操作机器，过程不足三分钟。

　　试用期：

　　工人试用期为三个月。试用期内辞职，需提前三天通知厂方，填写辞职单。

　　离职政策

　　合同期内辞职，需提前壹个月通知。该厂只在每周三办理辞职手续。辞职不结算工资。无论辞职、在职，工资统壹在当月 28 日左右发放到工人的银行卡。

　　二、劳动合同

　　签署过程

　　入职当日在将体检表交给文员后，应聘者与工厂签了两份合同，应聘者被要求当即填写乙方个人信息、在末页签名、按手印，有应聘者问合同内空白处怎么填写，文员说“这个妳们不用管，我们收上去后会填的”。签完合同后合同被当即收回，壹般在入职壹个月后发还合同副本。因调查时间有限，调查员未能获取劳动合同副本。签署劳动合同的过程中没有人对合同内容做过讲解。

　　合同内容

　　签署合同的时间不足五分钟，应聘者甚至没有时间看完合同全文，文员全程盯着，无法拍照记录，合同内文具体款项未知。

　　三、工作时间

　　工作时间

　　每天正常工作 8 小时，每周工作 5 天，每月工作 22 天。壹般情况下，每天加班 2 小时，星期五不加班。白班部分产线的加班时间会延长，有时候加班 4 小时。双休日偶尔需要加壹天班。月总加班时长壹般为 55 小时左右。旺季壹般在九月、十月，常常加班 4 小时，月总加班时长达到 100小时以上。不愿意加班的工人口头通知所在生产线的线长即可。每天的休息时间可以达到 10 小时。每周至少休息壹天。每个月白班和夜班对调，两班制工人换班时有连续 24 小时的休息时间，每班次吃饭时间壹小时。

　　调查员在组装车间上夜班，该车间有七条流水线，白班时候是七条全开，夜班时候只开三条。因此白班尚有四条流水线可以安排加班。夜班的加班壹般是两小时，最长也上不会超过 2.5 小时，在白班上班之前夜班已经下班了，不会和白班冲突。

　　夜班补贴是 18 元，相当于壹个小时的加班费。如果白夜班月总工时壹样，那么夜班人员工资会比白班多 500 元，这会引起工人的不平衡心理，可能导致有的工人主动要求连续上几个月的夜班。间歇性地轮流安排白班的各线加班时间延长到 3 小时或 4 小时，也是为了让白夜班工人工资总额基本相等。

　　作息时间

　　上午（上半夜） 下午（下半夜） 加班

　　白班 8:00——10:00

　　10:10——12:00

　　13:00——15:00

　　15:10——17:00

　　18:00——20:00

　　夜班 20:00——22:00

　　22:10——0:00

　　1:00——3:00

　　3:10——5:00

　　6:00——8:00

　　生产线根据自动化程度，规定了不同的的产量指标。调查员所在的生产线，指标是每天 10000～11000 个充电器；有的流水线自动化程度高，工人安排得多，指标会达到 17000 个充电器。在机器稳定无故障的前提下，可以完成产量指标。如果冲压设备故障，常常需要半小时以上维修处理，就不容易完成指标。有的充电器外壳尺寸偏小，导致安装电路板工序的工人很难准确地完成，则会大大降低流水线速度，基本完不成产量；遇到这种情况，工人手指则皮肤破损、疼痛，需要休息或者轮流换人操作。

　　对工人而言，完不成指标没有处罚。根据工人讲述，如果某条流水线多次达不到产量目标，管理人员很可能不安排该线的加班，导致工人们没机会拿加班费，只能领基本工资。在调查期间，没

　　有完不成指标的情况，大部分情况下，可以在六点半之前完成任务。

　　因为两班制，没有提前上班、延时下班的情况。工时记录通过指纹打卡机，因为该厂工人很少，打卡排队壹般不超过 2 分钟。工时记录会在每月初由线长打印出来给该生产线的每个人过目，如果记录有误，可以立即提出，要求行政人员纠正。大概每周开会壹次，壹般不超过五分钟，开会时间在工作时间内。

　　以 2019 年 2 月份的第 7 线加班工时统计为例（如下图所示）。该工线共 22 人，有 20 人是 2019年 2 月入职的新员工。该月工人周壹至周五加班以 4 小时为主，周六周日上班产生的工时属于加班。该线工人有壹半是中介派遣工，中介公司有佳信、众才、宏成、鑫达。

　　四、劳动报酬及福利

　　报酬

　　正式工月薪壹般是 3000 元左右，薪资为计时工资，包含 1770 元基本工资（大约 10.17 元/小时），以及加班费（平时加班 15.26 元/小时，周末加班 20.34 元/小时）、夜班补贴（18 元/日），工作满壹年有每月 70 元的工龄津贴。没有全勤奖励，也没有补助。该厂固定每月 28 日发放上月的工资，直接进入工人的银行卡账户。

　　临时工的工资统壹由中介发放，壹般是发现金，或者直接转账到工人的微信。中介给临时工的招聘承诺是不论加班与否均是 15 元/时，保底 3600 元。如果工厂正常运转，每月上班时间达到 240小时以上，那么，临时工的工资就是工时*15，高于 3600 元。如果工厂因为排班不合理或者订单减少导致开工不足 240 小时，那么不按照 15 元/时计算，在临时工没有请假或违纪的前提下，该月薪水 3600 元；如果该月开工不足 240 小时，而临时工有请假记录，那么该月薪资仍然按照工时*15 计算，实际少于 3600 元。

　　正式工有工资条，临时工没有工资条。调查期间没有获得工资条，未知工资条明细。

　　根据对资深工人的访谈，调查员了解到，在 2018 年度裏，大多数时候月薪是三千元左右，只有九月、十月订单多的时候加班多，月薪达到四千七。因为收入偏低，该厂工人流动性较大，多数人做几个月就辞职离开了。少数在厂时间长的，有机会被提升为线长，线长的基本工资按每月2800 元计算，月综合工资可以在五千元以上。

　　休假：

　　法定节假日休息，支付基本工资。工作满壹年，有 5 天年假，期间有基本工资。该厂没有员工手册，调查期间没有得到有关病、丧、产、婚假的情况。

　　社保：

　　社保个人缴纳部分 276 元，在工资中扣除；该厂会为工人购买社会保险，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

　　福利设施：

　　厂内唯壹的福利设施是篮球场，只有壹个篮球架，位于行政办公楼门口。下图是消防演习时，工人在篮球场集合，管理人员在讲解消防安全知识，背后黄色建筑为行政办公楼。

　　五、食宿条件

　　伙食条件

　　工厂食宿免费。食堂饭菜品质普通，米饭供应充足，工人可自取。因为菜品往往缺油少肉，味道寡淡，部分工人自己制作腌渍酸菜，或者买辣椒酱、豆腐乳，带到食堂下饭菜。工人可以自主选择是否在食堂就餐、在宿舍住。不在食堂就餐的，没有补贴。因为该厂周边环境荒芜，没有商店、饭店，因此大多数工人别无选择，只能在食堂用餐。少部分工人自己有摩托车或电动车，有条件离开厂区回到自己的出租屋吃饭。

　　宿舍条件

　　工厂食宿免费。普通工人宿舍额定住八人，四张双层铁架子床，两只电风扇。两个洗澡间，两个卫生间。不住厂裏宿舍，也不会提供租房补贴。有大量工人在工厂附近的城中村租房，壹室壹厅房租约 300 元。

　　六、职业安全和劳动保护

　　安全设备

　　车间是开放式的，没有开空调，门窗长期敞开通风。车间是有空调的，但很少开。部分工位如焊锡作业，有专门的抽风换气设施。各通道畅通，车间内保持开灯，明亮干净。车间内气温壹般在30℃左右，比较燥热。冬天偶尔会降温到 16℃，需要关窗御寒。车间内有急救箱，是空的，贴有药品目录。工人如果需要使用药品，必须到车间办公室找管理人员领取。

　　劳保用品

　　焊锡作业会产生有害烟尘，冲压作业会产生噪音，工位上方悬挂着相应的标识和危害告知卡，但是这两个工位的工人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劳保用品。如下图，冲压机器操作员没有耳塞或耳罩，焊锡作业员也没有护目镜、口罩。其他工位的工人会每天发放手套，使用过程中磨损、破坏，可以随时向线长索取。再无其他劳保用品发放。

　　环境健康安全委员会

　　员工没有听说过环境健康安全委员会，上岗前也没有受到任何培训。

　　工伤

　　没有了解到工伤事故的信息。调查期间，厂区内为东原电子厂供应充电器外壳的相誌电子厂312月 20 日发生壹起死亡事件，据工人传闻，死者是相誌厂的司机，因饮酒过量猝死。调查员多方查探，未能得到更确切的消息。

　　七、消防

　　车间、宿舍的通道、紧急出口有清晰标识、照明充足、无杂物阻塞，紧急出口通畅无障碍。车间、宿舍大多数消防栓、灭火器有定期检点，点检日期多在每月上旬。调查期间发现宿舍楼内有灭火器上点检表是空白的，没有定期检查的记录。该厂每半年举行壹次消防演习，最近的壹次是12 月 14 日，上午 8:00-8:40。

　　八、奖惩管理

　　该厂不提供员工手册，也没有公开任何规章制度。车间入口张贴壹份《关于内部介绍员工的奖励通知》，该厂人员每介绍壹名亲友入职生产工人，厂方会奖励介绍人 150 元。根据壹份火警处理通告了解到，该厂有《宿舍管理规定》，并因为在宿舍用电磁炉做饭触发烟雾报警器，而取消了两个宿舍的宿舍长津贴。据了解，该厂只有女工宿舍安排有宿舍长，津贴每月 30 元，负责宿舍卫生环境、安全管理。男工宿舍没有宿舍长。

　　九、劳工协会和投诉

　　工会

　　该厂没有公开有关工会的信息，工人们普遍不知是否存在工会，也没有听闻职工大会，没有职工热线。

　　投诉渠道

　　工人遇到问题，只能找线长或者车间领班。

　　十、其他

　　员工关系

　　没有过罢工情况，没有接触到审计相关情况。

　　没有搜身，也没有检查行李。工人与直接管理者就是流水线的线长，关系相对融洽，没有起过冲突。但是更高层的管理人员，在工人心目中就比较凶。比如有的工人在上班时戴着耳机听歌，会被车间主管大声辱骂，要求工人把耳机收起来。

　　工人满意度

　　伙食条件和住宿环境基本上没有人满意，经常有工人在打饭窗口看壹眼裏面的菜就面露嫌恶，放弃排队，去小卖部买方便面吃。该厂没有福利，谈到全勤奖的时候，有工人说：“这个厂抠门得很，连全勤奖都没。”基层工人没有机会与管理层、行政人员打交道，对他们无感。工作环境满意度尚可，车间除了机器声比较嘈杂，总体环境比较干净。

　　人身自由

　　上班期间工人需要饮水、如厕，得通知线长来顶位，才能离开。流水线的传送速度、产量额度是基本固定的，任何壹个工位临时缺人，都会导致生产停滞，影响整条流水线的运行，因此离岗人员留下的工作量需要有人接替完成，壹般是线长。

　　进出工厂、车间不会搜查。车间入口安排有门禁，保安值守，工人出车间经过门禁时，保安会用金属探测器扫描每个人。如下图，车间入口贴有壹张《通知》，第四条“因所有金属物品都会引发报警，进出安检门时需将手机、钥匙等金属物件放在旁边的滑槽再通过安检门，以免引起报警；建议大家更换塑料的皮带头、内衣等穿戴物品，以免引起误报，如有报警时， 请配合保安进行安检检査！”

　　调查员没有发现人身侵害、侮辱、性骚扰的情况。

调查员日记

　　到东原电子厂的第壹天，办理入职手续、分配宿舍后，就和新同事壹起去采买床垫、枕头、毯子等生活用品。东原厂四周要么是荒草，要么是树林，问工厂门口的保安才知道，需要走五分钟，穿过高速路的地下隧道到路对面浮竹山村，那边集中有数百家工厂，配套的商业服务比较完善，会有小卖部、餐馆。买好东西，我请新同事吃了晚饭，然后壹起回到厂裏。我选了壹个下铺，把床铺好，洗漱后躺下睡觉。不到半小时，感到身上奇痒难忍，起身壹抓，壹只臭虫啪地掉落在床单上。我大吃壹惊，赶紧检查床铺，只见好几只臭虫飞快爬来爬去，立刻捏死它们，又看到墙上也有臭虫。不得已，我把毯子、床垫都拉下来，抱到阳臺上拍打抖抻，确保没有臭虫，铺到另壹个架子床的上铺，才睡到壹个踏实的觉。刚进来的时候还奇怪，为什么宿舍裏的工人有下铺却空着不睡，都睡在上铺，原来是躲避臭虫的侵扰。双子铁架子床铺上下扶手、踏梯、铁柱表面都刷过油漆，光滑无比，臭虫基本爬不上去，只能待在下铺的木板缝隙裏。

　　到第二天下午八点开始上班，我被分配在装配流水线的测试工位。线长带我到工位，示范了三分钟操作测试机器的步骤、方法，就让我上手了。刚开始动作生疏，手脚慢壹些，线长反復过来催促“测试的快壹点！”，我跟他说“我才刚上班，总要有个适应的过程，慢慢地做熟练了才能快啊”，他说“不能让妳慢慢来，我们都是有产量任务的”。管理人员反復催促叫喊，给我们新工人施加了挺大的心理压力，有的人忍不住抱怨“我们拿的都是计时工资，又不是计件工资，有必要催命壹样催催催吗？”后来与壹些进厂稍久的工人讨论这个事情，才知道，虽然大家都是计时工资，但是产线都是以做得更多更快为目标的，因为这是厂方考核线长、生厂管理人员的主要标准，如果月度总结哪个线的产量连续排在倒数，线长会被厂方批评。

　　手忙脚乱地度过两个小时，还是跟不上流水线的速度，我面前积压了几十个半成品充电器等待测试，线长只好让我休息壹下，他到我的工位来测试，手速飞快，五分钟就清理完我积压的半成品。车间规定是每上两小时班休息十分钟，流水线暂停运行。这时感到肩膀有点酸痛，就跟旁边工位的人说了。他说，“妳没来之前，我在妳这个工 位顶过壹天班，也是肩膀疼得不得了，这个工位就这样的。我之前认识壹个人在妳这个工位做了三个月，也坚持下来了，人家能忍的，妳也可以忍过去的”。然后他给我展示他的手指头，已经磨得指肚上布满毛刺，裂了口子，直接看到裏面红色的肉，他说：“妳看我这个工位装盖子，每次只需要按壹下，很简单吧？壹天按壹万个，手指头怎么都会磨破的。妳说疼不疼？能不疼吗？每次洗澡，手指泡在水裏面的时候，疼得直叫唤。疼也要做啊，不然吃什么？”

　　休息十分钟后，流水线开动起来了。忍着肩膀传来的壹阵阵酸痛，继续测试，慢慢地找到技巧，怎样省时省力，尽可能做快壹些，跟上产线的节奏。壹般习惯是坐着测试，手拿取、拔出测试机器上的充电器时，是曲臂悬空前伸，类似坐在电脑桌前打字的姿势，然后依靠肩膀带动大臂和手指的力量，拔出充电器或者插入充电器，这个过程肩膀的力量在传导过程中壹半损耗在平行抬高手肘的动作上了，很不经济，这样的动作重復几十次，肩膀就会酸痛。如果换壹个姿势，站起来操作，手臂下垂，插入、拔出测试机器上的充电器的时候，不再依赖肩背用力，而是用手腕带动手指施力，相对来说就很轻松了。因此每当工位上积累较多待测的充电器，我就站着测试，可以很快地跟上产线速度。但是站立工作也有弊端，因为测试工作需要盯着测试仪表的液晶显示盘，观察测试数值是否在规定区间，站立测试就得保持低垂着脑袋的姿势才看得到显示盘，这个姿势超过十分钟，颈椎会承受比较大的压力，而坐着测试基本可以保持平视显示盘。所以壹般情况下，仍然是坐着测试，只有感觉堆货太多或者上游来料加快的时候，才会站立测试。总体上说，要么坐着肩膀疼，要么站起来脖子疼脚疼。

　　到十二点钟，车间电铃响起，就可以下班吃饭了。工人们在食堂吃过之后，要么在楼下抽烟聊天，要么在花坛边坐着玩手机游戏、看抖音小视频，也有壹小部分工人会到车间休息区躺下睡觉。快到壹点的时候，陆续到车间门口打卡上班。下半夜的车间整体相对安静壹些，大家基本上都有点困意，在工位上默默地做事，手头动作也慢壹点，只听到机器哐当哐当的声音。三点钟、五点钟各有十分钟的休息时间，这两个时间，好多人就会因为熬不住困，在工位上打壹个盹儿，睡上几分钟，减轻疲劳感。到五点半的时候，已经是不少人壹边哈欠连天壹边流着眼泪，线长这时候就会来回鼓劲：“别睡觉啊，快达到产量了哦，再加把油，六点半就可以收线了。”。壹般情况下，六点半之前是可以完成产量目标的。有时候流水线上某臺机器出故障，维修时间长了壹点，就必须做到六点四十五才能停下来。收线，就是停下流水线，清理物料，计算产量，打扫卫生，准备下班。即使是完成产量了，也不能提前下班，必须等到七点钟打卡才能下班。有壹次，等待下班的工人聚集在休息区聊天，工厂的干部偶尔看到了，发了壹通脾气，命令工人们必须回到工位上开工，直到七点钟下班才可以停下。有的人不满，说我们已经做够目标产量了，可以休息了。那个干部立刻否认说：什么产量不产量的，现在是上班时间，妳们就必须在工位上工作，立即开工。线长只好乖乖地打开流水线，工人们忿忿不平地做到七点钟，到下班时，总产量比平时多了近壹千个。

　　七点下班后，工人们聚集到食堂吃早餐。十二点吃壹餐，壹直到七点，中间上六小时班，没得吃，大家都很饿。食堂早餐壹般是水煮方便面，或者是蛋炒饭，煮细粉。吃过早餐，就会到宿舍睡觉了。有个与我同壹批入职的工人，下班后我看到他的左手食指、中指各起了壹个大水泡，疼得厉害，他旁边的工人说：“刚来是这样的，过壹个星期，水泡消了，就好了，忍几天吧”。

中国社会的工人阶级的本质

作者 中国劳工观察 写于 二零一九年

执行摘要

　　1）背景：中国经济奇迹背后的阴影

　　自 1970 年代后期，中国经济迎来了长达 30 年的爆炸性增长。拥有 14 亿人口，中国目前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众所周知，中国经济奇迹使数亿人脱离贫困，也使中国成为全球化浪潮中的主要参与者。现今的中国还出现了壹批中产阶级，他们消费各种商品及服务，并对中国繁荣富裕的未来充满信心。

　　但是这种经济转型有其阴暗面。它牺牲了很大壹部分中国人口，而外来劳工正是壹例。外来劳工在中国又被称为「农民工「（下称农民工），通常来自中国较贫苦的农业地区。据估计，大约有 2.9 亿的农民工在中国的製造业工厂工作，例如：电子业、纺织品业以及玩具工厂等。农民工的付出，使中国获得了「世界工厂」的称号。但因为中国户口制度的规定，这些农民工终其壹生也仍然是自己所居住城市的外来者，例如在拥有大量工厂的城市，像广东省，因为严格的法规限制，农村居民几乎不可能取得当地的户口。而这样的后果是严重的，新兴的无产阶级无法享受和其他公民同等的基本公共服务，例如儿童教育和医疗保健服务中就存在不平等现象。约有三分之壹的农民工是女性。过去几十年来，中国壹直试图转变自己的定位，由世界工厂转变为服务型经济，但这群被边缘化的农民工仍然是玩具製造业等加工厂中的主要劳动力。据 2018 年的调查，大约 30%的农民工在製造业就职，50%则是在服务业工作。中国政府颁布了详尽的劳动法，儘管缺乏结社自由，但工人能享有壹定的保障，例如，工人有权利按时获得全额的工资、正式的劳动合同、每周 40 小时的正常工作时间、合法加班费（加班费为时薪的固定倍率）、社会保险以及合同结束时合理的遣散费。此外，劳动法里还包括了同工同酬，以及针对职场歧视的相关保护措施。几项保障妇女权利的法律也明文禁止僱主对妇女的职场性骚扰。然而，这些劳动法及相关保护法律实际没有得到有效执行，特别是在农民工就职的工厂，劳动条件尤其恶劣。许多人权活动家、记者调查员以及劳工权益相关的非政府组织记录了壹系列关于中国工厂侵犯劳工权利的情况。中国劳工观察组织对玩具产业进行了多次的调查，发现许多严重违反中国劳动法的行为。这些侵权行为包括加班时间过多，极低的基本工资（低到不足以保障工人有尊严的生活）。同时中国劳工观察也发现，许多工人在工作中会接触到有毒的化学物质，暴露在危险的工作环境中。然而地方政府因为高度依赖外来投资以促进经济发展，所以对于这些工厂中权利侵犯的状况视而不见，也未能妥善地施行劳动法中的规定。

　　对于外国的跨国公司而言，为了避免损害声誉，它们通常会颁布供应商行为准则，列出供应商必须尊重的权利以及应保障的工作条件，其中包括：合适的工资、合理的工时、解决歧视问题的投诉渠道等。公司方经常声明，他们会利用审计系统来核实工厂是否遵守了这些规范。虽然他们的意图是好的，却没有带来什麽改变，也说明了跨国公司只是在做表面功夫。原因很简单，不仅跨国公司不会专註解决供应链中的问题，而且它们的存在本身就是在对问题推波助澜。跨国公司会压低製成品的价格，并要求短期内交货，迫使数家工厂竞争壹份短期合同或订单。这要求工厂生产有极大的灵活性。年復壹年，跨国公司的要求使得工厂对劳工的剥削不断加重，甚至那些承诺维护人权的公司也在公然侵犯为他们製造产品的工人的权益。

　　此外，由于近期政治环境逐渐收紧，开展针对中国劳工权益问题的活动越发困难。自 1990 年代初起，劳工权利活动家以及非政府组织开始向工人提供法律援助，以提高工人对于劳工权利以及法律的认识；也举办了不少培训班，教会工人如何与管理层进行集体谈判。大部分劳工权益活动家活跃在珠江三角洲，那裡也是製造业最蓬勃发展的地区。然而，自 2013 年习近平主席上台以来，对维权活动加大管控，甚至镇压活动，拘留女权活动家、劳工倡议分子以及人权律师。在曾经相对开放的环境中，劳工权利组织尚能运作，现在却必须缩减规模或者转变为社区服务组织。

　　部分劳工权利组织甚至不得不选择关门大吉。在去年夏天，由工会组织的深圳佳士工人维权事件就受到工厂的严厉打压。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表达了对工人的支持，其中壹些人甚至自发前往深圳参加抗议活动。但政府的反应却是逮捕学生和工人，拘留非政府组织和民间社会组织的工作人员。任意的逮捕与拘留壹直延续到了今年，甚至波及到与佳士事件无关的人们。小结：玩具工厂的工作环境自 2001 年起，中国劳工观察陆续发布了壹系列关于中国境内玩具工厂的工作环境报告。我们的目标是曝光剥削中国工人的大型玩具工厂。令人震惊的是，许多原本就有的问题壹直延续到了今天依然存在。

　　· 工人只能获得最低收入标准的薪资，并不能维持日常生活水平。工人只有在旺季时通过超额加班才能挣到足够的钱。

　　· 儘管中国劳工法规定，每个月加班时间不能超过 36 小时。在我们调查的工厂中，工人旺季每个月却要加班 60 到 126 小时。永辉工厂的工人甚至连法律规定的每周壹天休假都没

　　有。

　　· 上岗前安全培训是必要的，包括如何处理有害物质、如何安全地操作有造成永久损伤风险的机械等。工人们却没有参加法律要求的岗前 24 小时安全培训。工人也没有拿到足够的个人防护用品，只有部分工厂会偶尔发放面罩手套和耳塞。壹方面发放个人防护用品与否是个问题，而另壹方面，发放的用具能否真正起到防护作用也有待商榷。

　　· 工厂宿舍楼通常环境恶劣，房间拥挤、卫生条件糟糕、臭虫滋生，也没有热水和存放贵重物品的设施。

　　· 至今没有壹家工厂有独立的工会来代表工人的利益，厂里也没有有效的投诉渠道。工人只能跟线长或者组长反映问题，很多时候工人只能选择辞职或者继续忍耐。

　　· 女性工人经常是被言语暴力和性骚扰的对象。相较于男性工人，女性工人也很少晋陞到管理层。怀孕的工人不会得到任何特殊对待，会照常加班、上夜班、暴露在有害物质中。

　　当然，对比早年的调查结果，玩具厂也有壹些进步。儘管改善很有限，但是说明曝光品牌商和工厂的工人权益问题对改善他们的工作环境还是起到了积极作用。以下是壹些主要的改变：

　　· 旺季每日工作时间从平均超过 14 小时降到了现在的平均 11 小时。

　　· 工人薪资随着本地最低工资标准上涨而得到了提高。例如广州最低工资标准从 2013 年的1550 元提升到了 2015 年的 1895 元，去年更是升到了 2100 元。然而生活成本也上升了，所以即使最低工资提高，在绝大多数玩具厂所在的中国南方城市裡，工人也很难维持正常水平的生活。

　　· 越来越多的工厂会为工人购买社保，儘管实际支付部分往往没有达到法律要求。

　　· 健康和安全管理也有进步。但是剧毒致癌化学物质苯还没有被禁绝，在玩具厂内依然广泛使用。这表明工厂还远远没有实现安全的工作环境。

　　· 拖欠薪资事件越来越少发生。以前即使被工厂拖欠工资，工人也不敢辞职， 因为辞职后就越发拿不到被拖欠的部分了。

　　· 前些年有过童工的报导。但在最近的调查中我们没有看到任何童工。

　　· 工人现在能够享有带薪病假、带薪产假、丧假和国家法定假期。

　　3) 玩具工厂的深度调查

　　今年我们对五家玩具工厂进行了调查，它们负责为世界各大玩具集团生产产品。五个工厂的工作环境类似。儘管我们的样本相对于全中国几千个玩具工厂来说只佔极小壹部分，但是如果这些规模较大的工厂也无法确保工人的良好工作环境，那我们只能假设其他更小的工厂只会更糟糕。

　　工厂名 品牌商

　　华登（河源）玩具製品

　　有限公司

　　迪士尼, BuzzBee

　　东莞港鑫实业有限公司 Basic Fun!, 迪士尼, 孩之宝, fGTeev.

　　佛山南海美泰精密压铸

　　公司

　　美泰

　　东莞永辉轻胶製品有限

　　公司

　　乐高乐园, 乐高，迪士尼

　　东莞盈峰塑胶电子製品

　　有限公司

　　孩之宝 (Plumber Pants, 金 刚 战 士 , Toilet Trouble, 变 形 金 刚 ,Porcupine Pop, Nerf), MGA Entertainment (L.O.L! and PoopsieSlime Surprise), Inspiration Works, Melissa & Doug今年玩具报告中的重点现象关于中国玩具工厂今年的重点，我们想要强调五个现象，将在下文中详细陈述。正如报告所述，若想保持在全球市场中的竞争力，包括玩具业在内的製造业需面对巨大的挑战。

　　维生工资，不能再少

　　维生工资的定义是「壹个工人正常壹天的工作报酬足够支持他壹家四口的生活支出。生活支出指食物、水、住宿、教育、医疗、交通、衣物和包括应对意外状况的储蓄金在内的其他必要支出。」《人权宣言》第二十三条阐明，维生工资是人权的壹部分。那麽，中国的维生工资应该是多少？

　　全球维生工资联盟在 2015 年调查了壹个家庭基础的维生工资。机构得出的结论是，想要在深圳维持正常水平的生活，那麽家庭中每个人各需要 2818 元。玩具工厂壹直以来都将薪资维持在接近或等同于最低工资标准的水平。中国的最低工资这些年虽然随着住房和物价而上涨了，但是仍远少于维生工资。在广东省这个大量工厂的聚集地，最低工资标准有三年都没有变动，用以抑制不停上涨的生产成本，降低生产成本对中国经济竞争力的威胁。今年报告中的五个工厂都位于广东省，所在地最低工资从 1410 元到 1720 元不等。只有佛山美泰的 1860 元月薪比法律要求的最低工资要高壹点。即使与三年前的维生工资水平相比，这些工厂现在的薪资也远不达标。如果不超额加班，工人的工资就不能维持生活所需。因此，推行玩具产业的维生工资迫在眉睫。此外，许多玩具厂的工人都是农民工，因为无法承担城市的高消费而只能把家人留在乡下，而工人们大部分的工资都寄回给了老家的家人。

　　旺季时，即使算上超额加班所得，在华登工厂工作的工人也只能挣 3000 元，在港鑫的工人挣3400 到 3800 元，在佛山美泰 3400 到 4000 元，在永辉 3500 到 4000 元，在盈峰 3600 到4200 元。

　　超额的加班时长

　　超额加班与低薪资相辅相成，因为工人更倾向于通过加班挣 1.5 倍或者周末 2 倍的工资。据调查，儘管加班时长从 2001 到 2005 年间平均每月 150 小时，降低到现在旺季的月均 100 小时，但还是远远超出了合法的 36 小时壹个月。超额加班是玩具厂普遍存在的壹个问题。因为当圣诞节促销季之类的玩具销售旺季来临时，工厂就会逼工人加班赶单。

　　今年华登工厂工人平均壹个月加班 60 小时，虽然还是超出了合法的 36 小时，但是相比去年的加班时间极大地降低了。因为在去年的调查中，华登的加班时间是最长的，壹个月可达 175 小时。

　　在盈峰工人壹个月加班 109 小时，港鑫工人壹个月加班 99 小时。佛山美泰的工人壹个月加班110 小时。永辉的工人在旺季要强制加班，加班时间也是五个工厂中最长的，达到了 126 小时壹个月。工厂中也出现了工人连续工作十壹天没有休息的问题。儘管壹般可以自愿加班，但是工人往往选择加班以维持生计。今年我们发现，永辉和港鑫的工人在提前完成晚上的生产目标而提早下班的情况下，居然可以拿到满额加班费。这是壹大进步。然而同时我们也发现港鑫、佛山美泰和盈峰工厂提高了产量指标，工人的工时却没有变化。这样壹来，工厂订单量和出货日会直接对工人的身心健康造成负面影响。

　　劳工保护

　　玩具厂的工人需要直接接触壹系列有害物质，包括天那水，洗面水和其它的溶剂。车间里常常有壹股刺鼻的气味。儘管这些情况都有所改善，工人还是没有足够的保护措施。工人不确定自己接触的物质是什麽，工厂也没有给工人提供足够的安全设备和训练来确保他们在工位上受到了足够的保护。

　　今年大部分的工厂提供了壹些基本的个人安全用品，比如手套或者面罩。然而盈峰只有在审计时才给工人提供这些用品。在佛山美泰，只有部分工位上的工人有头盔和手套。但儘管发放了安全用品，工人们还是不确定这些用品是否能给他们提供足够的保障。例如永辉工人们带着简单的面罩还是能闻到车间里有毒的化学物质。

　　中国的劳动法要求，接触有害物质的岗位需做入职和离职体检。今年只有港鑫和佛山美泰要求工人必须体检。盈峰会给喷油部的工人提供入职体检和月度体检。华登和永辉并没有提供任何的体检。

　　儘管政府要求工人必须接受 24 小时的入职前安全培训，但是所有的工厂都没有达到这项要求。

　　港鑫、佛山美泰和盈峰提供了部分训练，但是教学中并没有包括工人会接触的化学品种类和其他生产风险以及防范措施。

　　生活条件与社会安全

　　玩具行业中大量的工人是从农村地区来到广东省的农民工。因为他们多在工厂里工作与生活，所以工厂的宿舍条件是评估工厂的重要因素。除此之外，由于工人几乎把所有时间都花在工厂里，工厂的管理文化不仅仅影响他们的工作，也影响他们的生活。另壹个影响工人生活的重要因素是社会保障。随着中国製造业劳动力老龄化，许多工人为了社会保险的问题而挣扎，仍然有许多工厂没有主动无条件地为所有工人缴交足够的社会保险费用。中国的社会保险法规定，僱主必须向所有工人提供社会保险以及住房公积金。工人及僱主双方都要缴纳壹笔费用以参加社保。中国的社会保险包含了五个方面：养老金、医疗、生育、失业和工伤。住房公积金则是帮助工人存钱购买、租用或者维修房屋的资金。最后，强制性的带薪休假也是农民工问题的另壹项重要议题。

　　华登工厂的生活条件不佳。八至十名工人共享壹间宿舍房，而且浴室没有热水。自去年以来，休假政策得到了改善，因此工人现在可以休假。然而，并不清楚华登工厂是否提供带薪休假。工厂会为工人购买社会保险，但仅适用于年龄小于 50 岁的工人。管理文化已经明显放松，但罚款制度依然存在，工人会因为轻微的违规行为而被罚款，例如：在宿舍开灯。

　　盈峰工厂的宿舍条件壹样糟糕。十至十五名工人共享壹间房间及壹个风扇。因为宿舍房间非常热，有时后会有工人在走廊上睡觉。工人需要自带毯子和枕头。宿舍非常髒乱，壹些上下铺的床板很薄，甚至边角会翘起，房间里也有臭虫的问题。因为有太多的工人，排队淋浴大约需要等两个小时左右。工厂提供了带薪休假併为工人依法购买保险。但总体的管理文化是建立在辱骂员工之上的，工人得不到正常的尊重，也经常被主管大吼大叫。

　　佛山南海美泰工厂在宿舍里安装了空调，但因为宿舍空间不足，壹间房仍然挤了八位工人，甚至部分工人要住到另壹家工厂的宿舍里——因为宿舍空房不足。而另外壹家工厂的宿舍环境相对更差。佛山美泰支付了必要的社会保险费用，并给员工提供带薪病假以及法定假期。然而，佛山美泰的管理文化并不友好，有时候会侮辱员工。管理人员对新员工相当粗鲁，甚至大吼大叫。在受採访的十位女工中，有三位表示自己在工厂受到骚扰，调查员本人也觉得在工厂不安全。

　　港鑫工厂的生活条件相对良好，六至七人住壹间宿舍，房间里有空调和卫生间。工厂提供带薪病假以及法定假期。但工厂没有主动给工人购买社会保险，而是要求工人自行向工厂提出申请购买。

　　港鑫的管理文化总体而言相当宽松，工人可以自行离开生产线去卫生间，也可以在工作期间相互交谈或听音乐。

　　永辉工厂提供免费的宿舍给工人，但住宿条件非常糟糕。通常三至四人住壹间房，但房裡有臭虫，同时，禁止工人在白天使用电灯。因为只有在宿舍走廊有热水房，所以工人必须去热水房打水回卫生间洗澡，而且热水只在特定时段提供。工厂会为正式工购买保险，但并没有替临时工购买。

　　但工厂会提供带薪休假给工人。

　　工人代表

　　在中国，工人代表是壹个微妙的问题，工人没有权利自由地组建社团。工人组织的工会都隶属于中华全国总工会（ACFTU），这也是全国唯壹合法的工会。儘管中华全国总工会招募了 3 亿多名会员，并致力于增加会员数量，但在工作场所中的工会往往只有壹个形式，很少成为协助工人解决问题的渠道。我们先前的调查工作显示，即使我们在工厂中看到了工会，工会领导人也壹般是由工厂管理层任命的，而不是由工人选举产生。通常工人也不知道工会的功能。因为没有工人代表，也没有实际有效的工会，大部分的工人只能无条件接受工厂的要求或者向他们的车间线长反映问题。

　　4） 女性工人面对的不公平的对待、歧视、性别暴力IETP 的数据显示，全世界的玩具工厂的劳动力中女性工人占 60%。在中国女性占劳动力的57%，但是平均收入比做类似工作的男性要低 35%，在「全球性别收入差指数」中排倒数第三。

　　在招工广告上强调性别的很少。但是性别不平等会特别体现在男女工人占管理层职位的比例上，其中男性工人占管理层职位绝大多数，女性工人占普通工人、线长和组长中的大多数。这个现象的理由很多：玩具业，儘管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并不像如建筑业壹样要求体力。虽然收入很低，但许多学历低的大龄女性工人依然愿意长时间待在玩具工厂。因为比起高薪资，这类工人更在意稳定的工作，以及避免离职后找不到工作。

　　许多工厂倾向于招聘女性工人，因为中国社会仍然将女性看作为更容易驯服、听命令、很少製造麻烦的人。然而与此相反的是，女性工人常常会在罢工和抗议中站到最前线，面对警察的暴力威胁时将男性工友护在身后。她们越来越有组织，积极参与集体谈判，并且担任工人代表去和管理层谈判。例如去年三月的国际妇女节时，专门做奢侈提包的世门工厂爆发了罢工，工厂中 80%是女性工人。工人们的要求包括，补偿工人的社保和住房公积金。在公司同意了各项要求后罢工才终于结束。而在 2015 年的利得鞋厂罢工中，工人抗议的重点在于搬迁补偿和社保。其中女性工人不仅积极参与罢工，还担任工人代表与管理层谈判。在生产线上，女性工人也面临许多挑战。她们升职到管理岗位的机会更少。工厂也缺乏对怀孕工人的保护，怀孕工人也要加班和接触有毒化学物。因为资金拮据和户口系统的限制，农民工的小孩很难接受到和当地居民平等的公共服务和教育，女性工人常常需要把小孩留在老家。另外，2013 年的壹项调查显示，70%的女性工人曾遭受过性骚扰。MeToo运动去年已经成为了壹场国际性的运动，儘管中国的网际网路上关于女权主义和女性权益的内容受到严格审查，性骚扰的受害者站出来指认侵犯者的新闻还是上了全国头条。儘管如此，在工厂里的女性工人却很少能够让公众听到她们被骚扰的经历。唯壹的例外是 2018 年 1 月的壹封来自中国大型电子厂富士康女工的信，要求工厂建立壹个反性骚扰的机制，并且要求着力解决两性不平等的问题。在这封信里，她写到: 「大声讲黄段子，用身材和长相调侃身边的女同事，借『指导工作』为由进行毫无必要的肢体接触……在工厂车间里，普遍存在着像这样的『性骚扰文化』（未婚女工友遭遇性骚扰的情况尤其严重），而且很多人对此都习以为常。」今年的玩具厂报告关注的不仅是总体的劳工权益侵犯现象，还包括了急需加强保障的女性工人权益。这份报告发现，男性工人常常被提拔到管理岗位，而怀孕女工人则是需要照常加班。此外还有女性工人被性骚扰的案例。壹个佛山美泰的女性工人提到，她被两个来自同壹个生产线的男性工人尾随，还用手机拍她的照片。并且该厂的女性工人总体相较于男性工人更容易被骂。社保在中国包括了生育险，如果工厂没有付社保，怀孕工人则没有生育险，其中包括医疗检查费用和生育补贴。根据《女职工保护特殊规定》第十二条，工会应该监督企业遵守该项法律。但是中国并没有独立的工会或者驻厂工人代表和工人接触，工人只能跟线长或者管理部门反映问题。公开性骚扰案例本身已经足够困难，而缺乏工会和工人代表就愈发使问题雪上加霜。

　　5） 结论

　　我们每年都在呼吁品牌公司解决其下辖工厂中持续发生的侵权行为，并且确保供应链中的工人都能获得平等的对待。实际上，品牌公司和工厂非常了解中国的劳动法以及国际劳工待遇标准，然而，他们为了追求利润而不断钻中国法律的漏洞并逃避法律规范。随着中美贸易战的持续，生产成本不断上升，工厂及品牌公司可能被迫将业务移转到国外。然而，这些不良的工作条件及环境只会移植到劳动法更加薄弱且难以执行的其他国家中。因此，品牌公司有责任认真严肃地开展改革措施，并从根本上改善其供应链中工人的工作条件。

　　在今年的报告中，中国劳工观察组织採访了 42 位女性工人，从中了解到在中国玩具工厂工作的女性权益现状。我们归纳总结出了 4 项关键议题，详细内容请见下文。

　　升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的规定，「在晋职、晋级、评定专业技术职务等方面，应当坚持男女平等的原则，不得歧视妇女。」然而，在玩具工厂中，管理层级别的职位仍然存在明显的性别歧视。女工的工资和劳动强度通常和男工相同，但即使女工拥有和男工相同的技术水平，玩具工厂的女工却更难晋陞。根据调查人员观察，儘管大多数正式工人、线长（拉长）或小组领导都是女性，但男性工人却更有可能被提拔到更高的管理岗位，例如部门经理。

　　在华登工厂的某条生产线上，两名负责的线长均为男性，没有女性线长。而另外壹方面，在有30名工人的生产线上，调查员又只发现了 3-4 名男性工人，其馀皆为女性工人。港鑫工厂的主管男女比例为 7:3。根据调查人员的分析，正式工的晋陞与否高度依赖他们与主管的关係好坏，而不是实际的工作绩效，而工厂的男工和主管之间的关係通常要比女性工人密切，晋陞也比较容易。

　　在永辉工厂，大约 40%的工人是女性，儘管线长大部分是女性，但经理及经理以上的管理职却多为男性。在盈峰工厂，正式工人的男女比例为 6:4。佛山美泰工厂方面，工厂大多数的工人是男性，女性则是担任线长的职位。

　　怀孕及生育保护

　　生育保险

　　中国劳动法规定，僱主除为工人购买住房公积金外，还应为全体工人购买社会保险。中国的社会保险涵盖五个方面：生育、养老、失业、工伤和医疗保险。住房公积金则是帮助工人储蓄和提取资金来购买、翻新和租赁房屋。对女工来说，生育保险尤为重要，它涵盖了怀孕和节育期间的所有医疗检查费用，同时也给女工提供产假津贴，让女工在产假期间有除了僱主工资外的其他收入。

　　对于没有为工人购买社会保险，也就是没有为工人缴交生育保险费的僱主，根据《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因为没有生育保险的津贴，僱主应该为女性员工提供补助，贴补其医疗费用及生育开销。然而，在那些工人无法领取社会保险津贴的工厂中，调查人员都没有找到有关此方面的信息。

　　港鑫工厂并未主动为所有工人购买社会保险，而是让想买保险的工人在工厂工作满壹个月后，自行通知其部门负责人购买。在永辉，只有正式工才有资格购买社保。同时，工厂也没有强制要求所有岗位的工人都拥有社保，只有在特殊岗位的工人才必须购买。

　　华登工厂只为 50 岁以下的工人购买社会保险。佛山美泰工厂的工人在工作壹个月后才加入保险。

　　而盈峰工厂的正式工可以在入职后的第二个月加入社会保险，临时工则是在工作满两个月后可以获得壹个月的保险。

　　带薪产假

　　中国政府在 2012 年将工人的产假天数从 90 天增加到 98 天，达到了国际劳工组织《保护妇女生育公约》中所规定的最低产假天数。这是国家级的规定，中国各地区也都制订了自己的产假规定，以广东省来说（今年报告中五个工厂的所在地），法定的休假天数为 178 天。24佛山美泰和盈峰工厂都达到了广东省的标准，工人有 178 天的带薪产假。华登和永辉工厂也提供了工人产假，但调查人员并未收集到天数的资料。除此之外，调查人员并未了解到港鑫工厂对于产假的相关规定。

　　针对孕妇的特殊设施及保护措施

　　根据永辉工厂工人所说，工厂怀孕的女工将继续在相同的位置工作并持续加班，工厂并未制订规范替换怀孕女工的岗位。这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的规定「妇女在月经、怀孕、生产及哺乳期间应受到特别保护」；在中国的《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也规定「用人单位不得在女职工怀孕七个月或以后延长工作时间或安排夜班工作，并应在工作时间内给予壹定的休息时间。」佛山美泰採取了壹些措施来保护孕妇。例如注塑部门有明显刺鼻气味，所以怀孕工人被转移到其它部门。工厂也不允许怀孕七个月以上的孕妇加班。

　　《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也提到，有大量女性职工的工作场所「应该依据其需求建立相关设施，例如女职工诊所、孕妇休息室或者哺乳室。」但调查人员并没有在任何壹家工厂找到类似的设施。

　　留守儿童以及流动儿童

　　留守儿童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壹项主要问题。因为父母前往城市寻找较好的工厂工作机会，这些孩子只能留在自己的家乡，而他们的家乡壹般在农村或较偏远地区。孩子们通常由祖父母照顾，甚至有时不得不由孩子自己照顾自己，他们父母所赚的工资大部分都寄回了家乡。留守儿童的困境在玩具产业中并不少见。2015 年，在中国的壹个农村，有 4 个孩子因为父母抛弃他们出外工作，而选择喝农药自杀。他们的母亲在广东省的壹家玩具工厂工作。此外，流动儿童，即和父母壹起移居城市的儿童，也常常遭到歧视。

　　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都缺乏父母足够的照料。在今年的调查中，永辉的壹位女工请她的姑姑照顾她 11 岁的女儿。另壹位女工有两个孩子，都交给自己母亲照顾。佛山美泰的壹位女工表示她有两个孩子，但因为她和丈夫必须外出赚钱养家，没有时间照顾孩子，只好让孩子与祖父母同住。

　　由于妇女继续承担照顾孩子的重担，许多女工必须仔细考虑后才做出选择，到底是将子女留在家乡还是将子女带到城市。玩具工厂的工作时间很长，工人平均每个月要加班 100 个小时，因此女工壹般没有足够的时间照顾孩子；再者，工人的基本薪资通常就等于当地的最低工资，他们必须依靠过量的加班时数来赚取足以维生的工作；同时，工厂的宿舍房间只给工人居住，家人和孩子不能壹起入住，壹间宿舍房通常也会住 4 位或以上的工人。大多数工人选择住工厂宿舍，因为宿舍有时是免费的。就算收费，也比租当地的壹般公寓便宜。城市的生活费比农村高许多，工人的工资不足以供养整个家庭在城市的生活。在淡季期间，工人的收入更少，实际薪资甚至接近基本工资。

　　中国的户籍制度给流动儿童的教育造成了许多障碍。持农村户口的儿童在当地公立学校入学时面临歧视，因为许多学校要求农村儿童在入学前提交大量文件，或者参加其他额外的入学考试。农村儿童成功入学后，老师也可能将他们分配在单独的班级。因此，农民工只好将自己的孩子送到未经许可私办的学校，这些学校的基础设施较差，教学质量也相对不好。鉴于玩具产业的工作性质，农民工的孩子无可避免地受到影响。农民工为了赚取足以维持家庭的工资，会将工作放在第壹位，而忽视建立家庭情感支持。他们的祖父母或其他家庭成员通常无法提供孩子所需的教育和足够的支持。由于孩子很少见到父母，这也严重影响到了他们的成长和心理健康。

　　性骚扰

　　中国迄今为止还没有针对性骚扰的专项法律，儘管有几项国家法律提到性骚扰问题。《中国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的第十壹条特彆强调，「在劳动场所，用人单位应当预防和制止对女职工的性骚扰」。《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利保障法》第四十条规定，「禁止对妇女实施性骚扰。受害妇女有权向单位和有关机关投诉。」儘管当前的法律没有对性骚扰进行定义，但最新的民法草案还是包括了该定义，并且通过强调雇佣方在预防性骚扰中的责任，以保护僱员免受性骚扰。今年的玩具产业报告中发现了壹些性骚扰的案例。佛山美泰的女性工人举报过几起性骚扰事件。

　　基于她们的反馈，我们了解到工厂里有很多男性工人，其中不少还是正式工，会经常试图约见女工人或拉着她们聊天。而许多暑期临时工是年轻女性。其中三个受访者说，她们被做正式工的男同事给性骚扰了。其中壹位说壹个男性工人总是来邀请她壹起吃晚饭，哪怕她多次坚定拒绝也还是继续。另壹个暑期临时工则提到，壹个比她老的男性工人在休息时间不停来找她聊天。还有壹个女性工人提到她曾被两个男同事尾随，还被偷拍了照片。她感到非常不安，但她并没有想过跟工会提起这件事情，因为她没有任何证据，并且觉得可能是自己的错觉。她也没有跟工厂投诉这件事情。如果她去和那两个男性工人对质，他们也可以说只是恰巧跟她走了同壹条路。

　　佛山美泰的男性工人和女性工人住在同壹个宿舍楼的不同楼层里。男性工人住在壹楼和四楼。女性工人住在五楼和六楼。壹楼和二楼之间有壹道安全门，只要穿过了这道安全门，任何人都可以随意在四楼和五楼之间走动。在调查期间，有壹个男性工人上到五楼并站在女厕所外与另壹个女性工人聊天。男性工人实际上禁止进入到女性宿舍楼层，但是并没有人监管。

　　在华登、港鑫、盈峰以及永辉工厂，女工们并未举报相关性骚扰案件。然而，由于受害人通常对性骚扰事件难以启齿，因此即使我们没有调查到相关内容，依然无法确定此四家工厂完全没有此类事件发生。

　　华登（河源）玩具製品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

　　华登（河源）玩具製品有限公司成立于 1987 年 12 月 29 日。公司位于河源市源城区高塘工业园。

　　工厂主要生产塑胶玩具、电动玩具、电子玩具，金属玩具，木製玩具，电动玩具， 洋娃娃，毛绒玩具，礼品，纪念品及赠品。产品销往美国、日本、欧洲、澳大利亚等国家。厂房面积约四万馀平方米，职员约 2000 馀人。

　　工厂基本信息28

　　工厂全名：华登（河源）玩具製品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河源市源城区高塘工业区

　　工人人数：未知

　　主要产品：电子玩具，金属玩具，木製玩具，电动玩具， 洋娃娃，毛绒玩具，塑胶玩具，礼品，纪念品及赠品主要客户：迪士尼29，Buzzbee

　　工厂工人男女比例：未知

　　工厂主管男女比例：未知

　　受访人数：10

　　受访者男女比例：2:8

　　访谈形式：面谈

　　工人平均年龄：未知

　　壹、入职及离职

　　入职政策

　　招工要求：

　　工厂招工无性别限制，但有年龄歧视，申请者规定年龄为 18-45 岁。入职面试需携带身份证原件和两张壹寸彩色照片。

　　入职途径：

　　工厂通过网路平台直接招聘

　　岗位分配：

　　男工和女工分配的岗位大致相同，工作内容相同。但男性工人数量很少，大部分被派去拉重货物的工人都是男工，调查员只看到壹或两个女工负责需要提重物的工作。

　　今年因为订单减少，所以工厂加班数随之也减少，工厂基本上也很少招新员工。

　　未成年工：

　　工厂没有未成年工。

　　体检:

　　工人入职不需要体检，离职同样也没有体检。受访工人并不清楚生产车间是否有伤害身体的化学原料。他们也从来没有被工厂安排体检过。

　　入职培训:

　　工人没有参加任何入职培训

　　离职:

　　工人离职需要提前申请。因为现在订单很少，工人基本上不加班，导致很多工人申请离职。离职手续办完后的第二天就可以拿到工资。调查人员没有见过工厂主管辞退工人，通常是主管要求工人主动离职，因为只有这样工厂才不用给经济补偿。

　　二、劳动合同

　　签署过程：

　　工厂要求工人在签订合同时候同时签署自愿加班同意书。同意书中写明，工人自愿加班，没有被工厂强制加班。

　　三、工作时间

　　周壹到周五不加班壹天工作 8 小时，加班壹天工作 10—11 个小时，周六若加班，加班时间 8—10 个小时，周日休息。

　　根据对华登工厂的观察，调查员发现现在工人加班很少。即使在 8 月的时候，工人加班时间也大多低于每月 60 小时，而其它玩具厂这个时候的加班时间在每月 100 小时左右。

　　四、劳动报酬及福利

　　报酬：

　　基本薪资每月大概为 1500 元，总共薪水加起来约 2000-3000 元。

　　工人的薪资包括：基本工资+基本加班费+周末加班费+法定假日加班费+带薪年假+岗位津贴+社保。旺季中的每日薪资约为 120-130 元。旺季之外时，每日薪资约为 80-100 元。

　　目前工厂没有什麽订单，生产目标很低，所以每天加班时间很少，工人的薪水相较于去年旺季减少了。

　　请假制度：

　　工厂整改前请假不容易，但是整改后基本上请假都会获得批准，甚至是请较长的假，只要有正当理由。工厂整改后还有产假，访谈中曾提及：「去年有女工因其儿媳妇坐月子请了二十天的假」。

　　休假：

　　调查员不清楚工厂是否按照法定假期放假。

　　社保：

　　工厂会给 50 岁以下的工人购买社保。正式工的工资单上会写明每月扣除 308 元的社保费用。工厂规定，年满 50 岁的工人不得购买社保。

　　五、食宿条件

　　工人可以自己选择是否在工厂的宿舍和食堂吃住，可以在外面吃或者在工厂附近自己租房。在工厂宿舍住宿是免费的，如果工人在外租房，也不会有任何住房补贴。

　　伙食条件：

　　工厂里有两个员工食堂，大壹点的那个稍贵壹些。早晚餐食堂会提供米粉，大致在 3 到 5 元左右。

　　至于午餐，壹个食堂的套餐 6 元左右，另壹个的套餐价格在 7 元左右。虽然有两个食堂，中午餐吃饭的工人还是很多，两个食堂都会被挤满，只要稍稍晚去壹点就很难买到饭菜。

　　若不想吃工厂的食堂，工人可以在下午下班时间到工厂外的路边摊上买小吃，或者去厂门外街边的餐馆，价格不壹。凉皮和凉麵都是 4 元，肉粽 2 元壹个，粥 2 元壹份，米粉 3 元壹份，盒饭 8到 10 元。

　　宿舍条件：

　　工厂的宿舍分为普工宿舍和管工宿舍（给线长以上的职位入住）。普工宿舍壹般为 8-10 人壹间，非常简陋。每间宿舍没有空调，只有两台电扇，和壹个储物柜。宿舍有独立的洗手间，但是洗澡没有热水。所以工人每次洗澡必须要提着桶去楼道处提热水。宿舍牆壁上没有插座，工人需要手机充电的时候需要去壹楼宿管的房间。工厂男工和女工住同壹栋宿舍楼。女工住在二楼，三楼和四楼。 男工住五楼和六楼。管工宿舍分散在各层。

　　六、职业安全和劳动保护

　　安全设备：

　　工厂有在车间安装医药箱。

　　劳保用品：

　　工厂会给工人每日发放手套和口罩。包装部里会接触胶水或者酒精的工人每天都会有手套和口罩提供。其它的工位则没有手套和口罩。调查员不清楚其他部门的状况。根据工人叙述，生产部门的薪水比包装部门更高，可是车间里有刺鼻的味道。

　　环境健康安全委员会：

　　工厂有环境健康安全委员会。委员会在往年没有办过培训和活动，从 2019 年起有壹些健康宣传以及安全培训，但是培训都只有 2 个小时。

　　工伤：

　　调查期间没有遇到工伤事件。

　　七、消防

　　2019 年有消防演习。工厂有消防设备，可以看到灭火器。

　　八、奖惩管理

　　工厂有很长很详细的惩罚项目清单，大部分违规行为均以罚款为惩罚形式。犯错的工人需要将罚金以现金形式直接交给拉长。部分惩罚的项目如下：

　　上班穿拖鞋——罚款十元

　　旷工半天——罚款十元

　　旷工壹天——罚款二十元（连续旷工三天及以上，会被开除）迟到五分钟——罚款五元迟到十分钟——罚款十元

　　宿舍无人情况下未关灯——罚款（数目未知）

　　因为入职期间并没有员工培训，所以工人们也没有收到任何关于工厂奖励和惩罚的书面通知。所有的惩罚项目均由线长口述为准。调查人员发现工厂车间的宣传栏上贴有员工手册。纸张已经泛黄变旧。加上页面字迹太小，看不清楚。

　　受访工人表示不清楚工厂的奖励措施。

　　九、劳工协会和投诉

　　工会:

　　受访工人不清楚是否有工会存在。他们从未被工会联繫过。有事情通常是主管先开会，再把解决方案传达给工人们。

　　投诉渠道:

　　工厂有员工关爱热线，工人若遇到问题可以打关爱热线投诉。但是工厂并没有公开告知员工热线号码，很多受访工人表示都没有听说过有关爱热线，也并不清楚其他投诉渠道。

　　东莞港鑫实业有限公司调查报告

　　公司简介

　　东莞市港鑫实业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0 年 2 月，公司位于广东省东莞市谢岗镇第五工业区，佔地面积 15000 平方米，目前有约 700 名员工。主要生产各种玩具和文具礼品，包含塑胶玩具、电子玩具、软胶玩具、毛绒玩具等。产品主要销往美国、欧洲、日本、澳洲等国家和地区。

　　工厂基本信息

　　工厂全名：东莞市港鑫实业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谢岗镇第五工业区

　　工人人数：700

　　主要产品：文具礼品、塑胶玩具、毛绒玩具、软胶玩具、电子玩具等主要客户：孩之宝（Hasbro）、迪士尼（Disney）、基础乐趣（Basic Fun Inc.）、FGTeeV工厂工人男女比例：1:1工厂主管男女比例：7:3

　　受访人数：18

　　受访者男女比例：1:1

　　访谈形式：面谈

　　工人平均年龄：35 岁

　　壹、入职及离职

　　入职政策

　　招工要求：

　　招聘要求年龄在 16 周岁以上，无地区、民族、宗教、性别限制，入职面试需要提供身份证原件、身份证複印件和照片。

　　招聘程序

　　入职的时候，人事先让工人将身份证複印件粘在报名时填好的个人资料表上，然后让工人填写背景调查，签自愿加班书、危害告知书、新员工入职培训签到。自愿加班书写明工人们是自愿加班。

　　之后人事给新员工作入职培训，培训的过程中人事向工人介绍工资结算、工资发放、工作时间、考勤打卡、年假、社保、福利津贴、食宿、离职手续等。培训过程大约半个小时，培训时间计薪。

　　培训结束后，新员工进车间工作壹小时左右，人事开始陆续给新员工照相、录指纹、办厂牌。工厂给员工提供有工作服，工作服在员工工作壹到两周后发放。

　　入职途径：

　　工厂以直招的形式招聘工人，除招聘正式工外，在生产旺季还招收临时工和学生工，非旺季不招临时工与学生工。调查期间并未发现工厂与派遣公司或中介合作，所有劳动力皆为工厂直招。

　　调查员调查期间，正式工与学生工的人数比例为 9:1（约为 10%）。学生工并非由学校统壹组织来实习，而多是透过亲朋好友推荐，自行到工厂应徵。

　　岗位分配：

　　工人应聘时可自行选择想去哪个部门，但确切的岗位由拉长分配。

　　儘管生产目标相同，男工岗位的工作量壹般比女工略重壹些。男工通常被分配到需要操作机器或者加压和钻孔的工位。

　　未成年工：

　　生产旺季招收临时工（包括学生工）。

　　学生工合同和薪资待遇与正式工相同。因为装配部门没有夜班，所以装配部的学生工没有上夜班的问题。也有学生工在注塑部门上班。

　　体检：

　　为追踪会接触到有害化学物质的工人的职业病问题，需要做入职和离职体检。

　　装配部工人不需要体检，根据调查员了解，因为装配部岗位的工作几乎都是无害的，工人也不会接触到任何有毒物质。但装配部的未成年工仍需要体检。喷印、注塑等部门也需要体检。

　　体检费 70 元先由工人支付，壹个月后工厂退还给工人。体检费用由工厂负担，工人也能拿到自己的体检报告。体检流程是工人自行去谢岗人民医院，提交工厂给他们的体检单，然后接受常规体检。

　　入职培训:

　　入职培训的过程中，人事向工人介绍工资结算、工资发放、工作时间、考勤打卡、年假、社保、福利津贴、食宿、离职手续。培训过程大约半个小时，培训时间计入工时。

　　试用期:

　　试用期为壹个月。

　　试用期间薪资相同，但没有全勤奖金。

　　离职

　　试用期内辞职需要提前 3 到 7 天申请。合同期内，正式工辞职则需要提前壹个月申请。如果是临时工，要提前半个月申请。人事在每周壹、三、五办理离职手续。

　　在离职当天，上午 10 点左右，员工须上交帽子、袖章、工作服，以及核对工时。若员工不慎将帽子、袖章、工作服等遗失，工厂不会要求赔偿。下午 3 点左右，交厂牌、签工资单领工资，下午 6 点退宿。上个月的工资将发放到银行卡裡边，当月工资发现金。按正常程序可以辞职，听工人说这个厂辞职很容易。

　　二、劳动合同

　　签署过程：

　　工厂在员工入职后几天内批量与工人签订劳动合同。工人可能在入职两天或三天后拿到合同，也有的工人在壹周后才拿到合同。所有工人都能拿到合同副本。

　　签订劳动合同的时候，由人事将填写好内容的合同拿给工人，只要求工人签上名字和按手印，人事对劳动合同内容没有作任何解释。工人们似乎并不了解劳动合同的作用，对合同内容也不了解。

　　他们觉得劳动合同没什麽用。

　　合同内容：

　　劳动合同期限、工作内容和工作地点、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劳动报酬、社会保险和福利待遇、劳动保护、劳动条件和职业危害防护、合同的变更、合同的解除和终止、调解与仲裁、服务期，以及其他。

　　正式工和非正式工的合同内容壹样。

　　三、工作时间

　　工厂实行五天八小时工作制，目前装配车间每天加班 3 小时，周六加班 8 小时或者 10 小时，周日不加班。平均每月加班 99 小时，包括工作日加班 65 小时和周末加班 34 小时。根据调查员访谈与估计，4-9 月应为旺季，其馀月份为淡季。

　　淡季时，每天加班 3 小时或者不加班；旺季时，壹般每天加班 3 小时，有时会到 4 小时。4 月是加班最多的月份，该月每天加班 4 小时，壹直到 22:30。据员工说，工资在该月达到最高，能拿到 3800 多元。不是每个部门都有夜班。装配部门没有夜班。注塑部门有夜班。

　　目前装配部实行壹班制：

　　工作时效部门 上午工作时间下午工作时间 加班时间壹班制 8:00-12:00 13:30-17:30 18:30-21:30工人可以选择不加班，但需要在下午下班之前口头通知拉长，不加班没有处罚。工人每周日休息壹天。工人中午吃饭和休息时间是 1.5 小时，下午是 1 小时。

　　生产线有生产指标。前壹段时间产量是 16000 个，工厂允许工人完成产量就回去休息。工人赶得快的话，能在晚上 8 点钟左右完成产量，但是需要在晚上 9:30 回来打卡，算 3 个小时加班，而实际加班 1.5 小时。目前车间新领导上任后要求加 2000 产量，但并不容易做到，需要员工加班到晚上 9:30。很多员工对工厂增加产量却不增加工资表示不满。

　　工人上下班通过指纹打卡记录工时，下班时打卡排队需要两分钟，不计入工时。工时记录完整，如果有错误，可以在每月 2 号核对工资的时候提出修改。

　　四、劳动报酬及福利

　　报酬：

　　装配部工人每月工资 3400 元左右，除了底薪 1720 元外，其馀部分工资几乎全靠加班。工资包括正常班工资、平时加班工资、休息日加班工资和全勤奖。装配部除了工龄补贴外没有任何补贴，但注塑部可能有岗位补贴和高温补贴。工人是按工时计酬，每小时 9.89 元，平时加班 14.84 元/小时，周末加班 19.78 元/小时。全勤奖每月 50 元，如果有请假、旷工或者当月补卡超过 3 次，就没有全勤奖。如果在厂里住宿，要从工资中扣除住宿费 45 元。

　　工厂每月 2 号和工人核对工资，20 号发工资条，27 号发放工资，工资由工厂直接发放到工人的工商银行卡。实领工资和工资条上显示的金额相同，工资条和考勤记录相符。

　　请假制度：

　　工人请病假时依然有工资。想请病假找拉长要请假单填写即可，通常不会被刁难。病假回来后工人需要提交由社区门诊或人民医院出具的建议病休证明。

　　休假：

　　工厂有带薪年假，和 11 天带薪法定节假日休息。不清楚有没有带薪产假、婚假和丧假。

　　工作满壹年未满十年者，享受带薪年假 5 天。满十年未满二十年者，享受带薪年假 10 天。工作二十年以上者，享受带薪年假 15 天。

　　社保：

　　工人购买社会保险需要在入职壹个月后找部门文员申请，购买的种类及金额不明。大部分工人都没有购买保险，因为工资不高，不愿再多扣壹部分工资。相关劳动法律规定，工人和僱主建立了正式的雇佣关係后必须购买社保。

　　购买了社保的工人的每月工资单上会显示扣费项目、金额和明细。

　　福利设施：

　　工厂内没有任何福利设施。

　　五、食宿条件

　　伙食条件：

　　2019 年开始，工人在工厂吃饭三餐免费。工人可以自行选择是否在工厂的食堂吃饭，但没有额外餐补。

　　每天每餐的伙食都不壹样。早餐有皮蛋瘦肉粥、稀饭、包子、馒头、油条、炒河粉等。中午和晚上提供两荤壹素的套餐，还有肉汤、紫菜蛋汤或者西红柿蛋汤。

　　宿舍条件：

　　壹个房间住六七个人，有空调、冲凉房、洗手间、电风扇、阳台。宿舍没有上锁，厂里规定离职人员需要在中午或者下午休息的时间，也就是宿舍人员都在的时候搬离，避免有个人物品丢失的可能性。每月住宿费为 45 元人民币，包含了水电费。若未住满壹个月，水电费扣费以每天 1.5元计算。宿舍没有配备急救箱。

　　六、职业安全和劳动保护

　　安全设备：

　　车间里有专人打扫卫生。 车间较宽敞，大部分的通道畅通，但是偶尔有物料和生产设备佔用人行通道。车间里有风扇，温度较室外凉快壹点。车间机器设备有定期检查。此外，每个车间备有急救箱，没有上锁。

　　劳保用品：

　　调查人员在装配部三楼没有发现有毒有害物质，只是装填粉袋的工人被要求戴口罩。装配部壹楼工人会接触到有害物质，据估计为某种油漆，工人戴有防护面罩，但没有提供手套。

　　环境健康安全委员会：

　　不清楚工厂是否设有环境健康安全委员会。装配部工人上岗前没有经过岗位的环境健康安全方面的培训。

　　工伤：

　　调查期间未发生工伤事故，没有职业病患者。

　　七、消防

　　车间通道和紧急出口有清晰的标识，照明充足，但是车间人行通道有时被物料和生产设备阻塞。

　　车间内纸箱是易燃物质，也会堆放在通道附近。

　　车间在四周的牆边放置有灭火器，厂区灭火器每月检查壹次。

　　宿舍通道和紧急出口有清晰的标识，照明充足、没有杂物阻塞。紧急出口的门没有上锁。宿舍区没有易燃物质。宿舍区灭火器没有做到每月检查壹次，调查员在八月份看到最近的壹次灭火器检查是在六月份。

　　工厂每半年有壹次消防演习， 但不是全体人员参加。根据工人反映，七月份工厂在生产区域有过消防演习，让壹部分员工观看灭火器操作的过程。

　　八、奖惩管理

　　工厂有厂规厂纪，但是没有看到奖励措施。培训期间，只提到连续旷工三天按自离处理。

　　九、劳工协会和投诉

　　工会:

　　工厂没有工会，工人有问题只能找车间领导或者行政部。

　　投诉渠道:

　　在厂牌后面的卡片上有「ICTI Ethical Toy Program」工人热线，但是工厂没有介绍，工人不知道这是什麽电话，从来没有工人打过。

　　十、其他

　　员工关係:

　　工厂管理比较宽松，工人有行动的自由，上班时可以去洗手间、喝水，下班后可以自由进出宿舍。

　　工人进出工厂不会被搜身。没有受访工人遭遇过侮辱、殴打或性骚扰。

　　客户访问及审计:

　　客户会派人来验厂。工厂在验厂的那天，安排员工将堆积壹周的不良品处理掉，并且将其馀物料摆放得非常整齐。调查员询问过主管，主管也不清楚是哪个品牌的客户。

　　工人满意度:

　　工人们选择这家工厂，有的是亲戚朋友介绍过来的，有的因为这裡的装配车间只上长白班，而且活不是很累。

　　受访员工觉得目前和其他厂比工资有点少，平时月总工资为 3400 元左右，这是壹年下来的平均工资。加班的时候也只有 3700-3800 元，其中包括基本工资 1720 元，平日每天 3 小时加班费和周末 11 小时加班费。以 8 月为例，工人工作 22 天，另有 5 个周六需要上班。 所以，平日工资为 22*8*9.89= 1740 元，工作日加班工资为 22*3*9.89*1.5=929 元，周末加班工资为5*11*9.89*2=1087 元，外加全勤奖 50 元，扣除住宿费 45 元。总共能拿到 3811 元。

　　有的员工觉得加班时间有点长，但也有员工希望加班时间能更多壹点，因为每个月的工资主要靠加班，不加班就挣不到什麽钱。

　　工厂管理比较宽松。儘管车间规定不可以穿拖鞋、戴耳机听歌，但是如果有人违反，也没有受到领导指责。喝水上厕所也都安排有助拉来顶岗。没有看到因违反规定而被罚款的实例。好的方面是，活不是很累，宿舍有空调，壹日三餐免费。工厂在学生工离开前还专门给他们开了茶话会，用好吃的招待他们。工厂在劳保方面做的比较好，在壹些对身体有害的岗位上都有相应的劳保用品。不好的方面是，工资有些低了，另外加产量让工人不满。

　　受访员工有的表示将来会找壹些更自由的临时工做，还有的打算找壹份工资更高的工作。

　　调查员日记:

　　东莞今天温度比较高，37 度，天气预报里说体感温度有 48 度，这是很热的壹天，还好宿舍有空调，我在东莞这麽多玩具厂呆过，这是头壹次遇到有空调的玩具厂，还免收电费，连吃饭也是免费的，真是很良心了。宿舍人也不多，就七个人，三个学生工二十几号就要走了，然后就剩下四个人了。

　　我在三楼的装配车间上班，做的是迪斯尼的冰雪奇缘 2 的玩具，我的岗位是检查塑料球（用来装玩具人物的袋子）的牢固程度，需要在产线上敲壹下，看看是否漏粉和掉落。工作很简单，也比较轻松。我通常是用壹只手来工作的。每天的产量是 16000 个，看着很多，其实很快的。我们上午和下午各上 4 小时的班，按通常的排班，每天加班三小时，但是我们通常晚上 8 点左右就完成了产量，然后就可以走了，等到 9：30 再回来打下班卡就可以了。不要以为每条线都是 8 点做完，我前壹天在另壹条线上可是确实干到 9：30。

　　车间里大量的年轻人可能都是学生工，他们壹走到时候又会重新分线，不知道又会要我做什麽，不知道还能不能八点下班了。如果我还在这条线上，到时候我就是老员工了。无聊的时候，除了听歌就是聊天，线上人都比较和善。我发现越来自是偏远的地方的人，越是朴实善良。吃完饭回宿舍躺下，玩手机，睡觉。中午休息时间是壹个半小时。下午 1：25 从宿舍离开去车间。

　　下午 1：30 打卡上班。我这个位置风扇吹的很少，我都闻到腋下的汗酸了，今天实在是热。

　　回宿舍躺会，还是宿舍里凉快。期间有个室友办完离职手续准备回去，他回房整理的时候正好是我们休息的时候，这时候人都在，不会有东西失窃的情况出现，后来，宿管又过来确认了壹下。

　　我觉得这样子挺好，起码安全壹些。

　　回到宿舍里，有两个小伙子，学生工，下午请假了，待在宿舍吹空调。八点的时候，注塑部的和喷油的也下班了。后面还有几个人也陆续下班了。宿舍里两个想离职的长期工，是嫌工资太低，第壹个月三千多块，但他们没有做满壹个月。而用钱的地方又比较多，物价又那麽贵，三千多确实不够养家煳口。

　　这麽热的天，还是呆在宿舍吹空调舒服。晚上 9：30，我去打了下班卡，回到宿舍洗澡洗衣服，躺床上玩手机，11：00 睡觉。

　　佛山南海美泰调查报告

　　公司简介

　　佛山南海美泰精密压铸公司于 1999 年 6 月份建成投产，位于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官窑永安大道东路。佛山南海美泰是美泰集团在佛山的 7 个生产基地之壹。主要生产费雪（FisherPrice)品牌的塑胶和电子类玩具。工厂佔地共 9 万多平方米，现拥有超过 3000 名员工。

　　工厂基本信息

　　工厂全名：佛山市南海美泰精密压铸有限公司

　　地址：佛山市南海区官窑办事处永安大道东

　　工人人数：未知

　　主要产品：生产经营合金玩具车、塑料合金产品及其它玩具产品等主要客户：Mattel 美泰（托马斯小火车，迷妳托马斯小火车，Fisher-Price 游戏手柄系列）工厂工人男女比例：平时为 7:3 / 暑假时期为 8:2工厂主管男女比例：2:8受访人数：14

　　受访者男女比例：4:10

　　访谈形式：面谈

　　工人平均年龄：未知

　　壹、入职及离职

　　入职政策

　　招工要求：

　　工厂招收正式工和临时工。无地区、民族、宗教、性别上的歧视。符合法定务工年龄（16 岁及以上），身体健康，持有效身份证。面试需带齐身份证原件及複印件两张和壹寸彩照两张（持有效残疾证的有劳动力的残疾人士亦可）。根据工人，旺季时因为缺工，工厂也招收退休工人以及16-18 岁的未成年工。

　　壹般装配岗位免入职体检，特殊岗位如注塑部门会安排上岗体检，体检费由公司支付。面试不收取任何费用。

　　招聘程序：

　　正式工和暑假工壹起面试，暑假工填应聘申请表时需填写工作截止时间。调查人员在 58 同城上了解到佛山南海美泰在招聘，所以自己打电话联繫了工厂。因为工厂之前招了很多暑假工，所以现在只收正式工。

　　正式员工基本工资 1860 元/月，每天工作 8 个小时。旺季每天可以自愿加 3 个小时班。加班费为平时工资的 1.5 倍，周六为双倍加班费，每周休息壹天。

　　美泰工作人员通过微信通知面试，若当天应聘者没有住宿可以安排临时住宿。面试地点在位于美泰工厂左边的招聘中心。

　　调查员到达美泰工厂的时候是中午，正值工作人员午休。壹位保安引导调查员和其它应聘者进入办公室填表。调查员和其它几个应聘者在招聘中心等到 13:30，壹个穿保安制服的工作人员和壹个戴吊牌的工作人员开始工作，让应聘者交表再去裡面的壹个房间。进去后检查是否穿长裤、不露脚趾和脚踝的鞋子和不露肩膀的衣服，如是则需马上换掉。接下来参观厂内环境，工作人员带领大家逛了 5 分钟工厂，主要是壹楼注塑二楼移印和装配部门。

　　回到办公室后开始面试，工作人员先介绍每个部门的职能。工厂壹共五个部门，其中四个部门正在招人，分别是手喷、装配、移印和注塑部门。物料和列印部门目前不招人。其中移印和注塑有危险工序补助。移印部门补助最高为 350 元/月。如果想被分到移印和注塑部门，则需要另外做体检，体检内容包括抽血，测视力和听力。

　　戴厂牌的工作人员会徵询应聘者工作意向，并要他们将选择的部门写在申请表上。除了装配部，其它所有部门都需要体检。选择部门并报名后，工人们拿着身份证到最前面办公桌照相。人资提醒工人们第二天需带建设银行账户的複印件用于办理工资卡。从未在建设银行开户的可由工厂办理，开过的则将自己的卡带来即可。

　　入职途径：

　　工厂的入职途径主要有三种:

　　1. 工厂直招：工厂通过人事部门直招和网上招聘。

　　2. 内部推荐：现职员工可以推荐新人来面试。被推荐入职的工人做满三个月，推荐人与被推荐人双方均可拿到 300 元人民币的奖金。

　　3. 离职返聘：工厂聘用之前离职的员工。但返聘的工人没有任何的优惠优待。

　　入职培训：

　　工厂的入职培训应该有二十四个小时，但实际上只有四个小时，其馀二十个小时的培训时间，新进工人都在厂房工作。四小时的培训时间里，工人还花了两小时签各种文件。

　　早上工人们先到壹个教室签到，培训老师发给每个工人壹份员工守则，工人需要在最后壹页签字证明已读过员工守则。工人们接着看了几个有关于培训的视频，分别是安全，工作义务，工作环境，薪酬与福利，保密协议等内容。保密协议又分为竞业禁止协议以及保密协议。工人必须在每段视频结束后签字。最后壹个视频播放结束后，培训老师讲解了关于公司的待遇问题以及工厂的全勤奖政策，例如：每个月做满 168 个小时就有 150 元人民币的全勤奖。接下来签订合同，壹式两份，工人有拿到属于自己存底的那份。签完合同后，老师发了壹份关于环境安全健康的试卷，结束后老师发答案让工人自己对照改正。在试卷背后有壹个预支工资申请报告，用于预支工资吃饭。培训结束后老师依次发放厂牌和工作制服。整个过程除去签字大致为两个小时。

　　下午，员工分配到各自岗位，去相应部门开始工作。培训时间都算正常的上班打卡工时。根据调查人员的体验，职业安全培训以及车间级培训的部分，并没有讲到危险源等壹系列关于生产安全的知识。另外，工厂里每条生产线产品不同，各条生产线员工会轮换岗位，但是工人开始工作之前并没有收到培训或通知，不知道哪壹条生产线是危险化工品或存在危险机器。新进工人只在培训期间看了壹个简短的视频介绍工作安全，甚至需要自己和工厂工作人员要劳保用具，如帽子和手套，工厂工作人员并不会主动提供这些劳保用品给工人们。

　　未成年工：

　　工厂旺季时会招收 16-18 岁的未成年工，但没有由学校统壹组织来实习的学生工。

　　体检：

　　工人由工厂统壹组织到工厂外的壹家医院进行体检，体检内容包括抽血、测视力及听力。

　　由于装配部不属于特殊部门，入职和离职都没有体检。

　　注塑和移印部属于特殊部门，工人在工作期间可能会接触到有毒物质，因此除了入职体检外，还被要求做离职体检。但公司表示，临时工若要公司出离职体检费，那麽明年暑假必须返厂做暑期工，如果自己出钱则不用。体检是在工厂外的壹家医院进行的。

　　体检工人不能拿到体检报告。

　　试用期：

　　试用期壹个月，试用期工资和正式工资壹样，但没有社保和住房公积金。

　　离职：

　　辞职需要提前递交辞职单。正式工必须提前壹周交辞职报告，还在试用期的员工和学生工可以提前三天递交辞职报告。辞职后下个月十号之前能收到工资。离职当日，工人需要先收拾行李退宿舍，再去离职办理处交还工作服和厂牌。最后结算工资，确认无误后可签字离开。

　　二、劳动合同

　　正式工和暑假工都要签订壹年的劳动合同。两者的试用期皆为壹个月。合同签订只需填写姓名、身份证号码、住址和最后签名即可。

　　合同的内容包含：合同期限、工作内容与地点、工作时间与休假、劳动报酬、社会保险与福利、劳动保护、劳动条件与职业危害防护。

　　三、工作时间

　　具体时间安排:

　　天 周 月（31 天）

　　正常工作 8 小时 40 小时 176 小时

　　平时加班 3 小时 15 小时 66 小时

　　周末加班 11 小时 11 小时 44 小时

　　最长工时 约 286 小时

　　调查员在旺季入职，外加辞职的员工较多，所以每天都有加班。据老员工称，淡季每天只需要加班两小时且星期六不加班。每壹条生产线的生产目标不同，有的每人壹天生产 1200，1400 或1600。调查员所在装配部门规定两个人壹天需生产 4800，三个人 5200 壹天。注塑部门的产量目标统壹是壹人壹天 2900。部分生产线的产量目标不容易达到。如果有工人没有达到生产目标，拉长通常会辱骂他们或者替换其它手脚比较快的工人来这个位置工作。

　　每天早上需在提前上班时间十四分钟之内打卡，下班在规定时间后十四分钟之内打卡，这段时间不计入工资条。如果哪天打了卡没显示可以联繫拉长纠正。美泰每半个月换壹次班，每次换班在每个星期休息日之后。

　　工作时间:

　　两班制 工作时间 休息时间 工作时间 休息时间 工作时间白班 7:00～11:007:30～11:30

　　11:00～11:40

　　11:30～12:10

　　11:40～3:10

　　12:10～3:10

　　3:10～3:30 3:30～7:00

　　3:30～7:30

　　夜班 7:00～11:00

　　7:30～11:30

　　11:00～11:40

　　11:30～12:10

　　11:40～3:10

　　12:10～3:10

　　3:10～3:30 3:30～7:00

　　3:30～7:30

　　加班 4:00～7:00

　　4:30～7:30

　　早晚班和加班各有两个排班表，时间相差半个小时。注塑部门上班时间为早上 7：00 到晚上19:00，星期四休息。（虽然注塑部门星期天要上班，但是实际上每周只有壹天是双倍工资。这在劳动法上是合法的，因为劳动法只规定工人每周需有壹天休假。）四、劳动报酬及福利调查期间工厂正值旺季，如果不请假、不迟到也不早退，实得工资平均为 3400-4000 元人民币（扣除住宿，社保和个人所得税后净收入）其中包括普通工资 1860 元/月，以及加班费和各类补贴。加班费及各类补贴如下：

　　· 工作日加班为 1.5 倍加班工资，周六加班为 2 倍加班工资。

　　· 夜班津贴 10 元/天

　　· 伙食补贴 260 元/月（工厂会预支员工第壹个月伙食费）· 全勤奖励 150 元/月（请事假、旷工以及病假，壹月内迟到早退三次以上，或其中任何壹次达到五分钟，照扣该月全勤奖）· 高温补贴 最高为 200 元/月（只有部分部门有此补贴，装配部员工没有，注塑部门可以领取 200 元）· 重点工站补贴 移印和注塑部门的工人有危险岗位补贴，移印部门工人最多能拿到 350 元/月。

　　不在厂里住宿的工人没有额外的住宿补贴。暑假工和正式工壹样，只要工作了壹个月就会扣除457.69 元/月的社保和住房公积金。

　　工资支付方式：

　　每个月最迟十号发工资，工资发到培训时填写的银行卡里。每个月都会有工资条，显示工资明细。

　　扣款包括住宿扣款，社保和住房公积金的扣款还有个人所得税扣款。如果工人旷工，工厂会扣当天的工资。

　　福利：

　　社保 不管是暑假工还是正式工，只要进去有壹个月就会扣除社保，只有满了两个月公司才会办理社保卡，如果只扣了壹个月社保，那麽就需要自己单独去银行办理社保卡。（社保卡是可以使用各项社会服务的壹种凭证，例如，在线查询社保支付情况，申请失业保险等。只要公民正常缴纳社会保险，即使没有社保卡，他们的权利也不会受影响。但是没有社保卡会让他们使用壹些社会服务的时候多壹些手续，有时候会比较麻烦。）很多暑假工都不知道还有社保卡。拉长也不会说。

　　假期工资 病假有工资，事假没有，病假需要医生开具证明。医生证明需要由工厂里或者厂外的医生提供。医生必须在证明上明确写出病假时间。如果是厂外医生开具的证明，则需加盖至少县级及以上医院的公章作为批准凭据。

　　带薪休假 丧假，婚假，病假，工伤假，产假，年休假 （具体见錶带薪休假）法定节假日 工厂付薪带薪休假：

　　丧假 三天

　　婚假 三天

　　计 划 生 育 假

　　（产假）

　　通常为 98 天（产前休假 15 天），外加生育奖励假 80 天。共为 178 天。若难产增加 30 天，多胞胎每胞加 15 天。

　　病假 工人个人工龄五年以下者：

　　本厂工作年限未满五年，带薪病假共计 3 个月；本厂工作五年以上，带薪病假共计 6 个月；工人个人工龄五年以上者：

　　本厂工作年限未满五年，带薪病假共计 6 个月；本厂工作年限五年以上，未满十年，带薪病假共计 9 个月；本厂工作年限十年以上，未满十五年，带薪病假共计 12 个月；本厂工作年限十五年以上，未满二十年，带薪病假共计 18 个月；本厂工工作年限二十年以上，带薪病假共计 24 个月。

　　工伤假 依据医院证明时间而定

　　年休假 服务年限五年以下，40 个小时；

　　服务年限五到十年，56 个小时；

　　服务年限十到二十年，80 个小时；

　　服务年限二十年以上，120 个小时。

　　（以下员工不享受年休假：服务满壹年未满十年者，请病假累计两个月以上；服务满十年未满二十年者，请病假累计三个月以上；服务满二十年以上者，请病假累计四个月以上）工厂产假为 178 天。工人壹般选择出产前壹个月开始请假，以留出时间照顾婴儿，所以会工作到预产期前壹个月。女工可以请事假照顾孩子，但是会没有工资。

　　福利设施：

　　电视房，免费 Wi-Fi（连上不能用），多功能厅（星期六晚上开放），图书馆，医务室，小卖部（八点左右关门），健身房，羽毛球场（设在宿舍二楼），篮球场，足球场（没看见过）五、食宿条件宿舍：

　　工厂给工人提供宿舍，厂区内有两栋宿舍，另外七月份因为暑假工较多，美泰本身的宿舍已经住满了，所以向中美玩具厂租了宿舍，有许多员工被安排到了中美厂宿舍。男工临时宿舍是壹楼的房间，女工临时宿舍则是在五楼和六楼空闲的床位。

　　服务年限 住宿费（元/人/月）

　　第壹年 45

　　第二年 35

　　第三年 25

　　第四年及以上 15

　　住中美厂里有免费的往返巴士，十多分钟能到，走路大概四五十分钟。

　　美泰厂里的宿舍八人壹间，没有单独的卫生间和淋浴间，洗漱上厕所要去楼道中间的洗漱间。基本每个宿舍都配有空调和四个风扇，还有壹个阳台。每层楼有二十个独立的淋浴间和厕所供大约两百个工人使用。

　　中美厂里的宿舍六人壹间，只有壹个风扇没有配空调。据说等暑假工走了后会安排正式工搬回美泰厂里的宿舍住，如果有空房的话也会让临时工搬回来住。

　　工人宿舍旁边壹栋楼是职员宿舍，供拉长和主管居住。职员宿舍四人壹间，配有冰箱空调等全套设施。

　　僱员的住宿费用第壹年是 45 元/月，第二年是 35 元/月，第三年是 25 元/月，四年及以上住宿费为 15 元/月。另外每年 5 到 9 月会加收空调间宿舍的 50 元/人/月的费用。

　　食堂：

　　工人可以自行选择在食堂用餐与否，如果在食堂吃，第壹个月预支工资 260 元作为餐补。如果在外面吃，不会收 260 元。食堂有 2 元套餐，包括三个素菜。还有麵条、湘菜和其他自选菜，壹般自选菜为 3-4 元壹盘。

　　据老员工反映，食堂卫生条件不好，曾经吃出头发丝、铝丝和青虫，碗筷也只经过很简单的冲洗。

　　服务餐饮 服务时间

　　早餐 6:30～8:00

　　午餐 11:00～13:00

　　下午活动 15:10～15:30

　　晚餐 18:00～20:00

　　夜宵 23:00～00:30

　　星期天装配部门基本放假，只有注塑部工作，所以星期天食堂营业的窗口会变少。

　　夜班凌晨 3:10 食堂有饮料部开放，卖麵包、鸡腿、烤肠、奶茶。

　　厂门口也有各种小吃：麻辣烫、炒粉和沙县小吃，平均七到八元。

　　六、职业安全和劳动保护

　　安全设备：

　　员工宿舍没有急救箱，但宿舍楼下有医疗室。工厂办公室配有急救箱。

　　劳保用品：

　　试用期间工厂会发壹件马甲给工人，壹个月后会发制服。

　　调查员负责的岗位没有分配到其他劳保用品，但去其它岗位支援时发现工人有帽子和手套。但因为调查员只是支援，儘管她也在做相同的工作，拉长没有给其该有的配备；有壹次她在另外壹条线工作壹小时后，壹个线长给了她壹副手套；当她负责协助超声波缝纫机的工位时，工厂人员也没有提供耳塞；使用天那水的时候也没有被提供手套和口罩。另壹个工人接替她的工位时也没有得到劳保用品。接替调查员超声波缝纫机工位的工人自己去问了线长要手套和口罩，他抱怨味道太重了，需要劳保用品，所以他决定自己去申请。

　　调查员在接触天那水时没有相关劳保用品，并且工厂未曾说明超声波压机器对耳朵有伤害。如果工人接触天那水并且需要劳保用品，他们需要自己去申请。

　　环境健康安全委员会：

　　工厂未设置环境健康安全委员会。

　　工伤：

　　调查期间，调查员因为早餐吃的少所以有壹点头晕，被扶到医务室，医生建议休息半天，没有进壹步检查。

　　七、消防安全

　　每层楼设有灭火器六个，消防拴报警器九个，紧急出口五个。

　　没有消防演练，但壹楼有电视循环播放消防安全知识。

　　车间和宿舍的通道以及紧急出口有清晰的标识，照明充足、没有杂物阻塞。

　　八、奖惩管理

　　工厂对考勤制度也有具体规定，员工上下班必须亲自打卡，委託他人打卡或代打卡都属于违纪行为。打卡时间为：实际上班时间前的十四分钟内和实际下班后的十四分钟内。违纪行为可能被工厂辞退，但是这些规定并没有被严格执行。

　　如果因为公务或其他特殊原因不能正常打卡，可以联繫主管及以上领导，由人力资源部确定，然后补卡，不然视为旷工。旷工只扣当天工资。

　　根据工厂员工守则，纪律处分具有递进性：壹年内 2 次口头警告升格为 1 次书面警告；壹年内 2次书面警告升格为辞退。员工壹年内受书面警告的，当年不得升职调薪。

　　关于每条拉的操作流程，每次会有专门品质检测员来拿样品检查，以及随时会有品质部门到处巡查。但是实际上有人来检查时才会按照标准来製作，若没人检查就怎麽方便怎麽做。

　　九、劳工协会和投诉

　　工会：

　　工厂有工人代表，但是没听说有工会。员工们壹般有事直接联繫员工服务中心。

　　员工服务中心：

　　员工服务中心位于厂门入口。员工有问题或者需要投诉，以及正式办理离职手续都在这裡处理。

　　在调查期间，调查者没有看见或者听说任何工人去服务中心投诉，也没有了解到任何处理性骚扰或性侵的特殊程序。除了在服务中心办理辞职手续，工人还需要到工人宿舍楼壹楼的办公室签署书面协议。开放办理时间是每周壹，三，五。以前员工投诉与离职办理在同壹处，但因为离职的人太多了，怕其他员工看见也想离职，所以工厂就安排了单独壹个房间来办理离职。

　　投诉渠道：

　　在工人的厂牌背后和工人手册上有壹个热线电话号码。虽然设置有渠道，但是受访工人们表示只是形式。有问题都是官官相护，根本投诉不了。如果反映的是工厂想要解决的问题，就会得到很有效率的处理；如果投诉的是不想管理的问题，这个渠道就只是给员工发泄的心理安慰。例如壹个工人曾经抱怨车间太热了，第二天车间生产线上就有车间管理人员摆上了风扇。另壹个工人抱怨了拉长的管理问题，工厂却没有调查，拉长也没有受到惩罚。

　　十、其他

　　工人选择原因：

　　美泰的工人有壹部分是本地人，为了社保才壹直留在这裡上班。其他很多外地人，多数是老乡壹个带壹个介绍过来。因为有内部推荐奖励，只要被推荐人做满三个月，双方都会有 300 元。

　　工人满意度：

　　部分员工抱怨，这几年产量越来越高，而工资却没有上涨。当调查人员问他们想投诉什麽时，大多数员工第壹反应也是能否将产量减少。壹般旺季都会有很多新人进厂，但相对的辞职的人也比较多，辞职的原因主要是工作量太大。许多员工抱怨拉长不停催促他们工作速度加快，如果工人犯了任何错或者工作不够快，线长就会大骂对方，许多男员工和女员工受不了这种环境就走了。

　　受访员工表示，这个厂不把人当人看，产量特别高。好多员工都是新员工，还不熟悉岗位就被要求有老员工壹样的速度，达不到还会被骂。受访者看到被骂哭的例子有不少，那些人壹般两天后就离职了。

　　客户访问及审计：

　　没有遇到客户访问和审计。

　　调查员日记

　　第壹天

　　负责人让我们填了表，表格检查完后就由负责人带着看工厂，看完工厂就回去培训室让我们了解了几个次序，问我们愿意去哪儿。第壹个看的地方是移印车间，噪音特别大，裡面工作人员都有带壹副耳机。第二个去看喷漆车间，裡面有很大壹股味道，但是带我们的培训老师强调是无毒的。

　　最后第三个厂年轻人多壹些，应该是组装部门，壹条线壹般十几个人。最后培训老师推荐我和壹个妹子进的装配部，我被分配的是托马斯小火车安装部门。

　　第二天

　　下午我被分配到装配部门其中的小火车组装部。我听老员工说这个部门相对其他装配部会更容易请假。壹般这家工厂旺季是在九月之前，九月之后属于淡季。淡季壹般就有很多人离职去其它地方，因为淡季工厂就不会让工人加班。这样工人每个月只有基本的 1860 元底薪，加上扣去保险金和公积金，能拿到的工资就更少了。

　　离职的人多的另壹个原因就是产量要求壹年比壹年多，但是工资还是不涨。以前是 1680 元然后到今年涨了两百元。但是有个奖励金两百元没了，就相当于没有扣也没有涨壹样。所以离职的人就变多。很多人愿意忙的时候回来，不忙的时候去其它厂。

　　老员工还说那个注塑工序虽然公司强调是无毒的。但实际上有很浓的气味，有这种气味的其实有害。壹般怀孕的会调来我们这个部门，因为这裡就没有气味。

　　第四天

　　下午三点我被抽中去参加茶话会。会上都是新人，因为人事部管理想听听新人意见。有新人就说了部分拉长对新员工不友好，横幅说帮助新员工结果全是欺负新员工的，以及部分拉长因为最近是旺季所以才提升上来,所以管理经验不足等壹系列问题。人事部管理说会纠正。（后来有老员工说茶话会只是让新人发泄壹下，并不会实际解决）。茶话会开完结束回去生产线。

　　夜班第壹天

　　今天中午休息四十分钟和舍友回去拿东西。另壹个上白班的舍友告诉我们说她那壹条线的小姐姐被骚扰。被同壹条组装线的两个男员工跟踪和拍照。本来她不知道，但是最近因为和她壹起的那个朋友是夜班，所以只剩她就壹个人在那条线。那两个男员工就开始有偷偷拿手机拍她，她说她特别害怕。她也没有想过去联繫工会，因为没有证据，怕是她自己的错觉。

　　第八天

　　今晚是第二天夜班。今晚的工作是给昨天每个包装好的小火车按照批数号分别装进壹个展示盒子里，站了壹个晚上，到下班的时候已经特别累了，比第壹天累很多。

　　至于产量指标，在这个部门有个姐姐和我说，之前她进来时两个人产量是 3800 个，今年产量变到了两个人 4500 个。

　　第九天

　　我今天被借调到其他的装配部帮忙。拉长先是让我贴贴纸。贴了大概壹分钟后，那个男拉长走过来叫我去了另壹条拉。这条拉是专门焊电线的。拉长是个穿粉色衣服的小姐姐，她叫我去焊电线。

　　我不会，结果她就把我派到隔壁的壹条拉。这条拉上都没有什麽员工，是专门组装壹个球。步骤是先把壹半的四个点粘上天那水，然后和另壹半组装在壹起，然后压壹下再贴上贴纸就算完成。

　　天那水其实是不能直接接触皮肤的，但是拉长并没有给我什麽防护措施。天那水粘在手上了过几秒就会干但是会有很大壹股味道。

　　最后壹天

　　旁边淑姐和福哥听见我要辞职，就过来问我为什麽。我说太累了。福哥说，和我壹起到部门的那个男生也要辞职了，也是十九号。我问福哥他为什麽要辞职，福哥说他天天晚上都被外面的拉长骂，不是做的太慢就是做不好，然后就生气了。福哥还说美泰的管理人员完全是在逼着人走，刚刚去的新员工怎麽可能跟上老员工的速度。

　　淑姐说现在之所以产量那麽大因为希望把十月份之后的订单做完，那样才能让之后的周末不加班了。之后淡季只有星期壹到星期五每天加班两个小时，如果不加班两个小时，工厂走的人更多。

　　工人故事

　　张小姐

　　面试那天认识了二十岁的张小姐，她是来当暑假工的，因为她同学在这个厂工作所以她也进来了。

　　第二天培训的时候，本来厂里是不招暑假工了，但是因为厂忘了给她发消息通知她不来，所以最后协商了壹下还是给她办理了入职。她每年都在其他厂当暑假工，然后工作到哪儿就玩到哪儿。

　　罗小姐

　　也是壹个暑假工，和我壹个寝室的，她已经来壹个多月了，但是因为之前有点事请了几天假所以那个月就没有全勤奖。

　　她是注塑部门的，她们部门男女比例壹般三比七，其中很多都是结了婚的大姐，年轻人很少。她们部门调机员基本都是男生做，但是有什麽问题大姐问他们他们不回回答，年轻女生问他们才会理，调机员通常负责维修机台。

　　她和我说这个厂的男生特别多，只要是妹子就会被很多人找聊天，因为她经常被找，但她似乎没

　　有觉得困扰。

　　她的每日目标产量是 2900，但是因为她是新进工人所以每天壹般只能做 2400-2500。她说如果是老员工的话都会很认真的坐满产量，因为怕被组长骂，大部分会骂人的组长都是女性组长。壹般来说，年轻的组长较年长的组长骂人少。

　　罗小姐准备做到十六号就不做了，她说上夜班太累了，而且她十九号就要回家拿毕业档案。

　　福大叔

　　福大叔是和我壹个部门的壹位大叔。我们部门是组装小火车的，每条线只有三个人。壹个人负责组装轮子底板和车板，还有壹个人负责把头按在组装好的车板上，最后壹个人负责打螺丝。福大叔说他已经来这个工厂三年了。他刚刚来的时候，工资只有 1680 元，到现在涨了两百块，但是之前有壹个奖给取消了也是两百块，所以工资没有变。但是这三年来，每年的生产产量都在涨。

　　我问他如果工会让他去提意见他会提什麽。他就说，希望产量可以少点。他说人资有时会安排壹些茶话会的活动，但从来不会让老员工参加，因为老员工通常有比较多的问题和抱怨。但因为茶话会佔用休息时间，所以儘管老员工不能参加，还是没有人会用自己的休息时间去投诉。

　　福说我们这个部门算是比较轻松的，部门规格比较小，但是却有两个拉长壹个主管，所以算是独立的壹个部门。壹般主管的工资有壹万多，我问他他怎麽知道的。他说他有个朋友的老公就是当主管的，所以四捨五入的也就知道壹点。

　　福哥还说过关于注塑部门其实呆久了对身体有害。有毒材料容易让女人子宫受损。

　　丽小妹

　　她是我们宿舍的壹个小妹妹，也暑假工的。今年 6 月 20 日进厂到现在已经做了接近两个月了。

　　我听她说，有些女性干部特别凶，骂哭过小姑娘。

　　她说壹般男员工都会做物料员，因为物料员会去库房拉很多货，都非常重，女员工是做不动的。

　　她有壹次被分配到男员工做的体力活，结果也差点哭。那次她是打包装，需要把壹个盒子安好然后把东西放进去然后贴胶布，结果做完后她手都打出水泡肿了。

　　她妈妈已经在这个厂工作了十多年，成为工厂干部。她妈妈说注塑部有很重的味道，身体不舒服，所以去医院检查，可是并没有检查出来任何异样。医生让她换个工作环境，结果她换了岗位后，身体就好了。

　　我认识她的这段时间，她都抱怨壹直工厂里有个叔叔骚扰她，想约她出去吃晚饭。她只向其它工人抱怨过这件事，没有向工厂干部投诉，也没有想过向服务中心投诉。

　　宿舍大姐

　　来了接近壹个月了，她说她准备把今年做完再走。因为之前她夜班我白班所以接触比较少，今天夜班所以白天就闲聊了几句。她说她老公可能壹个月之后就来这边找她，她准备去外面租房住。

　　她有两个孩子，在家裡都是父母在帮忙照顾，因为她和丈夫必须外出工作养家，没有足够的时间照顾孩子。

　　她觉得她们拉长都不骂男生（大部分拉长都是女性），即使男生速度慢或产量低也不骂。她说她们拉长之前还骂哭过女员工，结果那个女员工做了两天就离职了。

　　大姐说这个裡面很多机器和物料员本来应该男的做，但很多让女的来做，有点不公平。因为物料员通常需要拿很重的货物，工作量也比较大，所以很多女工认为应该由男性来当物料员。

　　老乡阿姨

　　老乡阿姨来美泰十七年了，还有壹个多月就退休了。她准备下个月把她的年假全部休完，向她这样的资深员工每年都有 48 小时的带薪休假，她跟我说，她每次请年假都是只请早上几个小时而不是请壹整天，如果壹次请壹天，同壹天还得回来加班三个小时。如果不回来加班，工人将不会拿到任何的补偿金，即使工人是请了自己的带薪休假。所以她都只请假几个小时，晚上还可以继续加班，赚 1.5 倍的加班费，比请壹天假划算很多。壹次休壹天的都是本地人。之前有个阿姨发了工资发现休了年假之后工资少了点，然后问福哥，福哥说是因为她虽然休的是年假但是壹天假期也只有八个小时，还有三个小时的加班没来，肯定没有加班工资。

　　她有个女儿是她妈妈帮忙照顾大的，所以和她不亲。

　　她说她之前在电子厂、鞋厂、五金厂都做过，她觉得电子厂是最乾淨的，而五金厂是最髒的，因为她负责疏通管道。她说这个厂里很大壹部分人都是来混保险的都是本地人多壹些，但是那些本地人特别看不起外地人。

　　她来这个厂做了两年多迷妳托马斯部门，六年多注塑，六年多品控部，还有三年左右是刚刚进来那会那时厂里还是做钢製玩具。她说这个厂里很多事情都不公平的，因为壹般拉长都是物料员提上去，那些物料员没事就会给拉长买壹大堆东西。我问她这个员工服务中心有什麽用吗，她说那基本上都是做样子的，这边员工有什麽想说了基本都会憋着，也不想去哪裡找事。

　　媛

　　媛也是暑假工，她和小丽壹起到的工厂。她现在的生产线上包括她只有两名女工，其他都是男工。

　　她说也有壹个叔叔经常骚扰她，每到休息时间就会过来找她。她很害怕，也不敢在休息的时候呆在自己的工位上，所以总是来找我聊天。

　　她们拉壹般任务是 1400。如果她做的快的话，每天六点半能结束下班。做的慢的话，七点钟才能结束下班。

　　东莞永辉轻胶调查报告

　　公司简介

　　东莞永辉轻胶製品有限公司成立于 1989 年，隶属的香港永丰出品有限公司。东莞永辉轻胶製品有限公司现有员工 200-300 名，位于中国广东省东莞市清溪土桥村金桥工业区兴业二街 1 号，公司厂区佔地面积两万多平方米。 工厂的主要经营范围为 EVA 玩具、礼品、文具、幼教器材、工艺品、鞋以及箱包等产品。 产品主要出口到美国、日本、东欧等国家及地区。

　　工厂基本信息32

　　工厂全名：东莞永辉轻胶製品有限公司

　　地址：中国广东省东莞市清溪土桥村金桥工业区兴业二街 1 号工人人数：约为两百到三百人 （正式工：20%；临时工：80%）主要产品：EVA 玩具、礼品、文具、幼教器材、工艺品、鞋以及箱包主要客户：乐高，乐高乐园，迪士尼33工厂工人男女比例：6：4 （装配部基本均为女性）工厂主管男女比例：未知受访人数：十人

　　受访者男女比例：1：9

　　访谈形式：面谈，微信（受访者所在部门： 生产部、丝印部）工人平均年龄：未知正在加工的乐高乐园盾牌

　　壹、 入职及离职

　　入职政策

　　招工要求：

　　工厂招正式工和临时工。无地区、民族、宗教、性别上的歧视。只要符合法定务工年龄， 十八周岁以上，就可以入职。最高入职年龄无硬性规定，现在职工人中最高年龄为 50 岁。入职面试时，求职者需要持身份证原件及複印件和壹寸彩照两张。面试不需要交任何押金，也不会被扣押证件。

　　求职者可自行选择成为临时工或正式工。但是工厂的人事在面试时会鼓励求职者应聘正式工。

　　招聘程序：

　　临时工和正式工的面试程序壹样。将行李寄存在保安室后，由主管带去人事部。人事会首先要求求职者填写入职申请表，其中包含学历信息，住址电话等。人事根据相关资历分配岗位。人事部要求员工看过入职须知和壹份自拟的劳动保护条例后并签字盖手印。其中劳动条例主要解释了壹周有壹天休息的规定。期间，人事没有提及入职培训内容，只是讲解了入职须知表，并再次确认入职申请的内容。讲解并签字结束后，工作人员要求求职者上交身份证複印件以及彩照。到此面试结束，就算正式入职。工作人员安排新员工去保安室领取宿舍钥匙，入住工厂的宿舍。

　　入职途径：

　　工厂的入职途径主要有两种。1. 工厂通过各类网上招聘平台发布招聘信息来直接招聘员工。2. 工厂通过中介公司来招聘正式工和临时工。

　　入职培训：

　　工厂没有对新员工进行入职培训。唯壹和培训相关的内容是面试时介绍的入职须知表。面试时候，工作人员会解释入职须知表裡的内容，比如，晚上十二点之后严禁进出工厂；工厂里严禁吸烟，吸烟要去吸烟区；工资在每个月二十八号左右以现金发放；上下班打卡应当在正式时间的十四分钟之内等等。

　　试用期：

　　试用期为壹个月。

　　岗位分配：

　　工人不能选择在哪个部门工作。壹共有 5 个部门：生产部，製造部，丝印部，喷油部，转印部。

　　另外还有品质管控，不单独设部。几个部门中，装配属于生产部；製造部是製造材料然后由生产部组装包装；丝印部使用丝网印刷技术，要接触 EV 塑料；喷油部主要负责表面上色涂装；转印也是壹种印刷工艺；品管负责定时取样品送检。 工人会被安排到缺人的部门。丝印要求有工作经验。工厂也会根据工作岗位所需的体力来分配男女员工。壹般女员工会被安排进需要较少体力劳动的生产部，而男员工则会被安排去体力需求较大的岗位，比如製造部，因为需要操作机器。

　　未成年工：

　　根据调查人员观察，未发现工厂使用学生工。

　　体检：

　　工厂没有对任何部门的任何员工进行体检。

　　离职：

　　根据工厂自拟的劳动保护单，如果是工厂直招工人，只有月中和月末才能办理离职。正式工需要提前壹个月报告申请离职。工作未满壹个月的临时工，报告离职后十五天后才能离职。中介带来的临时工提前壹天申请，第二天就可以离职。

　　若是离职时没有提交离职申请报告，工厂就会定义该员工为自离。自离的员工就拿不到当月工资。

　　二 、劳动合同

　　签署过程：

　　工厂不会在工人壹入职时就和工人签订合同，而是等工人工作了半个月或壹个月后才签订劳动合同。工厂与正式工或临时工会签署同样的劳动合同，也会拿到副本。调查员离职时，仍未和工厂签订劳动合同。

　　合同内容：

　　劳动合同就是广州劳动合同。

　　三、 工作时间

　　工厂实行五天八小时工作制，八小时工作皆是白班。旺季期间（8 月之后），周壹至周五每天加班 3 小时，周六加班壹天，周日休息。调查人员进厂期间正好碰到旺季，工厂在赶单，所以周日休壹天也被取消，用来加班完成订单。工人们最长连续上班十壹天无休。每日正常工作时间为 8小时，外加 3.5 小时加班时间，共为 11.5 小时。生产部工人旺季这段时间每天的生产指标为4000 件，壹般情况下晚上八点半可以能完成当天的产量，其它时间壹般没有指标。如果提前完成任务可以提前下班，等到指定的下班时间再回打卡下班。工资也是按照三点五个小时算的。

　　每天早上八点上班，七点四十六到七点五十九可以打卡，上午工作四个小时，到中午十二点下班。

　　中午吃饭和休息时间是 1.5 小时。下午壹点半到五点半上班。晚上若有加班，加班时间为六点半到晚上十点。如果没有打卡应该要扣工资。若有工人忘记打卡，可以找组长解释。

　　工厂里除了丝印部门有夜班外，其他的部门都没有夜班。夜班补贴为 13 元/晚，加上壹碗泡麵。

　　夜班正常上下班时间是晚上八点到早上八点。

　　正式工 正常工作 加班

　　每天 8 小时 3.5 小时

　　每周 5 天 1 天（周六）

　　每月 22 天 最长加班时间为 126.5 小时

　　工资 1720 元/月 周壹到周末加班 1.5 倍，周六或周末加班 2 倍临时工 正常工作 加班每天 8 小时 3.5 小时

　　每周 5 天 1 天

　　每月 22 天 最长时间 126.5 小时

　　工资 13 元，13.5 元，14 元，14.5 元/小时 没有加班补贴按小时算淡季期间，工人可以不加班。若不想加班，需要每日下午 3：30 之前和自己所在的组的组长说明情况。旺季期间，工人必须加班。调查人员听到某车间的组长说「除非起不来了，不然都不准请假。」上班时间

　　上午 8：00-12：00

　　午餐休息 12：00-1：30

　　下午 1：30-5：30

　　（加班） 6：30-10：00

　　四、 劳动报酬与员工福利

　　工资：

　　正式工工资分为底薪和加班费。每月底薪为 1720 元。加班费是按工时计算，壹般工作日内加班为 1.5 倍工资，周末加班为 2 倍工资。正式工除了底薪和加班费以外，还可以领取 150 元/月的职位补贴，职位补贴依据岗位不同而浮动，装配职位补贴最低。

　　临时工工资也分为底薪和加班费。不同的是，临时工按进厂时间不同，每小时的工资也不同。壹般分为 13 元/时，13.5 元/时，14 元/时，和 14.5 元/时。每个部门每批进来的临时工工资都不壹样，所以在入职须知最下面有写严禁工人讨论薪资。此外，临时工不会享受 1.5 倍或 2 倍的加班工资，也没有职位补贴。临时工加班统壹按照每小时工资计算。

　　旺季期间，正式工实领工资（不包括社保）可以领到 3500 元左右每月。临时工的实领工资（不包括社保）可以拿到 4000 元以上。临时工工资较高是因为他们以小时计薪，而正式工是基本薪资外加加班费。此外，工厂工资壹律以现金支付，每月的 28 号工厂会发放工资。听工人说这样可以不扣个人所得税。工人需要当面领取，再去银行存钱进账户。

　　休假：

　　正式工有带薪年假和产假。临时工若做满两年后有四天的带薪年假。

　　若是员工放弃休年假，可以领取相当于 4 天的工资作为奖励。

　　社保：

　　社保 假期工资 带薪休假 法定节

　　假日

　　正式工 无论本省外省工人均可购买社保，但是需要自己去和人事部说明，工人可以自己选择是否购买。

　　社保按照广州市最低要求购买。每月工人缴纳

　　306 元，公司帮忙交 600 多元。但是第壹个月属于试用期没有社保。而特殊部门必须要买社保，比如壹楼开机製造部。公司还会单独给每个员工购买壹份十几块的商业保险，不需要员工自己出钱。员工需自行办理社保卡。

　　病假和工

　　伤假工资

　　不明

　　带薪年假产

　　假

　　工厂付

　　薪

　　临时工 没有社保，也没有商业保险 没有 满两年有四天年假。不想休假按照

　　正常上班则

　　正常付薪。

　　没有薪

　　资

　　没有住房公积金。

　　福利设施：

　　工厂里没有任何福利设施。只有壹处吸烟区提供给需要吸烟的员工。

　　五、 食宿条件

　　工厂提供宿舍，不加收任何费用。但住宿条件很差。普通宿舍壹般 3-4 人壹间。宿舍内白天不允许开灯。楼道内有热水间，并且热水只有固定时间段才提供。（早上 7：00~8：00，下午 5：

　　30~6：30，晚上 8：30~12：00）洗澡需要带桶到走廊两头提热水回卫生间洗澡。

　　男女员工住同壹栋宿舍楼的左右两边，分别使用不同楼梯，每层楼中间用铁门隔开。女员工宿舍走廊两边各壹间夫妻房。夫妻房公用壹个卫生间，只有这裡的卫生间有花洒。宿舍区域里二三楼有监控器，四楼无监控器。

　　调查员住的宿舍有天晚上暴雨，洗漱间门被吹倒了。宿舍职员告知需要打报告写申请才可以修门卫生间的门也是坏的，有的宿舍上卫生间要把门整个搬起来。调查人员发现寝室内有臭虫，工人经常会被虫子咬的满身是包。如果员工选择不住宿舍，在外面租房子没有补贴。宿舍楼有 WiFi但是连接进去也是用不了。

　　工人可以在食堂用餐。每个月会有 26 天的餐钱补贴。每天补贴 14 元伙食费（早餐 2 元；午餐 6元；晚餐 6 元）。如果当月额度没有用完，月底会清空。食堂做什麽，就只能吃什麽。早上壹般是麵食。六元的饭壹般是两个小份肉菜和壹素，七元的餐大小份肉菜壹素。食堂晚上不开门，但工厂大门晚上 12 点后会关，夜班工人也不能出厂了。所以夜班会补贴壹盒方便麵。

　　如果不想再食堂吃饭可以去零食窗口买零食，方便麵和饮料。员工食堂的餐具以及洗洁精需要自备。餐厅里还有壹个专门放碗的架子。刷卡每天最高额度是五十元，早饭以 10 元为上限。中饭和晚饭都是 20 元，超过这个数字今天就不能再刷。只要过了饭点，食堂下班就不能买零食了。

　　食堂的零食普遍比工厂外要贵壹些。如方便麵在厂里卖 4.5 元，外面小卖部的是 4 元。

　　工厂外面走五分钟会有壹个市场。市场里有些卖夜宵卖饭的摊贩和商店。

　　六 、职业安全和劳动保护

　　工厂里没有环境健康安全委员会。临时工和正式工上岗前都没有经过岗位培训和环境健康安全培训。厂房有急救箱，但是员工宿舍的急救箱是空的。

　　调查员上班期间，有人手被卷进机器，流了血，听那位员工说当时工作人员有准备带她去打针但是她怕疼就没去，然后第二天就调离了那个职位。

　　工厂裡面说不允许穿着拖鞋上班，但是实际上是没有人管的。三楼用了天那水以及其它化学用品所以有很刺鼻的味道，工厂每天会提供口罩，但是需要员工自己去拿。但就算工人带上口罩也还是能闻到刺鼻的气味的。

　　工厂有提醒带防护用具标识，但是没看见过工厂发口罩外的防护用具。除口罩外没有其他护具。

　　厕所门口有洗眼器，但已经坏掉了，目前工人用它来洗手。

　　七、 消防

　　每层楼都有消防用具和灭火器，但是检验时间标籤都被撕掉了，外面也都是灰尘。调查人员发现有些灭火器是 2013 年检验的，有些时间甚至更久。

　　宿舍每层楼有紧急逃生标誌。

　　工厂里的灭火器装置和宿舍壹样，很旧，标籤很多被撕掉了。工厂里也没有举行过消防演习。

　　八 、奖惩管理

　　工厂里没有特殊的奖惩管理制度。工厂里禁止吸烟。晚上十二点不能进出厂门。不打卡算旷工壹天，扣当天的工资。

　　九、 劳动协会和投诉

　　工厂内没有设置工会。工人们若有问题，没有任何投诉渠道。投诉或抱怨会被视作不适应工作，组长以此劝退工人。

　　十、 其它

　　很多工人选择永辉工厂的主要原因是除了丝印部，基本没有夜班。除了赶货期间，其他时间工厂不算很忙也没有压力。工厂管理不是很严苛，上班时间上厕所喝水都比较随便。进出车间不需要打卡，进出厂门也不需要刷卡和检查随身物品。但是上班期间出厂必须由组长开具放行条或者请假条，不然不允许出厂。

　　调查人员日记

　　2019.第壹天

　　今天和我壹起进厂的有十几人来，管理人员让告诉包工头让工人不慌签合同，试试能不能做。我问管理人员明天是不是有培训，他叫我明天早上七点五十五到办公室弄指纹，这边打卡是提前十四分钟之内都可以比如说八点上班，七点四十六到八点之前是可以打卡有效的。然后给我安排了宿舍。然后进了宿舍，七张床位但是只有四个人住很简陋，地上是水泥地坑坑洼洼的，只有两个风扇，插头也只有两个，每个宿舍有壹个厕所和洗漱池，要洗澡要在时间内去楼梯口接热水到卫生间里洗，同宿舍阿姨说四楼还有很多空的宿舍应该人少没人住。

　　旁边宿舍的阿姨洗完头发就在门口吹头发，她说这裡有几个部门丝印部，装配部，喷油部，还有几个她也不是很清楚，丝印部在忙的时候会赶班就是加夜班，她说装配部好些，没有那麽重的味道，丝印特别臭，还有个部门噪音很大，应该是製造部。但是装配部也有用难闻气味的材料的时候，比如壹种叫多正喷胶的胶水。

　　2019.第三天

　　中午吃饭，听对面的姐说因为食堂吃饭时间人多要分成两个班吃饭。

　　吃完饭基本上还有四十多的时间，听工人说 ，207 的宿舍是最坏的，四楼有很多空房间但是没有摄像头，楼道尽头的两边是夫妻房，两个房间共享壹个洗手间，摄像头只有二楼和三楼才有，三楼有个房间修好了但是不让人住，现在的 207 卫生间也就是洗澡的地方的门是坏掉的，每次洗澡得先把门搬出来，门很重。后来找了保安保安说换门需要打申请报告，要找人事部。

　　我那天下去看公告，本来以为中秋节放三天，结果工人告诉我这个月在追产量，所以只会放中秋壹天的假。（下面公告说的是十三号星期六上班提到了八号星期天来上）意思就是工人们从二号壹直要上到十二号，然后休壹天假又是连续六天（不知道下个星期会不会有星期天休息）当时进去说的是每个星期固定有壹天休息的。这个厂没有离职返聘优惠也没有内部推荐奖，而且所有的职业都没有体检。而且临时工加班费是没有几倍的，还是正常的是多少壹个小时就是多少，只有正式员工才有。

　　在公司里不许讨论每个人的工资是多少，但是如果每个月壹直加班，那麽正式工扣完社保能拿到三千二左右，而临时工没有买社保可以拿四千以上，所以大部分人都愿意做临时工，然后等旺季过了再去其他厂。 临时工每小时的的工资的是不变的，加班费也是按正常小时工资支付。

　　壹个女工说她们选择在这裡上班主要是没有夜班，而且不会催产量比较简单所以愿意在这儿上班。

　　2019.第四天

　　晚上在小窗口刷的方便麵，热水在保安室旁边有，宿舍的阿姨说，她们丝印部有夜班，夜班补贴是十三元壹晚上，而且发壹桶方便麵，但是都很少有人愿意上，觉得累。

　　夜班正常上下班时间是晚上八点到早上八点。

　　我说我晚上想出去洗个头，这边没有淋浴怕洗不乾淨。然后英告诉我说两个夫妻房中间卫生间有沐。我去看了下没看见。她说二楼左边夫妻房有壹个房间住了壹个叔叔，可以去洗。我问她这栋楼有男职工住吗？她说壹般男职工都是夫妻房，我们宿舍有壹栋，左边是男职工，右边女职工，每层中间有个铁门隔着，但是女生这边每壹层都会有夫妻房四楼也有，所以晚上有男职工上楼。

　　很多时候有些阿姨的老公也会来宿舍找人，他们没有住夫妻房。晚上经常有男工上楼，很不方便。

　　2019.第五天

　　早上壹进去就开了壹个早会，主管说不管做几天走，反正在这裡做壹天就好好做，只要每天产量够了就可以下班，不够他就陪着呆到十点，这两个月是特殊时期，这批货要在十月十多号之前出。

　　这两个月要忙着赶货，如果有不想加班的员工他不需要，如果要请假头天下午三点半之前和组长说加班也是，三点半后说就是旷工。

　　工友故事

　　阿姨 1

　　和我同壹天来这个厂的，她说她侄子在这个厂里就壹起过来了，之前在汕头那边的工厂做过，但是很累也只能拿四千多，这边也能拿四千多会轻松壹些。她有两个孩子大儿子十八岁在读高二，小的那个女儿才十壹岁，是她姐姐在她家裡带孩子。她老公也在外面打工，因为他老公那儿太累了所以她没有壹起。

　　阿姨 2

　　在这裡做了三年了，是丝印部，他老公也是在外地工厂上班不想在这边，她女儿都 23 岁了也是没有读大学就直接工作，现在已经不需要她管了。阿姨最近是上的夜班，每天晚上八点上班，她说丝印部味道其实特别不好，而且很多人都不愿意上夜班就算有补贴也不愿意，她也没有听说过这个厂有什麽投诉渠道，也没有工会。

　　阿姨 3

　　和我是老乡，她来这个厂已经两个月了。我壹去的时候她就和我说这边这个味道特别难闻闻久了会长痘还容易不孕不育。她有壹个儿子在上大学，她老公也没和她壹起在外地打工。

　　阿姨 4

　　和我壹起去辞工，也是才来几天的，但是她是中介介绍过来的，她说她老公来找她了，但是这个工厂不收男员工所以就准备搬出去。

　　英

　　她也是临时工，来这个厂不到壹年。我问她会不会壹直呆下去，她说不会。她比我大两岁，和我说这个厂裡面关係特别乱很多人都有情人。厂房壹共有两栋，我们现在是在左边那壹栋的三楼。

　　英说，因为这边生产的乐高的玩具检验标准更高，所以用的胶水以及设施都会比对面二楼的好。

　　英还有个弟弟经常问她要钱，她父母也没怎麽管她了。

　　波波

　　再来这个工厂之前去过很多工厂，已经工作十年了但是这个工厂没有夜班相对轻松壹些就壹直呆在这个工厂。她有两个孩子但是都是她妈妈在帮忙带，这次中秋节还请了几天假回家。

　　波波来这个工厂来了两年了，第壹次进来是去年，十个人裡面就她壹个正式工。当时还没有工作她就准备去转临时的，但是工厂都不同意。当时正式工还得交壹百元伙食补贴。然后过年的时候她就辞职回家今年又进来的这个厂然后是临时工。在去年正式工的时候她不扣社保有个月壹直加班拿到了三千六，那是最多的壹次。然后现在临时工可以拿四千以上。波波说这个部门这边味道特别重，但是偶尔闻壹两个月是没有问题的。波波是在外面租房住，晚上下班回家那壹条路其实没有灯特别黑，但是她说她已经习惯了。

　　东莞盈峰塑胶电子製品有限公司调查报告

　　公司简介

　　东莞盈峰塑胶电子製品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2 年，位于东莞市虎门镇龙眼工业区东十路，法定代表人为张赛娥。是华盛玩具集团众多生产基地之壹，华盛集团是大型港资企业，新加坡上市公司，隶属于香港南华集团旗下公司。华盛集团在香港以及中国南部有七家工厂，壹家研发中心以及壹家造模工厂，拥有超过 3000 多名员工，以生产塑胶、电子、布绒和机械玩具产品及礼品为主，产品主要销往日本，美国。

　　公司基本情况

　　工厂全名：东莞盈峰塑胶电子製品有限公司

　　地址：东莞市虎门镇龙眼工业区东十路

　　工人人数：3000

　　主要产品：塑胶、电子、布绒和机械玩具产品及礼品主 要 客 户 ： 孩 之 宝 （ Plumber Pants, Power Rangers, Toilet Trouble, Transformers,Pocupine Pop, Nerf), MGA Entertainment (L.O.L! and Poopsie Slime Surprise), InspirationWorks, Melissa & Doug工厂工人男女比例：1:1

　　工厂主管男女比例：6:4

　　受访人数：20

　　受访者男女比例：7:3

　　访谈形式：面谈

　　工人平均年龄：30 岁

　　壹、入职及离职

　　入职政策

　　招工要求：

　　工厂招聘正式工和临时工。对正式工的年龄要求是 24-52 岁，而临时工的最低年龄的要求是 18岁。根据工厂张贴的招聘海报，招工并无无地区、民族、宗教、性别上的限制。面试者前来面试时，需要携带本人身份证以及身份证複印件。装配车间招人几乎没有要求，任何愿意做的人都可以进来。因为注塑和喷油部门可能有其他要求，工厂会派专人面试。

　　招聘程序：

　　面试：不管是正式工还是临时工，装配部工人都基本没有面试。招聘时只是问年龄多大，然后让填写入职申请表，没有其他问题。只有装配部招临时工。对于其他岗位的工人，招聘要求不同，比如喷油工人，会有相对应部门的人员来面试。

　　笔试：面试者需要接受笔试。然而笔试相当没意义，面试者只需将人事部员工报出的答案写在试卷上即可。

　　办理入职手续：第二天早上 9 点，正式工开始办入职手续。新工人按照人事念的内容来填写劳动合同、声明书和其他表单。人事对合同内容没有任何解释，只是让新员工自己看。填写完所有表单之后，新员工被安排拍照做厂牌，以及进行接受简单培训。

　　临时工办理入职手续的时间是下午两点，按照人事念的内容填写合同、声明书和各类表单。表单和合约都是和盈峰厂签而不是和中介签定的。工资和正式工壹样，底薪 1720 元，正常班工资9.89 元/小时，平时加班 1.5 倍工资（14.83 元/小时），周末加班双倍工资（19.78 元/小时)。

　　临时工要在入职申报声明上註明「劳务公司没有要求做多久才可以离职」、「在入职本公司之前，劳务公司已确认临时工和正式工同工同酬」。这些明显违背事实。

　　调查员向劳务公司驻厂人员咨询工资条款时，得到回復以私下口头协议为准，合同只是形式。而调查员徵询厂里的临时工时，工人们表示按照 15 元/小时或者 16 元/小时发放。

　　除此之外，临时工没有跟派遣公司签订任何协议。

　　入职途径：

　　应聘者可以通过工厂的直接招聘入职或通过派遣公司的面试入职。

　　工厂会在厂门口设招聘点直接招聘正式工。旺季时除了周日基本每天都在招，淡季时不清楚是否招工。招工地点在工厂正门左侧，立有壹个小棚，有桌子和长椅。调查人员应聘了正式工。

　　而派遣公司则会通过在各地的分支机构来招聘临时工。临时工入职时在壹张小纸条上要填写所属派遣公司，派遣工职员会告诉新员工他们派遣公司的名字。

　　工厂大部分工人由各家中介和三家派遣公司招聘，称为临时工。由中介招收的临时工也会挂在某个派遣公司名下。临时工和正式工的比例约为 7:3。临时工 7 月份工资是 14 元/小时，8 月上涨到 15 元/小时或者 16 元/小时。

　　岗位分配：

　　调查员被分派到装配部门。正式工若满足其他部门要求，也可以申请去其他部门，但要接受其他岗位的面试。由派遣公司招募的临时工只能去装配部。

　　装配部负责把其他部门生产好的零部件组装成产品并包装起来，属于生产过程的尾段。穿橙色厂服的工人都是装配部的。据观察，装配工大概占工人总数的 85%以上，具体人数不明。

　　未成年工：

　　工厂不收未成年工(16 岁以上 18 岁未满)。但有学生工。

　　体检：

　　调查员所属的装配部不需做入职体检，注塑部的人员也无需体检。喷油部门则需要在面试时体检，体检费由工厂负责。入职后，喷油部还会每月对员工进行壹次体检，体检费同样由工厂负责。具体体检流程不明。此外调查员没有遇到其它需要做体检的员工。

　　入职培训：

　　根据调查人员亲身经历，新员工进厂仅需签署壹系列表格。人事让工人签保密协议、员工确认表、背景调查表、员工手册等。由于员工手册第 18 章节记录了厂规厂纪，是奖惩依据，所以人事也让新员工在那壹张上面签字，表示新员工知晓并同意这些厂规厂纪。在新员工入职培训时间里，人事要求工人按她念的内容去填写入职培训试卷。

　　事实上，培训中对于新入职员工应该知道的工资组成、安全教育、职业安全防护等等都没做介绍。

　　人事只是在给工人拍办理厂牌所需的照片之后提到了进厂注意事项。事项包括：第二天早上 7：

　　50 厂门口集合、不能穿拖鞋上班、不能带玻璃水杯、迟到早退请假均扣 100 元全勤奖、准备建设银行卡複印件交给文员、食堂吃饭需要充现金、至少要干壹个月、离职需提前壹周申请等。这位人事语速很快，介绍这些不超过十分钟。填完所有的文件加上人事对新员工宣导，整个流程下来平均 15 分钟左右。

　　进入车间以后，车间领导还会有 10 分钟左右的介绍，例如请假流程等。分配到岗位后会有人指导操作流程。

　　整个入职过程持续了 1 小时 20 分，培训时间不计入工时。培训最后，要在工厂内住宿的就留下来分宿舍，不住宿的就可以回自己的租屋处。

　　第二天早上，新员工在工厂门口集合，排队领厂牌，在新入职员工培训记录表上面签名，之后录入人脸数据。文员告知了新员工壹些车间规矩，发放防头发掉落的帽子，接着让新员工在《有害物质 RoHS 培训表》上籤名。但是新员工并没有受到入职培训和有害物质 RoHS 培训。

　　试用期：

　　员工的试用期为三个月。通过三个月试用期后，员工可以转正。试用期期间工资与正式工相同。

　　离职：

　　劳动合同上写明，工人在试用期内离职，要提前三天递交申请。这和人事跟调查员说的不壹样，人事告诉调查人员，实际操作中，工人试用期内离职要提前壹周申请。合同期内离职则要提前壹个月申请。

　　临时工要遵循和所在的派遣公司的约定，通常至少需要干满壹个月才能申请离职。临时工不满壹个月辞职，其组长或线长不会批准。除非确实有紧急情况才可以提出离职。自离没有当月工资。

　　办理离职时，工人要先在人事部通知的时间地点核对工时，办理离职手续。第二天退宿，签工资单，然后当天发工资。临时工工资也是当天拿到。工资分两部分，壹部分是和正式工壹样，由厂里发放；另壹部分是补差价，由派遣公司的驻厂人员发放。

　　二、劳动合同

　　签署过程：

　　工厂和工人在入职时签订劳动合同。人事给员工发壹式两份的劳动合同，让员工填写个人信息并签名，对合同中的内容无任何讲解。员工对自己的权利和福利都壹无所知。人事要求合约生效日期写第二天的日期。签完这些文件之后，人事给每个人拍照用来製作厂牌。

　　第二天早上集合的时候，人事和派遣公司的人员给新员工发放了保密协议和劳动合同的副本，都是和盈峰工厂签订的，而和派遣公司无关。

　　合同内容：

　　临时工和正式工的劳动合同内容相同。合同期限均是两年。但是没有严格执行。

　　劳动合同的内容包括：合同期限、工作内容和地点、工作时间、休息与休假、劳动报酬、社会保险与福利待遇、劳动保护、劳动条件和职业危害防护、规章制度、合同变更、合同解除。

　　三、工作时间

　　工厂实行五天八小时工作制，每天加班三小时，周六加班十壹小时，周日休息壹天。平均每月满额加班 109 小时。加班最长的月份壹般在六、七、八这三个月，每月加班 109 小时左右。

　　目前装配部 A 栋三楼实行壹班制，早上 7：30 上班，也有其他栋的工人在 7：45、8：00、9：

　　00 上班；上夜班的工人只有壹条拉，作息时间不明。休息时间为中午用餐的壹小时 12:30-13:30，下午从 13:30 壹直工作到 19:30，中间没有休息时间。

　　工作时效部门 上午工作时间 下午工作时间 加班时间装配部壹班制 7：30-12：30 13：30-16：30 16：30-19：30可以不加班，要跟拉长申请。但是据员工说比较困难，也不清楚有什麽惩罚。

　　工人每天工作十壹小时，每周休息壹天，每个班次的中午吃饭时间是壹小时。

　　调查员没有见到明确的生产指标，但是有新工人说工作很累，手中的活基本没停过，喝水上厕所的时候都要找人顶替。

　　工时靠上下班打卡加人工签到来记录。上班要在上班时间前 15 分钟之内完成打卡，迟到 3 分钟以上扣全勤奖 100 元。早退和请假也会各扣全勤奖 100 元，直到每月的 250 元全勤奖扣完为止。

　　中午和晚上下班的时候，车间下班的人很多，非常拥挤，佔满了楼梯道。在生产区打卡机前，七八百人蜂拥在壹起打卡，非常混乱。虽然打卡机有十几个，但是很多打卡机打不上卡，工人只能壹个壹个的去试，打卡效率低下。工人从下班到完成打卡需要 7-12 分钟，这段时间不计入工资。

　　工时记录完整，有错误可以纠正。上班前有车间开会，每次大约 5 分钟，主要讲壹些工作中的不足和今日的注意事项。开会时间计入工时。下班不开会。

　　四、劳动报酬及福利

　　报酬：

　　每月工资：底薪 1720 元 + 全勤奖 250 元 = 1970 元据受访工人所讲，正式工人旺季工资有 4200 元，淡季工资 3200 元。平均下来，每月工资大致3600 元左右。

　　调查期间，临时工的月薪是 4500 元-4800 元不等。

　　工资包括各类补助：

　　生活补助（外宿补贴 150 元/月）

　　夜班补助（10 元/天）

　　岗位补助（接触化学药品的检查岗位等补助 130 元-500 元）餐补（180 元/月 临时工的发到饭卡里，正式工的则算进工资）全勤奖（250 元/月）绩效奖（最高至 728 元/月）

　　工龄奖（就职满壹年为 100 元/月；满两年 120 元/月；满三年 140 元/月）各类扣费（从工资中扣除）：

　　扣费项目有住宿水电费（50 元/月）

　　社保（最新社保标准，每月扣 300.7 元/月）

　　工资主要靠加班，其中加班工资差不多佔了总工资的 45%。

　　装配部工人按时计薪，每小时工资 9.89 元，平时加班 14.84 元/小时（1.5 倍），周末加班 19.78元/小时（2 倍），法定节假日加班 29.67 元/小时（3 倍）。

　　临时工资以和派遣公司或中介的约定为准。依照条款或招工时间不同，可能为 15-17 元/小时。

　　假如壹个月工作 270 小时，有些人可能拿到最低薪的 15 元，有人可能是 16 元，有人和派遣公司达成协议能拿 17 元（可能有额外条款，例如：需做满 55 天）。总工资为每月 4050－4590 元，外加餐费补助，约为 4200-4800 元。

　　工厂每月 15 号发工资，工资发放到工人的建设银行卡。正式工由工厂发放。临时工的工资分两部分，壹部分是和正式工壹样，由厂里发放，另壹部分由派遣公司的驻厂人员发放。工人会拿到工资条，列有应发和应扣的工资明细，实领工资和工资条上显示的金额相同，工资条和考勤记录相同。扣款项目有住宿费和社保。根据员工确认表，住宿费为 1.67 元/天，壹个月大致为 50 元/月。

　　请假制度：

　　工厂有提供带薪的年假、产假、婚假、丧假和病假。

　　病假：工人请病假时会得到薪水，工资以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 80%支付。请病假的程序为，和线长口头报告并写请假单。病假回来上班后，需出示医生开具的证明。但工厂并没有具体说明病假能请多少天。

　　除带薪年假以外，请假都要开具证明。带薪产假（178 天）、婚假（3 天）、丧假（3 天）的请假程序和病假壹致。

　　带薪年假：员工连续工作 1 年以上的，享受带薪年休假。已满 1 年不满 10 年的，年休假为 5 天；已满 10 年不满 20 年的，年休假为 10 天；已满 20 年的，年休假为 15 天。

　　休假：

　　法定假日休息有薪水。

　　社保：

　　正式工人必须从开始工作的第二个月开始买社保。临时工每工作两个月就可以购买壹个月的保险。

　　工厂也会为户口非东莞本地的外省的工人购买社保。

　　工厂给工人买的社保并不包括住房公积金。

　　购买社会保险内容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以及生育保险。

　　所有社保按照最低工资标准缴纳。员工自费承担 300.76 元/月，工厂承担 561.53 元/月。

　　离职时通常社保不退保，可直接转移到下壹家公司或工人的老家。离职工人需要先联繫好转入单位，再到社保局填壹张转移社保的表格。

　　东莞社保缴费明细表

　　项目 缴费基数（元） 企业部分 个人部分 合计比例 缴费金额（元） 比例 缴费金额（元）养老保险 3376 13% 438.88 8% 270.08 708.96医疗保险 4895 1.6% 78.32 0.5% 24.48 102.80失业保险 3100 0.48% 14.88 0.2% 6.2 21.08工伤保险 3100 0.25% 7.75 0% 0 7.75

　　生育保险 3100 0.7% 21.7 0% 0 21.7

　　合计 - - 561.53 - 300.76 862.29

　　福利设施：

　　工厂内除了走廊上的椅子，没有任何福利设施。

　　宿舍和食堂旁有壹个篮球场，但空间被货物佔据，通常没有人使用。

　　五、食宿条件

　　伙食条件：

　　工厂提供早中晚三餐。早餐有包子、油条、豆浆、稀饭等等，壹餐 2-3 元。中餐和晚餐有提供麵条和套餐，麵食 6 元/份，套餐 7-10 元/份，有荤有素。有工友觉得比起工作过的其他厂，收费略贵。

　　工人可以自由选择在工厂食堂和宿舍吃住，不在厂里吃住不扣钱，且壹样能拿到每月餐补 180 元。

　　临时工的 180 元补贴会提前打到饭卡，正式工的 180 元补贴会在发工资时补上。员工需要花自己的钱到食堂充卡。

　　大部分员工都不在食堂吃饭，因为工厂工人实在太多（三四千人），食堂只能满足壹千多人同时吃饭。要排很长的队，队伍能排到食堂门口，食堂裡面也很热。大部分工人都去工厂附近的大小餐馆吃饭，餐馆的餐价要比工厂食堂略贵壹些，这段路程差不多要七八分钟。

　　宿舍条件：

　　壹个宿舍住 10-15 人（大多数住 15 人），有洗手间、电风扇、冲凉房，手机 USB 充电介面，个别宿舍有储物柜。工人在宿舍使用的褥子和枕头等，都需要自行准备。

　　宿舍楼 B 的下三层楼是女员工宿舍，上三层楼是男员工宿舍。楼层之间没有门禁。男员工宿舍没

　　有门锁，调查员不清楚女员工宿舍有没有门锁。

　　宿舍又脏又乱，有的铺位床板很薄，有的铺位床板变形翘了起来，有的上铺没有栏杆，很不安全。

　　USB 充电口离睡的床铺很远，且不能直接给手机充电，只能先给充电宝充电，再用充电宝给手机充电。有些上铺的床没有栏杆，睡在上面的工人有掉下床的风险。下铺的工人表示吹不到风扇风，睡觉时很热，壹般自己另外买壹两个小风扇。太热的时候，有些工人会睡在走廊上。

　　宿舍有臭虫，有些工人被臭虫咬得过于瘙痒睡不着觉。但工厂也不会报销员工因此看病的钱。好多宿舍壹整夜开着灯，防止臭虫夜间出来活动。工厂组织过灭杀宿舍臭虫，之后有壹定改善，但并不是太彻底。直到近期，工厂全部更换了床板，将木床板换成了塑料床板，效果很好。

　　宿舍门没有钥匙，任何人都可以随便进出，安全没有保障。除此之外，有的宿舍没有储物柜。宿舍人太多，排队冲凉大约需要 2 个小时。壹层宿舍只有壹个热水器，冬天同壹层楼的工人得共享壹个热水器的热水来洗澡，很不方便。

　　有很多工人选择不在宿舍里住，他们在距离工厂两三公里的地方租房子，上班的时候骑自行车或者电动自行车。房租大约是 300-400 元/月，加上水电费大致为 500 元以上。

　　宿舍有住宿管理规定，例如：禁止外来人员进出宿舍；未经他人同意不得进出他人宿舍；空床不得摆放物品；不得在宿舍使用电炉电饭煲；不得上宿舍天台。违反宿舍管理条例并达书面警告两次者，取消住宿资格。

　　六、职业安全和劳动保护

　　安全设备：

　　生产线上方有风扇，温度较室外凉快，车间整体卫生乾淨。

　　但是有物料箱压住黄线的情况，使得生产线旁边的人行通道非常狭窄；甚至物料箱和箱纸会佔据整个人行通道。由于生产过快，生产线下游物料堆积在工人身边，堆积的物料箱使工人的活动范围很小，还会挡住生产线工人走向人行通道的路。

　　车间和宿舍有急救箱，都设置在办公室裡边。

　　劳保用品：

　　工厂在新工人工作两天后发工作服（淡粉色 T 恤衫两件），装配车间还发了防散落头发的头套，工作服不需要自己付钱，离职时需要交还给厂里。若是工作服遗失，离职时需要赔款。

　　壹些检验岗位会使用到慢干天那水（香蕉水），这是壹种非常强效的溶剂，用来溶解掉玩具上面的黑色油漆汙迹。其人体有壹定的毒性，但工厂没有为接触到这些药水的工人做好安全防护。只是在客户前来审计那天给这些工人发了口罩（据工人说是迪斯尼公司来审计的人员）。这些岗位无职业病体检，也没有岗位调动。

　　装配车间裡面的某些小车间，有着浓厚的油漆味，有的是香蕉水味，裡面的员工根本不戴口罩。

　　车间里空气流通也不好。这些岗位大多是临时工在做。

　　环境健康安全委员会：

　　调查员不清楚工厂有没有环境健康安全委员会，管理人员在训练期间也没有提到过该委员会。工厂没有任何健康安全方面的培训，工厂只是在上班第壹天让员工签《装配工岗位有害物质 RoHS（欧盟危害性物质限制）培训签到表》。儘管车间有些岗位会接触到洗面水和天那水等化学物品，但是工厂没有对工人进行相关培训教育。

　　调查过程未遇到有害废弃物。

　　工伤：

　　调查过程未遇到工伤事故。

　　七、消防

　　车间通道和紧急出口有清晰的标识，照明充足，通道有时会被杂物佔据。

　　宿舍通道和紧急出口有清晰的标识，照明充足，没有杂物阻塞。

　　紧急出口的门没有上锁。

　　厂区和宿舍区没有发现易燃物质。灭火器充满气，每月检查壹次。

　　有半年壹次的消防演习，六月至九月间有消防演习，最近壹次在 6 月份，在生产区域，工厂组织工人集合，教工人使用消防设备。

　　八、奖惩管理

　　工厂的惩罚措施：

　　· 口头警告：未穿戴工作服，未佩戴员工卡，大声喧哗嬉戏打闹等。

　　· 书面警告：两次口头警告等于壹次书面警告。其馀事项包括，在同事中打听散布他人收入，不履行保密义务，擅自将工资、奖金等信息透露给他人，消极怠工等。

　　· 严重书面警告：两次书面警告等于壹次严重书面警告。其馀事项包括，故意损坏公司财务造成经济损失 100-500 元，上班时间睡觉等。

　　· 开除：壹年内收到三次书面警告，员工连续旷工三天，在公司打架斗殴，煽动他人罢工及参与罢工。

　　工厂的奖励措施：

　　· 培训过程未提及奖励，工人未被告知可以获得何种奖励。

　　九、劳工协会和投诉

　　工会：

　　从厂门的牌子上可以看到有工会组织，但是工人不清楚工会是否存在。

　　投诉渠道：

　　工人有问题主要找班组长，但不清楚班组长通常如何处理。入职考试中提到员工有问题可向工会反映，但是工人都不知道工会是什麽或者工会在哪裡。

　　工厂张贴了关于工人热线的告示，但几乎没人使用热线。

　　十、其他

　　员工关係：

　　工人有行动的自由，进出工厂不会被搜身。

　　有工人曾遭遇拉长使用侮辱性词彙。

　　客户访问及审计：

　　有客户到工厂审计时，工厂会在当天暂停新聘工人进入工厂，以免让审计人员看到工厂不够充分的入职培训。审计当天，工厂要求每个工人必须穿厂服，物料不要多做，不要乱堆，接触有害化学药品的检查岗位必须带口罩，还要把化学品放进二次容器中，打孔的要戴耳塞。然而在平时，检查岗位没有戴口罩，打孔的不壹定戴耳塞。

　　工人满意度：

　　工人选择这家厂，主要是因为只用做长白班（极少数产线有夜班），也因为其它工作不好找，而这家厂好进。

　　受访员工表示工资不高，开销却不小。日常开销大致有吃饭，电话费，洗漱用品。外宿的有餐饮花销，还有房租水电费。住工厂宿舍的工人每月要花七百多元的日常生活费。外宿的工人每月要花壹千多元。

　　有些新员工说，等到九月份，暑假工走了，再去找其他工作。

　　有些员工觉得工厂管理很糟糕：壹个是宿舍乱，壹个是打卡系统乱，壹个是生产车间物料堆放很乱。

　　调查员日记

　　今天是我在盈峰上班的第三天。上个周末双休，仅仅个别老员工在周六加了班。早上七点钟室友手机闹铃声响起，然后他看起了电视剧，吵得我心烦，记得昨天晚上也是他看这个电视剧看到十二点多。宿舍挺破，十六个铺位，六个是空的，我们宿舍大概只剩下八个人住，还有两人住外面了，只是偶尔回来壹下。7：10 我起床洗漱，7：25 穿上厂服去厂门口打卡上班。今天是个好天气，下雨了，比较凉快，我们工作时可以少出很多汗了。打卡后，进入装配 A 栋三楼 13 线。可能是我今天感冒了，脑袋有些昏沉，竟然走错了线，后来看到同壹条线上的员工才觉察到走错了线，然后我又看到自己居然穿了拖鞋上班，还好没人说什麽，他们自己也都穿着不是拖鞋但近似拖鞋的凉拖鞋。

　　进车间后，所有人在拉长前面的排队开会，由各自的拉长开会，很挤很挤，每个队的员工之间没

　　有间隔，拉长也只是在各自的拉前面随便讲几句，后面的员工估计也没听清。我们拉长是个女的，年纪四十多岁，她说今天迪士尼审核，要求每个人必须穿厂服，玩手机的开除，然后要求我们物料做多少放多少，不能乱放，不能在消防通道放东西，人行道也要清理开，使用化学药品的要戴上口罩，并要求把药品瓶放进二次容器中，我觉得并没有什麽用，药品是挥发性的。她还要求打孔的必须戴上耳塞，然而平时并没有戴。昨天看到中介的微信说今天厂里验厂，所以不带新员工来了。

　　今天好几个新员工没来，估计是找到更好的工作了。我留意到这个车间的 13 条线全部都是Hasbro 专线，产品也都是 Hasbro 的。开线后，我回到自己原来的位子上，戴上纱帽，在签到表上面签名，接过物料员发的刀片，物料员又发了个口罩，毕竟今天验厂，样子是要做的。因为我这裡没有夜班，所以，物料还都是我上次剩下的物料。我的工作是把旁边压合好金属轴的两块料 跟线上留下来的壹块料拼合在壹起，并用棉签沾上慢干天那水，也就是香蕉水，把产品上面的黑色油漆擦掉，擦不掉的时候要用刀片刮掉。拼装玩具对我来说并不难，难的是擦黑点，以我的速度，这三天来没有堆过料，但是我后面的大姐堆了三框料，她应该比我早来几天，她不让我把料往下流，都放在我这裡，于是这几框料也就堆在我这了，记得上壹个班，我没听到她说什麽，把料放了下去，结果被她骂的很难听。后来物料员发了壹张记录表，用来记录生产过程中的不良率。旁边的靓妹好心提醒我，填了这张表就有 4 块钱，物料员给的时候壹定要拿。上午上班的过程相当无聊， 壹开始做的很快，后来也有停顿，物料壹阵壹阵的下，快到下班的时候，物料下的慢多了，中午 12：30 停线下班，脱下帽子，排队出车间。车间的楼梯被人群挤得满满当当，厂门前等待打卡的人群也是挤得满满当当。我有时就感叹，这盈峰厂的空间真是狭小，工作空间小，有时候都挪不开腿，物料有的时候会挡在人行道上，小商店也挤得很满，食堂排队都快排到门口了，厂门口下班打卡要挤 7-10 分钟，十分拥挤，每次下班我都拍了照片，今天看到正对我的摄像头，以后还是小心点好。看到这麽拥挤的人群，我真怀疑这厂是否真的只有三千多人。

　　因为食堂人太多，饭菜价钱和外面也差不多，还很热，所以大多数人都在厂外吃饭，我骑着共享自行车到我熟悉的那家食店， 要了份 7 元的午间特餐，我看到很多盈峰厂的人也都来这裡吃饭。吃完饭身上出了壹身汗。我买了瓶矿泉水喝掉。中午休息时间壹小时。

　　下午 1：25 我回到厂里打卡上班，继续上午的工作。为了和其它工人聊比较深入的工厂问题，我试着和他们混熟悉壹点。下午干活的时候，我看到大组长在训斥壹个人，可能是乾的慢了吧。两点多的时候，我们拉长要求换线，就是把全部工作物品除了生产线都搬到裡面的壹条线。我们快速搬好位子，拉长多次要求我们挪动，有个员工烦了，抵触了壹下，拉长当着众人的面骂她「妳妈的」。给我供料的那个员工还没搬好位置，拉长就让我们赶快做。下午六点钟，还有壹个半小时就下班了，我们又签了壹次到。物料下来的速度慢了很多，旁边几个员工聊起了租房，有两百多租到的，也有四百租到的，但是都没有空调。在广东这边，空调似乎真的很奢侈，大多数的商店、食店都只有电风扇。聊着聊着 7：30 下班了。然后是排队打卡，我不想在食堂吃，我又去了上午的食店吃饭。然后在网吧连上 ssr，用火狐登录 google docs，写了壹会文档又回去了。

　　宿舍他们有的玩抖音，有的看电视剧，有的跟好友聊天，他们之间似乎也不是很熟悉，除了固定的好友，壹般很少说话。我冲了凉，回到床上， 打开 google docs，把调查报告缺少的部分列出来，准备在接下来的这些天里做好访谈和记录。宿舍晚上是不关灯的，因为宿舍有臭虫，灯光可以阻止臭虫晚上出来活动。宿舍晚上 12：00 基本上就安静了，第二天都要上班的。

人类社会的经济逻辑

作者 独立工会 写于 二零二一年

在《政治运动的经济逻辑》之中，曾经分析过，任何政治运动，都必须有相应的经济基础。

　　政治理论分析：政治运动的经济逻辑

　　如果某人或某政治组织，能一毛不拔，零成本获得绝大多数组织成员的无限忠诚，并能推广復製，那么此人或这个组织，就可以零成本组织政治运动，这显然违背《政治运动的经济逻辑》总结的结论。

　　一通演讲、洗脑或法术，就可以让成员无条件忠于某个人或某政治组织，让成员自费参加政治运动，并不断发展新成员。这种脱离经济基础的政治行为，在短期内是可能存在的，但是在长期看，是完全不现实的。

　　说到底，人是要吃饭的。肉体承受的饥寒交迫会迅速扑灭头脑中脱离物质基础的狂热。

　　即使宗教，这样看似从神哪裏获得合法性的组织也不能免俗：一个成功的宗教领袖，必须具有双重身份，一方面他是神的代言人，一方面他是物质资料的管理者。在教徒的眼中，他是最虔诚、最神圣的，在现实之中，他必须是世俗，丝毫不能放松对物质资源的追求。

　　只有这样，这个宗教组织才能一方面举办宏大的宗教仪式、提供医疗服务、物质救济，吸引信徒，一反面供养数量庞大的脱产、半脱产的神职人员，让这些神职人员集中精力研究玄而又玄的教义，对数量更庞大的教徒进行精神辅导（或控製）。当然，如果物质资源更加丰富，还可以建立宗教审判所和僧兵，对任何敢对该组织教义提出异议的异端进行武器的批判。

　　所以，即使是宗教组织，也要求成员在加入组织之后，捐献财产——天上的神不食人间烟火，凡间的信徒需要吃喝拉撒睡。神的旨意，不能解决现实社会之中的物质问题。

　　如果一个组织不能维持稳定且足够的物质基础，那么各种政治意誌就无法从上向下贯彻，组织本身必然分崩离析。

对个人来说，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也同样没有无缘无故的忠诚。

　　如果我们认为人的意识是物质世界的反映的话，人的意誌是不能脱离物质世界而存在的，必然受物质世界的影响。

　　电影《啊，海军》反映了人类社会的经济逻辑，剧情论证了屁股决定脑袋与人性就是阶级性的普遍真理。

　　电影内容并不復杂。

　　昭和八年，1933年，主人公佃农、单亲的穷人家的孩子平田一郎中学毕业，是一个潜在的赤色分子。

　　在军训中，他表达了自己对军训的不满，被教官训斥——“读书，读个屁！聪明人容易变成赤色分子！”

为了继续念书，他同时报考了免费的江田岛海军军官学校和学费高昂的日本帝国大学预科的日本第一高等学校。

　　江田岛海军军官学校的录取通知书先到，平田一郎去江田岛报道。不久，平田在报纸上看到自己被日本第一高等学校录取，向分队长提出退学，被分队长（教官兼班主任）冈野大尉拒绝并被四年级学生森下殴打。

　　昭和十六年，1941年，德国入侵苏联。年底，日本偷袭珍珠港。

　　此时的平田以上尉军官的身份积极参战，对战争已经毫无抵触情绪。

　　昭和十八年十二月，1943年12月，参加过瓜岛争夺战并负伤回国的平田在伤愈后，去江田岛担任教官。

　　此时的平田已经是少校，对江田岛校长招自己回国任教表示异议，要求上战场。

　　1945年，已经在校任职一年半的平田，再次被安排上战场，地点是冲绳岛。

　　此时，日本正在对美搞神风特攻，大量飞行员作为人肉炸弹，驾驶战机冲撞美国军舰。前往冲绳显然难逃一劫，有去无还。但是，平田欣然接受任务，前往冲绳。

　　故事至此结束，平田大概率以中校身份或上校身份30岁阵亡在冲绳。

　　是什么原因，让平田从一个左翼青年，潜在在赤色分子变成了狂热的日本军人？是简单的洗脑和旧日本军队内部上级军官对下级军官、老兵对新兵疯狂的虐待吗？事情显然并不这么简单。

　　《啊，海军》这部电影，可以看出男主角平田一郎的思想转变史，也可以看出平田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晋升史。

　　最初的平田，就是一个佃农家的单亲孩子，靠母亲种地维持生活，靠向地主家借债缴纳学费完成了学业。

　　平田去给地主女儿补习功课，在地主家蹭饭，减少自家的口粮支出。那时，他就是考上了日本第一高等学校，其实也拿不出学费。

　　在这种情况下，他自然对自己和自己同阶级的劳动者的处境不满，希望改变社会。

　　他进入江田岛海军学校以后，生活质量马上发生了质的飞跃。

　　大家可以看到，他听说自己被日本第一高等学校录取的时候，手裏拿的是什么？没错，是汽水。在老农吃不上自己种的庄稼的时代，这绝对是稀罕物。

　　从他进入江田岛海军军官学校那一天起，他的经济地位和生活质量就不断上升。

　　他刚进校，听说自己被第一高等学校录取，要从江田岛海军军官学校退学的时候，向分队长提出要借海军的军服去报到，因为他甚至没有一身完整、体面的衣服。

　　几年以后，他从海军军官学校毕业，以中委身份，陪同长官去高级餐馆吃饭的时候，已经西装革履。这几年之中，他不但生活优渥，还请了自己读书的欠账，还置办了一整套行头。

　　战争爆发前夕，地主家的小姐来东京找他，向他告白。此时，他和地主小姐的身份已经逆转，当年他是去地主家蹭饭的穷孩子，现在他已经是帝国海军的军官。他直接婉拒了对方。

　　当时日本的经济并没有蓬勃发展，而是陷入长期的萧条之中。国内矛盾尖锐激化，因此爆发了二二六兵变。

　　参与二二六兵变的军官煽动士兵的话，让人闻之动容：“国民苦不堪言，你们家人也一样吧？老农吃不上自己种的粮食，在满洲前线的士兵的姐妹要靠卖身才能活命……”

在一个“国民苦不堪言，姑娘还没有牛马值钱，政客和财阀们却越来越富”的时代，在全民阶级跌落的时代，他的生活质量却在不断稳步提高。

　　平田是聪明人，很明白自己的逆势上涨的待遇与战争之间的关系。大萧条的时代，阶级固化的日本，出身贫苦的他，离开海军，能干什么？能过什么样的生活？当政治家吗？当大资本家吗？当地主吗？显然都不可能。如果不像母亲一样当佃农，最多在村公所当一名贫寒的小职员。

　　海军的地位、能获得的物质资源与他的经济和社会地位密切相关，与日本政府的政策直接相关。如果没有对外扩张的政策，也许为了镇压国内劳动人民陆军的地位和待遇还会较高，但是海军显然不会有这样的地位和待遇。海军、陆军彼此敌对，互称对方为马鹿的原因，说到底，就是在国力贫穷的背景下，争夺有限的物质资源。

　　对平田来说，反对当时的日本政府和政策，就是直接反对自己的生活。虽然绝大多数人的生活没有改善，甚至在迅速恶化，但是他自己的生活已经大幅改善了。他从一个左翼青年，变成了一名职业军人。他不再考虑国内政治，而是考虑如何在对英美的战争中善战能胜。

　　相比有父母姐妹的其他日本军人，平田孑然一身，国民的苦难，对他来说，相对间接。

　　相比之下，平田的中学同学兼好友本多，考上了陆军军官学校，因为牵挂自己深爱着的在东京工作却没有音讯的阿信，思想依然相对左翼。不久，本多在东京色情区见到了已经成为性工作者的阿信。他酒醉之后，训斥阿信，质问她怎么不去死。他准备替阿信赎身的时候，阿信却羞愧自尽。

　　阿信死后，本多的政治态度也迅速转向，成为一名坚定地支持战争的日本军人。最终，本多战死在瓜岛。

　　如果平田和本多生活质量没有发生这样质的飞跃，而是被不断克扣军饷，甚至裁军、失业，或者，他们都有父母、妻儿、兄弟姐妹要牵挂，他们是否还会发生这样巨大的思想转变，六亲不认，是大大值得可疑的。

　　平田和本多，都是日本农村穷人家出身的聪明孩子。除了军职和军饷，他们一无所有。如果没有对外战争，就没有他们已经拥有的经济和社会地位，如果战争失败，他们将一无所有。与其说忠于日本帝国或者日本军队，不如说忠于他们自己。他们宁愿去死，也不愿意接受经济和社会地位的跌落。两个人都选择战死，为战友报仇是一方面，已经预期到战争即将失败，一旦失败，自己将一无所有，是另一方面。

　　毫无疑问，作为战败国的日本，在战后必然大裁军。作为平民出身的校官，平田和本多即使在战争中幸存，也大概率会失业。与其在贫困中屈辱地活着，不如在战场上战死。当然，两个人都没有预期到太平洋战争结束不久，中国解放战争爆发，国民党反动派政府高薪返聘日本旧军官，也没有预期到朝鲜战争爆发，美国重新武装日本。所以，两个人都选择了以死相拼，孤註一掷。

　　可以预期，如果平田和本多没有战死在瓜岛和冲绳，在战争中幸存，晚年大概率也会是美化日本战争的右翼分子，定期去靖国神社祭拜自己战友，投票支持右翼政党，为美化侵略战争，为军国主义招魂。

　　由于大萧条和太平洋战争，许多日本家庭陷入极度贫困。读军校不需要钱，所以江田岛海军军官学校是很多穷人家孩子的选择。这些穷人家的孩子报考军校，并不是对战争感兴趣，打算做一个优秀的军官，而是想找一个免费读书的地方。这些人出身贫寒，聪明好学，其中有大量的左翼分子。平田当年如此，平田担任分队长时，新生佐川也是如此。佐川的父亲说，只有在江田岛才能学习英文，而且不用立即被征召上战场。

　　但是，江田岛海军军官学校有充分地信心把这些不想当军官的穷人家的孩子转变为立场坚定的军官。

　　平田在江田岛读书时的分队长冈野大尉和四年级学长森下下士曾经谈论平田。森下认为平田内心仍然不愿意当一名海军军官，在使用各种方式抵触。冈野大尉则认为平田过一段就会成为出色的海军军官。事实证明，冈野大尉看事情更准确。冈野大尉当年，大约也和平田一样，不情愿进入海军学校，最终却顺利的转变了思想。所以，冈野大尉看平田，就像看到自己当年。最终，佐川也是如此，在江田岛完成了思想的转变。

　　抛开平田、本多、佐川的政治立场转变的是非以及江田岛的军国主义色彩不谈，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左翼青年思想右转的过程。

　　一个人转变思想最根本的原因，不是训话、反省和忏悔，而是外部现实世界的物质基础。让一个人思想转变最根本的手段，不是语言的刺激、反復的忏悔和传销式的洗脑，而是改变他所处的物质环境，其中最核心的是经济和社会地位。

　　江田岛和海军有充足的预算，让新生和未来的军官过上他们从未体验过的生活，自然有信心让左翼分子进来，右翼军官出去。

　　江田岛用在提高新生生活上的预算，就是转变这些年轻人思想的成本。只要江田岛的预算充足，新生们的生活质量大幅提高，他们自然会考虑最符合自己利益的路径选择，并转变思想，让自己的思想符合自己的选择。否则，没有预算，或者预算大幅下降，新生们的生活质量大幅下跌，只剩下精神註入棒，那就会赤色分子成群结队，非出兵变不可了。

　　从统计上看，人的社会存在决定人的意识，而不是意识决定存在。有背叛自己经济地位的个人，没有背叛自己经济地位的阶级。绝大多数的人的意识，都支持对自己经济和社会地位有利的领袖、组织、政权和政策。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发生转变，他们的思想也会发生转变。个别人可以因为理想等原因忠于对自己现有的经济和社会地位不利的领袖、组织、政权和政策，绝大多数人则绝无可能。

　　对绝大多数人来说，与其说他们忠于自己的理想，不如说他们忠于自己的利益。要平田和本多忠于二战前夕的日本军队，就要给予他们在经济全面萧条期，逆势上涨的经济利益。同理，要绝大多数人忠于自己，必须真正给予绝大多数人足够的物质好处，真正代表绝大多数人的利益。

中共建国成功的要素，毛左共产党的精神领袖毛泽东总结为“二杆子”，即枪杆子和笔杆子。对于邓右共产党来说，它维持自身的政治统治也离不开“二杆子”。枪杆子是资产阶级的暴力机器，但只靠暴力机器，是无法维持长久的统治的。资产阶级的笔杆子，就是为维持其自身统治服务的意识形态。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誌意识形态》一书中说：“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受统治阶级支配的。”

　　所谓意识形态，就是统治阶级製造出来的“关于自身的幻想”。意识形态有两个核心特点:第一，它代表的是剥削阶级的利益；第二它用虚假的普遍利益（即全面利益）来掩盖特殊的阶级利益。恩格斯指出：“资产者的假仁假义的虚伪的意识形态用歪曲的形式把自己的特殊利益冒充为普遍利益……”

　　在早期资产阶级革命的过程中，资产阶级就用这种虚假的普遍意识来将无产阶级动员起来为其反封建的目标服务。那时候的资产阶级还具有进步性，他们真诚地相信自己是代表普遍的“人类”利益的。但是当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臺之后，感受到无产阶级威胁的资产阶级逐渐丧失了把握社会现实的真诚性，作为其意识形态的虚假意识遂转变为一种虚伪意识。

　　在现代社会，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渗透无孔不入，製造出了大量的“精资”。所谓“精资”，就是现实中处于无产阶级阶级地位的人，却自觉站在资本家的角度去思考问题，为剥削自己的资本家说话。无产阶级要想摆脱资产阶级的压迫，第一步就是摆脱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影响，获得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实现从自发阶级到自为阶级的转变。

　　那么，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有什么样的表现呢？

　　佐伊概括为三点：

　　第一，个人主义。个人主义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最本质特征，其本质就是把结构性的社会的阶级问题转化为个人问题。在这种意识形态看来，资本主义社会已经扫除了封建社会中基于身份、血缘的等级製和不平等，人人都享有机会均等的权利。如果你是一个成功的资产者，那一定是依靠你自己的个人奋斗；而如果你是一个现代社会的失败者，那也一定是自己个人的问题。结构性的阶级不平等就在个人奋斗的鸡汤中被合法化了。资产阶级是虚伪的，他们驯化拥有批判精神的基层人民的时候使用内归因的世界观，他们自己信奉的实际上是外归因的世界观，他们自己的子女绝对不可以接触任何恶劣的历史社会条件，他们不认为个人努力可以改变恶劣的历史社会条件对人生的支配，他们自己的子女绝对不可以在普通的学校接受教育。

　第二，发展主义。所谓发展主义，通俗来说就是把阶级问题转化为蛋糕不够大的问题:与其分好蛋糕，不如做大蛋糕。只要蛋糕做得足够大，那么所有人都能享受到发展的福利。这种发展主义也可以概括为“涓滴效应”，比如所谓的裏根经济学认为，政府救济不是救助穷人最好的方法，应该通过经济增长使总财富增加，最终使穷人受益。比如先让一部份人富起来，然后先富会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第三，民族主义。简单说来，就是把阶级矛盾转化成民族矛盾。民族主义是典型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而且是垄断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越是在资本主义面临危机的时候，民族主义的恶臭就越会散发出来。比如20世纪30年代的法西斯运动，就在全球资本主义面临普遍性大危机的背景下，资产阶级把阶级矛盾转化成民族矛盾的后果。在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全球资本主义一直没有走出衰退的困境。在这种状况下，民族主义开始在全球范围内抬头，以习近平为代表的民族主义就是典型代表。

从总体来看，意识形态反映了剥削阶级的特殊利益，但是它为了能够获得大多数人的认同，必须在形式上以“普遍”的面貌出现，表达一些貌似“公共”甚至底层的要求。正如齐泽克所说：“意识形态普遍性的恰当形式证明了（至少）两种特殊内容的斗争：表达了被统治大多数所秘密渴望的‘公共’内容，表达了统治阶层利益的特殊内容。”他举例说，纳粹的反犹主义也反映大众的一些普遍性要求，它的产生难道“不是基于对真实的共同体生活的乌托邦式渴望，不是基于对资本主义剥削的非理性的完全抛弃吗？”

　　现在回过来看，30年代的日本法西斯运动很大程度上也是以“反资本”的面貌出现的。比如日本法西斯主义教父北一辉所写的革命纲领性着作《日本改造法案大纲》中，主要表达了两个思想：第一是要对权门富人毫不留情的打击，严惩资本，追求均贫富；第二是要极力迎合日本年轻人，扬言通过对老贼的讨伐和战争，为年轻人寻找出路。1929年的大萧条严重打击了日本经济，使得日本社会贫富分化更加严重，年轻人的怨恨走向失控的边缘，使得北一辉主义在日本社会迅速壮大，逐渐成为年轻人中的主导思想。

因此，这几年在中国社会中所出现的普遍“反资”情绪，既是一件好事，也可能不是一件好事。它到底会走向何方，取决于我们是否能够真正摆脱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迷雾，取决于我们是否可以理解一党专政不会产生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普遍真理。

工人阶级应该审慎的思考建立兼顾防止资本主义復辟与防止官僚特权以及官僚专政还有极权计划经济的制度设计，避免屁股决定脑袋与人性就是阶级性的普遍规律把原本的社会主义国家异化成一党专政的极权国家。

工人运动的可行方式

作者 独立工会 写于 二零二一年

一般来说，平均价格水平的增长率取决于单位劳动成本的增长率，单位劳动成本是平均工资与劳动生产率之比。我们会在以后再来探讨劳动生产率水平是怎样决定的。

那么，在资本主义或特色市场经济中，平均工资又是怎样决定的呢？稍有生活常识的人都知道，工资的多少取决于雇主和雇员、老板和打工者，或者说，资本家和工人之间讨价还价的过程。在这个讨价还价的过程中，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可以决定雇佣谁不雇佣谁；只要资本主义的或者特色市场经济的生产关系不改变，资本家在劳资谈判中一般就占有优势地位。但是，工人一方，也并非完全没有讨价还价的资格和条件。哪怕在政治上最不利的条件下，工人一方如果能够充分调动各种积极因素，有时也能争得较为有利的工资和劳动条件。

在这样的劳资谈判中，工人是一方，构成一个阶级；资本家是另外一方，构成另外一个阶级。所以，千千万万个工人和资本家许多个讨价还价的过程加在一起，实际上就是工人阶级（无产阶级）与资本家阶级之间两大阶级斗争的过程。这一斗争的结果，不仅影响到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影响到国民收入的分配，还影响到资本主义和特色市场经济的兴衰，进而影响到一个国家的人心是否安定、社会能否长治久安。

下面，我们用一个简单的数学模型，来概括地说明这一阶级斗争过程中一些重要的因素，再用现实观察到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相关数据来验证模型中的若干基本结论。

阶级斗争（工资谈判）模型

工人

     在资本主义或特色市场经济中，工人在大多数情况下的现实选择，就是“老老实实”干活，干一天“公平”的工作，拿一天不那么“公平”的工资，为了养家煳口，不给老板惹麻烦。

     假设如果工人不斗争，资本家付给工人的工资，可以用英文小写字母“w”来代表。

     但是，总有一些较为敏锐的工人，从长时期的生活和劳动经验中知道，如果不斗争，就会被资本家欺负，甚至连“w”都得不到，而如果斗争，则有一定的可能性，可以争取到显着超过一般工资水平的利益。

     设工人通过斗争所期望得到的工资为“理想工资”（w理想）。这个“理想工资”并不一定代表真正合理的工资水平，更不是相当于工人全部劳动成果的报酬，而是在特定的社会和历史条件下，工人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自己所了解的劳资双方的一般力量对比，并结合资本家的盈利状况，认为自己能够争取到的、有一定现实可能性的最高工资水平。工人在评估这一可能的最高工资水平时，要考虑到当时社会平均的物价水平和平均的劳动生产率。

w理想 > w

     上面的不等式表明，“理想工资”必然大于普通工资。

     如果工人选择斗争，设工人斗争成功的概率为“s”，“s”是一个数值在零与一之间的正数；所以，工人斗争失败的概率就是“1-s”。如果工人斗争成功，工人得到“理想工资”。如果工人斗争失败，工人将被开除。

     如果工人被开除，一般也不会完全没有收入。这时又有两种可能性。工人可以设法找到新的工作，并得到普通工资“w”；或者工人会失业。为简便起见，假设工人失业的概率与全社会平均的失业率相等。设全社会平均的失业率为“μ”（希腊字母，读“缪”）；工人失业的概率是“μ”，找到另外一份工作的概率就是“1-μ”。

     如果工人被开除后又找不到其他的工作，那么，如果是在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工人一般可以得到失业救济金；如果是在不发达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或者在特色市场经济，大量工人属于农民工，这时可以选择回家务农。无论是拿到失业救济金还是回家务农，工人都会拿到失业情形下的保底收入：“w保底”：

w保底 < w

上面的不等式表明，“保底收入”必须低于普通工资。

     这样，工人如果选择斗争，那么斗争的预期收入可以用如下等式来表达：

工人斗争预期收入

= s * w理想 + (1-s) * μ * w保底 + (1-s) * (1-μ) * w

     上述等式表明，工人斗争预期收入由如下部分组成：斗争成功的概率乘以“理想工资”，斗争失败的概率乘以失业率再乘以“保底收入”，斗争失败的概率乘以找到工作的概率再乘以普通工资。

     有了这些条件，我们就可以简单分析一下，工人在什么条件下会做出斗争的决定。

     显然，工人要决定斗争，其前提是，斗争的预期收入（包括斗争成功情景和斗争失败情景的按概率加权平均的收入）必须要大于“老老实实”干活所得到的普通工资。

所以，如果下列不等式得到满足，工人将选择斗争而不是“老老实实”干活：

s * w理想 + (1-s) * μ* w保底 + (1-s) * (1-μ) * w > w

     经调整后，可以得出：

s * (w理想 - μ* w保底) + μ* w保底 > [1 - (1-s) * (1-μ)] * w

从上面的不等式，可以得出这样几个推论：（1）如果s = 0，即工人斗争永远失败，则工人将永远选择不斗争。

（2）如果s > 0且μ = 0，即失业率为零，工人将永远选择斗争。就是说，如果资本主义经济中没有了马克思所说的“产业后备军”，没有了失业的威胁，工人将不再害怕斗争失败，因而必然永远选择斗争。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一般情况下，资本主义经济都必须保持一支相当规模的失业队伍；同样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国有企业私有化是从打破工人“铁饭碗”开始的。

（3）如果s > 0且μ > 0但 w = w保底，就是说，工人的“保底收入”等于普通工资，工人将永远选择斗争。这是因为，如果“保底收入”与普通工资一样，工人即使斗争失败、丢掉工作，生活水平也不会下降，而如果选择斗争，反而有一定的可能得到“理想工资”。工人“保底收入”的多少取决于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製度以及阶级斗争的总的形势。如果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经过长期斗争争取到了比较完善的社会福利製度，那么工人平均的“保底收入”就会比较接近在职时的工资水平。所以，在新自由主义时代，资产阶级及其御用文人总是恶毒攻击社会福利製度。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过去社会主义国家的“走资派”总是用“大锅饭、养懒汉”来汙蔑计划经济时代的国营企业。

资本家

     说完了工人，咱们来说说资本家。资本家愿意付给工人一个什么样的工资水平呢？

     许多有进步倾向的读者一定会说，资本家吗，贪得无厌，一定是希望给工人付的工资越低越好。

     在现实的资本主义或特色市场经济中，问题并不这样简单。资本家的总的目的当然是利润最大化。具体到劳动力市场来说，资本家购买劳动力的目的，是为了让工人从事生产（或者各种非生产性的经营活动）。在付出一定工资以后，资本家的首要利益在于在正常的、连续不断的生产过程中让工人的劳动力得到充分的使用。

     但是工人的斗争，无论采取怠工、罢工或出于义愤而破坏资本家财产、伤害资本家本人及家属等形式，都会造成资本主义正常生产过程的中断，减少资本家在一定时期可以得到的利润。

     虽然资本家常常可以求助于资产阶级国家，但是，一方面，即使资产阶级国家出面镇压工人，往往耗时耗力，并不能完全避免资本家的损失；另一方面，在许多外围和半外围国家，由于资产阶级法治并不“完善”，要让资产阶级国家下属的警察、法院、检察院等机构为资本家效劳，仅仅凭着资本家“纳税人”的资格往往还不够用。在这些地方，权利被“侵犯”的资本家往往还要自掏腰包，或者行贿腐败，或者为地方资产阶级政府机关提供“贊助”；即便如此，如果资本家的“上贡”不够标准，地方资产阶级机关的镇压也未必“到位”。

     因此，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资本家给工人支付的工资，在保证资本家盈利的前提下，往往还要对工人有一定的“吸引力”，最低限度，资本家支付给工人的工资，要略大于一般条件下工人选择斗争的预期收入：

w > s * w理想 + (1-s) * μ* w保底 + (1-s) * (1-μ) * w

     经调整后，可以得出：

w > [s * (w理想 - μ* w保底) + μ* w保底] / [1 - (1-s) * (1-μ)]

     在现实的资本主义经济中，资本家往往还会在上述最低限度的基础上再加上一点“保险系数”。我们用希腊字母“θ”（西塔）来表示这个“保险系数”。一般来说，θ > 0。

     下面的等式概括了资本主义或特色市场经济条件下阶级斗争决定工资水平的主要因素，我们称之为“阶级斗争（工资谈判）曲线”：

w = [s * (w理想 - μ* w保底) + μ* w保底] / [1 - (1-s) * (1-μ)] + θ

     在等式右侧，如果“θ”等于零，那么工人“老老实实”干活得到的普通工资就正好等于斗争预期收入。如果资本家在这个基础上再增加一个数量大小不等的“θ”，就更有把握避免工人斗争。

     这个“θ”，可以理解为马克思所说的工资中的“历史的”、“道德的”因素，也受到一个国家阶级斗争总形势的影响。比如，在一个进步政府执政时期，“θ”就可能大一些；在一个反动政府猖獗时期，“θ”就可能小一些。此外，在某些国家的某些行业，为了支撑“996”式的超长劳动时间、超高劳动强度的剥削模式，资本家也可能支付较高的“θ”以吸引身体素质比较好、学历比较高的工人，并且用支付相对较高的工资，来避免工人在巨大的非人劳动压力下在生理上和心理上迅速崩溃。

     对“阶级斗争（工资谈判）曲线”做进一步推导，可以得出：

w = s * w理想 / [s + μ* (1-s)] + w保底 * (1-s) / (1 - s + s/μ) + θ

对上式做细致分析后，可以发现，工资水平“w”与失业率“μ”成反比关系。比如，如果 μ= 1，即失业率为100%，则工人的预期平均工资等于：

s * w理想 + w保底 * (1-s) + θ

也就是，如果工人斗争成功，得到“理想工资”，斗争失败，则只能得到“保底收入”，另外再加上资本家愿意支付的“保险系数”。

如果 μ= 0，即失业率为零，则工人的预期平均工资等于：

w理想 + θ

     就是说，当失业率为零时，工人的平均工资将恒等于“理想工资”加“保险系数”。失业率为零时的预期平均工资显然高于失业率为100%时的预期平均工资。

     在一个资本主义或特色市场经济中，给定一定的社会经济製度和政治形势，给定当时的“历史的”、“道德的”因素，在短期，阶级力量对比主要受失业率（即“产业后备军”规模）的影响。失业率越高，工人斗争力量越弱，工资水平越低；失业率越低，工人斗争力量越强，工资水平越高。

     如果失业率逐步下降，工人斗争力量逐步增强，平均工资不断上升，直至失业率下降到最低水平时，经济繁荣达到周期性顶点。这时，发生经济危机，失业率沿着代表经济衰退的红色虚线急剧上升，工人斗争力量下降，与劳动生产率上升相互抵消的结果，平均工资将会陷于停滞。

     在1980-1982年经济危机期间，美国经济的失业率从7.1%上升到9.7%，同一时期，美国工人的实际平均劳动收入从41508美元略微下降到41168美元。1982年以后，美国经济逐步恢復，随着失业率下降，美国工人的工资水平逐步上升；至1989年，失业率下降到5.3%，美国工人的实际平均劳动收入上升到46928美元；与1982年相比，在七年时间中增加了5760美元。

     1991年，美国经济衰退，失业率上升到6.8%，美国工人的实际平均劳动收入虽然增加到47766美元，但与1989年相比，基本处于停滞状态。此后数年，美国经济復苏乏力，失业率居高不下。至1995年，失业率回落到5.6%，那一年美国工人的实际平均劳动收入是50567美元。与1989年相比，六年时间仅增加了3639美元。

     1995年以后，美国经济由于信息技术革命等原因，一度出现经济繁荣。至2000年，美国经济的失业率下降到4%，美国工人的实际平均劳动收入上升到59715美元；与1995年相比，在五年时间中就增加了9148美元。

     2001年，美国经济衰退，美国工人工资再度陷入停滞。至2003年，失业率上升到6%，实际平均劳动收入缓慢增长至61473美元。2006年，美国经济在房地产和股市泡沫中达到本世纪初周期扩张的顶点，失业率下降到4.6%，实际平均劳动收入达到63238美元。

     2009年，美国经济陷入到那时为止战后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失业率暴增至9.3%，实际平均劳动收入63393美元，与2006年相比，几乎没有增加。

     在奥巴马和特朗普执政时期，美国经济缓慢但是逐步復苏。在此次新冠疫情危机爆发之前的2019年，美国经济的失业率已经下降到3.7%，实际平均劳动收入增加到71184美元；与上一次危机期间的2009年相比，实际平均劳动收入在十年期间增加了7791美元。

     总的来说，即使在新自由主义时代，资本主义条件下阶级斗争的基本规律仍然在起作用。一般来说，工人斗争的力量与产业后备军的规模成反比；当失业率处于较低水平时，工人斗争条件比较有利，往往争取到比较多的工资上涨；反之，当失业率居高不下时，工人斗争比较困难，工资往往陷于停滞甚至下降。

     在特色市场经济中，阶级斗争的一般规律也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类似。不过，由于中国经济中的产业后备军主要来自于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加之官方的城镇失业率统计很不准确，目前还无法对特色市场经济中产业后备军与工资水平的关系做出可靠的统计分析。

极权计划经济与民主计划经济之间存在的本质区别

作者 独立工会 写于 二零二一年

经典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义实行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但苏联解体之后，越来越多人开始怀疑这壹点。反对计划经济的人认为没有必要把计划和社会主义绑在壹起了，而坚持计划经济的人却也找不到失败的原因。“市场社会主义”越来越流行。

“社会主义已经试过了，布尔什维克革命七十年之后，历史已经给了社会主义失败的判决。”对于这壹被广泛持有的观点，所有那些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仍想称自己为社会主义者的人，都有义务给予某种回应。本书就是我们的回应。然而，先辨明我们的观点和西方左派中有的壹些观点之间的差别，也许会是有益的。

或许大多数社会主义想要说的是，他们追求的那种社会主义制度和苏联模式是有显着区别的。但这壹断言的理由却可能是各种各样的。首先，我们要区别社会民主主义者和那些我们称之为“理想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人。前者可能认为，苏联社会主义的失败与斯堪的纳维亚模式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未来的关系微乎其微。这也许是事实。在苏联社会主义出现危机的时期，碰巧社会民主主义思想遭到猛烈攻击，在英国和美国尤甚，但并不限于这两个国家。但是，有人认为，这种联系就算不是巧合，也至少算不上逻辑上的必然：也就是说，哪怕苏联模式已经病入膏肓，也可以料想“政治钟摆”在西方又摆回向社会民主主义。然而，我们后面将会谈到，我们有理由质疑这壹观点。而理想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却往往宣称苏联集团的失败不能说就对马克思主义不利，因为苏联体制与其说是对马克思理想的实现，不如说是背叛。社会民主主义者说苏联社会主义不是他们想要的那种社会主义，而这些理想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却说苏联（也许是列宁之后的苏联）根本就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者可能贊同苏联体制确实是马克思主义的，但他们拒绝马克思主义；而理想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忠于他们的理论，宣称理论尚未付诸实践。

我们的观点与上述二者不同。首先，我们认为社会民主主义卖空社会主义的历史性理想；它是壹种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弊病不够彻底的解决方案。与社会民主主义者相反，我们相信经典马克思的彻底的社会改造方案很有价值。另壹方面，我们反对理想主义的观点。这种观点企图以背离史实为代价，来保持社会主义理想的纯洁性。我们认为，苏联型社会显然是社会主义的。当然，它并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甚至是列宁的理想的实现，但在历史上有哪个社会曾是某种理想在世间的化身呢？当我们把“社会主义”这壹术语当做壹个社会科学概念来使用，以其特殊的生产方式来辨别其特殊的社会形态的时候，我们必须认识到，社会主义不是乌托邦。壹些人宣称苏联体制不民主，因此就不是社会主义；或者更壹般地，把任何他们觉得应该有的特征都塞进社会主义的定义中。这种做法是非常不科学的。我们的观点可以总结如下：

1，苏联的确是社会主义的。

2，这壹社会有许多不良和成问题的特征。

3，苏联社会的问题部分与布尔什维克开始建设社会主义时的极端困难的历史环境相关，但这并不是全部原因：苏联犯了重大的政策错误（这在社会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都壹样可能发生），此外，苏联社会主义的问题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经典马克思主义自身的严重缺陷。

4，因此，苏联体制的失败绝不是与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无关。我们必须认真地反思这些教训，从失败中汲取教训。

5，尽管如此，与那些兴高采烈地宣布马克思主义已经全面溃败了的人不同，我们相信另壹种类型的社会主义——显然还是马克思主义的，但是已经极大地被重新修订了——是可能的。苏联是社会主义的，但其他形式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也是可行的。

6，要维持这壹论断，就当前所说的是不够的，只有靠在细节上更加详细地阐明那些社会主义者认为是合理的且可行的各种经济体制以及政治体制才行。这正是我们试图在本书中做的。

在导言中，我们会回答以下几个问题：社会民主主义为什么不行？苏联在何种意义上是社会主义的？造成苏联社会弊病的错误政策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缺陷是什么？我们宣称社会主义復兴是可能且有益的，这壹宣称的理由是什么？我们不能在这详细回答这些宏大问题；我们的目的是勾勒答案的梗概，而之后的章节将充实这壹梗概。

1，为什么社会民主主义是存在缺陷的？

社会民主主义传统上壹直代表着“混合经济”，它借助累进税制和社会福利体制来减轻资本主义的不平等，它还代表议会民主和公民自由。他们最成功的时候，与资本不受约束的时期相比，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的确成功地被改善了。在英国，国民医疗服务制度仍是这类改良的最持久的纪念碑。尽管如此，仍然存在着非常重大的问题。

首先，资本主义经济体制易于产生收入、财富和“生活机会”的严重不平等（第壹章有讨论），而社会民主主义对这些不平等的影响甚微，而这些不平等在最近十年左右中实际上进壹步恶化了。只有在个人收入的分配方式上的彻底变革——比如在第二章中所提倡的那种——才真的有消除严重的不平等的希望。其次，“混合经济”有两个严重的问题。迄今为止存在过的混合经济中，社会主义成分壹直是从属于资本主义成分的。更确切地说，商品和工资形式仍然分别是组织生产和劳动报酬的主要形式。“社会主义”政策必须由从资本主义部门中取得的赋税收入提供资金支持，这就意味着提高“福利”标准和“免费”分配基本服务的机会依赖于健康的资本主义部门和牢固的税基。只有当资本主义部门迅猛发展之时，社会民主主义政府才能够“履行诺言”。这样，社会民主主义政府重塑社会阶级结构的能力是受自身限制的：如果政府尝试进行彻底的再分配的就会有摧毁资本主义这棵摇钱树的危险，而这些政府最终是依赖于这棵摇钱树的。

联系前面提到的内容，如果混合经济是资本主义成分和社会主义成分的混合的话，那么认真对社会主义部门运行原则进行定义尝试就太少了。这就使得整个混合经济的思想在计划经济解体的世界背景下显得非常脆弱。事实上，自由市场经济的倡导者可以这样批评：“如果计划经济正在其中心地带受到排斥，那我们为啥要在西方忍受它呢？即便是作为体制的从属性因素……”目前西方社会民主主义者没有清楚地认识到计划的、非商品的生产形式到底是什么样子。他们也不清楚如何衡量这种生产形式的效率。他们对于自己钟爱的“混合”的辩护，不是模煳的道德说教，就是苍白无力的辩解。

从这壹点看，我们尝试定义社会主义经济机制的原则，可以说是为了提供在当代社会民主主义中明显缺乏的社会主义纲领：甚至那些不同意我们所提倡的全面计划经济的人，也能够在我们的论证中找到壹些价值，用以阐明混合经济的社会主义的成分。

2，苏联在何种意义上是社会主义的？

在这裏，我们从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分析出发。在马克思看来，不同社会制度的最基本的区别特征是这壹制度从直接生产者手裏“榨取剩余产品”的方式。这裏需要做壹点解释。在这壹理论中，“必要产品”是维持和再生产劳动力自身所需要的产品。必要产品表现为工人及其家庭所需的消费品和消费性服务，以及维持社会生产资料正常运转所需的在工厂、设备和其他方面的投资。“剩余产品”则是指社会产出中用于维持非生产性社会成员生活的部分（非生产型社会成员组成復杂，从无所事事的富人，到政治家，武装部队，以及退休劳动群众等），加上为生产资料数量的增长而投资的部分。任何能够供养非生产性社会成员，或者能制定生产资料增长计划的社会，都必须有某种机制迫使或者引导直接生产者生产超过维持其自身生存所需的东西。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这壹机制的本质，是理解社会整体————不仅仅是“经济”，还包括国家和政治的壹般形式——的钥匙。我们断言，苏联体制实施了壹种非常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剩余产品榨取模式。我们需要陈述壹些历史背景来让读者更好地理解。

先考虑壹下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区别。在封建制度下，剩余产品的榨取是直白明确的。具体的形态多种多样，但有壹种典型的方法是让农民每周在自己的地裏工作几天，而其余时间在地主的地裏劳动。或者，农民必须交出自己地裏的产品的壹部分给地主。如果这样的社会要再生产自身，直接劳动者必须被束缚在某种形式的主从关系或者奴役之中；政治和法律上的平等是不可能的。要是有这样壹种宗教意识形态，它鼓吹世界上的每个人都已被分配了各自的地位，而且鼓吹安分守己便是德，并保证那些认真扮演了神分配给自己的角色的人将得到升入天堂的回报，那么这样的宗教意识形态会非常有利用价值。

而在资本主义下，剩余价值的榨取却以工资合同的形式变得“不可见”了。契约双方在法律上是平等的。因为每壹方都带着自己的财产来到市场，进行自愿的交易。工厂裏不会有铃声提醒工人相当于工人工资的劳动时间的结束和为雇主生产利润的劳动时间的开始。虽然如此，工人的工资比他们生产的产品的价值要少得多：这就是马克思的剥削理论的基础。剥削率的高低取决于工人和资本家之间各种形式的斗争：围绕工资水平的斗争，围绕生产速度和工作日的长度的斗争，以及关于决定生产给定量的工资品所需劳动时间的技术变革的斗争。

苏联社会主义，特别是斯大林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引入第壹个五年计划之后，推行壹种新的非资本主义的剩余榨取模式。这壹点有些模煳不清，因为工人的工资依然以卢布支取，而计划性产业中继续使用货币作为账目单位。然而，这些“货币”形式的社会内容已经彻底变了。在苏维埃计划之下，社会产品的必要份额和剩余份额的分配是政治决策的结果。中央计划机构把大部分产品和劳动力直接分配给企业，而中央计划机构始终会保证企业有足够的钱来“支付”这些分配给他们的实物产品。如果壹个企业“亏”钱了，就必须给点“补贴”以保持资金平衡，这很容易。另壹方面，拥有货币本身并不能保证能够买到实物产品。与前文相同，进入消费品生产的资源是由中央计划机构分配的。即使某些工人获得更高的卢布工资，他仅靠这个也什么也得不到，因为消费者的消费不会对消费品的生产造成影响。涨工资只能意味着商店裏货品更高的价格或者货品短缺。在计划者分别分配资源到重工业投资和消费品生产的时候，剩余生产的比率就固定下来了。

在计划经济中，必要产品和剩余产品的分配是社会有意识地调控的结果，而笼统地说，苏联这种向计划经济的转换，也完全符合马克思的期望。只不过马克思设想的这壹“社会调控”政策的制定是彻底民主的，所以剩余产品的生产会在本质上成为合理的事。因为如果让人民做出决定，把这么多的共同劳动投入到净投资和赡养非生产者中，那人民就会愿意实施他们自己的决定。因为内外部的原因，苏联社会在推行计划经济的时候是远远算不上民主的。那么，他们又是如何引诱或者强迫工人去实施计划呢？（这壹计划虽然应该是为了工人的利益而制定的，但的确不是工人们的决定。）

我们知道，这些计划总体说来都实施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是重工业基础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的时期。这壹基础在成功抵抗纳粹侵略的过程中受到了严苛的检验。我们也清楚斯大林时期的特点，这是壹种奇特的混合：壹方面是恐怖和强制劳动，另壹方面是真挚的向前进的激情。在壹个计划但不民主的制度中，榨取剩余产品如何实现？从这壹问题出发，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就似乎不仅仅是“畸形”，而是构成体制所必须的特征。斯大林：壹个富有感召力的领袖，虽然缺乏口才却用决心和毅力弥补了这种不足，他既能激励人民参加到建设苏联这壹前所未有的历史事业中来，又能对那些没有参与到这事业中的人（及他周围的人）进行坚决彻底的冷酷清算。斯大林崇拜，包括它的民粹主义的方面和恐怖的方面，是苏联模式榨取剩余产品的核心所在。

3，从苏维埃社会主义的失败中能学到些什么？

苏维埃社会主义的危机是由两个原因造成的。壹方面，存在着对不民主的和极权主义的老式苏维埃政治实践的普遍厌恶，另壹方面，人们普遍认为苏联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年代以来壹直运行的基本经济机制已经过时，再继续保留这些机制会使得（前）苏联人民生活水平停滞且长期缺乏消费品的状况得不到改善。与发达资本主义经济明显持续的活力壹相比较，人民就越来越不能忍受这样的状况了。

这两个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是有关联的。随着苏联从斯大林时期进入到勃列日涅夫时期，之前体制的恐怖与强制的缺点得到了改观。然而，在苏联早期建设和抵抗法西斯的过程中广泛激励过苏联人民的向前进的激情，却被腐蚀了。换句话说，（在计划但不民主的制度中）支持苏联模式榨取剩余产品的两个支柱都被侵蚀了。还应註意的是，斯大林并不反对把巨大的工资差别作为刺激人民奋力劳动的手段，而勃列日涅夫迈向了更加平均主义的政策。社会主义者当然可以为平均主义欢呼，但要是利己主义的金钱刺激被削弱了，社会就需要采用其他类型的激励方式——比如用共同奋斗的民主参与意识来激励。而就算不以更高的报酬作为好好工作的回报，那总得以发展和晋升机会作为回报（至少表面上是有回报的）。在勃涅日列夫时期腐败和愤世嫉俗的政治文化之下，这些激励方式是完全不可以选择采用的。因此人民对工作越来越漠不关心。前壹代人还懂得社会主义是壹种高尚的理想——在苏联实现得不完美，甚至可能被严重地歪曲了，但仍然是值得拥护的——而在勃涅日列夫时期成长起来的壹整代人却把苏联和社会主义简单地等同起来，就像这壹制度自己宣传的那样：如果他们憎恨苏联体制，那他们就是憎恨社会主义。 分析到此，似乎导向了有点模棱两可的结论。我们强调苏联的问题在于不民主的计划体制，似乎在暗示深入的民主改革就足以让苏联社会和经济起死回生。换句话说，如果用民主的计划取代不民主的计划，人民就会热情地支持的经济现代化，而这壹现代化仍然是在计划的非资本主义制度的大框架之内的。当然，这种观点现在已经被近期俄国历史的残酷事实所证伪：苏联改革并没有在达到政策“透明化”以后就停下来了，甚至在经济改革之后仍未停止，而是继续往前，显然无情地走向了旧的计划经济体系的完全毁灭，以及向市场经济的过渡。

对这段历史的各种解释都是可能的。有壹种单纯反社会主义的观点，在这种观点看来，中央计划经济和全民所有制天生就不如市场经济。政治意识形态高压壹消失，可以自由选择的人们会不假思索地选择市场。民主不可避免地导致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拒绝。换言之，壹种高效率的富有创造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不但是可能的，而且（从大多数劳动者的利益的立场上来看至少）也是优于资本主义的。但是如果这是事实，那我们如何解释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在苏联和其他地方被摈弃的现状呢？有两点至关重要。首先，正如我们已经特别指出过的，社会主义对于许多人来说，不过就是勃列日涅夫体制而已。这是他们不断被灌输的观念，而他们也没有什么理由怀疑这壹点。只有依赖于社会主义创始者们的经典观点、建议和理想，人们才有可能认为另壹种非常不同的社会主义可能实现且值得实现，而人民却只能从华而不实的官方御用文人那裏了解到经典理论，他们当然不可能接纳这种观点。其次，毋庸置疑的是，苏联实行旧计划经济体制带来的经济停滞并不能简单认为是缺乏民主参与的结果。这壹体制有许多经济问题；但我们认为，这些问题并不是社会主义计划本身所固有的。

那么，我们的观点是，总体上，彻底的民主化加上计划经济的实质性改革可能已经为苏联社会主义的復苏创造了机会。然而不幸的是，在灰暗年代中效率低下且专制蛮横的行政方式，在意识形态上又为僵化的官方马克思主义所巩固，这壹切似乎已经排除了将此（民主化和改革）作为当前实际政治选择的可能性。某些苏联人民可能会觉得这种新思想很吸引人，但太多苏联人已经准备要求与共产主义的过去彻底决裂了。

4，新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是什么？

后苏联社会主义的首要基础必须是彻底的民主和高效的计划。现在我们已经清楚了，民主成分既不是奢侈品，也不是某种在形势特别顺利之前可以推迟的东西。就像我们在上面所论证的那样，没有民主，社会主义社会的领导者为了保证剩余产品的生产，就被迫推行政治高压。而如果政治高压减弱，社会就会趋于停滞。同时，没有各种意见的公开讨论，高效的计划机制也是不太可能形成的。在近些年来，苏联共产主义者未能拿出切实可行的社会主义改革提案，这显示出体制推崇服从与遵守所产生的恶劣影响。资本主义社会可以在政治专制之下实现经济发展，因为即使在这种专制统治下，私有经济活动的领域也是相对不受约束的，正常的竞争过程仍然起作用，而对工人阶级组织的镇压还可以允许高剥削率。社会主义没有这种镇压性国家和“自由”经济的分离；如果意识形态“正确性”准则支配了经理的晋升，甚至主导了对经济理论的讨论，那长远看来增长和效率的前景的确是黯淡的。

我们不得不说在苏联的例子中所出现的在民主制度和高效的计划机制的方面出现的问题，反映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某种缺陷。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他们对资本主义批判否定要大于他们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积极理论设想。而关于民主机构，布尔什维克最初抓住工兵代表苏维埃不放，偏爱这壹形式。虽然在战术上，这可能很高明，但我们认为苏维埃有内在的不足而且实际上很危险，所以我们必须在别处寻找社会主义民主宪法的原则。至于计划机制，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壹些有意思的建议，但这些建议都是壹些比较模煳的概述。苏维埃计划者临时创制出他们自己的体制，这壹体制服务于它所在时代的壹定的目的，但计划者对社会主义经济机制的理论发展却受到他们自身理解的限制。为确保马克思主义教条的正统性，他们排斥、甚至公开批判任何似乎受了“资产阶级的”汙染的理论方法，比如边际分析，因为它看来似乎汙染了“资产阶级”内涵。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这种倾向是基于壹种对马克思的误读。很有可能是这样，但事实是马克思并未试图尽可能详细地说明计划经济的运作原则，而这就使得对他的误读变为可能。除非我们能在细节上合理地阐明这些原则，否则社会主义作为壹种经济制度就无论如何都不会再有任何可信度了。

工人阶级谈经济社会

作者 独立工会 写于 二零二一年

这已经是身边的朋友第四例开店失败了。其中一例是三人合伙开民宿，投入超过100万元，结果刚开业遭遇2020年的疫情，损失惨重；其他三例开的是饮品店，两家店是卖奶茶，一家店是卖烧仙草。持续最长的奶茶店开了三年，算下来勉强收支平衡，等于朋友这三年白干了；烧仙草店开业后仅持续了三个月，营收实在太过惨淡，朋友及时止损，刚好有人要接手，就把店面转让了。

开店是很多年轻人的理想职业，不少人心中一直有着一个开店梦，开一间小小的店铺，可以卖咖啡、奶茶、甜点、书籍或者鲜花 …… DT财经与智联招聘的《2020年轻人理想工作报告》显示，从80后到00后排在第一位的理想工作都是“自己开店”。移卡联合艾瑞咨询共同发布《小店经济活力报告》，对18-50岁的核心从业人群进行调研，结果显示目前37%的民众已经开了小店，对于未开小店的人群中有71%的民众未来有开小店的打算。其中，咖啡厅、奶茶店、甜品店、面包店、花店、书店最受人群青睐。

夸张一点说，很多年轻人不是在开店，就是有着开店的想法，在准备开店的路上。只是开店真如此美好吗？年轻人对开店的玫瑰色想象是怎么建立的？

当年轻人按照大众传媒鼓噪的模板去实践时，几乎註定要碰壁了。

我们重点来说说茶饮店（包括纯茶、传统奶茶与新式茶饮），它是不少年轻人的创业首选。无论是数据还是身边直观的例子，都在说明着茶饮店的生意很红火，茶饮店的利润很可观。艾媒咨询公布今年上半年中国新式茶饮行业发展现状显示，33.8%的用户每周消费一次新式茶饮，16.0%每天消费一次，新式茶饮逐渐成为中青年群体的高频消费品。从长期来看，新式茶饮还将呈扩大态势，预计2021年，新式茶饮将恢復甚至是超过疫情前水平，市场规模接近2800亿元。

乍一看，新式茶饮是新的风口，但数据的另一面是，喜茶、奈雪の茶、茶颜悦色、coco都可、一点点、贡茶、蜜雪冰城等知名的新式茶饮品牌，基本垄断了市场，并收割了大部分利润。小众品牌的茶饮或者自主创业的茶饮品牌，并没有太多存活空间。数位线下大数据发布的《2020年中国新式茶饮行业数据分析报告》显示：2016 年中国新式茶饮门店数量还只有19万家，到 2019年，这个数字就涨到了50万家。企查查的数据则显示，去年註册的奶茶相关企业的数量达到了十年之最，共8.54万家，其中有九成面临亏损。有人形象地总结道：“现在的新式茶饮行业已经不是红海，而是‘血海’了。”

不久前闲鱼根据平臺的转卖数据总结出了《2021创业避雷指南》。2021年第一季度，创业者最应该避开的项目是：奶茶店、咖啡馆、花店、茶叶店、服装店、便利店、剧本杀店、美容院、密室逃脱店等，相关商品转让最多。不少用户选择在闲鱼出售店铺设备回血。茶叶店使用的泡茶长桌，用于灌装奶茶的封口机以及咖啡店中的商用萃取咖啡机，是闲鱼上转让数量最多的设备。

不少年轻人感到不解：怎么会，不是说奶茶净利润最高可以达90%？怎么会变成90%的店经营不善？

年轻人显然低估了开一家奶茶店的成本。网易数读结合了几个品牌茶饮品牌的加盟费做了统一，开奶茶店的第一年，加盟费、保证金、管理费、设备费、装修费、原材料费、装修费、店铺租金、员工租金，你至少需要支出48万元。这些还不算水费、电费和设备折旧的费用。

单单一杯奶茶的材料成本可能很低，这让利润看上去很高，但利润还得扣除掉租金、人工等大头的成本支出。招商证券2019年的《新式茶饮深度报告》显示，成熟门店净利率仅有10%-15%，远低于人们猜测的90%暴利，且净利率对于日单量极度敏感，800单左右是一个门店前臺的盈亏的平衡点。这个数据远远超出了外行人的想象。

不少人轻信了网络上“0元加盟”的鬼话，最后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公众号“人间theLivings”一篇《0元加盟奶茶店，让他3个月负债20万|人间骗局》的非虚构写作，清晰展现了这一骗局的运作内幕。当你以为0元就可以加盟时，前面有无数个坑等着你跳。文章底下不少有着相似经历的受害者纷纷留言，教训堪称惨痛。但不少不谙世事、对这个行业并没有清晰认知的年轻人，还在轻信一些“快招公司”加盟商的各种话术，使劲往坑裏跳，赔掉自己的积蓄甚至负债累累。

茶饮店如此，书店、鲜花店等也大同小异。虽然后者无须加盟费，但经营一家店从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是在网购的冲击下，很多实体店仅仅依靠情怀也是难以为继的。创业者可以拿情怀做生意，消费者就务实得多：网上更便宜，为什么要线下买？

除了得考虑生存和盈利外，开店所需要付出的时间和精力，并不逊色于他们在职场上的付出。比如开一间茶饮店，你得早早起床，熬茶底、製作奶盖、烧配料，生意忙碌起来，你得重復点单、收款、做奶茶、搅拌、摇晃、打包；如果请了员工，你得为他们的工资负责，得培训他们形成良好的服务态度，甚至得提防员工联合起来做阴阳账 …… 你以为当了老板就随心所欲了，但顾客就是上帝，你会为点评网站上的一个差评焦虑上火；你以为可以看心情开店，客人少了你就静静读书晒太阳，但房租或员工的人力成本可能会让你静不下心来。不少开店的人自述：开个店比上班累还累，自负盈亏，全年无休。中国中小商业企业协会与美团研究院联合发布《服务业小店店主生活和工作报告》显示，87%的店主每天工作时间8小时以上，也有不少人超过14个小时。

因此，微博上超过2.5亿次阅读的话题#辞职开店是年轻人的退路吗#，实在太天真了。辞职也许还有退路，但草率地开店搞不好会走入一条死路。

自由的错觉：另一种形式的打工

不少人开店，冲着自主和自由而去。为老板干活就得看老板脸色，接受老板的“剥削”；自己当老板了，就真的掌握自主权，并免于“剥削”了吗？

对于任何实体店来说，房租成本都是最大的支出之一。在网易数读“在黄金地段租下一个15平方米的小店”的统计裏，深圳的平均月租金是27135元（平均最高为41445元），广州是17280元（平均最高为26190元），上海是13860元（平均最高为44055元）；二三线城市也不见得便宜，青岛是7065元（平均最高为20385元），南昌是5625元（平均最高为7200元）…… 这也意味着：除非店面是自家的，否则自己当老板，首先是在给房东“打工”。无论你做多做少，老板都得付你工资；但自己开店，无论你是否有收入，你都得给房东支付房租。

在马克思理论的视域裏，劳动的异化的根源是，生产资料并不掌握在劳动者手中。劳动者没有生产资料，为了生存只能出卖劳动力，劳动成为可自由出卖的商品，不能体现劳动者的自由本质，劳动产生了“异化”；并且劳动所生产的劳动产品也不能由自身占有，这就造成了劳动者与其劳动产品相异化……前文所谈到的工作倦怠，就是异化的表现。

因此，马克思、恩格斯这样说：“生产者只有在占有生产资料之后才能获得自由。”与之相对的，“一个除自己的劳动力以外没有任何其他财产的人，在任何社会的和文化的状态中，都不得不为另一些已经成了劳动的物质条件的所有者的人所奴役。”通俗地解释，老板有生产资料，那么他在生产过程中就占有优势，他就可以占有你剩余劳动所创造的价值。

人们不免会以为，如果我自己当了老板，设备是我的、原材料是我的，是不是就占有了生产资料了呢？利润是不是就都是我的了？

开个奶茶店、开个水果铺、开个理发店、修理摩托车，甚至是开设私立幼儿园，都属于个体经济。社会通行的对个体经济的定义是：在劳动者个人占有生产资料的基础上，从事个体劳动和个体经营的私有製经济。个体经济有两个明显的特征：一是生产资料和劳动成果归个人所有；二是劳动者以自己的劳动为基础。

但具体的劳动实践中，却很难说个体经济完全掌握了生产资料，因为生产资料除了机器设备、工具、原料等，也包括土地、厂房等。对于一家小店来说，店面才是成本最高的部分之一，只要仍需要支付房租，就存在某种形式的“剥削”，不平等的异化劳动一直存在，你就仍然在为别人打工，也就不存在那种绝对的自主和自由。“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製”，这是马克思想象达到的一种理想状态。这说的是，在生产资料共有的基础上，允许个人占有自己的劳动产品，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只是，目前我们的生产力还没发达到这样的程度，它也是我们社会前进的目标。

工人阶级谈劳权状况

作者 独立工会 写于 二零二一年

北京月坛街道将防疫工作外包给北京的宝威隆保安公司，保安每天需要工作24小时。蚊虫肆虐，热浪滚滚，无法洗澡，一天只能挣260元，干不到30天还不给结工资。公司还想单方面撕毁劳动合同却不给赔偿，资本的贪婪再一次暴露无遗。防疫工作中还暴露出重重漏洞，这个街道离天安门大约只有8公裏。联想到南京禄口机场疫情扩散，同样是劳务派遣和外包，同样漏洞重重，怎能不让人担心呢？以下是一位保安兄弟发来的爆料文章，他们正在申请劳动仲裁，和违法行为斗争到底！

　　我们是每天工作24小时每天260元压3天日结的防疫人员，工作由月坛街道办事处承包给宝威隆保安服务公司，宝威隆公司承包给黑保安机构，黑保安机构再通过黑中介招工。

　　虽然经过了层层转包，无论月坛街道还是宝威隆公司，都知道我们被公然违法地压榨着。但经过几层转包，他们似乎自以为自己承担的压榨劳动者的责任已经撇的干干净净了。

　　来的时候签合同，一天260元，30天周期，都在上面写的很清楚。我们把这张按手印签字的合同拍照后交给他们了，但他们没有依法给我们一份合同。上面没写工时，那个地方是空白的。

　　我们被告知一天在岗24小时，晚上10点之后可以在岗上睡帐篷，被褥三餐都给提供。工作内容是让我们在小区门口值班，督促进小区的人扫码登记，有外地回来的人我们要向社区报备。

　　这个工作简直是开玩笑。月坛街道位于北京二环到三环之间，小区裏住的好多都是“物理上”的“老北京”，不方便用手机，我们带队的黑保安头头也没给我们硬性规定必须扫码，只是让我们服从社区人员的指挥。社区人员跟我们说，碰到脾气倔的就放他们直接过去，不要起什么冲突，惹出什么岔子。

　　记得第一天在他们那报道是不算上工的，报道地点是一个农村宿舍，交通非常不便。我们自费到那个宿舍都花了不少钱不少时间，我坐地铁+公交去的花了4个多小时19块钱，一个同事打车去，花了72块钱。

　　很快宿舍50多人的床位住满了，但为了高工价而来的兄弟们仍旧源源不断，他们通通打地铺睡在地上（这符合防疫规定吗？）。接待我们的人都操着东北口音，满口粗话，满脸横肉，遍身纹身。半夜有个不知为何、不知被何人打的头破血流的家伙进了宿舍，拿了自己的东西就走了。

　　第二天凌晨三点我们被叫起来，我们这拨二十多个人被塞进一辆限乘11人的金杯车裏，拉到了北京市西城区月坛街道。按照街道人员的指示，每个岗位下一个兄弟，被告知接下来一个月我们都在这个岗位了。我们这一片防疫的一共36个岗位。

　　其他的兄弟有的被他们以“个头不够”为由安排去了一个商场做保安，每天12小时，工资一百多少一天我忘记了。中介招工时明明说的个头身高不限……他们三令五申吩咐我们，如果碰到领导检查，一定要说自己是8小时4000的待遇。哦，原来我们是一个人做三个人的活啊，怪不得24小时给260元呢！第一天我们一个同事就碰到区委书记询问，他说的8小时4000。

　　我们刚来的几个小时挺热情，毕竟在疫情復发的当下做疫情防控工作，身上也挺有使命感和责任感的。可是很快，我们发现这裏年纪大的很不买账，自己不带手机下楼遛个弯回家没法扫码被拦下来，自己家回不去，脾气好的就嘀咕几句，脾气不好的直接开口骂人。

　　我们在裏向带队的反应了这个问题，带队的依旧没有给我们下硬性规定，只是重申不能与居民发生冲突。想必他们也没怎么在乎这个事（这不是形式主义是什么？）。

　　很离谱的是，我和好几个兄弟的岗位只是小区的一个出入口，小区其他出入口是没人看守的，我们对自己的职责产生了深深地怀疑。

　　我们跟社区人员反映后，社区给我们一把大锁让我们把小区另一边锁上。我的小区大门在地上砸死了，我和一位经常在楼下乘凉的居民代表大叔又推又拽的也没搞动铁门分毫。

　　我和居民代表向社区反应门关不上，社区那边也没管说那就这样吧。还是第二天我借了把撬棍把门一寸一寸撬到位置锁上的。

　　但只要和附近街坊处好关系，这些大爷大妈叔叔阿姨都对我们特别好，看公司不给我们送早饭，给我们送包子、鸡蛋、火腿肠、饼干啥的。听到我们被极限压榨，他们对我们表示了深切的同情；看到我们被蚊子咬的全是包给我们送风油精、帮忙掰蚊香。（社区发的花露水不管用，这么热的天一出汗，花露水有效期只有一个小时）我们这边的兄弟没有一个不感谢这些热情善良的街坊的。

　　我们饭有时候不给送，有时候送到的特别晚。但最离谱的是公司不提供水，要我们自己花钱买水。曾经答应的帐篷两天没有送到，保安公司一开始让我们在楼道、长椅睡，可第一天晚上就碰到三拨查岗的，还被蚊子叮的胳膊脚腕密密麻麻的包，我们根本没睡好。

　　北京天气热，我们没地方洗澡，只能在公共卫生间擦一擦，但这又管什么用呢？

　　如果是这样只是条件艰苦，我们自己创造条件克服困难，撑过一个月把钱拿到手也行呢。

　　但我们来的第三天他们告知他们公司被居民和居民代表举报超长时间用工，不能再进行24小时工作了，要调整成上36休12小时，两天给430，相当于每天工资比合同少了45元。

　　我们好多兄弟不愿意，这么辛苦给他们干活，他们不把我们当人，为了钱咱们就忍了。可是单方面更改合同降薪，我们绝不同意，出来都是为了赚钱的，咱们之所以吃的了你这个苦就是为了你高工价的。我们第三天早上在群裏提出辞职，要求根据劳动合同法第38、46条给予结清工资并依法给予半个月工资的经济赔偿。

　　群裏黑保安头子跟我们说领导正在过来，我们要求下午6点结清工资，他们也同意了。

　　那又是一个充斥着蚊虫、高温的白天，我们艰难地撑过去了，没有一个人脱岗。那当然是为了我们在岗上坚持三天的工资而没有擅离职守。

　　我们下午快6点的时候换上便装去结账，他们给我们结了3天的工资780元，但是绝口不提经济赔偿的事。我们一个小兄弟来的晚了，不给结钱了，他跟一个纹身男吵起来了。

　　我们赶紧给街道的值班人员打电话，因为出现了吵架让他们过来一趟处理问题。可惜打了两个电话，最终都接到宝威隆保安公司的负责人那裏去了。保安公司派了一个别着党徽穿衬衫的人跟我们14个人交涉，想让我们说出一个数字（很有可能是陷阱！最后告我们敲诈勒索！我们有全程的录音摄像！）我们让他自己说，他们用手势比划这个数（2000），我们点头了（按照劳动合同法，这种情况应该依法至少赔偿3900元！）。但他们后来反悔了，让戴党徽那个把我们拖住，我们看他们迟迟不给钱准备离开，明天去劳动仲裁。离开的半路我们被警察拦下来了，警察是当地街道辖区派出所的。原来是黑保安公司以我们要去“围街道”为由报的假警。

　　没一会，警察过来说你们说个数字吧。我们表示说出数字会不会被他们反咬一口说我们敲诈勒索？警察说我们在这呢，有执法记录仪，你们当我面说没事。我们就说我们不多要，干三天拿2000其实心裏也不踏实（有个球的不踏实？拿3900都踏实，这些黑保安和街道骗了政府多少防疫的钱？一个月几十万几百万，按一个岗8小时4000算，不踏实的应该是他们）就按北京市最低工资2320的一半1160要求赔偿。

　　我还是挺有疑问的，我们劳动者讨薪叫警察，警察会说经济纠纷劳动纠纷不归他们管，我们就只打了12345市长热线和街道电话。怎么老板一叫警察，警察就给老板处理问题呢？我真的百思不得其解。

　　警察过去跟保安公司负责人说了，但保安公司的人不同意，他们表示最多给300打发我们走人（我们到现在还没解除一个月合同呢？！）警察也说那意思差不多得了，你们劳动仲裁打官司可能几个月的……但已经到这个地步了，保安公司从一开始没把我们当人看，后来叫来警察驱散我们，他们真的是一点协商的意思都没有。我们大不了多花一天时间集体去劳动仲裁，就算街道、劳动仲裁、保安公司是一伙的，我们也要跟他们争斗到底，让这些草菅人命（让防疫人员72小时没睡好觉）罔顾法律的人被绳之于法！

　　我们约好8月8日上午去劳动仲裁，晚上找附近的宾馆住。

　　我的老家有疫情，即使我一年没回老家了，近21天都在北京工作，宾馆也不让入住，我在宾馆大厅椅子上准备熬过这漫漫长夜。

　　我们从第一天上班3点钟起床到现在第三天马上半夜12点，几乎已经70小时没睡床了。我们14个人裏至少有4个老家在疫区或者是手机停机的今晚都得和我一样这样对付一宿。

　　还能说什么呢？明天的劳动仲裁就是街道办事处的一个部门。我们会赢吗？法律会站在我们这一边吗？公理会站在我们这一边吗？坏人能被绳之以法吗？

　　我们不知道。

　　我们知道居民大爷大妈叔叔阿姨站在我们这一边。

　　我们知道全国的善良的人们，有良知的人们会站在我们这边。

　　我们急需社会的援助！

　　南京禄口机场防疫不力的前车之鉴就在眼前，希望北京月坛街道能吸取教训，认真反思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疫情一旦扩散，你们承担的起责任吗？同时督促宝威隆公司赶紧按《劳动法》规定对保安兄弟进行劳动补偿，作为甲方，你们对保安公司的非法用工难道没有责任吗？希望能够做出严肃处理，拖得越久，对你们越不利啊。

工人阶级谈经济环境

作者 独立工会 写于 二零二一年

今年的互联网大厂，真是外忧内患。

今年以来，反垄断的大幕拉开，股价带着市盈率连续下跌，互联网公司集体失去了曾经的光环。阿裏格外艰难，去年开始，蚂蚁上市IPO暂缓，让员工手裏的巨额期权难以兑现。

对许多员工来说，大厂们，已经不是从前的大厂。梦想不再有金边，公司画的饼也不再那么香，手裏的期权也随着股价愈发不值钱了。要留住手下那帮干活的人，公司也需要老老实实给出更多的薪资。

6月，阿裏巴巴内部结束了一轮普调，幅度是历年之最。

按照过往的习惯，阿裏会在4月开始一轮调薪动作。当时，路透社就报道称，阿裏巴巴集团已冻结2021年高级管理人员的薪水，转而给初级员工更大的薪水涨幅，目的是挽留其员工队伍。

阿裏内部数百名高管平均每年获得5%至10%的加薪，并且还获得了股票激励。而知情人表示，除非他们今年表现出色，否则今年的高层将无权加薪。

一位阿裏P7工程师张弛对全现在透露，身边很多P5、P6都拿到了超过50%的涨薪，“看到调薪包的时候，他们自己都惊呆了，觉得不可思议。”张弛表示。尤其很多以较低薪资和职级，通过社会招聘进入的员工获得了较大幅度的调薪。其他基层和中层岗位，各个部门的幅度不一样。

另一个电商巨头京东也在近期高调宣布涨薪。

京东的公告宣布，从2021年7月1日开始到2023年7月1日，将用两年时间把员工平均年薪从14薪逐步涨到16薪。根据公开信息，京东本次涨薪范围包括MPT序列员工（包括管理人员、项目经理、产品和技术人员），OS序列（包括配送员等基层员工）会按地区和工种做“适当调整”。

对企业而言，反垄断的大幕拉开，强者恒强的固有逻辑出现松动，过往被认为战局已定的市场再添竞争，大厂们也需要花大钱，留人才，应对这场被延续的市场竞争。

一位资深互联网公司HR认为，京东的调薪只能说跟上现在互联网大厂的趋势，达到平均水平，调薪幅度并不算高。

幅度不高，但涨薪范围是实打实的大，属于普天同庆式的涨薪。按照涨薪计划，复盖范围内的员工不分职级全部涨至16薪，原本的月薪也不会因此减少，不同员工之间的区别，仅有达到16薪的快慢之分，最晚的会在2023年完成。

在一年一度的秋招季即将到来前，已有多家互联网公司相继发布了不同程度的股权激励、涨薪计划。

7月2日，小米集团发布公告称，向集团3904名员工授予7023.17万股股票，按当日股价计算，约合人民币15.34亿元，人均获得39.29万元人民币。

仅仅过了一周不到，雷军在7月6日宣布，向小米集团的技术专家、新十年创业者计划首批入选者、中高层管理者等122人，奖励11965万股小米股票。根据当时小米股价，这轮十年长期激励价值约25亿元，人均达到2400万元。

作为金山软件公司董事长，雷军在7月5日还宣布，将赠予每位金山员工600股股票，总计约480万股。

7月14日，腾讯宣布计划将增发240.32万股新股份授予给不少于3300位受奖励人士，奖励人士包括雇员、行政人员或高级职员、董事、专家、顾问或代理。目的是奖励部分员工做出的贡献，吸引及挽留人才。

根据当天股价，240万股腾讯股票约合人民币11.14亿元。以3300名员工计算，平均每人可获约34万元。

一位大厂HR任梦对全现在分析，企业涨薪和提高福利待遇，一般是对内稳定“打工人”的民心，对外提升招聘品牌和企业影响力。“比如最近被挖人挖得太多了，或者要做新的业务，需要吸引人才；再就是马上校招季了。”

去年11月，蚂蚁集团IPO被叫停，中国对互联网的反垄断拉开了大幕。从那时开始就漂浮在互联网行业上空的反垄断预期，也在今年开始一一兑现。

在那几个月期间，巨大的不确定性压着阿裏巴巴的股价接连下跌，市值一度缩水三成。对奋斗了多年的员工来说，跟着上市然后兑现巨额财富的机会被搁置。

于是从今年开始，阿裏如何留住更多人才，成了必须面对的问题。一方面来自对股票期权的补偿，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应对其他电商大厂的挖角，调薪就是最直接的方式。

张弛坦言，最近还刚参加了字节跳动杭州的面试，“面试的是比现在高一级的岗位，可惜最后一轮没过。”

据了解，字节跳动杭州主要为电商相关部门，在地理位置上伸入了阿裏的腹地。从去年开始，字节就在阿裏很多部门挖角，力度大，给出的薪酬待遇也相当丰厚，“去了至少涨50%，甚至有些岗位会直接翻倍。”张弛表示。

一位淘系员工也表示，近段时间身边很多同事在密集关註外头的机会，不少同事已经把美团、字节、快手都面试过一遍。

或许正是为了应对挖角，今年6月阿裏的普调力度为历年之最。

据悉，蚂蚁金服有百人的团队，一次性拿到千万级别的调薪包。大面积薪资调整一度让阿裏成为脉脉上互联网打工人的讨论热点。

对于张弛来说，这次涨薪幅度虽然比不上跳槽的收益大，但心裏也可以接受。“至少和字节这些新巨头的差距不大了。”

从2020年开始，字节、快手加快布局直播电商，美团入局拼好货，拼多多新开创社区团购，阿裏的电商，新零售相关从业者，京东的电商、拼购、社区团购等领域的从业者都成为其他大厂挖角的重点。

一位京东人士表示，京东此次调薪属于“跟上行业步伐”。他对全现在表示，京东最早是13薪製，2018年开始变为14薪。目前市场上一线大厂基本为16薪，维持14薪确实比较缺乏竞争力。

从企业的角度，提高薪酬竞争力是一直要做的事情，此次京东调薪反响巨大，原因可能是调薪幅度较大，范围也大，公告提到的员工都会复盖到。

“但是无论怎么调薪，到手的钱可能还是赶不上字节跳动开出的价格。”上述京东员工表示，按照之前字节大幅加钱挖人的做法，已经不是简单调16薪就能应对的，而且此前字节挖人力度之大，对全行业来说都是一个让人头疼的问题。

另一方面，从去年开始，反垄断压力正在重塑互联网竞争格局，强者恒强的固有逻辑被撬动，过往被认为战局已定的市场，再添竞争。

既要打市场，也要守江山逐渐成为新的竞争范式。竞争的延续，为此招兵买马，为这一轮大厂涨薪再添一层逻辑。

不过最后，一线大厂强大的薪资预算不断抬高员工市场上的薪资水位，京东这样的巨头尚且需要努力追赶。但中小型公司则可能愈发掉队，强者恒强的问题，或许又会在员工薪资上进一步放大。

涨薪之外，困扰张弛的还有两件事——股票升值空间小，期权不值钱了。

张弛作为一个985研究生，在毕业后直接进入阿裏，如今已经超过5年，但是职级一直未上升，停留在P7。

期权缩水和升职困难，是目前大厂涨薪的大背景。

至少在几年前，互联网人很少称自己是打工人。包括毕业生在内的求职者，把进入大厂看作是搭上一辆财富增长的快车，随着行业、公司急速增长实现职位和收入增长。

应届毕业生动辄几十万的薪水自然不低，但要人们为公司996，更重要的是期权。选择一家成长中的公司，前期工资可以不高，但攒期权，熬到公司上市，动辄几百上千万的期权一旦可以变现，就是过去几年的努力给到的一次性大奖，财务自由不是梦。

这个以阿裏巴巴为代表的早期互联网公司开创的造富模式，在过去十几年时间裏被不断復製。周期也越来越短。

最典型的就是28岁退休，实现财富自由的郭宇。2013年，带着3年工作经验的他从支付宝跳入当时还叫今日头条的字节。

作为字节的早期员工，郭宇陪跑了字节增长最快的几年，最后在去年宣布退休，外界猜测郭宇的期权价值过亿。从普通家庭出身，到28岁财富自由，成为互联网打工人最美好的想象。

在蛋糕无限做大的时代，每个人能分到的自然更多。

腾讯、百度、京东、美团、拼多多、快手等公司早期员工，成了企业增长最大受益者，在公司上市时通过期权创造了无数个“一夜暴富”的神话。

先低价发放期权，公司上市之后价格的长几十上百倍，最终兑现，期权成了连接公司和人才利益的纽带。

2018-2019年开始，包括科技、互联网公司等在内的新经济领域遭遇融资难、上市难等挑战，的新经济公司上市潮中，估值、市值增长有所放缓，导致期权承载的“财富自由”幻想在很多大厂员工中破灭。

股权激励变得不再那么有激励作用，其钳製员工的一面开始显示出来。互联网大厂一样，每年可以行权一部分股权，想要拿到全部份额的股权，需要待上数年时间。

互联网hr和应聘者在提到薪资待遇时常给出“总包”，包含底薪、年终奖、奖金、股权期权、等在内的年薪总数。

其中，当期权的诱惑力降低，年薪相当的情况下，天平逐渐倾斜，实打实的现金工资，比摸不着的期权更让人有安全感。

财富自由的窗口日渐缩小，除了要高薪，另一种情绪也逐步蔓延：摸鱼、躺平。

今年6月开始，快手、字节等大厂先后宣布取消大小周，腾讯光子工作室也强製6点下班，奋斗了这么多年的互联网员工，迎来了陌生的周末时间。

从员工的角度，这是反对996之后，又一种抗拒奋斗的集中体现。

对于企业而言，取消大小周也有很实际的原因，互联网行业的增长正在逐步趋缓，从高速增长时代进入存量竞争时代，加班带来的收益不再像曾经那么明显，而大小周製度本身却意味着高昂的成本。

当造富梦越来越远，劳资博弈也在寻找新的平衡点。

工人阶级谈中国社会的社会危机

作者 独立工会 写于 二零二一年

要感谢向东网友推荐的署名王陶陶的文章 —— “中国网络意识形态的现状与隐忧”。作者以一个没落自由派的立场，从小资产阶级自由派的狭隘眼光出发，最大限度地、比较诚实和公正地分析了中国资本主义的种种不可克服的矛盾、这种矛盾如何导致“新生代”抛弃自由主义尤其是“经济自由主义”以及“一个贫穷的新生代群体”为什么必然“仇恨有产者”、必然“激烈冲击现有经济秩序”。

这个王陶陶是什么人呢？查了一下知乎，得到了有趣的回答：“（在知乎上）有三个王陶陶。第一个王陶陶，是作为民族主义者的王陶陶。这把他和绝大部分逆民、公知区分开来。第二个王陶陶，是作为右翼保守势力的王陶陶。… 他写了很多关于革命的书，但是并没有表现出对革命者的同情。相反，他往往维稳反革命。那么，他维的是谁的稳？在知乎问题‘谁是中国最伟大的人’中，他回答是邓小平，在提问‘为什么中国科研落后’问题中，他回答中国科研体系被官僚控製，基层科研人员很难保护自己的科研成果不被领导篡夺。从零零总总的回答中，都表现出他是个欣赏私有製西式国家的人。他希望中国成为一个私有化、市场化、西化的中国。因此，他本能地反感任何反资思想，华为251等反资运动中，王陶陶从没有站过劳动者的边。而知乎的主流言论同情劳动者，这是王陶陶口碑逆转的原因。第三个王陶陶，是作为英美文明崇拜者的王陶陶。虽然他是个民族主义者，但是他内心中是极度崇拜英美文明的。他内心中是希望中国人像盎格鲁萨克逊人一样，战略上充满侵略性，战术上坚韧而懂得隐忍。而他对侵略文明的崇拜最终摧毁了他的理智，导致他变得像公知一样仰望英美的一切。最终在疫情的判断上，他失手了，堵上全部声望，梭哈到了输的一方。从王陶陶在知乎的起落，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网上民族主义者已经分成了两派，一派向左，一派向右。入关学能够成为显学，是因为入关话术体系中，正好回避了左右辩经，以切美国人蛋糕为目标，暂时团结了民族主义者中的左右两派。然而我认为，入关学迟早会在左右问题上分裂。用嵩县的话来说，异端比异教更可恶。”

中国正处于资本主义社会各种矛盾尤其是阶级矛盾迅速激化的年代。这种激化必然要在意识形态方面得到反映，在网络时代就必然要在所谓“网络舆论”上得到反映。王陶陶说：“从2015年以来，中国网络意识形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为了解释这种“巨大的变化”，王陶陶认为有“两种关键性的因素”。“第一种因素 ... 即中西关系自2015年底以来的不断恶化”。关于这个“第一种因素”，我们暂且不做深究。比较有意思的是王陶陶所讲的“第二种因素”：“代际认知分化或者说代际矛盾”所造成的“深远影响”。

这个欲言又止、云山雾罩的“代际矛盾”到底是个什么矛盾？且看王陶陶的解释：“自改革开放以来，一代代的中国人受惠于开放和市场带来的好处，尤其是知识青年，更是如此。60后、70后大学生毕业后，很快以较低的成本在城市定居，过上了舒适的中产阶级生活，他们对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规则认同度是非常高的，这一代高知人群甚至普通人很难理解任何对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反感情绪。这种心态大致一直持续到80后左右，但到了90后年轻人中，则发生了真正的变化，至少相当一部分90后知识青年对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认知与前辈不同。我们很难理清变化的时点，但新一代年轻人对市场经济规则的看法确实是负面的，至少比前辈更不好。最明显的迹象，就是中国新一代知识青年尤其是小镇迁居到大城市工作的知识青年，在经济上更崇尚财富平等而非自由竞争，对市场经济和私人产权合理性的看法更加復杂化，甚至偏负面。”

原来，在王陶陶看来，“一代代的中国人”都受惠于“开放和市场”，包括了60后、70后、80后。然后，突然间，不知在什么“时点”，“开放和市场”就不再给“年轻人”带来好处了，从90后开始，“认知”就不同了，对“市场经济和私人产权”的看法就“復杂化”了，甚至“偏负面”了。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这裏，王陶陶口口声声讲“代际矛盾”。不知道王陶陶是因为太年轻（如果是这样，为什么王陶陶不像别的年轻人那样反感“市场和开放”呢），还是眼界太狭隘、还是立场太偏颇，整整一代、几千万60后、70后国企工人因为“受惠于”“市场和开放”而下岗和失业乃至沦为赤贫就这样被轻松无视了，另外几千万60后、70后的农民工为了中国资本主义的“经济奇迹”、为了王陶陶笔下的“中产阶级”享受物质繁荣而付出青春和血汗、付出数以亿计的断手断脚、终于老无所养也被很淡定地被忽略了。

至于90后、00后，也不是全部都拒绝贊美市场、贊美开放、贊美私人产权的。网络上大胆炫富甚至不惜“坑爹”的富二代、官二代按绝对数量来说没有成千上万也有成百上千。

王陶陶所看到的，果然是“代际矛盾”吗？王陶陶是读过一点马克思的：“马克思说过，经济地位决定意识形态的流向，事实也果然如此。”但是，王陶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无论如何，“阶级矛盾”这个词，哪怕想一想，恐怕对于作者王陶陶来说都是十分恐怖的，因此，还是不提为好，不提为好。

我们无法确切地知道，这篇文章的作者到底是上述“三个王陶陶”中的哪一个。但是，从作者的自我介绍来说，我们可以了解一些梗概。据作者的自我介绍，他（她）当年也是在媒体行业裏工作的，“我以前曾经在一个媒体公司工作，刚开始一个月薪水是税前4800，税后3000多，后来上涨到税前6000，税后4900，最高时达到税前8000，税后6000左右。租房每月花费是2000元，吃饭花费每月也是2000左右，一个月省吃俭用，结余1000-2500左右”。税前月工资8000左右，年薪就是10万元左右，已经超过中国经济的正式部门“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的平均工资了。按照这个工资水平，王陶陶先生（或女士）已经可以位列中国的小资产阶级甚至摸到了上层小资产阶级的边了。

王陶陶所描述的工作环境也带有资本主义正式部门的特点：“我过去工作过的媒体企业还是非常人道的，至少基本保证双休，上班时间也不会超过8个小时，工作环境是比较安逸舒适的，虽然收入不高（？），但个人时间却也丰富。”（问号是笔者加的）

后来不知道为什么，是不是像付国豪先生一样在一线城市混不下去了，王陶陶转进回到了“老家”，最后谋了个“乡镇公务员”的位子，勉强还算在“体製内”。

所以，从王陶陶个人的事业来说，是有些失败的，但是他（她）的可贵之处在于：虽处江湖之远，不忘忧其君。王陶陶的“君”首先就是“市场经济和私人财产”，曾经“苦口婆心地”劝“年轻人”对市场经济要“感恩”、要“尊重”，却得到了令他（她）哑口无言的答案：

“我凭什么尊重这种狗屁规则？凭什么比我毕业早五年的同事明明没有我优秀，却买到了一座我现在需要三倍价格才能买得起的房子？凭什么那些终日游手好闲、无所事事的深圳房东什么都不做，一个月收的房租比我这个勤劳好学的优秀工程师几个月还要多？凭什么那些房东打打麻将，一年房价上涨的好处比我一年勤勤恳恳工作还要多？我现在没有钱、没有女朋友、没有时间，很快连青春和希望都没有了，在这种情况下，你还让尊重市场经济和私人产权？凭什么？”

是啊，一种让所有的劳动者都没有房住、没有“钱”（于是就没有医疗、养老、子女教育）、没有男女朋友、没有可自主支配的时间、没有青春又没有希望、又被逼着996和007的社会製度，难道还值得任何“尊重”吗？不要说“尊重”，应当问，“新生代”还能够忍耐多久？

从这裏，王陶陶感受到了危机，感受到了恐怖。恐怖首先来自于“颓废思想的出现”，但是更加恐怖的是“仇富思潮的出现”，是“新生代年轻人的激进左化”，是年轻人认识到“自由主义”就是“自由的压迫员工、自由的炒作房价”。

怎么办呢？“自由主义”还能挽狂澜于既倒吗？不得不说，王陶陶的观察比绝大多数自由派以及一些还在幻想着“联合”自由派的“左派”都更加敏锐。他（她）为老自由派们的麻木和迟钝而焦急、而惋惜：“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大多数源于体製内外的有产阶层，他们往往倾向于将这种本质上服务于自己利益的思潮视为人类道德的唯一追求，并虚伪地自我感动不已。 ... 这些人不能理解中国新生代年轻人为何对自由主义如此反感 ...”

王陶陶得出了一个可怕的结论，在一切“英美之外”的国家，“自由主义”行不通：“现代自由主义本质上是一种有产者思潮，她体现了有产者实现有产后对政治权力和更大经济利益的追逐。从本质上看，他对更渴望追求基本经济利益的无产者毫无吸引力，这也是英美之外的自由主义者历来只会把事情搞砸的原因 —— 在夺取权力的过程中，人数稀少的自由主义者依赖于无产者的不满，却在事成之后无法建立无产者真正渴望的经济秩序，进而引发新的动荡。”

这样，王陶陶就用他（她）自己的方式，从他（她）自己的眼光，得出了一个重大的马克思主义的结论：中国这样的半外围资本主义没有在资本主义製度范围内实行自由民主、福利国家等阶级妥协的历史空间。于是，“自由主义”或者任何“有产者思潮”就对无产者“毫无吸引力”，因为这样的“主义”或“思潮”满足不了无产者的“基本经济利益”。

王陶陶对于“自由主义者”的尴尬分析地也很透彻：“自由主义者”要夺权就离不开“无产者的不满”，但是“事成之后”又给不了无产者他们“真正渴望的经济秩序”。于是，等待着“自由主义者”的大概只有两种前途，一种是，“事不成”，还有一种是，“把事情搞砸”—— 等待着真正的“王者”无产阶级来收拾残局。中国的自由主义于是正在无可挽回地没落下去：“中国自由主义无论从各方面来看，都是一个既没有时势，又缺乏群众的没落思潮，它只能是知识分子聊以自嘲的沙龙。”

对于这样的没落，王陶陶当然很不甘心。怎么办呢？王陶陶想了两个办法，一个是祭出幽灵，一个是告诫“体製”。

王陶陶祭出的幽灵叫做北一辉：“我读世界历史的时候，常常感叹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日本新生代年轻人被激烈的民族主义和均贫富意识形态所吸引，缔造了北一辉引领之新生代激进民族主义和仇富思潮的迅速崛起。... 历史不会忘记，20世纪30年代，日本新生代年轻人，在北一辉民族主义和均贫富思潮的引领下，打着‘尊皇讨奸、斩杀国贼’的旗号，先是猛烈攻击日本的财阀，随后则是猛烈攻击日本的官僚，最后发展到挑战整个日本体製的程度。”

王陶陶祭出的这个幽灵确实能吓到一部分小资，准确地说，一部分小资“左派”（有人管他们叫“学院派”）。这些“学院派”说：看看，中国青年的思想一旦被北一辉俘获，成了“国家主义者”，那么将会多么可怕啊！对外侵略扩张、对内法西斯式镇压，天塌下来了，这可怎么得了？对于这部分同誌杞人忧天的错误，我们另找机会批评（过去，红色中国网已经论证了为什么中国资本主义既不会发展为帝国主义也不会发展为法西斯主义，也不可能对外发动侵略战争）。这裏仅仅指出，就算北一辉的幽灵能够吓倒一部分小资“左派”，甚至吓得他们急急忙忙要与自由派“联合”，这着实无补于整个中国自由主义正在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大局。对于广大的中国无产阶级以及正在无产阶级化的大批小资群众来说，他们才不管什么北一辉、南一辉。他们的实际问题是，谁能够解决住房、双休日、八小时工作製和男女朋友？谁能够为他们自己带来希望、为他们的子女带来青春、为所有人带来尊严？
 

但是王陶陶还有一招杀手锏，是隐藏在北一辉这个幽灵后面的：“无论与自由主义在政治上存在多少分歧，官方依然是市场竞争和私有产权的支持者和捍卫者，这就决定了 —— 随着资产价格的上涨和工薪收入的停顿，大多数新生代年轻人在经济上与现有规则的矛盾会越来越明显，而自由派的瓦解和资本的低头，会让这种矛盾愈来愈难以掩盖 —— 这种冲突，最终会难以避免地指向官僚阶层 ... 裹扎着对富裕前辈的仇恨不断升级的，最先被新生代攻击的将是被称为资本和买办的企业家，随后则是官僚阶层，如果这种经济矛盾不能缓和，那么这种趋势将很难停止。”

这一段，句句都是大实话。别看我们“自由主义者”与“官方”表面上互相攻讦，大家都是吃资本饭的，所以，“官方依然是市场竞争和私有产权的支持者和捍卫者”；在要不要捍卫“市场竞争和私有产权”—— 这个最根本的问题上 —— “自由主义者”和“官方”是一致的，也可以说是一家人。所以，“自由主义者”解决不了 —— 毋宁说，已经无法再用“自由主义”掩盖 —— 的矛盾，“官方”一样解决不了。只要这些矛盾解决不了也掩盖不了，“越来越明显”，那么，先是“自由派的瓦解”，接下来，“新生代”就会攻击“资本和买办”，随后，就会攻击“官僚阶层”。

王陶陶接着说：“这样的意识形态必然是激烈冲击现有经济秩序的，也是必然反体製的 ... 对此，应该尽早引起重视。”“自由主义对国家构成的威胁，绝不可能与之匹敌。”

这裏，有点图穷匕首见的意思了。王陶陶在对“体製”、对“国家”喊话，你们眼瞎了吗，你们脑子进水了吗，你们难道看不出来，我们与你们一样，都是“市场和开放”的支持者、“私人产权”的捍卫者，我们对你们是构不成真正的威胁的！真正的“威胁”、真正的“反体製”来自“一个贫穷的新生代群体”、来自“激烈冲击现有经济秩序”和“无情推进均贫富”的意识形态。

实际上，一个“乡镇公务员”能够看到的问题，难道“体製”看不到吗？只不过，“体製”也有“体製”的难处，“体製”也是困在系统裏。要是镇压能解决问题，早就镇压了；要是收买和让步能够解决问题，也早就收买了。如今这年头，“体製”要操心的事太多了，保江山的事都外包给“辅警”了；王陶陶之流的自由派不当“体製”的家，哪裏知道“体製”的难。至于什么“星辰大海”、“切美国的蛋糕”，也就是让那些荷尔蒙旺盛却又找不到性伴侣的男青年们权充一下性想象的替代品，能骗一天是一天。真到骗不了的时候，“体製”倒不害怕北一辉。不过，还有比北一辉更加可怕的幽灵 —— 那颗真正的精神原子弹！

工人阶级谈商业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的本质

作者 独立工会 写于 二零二一年

如今，济南警方的情况通报已出，“阿裏女员工被性侵事件”热度也迅速在阿裏投资的微博等平臺上衰退，关註者也断崖式下跌。

虽然最后留下了很多疑团，比如为何两位猥亵者都未“强奸”成功，为何女方要在次日早晨呼来李姓客户，为何直至8月4日才报案李姓客户，这些都有待解答。

但随着事件已经进入尾声，这些东西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这场风波并没有“反转”，同时其暴露出的很多问题亟待我们关註。

不要因为这个姑娘不是“完美受害者”，就对阿裏本身存在的问题闭上双眼。这场罗生门本身，正是如今我们一窥阿裏内部痼疾的机会。

以下内容，来自于一位阿裏前员工。

王成文（花名曲一）这种人在阿裏绝不是个例，即便把锦衣卫总管派出来，把此人开除、绳之以法也没办法杜绝这种事情。因为这是管理文化导致的系统性问题。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并不是最后处理几个人就能扭转的。

不从阿裏管理製度和管理文化上改革，这种上司对于下属的压榨、PUA、潜规则、职场性骚扰甚至性侵，领导不把下属当人的事就不会停止。

从事件发生开始，同事群就开始讨论这个事情，欣慰的是大家的正义感还是在的，所有人都在谴责曲一（王成文）这个人渣。

以往这类事情都是通过内网十大热帖发现，但这次把受害人逼到在食堂发传单，才形成舆论浪潮。所以你要说内部没有进行帖子降级，封锁消息，我是不信的。

可大家纷纷谴责人渣，但是并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很多人的想法还停留在女生应该保护自己，拒绝劝酒，身体比工作重要上面，这是远远不够的。

被劝酒、被逼加班、被逼做不情愿的事情在阿裏的文化下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你拒绝就会被扣上“没有执行力”价值观不及格的大帽子，而价值观是一票否决的。

即便你业务再出色，价值观不及格也会导致不能晋升、不能加薪，甚至被劝退。你去復议的时候，你的领导和hr直接一句Ta价值观不合格就行了，根本不会启动对这个领导的调查，是否有公报私仇、以权谋私、压榨下属的情况。

以我个人来说，我在阿裏工作的4年多期间收获颇丰，无论是技术能力、管理能力，还是收入，都得到跨越式发展，我本人实现了脱胎换骨，可以说是阿裏重塑了我，无论技术、管理还是思维模式、行事作风。阿裏重塑一个人的能力非常强。

虽然在阿裏这几年非常非常的辛苦，但是每次跟别人分享阿裏的工作经历我都充满了感激和敬意。

但是我会强调：我很幸运，我遇到的都是好领导。我的经历并不可復製。

在阿裏的公司管理思路下，一个人在公司的职业发展乃至职场命运完全掌握在直属领导手中。

而我跟随的领导，都是相对正直的并且有良心的人，我们相互成就都得到了各自想要的东西。

可如果你遇到的是类似曲一这样的领导，你的付出并不能得到回报，你必须要迎合领导，甚至是出卖灵魂和肉体，才能得到提拔，甚至仅仅是生存下去。你在阿裏的职场生涯会非常痛苦，无论男女。

曲一只是个P7，在今天职级缩水的情况下算不上高P。我当年在阿裏的下属基本上都是P7了，前几个月还有几个升P8了。

可以我多年的观察，比曲一级别高的，但是生活作风有问题的领导有很多。甚至有的部门就是高P和他的情妇把持的。

· 阿裏的企业文化的本质是领导的绝对权威，管理的本质是下级对上级的绝对服从

· 这就赋予了领导绝对下属的绝对权力

· 绝对的权力会产生绝对的腐败

阿裏的价值观和管理製度没有任何一条是强调绝对服从，但是所有的製度和文化汇聚在一起就是绝对的服从。

我也是早早就明白了这个道理，所以在阿裏混的如鱼得水（连续4年个人年度绩效375，入职第一年就开始带团队并晋升）。

领导的绝对权威，体现在不允许低级别的人提跟战略决策相关的话题，哪怕是讨论都不可以。

风清扬（马云花名）曾在阿裏味上发文称工作不满3年的员工提公司发展战略一律开除。

战略决策、战略方向製定、公司发展战略、战术执行都是高层的事情，下面的人就执行就好了，其实就是领导的权威不能有任何质疑。

说是工龄不满3年，其实跟工龄没关系，蒋凡、俞永福加入公司没多久就可以参与高层的战略会议，而P8以下员工没有任何机会发表业务发展方向相关的意见和建议。我也是作为老板的头马（负责给老板写技术方案和ppt）才有机会参与聆听。

绝对的服从，体现在强调执行力，强调拥抱变化。

即使领导的指令并不合理你也不能不执行，甚至最后失败了，只要你执行的时候非常努力你也是375，因为你执行力强。

如果领导的指令是错的，你没有完全按照他的指令执行而是按照正确的做，最后成功了，你也可能325，因为你没有执行力。就是这么魔幻。

强调拥抱变化也是绝对服从。经常会因为错误的决策导致业务的调整甚至组织架构的调整。

这个时候你去找HR说我明明没做错任何事为什么被调到其他部门？为什么被325？为什么被辞退？

HR说拥抱变化就可以解决。你说我不去新部门可不可以，一般回答都是不可以，因为你要拥抱变化。

存在既合理，任何製度都有其成形的原因和生成的土壤，不是凭空产生的。阿裏的绝对服从和领导错了没责任的製度和文化形成于互联网早期，在互联网野蛮扩张时逐步发展到巅峰直到今天的地步。

在当时互联网刚刚兴起的市场环境，其实是合理的存在，也是阿裏能崛起的原因之一。

我同国企跳槽到互联网公司的高管聊过，为什么移动等国企拥有大量资源，推出的飞信干不过微信，商城干不过阿裏。他认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国企的领导是不敢做事情的。

比如飞信的推出影响了短信的收入，就会定性为导致国有资产流失。所以决策发展飞信是错误的，做这个决定的领导要为国有资产流失负责。只要做决定就有可能出错。有的决定在未来是对的，但在当下可能是错的。

所以对于很多企业来说做错一件事就有被拿下的风险，不如什么都不干，这样自己的位置是稳固的，而且可以凭借资历一步一步高升。

阿裏是另外一个极端，做错事比不做事强。在21世纪初互联网刚刚兴起的时代，做出几个错误的决定不要紧，但是有一个选择是对的，大概率就能做起来。

早起崛起的几个合伙人的履历就能说明情况。Lucy分享她接受支付宝时的经历，他们关门讨论了很久没发决定是否要做金融方面的创新，马云直接告诉她说，大胆去做不要怕犯错误。

在互联网早起阶段，做事情就算是错的也比不做要强。如果做错了被惩罚，那么没人敢做决策、也没人敢创新了。所以为了鼓励高管大胆做事大胆创新，从文化和製度上保障了决策层。

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这些都慢慢发展成了领导做决定，成功了，就是领导高瞻远渡，先见之明。领导做错了决定，最终失败了，就是基层执行力出现问题，要整风。

这就导致了领导的权威和权力都被极度的放大，但是没有受到有效的约束。产生这么恶劣、这么明目张胆的领导对下属的罪行就在意料之外情理之中了。

还有一个皮实，这也是HR非常喜欢用的词。

来源于彭磊的内部信，信中说“我们需要皮实的员工”。

皮实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即便你受到了委屈也必须忍耐而不能抱怨更不能反抗。我其实在阿裏经常被打击，每次都选择默默接受，但是还被HR说不够皮实，导致晋升P8被否决。

这都导致了领导的决策错误没有任何成本，所有的成本都是下属承担，包括错误决策导致的业务调整、组织架构调整。越是高级别的领导越不会因为错误的决策被惩罚。这其实是违背通常的管理哲学的。

罗家英在大话西游中说的“送死你去，黑锅我来背”很好的阐述了管理的本质。

下属的责任和义务是为解决问题完成业务实现而努力拼搏，领导的责任和义务是为自己的决策负责，尤其是结果不好的时候，要出来背负责任。通俗说就是“你放心大胆干，出了问题我扛”。

可阿裏的管理文化是：“你放心大胆的干，出了问题不听我话的人扛。”

我再强调下，我在阿裏追随的领导没有这样干的。但是在阿裏这样干的领导绝对不止曲一，绝对不是少数！

有一次我们这边一个开发引发了严重的启动崩溃。復盘会议上，这次事故定级为P0级别，我以为是记录在这个人身上，要么就是我。没想到我的leader主动承担了责任。

我还是很惊讶的，因为这个事故的根本原因是开发违反了编码规约，而我没有review出来，把事故定在我身上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我的leader承担了这个责任。

他当然不仅仅是帮我扛事，但是他主动帮下属抗事的行为也令我钦佩，但是这也导致了他在阿裏体系下得不到进一步的晋升。

众所周知，绝对的权力必然产生绝对的腐败，在这种情况下，向漂亮女同事下手就不奇怪了。甚至很多女生被逼主动投怀送抱。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领导不喜欢招聘女下属尤其是漂亮女下属的原因，因为一旦你的team中有一个漂亮的女生，其他人就会会心一笑，默认你和她有一腿。即使你对她一点想法也没有，你们之间毫无瓜葛，你也是因为能力而不是皮肉通过的面试。

我分享一个我亲身经历的真实经历。

我参加过阿裏的百阿（新员工培训），有两个项目我今天还记得。

两个人抱在一起，必须是异性，互相给对方加油。

男女混合排成一圈，前一个人坐到后一个人的腿上，必须是男生坐在女生的腿上，女生坐在男生的腿上。没有提前通知不要穿短裙短裤，这画面可想而知了。

即便作为男性的我也觉得很尴尬。放不开也是我在阿裏发展的一个瓶颈。我们还是技术团队，不需要太开放，女受害人所在的运营团队，经常需要跟外界打交道，只会更严重。

这本身就是一种筛选，抗拒异性身体接触的人经过新员工培训自己就会离职，或者被淘汰。

我带项目团队时，项目团队有一个刚毕业的QA女孩，她跟我抱怨过，有些人跟她沟通的时候总喜欢抓她的手，不经意的触碰她的腿和腰，她觉得很苦恼。我也帮不了她，大环境如此，只能自己註意不要触碰到异性的身体。

在这种工作氛围下，你如果因为别人触碰了你的身体就抽身离开，会被别人说是小题大做，执行力不足，不够皮实。

之后，你就会拿到一个很差的绩效，甚至因为价值观不合格而被劝退。那么在有家庭要养以及绩效压力面前，被客户碰几下就只能忍气吞声了。

这也是为什么，当女事主去到饭店吃饭过程中就知道客户的不正常行为，却不当时不立马离开的最真实原因。

阿裏辟谣了“破冰文化”不实图片，却没有辟谣“破冰文化”本身，这也说明了很多。

我在阿裏离职前夕非常纠结，内心备受煎熬，根本原因是为了钱我应该留在阿裏，有几千集团股票和上万支付宝股票还没有行权。

但是如果不对下属心狠手辣，我就会成为‘不合格’的领导。

很多人劝慰我说，你不对他们下手，换个领导他们可能更惨。

我也不是圣人，也要养家煳口，在良心和利益两个方面不可能完全不要利益。在纠结了几个月后还是选择接收了降薪offer离开了阿裏。

离开阿裏后到新的公司又遇到奇葩的事情。有一天我的一个很漂亮的女下属突然找我说想跟我聊聊。原因是隔壁部门的一个领导在追求她，虽然这个领导生成自己单身，但是已经30多岁不太可能没结婚，所以问我她该怎么办。

刚好这个领导也是阿裏过来的，我认识，我知道他已经有老婆孩子了。所以我让我的下属别搭理这个渣男，如果再被骚扰就告诉他“我老板已经知道这个事了，你的底细我老板都知道，你以后再骚扰我，他会帮我出头” 。后来这个渣男没再骚扰她了。

阿裏领导的劣根性都带到其他公司了，可见这是普遍现象。

曲一事件不是孤案，其实已经发生很多，只不过像这个案件的受害人一样站出来并且有家人支持的女性太少了，她们不敢声张，才让这种人敢于干下这种无耻案件。

再强调一遍，警方已经认定他猥亵的事实了，并没有所谓“反转”发生。

曲一事情曝光出来，很多人都是不可思议难以置信。不是感叹会有人道德底线这么低，而是这么蠢。因为一旦女方报案，必然会身败名裂，绝没有逃过惩罚的可能。

其实不是他蠢，我推测他可能得手了不止一次，是这种事情的老手。

受害者都是经过精心选择的。首先是已婚女性，一般已婚女性因为担心家庭破裂，还背负房贷，明知自己被玷汙也只能忍气吞声或者离职。

其次是利用出差的机会。人在陌生的环境更容易对熟人降低防范和警惕，同时异地也割裂了受害人同熟人的联系，更容易得手。

最后，受害人发现自己就算身败名裂也拿这个人渣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影响，就只能打碎牙活血吞，忍气吞声。

基于此我很佩服这次事件的受害人敢于站出来的勇气。要知道没有她的威慑，以后会有越来越多的女性受害，会有越来越多的家庭被摧毁。

这个事件中的女主人公是不是完美受害者不重要，和李姓客户的奇怪纠葛更加不重要。重要的是，猥亵确实发生在上下级之间了，阿裏确实拖延处理了，内部管理存在的问题也暴露出来了。

既然事件本身已经得到警方的侦查和定性，我们就不该着眼于期盼“反转”，而是借此对这种蔓延于各大互联网公司的歪风邪气来场真正的整风，以使得我们的妻子、姐妹和女儿能有更安全的人生发展环境。

工人阶级谈商业资产阶级的精神剥削的本质

作者 独立工会 写于 二零二一年

近日，一位行业知名的女性投资人在一堂“心灵课程”的课程中意外晕倒，经两天全力救治之后，医院急诊部宣布医治无效，离开人世。
令人震惊、扼腕、不解之余，这件事也引爆了公众对这类课程的关註，一时网上众说纷纭，出现了对投资人和课程的各种猜测。尽管女投资人的家属仍沉浸在悲痛之中，但也迅速展开了规模极大的网络辟谣行动，澄清所谓的“精神控製、洗脑、辱骂”等都是不实消息。
实际上，“心理修炼”“提升灵性”的课程在国内并不罕见。打开搜索引擎，弹出的相关企业与课程铺天盖地而来，类型也是五花八门。但与之相伴的却是大量提醒和警示，不少人甚至直接现身说法，告诉大家“心灵课程”与“精神控製”之间微妙的关系，这或许也是引爆这次舆论的主要原因。
不得不说，这类课程面世多年来，始终有源源不断的学员报名参与，他们的身份从普通白领、创业者到企业高管都有，普遍都是人们眼中的高知群体。如果上述女投资人参与的并不是精神控製类“心灵课程”，那么让大家谈之色变的这种“心灵课程”到底是一门什么课？课程的内容主要有哪些？又为何会引起这么大的争议？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找到了一位曾经参与过“心理修炼”课程、但中途因为“感觉不对劲”又退出的企业高管，他自述了这段亲身经历。以下即是其第一人称讲述的故事。

从日出到半夜，每天高强度培训16～18小时

2018年，我在一家大型企业担任高管。在这个行业，满世界出差和熬夜加班都是常事，强度和压力也非常大。在多位公司同事的推荐之下，我决定前往深圳参加一门可以“清理人生、突破自我”的课程。在同事的介绍中，这门课程美其名曰要帮大家“减轻压力，打破固有的心理性格、重塑自我，变不可能为可能”。
虽然当时我对这些没有太强烈的需求，也并不寄希望于一门课就能改变我的人生。但架不住有人反復推荐，同时也抱着一丝好奇，我和其他一些同事都报名参加了。后来才听说公司有同事此前就参加过另一家公司的“心理修炼”培训，并且这两家公司的老师都是共用的。
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暂且不表。
上第一节课之前，培训机构给了我们一份介绍材料，还让报名的学员（在课程中叫做“CP”）签了一份“承诺书”。其中最重要的三点分别是：服从指引、保密以及对教材和版权的保密。

整个课程分为三个阶段：初级班、中级班和高级班，每个阶段连续上三天课。在深圳，初级班的价格是9800元，中级班大概是1.6万，加上高级班，一共9天的课程就超过3万元了。这是2018年的价格，现在听说又涨了很多。
每个月三天的课程是全封闭培训，上课的时候会集中把手机收走。老师会一再强调不准录音、拍照，一经发现立即开除。教室也是采取全封闭模式，连窗帘都是两层的，可以说是严丝合缝。上课的时候，除了导师在臺上讲课，通常还有五、六名教练分散在课室内，几乎无死角，就算有心也做不了什么小动作。这也是为什么大家在市面上基本看不到任何这类课程照片、视频的原因。
课程的强度也很惊人，基本上每天的上课时间都在16个小时左右。如果从每天早上6点半起床开始算起，到凌晨约12点，可以达到惊人的18个小时。初级、中级、高级班都是两位老师轮流讲课，一个老师讲一天，中间只有课间和吃饭的时候才能休息。体力不支的其实大有人在，但在那种氛围下，强撑也是很正常的。

学员互斥：“你就是不要脸”

我知道所有人最关心的问题都是：这个课到底讲了些什么内容？
如果一定要说，那我觉得是用各种方式把老师或者这个课程的核心理念灌输给学员们。这个“方式”，不限于自我剖析、互相批评、大声呐喊、集体唱歌、做公益活动乃至催眠。
这是当时给我们的部分资料，也就是教材：

我上的这个培训班，最核心的理念其实可以概括为三点：“放下一切脸面；穷尽一切，目标必达；剖析灵魂，破镜重生。”对于这些理念，单纯老师讲授的时候其实并不多，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与学员的互动上，因此设置了大量的互动环节。
比如，学员进入教室的时候，老师首先会播放一些非常抒情、令人动容的音乐，先营造出一种带有情绪的氛围。接下来大家会进行共同或者分组的自我剖析，尤其是对于记忆中的一些消极创伤更是要深度反思，直面这些创伤从而达到“自我重设”的目的。
我不知道这样做的依据是什么、对学员有多大帮助，但从现场大家的反馈可以看出，这种做法确实很容易就能调动人的情绪。
有一个环节叫做“呐喊”，要求学员大声喊出自己需要的东西，并且要持续喊叫三分钟。现场有人喊自己需要爱情，还有人需要的则是钱。
三分钟大喊足以让人声嘶力竭了。和我同组的一位从事外贸行业的老板喊着他需要的是“订单”，还没喊出几声，自己已经先流下了眼泪。
学员们还会被要求分组围坐成一圈，进行深刻的自我剖析，比如做过最后悔的事情是什么，最遗憾的经历又是哪些。在这个过程中，老师和其他学员会对发言者进行点评，有的时候还会出言不逊。

有一位年纪在50岁上下的企业副总，真诚地谈到自己工作太忙，无暇照顾家庭，但现场立即有同组学员指责他“你这个伪君子”。还有一个女生，在现场热烈氛围的感染之下事无巨细地剖析起了自己的情感历程，讲到最后情绪崩溃、放声大哭。有的学员在分享之后，会被其他学员辱骂“你就是不要脸”。他们被骂的时候头垂得低低的，脸憋得通红。好在参加这个课程的很多人素质不错，老师也会一直引导，所以基本上不会出现对骂的情况。
说实话有时候我都怀疑这些骂人的到底是不是托，不然谁会去这样对待一个此前素未谋面的陌生人？事后回过头来想，参加这种培训就得脸皮厚，甚至“不要脸”。脸皮薄的劝你别去了，承受不了。
除了这些，老师还会在现场进行催眠。听起来是不是很荒谬？但课程现场就是会让大家都躺在地上，把灯全部关掉，只有老师的声音作为引导。等他讲到七、八分钟的时候，很多人就已经忍不住开始嚎啕大哭了，这种感觉真是怪异又奇特。
我没有哭，我只是觉得不对劲。可能我不是这种课程的受众。

因为“不听话”，我“反抗”了教练

让我进一步感到不适的，是一次对教练的“反抗”。准确地说，是我们大吵了一架。

冲突爆发的原因其实很简单。上课期间我想去走廊喝杯茶提提神，本着不打扰课堂秩序的原则就自己悄悄去了一趟，没想到回来的时候被所在小组的教练“抓个正着”。
更没有想到，经过多年奋斗已经是一名企业高管的我，会因为这样一件小事被这位教练当众痛斥：“你知道自己犯了什么错吗？”并且还通过停课、发动学员集体劝解等方式来向我施压，一定要我认错并向他道歉。
不过我没有遂他的意，反而在课堂上和这位教练据理力争了一番。在我看来，我没有因为这个动作影响其他学员与课程的进行；适当提醒可以，但没有必要非让我当众认错，甚至不惜停课也要达到这个目的，那就有点本末倒置了。
一直到后来在其他“心灵课程”学员的剖析中看到类似情况，我才明白，这位教练当时可能是试图在所有学员面前用这些方式实现打压我、树立他的权威的目的。虽然不懂什么是“PUA”，但我的拒绝道歉大概让他们意识到，我是一个难缠的刺儿头，也为我后面顺利退出打了点基础。

工人阶级谈共同富裕

作者 独立工会 写于 二零二一年

工人甲

最新的提法是“三次分配”，以富士康为例简单说明一下：

第一次分配时普工拿着最低的底薪努力挣加班费，一个月几千块钱，而公司每年的利润超百亿，怎么分配，老板说了算；

第二次分配时，政府觉得富士康老总等人收入相比普工来说有点高，便多收老板们一点税，怎么分配，政府说了算；

两次分配下来，贫富之间还有一道鸿沟，那就需要第三次分配来平衡一下，主要靠有钱人自愿捐献。

社会经济运行復杂，但基础是生产，离开了劳动生产，再高明的资本家也得喝西北风。现在是社会化大生产，生产的基本单位以公司为主，我们就以世界级的大厂富士康为例，来看看其通过三次分配能否实现共同富裕。

据说富士康老板郭臺铭信佛，当年“富士康十三连跳”之后他还请了和尚来做法事，我们就假设他有善心参与第三次分配，愿意把工人的血汗钱捐出来一部分实现共同富裕。

我们再假设，富士康老板的捐款只能“取之于民用之于民”，采取“精准共同富裕”的方式，把钱捐给富士康的员工。

都是捐款，没必要马云的钱非得捐给富士康工人，郭臺铭的钱却要捐给阿裏的码农。如果能够捐款，捐给谁并不重要，只要最后能保证共同富裕就好。或者说，资金由慈善机构分配，钱从哪裏来再到哪裏去。

资本家愿意捐款，这笔捐款也能用到本企业的员工身上，我们就会神奇地发现，要想共同富裕，直接给工人涨工资不就行了。一步就能办妥的事，为什么要多费几道手续呢？

如果企业家有善心，愿意“放血”，那就在初次分配时提高工人待遇，何苦要用最低工资最低薪逼得工人苦苦加班，损害工人的身体健康乃至逼得工人跳楼自杀呢？

把肉从人身上剜下来，剜得越多效率越高，然后再大发善心给他补回去，这不是白白增加人的痛苦吗，这还能叫作“慈善”吗？要是割肉的时候剔得干干净净，做慈善的时候只是给他补上一层皮，又怎么能填平贫富差距的鸿沟呢？

据说企业家参与第三次分配可以得到减税的优惠，那也可以给那些愿意在初次分配时搞慈善的企业减税，表扬“共同富裕模范企业”，何苦要绕来绕去搞三次分配呢？

捐款是自愿，但还要给予减税的优惠，如果企业家权衡利弊之后，觉得减税优惠比不上捐出去的钱，还有多少人会捐款呢？如果减税优惠超过了捐款额，那不是“劫贫济富”吗，贫富差距反而越来越大。

先富起来的企业家转移资产跑路的不在少数，“三次分配”的新闻一出，不少企业家的走狗们就已经吵开了，说这不利于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企业家来投资就是看准了中国的廉价劳动力，要分享人口红利，现在却要他们把吃到嘴裏的肉吐出来，有多少人会愿意呢？即便他们愿意吐，又能吐出来多少呢？

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带着血和肮脏的东西，难道说，现在资本要改变嗜利的本性而要给自己洗个澡做慈善了吗？他们常说“大锅饭养懒汉”，实现了共同富裕之后，企业家难道不担心打工人失去了奋斗的动力吗？

二次分配时，不少企业家想法设法偷税漏税，例如各大影视公司的花式操作，什么阴阳合同啦，什么在霍尔果斯註册公司啦等等。连法律这把利剑他们都不放在眼裏，靠“自愿”又何异于缘木求鱼呢？

但我们中国的企业家或许有所不同，我们期待“第三次分配”能促进共同富裕而不是沦为“鸡肋”。如果富士康的老总和普工实现了共同富裕，那《资本论》必然得改写，我们的发展将会迈上一个崭新的臺阶。

最近共同富裕成为了网上热词，三次分配也出现在了公众视野，一些分析人士更关註共同富裕中的三次分配问题，似乎三次分配成了实现共同富裕的主要方向。这裏我们必须说，以道德为导向的三次分配确实可以为共同富裕提供一定的辅助手段，但三次分配并不等于共同富裕的全部和主体，在市场和资本为经济发展主要推动力的社会，我们要想通过道德约束来实现共同富裕显然是不现实的，我们必须回归社会主义製度主体，在社会主义製度主体中去寻找能够形成製度化的共同富裕。

　　通过道德约束和税收引导让高收入和超高收入群体自觉地将收入的一部分拿出来捐赠给社会，形成社会财富的三次分配，这显然是在学习西方资本主义製度下如何解决超高收入群体收入过高增长过快的问题，但这显然并不能解决共同富裕问题，否则资本主义早就解决了收入分配中的两极分化、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的问题，而不致于出现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问题。因此我们到资本主义製度中去寻找解决贫富差距问题的办法，显然是寻找不到根本的解决办法的，它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因为资本主义就是製造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的根本因素。

　　我认为要实现共同富裕，必须解决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研究共同富裕的理论问题，弄清楚中央是怎么说的

　　这次会议提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

　　这裏提出了几个共同富裕的概念：一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二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三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四是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这四条应该成为我们研究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理论的核心要义和基本遵循，在此基础上形成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理论体系。

　　会议还强调了共同富裕的几个关键点：

　　一是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要分阶段促进共同富裕。

　　二是要鼓励勤劳创新致富，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为人民提高受教育程度、增强发展能力创造更加普惠公平的条件，畅通向上流动通道，给更多人创造致富机会，形成人人参与的发展环境。

　　三是要坚持基本经济製度，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坚持公有製为主体、多种所有製经济共同发展，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帮后富，重点鼓励辛勤劳动、合法经营、敢于创业的致富带头人。

　　四是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科学的公共政策体系，形成人人享有的合理分配格局，同时统筹需要和可能，把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在经济发展和财力可持续的基础之上，重点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兜底性民生保障建设。

　　五是要坚持循序渐进，对共同富裕的长期性、艰巨性、復杂性有充分估计，鼓励各地因地製宜探索有效路径，总结经验，逐步推开。

　　这次会议对实现共同富裕提出了基本思路：一是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二是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三是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四是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製度安排，五是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并提高精准性，六是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合理调节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七是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八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目标扎实迈进。

　　二、实现共同富裕需要重点解决的几个根本问题

　　一是解决资本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比例过大的问题。这些年来，中国很大程度上实行的是自由市场经济製度，在收入分配方面，更是将资本或者大资本放在了无以復加的高度，中国之所以人均收只有美国的六分之一，而中国的高收入群体却几乎跟美国相当，就因为中国的资本家或大资本家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占有了支配性地位，获取了超高收入。中国的资本市场是产生超高收入群体的温床，中国的绝大多数大资本家群体都是从资本市场上获得的收入。还有一些超高收入群体是通过市场或平臺垄断获得的收入，这些人的超高收入是以牺牲社会其他群体的利益而获得的。

　　我认为要实现共同富裕，首先需要做的就是铲除不是通过劳动、科技创新、实体经济，而是通过资本市场、通过平臺垄断获得超高收入的群体，彻底封杀那些靠资本运作、搞上市公司获得超高收入的路子，所有上市公司必须是实体经济、必须是製造业的科技创新企业，那些虚拟经济、平臺经济、金融买办公司一律不得上市。

　　二是推进区域均衡发展。区域发展不均衡是造成国民整体收入差距过大的重要因素之一。在改革开放初期，对国内市场没有进行划分、没有对中西部地区进行保护，无论是资本还是人才都流向了东部沿海地区，使得中西部地区经济出现坍塌，虽然后期中央通过转移支付等方式支持了中西部地区，但由于产业落后、人才欠缺等因素，中西部仍然比东部沿海地区落后很多，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人均收入差距也相当大，现在要实现共同富裕，就必须实现东部和中西部经济协调均衡发展，国家在产业布局、重大项目投资、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都应该考虑还中西部地区的欠账，重点投向中西部地区，特别是在一些高端製造业、高科技产业、新能源汽车、绿色环保产业等全国布局方面应该主要向中西部地区布局和投资。将国家重要产业基地布局到中西部地区也有利于国防战略安全，可以考虑第二次国家工业体系的三线建设，无论从国家战略安全还是从地区经济均衡发展考虑，新的三线建设都是十分重要也是必须的。

　　三是推进教育资源均衡发展。一个国家一个地区能不能发展、有没有发展后劲主要看教育特别是基础教育。中国的教育资源特别是高等教育资源的布局在全国非常不均衡，这也是造成中国一些省区始终难以追赶另一些省市的根本原因之一。中国城市的中小学条件跟农村地区相比要优越得多，这些条件包括师资条件和教学设施条件。而从大学来看，除少数985、211在中西部地区外，大部分都在北京、上海、南京等东部地区城市。我认为，全国中小学教师的收入应该统一，然后中西部地区特别是人口密度大、条件艰苦的西部地区农村应该给予专门的教师补贴。从教育拨款来说，中西部地区的教育经费应按人均不低于东部地区或高于东部地区拨款，以吸引更多优质教师到中西部地区特别是农村地区。应该将更多优质大学迁到人口密度大的中西部省份，或由中央拨款在中西部地区开办新型大学，由国家和地方共办，以国家拨款为主。有了高质量的教育资源，特别是有了高质量的大学，中西部经济才能带动起来，才能持续发展，才能有赶上东部地区的教育、科技和人才基础。

　　四是实现优质医疗资源向基层、向农村、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当前中国农村、基层和中西部地区的医疗资源远比城市、大城市、沿海发达地区大城市的医疗资源落后，三甲医院十分稀少。因此我认为，要实现东部与中西部地区、城市和农村医疗资源的均衡布局，就必须重点发展中西部地区中小城市的三甲医院，使每个县至少有一家条件可比大城市的三甲医院，然后大力推进基层镇村的医疗体系建设，使农村生病人员小病可以在村镇治疗、大病可在县医院治疗的体系。要扩大大病医保复盖范围，将更多农村人口纳入大病医保范围，切实解决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问题。

　　五是强化劳动和科技创新在收入分配中的比例。共同富裕需要关心的是劳动者和科技工作者在收入分配中的地位，强化劳动和科技创新在收入分配中的占比，让劳动者和科技工作者成为增加收入的主体人群，只有这样才能让大多数人增加收入，才能使收入分配人群形成两头小中间大的格局，因此抑製资本在收分配中的过高占比，做好低收入人群的兜底，然后是大力培育中等收入群体，中等收入群体的主力应该就是普通劳动者和广大科技工作者，如此，才能真正实现中央提出的共同富裕的目标。

　　共同富裕是一个系统工程，我认为造血比输血重要，而造血就是要让中低收入群体能够有工作做，能够受均等教育，就是要让中西部地区的教育、产业在国家布局、调整中得到体现，使中西部地区能够以教育和产业带动就业和经济发展。我认为，仅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靠富人发善心搞捐赠是无法真正解决共同富裕问题的，社会主义国家还得依靠我们体製优势，通过产业布局、教育布局、资源配置、调整收入分配格局等引导实现共同富裕。发展是硬道理，不发展永远无法实现共同富裕，仅靠富人的捐赠，那只能是施舍而不是政策普惠。

　　对于超高收入群体，我们要通过政策监管，禁止或限製其通过资本运作而不是实体经济获得超高收入，加大资本市场监管力度，加大外国资本通过市场垄断、通过资本市场运作从中国获得超高收入和利润的监管。

　　大家应该都还记得2015年中国的股灾，那次股灾让中国的中产阶级惨遭屠戮。如果中国要大力培养拥有一定收入的中产阶级，就必须为这些中产阶级的财富寻找投资出路，在中国，只有股市和房产。自2015年股灾之后，中产阶级不再相信股市，而更相信房产，如果房产泡沫破裂，股市又不可靠，中产阶级的资产向何处安放是一个大问题。因此通过整顿，维护中国股市投资的稳定性和安全性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重大课题。

　　共同富裕，靠所谓的三次分配即资本家的捐赠是靠不住的，也是无法实现的，还得靠国家政策调整，靠国家区域发展、产业布局、教育支持、医疗配套等手段去实现，还得靠对资本市场乱象的打击、对大资本通过平臺垄断、资本运作获得超高利润的监管和限製。因此，三次分配只是一个补充，而不是根本出路。资本家是靠不住的，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

　　共同富裕还是需要以人民利益、以多数人利益为本，以劳动和科技创新为本，以农村、城市底层、中西部地区为本，以社会主义体製为本，以劳动者和科技工作者作为增加收入的主要群体，在发展中稳步推进，高质量推进，如此才能真正实现共同富裕。

工人乙

我国当前贫富两极分化现象及其根源

　　【摘 要】构建我国公平的财富分配方式，应以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即共同富裕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为此，需要首先弄清为什么要搞社会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实现共同富裕、让劳动群众"过最美好最幸福的生活"，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而实现这一目的的物质条件是快速发展生产力。这是社会主义的两大抓手，需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社会主义的其他特点和规定都是从这裏引申出来的。我国产生了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趋势，这是否是贫富两极分化？什么是两极分化？是绝对的还是相对的贫富分化？需要明确回答。造成两极分化的原因是什么？要分清浅层次原因和根本性原因。腐败、垄断、市场经济发展不到位等是否是根本原因？不能简单地把某些高收入富人群的出现看作是两极分化的根源，还要看富人群体的产生是否同时导致了低收入的困难群体的产生。市场经济发展不到位也不是根本原因。生产方式决定分配方式，生产条件的分配决定收入的分配。贫富分化的根源存在于所有製关系中。

　　一、为什么要搞社会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近些年来，我国在改革与发展中，高度强调并致力于保障和改善民生，将其作为经济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为此，深化收入分配体製改革，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尽快扭转收入差距过分扩大的趋势，就显得尤为重要。除改革和完善收入分配体製外，惠民生的一系列措施也配套出臺，如就业扶持、扶贫政策、全民医保、社会保障、安居工程、兴农富农、国家助学，等等。另外，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扩大消费需求方面的政策措施，也与保障和改善民生密切相关。惠民生的方针政策和具体措施，都是体现了国家走共同富裕的道路的决心。十二五规划纲要也指出：要“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坚定不移地走共同富裕道路，使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怎样认识和看待这一问题？有必要从两个方面进行分析：从正面看，这是科学发展观的理论与实践的体现，也是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的体现，是完全正确的，会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与支持；从反面看，新中国建立已60多年了，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会积累了这么多的民生问题，甚至出现了与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相悖的两极分化？为什么直到近些年来才认识和认真着手解决这类问题？还有个问题：目前，一系列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政策措施是必要的，具有积极的正面效应。但是，能否由此真正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保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与完善？还需要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进行深层次的分析与研究。

　　理论与现实问题的产生、存在与解决，又涉及和回到一个老问题：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邓小平针对改革开放前的“左”的理论与实践，多次提出这个问题，事实上也回答了这个问题，那就是社会主义本质论和三个“是否有利于”的判断标准论。

　　还可以补充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要搞社会主义？目的是什么？弄清这个问题，才能弄清什么是社会主义。而为什么要搞社会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既可以从宏观层面的总的框架中回答，也可以从具体的实际层面来回答。马恩列和邓小平从两个层面回答了这一问题。

　　首先，从直观的具体层面来看，从广大老百姓最关心也最容易接受的切身利益来看，搞社会主义，就是要让广大人民群众摆脱在旧社会製度下遭受剥削、压迫与穷困的处境，过上美好幸福的、人人平等的、日益富裕的生活。列宁指出：“只有社会主义才可能使所有劳动者过最美好最幸福的生活。只有社会主义才可能实现这一点。社会主义一定会实现这一点，而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困难和它的全部力量也就在于了解这一真理。”邓小平批驳了“四人帮”宣传的宁要贫穷的社会主义，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的谬论，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最本质的东西。我们知道，原始社会实行公有製，没有剥削和两极分化，但没有共同富裕，没有也不可能有“最美好最幸福的生活”，因为生产力极端落后。在奴隶製、封建製和资本主义製度中，存在着剥削、奴役和两极分化，没有也不可能有共同富裕。“最美好最幸福的生活”与广大劳动者无缘，只有少数富人——剥削者享受。需要深刻领会列宁的话：第一，“要使所有劳动者过最美好最幸福的生活”，是指“所有劳动者”，不是部分劳动者，更不是少数剥削者和富人；第二，“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实现这一点”，这是社会主义区别于以往一切社会的最本质的特点，是搞社会主义的最根本目的；第三，“社会主义一定会实现这一点”，实现全体劳动者的共同富裕，过“最美好最幸福的生活”，是一个逐步实现的过程，特别是生产力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致力于这一目标的实现，而且要抱有信心，“一定会实现”；第四，搞社会主义必须“了解这个真理”，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力量所在”和“全部困难所在”，也可以说，这是社会主义的灵魂，离开社会主义的“这个真理”，就失去了社会主义的“全部力量所在”，就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而弄懂和实现“这个真理”，又是搞社会主义的“全部困难所在”。

　　如果离开“这个真理”，即离开搞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是实现共同富裕，是使全体劳动者“过最美好最幸福的生活”，转而去讲社会主义的其他方面，即使强调得再多，也会失去本质意义。比如，只强调公有製、按劳分配等，虽然也消灭了剥削和两极分化，但只能是贫穷的公有製，贫穷的按劳分配，贫穷的社会主义。在“左”风盛行时期，不但将致力于发展生产力批之为修正主义的“唯生产力论”，还把致力于改善人民生活，提高人民物质文化水平，也批之为“经济主义”、“福利主义”。生产的目的被模煳了，只能讲为革命而生产，工人为革命而做工，农民为革命而种田。也不能言富，宣传“穷则变，富则修(修正主义)”。粉碎“四人帮”以后，还需要理论界进行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讨论，以明确是为满足人民需要而生产。

　　怎样实现共同富裕？首先要通过发展生产力作为其物质基础。社会主义能够也应当比旧社会製度更好更快地发展生产力。特别是像我国这样在生产力落后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快速发展生产力更是一个紧迫的任务。如果忽视生产力的发展，必然忽视共同富裕的目标。但如果发展生产力不是落脚于劳动人民的共同富裕，忽视劳动群众的利益诉求，而是片面追求GDP，就会重资本，轻劳动。如果不问姓公姓私，不问姓社姓资，就会导致两极分化，工农群众沦为弱势群体，几十亿、几百亿的富翁会日益增多。

　　必须明确，只强调和致力于发展生产力并不能保证实现共同富裕。西方资本主义生产力高度发展，但造成的结果是严重的财富占有的两极分化。私有製是不可能真正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共同富裕的实现，要以宏观层面的社会主义总体框架的存在与完善为条件。共同富裕要有製度安排作为其必要基础，在私有製的基础上必然会产生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意味着消灭剥削和两极分化，这就要求应有的製度安排即所有製基础只能是生产资料公有製。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公有製，是不会产生两极分化的。邓小平也明确指出了这一点。他说：“只要我国经济中公有製占主体地位，就可以避免两极分化”。【1】(P149)公有製经济实行按劳分配，劳动贡献有差别，收入分配也应有差别，但差别不会很大，公有製排除了凭借个人占有生产资料获取高额收入的关系，特别是排除了资本剥削雇佣劳动的可能，为共同富裕提供了社会条件。

　　因此，快速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和两极分化、实行社会主义公有製、按劳分配等，都是由让全体人民“过最美好最幸福的生活”，即由共同富裕的根本目的和本质要求引申出来的。

　　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本质，其出发点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落脚点是实现共同富裕。判断社会主义事业的得失成败，是三条“是否有利于”的标准，即：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社会主义综合国力的提高，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所强调的还主要是发展生产力和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这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观点是一致的。马克思指出：在未来新社会製度中，“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将如此迅速，……生产将以所有人的富裕为目的。”【2】(P220)恩格斯也讲：在社会主义製度下，“通过有计划地组织全部生产，使社会生产力及其成果不断增长，足以保证每个人的一切合理的需要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得到满足”【3】(P336)他们都强调两条：一是迅速发展生产力，二是以所有人的富裕为目的。

　　因此，只要弄清楚了为什么要搞社会主义，搞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是什么，那么，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也就明确了。从本质规定上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可以讲是快速发展生产力，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就是紧抓发展生产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走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防止两极分化。快速发展生产力和共同富裕，是建设和搞好社会主义的两大抓手。判断社会主义搞得好不好，首先主要看这两手抓得如何。我国1957年以前，两手都在抓，生产力发展得快，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也快。“左”风盛行时期，两手都变软，转向抓阶级斗争一手硬，结果是共同贫穷。改革开放以来的一个时期中，抓生产力一手硬，抓共同富裕一手软，结果出现了收入差距过分扩大的趋势。

　　什么是共同富裕？需要弄清几点：首先，共同富裕是个动态概念。没有也不应有一个固定不变的标准。就我国的实际情况来说，全面小康水平实现了，就可以说初步走进了共同富裕。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我们要在本世纪头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人民生活更加殷实”。至2020年，我国人均GDP可达一万美元左右，等于现在的两倍。但不能停留在这个水平上。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财富的极大积累，共同富裕水平会不断提高。

　　其次，我国是在生产力落后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的，尽管目前我国的经济总量已占世界第二位，但人均GDP却只有5000多美元，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和一些高收入国家。根据美国《全球金融杂誌》2010年公布的全球182个国家和地区的收入排名，卡达尔人均90149美元，卢森堡为79411美元，挪威52964美元，新加坡52840美元，美国47702美元，瑞士43903美元，我国大陆处于世界后列。但由于我国经济发展速度快于各国，人均GDP的增速也处于世界前列，共同富裕应当也能够作为目标逐步实现。就是说，我国目前还没有和不能实现共同富裕，但必须将共同富裕作为努力的目标，缓解和消除已出现的两极分化，通过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达到实现共同富裕的目的。

　　再次，我国实现较高水平的共同富裕，不需要等到赶上和超过发达国家人均GDP的水平。发达国家和其他高收入国家，都存在两极分化，没有共同富裕。人均GDP的高值，掩盖了1%和99%财富占有上的对立。我国只要坚持公有製为主体的经济製度，消除两极分化，走共同富裕道路，人均GDP达到两万美元到三万美元(等于目前的4倍到6倍)，就可以实现较高水平的共同富裕了。

　　因此，仅仅讲快速发展生产力和共同富裕还不够，需要有製度安排做保证。以国有经济为核心的社会主义公有製经济，就是必要的製度安排。社会主义公有製经济既是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的必要条件和基础，也是快速发展生产力的製度保证。在生产高度社会化的条件下，资本主义私有製已不能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目前，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金融危机的漩涡中挣扎不出就是明证。社会主义公有製经济消除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有利于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为了快速有效地发展生产力和实现共同富裕，我国就需要遵从科学发展的主题，使劳动者成为生产和社会的主人，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就要进行改革，搞好、搞活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就要实行公有製为主体，多种所有製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经济製度。这就从宏观层次的总体框架上回答了当前阶段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

　　然而，正确的理论指导和方针政策，不能停留在文字上、口头上，而重在落实。当前，广大人民群众强烈不满的事实有两个，一是贫富两极分化，二是腐败蔓延(腐败的蔓延也与两极分化、中外富商腐蚀某些官员和国企高官有关)。贫富分化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如果不去追根溯源或回避根本原因，采取一些治标措施，固然也必要，但不能治本。所以，还有必要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弄清下面的问题。

　　二、怎样认识和看待我国目前出现的财富分配不公和贫富分化现象？

　　由国家发改委、国家统计局和中国社科院等编写的《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年度报告(2004)》披露：我国最高收入10%的富裕家庭所占有的财产总额占全部居民财产的45%，而最低收入的10%的家庭的相应比例为1.4%，贫富收入差距为32倍。这只是8年前的统计数据，而现在这个差距更是扩大了。

　　从基尼系数看，有关资料显示，我国1984年基尼系数为0.24，以后不断扩大：1994年为0.434，2000年为0.458，2004年为0.469，2006年为0.49。目前，估计已达0.5或0.5以上。

　　财富分配的不公，造就了我国日益增多的富豪。瑞信研究院2011年10月发布的《全球财富报告》表明，中国百万美元以上的富翁已达百万人以上，个人净资产超过5000万美元的，达5400名，仅次于美国，德国为4135名，日本为3400名，俄罗斯为1970名。《福布斯》2011年中国富豪榜显示，中国个人或家族资产超过10亿美元的富豪达到146人，胡润富豪报告的创始人霍格韦在2012年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中国拥有10亿美元财富的人数其实可以翻倍，达260人。有大批富豪隐藏在人们视线之外。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的富豪数量，超过了除美国之外的一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类统计数字未必准确，且互有差异，但依然可作为我们思考问题的参考。

　　不断增多的富豪是怎样产生的？从富豪排行榜来看，大富豪都是私营企业主，因而主要是靠发展私有製经济起家的。此外，中国还有一批富人，如影星、歌星、体育明星和金融证券业界的高官等。《深圳特区报》2011年4月6日刊登一篇报道，指名道姓地讲，海派清口相声演员周立波，一年收入8000万。据周自己讲：“我两年票房一亿五千万，我一个人顶得上几个中型企业！”他除演出赚钱外，还有不少其他吸金活动，自曝活动出场费分三档：“上海本地剪彩一次66万元;外地剪彩一次88万元；商业演出一次100万-150万元。”所以，一年收入总数不止8000万。

　　电视剧的片酬几年来暴涨，某些明星的片酬过去一集只两三万元，现今涨到20万-30万元，有的喊出一集50万元甚至70万元的高价。大陆的片酬高过臺湾和香港。一位明星出演一部30集的电视剧，两三个月时间，可赚到600万-900万元甚至更多。许多歌星，一年收入数百万元甚至千万元以上。越是富人，越有机会赚钱。《深圳特区报》2009年10月23日按实名製报道了一批明星所住高级别墅的情况，所住豪宅都在亿元以上。某明星10年前买一个1000平米的豪宅，1平米1万元；到2009年该豪宅涨到8500万元，净赚7500万元。从现在的价格看，可净赚亿元。

　　另一方面，我国还有不少需要救助的贫困人口。贫富差距不断扩大。有些富人，在国内外大量购买高级奢侈品，高盛公司将中国列为超过美国，仅次于日本的第二大奢侈品市场，又报道“中国仍有大量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每天的生活费不到1美元”。

　　怎样分析和看待这种贫富差距呢？这是否肯定是贫富两极分化呢？贫富差距扩大趋势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就开始了。但直到本世纪初的前些年中，主要媒体一般只讲我国出现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不提两极分化。是否已出现两极分化，学界还有不同的认识。这与怎样认识“两极分化”有关。有的学者否认出现了两极分化，是根据我国不存在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事实做出的判断。的确，我们应全面地、辩证地认识和看待我国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我国虽出现不断增多的富者愈富的富翁阶层，但不存在日益增多的贫者愈贫的穷人阶层。应该肯定，随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生产力的快速发展，从总体上来看，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了，正在向全面小康阶段迈进。应当看到，改革起步的1978年，还存在2.5亿的温饱问题没有解决的农村贫困人口，现在已绝大部分脱贫。虽然还存在一部分需要解决温饱问题的城乡困难群体，但国家已将他们作为扶贫对象进行救助，且扶贫标准也逐渐提高。应肯定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获得的巨大成就。这是问题的一方面。但另一方面，也应指出我国出现了贫富两极分化的事实。从存量财富的占有来看，一方面是拥有几亿、几十亿、几百亿的富翁阶层，另一方面存在着所占财富只能维持其最低生活水平甚至是“家徒四壁”的困难群体。从增量收入来看，大款大腕们一年收入数百万数千万甚至亿元以上，而广大弱势群体年收入只有2万元左右，甚至更低，相差百倍、千倍、万倍。

　　考察贫富差距和两极分化，不能只从绝对意义上着眼，还应从相对意义上着眼。马克思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分析这一问题的方法。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一书中，他在分析资本主义关系时说：“工资的显着增加是以生产资本的迅速增长为前提的。生产资本的迅速增长，会引起财富、奢侈、社会需要和社会享受同样迅速的增长。所以，即使工人得到的享受增加了，但是与资本家的那些为工人所得不到的大为增加的享受相比，工人所得到的社会满足程度反而降低了。……我们在衡量需要和享受时是以社会为尺度，而不是以满足它们的物品为尺度的。因为我们的需要和享受具有社会性质，所以它们具有相对而言的性质。”【4】(P729)以这种分析方法来判断，应当肯定我国的贫富分化是相对性质的而不是绝对性质的分化。下面可以用我国存在的具体事例形象地说明这种分化的相对性。《参考消息》2009年10月14日报道：一名中国年轻女子用400万元买了一只藏獒，用飞机运回来的时候，派30辆奔驰车去机场迎接。让狗住在恒温的空调房间，每天吃鸡肉和牛骨汤，喝矿泉水，1月花费约3000元。而一个普通清洁工的每月收入只有1000多元。报道说，“这个国家变成了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可以看出，即使清洁工的月收入增加一倍，也比不上那只藏獒的消费水平。与这位富姐的财富相比，更是天上地下。

三、造成贫富两极分化的根源在哪裏？

　　社会主义要实现财富分配的公平，但公平不是平均，要反对平均主义。改革，就要改变传统体製下职工吃企业的大锅饭、企业吃国家的大锅饭的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状况，就要根据对社会贡献的大小，拉开收入差距。对贡献大的科学家、科技人员、管理人员和其他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者，给予较高的报酬是公平合理的。简单地反对收入差距扩大并不科学。针对平均主义，拉开收入差距，使收入差距的扩大与各自劳动贡献的差距相一致，是合理的，不应反对。需要缓解和消除的是收入差距过分扩大的趋势，是贫富分化的出现。水稻专家袁隆平，为水稻高产做出重大贡献，即使他收入再高，人民不会有意见。体育明星姚明曾年收入亿元，也不会引来不满，钱学森的收入与他的贡献相比，恐怕是非常偏低的。讲财富分配不公平、收入差距过大，不应也不会包括上述这种情况。事实上人们的不满与批评指向并不在这裏，而是指向贡献与收入脱节，或是低贡献、无贡献而高收入，或是依靠压低职工收入进行剥削致富，或是靠投机钻营致富，或是通过损害国家和人民利益致富等等，是指向这类富人阶层。

　　造成我国贫富分化的原因，学界众说纷纭，有多种不同的看法，都有各自的道理，但应分清浅层次的、枝节性原因和深层次的根本性原因。

　　腐败是不是根本原因？需要具体分析。腐败，是指为人民所痛恨的公职人员以权谋私的非法行为。如果把腐败只理解为贪汙受贿，那就难以说明它是贫富分化的根本原因。这是因为，在贪官的行为暴露前，他一般作隐蔽状，其所贪财富不会计入基尼系数。而当贪官败露后，其所贪财富一律交公。再者，贪官毕竟是少数，占人口比重很小。即使将贪官纳入暴富阶层，他们至多是增加点富人数量，影响点基尼系数，而不会是造成两极分化的根本原因。因为他们不是造成弱势困难群体收入低下的根本原因。不过有一点应註意到：贪官接受开发商的贿赂后，会以损害国家和人民利益为代价，让开发商获得暴利，增加了非法致富者的数量。

　　分析造成贫富分化的根本原因即根源，要考察两个方面：一是弄清为什么会出现一个占有财富很大比重的富人阶层；二是弄清为什么会出现一个所占财富比重很小但所占人口比重很大的低收入群体，二者的统一才形成贫富分化。贪官与前者有联系，但与后者无因果关系。

　　如果讲腐败，应看到腐败的另一个层面。那就是在国企改製中导致国有资产大量流失的腐败事实。我国国有资产大量流失，与企业主管和政府官员们的腐败(包括经济腐败与政治腐败)行为有关。这既造就了一批损公肥私、一夜暴富的私营企业主，迅速成为百万、千万、亿万富翁，又製造了大量失去生活保障的工人群体。这裏可引用“反腐作家”张平亲身见闻的材料作为事例。由张平小说改编的电影《生死抉择》，曾在国内产生过重大影响。张平2008年被选为山西省副省长。张平讲过这样一段话：“我原以为天下只有农民苦。后来发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工人一旦下岗失业，没有土地，没有粮食，比农民还苦。”他曾采访过数十个国有大中型企业，他发现“一个个工厂迅速完蛋，全都与领导者大肆侵吞国有资产有关。而工人们很可怜，他们也知道腐败在发生，但他们没办法。我没想到工人这么苦，原来的三线工厂X厂，工人大批下岗没人管，集体自杀40多人，他们要用自己的死引起上面的重视，以期待拯救更多的兄弟姐妹，亲人家属”。张平还具体讲述了企业蛀虫们侵吞国有财产以自肥的千奇百怪的惊人事例(见《报刊文摘》2008年2月20日)。根据宗寒的《两只眼看中国资产层》一书提供的统计资料，1982年至1992年，国有资产年均流失500亿元，而在90年代，年均流失5000亿元。全部流入私人腰包，造就了多少个千万、亿万富翁。1998年至2002年的私营企业中，有25.7%的企业是由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改製而来。根据2005年的调查，私营企业中的35.2%原是国有企业。2007年的资料表明，私营企业的7万亿元的资本中，有至少1/3或以上是由国企和集体经济转移来的。这种转移，除大量国有资产流失化公为私外，更多的是由大量国有中小型企业和集体企业改製为私营企业而来。而原公有製经济中的职工则成为由私人资本支配的低收入的雇佣劳动者，还有大量国企工人下岗，成为生活困难群体。

　　可以看出，国有企业大量资产流向私人，又有大量工人下岗，是造成贫富分化的一个途径。但需要将其与私有製经济的大量发展和公私经济主体地位逆向发展联系起来统一考察，才能说明问题。

　　认为垄断是造成贫富分化的根源也难成立。首先，国有企业并不都是垄断企业，垄断企业居少数。《人民日报》2012年5月17日发表的由三位记者撰写的《竞争让国企更优秀》一文明确指出：“提及国企特别是央企，很多人自然地就会想到‘垄断’。事实上从目前的行业分布看，90%以上国企处于高度竞争的行业。”即使是垄断企业，利润额高，但上缴税收额一般高于利润额，也高于私企外企税收与利润之比。国企利润的主要部分用于积累，扩大生产，仍归国家和人民所有，不像私营外资企业，利润全归私人占有。第二，有些国企高管的收入偏高，为世人所诟病，需要调整，但改革开放以来，国企在数量、产值和所占GDP的比重上日益降低，私营和外资企业占GDP的比重达到了70%-80%。根据《人民日报》2011年8月10日的报道，国家工商总局提供的统计资料显示，私营企业达903.49万户，外商投资企业44.59万户，个体工商户3601.13万户。而国有企业则不断减少，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资料，1998年，全国国有企业虽已减少很多，还有238000个。2007年下降到112000个，减少了一半多，现在更少了。2009年，国有工业企业只剩9105家。中央国企2003年有196户，2011年减少为117户。年收入几十万、百万元或以上的国企高管数字未见到统计，但亿万富翁统计中未见国企高管，即使假定有几千个或上万个国企高管拿了高薪，也构不成全国贫富分化的原因。第三，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国有企业内部，无论属于竞争性或垄断性行业，都不会造成低收入的困难群体。有人指责国企职工的工资偏高，但国企普通职工的平均工资高于私企和外企职工，是好事而不是坏事。这正是社会主义企业优越于资本主义企业所在。正好说明认为垄断是产生两极分化的原因的观点不能成立。还应看到一点：私营外资企业从银行贷款还本付息后，其增殖的部分除缴税后全部归业主私有，而国有企业贷款还本付息后的税后利润，用于积累仍归公有，而且还需要上交一部分利润。由此看，国企普通职工收入高一点、相当于私企职工的近两倍也并非不合理。当然，有的企业连抄表人员也年薪高达10万元，是会引起非议的。

　　有人靠炒股致富，有人靠炒房获得暴利，影星、歌星、体育明星、金融证券行业从业人员、国企高管、画家以及科技教育界的某些人士获得高收入，可以增加扩大收入差距的因素，扩大了高收入群体，会增大基尼系数，将其算入贫富分化的富方也可以。演艺界、金融证券界和国企高管的过高收入与低收入困难群体相比，存在分配的不公平不合理，过高收入应予以调节。但这不是造成两极分化的根本原因。因为他们并没有造成大量低收入困难群体。

　　有的学者认为，贫富差距扩大，是因为我国市场经济发展不到位，不规范。似乎只要市场经济发展好了，差距就会缩小。这种看法，既不符合市场经济理论，也不符合历史事实。西方学者认为，私有製的市场经济承认分配不公平。例如，《现代日本经济事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一书中，讲到私有製市场经济製度的三个基本原则时，指出：“私有财产当作生产资料使用时，就成为利润活动的源泉，容易利用所有权的优越地位剥削工人”；市场机製的分配“是以不平等为前提”，“分配一般就是不平等的”；“在一夜之间既有可能变为大富翁，又有可能变成穷光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常识也告诉人们，在私有製商品经济中，价值规律的作用，除自发配置资源和促进生产力发展外，还会促进两极分化。从发达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的历史事实来看，贫富差距呈扩大趋势。2011年12月21日，《光明日报》转载了德国学者舒尔茨的《美国贫富差距史无前例》一文，文中指出，“近100年来，美国的贫富差距从来未像现在这样严重，一边是占总人口1%的幸福的超级富翁，另一边是占总人口99%的那些人。目前，400个最富美国人占有的财富超过1.5亿底层美国人占有的财富总和。”我们看到，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口号就是99%对抗1%。文章又说：连美国中央情报局公布的报告中也说：“美国的贫富分化比突尼斯或埃及更为严重。”“从本世纪初开始，问题就不单单是社会出现两极分化了，问题还在于分化在加速。2002年到2007年间，65%的收入落入了最上层的纳税者的腰包裏。虽然美国的生产率自新千年以来得到巨大提高，但大多数美国人没有从中受益，民众平均年收入减少了10%以上。”

　　寻找造成全社会两极分化的根本原因，必须是既造成了一批财富日益增大、人数日益增多的富人群体，同时又造成了人数众多的低收入群体。这就必然涉及所有製问题。应当註意到，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批评离开生产资料所有製抽象地谈论“平等权利”、“公平分配”的错误。他指出：“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这裏所讲的“生产条件的分配”就是指生产资料条件分配在谁手中的问题。资本主义生产资料所有製，决定着资本主义分配方式；社会主义公有製，决定着社会主义分配方式。马克思尖锐批评“庸俗的社会主义彷效资产阶级学者(一部分民主派又彷效庸俗社会主义)把分配看成并解释为一种不依赖于生产方式的东西，从而把社会主义描写为主要是围绕着分配兜圈子。既然真实的关系早已弄清楚了，为什么又要开倒车呢？”所谓“真实的关系”，就是分配关系取决于所有製关系，生产方式决定分配方式。离开这种真实关系，不考虑所有製关系去围绕着分配兜圈子，空谈“公平分配”，是在开倒车，解决不了问题。根据马克思的理论观点和我国的实际情况，造成两极分化的根本原因，只能是中外资本主义经济即私营和外资企业的大量发展。私有製的小商品生产就会产生分化，我国有些私营企业就是从小商品生产起家的。而资本主义经济则会扩大两极分化的范围和趋势。私营经济作为资本主义经济存在两方面的分化，一方面是企业间的竞争，优胜劣汰，会发生分化；另一方面是资方与劳方的贫富分化。资本利润与劳动工资是天然矛盾的。资本处于强势，追求利润最大化；劳动处于劣势，工资被尽量压低。特别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前20多年中，私企外企利用我国廉价劳动力，有的还严重侵犯工人权益，迅速发展，扩大资本积累，而工资一般低于劳动力价值。加之地方官员重引进，重维护外商利益；重内外资本，轻劳动；忽视维护工人权益，劳资利益分化就更加明显。亿万富豪群由此产生，低收入的雇佣劳动者群体也由此形成。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贫富分化的趋势已较明显，基尼系数已超过警戒线，2000年已超过0.45。但多年以来，还宣传处理收入分配的原则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初次分配重视效率，再分配重视公平”，表明初次分配可以不重视公平。事实上，收入差距严重扩大，正是初次分配不公的结果，靠再分配是不能有效缩小差距的，何况我国的社会保障製度还很不健全。这是重抓发展生产力而轻抓共同富裕的表现。

　　有关资料表明，目前，我国城镇职工在私企和外企就业的比重已达80%以上。据《中国的人力资源状况》白皮书显示，2009年，国有单位就业人数占城镇就业人数的比例下降到20.6%。另据《京华时报》2012年3月27日文章显示，我国国有企业员工与就业总人口之比已不到8%。集体企业的数量和就业人口也已很少。这表明，我国绝大部分城镇职工，成为受中外私人资本支配的廉价劳动力。他们的工资收入和劳动处境远远低于国有企业。从2009年起国家统计局，开始公布私营单位工资调查的主要数据。数据表明，2008年“我国城镇私营单位从业人员数量大，但平均工资较低，约为17071元。”这个平均数中包括收入较高的工程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的收入，纯工人的年收入比这个平均数会更低。有统计资料表明，国有企业职工的平均工资多年来几近私企职工平均工资的2倍。国家统计局2010年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2009年全国国企在岗职工年均工资为35053元，而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的年均工资仅18199元，只相当于国企的52%。

　　再看看外资企业的情况。美国苹果公司是一家全球着名的电子科技产品生产企业。在美国，苹果公司的员工待遇很高，年薪平均高于10万美元，但它在中国搞“血汗工厂”。2010年1月至5月，苹果公司在华最大供应商富士康公司的员工因不堪诸多压力发生连续12起跳楼事件，震惊社会。为苹果公司生产产品的在华三家富士康工厂，经国外维护劳工权益协会进行广泛抽查，发现了很多问题。它“违反中国法律以及行规，要求员工每周工作60小时以上，有时还要求员工连续上班11天以上”，每天工作14小时也是常事。该维护劳工权益协会说：富士康公司的三家中国工厂存在“重大用工问题”，“有相当多的工人对自身健康和安全没有把握”。经过对3.5万名以上的员工进行调查，“发现了多处违反劳动法的现象”。美国多家环保组织和公平劳工协会的调查报告指出：苹果公司在中国的供应商的产品是以“毒害环境、伤害社区、牺牲工人利益”为代价的。存在严重的健康与安全危险，以及劳动时间过长、拖欠工资等问题。工资低，60%以上的员工工资无法满足其基本生活需求，有的员工拿不到加班工资。富士康拥有120万中国员工，靠剥削大陆的廉价劳动力而获得高利润。据美国《纽约时报》2012年3月31日的报道说，“在拥有数十万富士康员工的深圳市，最低工资标准已经从2005年的每月635元提高到现在的1500元”，“以美元计算的工资由于人民币升值，增长更快。在2005年，按当时的汇率计算，最低工资为80美元，而现在已经达到240美元左右”。这个增加了的工资水平也远远低于我国国企的平均工资水平。

　　在维护劳工权益协会调查和富士康员工抗议的压力下，在“西方消费者对工人工作条件的种种担忧”下，富士康宣布要减少加班时间和大幅提高员工薪酬。决定加薪25%，达到月薪约400美元(合人民币2600元)。大幅加薪后依然低于中国国有企业的平均工资。

　　总之，无论是私营企业还是外资企业，作为资本主义经济，是不可能实现共同富裕的。目前，我国强调以人为本、公平正义、民生为重、共同富裕，强调改革与发展的成果要惠及广大人民群众，以扭转抓发展生产力一手硬、抓共同富裕一手软的格局。但是，中央的正确决策也遇到种种杂音的干扰。有人反对公平分配，说什么公平不能用秤称，没有衡量标准；有人仍主张效率优先，认为经济发展了，蛋糕做大了，自然会趋向分配公平；有人提倡市场原教旨主义，认为目前的分配不公，种种矛盾，是市场经济发展不够和被扭曲的结果；有人主张私有化，认为国有企业垄断、妨害了效率和公平。有人继续宣扬“国退民进”，并谎称这是中央确定的“改革方向”。其实，中央是一直不贊同这一提法的。这些主张和观点都是不正确和不符合实际的。

　　我国要实现公平正义、共同富裕，必须坚持和完善以国有经济为主导、公有製为基础或为主体的基本製度。只有公有製才能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当然，国有经济需要深化改革，完善其管理和运行体製与机製。但是，如果把已为数不多的国有企业也进行资本主义私有化，让资本主义经济占统治地位，则决不可能实现公平正义，让人民群众“过最美好最幸福的生活”。看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发达的市场经济状况，贫富差距不是缩小而是扩大。前面讲过，100年来，美国的贫富差距不是随着蛋糕的做大而趋于缩小，而是扩大了。另据统计，百分之一的最富裕美国人的税后收入自1979年以来增加了两倍，而处于金字塔底部的百分之八十的美国人同期收入只增长了1/3，美国企业主管的收入与普通工人收入的差距，由以前的30倍，增加到现在的300倍。目前，资本主义国家的金融和经济危机以及又出现的债务危机，宣布了新自由主义在全世界的破产。西方民众和学者在纷纷议论：“自由市场资本主义行不通”、“欧美资本主义製度陷入全面危机”、“应为资本主义看病”、“欧洲资本主义面临最大考验”、“资本主义体系行将瓦解”、“资本主义製度不再适合世界”、“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终结”，等等。从这些媒体的报道标题可以看出：主张私有化和自由市场经济的新自由主义已日暮穷途，私人资本主义製度正处于危机，需要变革。而有人却主张将新自由主义的一套搬到中国来实施，主张我国放弃国有企业，全盘私有化。如果这种主张在我国实现，还会有什么以人为本、民生为上、共同富裕？社会主义将不復存在！

　　将我国贫富分化的根本原因，归结为中外私有製经济的发展所占比重远远高于公有製经济的结果，并不意味着否定或轻视私营外资企业的重要作用，更不意味着主张“国进民退”压减私有製经济，也不意味着主张限製富人人数的增加和财产的扩大。只是主张应按邓小平理论、我国宪法以及中央指导思想和社会主义经济製度的规定，坚持和发展以国有经济为核心的公有製经济，坚持和完善公有製为主体、多种所有製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製度，不搞全面私有化。富人可以继续富，但穷人不要继续穷。富人应回报社会，尽些社会责任。除多交税外，还应有善举，关心和扶助困难群体，缓解社会矛盾和仇富情绪。私有製经济可以继续发展，但不应妖魔化国有经济，搞“国退民进”，排斥国有经济的发展。要把国有经济搞好搞活，做大做优做强，有效发挥主导作用，控製国民经济命脉，为全国人民创造更多的财富和增加全民的利益。

工人丙

关于”三次分配”的一点看法

当前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特色中国已经被”先富论”, ”不管白猫黑猫能抓老鼠就是好猫”,”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摸石头过河”,以及在各个企业, 科技界,教育界,卫生界等大搞自负盈亏,大批国营企业被贱卖促使私营企业大发展以及有的变成垄断企业—富可敌国,少数人掌控全国大部分财富,不少企业被外资控製,造成了贫富悬殊。国外强敌窥视,国内各种矛盾突出。极右分子企图配合外人搞”颜色革命”, 出现了各种带路党。 由于资产阶级的残酷压榨,不少劳动者选择”躺平”。。。。。。

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官场本身由于汙泥浊水的冲击而腐化堕落,腐败官员盘根错节,道德滑坡,人与人之间没有了信任。 各类犯罪频频发生,当前根据现实拍的电视剧”扫黑风暴”掀起”热”点,只不过反映的是中国黑社会的一个小角落而已。。。。。。 现在面临重重困难,他们企图利用”三次分配”来欺骗劳动人民。 这是国内一个朋友的看法,供大家参考!  

  关于所谓的“三次分配”，一开始我没怎么关註，还以为又是哪一个经济大家的发明创造，搜索了一下发现是厉以宁这个老匹夫提出来的，那就没必要去细看他的理论了，也不值得花时间去闻他的那一大坨“理论”。不过可以猜测他应该会根据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来论述他所谓的“第三次分配”。另外也不用怀疑“三次分配”这个奇奇怪怪的玩意儿是谁在中央的财经会议上提出来的，厉大师的好学生李中堂正当其位，舍他其谁？当然，将这么一个明显有违宪法的“理论”当成宝贝疙瘩纳入会议结论的人也相当奇葩。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製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製，即全民所有製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製。社会主义公有製消灭人剥削人的製度，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製为主体、多种所有製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製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製度。”这一条裏面明确指出了“各尽所能、按劳分配”是主要的分配原则，这个所谓的“第三次分配”到底符合其中的哪一点了呢？阿姨您应该还记得《武训传》吧？武训这个依靠“三次分配”办学的“民间教育家”，当时感动了多少人啊！但就是对这样的大善人，毛主席当年硬是亲自撰文批《武训传》，一丁点情面都不留，大好的贩卖同情、塑造个人慈善形象的机会主席不晓得用，非得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恶人”，在大家都感动得稀裏哗啦抹眼泪的时候去当头棒喝，为什么？就因为这个“第三次分配”与社会主义製度是相违背的，当时主席指出这是“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他还真是目光如炬、见微知着，我等后辈不得不服。这裏就不扯远了，还是回到现实中来吧。

   现在特色中央想通过“三次分配”来平衡社会的贫富差距，我的评价可以用三个词语来归纳：避重就轻、莫名其妙、痴心妄想。为啥这么说呢，理由如下：

1、避重就轻，影响社会财富分配的关键环节是一次分配，就是劳资在新增社会财富中的分配比例才是决定性因素。以前数学网友曾经将“剥削”这个概念归纳为“老板，你的工资给少了”，社会贫富分化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剥削累积”导致了巨大的财富差异。最近中央采取一连串的手段遏製资本，起因有两条，第一是第七次人口普查发现中国人口形势严峻，第二是滴滴在美国上市嚣张的出卖国家安全。为了促进人口增长，目前中央不计后果的打击一切有碍年轻人生娃娃的资本集团，年轻人的“躺平”取得了初步胜利。无产阶级不生娃这件事情，其实在任何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都很普遍，这其实是无产阶级对“劳动力再生产”的消极怠工——既然你们狠狠的“996”，那么我们就拒绝生娃供你们继续剥削。所以，当剥削超过某个阈值之后，生育率就直线下降，这似乎有一定的规律。现在中央不敢直接干预“一次分配”，一边纵容资本的深度剥削，一边又想缓和社会矛盾、缩小贫富差距，这当然是避重就轻。

2、莫名其妙，一个宪法裏明晃晃写的“社会主义”四个字的国家，居然想要祈求资本家大发善心来体现社会公正，真是莫名其妙。

3、痴心妄想，我们记住马克思关于“资本”的定义就行了。资本这玩意儿眼睛裏只有利润，那裏会讲道德，如果他们讲了，那么一定是有利可图。资本家作为人格化的资本，最终会成为资本的奴隶，贪婪会不知不觉的附着资本家的身上。这一次腾讯反应迅速，很快宣布要拿出500亿来搞共同富裕的项目，只能说腾讯公关团队精明，只要他们在政治上和中央保持了一致，不对他们的核心产业（游戏）下手，一个王者荣耀一年就会把他们的500亿赚回来。阿姨您没有看到关于游戏是精神鸦片的文章被撤下来了吗？这就是资本家的求生技能。不要指望“先富带后富”，如果社会公平能够得到体现，也就无所谓先富后富了。

  当然，局势发展到目前这种状态，我也能够理解特色提出的这些政策，算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吧。

工人丁

一次分配是根本，是社会製度（公有or私有）决定分配，而不是相反；至于二次分配、三次分配，说好听一点，就是对一次分配造成的贫富差距的调节。在真正的社会主义公有製下，是根本不需要二、三次分配的。

　　这几天耳朵被磨出茧子的一个词就是“共同富裕不是劫富济贫”，然而，二次分配、三次分配不就是通过製度规范和道德动员的方式让富人拿出一小部分钱接济穷人？本质上难道不就是“劫富济贫”？

　　无非是“劫富济贫”这个词太刺耳了。

　　在美国这样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对于作为一个阶级的富人而言，“涸泽而渔”是不可持续的发展。长此以往，占人口绝大多数的穷人无力消费，生产过剩的危机不可避免；更进一步，穷人就要掀桌子了……因此，调节贫富差距是资产阶级被迫而为的“治理理性”。

　　至于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何时需要对富人点头哈腰、用道德感化规劝富人“行善”了？

　　须知，“富人是有原罪的”！

　　首先，富人的“第一桶金”，或是来自血腥的“原始积累”，或是“化公为私”。双汇“废太子”控诉其父化公为私、肥美损中、偷税漏税、和秘书姘居的长文，看得吃瓜群众一愣一愣的。一位老公知跑到胡舒立浸淫多年的某刊物新媒体发文《不要为双汇“废太子”的“大义灭亲”叫好》，玩起了“亲亲相隐”的那套封建伦理。：　　

　　老公知说，“（监管部门）因为儿子的举报而去执法，可能为投资人和国家能挽回一些损失，但与对基本人伦的伤害相比，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大清亡了这么多年了，怎么还冒出这种又臭又长的裹尸布，还好意思吹嘘自己代表“普世价值”？

　　钻着各种製度和法律漏洞，大把捞钱、榨取穷人血汗的时候，就宣称自己是“民营企业”；这会儿盖子被从裏面掀开了，丑恶暴露无遗，就改口说自己是“私人企业”、“家丑不可外扬”、“外人无权过问”……给资本充当乏走狗的大小公知们，做个堂堂正正的“人”不好吗？

　　不仅仅双汇是从漯河肉联厂“化公为私”来的，几千国企职工几十年的辛苦努力最后富了一个万家；号称“北双汇、南雨润”的另一冷鲜肉巨头“雨润”，同样是先改製一家国营肉联厂，再蛇吞象般地先后廉价兼并十几家不同城市的国营肉联厂，才有了后来的规模；今天数得上号的巨头，至少半数以上都有过类似的经历，特别是某些房地产巨头分明就是靠着将老国企私有化、白白拿到城市中心地带的土地起家的。

　　至于现在已经发家的资本企业，本来通过“雇佣劳动製”榨取工人剩余价值已属不义。然而，企业家们还不知足，连作为维系劳资关系最低准则的《劳动法》都从来不打算遵守，或是肆无忌惮的安排加班，任意突破最高工时限製还不支付加班工资，或是大量使用劳务派遣工，不给员工缴纳社保，或是使用算法、AI等高科技手段，对员工实行惨无人道的压榨……富人的每一分钱，无不浸染着劳动者的血泪！　　

　说“劫富济贫”都算是客气的了，穷人只不过是想要拿回他们该得的那一部分财富而已，何时变成“富人的施舍”？

　　不过，富人们终究是不打算“归还”的。就以“二次分配”中的个人所得税为例，2016年据官媒经济之声报道，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税研究中心执行副主任闫坤在《关于个人所得税若干热点问题的思考与建议》一文中引述有关统计称，近年来工薪收入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占比在65%左右。在目前的税製下，占有社会财富近一半以上的富人上缴的个人所得税却不到个税总收入的10%。

　　富豪们正在以各种各样的方式避税，例如“工作在大陆、工资在海外”，或者“钱在企业、不拿工资”。

　　在类似“开曼群岛”这样的避税天堂註册公司的好处非常多，除了逃避个人所得税，企业家们还可以让在内地的关联企业把盈利做成亏损，把利润做到离岸公司掌上，这样连企业所得税也能逃避。

　　刘强东和“奶茶”结婚的时候宣布，未来十年他在京东只拿1元年薪。八卦的网民以为他是防着“奶茶”，殊不知人家是防着税务。阿裏创始人马云曾在央视一档节目中透露，从1999年开始创建阿裏至今自己就没有拿过1分钱工资；曾陷入天价年薪丑闻的平安董事长马明哲，在2009年也决定将开始领取“零元年薪”。

　　这样的做法是中国富豪从美国“取经”的结果。已故的苹果创始人乔布斯、Facebook的扎克伯格、谷歌的布林和佩奇、甲骨文的拉裏、花旗的潘迪特、思科的钱伯斯、惠普的梅格……这些巨头大佬早就加入了“一元俱乐部”。

　　某财经老干部揭示了真相，“有的企业高管拿一元工资，这样就可以避免缴纳个人所得税，然后把个人开销算在了企业的费用上。”

　　参照2018年8月31日通过的《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的决定》，个人所得税的构成是：

　　（一）综合所得，适用百分之三至百分之四十五的超额累进税率　　

    （二）经营所得，适用百分之五至百分之三十五的超额累进税率　

　（三）利息、股息、红利所得，财产租赁所得，财产转让所得和偶然所得，适用比例税率，税率为百分之二十。

　　举个例子，某企业高管原本年薪1200万（月薪100万），那么他所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就应该是1200×35%=420万。

　　如果他将年薪调整到12万（每月1万），剩下的1188万变成股息和红利，他所缴纳的税就变成了12×5%+1188×20%=238.2万。一下子少缴四成多、近200万的税。

　　如果他是企业股东或者老板，还可以选择不分股息和红利，将钱存在企业，进一步变成股份或企业资产，这样可以少缴更多的税，还不影响自己的身家。这一大笔钱将来怎么变现？三次分配下成立“自主可控”的慈善基金会就是很好的解决方式了。（具体运作方式见笔者之前的文章《让比尔·盖茨在中国涌现，将是一场灾难！》）

　　因此，在笔者看来，与其指望富人发善心捐款，不如先把该收的税收了。既然明知富人们逃税的套路，难道还不能反其道而行之，把这些路都堵死？

　　直接税、资本利得税、遗产税、房产税……这些一个都不能少，且要精准瞄向那些顶级富豪，但要防止地方官僚为了地方财政向根本不是富人的老百姓收税，例如，农民辛辛苦苦进城打工在老家盖了新房、在县城月供了一套房，你还要以住房面积超标为由对着这样的群体收“房产税”，那就说不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