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刘晓波 写于 二零零九年 

　　第一卷 剥开胡温的画皮

　　找不到方向的胡温政权

　　──比较《大国崛起》与《居安思危》

　　2006 年的中国，如若列举引人注目的公共话题，当然少不了央视播出的专题片《大国崛起》。该片毕竟打破国内主流媒体对重大公共话题的长期沉默，为公共参与极度饥渴的民间提供了发言的借口。所以，该片引发海内外的热评，也就不足为怪了。

　　至于该片是否说清了世界大国的兴衰历史，外界评论是见仁见智。无论是网民的看法还是学者的评价，也无论是国内媒体还是境外媒体，可用毁誉参半来概括。

　　值得注意的是外界舆论对该片的背景和意图的猜测。有评论认为，该片所宣扬的是独裁崛起之路，透露出胡温当局加强中央集权的意向；而更多的评论则得出相反的结论，认为该片是胡温当局为准备启动政治改革而放出的试探气球。

　　首先， 该片是 2003 年 11 月 24 日中共政治局进行了第九次集体学习的产物，中共高层还为此下发文件，要求各级党政部门都要学习这段历史，并通过央视把大国崛起的议题由党内推向社会。更何况，胡温的权力已经巩固，可以排除干扰、走自己的路了。

　　其次，该片主要策划群体大都来自体制内持有自由主义价值观的开明学者，主要倾向与赵紫阳时代的《河殇》相似，代表着自由派知识精英的观点：中国崛起的正路，只能是融入世界主流文明。

　　所以，该片才能多少跳出了以往的宣传模式，极力淡化意识形态色彩，转而采取一种相对客观、中立的叙述，介绍了世界九大国的崛起，提供了比较丰富的历史知识。特别是对英国和美国进行了重点介绍，这可是两个对世界历史进程发生过主导性影响的民主国家；第一卷 剥开胡温的画皮20

　　也对源于西方的自由贸易、市场经济和宪政民主等现代化制度有所肯定。

　　也正因为如此，新左派才会对《大国崛起》发出集体声讨，最激烈的指控是：“《河觞》煽动动乱，‘崛起’煽动政变”。（黎阳《岂有此理的“大国崛起”》；见“乌有之乡”网站）然而，在舆论关注《大国崛起》并猜测背后的微言大义之时，人们似乎忘记了此前中共高层授意拍出的另一部 8 集电视专题片《居安思危──苏共亡党的历史教训》。该片为胡锦涛的“保先运动”而拍，意在告诫全党汲取苏联解体的经验教训，提高党员的警惕性和危机意识，以确保中共统治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居安思危》从八个方面探讨的苏联解体的原因：一、苏共兴衰的历史轨迹；二、苏共的基本理论及指导方针；三、苏共的意识形态工作；四、苏共的党风；五、苏共的特权阶层；六、苏共的组织路线；七、苏共的领导集团；八、苏共对西方世界西化、分化战略的应对；所有解释都是为了凸现一个结论──胡锦涛同志指出：

　　“苏联解体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从赫鲁晓夫丢掉斯大林这把刀子，到戈尔巴乔夫公开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

　　“赫鲁晓夫丢掉斯大林这把刀子”这句话是毛泽东说的，主要针对赫鲁晓夫在二十大上所作的秘密报告《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以及二十大之后苏联的清算斯大林运动。该片对斯大林的评价也是毛泽东钦定的三七开──七分功绩、三分错误，与 1980 年代邓小平对毛泽东的评价一样。所以，从头至尾，该片充满了对斯大林的崇敬和对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的仇恨。该片解说词还特别强调：“1953 年 3 月 5 日，斯大林逝世，享年 74 岁。毛泽东亲自到苏联驻华使馆吊唁，并失声痛哭。”

　　中共中央专门发文让各级党委组织党员观看此片。文件说：观看本片对于坚定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党的领导、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进一步加强党的执政能力21建设和先进性建设，增强党员干部居安思危的意识有着重要意义。

　　比较《大国崛起》和《居安思危》这两部大片，其主创人员、思想取向、拍摄方法以及解说词都完全不同，甚至可以说是水火不容。

　　《大国崛起》由一批具有自由主义理念的学者和电视人操作，走的是八十年代赵紫阳智囊的路子，尽量淡化正统的意识形态色彩，以借鉴、学习的开放态度看世界。最后也没有得出定于一尊的结论，而是采取多角度的开放式结尾。

　　《居安思危》由一批坚守中共正统教条的人操作，走的是胡锦涛“保先”路子，很符合在政治上学习朝鲜、古巴，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指向，得出定于一尊的霸道结论：绝不能丢掉斯大林这把刀子，决不让中共党内出现赫鲁晓夫式和戈尔巴乔夫式的叛徒！

　　按照中共的意识形态正统，《大国崛起》很有点离经叛道的意味，属于严重的“政治不正确”，正如激烈攻击该片的新左派所言：

　　“《河觞》煽动动乱，‘崛起’煽动政变”；而《居安思危》完全是共产党正统一脉单传，每个字都符合“政治正确”。

　　然而，更有意味的对比在于，“政治很不正确”的《大国崛起》

　　却在中共头号电视喉舌央视公开播映，意在诉诸大众，足够光明正大；而“政治很正确”的《居安思危》却只能制作成光盘，在党内播放，好像见不得阳光。正如胡锦涛敢于大张旗鼓地宣传“和谐社会”，却不敢在媒体上公开提倡学朝鲜古巴一样。

　　两部截然相反的大片的同时出现，既反映了中国社会日趋多元化的现状，也反映了中共高层执政思路的混乱──一种根本找不到未来方向的迷惑。这种迷惑，源于现政权的政治理念与中国现实、世界大势的冲突。

　　胡温政权在价值观上更认同毛式的中共正统，也曾想通过“保先”、“八荣八耻”、“学朝鲜古巴”来贯彻其正统理念，以确保中共22政权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但当下中国的现实却不断地对胡锦涛说“不”。

　　当国门已经打开将近三十年之后，绝大多数中国人绝不允许回到毛泽东时代，先富起来的权贵们不允许，老百姓不允许，大多数党员不允许，前不久拿到官方大订单的胡锦涛之子胡海峰也不会情愿。即便是那些高举毛泽东旗帜的新老左派们，也就是靠喊口号来争取道义资源，在现实生活中，那些已经有了私车私房的着名新左派也决不会放弃现在的富裕生活。

　　面对经济全球化和政治民主化的普世潮流，更面对国内经济的难以逆转的市场化和私有化，面对日益多元化的利益主体和价值观念，面对主流民意对自由民主人权的认同，不甘心顺应大势所趋、民心所向的胡锦涛政权，也就只能在找不到方向的歧路口长期徘徊。23

　　胡锦涛漫画事件的背后

　　在全球互联网上搜索“全球被恶搞政治人物排行榜”，第一是美国总统小布什，第二是英国首相布莱尔。自从伊拉克战争以来，这两位当今世界最知名的政治人物一直身处争议漩涡，激烈的批评和恶意的嘲讽，遍布世界各地媒体，反对伊战的大规模抗议游行也屡屡发生──不但在世界各地，也在美英两国。

　　言论自由最为善待人性的地方在于，批评者和被批评者能够和谐地分享同一种的自由。没有人会因发表对总统及其政府的尖锐批评而遭到行政权力的处罚，更不要说被关进监狱；也没有政治人物会因满天唾沫而勃然大怒，下令封杀媒体、开除记者。所以，布什和布莱尔这对亲密盟友，对铺天盖地的批评和各种形式的嘲讽，也包括网络恶搞，早已是荣辱不惊。

　　退一步讲，不管两大政治人物心里多不高兴，也奈何不了媒体和网民，更无权下达封杀令。因为他俩都知道，无论自己的行政权力有多大，纵然可以调动千军万马发动一场战争，也惹不起一个小民的言论自由。

　　然而，中共历届独裁者大都是不许批评的一群，时至今日，中国刑法上仍然有“煽动颠复罪”，当局也从来没有停止过制造文字狱。而权力霸道必然导致政治弱智，弱智到连那些善意的幽默式献媚也无法理解。所以， 1949 年后的中国，除了文革期间用漫画来丑化那些走资派之外，其他时期以讽刺当权者为主题的漫画已经绝迹。即便在今日的互联网时代，中国的网络上可以搜索到巨量的恶搞各类名人的条目，却很难搜索到恶搞中共寡头的条目。

　　9 月 11 日，广州《新快报》 A15 新漫画版出现一张国家主席24胡锦涛的漫画且配有文章，标题为《总书记的热泪为谁而流？》。

　　然而，令人惊诧的是，图文作者“孤寒斋主”却因此被停职。“孤寒斋主”本名邝飙，中年漫画家，现供职《新快报》要闻部。他长期从事漫画、连环画创作，代表作有《鸡讲人话系列》、《办公室系列》（四格）、《天使在人间系列》（单幅）和肖像漫画系列等。

　　此漫画源于胡锦涛给北京大学已故教授孟二冬的女儿孟菲回信一事。孟二冬 48 岁英年早逝。他在一年中接受三次大手术，顽强地与癌症作斗争。胡锦涛在信中说：“我是含着热泪读完你（孟菲）这封来信的。”

　　漫画上的胡锦涛，身穿西装坐在书桌前，右手持笔回信，左手拿手帕擦泪。作者配文：“胡锦涛的热泪是为孟二冬的奉献精神而流。总书记那感人肺腑的信不仅是写给孟教授女儿的，也是写给全国教师的。这是总书记对孟老师全家的关心，更是对全国教师的关怀。”如此肉麻的献媚之作，居然也要受到惩罚，真的搞不懂中国人还能说什么！不错，中共领导人出现在媒体上的形象，一贯是正襟危坐的严肃姿态，即便是献媚，也决不允许用漫画这种艺术形式来再现。此漫画是二十多年来大陆媒体上出现的首幅中共党魁漫画。但在我看来，这幅画是毫无漫画味道的失败之作，无论是画面本身还是配发文字，丝毫找不到漫画所具有的讽刺意味。而以作者的创作功底而言，如若不是创作过程中的战战兢兢，是断断不会画得如此低劣。退一步讲，即便有漫画作者想含蓄地讽刺一下当今统治者，命脉握在党国手里的媒体负责人，也绝对不敢发表。

　　所以，一望而知，作者的创作意图，绝非恶搞，而是为了以创新的方式歌颂新党魁。因为从上台之日起，胡锦涛就高调亲民，以漫画来献媚亲民党魁，具有平易亲切的特征，更能显示当今百姓对当今圣上的真心拥戴，岂不是可以让胡总更舒服。

　　遥想上世纪八十年代，启动改革开放使中共政权重新获得了民意支持，当时的中共领导人也充满自信。开明的总书记胡耀邦公开25提倡过穿西服和用刀叉，中国媒体也发表过一幅紧跟总书记号召的漫画，漫画上的胡耀邦身穿西服、手拿刀叉。这幅漫画并没有给画家和媒体带来任何麻烦，反而是胡耀邦的号召引发出社会争议。

　　而现在的中共寡头们却处在高度的警觉中，以至于把媒体的一次亲切献媚变成“政治事故”。这大概因为：

　　1、 他们大都成长于狼奶四溢的毛时代，那是一个只有咬牙切齿而没有会心一笑的时代，只有丑化侮辱而没有亲切幽默的时代；正如李锐先生所言：“胡锦涛他们都是戴红领巾长大的， ??早请示晚汇报，党是光荣伟大正确的， ??”

　　2、 六四后十七年来，中共政权的民意支持急遽流失，改革的社会共识已经不复存在，寡头们的权威也大幅度下降，他们的内心充满了权力恐惧。

　　所以，他们缺乏自信和雅量，更缺乏审美情趣和幽默感，非但无法欣赏这种更贴心的献媚方式，反而小题大做地把漫画视为对最高领导人的丑化。

　　美国总统布什曾说：“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师们的经典着作，不是政客们天花乱坠的演讲，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因为只有驯服了他们，把他们关起来，才不会害人。我现在就是站在笼子里向你们讲话。”

　　在把统治者“关进笼子”整套制度设计中，言论自由是最基础的制度之一。因为，言论自由是最基本的人权之一，不仅具有确立人的尊严的本体性价值，而且具有对政府进行舆论监督和保护人权的工具性价值，所以，媒体才被誉为“无冕之王”或“第四权力”。

　　反观改革将近三十年的今日中国，离“把统治者关进笼子的梦想”之遥远，甚至远到连汉文帝时代都不如的程度。早在二千年前，汉文帝还知道不能立法禁言和制造文字狱，他在公元前 178 年（文26帝前二年）下诏废黜“诽谤妖言罪”。他的理由是：“古代明君治理天下，在朝廷上专设鼓励献计献策的旌旗和书写批评意见的木柱，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保证朝政的清明，鼓励臣民前来进谏。现在的法律中，有‘诽谤罪’和‘妖言罪’的律条，使得群臣不敢畅所欲言地批评朝政，皇帝无从得知自己的过失，这怎么能吸引远方的贤良之士到朝廷来呢！应该废除这些律条。百姓中有人初相约以诅咒皇上而后又相互诋毁，官吏认为大逆不道。百姓中有人说别的话，而官吏又认为是诽谤。这样的百姓以愚昧无知而获死罪，朕甚不取此法。自今以后，再有犯此者不要治罪。”（上曰：古之治天下，朝有进善之旌，诽谤之木，所以通治道而来谏者。今法有诽谤妖言之罪，是使群臣不敢尽情，而上无由闻过失也。将何以来远方之贤良？

　　其除之。民或祝诅上以相约结而后相谩，吏以为大逆，岂有他言，而吏又以为诽谤，。此细民之愚无知抵死，朕甚不取。自今以来，有犯此者勿听治。）

　　在今日中国，不要说媒体对统治者提出公开批评决不允许，甚至连草民第一次用漫画方式向当今圣上献媚，画家的心态也是如履薄冰，这必然导致作者创造力的丧失，所以才把讽刺性的漫画搞成了歌德性的“正画”。

　　如此小心翼翼的创新式献媚，也不为当今党国所容，岂不是最大的自我恶搞！27

　　看温家宝，想赵紫阳

　　中国公众眼中的温家宝，既无赵紫阳的开明，也无朱鎔基的强悍，他最鲜明的政治风格是平易亲民，亲民时又喜欢流泪。温的眼泪，在抗 SARS 时期感动过百姓；而现在，可能因为温的眼泪太多，冷酷的现实又不相信眼泪，所以，温的眼泪先变成政治秀，继而变成民间嘲讽高官的素材，被编进“新民谣”，通过手机短信和互联网广为传播。

　　出人意料的是，爱流泪的温家宝突然强悍起来。 2007 年 2 月26 日，中共新华社刊发了温家宝的署名长文《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和我国对外政策的几个问题》，高调重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并声称“100 年不动摇”。这,无论在温的总理生涯中还是在中共高官的言行中，都是极为罕见的，免不了引起外界的关注。嗅觉灵敏的境外媒体迅速作出反应，纷纷发文解读这篇文章的话外音。

　　浏览境外媒体对温文的相关报道，重点突出的是“初级阶段论”

　　的内政路线和“不当头”的外交方针。

　　关于前者，温强调：“讲初级阶段，不光要讲生产力的不发达，还要讲社会主义制度的不够完善和不够成熟。”“社会不公、贪汙腐败等问题仍然存在”，所以，发展生产力和实现社会公正是今后改革的方向，继续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稳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逐步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极大地激发全社会的创造活力和促进社会和谐”；温还学着邓当年南巡时的口吻说：“我们必须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 100 年不动摇，坚持改革和创新，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永葆蓬勃生机。”28

　　关于后者，温家宝针对近年来“大国崛起”的民族主义鼓噪表示：“在国际上坚持不扛旗、不当头。正是由于坚持了这个方针，我们才得以不断扩大在国际事务中的回旋余地。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高，国际社会对我国的期待会日益增多，在这种情况下还要不要继续坚持这个方针？答案是肯定的，没有任何理由改变这个方针。”温讲到如何消除外界对中国崛起的疑虑：“讲清楚中国的发展主要靠自己， ??要以促进经济发展、保障公民权益、反对腐败行为、提高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增进社会和谐为重点，扩大民主、健全法制，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这样做，就能使中国人民自己选择的发展道路在国际上得到更广泛的理解和认同。”

　　温家宝在论及文化时还着重谈到普世价值与中国政治改革的关系。他说：“科学、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并非资本主义所独有，而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我们从来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与民主政治不是相背离的，高度的民主、完备的法制，恰恰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要求，是成熟的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标志。我们完全可以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建成民主和法治国家。”

　　外界如此关注，不在于温家宝与时俱进之“新”，而在于不识时务之“旧”。因为，温文讲内政，围绕着“初级阶段”的主题；讲外交，突出的是“韬光养晦”的方针。而这两大主题，皆远离了中共十五大以来的主题，恍若回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末。

　　20 年前，赵紫阳是中共总书记，温家宝是中央办公厅主任；18 年前，温在八九运动中陪同已经下台的赵前往广场，向学生们作了感伤的告别演讲； 20 年后，温家宝已经成为中共总理，却从来不提老上级赵紫阳，甚至赵紫阳在软禁中病危乃至去世，他也没

　　有任何表示。但他这次高调提出久已埋没的“初级阶段论”，则是赵紫阳当总书记时的得意之作。29

　　“初级阶段论”是 1987 年赵紫阳所作的十三大报告的核心内容，而十三大是赵在中共党内政治生涯的顶峰，距今已有 20 年了。

　　温文让我想起刚刚读完的《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宗凤鸣着，香港开放出版社 2007 年 1 月版）。通过《谈话》一书，外界知道了软禁中的赵紫阳的所思所想，了解到这位前总书记对“初级阶段论”

　　的看重。

　　在《谈话》中，赵紫阳多次提到十三大和初级阶段论。赵认为，毛泽东式社会主义是“超越论”，即“超越了资本主义阶段”，结果是乌托邦加大跃进，把经济弄到崩溃的边缘。后毛时代的改革，就是放弃“超越论”的乌托邦，把主观意志主导下的盲动作法调整过来。这种调整的理论概括是“初级阶段论”，经济实践是要补上“资本主义”这堂课，重过“市场关”和“产权关”。

　　赵在评价“初级阶段论”时表示：真正把“初级阶段论”作为改革开放政策的理论基础，是十三大的贡献。他描述自己当年的心情说：“我当时非常兴奋，找到这个论断， ??可以避免争论。”“我在十三大重点论述的是‘初级阶段’，前提是不争论。 ??‘初级阶段’作为十三大的立论基础，据此确定改革、开放政策的理论基础。”（ P364-365）

　　“不当头”的外交方针，也是近 20 年前的旧事。苏联的解体和社会主义阵营的雪崩，使世界上的独裁国家变得群龙无首，更让中共党内陷于惶恐。针对有独裁小国提出让中共当头的建议，邓小平回应说：“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这个头我们当不起，自己力量也不够。当了绝无好处，许多主动都失掉了。”

　　在此基础上提出“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

　　然而，自江泽民主导政权以来，内政上，逐渐抛弃“初级阶段论”，而强调“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建设小康社会”，一些御用文人甚至不断鼓噪“盛世论”；外交上，逐步放弃“决不当头”

　　的低调之策，而提出“大国外交”的高调之策。现在的胡锦涛政权，30内政上，提出“建设和谐社会”；外交上，奉行“和平崛起”。一时间，民族主义情绪飞速膨胀，“大国崛起”成为中国政坛的主旋律，而“中国威胁论”则变成西方世界的流行曲。

　　赵紫阳已经被封杀了将近十八年，邓小平的改革遗产也备受质疑，新老左派用毛泽东的政治遗产批判邓小平，自由派用赵紫阳的双足模式批判邓小平的跛足模式，以至于引发出关于改革的第三次大讨论。在此语境下，即将在今年两会上作“工作报告”的温家宝，突然重回赵紫阳的“初级阶段论”和邓小平的“决不当头论”，既是对反改革势力的明确而系统的回答，也是对追捧“大国崛起”的浮躁之风的当头棒喝。

　　只是不知道，这是中共高层的共识表达，还是温家宝个人政治理念的宣示？也许，这位曾经陪同赵紫阳前往天安门广场的前中央办公厅温主任，已经读到了《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所以才突然“怀旧”起来。作者补充：原以为，温家宝的《政府工作报告》，多少会吸收一些他的署名文章的内容，

　　然而，报告中却看不出此文的丝毫痕迹。由此可见，舆论把《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和我国对外政策的几个问题》看作温家宝的个人化表达，还多少有点道理。31

　　就“黑窑童奴”向胡温中央问责

　　自从胡温上台以来，屡屡发生本该被消除在萌芽中的公共灾难演化为震惊海内外的重大公共危机？比如， 2003 年的 SARS 危机，2005 年的松花江水危机， 2006 年多起有毒食品和假药引发的公共安全危机，之所以演变为海外震惊的重大公共危机，大都源于独裁体制下的中央政府的隐瞒或不作为。如果没有良知者通过难以完全封杀的互联网对危机真相的揭露，逼迫胡温中央不得不作出反应，后果将不堪设想。在此意义上，互联网真是上帝送给中国民众进行自我维权的最好礼物。

　　具体到此次黑窑童奴案。尽管，黑窑童奴案曝光后， 15 日胡温作出批示， 20 日温家宝主持国务院会议，听取山西黑窑事件调查处理初步情况的汇报，山西省省长做了检查。然而，胡温中央决不能以地方政府的错误来推卸责任，难道那些地方大员不是中央政府任命吗？是， 中央政府就要承担相应的责任。或者说，欲根治“黑窑童奴”，必先根治官员的冷酷；欲治官场，必先改革从来没有尊重生命和人权的独裁制度。

　　胡温中央更不能以“地方隐瞒”或“不知情”来卸责。因为，仅从知情不为的做派上看，胡温中央仍然脱不了干系。

　　早在今年 3 月 8 日，河南郑州市民羊爱枝未满 16 岁的孩子王新磊失踪。为了寻找儿子，羊爱枝去派出所报案，没有结果；她走了上百个网吧，张贴数千张寻人启事，还是毫无结果。

　　3 月底，羊爱枝与河南孟县的另一位丢失孩子的家长一起去山西寻找孩子。在运城、晋城、临汾，母亲甚至长跪在砖窑厂门前，询问孩子的下落。她跑了 100 多家窑厂，没有找到孩子，却发现了32惊人的黑窑秘密。 4 月初，羊爱枝等六位孩子失踪的家长一起再次前往山西寻子，没结果。

　　5 月 9 日，河南都市频道记者付振中与六位家长们一道赶往山西，他用摄像机偷偷记录下黑窑惨状，并以“罄竹难书，惨绝人寰”

　　为题进行了电视报道，闻讯前往电视台求救的家长居然超过 1000人。与此同时，上百位家长前往山西寻找孩子。

　　6 月 5 日，河南的“大河论坛”出现一个题为《罪恶的“黑人”

　　之路！孩子被卖山西黑砖窑 400 位父亲泣血呼救》的帖子。在帖子中， 400 位河南籍父亲叙述了骇人听闻的事实：他们的孩子被人贩子或诱骗或绑架，卖到山西的黑砖窑做苦工，山西临汾市、永济市是窑场比较集中的地方。

　　6 月 11 日，羊爱枝给总理温家宝发出了紧急求救信，发出一位母亲的泣血呼喊：“救出我们被魔鬼哄骗、绑架，而生活在地狱中的孩子吧！”

　　与此同时，媒体开始大规模聚焦“黑窑童奴”事件。 6 月 15日，胡锦涛和温家宝等高官才作出批示，中华全国总工会书记处书记、纪检组长张鸣才赶到山西，对黑窑案的查处进行督促、调查。

　　劳动保障部也派员前往山西调查黑窑非法用工情况。山西省委书记张宝顺和省长于幼军才发出指示，在全省开展“打击黑窑主， 解救拐骗民工”专项行动。

　　从 3 月 8 日到 6 月 15 日，三个多月的时间里，父母们的自发寻找，河南电视台的曝光， 400 位父亲的网上求助，居然没有引起中央政府的注意！

　　更有甚者，胡温中央的知情不为的时间，不是三个月而是将近一年。据《潇湘晨报》 6 月 19 日《人大代表与山西黑砖窑较量 9年曾上书总理》的报道指出，早在 1998 年，湖南省石门县新关镇人大主席、省人大代表陈建教已与山西、河北等多个地方的黑砖窑展开较量，解救出数百名被困的民工，其中也有多名童奴。当陈建33教先生经过长期的孤军奋战而感到无能为力时，他想到了求助于胡温中央。 2006 年 9 月 8 日，他直接写信给温家宝总理，为了从总体上解决黑窑奴工问题，建议中央政府在全国开展一次整治“黑砖厂”的行动，全面解救被囚禁的民工。他在信中直言：“这些‘黑砖厂’难道当地政府、公安、劳动部门不知道吗？我想他们应该都清楚，就西姬砖厂而言，就曾出现好几起通过当地公安部门、劳动部门解救民工事件，如此虐待民工的‘黑砖厂’无人过问，我想其中的原因可能是说不清道不明吧！”

　　如果中央政府对这位省人大代表的上书迅速作出反应，违法犯罪的黑窑奴工就能够提前得到治理，即便无法完全根治，起码引起社会舆论的关注，童奴会少受近一年的虐待，被拐骗、被绑架的孩子会减少，官黑勾结的犯罪也能得到一定遏止。然而，这位省人大代表的上书如石沉大海，没有得到温家宝或中央政府相关部门的任何回音。

　　胡温中央如此对待一位省人大代表的上书，在引发海内外震惊的黑窑奴工案曝光后，胡温中央难道不应该出面向受害者道歉谢罪吗？中央政府对省级人大代表的态度尚且如此轻慢，他们如何对待毫无权势的平民就不待多言了。

　　胡温上台以来，最爱表演的就是“亲民秀”，废除收容遣送、改变应对 SARS 的决策，人权写进宪法、免农业税，走乡串户，替民工讨薪、为农民卖桃、下矿井中过三十、 穿旧旅游鞋、多次为民间疾苦流泪??通过垄断媒体的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胡温多少还积累点亲民的形象。然而，亲民是脸上的和电视镜头前的，而冷酷是骨子里的、黑箱决策中的。因为，他们毕竟是现行寡头独裁集团的首脑，他们一定要把维护独裁权力和特权结成的既得利益放在首位，而不可能把主流民意、生民疾苦和社会公益放在首位；他们也一定要把突出政绩、展示伟光正形象作为媒体的首要任务，而不可能让媒体变成专门挑刺的无冕之王；此次“黑窑奴童”罪恶的34曝光，再次戳穿了胡温的问责诺言和亲民神话。35胡温政权的意识形态焦虑

　　2006 年除夕，中共党魁胡锦涛发表新年贺词《建设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对内许诺“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对外强调“中国的发展，是和平的发展、开放的发展、合作的发展、和谐的发展。”

　　就在同一时刻，许多大陆手机都收到一则戏虐中共政治局九常委短信：“元旦之际祝你：运气像曾庆一样红，做人像吴官一样正，家庭像贾春一样旺，生活像温家一样饱，事业像小罗一样干，房室像李长第二春，打牌像锦涛一样胡！烦恼像邦国一样吴，情人像小菊一样黄。”

　　两种新年祝福代表了官民的两种表情，其中的巨大反差所凸现的正是后极权中国的特征，一个专拿板着脸的官权来调笑的时代，当权者的作秀和官场腐败成了最大的政治笑话素材库。无论中共高官如何作秀，也无法为中国提供大一统的意识形态了。

　　一、从两部电视片谈起

　　在 2006 年的中国，引人注目的公共话题之一是两部政治倾向极为不同的电视专题片。一部是央视播出的《大国崛起》，另一部是中共高层授意拍摄的专题片《居安思危》。前者以西方大国的兴衰为主线，极力淡化意识形态色彩，探讨了大国崛起及其衰落的原因，意在为中国的崛起提供参照系；后者以苏联共产帝国的解体为主线，从头至尾全是意识形态说教，总结了苏联的衰落和解体的党内原因，意在为中共维持政权提供反面教训。

　　值得注意的是外界舆论对两部片子的背景和意图的猜测。36《大国崛起》是 2003 年 11 月 24 日中共政治局进行了第九次集体学习的产物，中共高层还为此下发文件，要求各级党政部门都要学习这段历史，并通过央视把大国崛起的议题由党内推向社会。

　　有评论认为，该片宣扬的是独裁崛起之路，透露出胡温当局加强中央集权的意向；而更多的评论则得出相反的结论，认为该片是胡温当局为准备启动政治改革而放出的试探气球。

　　无论外界如何评价该片，其主要策划群体大都来自体制内持有自由主义价值观的开明学者，创作倾向与赵紫阳时代的《河殇》相似，在某种意义上代表了开明派的观点：中国崛起的正路，只能是融入世界主流文明。所以，该片才能多少跳出了以往的宣传模式，极力淡化意识形态色彩，转而采取一种相对客观中立的叙述，介绍了世界九大国的崛起，提供了比较丰富的历史知识。特别是对英国和美国进行了重点介绍，这可是两个对世界历史进程发生过主导性影响的民主国家；也对源于西方的自由贸易、市场经济和宪政民主等现代化制度有所肯定。

　　也正因为如此，新老左派才会对《大国崛起》发出集体声讨，最激烈的指控是： “《河觞》煽动动乱， ‘崛起’ 煽动政变” .（黎阳《岂有此理的“大国崛起”》；见“乌有之乡” 网站）八集电视专题片《居安思危──苏共亡党的历史教训》制作来自中共高层授意，是为胡锦涛的“保先运动” 和“学古巴朝鲜” 背书。意在告诫全党汲取苏联解体的经验教训，提高党员的警惕性和危机意识，以确保中共统治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2006 年 6 月，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了该片的光碟。

　　《居安思危》从八个方面探讨的苏联解体的原因：一、苏共兴衰的历史轨迹；二、苏共的基本理论及指导方针；三、苏共的意识形态工作；四、苏共的党风；五、苏共的特权阶层；六、苏共的组织路线；七、苏共的领导集团；八、苏共对西方世界西化、分化战略的应对。所有解释都是为了凸现一个结论──胡锦涛同志指出：37“苏联解体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从赫鲁晓夫丢掉斯大林这把刀子，到戈尔巴乔夫公开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

　　“赫鲁晓夫丢掉斯大林这把刀子” 这句话是毛泽东说的，主要针对赫鲁晓夫在二十大上所作的秘密报告《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以及二十大之后苏联的清算斯大林运动。该片对斯大林的评价也是毛泽东钦定的三七开──三分错误、七分功绩，与 1980 年代邓小平对毛泽东的评价一样。所以，从头至尾，该片充满了对斯大林的崇敬和对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的仇恨。该片解说词还特别强调： “1953 年 3 月 5 日，斯大林逝世，享年 74 岁。毛泽东亲自到苏联驻华使馆吊唁，并失声痛哭。”

　　中共中央专门发文让各级党委组织党员观看此片。文件说：观看本片对于坚定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党的领导、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进一步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增强党员干部居安思危的意识有着重要意义。

　　比较《大国崛起》和《居安思危》这两部大片，其主创人员、思想取向、拍摄方法以及解说词都完全不同，甚至可以说是水火不容。

　　《大国崛起》由一批具有自由主义理念的学者和电视人操作，走的是八十年代赵紫阳智囊的路子，尽量淡化正统的意识形态色彩，以借鉴、学习的开放态度看世界。最后也没有得出定于一尊的结论，而是采取多角度的开放式结尾。

　　《居安思危》由一批坚守中共正统教条的人操作，走的是胡锦涛“保先” 路子，很符合在政治上学习朝鲜、古巴，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指向，得出定于一尊的霸道结论：绝不能丢掉斯大林这把刀子，决不让中共党内出现赫鲁晓夫式和戈尔巴乔夫式的叛徒！

　　按照中共意识形态正统，《大国崛起》很有点离经叛道的意味，属于严重的“政治不正确”，正如激烈攻击该片的新左派所言：“《河觞》煽动动乱， ‘崛起’ 煽动政变”；而《居安思危》完全是共产党38正统一脉单传，每个字都符合“政治正确” .

　　然而，更有意味的对比在于，“政治很不正确” 的《大国崛起》

　　却在中共头号电视喉舌央视公开播映，意在诉诸大众，足够光明正大；而“政治很正确” 的《居安思危》却只能制作成光盘，在党内播放，好像见不得阳光。正如胡锦涛敢于大张旗鼓地宣传“和谐社会”，却不敢在媒体上公开提倡学朝鲜古巴一样。

　　两部截然相反的大片的同时出现，既反映了中国社会日趋多元化的现状，也反映了中共高层执政思路的混乱──一种根本找不到未来方向的迷惑。这种迷惑，既源于现政权的政治理念与中国现实、世界大势的冲突，也源于中共本身的蜕变。

　　二、改革以来中共的意识形态焦虑

　　表面上看，中共至今仍然是世界第一大执政党，更是所剩无几的独裁党中

　　的巨无霸。中共有 7000 万多万党员，有渗透中国最基层的庞大组织系统，掌控着经济、政治、司法、媒体和文化的主要资源。

　　1949 年掌权以来，中共制造的罪恶可谓罄竹难书，即便是邓小平推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共还犯下了六四大屠杀的罪恶。

　　但在实质上，今日中共政权已经失去毛泽东时代的强势，既没

　　有毛时代党权包办全体人民的物质生活，也没有了毛时代的统一意识形态。经济改革导致利益主体的多元化，让党控一切的时代一去不返；随着私有化和市场化的发展，中共也由革命党变成利益党，党的整体利益裂变为大大小小的以权贵家族为核心的利益集团。对外开放带来价值观念的多元化，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意识形态已经基本破产，而现在的中共政权又无法找到替代品，只能乞灵于民族主义和不断变化的口号，意识形态的修正主义和执政方式的机会主义，已经变成寡头独裁的主要特征。也就是说，在经济多元和价值多元的合围中，僵化的专制体制已经漏洞百出，中共现政权陷于39找不到价值方向的意识形态焦虑之中。

　　其实，中共意识形态的裂痕并非始于改革开放，而是始于毛泽东晚年，正是他本人的胡作非为毁灭了他的绝对权威。只要是独裁党，必定讲究大一统意识形态，毛泽东是制造大一统意识形态的高手。在野时期，通过延安整风清除了党内异见，把权力和思想都统一到毛泽东个人身上；执政时期，毛泽东通过一系列全民动员的政治运动清楚党内外的异见，牢牢掌控着君师合一的绝对权威。但是，由于文化大革命中毛的过于翻云复雨，先后废掉自己钦定的两位接班人，致使毛泽东的绝对权威出现裂痕，特别是 1971 年“9· 13事件” 之后，民间自发出现了质疑毛泽东及其文革的思潮，最后借助悼念周恩来而形成声势浩大的四五运动，毛泽东的权威和文革的正确性已经从根本上动摇。

　　从现实的执政层面，放开经济改革而堵死政治改革的悖论，导致弊端丛生、危机日深的跛足改革，邓小平的实用主义“猫论” 和“不争论”，使中共变得越来越右，大搞资本主义式的市场化和私有化，新老权贵家族纷纷下海大发其财，越来越多的党政官员变成了资本家，中共不得不改变正统意识形态，江泽民政权的“三个代表” 应运而生，中共意识形态定义的敌人资本家可以入党。与此同时，为了适应越来越普遍的事实私有化，中共也逐渐改变了对私有财产的仇视，并于 2007 年通过了保护私有财产的《物权法》，在制度上为“万恶之源” 的私有财产正名。可以说，江泽民的“三个代表” 适应着权力市场化和权贵私有化的现实，既是“与时俱进” 的意识形态加冕，也是中共意识形态的自我瓦解。

　　从意识形态的角度看，从改革开始就产生的意识形态焦虑，在六四后愈演愈烈。在八十年代，邓小平的猫论带来改革开放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思想解放与反自由化的悖论。九十年代前期，这种焦虑表现在邓小平提出的一系列口号中，稳定压倒一切、搁置姓资姓社的争论、发展是硬道理、韬光养晦的外交，由此形成“两手抓，40两手都要硬” 的悖论。九十年代后期，江泽民提出三讲、三个代表、大国外交、以德治国，但没有一个口号能够赢得党心民意的真正认同；到了胡锦涛政权时期，意识形态焦虑所导致的指导思想混乱日益加重。胡锦涛为了建立自己的意识形态合法性，居然在短短的五年时间内，先后提出过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八荣八耻、执政能力建设、新三民主义、党内民主、和平崛起??等口号。可以说，胡锦涛政权是口号专家，提出的口号之多，用泛滥成灾来形容，一点都不过分。因为，胡锦涛政权的危机感强于江泽民政权，意识形态焦虑的加重也是危机感的表现之一。

　　从中共党内看，其意识形态焦虑来自三方面的危机感： 首先，强人政治的结束，一言九鼎的时代一去不返，党内必然产生最高权威认同危机感；其次，六四带来的道义合法性急遽流失，而中共又无力重建合法性，遂使中共内部产生“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政权危机感；最后，由于跛足改革积累的深层危机愈演愈烈，而中共政权又拿不出化解危机的有效办法，致使中国的未来前景高度不确定，中共必然产生看不清自身未来的危机。归根结蒂，这些危机感说明中共重新定位的迷茫。

　　近年来，在中共高层官员讲话中，经常可以听到对党内思想混乱的警告，但搞乱中共意识形态的最大祸魁恰恰是党中央的声音。

　　从以上的叙述中可以看出，由于旧意识形态崩溃而中共现政权又不肯接受自由民主的新价值，更由于中共想在市场经济、私有化和独裁政治之间寻找平衡点是一项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所以，中共党魁和政治局的寡头们只能靠花样翻出的口号来探路，从邓小平到江泽民再到胡锦涛，中共再也无法维持大一统的意识形态了，即便依靠硬性的封杀异见与舆论灌输和软性的道德说教与利益收买，也无法再把党心民意统一到党中央的口号上。所以，改革三十年来，中共各个时期口号才能如此变幻多端和前后矛盾。而在中共这种万41花筒般的变化背后，正是意识形态的混乱；在这种混乱背后，正是找不到思想方向的焦虑。

　　自胡温上台以来，一直在寻找化解意识形态焦虑和缓解社会危机的方式，但是由于胡温的观念局限、权力弱势和既得利益等羁绊，使之无法接受现代政治文明的价值和制度，加之两极分化、腐败横行和公正奇缺导致民怨鼎沸，推动胡锦涛到毛泽东的遗产中寻找思想资源。所以，胡锦涛刚刚上台的前两年，他表现出强烈的回归原教旨毛主义的冲动，用祭拜革命圣地的象征性动作来宣示自己的是毛泽东的传人，用讨好新老毛派的方式来用发动“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运动来重建党内统一，甚至在内部讲话中号召官员们在政治上学习古巴朝鲜。然而，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原教旨毛主义早已被中国唾弃，党内外的新老左派也至多是回光返照。邓小平开创的机会主义和实用主义的统治哲学，以务实灵活的态度来应对各种挑战，已经让中共变成了一个精于成本计算的利益党，不可能再回归到类似朝鲜和古巴那样的僵化统治。

　　虽然胡锦涛在价值观上更认同毛式的中共正统，也曾想通过“保先”、“学朝鲜古巴”、“八荣八耻” 来贯彻其正统理念，以确保中共政权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但当下中国的现实却不断地对胡锦涛说“不”。 也就是说，当国门已经打开将近三十年之后，绝大多数中国人绝不允许回到毛泽东时代，先富起来的权贵们不允许，老百姓不允许，大多数党员不允许，拿到国家民航总局大订单的胡锦涛之子胡海峰也不会情愿。即便是那些高举毛泽东旗帜的新老左派们，也就是靠喊口号来争取道义资源，而在现实生活中，那些已经有了私车私房的着名新左派也决不会放弃现在的富裕生活。所以，中共党内很难出现戈尔巴乔夫，但也很难出现金正日。

　　面对经济全球化和政治民主化的普世潮流，更面对国内经济的难以逆转的市场化和私有化，面对日益多元化的利益主体和价值观念，面对主流民意对自由民主人权的认同，不甘心顺应大势所趋、42民心所向的胡锦涛政权，也就只能在找不到方向的歧路口长期徘徊。43

　　十七大与党魁权威的衰落

　　──评中共十七大胡锦涛报告

　　中共党魁权威逐渐衰落

　　中共十六大结束后，新一届中共寡头还让外界有所期待， 于是有「胡温新政」的舆论泡沫鼓起，但很快破灭。现在的十七大，虽然举世瞩目，但除了最高决策层换几张新面孔之外，在改革方向和具体路线上，并没有什么新意，甚至连「新政」的舆论泡沫都没有。

　　如果说还有什么值得关注的现象，那就是十七大凸现了中共党魁的权威进一步衰落。

　　尽管，十七大闭幕的公报称「科学回答了党在改革发展关键阶段举什么旗、 走什么路、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朝着什么样的发展目标继续前进等重大问题」，也把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写入党章，然而，这不过是每届党魁为自己树碑立传的迂腐传统，也是找不到方向的现政权的自我安慰。

　　众所周知，中共是当今世界罕见的喜欢修改党章和宪法的独裁党，每一届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党魁都要先把自己的所谓「思想」写入党章，然后在接下来的五年一届的全国人大上，党魁「思想」又要写入宪法。这一服从新党魁的个人意志的恶习至今没有丝毫改变。此次十七大，一如既往地修改党章，权力得到初步巩固的胡锦涛也要进入党章了，他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及和谐社会使中共党章再一次臃肿.讽刺的是，由于党章中的指导思想太多，已经有了马主义、毛思想、邓理论、江学说，胡锦涛已经找不到合适名词来命名自己的「思想」，大概只能命名为「胡口号」了。44意识形态合法性难以重建

　　这么多的全党全国的指导思想进入党章和宪法，恰好说明了改革以来的中共政权已经无思想和无道义，拿不出足以凝聚社会共识的意识形态，其道义合法性危机无法缓解。当六四的枪声射穿年轻学子的身体，中国人的人权意识也被唤醒，中共的道义合法性被同时击倒；当苏东共产极权帝国发生雪崩、共产制度的大溃败变成现实之后，自由与独裁之间的制度优劣昭然天下。国内外的聚变使中国人越来越明白，只有建立在普世价值观基础上的自由民主政体才具有道义合法性和竞争力，而一党独裁体制无论在道义还是法理上都不具有竞争优势，甚至连基本的法理性都不具有，道义上站不住，法律上也站不住。

　　尽管，中国宪法力图在法理上和历史合理性上确立中共的垄断权力，一方面，中共把「四项基本原则」写入宪法序言，使「坚持共产党领导」和「领导核心」的地位有了宪法依据。另一方面，宪法确认了「打江山坐江山」的陈腐意识。 中共政权的建立来自暴力革命，其领导地位乃历史形成，使一党垄断权力具有了历史合法性。

　　但是，无论是「四项基本原则」的法理合法性，还是「打江山坐江山」的历史合理性，不过是党主制宪的产物，是独裁意志和一党私利的法律化。而按照普世的现代法治原则来衡量，中共作为一个政党根本不具有合法性。正如着名自由主义法学家贺卫方先生指出的那样，现代政党存在的合法性首先来自按照现代法治原则进行「註

　　册登记」，而中共作为政党组织居然从未按照法律要求「註册登记」过，所以，从法律角度将是个地地道道的「非法组织」。

　　六四后，随着改革的深入和开放的扩展，中共意识形态合法性危机只能愈演愈烈。改革之初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变成保持经济高增长的政绩合法性。「邓小平思想」、「三个代表」、「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三代党魁的不同提法实质上并无新意，仅仅是为一党独裁和跛足改革背书的不同说法，是对政绩合法性的权宜解45释，是为了保持随机应变的灵活性，其内在的精髓是「无道义无思想」的实用主义。 但是，无论意识形态口号多么五花八门、「与时俱进」，只要不用「主权在民」代替「一党自我授权」，中共政权的合法性危机便无法缓解。

　　在当下中国，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社会活动越来越远离中共意识形态的操控，对官方意识形态说教的口是心非、言行背离，不仅是普通百姓的常态，也是党员和官员的常态.无论官方发动多么强大的意识形态攻势，也无法取得差强人意的劝诱力。因为，生活是最好的教科书，不再愚昧的人们相信的是实际生活中的亲历，而非中共宪法上的条文和党魁报告中的说辞.比如，当现实经济的运行越来越市场化私有化，谁还会相信宪法上的社会主义和国有经济的主体地位；当现实政治充满恐怖和人权侵犯，谁还会相信宪法上的「权力源于人民」和胡锦涛的「以人为本」。

　　对于中共现政权而言，当那些恢复意识形态合法性的努力一次次被现实挫败，中共官方的自我辩护也就越来越力不从心、左右失据。所以，最讲究统一意识形态的中共已经变得不那么在乎意识形态了，而最在乎维持住政绩合法性。无论用怎样的方法，必须保证经济的高速增长，保证大部分社会成员的生活水平有所改善，保证把任何可能导致政权不稳的因素消灭于萌芽状态.所谓的「民生主义」，不过是想用再分配的强制调整来赎买民众的顺从；所谓的「和谐社会」，不过是

　　镇压异见和严控言论的「强制和谐」；所谓的「科学发展观」，不过是为「跛足改革」镀上一层金箔而已。

　　寡头格局下的弱势党魁

　　虽然，十七大之前党内外对政治改革的呼声不断高涨，胡锦涛报告也从六个方面宣示了政治改革，篇幅也多于十六大报告，但依然延续着口惠而实不至的门面活，那些面面俱到、空洞乏味的老调46重谈，全无实质性的具体内容。所以，十七大不会在改革的方向上和具体政策上作出实质调整，外界对十七大关注也就只能集中在高层人事变动上。

　　也有评论认为，胡锦涛不再指定接班人是十七大的最大亮点.

　　但事实上，胡锦涛不指定接班人，非不为也，是不能也。他既无打江山的党内资历，也无掌权之后的突出政绩，已经没有足够的权威钦定接班人了。中共掌权五十八年，党魁的权威一代不如一代。邓小平不如毛泽东，江泽民不如邓小平，胡锦涛不如江泽民。独裁体制使接班人变成大难题.一方面，政治强人的权力终身制带来钦定接班人的传统，但被钦定的接班人很少善终.毛泽东钦定的刘少奇、林彪先后死无葬身之地，邓小平钦定的胡耀邦、赵紫阳先后被废.

　　另一方面，强人之后的党魁难以维系权力终身制。邓小平钦定的江泽民和胡锦涛也只能任两届，再无钦定接班人的权威力量。

　　邓小平死后，中共寡头格局和交接班制度的形成，绝非现任党魁主观意愿所致，而是政治强人死后的客观形势所致，是江、胡不得不接受的现实。所以，十七大才一再强调加强「党的集体领导」。

　　如果说，邓小平的亡灵主导了十六大的人事安排，形成了党魁只能任两届和以年龄划线的不成文规则；那么，十七大就是中共掌权以来第一次强人空缺的大会，人事安排只能靠寡头们之间的较量与交易；争执不下时，只能靠不成文的年龄划线。而胡锦涛之后的接班人如何产生，既没有先例可循，也没有制度规定，所以，如何形成十八大的接班人产生机制，便成为十七大后的五年里必须面对和解决的关键问题.

　　在我看来，现行的「寡头独裁」要比「个人极权」好一些。在人事安排上和政治决策上，当任何个人都没有一言九鼎的权威之时，寡头之间必然出现内部的制衡局面，可以避免一个人说了算的极端决策。新一届政治局常委就是这种妥协的产物，已经退下五年的江泽民仍然具有影响力，九名常委基本上是江派和胡派平分秋色。47如何确定胡的接班人

　　今日中国，无论是党外还是党内，利益分化已经难以改变。党国利益权贵化，权贵阶层集团化，每一中共寡头都代表一个以家族为中心的利益集团.在确定胡的接班人问题上，以中共现在的精于利益计算的统治方式，寡头之争不会走向不符合权贵多数利益的鱼死网破，而只能是通过讨价还价形成某种党内竞争机制。在可预见的未来五年内，虽然政治改革不会有实质性动作，也很难断言党内能否形成制度化的交接班机制。但没有了绝对权威的高层寡头之间的相互争斗，客观上会形成不成文的高层制衡规则，既可以扩大党内人事安排和重大决策的参

　　与面，也会为非党精英的参与和民意表达提供一定的作用空间，自下而上地推动中国社会的渐进转型。

　　以胡温执政五年的经验看，胡锦涛的接班人的首要条件必须是政治可靠的实用主义者，仍然把保持经济增长和政治稳定作为第一要务。新党魁要善于左右逢源和左右开弓，意识形态口号可以左转，但现实的经济政策决不能左，不能让反改革的新老毛派中断跛足改革进程；经济政策及其立法可以继续右行，但政治上决不能右倾，不能让政治自由主义和民间维权发展为有组织的社会运动。所以，胡锦涛报告在政治改革的部分中，虽然不得不提出「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逐步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扩大基层群众自治范围」，但重点是强调要在「党的领导下」，以「党内民主」推动「社会民主」。

　　中共须开辟新的合法性基础

　　截至十七大闭幕，经济的增长和民众的物质生活改善是中共合法性的唯一来源。但政治体制的僵化使社会的深层矛盾持续积累，潜在的社会危机越来越接近爆发的临界点，经济增长的周期性起伏和全球化经济增长风险的难以控制，中共寡头集团不得不面临这个48既现实又棘手的挑战：经济高增长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 一旦经济出现停滞甚至衰退，跛足改革积累的危机就将全面爆发.中共的政绩合法性将灰飞烟灭，寡头政治的权威将丧失殆尽.中国将不得不吞下机会主义政治的苦果，弄不好就将再次陷于大劫难之中。

　　虽然，以机会主义统治为主要特征的中共现政权，决不会主动启动政治改革，但形势比人强，中国社会的深刻变化将逼迫中共不得不有所变化。在深层危机深重的今日中国，某一偶发事件很可能再次引发大规模民间反抗运动，寡头们被动顺应民意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因为，失去绝对权威的中共现政权，高层中再无绝对掌控军权的政治强人，无法像当年的邓小平那样进行暴力镇压。现在，面对此伏彼起的民间维权，寡头们只能用铁腕加收买来应对局部危机，而无法应对类似八九运动那样的整体性危机.如果在某一时刻再次出现大规模民间反抗运动，前有六四屠杀的教训，后有寡头权威日益减损，在大规模民间诉求和寡头统治之间，中共军队很可能出现大面积抗命，迫使寡头们不得不对强大的民意让步。

　　所以，为了避免未来可能出现的「政绩合法性」失灵，以及社会失控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中共必须开闢新的合法性来源和基础，将「政绩合法性」转变为「道义合法性」，即转变为以普世价值（人权、自由、民主）为基础的合法性。这种转变能否在未来的十年中启动，不仅取决中共党内的开明力量能否推动体制内转型，更取决于国内外自由力量施加压力是否足够让统治者让步，以启动走向自由民主的政治改革。49

　　胡温政权的画饼民主

　　近两年来，谈“民主”和“政治改革”似乎变成中共官员的时髦，胡锦涛在报告中谈，温家宝在《人民日报》发文时谈，智囊们不断地谈，似乎政治民主化

　　已经变成党内共识。比如，俞可平的短文《民主是个好东西》

　　风行一时，一些智囊们反复论证“用党内民主带动社会民主”的可行性。以至于，境外的星岛环球网（www.singtaonet.com）在 2007年 1 月 15 日还发表了《胡温比知识界更早谈民主》的评论。

　　近半年来，随着十七大的结束和十一届人大和政协会议的到来，政治改革更成为热门话题。广东省新任省委书记汪洋发起新一轮思想解放，中央党校推出“政改报告”，将中国政治改革分为三个阶段。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等人出版了《攻坚：十七大后中国政体制改革研究报告》一书，提出了政改“三步走”方案。

　　中央党校校副校长李君如屡屡高调谈民主，他说：“中国将进一步推进各个层次的民主，包括人大、政协、党内和基层民主。”中共十七届二中全会把大部制的行政改革方案提交十一届全国人大，全会公报也以很大的篇幅谈政治改革。

　　的确，中国改革已经走到了新的十字路口，何去何从引发国内外的高度关注。一方面，政治制度的落伍和三十年跛足改革的弊端日益凸显，加上奥运年里全世界媒体聚焦中国，让中共决策层不得不玩几招政治改革的花拳绣腿。另一方面，民间权利意识觉醒，民间维权活动此起彼伏，党内多元化政见频繁表达，网络民间力量日益壮大，遂使邓小平的“不争论”被又一轮改革大讨论所取代，党内外要求政治改革的呼声不断高涨。50

　　然而，六四后的中共决策层仍然固守只改经济而不改政治的邓小平模式，企图用行政改革代替政治改革，江朱政权玩的是精简机构，胡温政权玩的是大部制。至于政治改革或民主化，中共决策层为了安抚党内外不断高涨的政改要求，仅仅用空喊政改或民主的口号提供“画饼”，但决不会进行动真格的政改，甚至连不会影响到政治稳定大格局的局部性改革都没有。

　　胡温政权如果真有政改的诚意，根本不必大声疾呼或大刀阔斧，而只从以下三个微观的局部的层面入手，就能切切实实地推动政治改革进程。

　　一、 政治改革可以从改善人权保障制度入手

　　如果胡温真要进行政治改革，可以先从低风险的改善人权入手，在今年的十一届人大会议上，起码可以做二件事。

　　首先，废除一项废除臭名昭着的恶法──劳教制度。劳教制度的邪恶乃千夫所指，也与中国宪法、立法法相抵触。六四后的十八年来，中国民间力量、党内开明派和国际主流社会一直在合力推动废除这一恶法。 2007 年 12 月 4 日，茅于轼、贺卫方等 69 位公民上书全国人大，建议废除已经实施五十年的劳动教养，此次人大何不顺应民意加以废除。

　　其次，批准一项联合国人权公约。众所周知，江泽民政权在1998 年签署了联合国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但至今仍然没有得到中共人大的批准。今年，既是签署此公约十周年，又是中国奥运年，的确是批准这一最重要的国际人权公约的好时机。

　　如果胡温能够作出上述二项有助于人权改善的改革，奥运年里的中国政府形象将得到大幅度提升。即便二项无法全部做到，只要完成其中的一项，也可以算作动真格的政治改革。51二、 政治改革从回归十三大起点入手

　　如果胡温政权真要进行政治改革，只要回到 1987 年中共十三大的起点即可。当年，赵紫阳报告已经提出七项政治改革措施，其中的基层民主、政企分离、党政分离和建立民主与法制秩序尤为重要。十三大后，赵紫阳从改变权力过分集中的体制入手，把党政分开放在政治改革的第一位，意在改变权力集中在党委、党委权力集中在书记的一言堂体制，进而改变“以党治国”和“党权高于一切”

　　的政治制度。

　　赵紫阳推动的党政分开的具体措施包括三方面的内容： 1、 转变党对国家的领导方式，划清党权和政权的各自职能，理顺党组织与国家政权机关、企事业单位、各种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 2、 实行党政分开就要明确中央、地方和基层所应采取的不同方式，先从中央和地方做起，之后扩展到基层； 3、 调整党的组织形式和工作机构，撤销各级党委中不在政府任职但又分管政府工作的专职书记和常委，撤销党委机关中与政府机构重迭对口的部门，撤销政府各部委的党组，党的纪检机构只管党纪而不管法纪和政纪。

　　回归十三大的政治改革路线，既具有党内合法性和改革连续性，又能赢得党内外和国际主流社会的广泛支持，是政治风险很低的改革措施。

　　三、 从改革人大代表比例结构入手

　　如果胡温真要进行政治改革，人大制度改革也是风险很小的切入点，其中，改革人大代表比例结构的政治风险又是小之又小。

　　首先，通过降低党政官员在人大代表中的比例，逐步改变现行的“议政合一”的体制。众所周知，在党权至上的体制下，在宪法上被定义为最高权力机构的“人民代表大会”，实质上是党权操控的“官员代表大会”，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政官员占据了人大代52表的大头。近年来，人大代表中的党员和官员比例又有大幅度上升，而非党员和工农的比例大幅度下降。截至第十一届人大，仅占总人口的二十分之一的 7000 多万党员，在人大代表中所占比例却高达70%以上，这些党员代表的身份构成又大多是各级官员；而占总人口 80%以上的工农，在人大代表中的比例已经降到 19%。

　　所以，如要改革党权至上的现行体制，就必须在人大代表名额分配上动真格的，大幅度消减中共官员及党员所占比例，最多不得超过 30%。如果一次会议做不到，哪怕是逐渐降低这个比例，也能显示出胡温政改的诚意。否则的话，人民代表大会将继续是变相的党代会和官代会。

　　其次，通过改革不平等的人大代表名额分配制度，逐步改变严重歧视弱势群体的现状。今年人大代表中，出现了三位农民工代表，被媒体热炒为代表全国 1.5 亿农民工的“政治新星”。但三位农民工代表的出现，不过是装饰性的点缀，并不能改变城乡代表比例、中心边缘代表比例严重不平等的现状。迄今为止的人大代表的名额分配，占全国总人口 70%的农民和 30%的城镇市民，所占全国人大代表名额的比例却形成了本末倒置的 25%和 75%，即每 96 万农民中才产生一位代表，而每 26 万城镇人口中就有一位代表。地区间名额分配的歧视也很明显，如北京、上海和天津的代表比例最高，而河南、河北、甘肃等 12 个省的代表比例则偏低。

　　这样的代表名额分配制度，严重违反了中国宪法的平等对待原则，所以早就应该进行改革，通过大幅度提高弱势群体和边缘地区的代表比例，来纠正人大制度的歧视性。否则的话，人民代表大会将继续沦为“强势阶层俱乐部”。

　　近些年的两会期间，要求降低人大代表中党政官员比例的呼声，改变歧视性的代表名额分配制度的建言，不但来自体制外民间，而且来自一些敢言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而胡温中央非但不予理会，反而加强党权对人大的控制。在胡温上台前，党权对地方人大53的控制逐步放松，省委书记兼人大主任的比例逐渐降低。但胡温上台后，“省委书记兼人大主任”的旧体制逐渐恢复。在十一届地方人大的换届中，除了四个直辖市和少数省份（大都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出任党委书记的省市）之外，其他二十四个省份的人大主任皆由省委书记兼任。更过分的是，党权对地方政协的控制也在同步加强，许多省份的政协主席由省委专职副书记兼任。

　　四、 言行背离是中共统治的常态

　　中共统治的常态是言行背离，现政权也不例外。胡温执政五年来，一面频繁地作亲民秀和政治开明秀，一面从不进行实质性的政治改革，从不放松对民间的民主诉求的打压。起码，到目前为止，还看不到现政权进行政治改革的诚意，因为胡温政权没有任何动真格的政改举动，甚至连不会影响到政治稳定大格局的局部性改革都没有。所以，无论大陆媒体把“政治改革”的议题炒得多么红火，但现实中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仍然裹足不前。

　　民主不是说出来的而是做出来的。特别是当民主化已经成为普世政治常识的今天，由专制向民主的转型，已经不需要多少理论解释，只需要切切实实的行动。在这点上，改革以来的大陆，官民的表现完全不同。中国的政治民主化进程早已在民间启动，民间为此前赴后继，作出了诸多努力，也付出了巨大代价。而官方说了太多的民主，却看不到切实的行动。所以，官方如要启动政治民主化进程，与其高调赞民主，不如低调做民主，哪怕是一点一滴地做，也比入云霄的高调令人信服。

　　民主要说，更要做，而光说不做，就是“画饼”。54胡温又一场“政治改革秀”

　　──我看中共十七届人大

　　3 月 18 日上午，随着温家宝的中外记者会的结束，中共的又一出换届大戏曲终人散。如果只看媒体报道，此次两会似乎开得很热闹；但如果认真清点会议成绩单，就会发现华丽包装里的残叶败絮。

　　抑制通货膨胀的信誓旦旦，收到的却是物价的高速上涨，行政干预已经第 N 次失灵。被外界解读为政治改革先声的大部制方案，结果却是雷声大、雨点小，只减少了一个部委，远不如 1998 年江朱主政时行政改革的力度，不能不让人大摔眼镜。思想解放和政治改革成为两会热门话题，代表们的发言也比历届活跃，有些代表甚至被誉为“大炮”，但他们的“炮火”却躲过所有的敏感议题，所以并没有高质量的“炮弹”出镗。

　　这种华而不实的最集中表现就温家宝的记者会。可以说，温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决心的豪言壮语再次响起，诸如“思想解放”、“政治改革”和“公平正义”等漂亮话也说了一箩筐，但当记者提到诸如西藏、奥运、人权、新闻自由等敏感问题时，温家宝的每一次回答都是官样文章，有时还霸气十足。

　　言行背离是中共统治的常态，现政权也不例外。胡温执政五年来，一面频繁地作亲民秀和政治开明秀，一面从不进行实质性的政治改革，从不放松对民间的民主诉求的打压。因为，中国改革三十年，现政权固守的邓小平模式早已走进死胡同，未来的改革向何处去，绝非胡温政权的“亲民路线”和“科学发展观”所能提供。

　　与此同时，民间权利意识觉醒，民间维权活动此起彼伏，民间55价值评价系统的独立，网络民间力量日益壮大，给固守跛足改革的中共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以至于，近年来党内多元化政见也开始越来越频繁的表达，党内外要求政治改革的呼声不断高涨，遂使邓小平的“不争论”被新一轮改革大讨论所取代。加上奥运年里全世界媒体聚焦中国，让中共决策层不得不玩几招政治改革的花拳绣腿。所以，从去年十月的中共十七大到今年三月的中共两会，“思想解放”、“政治改革”和“民主”等词汇，似乎变成中共官员的时髦，频繁出现出现在中国媒体上。胡锦涛的十七大报告大谈有序参与的民主，新科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刚到广东上任不久就高调发起号召思想解放，中共十七届二中全会公报也用大篇幅谈论“政治改革”，中央党校在两会前推出“政改报告”提出了政改“三步走”

　　方案，中央党校校副校长李君如屡屡高调谈民主，他甚至说：“中国将进一步推进各个层次的民主，包括人大、政协、党内和基层民主。”随着十一届人大和政协换届大戏的登场，政治改革再次成为大陆媒体的热门话题。

　　然而，以往的经验证明，民间压力、国际大势和社会的善意期待，并不能换来中共决策层的实质性回应。 1998 年政府换届，“政治小阳春”被热炒，但接踵而来是镇压民主党和法轮功的人权灾难。

　　2003 年政府换届，“胡温新政”又被热炒，但现实中的政治改革依然裹足不前。因为，无论是江朱政权还是胡温政权，他们所固守的改革模式仍然是邓小平模式，那就是只改经济而不改政治，用经济高增长的政绩代替道义合法性的重建，用花样翻新的行政改革代替真正的政治改革，江朱政权曾经大搞精简机构，现在的胡温政权又在玩弄大部制，不过是安抚党内外不断高涨的政改要求的“画饼”，决不会有动真格的政治改革，甚至连不会影响到大局稳定的局部性改革都没有。

　　就拿此次人大会议来说，这个在中共《宪法》上的“最高权力机构”，在现实政治中的“橡皮图章”地位却没有丝毫改变。所以，56为了这枚“橡皮图章”忠诚地履行职责，从 1954 年的第一届人大到 2008 年的第十一届人大，中共一直进行三方面的操控，甚至连局部性的制度改革也没有。

　　首先，是领导权的操控。全国人大和各级人大的领导层必须由党权来安排，主要领导人必须由中共高干出任，特别是人大委员长和秘书长这两个关键位置必须在中共的掌控之中。近些年来，虽然改革人大领导体制的民间呼声不断高涨，但胡温中央非但不予理会，反而大力加强党权对人大的控制。

　　在胡温上台前，党权对地方人大的控制逐步放松，省委书记兼人大主任的比例逐渐降低，有些省市的地方人大也逐渐活跃起来，甚至把党权指定候选人选下台。但胡温上台后，“省委书记兼人大主任”的旧体制逐渐恢复。在十一届地方人大的换届中，除了四个直辖市和少数省份（大都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出任党委书记的省市）之外，其他二十四个省份的人大主任皆由省委书记兼任。更过分的是，党权对地方政协的控制也在同步加强，许多省份的政协主席由省委专职副书记兼任。

　　其次，是立法与议题的操控。无论是全国人大还是各级人大，其主要功能是为中共背书。所有重要立法都要由同级党权了确定，也就是通过人大将中共的意志和利益转化为国家法律。每次人大会议的议题也都是由党权来提供，政府换届的人事安排更要由党权来敲定，今年当然也不例外。

　　十一届人大为人事换届大戏，中共更要预先安排。在各地方人大换届会议召开前，中共十七大已经率先完成了各省市领导层的安排。全国人大召开前，中共率先召开了十七届二中全会，为此届全国人大提供主要议题和人事安排。于是，“大部制改革”方案也好，人大高层和国务院的人事换届也罢，早就由十七届二中全会敲定，人大不过是走走“盖章”的过场而已。当貌似庄严的选举结束后，所有当选人的名字早已在开会前尽人皆知。57

　　第三，对人大代表的操控。在西方的权力分立体制下，议员不可能担任行政职务，行政官员也不可能担任议员。但在中共治下，中国特色的“议会”一直是“议政合一”，执政党党员和党政官员的比例占了人大代表总数的大头。近年来，人大代表中的党员和官员比例又有大幅度上升，而非党员和工农的比例大幅度下降。截至第十届人大，仅占总人口的二十分之一的 7000 多万党员，在人大代表中所占比例却高达 70％以上，这些党员代表的身份构成又大多是各级官员；而占总人口 80％以上的非党民众，在人大代表中的比例已经降到 20％。

　　与此同时，从毛泽东时代遗留至今的城乡不平等也进入了人大。左右着人大代表的城乡比例。迄今为止的人大代表的名额分配，占全国总人口 70％的农民和 30％的城镇市民，所占全国人大代表名额的比例却形成了本末倒置的 25％和 75％， 即每 96 万农民中才产生一位代表，而每 26 万城镇人口中就有一位代表。地区间名额分配的歧视也很明显，如北京、上海和天津的代表比例最高，而河南、河北、甘肃等 12 个省的代表比例则偏低。

　　在越来越大的民间压力下，此届人大增加了工农代表的比例，以凸显胡温政权的“亲民”。但是，即便是被官方媒体大肆炒作的“人大代表结构优化”的亮点，也是奉中共之旨而行。早在去年中共十七大结束后，中共中央就十一届人大代表名额分配发出指示，要求“一线的工人和农民代表人数高于上一届。”“在农民工比较集中的省、直辖市，应有农民工代表。”“减少党政官员代表的数量。”

　　于是，我们才看到工农代表的增加，二亿多农民工中才出了三位农民工代表。但是，作为“政治新星”的三位农民工代表的出现，不过是装饰性的点缀，并不能改变城乡代表比例、中心边缘代表比例严重不平等的现状。

　　更富有戏剧性的是，三位农民工的产生并非竞选的结果，而是党权钦定的结果，是自上而下的恩赐。据中央电视台名牌栏目《新58闻周刊》 3 月 8 日报道，三位农民工代表之一的胡小燕对着镜头说：

　　她事前根本不知道自己将当选为广东省的全国人大代表。当领导告诉她广东省人大会议选举她为全国人大代表时，她正在车间工作。

　　对自己的当选半信半疑，感到茫然。当她已经走进人民大会堂后，她对记者动情地说：“感谢政府给农民工这个机会和平台。”

　　由此可见，只要一党独裁体制不变，无论每届人民代表大会玩出多少吸引眼球的“改革秀”，实质上还是“万变不离其宗”，党权至上，官权第一，两会仍然是变相的党代会和官代会。

　　无论胡温政权的公开发言多么繁花似锦，但到目前为止，仍然看不到现政权进行政治改革的诚意，自然也没有任何动真格的政改举动，甚至连不会影响到政治稳定大格局的局部性改革都没有。

　　民主不是说出来的而是做出来的。特别是当民主化已经成为普世政治常识的今天，由专制向民主的转型，已经不需要多少理论解释，只需要切切实实的行动。如果胡温政权真要进行政治改革，根本不必搞什么“大部制改革”，而只要回到 1987 年中共十三大的起点即可。

　　当年，赵紫阳报告已经提出七项政治改革措施，其中的基层民主、政企分离、党政分离和建立民主与法制秩序尤为重要。十三大后，赵紫阳从改变权力过分集中的体制入手，把党政分开放在政治改革的第一位，意在改变权力集中在党委、党委权力集中在书记的一言堂体制，进而改变“以党治国”和“党权高于一切”的政治制度。

　　赵紫阳推动的党政分开的具体措施包括三方面的内容： 1、 转变党对国家的领导方式，划清党权和政权的各自职能，理顺党组织与国家政权机关、企事业单位、各种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 2、 实行党政分开就要明确中央、地方和基层所应采取的不同方式，先从中央和地方做起，之后扩展到基层； 3、 调整党的组织形式和工作机构，撤销各级党委中不在政府任职但又分管政府工作的专职书记59和常委，撤销党委机关中与政府机构重迭对口的部门，撤销政府各部委的党组，党的纪检机构只管党纪而不管法纪和政纪。

　　回归十三大的政治改革路线，既具有党内合法性和改革连续性，又能赢得党内外和国际主流社会的广泛支持，是政治风险很低的改革措施。

　　如果胡温真要进行政治改革，也可以先从低风险的改善人权入手，值此奥运年起码可以做二件事。

　　首先，废除一项废除臭名昭着的恶法──劳教制度。劳教制度的邪恶乃千夫所指，不但与国际通行的法治原则相悖，而且与中国的宪法、立法法相抵触。六四后的十八年来，中国民间力量、党内开明派和国际主流社会一直在合力推动废除这一恶法。 2007 年 12月 4 日，茅于轼、贺卫方等 69 位公民上书全国人大，建议废除已经实施五十年的劳动教养，何不顺应民意加以废除。

　　其次，批准一项联合国人权公约。众所周知，江泽民政权在1998 年签署了联合国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但至今仍然没有得到中共人大的批准。今年，既是签署此公约十周年，又是中国奥运年，的确是批准这一最重要的国际人权公约的好时机。

　　如果胡温能够作出上述二项有助于人权改善的改革，奥运年里的中国政府形象将得到大幅度提升。即便二项无法全部做到，只要完成其中的一项，也可以算作动真格的政治改革。

　　民主不是“画饼”，只说不做，说民主的调子再高，也不如少说多做，做民主的低调再低，也是在切实地推动中国的实质性进步。

　　2008 年 3 月 18 日于北京家中（《争鸣》 2008 年 4 月号）60坏制度与“好总理”

　　近日，中国遭遇罕见的雪灾，温家宝的亲民形象再次成为媒体的焦点，他亲临灾区向受困民众鞠躬道歉，以缓解救灾无力给政府造成的巨大负面影响。

　　自胡温上台以来，亲民姿态已经成为胡温创造的最知名的政治品牌。特别是温家宝最爱表演“亲民秀”，官方新华社也最爱刊发温总理如何亲民的特稿，为民众的贫困而流泪，为政府的失职而向民众鞠躬道歉，穿着旧羽绒服、旅游鞋访贫问苦，已经成为亲民总理的标志。于是，温家宝的“平民总理”形象取代了朱镕基的“铁腕宰相”形象。

　　温家宝上演的最着名的“亲民秀”是帮助农民工讨工资。 2003年 10 月 24 日，温在三峡库区视察，临时决定去偏僻的小村看望村民。温向村民们问寒问暖，还提到是否有困难需要帮忙。农妇熊德明向总理求救：她丈夫在县城打工，工钱被拖欠了一年，孩子的学费交不出。温听后，马上追问当地干部拖欠民工工资一事。官大权大嘴就大，温总的亲自过问立即生效，基层官员于当晚十一时就把拖欠的 2240 元血汗钱送到农妇手中。熊德明还被授予 2003 年 CCTV年度社会公益奖。

　　如果说，胡锦涛的亲民更多表现在大政方针的宣示上，那么，温家宝的亲民就更多表现在形体动作上，透露出的幕后信息是胡党魁和温总理之间的默契配合，正如两人同时在媒体前声言自己上网了解民心一样。胡锦涛在讲话中屡屡强调：“要始终把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坚持用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来衡量我们的一切决策， ??群众利益无小事。凡是涉61及群众的切身利益和实际困难的事情，再小也要竭尽全力去办。”

　　温家宝不过是以总理之尊践行总书记之旨。

　　然而，温家宝在贫困地区的农家炕头盘腿，并不能解决农民收入大幅度相对下降问题；在深井下与矿工共度年三十，也并不能减少惊人的煤矿事故；他在抗炎中的多次流泪和频频鞠躬，并不能阻止局部天灾发展为全局性人祸；他亲赴罕见雪灾第一线， 并不能解决政府救援无力的问题；他惦念农村孩子上学困难，也无法改变教育资源分配的极端不平等的弊端；他为一个农民工讨回工钱，更无法扭转普遍性地拖欠民工工资的现状， ??作为一国总理，放着制度性的大事不解决，却要声严色厉地为一个民工讨欠薪，为几个孩子的上学发指示，凸现的恰恰是一党制度的实质性弊端。

　　即便假定温家宝的这一系列亲民姿态皆是发自内心，他确实是一位关心民众疾苦、为人谦和的平民总理，温内阁也多少有点“好人政府”的影子；然而，纵然他走遍中国所有的贫困县，他又能有多少精力和时间为百姓解决困难呢？正如文革中的周恩来，又能从毛泽东枪口下保护住几个战友呢？

　　“制度比人强”的道理，即可以用于好制度对坏人的制约，也可用于坏制度对好人的钳制和腐蚀。甚至，坏制度中的明君清官，正是坏制度得以长寿的秘诀之一。胡温式亲民，非但不是要改革官权与民权的极端不平等的独裁制度，反而是以救世主的恩赐来强化这种不平等的制度，既可以缓解独裁制度的合法性危机，又可以为独裁寡头们赢得民意支持。

　　胡温亲民路线的更深层的本质，已经被胡的讲话所道破：“人心向背，是决定一个政党、一个政权盛衰的根本因素。 ??只有顺民意、谋民利、得民心，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这是“民可载舟，亦可复舟”的牧羊术的现代版，也就是“党权为本”而“亲民为用”的统治策略。胡锦涛要求官员们“乐民之乐者”和“忧民之忧者”的根本原因，绝非是为了62还政于民，而仅仅为了巩固政权及自身权力。

　　何况，居高临下的恩赐性亲民，依靠的正是使人民陷于无权境地的人治化的独裁权力，挥霍的正是受不到监督的纳税人血汗，购买却是有利于独裁者声誉的民意。这种“羊毛出在羊身上”的善事，何乐而不为！

　　救世主式的清官只能出在独裁制度中，牧羊人的政绩也只能靠羊群的仰望、奉献和驯顺来支撑。63

　　温家宝的道德狂妄

　　最近，中共总理温家宝在美国演讲和接受采访，大谈道德。

　　谈到毒奶粉事件，温家宝说：“一个企业家身上应该流着道德的血液。只有把看得见的企业技术、产品和管理，以及背后引导他们并受他们影响的理念、道德和责任，两者加在一起才能构成经济和企业的 DNA。”他还说：“中央政府在得知奶粉问题后第一时间公开。”

　　而事实上，毒奶粉危机的爆发和蔓延，显然是黑心资本与黑心权力的联手投毒，要论责任，我以为政府的监管渎职和新闻操控的责任更大，如果没有黑心权力的纵容和庇护，如果没有奥运期间严格的新闻管制，三鹿毒奶粉绝不会长时间、大面积作恶。但温家宝只把道德利刃对准商界，却丝毫不提中央政府的责任，而且用“第一时间公开”为中央政府辩解，难道不是政客的道德败血症吗？

　　谈到作为总理的自我期许，温家宝说：“我希望留给后人两点精神遗产：第一，当遇到灾难时不要退缩，要勇于面对，并且带领人民去克服，这需要坚定、勇气和信心；第二，一个政府，除了对人民的负责、服务、献身和廉洁以外，不应该有任何特权。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一切权力都要为了人民。我希望在我离开人世之后，人们能记住这位总理，确实是按照这两点来做的。”

　　温家宝“希望留给后人两点精神遗产”，可以概括为知难而上的“大无畏”和行使权力的“大公无私”。但如此“大无畏”的总理，却不敢正面回答赵紫阳和六四的问题，也不敢诚实地回答中国的人权问题，非但不敢，还公然说谎：“自由言论和媒体自由报道是得到了承诺的。”如此“大公无私”的总理，却从不提及关于他64妻儿暴富的负面传闻。

　　虽然，温家宝以“平民总理”自居，但作为寡头独裁政权的巨头之一，他不可能具有真正的权力谦卑，所以，他谈道德的口气一点儿也不平民，而仍然是一副居高临下的教训腔调。故而，他的道德论调所表达的，与其说是所谓“平民总理”的高尚自律，不如说是独裁寡头的道德训诫，那种骨子里的权力狂妄想掩饰也掩饰不了。

　　在中国的制度和文化中，权力崇拜带来当权者就是道德圣人的狂妄，所有执政者都喜欢唱道德高调，已经成为一以贯之的传统，正如孔子所言：“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但从古至今的现实所显示的景观恰恰相反：最爱讲道德的中国从来没有过言行一致的传统。帝制时代，二千多年的“仁、义、礼、智、信”

　　的高调，也没有唱出几个真正的清官和明君。民国时期，孙中山的天下为公和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带来的却是极端腐败无能的国民党政权。中共执政后，毛泽东唱了二十七年“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的高调，唱出的却是人与人之间的残酷斗争；后毛时代，从邓小平的“五讲四美”到江泽民的“以德治国”再到胡锦涛的“八荣八耻”，带来的却是官场的腐败和公德的沦落。

　　面对中共官场的普遍腐败和社会公德的普遍沦落，中共执政集团不思从制度改革上入手，不从根治权贵集团普遍腐败上着眼，反而一次次地祭起了钦定道德标准的陈腐旗帜，以为靠最高当权者的道德召唤就能澄清玉宇。但这种由当权者发布道德训诫的陋习，与其说是为了从思想意识上道德上遏制腐败，不如说只是为了突出权势者多么有道德；与其说是为大陆社会的道德建设指出了方向，不如说是又一次倒行逆施，只能使目前“缺德”的现状愈演愈烈。现在，温家宝的大无畏和大公无私的高调，也无法遏制全社会道德的急遽败坏。

　　温家宝的道德训诫所奉行的统治逻辑极为陈腐，与现代人类文65明毫无共同之处，倒是让我不断地回到二十四史所记载的几千年帝制时代，历代帝王们为民众钦定思想权威和道德标准的圣谕传统，不仅其中记载的中国古代礼仪之繁复，令我不敢想象，更令我不敢相信的是，古今一脉，表面上是儒家“道统”制约皇权“法统”，实质上是皇权法统主宰儒家道统。礼仪道德之标准皆由官方发布，常常就是皇帝本人的圣谕。比如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汉武帝的“独尊儒术”、唐太宗的“贞观礼仪一百三十八篇”、宋太祖的“礼仪诏”，特别是朱元璋统治下的明代初期，皇权管制之宽之严类似于毛泽东时代的大陆，已经深入到每个人的吃穿住行生老病死婚嫁交友的所有细节，其表现便是繁复的各类以“圣谕”的形式颁布的礼仪。

　　以皇家，特别是以皇帝一人为象征的最高皇权是衡量一切的唯一标准，它颁布各类禁令和制定各种制度，皆由皇帝确定并昭示天下。比如，从皇帝到庶民的男人，可以分为十几个等级，皇帝、皇太子、亲王、公、伯、一至九品、平民，平民又分为士农工商；女人从皇后一直到妓女，其等级也有几十层，层层排序，各守本位，不得逾越。其等级森严包括衣食住行、婚丧嫁娶、节庆宴请等所有生活的细节，真是“一览众山小”，一权天下威，一人天下父。比如，明太祖洪武二十年对民房的定制：庶民庐舍，不过三间，五架，不许用斗拱、饰彩色；洪武三年对服饰定制：乐妓衣饰明角冠，皂褙子，不许与民妻同。在农人与商人之间也规定了严格的服饰界限：

　　农人衣饰由纱、绢、布做，而商人不能用纱做衣服。农家有一人从商，全家都不能用纱制衣。此类规定即是法律，违者必受刑罚，重者可以因穿衣而丧生。生活于这些礼仪中的人还有什么个人和自由可言，说“专制到细胞和灵魂”真是恰如其分。

　　在如此森严的等级制之下，中国人已经彻底丧失了被剥夺自由的耻辱感，每个人从未把自己当作人，统治者没有，被统治者也没

　　有。所谓“人”，在中国古代的哲学中仅仅是区别于兽禽的称呼，66而一进入社会就没有了人，而只有主子、臣子、奴才、妻、妾、妃。

　　所谓历代之改制，也从未触及专制等级制和钦定道德的传统，而仅仅是为了使之更完善而已。奇怪的是，在统治者如此高高在上地俯视人甚至完全无视人的制度下，居然无人对此制度提出过根本的质疑，无人把人本身的权利作为其道德的基础。

　　真正把皇权法统和儒家道统完全合一的独裁时代，则开始于中共执政的 1949 年，中共的每一代核心都既代表法统的最高权力又代表道统的最高权威，从毛思想到邓理论至江学说，莫不如此。所以，古代的钦定道德的手法之荒谬程度，远不如当代独裁统治的舆论造势之手法，毛泽东时代乃是这类荒谬的极致，其余韵至今犹在。

　　在人类历史上，制度、法律、思想和道德的建设、改进、创新和完善，皆是自发演进长期积累的结果，而不是某一个完美的统治者、思想权威或道德教主创造并颁布的。文明越进步，政治权力对思想和道德的强制干涉就越不具有合法性。任何统治者无权把某种思想或某种道德钦定为唯一权威，无权利用手中的政治权力向社会进行强制性灌输，无权为维持其统治权力而强制建立一元化的思想或道德的秩序。相反，政治权力必须在思想上和道德上采取中立态度，让思想和道德在自由的多元化格局中，通过自发的竞争进行交流、对话、包容、渗透、融合，才会使一个社会具有健全的道德秩序和不断的思想创新，才会使人类在优胜劣汰的公平自由竞争中保持生生不息的创造活力。

　　这一切，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已经成为起码的人文常识，而只有少数顽固坚持专制统治的独裁者及特权集团，才会自以为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才会相信自己的绝对正确，狂妄到为社会为民众钦定思想权威和道德标准的蒙昧程度。这种陈腐而野蛮的权力狂妄，既是对人的自由及尊严的践踏，也是对人的智慧的蔑视。这样的统治者除了绝对相信自己的能力之外，把其他人皆当作无独立能力的依附者──无思考能力和选择能力的弱智者或残疾人，把当权者代67替众生思考和选择视为赐福于民，把剥夺人的自由的思想权利和选择权利视为理所当然。中国的统治者最爱说：“此为礼也，用以教民”，他们甚至狂妄到可笑而弱智的程度，比如，明王朝的缔造者朱元璋创建的贯穿整个明朝的一项制度，居然是每个月月初都要发布指导百姓怎样生活的圣谕，由顺天府的头儿带领宛平县和大兴县的县令入宫领旨，然后在金水桥南头交给十位有头有脸的乡绅耆老。由于月月都要宣旨，圣谕的内容便高度重复，久而久之，聆听圣谕的耆老们就不耐烦了，索性花钱，一边贿赂宣旨的官员，一边雇佣了一些街头痞子，给他们制一套体面的行头，让他们代为听旨。

　　宣读圣旨的官员收了好处，自然心知肚明，默认了此种欺君大罪。

　　如此，耆老们避免了浪费时间的麻烦，官员和痞子得到了银子，三者共同在光天化日之下上演着欺君之秀，严肃地假装宣旨，恭敬地假装聆听，只有皇帝一人变成了白痴，被他的臣子和臣民玩弄于股掌之间。

　　不幸的是，今日的中国人仍然在这样的狂妄而弱智的统治之下，思想和道德皆以统治者或统治者钦定的圣人为权威标准。这种“年年讲月月讲”的传统非但没有绝迹，反而被中共政权创造性地发展，变成了“天天讲时时讲，”毛泽东的最高指示、邓小平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江泽民的三个代表、胡锦涛的亲民路线，在其各自执政的时代皆是百姓每天必须聆听圣谕。一会儿是发布“道德纲要”，一会儿通过“建设精神文明决议”，一会儿又有“保先运动”，居高临下地频频教导老百姓如何遵守道德常识。这些“纲要”、“决议”和“运动”，居然把百姓当作幼儿园的孩子，要求百姓“尊老爱幼、男女平等、邻里团结、 勤俭持家、助人为乐、遵纪守法、诚实守信??”等等。我想，那些被中宣部频频找来开会的官员们和每天被要求学习党魁训令的百姓们，其心情与明代的宫廷太监、大户乡绅、街头痞子完全一样，共同上演一出统治者装模作样地发号施令，被统治者装模作样地洗耳恭听的作秀肥皂剧。68狂妄是所有独裁者的道德癌症，越是有所作为的独裁者就越狂妄，不用提外国，仅列出中国的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明太祖、康熙乾隆、毛泽东??足矣！这样的政治强人也具有把癌细胞强制扩散到全社会的超强能力。尽管现在的中国已经告别了独裁强人的时代，但是并没有摆脱独裁制度的统治逻辑──所有的专制社会在道德上皆是野蛮的虚伪的堕落的，所谓中国为几千年礼仪之邦，不过是长期的意识形态强制灌输形成的虚假套话。鲁迅说“礼教吃人”，点出了礼仪之邦的野蛮性；陈寅恪说中国的礼仪制度“大抵仅为纸上之空文”，道破了礼仪之邦的虚伪性；野蛮而虚伪的礼仪之邦在道德上必是堕落的，因为布道者恰恰是最大的不讲道德者。

　　当你不遵守他们颁布的道德礼仪之时，比如提出与统治者不同的政见，他们才不会只用道德说教来说服你，而是要用监狱甚至肉体灭绝来彻底取消你说话的权利和机会，正如古人违反了三从四德之时，他们不会只用儒家经典来劝说，而是要动用法家的严刑峻法来惩治。换言之，他们不仅用暴力恐怖吃人的肉体，更是用欺骗吃掉人性、人格、尊严和灵魂。

　　中国，从古至今，以独裁权力为核心的等级制和礼仪道德，复盖之广泛、统治之严酷、虚伪之透顶，实为举世罕见，甚至连以宗教立国的民族亦难比拟。由此，可以解释为何中国之独裁等级制得以几千年不衰，成为世界上最长寿的政体。

　　当今的大陆仍然沿袭着传统帝制统治逻辑，执政集团既是权威的布道者，又是最大的道德腐败者和伪善者，政治腐败所导致的全社会的缺德现状，绝非统治者依靠最不道德的绝对权力发布什么道德训诫所能改变的。非但不能改变，反而只能加速全社会的道德荒漠化。

　　2008 年 10 月 5 日于北京家中

　　来源：观察69

　　从习近平、李兊强的跃升看中共接班人机制

　　习近平眼有点红

　　中共十七大，不可能启动政治改革，所以，外界最为关注的，也就只能是高层人事变动。神秘的黑箱政治已经足以引发猜谜游戏，近年来，中共也“与时俱进”地学会了偶尔漏光，更使猜测和预测迭出，政治局常委七人九人的推测，谁上谁下的热炒，黑箱政治和谣言政治的相关性再次凸显。

　　现在，十七大曲终人散，预热多时的团派新星李克强和突然跃出的太子黑马习近平进入最高决策层。有评论指出，习、李的同时跃升，见证了中共接班人机制的变化：强人钦定接班人的时代一去不返，交接班的制度化已经形成。所以，有评论说，胡锦涛不再指定接班人是十七大的最大亮点。

　　但事实上，中共掌权 58 年，党魁的权威必然一代不如一代，邓不如毛，江不如邓，胡不如江。胡不指定接班人，非不为也，而不能也。不是他不想钦定接班人，而是他没有足够的权威。独裁党钦定接班人的传统来自强人政治，强人的突出特征就是权力终身制。强人要么有打江山的大功劳，要么既有党内资历又有突出政绩，还要握有绝对的军权。毛泽东因打江山的功绩而一言九鼎，邓小平因深厚的党内资历和改革政绩而垂枪听政。强人之后的两任党魁，既无打天下的资历，也没有突出的“政绩”，更无法完全控制军队，不可能再维系住权力终身制，也就再无钦定接班人的权威。所以，邓小平钦定的江泽民和胡锦涛只能在任两届，作了十三年党魁的江泽民无法指定自己的接班人，而只能接受邓生前钦定的胡锦涛。只有五年党魁经历的胡锦涛就更没有钦定接班人的权威。

　　第二卷 中共已经脑死死亡70

　　十七大一再突出加强“党的集体领导”，不过是寡头统治的堂皇说法。中共现行的寡头格局和交接班制度的形成，绝非现任党魁主观意愿所致，而是政治强

　　人死后的客观形势所致，是江、胡不得不接受的现实。如果说，邓小平的亡灵主导了十六大的人事安排，形成了党魁只能任两届和以年龄划线的不成文规则；那么，十七大就是中共掌权以来第一次强人空缺的大会，高层人事安排的年龄划线再次生效，甚至让强势人物曾庆红不得不“自愿出局”。

　　有人说，以年龄划线的制度化是一种进步，但我看，与政治强人指定接班人相比，也许是一种进步，但并非是真正的进步。因为，在自由国家中，这是很可笑的作法，也是不可能的。一个国家的最高掌权者，居然可以不通过自由竞选来检验其人品、智慧、能力，也不看其以前有无突出的政绩，而仅仅以年龄划线，我甚至以为是极为蛮横的制度，不仅很难产生出被公众认可的杰出领导人，而且会把严肃的人事安排变成荒谬的闹剧。比如，此次十七大的人事安排，曾庆红的退出和贾庆林的留下就是年龄划线的结果。曾生于1939 年 7 月，只超过 68 岁年龄线三个月；贾生于 1940 年 3 月，只小于 68 岁年龄线五个月。而众所周知，上届九常委中，曾庆红的人品颇受质疑，但其能力强则被公认。而贾庆林，既是庸碌之辈，又因与厦门远华案的瓜葛而臭名远扬。

　　年龄划线的交接班机制之产生，就在于权力的授予不是通过公开公平的自由竞选，而是通过一党寡头的私家授受。没有政治强人主导的人事安排，必然是寡头之间讨价还价的产物。在这种讨价还价中，如果以人品、智慧、能力、政绩的综合标准来划线，肯定给不出量化的标准，争来争取，谁也无法摆平谁，弄不好还会恶斗出鱼死网破的结局。所以，总要拿出一个标准，既可以避免鱼死网破的结局，又为寡头中的多数所接受。于是，就有了不成文的年龄划线。年龄划线的好处是，由于其量化标准的简单明确，谁也无话可71说。但这是中共现政权的无奈选择，更是独裁制度的怪胎，只适用于一时，而无法久远。

　　李克强深藏不露

　　现在，李克强跃升为十七大常委，早在外界的预料之中，十七大之前已经预热很久。而习近平的突然跃升则带有政坛黑马的意味，说明了作了五年党魁的胡锦涛仍然无法完全掌控全局，而已经离开最高权力五年的江泽民的能量仍然不可小视。只要私家授受的交接班机制不变，这种权争将一直持续下去。胡锦涛之后的接班人如何产生，是否还以年龄划线，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因为，以往的强人时代，钦定接班人的传统不允许两人相争，而绝对权威不再决定了寡头内部必然产生激烈的竞争。

　　如果未来的高层换届仍然以年龄划线，那么在五年之后的十八大上，十七大九常委中只有习、李二人没有过线，未来五年里的习、李之争，将是胡锦涛接班人之争，也将决定十八大的高层人事布局，现在的习、李同台已经拉开了接班人之争的序幕。这在中共掌权58 年的历史上还没有先例可循。所以，十八大的接班人机制如何形成，是以年龄划线还是采用其它标准，将成为十七大后的五年里胡温体制必须面对和解决的关键问题。

　　在未来的五年内，如果中国经济仍然保持住不错的增长率，如果胡温的民生主义能够缓解两极分化带来的社会不满，那么，以中共现政权精于利益计算的统治方式而言，高层寡头内部之争不会走向鱼死网破，而只能是通过讨价还价形成某种党内竞争机制。虽然，胡温政权在未来五年内不会有实质性的政治改革动作，也很难断言党内能否形成制度化的交接班机制，但没有了绝对权威的高层寡头之间的相互争斗，会形成不成文的权力中枢内的制衡规则，客观上为其他政治力量的参与提供一定的空间，既可以扩大了党内的参与面，也有利于非党精英的政治参与和民意表达，有利于自下而上地72推动中国社会的渐进转型。

　　这种有利，决不是中共统治集团的主观意愿，而是客观存在的国内外大势使然。以机会主义统治为主要特征的中共现政权，决不会主动启动政治改革，但形势比人强，中国社会的深刻变化将逼迫中共不得不有所变化,寡头们被动顺应民意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在危机重重的今日中国， 某一偶发事件很可能再次引发大规模民间反抗运动，失去绝对权威的中共高层中，再无绝对掌控军权的政治强人，无法像当年的邓小平那样进行暴力镇压（即便是十八年前，也有高级将领抗命）。换言之，面对权利意识空前觉醒的民间和此起彼伏的民间维权，寡头们只能用铁腕加收买来应对局部危机，而无法应对类似八九运动那样的整体性危机。如果在某一时刻再次出现大规模民间反抗运动，前有六四屠杀的教训，后有寡头权威日益减损，在大规模民间诉求和寡头统治之间，中共军队很可能出现大面积抗命，迫使寡头们不得不对强大的民意让步。

　　所以，为了避免未来可能出现的“政绩合法性”失灵，以及社会失控带来的灾难性后果，无论是基于中共自身的长远利益，还是基于国家民族的未来公益，中共都必须开辟新的合法性来源和基础，将“政绩合法性”转变为“道义合法性”，即转变为以普世价值（人权、自由、民主）为基础的合法性。这种转变在未来的二十内能否启动，不仅取决中共党内的开明力量能否推动体制内转型，更取决于国内外自由力量施加的压力是否足够大，大到让统治者不得不让步。73

　　制度性的“为富不仁”

　　作者手记：自共产主义在东方取得胜利之后，公有制、国有经济和国有资产就变成了罪恶之源。事实上，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苏东各国，共产极权国家的国有经济就是权力经济，国有资产就是极权政治的经济支柱，也是独裁者控制社会的钱袋。所以，与其说是国有经济，毋宁说是官有经济或党有经济更为准确；独裁国家的国有资产，不过是被独裁党据为己有的私人财产，也就是“党有资产”。

　　所以，本文在谈到通行的“国有企业”或“国有资产”时，统统用“党有企业”或“党企”，“党有资产”或“党产”。

　　由香港经济学家朗咸平掀起的“郎旋风”对改革的反思，集中于对私营富豪侵吞党有资产的攻击，由此展开了一场关于改革的大讨论，私营老板和主流经济学家成为众矢之。

　　勿庸置疑，中国的富豪确实厚黑，他们的不择手段有目共睹；御用经济学家也确实无耻，已经沦为跛足改革和权贵利益的辩护士。然而，在独裁制度之下，不厚黑能发财吗？私营老板再厚黑，还能比中共权贵更厚黑吗？在我看来，私营老板的厚黑与中共权贵的厚黑相比，实在是“小巫见大巫”！在“为富不仁”的程度上，那些从民间崛起的私人老板与那些来自中共权贵阶层的暴富者相比，也只能是“小财主”；在“为富不仁”的性质上，二者的差异是本质性的：私人老板至多是无权者的陪笑脸和大手笔行贿，或在制度歧视下的偷漏税

　　和欺诈伪劣，而中共权贵们则是依靠对权力和资源的双重垄断，是高高在上的受贿，是强权者的公开或半公开的抢劫和瓜分，甚至就是“无本万利”的坐享其成。74

　　比如，在中国特色的资本市场上，私人业主想做上市公司的董事长，非付出高昂的制度成本不可，借壳上市的私人企业被权贵们设套蒙骗的不在少数；而权贵们想成为上市公司的董事长，通过权力之间的裙带关系，一纸组织上的任命书即可。比如，江泽民的公子江绵恒刚一从美国读书归来，不仅当上了副部级的中科院副院长，而且在瞬间成为最具暴利的电信业中的“电信大王”，他甚至可以左右党有资产的重组拆分的进程。大陆民间对国家高度垄断电信行业的不满由来已久，其暴利之巨和效益之低，也令上台后的朱镕基不满，他一直在推动通过拆分来打破其高度垄断，但中国电信行业拆分的真正实现，形成南北竞争的当下格局，却是从江绵恒进入这一行业开始的。

　　所以，朗咸平这位出生于台湾、留学于美国、就业于香港的学者，他对私营老板及其跛足改革的抨击，也象御用经济学家一样不敢面对真问题。在“朗顾之争”的讨论中，朗咸平指出党有资产大量流失是事实，但他只说出事实的一半且是非常表面的那一半──私营老板侵吞党有资产；而全部事实应该是：无论党有企业以何种方式完成转制或流失，党有资产流失都是官员与老板的分赃。更主要的事实是，握有拍板权的决策者，不是私营老板而是各级的党政官员。所以，党有资产流失的最大祸魁及其受益者，都是主导党企改革的独裁权力及其官员。

　　而朗咸平那看似锋利的矛头所向，仅仅是“捡软柿子捏”，只敢抨击为富不仁的私人老板，而不敢抨击逼出了“坏资本主义”的独裁制度及其贪婪的官权，不敢抨击从中央到地方的权贵家族。

　　至于朗咸平开出的药方：变“民进国退”为“国进民退”，也就等于回到社会主义的国有经济。在我看来，纯属站着说话不腰痛。

　　事实上，外来经济学家朗咸平挑战本土私人富豪顾雏军，是一次毫无个人风险的机会主义乖巧。他充分利用了中国制度环境约束下的信息不对称，把信息匮乏的大陆百姓对两极分化和腐败横行的强烈75不满，先引向私人富豪、进而引向民进国退的私有化改革，而主导了跛足改革的最大祸魁却变成他所呼唤的救世主──利用独裁的行政权力进行再次的“国有化”和“劫富济贫”。

　　所以，在独裁政府主导的权力化市场中，想做诚实而干净的生意人几乎是不可能的，别说本土的生意人，就是久历西方自由市场的外商，一到中国，也无法避免人治文化的腐蚀。特别是那些精通大陆游戏规则的港台富豪，最早知道买一顶人大或政协的红帽子，买出入中南海的通行证，以便得到更多的市场份额和更安全的经营环境，本土成长的资本家就更不用说了。商场上流行的经商箴言：

　　“合法的生意不挣钱，挣钱的生意不合法”，极为准确地描述了大陆生意人们难以摆脱的制度性原罪。

　　同时，由于产权制度的不健全导致财产安全感的极度匮乏，所以，凡是在中国做大生意和发大财的人，无论是国营法人还是私营老板，大都为自己留好了退路，把不干净的大量资产转移到海外，而做生意尽量用国有银行的钱，很少有人用自己的钱来投资。用富人们的一句行话说，就是“扎着钱就做，扎不着钱就不做。用自己的钱投资，岂不是脑子里进水！”富人们之间达成的“稳定共识”，不过是现存秩序中最大获利阶层之间的利益同盟。在这点上，御用精英为权贵私有化的辩护倒是说出了事实：在中国制度瓶颈的约束下，私营企业的发展只能依靠“用钱买权的腐败”，这是中国特色的“交易成本”，但它毕竟使私营经济有了影响政治权力的机会，有利于社会稳定、有利于私有化，有利于减少社会转型的成本。

　　正因为权钱交易是权力化市场的必然，独裁者才最喜欢产权模煳，因为模煳状态有利于政权对富人们的控制，更有利于权贵们对民间资产的榨取。换言之，执政党喜欢的就是模煳，因为最终的裁判权在它手中，一句产权不清，就能致任何私营企业于死地。

　　在大陆，凡生意人皆有一双不干净的手，而是否被全部斩断或砍成残疾的权力，全在执政党手中，想收拾谁都能找到充足的理由，76不要说行贿、非法交易、诈骗和偷漏税等罪名可以让你人财两空，即便一句产权不清或党有资产流失，也能致任何私营老板于死地，不由你不温驯。对私营老板来说，没有制度保障的私有财产已经极不安全了，不干净的财产就更不安全。已经由太多的私营老板因得罪了官府而人财两空，也有太多的私营老板作为中共缓解民怨的祭品推上断头台，而且下手之凶狠前所未有。比如，最近轰动国内外的亿万富豪“袁宝璟案”，他的雇凶杀人确实是“十恶不赦”之罪，被判死刑是也在法理之中。但中共法院的判决却是袁氏四兄弟三死一缓：袁宝璟、袁宝琦、袁宝森死刑，袁宝福死缓。无怪乎网络民意对如此凶狠的判决表示质疑：一个汪兴被杀，一命抵一命就行了呗！干嘛那么狠，用袁氏三条半人命去抵！

　　直到目前为止，中共一直把私营经济只当作财政来源和维护政权稳定的工具，置于政府垄断和准入限制的歧视下，既要在经济允许其发展，又不让其在政治权利上坐大。所以，中共不允许成立自治的民间组织，让私营业主处在分散的原子化状态，乃是中共防止有产者成长为独立社会力量的绝技。稍有社会影响的私营老板，就被统战到官方的工商联中，成为党的花瓶兼诤友；三个代表之后，中共又要把他们拉入党内，让他们在政治上与政权融为一体。在此意义上，私营业主不论有多少个人财富，其产业规模做到多大，但在社会角色上，也只能是政权的附庸，是永远没出息的个体户。政治上弱小的社会个体户想要保住自己的“辛苦钱”且使其不断增值，也就只能攀权附贵，在经济上变成垄断集团的附庸，在政治上进入执政党的统战花名册。所以，对于大陆的有钱人来说，无论是个人资本的积累还是社会的地位之提高，都无法摆脱制度性原罪：只要想在独裁制度下发财，就不能不接受其灰色游戏规则，不能不出卖商业诚信，不能不靠裙带关系和权力关系。这是另一种逼良为娼，如同大陆的知识分子不得不做御用文人，社会名流和民主党派不得不做政治花瓶一样。但是，上等奴隶做久了，自有想坐稳的利益和77乐趣所在。一旦得到主人的赏识和恩宠，那幺最好的投资就是不断地博得主人的欢心， 侍候好主子就是善待自己。

　　私人财产要想得到制度性的安全保障，就必须启动与产权改革相配套的政治改革，才能使私人老板逐渐摆脱对权力的依赖，逐步遏制权力对私人财产的随意侵犯，遏制市场上的短期行为和投机行为的盛行，才有望最终遏制乃至消除财产积累的制度性原罪。而在今日中国，中共继续靠剥夺民众的政治权利、靠收买加谎言的策略来维持独裁制度。所以，中国不可能有社会公正和社会公德，即便少数人富得流油了，即便民众有了温饱了，得不到政治权利的各阶层仍然无法免于恐惧。

　　这样说，似乎对私营老板不公平，因为他们已经遭受了太多的不公正对待。比如，几乎所有高赢利的领域都在官权的垄断之下，或根本不允许私营企业进入，或设置非常高的准入门槛，房地产行业的制度成本之高，就是最好的例证。再如，党营企业欠私营企业的账，就是正常债务关系，可以一拖再拖；而私营企业欠党营企业的钱，就是党有资产流失，托着不还就要通过法律强制执行；党营企业欠银行的贷款，就是无偿还能力；而私营企业欠银行的贷款，就是诈骗罪，多少着名私营企业家的锒铛入狱，其罪名就是金融诈骗。企业上市本来应该由市场来选择，但中国的企业上市的选择权完全操控在各级政府手中，股市成了执政党收刮民间资本供养效益低下的党产（党企）大金库，也变成权贵们掠夺民间资产的抽水机。

　　正如执政党垄断的银行是党企的坚强资金后盾一样。反正股民的钱和银行存款大都是老百姓的私房钱。

　　导致这一切的最根本原因就在于恶劣的制度，在于中共衙门及其官员所具有的排他式特权，在于作为中国最大利益集团的中共权贵阶层。他们是为了挽救独裁政权，更是为了自己的一夜暴富，才允许民间企业家跟在他们后面分到些利益。与此同时，他们又把私营经济置于政府垄断和准入限制的歧视下，把私人老板置于官权的78操控之下，既要保留又不让坐大，更不允许私营业主通过成立不受执政党操控的民间组织而成长为独立的社会阶层。稍有社会影响的私营老板就被统战到工商联中，成为党的花瓶兼诤友。

　　市场经济与政治民主的正相关关系，早已被西方历史的制度演进所证实。因为，自利是普世性的且难以根本改变的人性，逐利是所有商人的共同信条，关键在于如何用健全的社会制度来善待和规范这样的人性。只有在尊重人性和商业规则的前提下，用一视同仁的法治来规范自由竞争的市场，才是公平而高效的制度，既能保障私有产权和公平竞争，激发人类创造财富的欲望和能力，又能遏制权力干预、歧视性买卖和坑蒙拐骗，防止自利的人性走向无节制的不择手段的贪婪。

　　然而，大陆的市场改革和私有化却没有带来政治民主。之所以如此，绝非市场经济和私有化的罪过，而是独裁制度和跛足改革造成的“坏资本主义”之过，市场被权力干预所扭曲，私有化被权贵阶层所扭曲，于是，大陆的市场化必然变成现政权及其权贵对公共财产的瓜分和对民间财富的公开洗劫。

　　正因为私人老板的不干净的根本原因不在于他们本身，而在于恶劣的制度环境，所以指望不改变独裁制度和跛足改革模式而有干净的资本家，无异于痴人说梦。恰恰相反，中共权贵主导的“强盗式和裙带式相混合的资本主义”，他们积累的巨额财富不是靠商业智能、吃苦节俭、发明创造和公平竞争，而是靠特权掠夺全民资源；他们轻易到手巨额财富也不会用于造福民间和回馈社会，而是转移国外和尽情挥霍。正是他们牟利方式使寻租式的腐败变成一种准合法的制度安排，畸形的权力化市场无法与国际市场接轨，对全民资产的疯狂掠夺造成日益悬殊的贫富两级分化，没有任何道义上的辩护理由，老百姓的不满乃至仇恨的积累，使社会成为遍布干柴的危机之地。这一切负面作用，不仅正在摧毁现政权的合法性，而且瓦解了新制度赖以建立的人性基础。79

　　如果一任权贵们按照现在的权力市场化和权贵私有化方式来推动社会转型，那幺未来的大陆中国，既是暴富的权贵家族的天堂，又是广大无权无势者的地狱；既是诚实经商者的蜀道，又是欺诈投机者的阳关；是没有社会公正和商业信誉的弱肉强食的丛林社会，其血腥和野蛮与无耻和厚黑，远远超过西方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罪恶。

　　只有进行彻底的产权改革和政治改革，让宪法保障的私有产权得以确立，让宪政民主逐步取代一党独裁之时，被行政权力主宰的充满歧视的不公平市场，才会被权利平等和公平竞争的自由市场所取代。每个进入市场的人，既不用看权贵们的脸色行事，也不用为自己的财富战战兢兢，一双干净的手可以理直气壮地创造、拥有和支配自己的财富。80

　　跛足改革的“竞次主义”

　　中国式跛足改革带来的畸形结果之一，便是长时间的经济高增长却没有带来底层民众收入水平的同步提高，不但农民工的工资长期处在停滞状态，甚至近年来出现知识型劳动力价格大幅度下降的趋势，其中尤以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难和工资低最为突出。而在东亚的日本和四小龙的经济高增长时期，带来的却是普遍的工资高增长和均富。

　　比如，在日本经济起飞时期，工资成长速度比美国快 70%，仅用 30 年时间已经与美国持平。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也有将近 30年，但现在中国的工资水平仅是日本的二十四分之一，美国的二十分之一。即便现在的人民币币值被大幅度低估，预测在未来二十年内人民币能够升值三倍，中国的工资水平也只有美国的十分之一。

　　另外，与 90 年代才开始高速增长的印度相比，中国制造业的劳动力价格也要低 10%左右。在中国经济持续增长最快的时期（ 1992年到 2006 年），经济增长率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珠江三角洲地区的民工工资，竟然是 10 年没有上涨。

　　同时，中国的人均 GDP 远低于欧美发达国家，但中国经济却是全世界最浪费的经济，中国的能源使用率浪费是日本的九倍、欧洲的五倍、美国的 2.9 倍。

　　御用经济学家解释说，在中国加入全球化竞争的过程中，价格低廉的劳动力恰恰是中国在国际竞争中的最大比较优势，劳动力价格低廉是市场决定的。中国人口过多导致劳动力过剩，过剩导致价格低廉。也就是说，劳动力价格低廉的竞争优势来自市场定价的“物以稀为贵”。中国人多，劳动力自然就不值钱。81的确，农村人口占中国总人口的比例不低于 70%，过多的农村人口造就了庞大的农民工群体，似乎印证了以上解释。然而，这种市场决定论却无法解释大学毕业生的工资下降及其失业率。因为，即便近年来中国的高等教育不断扩大招生，但大学生在今日中国仍然只占总人口的 5%。就这个比例而言，大学生仍然是稀有人力资源，按照“物以稀为贵”的市场原理，大学生在劳动力市场上的价格理应不断攀升、至少不该不断下降才对。然而，近些年，一面是中国经济过热，

　　另一面是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形势越来越严峻，从而导致其工资的明显下降。 2005 年，中国大学毕业生的平均工资已经被人为地压到了每月 500-800 元的超低水平。

　　中国式的经济高增长带来的是两极分化的愈演愈烈，不要说那些通过权钱交易而一夜暴富的极少数权贵与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买不起房的最广大底层之间的分化，即便仅仅从合法收入的角度看，两极分化也极为严重了。比如，在民工工资的长期停滞和大学毕业生价格不断下降的情况下，那些特权阶层的收入却呈不断增长的趋势。近年来，服务于中共官僚体制的公务员工资呈现出刚性增长（只升不降）。 2 中央政权在 2004 年出台了新的公务员报酬政策，规定了各级公务员的月工资标准：科级三千，处级五千，局级八千，部级一万，俗称“三五八一”。而且，有些富裕地区的公务员工资早已突破了这一新标准。比如，据香港《亚洲新闻网》 2004 年 9月报道，北京市各级法院的法官和工作人员工资高得惊人，一个刚刚参加工作的普通书记员，月薪就高达 8000 元。所以，公务员职业早已成为大学生毕业生择业的最大热门。

　　与此同时，垄断性行业的职工收入远远高于其他行业，就连中共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步正发都不得不承认：行业间工资差距过大，金融、电力、电信、燃气、石油、供水、铁路、公路、民航、医疗、烟草等垄断行业员工工资过高、增长过快的问题比较突出。82一般情况下为 5-10 倍左右。比如，北京市去年城镇单位职工平均工资为 32808 元，而电力企业的一个处级干部的年收入就高达 30万-40 万之间，一个普通抄表员的年薪也高达 10 万，国有商业银行的人均年收入都在 10 万元以上。如果加上垄断行业的灰色收入和垄断福利，实际收入差距可能更大。

　　这说明，中国目前的两极分化，不仅是城乡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即便城镇职工的收入差距也在不断扩大。所以，今年“两会”

　　期间，多位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呼吁中央政府关注“垄断福利”。

　　比如，全国政协委员温克刚先生指出：垄断性行业形形色色的福利，本质上就是一种腐败。它的蔓延和扩散，隐含三大危机。首先，转嫁福利成本。垄断下的过高福利使一些行业亏损，它们就以亏损为由而不断涨价，涨价导致民众负担的增加，引发社会信任危机；其次，加剧社会不公平。每个垄断性行业都可以用特权为自己的职工谋方便，最终吃亏的是普通市民、农民等弱势群体。第三加剧国有资产的流失。垄断行业大都是暴利行业，但它的暴利不是自由竞争的结果，而是制度性垄断的结果；垄断行业的资产在理论上应该属于全民，但垄断福利却将大量额外好处量化给本行业职工。这无疑是另一种方式的国有资产流失。

　　在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来自内需增长，比如，内需对美国经济增长的贡献起码在 70%左右；而在中国， 1992 年后的经济改革，尽管政府不断号召扩大内需，但内需对中国 GDP 的拉动只占 40%左右。为什么？因为相对于中国经济的持续高增长，中国人的平均收入水平并没有同步提升，广大农民及其农民工的收入长期停滞；甚至近年来，城镇失业率大幅度上升，导致职工收入的低增长和劳动力市场价格的下降。

　　在内需严重不足的情况下，中共维持 GDP 高增长的秘诀有二：

　　一是不断加大政府的财政投资，二是千方百计地吸引外资和鼓励出口，中国经济对国际市场的依赖度日益加深。加入 WTO 以来，中83国似乎越来越成为经济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外贸额和引进外资额不断冲上新台阶，外汇储备和外贸顺差也在同步高速增长，中国经济对国际依存度已经高达 70%。甚至可以说，离开了经济全球化，中共政权引以为傲的 GDP 高增长将不复存在。

　　中国固守的跛足改革使中国加入经济全球化的效应产生了巨大的分裂：一方面，最大受益者是中共政权，其次跨国公司，再次是中国的垄断企业及其富豪；另一方面，最大的受损者却是廉价的中国劳工群体。巨额的外贸顺差和引进外资，不仅让中国经济保持了高增长，而且让中共政权的钱包迅速鼓涨，为中共政权的独裁稳定和金钱外交提供了充裕的经济基础。

　　换言之，中国在变成世界工厂的同时，也变成广大劳工的血汗工厂。中国的“血汗工厂”，不仅源于人口庞大而带来的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压力，更源于劳工权利保障的极度稀缺，是政治、经济、社会的全面不平等综合作用的结果。如果说，中国“打工妹”的过长工作时间和过低的工资收入，是人为的制度性“血汗工厂”；那么，中国“煤黑子”的过多死亡和过少赔偿，就是制度性的“预约死亡”。

　　按照全球化时代国际通行的竞争力评价标准，世界各国在全球经济竞争中获取竞争优势的方式有两种──竞优方式和竞次方式。

　　竞优方式是指：不断健全本国的法治环境和改善经济环境，不断地提高本国国民的人权保障水平，不断加大科技、教育、人才培训等投入，不断提高环保水平。其结果，既能普遍地增加本国人民福利，也能提高经济的生产率和竞争力。在这里，提高生产率和竞争力不过是手段，而增加本国民众福利才是最终目的，也是衡量经济发展质量的核心指标。

　　竞次方式与竞优方式恰恰相反，它是权贵利益导向而非公平竞争导向，是权力干预而非市场选择，是官权过大而民权过小，是以潜规则来代替明规则，是保护黑箱交易而限制透明竞争。其结果，84它以优惠外企而歧视本土企业的政策来吸引外资，廉价出卖本土利益；它以偷窃式引进代替合法引进，带来的是走私猖獗和损害知识产权；它以盲目引进代替精密论证，造成大量民脂民膏的浪费；它以放任自然环境的破坏来维持经济高增长，导致损害整个国家和子孙万代的长远利益的破坏性发展；更重要的是，它以践踏基本人权来剥夺本国劳工阶层的权益，结果是人为地压低工人工资和取消劳工的基本劳动保障；它以跛足的技术模彷代替均衡的制度创新，结果是把中国的现代化转型引向歧途。

　　显然，以竞次手段来赢得国际竞争中的价格优势，是一种突破商业伦理和市场规则的底线的竞争──不惜以严重损害本国劳工阶层的基本人权为代价的竞争优势。所以，在这种既无外在的法律约束、也无内在的道德自律的竞次游戏中，比的不是谁更优而是谁更次，不是谁的人力资源更优秀、价格更高，而是谁的人力资源更低劣、价格更低。一句话，比的是谁更冷酷更无耻更残忍，更有胆量和能力践踏人类文明的底线。在“竞优”和“竞次”两种不同的竞争策略的背后，前者蕴涵的价值观是对人的珍惜而后者表达的是对人的蔑视。也可以称为践踏生命价值底线的竞争。

　　以竞次方式赢得的所谓竞争优势，不过是以暂时的高效率代替了长远的高品质，以公共道德和人的综合素质的不断恶化代替了持续优化。所以，当下中国的资本原始积累之野蛮远甚于西方的早期资本主义。独裁下的经济高增长让绝大多数百姓承担了巨大综合代价，即便不提环境汙染、资源浪费、腐败横行、金融坏账和道德沦丧等代价，仅就社会公正的严重受损而言，中国 GDP 高增长的代价也是未来中国难以承受之重，甚至可以说，中共主导下的 GDP高增长沾满了弱势群体的血泪。85

　　从禁书看中共的合法性败血症

　　在没有言论出版自由的中国，有专门负责言论管制的意识形态衙门，党有中宣部，政府有新闻出版总署和广电总局。它们对图书出版的例行管制措施，就是每逢岁末年初都要召开出版界的内部通风会。会议召集者是中宣部和新闻出版总署，参加者是全国各地的宣传部、出版署的官员，全国各大出版社和着名刊物的头头。会议要按照中共的“政治正确”来总结过去一年的出版工作，而每年的总结都少不了开出一份“禁书单”，由新闻出版总署分管出版发行的副署长来宣布。被点名的书籍，不得继续印刷发行；被点名的出版社，轻则检讨和罚款，重则撤职，再重关门。

　　这几年，海内外知道的着名禁书就有：李佩甫的《羊的门》，王跃文的《国画》，岳建一编辑的丛书《中国知青备忘录》，卫慧的《上海宝贝》，吴思的《潜规则》，春桃夫妇的《中国农民调查》，章诒和的《往事并不如烟》，阎连科的《为人民服务》，余世存的《非常道》，北岛的《失败之书》，徐晓的《半生为人》，等等。还有一些中共前高官的回忆录，根本无法在国内出版，只能拿到香港去出，如，《吴法宪回忆录》，老左派邓力群的《在中南海十二个春秋》等。

　　三联书店杭州分销店 2006 年因盗版《在中南海十二个春秋》被吊销执照。

　　可以说，禁书是中国体制的必然，绝大多数国人已经见怪不怪；出版社和作者虽有不满，但出于生存的需要，也大都保持沉默，自然不会引起舆论风波。然而，年年有禁书，今年却不同，着名作家章诒和女士的公开抗议打破了以往的普遍沉默。

　　在今年的例行通风会上，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邬书林点了八本86书，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章诒和女士的《伶人往事》也在其中。

　　邬副署长还特别不点名地强调：“这个人已经反复打过招呼，她的书不能出， ??你们还真敢出??对这本书是因人废书。”

　　章诒和女士得知自己的书再次被禁后，公开发表了《我的声明和态度》，对“因人废书”提出强烈的抗议：“这次，邬先生没有对《伶人往事》做出任何评价，却对我本人的个人权利进行了直接的侵害。我们的宪法有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他的‘因人废书’，直指我本人，直接剥夺我的出版权，而这是一个公民的基本权利。”

　　与此同时，另一位禁书作者胡发云也起而维权。他给新闻出版总署写信，要求官权堂堂正正摆明禁书的理由，不要再搞偷偷摸摸的类似黑道打闷棍的禁书方式。遭禁作品《我反对：一个人大代表的参政传奇》的传主姚立法，已经将禁书寄给胡锦涛和温家宝并投书申诉。

　　章诒和的声明一出，顿时引发知识界和网民的支持，上海剧作家沙叶新、北京作家邵燕祥﹑北京学者陈小雅、浙江记者昝爱宗、北京学者余世存、北京律师浦志强等一大批人士纷纷公开发言，网络上关于禁书事件的点击率超过十万，上万网民发出跟帖，支持被禁作家的抗议和起诉新闻出版总署及邬书林。

　　一禁就是八部，同一位作家连续三本书被禁，怪不得着名剧作家沙叶新先生在《支持章诒和，正告邬书林们》一文中，把邬书林等意识形态官员称为“精神刽子手”。然而，在我看来，这些意识形态官员，统统患上了合法性败血症，霸道是霸道，但因于法无据、与理相悖，只能霸道得浅薄而怯懦──理不直、气不壮。

　　说他们浅薄，乃因他们的权力狂妄。面对利益分化和价值多元的现实，面对道义在民间和民间评价标准日益独立的时代，他们仍然故步自封，总以为自己大权在握就可以为所欲为，他们践踏基本人权的恶行就可以通行无阻，而被整肃的无权者只能忍气吞声。然87而，他们恰恰被权力傲慢蒙住了双眼，看不到民间社会的巨大变化，还以为中国仍然停留知识人任由摆布的毛时代。他们在严重地高估了权力的威慑力的同时，也低估了知识分子捍卫个人自由的决心和勇气；他们在严重地高估了封杀效力的同时，也低估了互联网时代民意表达的难以封杀。

　　说他们怯懦，源于禁书没有任何法律的道义的依据。所以，堂堂政府机构却不敢公开禁书，而只能玩弄幕后的黑箱操作，禁书令不敢拿到媒体上公开，只能以内部的通风会宣读、电话打招呼、口头传达的形式进行，还不许录音，不留文字，但必须牢记脑中；堂堂副署长邬书林训斥湖南文艺出版社时，居然不敢直呼“章诒和”

　　的名字，而是用“这个人”来代替。多可怜的官僚，一面耍威风，一面说黑话，权再大，也是不敢见光的黑社会。所以，这个老大的执政党只能像地下党一样偷偷摸摸地干脏活。

　　更怯懦的是，当这种黑社会式官权遭遇无权者的公开反抗，官僚们大都是缩头乌龟，从来不敢公开回应那些公开挑战官权的良知。去年的“冰点事件”，中宣部和团中央的官员不敢回应李大同和卢跃刚的公开挑战；今年的“禁书事件”，新闻出版总署及邬书林们也不敢正面回应章诒和的挑战。

　　与官权的懦弱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章诒和女士却是无权者无畏，非要向邬书林讨个公开的说法。有权者的阴暗与无权者的阳光，可谓黑白分明。黑暗中的小官僚如同躲在阴影里的鬼魅，白昼中的个人如同阳光下的天使。 1 月 24 日，章诒和再次公开发言《我没

　　有了退路──关于“声明”的说明》，要求邬书林公开回答：“一，您是否在会上点了我？二，您是否说了‘这个人的书不能出’这句话？三，无论是封杀我，还是封杀书，您能否启动法律程序通知我，我随时恭候。”

　　从禁书事件中，我看到两种恐惧和一种勇气。一是多年来的大多数被禁作者的沉默，说明政治恐怖仍然让人心有余悸；二是当权88者不敢公开回应无权者的挑战，说明了官权对大势所趋民心所向的畏惧；三是章诒和的公开反抗与民意对章的公开支持，说明官权的整肃不再具有杀一儆百的威慑效应。

　　一句话，自六四以来，北京政权就患上了道义合法性败血症，穷的只剩下蛮横的权力，也只能喂养一群干脏活、怕见光的官僚，除了谎言，再无其它资本为自身辩护。若不是患上这种败血症，领导着一个正在崛起堂堂的大国的老大执政党，何以处处表现出草木皆兵的恐惧和虚弱，以至于，恐惧到禁书、封网、整肃冰点、把盲人维权者陈光诚投入监狱；虚弱到满口谎言、不敢正面回应一支笔的挑战。

　　现在的中国，民间的饭碗来自市场而非官赐，知识分子的信誉来自民间而非册封。所以，官权在变，变得越来越越缺乏道义自信，虽然恐怖政治依旧，但残暴性和威慑力都在不断下降；民间在变，反抗官权的勇气在不断提升，虽然恐惧仍如魔影四处游荡，但敢于冲破魔影的反抗者也越来越多，他们愿意为捍卫自己的尊严和权利而付出代价，致使官权通吃的时代一去不返。89中共寡头独裁的衰败

　　温家宝关于尊重创作自由的一次讲话，俞可平关于民主好的一篇文章，似乎再次引发外界对中共高层启动政改的预期，然而，只要中南海的黑幕一天不肯拉开，无论主人换成谁，都不会有奇迹。

　　因为，能够踏进中南海的人，个个都是现行制度的最大受益者，只要社会危机没有严重到危及政权稳定的程度，特别是，当国内外的压力没有强大到足以逼迫当局做出重大让步时，中南海寡头们无心、亦无力跨越邓小平确定的三条政治底线：党权至上、跛足改革、权贵利益。

　　但是，当个人极权过度到寡头独裁，二者之间还是有诸多差别，其中最大不同在于：个人极权体制中，党魁的个人意志及其利益，具有绝对的压倒性和排他性，其他人在党内权争中的损益，完全取决于是否有助于党魁利益的最大化；高层中的其他官员之间的权争，主要是争取极权者青睐的竞争，而能否得到极权者的青睐，其判断的标准主要来自极权者个人的主观认定，就象毛泽东时代，只要老毛怀疑某人的忠诚，一句话就可以将此人置于死地，不可能出现类似邓小平与陈云之间的讨价还价，更不可能出现江、胡时代的几个常委几条心的局面。

　　首先，寡头独裁体制的最大特征之一是各寡头之间的相互牵制。尽管党魁的权益重于其他寡头的权益，但并不能重于寡头集团的共同权益，也就是党魁意志不再具有绝对的压倒性和排他性。所以，党内权争的结果，不会是毛时代的赢者通吃的游戏，而是谁也无法独占熬头的相互牵制。毛泽东可以为所欲为地打到任何政治局常委，受到陈云等元老制约的邓小平却不能想打倒谁就打倒谁，邓90必须在取得陈云的支持后才能非程序地罢免两任总书记。到了江泽民和胡锦涛，纵然二人有心清除某一政治局常委，也不可能具有超越中共党内程序的权力。现在的中共高层内部，寡头们绝不允许某人独占最高权力。所以，在邓小平时代，废除终身制仅仅是邓的姿态，而到了党魁更弱势的江时代，定期交接班开始走上制度化。

　　其次，无论中共寡头内部的权力之争多么激烈，也决不敢公开其黑箱中的恶斗。在寡头独裁时代，无人能有毛泽东式权威，可以将党内权争公开化，并将其解释为两条路线之间的你死我活的争斗，发动全民参与清除政敌的运动，而无损于毛对政权的绝对控制权。邓小平没有毛式权威，也很反感文革式群众运动，所以，他决不会用发动群众运动的方式来搞垮对手，而是采取老人帮集体裁决的方式废掉了两任总书记。江泽民时代的党内权争，清除政敌的方式再次发生了巨大改变，不是将权争内幕公开化政治化，而是把反腐败作为高层权争的主要手段，也就是对党内权争进行法律化程序化的包装，要么将权争转化为反腐败（陈希同案和陈良宇案），要么将权争转化为合程序的权力交替。

　　第三，在高层内部的权争中，寡头集团中的强势一方，可以抛出某位高官来打击对手，但决不会抛出任何一个寡头，更不会轻易地让某寡头身败名裂，无论此寡头的公众形象多么臭名昭着。比如，形象、智商和能力欠佳的李鹏、黄菊、贾庆林等常委，如果他们能提前出局，绝对有利于中共政权的道义合法性重建，而他们之所以都能够“圆满”结束任期，就在于任何一个寡头的中途倒掉，都将危及寡头集团的共同利益，弄不好就会是多米诺骨牌效应的出现。

　　第四，寡头独裁决不允许任何威胁政权稳定的因素自发成长，无论是来自党内还是来自民间。因为，只要是独裁制度，无论是何种类型的独裁，其统治必然与人的自由为敌、与民意为敌，它不仅蔑视人的自由尊严和民间权利，而且把任何来自民间的自发维权言行视为敌对势力。中共习惯于垄断一切，它不允许内部权争损害其91共同利益，更不可能允许民间自发的维权运动威胁权贵们的既得利益，不要说不同于官方定调的民间诉求，将被专政机器镇压，就是那些官民共同关心的社会问题，中共寡头可以说，且一旦说出就是了不起的思想创新，而民间却不可以说，且一旦说出就可能遭到整肃甚至身陷囹圄。

　　第五，任何一个政权，一旦其软实力（道义合法性）严重不足，无论它手中还握有多么强大硬实力，也不足以真正让民间臣服。而六四后的中共独裁，正是合法性不断颓败的统治，也是威慑力不断降低的统治。无论寡头集团多么仇恨民间自发力量的成长，也无论它打压民间力量的出手多狠，也无法改变其镇压效力递减的颓势。

　　也就是说，当它已经拿不出足够的软实力来吸引民众的自愿认同，它也就再没有足够的硬实力完全封杀民间的声音。

　　现政权软实力的急遽流失，权力在官府而道义在民间的大势不可逆转，靠发动大规模群众运动来实施恐怖统治，既缺乏现实的可操作性，也不符合权贵阶层的利益，所以，六四后的恐怖统治，只能越来越倾向于秘密警察的方式，依靠的是日常化个人化内在化的恐怖，一般情况下，让外在恐怖渗透到日常生活的细节里，转化为个人的内在恐惧和自我监控。

　　然而，在国际大势和国内民间的综合压力之下，已经步入合法性黄昏的中共独裁，很难彻底压制住权利意识觉醒的民间力量。所以，除了仍然保持着硬性的暴力恐怖之外，也不得不进行柔性的利益收买，还不得不时常以开明姿态来装饰自己的私利。从长远看，伴随着寡头独裁的道义劣势与内在虚弱的日益加深，必然是民间运动的道义优势和自发动力的逐渐成长，绝非管制效力日益降低的禁令所能灭绝。

　　所以，一方面，政治上的机会主义和翻云复雨的收放权术，必然变成寡头独裁的统治常态；另一方面，统治者装模做样地发号施令，被统治者装模做样地服从，而一旦被统治这不愿在配着统治者92装下去了，寡头们的内在虚弱便一览无余。君不见， 2006 年初的“冰点事件”， 2007 年初的“禁书事件”，几支决不屈服的笔，就让中共意识形态衙门及其官员陷于进退失据的窘态。

　　基于此，我对未来中国抱有的乐观期待是：在当下中国推进政治转型，与其向上仰望中南海的主人，不如向下关注并推进民间自发力量的成长。只要私有化和市场经济带来的民间生长不可逆转，就将生长出足以逼迫统治者启动政改的民间力量。

　　令人欣慰的是，经过共产革命的全球大溃败，更经过将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今日国人对市场经济和私有产权的自发认同，今日国人捍卫的私有财产的决心和意志，已经超过中国现代化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遥想现代中国，以胡适先生为代表那批最坚定的自由主义者，大都仍然是经济制度选择上的社会主义者；看今日中国，不要说那些先富起来的大款和白领，就连城镇的平民和农村的农民也懂得私有财产的不容侵犯；不要说政治自由主义者们极力宣扬私有化和市场经济，即便那些每天乞灵于毛泽东遗产的新左派们，也决不会卖掉私家车来帮助穷人，更不会让个人财产被官权以均贫富的理由而强制没收。

　　而当私有产权和市场经济变成中国民众的主流共识之后，保障个人自由和限制政府权力的政治自由主义也将逐步变成多数共识。

　　现在中国的此起彼伏的底层维权事件，大都因其经济利益受损而起，事实上，那些为保护个人财产而奋起维权的草根们，尽管，他们可能连政治自由主义的常识都说不清，但他们的维权行动本身，就是在用生命来捍卫个人权利，也就是在用行动来践行政治自由主义。93

　　从革命党到利益党

　　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共是彻底的革命党，打天下靠的是暴力革命，坐天下靠的是不断革命，阶级斗争是纲，大公无私是德，其化私为公的彻底程度曾致使个人一无所有。然而，人性本身的物质欲望和自利自私是无法完全泯灭的，无论是暴力压制还是道德改造，也只能收到短期效果，而不可能行之久远。

　　所以，当共产乌托邦随着毛泽东的死亡而破灭之后，中国就进入化公为私和言必称利的时代，一个被压抑的自利欲、占有欲和挥

　　霍欲全面释放的时代。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理性沦为不择手段的惟利是图，个人的自利意识迅速膨胀，以至于泛滥成灾，被压抑的人欲无节制地释放，以至于如决堤洪水般冲毁所有道德防线。

　　在改革以来的利益化大潮中，私人领域的自利自私和物欲横流仅仅是小菜，而把公权力变成权贵集团牟取私利的工具的化公为私才是盛宴。在最不应该私有化的公权力领域恰恰是化公为私的重灾区，最大示范效应恰恰来自权贵阶层毫无节制的贪婪。也就是说，政治权力私有化支撑着经济上的权贵私有化，公权和公益统统变成牟取私利的工具，作为公权力的党权、军权、政权和法权，作为社会公器的媒体、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全部变成特权集团牟取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私具。

　　一切向钱看

　　中共已经由六亲不认的革命党变成赤裸裸的利益党。

　　利益党的第一特征是党国整体利益的空壳化而权贵个人利益的实心化。跛足改革造就出从中央到地方的大大小小权贵利益集94团，而党中央所代表的党权整体利益则越来越部门化和地方化，最终落实为家族化和个人化，即利益分赃最终要量化到一个个具体的权贵家族及个人。

　　利益党的第二特征是权力关系和决策方式的利益化。自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六四之后，虽然独裁依旧，但寡头集团的统治并不狂热，实用主义代替了理想主义，基于利益至上计算的技术统治代替了基于乌托邦狂热的政治动员，而且独裁理智对统治成本的计算越来越精细。中共通过对权力的交接和分配的体制的自我调整，使中共高层的权力格局及其决策机制有所变化。一方面，个人极权变成寡头集体决策，寡头之间自然要进行讨价还价的交易，其决策必然要兼顾左中右的平衡，从而形成党国密室内的各寡头之间的权力制约。另一方面，定期交接班机制代替了权力终生制，形成代际之间的互补互救，每一代接过最高权力的新权贵，仅仅出于收买民心和巩固权力的需要，也会对前任执政的弊端作出某种权宜性的补救，从而使独裁统治具有一定的灵活弹性和纠错功能。

　　另外，从官僚们的个人从政激励上看， “无私忘我” 变成“利欲熏心”，乌纱帽主义代替了理想主义，利益效忠代替了政治效忠。

　　效忠是为了利益，升官是为了发财，跑官买官卖官一条龙作业，以权谋私的腐败已经变成了通行于中共官场的潜规则（权力寻租、 挥

　　霍浪费和包二奶），以至于， 2004 年 2 月出台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不仅有大量针对经济问题的处罚规定，而且不得不把”

　　包养情妇“列为惩罚条款。

　　同时，基于统治成本的计算，中共在面对西方国家时不仅学会了用利益交换代替意识形态的对抗，也是学会了“伪善”，学会了与西方政要勾肩搭背。比如，在人权问题上，中共学会了与西方国家进行定期对话，学会了通过逼迫着名异己分子流亡而达到一箭双凋的目的：既放其一条生路，以讨好国际主流社会和降低国际压力，又清除了直接的政治对手，在国内民众中贬损了异己人士的道义形95象，避免了制造具有道义感召力和国际知名度的民间英雄，从而削弱了民间反对力量的社会凝聚力和动员力。

　　总之，利益党对统治成本的精打细算代替了不计成本的任意粗放，官员个人对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贪婪代替了为党国利益的无私奉献，所以，利益党的统治必然是极端机会主义的统治，机会主义又必然使今日中共独裁呈现出模煳多面的特征，混沌灰色代替了黑白分明，政策的不断调整代替了走极端的一条道跑到黑，官员的灵活多变代替了僵化的千人一面。除非遭遇非常时刻或由于过度的权力恐惧而作出疯狂的决策，否则的话，它已经极少采取公开化的运动方式，而是越来越黑箱化、双面化。尽量避免可能引发危机总爆发或可能带来全局性灾难的极端，提高了应对国内外危机的权宜性能力。

　　利益党统治的极端机会主义性质，恰恰表征着独裁政治的末日景观──制度本身的漏洞百出，统治的合法性及其效力的迅速流失──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基于惟利是图的权宜性合作。小康承诺购买到的效忠，恰恰是烂透了的灵魂，在利益至上的驱动下，几乎没有一个官员是清白的、没有一分钱是干净的，没有一个字是诚实的。

　　所以，中共的这一切手段，都是独裁者维持最后统治的权宜之计，根本无法长久支撑这座已经出现无数裂痕的独裁大厦。96从太监党到秘书党

　　古代中国，有专横跋扈的皇亲国戚和太监党，大内总管是“太监党”的头目。大总管的官阶不高，但他最接近皇帝，也最受皇帝的信任，故而，他往往具有一人之下而万人之上的巨大权力，为非作歹起来，别有一种正常人所没有的凶残

　　和狡猾。类似秦朝的赵高、唐朝的高力士、明朝的魏忠贤和刘瑾、清朝的李莲英和安得海等大太监，无一不陷害忠良和为非作歹，擅权弄权和以权谋私鱼肉百姓和贪汙腐败。

　　今日中国，有贪婪腐败的太子党和秘书党。虽然，今日中国是党天下代替了家天下，党奴代替了家奴，但秘书们在利用最接近高官的优势这点上，古今一脉，没有实质性区别。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办主任和各类首长秘书，不仅在位时具有特殊权力，而且日后大都能靠着主子的恩宠而飞黄腾达。秘书群体中的擅权弄权和贪汙腐败之徒，也必然层出不穷。

　　最近，又出现一起备受关注的“秘书党”腐败案。

　　8 月 24 新华社报道，上海市宝山区委副书记、区长秦裕，因涉嫌高达 32 亿社保基金的严重违纪，正在接受调查。 8 月 30 日中新网报道，秦裕已经被免去全部党内职务，包括中共宝山区委副书记、常委、委员，其行政职务的任免也正在办理。

　　“秦裕案”之引发海内外媒体的高度关注，不仅因为此案发生于上海，更在于秦裕曾经是中共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的前秘书，让人不能不联想到中共十七大前的人事之争。如果进一步的调查证明了秦裕涉及犯罪，陈良宇的命运如何，难以断言。

　　秦裕的身份，让人联想到中共官场的“秘书党”现象。然而，97为了保护高官的形象和权益，“秘书党”的丑闻也大都被封锁在黑箱中，只有极少数出身秘书的腐败官员被公之于众。即便如此，近年来曝光的秘书党腐败案也有几宗。

　　1994 年宣判的湛江特大金融集资诈骗案，其后台就是前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时期的北京市委市政府的五大秘书，但这些秘书并没有遭到公开惩处；当年，有一个受到公开惩处的秘书党成员是海南省政府副秘书长李善有，他因受贿罪和诈骗罪被判处死缓。

　　1995 年宣判的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案，主要涉案人北京市副市长王宝森畏罪自杀，致使陈希同案的主要线索中断，所以，判处陈希同 16 年徒刑的证据，仅仅是收受礼物和公款挥霍，很难令人信服。卷入该案有多名秘书出身的高官和在职秘书：原市政府秘书长、市人大副主任铁英；陈希同的大秘书王小贝，时任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并兼市委副秘书长，掌握人事大权。陈希同的秘书陈健原为市委一个普通机要通讯员，却因深受陈希同的重用而惯于擅权；八十年代曾当过陈希同秘书的高启明，在陈希同当上一把手后就被提为县委书记、市农委副书记，后任中资香港某公司总经理，与王宝森来往极为密切，案发后逃往国外；还有王宝森的秘书闫振利。

　　1996 年宣判的山东泰安市党政高官集体腐败案，涉及泰安原市委副书记、市委秘书长、副市长、公安局长等 6 人。被判处死缓的主犯是市委书记胡建学，他曾是中共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姜春云的秘书，姜春云在进京前任山东省委书记。

　　至今仍然在加拿大的“远华案”主犯赖昌星，他在接收记者盛雪采访时说：他结交的中国党政军警要人不计其数，上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国防部长，公安部副部长，下至福建省委书记、公安厅副厅长、厦门海关关长。

　　他之所以能够结识这些权贵的秘诀之一，就是收买高官的秘书们。

　　据他自己统计，有交情的高官秘书多达八十三人，其中包括江泽民、朱熔基、罗干、曾庆红、吴仪等高官的秘书。98中国官场的“太子党”现象，早在九十年代初就成为街谈巷议的话题。而“秘书党”现象引起普遍关注，源于 2000 年河北省国税局长“李真腐败案”。就我有限的浏览而言，中共媒体对李真案的报道之详尽，可谓同类案件之最。所以，通过李真案，多少可以窥见“秘书党”是何等猖狂和贪婪。

　　读中共主流媒体（新华社）报道的李真案，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李真被文革式大批判所淹没，其人品与官德，可谓一无是处。那么，以中共的一贯伟光正形象，也以中共对干部的高标准严要求的自我标榜，这样的揭露岂不是自我讽刺或自我羞辱：为什么提拔官员时总是看走了眼？为什么把那么大的权力交给那么恶劣的人？为什么要让这些蛀虫败坏党的英明？

　　在新华社 2003 年 4 月 4 日对贪官李真的报道中，一上来就是这样的定性：“有人称他既是‘政治暴发户’又是‘经济暴发户’”。

　　此人只有中专学历（显然与干部知识化的要求不合）， 28 岁当上省领导秘书（此条符合年轻化），这是他起家的最大资本， 7 年内跃升至正厅级河北省地税局局长。年轻轻的就狮子口大打，受贿钱物总金额 1051.09 万元。如此，“他迅速蜕变堕落为巨贪。”

　　真的是蜕变堕落吗？堕落的前提是曾经好过，后来变坏了。而从新华社的报道中却一点也看不出来，反而给读者的印象是：这个李真，从根上就很坏。不信请看这些描述：

　　“（李真）作风一贯霸道，飞扬跋扈，在机关中口碑很不好；多年跟着省领导当秘书，没有学会对自身的严格要求，他却学会了‘摆谱’、训人，俨然是‘二书记’。”

　　这说明，他从步入官场当秘书时就不是什么好人！再加上官场这个大染缸，学坏容易， 学好极难，如同大诗人李白所感叹：“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怎么能不更堕落。民间俗语曰：“一阔脸就变”。

　　而我以为，只有在这种专门纵容人性之恶的制度环境中，李真之流才会“一阔脸就变”。99

　　另据大陆其他媒体报道：“李真过去经常以'河北第一秘'自居，不择手段地要当领导秘书。”最后终于如愿以偿，当上省委书记程维高的秘书。在河北省内，李真居然具有“让谁上谁就上，让谁下谁就下”的大权，全不把那些市县和厅局级官员当回事。他动不动就对这些官员说：“我这回跟你谈了半个小时，可是高看你了”。他还居然敢对其顶头上司的秘书长说：“你当秘书长，还不是我一句话。”无怪乎他过生日，多位市委书记和厅局长亲自或派人前往送寿礼，动辄进贡几万元。

　　李真还有一种“至高无上”的幻觉，认为自己很快就能爬上“封疆大吏”、甚至“副总理”的高位。也难怪，仅仅 7 年时间，他就连升 6 级，由科员升任权力极大和油水丰厚的正厅级官员──河北省国税局长。而正厅级离封疆大吏仅有两级，离副总理也就是 3级，即便有难度，再有 7 年，也足矣。

　　李真还专为二奶在北京购买豪华住宅供两人姘居，还曾被派出所捉奸在小轿车里。他开诚布公地对老板们说：“你在商界需要权力支持，我在官场也需要经济支持，我支持你赚钱，你支持我从政，我官越做越大，你钱也越赚越多”。何等透彻自白的权钱交易论！

　　李真为什么如此窜升？文中给出的回答是：他“到处招摇撞骗”、“一直作假欺骗”领导和下属。他假冒高干子弟，做假文凭、编假档案、拼造与中央大员的合影；他任河北省国税局长期间，以大量的虚假账目作为“政绩”，一直对上级说谎，骗取上级的好评。

　　莫非他的上级都是白痴？对李真在官场上的 7 年作假毫无察觉，以至于在他被双规前的 3 个月，他还通过了“三讲”，被评为河北省先进工作者，上台领奖。

　　多讽刺，揭露靠作假升官的官方报道，也在作假！

　　如果李真的背后没有大靠山，如果他在当秘书时没有一套超人的讨好主子的本领，如果中共官场不是大染缸，李真的一切“堕落”，怎么可能！官方媒体对贪官们的揭露，之所以要采取“子为父隐臣100为君隐”的春秋笔法，一是为了证明贪官只是个别的，二是为了保护更高级别的官员，三是掩盖制度性弊端。

　　谁给了李真这样的骄横跋扈之人以丰厚的权力资本？显然是重用和提拔李真的省部级高官程维高；在这位封疆大吏的背后，是官场的效忠、亲疏、人治之规则以及一张纵横交错的关系网。

　　类似李真这样的秘书党贪官，在一省之内的地位，就类似受君王信任的太监。要不然，他在那些市县厅局级官员面前，凭什么那么嚣张？那些官员干吗要拍他的马屁？

　　在已经放弃共产理想的中共官场，正在高调回归帝制传统，拍不完的宫廷戏，几乎部部走红；写不完的“王道政治”劝进书，已经成为新儒们的职业；由地方大员主持的祭孔、祭皇帝陵的盛大仪式，愈来愈频繁地上演；中共高官们的公开露面，也越来越喜欢类似皇帝出巡的排场；受到首长重用的秘书，也越来越象帝制时代受皇帝重用的太监。他们虽然级别不高，但有最为接近君王的便利，如果把君王侍弄舒坦了，就能左右皇帝，握有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力，上至首辅、下至县令的文武百官，皆要孝敬这个“小小的太监”。

　　古代中国有太监党，当代中国有秘书党。101

　　崩溃论与稳定论的互补

　　六四屠杀，是中共基于权力恐惧而采取的极端保权措施；六四后，政权稳定成为中共统治的首要目标，因为，只有政权的稳定才能保证权贵阶层的既得利益。正如太上皇邓小平最着名的圣谕所说：“要像珍惜眼睛那样珍惜来之不易的稳定”。但这不过是强权下的独裁秩序，将社会公器变成权贵阶层牟取私利的私具。那些跟着权贵们强调稳定的知识精英，也绝非为民众和国家的利益着想，而只是基于既得利益的考虑来为权贵们站台。

　　说白了，为了使掠夺、镇压和屠杀合法化，就必须编造出一个似是而非的藉口，这个藉口就是“稳定压倒一切”。为了稳定，中共采取镇压与收买相结合的策略，一方面，通过镇压、严控等手段把民间反对活动扼死在萌芽中，通过言论管制把自由知识分子边缘化；另一方面，中共不惜大把花钱，对内买稳定，收买精英和中心城市；对外买友谊，收买西方大国和无赖小国。

　　对内，“稳定论”成为中共意识形态宣传的核心，成为中共拒绝政改和迫害人权的魔咒，也成为大陆的权威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的重大分歧之一。为了平息民意批评、压制民主诉求和误导社会舆论，中共宣传机构及其御用精英会说得天花乱坠，由 GDP 优先到科学发展观，由宣传“温饱小康”到营造“和谐盛世”，由“三个代表”到“新三民主义”，从“韬光养晦”到“和平崛起”，但万变不离其宗，拒绝政治改革的所有理由最终归结为一个理由：在国情的制约下，急于政治改革不利于“社会稳定”。每次两会的总理记者会上，一旦外国记者提出“六四”问题，无论是朱鎔基还是温家宝，都以“稳定比甚么都重要”的理由，为大屠杀辩护。更是为了102“稳定”这一最大的政权利益，对互联网时代的民间议政潮流，采取越来越严厉的网络管制，文字狱每年都有；对近年来兴起的民间维权活动，自然也要采取强力镇压的策略，而且，官权碍于合法性困境，甚至越来越经常采取黑社会手段打压维权人士。

　　对外，“稳定论”成了中共应对国际批评的护身符。美国批评中国人权恶化，中共祭出“为维护来之不易的中美关系的稳定，应该以对话代替对抗”；台湾政府推动“去中国化运动”，中共指责阿扁破坏“台海局势的稳定”；香港民意反对 23 条立法、要求政制改革，北京指责“香港民主派反中乱港，破坏了香港的稳定和繁荣”。

　　“稳定论”的背后是典型的敌视民意和罔顾人权的独裁逻辑，它从来不问民间诉求是否合法合理合情，而只问党国及权贵利益是否得到保护，是否有利于一党独裁的稳定。所以，自由民主就是动乱，因为自由使个人自主和社会多元化，民主使权力垄断变成权力分享；自发生长的民意表达和人权诉求也是动乱，即便是以和平方式表达的和平内容，也会被独裁者视为威胁稳定的敌对势力，必须将之消灭于萌芽状态。所以，不进行六四大屠杀，中国早就天下大乱了；六四后，不镇压民主党和法轮功、不压制失业者和农民的权益诉求、不堵截上访者、不严控异见人士、不封锁信息和网络、不制造文字狱、不抓捕维权律师??也将引发社会动乱。换言之，在独裁者眼中，只要是民意的自发表达，无论这表达采取何种方式，统统都会被中共政权及其御用精英们视为“添乱”。

　　自由民主是动乱，因为自由使个人自主和社会多元化，民主使权力垄断变成权力分享；自发生长的民意表达和人权诉求也是动乱，即便是以和平方式表达的和平内容，也会被独裁者视为威胁稳定的敌对势力，必须将之消灭于萌芽状态。

　　以中国目前的官权太强而民权太弱的现状而言，即便是八九运动那样的浩大声势，也不会走向导致天下大乱的暴力革命。而且，民间首选的维权方式大都是循合法途径，只有在合法途径毫无效果103之后，才会采取没有经过公安局批准的街头维权，极少数陷于绝望的民众才会采取激进维权行动，如自焚、冲击县乡政权等。在民间维权中，民众与官方执法人员发生肢体冲突，大都由执法人员的野蛮镇压引起。

　　中共不断强化“稳定论”，西方却流行“崩溃论”。六四刚过，几乎无人相信，一个在光天化日之下对徒手民众进行大屠杀的政权能够长存，所以，许多人都预言中共政权将很快走向政治崩溃。然而，谁也没想到，中共政权非但没有很快崩溃，反而很快地熬过了最孤立的外交困境，并在远较八十年代激进的经济改革中维持住了高增长，使政权崩溃的预言没有兑现。于是，由于中共的独裁的畸形的跛足发展策略，西方开始周期性地出现中国将走向经济崩溃的预言。

　　对这种来自境外的崩溃论，中共最初的反应是厌恶与反驳。但是，慢慢地，中共及其御用精英突然发现，对于“稳定论”的意识形态灌输来说，“崩溃论”非但无大害，反而颇有益。与其说“崩溃论”将动摇人们对社会稳定的预期，不如说“崩溃论”将强化人们对社会动乱的恐惧，也就等于强化人们对社会稳定的珍惜。因为，害怕天下大乱是普遍社会心理，崩溃论所描述的未来图景越逼真，怕乱的社会心理就越强化，甚至使臆造出的天下大乱的未来图景彷佛变得近在眼前：中国的社会危机之深重，犹如平静表象下的即将喷发的火山，稍有风吹草动就将烈焰冲天。而唯一能够将火种熄灭于萌芽状态的控制力量，只有掌握着各类主要资源的政权。

　　于是，境外流行的“崩溃论”和国内固守“稳定论”结合起来，使御用精英们为现政权的辩护变得更具迷惑性。以至于，进入中国市场的国际大资本，率先暴富的权贵们和进入白领阶层的各界精英们，仅仅是因为害怕“崩溃”这一最坏的结局，也会自发地与现政权达成“稳定共识”，哪怕这种稳定是一种绝对不公正的秩序，是以两极分化、腐败横行、环境破坏、道德空白、人权不彰??为代104价，也要比天下大乱好。

　　由此，崩溃论从反面强化着稳定论：只有现行的中共政权才能维持脆弱的社会稳定，而一旦离开了中共独裁，中国就只能出现玉石俱焚的天下大乱。而没有任何人、任何利益集团能从天下大乱中获益──外资无法在中国市场中获益，

　　中国的精英阶层无法获得财产安全及其升值，平民百姓更得不到任何实惠，就连好不容易造就的温饱也将灰飞烟灭。所以，只要是秩序，哪怕是独裁的恐怖秩序，也要比为所欲为的自由要好。

　　反过来，离开中共统治的中国将出现权力真空的假设，又强化了天下大乱的未来预期，对天下大乱前景的普遍恐惧，就将转化为对现存独裁统治的现实性认同。也就是通过强权、欺骗和收买的三管齐下逼迫人们就范，使之在别无选择的无奈中承认这一预设。社会接受了这一虚假预设，中共政权及现行的极为不公正的秩序就能获得稳定，其主要受益者，首先是独裁政权及权贵们，其次是攀权附贵的各类精英们，再次是少数中心城市的市民，而最大的受损者必定是广大百姓和大多数边缘地区，特别是农民和工人。而这种极端不公正，被精英们轻巧地称为“稳定前提下进行改革”的代价。

　　宪政民主化，之所以被现政权放逐到无限期的遥远未来，自下而上的争取自由的民间自发运动，之所以被御用精英们指责为不合国情和添乱，就在于独裁政权只是被极少数人垄断并服务于极少数权贵的秩序，即把社会公器变成一己私具的统治，而宪政民主则是由全民分享并服务于全民的秩序，即把一己私具改造成社会公器的过程。

　　独裁统治的受益者有理由无视历史事实而提出这样的虚幻假设，因为他们的所有决策和言说的最终目的只有一个──保住绝对权力及其既得利益。而民众却没有任何理由相信这样的虚幻假设，因为这假设所维持的制度，恰恰是不把人当人来对待的秩序。国人一旦忘记历史和无视现实，而相信了这样的假设，就会心安理得地105等待天上掉下馅饼，就会虽九死而犹未悔地寻找明君贤主，就会把所有自下而上的民间反对运动、争取自身权益运动，视为帮倒忙的“添乱”，就会在执政者干了九十九件大坏事而只作了一件微不足道的善事时，用 1%的善政来为 99%的恶政辩护。即便被屠杀、被饿死、被监禁、被流放、被剥夺、被歧视，独裁者仍然“伟光正”，小民们仍然千恩万谢。

　　所以，与目前中国的独裁式稳定所付出的综合社会代价相比，苏东转型的阵痛是在算不了森们，尽管经济上付出了不小的经济代价，但在社会综合效益上却收益颇丰，特别是个人自由的获得，不但足以抵消经济的暂时低迷，而且为未来发展提供了最宝贵的动力。当无权无势的民众获得了个人的基本自由权利之时，就等于争取到了最大化的自身利益。因为，对人的生存而言，拥有不可剥夺的自由权利才是最大的利益之所在。所以，苏东的转型模式肯定优于中国式跛足改革。

　　僵硬地维持现行体制才可能导致未来的天下大乱，而启动走向宪政民主的政治改革才是达致长治久安的正途。106中共的年龄划线与黔驴技穷

　　毛泽东死后的中共政权的权力更迭，尽管残暴性有所下降，但黑箱政治传统并未有实质改变。华国锋等人以军事政变的手段搬倒毛的传人“四人帮”，邓小平先用非程序手段搬倒华国锋，继而又非程序地废除两任接班人。

　　港媒： 2012 年十八大是“习李”体制。

　　港媒： 2012 年十八大是“习李”体制。

　　换言之，意识形态破产导致道统失败，强人政治凋谢导致政统失灵，而纸面的权力运作规则（比如民主集中制）从来就没有正式运转过，执政集团非但不尊重《宪法》，而且连《党章》都不尊重。

　　所谓的党内民主，也不过是黑箱权斗决定所有的规则游戏。

　　与此同时，机会主义的计算和政治强人的离去，使高层权争无法采取极端手段，否则的话，很可能带来鱼死网破、一起玩完的最坏结局。

　　即便经过 30 年改革开放，中共的独裁执政方式也没有实质性进步。邓小平以来的历届中共政权，虽然不乏机会主义的小聪明，但最缺乏远见卓识的大气魄和大智慧，在中国未来的关键性政治议题，缺少筹划和决策。

　　对跛足改革所积累的深层社会危机，拿不出治本的解决办法，而只能坚持僵化的政治体制，默守邓小平的跛足路线，使得中国多次错过政治变革的机会。

　　在社会心理上，人们对个人和国家的未来缺乏明确的预期，深层矛盾的积累使社会转型风险不断加大。所有寡头都不愿在富有挑战性的政治议题上冒险，维持现状成为寡头们的共同选择。107政治负资产

　　一句话，这个不负责任的政权将越来越沉重的政治负资产转嫁给未来。

　　胡温政权上台以来，提高执政能力变成口头禅，但没有核心价值观的政权不可能具有道义凝聚力，利益至上的执政党也无法实施有效的治理。

　　一方面，在道义上，中共现政权不但失去民众的认同，也失去了中共成员的认同，地方政权各自为政，党组织本身的纲纪不断溃散，党员的自我约束日趋弱化，庞大统治机器上的各个部件离心倾向不断加强，甚至，许多公权力机构走向黑社会化。

　　另一方面，中共政权对社会各界的劝诱力趋于瓦解，党魁的讲话和衙门的号召在民间的反应，要么是一片批评之声，要么沦为政治笑话。君不见，胡锦涛在台上一本正经地宣示“八荣八耻”，老百姓在台下嬉皮笑脸地调侃党魁。

　　这种政治意愿上的僵化保守和执政能力上的平庸低能，也充分表现在十七大的权力分配方式上。十七大是中共掌权以来第一次强人空缺的大会，高层人事安排的年龄划线再次生效，甚至让强势人物曾庆红不得不“自愿出局”。

　　这种以年龄划线的交接班制度的形成，绝非现任党魁主观意愿所致，而是政治强人死后的客观形势所致，是江、胡不得不接受的现实。十七大的权力分配和利益争夺，使习近平和李克强进入最高决策层，显然是寡头们讨价还价的结果。

　　年龄划线

　　以年龄划线的制度化，在中共掌权 58 年的历史上还没有先例可循。所以，有人说，这是一种进步。

　　但我看，与钦定接班人相比，也许是一种进步，但并非是真正108的进步，因为，迄今为止的政治史证明，就统治者权力的合法性而言，只有通过平等竞争公众选票的自由选举，才是最具合法性的公共授权；只有每人投出的一张选票，才是最具道义说服力的标准。

　　而在自由选举已经成为普世化制度的今天，一个国家的最高掌权者，居然可以不通过自由竞选来产生，不通过选票来检验其人品、智慧、能力，而仅仅以年龄划线，在我看来，不仅是政治上的黔驴技穷，而且是极为蛮横的标准，把严肃的人事安排变成荒谬的闹剧，很难产生出被公众认可的杰出领导人。

　　这种年龄划线的交接班机制，仍然是一党的私家授受而非通过自由竞选。因为，在寡头体制中，政治强人的空白，让钦定接班人的传统被迫中断，只能通过众寡头之间的讨价还价来分配权力。

　　而当众寡头之间的力量对比旗鼓相当之时，如果以人品、智慧、能力、政绩的综合标准来划线，肯定给不出量化的标准，争来争取，谁也无法摆平谁，弄不好还会恶斗得鱼死网破。

　　鱼死网破

　　所以，为了避免争得鱼死网破，总要拿出一个为寡头中的多数所接受的标准，于是，就有了不成文的年龄划线。年龄划线的好处是，由于其量化标准的简单明确，谁也无话可说。但这是中共现政权的无奈选择，更是独裁制度的怪胎，只适用于一时，而无法久远。

　　在五年之后的十八大上，如果年龄划线仍然有效，那么十七大九常委中只有习、李二人没有过线，未来五年里的习、李之争，将是胡锦涛接班人之争，也将决定十八大的高层人事布局。

　　所以，十八大的接班人机制如何形成，是以年龄划线还是采用其它标准，将成为十七大后的五年里胡温体制必须面对和解决的关键问题。

　　胡温政权在未来五年内不会有实质性的政治改革动作，但没有109了绝对权威的高层寡头之间的相互争斗，会形成不成文的权力中枢内的制衡规则，客观上为其他政治力量的参与提供一定的空间，既可以扩大了党内的参与面，也有利于非党精英的政治参与和民意表达，有利于自下而上地推动中国社会的渐进转型。

　　这种有利，决不是中共统治集团的主观意愿，而是客观存在的国内外大势使然，所谓“形势比人强”，中国社会的深刻变化将逼迫中共不得不有所变化,寡头们被动顺应民意的可能性是存在的。110瓮安民变所凸显的政权合法性危机

　　近些年来，由于中共严控媒体和封锁信息，如果只看中共操控下的媒体，中国的经济繁荣和政治稳定毫无问题，甚至就是“太平盛世”。与也同时，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日益关注，也让“大国崛起”

　　的喧嚣很有市场，官权煽动和纵容的民族主义浪潮，也为胡温政权蒙上深得民心的假象。但在通报危机的官方内参里，在互联网中，在境外媒体上，屡屡爆出大规模官民冲突和暴力流血事件，现在的中国犹如坐在火山口上。

　　2008 北京奥运年，胡温政权更是竭力营造“和谐中国” 的形象，但天灾人祸却接踵而来， 3 月的西藏危机引发罕见的中西冲突，让中国的奥运形象严重受损； 5 月的汶川大地震引起世界性同情，胡温政权的救灾也得到西方媒体的普遍赞扬，使中国形象得到大幅度修补。中共政权也抓住救灾的机会，全力向世界展示“多难兴邦”

　　的形象。然而，接连发生的官民冲突的大事件，从贵州瓮安骚乱到陕西府谷警民冲突，从上海袭警大案到张家界爆炸案再到杭州小贩持刀闯入城管办公地捅伤 3 名执法者，致使” 和谐奥运年“沦为空洞的口号。

　　2008 年 6 月 28 日，距北京奥运开幕仅四十天，贵州省瓮安县爆发数万人规模的官民冲突。人们不禁要问：一个年仅十七岁的女生李树芬溺水死亡，为什么会演变成万人的示威抗议，甚至演变为焚毁县公安局和政府办公大楼？事件发生后，关于李淑芬的死因，先后出现了完全不同的民间版本和官方版本，绝大多数网民相信最先出现的民间版本而不相信随后公布的官方版本。

　　流传于网上的民间版本说：李树芬死于先奸后杀，当地公安局111在处理这起极为恶劣的刑事案时，未经尸检和审查，便判定李树芬为坠河自杀，并释放了嫌犯。死者家属不接受公安的说法，其亲叔叔前去理论，警察非但给不出合理合法的解释，反而将他打成重伤，后又唆使黑社会再次毒打他，致使送到医院抢救。瓮安县公安局竟如此黑暗，激起了当地民众的公愤，先是李树芬所在中学的学生前往当地衙门讨公道，继而是数万民众聚集当地衙门前，愤怒的民众烧毁县政府和县公安局大楼和十几辆警察，冲突从下午持续到午夜。在当局出动大量武警的干预下才暂时平息。当局还切断了瓮安和外界的通讯联系，派人在路上阻止记者到县城采访。

　　官方版本的解释既荒诞又老套，在谈到李淑芬的死因时，贵州省公安厅新闻发言人王兴正居然作出类似黑色幽默的解释：“李树芬在与刘某闲谈时，突然说'跳河死了算了，如果死不成就好好活下去。刘见状急忙拉住李树芬，制止其跳河行为。约十分钟后，陈某提出要先离开，当陈走后，刘见李树芬心情平静下来，便开始在桥上做俯卧撑。当刘做到第三个俯卧撑的时候，听到李树芬大声说‘我走了’，便跳下河中。”在谈到民众围攻县衙门的原因时，贵州官方仍然是“以民为敌”的思路：“一些人因对瓮安县公安局对该县一名女学生死因鉴定结果不满，聚集到县政府和县公安局。在县政府有关负责人接待过程中，一些人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冲击县公安局、县政府和县委大楼。随后，少数不法分子趁机打砸办公室，并点火焚烧多间办公室和一些车辆。”

　　然而，网络民间根本不相信官方的荒谬而老套的解释，而相信当地民众通过互联网和手机提供的解释：在当地官权的黑箱操控下，先奸后杀的刑事案件，被当地公安办成“先包庇嫌犯再殴打死者亲属”。如果没有官权撑腰，嫌犯怎么可

　　能那么轻易地逃脱法网。这场官民冲突之所以愈演愈烈，由死者家人的讨说法发展为数万人参与的大型群体事件，显然是源于当地官权的极端黑暗和欺民太甚。112

　　更严峻的是，“瓮安事件” 不是“利益相关者事件”，而是“无利益相关者事件”。愤而围攻当地衙门的数万民众，他们不是事件的直接受害者，与受害者也无利益瓜葛和亲属关系，甚至素不相识。

　　他们之所以大规模介入其中，完全是出于“义愤”。而这“义愤”，不是来自官权的长期作恶和民怨的长期积累，还会有其他的合理解释吗？

　　近几年发生过多起类似事件，比如“万州事件”： 2004 年 10月 18 日下午，重庆市万州区民工余继奎因不慎弄脏路人曾庆蓉的衣服，就被曾的丈夫胡权宗用扁担打断腿。在施暴过程中，胡权宗自称自己是公务员，无论出了什么事，花钱都可以摆平，甚至扬言花 20 万就能买条穷人的命。同时，前来处理这起纠纷的 110 警察居然对胡权宗宽容有加，不但与施暴者握手寒暄，而且轻易地放走了施暴者。正是这种“官员霸道” 和“官官相护” 引发了众怒，数万人到万州区衙门门前抗议，当局紧急出动上千防暴警察进行镇压，民众则用砖头石块还击，焚烧多辆警车、政府大楼及消防车，致使万州区衙门停止办公一天。

　　其他还有 2005 年 6 月 26 日安徽“池州事件”，只因民众不满警方处理一起交通肇事而引发围攻派出所和打砸烧的万人骚乱。

　　2006 年 8 月 18 日浙江“瑞安事件”，民众不满警方对 29 岁女教师戴海静坠楼身亡的死因鉴定，导致数千市民游行抗议，并砸毁汽车等设备。 2006 年 9 月 7 日浙江“台州事件”：九岁女童溺水死亡，民众怀疑警方隐瞒真相、包庇杀人嫌犯，引发数千民众聚集到当地政府大院，冲击办公楼，炸毁汽车数辆和电脑数台，烧毁部分资料账册。 2007 年 1 月四川绵阳“大竹事件”：一名酒店女员工莫名死亡，死者家属不满警方的调查和酒店方的处理，导致近万名民众围攻酒店进行打砸烧。

　　“瓮安事件” 的典型意义在于，当普遍的社会不满导致频繁的官民冲突，只能说明政权合法性的严重不足，说明政府治理能力及113效力的每况愈下。特别是那些起因看似偶然的小事却演变为具有爆炸效应的大事，其深层原因是愈演愈烈的官民对立之必然。对此，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在谈到“瓮安事件”的成因时也不得不承认：

　　“积案过多，积怨过深，积重难返。” 正是官权的长期霸道和欺骗造成了压抑已久的民怨，一次小冲突才能酿成数万人抗议的突然爆发，足以见出民众对官权的积怨多么深厚和强烈，用“烈火干柴”

　　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

　　“瓮安事件” 发生在新媒体时代，官方能够控制传统媒体，但无法完全控制网络，每有敏感的大型公共事件发生后，总是最先现身于网络或手机。此次“瓮安事件” 发生后，尽管官方也在第一时间加强了网络严控，封锁一切有关“瓮安事件” 的信息，要求删除所有与此相关的帖子。但官权的封锁无法完全奏效，通过互联网和手机，” 瓮安事件“的文字信息和大量图片迅速传播，瞬间布满国内外各大网站，引起网民的强烈义愤，发帖人数不断膨胀，有人痛告，有人大骂，有人要求当局尽快公布真相。不要说“猫眼看人”、“关天茶舍”等民间 BBS，即便在官方喉舌网站的论坛里也很火爆。

　　比如，在官方新华网讨论区，截至官方封锁命令生效前的 29 日晚21 点左右， “瓮安事件” 的点击率超过二十万次，留言二千多条。

　　绝大部分帖子都是抨击地方当局的处理手法，怀疑新华社简讯的真实性。官方迫于网络信息的压力，也不得不由新华社发布了简短的消息。

　　在网络时代封锁突发事件，实在是中共意识形态衙门力不从心的“苦活”，即便网管下达死命令和发动所有网络警察，相关信息也不会百分之百地清除；即便各网站投入最大的删帖力量，也会有各种形式的漏网之鱼。甚至不乏胆大的网友调侃网管。比如，“奥运年，一个接一个敏感事件，累得爬不起的版主也会一个接一个！”

　　“网管与网民的角力，越是敏感的事件就越有看头，网民人多势众，网管疲于奔命，不神经崩溃，也要身心受挫。”“非常时期，每个公114共事件都变得敏感，网管当局格外紧张，政府都要向网络管制投入远远超过平时的资源。现在，一个瓮安事件，不知又要付出多少银两。”甚至，在大型 BBS“天涯社区”上，一个网名为“西瘸”的天涯网友在 6 月 30 日发出题为：“打倒中央政治局！──表达我对贵州事件的不满！”的帖子。

　　最耐人寻味的是，凡是群体性官民冲突事件的网络效应，必然呈现出网络民意的一边倒和群情激愤，向官权发出抗议和要求真相，而官方老套解释的劝诱力几乎为零。因为，大多数关心时政的网民从自身的亲历中，从官方媒体对多起公共事件的报道中，都知道独裁权力的说谎和造假。如果说，大规模官民冲突所凸显的是深刻的官民对立，那么，网络民间在官民冲突上的立场所凸显的就是官权公信力的极端匮乏。“瓮安事件”的“全民做俯卧撑”效应，不仅源于官方发布会的形同儿戏，更源于李淑芬的遭遇并非孤立的现象，而是一系列同类事件的最新案例。在此之前，连续发生过“黄静案”、“高莺莺案”、“杨代莉案”，其共同的特征是：花季少女被奸杀-家人欲讨还公道-网络民意激荡-新闻封锁导致不实传言激化事态-官权掩盖包庇和推卸责任-最后不了了之。

　　当官方版本的“瓮安事件”变成网络民意的“全民俯卧撑”，当大量的 MSN 挂上“俯卧撑很强大，打不打酱油，你都要被自杀”

　　的流行语，凸显的是比事件本身更严重的官方信誉危机，比如，前不久的“全民打假虎”的网络风暴致使官权信誉的濒临破产。现在，民众对公权力的信任危机，已经由对地方衙门的怀疑上升为对中央政权的怀疑，由对某一官员的质疑发展到对政权对体制的质疑。由此带来官民之间力量对比的消长，一直呈现出民间扩张和官权收缩的景观，“瓮安事件”是这种消长景观的又一证明。

　　就中共官权而言，虽然中国改革已经三十年了，讲究阶级斗争的毛时代似乎早已远去，但在政权的独裁本质不变的制度环境下，今日中国的官僚们仍然是毛的子孙，永远“以民为敌”，把民众当115作“刁民”和“愚民”。官员们也许不会背诵“谁是我们的敌人？

　　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的毛语录，但独裁制度的敌人意识已经渗入他们的骨髓，对民众的不同政见和权益诉求，对官民冲突事件，官员的思维仍然是敌我先于真假、是非、善恶，也只能用以民为敌的老套来给这些事件定性。所以，面对如此频繁而暴戾的官民冲突，中共政权仍然固守陈规而不思反省，官方在向公众解释这些事件时，仍然是几十年一贯制的老套，如果是群体事件，永远是“一小撮别有用心分子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如果是个体事件，永远是“刁民”、“暴徒”或“不法分子”。

　　今天的官员们，既有现实中的特权地位，也有“先锋队”的特权意识，他们蔑视民智，只知道“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驭民术。所以，每有民族主义狂潮掀起，官方就得意地对外宣称“中国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而每有官民冲突事件发生，官方必然把绝大多数参与者称为“不明真相的群众”，彷佛数亿国人都是弱智或白痴，不会看、不会听、不会想，也就自然不明真相和轻信谣传，不辨是非和永远错判，只有等待父母官来揭开真相、辨别是非、扬善惩恶。这种独裁制度特有的“喂养论”，既是衙门霸道对民意的侮辱，也是权力狂妄对民智的贬低。

　　就民间而言，今日中国的民间不再是愚昧而驯顺的群氓，而是权利意识逐渐觉醒和维权活动高涨的民间。他们已经意识到，在没

　　有言论自由和司法独立的中国，正当权益严重受损的民众，不可能得不到体制性的舆论救济、行政救济和司法救济，唯一具有救济意义的上访制度，本身就是畸形制度产出的怪胎，事实上早已名存实亡。他们对霸道上瘾的官权的忍耐是有限度的，他们对欺骗成性的官权保持高度的警觉，致使官权的统治效力日趋下降，恐怖政治的威慑力也大不如前。所以，以维权运动为标志的民间政治动员，决不会以当权者及御用精英们的意志为转移，即不是当权者想不想要民间动员或民间动员可不可能的问题，而是这样的民间动员在何116时、以怎样的方式大爆发，由分散的此起彼伏汇集成八九式全民动员。

　　因为，血腥屠杀后十九年的事实是，权贵们的作恶多端和平民百姓的持续受损，已经在事实上进行了多年的政治动员的准备，民间所积蓄的不信任及其怨恨和日益高涨的政治参与热情，已经为发动一场庞大的社会动员积累了过多的民意资源。当民间的公正饥渴一直得不到满足或缓解之时，当民众的权利诉求和政治参与热情一直处于被刚性压制的状态之时，压制越刚性，饥渴就越严重，可能爆发的参与态势就越激烈，这样的持续积累一旦因某个偶然事件而在中心城市打开缺口──不管以怎样的方式打开──被强制压抑的公正饥渴和政治参与热情，很可能演化为狂热的参与爆炸。

　　对于越积越深的民怨和越来越严重的官民对立之现状，只靠自上而下的恩赐性“亲民”，既无法遏制官权的普遍腐败和劣质化，更无法缓解政权的合法性危机和信誉危机。中共政权必须明白：只有启动政治改革，落实宪法中的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一方面，为民间政治参与提供有弹性的政治空间，把民间释放出的维权能量和政治参与热情导入一种非暴力的法治秩序；另一方面,从制度上保障基本民权和遏制官权滥用，逐渐建立起有效的人权救济制度。这才是中共现行政权化解民间怨恨和社会危机全面爆发之正道。

　　来源：争鸣117

　　精于利益计算的末日独裁

　　在中国，古代帝制宣扬“存天理灭人欲”的儒家伦理，毛泽东极权鼓吹“大公无私”的共产理想，而后毛时代的中共政权，虽独裁依旧，但不再狂热、不计成本，而是精于利益计算的理智独裁。

　　无论是购买忠诚还是镇压异见，现政权都要反复权衡利害得失。

　　六四大屠杀后，中共官方的任何努力都无法缓解意识形态危机，只能靠发展

　　经济来制造“GDP 合法性”或“政绩合法性”。但跛足改革带来的惟利是图、普遍腐败和两极分化，也是曾经备受支持的改革遭遇到越来越强烈的质疑，民众对改革的基本共识已经不复存在，反改革的声浪越来越响，甚至有人喊出“改革已死”的口号。即便当局不断变换意识形态口号，并祭出独裁化民族主义来转移国内不满，也无法重新凝聚起民意民心。所以，中共维持政权的主要方式，除了惯用的政治恐怖之外，只能乞灵于经济高增长和利益收买。也就是说，当垄断权力的全面操控无法通过意识形态灌输和政治恐怖实现之时，经济利益的收买或要挟就变成主要的操控手段。

　　于是，发号施令的政权、执行命令的官员和被统治的平民，三者的行为方式皆建立在利益至上对人性良知和社会规则的践踏之上。从邓小平的实用主义猫论到精英阶层的犬儒主义再到大众中流行的厚黑学，整个官僚阶层把公共权力作为牟利私具，整个社会完全受制于利益至上，其运转大都遵循人治潜规则。利益操控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所有细节，并变成了非个人化的操控过程，它所购买的恰恰是烂透了的灵魂，几乎没有一个官员是清白的、没有一个富豪是干净的，没有一个知识人是诚实的。

　　第三卷 勿将沉沦当崛起118

　　1、 中共当局为了维持政权和权贵利益，一味地追求经济高增长，而全不顾及人权的、道德的、环境的巨大综合代价。政府行为在普世道义和法治约束之外运行，它固守一党独裁，可以用“离开了中共将天下大乱”的虚构前景来恐吓；它堵死政治改革，可以用民众素质低下和经济滑坡来辩护；它对人权的肆意践踏， 可以用“镇压是为了稳定和发展”的国家利益加以辩护；高层决策的朝三暮四、翻云复雨，可以用“摸石头过河”或“与时俱进”加以掩饰；普遍的权贵腐败、悬殊的贫富分化和极端的社会不公，可以用“改革代价论”加以合理化；它对国际主流社会的道义压力，可以用“国情特殊论”来加以应付。总之，中共当局权已经变成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政权，只要能保住政权及其权贵利益，怎么干都行！

　　2、 官员们的行为在从政道德及其责任之外运行，同样可以用机会主义的“饭碗论”来加以解释：他们执行上级指令，不是出于从政信念和职业道德，也绝非因为遵纪守法，而是基于乌纱帽及更大的既得利益；他们对上级指令做“上有政策而下有对策”的抵抗，也是基于地方利益和小集团利益，而这些利益最终要量化到各级权贵家族及其个人；他们对民间的和平反抗进行暴力的黑社会化的镇压，也是为了对民间进行敲骨吸髓的榨取。现在的官员都不愿意在各类文件上签下个人的名字，特别是那些“干脏活”（担任镇压性职务）的官员更不愿意留下白纸黑字，正如任何个人宁愿主动自我约束而不愿向组织写下个人保证一样。甚至，中共官员的肉体已经堕落到了必须用党纪加以约束的程度。比如， 2004 年 2 月 18 日公布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规定：重婚、包养情妇（夫）、进行色情淫乱活动、组织卖淫嫖娼、传播淫秽品，都要分别给予警告、严重警告、撤职和开除党籍等处分。无怪乎一位网友感叹到：

　　中国正处在“鸡巴比嘴巴自由的时代”！

　　3、 中共当局用“金钱外交”代替了“核对抗外交”，用经贸利益换取政治支持。必须承认，冷战结束后，东西对抗的模式也随之119发生重大变化，今天中国已经不是昔日苏联。最大区别在于：解体前的苏联并没有进行市场化经济改革，也没有加入经济全球化，而今日中国却是市场化改革和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放眼世界各国元首的环球旅行，似乎谁也不如中共寡头们有钱且大方。与中国经济增长的“一支独秀”相匹配，胡、温的钱包自然也鼓胀得“一支独秀”，吸引着全世界的目光，不发达的穷国也好，早已发达的富国也罢，与中共同病相怜的独裁国家也好，与中共对立的自由国家也罢，皆要对怀揣超级金卡的中共寡头刮目相看。

　　一方面，独裁中共与自由西方的关系，既有价值观念及制度的对抗，也有日益加深的经贸交往。尽管中共在政治上的僵化屡屡让西方失望，但北京政权的“金钱外交”让欧洲大国不断讨好中共独裁者，中国高速增长的经济也让西方大资本争相进入，即便不是在中国市场上赚得手舞足蹈，起码也要在巨大的中国市场上抢占尽可能大的份额。所以，中国市场变成了美国的华尔街、波音、微软等大资本的宠儿。

　　另一方面，中共用四处撒钱来收买那些无赖国家。中共用慷慨援助收买朝鲜、古巴、缅甸等残余极权国家；中共与苏丹、叙利亚、津巴布韦等臭名昭着的流氓政权展开大规模合作、签署了大量能源协议；中共与最反美反西方反以色列的伊朗达成协议，北京将向德黑兰投入 1000 亿美元，开发伊朗亚达瓦兰（Yadavaran）油田，向伊朗购买石油和天然气。这是迄今为止伊朗与外国做的最大一笔生意。

　　4、 当下中国人的生存之道及其交易行为，不仅在个人的责任和良知之外，也在正式的法律规则之外，精英变得越来越无耻，民众变得越来越犬儒，个人的双重人格及其对尊严的自戕自贱越来越普遍，导致了个人操守和社会公德的双重死亡。而这种普遍的厚黑化或“狼性化”，居然都可以用舶来的“经济人理性”来加以合理化──只要是理性人追求以最小成本换取个人利益最大化，无论怎120么干，都是天经地义，正如中国俗语所言：“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成王败寇，不择手段。”也正如那些“狼图腾”崇拜者所言：“生存是什么？生存就是不择手段地活着。你可以卑鄙，你可以无耻，你还可以下流。只要能在这个世界上活下去就好。 ??吃草的未必是仁慈，吃肉的未必是残忍。我是一只狼，注定了是一只狼，一只锋牙利爪的狼，鲜血与死亡是我生命的源泉。我祇要活着就必须有什么东西去死。当所有的牛羊沐浴在阳光里自由自在地吃喝时，那就意味着我死了。”（见《狼》，地质出版社 2004 年 8 月版）5、 与发家致富和利益收买并驾齐驱的，一方面是民众远离公共事务和政治参与的冷漠麻木，另一方面是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时尚的盛行。官方鼓励人们把所有精力投入到个人安乐窝的经营上和物质享乐上。在物质消费上，鼓励名车、豪宅、名牌、时装、养生、盛宴、旅游、精装修、一夜情、泡小蜜、包二奶等；在精神上消费上，鼓励晚会、搞笑、追星、选秀、大片、喜剧、肥皂剧、下半身展示等小品化调笑。尽管，相对于斗争为纲、大公无私和艰苦奋斗的毛泽东时代而言，它起码满足了民众的温饱需要和物质享受；但在公共参与受到严格限制的中国体制下，强权下的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的代价，是让本来就极端匮乏的公共参与自由变得更加匮乏，是社会责任感的普遍丧失，是严肃话题和人文关怀的边缘化。它造就了政治冷漠、道德麻木的原子化公众。也就是说，拜金主义和消费主义的畸形膨胀，并不是一种大众欲望的自然而然的表达，而是独裁强制、刻意引导、甚至极端纵容的结果，是统治者着力塑造的主流意识形态──小康社会和或盛世再现。

　　现在的中共独裁，完全不同于极权时代的黑白分明，而是一种弥漫的匿名的秘密的威慑性统治，在国内，利益要挟已经代替政治镇压而成为日常性操控的统治手段；在国际上，“金钱外交”也代替了“武力对抗”而成为应对西方压力的杀手锏。绝大多数人都会驯顺于收买或要挟，政治镇压只对极少数无法收买者和无所要挟121者，足矣！

　　换言之，大城市的物质繁华和权贵阶层的灯红酒绿之下，不仅是边远地区和无权无势阶层的利益受损，而且是道德上精神上的人性废墟，官权腐败、富豪黑心和精英犬儒的示范，中国人变成金钱及其消费的奴隶，变成物质性的单面人，也变成现行秩序的同谋。122独裁崛起对世界民主化的负面效应

　　中共党魁胡锦涛首次正式访美，依然沿袭六四以来对美外交的低调务实，意在保持稳定的中美关系。为减少中美贸易逆差，中共送上 162 亿美元的大订单；为安抚美国对知识产权问题的关注，胡锦涛到微软总裁比尔?盖茨家做客，在访问微软公司时高调重申保护知识产权；为了缓解美国对中共管制汇率的强烈不满，中方承诺将越来越灵活地处理汇率；胡锦涛在美国一系列演讲中均表示：中美拥有广泛的共同利益和坚实的合作基础，肩负着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责任，一个健康稳定、不断发展的中美关系，不仅造福两国人民，而且有利于亚太地区以及世界的和平稳定与繁荣。同时，为了努力减少或转移美国对中共的忧虑，胡锦涛私下里告诉布什，他忙于国内的政治经济问题而无意挑战美国。

　　然而，胡锦涛首站西雅图经贸之旅的热闹与白宫“布胡会”的冷清，再次凸现了中美之间的经热政冷和不信任。“布胡会”基本上是各说各话，在重大问题上无突破性进展。在胡锦涛最关注的台湾问题上，布什的表态显然没有满足中方的期待；在布什最关注的伊朗核问题上，胡锦涛仍然坚持反对制裁的立场。所以，美国媒体对此次“布胡会”的评价都不高，美联社甚至用“失败” (failed)来形容。

　　访美的最后一站是胡锦涛的耶鲁演讲。他把国内的“以人为本”

　　与“和谐社会”的官方口号变成外交语言，承诺中国信守和平崛起，致力于建立一个和谐世界。

　　在冷战之后的世界秩序中，中国已经崛起为备受瞩目的国家之一。改革开放使独裁中国成为发展最快的国家，苏联解体又使中共123成为当今世界的最大独裁政权。在世界上最大的自由国家和最大的独裁国家之间，不可能有多少真正的共同利益，中共党魁迎合美国与美国总统接待中国独裁者，在我看来都是权宜之计。在与自由世界的博弈中，今日的独裁中共已经完全不同于传统的极权苏共，中共不再固守意识形态及其军事的抗对，转而致力于发展经济和抛弃意识形态的广交朋友，既在经济上进行市场化改革并力求融入全球化，又在政治上固守独裁体制，全力防止西方的和平演变。

　　所以，中共固守的跛足改革并没有给中国带来政治进步，反而是独裁政权用金钱外交来腐蚀世界文明。中共现政权真有钱，金钱外交也真管用，它使残存的暴政得以苟延残喘，也使自由国家降低文明标准来迎合中共的政治要求。甚至可以说，作为当今世界上的最大独裁政权，中共已经构成了全球民主化进程的巨大阻碍之一。

　　1、 中共政权已经取代前苏联而变成其他独裁国家的输血机。

　　中共为朝鲜、古巴、缅甸等独裁国家提供大量经济援助，多少能够抵消来自西方的经济制裁，使这几个残存的暴政得以苟延残喘；中共与苏丹、叙利亚、古巴、津巴布韦等臭名昭着的流氓政权签署了大量能源协议，展开大规模合作；中共也开始用大手笔投资承诺拉拢开始左转的拉美各国；中共更用能源合作来吸引极端反美反西方的伊朗等穆斯林国家。最近，中共与伊朗达成协议，中方不仅向伊朗购买石油和天然气，还将投入 1000 亿美元开发伊朗亚达瓦兰（ Yadavaran）油田。这是迄今为止伊朗与外国签订的最大一宗经贸合同。在伊朗核危机中，中共与越来越独裁的普京政府合作，一起帮助极端原教旨的伊朗对抗西方。

　　2、 中共用金钱外交和多极政治来换取欧洲自由大国的政治让步。首先，中共利用西方同盟内部在伊拉克问题上的巨大分歧，与法、德、俄一起反对倒萨之战，一起鼓吹多极世界来抗衡单极美国，为布什政府的大中东民主化设置障碍。其次，在中共大订单和中国大市场的利诱下，欧洲大国法国、德国似乎已经完全接受了这个政124权，两国政客以与中共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为荣，而完全不顾及人权等普世价值。可以说，中共已经变成打入西方阵营的一个楔子，使自由联盟内部对华政策的分歧越来越大，其中，法国总统希拉克的表现最为可耻。他用全身通红的埃菲尔铁塔迎接胡锦涛的到访，希拉克夫妇与胡锦涛夫妇的合影，表达了着自由大国元首对独裁大国党魁的谄媚。他主动帮助中共掩盖六四大屠杀的血迹，全力推动欧盟解除对华武器禁运，理由是六四已经过去了，基于大屠杀而制定的军售禁令，也应该扔进垃圾堆。好在，欧盟并没有顺从法、德的压力，继续维持军售禁运；与此同时，德国政府易人，亲美的默克尔夫人代替了反美的施罗德，德国新政府已经公开表示不再推动对华军售禁令的解除。

　　3、 中共用国内大市场来利诱和要挟西方大资本，而资本的逐利本性才不管什么普世价值和公平贸易。所以，西方各国的大资本必然要对本国的对华政策施加影响。比如，美国的波音公司只想多卖飞机，必然游说美国政府对中共作出某种政治上的让步；美国的雅虎、微软、古狗等顶级网络公司，只想在飞速成长的中国网络市场上占据更大的份额，才不管美国价值观和美国政府的人权外交，屡屡作出与美国价值观和政府的外交政策背道而驰的行为。以至于，它们为了赢利而根本不在乎背弃普世价值和美国政府的人权外交。它们全都屈从于中共政权的政治压力和利益要挟，成为限制言论自由和制造文字狱的帮凶。

　　要消除独裁中共的崛起对世界文明的负面效应，就必须帮助世界上最大的独裁国家尽快转型为自由民主的国家。对于全球民主化的伟大事业来说，中国是整个布局上的关键一环，盘活中国，满盘皆活。所以，是任由绑架了十几亿人口的中共独裁继续腐蚀人类文明，还是将世界上最庞大的人质从奴役下解救出来，不仅是中国人自己的当务之急，也是所有自由国家的当务之急。一旦中国变成自由国家，对于人类文明就将具有难以估量的正面价值，它必将是继125苏东极权帝国的世界性崩溃之后，再次带来残存的独裁体制的又一次世界性雪崩，朝鲜、缅甸、古巴、越南等独裁政权将难以为继，那些固守独裁体制的中东国家也将受到强烈的震撼。

　　2006 年 4 月 21 日于北京家中

　　（BBC 中文网 2006 年 05 月 03 日）126

　　中国特色的发展观之弊端

　　邓小平式改革的最大特色是靠独裁权力来推动跛足的经济发展，他在各类讲话中都反复强调发展的优先性。据邓小平的研究者统计，在《邓小平文选》中，“发展”一词出现过 500 次以上。六四后，邓小平提出“发展是硬道理，中国的问题只能在发展中解决”

　　的论断，一直在中共政权的决策占据主导地位。无论江朱政权与胡温政权有多大差别，但在强调“发展是硬道理”这点上却具有惊人的一致。江泽民说：“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战略”；胡锦涛说：“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

　　如果仅仅从强调“发展”这点上看，发展优先的战略并没有什么问题。然而，但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共政权所一再强调和自傲的发展，仅仅是没心没肺的跛足发展，主要目的是为了维持独裁政权的稳定。而这样的发展，恰恰与以自由看待发展的当代潮流相反。

　　1998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印度经济学家阿马蒂亚· 森以研究“福利经济学”而着名。他对经济学的最大贡献是“重建经济学的伦理层面”，让自由民主价值贯穿于经济研究之中，特别是他关于大饥荒和社会制度之间的相关性的研究，为宪政民主制度的普及提供了专业化的支持。 1999 年，他出版了新着《以自由看待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 年 6 月版；任颐和于真译，刘民权和刘柳校），对自己的漫长学术生涯的多方面研究成果进行了总结性表述，提出并论证了一种以实现和扩展人的自由为中心的新发展观和自由经济学，以区别于传统的专业化经济学及其狭隘发展观。在此意义上，他得到“经济学的良心”之美誉，的确是名至实归。127

　　阿马蒂亚· 森所提出的以促进自由为目标的新发展观，不仅是对西方经济学界的狭隘发展观的纠偏，更是对中国主流经济学家提倡的“不讲道德的经济学”的否定。传统发展观只关注经济上的效用、收入和财富，只重视 GDP 增长、收入提高、工业化水平、技术进步等技术型指标。阿马蒂亚.森认为，这种发展观严重偏离了发展对人的自由的意义。无论什么层面上的社会发展都不能只讲效益而不讲价值，而且，着眼于人类的长远利益，不讲价值的发展无法持之久远，因为它无视人的自由价值，也就必然抑止作为发展最主要动力的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所以，建立在现代文明准则上的发展观，其首要目标是实现人的自由──通过发展来扩展个人自由和运用个人自由来促进发展。因为，自由不仅是改善个人生活的前提，也是保持社会的稳定、活力和高效的源泉。

　　阿马蒂亚· 森从五个方面论证了以扩展自由为中心的发展，用这五项标准来衡量中国的发展，其跛足的弊端一目了然。

　　一、 在政治权利上，发展应该促进包括普选权、言论自由、结社自由、思想信仰自由、罢工游行示威自由的政治自由。而在一党独裁下的中国，尽管经济取得了长足进展，但这种发展与所应促进且所需要的各项政治自由恰恰背道而驰，以至于今日中国仍然毫无政治自由可言。

　　二、 在经济条件上，发展应该以建立自由市场和公平规则为目标，即由超然的法治所保障的私有产权和公平竞争。而中国经济发展是独裁权力主导下的垄断性权和歧视性的发展，导致的结果是权力市场化和权贵私有化。

　　三、 在社会机会上，发展应该促进所有人的机会平等，为所有人提供进入市场的起码公正。而现在的中国社会则充满了特权垄断和制度性歧视──权贵垄断、政府干预、对农民的身份歧视、对私营经济的诸种限制、教育和就业等机会的不平等，使中国的发展变成了权贵牟利的天堂和大众受损的地狱。128

　　四、 在透明性担保上，发展需要保障民众的知情权，需要信息的开放性、公开性、准确性，也就需要透明政府和独立媒体，以保证整个社会运行在法治健全和信息通明的阳光之下。而在中国，黑箱交易普遍，人治潜规则盛行，无论是政府决策、财政收支，还是信息提供、经济交易，均在黑幕之后进行。

　　五、 在防护性保障上，发展应该促进更公平的分配和不断完善社会福利保障，既为弱势群体提供最基本的公平待遇，使之有可能通过个人努力而发家致富，又要通过政策性、法律性的分配调节，来保障底层群体的基本温饱。而在中国，由权利不平等所导致的资源占有、竞争机会以及分配的不平等，造成了触目惊心的腐败和社会不公、畸形的两级分化、社会保障的严重匮乏，以至于，中国底层家庭陷于“上不起学，看不起病，买不起房”的悲惨境地。

　　总之，中共主导的跛足改革所导致的，正是只追求经济效率而无视人的自由的狭隘发展，受益于发展效率的主要是权贵集团。与此种发展观相呼应的，是把“生存权”放在首位的畸形人权观。它割裂了人性欲求和人权的完整性，而只把人作为满足于物质温饱的动物，只强调自上而下恩赐的小康生活，而毫不顾及人在根本上是要求独立自主的存在，以便为肆意剥夺人应该拥有更为重要的诸项自由权利提供借口。作为一个人来说，即便是物质上的温饱，也应该是独立挣得的而不是被赐予的。所以，中国特色的经济增长和生存权改善所服务的中心对象，不是人的自由而是独裁政权稳定及其最大受益者──权贵集团。

　　中共强调的稳定第一和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战略，只是为了自身的权力及其特权阶层的利益，而非为了扩展民众的自由及其权益。主流知识精英为稳定第一和经济优先所作的各种辩护──“特殊国情论”、“后发优势论”、“改革代价论”、“中共不可替代论”、“民主缓行论”和“镇压有理论” ──都是在为奴役制度和掠夺式发展辩护。这些辩护，正是森所批判的狭隘发展观和专业化经济学129的产物。

　　比如，如果让森来评价中国长期实行、至今仍未废除的户籍制度，那么我相信，他会毫不犹豫地建议废除户籍制。因为在森看来，对于劳动自由的理解， 不能只看重其市场效用，首要的价值是人从歧视制度的束缚中获得解放的自由，其次才可能轮到效率方面的论证，即废除户籍制对转移农村过剩劳动力的好处，对促进经济增长和提高农民收入的好处，对促进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好处，等等。现代化发展过程的最大成果之一，便是用自由的劳动契约取代了人身依附性劳工体制，用不受限制的人身迁移取代了对人口自由流动的限制，这总发展对自由的促进尤其体现在部分以传统农业社会为主的地区。所以，在中国废除户籍制的理由，决不应该首先着眼于社会效益，而应该从人权保障的角度出发，还农民以平等身份和进入劳动市场的自由，这些人权的失而复得本身就是最大的善政，而不必乞求户籍制的废除是否有利于发展效益。

　　然而，在中国主流精英的眼中，不但歧视性户籍制的存废首先关系到经济效益，甚至还不断有人呼吁恢复送容遣送制度。最近，中国科学院院士兼抗萨英雄钟南山，只因自己的手提电脑当街被抢，就把中国治安状况恶化的原因归结为流动人口，并要求“乱世用重点典”，公开为已经废除收容遣送这一恶法招魂。这正是森所批判的那种跛足发展观的典型──为了治安效率而宁愿牺牲最基本人权。

　　也就是说，在中国的主流知识精英关于户籍制存废的讨论中，无论是主张废除者还是主张缓行者，首先提出的论证大都是着眼于效率方面的理由。主张废除者提出促进经济增长、劳动力自由流动、减少农业人口和加快城市化等好处；而主张缓行者提出的理由是，废除户籍制不利于社会稳定、造成城市负担过重、城镇化的盲目扩张和农用地撂荒等坏处。而二者对农民遭受残酷歧视──诸项权利和人身自由的长期被剥夺──却很少有真切的关注，甚至就是视而130不见。

　　与户籍制的身份歧视相适应的，还有选举权和代表权的严重歧视。虽然，中国宪法明示每个公民的权利是平等的，但其选举法却规定：农民选举一个人大代表的人数是城市人的 4 倍。同样是国民，但 4 个农民的权利才等于 1 个城市人的权利。扩大到全体国民的权利比例，那就是 8 亿农民就变成了 2 亿国民，而 5 亿城镇居民等同于 5 亿国民。试想，在政治权利上的 2 亿农村国民如何与 5 亿城镇国民相抗衡？在如此不对等的权利歧视下，即便农民人口再多，落实到有效权利上的农民人口还不到城市人口的 50%，农民沦为弱势群体就是注定的。

　　为什么，歧视性的户籍制和选举权比例制已经实行了半个世纪，改革也已经进行了 20 多年，关心三农问题的主流精英们，还不希望让户籍制下的农奴获得解放而变成自由人？！起码变成与城里人享有同等权利的国民！

　　以自由为优先目标的发展观和以效率为优先目标的发展观之间的歧途，在前两年发生的杨小凯和林毅夫之间的争论中已经昭然若揭。御用经济学家林毅夫则代表了中国的主流经济学：经济改革优先的发展战略，在对外开放上的对应策略，必然是立足于通过对发达国家的技术模彷而保持经济高增长。由于技术模彷相对于制度模彷，具有低成本而高效率的易学特征，所以在中国的渐进改革进程中，把坚持技术模彷上的后发优势作为优先策略，应该加以无保留地肯定。

　　而已故经济学家杨小凯关于后发劣势的精彩论证，与森的“以自由看待发展”的发展观，有异曲同工之妙。杨小凯认为：从长远的角度看，这种只重技术模彷而忽略制度模彷的改革，只是一种跛足而短视的发展观。对于致力于赶超发达国家的落后国家来说，只看重相对容易的技术模彷而拒绝相对困难的制度模彷，非但不是后发优势，反而是后发劣势。因为，这种先易后难的赶超战略，一方131面只重效率价值而忽略道义价值（人的自由），另一方面又只重技术提升而忽略制度改造。其结果便是：无视人的自由价值的技术进步，固然可以为发展提供的短期动力，但其最大恶果是扼杀了发展的长期动力，因为扼杀人的自由就等于扼杀了人的创造力。所以，如果不改变制度本身的反自由的奴役性和歧视性，中国社会，不仅因重大矛盾的持续积累而陷于危机型统治，而且中国的改革，也将因越来越背离社会公正而失去内在动力，即便单从效率的角度讲，也只能导致短期发展而无法持之于久远。132

　　在中国经济一枝独秀的背后

　　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惊人

　　六四大屠杀后的中国大陆，经济领域发生了巨大变化，其程度远远超过了八十年代。

　　中国高层发展经济的主要动力，来自邓小平为了挽回六四屠杀所造成的个人权威和政权合法性的急遽流失，他企图用经济赎买来维持政权稳定，提出“发展是硬道理”。

　　沉闷的气氛一旦从经济上被打破，接下来的变革的主要动力，就是从八十年代开始出现的权贵家族牟取暴利的利益驱动。

　　正是权贵们的贪婪，激发起人们发家致富的欲望，搅沸了全民性的金钱梦，推动着中国经济的畸形高速发展。年均 9%以上的发展速度堪称“经济奇迹”。

　　中国特色

　　虽然，中国经济的发展有赖市场化和私有化，但中国式的市场，不是法治市场化而是的权力市场化，权力成为配置资源的主要方式，按资本分配的背后是按权力分配。中国式的私有，不是合法合德的私有化，而是强盗式私有化。房地产市场逐步开放变成权贵圈地运动，政府操控的金融市场变成权贵们一夜暴富的东方乐园，新经济的异军突起为权贵们开拓新的暴富机会，也造就了依附于权力的年轻富翁。

　　与此同时，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的“掌勺者私分大锅饭”，让太多的国有资产流入极少数权贵的口袋；那些高利润的垄断性行业，也大都掌握在几个权贵家族的手中。133

　　中共政权的财政收入增长之快，不但远远超过 GDP 增长的高速，更是远远超过居民收入增长的速度，官权变得越来越财大气粗，以至于满世界撒钱。与此同时，中国权贵们的私人财产积累速度之快，可以让任何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家相形见绌，一夜暴富的金钱神话遍及中共权贵家族。

　　代价昂贵

　　中国式发展以无视个人自由权利和社会公益为代价，受益于这种高效率发展的阶层主要是权贵集团，平民百姓的温饱不过是残羹败叶。

　　与此相对应的是把生存权放在首位的畸形人权观，也就是服务于政权稳定及权贵利益的中共特色的人权。

　　中共不惜动用一切资源保持政治稳定，正统意识形态崩溃带来的是极端机会主义和实用主义的统治，只要能保住独裁特权和掠夺更多的财富，怎么干都行。

　　策略剖析

　　寡头独裁的统治策略分解为五个相互联系的方面：

　　一是以民族主义为新的意识形态纽带，把大国外交和大国崛起的官方口号与反美反日反台独捆绑在一起。与此同时，引导整个社会向皇权时代回归，伟大的帝王与伟大的盛世变成大众文化的主旋律。

　　大动乱之后的发展经济是休息养生，对未来的小康承诺是温饱知足，和谐社会是传统太平盛世的翻版，八荣八耻的德治迎合儒家传统。

　　二是向“一切向钱看” 的原始资本主义的突进，中共鼓励发财致富，整体性政党之利益分化为派别利益，整体性国家利益分化为134特权集团利益，集团利益又最终量化为权贵家族及个人德利益。

　　中共不再讳言牟利，不再回避代表大资本，利益驱动代替意识形态动员而成为社会整合的纽带，也成为衡量官员的政治效忠、施政政绩和统治效力的标准,公权私用的腐败已变成中共机体的癌症。

　　对于现在的中共集团来说，“钱， 就是最大的政治。” 因为，有钱，才能确保政权的稳定和权贵们的利益，才能稳定中心城市和收买精英，才能满足人们一夜暴富的贪婪和平息弱势群体的反抗；有钱，才能在外交上与西方国家讨价还价，才能收买无赖小国以便换取其政治上的支持。

　　三是放纵物质上的奢侈消费和文化上的轻浮调笑。

　　一边是消费领域不断地放出“天价卫星”，名车、名表、豪华别墅、消费文化活跃了，一边是被虚幻的繁荣和真善美所包装的平庸化大众化，成为回报甚丰的产业，主宰了文化市场，它的小品化的调笑和轻松，与意识形态主旋律灌输的声嘶力竭默契配合，营造出由专制制度刻意纵容的享乐主义，散发着丧心病狂的恶俗、冷酷和野蛮。

　　四是在政治上严禁一切政治异见，特别是对有组织的民间挑战更为严厉。

　　在中共对民间自治组织的严酷打压下，脱离党组织和国家单位的个人，虽然有了一定的私人空间，但在公共领域并没有形成组织化自治化的民间社会，而是再次变成了分散的原子化分子，根本无法形成独立的组织化民间力量，也就谈不上与高度组织化的执政党和国家政权相抗衡。

　　五是对知识精英进行利益赎买。六四后，中共对在八九运动起到巨大作用的知识精英，先以血腥镇压恐吓之，继而以利益诱惑之，很快就将知识界变成了屁股决定脑袋的犬儒。135在内心深处，他们也许会拒绝现政权的意识形态，甚至鄙视现政权，但现实利益的大诱惑和恐怖政治的高风险，又让他们必须依附于现政权，在公开表态中承认和拥护现政权，积极向权力和资本靠拢，不放过任何攀权附贵的机会，也不再讳言公开为权贵集团辩护，不再羞于自觉地充当资本化政权的意识形态化装师，知识与权力与资本已经结成三位一体的利益同盟，也让知识精英迅速加入到发财致富的行列。

　　社会成本

　　所以，中国经济领域的巨大变化，表面上是广泛而深刻的，实质上却是跛足而肤浅的，其主要特征是量的扩大而不是质的提升。

　　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社会生活和人性品质的综合质量，并没

　　有同步提升，道德水准、思想活力、社会关怀和公共参与，都远远不如八十年代，中国正在向那种最坏的裙带资本主义狂奔。

　　权贵们几乎是肆无忌惮地瓜分着由所谓的国有资产转化而来的党产，精英们几乎是毫无廉耻地为权力和资本辩护。

　　八十年代来自党内开明派、自由知识界、热血青年、有道义追求的民营经济界、民间持不同政见者等共同构成的推动政治改革的现实的和道义的合力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单纯的经济利益所驱动的单项经济改革。

　　在这样的“经济奇迹” 背后，是制度腐败的奇迹、社会不公的奇迹、道德沦丧的奇迹、挥霍未来的奇迹，不仅是经济成本和人权成本极为高昂的奇迹，更是社会综合成本难以估量的奇迹。

　　来源： BBC136

　　扼死新闻喉咙的恶法

　　──评《突发事件应对法草案》

　　一、中共立法的自打耳光

　　中国《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

　　中国《立法法》第七十八条规定：“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

　　2004 年中共十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把“国家保护和尊重人权”正式写入根本大法。

　　然而，中共政权的人治本质并没有任何改变。如果说，在毛泽东极权时代，绝对独裁者玩弄的是无法无天，那么，改革以来的后毛时代，寡头独裁玩弄的就是“恶法治国”。改革以来的历届中共政权所强调的依法治国，不过是把法律变成实现独裁意志、牟取权贵利益和镇压民间权益的工具。特别是在控制言论和压制新闻自由方面，中共政权可谓是“恶法”跌出。

　　所以，只要寡头独裁集团认为有必要，就不惜自打耳光，公然违反《宪法》和《立法法》的相关条款，背弃“保障和尊重人权”

　　的宪法承诺，制定出践踏人权的恶法。比如， 1989 年 10 月 31 日中共七届人大常务委员会第 11 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实质上是“不准游行示威法”；中共《刑法》中的“煽动颠复国家政权罪”，实质上就是“文字狱”的别名。两项子法都是对母法的公然违背。现在，胡温政权又准备出台打压新闻自由的违宪法律。137

　　2006 年 6 月 25 日，中共新华社报导说：中国政府起草的《突发事件应对法草案》已经送交十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该草案针对突发的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群体性事件，规定了突发事件中政府、媒体和公众的权责。其中特别引人注目的第 57 条为新闻媒体设置了“高压线”，对突发事件中媒体行为作出惩罚性规定：凡是违反规定擅自发布有关突发事件处置工作的情况和事态发展的信息或者报道虚假情况的新闻媒体，最高将被罚款 10 万元人民币。这些限制和惩罚，不仅适用于中国媒体，也是用于境外媒体。

　　毫无疑问，从国人的知情权、言论权和新闻媒体的报道权、采访权的角度讲，这项恶法是对上述权利的公开践踏。就连参与起草该法案的清华大学教授于安在《财经》杂志接受采访时，也对第57 条表示吃惊。他说：“我不知道怎么加进这一条的。专家讨论的时候是没有这一条的。”他还指出：新闻权属于人们的言论自由，这是宪法权利。这个权利在什么样情况下才可以受到限制？

　　需要慎重对待。“草案”中提到“违反规定”要受到处罚，但这个“规定”由谁来作出？“规定”的理由是什么？如果含混不清，就会给限制言论自由者提供机会，最终受损的是老百姓的知情权。

　　（《突发事件应对法草案“突发争议”》，《财经》 2006 年 6 月 28 日）二、公然践踏新闻言论自由和危及社会公益的恶法首先，新闻自由是现代文明的核心原则之一，政府不得以任何理由垄断、管制、剥夺媒体的自由。所以， 1、 媒体必须是独立的，其公信力不是来自政府的授予，而是来信息市场的自由竞争和广大受众的评价的授予，争夺受众是媒体生存的根本。一个新闻媒体的发行量、公信力和权威，都要在市场中由读者来检验，如果经常发布不准确的信息或撒谎，公信力自然就会下降，逐渐被市场所淘汰，根本就用不着政府管治。 2、 新闻，不仅要准确，也要及时，讲究138时效是新闻的重要特性，准确及时的报道是新闻媒体的社会责任，也是信息市场竞争的客观要求，甚至就是新闻媒体赖以存亡的生命线。 3、“突发事件”恰恰是最具时效性的新闻，媒体能否在第一时间向社会提供突发事件的准确信息，不仅关系媒体作为社会公器的责任问题，也关系到媒体在市场上生存发展的竞争力问题。

　　然而，一个没有自由的信息市场和新闻自由体制的社会，必然是政府垄断、弊端横行、黑箱作业的社会。只有在这样的喉舌国家，媒体才会靠天天说空话、套话和谎话来生存，才会失去对突发事件的新闻敏感。

　　其次，新闻媒体是公共信息的载体，因而必然是社会公器。媒体必须服务于社会公益和广大授众： 1、 公众有权利要求媒体提供及时、准确的公共信息，媒体也必须向社会公众提供及时、准确的公共信息； 2、 作为社会公器的媒体发挥着揭露丑闻和监督政府的舆论监督作用，也发挥着对人权案件的舆论救济作用，故有“无冕之王”和“第四权力”之称。

　　只有在媒体独立和新闻自由的环境下，媒体上述功能才能发挥。如果政府对媒体的采访报道活动设置诸多的清规戒律，既侵害了公众的知情权和新闻自由，又扼杀了媒体的监督和救济的社会功效，使社会丑闻和政府滥权逍遥于公共舆论之外。

　　第三，从维护社会公益和突发危机处理的角度讲，公共突发事件与公众利益、社会稳定密切相关，民众更应该及时了解相关信息，媒体的反应也应该更灵敏，尽量在第一时间提供及时准确的信息。

　　换言之，媒体有权利、也有义务及时“发布有关突发事件处置工作的情况及事态发展的信息”。

　　然而，已经提交人大审议的《突发事件应对法草案》的第 57条，以惩罚性条款来限制媒体对突发事件的及时报道，将非常不利于突发危机的及时高效的处理，必将造成社会公益的重大损失，甚至造成不必要的社会恐慌。139

　　2003 年的 SARS 疫情和 2005 年的松花江水汙染危机，之所以造成全国性乃至世界性危机，造成社会性恐慌和重大生命财产的损失，症结既在于中共官权的隐瞒甚至欺骗，更在于中国媒体在新闻管制下的无奈沉默。现在，屡屡隐瞒重大公共危机信息的中共官权，非但不吸取以往的教训，反而为确保独裁政权的稳定和黑箱制度的畅通而制定恶法，以便惩罚那些敢于揭露黑箱操作的媒体和新闻人，就是以立法来制造恐怖气氛，使新闻媒体处在动辄得咎的威慑之下，既瘫痪了媒体的信息发布权和新闻监督权，又加强了官权对信息的收集和发布的垄断，让掌控突发事件应对的各级政府成为唯一仲裁者。

　　三、制定恶法的宗旨

　　中共现政权之所以宁愿自打耳光，也要制定这项恶法，既源于中共政权敌视新闻自由的独裁本质，也来自胡温政权在政治上的虚弱，害怕媒体的出格给当局“添乱”，更害怕媒体变成独立于官权的“第四权力”。

　　因为，在当下中国，一方面，新闻自由意识普遍觉醒，开明媒体越来越不甘于“喉舌”地位，优秀新闻人也越来越不驯服，出格的媒体不断增加，优秀新闻人对官权打压的反抗时有所闻，有些反抗在国内外舆论的关注下，变成备受瞩目的公共事件，令在国际上频作“人权秀”的中共政权颜面扫地。另一方面，面对见缝插针的新闻觉醒，几十年一贯制的中宣部管制方式已经越来越力不从心和漏洞百出，威慑效力的大面积失灵，穷于应对的现状使现政权不得不加强管制。

　　于是，便有了从中宣部禁令到人大立法的升级。传统的中宣部内部禁令及其个案整肃对媒体的打压再凶狠，也不能与人大立法相比。因为，禁令主要依靠黑箱操作，特别是在突发事件的应对中，其反应是滞后的，其威慑力是局部的、短期的；而立法对媒体的打140压完全公开化了，具有预先防范的功能，其威慑力是全局性的、普遍性的、长期性的。

　　现政权出台恶法的核心宗旨有三：

　　首先，在突发公共事件、特别是底层群体维权事件越来越多的当下中国，维护独裁统治及其权贵利益的方式之一，就是将不利于官权的信息扼死摇篮中。所以，在传统管制手段不断失效的情况下，通过立法的方式来加强管制。所以，胡温上台仅三年，除了这项《突发事件应对法草案》之外，中央及其地方当局还制定一系列严控媒体和网络的法律法规。

　　2005 年 6 月 10 日发布了《公众举报违法和不良信息奖励办法》，为互联网领域的告密提供法律的保障和鼓励；2005 年 9 月 25 日发布了《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为所有网站设立了政府审批和统一新闻来源的两大高压线。

　　2006 年 4 月 12 日发布了《关于重申电视国际新闻管理规定的通知》，要求各级电视台播出的国际新闻必须统一使用由中央电视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提供的电视国际新闻，严禁擅自使用从境外卫星电视收录或从其他渠道获得的国际新闻素材制作、播出广播电视国际新闻节目和国际时事政治专题节目，不得将境外卫星电视图像配以新华社文字稿进行播出；

　　2006 年 7 月 12 日印发关于《图书、期刊、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重大选题备案办法》的通知，为了严控涉及“重大选题”的音像制品在国内发行。通知要求今后凡是涉及文革等重大选题的音像制品的出版引进必须首先在新闻出版总署备案，没有备案的将一律停止发行，并封存收回。

　　其他限制性法规还有：网络 ID 和新闻报道的实名制，不允许新闻媒体进行异地监督，批评性报道要经过被批评者审查??等等。141

　　更有甚者， 2006 年 7 月 8 日，重庆市公安局出台网络恶法《关于加强国际联网备案管理的通告》，居然作出明显侵犯个人隐私权的规定：个人在家上网也要在公安局备案，拒不执行者，轻则将被警告，重则将被停机半年。

　　其次，遏制新闻界自发追求新闻自由的势头。众所周知，上世纪八十年代，党内开明派和优秀新闻人密切合作，准备起草一部新闻法，旨在保障新闻自由──媒体的报导权、记者的采访权和民众的知情权。尽管，这种努力因六四而夭折，但媒体人争取新闻自由的努力一直没有停止。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大陆媒体在市场竞争的压力下，也在新闻良知的推动下，逐渐走上争取独立化、职业化、民间化之路，以打擦边球的方式拓展独立的言论空间。

　　然而，胡温政权非但没有放松对媒体的操控，反而不断地勒紧套在媒体上的缰绳，加强了对开明媒体和优秀新闻人的打压，从“南都案”到“冰点事件”，一张张开明报纸和一个个优秀新闻人遭到整肃；从频繁的中宣部内部禁令到新闻出版署的公开法规，大陆媒体打擦边球的空间越来越小。现在，由个案整肃和内部禁令上升到人大立法层次，特别是面对突发公共事件之时，非经官权批准媒体便不能报导，擅自报导就要受到惩罚，意在用法律紧箍咒来箍死媒体。

　　第三，该项法律之邪恶，不仅要堵死国内媒体，而且要限制外国媒体对中国公共危机的独立报道，以便尽量杜绝官权封锁的敏感信息出现在国际舆论中。近些年，随着中国开放度的不断扩展，进驻中国的海外媒体也越来越多，海外媒体对中国问题的批评性报导也越来越多，特别是对国内媒体无法报道的敏感性公共事件的大量报道和评论，不断地触动中共政权及其新闻管制的最敏感神经；外国媒体对此起彼伏的底层维权事件的报道，通过互联网由境外向境内的传播，形成海内外舆论的联合压力，当然最令中共政权反感。

　　比如， SARS 危机期间，蒋彦永先生揭露疫情的公开信被国内142媒体封杀，无奈之下，他只能转投境外媒体，由美国《时代周刊》

　　发出率先，从而在国内外引起巨大反响，迫使胡温政权不得不调整抗萨政策。再如，被官方严密封锁的底层维权事件，如太石村事件、汕尾东洲血案、临沂暴力计生事件等，如果没有外国媒体的大量跟踪报道，不可能在国际上产生巨大影响。

　　以前，中共政权对境外媒体只能进行一些政策性、个案性的不公开限制，比如，限制外国记者对敏感的地区、事件和人物的采访，时而以泄密罪来抓捕记者，从而对外国媒体起到一定的威慑效力。

　　但还拿不出更好的办法来管制外国媒体。现在，中共出台了这一法律，就是为了可以公开地名正言顺地打压海外媒体报导的空间。

　　四、中共新闻体制的大倒退

　　在自由国家，任何公共信息都理应为全社会所分享。特别是当突发危机降临之际，危机信息发布直接关系到公众安危、社会稳定和应对危机的社会动员等重大公益，握有公权力的政府和提供公共信息的媒体，必须向社会提供准确、充分、有效的信息，因为它是保障公共安全、维持社会稳定和进行社会动员的必要前提。如若政府或媒体有意隐瞒并欺骗公众，就不仅是失职渎职，而且是严重的犯罪，不仅要遭到公众的唾弃和舆论的谴责，而且必定要受到法律的严惩。

　　而在中国，古代的家天下帝制时代就有“民可以使其由之，不可使其知之”独裁古训，如今的党天下独裁则把隐瞒和垄断信息的黑箱制度发展到极端。以至于，党权至上体制对各级政府及其官员的首要职业要求，不是向公众说真话的政治诚信，而是要练就欺骗公众的隐瞒及撒谎的技巧，中共新闻发言人必定要练就公然说谎不脸红的厚黑本领，而诚实的官员必定被谎言制度所淘汰。前不久，以敢讲真话着称的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辞职，就是官场逆淘汰的最新受害者。143

　　凡独裁必狂妄，也必然自以为“伟光正”，为维护党权及其官员的“伟光正形象”，也就必黑箱必谎言。一旦遇到重大灾害或危机，无论是局部灾难还是全局灾难，也无论是矿难、食物中毒还是爆炸、流行病，中共官员们，上至中央大员下至七品芝麻官，他们首先想到的，不是社会公益和民众福祉，而是维护党权及其代理人的伟光正形象，是确保官员个人的乌纱帽，是相关集团利益可能付出的巨额赔偿。

　　所以，凡是有突发事件或公共危机出现，相关官员在第一时间的应急反应，大都是习惯地隐瞒或撒谎。独裁制度又给予了他们处理公共信息的垄断权，使他们有能力对社会进行隐瞒和欺骗。所以，在重大公共危机上的处理上，中共官员的第一选择必定是隐瞒和欺骗，而在这背后是敌视民意和轻视民生的野蛮。只要能够隐瞒住危机和蒙骗住公众，官员们就完全可以不管民意的诉求、社会的不满和民生的安危。直到危机信息通过其他渠道的传播在社会上造成流言满天飞和大面积恐慌，甚至已经造成严重的生命财产的损失之后，官权才会为了保证政权稳定而被迫地为公众提供有限的相关信息。

　　2003 年，年轻大学生孙志刚被打死在广州市收容所内，引发出全国性的维权浪潮，刚刚上台的胡温政权顺应民意，果断地废除了一项厉行几十年的恶法──收容遣送制度。同时，由于政权隐瞒而导致 SARS 危机泛滥，多亏老医生蒋彦永勇敢地揭开真相，引发海内外舆论大潮，迫使胡温政权改变抗萨政策，大陆媒体也享受到一段相对宽松的时期。

　　然而，通过废除收容遣送制度和领导抗萨运动，胡温政权赢得了“新政”的美誉，随着民意支持的增加和权力的巩固，所谓的“新政”急遽倒退为“旧政”，其突出的表现就是逐渐收紧舆论空间，从对开明媒体的严厉整肃到大面积查封民间网站，从网络实名制到新闻报道实名制，致使传统媒体噤若寒蝉，互联网一片凋零。现在，144胡温政权对新闻自由的打压再上台阶，由个案整肃、内部禁令上升到人大立法层次，不仅标志着胡温政权打压媒体的再上台阶，也标志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历届政权在新闻管制上的最大倒退。如果这项法律真的被人大通过，将将把本来就日益萎缩的新闻空间逼入死地，也必然使中国本来就日趋恶劣的人权状态雪上加霜。

　　近年来，中国的崛起被自由国家视为“威胁”，因为一个独裁大国的经济及军事崛起，不可能让自由世界放心，不要说独裁国家可以很容易集中倾国之力来实现独裁者的扩张野心，就是其黑箱操作所造成的公共灾难危机向世界的蔓延，和平崛起承诺就很难服人，也足以让世界有理由不信任中国。如果说， SARS 危机蔓延和松花江水汙染危机的扩散，还仅仅是用个案的方式向世界昭示了独裁崛起给世界带来的威胁，那么，《突发事件应对法草案》这一恶法的出台，就是用制度倒退方式向世界展示了中共现政权对主流文明的顽固抗拒。

　　这项恶法草案一出，国际舆论哗然，主流媒体纷纷发文予以批评，国际人权组织也发出谴责之声，即便在舆论环境恶劣的大陆，《南方都市报》和《财经》杂志也公开置疑这个草案，一些专家、学者和教授也公开批评第 57 条。也就是说，当今世界，自由化民主化已经变成不可阻拦的世界大势，对风雨飘摇的独裁制度形成巨大的外来压力。当今中国，新闻人早已不再是一群愚昧而驯顺的羔羊，新闻自由意识空前觉醒，反抗媒体管制的呼声不绝于耳，正如美国《洛杉矶时报》 7 月 9 日的社论《刚发生──以下新闻被封锁》

　　所言：“在中国，言论自由的精灵已经从久睡中的瓶里跳出，中共的领导者应该看到，已经无法再让它回到瓶里去了！”

　　所以，无论中共多么想把中国建成一座“信息监狱”，但独裁大厦的底座已经出现难以修补的裂痕，整栋建筑也出现越来越大的漏洞，特别是有了互联网之后，信息监狱的漏洞百出已经无法避免，言论管制越来越变得力不从心，管制效力也越来越弱化，即便想通145过用恶法来修复，也无法达到预期的效果。146在大国崛起的背后

　　央视《大国崛起》的热播

　　2006 年的中国，如若列举引人注目的公共话题，当然少不了央视播出的专题片《大国崛起》。 11 月 13 日至 24 日，央视经济频道（2 频道）隆重推出 12 集大型电视纪录片《大国崛起》，一套共8 册的同名系列丛书也已同步发行。这是一部以世界大国的兴衰史为题材并跨国摄制的大型电视系列片，从筹备到制作完成历时近三年，七个摄制组分赴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俄罗斯、美国九个竞相登上世界舞台的世界大国进行实地拍摄和深入采访，分别诠释了各大国 500 年的兴起史。

　　该片的主要策划群体，大都来自体制内持有自由主义价值观的开明学者，还采访了中外 100 多位学者，可视为学术与电视的合作；该片多少跳出了以往的宣传模式，极力淡化意识形态色彩，转而采取一种相对客观、中立的叙述，介绍了世界九大国的崛起，提供了比较丰富的历史知识。特别是对英国和美国进行了重点介绍，这可是两个对世界历史进程发生过主导性影响的民主国家； 也对源于西方的自由贸易、市场经济和宪政民主等现代化制度有所肯定。

　　令外界感兴趣的背景是，该片主创人员坦称：这个历经三年完成的专题片，最初的启动主要得益于中共高层的意愿。 2003 年 11月 24 日，党魁胡锦涛主持的中共政治局进行了第九次集体学习，内容是“15 世纪以来世界主要国家发展历史考察”，由中国两位专家系统讲述九个国家的兴衰史。据该片总编导任学安回忆：“2003年 11 月底的一个清晨，我在上班途中听到收音机里播报了一条新闻：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15 世纪以来世界主要国家的发展历史’。1479 大国， 500 年，在北京嘈杂拥堵的三环路上，突然之间听到来自遥远浩瀚的历史的声音，一个念头让我激动不已。”

　　另据境外媒体报道，政治局学习过后，中共高层下发文件，要求各级党政部门都要学习这段历史，中央电视台推出 12 集大型电视纪录片《大国崛起》，把大国崛起的议题由党内推向社会，其目的是为了打开中国人视野，为中国加速崛起进行必要的精神准备。

　　更有境外媒体说，这是在为中共高层准备启动政治改革造势。

　　以该片的分量而言，按惯例应该在收视率最高的央视一套节目中播出，但官方选择了在收视率相对低的央视二套播出，也许是为了不至于引起过渡争论。然而，无论是哪个频道播出，该片毕竟是中共电视第一喉舌制作并播出的大制作，打破国内主流媒体对重大公共话题的长期沉默，必然为公共参与极度饥渴的民间提供了发言的借口。所以，该片一播出，顿时引发如同大雨般的热评，也就不足为怪了。至于该片是否说清了世界大国的兴衰历史，则是见仁见智。无论是网民的看法还是学者的评价，也无论是国内媒体还是境外媒体，对该片的总体评价，可用毁誉参半来概括。

　　参与该片制作的人员和体制内学者大加赞扬，透出一种自我表扬的肤浅；该片总策划麦天枢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访谈时说：“这部片子采取侧重历史事实，而较少价值判断的方式，导致了其中所叙述的历史，和我们熟悉的教科书认识有所区别。这个区别造成某种紧张和兴奋，总觉得是不是有点什么。我想这就是我们这个社会脆弱的心理的一种表达。这么大一个社会，如果因为某部电视片而发生什么不得了的转折，那是小瞧和弱估了我们这个社会。”他还谈到这部片的三大正面价值：

　　1、 让公众了解什么是“历史理性”；

　　2、 呼唤一种中国历史缺少的“妥协精神”；

　　3、 强有力的中央权力在国家崛起中的关键作用。显然，麦天枢所表达的是一种“威权主义”的崛起思路。148新左派对该片进行猛烈抨击，什么“不过是《河殇》的翻版”、“迎合了近 20 年右派营造的主流观点”啦，什么“把美国的发展过程捧上了天”、“警醒美国等敌对势力对中国的新一轮的遏止高潮”啦， ??学过西马的新左派，真是不长进，洋墨水并没有稀释满肚子狼奶，继续上纲上线，狂喷阶级斗争的口水。更有甚者，一篇署名黎阳的评论，居然发出足以把专题片主创人员送进监狱的指控：“《河觞》煽动动乱，‘崛起’煽动政变”；此前不久，新左派对讨论改革的“西山会议”的进行舆论围剿，就有左克在网上贴出《致北大党委的公开信──必须对贺卫方的反党言论严肃处理！》。（以上引文，见“乌有之乡”网站）

　　政治自由主义知识人对该片的评价还算公允，既有所肯定，也提出尖锐批评。在这方面，着名历史学家、中山大学教授袁伟时的评价比较具有代表性。他肯定说：“它对历史事实进行了比较客观的叙述，对历史材料进行了还算恰当的取舍。通过对这些史实的叙述，把这些国家为什么兴盛、为什么衰败基本上讲清楚了。这对中国人了解世界现代化的历程是有帮助的。”

　　但袁先生同时指出了该片的三大不足，特别对该片的“较强烈的‘富国强兵’的味道”。他说：“富国强兵是许多国家长期的追求，要实现国强民富，后面需要正确的制度积累。没有正确的制度做保障，光从发展经济、发展科学技术上努力，可能走上危险的岔路，或是国富民穷，或是侵略、掠夺别国，屡见不鲜。”袁伟时最为不满的一点是：“最后一集《大道行思》，应该是分析大国崛起因素的点睛之笔，但是回避了民主制度、宪政和保护公民的财产权、保护自由的重要性，这些是一个国家能否长治久安最关键的因素，恰恰在这个地方回避掉。”（见《搜狐评论》 2006-12-12）社科院研究院党国英先生也说：“《大国崛起》解说词仅仅有 12 处提到‘民主’，且主要是在复合名词中涉及，并没有认真讨论民主政治的意义。”

　　在我看来，不管官方允许播放《大国崛起》的主观意愿如何，149但由于电视本身的巨大传播力，在客观效果上还是具有很大的启蒙作用。比如有网友就说：“非常好的片子，真不能相信是央市的作品。太震撼了，只希望不要被禁。因为我觉得其中的内容与中国现在的体制格格不入，他强调了公平，人权,民主,法律，市场经济??”

　　央视的《大国崛起》引发舆论热评，既与中共高层的自上而下的推动有关，更是近年来愈演愈烈的民族主义思潮的影视化表达。

　　可以说，当爱国主义变成绝对的“政治正确”之时，胡锦涛政权提出“和平崛起”的口号，必然变成备受关注的议题。比如，截至2006 年 12 月 12 日，百度一下“大国崛起”， 搜索到的条目竟然高达一百八十二万多条；古狗搜索到的条目更是高达近三百万条。

　　官权的大国外交

　　的确，中国式高增长可谓一支独秀，中国外汇储备世界第一（已经高达 1 万亿美元），中国军力大幅提升，中共政要满世界撒钱，中国游客出手大方，中国商品无所不在，中国人手机世界第一，中国网民增长最快??所以，在江泽民时代的后期，随着“申奥”、“入世”等成功，邓小平时代的“韬光养晦”的低调外交逐渐被高调的“大国外交”所取代，中国传统的“天下心态”也以“大国外交”的形式重新复活。当年，江泽民满世界作秀的表演，已经毫不掩饰自己对跻身于大国领袖的强烈渴望做。江政权全力提升军力，积极经营“上海合作组织”，厚待被美国指控的“邪恶国家”。 其目的不只是针对台湾，更是想取代俄罗斯而成为抗衡美国的领袖。

　　胡锦涛上台不到三年，全力提升江时代的大国外交，对台对日对美的态度日趋强硬。针对台湾，高调出笼授权战争的“反分裂法”；针对日本，官方不但操控了改革以来最大规模的反日风潮，而且在长达五年的时间里中断中日元首的互访；针对美国，由于胡锦涛就任国家主席后首次访美受挫，胡锦涛便有意联合世界上的反美国家，从邪恶国家朝鲜、伊朗到越来越独裁的俄罗斯，从古巴到委内150瑞拉， 皆变成胡锦涛政权的亲密盟友。胡锦涛与普京发表“联合宣言”，不点名地警告美国；中俄联合举行大型军演，也有给美国看的意味；与此同时，胡温等高官开始了遍及拉美、中东、非洲、亚洲的金钱外交。 2006 年 11 月 4 日-6 日召开“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中国彷佛回到了毛泽东时代的第三世界外交，居然不惜花大钱请来非洲 48 国元首，共同拱卫着中共党魁胡锦涛，很有点众星朝北斗的意味。

　　精英、媒体和愤青的舆论煽情

　　在舆论的导向上，中国的御用精英和新左派不断煽动民族自傲情绪，什么“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指日可待”，“21 世纪已经是中国的世纪”、“中国将在 50 年后成为取代美国的世界第一强国”??

　　等大言不惭，屡屡出自主流媒体和各类精英之口。许多着名经济学家声称：中国经济总量可能在 2015 至 2020 年期间超过日本，有人甚至计算出：如果按照人均购买力来评估，中国经济总量甚至能够在 20 年后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胡鞍钢）；最保守的估算也认为中国将在 2050 年超过美国（林毅夫）。

　　在反美反日反台独的民族主义狂热中，不时透出一股嗜血的味道。每逢出现中美、中日、两岸的冲突事件，网络上必然响起一片喊杀喊打之声。一些所谓的专家也加入到战争叫嚣的大合唱之中。

　　有军事专家危言：“中美之间必有一战”；有外交专家表示：“是放弃韬光养晦的时候了。”以至于，共军少将甚至狂言：“如果美国用导弹和制导武器攻击中国领土，我想我们只能用核武器来反击”，“中国人已做好西安以东城市全数遭到摧毁的准备”，“当然，美国也必须做好准备，美国西岸一百多个或二百多个、甚至更多的城市可能被中国摧毁。”

　　在大陆媒体中，无论是大陆人还是海外华人，只要在西方取得了令人注目的成绩，就会统统变成强化民族自傲的麻醉剂。尤其是151体育领域的成就更容易激起昔日“东亚病夫”的民族自尊。王军霞在世锦赛和奥运会，连续获得过万米和五千米的冠军且创造了新的世界记录，她本人还获得象征田径最高成就的“欧文斯奖”。国内媒体高呼：“东方的速度和耐力正在征服世界！”姚明成为 NBA“火箭队”主力中锋，中国媒体便高呼“中国高度征服美国！”刘翔获得 2004 雅典奥运的 110 米栏金牌，被中国媒体誉为“中国速度超越世界！”华人导演李安的《断臂山》获得奥斯卡最佳导演奖，被大陆媒体称为“所有华人的骄傲”，“再次让世界对华人导演刮目相看。”

　　“我们曾经阔过”的阿 Q 精神随处可见，汉唐盛世和康乾盛世不断被搬上银屏，马踏匈奴的汉武大帝，驰骋欧亚的成吉思汗，最早下西洋的郑和远航，扩大了中国版图的康熙乾隆，他们对外扩张的丰功伟绩，不仅满足了当代国人的民族虚荣，也激发起古已有之的天下心态和称霸欲望。

　　与此同时，中国崛起已经变成西方世界的流行话题，“一个强大的中国正在崛起”、“中国雄师猛醒”之类的评论不绝于耳；西方舆论种种关于中国崛起的议论，西方政要和各类精英不断惊呼，国际权威机构发布的每一项中国利好的消息，都是对中国民族主义的强烈刺激。中国人不但自视为“腾飞的巨龙”，也确实越来越把自己当作“猛醒的雄师”。

　　中国崛起的另一面

　　在我看来，尽管中国的国力军力有了很大的提升，但现在的中国还远不具有可以抗衡自由国家的软硬实力，也谈不上二十年后超越美国，成为可以称霸世界的第一强国。所以，西方人热炒“中国威胁”，对他们自身是一种警示，而对世界格局而言则有点危言耸听；中国人陶醉于“大国崛起”，对自身是一种极度自卑后的反弹，而对西方世界显得过于轻浮。然而，不争的事实是，被独裁政权误152导的民族主义，被狂热民族主义绑架的民心，正在走向丧失理智和泯灭普世价值的盲目，已经为在独裁称霸背书，那种愚昧而可怕的天下心态正在迅速复活，已经再次把中国引向危险的边缘，部分中国人已经狂热得失去起码的理智，开始把独裁政权臆造的幻觉当真。以至于，国人越发陶醉于虚构神话，只愿看繁荣崛起的一面而不愿看凋敝衰落的另一面；只愿听来自西方国家的赞美而不愿听来自西方国家的批评；既不愿意正视制约中国发展的制度和资源的双重瓶，也不愿意承认在软硬实力上与主流国家之间的巨大差距的现实。

　　跛足改革支撑的经济增长，让中国付出的综合代价之大，是其他国家崛起过程中难以比拟的；中国廉价商品来自劳工权利的匮乏及其“血汗工厂”，也来自粗放型增长模式背后的能源浪费和环境破坏；在中共大订单特别是从花大钱从俄罗斯购买尖端武器的背后，是独裁政权对全民资源的高度垄断和任意挥霍民脂民膏；在中国游客满世界撒钱的背后，是权贵私有化和制度腐败造成两极分化；在看似稳若磐石的社会秩序背后，是愈演愈烈的官民冲突和此起彼伏的民间维权。

　　更为令人沮丧的现实是，民族主义骄狂的背后是缺少文明价值支撑的民族意识，一种原始丛林伦理──主奴人格。遇强者是奴隶，遇弱者是主子；落魄时极端自卑，以坐稳了奴隶地位而得意，发达了目中无人，随时拿着君临天下的主子派头。这样的民族意识，很难崛起为自立自尊的文明人。他们只能接受统治者的灌输、欺骗和恐吓，如同大人连哄带骗地管制着孩子们。他们没有自己的头脑、尊严和人格，无法独立行走和独立思考。统治者用小恩小惠贿赂着、用皮鞭恐吓着、用歌舞升平娱乐着、用谎言毒化着国人的灵魂。

　　在人类历史上，凡是独裁崛起的大国，拿破仑的法国、希特勒的德国、明治天皇的日本、斯大林的苏联，不仅无一例外地衰落了，而且无不给人类文明带来巨大的灾难。相对而言，英国和美国的崛153起就与上述的独裁崛起极为不同，两国都是以自由宪政立国，由此避免了大起大落的动荡，也很少遭遇内忧外乱的大灾难，可以称为长治久安的大国。如果说，大英帝国随着殖民时代的结束而回归正常国家，那么，美国的崛起则完全不同于殖民时代的任何大国。美国在二十世纪的领袖地位不再依靠对大片殖民地的占领和掠夺，而是奠基于推动了反殖民运动和领导了自由民主运动。

　　今日中国之崛起，决不能再走德、日、苏的“独裁崛起”之路，而必须开出英、美式“民主崛起”之局。

　　在当下中国，由于官民之间对如何崛起的路径选择存在着巨大分歧，是自由崛起还是独裁崛起？其未来前景充满了充满不确定性。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和私有产权意识的普遍觉醒，使民间蕴涵着自发地走向自由的巨大力量；而官权对独裁制度及其特权利益的维护，对跛足改革的坚持，成为中国走向自由之路的最大障碍。无论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还能延续多久，无论中心城市多么像现代化的国际都市，无论中国的权贵阶层享受着多么奢侈而现代的生活，只要中国仍然是个一党独裁的国家，中国就无法崛起为成熟的文明国度。

　　所以，国际主流社会必须高度关注的事实是：今日的独裁中共与自由世界的博弈，已经完全不同于传统的极权苏共，中共不再固守意识形态及其军事的抗对，转而致力于发展经济和抛弃意识形态的广交朋友，既在经济上进行市场化改革并力求融入全球化，又在政治上固守独裁体制，全力防止西方的和平演变。君不见，钱包鼓起来的中共政权正在全世界展开金钱外交，它已经变成其他独裁国家的输血机，它用来经贸利益来分化西方同盟，它用大市场来利诱和要挟西方大资本。而面对经济实力迅速提升的独裁大国，如果它的独裁崛起得到不到来自外在的强力制约，继续对中国的独裁式崛起采取绥靖主义，就将重蹈历史复辙，其结果，不仅是中国人的灾难，也将殃及自由民主的全球化进程。所以，要遏制独裁崛起对世154界文明的负面效应，自由世界就必须帮助世界上最大的独裁国家尽快转型为自由民主的国家。155

　　大国崛起是天下心态的复活

　　大国崛起的高调民族主义

　　中国式高增长可谓一支独秀，中国吸引外资世界第一，中国外汇储备世界第一（已经高达 1 万亿美元）， 中国人手机世界第一，中国网民增长最快且很快也将跃居世界第一；中国的军事投入大幅提升，中国航空母舰的诞生也为期不远；中共政要的足迹遍布世界，每到一处都慷慨撒钱；中国廉价商品无所不在，令发达国家头痛不已；中国游客出手大方，让富足的西方人看得目瞪口呆；孔子学院出现在世界各地，中国开始强力向外输出软实力??于是，西方主流纷纷以专题方式大篇幅关注中国的发展，西方舆论不断惊呼“中国的崛起已经不可避免”，“中国威胁论”的警告也不绝于耳。

　　越来越财大气粗的中共政权及其御用精英，表面上驳斥西方舆论炒作的“中国威胁论”，骨子里却很享受西方人把中国视为最大的挑战，甚至得意的有些飘飘然。当“申奥”、“申博”和“入世”

　　接连取得成功，江泽民已经毫不掩饰其跻身于大国领袖的强烈渴望，所以，他不再固守邓式“韬光养晦”的低调外交遗训，而是迫不及待地提出江式的高调“大国外交”。江泽民任内的出访次数远远超过任何前任，每到一国都要大肆作秀，给世人留下笑柄；与此同时，江政权全力提升军力，积极经营“上海合作组织”，用金钱外交拉拢欧洲大国和厚待被美国指控的“邪恶国家” ??其目的不只是针对台湾，更是想取代俄罗斯而成为抗衡美国的领袖。

　　胡锦涛上台以来，内政上用赎买底层代替江时代的赎买精英，但在外交上却大力强化江时代的路线，用更具攻击性的“和平崛起”

　　代替“大国外交”。所以，胡锦涛政权对台对日对美的态度日趋强156硬，针对台湾，一面高调出笼授权战争的“反分裂法”，一面大打统战牌、请来国亲两党党魁；针对日本，官方不但操控了改革以来最大规模的反日风潮，而且在长达五年的时间里中断中日元首的互访；针对美国，胡锦涛作为国家主席的首次访美受挫，使之更趋向于联合世界上的所有反美国家，从邪恶国家朝鲜、伊朗、古巴到日益左倾的拉美各国，从西欧大国到越来越独裁的俄罗斯，胡温政权开始了所谓的全球金钱外交。更有甚者，胡锦涛与普京发表“联合宣言”，不点名地警告美国；中俄联合举行大型军演，也有给美国看的意味。 2006 年 11 月 4 日-6 日召开“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中国彷佛回到了毛泽东时代的第三世界外交，居然不惜花大钱请来非洲 48 国元首，共同拱卫着中共党魁胡锦涛，很有点众星朝北斗的意味。

　　随着统治集团对迅速跃升为世界大国的渴望，作为大陆新贵的精英们也变得越来越傲慢，以至于，官方及其智囊们非但不再掩饰其大国野心，反而通过中共头号的电视喉舌高唱“大国崛起”的主旋律。引发舆论热评的央视 12 集专题片《大国崛起》， 就是这一主旋律的重头乐章。在今日中国，反美反日反台独的爱国主义变成绝对的“政治正确”，“大国崛起”也变成备受瞩目的公共话题，百度一下“大国崛起”，截至 2007 年 1 月 12 日，搜索到的条目竟然高达二百二十三万多条， 谷歌搜索到的“大国崛起”条目更是高达近三百多万条。

　　虽然，这部电视片跳出了以往的宣传模式，极力淡化意识形态色彩，转而采取一种相对客观、中立的叙述，介绍了世界九大国的崛起，提供了比较丰富的历史知识。特别是对英、美两个对世界近现代历史进程具有主导性影响的民主国家进行了重点介绍，对源于西方的自由贸易、市场经济和宪政民主等现代化制度有所肯定，甚至被外界解读为胡温当局准备启动政治改革的信号。

　　然而，该片既与中共高层的自上而下的推动有关，更是近年来157愈演愈烈的民族主义思潮的影视化表达，贯穿全片的底色仍然是“富国强兵”的民族主义，落脚点还是在中国崛起上。

　　随着中国官民的反台独声浪不断高涨，精英们更表现出一种大中国的傲慢，作为跛足改革的主要受益阶层，他们不再羡慕台湾人的富足；作为独裁式崛起的吹鼓手，他们也不太看得起台湾的民主成就，反而张口闭口把台湾本土意识贬之为“岛民心态”或“小家子气”，最通行的说法是：“再富裕再民主也是一岛民。”大陆新贵对台湾的鄙视，甚至远远超过了当年的满清贵族对“弹丸日本”的不屑。

　　狭隘的仇恨心理和排外意识

　　大国傲慢的背后是狭隘的仇恨心理和排外意识。君不见，去年圣诞节来临之前，中国十所名校的十位博士生发表了联署倡议书《走出文化集体无意识挺立中国文化主体性──我们对“耶诞节”

　　问题的看法》，号召国人抵制圣诞节。综观呼吁书全文，透出一股煽情、空洞、冷酷的傲慢，通篇是狭隘民族主义的排外和不宽容，字里行间，不仅浸透了对西方文化的仇恨和抵制，也充满对商业文明和民众狂欢的轻蔑，似乎商家借圣诞节赚钱挖了他们的祖坟，民众加入圣诞狂欢是在为他们哭丧。

　　呼吁书的发起人王达三在《既要攻乎异端，更要立乎其大》的解释中，公然搬出从孔孟到韩愈的古董来为“拒斥耶教”正名，他非常明确地指出：“拒斥耶教”，不仅符合儒家的基本立场，也是复兴儒学、重建儒教的必然命题。因为，孔子早就说过要“攻乎异端，斯害也已”孟子也主张“放淫辞邪说”。中唐时期大儒韩愈等人的极力“辟佛”，带来了宋明儒学将中国文化复归正统和正位。他说：

　　“孟子曾说：‘能言拒杨墨者，圣人之徒也。’今天我们可以这样说：

　　‘能言拒耶教者，圣人之徒也。’不仅要‘拒斥耶教’，‘天主教”

　　以及近来在东三省有所活动的“东正教”，都应在拒斥之列。”158更令人作呕的是，十博士生号召抵制圣诞节的理由全是高调的道德指控：“部分社会精英则欲借‘耶教’以‘挟洋自重’”，“中国的信仰危机、伦理失范、道德滑坡、诚信缺失、文化匮乏” ,‘祛魅’的‘现代性’带来的精神支离与价值虚无”，“‘圣诞节’作为巨大的商机和利润而为厂家、商家所鼓噪与利用。”国人在“没有任何价值认同与宗教归属的情况下”，更在完全不知“耶教”为何物的情况下，便随波逐流地沉浸于“耶教”之中，也就是国人“在文化上陷入集体无意识。根本原因在于中国文化的主位性缺失和主体性沉沦，亦即经过百余年来国人对自家历史文化传统系统而又激烈地批判和颠复之后，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已经呈建制性退场和整体性崩溃，导致中国缺少主干性的价值信仰和文化形态，进而导致中国现代文化的荒漠化和混乱化，从而为‘西风劲吹’和‘诸神乱舞’打开了方便之门。”

　　紧接着这些高调道德指控而来的是上纲上线的危言耸听：“历史和现实还告诉我们，‘耶教’在中国的传播与泛滥，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文化问题和宗教问题，同时也是西洋国家‘软力量’在中国的渗透与扩张。”所以，必须“从国家安全和文化安全的角度”

　　来深刻反思中国的‘耶教’问题，从建设中国‘软主权’、‘软力量’、‘软边界’的角度重视挺立中国文化主体性，积极引导国人走出文化集体无意识，警惕和防范中国的进一步‘耶教化’。”

　　真不愧为在名校就读的博士生，看上去充满了强烈的历史感和忧患意识，下笔全是大词，通篇贯穿霸气，张口国家，闭口文化，但就是没有具体的人性、人情、人心，没有个体自由，也就没有现代人的气息，读上去冰冷、僵硬，犹如把一个无生命的面具抛向公众，还要摆出一副学识渊博、目光远大、盛气凌人的架势。究其实质，除了一股民族主义的戾气之外，根本拿不出像样的理由来为鄙视基督教和仇恨西方正名，仅仅是为仇恨而仇恨。

　　更可笑的是，这些学人文的博士生，中文没学好不说，西方文159化也半生不熟，通篇都是不文不白、不中不洋的用词和句子，倒是有点翻译体的“后现代”味道，读起来味同嚼蜡，让人想起钱钟书笔下那些卖弄“洋泾浜”的人物。不仅是在语言上，这些博士生受西化的影响，而且其衣食住行也西化了。君不见，呼吁书参与者之一的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生周锋利，作秀也不选好行头，穿着西装接受采访，痛斥以圣诞节为代表的西方文化。而这种言行背离，正是中国知识人的典型生存方式。在今天的中国城市里，人们的日常生活已经越来越远离传统，特别是高喊“民族复兴”的中共权贵和知识精英，他们的衣食住行，他们的赚钱方式和消费方式，他们的家居用品和学术工具，早已“西化”到大多数生活细节，甚至细节化到内衣内裤。

　　十博士生，对西洋的“圣诞节”是怒目金刚，肃然民族主义斗士，而对本国官权却媚态十足，一脸“恳请圣谕”的奴才相。在官权无所不至的中国，他们还嫌独裁衙门管得不够，居然拿出法律原则来要求行政权力的干预。这么点儿过圣诞的个人自由，竟让他们忧心如焚，扯上宪法原则、国家安全、文化安全、民族大义、传统存废，非得恳请衙门出面。

　　传统天下心态的当代复活

　　无论是“大国崛起”的张狂，还是“拒绝圣诞节”的狭隘，无不透露出一种居高临下的大汉族心态。而这种心态，并不全是中共意识形态灌输的结果，也与传统的自我中心的“天下心态”一脉相承。

　　在清末之前的漫长帝制时代，中国基本上没有遭遇过强有力的外来文明的挑战。国人没有“民族国家”的观念，而只有统领宇宙的“天下”观念。统治精英们相信：自己治理的不是一个边界明确的国家，而是包容一切疆土的“天下”。即便意识到遭遇到其他国家及民族，也以自我中心的态度俯视周边国家的存在。160国人称自己是“文明”，而把其他国家及族裔贬为“蛮夷”；把自己作为万邦来朝的中心朝廷，而视其他国家为臣属国。蛮夷诸小族与文明大汉族之间的关系，只有不平等的君臣关系──诸臣属国对上的“朝贡”义务和中心国向下的“恩典”权威。甚至在西方人强行打开中国的大门之后，国人的天下心态仍无实质性改变，直到大败于被贬为“弹丸之地”的日本，国人才被迫收敛了君临天下的大国傲慢。

　　然而，这种大汉族傲慢并没有在百年的落伍和耻辱中消失，只不过转变为另一极端──自卑自贱，而一旦自以为重新强大起来，天下心态必然复活且膨胀。打败了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中共及其党魁毛泽东，真的是得志便狂妄，毛泽东为了满足他个人争当世界领袖的野心，而置人民的死活于不顾，在国力完全不具备的条件下，全力发展军事工业和核弹，发动赶英超美的大跃进，与前苏联争夺国际共运的领导权。为了同时对抗两个超级大国，毛抛出第三世界论，对外输出毛式革命，领导世界性的“以农村包围城市” ??这一切极富进攻性的举动，说到底，正是天下心态在全民中的全面复活，纵容了毛泽东想做全球帝王之野心的极端膨胀。

　　改革开放的邓时代，尽管奉行“韬光养晦”，但骨子里的称霸心态并没有真正改变，卧薪尝胆的低调是为了在国际舞台上重演“报仇雪恨”的吴越春秋。在邓小平之后的江、胡两代独裁者的身上，传统的“天下心态”以“大国外交”和“和平崛起”的形式重新复活，所谓“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世纪”、“中国将在 50 年后取代美国而成为世界第一强国” ??等大言不惭，屡屡出自知识精英之口。“我们曾经阔过”的阿 Q 式言说随处可见，“中国一千多年来一直是世界第一超级大国，被人打败只不过 150 年以来的事”。汉、唐、宋的历史盛迹、成吉思汗的纵马驰骋、康熙乾隆的东征西讨，皆满足着民族虚荣，激发起称霸心态和好战情绪。

　　知识精英还营造出一种盛世美感和暴君美学，两者共同使用着161以古颂今的献媚技巧，臆造汉武、盛唐、康乾的盛世狂欢， 重温狂欢中的大一统梦想，煽起梦想中的英雄主义和救世主义。比如，春节晚会的开埸歌舞名曰：《盛世大联欢》，收场节目名曰：《盛世钟声》，首尾呼应地突出当下中国已步入“太平盛世”的主题。此一主题，早在以古颂今的古装戏热中得到煽情的表达：“统一秀”、“天下秀”、“明君秀”、“青天秀” ??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明太祖、康熙、乾隆等帝王成为影视界抢拍的对象，由此生发的对历史的再现和诠释，完全基于成王败寇而毫无是非善恶的极端功利主义的价值观，重温“帝王梦”和“帝国梦”来凸现当下“大国梦”。

　　更有甚者，中国的名导们纷纷拍起讴歌古代帝王的大片，从张艺谋的《英雄》到陈凯歌的《无极》再到冯小刚的《夜宴》，依靠一种自我改编的历史和一种自我标榜和的正义，用民族主义和天下主义的合流来歌颂帝王文明,宣扬一种用英雄主义的暴力美学。那些具有英雄主义情结和大一统野心的暴君们最不在乎生命，自然也不在乎臣民的牺牲，因为他的独裁权力可以任意驱使百姓作为他实现帝国梦的工具。也就是说，这些赢得高票房的大片，用奢华的排场表现帝王的气派，用美丽的风景装饰嗜血的镜头，为暴力崇拜披上道义的盛装，对本来就良知匮乏和是非模煳的臣民进行审美麻痹。

　　尽管现在的中国还远远不具有能够抗衡美国的实力，但是独裁政权的野心和民族主义狂热之中复活的天下心态，已经为将来的称霸准备好了可怕的精神资源。

　　在人类历史上，有两种方式的崛起──独裁崛起与自由崛起。

　　凡是依靠独裁崛起的大国，无论是拿破仑的法国还是希特勒的德国，也无论是明治天皇的日本还斯大林的苏联，不仅无一例外地衰落了，而且无不给人类文明带来巨大的灾难。

　　英国和美国的崛起与上述的独裁崛起极为不同，两国都是以自由宪政立国，首先着眼于国民的基本人权和全民福利的提升，由此162避免了大起大落的动荡，也很少遭遇内忧外乱的大灾难，可以称为长治久安的大国。如果说，大英帝国随着殖民时代的结束而回归正常国家，那么，美国在二十世纪的崛起及领袖地位，不再依靠对大片殖民地的占领和掠夺，而是奠基于推动了反殖民运动和领导了自由民主运动。

　　换言之，一个国家的真正崛起，在根本上不是取决于统治集团的野心，也不取决于科技的发达和军力的提高，而是取决于人的崛起和制度创新，取决于优秀国民和自由制度的锻造。如果崛起的目标仅仅是用民族主义包装的独裁政权及特权集团的垄断利益，而不是人的解放、人权保障和全民分享崛起的好处；如果崛起的方式仍然独裁主义的决断和对外武力扩张，而不是全民参与的民主决策和融入世界主流文明；那么，一个对内不尊重基本人权和对外不讲普世规则的国家，不可能造就优秀的国民，无法得到世界主流文明的接纳，也就不可能有国家的真正崛起。

　　总之，今日中国之崛起，决不能再走德、日、苏的“独裁崛起”

　　之路，而必须开出英、美式“民主崛起”之局。163被民族主义狼奶毒化的中国愤青

　　日本女足展开横幅向中国致谢

　　2007 年世界女足世界杯在中国举行，十六支女足被分为四个小组，日本队与德国队、英格兰队、阿根廷队分在 A 组。 9 月 17日，日本 VS 德国的小组赛在浙江杭州黄龙体育场举行，上座率不错，有 3 万 9 千多人。比赛的结果毫无悬念，高居世界女足排名第一的德国队以 2： 0 击败日本队。

　　我没看这场比赛的电视直播，但今天在网上看到宁下力先生的文章《“爱国者”的嘘声和日本女足的感谢》（南方网）。文中写道：

　　“打开网站，第一眼瞧到的就是日本女足打着感谢中国的条幅的照片。 ??随后打开了天涯，这里听到的消息却是从始到至终，场内的国人一直在嘘日本女足，而将掌声全部给了德国女足，直到日本女足打出了这条感谢中国的条幅为止。”

　　在宁先生的文字的引导下，我也上网看了那幅图片，具有常识的看了都会感动。尽管日本队输了，但对于主办国中国和到场观战的球迷，还是打出横幅、鞠躬致谢。这在世界杯赛场上是极为少见的。

　　为了证实宁先生对中国观众的所言不虚，我上网查看了相关资料，在“德国足球在线论坛”网站（http://bbs.dfo.cn/viewthread.php?tid=597559）找到了《现场观球：德国女足 VS 日本女足》帖子，中国观众的表现的确如宁先生所言。

　　该论坛的网友“埃米利奥”描述了现场观球的感受：

　　“这场比赛杭州黄龙简直成了德国队的主场，观众估计有 8成以上都在为德国队呐喊，除了随着比赛起伏的鼓掌、欢呼、尖叫164之外，看台上还多次整齐地响起‘德国队！加油！’的声音──这个让我等德国球迷都比较晕，那些姑娘们哪听得懂呀。”

　　“不得不提一下日本队。这是比赛全部结束后，日本姑娘们在球场中央打开的横幅──谢谢中国！同时一齐向球迷鞠躬──事实上这时看台上球迷已经走了大半──现在重看这张照片，我的鼻子还酸酸的：这场比赛从头到尾，除了少部分的日本球迷，大部分观众都是在为日本队喝倒彩的，甚至连奏国歌的时候都嘘声一片，很多人甚至都一屁股坐下了没站起来（这点实在很不礼貌！ BS 之！）比赛中也是一边倒地支持德国队。坐我们后面一哥们就说：‘怎么都不为日本队加油？人家姑娘儿也不容易呀，好歹也是为我们亚洲争光’（我个人也不大理解为什么这么多人都偏袒德国队，我们是德国球迷那是自然的，可大部分人应该中立才是??）尽管如此，这些姑娘们还是在比赛结束后郑重地感谢了球迷，先不论当时她们心里是什么想法，起码这个举动让我对这个国家肃然起敬。”

　　在“埃米利奥”发言后面跟帖的网友，大多数对他的现场感受不以为然。对日本队被嘘，有人拍手称快：“对日本人就应该这样，‘嘘’得好。”有人认为：“小日本最虚伪，他越是表面对你好，在心里算计的就越厉害！”有人还鸡蛋里挑骨头地质问道：“突然想起个问题：既然感谢中国，干嘛还要用英语写，直接写中文不就完了嘛。 到底是给中国人看，还是给外国人看？”甚至有人嘲讽道：“??

　　日本女人都有受虐倾向吧，受到的待遇越不好，他们越兴奋，越高兴。”

　　当今世界，大型国际体育比赛的胜负，在那些患有畸形民族主义综合症的国家，就不再仅仅是竞技场上的输赢问题，而是提升民族自尊和发泄民族仇恨的问题。 2002 年韩日世界杯的韩国赛场，只要有韩国队的比赛，就会有黑哨和最为丑陋的“红海洋”。在中国，随着近年来民族主义情绪日趋狂热，几乎所有大型国际赛事的中日碰撞，都会为中国爱国愤青提供发泄仇恨的机会。所以，中国165球迷对日本女足的嘘声，绝非来自他们对德国队的热爱，而是来自一种狭隘而盲目的民族仇恨──对日本人的仇恨。

　　在我的记忆中，中国球迷在足球比赛中对日本人宣泄仇恨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2004 年亚洲足球锦标赛由中国举办，中国人的反日爱国的热，不仅表现为语言暴力的泛滥，而且发展为暴力行动。

　　在那届足球亚锦赛上，凡是有日本队参与的比赛，无论在哪个赛区，反日爱国者都要发难，都会把足球比赛变成宣泄仇恨的狂欢。

　　在开幕式上，中国球迷对日本队的不文明表现，招致亚足联主席维拉潘的批评。令维拉潘没想到的是，他的几句批评却引发出中国球迷的强烈反弹，网络上和媒体上一片谴责之声，致使维拉潘不得不出面道歉。

　　在分组赛中，日本队被安排在重庆赛区，重庆球迷不断上演盲目反日的民族主义丑剧。 7 月 24 日，当泰国队和日本队进行比赛时，重庆球迷对日本的嘘声、叫骂、投矿泉水瓶贯穿整场比赛。

　　比赛开场前，奏泰国国歌时，全场近五万观众起立，向邻邦致意；但奏日本国歌时，近五万观众却一起坐下，全不顾及起码的礼貌。比赛开始，泰国队享受了“超级主场待遇”，他们一拿球，观众席上的声音立刻高八度，垒战鼓、吹喇叭、呐喊助威：“泰──国雄起！”“泰──国雄起！”而日本队一拿球，观众席发出整片的嘘声和起哄声。

　　比赛进行到 7 分钟，日本进球，观众席上一片沉默，但裁判鸣哨表示犯规在先、进球无效，全场马上欢声雷动！ 10 分钟，泰国队进球，观众沸腾了，甚至比中国队进了球还要开心！中场休息，泰国记者在场边给重庆球迷摄像，受到球迷的鼓掌、欢呼、致意，而日本记者则遭遇球迷的嘘声、起哄声以及铺天盖地的矿泉水瓶。

　　那场比赛，支持日本队的观众已经少的可怜，即便如此，只要观众席上出现支持日本队的球迷的欢呼和挥舞太阳旗，就会遭到一片唾骂和矿泉水瓶。有几个重庆小伙子还扑向日本队的支持者开打。166经过多场比赛后，真有点儿冤家路窄的必然，中国队和日本队进入决赛。在 8 月 7 日中日对决中，中国队队员和中国球迷把反日狂热推向高潮。在开赛前的采访中，中国队守门员毫不顾及地使用“小日本”等汙蔑性言词，刺激着中国球迷本来已经发烧的仇日情绪，致使赛前气氛就充满剑拔弩张的紧张。为了防止球场骚乱，中国官方出动近五万名武警和公安，警戒着七万个座位的北京工人体育场，远远超出任何国家在此类赛事中的警戒水准。即便如此，中国队的失利仍然导致上万狂热球迷的骚乱，他们不仅对日本球员大泼暴力语言和焚烧日本国旗，还聚众围堵日本球员大巴，打碎日本使馆小轿车的后车窗， 以至于，足球赛最后演变为外交风波。日本驻中国大使馆向中方表示抗议，北京市公安局不得不致电日本驻中国大使馆表示道歉，中国驻日本大使武大伟也向日本外相川口顺子表示“遗憾”。

　　此次女足世界杯，多亏中日女足没有分到一个小组，也不会在决赛阶段相遇。因为，中日两队的小组赛排名都是第三，踢了两场的中国仅存一线进入八强的希望，而踢了三场的日本队已经出局。

　　否则的话， 2004 年足球亚锦赛的反日狂潮极有可能再次上演。

　　当下中国人狂热的政治民族主义，既是对中国体育和民族精神的双重伤害，也是对国际体育精神的亵渎， 2004 年足球亚锦赛后，中国人表现出的丑陋民族主义，引起国际社会对北京奥运的质疑。

　　如果这种畸形民族主义得不到矫正，那么这柄单刃毒剑就会越来越寒光四溅，然而，看上去是颇为威风的对外闪亮，实质上每一次向外噼刺都将倒刺向中国自身。167

　　爆发户中国仍然一无所有

　　中共央视曾邀请了中美两国高中毕业生参加二频道的《对话》

　　节目。中国学生都是北大、清华等顶尖学府录取的优秀毕业生，美国学生都是本年度美国总统奖的获得者。

　　在价值取向的考察中，主持人给出五个选项： “智慧、权力、真理、金钱、美”。美国学生几乎是一致地选择了“真理” 和“智慧”，中国学生则相反，只有一人选择“美”，其他人的选择或“权力” 或“金钱”，而竟无一人选择“真理” 或“智慧“。

　　有种流行的观点认为，美国人是功利主义的，中国人是重义轻利的。然而，从中美高中毕业生价值取向的对比中，凸显的却是相反的倾向，美国年轻人更倾向于超越性价值，而中国年轻人更注重功利性价值，深受“官本位” 和“一切向钱看” 的毒化。

　　不知为什么，中国高中毕业生对权力与金钱的迷恋，让我想起崔健的《一无所有》，这首歌曾经风靡八十年代的中国。

　　的确，八十年代的中国人，刚刚从愚昧的癫狂中醒来，突然发现他们原来是一无所有的穷光蛋──不仅是物质上的、也是精神上的。

　　曾几何时，中国人投身过一次次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带来的不过是全盘党有化盘剥下的极端贫苦；中国人高举“大公无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 的旗帜，不过是“存天理灭人欲” 的旧道德翻版；中国人曾经引以为豪的共产主义理想，到头来仅仅是破碎的乌托邦泡沫；即便是毛时代的大锅饭式经济平等，也不过是强权下的平均主义分配和阶级的身份的极端歧视。而这一切狂热的献身，满足的恰恰不是最广大民众的利益，而仅仅是极少数特权阶层168乃至极权者本人的权力贪婪。

　　共产理想破灭之后，发展经济和发家致富变成主流。尽管，相对于斗争为纲、大公无私和苦行僧的毛时代而言，改革以来的经济优先、自利意识和大众消费的回归是一种进步，起码满足了民众的温饱需要和物质享受。但由于独裁体制没有实质的变化，体制内外争自由、要民主的诉求喋血于六四大屠杀之中，政治改革之路被中共当局彻底封死，跛足改革将中国引入双重误区。一方面，权力市场化和权贵私有化导致普遍腐败、两极分化和公正奇缺。另一方面，效率优先的经济改革导致畸形的 GDP 崇拜、拜金主义和消费膨胀。

　　所以，代替毛时代禁欲主义的，不是取之有道的发财致富，而是没心没肺的一夜暴富；不是自由与责任的平衡，而是既无自由也无责任的纵欲主义。这种纵欲主义并非大众欲望的自然表达，而是独裁强制下的刻意引导、甚至极端纵容的结果，是统治者极力塑造的主流意识形态。它把中国人变成物质性的单面人，变成权力、金钱、消费的奴隶，也变成现行秩序的同谋。发号施令的政权、执行命令的官员和被统治的平民，三者的行为方式皆建立在利益至上对人性良知和社会规则的践踏之上，从邓小平的实用主义猫论到精英阶层的犬儒主义再到大众中流行的厚黑学，从上到下的中国人全部堕入机会主义的深渊。也就是说，当垄断权力的全面操控无法通过意识形态灌输和政治恐怖实现之时，经济利益的收买或要挟就变成主要的操控手段。

　　当下中国人大都生存在个人的责任和良知之外，人们的交易行为在社会法律规则之外进行，无所不在的双重人格和对尊严的自戕自贱，可以用经济人理性来加以合理化──“理性人追求以最小成本换取个人利益最大化”，也就是俗话所言：个人为了饭碗的最大化，就可以不择手段。用那些“狼图腾” 崇拜者的话说就是： “生存是什么？生存就是不择手段地活着。你可以卑鄙，你可以无耻，你还可以下流。只要能在这个世界上活下去就好。 ??吃草的未必169是仁慈，吃肉的未必是残忍。我是一只狼，注定了是一只狼，一只锋牙利爪的狼， 鲜血与死亡是我生命的源泉。我祇要活着就必须有什么东西去死。当所有的牛羊沐浴在阳光里自由自在地吃喝时，那就意味着我死了。”（见《狼》，地质出版社 2004 年 8 月版）对于这样一匹不择手段的恶狼，除了惟利是图的驱动之外，任何力量也不能再引导它规范它，它通行无阻地左右着每一个人，将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尊严、诚信、良心和理想统统吞噬。甚至，利益操控的威权面目与黑白分明的极权暴政相比，还常常散发着一种柔软的或温和的人情味，不能不令人感慨今日独裁统治的精细。但在骨子里，它是一种不断膨胀的权贵资本主义，它的发动机是无限的贪婪， 它的工具是无所不在的权力。它如同一头无名的怪兽，进行着匿名性的全面统治和技术操控。无人能够真正拥有它，而它却无所不在地占有了每个人的灵魂。

　　经过权力市场化和权贵私有化的中国，像个暴发户一样傲慢，但鼓胀的钱袋掩盖不住内在的干瘪，权力、金钱和谎言所包裹的仍然是一无所有的灵魂。正如崔健在六四后所创作的《红旗下的蛋》

　　唱到的那样： “钱在空中飘荡，我们没有理想，虽然空气新鲜，可看不见更远地方，虽然机会到了，可胆量还是太小，我们的个性都是圆的， 像红旗下的蛋。”

　　曾经一无所有的灵魂，如今变成了“红旗下的蛋”！170独裁中共对自由西方的灵活应对

　　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冷战后的国际政治不再是黑白分明，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复杂关系，无论是自由国家推动全球民主化民主的事业，还是独裁政权抵制民主化进程，双方阵营中都有不同的层次，并运用不同的方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内部变化和新的国际定位，使中共政权与西方国家关系的意识形态色彩越来越淡，既交往又斗争的现实主义越来越凸显。

　　虽然，苏东共产帝国解体之后，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独裁国家，也成为当今世界上仅存的几个极权小国的主要支持者，但是，在国际主流社会的眼中，与朝鲜、缅甸等封闭、停滞的独裁国家，中国又是开放的、转型的、经济成功的独裁国家。的确，今日中国毕竟不同于毛时代、甚至邓时代的中国，不再是铁板一块的极权国家，而是一直处在转型中的威权国家。中共政权也不再是全封闭的极权主义，而是处在转型中的半开放的威权政府，中国起码在经济发展上还有不错的数据，政治上也不再是铁板一块。

　　首先，经过了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有目共睹，其发展方向是市场化和私有化，这是国际主流社会所鼓励的。

　　而且，以加入 WTO 为标志，中国对全球经济的参与日益加深，与西方各国的经贸关系增长迅速，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已经变成美国和欧洲大国无法忽略的庞大经济体，越来越密切的经贸利益已经让双方不得不追求合作互利。

　　其次，在政治上，今日的世界大势也不再是冷战时代的势均力171敌，今日的中国民间也不再是愚昧的一群，来自国内外的政治压力不断加大，推动着中国国内政治和人权状况的渐进变化，带来了废除收容遣送、人权入宪、物权法等制度进步；也让追求大国地位的中共现政权不得不有所表示，从江、朱到胡、温，一踏进国际舞台，中共高官就越来越喜欢表演政治开明秀，不断派出大量官员前往欧美国家学习，在法治、人权、选举、非政府组织等敏感问题上，与欧美国家建立了定期对话机制。

　　再次，在外交上，今天的中共不再是毛时代的发飙极权，而是精于利益计算的理智独裁，在经济上大力推进加入全球化进程，也越来越愿意参与国际政治事务。所以，中共在处理与西方国家的关系上，不再是一味对抗，而是灵活应对，既合作又拒绝。

　　在与独裁小国的关系上，中共不再是毛时代不顾代价的胡来，而是权衡利弊的应对，既要用伙伴关系笼络独裁小国，又要与西方大国展开某种程度的合作。所以，北京才会出面主办朝核问题六方会谈，显示自己的大国地位；才会在苏丹达尔富尔问题上作出某种妥协，表示自己对国际呼吁的正面回应；也才会缅甸危机上进行暗中斡旋，用自己的影响力迫使缅甸军政府作出某些让步。

　　毫无疑问，中共政权在国际政治博弈中的这些举动，多少赢得了西方阵营的肯定。

　　西方国家基于自身利益和普世价值的双重考虑，逐渐将其中国战略建立在“利益相关者” 的现实上。换言之，与其将中国完全推向极权小国一边，不如让中国加入国际主流社会的政治游戏，在棘手的国际问题上分担责任。所以，自由西方推动中国政治进步的方式，不再是一味施加压力，而是压力与鼓励同步进行：一面敦促中共改善人权和开启政治改革，一面呼吁中国政府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你可以说，这个世界真够讽刺，面对缅甸军政府这样的独裁小国之暴行，世界上那么多强大的自由国家似乎束手无策，不得不把172遏制暴行的希望寄托在中共政权这个大独裁身上，而在 18 年前，这个大独裁用坦克追碾年轻的大学生，制造了震惊世界的六四大屠杀。

　　但是，在我看来，西方的这种玩法，与直接批评中国政府的施压相比，看上去更为委婉软弱，也确实有道义瑕疵，但现实效果上肯定强于意识形态口水战，也是自由西方推动中国民主化转型的方式之一，对推动中国的政治进步可以起到双重作用，既可以让中国加入西方国家主导的政治博弈，使其逐步接受主流国家的规则，也可以破除独裁国家所坚守“主权至的上” 说辞，让中国在国际政治的博弈中逐步认同普世价值。

　　从中共政权的角度讲，随着中国的经济融入世界和硬实力迅速膨胀，中共政权把提高国际地位放在其外交的首位。一方面，中共仍然将维护独裁权力作为首要利益，在国内是花钱买稳定，在国际上是花钱买外交。比如，利用大订单来换取某些西方大国在人权问题上闭嘴或低调。前不久，胡锦涛政府对德国政府的报复和对法国政府的优惠，就是为了教训直率的默克尔，奖励圆滑的萨尔科奇。

　　另一方面，中共政权很想改善自己的国际形象，提升自己的国际声誉，努力扮演负责任大国的角色。所以，中共越来越多地介入国际政治博弈，国际主流社会的呼吁也会满足中共现政权的虚荣心，使其觉得国际重大问题的解决离不开中国。胡温政权把西方世界的呼吁变成自我标榜的口号，君不见，现在的中共高官及其新闻发言人，动不动就对外宣称： “中国是个负责的大国。”

　　就当今世界民主化的进程而言，如果国际主流社会能够帮助世界上最大独裁国家尽快转型为自由民主的国家，崛起的中国对于人类文明就将具有难以估量的正面价值：一旦中国变成自由国家，必将是继苏东极权体制崩溃之后独裁体制的又一次世界性雪崩。所以，国际社会的主要着力点应该放在仍然处于艰难转型期的中国身上。173受难母亲十年如一日的抗争

　　──有感于六四难属的两会上书

　　自 1995 年以来，每年中共两会前夕，世界都能听到一个饱含着爱和正义的声音——天安门母亲为六四问题上书两会代表。

　　今年已经是第十一个年头了。

　　2 月 28 日，丁子霖等 126 位六四难属再次上书两会，提出两项诉求： 1、 要求解冻已经被冻结八年的 11620 马克人道捐款； 2、要求中共当局立即停止对草根维权运动的野蛮打压。前者是维护“天安门母亲”群体自身的权益，后者是维护其他维权群体的权益。

　　在此次上书中，难属群体特别表达了对近年来草根维权的关注：“我们都是十六年前那场劫难的受害者，我们对和平、安宁怀有强烈的渴望；我们对强权和杀戮怀有极度的憎恶；我们对社会弱势群体及各种祸患的受害者怀有深深的同情。??最近发生在广东番禺太石村的暴力袭击事件，发生在汕尾东洲村的血腥屠杀事件，以及接连不断地发生在全国各地的维权民众遭到残暴对待的恶性事件，使我们这些曾经并至今仍经受着痛苦折磨的“六四”受难者寝食难安。”

　　“借此机会，我们向中央及地方各级政府领导人发出强烈呼吁：请你们本着人类良知，信守诺言，善待一切被无辜剥夺了合法权利而求告无门的弱势民众；请你们本着法治的原则，尊重公民的自由和权利，以协商、对话的方式公正、合理地解决民间维权行动中发生的官民冲突；请你们拿出勇气和决断，在全国范围内立即制止旨在压制民权的各种暴行，铲除残民以逞的黑恶势力，以挽回已经出现的危局。抗议中共当局对草根维权的野蛮对待，要求当局停第四卷 每一天都是六四174

　　止镇压和善待民间的正当诉求。”

　　一个对草根阶层的权益诉求进行野蛮镇压的政权，必定是与民为敌的；一个杀人的政权，是令人唾弃的；一个用谎言为杀人辩解的政权，是令人不齿的；一个冻结捐给人道捐款的政权，是灭绝人性的。然而，“天安门母亲”仍然坚守以文明的方式表达自身的诉求，从未提出过激的要求，从未采取过激进行动，也从未使用过咬牙切齿的言词，而是始终如一地用勇气呼唤良知，用爱心融化恩怨，用善意化解恶意，用理性约束愤怒。这种高贵之爱和清明之理性，这种持之以恒的韧性和勇气，实为践行社会良知的楷模，是中国民间社会中最可宝贵的道义资源，是推动中国和平有序转型的健康力量之一。

　　这个由失去儿女的孤寡老人、失去丈夫的妻子、失去父母的遗孤、失去谋生能力的伤残者所组成的难属群体，从最初的生不如死到渐渐走出绝望的阴影，尽管，生活的艰辛一言难尽，灵魂的炼狱无以表达，高压下的沉默是那么无奈，觉醒后的抗争又是那么险象环生，但难属之间的相互温暖和国内外良知者的同情，近于奇迹般地支撑起“天安门母亲”的傲然挺立。她们就在极为艰难和充满人身风险的情况下，收集六四死难者的名单和证词，争取国内外的人道捐款，始终如一地坚持着见证历史和寻求正义的诉求。毫无疑问，六四后的十六年来，在敦促中共纠正罪错、调查历史真相和还公道于民的民间维权运动中，六四难属群体做得最为出色。

　　天安门母亲坚持抗争的方式之一，就是以理性、温和的方式给中共当局上书。从 1995 年到 2006 年，连续十一年从未间断；从两人签名到上百人签名，敢于公开站出来难属逐年增加。尽管官方从未有过只言片语的正面回应，但难属群体决不放弃，而是要持之以恒，直到六四问题得到公正解决的那一天到来。

　　1995 年，难属群体发出“就六四问题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公开信，签名人已经发展到 26 人。首次提出难属群175体的三项基本诉求：一、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专门的“六四”事件调查委员会，对整个事件进行独立、公正的调查，以昭示事件真相；二、向全国人民公布调查结果，包括公布“六四”

　　事件中的死者名单、死者人数；三、为了对历史负责，对死者负责，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责成政府有关部门按法定程序向死者亲属作出个案交代。

　　1996 年，发表“六四受难亲属致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开信”，签名人增加到 31 人。公开信重申 95 年的三项诉求，并首次公布了已经寻找到的六四遇难者近 200 人。其中：年龄最大者 56 岁，最小者 9 岁；大学本科学生 37 名，博士及硕士生 9 名，中学生 9 名，小学生 2 名；独生子女 17 名；留下遗孀、遗孤者 44 名，遗孤为双生子女者 6 名。公开信还强调，“据我们的查证，死者无一人有所谓暴力行为者，其中有很多名是在救死扶伤时被打死的，有更多的人是在居民区内被追杀的。 他们都是那场惨案的无辜受害者。”

　　1997 年，难属群体就六四问题致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签名人增加为 42 人。公开信除了再次重申三项基本诉求之外，第一次提出对六四问题的处理，“不能按任何个人的意志办理，不能因袭以往历次政治运动过后所谓‘平反昭雪’的做法。”而应该“纳入法制轨道，依法办事。”

　　1998 年，难属群体致函第八届全国人大暨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签名人增加为 56 人。难属的诉求也有所变化，除了坚持三项基本诉求之外，第一次提出“就撤销李鹏人大代表资格”的诉求。

　　1999 年是六四十周年，难属对话团正式成立并致函中共领导人。这是难属群体为了更理性地解决六四问题，首次成立了由 20人组成的对话团，要求就三项基本要求进行真诚、平等的对话。同时，当年 5 月 17 日，难属群体向中共最高人民检察院递交了请求立案侦查“六四”事件中刑事犯罪、追究李鹏的法律责任的控告书，把对六四元凶的清算纳入法治轨道。176

　　2000 年，难属群体在发表“六四对话团就六四问题的解决致函国家领导人”的公开信，并再次向中共最高人民检察院递交了控告李鹏的上诉书。签名人增加到 108 人。公开信重申就三项基本诉求与官方展开对话的要求，控告书重申了对李鹏的刑事控告。

　　2001 年，难属群体除了再次向中共最高检察院提出对李鹏的刑事控告之外，首次以“天安门母亲”的名义发表“天安门母亲的话”。签名人增加到 112 人。

　　“天安门母亲的话”在难属群体的维权历程中具有标志性意义，他们关注的领域不再局限于六四问题，而是扩展到其他群体遭受的人权迫害，特别申明：反对中共对民间异议活动的政治高压和残酷镇压；反对对法轮功等民间信仰、民间宗教的镇压；反对在言论、出版、信仰乃至新闻、网络等领域继续推行限制、剥夺公民自由权利的政策，特别反对继续以言论、思想治罪的荒谬做法；反对以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为借口，抗拒、抵制国际社会基于人类道义及世界普适原则对中国恶劣人权记录的批评。

　　这篇文献也可以视为这一群体的爱的宣言：“今天，我们将把这种爱视为一种责任，希望以此来呼唤人们的良知，来化解人与人之间的猜疑和仇恨，来改变至今仍遗留在我们头脑里的对生命及人的价值的漠视。我们相信，这种来自生命源头的爱是伟大的；她作为一种责任，将使我们变得更坚强、更智慧，也将使我们的世界变得更理智、更富有人性，从而更有效地制止暴行与杀戮。”“我们这个苦难深重的民族，泪流得已经太多，仇恨已积蓄得太久，我们有责任以自己的努力来结束这不幸的历史。今天，尽管我们所处的环境仍然是那样的严峻，但我们没有理由悲观，更没有理由绝望，因为我们坚信正义、真实和爱的力量足以最终战胜强权，谎言和暴政。”

　　2002 年，难属群体发表两封公开信，“六四对话团致国家领导人”和“致九届五次全国人大暨全国政协全体代表、委员”。签名177人增加到 115 人。

　　前者重申就三项基本诉求进行对话，后者重申三年前难属群体对李鹏的控告；“我们还要在这里重申：我们不会放弃此项控告，直至把犯罪嫌疑人李鹏送交法庭接受公正的审判。”

　　2003 年，难属群体就六四失踪者的问题致函第十届全国人大全体代表暨全国政协全体委员。签名人仍然是 115 人。

　　公开信除了重申三项基本诉求之外，加入了敦促官方寻找“六四失踪者”的诉求：“截止 2003 年 2 月，我们已寻找到惨案的死难者 182 位，伤残者 71 位。在漫长的寻访活动中，我们发现有相当数量的失踪者。他们都是在 89 年 6 月 3 日及以后的几天里突然消失的。他们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至今下落不明。他们的亲属在过去的岁月里曾多方寻找，但毫无结果。目前，我们已记录下了 12位这类失踪者的名字，而据我们多年来的调查、了解，实际的失踪者数字要远远多于记录下来的数字，比如当年曾被仓促地掩埋于天安门附近的一些遇难者尸体至今没有下落。可以断定，这些失踪者已不可能重新回到自己亲人的身边。可以想见，他们的亲属所经受的痛苦是难以用语言表达的。”

　　2004 年，难属群体发表两封公开信：“致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暨最高检察长贾春旺先生”和“致十届二次全国人大暨全国政协全体代表、委员”。签名人增加到 126 人。

　　前者重申了对李鹏的控告，后者敦请代表们就公正解决六四事件及六四受害者问题向大会递交相关议案，推动大会及与会代表就此议案进行讨论、审议，并对九年来全国人大对难属上书的置之不理发出质问：“为什么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构的全国人大对于我们的合理诉求竟如此置若罔闻？为什么作为民意代表的人大代表面对六四受难者年复一年发出的呼声竟如此噤若寒蝉？为什么我们于 1999 年向最高人民检察院递交的控告六四元凶李鹏的诉状，该院至今拒不答复；而作为最高权力机构的全国人大竟然放弃了对人178民检察院的问责与监督？为什么于 1998 年以‘北京市国家安全局’

　　名义冻结的一笔（11620 德国马克）留德学生给予六四难属的人道捐款至今仍不予发还，而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人大及人大代表对这种明目张胆的违法行为竟然如此熟视无睹？”

　　2005 年，难属群体就六四事件以及赵紫阳先生蒙受不白之冤问题致函人大政协。签名者增加到 127 人。

　　公开信提出三方面的要求： 1、 当年由邓小平、李鹏等决策者、制造者一手强加于“六四”的错误定性必须彻底推翻；六四事件作为一桩重大的历史冤案必须得到公正的重新评价。 2、 当年邓小平、李鹏等人强加于赵紫阳先生的莫须有“罪名”必须彻底推翻，由此造成的这桩重大历史冤案必须得到公开的纠正和重新评价。 3、 自中共第四代领导人执政以来，中国在政治上急速倒退，人权状况日趋恶化，对言论和网路的控制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难属群体对此表示强烈的抗议。

　　我之所以历数难属群体十年如一日地坚持上书两会，意在说明：在中共掌权五十年的历史上，尽管惨烈的人权大灾难屡屡发生，在镇反、三反五反、反胡风、反右、大跃进、文革等政治运动中，无辜被害的国人以几千万计，但是，除了“天安门母亲”之外，还没有一个受害者的难属能够形成一个不断壮大的群体，进行持之以恒的抗争。而只有在六四屠杀中失去亲人的母亲和妻子，为了讨还公正和见证真相这一单一诉求而进行十年如一日的理性抗争。无论独裁者们多么冷血，也无论大众多么麻木，她们执着地替坟墓中亡灵们伸冤，用博大的母爱化解狭隘的仇恨，用非凡的勇气抗拒野蛮的恐怖，用恒久的耐心较量漫长的等待，用不辞辛苦的寻访拒绝强制性遗忘，用一个个案例戳穿谎言化的生存。

　　正如《天安门母亲的话》所言：“我们这个苦难深重的民族，泪流得已经太多，仇恨已积蓄得太久，我们有责任以自己的努力来结束这不幸的历史。今天，尽管我们所处的环境仍然是那样的严峻，179但我们没有理由悲观，更没有理由绝望，因为我们坚信正义、真实和爱的力量足以最终战胜强权，谎言和暴政。”

　　作为八九运动的参与者之一，十六年前，那个被子弹射穿的夜晚，那个被刺刀挑起的黎明，至今仍然如同呼啸的子弹掠过我的耳边，如同血红的刺刀尖晃动在我的眼前，让我必须珍视至今仍然无法瞑目的亡灵。

　　自 1989 年 6 月 4 日以来，我这个幸存者，一直在无辜亡灵的俯视下，已经整整十六个年头儿了。自 1995 年的第一次上书中共两会以来，由小到大的六四难属群体，一直在用她们顽强的抗争催促着我，也已经十二个年头了。这俯视，这催促，使我不能时时提醒自己：哪怕我的文字是无力的，我的声音是微弱的，我也不能不跟随母亲们的寻求正义和见证真相的脚步。

　　2006 年 3 月 3 日于北京家中

　　（首发《民主中国》 2006 年 3 月 4 日）180六四暗夜中的百合花

　　──六四十七周年祭

　　已经十七年了

　　又是六四祭日

　　又是恐怖黑夜降临

　　一个年轻的生命

　　活生生的瞬间变成枯叶

　　挂在初露的霞光上

　　压抑了太久秘密的预谋和残忍的屠杀

　　仍然被禁闭在堂皇的黑洞中

　　看不见的伤口

　　突然被撕裂的思想讲述坟墓中的故事

　　我的目光伤痕累累

　　无法笔直地注视无数曲折之后

　　在黑暗里偶尔闪亮洞彻荒芜

　　感谢妻子刘霞每年六月四日

　　她都会带一束白色百合回家

　　今年她带回十七枝百合

　　黑夜中的百合花点缀着亡灵的原野

　　白色的百合亮着绽开的花瓣

　　亮着挺拔的绿叶

　　亮着淡淡的花香

　　亮着是祭奠也是忏悔181

　　死不瞑目的眼睛

　　唯一的洁白和闪亮刺穿整个民族的精神黑暗

　　被禁闭在黑暗中的百合花是亡灵之光

　　打开我的灵魂

　　看见母亲们

　　看见维多利亚公园里

　　看到世界各地为亡灵们点燃的烛火

　　在失去自由的日子里

　　百合花陷入黑暗

　　犹如时间与亡灵们对话

　　洁白为亡灵点燃的祈祷之火

　　凝视灼热并照亮我

　　渴望自由的人死去

　　亡灵却活在反抗中

　　逃避自由的人活着

　　灵魂却死于恐惧中

　　面对绝对空无

　　面对野蛮的劫掠

　　有一种坚韧

　　巍然不动

　　犹如从内心取走一束光

　　照亮一条路182

　　六四的赔偿正义

　　──六四十七年祭

　　十七年了，六四冤魂还只能在黑暗中呻吟，我也只能在没有自由的黑暗中独自等待，等待着时针指向六四凌晨，等待着祭日降临。

　　十七年了，丁子霖老师的儿子蒋捷连被罪恶的子弹射杀时，正好十七岁。每当祭日，天安门母亲们都要祭拜儿子的亡灵，香港的维多利亚公园都会亮起烛光，世界各地也点燃烛火。

　　十七年来，天安门母亲遭遇到种种不公正的对待，但她们却为见证历史和讨还公正始终没有停止过抗争。

　　今年六四，不能不提周国聪的名字。这位年仅十五岁少年，在1989 年 6 月 6 日被逮捕，关押在成都市宁夏街派出所内，第二天就满身伤痕地死于看守所内并被火化。在我看来，他不是死于街头而是被活活打死在派出所内，如此暴行甚至比死于戒严部队的枪口下更为残忍。

　　尽管，直到十七年后的今天，我才知道这个十五岁少年，但周国聪的名字已经刻在历史墓碑上。

　　17 年来，周国聪的母亲唐德英女士从未停止过上访，在黄琦先生和他创办的中国第一家人权维权网站《天网》的帮助下，今年4 月 25 日，她终于得到当地政府给予的一笔七万元的“困难补助”。

　　这个个案，既是唐女士的持之以恒所取得的有限实效，也凸现了政府在六四问题上的投石问路。183

　　一、 对民间维权的意义

　　1、 在民间维权上，低调坚持和高调抗争可以相互配合、相得益彰，但最重要的是持之以恒，韧性的抗争比一时的慷慨更艰难、也更有效。难属们的人道维权可以低调，但必须具有足够的耐心和坚忍，天安门母亲如此，唐女士亦如此。

　　2、 维权要注重实效。比如，在六四问题上，从人道角度而非政治角度切入维权活动，既具有更广泛的道义涵盖面，又可以降低政治敏感性，因而能取得一定的实效，未尝不是一条先易后难的道路。对于更广义的民间维权而言，维权者既要坚持不畏风险的道义伦理，也要信守注重实效的责任伦理。固然，当下中国的民间维权，要想取得点可见的成效很不容易，但这并不是只重道义而不重效果的理由。

　　3、 多方协同的个案维权。近年来，大陆民间维权的主要模式，是围绕着个案的民间动员、舆论救济和法律援助。其中，各界知名人士、体制内外的媒体和维权律师的参与，助力尤大。刘狄案、孙志刚案、杜导斌案、孙大午案、程益中案、李柏光案、朱久虎案、冰点案等，皆是证明。

　　4、 在官方的意识形态衰落和民间权利意识觉醒、统治效力下降和民间维权高涨的今天，官权镇压的残暴性也随之大幅度下降。

　　所以，“勇敢竞赛”是相对容易的维权，而“实效竞赛”才是最有难度的维权。实效的取得不仅需要个人勇敢，还需要群体合作，需要操作智慧、协调能力和韧性。基于民间维权的长远发展的大局考虑，唯有不断地取得实效和成功案例的点滴累积，民间维权方能持续地增强感召力和凝聚力， 吸引更多的人加入维权；也才能带来维权经验的累积，推动民间维权走向成熟。184

　　二、 政权无法绕过六四问题

　　从政权的角度讲，无论谁当政，六四问题都是躲不过去的，拖得越久、欠债越多，十七年的拖延已经足够漫长，难道还要一拖再拖！现在，制造六四大

　　屠杀的两个元凶，邓小平已经死了九年，李鹏也已经下台。现政权高层与六四没有直接瓜葛，只要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必定会考虑着手解决六四问题。谁能主动而稳妥地解开六四之结，谁就会赢得国内外的尊敬，在历史上留下美誉。

　　在此意义上，周国聪案的解决方式颇有点投石问路的意味──如何以最小的政权代价换取最大的政权收益。因为，在六四这个高度敏感的政治问题上，如果没有得到高层的允许或授意，四川地方当局是断断不敢为的。在此个案中，我理解并尊重唐女士的选择，但我无法容忍官权对冤魂的亵渎和对难属的胁迫！

　　1、 政府选择成都死难者而不是北京死难者，选择死于派出所的周国聪而不是戒严部队枪口下的死者，显然是精心选择后才抛出的试探气球。因为，周国聪之死与大多数六四死难者具有微妙的差别，周之死不属于当街屠杀的罪恶而属于警察机关的罪过。

　　2、 政府选择个体性的影响小的唐德英女士，而不选择群体性的影响大的天安门母亲中的某位难属，显然是为了降低这次投石问路的舆论效应。虽然，唐德英女士的诉求与六四难属群体大同小异，但她的人道维权毕竟是个体抗争而不是天安门母亲的群体抗争；虽然，唐女士与天安门母亲一样，也坚持了长达十七年的抗争，但她的曝光率远远低于天安门母亲。在她与当地政府达成此项协议之前，她本人和她的冤死儿子并没有进入公共舆论，也就没有广泛的国内外影响。

　　3、 政府在投石问路的方式上也颇为狡猾，七万元的付出，不是以“补偿”或“赔偿”的名义而是以“困难补助”的名义，显然185是为了避免“补偿”和“赔偿”所蕴含的罪错意义。而“困难补助”

　　的名义， 意在凸现这笔钱的“救济性质”，而非政府因犯有罪错而必须给予受害者的赔偿。

　　4、 政府开出了给钱的先决条件──“立据保证息诉”，显然是为了花钱封口。这种签署正式协议的方式，就是为了让唐女士保证不再进行任何意义上的追诉。

　　综合以上四点，政府选择以“困难补助”的方式了结周国聪案，可以大大弱化此案的政治象征意义；如果试探的连锁效应是许多六四难属的跟进，政府很可能私下里推广这一模式。因为，这一模式最符合现政权六四以来形成的危机处

　　理方式：花钱买稳定、以经济代价换取政治利益。而且，如果这一模式作为六四问题的第一步能够推广开来，也就达到了“以最小的政权代价换取最大的政权收益”的目的。

　　三、 六四问题上的赔偿正义

　　在我看来，政权处理周国聪案的方式太不人道、太不公正。因为，采取这种方式，是企图利用自身的绝对强势地位来投机取巧，既不公布周国聪的死亡真相，也没有向难属公开认错和表达歉意，反而仅以七万元“困难补助”换取难属的签字画押保证不再追诉，等于要难属放弃依法索赔权，也就是用金钱来“封口”。所以，政府这次投石问路，根本的出发点与正义无关，而仅仅基于政权利益。

　　如果政府只想以周国聪模式来解决六四问题，而没有基于普世道义的政治性和法律性的解决方案，那么，这一模式的意义，也就仅止于投石问路而已，不可能得到绝大多数难属和社会舆论的认同，也就无法作为解决六四问题和达成官民和解的最初步骤。

　　1、 太廉价的经济付出。即便从六四难属的最低要求──只求经济赔偿而不求罪责追究──来讲，七万元买断一个冤魂也是过于便宜，绝大多数难属决不会接受。 1995 年 1 月 1 日开始施行的《中186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十八条第三项规定：“造成死亡的，应当支付死亡赔偿金、丧葬费，总额为国家上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的二十倍。对死者生前扶养的无劳动能力的人，还应当支付生活费。”已经拖延了 17 年的六四赔偿，即便放弃十七年追诉所付出的物质的和精神的赔偿，起码应该按照今天的工资标准赔偿。《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公告》 2006 年第 3 号公布： 2005 年全国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为 18405 元，赔偿费是 36 万元。即便再降低标准，比照矿难死者的国赔偿标准，政府现在已经把矿难死者的赔偿标准提高到了 20 万元。而一个冤死于政府屠杀下的生命却只值七万元，未免太不公平了。

　　2、 封口费全无正义。假定政府具有解决六四问题的诚意，而且是基于社会稳定的考虑而采取先易后难的处理方式，那么，无论采取何种方式对难属进行经济补偿，政府都不应该附加任何先决条件。静悄悄的赔偿可以接受，但把“立据保证息诉”作为给予补偿的先决条件，完全有违起码的赔偿正义。中共政权至今还维持对八九运动的错误定性，已经是错上加错和罪上加罪。如果政府连迟到了十七年的赔偿正义都不准备兑现，那么就根本谈不上六四问题的公正解决。

　　3、 生命无价，特别是被政府屠杀的生命，只要政府不公开承担罪责并还死者以公正，那么，经济补偿无论多高，哪怕大大高于七万元，六四问题也不可能以“金钱换真相，补偿换正义”的私了方式解决。因为，六四作为备受国内外关注的巨大公共灾难，受害者对真相和公正的诉求高于对经济补偿的诉求。

　　六四作为转型时期中国无法摆脱的重负，也越来越构成中共政权的沉重包袱，太需要基于和解善意和政治远见的渐进而务实的解决。只要政府具有解决问题的诚意，谁也不会天真地要求一步到位的解决。比如，天安门母亲的长期抗争，完全是本着爱的善意和法治精神，本着温和、渐进、宽容，她们从未采取过激进的187行动，从未提出过激的要求，也从未使用过咬牙切齿的言词，而是以文明驯服野蛮。所以，解决六四问题，无论如何渐进、务实和灵活，政府最终也绕不过下列公开程序： A，与六四受害者推选的代表进行平等的对话； B，独立调查并公布六四真相； C，公开表达知错认罪和道歉正名； D，依法追究罪责和进行国家赔偿。

　　十七年了，每年的这个日子，中国都会陷于恐怖政治的笼罩之下，六四难属无法公开祭奠亲人的亡灵，类似我这样的“敏感人士”

　　都会被警察站岗；全中国的所有媒体都会禁止“六四”一词的出现。

　　在此意义上，中共政权一直处在六四的阴影之下。所以，与其在每年的六四祭日里陷于严加防范的恐惧之中，延续老罪恶并制造新罪恶，不如通过尽快解决六四问题的明智决策，解脱恐惧，打破僵局，开创历史──开启社会和解的局面，进而让世界看到一个消除了恐怖的中国。188

　　从文革到六四看中国民主化的困境

　　中国百年现代史的多灾多难，在毛泽东时代达到劫难的高峰。

　　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给中国带来了空前大灾难。共产暴政实施阶级灭绝、个人极权的无法无天，多数暴政的疯狂发作，都达到了登峰造极。致使经济被推向崩溃的边缘，法律秩序荡然无存，文化和道德遭到空前的大破坏，人的生命和权利遭到毁灭性践踏，政治迫害之广涉及到上亿人，上至国家主席下至繦褓中的婴儿，死于迫害的人至少几百万。

　　文革后中国社会达成两项共识

　　由于文革灾难的过于惨烈，将中共体制的弊端醒目地凸现出来，所以，绝对极权者毛泽东的自然死亡和文革结束，为开启经济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的改革提供了绝佳的时机。经历过文革的中国社会，在政治上起码达成了两项社会共识：一，现代化的实现离不开政治民主化，改革开放应该是经济和政治同步的均衡改革，而非经济开放而政治封闭的跛足改革；二，实现民主化的方式应该是官民互动的渐进改良而非激进的革命。因为改良式的社会变革，速度可能慢一点，但也降低社会转型的综合成本。

　　在独裁传统漫长的中国，通过改良的方式推动社会变革，首先需要民间动力自下而上的推动，其次需要官权对民意的认同，二者的互动缺一不可。只要官权拒绝改良，改良就无可能。

　　上世纪八十年代是中国改革的黄金时期，走向市场化的经济改革初见成效，思想文化领域极为活跃，政治民主化越来越成为主流民意，特别是民间的政治民主化诉求，通过“西单民主墙”、思想189解放运动、全国高校的自发竞选、大学生的游行示威等活动，得到了日益明确而强烈的表达。

　　可喜的是，中共官权内部也形成了具有决策权的开明改革派，力主政经改革的同步进行。两位开明的总书记胡耀邦和赵紫阳顺应大势所趋和民心所向，借助邓小平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讲话，排除党内政治保守派对政治改革的顽强抵抗，先后终止了“清汙”和“反自由化”左倾回潮，在中共十三大上提出了市场化和民主化的初步纲领，造就了中国当代史上政治改革的黄金时代。

　　八九民运旨在推动政改正是在此官民互动的基础上，青年大学生以街头政治的方式提出民主化的诉求，并得到社会各阶层的广泛支持，形成了声势浩大的八九运动。可以说，旨在推动政治改革的八九运动，其声势之浩大、秩序之井然和动员之广泛，已经为中国的政治转型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民间支持，党内开明派和自由知识界完全有条件一展身手、大有作为。

　　可惜的是，党内开明派和自由知识界的整体不成熟，既没有表现出应有的政治魄力和操作智慧，也没有表现出应对突发事件和驾驭自发民众运动的能力，他们缺乏组织上的能力和技巧、策略上的成熟和明智，缺少平等的公民意识、参与精神和道义勇气，屡屡错过了引导民意的契机，致使如此巨大的民间资源白白浪费。在大屠杀当中和之后，精英们更缺少在大恐怖面前坚定的道义立场和无畏的良知勇气，遂使年轻生命所付出的代价和提供的时机至今没有结成正果。

　　开明派的错失时机就等于把机会留给了党内顽固派，使他们拒绝民意的独裁意志和强硬态度，在最高决策层内逐渐占据优势，最后以武力镇压的方式结束伟大的八九运动。以邓小平为代表的顽固派把善良的民意当作不共戴天的敌人，对把党内开明派作为叛徒加以清除，从而将一场伟大的政治改革运动变成举世震惊的大罪恶。

　　邓小平的大开杀戒，不但葬送了那么多年轻生命，也葬送了中国政190治体制和平转型的时机。

　　六四对于中国的负面影响

　　八九运动中的官民冲突，无论是对抗的产生和激化，还是解决冲突的粗暴和野蛮，邓小平和李鹏等顽固派必须承担主要罪责。六四的鲜血和八九运动的失败，对于大陆中国的负面影响是多方面的、整体性的。

　　一，从官权的角度看，大屠杀葬送了执政党的合法性，使推进政治改革的党内开明派从此一蹶不振，使固守于单纯经济改革的保守派主宰高层决策至今；二，就民间的角度看，八九失败是延续了几千年的知识份子群体整体失败的当代翻版，从道义上葬送了自由知识界作为启蒙者和代言人的角色。以至于，在恐怖政治和利益收买之下，大陆知识界陷于整体失语，由懦弱而犬儒，由犬儒而冷血。

　　三，从改革方向和路径的角度看，政治僵化而经济突进的跛足改革代替了政经平衡的全面改革，经济改革也只能造就权力市场化和权贵私有化的独裁资本主义，八九运动所反对的腐败非但没有丝毫收敛，反而发展成各级权贵家族的暴利集团。

　　中国民主化的困境，当然有民间的原因，但主要原因是中共官权的权力自私和权力狂妄。正是由于权力自私，使邓小平们全然无视大势所趋和民心所向，而只在乎保住一党独裁的特权和权贵阶层的既得利益。所以，在改革最有希望的时期，邓小平重新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逐步淡化文革和捍卫毛泽东的形象，致使历史真相无法还原，教训无从总结，现实改革无法走上健康之路，沉重的历史欠债让中国的未来不堪重负。

　　政治上一个个“小文革”的连续

　　正因为权力狂妄，邓小平们才会只相信中共的自我神化及其独裁权力——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和建设强大的中国。权力狂妄使191他们不相信民间智慧和不尊重民意，进而把民意的公开表达视为洪水猛兽。所以，邓小平和他的后继者才会延续文革式的敌人意识，镇压民主墙、清汙、反自由化、六四大屠杀、镇压民主党和法轮功，使改革开放的过程在政治上就是一个个“小文革”的连续。

　　凡是亲历过文革和六四并至今还坚持自由民主理念的国人，不得不面临这样严酷的事实：以反思文革开始的改革开放，居然以六四大屠杀残暴而落幕；以反腐败、争民主为主要诉求的八九运动，曾经形成过各阶层相互支援的大规模民间动员，第一次令世界对中国民间蕴涵的正义力量刮目相看，但谁也没有想到，大屠杀之后的十七年来，中共借助于暴力镇压、意识形态灌输和利益收买，成功地扭曲了和清洗了民族记忆，用鲜血积累起来的道义资源也被挥霍得所剩无几。亲历过那场运动和大屠杀的人们，有些人因耽误了世俗前途而后悔不已，有些人不愿再提起激情的和血腥的记忆，而没

　　有亲历的后六四一代，甚至大都不知道八九年的中国究竟发生过什么，对文革历史更是所知廖廖。

　　换言之，在当下中国，发动八九运动的道义激情和社会共识已经不复存在，利益诉求优先代替了道义诉求优先，社会阶层的大分化代替了社会各界的政改共识，受益的精英阶层和受损的平民阶层之间的两级分化，在利益上已经达到了尖锐对立的程度。这种分化，使主流精英阶层更倾向于“稳定优先”和“经济优先”的保守立场，倾向于政府主导下的自上而下的权威型跛足改革，似乎中国只配有权力市场化和权贵私有化的经济改革，中国人只配有面包而无自由的猪圈生活。

　　无论今日中国的深层社会危机多么严重，从禁言文革到禁言六四，说明中共现政权仍然无意于打破束缚中国改革的政治瓶颈，仍然忽视民权和敌视民意。而无论是处理偶发性的棘手事件，还是保持社会的稳定，中共的对抗性思维，只能让本来温和的矛盾不断升级，直至达到双方在心理上（因为现实往往并非如此，而是人为的192内心恐惧使然）的毫无退路的激化状态，然后动用强制力甚至暴力暂时解决问题。这不仅在道义上是野蛮的，社会代价是最大的，其效果也必然本末倒置，对具有道义性合法性的被镇压者如此，对失去道义合法性的镇压者更是如此。

　　日益分化的社会走上多元化之路

　　好在，今日中国已经由高度政治化的整体社会变成日益分化的社会，虽然还不能说已经形成了多元化的社会结构，但起码是走在多元化的道路上。社会的三大组成部分——经济、政治和文化——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已经不再是铁板一块，而是出现了越来越明显的分化。在经济上，指向市场经济的改革已经使利益主体日益多元化；在文化上，正统意识形态的衰落已经使人们的价值趣味日趋多样化；而唯有在政治上官方仍然坚守权力一元化的僵硬体制，但在经济和文化的多元化蚕食下，体制内也不再是铁板一块，其利益主体和价值观念一直处在急遽地分化之中。特别是在主流民意的积极压力和消极抵抗的双重作用之下，民间资源迅速扩张，官府资源迅速萎缩，官方固守旧制度的成本越来越高，管制能力也越来越弱，力不从心已经成为中共现政权的统治常态。

　　所以，在官权还没有开启政治改革的诚意的当下大陆，中国民主化的路径，主要依靠自下而上的渐进改良，而很难乞灵于自上而下的“蒋经国式”革命。当民间还无力改变政权之前，民间起码可以首先改变自身，在只要求臣民而不喜欢公民的制度下，从个体开始以一个公民的方式参与公共事务；在不自由的制度下，勇敢地把自己当作自由人来发言来行动；通过自下而上的民间自觉，逐步形成自发的持续的且不断壮大的公民不服从运动，推动民间维权的进一步发展和成熟，逐渐摆脱各自为战的分裂状态，使权益受损的各阶层在道义共识的基础上形成相互支援的维权同盟。也就是说，追求自由民主的民间力量，不追求通过激进的政权改变来重建整个社会，而是通过渐进的社会改变来逼出政权的改变，即依靠不断成长193的公民社会来改造合法性不足的政权。

　　二○○六年六月二日于北京家中194

　　向马力先生推荐《寻访六四受难者》

　　──六四十八周年祭

　　本月 15 日，亲共的香港政党民建联主席马力与记者茶聚时，批评回归后的香港国民教育，居然以“六四”为例，公开质疑“屠城”之说。他的理由是：六四是死了人，但不是屠城，因为“屠城应该是刻意杀人”。言下之意，六四死者不是戒严部队刻意所为而是无意之失。

　　一、关于广场六四之夜

　　马力质问到：“如果是屠城，柴玲怎能在六四凌晨平安离开？

　　她是有心挑起暴动的，呢条友（这个人）第一个便被杀了！侯德健、封从德等人怎能慢慢离开？如果是屠城， 4000 名学生全都死光了！”

　　难道非要六四之夜留在天安门广场的 4000 学生，连同侯德健等长胡子的人被统统杀光，才叫做“屠城”吗？

　　六四之夜，我在广场，还有发言权。当夜，我与候德健、高新、周舵一起组织了学生的和平撤离。我们与戒严部队谈判，达成在广场东南角开口子、让学生和平撤离的协议。回到纪念碑上，我们通过广播站轮番劝说学生主动撤离。之后是封从德主持了“撤与不撤”

　　的口头表决，最后是学生们有秩序的和平撤离。

　　也就是说，六四之夜还在天安门广场的 4000 学生的生命，是用主动撤离换来的。因为，出面与我们谈判的清场指挥官季星国大校说得非常清楚：戒严部队接到的是死命令，在天亮前不惜一切代价清场。如若不是学生们主动撤离，结果必然是大量学生死在清场195的枪口下和坦克履带下。

　　从六四屠杀结束的那一刻起，包括香港媒体在内的世界各大媒体都报道学生主动撤离广场的一幕。很想了解六四真相的马力，已经知道了连我都不清楚的数字--六四之夜广场上还有 4000 学生--的马力，难道十八年来他就从来没有尝试过了解更多六四真相吗？

　　二、关于坦克碾死学生

　　马力质疑坦克碾死学生，甚至说：“指着一堆东西就说（学生）被坦克车辗过，那不如找一只猪，用坦克车辗过，看看是否会变成肉饼？”

　　戒严部队的坦克在西单附近追碾学生、造成多人死亡，是六四屠杀中最为凶残的一幕。关于这凶残的一幕，有多种信息来源和现场图片为证，已经广为人知的事实。就是马力身在的香港，包括中共在港喉舌《文汇报》在内的香港媒体，大都报道了坦克追碾学生的事实。

　　如果马力先生嫌麻烦，最简单的方式是找来《寻访六四受难者》，看看其中的“疯狂的坦克”一节，其中记载了那凶残一幕的详情：

　　“一辆疯狂的坦克，冲向刚从天安门广场撤至六部口的学生队伍，躲避不及者，被坦克履带碾压得血肉模煳；死里逃生者，落下了终身残疾。这辆该诅咒的坦克究竟碾死、碾伤了多少人，当时传说不一：有说死了九人，有说死了十一人，至于伤者，更是众说纷纭。这都不足为据。当局不公布死伤名单，别人说了，那怕说得基本符合事实，也会当做”谣言“来追查。因此，必须拿出实证材料，让一个个具体的个案来说话。多年来，我和我的朋友一直把这辆坦克碾死、碾伤的受害者作为寻访的重点。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寻找到的是：死者 5 人，伤者 9 人，一共 14 人。这 14 人中的 13 人都有姓名、年龄、单位及受伤、致死部位；其中 10 人已确知他们196的籍贯和家庭地址。他们大都是北京各高校的学生，来自江苏、湖北、安徽、陕西、福建、海南、北京等省市。其中，仅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一所大学的死伤人数就达 6 人之多。至于这一惨案中确切的死、伤数字，我想只能等待以后的时日来回答了。”

　　我想说的是，就我接触过的关于六四屠杀的争论资料中，公开质疑坦克追碾学生这个事实的人，并用“一堆东西”和“一只猪”

　　来质疑的人，马力先生算是拔了头筹。而敢于拔这个头筹的马力先生，其不尊重事实和不尊重亡灵的态度，堪称拔了信口雌黄和冷血无耻之头筹。

　　三、关于“刻意杀人”

　　谈到马力的屠城定义，在他还没有向中共官方咨询之前，他起码可以去看看香港开放出版社出版的《寻访六四受难者》，作者是六四难属丁子霖女士。在这本书中，马力能够了解到一些六四真相，这些真相都是可以回答马力的质疑。

　　出动全副武装的军队和坦克、装甲车来对付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平民，的确杀死了许多无辜的生命，难道这还不叫“屠城”？至于究竟杀死多少人，由于掌握着最权威信息的官权至今沉默，确切的死亡数字无人知晓。据当时的媒体报道，有的说死伤超过万人，有的说死了几千人，也有说死了上千人。最起码，截止 2006 年，在“天安门母亲”丁子霖女士的着作中，就记载了一百八十六名死难者的资料，包括姓名、年龄、籍贯、死亡的方式、日期和地点。

　　即便我不与马力争论以上杀人算不算“屠城”，而是严格按照马力的标准--只有“刻意杀人”才叫“屠城”。那么，《寻访六四受难者》就记载了多起“可以杀人”的案例。

　　刻意杀人案例一：七个五男两女共七个平民，在西长安街上撞见戒严部队，把枪口冲着他们的士兵喝令让他们站住，他们吓得拔腿就跑。杀红了眼的士兵并没有放过他们，边追逐边射击。正是戒197严部队这种疯狂的追杀下，在南礼士路附近，七人中三死两伤。三位死者的名字是杨子平、王争胜、安基。

　　刻意杀人案例二：戒严部队的刻意杀人残忍到不许救助死伤。

　　当戒严部队开着枪时，有一个小青年冲出去拍照，想留下历史的见证，中弹倒下。周围的民众想冲上去抢救他，但戒严部队不许任何人接近中弹的人。一位老太太甚至跪在地上乞求军人：“那是个孩子，求求你让大家去救他吧！”士兵却用枪口指着老人凶狠地说：

　　“他是暴徒，谁敢上前一步，我就毙了谁。”随后，有两辆救护车前来救人，也被戒严部队拦截。随车医生下车交涉，戒严部队也不放行。无奈治下，救护车只能原路返回。杀了人还不准抢救，这是残忍中的残忍！

　　刻意杀人案例三：六月三日晚约十一时，戒严部队先遣步行方队自西向东行进，一跨过木樨地桥，就一声令下，士兵卧倒，中间一军官取单膝跪姿，举起冲锋枪向马路中间及两侧盲目扫射，许多人应声倒在血泊中，人群四处逃窜。想上前阻止这种盲目屠杀的大学生却被射杀。

　　刻意杀人案例四： 24 岁的清华大学化学工程系应届毕业生段昌隆，在那个枪声四起、噩耗不断的危险时刻，他白天去急救中心帮助抢救伤员，晚上在民族宫附近劝解戒严部队，可他万万没有想到，当他跑向一位看上去是指挥员的军官、试图说服他不要向徒手民众开枪时，一颗罪恶的子弹从那个军官的手枪枪口射出。

　　刻意杀人案例五： 25 岁的毕业于北京医科大学、即将任职于人民医院妇产科年轻女大夫王卫萍，自告奋勇地加入了抢救伤员的行列。据目击者说，她很勇敢，子弹从身边飞过、四周迸发着火光，她都毫无惧色，抢救着血泊中的一个又一个伤员。然而，正当她在包扎一位伤员的伤口时，略一抬头，迎面射来的一颗子弹击中了她的颈部，她倒下了，连一句话都没有留下。

　　刻意杀人案例六： 29 岁、就职于机械电子工业部自动化研究198所的袁力，在戒严部队向四周盲目扫射时，他不忍再看到无辜市民的死亡，便挺身而出，高举右臂，大声向那些乱开枪的士兵们喊道：

　　“我是清华研究生?”，但话音未落，一声枪响，他的生命就消失在黑暗之中。

　　刻意杀人案例七：不满 21 岁的死者吴国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管理系 86 级学生。他死得极惨--连中了四枪，肩、肋骨和手臂部位都有枪伤，致命的一枪射中后脑勺。他的亲属在整理遗体时，还发现死者的肚脐右下方，有一条 7-8 公分长的刺刀刀口，在吴的双手手心，也有刺刀的伤痕。可以推测，吴虽连中数弹，却并没有立即死亡，士兵就用刺刀捅进了他的腹部，最后向后脑勺上开了一枪。

　　马力先生，这些青年学生的死，难道还不是“刻意杀人”所致？

　　所以，我有理由质疑马力先生的质疑：他貌似尊重事实的求真精神，实质是地地道道的诡辩逻辑。他选择在六四十八周年祭日前质疑六四屠城，其目的绝非批评香港的国民教育，而是在为北京洗脑香港人的政策张目，更是在敏感时期为北京政权背书。

　　马力有勇气质疑大陆民间、流亡人士和世界各媒体的六四记载，为什么没有勇气公开质疑北京政权的六四说辞？既然马力都认为六四真相至今仍然模煳，他作为北京器重的香港左派和全国人大代表，他为什么没有勇气要求北京政权开放六四档案和公布真相！

　　2007 年 5 月 16 日于北京家中

　　（首发《观察》 2007 年 5 月 16 日）199

　　那个春天的亡灵

　　──六四十八周年祭

　　在春天，感受大雪；被监控的目光，感受今夜的亡灵；雪花是否飘进坟墓？是否把我的雪中之梦带去。我怎能不忆起纪念碑的斜影，把恐怖之夜投进我的瞳孔。有人说，为自由而死是一种伟大。

　　而我宁愿，你们活在平凡中。

　　那个春天，被刺刀惊吓，突然面目狰狞。孕育生命季节，呕出巨大的坟墓。曾经温暖的阳光，结成阴沟里的冰。浸满了血汙的泪滴，如同沙尘暴中的飞雪。

　　那个春天，扑到在坦克的履带下，纵使我掏出全部智慧和献上赤裸的灵魂，也达不到坟墓的高度。

　　那个春天，梦想变成母亲们终生的痛。之后的每个春天，都被锁链捆绑。但我知道，那是亡灵留下的遗产和考验。

　　那个春天，我希望崩溃，让我单薄的身体和懦弱的灵魂，先于第一束阳光而离去。害怕任何英雄式的壮举，又无力进行自我亵渎。

　　封闭的生命，在空无中挣扎，只能点燃一支烟，紧紧抓住每一个堕落的瞬间；恶毒的觉醒，曾经充溢在绝望的每一时刻。无言的春天落花，把我从深渊中托起。

　　亡灵的春天弥漫空间，春天的亡灵穿透时间，从那么遥远的地方，轻轻地呼唤我、安慰我。我的祈祷、忏悔、扭曲和挣扎，如同黑夜倒悬。百合开放得朦胧，像水中被波纹扭曲的人影，变形地向黑夜走来，

　　春天的亡灵是阳光，穿越高墙和铁条流入我的体内，融化深涧200里的顽石，坚硬的棱角一点点圆润。自恋的人多么脆弱，淼小而狂躁。即便伟大的时刻近在眼前，也无力承受。从我身体中取走那束仅有的余光吧，为我照亮一条路。

　　亡灵的春天是神，让永恒穿透无限，被无数天使环绕，背衬着玄目的光芒，以一个灿烂的微笑启迪我。不抱怨彼岸的遥远峥嵘，不蔑视此岸的平庸烦琐，甚至连蚂蚁，也不去贬低。

　　春天的亡灵是丰碑，竖在漫长的孤寂里，即便不许瞻仰，禁止悼念，也丝毫不减其高贵。如同向海展示天，向天展示海，向我的灵魂展示你的灵魂。

　　亡灵的春天守候我，胜过海涛对岩石的拍打，每年每月每天每时每刻，以永恒的抚慰抵御永恒的冷漠，以无限的柔情拥抱无限的僵硬。总有一天，岩石会感动、会流泪、会崩裂，然后注入大海。

　　春天的亡灵，遥远，那么遥远，更为遥远，却如此迫近。不要说失败，不要说十八年的时光，从年轻生命倒下的那一刻，中国人的死就已经展示罕见的纯洁和伟大，恐惧并不能淹没觉醒，母亲们以及无数维权者的觉醒，见证了亡灵那不息的活力。

　　我说不清，是亡灵让那个残忍的春天升华，还是那个残忍得春天让亡灵升华。生命转瞬即逝，坟墓却地久天长。临终的遗嘱成全了青春，我将活在对那个春天许下的诺言中。

　　如果我是一枝烟，就用燃烧兑现诺言。

　　如果我烧完，就用灰烬兑现诺言。

　　2007 年 6 月 2 日于北京家中201

　　天安门母亲的诉求与转型正义

　　──六四十八周年祭

　　在六四后长达十八年的时间里，尽管官权的压制和社会的冷漠从来没有离开过“天安门母亲”，但这个经常必须面对恐怖政治的六四难属群体，从未放弃过抗争，也从未软化过立场。无论独裁者们多么冷血，也无论大众多么麻木，她们执着地替坟墓中亡灵们伸冤，用母爱化解仇恨，用勇气抗拒野蛮，用耐心较量漫长的等待，用不辞辛苦的寻访拒绝强制性遗忘，用一个个案例解开大屠杀的真相、戳穿谎言化的生存。

　　首先，她们坚持寻访六四死难者、揭示屠杀真相、进行人道救济，先后出版了《六四受难者名册》（1994 年）、《见证屠杀，寻求正义》（1999 年）和《寻访六四受难者》（2005 年），对六四死难者进行了个体化具体化的记录，将中共大屠杀的罪恶细节化为一个个暴行，把一个个消失于暴政下的鲜活个体凸现在世界面前。

　　其次，她们以声明、上书、祭奠、光盘等形式为亡灵们讨还公道、为八九运动正名。从 1994 年到 2007 年，这个群体给中共两会的上书从未间断；从丁子霖夫妇的两人签名到 128 位难属签名，敢于公开站出来的难属逐年增加。尽管官方从未有过只言片语的正面回应，但难属群体持之以恒、决不放弃，直到六四问题得到公正解决的那一天到来。

　　在中共掌权五十多年的历史上，惨烈的人权大灾难屡屡发生，土改、镇反、三反五反、反胡风、反右、大跃进、文革等政治运动，无辜死亡的国人以几千万计，受迫害者更是难以计算。但是，除了“天安门母亲”群体之外，在人权灾难发生后不久，还没有哪一个202受难者能够形成一个不断壮大的群体，进行长期的抗争和人道救济，与劫难同步地搜集死难者见证。这种抗争和见证，与国内民间对历次灾难的分散见证相比，无疑都是更完整、也更悲壮的事业。

　　奇怪是的，近年来网络上流行着一种观点，认为“天安门母亲”

　　的反抗行动还不够勇敢，对一党独裁的认识也不彻底，他们特别以难属群体每年两会给中共上书为例，指责她们“跪求共产党”，“对共产党抱有幻想”，仍然“走不出共产党文化的阴影”。

　　如果按照上述逻辑，那么凡是曾经上书的反抗者都有“跪求”

　　独裁者之嫌。而在事实上，以个人名义或以群体名义上书独裁者是民间反抗的主要方式之一。比如，前苏联持不同政见者沙哈罗夫60 年代曾两次上书赫鲁晓夫， 70 年代又三次上书勃列日涅夫；波兰团结工会的灵魂人物、被称为波兰的“甘地”的米奇尼克也写过《给党的一封公开信》；捷克民间反对派领袖哈维尔的《致捷克总统胡萨克的公开信》，已经成为无权者反抗共产极权的经典文本。

　　浏览从 1994 年到 2007 年“天安门母亲”的所有上书及所有公开的呼吁书，其核心内容可以概括为三项诉求和四大原则。三项诉求为： 1、要求调查、公布“六四”真相； 2、要求向受害者道歉、赔偿； 3、要求对惨案责任者进行司法追究。与此同时，天安门母亲在公开诉求中反复强调，“六四”问题的最终解决，既应该是一个正义得以伸张的过程，也应该是一个弥合官民裂痕、达成社会和解的过程。基于此，她们提出解决六四问题所应遵守四大原则：

　　1、开放所有禁区的公开化原则。真相的澄清是解决历史冤案的前提，而唯有杜绝黑箱操作和幕后交易的公开化，才能带来真相的澄清，受害者的遭遇才能引起社会的关注，加害者的责任才能得到确定和追究，中国人的历史记忆才会完整。官方的六四档案和民间的六四调查，社会讨论和媒体报道，解决问题的过程和程序??

　　都应该摊在阳光下。所以，一直以来，天安门母亲的首要诉求就是“说出真相，拒绝遗忘”，然后才是“寻求正义，呼唤良知”。她们203表示：“我们在六四问题上一直秉持公开化原则，明人不做暗事，一切都摊在桌面上。希望政府方面也能光明正大，同样把一切摊到桌面上，不遮遮掩掩，不在桌子底下做手脚，更不要搞惯用的区别对待、分化瓦解。”今年，她们给两会上书特别突出了公开真相的诉求，呼吁书的标题就是“解除六四禁区，公开六四真相”。她们既敦促执政当局解除六四禁区和公开六四档案，也呼吁当年运动的参加者、目击者、知情者说出真相。

　　2、平等协商、对话的民主原则。天安门母亲认为，六四问题

　　的解决，决不能是一党一派或某位领导人说了算，也不能由政府单方面做出决定，而是要遵循平等原则，通过政府与受害方及民间的协商对话，才能为六四问题的解决创建新制度的平台。这种平等原则是对中国式平反昭雪的古老传统的否定。因为传统的平反昭雪，仍然是掌权者的单方面的自上而下的作为，是皇帝对臣民的恩赐。

　　她们要为死者讨还公道，但决不向当权者乞求，她们已经看清楚：

　　“中共当权者以往搞的那套愚弄人、作践人的所谓‘平反昭雪’的虚伪游戏，不过是重复帝王时代的一套作法。在中国漫长的皇权史上，皇帝老子杀错了人，或者由其本人、或者由其继任者给予‘平反昭雪’，以示‘皇恩浩荡’。共产党在几十年里搞运动整人，一次又一次地搞所谓‘平反昭雪’，然后是获‘平反’者连同他们的亲属（包括死者亲属）感激涕零，诚惶诚恐，口口声声称颂共产党‘英明’、‘伟大’。几十年来中国的黎民百姓已经为当政者这样的伪善和自己的愚昧付出了巨大的代价，难道还能让这样的历史延续下去吗。”

　　换言之，这样的平反，一方面是无条件地赦免了加害者及其旧政权，使其获得了重建合法性与继续独裁的政治资本；另一方面是要求受害者的感恩戴德，使其无法摆脱被奴役的地位。结果只能是，独裁权力随时可能继续制造人权灾难，国民遭受迫害的悲剧随时可能卷土重来。比如，改革开放之初，右派们获得平反，但在其后的204一系列意识形态整肃运动中，更在八九运动之后，许多获得平反的右派再次受到不同程度的迫害。所以，传统的平反昭雪，非但无助于新制度的建立，反而有助于旧制度的解套和巩固。

　　3、法治化原则。用天安门母亲的话说就是“政治问题法律解决”。解决六四问题，既不能是掌权者说了算的人治化方式，以防止青天开恩、臣民叩首的重演，也不能用发动群众运动的方式，以防止冤冤相报、以牙还牙、以暴易暴的多数暴政。无论是对受害人的补偿还是对加害者的追究，都应该纳入民主和法治的轨道，包括程序性的立法和司法，通过公正立法和公开司法程序来实现实质正义。她们申明：“我们一贯主张，公正解决‘六四’问题，必须秉持和平、理性的原则，纳入民主、法治的轨道。应由全国人大按法定程序把“六四”问题作为专项议案递交大会讨论、审议，并就相关事宜作出决议。这个主张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政治问题法律解决’。我们认为，通过立法和司法程序来解决‘六四’问题，是唯一可行的。”

　　4、渐进解决原则。基于中国的现实与转型路径的考虑，正如中国的社会转型以渐进方式进行一样，解开复杂的六四之结，也不可能是一步到位。所以，天安门母亲提出解决六四问题的渐进方式——先易后难。一方面，对于六四难属和其他受害者而言，难属维权是一个持之以恒的点滴积累的过程。“只要通过持之以恒的韧性坚持，每一个被公开个案都是一次推动，也都是达成点滴积累的成果；只有不断积累的具体成果，才可能最终促成六四问题的公正而妥善的解决。”所以，她们支持和鼓励每个受害者就具体个案与政府有关部门进行协商对话，根据每个个案的具体情况提出各自的诉求；天安门母亲尊重其他受害者个人作出的任何决定，乐见取得具体成效的个案——哪怕是极为有限的成效。

　　另一方面，对于政府而言，天安门母亲不奢望所有问题能在短期内获得一揽子解决，可以暂时搁置一时无法取得共识的政治定性205问题，而首先解决一些涉及受害人基本权利和切身利益的问题。比如，政府不再打压六四难属们的维权活动，撤销限制人身自由的监控，不再干涉死者亲属公开悼念自己的亲人和其他形式纪念六四的活动；政府不再干涉难属群体的自我人道救助，解冻被扣押的来自国际社会的人道善款，对六四受害人提供就业、低保等基本生活保障，对一些生活困难的受害人给予人道救助，消除对六四伤残者的政治歧视，与普通残疾人一视同仁。

　　在我看来，如果把天安门母亲的这些诉求和原则说成是“跪求共产党”或“对共产党抱有幻想”的话，那么六四问题的解决大概只剩下激进的暴力夺权方式。即先用暴力推翻共产党，继而是刺刀下的大规模清洗。而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坚持渐进的和平转型而反对一夜变天的暴力更迭，是为了从此结束数千年来以暴易暴的历史，特别是为了驯化崇尚“枪杆子”的中共政权。

　　首先，中国从古至今的政权更迭全部是以暴易暴，至今也没有走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怪圈。因此，暴力革命即使偶然成功，也很难保证那些取而代之的人不走独裁的老路。正如米奇尼克在《狱中书简》中所言：“相信通过革命来推翻党的专制，既不现实又很危险。”他还说：“妥协哲学是一种认可犹豫的哲学。相比之下，激进主义的、革命的、煽动的和暴力的哲学，采取了更为简单容易的途径，正如我已经解释过的，它导向断头台而非民主。”“不管谁运用暴力赢得了权力他必须用暴力维护权力。??最终导向集中营。”

　　其次，世界已经进入二十一世纪，人类已经意识到了暴力革命的社会代价过于高昂，已经成为非常落伍的政权更迭方式。而非暴力转型，既符合人类文明的道义准则，也符合社会发展的效益原则，所以才能越来越成为大势所趋的世界潮流。具体到从专制社会过渡到民主社会，每个国家大都会碰到激进与渐进之争，也都要面对如何实现转型正义的难题。206

　　显然，六四问题是中国转型正义之结，解开这个政治之结，需要社会各界的努力。在所有社会力量中，由于受害者群体的诉求最具道义正当性，所以受害者的态度和作为将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从天安门母亲群体提出的三项诉求和四大原则中，我已经看到了这个群体对于转型正义态度：解决六四问题，不仅是平反历史冤案、清算历史罪恶和受害者赔偿等诉求，更是最大限度地减少转型中的社会动荡和社会成本，为新制度建立和巩固提供所需要的社会秩序。

　　她们提出的三项诉求，皆为转型正义的题中应有之义。调查和公布真相是解决历史冤案的前提，向受害者道歉和赔偿是补偿正义的实现，对罪错责任者的追究是惩罚正义的实现。没有真相，罪错及其责任者无从确定，追究罪责也就无从谈起；没有道歉和赔偿与对罪错责任者的追究，宽容与和解就失去了前提，转型正义也就是一句空话。

　　天安门母亲们不可能喜欢杀死她们的儿子的政权，她们对刽子手的仇恨决不次于任何受害者；截至目前为止，中共政权仍然视这个群体为敌对势力，从未停止过打压这个群体。但作为对手的二者又必须生活在同一个国家里，必须同时面对六四问题和转型正义问题。无论民间反对派采取多么激进的立场，事实上也只能与其对手一起来推动社会转型。所以，天安门母亲们明确表示，她们的所作所为，并不是为了打倒共产党，而是为了结束一党专政体制，为了中国能够和平地转型为自由民主的国家。

　　从正面讲，她们认为：解决六四问题应该有益于和平转变，要从消除仇恨和宽容对手出发来达成社会和解，通过各方妥协和民主法治方式来解决问题。从反面讲，她们呼吁：切忌一夜变天的幻想，切忌以牙还牙和以暴易暴的激进革命，切忌以夺权为目的的权谋政治。对历史冤案和加害者的处理，应该以最大限度地降低社会对立和弱化仇恨情绪为宗旨。在此意义上，反对派要做得比当权者更理207性更善意更君子，更善于妥协和敢于妥协，以防止基于仇恨的报复性惩罚。避免米奇尼克曾经担心过的糟糕结局：复仇性惩罚一旦开始，便无法停止。先是惩罚旧政权中的敌人，继而是针对反对派阵营的同仁，最后还可能是为被惩罚者辩护的人。

　　在此，我要补充的是，转型正义的实现还要切忌道德洁癖或道义纯洁化，切忌一举清除所有罪恶和实现百分百正义的高调诉求。

　　因为，征诸于独裁国家向自由国家转型的历史，“转型正义”是所有新兴民主国家都要面对的难题，其过程无不充满曲折艰难，也无不在妥协中完成。

　　转型正义来自对旧制度制造的人权灾难的清算（如，匈牙利事件、波兹南事件、布拉格之春、台湾二二八、韩国光州、中国六四等等），在清算旧政权历史欠帐中实现正义。当事者是旧政权及其加害者与受害者。对于受害者来说，主要涉及澄清真相、恢复名誉和经济赔偿；对于加害者来说，主要涉及罪错的确定、道歉和惩罚。

　　如何以最小的社会代价来实现“转型正义”，如何达成正义理想与政治现实的妥协，也就是如何在转型的现实政治过程落实“正义理想” 的难题。这不仅是要顾及道义正确的道德伦理问题，更是要顾及现实后果的责任伦理问题。

　　转型正义的最大难题是如何处理那些侵犯人权、践踏自由、诋毁尊严、侮辱人格和剥夺生命的加害者们。加害者包括旧政权的所有精英，从发号施令的高层到执行指令的司法、军队、宣传等机构的人员，甚至包括其他权力机关、新闻媒体、教育学术等机构的负责人。面对如此之广的加害者群体，追讨正义的实现水平必须顾及现实政治的复杂性和社会承能力。

　　综观苏东、非洲、亚洲、南非、南美诸国的转型过程，由于各国的具体国情不同，其转型路径和历史灾难的性质必然有所差别，实现转型正义的方式也必然各不相同。

　　有些国家的转型遵循自上而下的路径（例如前苏联和台湾），208自上而下转型的主导者必然是旧政权中的改革者，最初新政权的掌权者也是这些人，从而形成制度是新的而掌权者是旧的的局面。由于他们曾经是旧政权的主要成员，与旧政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自然不愿意对旧政权中的加害者进行清算。所以，这类国家的转型正义大都止于对历史冤案的政治平反，清除旧政权的象征性标志，对受害者给予有限的经济补偿，而没有对加害者进行司法追究。

　　那些通过自下而上的路径完成社会转型的大多数新兴民主国家，尽管实现转型正义的方式也各有特点，但也无法实现百分百的转型正义，而不能不有所妥协。粗略总结这些国家的转型过程，在实现转型正义上还是有两大相同之处： 1、尽可能采取和平方式而避免暴力清算，甚至，只要旧政权同意国家的民主化转型，反对派可以放弃清算； 2、即便清算，也不可能达成全面清算，而主要是有限的清算，或者叫象征性的清算。也就是，清除旧政权的象征物（安放在公共场合的凋像、纪念性建筑等），司法追究大都止于旧政权的元首，而并不涉及旧政权的大量同谋者。

　　也许，在某些坚持不妥协的高调立场的中国民运人士看来，如此打折扣的转型正义实在是民间反对派的耻辱。因为，从道义和法律的角度讲，讨还历史遗留的人权欠帐乃天经地义；惩罚加害者和赔偿受害者，不仅具有道义正当性，也具有法律合法性。然而，从政治角度讲，转型正义的实现是个复杂的政治博弈过程，除了为受害者伸张正义之外，更大的问题是如何使社会公益的最大化，也就是如何保持转型过程中的社会稳定、减少转型的社会成本、最终达成和平转型与社会和解。

　　从天安门母亲们坚持十八年的努力中，从她们不断充实、不断完善的具体方案中，我看到的不仅是不畏强权的勇气和持之以恒的坚韧，更是苦难所磨砺出的超越自身苦难、克服自家丧子仇恨的公益心，是由母爱、宽容、理性、耐心、坚韧熔铸成的责任伦理。在她们看来，一方面，每个生命都具有至上价值，为每个冤魂伸冤具209有天然正当性，解决六四问题的题中应有之意，就是每个亡灵都应该得到迟到正义的慰寄。另一方面，六四问题的复杂性和波及面，并不是个人伸冤或复仇所能包容的，它是关系到中国转型全局的问题，远远超过了每个受害者本身的遭遇。它涉及到每个受害者和加害者，也就涉及到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它关系到中国转型路径的选择和国家的未来。

　　一句话，六四问题如何解决，直接关系到中国能否和平转型为民主国家的巨大公益。

　　所以，她们才会反复强调消除敌人意识和仇恨心理的重要性。

　　她们说：“我们这个苦难深重的民族，泪流得已经太多，仇恨已积蓄得太久，我们有责任以自己的努力来结束这不幸的历史。今天，尽管我们所处的环境仍然是那样的严峻，但我们没有理由悲观，更没有理由绝望，因为我们坚信正义、真实和爱的力量足以最终战胜强权，谎言和暴政。”“为杜绝‘六四’那样的大屠杀不再在中国的土地上重演，我们主张通过公正、合理解决‘六四’问题来化解人与人之间的敌视与仇恨，达成朝野之间乃至全民族的和解，从而加快中国和平转型的历史进程。”

　　2007 年 5 月 21 日于北京家中210

　　孩子.母亲.春天

　　──为“天安门母亲”网站开通而作

　　一

　　十九年前残忍的六月

　　突降风很冷

　　雨水垒满碎石

　　砸在母亲的心头

　　春天的残忍没有萌芽便凋零

　　没有花朵便腐烂

　　在一切还未到来之前

　　一切已经被彻底毁灭

　　凝视年轻的遗像

　　一根针插进母亲的眼睛

　　瞬间的失明

　　大脑的雪亮泪

　　水像枯草

　　萧瑟在荒野中遥远的亡灵

　　那么遥远

　　夜倒悬旗帜被抛向水中

　　波纹扭曲的影子顷刻笼罩大地

　　二

　　出门前

　　孩子曾许诺为母亲画出六月的风211

　　温暖的绿色的风

　　追风的孩子突然倒下

　　后脑中弹右手瘫痪

　　画笔被钢铁碾碎

　　六月的风变成血色灌满母亲的身体

　　有人说为自由而死是一种伟大

　　为自由殉难的孩子已经接近神圣

　　而母爱基于血缘

　　宁愿自己的孩子活在平凡中

　　如今

　　浪漫的年龄远去

　　留下生命废墟的记忆

　　十九年了

　　每一年都是三百六十五呼唤

　　回来吧

　　扑倒在春天的孩子

　　映在母亲的眼底

　　没有鲜花和青草的坟墓

　　有白发缠绕每个夜晚

　　亡灵都能触摸到了母亲的天空

　　像十月怀胎倾听母亲的心跳

　　三

　　亡灵的春天弥漫一切

　　春天的亡灵穿透一切

　　死亡唤起的觉醒

　　挽救了母亲绝望的时刻

　　不抱怨彼岸的遥远

　　不蔑视此岸的平庸212

　　生命无价

　　甚至连蚂蚁也不容贬低

　　谁的眼泪能穿越深涧里的顽石

　　让坚硬的棱角一点点圆润

　　从还有温度的身体

　　释放出那束仅有的余光

　　为母亲照亮一条路

　　屠杀升华了亡灵

　　亡灵升华母爱

　　超越血缘

　　超越高悬于头上的太阳

　　四

　　逃避自由的人活着

　　灵魂却死于恐惧中

　　渴望自由的人死去

　　亡灵却活在反抗中

　　突然撕裂的思想

　　看不见疤痕的伤口

　　压抑太久的声音

　　讲述坟墓的故事

　　伤痕累累的烛火

　　洞彻灵魂的荒芜

　　亡灵的目光凝视着母亲

　　母亲的目光逼视每一个春天

　　母亲对六月许下的诺言

　　让影子叹息让石头飞翔213

　　五

　　年轻的亡灵

　　不要说失败

　　不要说荒废了

　　十九年时光

　　在母亲的祭奠中孩子们倒下的那一刻

　　已经永恒

　　曾经的热血

　　至今依然沸腾

　　割不断的烛光和夜晚

　　超越年龄

　　也超越死亡

　　把未完成的爱交给母亲的白发

　　年轻的亡灵

　　相信母亲吧

　　母爱是火

　　即便熄灭了

　　也会用灰烬兑现诺言

　　来源：天安门母亲214

　　从野草到荒原

　　──“2008 年度当代汉语贡献奖” 答谢辞

　　6 月 2 日，距六四十九周年祭日仅两天，距汶川大地震二十一天。就在这个日子，北京当代汉语研究所发布公告，把“2008 年度当代汉语贡献奖”授予了我，显然是基于我与六四之间的血肉关系。

　　如此用心，让我感动。

　　这，应该个好消息，但这个日子，之于我，无论如何也无以为乐。

　　十九年前，那场举世震惊的大屠杀，让青春的激情扑到在坦克的履带下，让自由的理想喋血在黎明前的暗夜中。

　　二十一天前，举世关注的汶川大地震，最令人悲愤的是坚固的衙门大楼与脆弱的中小学校舍之间的鲜明对比，最为揪心的惨剧是大量中小学变成废墟，成千上万的孩子葬身于豆腐渣工程。

　　只是瞬间，那么多曾经鲜活的生命，或变成坦克履带下血肉模煳的一团，或变成废墟旁堆积起来的尸体。他们还未真正开始，生活已经结束；他们还没有梦想过，就失去了未来。

　　十九年前，年轻学子死于惨烈的制度性人祸；二十一天前，更年幼的孩子死于天灾中的人祸。而一个无视青春和孩子的民族，即便能够建造出摩天大厦，也是在用高耸入云的崛起来装饰地狱；抗得住八级地震的衙门大楼，也是用钢筋水泥的坚固来自掘坟墓。

　　是的，我没有丝毫兴奋，反而陷于更深的悲哀。作为大屠杀的幸存者，十九年来，尽管我努力抗争，试图活出尊严、做到合格，215以无愧于年轻的亡灵。然而，冥冥之眼的俯视下，我仍然活在耻辱中。

　　这耻辱，不是来自独裁权力的恐怖政治，十几年来如影随形的警察并不构成对勇气的挑战。当一个政权要动用国家机器来对付一个手无寸铁的知识人时，这个政权早已在根基上腐烂，蛮横不过是权力虚弱的表情。

　　这耻辱，也不是来自党的喉舌延续数天的“歌功颂德”和“感恩戴德”的大合唱。当政府本职变成“皇恩浩荡”或凸显伟光正的资本之时，这主旋律早已变味为新民谣的笑料，只能奏出独裁者的黄昏。

　　这耻辱，更不是来自社会的冷漠、知识界的犬儒或隔着大洋的道德高调。当御用智囊们论证前所未有的盛世和大国崛起之时，不过是精英们的故作深刻；当民众沉浸在金钱的追逐中或陶醉在小康的幸福中，不过是沉默大多数的硬作狂欢；当在恐怖下长期失语而在远离后突然高亢，不过是有了安全保单后的失态。

　　这耻辱，来自我内心深处的挣扎。骄狂之光，恰恰来自内在阴暗。如同鲁迅笔下的野草，裸露在艾略特的荒原上。鲁迅的《野草》

　　所表达的绝望，如同现代汉语写作的墓志铭。艾略特的《荒原》所吟唱的颓废，如同现代文明的挽歌。

　　从一株野草的脆弱到无边荒原的广袤，从墓志铭到挽歌，除了羞愧，再无其他。回头看一眼自己的写作，至今仍然刻有成长于文化沙漠的烙印，也不时地流露出文革式的尾巴，太多的时评仅是过眼烟云，不管互联网上堆积起多少点击率，到头来还是逃不脱被扫进垃圾筒的命运。

　　这样的汉语写作，如何当得起“华文世界第一健笔”！又如何当得起“贡献”二字！

　　而关于死亡，我能说的、写的、做的，无论如何，决不会多于216亡灵临终前的一瞥，也决不会多于天安门母亲守护遗像的白发。这俯视所带来的震撼，不啻于对我这个幸存者的道德审判。这白发所召唤的明天，就是对我这个幸存者的永远激励。

　　凝视年轻的遗像，抚摸苍老的白发，我没有勇气把这个奖当作一束百合，献于没有墓碑的亡灵前。欲哭无泪的眼中，含着十九年也不剜不去的忏悔，我甚至不知道，用赎罪的谦卑能否换来良心的安顿。

　　一株野草，晃动荒原的记忆，干枯的记忆铺出了一条深渊边的小径，突如其来的灵魂洞开，让石头的飞翔有了方向。

　　这个奖，我接受并答谢，与其说把她作为赞美来接受，不如说把她作为警示来收藏。时刻提醒我，至少在年近半百之时，你之于汉语写作，还不配“贡献”二字。时刻激励我，至少在有生之年，你还要加倍地用心去写作，以配得上六四亡灵用生命书写的悲壮诗篇。野草，需要来自荒原的救赎。

　　我的汉语写作，需要来自坟墓的诉说。

　　来源：观察217

　　待到涅槃完成时

　　──为包遵信先生安葬而作

　　包包，一年前的今天，晚 6 点，你的生命走到尽头。

　　我仍然记得，你离去时，一场大风让气温突降，接着又下了雨，凄冷的雨滴抽打北京，刮面，刺骨。

　　你走了，天也哭。

　　我仍然记得，在你弥留之际，我伸手，颤抖着抚摸你的双脚和双手；我俯下身，与你脸贴脸，把耳朵贴在你的胸前， 倾听你最后时刻的心跳。但你的身体已经没有了任何温度，手脚冰凉、面颊冰凉、胸口冰凉，脚趾和手指已经僵硬。

　　死是极限。对于活着的人来说，死的恐惧是一场梦，阴晦、朦胧、遥远；死的预测，是被变形、被扭曲的形而上学。而当死亡变得清晰、变得伸手可及之时，死亡仅仅是一个事实。

　　我留不住你。我也是凡胎，抗拒不了疾病对生命的蚕食，化解不了精神抑郁对灵魂的腐蚀。纵使我与你的交情是炉火、是冬日阳光，也融化不了你内心深处那块冰，让你在心灵的寒冷中离去。

　　我的耳边想起了某位诗人的诗句：这是终结，是来自荒野的救赎。

　　包包，今天是你一周年忌日，我们来为你下葬。

　　深秋的蓝天，似乎从头顶延伸到脚下，把白云送进你的墓穴。

　　明媚的阳光，穿透我的身体和泥土，带着野草的气味，落在你仍然微笑的脸上。我看到了你的亡灵，融化在天地之中。

　　这个墓穴，是师母选的，座落在山腰，视野开阔，可以极目远218望。我相信，你能看到生前最喜欢的潭柘寺。

　　八十年代，你是启蒙的先驱；八九运动中，你是知识界的领军人物；八九后，你是京城的囚徒。

　　再有半年多，就是六四二十周年祭了。

　　六四的枪声划开了两个时代，也划开了你的两段人生。白色恐怖下的沉寂之后，金钱的喧哗堂皇现身，放肆代替了责任，犬儒淘汰了良知，调侃代替了严肃，卡通代替了启蒙，艳俗代替了朴素，经济人代替了文化人，急功近利的厚黑变成了全社会的时尚，凶狠无情、不择手段的狼性被奉为图腾。许多你所熟悉的学者、教授、文化人，或跻身高级智囊，或混成明星学者，或变成商界富豪，而你这位八十年代的风云人物却陷于无公职、无工资、无社保的窘境。

　　你擅长演讲、长于为文，喜欢在公共场合高谈阔论，被邀前往外地演讲、开会是家常便饭。你具有很强的学术组织能力，从《走向未来》丛书到《读书》杂志，从中国文化书院到《华夏丛书》，你都是主要的开创者和参与者。但六四后的十八年中，名字被禁，使你失去了出现在公共场合的机会，你的文章也无法在大陆报刊上发表，更不用说请你作主编了。

　　但是这种“悲惨”处境，对老包本人来说未必就有多么不幸，因为你所付出的代价，不过是一种夹着尾巴做人的世俗幸福，而你所得到的却是作为一个知识人的独立、尊严和良知。在这个腐烂得几乎没有任何做人的底线的享乐时代，我为你庆幸，你成为极少数拒绝同流合汙者之一。

　　在你的六四回忆录《未完成的涅槃》自序中，你点出了“未完成”的两层含义：首先，作为民主运动的“八九民运”并没有达到推进中国民主化的预期目标，“六四”大屠杀带来的政治改革的全面停滞，标志着八九运动的失败。其次，作为八九运动主体的大学生和知识分子，非但没有在运动中完成自身的飞跃，反而越来越陷于冷漠症和犬儒化。你对八九运动的叙述之客观和把握之准确，特219别是来自你的亲历的对中国知识界的反思和批判，那种铭心刻骨的体验，具有力透纸背的尖锐和深刻。

　　如果说，八九运动是远未完成的涅槃，那么， 1992 年 11 月你出狱后的言行就是为了完成这涅槃而奋斗。结束铁窗生涯没多久，你很快就参加了反专制和争人权的民间活动，成为民间反对活动的中坚人物之一。九十年代，你参与起草和发起过多次签名活动，你的家也成为讨论、起草和定稿的地方。你凭借你在知识界的广泛联系，四处奔走，动员出一些德高望重的老先生加入签名。你还与多个民间组织保持密切联系，多次参与组织民间的政治改革的研讨会。从为六四正名到为政治犯呼吁，从为反腐败建言到为社会宽容呐喊，从为弱势群体发声到废除收容遣送和劳教制度上书， ??你几乎参与了九十年代所有重要的民间签名信。

　　新世纪以来，你仍然坚守在民间维权行列中，从声援新青年学会四君子到营救不锈钢老鼠、杜导斌等文字狱的受害者，从支持天安门母亲到抗议孙志刚之死，从抗议当局封网到呼吁废除“煽动颠复罪”，你参与了多封有影响有成效的签名信。 2004 年，你第一次重病，几乎与死神擦肩而过，使你的民间活动有所减少。但几次重要的民间签名活动，你仍义不容辞地参与，抗议汕尾血案，抗议关闭“世纪中国网”，抗议当局对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和维权律师高智晟的政治迫害，直到 2007 年 8 月，你去世前的两个月，你还参与了《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同样的人权》签名活动。

　　正因为你的学识和经历，你的智慧和人格，你的不屈和坚守，你才赢得了民间的尊敬。一年前，在你的追悼会上，尽管有政治恐怖笼罩，但仍然那么多生前好友和不相识的人来为你送别，师母的极度悲痛，包瑗的深情呼唤，包晟的怒目警察，徐晓的精心布置，显扬先生的扶棺痛哭，浩成先生的切肤悼词，冠三眼中止不住的泪水，祖桦的严肃表情，少方从始至终的忙碌，小毕一边抹泪一边拍下记录现场的四百多张照片， ??他们为你悲，为你荣，用各自的220方式表达同样的哀思。

　　你好酒，且只喜欢白酒，尤其是喜欢与朋友畅饮，五粮液是你的最爱。今天，刘霞为你带来了五粮液，让酒香渗入你的亡灵。如果在地下感到孤单，你就喝一口。

　　今天，徐晓站在你的目墓前说：老包，文集终于出版了，但免不了还有遗憾，希望你不要怨她。一年前，筹备你的追悼会，最忙碌的人是徐晓。追悼会后，她又与我和祖桦一起编辑你的纪念文集。

　　她的仗义和能力，让你的老伴、儿女和你最亲近的朋友都感慨万千。

　　你走了。我的愧疚留不住你。我能做的，也是你最希望我做的，不仅是在你的遗体上铺满鲜花和在你的灵堂里挂满挽联，也不仅是在你坟墓前洒泪和把五粮液放入你的墓中，而是继续你为之奋斗的未完成的涅槃。

　　我相信，如果有一天这个涅槃完成了，你将从坟墓中走出来，与你的亲朋好友一起举杯，杯中盛满五粮液，大笑大醉！

　　包包，爱你，生也爱你，死也爱你。

　　来源：观察221

　　方舟教会反抗中共警察的启示

　　昨天，我几乎是同时接到余杰和李柏光的邮件，两人讲的是同一件事： 2006 年 1 月 8 日和 15 日，也就是方舟教会的两个礼拜日，中共警察突然出现，干扰该教会的正常礼拜活动。

　　据余杰介绍，方舟教会的礼拜活动已经持续了两年，此前从未受到过警方的骚扰，而最近接连两周受到警方骚扰，显然是一种不祥的预兆，即便方舟教会不被完全取缔，警方也会动用下流手段进行捣乱，比如，警方会逼迫房东不再把房子租给方舟教会，让教会失去礼拜日聚会的场所。

　　警方骚扰的理由是“聚众扰民”和“查处非法活动”，但在教徒们现场的抗辩下，两个理由都无法成立。实质上，警方连续骚扰的原因一目了然，那就是方舟教会会友的敏感身份，余杰在 2004年 12 月 13 日曾受到警方长达十多个小时的传讯，警方对高智晟律师的站岗和跟踪已经七十多天，焦国标先生被北大开除教职，李柏光先生被福建警方关押九个月， ??当局最不愿意看到这些志同道合的信徒们共同侍奉上帝，并从虔诚的信仰中汲取捍卫宗教的勇气。

　　第一次受到警方非法骚扰之后，方舟教会的会友并未公开抗议。从基督教的角度讲，这样做，绝非懦弱，而是为了促恶人悔改，通过容忍向警方表达善意，通过展示基督徒的宽容美德来感化对方。

　　中共是无神论的独裁政权，只知道把宗教当作权力的傀儡来加以利用，而对于那些不仰视权杖而只膜拜上帝的各类宗教信徒，现政权一律采取敌视态度，将官方钦定的意识形态之外的民间信仰，第五卷 我们能战胜恐惧222

　　将官方教会之外的民间教会，统统视为对独裁秩序的威胁。所以，宗教迫害是中共掌权五十多年来的常态。

　　中共警方是维护独裁权力的工具，骚扰方舟教会聚礼拜会的警察们，倚仗着独裁制度给予的专政权力，既不会尊重《宪法》上的宗教自由，也不会尊重教徒们的人身尊严，自然也不会接受方舟教会的善意表达，反而把宽容当作软弱可欺，把基督徒的忍耐视为待宰的羔羊。他们没有权力的谦卑而只有权力的狂妄──相信专政权力的无所不能。他们以为，在有权有势的警察面前，无权无势的教徒必将退缩；只要有权杖开路，就可以畅通无阻地作恶。

　　然而，独裁工具们错了。你们虽然手握权杖，但权杖的挥舞必须有界限，干涉宗教自由是越界，骚扰教徒做礼拜是越界，侵犯公民人身自由是越界，侮辱人格尊严也是越界。越界就是执法违法的渎职，理应受到法律的追究和制裁。即便在当下中国，你们的滥用职权受到邪恶制度的保护，也决不会在所有时间所有地点畅通无阻，必然遭到受害者的抵抗和舆论的谴责。

　　对于方舟教会的教徒们来说，中共警察的越界侵犯，既是违法也是渎神。所以，当警察们不接受教徒们的善意表示而再次进行骚

　　扰时，抵抗便由聚会场所内的抗议走向诉诸公共舆论的抗议──方舟教友在公开了警察的恶行的同时，也公开了教徒们反抗压制、坚守信仰自由的良知。余杰和李柏光以虔诚基督徒的名义对中共警方的非法行径表达了强烈的抗议──即便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规定，公民也具有宗教自由和信仰自由，而警方骚扰基督教徒的正常宗教活动，是严重的执法违法的行为。

　　同时，余杰在抗议中也毫不犹豫地表示：“我们愿意在神的引导下为信仰自由而战斗到底。”因为，“我们的光明的儿女，我们要持守当守的道，我们要跑当跑的路，我们要带上光明的兵器，打这场美好的仗。我们的信仰自由与中国数千万家庭教会的弟兄姊妹们被损害的信仰自由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只要有一个基督徒还在223监狱里，只要有一个家庭教会被关闭了，我们就是不自由的，我们要与哀哭的人同哀哭，我们要与捆绑的人同捆绑，我们就要为之而祈祷、为之而呐喊、为之而抗争。我们不会停止我们的聚会，我们不会放弃我们的信仰，愿上帝与我们同在，愿光彻底照亮黑暗。”

　　在当下中国，民间教会也好，持不同政见者也罢；各类精英也好，草根百姓也罢；亿万富翁也好，底层穷人也罢；民间维权者也好，维权律师也罢；大家所面对的首要之恶，不是官民之间的信仰不同，也不是人与人之间的利益之争，更不是彼此之间的意见分歧，而是这个不准自由的独裁制度。所以，宗教徒要争取信仰自由，异见者要争取言论自由，草根百姓要争取结社自由，律师们要争取司法自由。

　　而自由，绝非权势者恩赐的礼物，而是无权无势者争取来的自我奖赏。

　　在民间争取自由的事业中，民间基督教无疑是一种伟大的力量。因为，基督徒抵抗暴政的历史证明，争取自由事业就是上帝之爱驯服恺撒之剑的过程。殉难式的非暴力反抗所凭借的，不是面包，也不是刀剑，而是人的属灵本性，是人的向善之心和虔诚之心，是承担苦难的勇气。

　　人，不只是肉体存在，也不仅仅为温饱而生存，更是具有宗教感和道德感的精神性存在，更要为赢得做人的尊严而战。宗教感对神性尊严的谦卑，必须落实对人性尊严的捍卫，而对尊严的争取和持守，正是正义感和抗暴勇气的天然来源。

　　基督徒甘愿承受苦难的良知反抗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当人类必须面对被强加的暴政及其苦难之时，居然是受害者心怀谦恭而尊严的爱意，主动邀请加害者回到仁爱、宽容、理性、和平的规则中来。

　　而神意的回归，必将通过殉难的持续累积（接力式反抗）和极端受难形式（被钉十字架）对施害者的灵魂构成的巨大压力。作恶者施暴的强度与受难者抗暴的韧性成正比，所谓基督教的“坚忍主义”，224就是用基督徒承受苦难的毅力来对抗迫害者制造苦难的意志，用信仰给予灵魂的力量来抵抗恐怖暴力的肆虐。无论遭遇怎样的不公正，基督徒的良知既不会诉诸于仇恨和暴力，也决不会屈从于恶法和权势，而是坚持用爱来融化恨，用善意来唤醒敌对者的良知，用徒手不服从来征服全副武装，直到良知者忍受苦难的能力消耗尽施暴者的仇恨，最终超越“以暴易暴”的恶性循环。

　　在这种的爱与恨、徒手与暴力、良知与邪恶之间的对峙中，作恶者越残酷越疯狂，为善者就越坚定越平静；为善者越坚定越平静，作恶者越惶恐越不安，直到作恶者的夜晚被下地狱的噩梦充满。每个参与非暴力反抗的个体，就要在不准自由的禁令中把自己当作自由人来生活，力争过一种有的生活。在任何独裁社会中，当自由被自由的追求者们公开声张且身体力行时，在日常生活的细节上做到无所畏惧地坚守诚实和尊严，无数个体在细节上的坚守，就将变成颠复奴役体制的基础性力量。

　　所以，无论不准自由的政权及其制度的力量看上去多么强大，实际上是建造在人性废墟上的虚幻城堡。直指人心的基督徒式非暴力反抗，将首先在道德上瓦解了极权制度赖以存续的人性基础，使独裁制度在人们的灵魂中腐烂，一旦时机成熟，就出现了极权大厦瞬间崩溃的“天鹅绒革命”。225

　　一点突破，满盘皆活

　　──以争取言论自由为突破口的民间维权

　　在今日中国的制度环境和民间生态的制约下，从野蛮向文明的社会转型，言论及新闻自由是最好的突破口。近年来民间维权的经验也证明，任何领域的民间维权都离不开信息披露和诉求表达，离不开国内外的舆论声援，离开了以互联网为依托的曝光、表达和声援，今日中国的民间维权不可能达到现在的规模，也不可能取得某些有限却扎实的效果。事实上，不仅言论自由本身就是每个中国人应该拥有的天赋权利，必须下大气力去争取，而且舆论救济已经变成今日的民间维权运动须臾不可离开的最有效工具，因为与其他维权工具相比，舆论救济最具广泛性、操作性和实效性。所以，民间维权应该首先致力于言论自由方面的突破。

　　正所谓：一点突破，满盘皆活。

　　一、 言论自由在人权保障上的先锋作用

　　世界文明的发展史证明，言论自由对人权保障和社会进步具有普世意义，特别是在推动野蛮社会向文明社会的和平转型过程中，言论及新闻自由往往起到先锋作用。

　　早在 1644 年，为了抗议政府的“出版许可法令”，英国的大诗人和自由主义先驱密尔顿就写出了《论出版自由》一文，这大概是西方自由主义演进史上第一篇呼吁言论自由的文献。密尔顿指出：

　　言论自由是一切伟大智慧之母，“它像天国的嘉惠，使我们的精神开朗而又高贵。”而扼杀言论自由无异于对人类的“精神屠杀”。他认为：“让我有自由来认识、发抒己见、并根据良心作自由的讨论，226这才是一切自由中最重要的自由。”（《论出版自由》，商务印书馆1960 年版 P44－45）

　　1741 年，英国自由主义奠基人之一的着名哲学家休谟也写出了《关于新闻自由》一文。他揭示了新闻自由对保障人权和约束统治者方面的重要意义：“为了约束宫廷野心，必须经常鼓舞人民的精神意气，必须利用宫廷害怕唤起人民的心情遏制其野心。而要达到这个目的没有什么比新闻自由更有效了。通过新闻自由，整个民族的学识、智能和天才可以用来维护自由，激励人人都来保卫自由。”（《休谟政治论文选》，商务印书馆 1990 年版 P3－4）1776 年，美国建国之父杰斐逊甚至说：“如果由我来决定，我们是要一个没有报纸的政府，还是没有政府的报纸，我将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杰斐逊集》（下），三联书店 1993 年版 P1325。）也正是在他的力促下，言论及出版自由才在 1789 年写入了美国宪法。

　　1859 年，英国自由主义大师约翰．密尔写出《论自由》一书，第二章即为《论思想自由和讨论自由》（商务印书馆 1982 年版），他认为，如果说，思想自由有助于明辨是非、 判断善恶和发现真理，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主要动力，那么，言论自由制度就是对思想自由的根本保障， 不仅会造就伟大的思想家，而且会造就智力活跃的民众。而压制思想及言论自由只能带来“精神奴役”，无异于对人类的精神探索和社会辩论的扼杀。

　　在中国，早就有“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古训，历朝历代大都设立过专门的“谏官”，一些相对开明的君主也会“广开言路”，汉文帝时期还曾废除过“诽谤妖言罪”，但言论自由从未作为一种不可剥夺的人权、一种政治原则进入中国传统，更不要说言论自由的制度建设了。

　　自由主义传入中国后，严复、梁启超等近代启蒙思想家，无一不强调言论及新闻自由，但大都不是从人的权利的角度着眼，而是227从社会效用的角度来看待言论自由： 1、 可以让统治者了解民意民情和社会状况； 2、 可以启蒙民智、革新民德和鼓舞民气； 3、 可以发挥监督政府的作用。正如梁启超所言：“报馆有两天职：一曰，对政府而言为其监督者；二曰，对于国民而为其向导者。”（《敬告我同业诸君》）但梁启超高于其他启蒙者的地方在于，他看到了言论自由的人权价值，更看到了新闻应该具有独立地位。他说：“西人恒有言曰：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为一切自由之保障。”（《新民丛报章程》）“报馆者，非政府之臣属，而与政府立于平等之地位者也。??报馆则代表国民发公意以为公言也。”（《敬告我同业诸君》）进入以五四运动为标志的现代中国，启蒙者们对言论自由的理解水平的最大提升，就是近代启蒙者眼中的救国工具变成了现代启蒙者眼中的天赋人权，也就是把言论自由从工具价值提升到本体价值的高度。《新青年》诸君大声疾呼言论自由，陈独秀说：“言论思想自由是文明时代的第一重要条件。”（旧党罪恶））“讨论学理之自由，乃神圣之自由也。”（《答崇拜王敬轩者》） 1920 年 8 月 1 日，中国现代史上的第一个自由主义宣言诞生，胡适领衔签署《争自由的宣言》，签名者有蒋梦麟、陶履恭、王征、张祖慰、李大钊、高一涵。在该宣言争取的诸项自由中，第一项便是“言论自由”。

　　由此可见，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新闻及言论自由都是现代文明的重要成果。因为它既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主要标志之一，也是衡量一个国家是否文明的主要指标之一。凡是固守野蛮独裁的政权，无不惧怕言论自由，这恰恰证明言论自由对于人之为人的不可或缺。在人类自由权利的清单上，言论自由往往被视为第一自由，丧失言论自由便意味着丧失所有自由。正如美国学者稀�査孤�指出：

　　在民主制度中，“有一种自由是必不可少的，而且必须格外加以保障的，就是新闻自由。??不管民主的定义是什么，没有新闻自由，民主本身就无法存在。”（《美国是如何治理的》，商务印书馆 1986年版 P390）228

　　言论及新闻自由，不仅本身就是最基本的人权之一，具有确立人的自由和尊严的本体性价值，而且具有监督政府、保护人权和推动社会进步的工具性价值。如果说，建立比较完善的人权救济制度，必须有舆论救济、行政救济和司法救济这三种手段的结合、而且是三者缺一不可的话，那么，事实证明，三者之中，言论及新闻自由具有首要意义。凡是被媒体爆光的人权迫害案件，大都能得到行政的或司法的救济，而那些被完全封锁在黑箱中的人权迫害案件，就很难得不到任何救济。

　　如果说，保障人权的制度化，需要事前防范和事后救济的不断完善，那么，现代文明国家通行的言论及新闻自由制度， 乃捍卫人权的最有力武器和舆论救济的最关键制度。言论及新闻自由下的舆论监督，之所以被称为“第四权力”或“无冕之王”，就在于它既能够对所有权力部门产生舆论威慑效果，起到事前防范的作用；也能够在侵犯人权的恶行爆光于初发之时，从而防止人权灾难的进一步扩大，起到事后的舆论救济作用，并激活其他救济手段，使受害人得到急需的救济。同时，舆论监督也能使沉寂多年的冤案得以曝光，让长期封锁于黑箱中的人权恶行公之于众，使受害人得到迟到的救济和补偿，让加害者受到正义的惩罚。

　　比如，在备受全世界媒体关注的美军虐囚案中，最先揭露这一丑闻的是 24 岁陆军军士乔．达比（JoeDarby）。当达比亲眼目睹了美军的一些士兵虐待伊拉克囚犯之后，良知驱使他把一张揭露虐囚恶行的小纸条塞进了上司的门缝。 于是，虐囚恶行被层层上报至五角大楼，美国军方下令对虐囚事件进行内部调查，并表扬了达比。

　　然而，如果达比基于个人良知的揭露，只局限于军方领导层内，而没有媒体的随后跟进报导，没有《纽约人》率先披露虐囚丑闻，特别是没有 CBS 于 4 月 28 日播出了部份虐囚照片，达比的揭露不可能产生如此巨大的效应，也就不可能有之后的一系列人权救济措施的启动：美国政要的一系列谴责和道歉，国会众参两院谴责虐囚229议案的通过，司法系统对虐囚嫌犯的法律控告，进一步的调查和美国军队的改革。而正是美国媒体率先爆光虐囚案，顿时令美国和全世界的舆论哗然，也把新闻自由对保护人权的先锋意义凸现在世界面前。特别是在美国国内，虐囚一经爆光，从政要到国会，从媒体到公众，谴责声浪遍及全美国，司法对有关责任者的追究也迅速启动，多少弥补了虐囚案所造成的巨大损失。

　　也就是说，无论在何种制度下，凡是能够得到救济的人权案，舆论救济皆是最先发力的先锋。因为，只有媒体爆光才能形成社会舆论，只有强大舆论的形成才能引起道义关注， 行政救济和司法救济也才有可能随之启动。

　　这种人权救济的顺序和实效，不仅在自由国家如此（如美军虐囚案），在任何国家皆是如此。特别是在独裁国家争取人权，对践踏人权恶性的媒体曝光就显得尤为重要。比如，在当下中国，人权保障的极度匮乏，首先来自言论及新闻自由的缺失。国民没有言论自由，其权益诉求就没有合法的公开表达渠道；中国媒体没有新闻自由，政府及官员的滥用权力就无法通过媒体诉诸于公共舆论，也就无法得到有效的舆论监督，官权对民权的侵犯很难得到事前防范和事后惩罚。所以，争取言论及新闻自由的受益者，不仅是靠写作吃饭的知识份子阶层，而且是全体国民受益。甚至可以说，在中国国情之下，受益最大的群体将是草根阶层。因为相对各类精英阶层而言，草根阶层备受压迫，主要不在于他们的表达能力相对匮乏，而在于言论表达渠道的极端稀缺。

　　二、 中国独裁政治的残暴性持续下降

　　在今日中国，自由言说的个人风险有所下降，在毛泽东时代可以导致家破人亡的自由言论或真话，在当下中国的民间社会已经随处可见。尽管国人的公共发言仍然要面对政治强权的威逼利诱，但还是有越来越的中国人力争不靠谎言生存，敢于自由言说和讲真230话；哪怕是面对仍然频繁发生的文字狱，也有越来越多的国人公开抗议文字狱；尽管在国内的官方媒体上，这些敢言的良知者被中共当局打入舆论冷宫，然而，通过互联网提供的信息全球化平台，他们却得到了民间社会和国际舆论的支持、赞誉和祝福，依托于网络的民间言论维权也在逐步成长。

　　如果说，在毛泽东时代，国人处在官权通吃的零和游戏中，在言论表达和信息获取上，中共为国人修筑起密不透风的“信息监狱”，中国人除了接受官方信息和通过官方媒体表达之外，就再也听不到其他声音，也再无公开发言的渠道；其言论管制之严厉，甚至连私下谈话或私人日记都会变成“罪证”！

　　然而，在后毛时代，民意的觉醒、民间维权的兴起和中共的改革开放，共同动摇着这座“信息监狱”，使之开始出现裂缝并逐渐扩大。

　　首先，相对独立的民间经济基础的确立。市场化改革打破了全盘国有化，也就砸碎了政权提供的铁饭碗，破除了无孔不入的单位化对个人言行的全面管制。当官权垄断个人的饭碗和人身的时代一去不返，政权也就不可能再充当国人的全权保姆。国人逐渐走出对政权的从摇篮到坟墓的全面经济依附和彻底的人身依附，利益多元化为民间独立生存提供了经济基础，离开了“皇粮”也能自谋生路的民间社会已经出现。

　　其次，正在逐渐形成的独立民间价值系统。改革带来了思想启蒙，开放带来了全球化的资讯，社会在经济上和价值观念上的多元化格局已经初步形成，逐渐蚕食着僵化的政治体制一元化。特别是六四后，独裁意识形态说教的劝诱力和麻痹性日益削弱，这座监狱的道义底座迅速瓦解，整栋建筑也出现越来越大的漏洞，只能乞灵于单纯的经济高增长和虚幻的民族主义的支撑。以至于，中共独裁的道义合法性已经脆弱到这样的程度：除了谎言之外，再无其他资本为自身辩护。它在要求人们表示效忠时，甚至是体谅民意的，不231再奢求人们真诚地相信它和赞美它，而只要求人们的犬儒态度——违心的认同和歌颂， 足矣！

　　第三，苏东“天鹅绒革命”的示范。苏东共产极权阵营雪崩之后，全球走向自由化民主化的大势日益强劲，主流国家的人权外交和国际人权组织的压力，致使维持独裁体制和恐怖政治的成本越来越高，官方迫害的有效性和威慑力不断下降，中共现政权也不得不在对内统治和对外应对上大作“人权秀”和“民主秀”。更重要的是，苏东帝国瓦解与传统帝国瓦解的最大不同在于：传统帝国大都瓦解于暴力推翻，而苏东帝国瓦解于非暴力反抗。在苏东诸国中，除了罗马尼亚独裁政权的瓦解有局部暴力发生之外，其他国家大都没有任何激烈的暴力革命，而仅仅依靠民心所向的“天鹅绒革命”。

　　在苏东共产帝国崩溃的过程中，听不到枪声，看不到鲜血、尸体和废墟，而只有人群、标语、口号的海洋，就将共产极权帝国淹没掉了。前苏联保守派在 1991 年发动的 8． 19 政变，也在民心所向的抵制下归于失败，接着是前苏联的和平解体。也就是说，苏东诸国的民间力量，不是通过先改变政权来重建民主社会，而是通过先改变民间社会来瓦解独裁政权，“公民不服从运动”变成了民间力量反抗暴政的普遍方式。而这种“公民不服从运动”主要表现为敢于自由言说的“真话运动”。索尔忍尼琴号召苏联民众“不靠谎言生活”，哈维尔呼吁捷克人要力争“活在真实中。”换言之，极权下的无权民众，唯有“说真话”这一“无权者的权利。”

　　第四，民间尊严的恢复和民间勇气的提升。既然毛时代实施的针对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暴政已经不再，意识形态说教无人相信，政治恐怖的效力也大幅度下降，那么，官方迫害对于被迫害者而言，也不再具有既灭绝肉体又灭绝尊严的双重效应。现在的政治迫害，可以让受害者在经济上受损，也可以剥夺人身自由，却无法使受害者的人格尊严和社会信誉受损，即无法把受害者置于四面楚歌的社会孤立之中，也就无法在人格上尊严上精神上打垮受害者。恰恰相232反，官权的迫害逐渐变成了对受害者的道义成全，受害者被奉为“民间良知”或“真话英雄”，而官方打手却变成了“干脏活”的工具；受害者中的多数，非但不再用没完没了的检讨乞求组织上的宽恕，也不再进行当众认罪检讨的自我羞辱，反而大都能在被告席上大义凛然地自我辩护，把中共的组织和法庭置于道义上的被告地位。

　　也就是说，后毛时代的中国政治天空，不再是极权者一手遮天，而呈现出黑暗与光明的二重色彩。官民之间的关系，也不再是除了“三呼万岁”的仰望，就是万马齐喑的黑暗，而是官方的政治僵化和民间的权利觉醒、官权镇压与民间反抗的同时并存。制度的独裁依旧，但社会不再愚昧；官权的霸道依旧，但民间维权运动的此起彼伏；政权的敌人意识依旧，但敏感人士已不再是人人避之犹恐不及的“瘟疫”；文字狱的恐怖依旧，但已不再能产生杀一儆百的威慑力。

　　而这，正是我们对中国的自由前景抱有乐观态度的理由。

　　独裁的维系依赖于恐怖，恐怖的维系全靠暴力和谎言的相互支撑，没有谎言粉饰的暴力统治便无法维系。只要敢于以公开的自由言说来反抗制度性的谎言和恐惧的个体持续增多， 每人一句真话，再暴虐的制度也将失效。点滴积累的拒绝说谎，将汇成反抗暴政的民间洪流，靠谎言维系的独裁将变成风雨飘摇的孤岛而难以为继。

　　所以，瓦解独裁政权不必采取暴力的方式，甚至不必采取大规模街头政治运动，而只要民间社会有勇气突破了信息封锁和言论禁忌，大胆地争取言论自由的权利，光靠自由言说的吐沫就能淹没任何独裁政权。

　　三、 互联网时代的言论维权运动

　　在没有互联网之前，官权及其精英对公共表达平台的全面垄断，是制约中国民间维权的最大瓶颈，普通民众不光是有冤不敢诉，更重要的是有冤无处说，不同政见者群体只能通过外国媒体发出微233弱的声音，国内民众也只能通过“偷听敌台”来满足知情权饥渴，特别是底层的草根维权基本处于失语状态。所以，整个九十年代，能够发声的民间维权大都局限于持不同政见者和知识界。但在互联网进入中国后，它在技术上的难以封锁，为中国人争取言论自由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平台，越来越多的勇敢者通过网络的自由言说正在汇成反抗暴政的网络民意，言论管制的“漏洞百出”已经无法修复。

　　尽管官方不断加强对网络的管制和封锁，不断地逮捕网络作家，但诸多民间网站和个人博客的出现，让中共的言论管制越来越变得力不从心，管制效力也越来越弱化。

　　1、 网络突破了官方的信息封锁，为大陆人提供多元化的、特别是敏感的时政信息，现在的大陆网民已经习惯于到互联网上去找官控媒体上看不到的新闻和政见，异见人士敏感言论也通过互联网由境外传回境内，让更多的大陆人看到。与此同时，大陆内部被官方封锁的信息和政见也能通过网络迅速地传播到境外，让世界能够及时地获取来自中国民间的信息，在信息获取上形成国内外的互动。

　　2、 网络为民意表达提供了日益广阔的发言平台，使公共发言从官权及少数精英的垄断下解放出来，民间对公共事务的言论参与的广度得到前所未有的扩张，参与的深度也产生了质的飞跃。更重要的是，网络的自由和便捷使民间的公共发言越来越平民化普及化。特别是对于草根维权来说，互联网具有双重作用，一方面，草根维权的信息大都可以通过互联网发布出来，从而引起国内外的舆论关注；另一方面，国内外的舆论关注对参与维权的草根们产生莫大的激励，让越来越多的底层民众敢于表达。

　　3、 网络为此起彼伏的草根维权运动提供了准组织化的平台，可以说，每一个民间网站或 BBS 都是一个局部性组织化平台，由网络交流而达成民意共识，由网络民意共识而产生行动。以至于，近年大陆出现了一种独特的民间现象——网络维权。也就是通过互联234网来组织民间维权活动。比如，互联网在反日游行活动发挥了巨大的组织作用，最近的绝食维权也是通过网络来组织的，目前最为常见的网络维权是群体性的公开信活动，组织一封签名信的所有活动——从文本的起草、讨论、定稿到征集最初的发起人，从文本的发布到开放性的征集签名——都可以通过网络来完成。

　　4、 开放的网络推动着传统媒体的转型。每当发生重大时政事件，官方的管制和封锁也无法阻止民意在网络上迅速的聚积和表达， 网络民意向报刊、电视等传统媒体施加着越来越大的压力，迫使传统媒体在时政新闻的报导和评论上，不得不追赶网络信息和网民民意的脚步。能否跟上网络的脚步，已经变成衡量传统媒体是否具有竞争力、是否开明的标准之一。

　　5、 在传统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被官权压制的情况下，网络民意发挥着越来越大的舆论监督作用，在围绕着某一个案或重大社会事件的民意聚积和组织上，网络为民间动员提供了强劲助力。许多被官方封锁的事件，都是通过网络的披露和流传而变成备受瞩目的公共事件，进而对官权形成境内外相结合的舆论压力。一件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比如黑龙江的“宝马案”），或一个默默无闻的小人物受迫害及其反抗（比如刘荻、杜导斌、卢雪松等），一经网络的传播，就会立马形成巨大的网络舆论，继而就可能形成一次网络维权，最终变成受到国内外广泛关注和声援的公共事件。

　　6、 网络的开放和高效还具有非凡的“造星”功能，不光可以在短时期内造出类似“芙蓉姐姐”这样的娱乐明星，也可以造就一个接一个“民间维权之星”，造就民间的“意见领袖”、“道义榜样”

　　或“真话英雄”。首先，通过网络传播，已经成名的中年知识份子可以迅速扩大其思想和公共评论的影响力；其次，使新一代网络自由知识份子脱颖而出；再次，网络民意造就民间英雄，如被奉为真话英雄的军医蒋彦永；近年来，一个新的维权群体通过网络而成为着名的公共人物，这就是维权律师群体。而这类海内外知名的“民235间维权之星”越多，官权所要付出的镇压成本就越大。

　　四、 言论自由在民间维权中的舆论救济作用

　　所以，就中国的现实和民间维权的现状而言，尽管中共官方对言论的管制始终有时松时紧之别，但民间争取言论自由的努力却始终如一。直接争取言论自由的维权活动，不仅是维权运动的重要组成部份，而且是其他领域的维权活动的第一工具。无论是个案维权还是针对某一恶法的维权，通过突破言论封锁来形成权利启蒙和舆论救济，几乎成为各种类型的民间维权的基本前提，或者说，几乎所有的民间维权都要通过网络首先诉诸于公开的海内外舆论。大陆近年来的民间自发维权的经验证明，凡是取得某种差强人意结果的个案维权，首要的突破口就是争取曝光权、知情权、言论权和新闻自由。

　　也就是说，即便在言论管制依旧的当下大陆，民间舆论和开明媒体也能起到一定的舆论救济作用，使一些引发国内外舆论广泛关注的人权案得到差强人意的结果。也就是说，能够取得的某种实效的个案维权的过程通常是：

　　网上曝光—网络民意的聚集－传统媒体跟进－形成国内外舆论的综合压力－引起官权的行政关注－舆论压力持续加强－某高官或某行政部门的介入—差强人意的行政的或司法的解决在孙志刚案、 SARS 危机、刘狄案、杜导斌案、孙大午案、 南都案、秦皇岛库区移民案、浙江画水案、冰点案、赵岩案等个案上，民间维权之所以还能取得有限的成果，无不与国内外结合的舆论救济高度相关。国内外相互配合的强大压力的形成，而这种压力的形成及其力度的大小，皆与国内民间和国外舆论的舆论关注力度成正比。正是通过互联网传播和媒体关注，才能形成强大的舆论声援，也才能引起中共当局的行政关注和高官的干预，逼迫当局对镇压的政治成本进行计算。特别是一些发生在边缘地区的大规模官民冲236突，之所以得到了胡温的高度关注，并做出了相对温和的解决，没

　　有互联网的爆光和境外媒体的强大舆论压力， 是难以想像的。

　　在目前的中国，尽管相对于毛时代甚至相对于 90 年代，以上人权个案的处理结果，开始显现出民间舆论压力的作用不断增强，但离制度化的人权保障及其救济还相距甚远。民间维权的舆论救济还只是自发性的、体制外的、分散的、甚至随时可能被独裁政权定性为非法的，而只有中国变成新闻独立和言论自由的社会，舆论救济才会由体制外行为上升为稳定的救济制度，对人权迫害的事前防范和监督与事后的救济和惩罚，才不会局限于极为偶然的个案解决，而变成新闻媒体和公民个人的基本权利， 也使保障人权变成司法部门和行政部门必须履行的法定责任。

　　即便从中共当局强调的社会稳定的角度讲，言论及新闻自由也是维持稳定的重要工具。社会丑闻或危机事件的及早曝光，恰恰有利于社会稳定和危机处理。比如，无论是 SARS 危机还是松花江水汙染危机，社会恐慌和流言满天飞等局面的出现，都来自官权对公共信息的隐瞒和封锁，而一旦官方不得不向社会提供有关危机信息和公布应对措施，哪怕是极为有限的信息公开化，社会恐慌也会得到极大缓解，危机处理也会进入正轨。

　　同时，任何社会都免不了利益冲突和价值歧义，在无言论及新闻自由的社会，冲突得不到公开表达，也就无法以和平的方式加以调节或解决；歧义得不到交流和辩论，也就无法以说理的方式达成社会共识， 而只能靠强权来暂时压制冲突和掩盖分歧，冲突一旦公开爆发，也只能靠践踏人权和引发动荡的暴力来胜负；久而久之，必将引发大规模动乱甚至内战；而在有言论及新闻自由的社会，冲突和分歧大都能得到充分而和平的表达和辩论，也就基本能够得到和平而理性的共识或解决。因为，只要诉诸于公开的自由辩论和舆论维权，再激烈的利益冲突和再大观点分歧，也不会威胁到社会稳定。237

　　同时，就官民之间的冲突而言， 言论及新闻自由，不仅为民间舆论及其维权提供了合法的释放空间，也为官方提供了了解民意与理性回应的机会，从而把官民分歧的解决纳入和平理性的法治轨道。比如，去年发生在四川汉源的大规模官民冲突，如果汉源移民的诉求能够及早地公开、见诸于媒体，就能形成强大的社会舆论，也就能及早引起行政当局的注意，就能得到类似“孙志刚案”的和平解决，而不至于演变为已经发生的官民之间的暴力冲突，既不会有十万民众冲击县政府，官方也就不必出动大量武警甚至正规军来平息事态。

　　所以，无论于民于官，推动大陆的新闻开放和言论自由，实乃推动中国社会稳定转型的首要目标，党禁可以缓开，但开放言禁却刻不容缓，言禁一开，自由中国必定降临！

　　2006 年 3 月 27 日于北京家中238

　　维权面对利益党的自我调整

　　六四大屠杀刚刚结束时，许多人作出中共将在几年内垮台的乐观预测，然而，中国的现实却让这些预言屡屡落空，依靠跛足改革和务实低调的外交，也依靠镇压与收买的双管齐下，中共似乎取得了令世界惊叹的成功：大屠杀恐惧下的普遍沉默，经济高增长遮掩了政治改革的全面停滞，韬光养晦和金钱开路的外交使其国际地位迅速上升，优惠中心城市及其精英购买了精英阶层的合作，权贵集团对既得利益的专注代替了从政之德和政治抱负。

　　革命党变成利益党

　　如果说，毛泽东时代是极权的登峰造极，也是彻底的化私为公的时代，彻底到全能保姆包揽了所有供给──从摇篮到坟墓、从物质到精神，而个人却陷于一无所有的贫困之中。那么，当共产乌托邦破灭后，随着经济改革时代的降临，中国进入一个化公为私的时代。在私人领域，自利意识觉醒到泛滥成灾，人欲解放为物欲横流，经济人理性的个人利益最大化沦为不择手段的惟利是图；在公共领域，政治权力私有化支撑着经济上的权贵私有化，公权和公益变成牟取私利的工具，作为公权力的党权、军权、政权和法权，作为社会公器的媒体、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统统变成特权集团牟取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私具。

　　这种变化的最醒目标志之一，就是中共由革命党变成利益党，基于利益计算的技术统治日益精明。特别是六四后，为了弥补邓小平个人信誉和政权合法性的急遽流失，邓小平以“谁不改革谁下台”

　　的警告遏制住了反改革的极左势力，发动了远比八十年代更为激进239的第二轮经济改革，带来了持续的经济高增长，中共统治也越来越依赖于经济政绩，政权的钱包随之迅速鼓涨，其内政外交也越来越具有暴发户式的“财大气粗”。

　　换言之，中共由革命党变成了利益党，维持政权的主要方式只能乞灵于经济高增长和利益收买，没落的帝制传统、腐败的拜金主义和垂死的共产独裁相结合，催生出最坏的权贵资本主义。

　　恶法治国代替了无法无天

　　毛泽东时代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毛的话不仅是最高指示，而且是最具权威的法律，甚至在他病入膏肓的临终之际，女秘书通过猜口形传达的毛指示，也是治国的最高决策，那句无人能够确证的“你办事，我放心”的临终遗言，居然把僵化而平庸的华国锋钦定为毛的继承人，简直就是最大的政治笑话。

　　毛死，邓复出，以发展经济为中心代替阶级斗争为纲，以“依法治国”的寡头统治代替了无法无天的个人极权，但由于中共的独裁统治没有根本改变，所以，依法治国不过是党权主导的恶法治国。

　　一方面是天天高喊“依法治国”的口号，不断地对司法制度作出了局部性微调，不断地规范执法者的行为，与西方国家展开法治对话，甚至把“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了宪法；另一方面，政治镇压依旧，且越来越依靠频繁出台的恶法，除了《刑法》上的“颠复罪”

　　条款之外，为了控制民众上街而制定“游行示威集会法”，为了控制民间组织而制定“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为了操控言论而出台多项法律法规；其中，最大的恶法是为了镇压法轮功而制定“邪教法”，从而为六四后最大规模的政治迫害提供法律依据。

　　寡头独裁体制的内部制衡

　　基于维持独裁政权及其权贵利益的需要，中共的统治逐渐走上镇压与赎买相结合的策略，其应对危机的灵活性和自我调整能力也240在加强。

　　在强人政治时代结束之后，政治局常委会不再是最高独裁者的自家密室，而是各寡头之间进行政治博弈的党国密室，密室内的利益分配不再是绝对权力的一言九鼎而是各寡头之间的讨价还价，从而形成了独裁寡头集团内部的权力制约，集体决策代替了绝对个人独裁，使最高层的决策越来越具有弹性，从而自发形成了左中右兼顾的平衡，而不至于走向可能带来全局性灾难的极端。

　　比如，即便在政治强人邓小平主导中共高层决策的时代，邓也做不到一言九鼎，他不得不顾忌到以陈云为首的党内左派的分量，邓在高层人士安排和大政方针的决策上，必须向陈云等人作出妥协。

　　邓小平死后的江泽民时代，权力平衡已经成为寡头集团内部的常态。在政治局各个常委之间，每一决策的出台皆要经过讨价还价的妥协。现在的胡温政权的高层博弈就更为激烈，三年前胡温想借“周正毅案”整肃“上海帮”，但由于胡温在高层的权力弱势而不了了之；胡温经过一系列权力运作来巩固自身的权力，终于在三年后搬倒了强势的上海大员。

　　总之，改革以来，中共历届政权在决策上的忽左忽右、变化无常，中央对地方权力的时放时收，反映的就是这种左中右兼顾的平衡。

　　权力交接制度的定期化

　　改革以来的中共进行了权力交接体制的改革，由邓小平的退休先例演变为权力定期交接制度。虽然，这种自我调整与改变一党独裁体制无关，但起码使中共高层的权力格局及其决策机制有所变化，使独裁统治具有一定的弹性和纠错功能。

　　在中共十六大上，胡锦涛接过江泽民的权力，标志着中共的定期交接班机制代替了权力终生制，形成代迹之间的政策调整和相互241补救。在掌握最高权力之前，“储君”可以观察和研究前任的统治方式，暗自总结其利弊得失，为接掌权力作准备，以便一旦入主中南海便可以作出相应的政策调整。由此，每一代接过最高权力的新权贵，仅仅出于收买民心和巩固权力的需要，也都会对前任留下的弊端作出某种权宜性的补救。

　　比如，胡温上台后，针对江朱时代的弊端作出一系列调整，提出面向底层的“亲民路线”；针对愈演愈烈的城乡两极分化，取消收容遣送和农业税；针对 GDP 崇拜的跛足发展，提出均衡的科学发展；为了弥补社会裂痕的日益扩大，提出“建立和谐社会”的口号??等等。也就是从江泽民的“赎买精英”走向胡温的“赎买大众”。

　　尽管，所有的调整都不会超越维持独裁权力这一底线，“亲民路线”也不过独裁者对臣民的恩赐，至多是为缓解公正危机的小恩小惠，并不能改变官权过强而民权过弱的独裁现状；而且，大多数调整不过是口惠而实不至的政治秀，权贵阶层仍然贪得无厌，政治腐败和贫富差异并没有缩小，弱势群体的悲惨处境也没有多少实质性改善。但是，某些政策调整还是让底层民众受惠，比如，为了缩小城乡不平等，不仅废除了收容遣送，而且取消了农业税，一些省市还出台“进城务工人员权益保护办法”；为了缩小城镇的两极分化，各省市提高了最低收入标准，提高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降低垄断行业的工资水平??等等。所以，胡温的亲民姿态还是颇能俘虏许多人。

　　党权利益的空壳化

　　表面上看，中共不仅是当今世界上的最大独裁党，而且是组织严密的利益集团，已经拥有七千多万党员，中共中央代表这个利益集团的整体利益。但在当下中国，中共利益已经无法被中央所垄断，利益集团内部早已开始了分化，随着权贵私有化浪潮的汹涌澎湃，242利益的部门化、地方化、家族化和个人化，已经变得不可逆转且越来越刚性，而党中央所代表的党权整体利益则越来越空壳化。所以，与其说现在的中共是一个具有共同利益的统一体，不如说它是一个多个利益集团的复合体。更重要的是，这个集团的利益只有各级权贵才能享有，而七千万党员中的绝大多数象非党员的平民阶层一样被排斥在利益分享机制之外，有些普通党员甚至沦为弱势群体。

　　在这个利益日益分化的统治集团内部，中央决策层的每个大寡头都衍生出一个以家族为核心的利益集团，从中央到地方的每一级党权的代理人也都是一个相对独立而封闭的利益小王国。他们经营着其权力所及的一亩三分地，用尽一切手段将本集团的既得利益最大化，最终目的是把家族和个人的利益最大化。

　　除非外来的插手可以产生合谋分赃的结果，否则的话，不但横向的各类利益集团难以相互联手，就是自上而下的中央政策和指令也难以落实，正所谓“政令不出中南海”。这些各自为政的地方权贵集团与中央指令的关系，完全遵循以我为主的自利规则，对中央制定的政策和法规，对上级的指令，对地方官有利的就执行且要把执行力度最大化，无利则不执行且要让上级的指令消失得无声无息。

　　意识形态的混乱化

　　当毛泽东的“解放全人类”的乌托邦意识形态被邓小平的实用主义“猫论”取代之后，中共政权越来越远离原教旨的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而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变成今日中共的最醒目特征。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出台以来，以“资本家可以入党”为标志，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基础已经被摧毁。于是，改革以来，我们才会看到中共意识形态口号的五花八门。

　　邓小平时代，在实用主义猫论的主导下，既有“发展是硬道理”、“搁置姓资姓社”、“三个有利”、“依法治国”和“不当头外交”，243也有“稳定压倒一切”、“坚持党的一元化领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反对和平演变”；江泽民时代，既有“三讲”、“以德治国”，也有“三个代表”和“大国外交”；胡锦涛上台以来，提出的意识形态口号更是五花八门，有亲民路线、以人为本、新三民主义，有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也有保先运动、八荣八耻、执政能力建设、党内民主、和平崛起；改革三十年来，中共的种种意识形态说辞，大有让人眼花缭乱之感，这在强调绝对的思想统一的毛泽东时代，是不可想象的。

　　作为执政党的中共，意识形态的混乱标志执政思想上和身份认同上的迷失。首先，道义合法性的日益流失，“红旗到底能打多久”

　　已经是具有紧迫性的问题，使中共现政权具有如何保住政权的危机感；其次，中共的统治方式必须转型，但在转型的方向和策略等事关全局的问题上，中共集团内部又难以取得基本共识，也就必然产生何去何从的焦虑。最后，各类深层的社会危机的持续积累，使中共统治的未来前景具有高度不确定性，中共现政权看不清自身的未来。所以，当中共政权失去了权威党魁和统一意识形态之后，党员们便陷入自我定位和身份认同的迷茫中，官场上的利益至上代替了政治效忠。

　　然而，必须看到，无论后毛时代的中共政权作出怎样的自我调整，但中共的独裁本性和权力自私始终未变，所有的局部调整不过是确保一党独裁的权宜之计。

　　民间维权如何面对利益党

　　是的，蜕变中的中共可以苟延残喘，但在根本上找不到长治久安的出路。因为现政权的权宜性调整无力解决经济繁荣的表象下的重重深层危机──官权普遍腐败、社会公正奇缺、公共价值解体和社会公德崩溃──在这种制度的社会的道德的危机下，官民双方不可能达成基本的价值共识，也就无法共同选择一个替代性转型路244径。

　　尽管，一个民间权利意识觉醒和底层维权兴起的时代正在降临，草根群体的经济维权，民间宗教群体的信仰维权，异见人士的言论维权，律师群体的法律援助，加上体制内自由知识分子的擦边球式反抗，使近年来民间维权活动备受国内外的关注，也在某些个案上取得过有限的成果。然而，我们也不能不承认，中共的自我调整能力在不断加强，统治技术也日益娴熟，也具有了应对内外危机的灵活性，加之中国的精英阶层犬儒化和民间力量分散化，短期内还看不到任何足以改朝换代的政治力量，官权内部看不到戈尔巴乔夫或蒋经国式的开明力量，民间社会也无法聚积起足以抗衡官权的政治力量。不要说这些民间群体之间缺少凝聚核心和协调行动，即便能够形成民间统一体，官民之间的实力对比仍然过于悬殊。所以，中共政权远不到寿终正寝的末路。中国向自由社会的转型过程，必然是渐进的，时间之漫长和过程之曲折，可能超出最保守时间估计。

　　看到中共的自我调整和统治技术改进，看到精英阶层的犬儒化和民间力量的弱小，看到中国走向自由民主之路的漫长艰难，并不意味着一党独裁可以千秋万代，更不等于放弃自由中国的理想而向独裁现实缴械投降。换言之，面对以经济发展为政绩合法性、以利益收买为主要统治手段的新型独裁政权，民间维权运动必须保持清醒：

　　一方面，民间不能低估自己的对手，即不能低估中共政权的自我调整、控制局面和收买人心的能力，也不能低估西方自由世界的见利忘义，即西方国家在自身利益左右下的现实主义外交，不但常常表现为对暴政的绥靖，甚至表现为西方政客与东方独裁者的勾肩搭背。

　　另一方面，民间更不能低估民间力量自身的分散、薄弱和不成熟，不能低估民间所浸染的独裁遗传──惟我独尊、急功近利和烈士情怀；不能仅仅局限于少数异见人士受迫害的经历来评估当下现245实和现行统治，不能陷入一夜变天的梦呓；不要指望有人能提出解决中国僵局的一揽子方案，因为相信可以毕其功于一役的社会环境早已消失。也就是说，不能陷于自恋式的受难综合症之中而无力自拔，把个人的苦难作为最大的不幸，进而将个人受难上升为民族苦难和放大为全民苦难，从而膨胀出虚幻的英雄主义骄狂，似乎为追求自由民主而受难，就有了充足的“天降大任于斯人”的资本，要求别人把自己视为“英雄”或“救星”，有资格充当愚昧者的启蒙者和怯懦者的楷模。

　　事实上，被某些境外中文媒体奉为民间英雄的人士，也大都是舆论热闹而现实冷清，海外关注而国内却没有多少追随者，甚至在民间内部都找不到众望所归的道义凝聚点。所以，不要指望登高一呼的英雄出现，不要指望出现众望所归的魅力人格，这样的英雄甚至在八九运动中也没有出现过，反而是山头林立、相互不服，即便在开会时举手赞同，执行会议决定时也会突然变脸。即便现在真有智勇双全的民间勇士，也找不到多少铁干追随者。

　　在温饱基本保证的社会中，受益最大的精英阶层和利益受损的绝大多数民众，即便心里认定了现存体制必须来个大变化，相对不公平感再强烈，但他们仍然抱有搭便车的态度。所以，知识精英和大众网民共同的网络家园《世纪中国》被封，却没有几个精英、也没有众多受益于该网站的网民出来抗议；名扬海外舆论的草根维权者陈光诚，在国内可能没有多少人知道他，即便许多人知道他， 对他的被捕也大都是看客，甚至他为之维权的当地农民，也在官权的软硬兼施下逐渐沉默。

　　面对政府权威和民间英雄双双大幅度贬值的现实，追求自由民主的国内外力量只有保持足够的清醒，在正视严酷现实的基础上，民间维权运动不追求夺取政权或社会整体改造的目标，而是致力于民间力量的点滴积累和独立民间社会的建设，即通过改变民间的生存方式──愚昧而懦弱的、甘于奴役的生活方式──来致力于独立246公民社会的扩张。首先，致力于在官权控制薄弱之处扩展民间社会的空间和资源，用不间断的非暴力反抗来压缩官权控制的社会空间；其次，通过民间代价的累计来加大独裁官权的统治成本，将统治者逼入穷于应对、越来越力不从心的窘境。

　　一句话，立足于民间社会和体制外力量的培育，筹划自下而上地推动中国走上自由民主之路。247

　　劳教，早该被废除的恶法

　　──坚决支持茅于轼、贺卫方等人废止劳教制度的公民建议改革开放以来，中共一直强调依法治国，还专门将每年的 12月 4 日设立为全国法制日，意在对全国百姓进行普法教育。但是，中国仍然是一党独裁的国家，党主法制是不可回避的现实，从立法到司法的大权都掌握在执政党手中，公然把一党意志转化为立法的机构是中共人大，公然制定和维持违宪的恶法是政府各部门，公然干预司法的是中共政法委，公然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甚至执法违法的人都是执法者。表面是推进法治，骨子里仍然是人治。所以，最应该接受普法教育的，不是普通公民，而是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以及大小官员们。

　　近年来，随着民众权利意识的觉醒和维权运动的高涨，每年的全国法制日都有民间的上访、请愿、上书和公开信，或争取法定权利，或要求废除恶法，或申诉个人冤案。这些发生在全国法制日的民间维权活动，尽管大都无法取得立竿见影的实际效果，但起码对中共官权形成了一定的民间压力，也是对中共官员的普法教育。

　　今年中国的 12 月 4 日的不同寻常在于，借助劳教制度实行五十年和全国法制日的契机，民间掀起了要求废除劳教制度的维权小高潮，最为引人注目的事件无疑是 69 人向全国人大和国务院提交了要求启动对劳动教养进行违宪审查、进而废止该制度的公民建议。这份公民建议的领衔者是经济学家茅于轼和法学者贺卫方，参与者大都是执业律师、法学家、教授和学者，也有维权人士、记者、工程师。着名法学家江平先生也曾以个人发言的方式，多次表达了废止劳教制度的意见。248

　　当 69 人建议再次遭遇“墙里开花墙外红”的窘境之时，国内媒体终于为此发声了。一向开明的《南方周末》在 12 月 6 日发表了《法学界提请对劳教制度启动违宪审查》的报道，报道不仅介绍了这封公民上书的具体内容，而且引述江平先生的意见：“讨论劳教制度的核心问题是：对剥夺人身自由的裁决权应该给予谁，法院，还是警察？最近的现实还包括，劳动教养已经成为错案、冤案的温床和打击迫害上访、举报、维权公民的工具。”

　　这份公民建议书指出了劳教制度的四大违法之处和五大弊端，是此类公民上书中最为言简意赅、切中要害的文本。作为国务院行政法规的劳教制度，即便不谈它完全违背“联合国宪章”、“国际人权公约”等国际法，仅就中共人大制定的法律而言，它也违反了中国的根本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违反了上位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2000 年实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1996 年实施），是再明显不过的恶法，其臭名昭着早已有目共睹。

　　首先，这一恶法明显违法中共自己制定的《宪法》的相关规定。

　　第五条第三款和第五款之规定：“一切法律、行政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

　　第三十七条规定：“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

　　执行，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

　　其次，这一恶法明显违反了 2000 年人大通过的《立法法》的相关规定。第八条规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制定法律。”第九条规定：“本法第八条规定的事项尚未制定法律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有权作出决定，授权国务院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对其中的部分事项先制定行政法规，但是有关犯罪和刑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和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司法制度等事项除外。”249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2000 年 6 月 8 日国务院发出《关于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的通知》（国发（2000） 11 号），要求各地方人民政府和国务院各部门高度重视《立法法》的实施，切实做好各项实施工作，但是，国务院和各级地方政府并没有按照《立法法》的规定改革或废除明显违反《立法法》的劳教制度。

　　再次，这一恶法明显违反 1996 年通过的《行政处罚法》的相关规定。第九条规定：“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只能由法律设定。”第十条规定：“行政法规可以设定除限制人身自由以外的行政处罚。”第 64 条第 2 款规定：“本法公布前制定的法规和规章关于行政处罚的规定与本法不符合的，应当自本法公布之日起，依照本法规定予以修订，在 1997 年 12 月 31 日前修订完毕。”遗憾的是，在国务院规定的截至日期已经过了整整十年以后，劳动教养这一违法行政也没有按照国务院的要求得到修订。

　　从 1957 年 8 月 3 日中共公布《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开始，劳教制度的运行已经五十年了。这一制度的最初出台，主要是用于反右和肃反的政治需要。但是由于这一制度的统治成本极为低廉，非常有利于独裁者进行社会控制，于是，改革之初，毛时代的权宜之计变成了邓时代的正规制度。 1979 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补充规定》， 1982 年 1 月 21 日国务院转发了公安部发布的《劳动教养试行办法》，劳教制度被再度激活并日趋制度化，劳教对象也由政治镇压扩大到普通违法行为； 1992 年 8 月 18日司法部发布第 21 号令《劳动教养管理工作执法细则》，使劳教制度成为无所不包、随意性极大的剥夺人身自由的处罚措施。

　　关于劳动教养对象，《劳动教养试行办法》第十条规定： 1、 罪行轻微，不够刑事处分的反革命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 2、结伙杀人、抢劫、强奸、放火等犯罪团伙中，不够刑事处分的； 3、有流氓、卖淫、盗窃、诈骗等违法犯罪行为，屡教不改，不够刑事处分的； 4、 聚众斗殴，寻衅滋事，煽动闹事等扰乱社会治安，不250够刑事处分的； 5、 有工作岗位，长期拒绝劳动，破坏劳动纪律，而又不断无理取闹，扰乱生产秩序，工作秩序，科学教研秩序和生活秩序，不够刑事处分的。

　　显然， 1982 年再次激活的劳动教养制度，仍然延续了 1957 年的劳教决定，其第一功能是为了政治镇压的方便，其次才是针对其他类型的轻微犯罪。劳教制度实施五十年以来，仅据官方统计，先后就有超过 350 万人被劳教过。虽然，

　　其中有多少人是政治劳教的受害者，官方不会公开具体数字，民间也无法掌握准确的量化数字，但自 1999 年镇压法轮功以来，全国起码有 180 多个劳教所关押了数以万计的法轮功学员；自 2002年民间维权高涨以来，也有许多维权人士被送进劳教所（比如， 2007年 10 月 30 日，帮助中石油及中石化下岗职工维权的重庆人士李国宏，就被河南濮阳中原油田公安分局以“聚众闹事”为由劳教一年半，现关押在濮阳黄埔劳教所）。所以，劳教制度已经成为中共政权肆意践踏人权的制度标本，也是压制信仰、表达、集会、结社等自由权利的最有效工具。

　　1996 年 10 月 8 日，官方以“造谣、诽谤”和“扰乱社会治安”

　　为由，判处我劳教三年。从被警察带出家门前往万寿路派出所，到听候北京市公安局人员宣读劳动教养决定书，至被戴上手铐、押上警车，整个过程只用了十几分钟。这就是中国特色的劳教，剥夺国民人身自由这么严重的惩罚，居然可以不经过逮捕、提审、起诉和审判，在十几分钟内搞定，极大地节省了践踏人权的成本。

　　我被劳教是政治原因，决定来自中共高层。而由于其他原因被劳教的人，大都是由派出所作最初决定，事实上也是最后决定。因为，被捕者是否教养和教养几年，派出所就可以自审、自判、自定，派出所把劳教决定上报分局、市局和劳动教养委员会，大都是例行盖章、走走过场而已。可以说，劳教制度是当今世界最野蛮的恶法，野蛮得那么轻率和荒唐。它无需经过任何法律程序就可以剥夺国民251的人身自由权利，而且，在劳教的执行过程中，被劳教的人也被剥夺了所有的法律救济权利。

　　在中国这样的独裁国家，为了方便政治镇压而建立的劳教制度，以其世所罕见的低成本和高效，而被独裁政权及其专政机器所钟爱，特别适合进行大规模的政治镇压。 1998 年，江泽民政权承诺签署两大国际人权公约，废除劳教制度也准备列入 1999 年的人大议程。但是，由于江泽民政权决定取缔法轮功，为了大规模镇压的方便，不仅搁置了废止程序，而且强化了劳教制度。截至 2007年年底，大量法轮功学员、异见人士、维权人士、上访者、民间基督教徒被送进劳教所。

　　然而，正是由于劳教制度的极端野蛮，它才早已招致国内外舆论的共同谴责，中国国内要求改革乃至废除的呼声不断高涨。从九十年代早期到今天，大陆民间一直要求废止这一恶法，曾多次就废除劳教制度上书或发表公开信；在国际上，自由国家的政府、议会与国际人权组织，也不断敦促中国政府废除这一恶法。九十年代后期，诸多体制内的法律人士、作家和学者也开始公开要求废止劳教制度，一些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也多次建议人大常委会废止劳教制度。

　　2003 年春天，广东省的 6 位政协委员联名发起提案，质疑劳动教养制度违反宪法，提议对其进行违宪审查。同年 10 月 30 日，中国政法大学刑事法律研究中心召开了一次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国际座谈会，邀请了中美双方专家、学者和教授与会。美国纽约大学法学院科恩教授，美国驻华大使馆法律顾问柏恩敬先生，福特基金会项目官员刘晓堤女士，中国法律与发展咨询有限公司汪庆华先生，中国政法大学陈光中教授、卞建林教授、宋英辉教授、曲新久教授、焦宏昌教授、王平教授、阮齐林教授、郑旭副教授，中国政法大学部分博士生等，参加了座谈会。与会者齐声呼吁：作为一种行政法规的劳动教养，在中国已经存在了近25250 年，目前，劳教制度遭到普遍的质疑和批评，要求改革乃至废弃的呼声越来越响，劳动教养问题已经到了必须解决的时候了。

　　2004 年中共两会期间，借助“国家保障和尊重人权”入宪的契机，代表们提出改革劳教制度的议案多达 13 件。 2005 年，代替劳教制度的“违法行为矫治法”被列入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计划，两会过后的 4 月份，《违法行为矫治法草案》首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尽管审议过程没有公布， 2006 年人大会议也没再提起。

　　但是， 2007 年人大会议期间，废止劳教制度的议案再次大量出现，《违法行为矫治法草案》也再次列入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计划。

　　在“国家保障和尊重人权”已经写进宪法之后，对于中国的法治进步而言，用人大立法《违法行为矫治法草案》代替国务院行政法规的劳教制度，起码有三大好处： 1、 以废除劳教制度为突破口，让宪法的人权原则和国民权利条款成为相关司法改革的主导精神；2、 通过法院审决来矫治轻微犯罪行为，微观上可以更好地维护当事人的正当权利，宏观上可以实质性地推进人权的制度化保障。 3、废除劳教制度而代之以人大立法的规范，才能迈出中国法律与《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接轨的切实一步。

　　正如茅于轼、贺卫方等人建议所言，“时值今日，进行违宪审查、废除劳动教养制度的条件都已经完全成熟。”

　　争取尽快废止劳教制度这一臭名昭着的恶法，不仅是中国人自己的大事，需要社会各界持续地向政权施压；这也是联合国和西方自由国家推动全球民主化的大事，是敦促中共改善中国人权现状的重要着力点。国内外力量应该联合起来、共同施压，争取早日废止这一恶法。《南方周末》在报道 69 人建议的结尾处，特别援引 2003年三博士上书而引发全国舆论潮、最终导致废除收容遣送的先例，显然是希望此次公民建议再次引起国内外对中国劳教制度的高度关注，敦促中国政府加快废止这一恶法的进程。253中国农民的土地宣言

　　农民收回自己土地的宣言

　　在二○○七年的最后一个月，中国大陆出现了一个农民公开宣示土地所有权的小高潮。

　　十二月九日，黑龙江省富锦市东南岗村等七十二村四万农民宣佈拥有土地所有权向全国公告：十一月二十八日，东南岗村村民召开了全体村民民主大会决定收回被侵占的土地。十一月二十九日对土地进行了丈量，十一月三十日准备在村民中重新分配土地。十二月三日，分地正式开始。

　　十二月十二日，三门峡水库库区陕西省大荔县、华阴市、潼关县七十六个行政村约七万回迁农民向全国公告：我们三县市约七万农民现在共同决定收回我们

　　的土地所有权，土地归我们世世代代支配和享用。 我们将组织起来直接按农民平均亩数划归各户永久占有，结束各级官员多年来的非法占有私分行为。

　　十二月十五日，江苏省宜兴市省庄村二百五十户农民向全国公告：永久所有宅基地，在自己的土地上实现“居者有其屋”。省庄村已有一千五百年以上的建村历史，历朝历代农民各户所属耕地、竹山权属清晰，这些土地曾归我们的世代祖先所有，现在归我们和我们将来的世代子孙所有，我们省庄村的全部宅基地归全村各户永久所有，耕地和竹山归全体村民平均永久所有，供我们世世代代住居、耕作和发展。

　　近年来，在关于改革的第三次大讨论中，农村土地问题也是争论的焦点之一，土地私有化和保持现有土地制度针锋相对。但这些254争论再激烈，也大都局限在城市精英的范围内，参与者主要是知识分子、企业家和官员，基本听不到农民本身的声音。现在，终于有农民群体发出响亮声音，让沉寂的中国听到了土地深处的呐喊。

　　这种基于历史传承、占有现状和正当天理的宣告，第一次突破了从毛泽东时代延续至今的不合理的土地制度，强烈而清晰地表达了中国农民要求土地私有化的意愿和决心。这宣告，凝聚着中共掌权以来中国农民的惨痛经验，标志着对三十年前小岗村土地使用权改革的超越──中国农民自主意识的真正觉醒：我们脚下的土地，既不是国家所有，也不是集体所有，而是我们祖祖辈辈生活于其上的家园，是我们农民自己所有的财产。农民的维权方式也由跪求施恩到站立宣示权利：我们才是脚下土地的主人，如何处置我们脚下的土地，我们要完全根据自己的意愿来作出选择。

　　中共最彻底剥夺了农民

　　在中国漫长的治乱循环史上，兴，农民苦；败，农民也苦。但无论历朝历代的皇权如何残暴和贪婪，对农民的剥夺和压榨也没有中共政权来得彻底，而这种剥夺和压榨是用极为卑鄙的欺骗手段完成。在打江山的关键阶段，中共为了赢得最广大农民的支持，进行所谓的“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改革，一九四七年发佈了《中国土地法大纲》。该大纲明确承诺将土地分配给农民后，农民具有土地所有权，也承认农民的自主经营、自由买卖的权利。然而，当中共夺取了政权后，立刻开始了全盘公有化的社会主义革命。在城镇进行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强行没收所有个人财产；在农村是轰轰烈烈的集体化，强制剥夺农民的土地。从一九五一年合作化运动开始到一九五八年人民公社运动结束，毛泽东极权先消灭地主富农，继而强制普通农民加入公社。结果是，一九四九年前的所有地主全部被消灭，偌大的中国已经没有一寸土地属于农民所有，中共政权变成最大的、也是唯一的地主，拥有了中国的全部土地的所有权。255正是全盘公有化，为毛泽东极权奠定了坚固的经济基础。丧失了个人财产的城镇居民全部沦为中共“单位”的螺丝钉，丧失了土地的农民全部沦为“公社”的农奴。相比较而言，中国农民的命运最为悲惨，沦为奴隶中最低层的奴隶。他们没有迁徙自由，被固定在已经不属于他们的土地上；他们没有社会保障，变成毛式工业化的输血机。毛时代的所谓工业化成就，是以全中国人沦为奴工为代价的， 占中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农民付出最大而受益最少。疯狂的大跃进的惨烈灾难，农民贫困到食不果腹、衣不遮体的地步，以至于遍地饿鬼、人相食，非正常死亡的几千万人中，绝大多数是农民。

　　包产到户只是半吊子解放

　　毛死了，改革来了，受害最深的农民变成了改革的第一发动机，他们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自发地掀起的土地承包制改革，今天已经被命名为“解放农奴的革命”。但是，这场革命带来的是半吊子解放，直到今天，中国的改革没有进行土地私有化，农民得到的仅仅是“集体土地”的使用权，仍然没有土地所有权。一旦农用地被用于商业化或城镇化的开发，农民的土地就变成国家所有。而国家所有是抽象而空洞的，代表国家行使土地处置权力的是各级的官员。

　　在城镇现代化和房地产大跃进的二十多年里，高举着“土地国有”

　　的尚方宝剑，官商勾结的圈地运动全国开花，土地交易的最大受益者是中共各级政权及权贵，农民再次成为牺牲品。

　　农民是弱势群体中的最弱者

　　更重要的是，在独裁中国，官权太大太强而民权太小太弱，而农民又是弱势群体中的最弱群体。在没有新闻自由和司法独立的体制下，他们没有话语权，没有组织农会的权利，没有诉诸法律的途径，唯一合法的行政救济就是“上访”。但官官相护和严厉截访，使上访变成摆设，上访者历尽艰辛和风险，最终却一无所获。所以，256当农民的土地权益受到强行侵犯时，无法得到舆论救济、司法救济和行政救济，体制内的所有维权途径全部被堵死，官逼民反的结果就只能是体制外的群体抗争。

　　近些年，中国各地此伏彼起的大规模官民冲突，有一大半发生在基层农村，这些群体事件又大都由土地问题引起。为了确保权贵的既得利益，地方官权必须平息这些群体事件，甚至不惜动用从政府暴力到黑社会暴力进行野蛮的镇压，由此导致的流血事件时有发生。比如，二○○五年十二月六日，广东汕尾市红海湾东洲乡因土地纠纷而发生严重的官民冲突，当局出动上千名警察和武警进行镇压，向上千名示威村民释放催泪弹并开枪射击，不仅有数百位村民被捕，而且至少有三位村民被射杀。

　　官逼民反，农民自求解放

　　作为本文主角的三地农民自行宣告土地所有权，起因也皆是农民的土地权益遭到官权的强行侵犯，农民为了捍卫土地权益而进行体制外抗争的新形式。

　　江苏省宜兴市省庄村二百五十户农民向全国公告指出：地方上官商勾结的强势集团以发展公益和建设公共设施的名义，强行侵占当地农民的土地，而在被强占的土地上盖起来的却是宾馆、饭店、跳舞厅和商业街，全部是商业利益。正因为如此，愤怒的省庄村农民们才会质问：“这些东西与‘公共’有何关系？与我们农民大家的利益有什么关系？ ??我们今天要问，这个‘国家’是谁的国家？

　　‘公益’是给谁的公益？ ‘集体’是谁的集体？每次占地时全村农民都不

　　同意，全村农民公开签字反对，村主任和乡党委还是以集体的名义把所有农民强行‘代表’了。 ??每次欺压我们农民的时候，官吏、警察、黑恶分子公开‘联合执法’，以打、砸、抢为业的黑恶分子公开宣称，‘我们是代表政府来刨田的，你们必须无条件服257从，跟我们对抗就是跟政府对抗’，并声称，‘你们现在这样居住下去是非法的’。这些势力就像过去的土匪占山头、扎寨子一样，只知道掠夺享乐，不知道保护。”

　　富锦农民也已经看透了所谓的“国家”或“集体”名义下的黑幕，他们在公告中明明白白地指出：“由于长期以来的所谓集体所有实际上架空了农民作为土地主人的权利，富锦市各级官员和豪强以国家名义、以集体名义不断大肆侵占和私分农民土地，成了实际的‘地主’，农民作为土地的主人却被迫成为租种‘地主’土地的农奴。我们共同决定改变这种土地占有形式，通过土地的农民家庭所有和农民个人所有以真正落实和保障农民土地主人的地位。”

　　三门峡库区七万农民的公告指出：“我们在农村非常清楚，不管政府用什么法律什么政策都很难管住土地。土地权利重新回到农民手中，那些利欲熏心的坏势力就再不敢轻举妄动，因为你侵占的再不是什么集体土地，而是老子的土地，是老子的命根子，老子就要拼命。农民的力量调动起来了，政府保护土地的包袱就卸下来了。”“近几年，中央给了农村、农民一些小恩小惠，我们认为农民的土地权、创业权才是大恩大惠，也才能从根子上解决农村问题，农民也才能和城里人平等，才能参加分享现代化的成果。”

　　一场更伟大的革命

　　如果说，一九七八年安徽凤阳小岗村农民自发签署的包产到户生死约，是中国农民自我解放的第一次革命，也开启了中国的经济改革；那么，将近三十年后的今天，三地农民向全国公告拥有土地所有权，就是中国农民自我解放的第二次革命，是比第一次革命更伟大的革命。 对此，发出公告的农民已经有了清晰的意识。这样的声音，不仅是中国农民的土地宣言，也是中国农民的权利宣言。258当代文字狱与民间舆论救济

　　中国是盛产文字狱的大国，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到毛泽东的“反右”、“文革”，文字狱的受害者历代不绝、株连无数。即便在改革开放进入第三十个年头的今日中国，监狱里仍然关押至少80 位新闻人和网络作家。更过分的是，就在北京奥运日益临近之际，不但无法见诸于国内媒体上的文字狱接连不断，即便在大陆媒体上也爆出多起文字狱。

　　一、县太爷制造的文字狱

　　“彭水诗案”。 2006 年 8 月，重庆市彭水县教委人事科办事员秦中飞，只因编发了一则反映彭水现状、讽刺县衙门的手机短信《沁园春.彭水》，就被该县县委书记蓝庆华和县长周伟送进大牢，罪名是“造谣诽谤县领导”。后在舆论压力和法律援助相结合的救济下，秦中飞走出了监狱并获得 2125.7 元的国家赔偿金。

　　“稷山文案”。 2007 年 4 月，山西稷山县三名科技干部南回荣、薛志敬和杨秦玉，把反映该县县委书记李润山的相关材料整理成文，分别寄给了当地的 37 个部门。文中表达了对稷山现状的不满，对李润山提出诸多批评。十天后，三人被警察拘捕，罪名也是“造谣诽谤罪”。县委还召开有 500 多名科级干部参加的警示大会，逼迫南回荣等人戴着手铐检讨认罪。

　　“儋州歌案”。 2007 年 7 月，因对儋州市政府将那大二中高中部迁到海南中学东坡学校的决定持反对意见，那大二中的李姓和刘姓两位老师上网发帖，以儋州方言编写的山歌形式抨击时政。当地警方以“涉嫌对市领导进行人身攻击、诽谤市领导名誉”为由，将259两位教师处以 15 日行政拘留。

　　“高唐贴案”。 200 年 12 月，公民董伟、王子峰、扈东臣等人因在“百度贴吧──高唐吧”发帖子议论本地政事而被刑事拘留，罪名是“涉嫌侮辱、诽谤现任高唐县委书记孙兰雨。后在舆论压力和法律援助的双重救济下，高唐县官方在 2007 年 1 月 21 日作出决定，撤销逮捕并予以释放。随后，当事人提起赔偿申诉，三人分别获得 1700 多元国家赔偿。

　　“孟州书案”。 2007 年 12 月，河南孟州的六位农民举报一村办酒场的经济问题，印发了小册子《正义的呼唤》，批评孟州市副市长、市委统战部原副部长等几名官员。六位农民没得到呼唤正义，却被当地法院以“诽谤罪”判监半年。更有甚者，这几位农民还两次被拉出去游街示众！

　　“朱文娜案”。 2008 年 1 月 1 日，法制日报社主管的《法人》

　　杂志刊登了朱文娜采写的一篇报道，该报道涉及辽宁省铁岭市西丰县县委书记张志国。 1 月 4 日，该县公安人员前往《法人》杂志社拘传记者朱文娜，理由是涉嫌“诽谤罪”。后在强大舆论的压力下，该县公安局撤回拘传令并道歉。 2008 年 2 月 4 日，县委书记张志国也在责令下引咎辞职，并向辽宁省铁岭市委写出深刻检查。市委认为，在“进京拘传记者朱文娜事件”中，西丰县委书记张志国同意公安部门介入，同意县公安局立案并拘传记者，法制意识淡薄，对事件负有不可推卸的直接领导责任。

　　这些文字狱的发生，源于独裁制度的野蛮和现行吏治的劣质化。

　　首先，中国的独裁制度延续几千年，至今也没有根本改变。古代独裁是家天下，皇权不允许任何人挑战，但也有极少数开明的皇帝废除过“因言获罪”的法律（如，汉文帝废除了“诽谤妖言罪”）；现代独裁的党天下，党权更不允许任何政治异见，毛泽东时代的文字狱祸患，可谓登峰造极。尽管经过三十年改革，党权至上的体制260仍然没有丝毫改变，从中央到地方，各级衙门的“一把手”都是党委书记，正如新民谣所言：“书记挥手，人大举手，政府动手，政协拍手”。各级地方官变得越来越野蛮霸道，官员们追逐个人利益最大化变成“乌纱帽主义”，“乌纱帽主义”衍生出普遍的官场腐败和劳民伤财的政绩工程，也必然衍生出“封口主义”，“造福一方”

　　变成“横行一方”和“祸害一方”，许多揭露地方官腐败的人士被送进监狱，即便被揭发的贪官最后倒台，民间反腐人士也不会受到善待。

　　其次，在“党天下”中国，党权至高无上，新闻不自由，司法不独立，法律的制定和执行受控于一党意志及其利益，警察等强力机构的首要职能是维持独裁政权的工具，尽管，中国宪法上明文规定了国人拥有“言论自由”权利，但为了维护党权至上体制，中共不惜公然违反宪法，把“煽动颠复国家政权罪”（第 105 条）写入《刑法》，作为文字狱的法律依据，所以，批评中共及其大小官员从来都是高风险的行为，中国监狱里也从来不缺少良心犯。在现实政治中，法律及专政机器就是维护“一把手独裁”的工具，即便是“七品芝麻官”的县委书记，在自己管辖的一亩三分地里，也是一手遮天的“皇帝”，谁让“皇帝”不高兴，谁就可能被送进大牢。

　　再次，改革以来，共产理想的破产和利益至上的激励，使中共由革命党变成利益党，官场日益糜烂，吏治日趋恶化，不仅是官商勾结，而且是官匪结盟，甚至一些地方政权已经黑社会化。黑社会以贿赂收买官府，官府利用黑道力量摆平麻烦。于是，中共官员的作派越来越象黑社会老大,不允许任何批评和异议，要么动用专政机器割喉，要么动用黑社会手段封口。

　　二、 舆论监督对低敏感性文字狱的有效救济

　　“六四”十八年以来，中共各级政权制造了太多的文字狱，其受害者大都是政治异见者和维权人士。在中国制度下，由于这类文261字狱具有高度的政治敏感性，必然在大陆媒体上遭到全面封杀，在国内无法转化为公开舆论，也就谈不上舆论救济。极少数知名良心犯的提前获释，大都是西方大国施加压力的结果，现在，“人质外交”已经变成中共政权应对国际压力的既定策略。

　　文字狱不断，固然凸现了大陆的黑暗，但并不能做出“一片漆黑”的悲观判断。因为今日中国不再是毛泽东时代的绝对一言堂，而是价值日趋多元化和众声逐渐喧哗的后极权时代，国人的权利意识愈发觉醒，民间社会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民间言论空间也在不断扩展，民间维权更是此起彼伏，其公共表达饥渴达到见缝插针的程度，每时每刻都在寻找公开表达的时机，一遇时机变喷涌而出。

　　特别是有了互联网这个便捷工具之后，网络已经变成资讯传播和民意表达的主要平台，变成推动公共舆论形成的第一发动机。

　　六四后，民间对文字狱的厌恶逐渐成为民间的多数共识，追求言论自由的冲动已经由知识界、新闻界扩展到社会各界，而且越来越普遍、越来越强烈。这些县太爷的胡作非为，恰好为民间对文字狱的谴责提供了时机和缝隙。因为，这些低级地方官制造的文字狱，其受害者都不是政权定义的“敌对势力”（政治异见人士或维权人士），而是基层的小公务员、普通记者和老百姓；他们所发表的批评性言论所针对的，也不是中共制度及其高层官员，而是“县太爷”

　　及当地时政。所以，这些文字狱的政治敏感性大大降低，民间的强烈表达饥渴也就能够突破“墙里开花墙外红”的舆论瓶颈，使这些文字狱和因言治罪进入国内的公共舆论，也让当代文字狱在媒体中进入一个逐渐脱敏的过程。

　　近几年，互联网的迅速发展，为大陆人参与公共事务提供了最佳的言论空间。一方面，互联网改变了大陆人获取不到真实客观的信息的局面。如果公众无法从传统媒体上看到真实信息，就会上网寻求真相，网民利用互联网非常方便地得到比其他传媒得不到的信息。另一方面，互联网又是公众发表言论的最方便的平台，这一平262台打破了精英阶层垄断公共发言的局面，使公共发言越来越平民化。大陆近几年发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大事，无一不在互联网上接受民意的评判。

　　所以，民间对这些文字狱的强烈关注，才能形成网络舆论潮，并在大陆报刊上变成长篇报道和时政评论，《南方都市报》、《南方周末》、《中国青年报》等一向开明的报刊进行追踪报道和连续评论，就连中共喉舌新华网也对文字狱连续发表尖锐时评。比如，新华网发出的署名王平的时评《“文字狱”主角为何都是县委书记》，一时间成为被各大网站争相转载的名篇。“百度”一下这几起县委书记制造的文字狱，所有条目加在一起高达十万条以上；仅“百度”《“文字狱”主角为何都是县委书记》一文，条目就有 5580 条。

　　不论什么性质的文字狱，只要能够在国内媒体上公开化，必然引发大陆民间舆论的强烈关注，从而产生一定的救济作用。虽然，这种舆论救济对受害人还无法产生令人完全满意的效果，对加害者的司法追究也无法进行，但起码可以取得差强人意的效果，既能使受害者解脱牢狱之灾，甚至获得国家赔偿，也能使加害者受到舆论震慑，不得不收回成命并道歉，甚至让上级采取行动，对相关官员进行行政处罚。比如，“彭水诗案”和“高唐贴案”的受害者走出监狱并获得赔偿，“朱文娜案”的制造者西丰县县委书记张志国被勒令辞职。

　　当下中国，尽管当局对言论的管制有时松时紧之别，但民间争取言论自由的努力却始终如一且不断发展，比如，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民间就每一起文字狱发表的公开信，签名者少则几人、十几人，多则几十人。进入互联网时代，这样公开信的签署者，少则几十人，多则几百人，甚至几千人。比如，声援“南都案”受害者的公开信，仅在新闻界征集的签名就高达三千多人。正是在国内外的强大舆论的压力下，“南都案”的四个被捕者，邓海燕和程益中才能在 2004年 8 月先后获释，官方给出的理由是“证据不足”；李民英和喻华263峰才能先获大幅度改判、继而获大幅度减刑，李民英在 2007 年 2月 12 日提前出狱，喻华峰在 2008 年 2 月 8 日提前出狱。

　　反抗文字狱就是直接争取言论自由，不仅是维权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其他领域的维权活动的第一工具，舆论维权几乎成为各种类型的民间维权的基本前提，或者说，几乎所有的民间维权都要通过网络诉诸于公开的海内外舆论。无论是个案维权还是针对某一恶法的维权，只要能在国内形成公共舆论，就既可以产生权利启蒙的作用，也能够产生舆论救济的作用。近年来的民间维权经验证明，凡是取得某种差强人意结果的个案维权，首要的突破口就是争取曝光权、知情权、言论权和新闻自由。也就是说，即便在言论管制依旧的当下大陆，民间舆论和开明媒体也能起到一定的舆论救济作用，使一些引发国内外舆论广泛关注的人权案得到差强人意的结果。甚至有些被封锁的政治敏感度高的文字狱个案，如刘狄案、杜导斌案、孙大午案、冰点案等，民间的舆论维权也能取得有限的救济成果。

　　即便官方想方设法地管制网络，不断出台管制性的法律法规，投入巨资建造网络“长城”和越来越庞大的网管队伍，为了引导网络舆论而雇用网络写手，但民间网站和网络民间的自发成长仍然难以抑制。特别是自由主义知识界更是充分利用网络传媒，人文领域的各个领域几乎都有自由主义倾向的民间或半民间的网站，甚至一些由官方媒体所办的网站，如《强国论坛》、《新华论坛》、《中青在线》、《南方网》等等??也有大量批判现存制度和高层决策的言论存在，形成了颇为可观的网络民间社会。

　　与此同时，中共的封锁也挡不住境外的网络传媒，境外开发的破封网软件被越来越多的大陆人所用。通过把世界连成一体的互联网，国际舆论对大陆公共事务的参与越来越深入，影响面也越来越广。境外媒体为大陆网民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多元化信息，大陆一些敏感的异己人士的言论也通过境外网站传向境内。264网络民间的日渐成长，也让一些比较开明的官员借助网络来表达其亲民姿态。比如，在 08 大雪灾中，几十万人淤积的广东火车站成为媒体的焦点之一。为了缓解滞留人群的情绪， 2008 年 2 月月 3 日，新上任的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和广东省省长黄华华在新闻网站“奥一网”发布了《致广东网民朋友的一封信》。此信不仅应用了网民熟悉的互联网语言，而且罕见地肯定了网民对政府的批评言行。该信表示：许多网民朋友“有知识、有思想、有热情、有锐气”，面对近期罕见的雨雪冰冻灾害天气，许多网民提供了很好的意见和建议，“成为支持我们决策的重要基础”；“对于共同关心的话题，我们愿意和大家一起‘灌水’；对于我们工作和决策中的不完善之处，我们也欢迎大家‘拍砖’ 。”

　　尽管在信息不透明的大陆，很难估价这种公共舆论的参与对政府决策的量化影响，但是，民间通过互联网对公共事务的参与正在迅速扩张，并且对社会万象、公众人物甚至政府行为产生影响。仅就 2007 年而言，就有“最牛钉子户”、“黑砖窑”、“聂树斌案”、“彭水诗案”、“城管打死人”、“废除劳教建议”、“西丰案”等多个公共舆论潮，以至于， 2007 年也才会被称为“公共事件元年”或“民意年”。

　　现在的大陆，以专制权力为后盾的言论管制和以社会多元化为基础的不断拓展的言论空间同时并存，遂使公开挑战政权的道义英雄式的冲动和行为极为罕见，而不唱高调而踏实做事正在成为民间的主流。这些人既具有的自由主义常识和动手做实事的能力，又善于巧妙地策略地进行抗争和自我保护，在大环境暂时无法改变的给定条件下，他们还要想尽办法改变周围的小环境，哪怕有些办法在道义上显得不那么彻底，但也是争取言论自由的有机组成部分。网络民间不断突破官方言论管制、拓展民间言论空间的不懈努力，正在一厘米一厘米地扩张民间的言论空间。这种民间动力，正是在中国实现言论自由的最大希望所在。265

　　在目前的中国，尽管相对于毛时代甚至相对于九十年代，以上人权个案的处理结果，开始显现出民间舆论压力的作用不断增强，但离制度化的人权保障及其救济还相距甚远。民间维权的舆论救济还只是自发性的、体制外的、分散的、甚至随时可能被独裁政权定性为非法的，但官权通吃和民间沉默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毋宁说，这是光明与黑暗、抗争与压制并存的时代，官权的黑暗已经无法完全遮蔽民间的反抗之光。每一次官民对抗──无论是个人性的还是群体性的──都越来越显露出光明和抗争的自发力量与黑暗和压制的内在虚弱。266

　　迎风而立的王千源

　　在由西藏危机引发的中西冲突中，中共政权及其愤青的愤怒似乎来自西方对中国的不公正的妖魔化。事实上，妖魔化不是来自外部，而是来自中国内部──独裁政府及爱国愤青的自我妖魔化，用不堪入目来形容，一点儿一也不过分。海内外爱国华人对王千源的文革式围剿，就是这种自我妖魔化的最新例证。

　　在爱国主义早已变成中国的绝对政治正确的压力下，在五星红旗连成片的红海洋里，在仍然习惯于“合群的自大” 的群体盲从中，甚至在愤青们野蛮的言行已经危及到家人的险境中，一个年仅二十岁的中国姑娘却玉树临风，向整个世界展示出新一代中国人的健全人格。

　　这位值得尊敬的姑娘就是美国杜克大学一年级中国藉留学生王千源。遗憾的是，她的独立声音没有得到她的祖国的最低限度的尊重。

　　人们常说，爱国主义是双刃剑。但在我看来，和平时期的独裁化爱国主义仅仅是单刃毒剑，它的锋芒来自极端的仇恨，它的闪亮来自极端的愚昧，她的杀伤力来自极端的野蛮，无论对外还是对内，它的主要手段是制造敌人，对外制造“反华势力”，对内制造“汉奸”。所以，无论是王千源的善意调解，还是金晶的理性爱国，皆被愤青们作为“汉奸” 的铁证。

　　极端爱国主义还是可以让人陷入群体性颠狂的春药，无视基本事实，泯灭是非善恶，罔顾普世价值，践踏基本人权。所以，海内外愤青们根本不管王千源站在对立双方的中间仅仅是为了促成对话交流的善意，不管王千源的“不支持国家分裂，不愿意有意识针267对任何国人” 的表白，更不尊重王千源的基本人权，对她发动了一场文革式的野蛮围剿。

　　中共头号喉舌中央电视台网站 4 月 17 号在首页以《最丑陋的留学生》刊登了她的照片和视频，王千源的照片在中国各大网站上流传，有的照片经过处理后在额头上打上“叛国贼” 字眼。王千源的名字、身份证号、联络电话等个人资料统统被公布在网上。有人更诅咒这位 20 岁的如花女子被汽油焚烧，甚至威胁她回国后将被碎尸万段。

　　王千源的父母在青岛的公寓地址、姓名、工作等资讯也被上网，有人还在网上贴出王千源父母家门口被泼粪的照片。她父母的家已经被毁坏，家门口安装了摄像头，双亲只能在外面暂避。围剿殃及她父母的理由也很堂皇，王家出了这样的“叛国贼”，其父母自然难辞其咎。

　　王千源毕业于青岛二中，既是该校的高才生，也是青岛的高才生，曾经是该校对外炫耀的资本。但现在，她瞬间变成爱国者的“公敌”，愤青们也把攻击的矛头指向她的母校，大骂学校教出这样的学生是一个失败。该校马上出来表态，坚决与她划清界线，不承认有王千源这样的学生，已经将她的毕业证书作废，还召开全校“整风” 大会，加强“爱国主义教育”。该校教务处的李老师对记者表示： “全校的师生都很恨她。”

　　经历过文革的国人都知道，政权号召、官媒点名、大众声讨和单位批判相结合，构成文革式大批判的基本模式。对王千源的围剿完全符合这种模式：有中共高官对达赖喇嘛的文革式指控为大背景，有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在三天内三次要求 CNN 道歉为示范，有中共头号电视喉舌央视为号召，有海内外愤青的群体性声讨、谩骂和恫吓，有她的母校与之划清界线。所以，把对王千源的声讨命名为“文革式的围剿”，一点儿也不冤枉。

　　幸运的是，王千源人在美国并一举成名，可以利用现在的知名268度进一步表达自己的观点，扩大她的言行在海内外的影响，让中国愤青看看什么叫独立清醒坚定的 80 后青年，也让西方看到中国的年轻人并非都是“爱国红卫兵”。

　　在一连串的采访中，王千源谈到不同政见对于国家进步的重要作用，谈到自己对于“出头” 的理解，谈到对西藏问题和宗教自由的看法，特别是她道出独裁爱国主义对中国年轻一代的深重危害。

　　她说：指责她的人不是有意的，对方也是中共的受害者。在文革和中共的思想控制和愚民政策包围之下，大家都是受害者，再去迫害别人。

　　正因为王千源认识到独裁制度对国家和国人的危害，她才能明确地区分出独裁爱国主义与民主爱国主义。她说：独裁将大家的手足都切掉了，将大家的思维都控制住之后，把我们的世界不断的缩少，这些才是真正的卖国。而反对的声音帮助中国进步，民主让国民变得更强大，让人民自己修养自己，思维自己。她还表示，好像中国是盘古开天时的一个蛋，是一个偶合来的、黑暗的蛋，你需要里面的力量往外膨胀，外面的壳不断地往里收，所以唯一出线的结果是蛋壳要裂。

　　如果说，王千源出面敦促对立双方进行对话交流的行动，还仅仅体现了她不盲从的独立性，那么，她面对殃及家人的文革式围剿时的平静坚定，表现的就是迎风而立的成熟勇气。她平静地坚持自己的独立思考和自由思想，用法律手段捍卫自己的独立人格和自由表达。

　　也许，此次西藏危机引发的爱国主义过于“文革化”，王千源的独立姿态才显得格外突兀，让我想起当年第一个挑战“血统论”

　　的遇罗克；也许，发动反西方爱国狂飙的主体是 80 后一代，王千源的勇气理性成熟才显得鹤立鸡群，与国内 80 后一代中极为罕见的韩寒遥相呼应。

　　观察中国国内九十年代到今天的历次爱国狂潮，每次颠狂在官269权的严控下沉寂之后， “愤青” 们都会因灰心丧气而发生分化，每次分化都可能让一部分“愤青” 转化为“汉奸”。我相信，王千源那迎风而立的美丽姿态，将对中国的年轻人产生不可小视的感召力。当此次爱国颠狂平息下来， “愤青” 群体必然还会分化出“汉奸”。

　　来源：观察270

　　大地震中的民间之光

　　中国 2008，被称为“奥运年”，但突然的大地震来了，迄今已有一万四千多个生命死去，其中包括许多压在校舍废墟下的孩子。

　　不管中共当局是否情愿，在此国难当头之时，大地震和救灾重于一切，事实上已经取代奥运而成为 08 中国的头等大事。也不管中共当局情愿与否，中国的主流民意已经作出判定： “08 奥运年” 改为“08 汶川大地震年”。

　　08 年刚刚进入五月，中国就发生一系列大灾难，胡温政权也遭到国内外舆论前所未有的批评。此次胡温当局在救灾上的进步，显然与年初大雪灾时遭受海内外的广泛批评有关，也与缅甸军政府的救灾态度招致全球性谴责有关。温家宝应该感谢年初大雪灾时遭到的激烈批评，否则的话，在此次大灾中，这位爱哭的总理也决不会得到如此多的赞扬。

　　大灾难固然可以凝聚国人，但对中国政府和中国人而言，大灾难更应该带来直面劣根的深刻自省，带来对制度顽疾的痛下狠手，否则的话，凝聚力只能一时而无法长久。灾难不足畏，谣言也没什么，错误的言论也不可怕，甚至荒谬的观点也应该有发表的权利。

　　可怕的是不尊重生命的制度和文化，是畏惧民间自治和新闻自由的政府，是胡温政权的救灾声音变成压倒一切的主旋律，是温家宝霸着媒体直播的大部分时段，是大灾难过后官权的庆功盛宴和自我表扬。

　　08 年，中共把奥运当作最大政治，进行空前的社会动员，大雪灾，大车祸，口足疫，西藏危机。统统要给奥运让路。现在，四川大地震，多少家园顷刻废墟，多少家庭瞬间破碎，多少孩子葬身271瓦砾，又有多少孩子无家可归。如此举国同悲、举世关注的大灾难，难道还不能让奥运的喧闹安静下来，让劳民伤财的火炬传递停下来吗？

　　从古至今的中国，只有统治者的“龙体” 金贵，就连生前都不惜劳民伤财，恨不得登基的第一天，离死还大老远，就忙着兴师动众地修坟。死了，僵硬的龙体要住进豪华的地下宫殿，不仅要制作千军万马的泥人陪葬，甚至还残忍地要让活人陪葬。

　　1949 年以来，帝制时代的死亡规矩废掉了，但骨子里仍然以百姓为草芥。自称把“为人民服务” 作为最高宗旨的中共政权，只让中国的国旗为最有权势者的死而降，无论天灾人祸吞噬多少无辜国人的生命，却从来没有为无辜的死者下半旗。近年来，中国民间敬重每一个生命而反对特权等级的意识逐渐觉醒，所以，每逢死伤惨重的灾难发生，民间都会大声呼吁国家应该降半旗致哀，以表示生命的平等和对生命的敬重。此次大地震中的死者，他们不是大人物，但他们是人，是与大人物一样的生命，难道国旗还不能为这些亡灵而降吗？

　　值得庆幸的是，在此次大地震中，不仅民间自发动员的救灾行动远远超过以往历次大灾，而且中国民间并没有因胡温当局在救灾上的进步而闭嘴。民间人士在肯定当局有所进步的同时，也提出了众多质疑和批评。不要说网络舆论了，就是纸媒也发出响亮的声音。

　　《南方都市报》等优秀报刊，已经发表多位知识分子呼吁开放新闻和开放民间组织，呼吁公开的决策和透明的捐款，呼吁停止火炬传递和为死者下半旗，呼吁尽快让具有丰富救灾经验和能力的国际援手进入灾区。

　　当四川作家冉云飞发出“中国民间组织参与汶川地震救灾邀请函” 时，当北京的数个 NGO 发起“北京民间公益组织联合行动”

　　时，当爱滋公益人士万延海宣布以“爱知行研究所” 的名义捐款五万元时，当“牛博网”网友发起民间募捐并得到着名的环保组织“自272然之友” 的响应时，当韩寒这样的年轻作家也作为“牛博网” 善举的发起人、并开着自己越野车与牛博网网主罗永浩等人前往灾区时，当无数网友愿意通过这些民间组织捐款捐物时，当“南都公益基金会” 发出“民间组织参与救灾行动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并开始行动时，当广州网友自发组织起来商讨并制定出具体的救灾方案时??

　　我更加坚信： “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

　　来源：观察273

　　中国改革的深层动力来自民间

　　中国正常维权渠道不顺畅

　　在中共具有话语垄断权的制度环境下纪念改革三十周年，中国媒体上的主流言论必然被官权话语所主导。官方把改革的所有功绩据为己有，反复的自我赞美， 向全世界展示改革的成绩清单，预言“中国奇迹”将改变世界。

　　然而，官权话语里的中国改革，既远离事实，也不公正。

　　事实上，中国改革始终循着两条相互较力的逻辑发展着，一条是自上而下的官权逻辑，一条是自下而上的民间逻辑。官权逻辑因其话语权强悍而得到大力张扬，民间逻辑因其话语权弱势而容易被外界忽视。

　　好在，进入新世纪以来，这种只见官而不见民的局面已经被突破。由于中共主导的跛足改革太不公正而越来越丧失合法性，官方宣扬的“温饱论”已经无法换取民众对现行制度及其改革方式的认可。更由于互联网的日益普及为民间话语提供了广阔的平台，民间对跛足改革的质疑和批判越来越难以封锁。邓小平的“不争论”魔咒也不再具有威慑力。关于改革的第三次大讨论火爆异常，“改革已死”或“后改革”的话题屡屡见诸网络民间。

　　在这种大讨论中，官权逻辑与民间逻辑的对立日渐清晰。

　　首先，官权主导的改革是为了挽救和巩固中共的独裁统治，经济市场化沦为权力主导市场。而民间自发的改革，要求法治化的自由市场和公平竞争，天然地抗拒权力经济和官府垄断。

　　其次，官权主导的改革是为了权贵集团的利益最大化。让一部分先富起来的再分配政策，事实上沦为权贵私有化对全民财富的掠274夺。而民间自发的改革，要求市场化、私有化与社会公正的平衡，特别是要求财富分配的公正，天然地拒绝按权力分配的“强盗式资本主义”。

　　再次，官权主导的改革，必然造成愈演愈烈的公权力腐败，而民间的自发改革必然指向反腐败反剥夺反两极分化。

　　最后，官权主导的改革采取只改经济而不改政治的跛足方式。

　　深化改革的瓶颈和社会深层次危机主要源于政治改革的停滞，所以，民间的自发改革一直在要求经济和政治相平衡的改革。

　　改革动力来自民间

　　回顾改革三十年的历史，两种改革逻辑之间的关系，表面上看是官方主导改革，而实际上民间才是推动改革的真正动力。

　　民间的改革动力，最初由争取温饱的活命需求所推动，继而形成了民间的自发市场意识和自利意识的动力。民间自发的创造财富和保障利益的强烈欲求，必然走向扩张个体自由和社会公正。所以，经济改革的启动和个人自由的扩展，

　　政治改革的呼吁和局部制度的变革，不是自上而下的恩赐，而是自下而上的民间推动。

　　正是极端的物质贫困和极端的阶级斗争，让民间自发地反对毛泽东体制，才有了北京的“四五运动”和安徽农村的包产到户。邓小平的复出得力于“四五运动”和“西单民主墙”运动的民意支持。

　　在农村，最早的改革来自中国最贫困最低贱的阶层──农民──的自发行动。村委会选举也来自人民公社制度失灵后的村民自治。在城市，平反运动来自文革后大量冤民的上访告状。思想解放的主要动力也来自“林彪事件”后的民间觉醒。

　　八十年代的政治改革势头以知识界启蒙为先导，之后才是党内开明派的正面回应。即便是 1992 年邓小平发动第二次改革，也来275自八九运动的悲壮结局。因为六四屠杀给政权合法性和邓本人的声誉带来的巨大损失，不得不用更激进的经济改革加以弥补。

　　官权在改革中的角色

　　民间的自发力量推动着改革。官权对改革的推动或阻碍取决于是否顺应民间压力。改革进展，是官权为了自保而顺应民间压力的结果； 改革受阻，是官权逆民意而动的结果。在这种民间主动而官权被动的博弈中，每一项局部制度的改革都能进一步释放民间力量。民权的扩张带来官权的后退。也就是说，中共政权在改革上的每一步推进，大都是民间的自发压力累积到某个局部临界点的结果。随着改革逐步深入，官权的角色也就变得越来越被动。

　　中国改革的每一次局部突破过程大致可以简化为： 1、 民间率先进行突破旧体制的自发尝试，以民间的制度创新代替旧制度。 2、比较开明的地方政府对民间创新予以认可和支持。 3、 知识界和新闻界对民间尝试的舆论支持，使其影响由局部向全国扩展，引发其他地区的模彷。 4、 最后得到中央政府的认可，先变成政策，后变成法律。比如，民间长期推动的某些改革得到中共高层的正面回应，既能导致某些“恶法”的废除（如“投机倒把”，“收容遣送”），也能让某些普世价值写进了宪法（如“保护人权”和“保护私有财产”）。

　　政治改革不可避免

　　随着民营经济和民间财富的迅速增长，民间权利意识的觉醒和维护自身权益的行动，必然构成对官权的越来越强的挑战；经济利益和文化趣味的多元化，必然不断蚕食一元化的政治体制。

　　如果说，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国人要求的自由民主大都还停留在抽象的理念层面上，那么，进入二十一世纪，国人所要求的自由民主及政治性、社会性的权利，已经与具体的实实在在的利益诉求密切相关。即便仅仅是为了求得权益受损的补偿或个人财产的安276全及增值，也要争取相应的公民权利。

　　进一步，民间为了争取利益再分配的公正和机会的平等（哪怕只是相对的公正），为了保证个人的信仰、思想、言论和兴趣不受强制侵犯，就迫切需要对极端不平等的政治权利进行再分配──以个人自由、权利平等和社会公正为目标的权利再分配──而政治经济和社会的诸种权利的再分配又只能通过政治改革来完成。

　　中国的变革走到今天，官方宣传的未来目标是“猪圈式”的“小康社会”。民间追求的是人的解放和民的富足，是民主、法治和宪政。无论中共现政权如何害怕和阻止，政治变革无法回避。因为所有推动变革的力量──国内体制内外的力量和国际主流社会的压力──越来越聚焦于政治改革这一核心问题。

　　来源： BBC277

　　打破行政垄断就是消除“合法抢劫”

　　──向罢运“的哥”致敬

　　11 月以来，以重庆市出租车司机罢运为先导，全国各地相继发生一连串出租车罢运事件，使全社会聚焦于中国的出租车行业之“黑”，聚焦于全国 200 多万“的哥”群体遭遇的不公正待遇。（据官方公布的数据显示，目前中国已经有 100 多万辆出租车取得运营牌照，年客运量在 120 亿人次左右。）

　　显然，此起彼伏的出租车司机罢运，绝非少数“的哥”的心血来潮，也绝非少数城市的行业现状，而是出租行业之“黑”长期积累的结果，以至于“的哥”们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这个“黑”，在官方舆论的宣传中，似乎主要是指“黑车”，但实际上则是官权垄断之“黑”。与“份钱”对“的哥”的榨取相比，“黑车”抢走的那点儿生意，实在算不了什么。

　　更重要的是，哪里有垄断，哪里就有“黑市”；哪里消除垄断，哪里的“黑市”就自动消失。中国出租车行业的“黑车”之害，恰恰源于现行的垄断性准入体制。

　　中国出租车行业的经营权是“政府特许”的，说白了就是官权垄断，因而也是暴利行业，在毫无风险的经营中获得巨额垄断利润。

　　根据成本计算，一辆新车运营寿命为八年，仅用两年时间，投资者就可以收回全部投资，其余六年，一辆车创造的利润相当于三台新车。何况，近几年车价逐年回落，批量购车的成本大大降低。所以，对中国出租车行业的垄断式经营，“的哥”们早已民怨沸腾。

　　在此次重庆“的哥”罢运后的官民对话会上，就连重庆市副市长黄奇帆算的一笔账，也凸显了垄断之“黑”。黄副市长的账单如278下：一辆出租车每天能挣 700 元， 4 年承包期总收入为 80 多万元，但“份儿钱”“承包费”“预收营业款”等各种费用就要交 57 万元左右。剩下的收入除掉加气、修理等成本支出，司机每月只能挣2000 元左右。而司机每天要工作十几个小时，工作强度之高与收入之低形成鲜明对比。怪不得“的哥”们普遍认为：出租车公司纯粹是一个垄断制造出来的“食利”阶层。大多数公司拒绝制定行业营业收入标准和统一的 8 小时工作劳动定额，有的公司甚至拒绝为司机购买社会保险。

　　虽然，出租车行业的政府垄断、特许经营和“份儿钱”太高等问题，多年来一直是社会舆论质疑和抨击的热点，在近些年的全国各级人大会议上， 也有过多次提案，但由于涉及到政府及出租车老板的巨大利益，强烈的民意诉求从来没有得到过政府的回应。比如，前两年，北京出租车因油价疯涨而涨价，市政府装模作样地举行听证会，但多数民意认为：出租车行业应对石油涨价的办法，与其涨价，远不如“降份”（也就是降低“份钱”）。尽管当时的网络调查显示， 72%以上的公众反对涨价，出租司机的主流意见更是强烈反对，有的出租车司机直言不讳地说：“出租车价格听证会‘祸国殃民’，应该尽快叫停。但政府及其官员和公司老板的利益是绑在一起的，二者在这个行业中共同拥有巨大利益，即便不算上非法的黑箱利益，所谓“合法”的利益就足以让政府坚决站在出租公司一边。

　　所以，面对主流民意的质疑，政府的态度可以蛮横到一个字：“不”！

　　谁懂知道，跛足改革下的中国市场经济，不是真正的自由市场经济而是中国特色的权力化市场经济，行业垄断和准入歧视比比皆是，出租行业就是典型的权力化市场的标本之一：政府垄断下的特许经营，造成出租车行业的官商勾结和绝对不公正。有人说，中国的出租车行业之所以得不到有效治理，在于利益集团绑架了政府。

　　而事实上，出租车行业的根本弊端，不是来自利益集团绑架政府，而是政府垄断对市场规则的践踏，是垄断背后的官商利益的一体279化，政府没有理由不在决策时向暴利集团倾斜，正是“黑制度”制造出合法的“黑资本”。

　　1、 行政垄断为官商勾结提供制度性保护，出租车公司特许经营权掌握在政府相关管理部门手中，象其他一切政府垄断的特许权一样，这种特许权也有着非常高昂的权力租金。正是行政垄断的看得见之手，制造出一个又一个的暴利集团，他们甚至把所有的经营成本转嫁到劳工阶层和消费者的身上。在出租车行业里，能够获得出租车公司运营牌照的人，要么是有来头的人物，即具有权力背景的人；要么是向发放牌照的政府部门及其官员付出超额权力租金的老板，即花大钱购买经营权。哪里有特许，哪里就有权力租金。而权力租金，为官商双方提供了一夜暴富的最丰厚的制度土壤。

　　2、 行政垄断为单方定价的霸道提供权力支撑。由于是垄断性特许经营，“份儿钱”，如同强制性土地开发中的补偿费，必定是“宰你没商量”的单方定价。对这种高昂的“一口价”，因为独裁政府不允许独立的行业工会，司机群体无法通过自组织方式进行讨价还价。所以，司机群体只能接受而不能拒绝，甚至连讨价还价的能力都没有。不接受你就走人，反正现在的剩余劳动力非常充裕。

　　3、 行政垄断的暴利特征必然制造悬殊的社会不公。政府垄断性特许使出租车行业变成暴利行业，在当今世界，中国的出租车行业大概是垄断利润最高的了。但这暴利的主要受益者，不是出租车司机而是得到官方特许经营权的老板，以及签发特许证的官权及其官员。特许经营权导致了出租车公司对出租车司机的赤裸裸歧视，居高不下的“份儿钱”就是司机必须上交给公司的“买路钱”。

　　健全的市场经济中的政府必须通过立法来反垄断（如美国的“反托拉斯法）。而完全的计划经济中的政府却是通过政治权力进行全面垄断，权力化市场经济中的政府利用立法来进行暴利行业的垄断。

　　毛泽东时代是计划经济，中共用“三面架机枪、只准走一方”280的野蛮方式，对所有个人资产实施了暴力抢劫，对所有公共资源实施了暴力独占，而且抢得干净、占得彻底。

　　改革以来，独裁政权用霸王条款和特许经营权，保证了权贵阶层对暴利行业的垄断，而把那些薄利产业交给市场。比如，那些本来应该由市场决定价格的行业（如土地开发、能源、电信、金融、交通等）被政府垄断或设置特许经营。所以，网络调查显示，消费者最不满意的是“霸王条款”严重的十大行业，要么是政府垄断，要么是特许经营。依次为电信、房地产/物业、保险、电力、教育、医疗、银行、铁路、交通、超市。十大行业的不满意度依次为：电信 87.6%，房地产/物业 54.4%，保险 51.3%，电力 48.7%，教育 38%，医疗 29.8%，银行 22.5%，铁路 19.8%，交通 17.1%，超市 15.7%。

　　（见《深圳特区报》 2004 年 12 月 21 日文章《十大行业霸王现象突出》）

　　借用吴思先生的“合法伤害权”概念，经济领域的立法垄断或特许经营，就是官权对民间资产的“合法抢劫”。曾几何时，垄断的电信行业使中国的电话初装费高达 5000 元，即便今天，尽管民意对手机双向收费越来越不满，但垄断使双向收费岿然不动。

　　自由主义所信奉的法治社会，法律应该根据自然法（保障人权）和公益（多数同意）来制定，由此形成对官权的制度化限制，这也是普世公认的文明法则。而独裁主义信奉的法制，法律是根据权力偏好和统治者意志制定的，由此形成对官权至上的制度化保证。当下中国的法律正是独裁主义法制，民众没有法律担保的制度化权利，也就没有能力制衡、监督、限制官权，从而导致官权太大太强且不受制约，民权太小太软且备受歧视，其法律也大都是违反自然法和公益的恶法。一方面，法律变成统治阶层实现其意志和利益的工具，赋予了权贵阶层以“合法腐败”的特许权；另一方面，法律变成政府及其权贵对民众和公益的“合法伤害权”，独裁税收是对民间财富的“合法榨取”，暴利行业的垄断和特许经营是对民间财281富的“合法抢劫”。

　　更重要的是，这种“合法榨取”和“合法抢劫”，其恶劣甚至超过“潜规则”式的黑箱抢劫。因为，后者毕竟摆不到台面上，还要偷偷摸摸、遮遮掩掩，非法腐败的风险再小，也不是全无风险，迫于民意压力，官方也要表演“反腐秀”，每年都要办几个贪官；而前者披上了合法的外衣，可以明目张胆地进行公开抢劫而不承担任何风险。所以，中国式腐败是“合法腐败”远甚于“非法腐败”，中国式剥夺是“合法抢劫”远甚于“非法盗窃”。再大的贪官所侵吞的黑钱也远远少于独裁财政的合法挥霍，再贪婪的“非法盗窃”

　　所掠夺的财富也远远少于政府垄断所获得的暴利。也就是说，中国式独裁体制不变，权力主导的跛足改革也不会改变，行政垄断下的“合法抢劫”也就无法消除。

　　感谢全国各地敢于罢运的“的哥”们，你们的忍无可忍、挺身而出，固然是基于自身权益的严重受损，但你们罢运的客观效果却是大大的“利他”。正是你们的罢运，逼迫官权出面承认出租车行业的弊端，如，市场准入制度不合理，经营权管理混乱，司机负担过重、收入偏低等。你们在为自己争取公平对待之时，也让全社会聚焦出租行业的行政垄断之“黑”，对打破出租车行业的垄断居功至伟。而一旦出租车行业的行政垄断被打破，获益的不仅是“的哥”

　　群体，也是广大的消费者群体；破除的不仅是一个行业的垄断，也为打破其他垄断行业提供了示范，促进今年 8 月 1 日出台的《反垄断法》的实施。

　　来源：观察

　　【全书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