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眼里的世界——中国的首席空想家到底相信什么？

KEVIN RUDD(陆克文)

译者：张冬

后冷战时代，西方世界不乏宏大的历史理论和国际关系理论。世界格局和参与者可能会发生这样那样的变化，但全球地缘政治的戏剧仍在继续：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不同变异流派竞相解释国家行为并提出各种预测，学者们争论世界是否正在见证历史的终结，是文明冲突还是完全不同的其他东西？毋庸置疑，关于中国在习近平领导下的崛起以及他对美国实力的挑战，现在比任何其他问题都更能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分析。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夕，习近平设法巩固自己的权力并确保自己前所未有的第三个任期。对此，西方分析家们试图解读驱使他和他对中国抱有野心的世界观。

然而，在这种寻求理解的过程中，有一个重要的思想体系普遍缺失：即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这很奇怪，因为自从1949年以来，马列主义一直是中国的官方意识形态。但这种遗漏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大多数西方思想家很久以前就认为，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实际上已经死了—— 即使在中国，1970年代末，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邓小平早就抛弃了他的前任毛泽东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正统观念，转而支持更类似于国家资本主义的东西。邓小平以其特有的、直言不讳的方式概括了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不争论”。“让我们摒弃理论吧，”他在1981年的一次中共重要会议上对与会者这样说。他的继任者江泽民和胡锦涛步其后尘，迅速扩大了市场在中国国内经济中的作用，并奉行了促进中国最大限度地参与以美国为首的全球经济秩序的外交政策。

然而，习近平让那个务实的、非意识形态的治国时代戛然截止。取而代之的是，他发展了一种新形式的马克思主义民族主义，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和外交政策的形式和实质产生了很大影响。习近平这样做并没有建造一个理论的空中阁楼，以使中共对出于其他更实际的原因所做出的决定进而合理化。在习近平的领导下，更多的是以意识形态驱动政策，而非相反。习近平把政治推向了列宁主义的左翼，把经济推向了马克思主义的左翼，把外交政策推向了民族主义的右翼。他进一步加强了中共对公共政策和私人生活各个领域的影响力和控制力，重振了国有企业，并对私营企业施加新的限制。与此同时，他通过推行日益自信的外交政策来煽动民族主义，他的民族主义的外交政策是受到马克思主义信念的启发并得到大力推动，即历史不可逆转地站在中国一边，一个以中国权力为基础的世界将会产生一个更加公正的国际秩序。简而言之，习近平的崛起意味着意识形态人的回归。

这种思潮并不是简单地倒退到毛泽东时代。习近平的世界观比毛泽东的世界观更复杂，他把纯粹的意识形态与技术官僚的实用主义混合在一起。习近平关于历史、权力和正义的表述可能会让西方听众感到难以理解或无足轻重。但西方世界忽视了习近平意识形态的信号对自身的危险。无论他的想法多么抽象和不同寻常，它们都对中国现实中的政治和外交政策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且，随着中国继续崛起，也会对世界其他地区产生广泛影响。

共产党人

像所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样，习近平的思想基于历史唯物主义（一种研究历史的方法，聚焦于探究通过持续不断的阶级斗争取得进步的必然性）和辩证唯物主义（一种研究政治的方法，着重于观察当矛盾的力量相互碰撞并得到解决时，变化是怎样发生的）。在他出版的著作中，习近平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将中国革命置于世界历史的背景下，认为中国向社会主义更高级阶段的过渡必然伴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衰落。透过辩证唯物主义的视角，他将自己的议程描绘为中共在与国内（傲慢的私营企业、受西方影响的非政府组织、宗教运动）和国外（美国及其盟国）的反动势力之间日益激烈的竞争中向前迈进的一大步。

对于置身中国以外的人来说，这些概念似乎晦涩难懂，但是他的理论受到中共精英、中国高级官员以及许多为政府提供建议的国际关系学者们的重视。习近平发表的理论著作，自毛泽东以来比任何其他中国领导人的著作都要宽泛得多。中共还借鉴了通常指导西方政治体系的各种经济和战略建议。但是，在中国体制内，马列主义仍然是其世界观的思想源头，在这种世界观指导下，他们自认为中国站在历史的正确一边，并将美国描绘成是在资本主义不可避免的衰落中痛苦挣扎，它被自己的内部政治矛盾所吞噬，并注定要被抛在一边。在习近平看来，这将是历史的真正终结。

在习领导下，意识形态决定政策，而非相反

2013年，在习被任命为中共总书记仅五个月后，他在北京为中共高级领导干部召开的思想宣传大会上发表了一个讲话。讲话内容当时没有报道，但三个月后被泄露出来了，并由《中国数字时代》公开发表。这篇演讲展示了他未经过滤的最深刻的政治信念。讲话中他详细阐述了意识形态衰败的风险，它导致了苏联共产主义崩溃，他还描述了西方在中国内部煽动意识形态分裂的作用，以及镇压各种形式的不同政见者的必要性。“一个政权的解体往往从意识形态领域开始，”习近平说。“政治动荡和政权更迭可能会在一夜之间发生，但意识形态演变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他继续说道，并警告说，一旦“意识形态防御被突破，其他防御就变得非常难以坚持”。但是他向听众保证，“正义是在我们中国共产党这一边，”他鼓励他们在与西方国家打交道时不要“回避、怯懦或沉默”，西方国家的目标是“与我们争夺人心和大众的战场，最终推翻中共的领导和中国社会主义制度”。

这种言论意味着要加强打击任何“煽动异议和制造分裂”的人，并要求中共党员不仅对党、而且对习本人必须表现出忠诚。随之而来的是对中共的内部“清洗”，“大清洗”是通过清除任何被认为是政治上或制度上的反对派来实现的，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通过长达十年的反腐运动来实现的。这场运动甚至在习演讲之前就已经开始了，一场“整改运动”给党的政法机关带来了又一轮清洗。习近平还加强了中共党对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武装警察的控制，并集中强化了中国的网络安全和监控系统。最后，在2019年，习近平推出了一项名为“不要忘记党的初衷，牢记使命”的全党教育活动。根据一份公开的官方文件，这项倡议的目标是让党员“进行理论学习，并在思想和政治中接受洗礼”。到他的第一个任期结束时，显然，习近平的目标是要把中共党转变成为一个复兴的、具有世俗信仰的高级教会。

高举马克思主义大旗

与国内政治中那些直接向列宁主义戒律大步伐迈进相反，在习领导下，经济政策向马克思主义正统观念的过渡较为缓慢。长期以来，经济管理一直是属于国务院领导，是政府行政部门的技术官僚的管辖领域。习近平的个人职权范围则更多地在于党史、政治意识形态和大战略，而不是金融和经济管理的具体事务。但是，随着党的机器越来越多地控制国家经济部门，中国关于国家和市场相对作用的政治辩论变得越来越意识形态化。在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和2015年中国本土金融危机之后，习近平也逐渐对市场经济失去了信心。这场危机是由股市泡沫破裂引发的，它导致中国股市价值暴跌近50%，直到2016年才最终稳定下来。

因此，习领导下的中国经济政策——从支持市场改革的共识到接受更多的党和国家的干预—是不均衡的、有争议的，有时甚至是相互矛盾的。事实上，2013年底，在习近平关于意识形态和宣传的复兴讲道后不到六个月，中共中央委员会（由数百名党的高层领导人组成）通过了一份引人注目的、标题为《决定》的关于经济改革的文件。这个文件概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这些措施将使市场能够在经济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但这些政策的推进到了2015年开始放缓直至停滞，而国有企业则在2015年至2021年期间从“行业指导基金”中获得了数万亿美元的投资—国家的大量注资使中国政府重新成为制定经济政策的中心。

在2017年中共十九大上，习近平宣布，未来党的意识形态上的主要挑战将是纠正邓小平1970年代末启动的市场化政策改革在“改革开放”期间出现的“不平衡和不充分发展”。2021年发表在党的意识形态杂志上的一篇鲜为人知的演讲中，习近平实际上质疑了邓小平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定义，挑战了邓小平认为中国必须忍受数百年的不平等才能实现全民繁荣的观点。与邓观点相反，习呼吁更快地过渡到社会主义高级阶段，并宣称“经过几十年的努力，这是一个标志着我们新起点的时代。”习近平拒绝了邓小平的渐进主义以及中国未来注定会走向发展不完善和阶级不平等的观点。他承诺，通过更加严格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则，中国可以在不久的将来实现民族伟大复兴和更大的经济平等。

他要想取得这样的结果，将取决于让党委在选拔高管以及在董事会关键性决策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以此来增强党对私营企业的影响力。随着中国政府开始获得私营企业的股权，国家也鼓励成功的企业家投资国有企业，在更大程度上将市场和国家结合起来。

与此同时，中共经济规划者的任务是设计“双循环经济”，这实际上意味着中国将在所有经济领域变得越来越自力更生，而世界经济将越来越依赖中国。2020年底，习近平提出了一种被称为“共同富裕”的收入再分配方案，通过这种方案，富人“自愿”将资金重新分配给国家支持的项目，以减少收入不平等。到2021年底，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时代显然已走到了尽头，“改革开放”被一种新的国家主义经济的正统观念取而代之。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

习近平推动列宁主义政治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同时，采用了一种日益活跃的民族主义形式，这种形式在国外助长了一种民族自信，取代了邓时代中国外交政策标志的韬光养晦和规避风险。习对民族主义重要性的认识早在他上任初期就显露出来了。“西方有人说，中国应该改变历史宣传的角度，不应该再宣传自己的屈辱历史，”他在2013年的演讲中指出, “但在我看来，我们不能理会这一点。忘记历史意味着背叛。历史是客观存在的，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一个没有历史记忆的国家是没有前途的。”2012年习就任中共总书记后，立即率领新上任的政治局常委参观了在北京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的名为《复兴之路》的展览，该展览记录了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和日本的背信弃义，以及中共党在中国“国耻100年”中的英勇对抗。

在随后的年代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念成为习近平民族主义愿景的核心。他的目标是让中国到2049年成为亚洲乃至全球的强国。2017年，习近平确定了到2035年，中国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进程中必须达到的一套量化基准，包括成为“中等发达经济体”和“基本完成中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为了概括和描述他的愿景，习近平引入或强调了一些意识形态的概念，这些概念允许中国采取新的、更自信的方法。首先是“综合国力”，中共用它来量化中国的军事、经济和技术实力以及外交政策影响力。虽然这个概念被习的前任也使用，但只有习近平敢于声称，中国的实力增长如此之快，以至于中国已经“进入了世界领先行列”。习近平还强调了“国际力量对比”的快速变化，这是指中共用来衡量中国在追赶美国及其盟国进度的官方比照。中共的官方言论还提到国际体系中日益增长的“多极化”，以及中国实力的不可逆转的增强。习近平套用了一句毛泽东的格言，把“东方的崛起和西方的衰落”（东升西降）称为中国超越美国的委婉说法。

与他的前任相比，习近平对中国国力不断增长的公开称赞更加强烈和更加广泛。2013年，中共正式放弃了邓小平自1992年以来传统的“外交方针”，即中国应该“韬光养晦，等待时机，永不挑头”。习近平用2017年党代会报告来描述了中国如何将“经济、科技、军事和综合国力” 提升到了“跻身世界领先行列”的程度，并且，由于中国的国际地位空前提升，“中华民族以全新的姿态屹立在东方”。

理论与实践

对于那些对中国崛起持谨慎态度的人来说，最重要的是，这些不断变化的意识形态的表述是如何付诸实践的。习近平的教义声明不仅是理论上的，而且也是可操作的。他们为许多外交政策举措奠定了基础，这些举措在前任领导人的领导下是不可想象的。中国已经开始在南中国海进行了一系列填海造岛，并在那些人工岛上派驻军队，无视早先宣称的不驻军的公开承诺。在习近平的领导下，中国在台湾海峡周围进行了大规模的实弹导弹袭击演习，对台湾岛的海上和空中封锁进行了模拟演习——尽管以前中国也有能力这样做，但中国前政权并没有这样做，以避免刺激台湾。习近平还通过多次中印边境冲突，以及在边境附近修建新的道路、机场和其他的军事基础设施等，加剧了中国与印度的边境争端。中国对一些国家采取新的更强硬的经贸胁迫政策，这些国家及其政策或冒犯了北京，或对中国施压的承受力比较脆弱。

中国在打击国外批评者方面也变得更加咄咄逼人。2021年7月，北京首次宣布对西方胆大妄为批评中国的个人和机构实施制裁。制裁符合战狼外交的新精神，战狼外交鼓励中国外交官公开攻击所驻在国政府，这与中国过去35年的外交实践大相径庭。

习近平的意识形态信念让中国致力于建设一个习所说的“更公平、更公正”的国际体系，这个体系以中国实力而非美国实力为基础，并反映了与马克思列宁主义价值观更加一致的规范。出于这个原因，中国一直在推动取消联合国决议中所有涉及普世人权的内容，并建立了一套新的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机构，如“一带一路”倡议、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上海合作组织，以此对抗并最终取代西方主导的国际机构。马克思列宁主义对“更公平”世界的追求也让中国塑造了在全球南半球推广自己的国家发展模式，以替代自由市场和民主治理的“华盛顿共识”。北京还在世界范围内向诸如厄瓜多尔、乌兹别克斯坦和津巴布韦等拒绝西方传统自由民主模式的国家广泛提供监控技术、警察培训和情报合作。

中国外交和安全政策的这些变化，早在习近平意识形态的早期转变中就已经发出了清晰的信号。习利用西方人可能认为晦涩难懂的荒唐理论向中共党传达了一个非常明确的信息：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大。他打算利用这种力量来改变历史进程。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习近平今年69岁，似乎不太可能退休。作为中国政治的终身学生和实践者，他非常清楚，如果他下台，他和他的家人很容易受到继任者的报复。因此，习可能会在他的余生中继续统治这个国家，尽管他的官方名称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所改变。他的母亲已经96岁，父亲一直活到89岁。如果他有父母长寿的遗传基因，那么至少到2030年代后期，习仍然有可能继续担任中国的最高领导人。

习近平似乎没有太强大的政治对立面。中国社会的一些人可能会开始对他建立的日益压制性的国家机器感到恼火，但当代监控技术使他能够以毛泽东和斯大林难以想象的方式控制异议。习近平对中国正在崛起的“民族主义一代”表现出越来越大的信心，特别是那些在国内而不是在国外接受教育的精英，他们是在他的领导下长大的，而不是在他的前任更自由的政权中成长起来的，他们自认为是习近平政治革命运动的先锋。所以，如果以为习近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愿景会在中短期内在其内部矛盾的重压下会崩溃，那将是愚蠢的。如果有任何政治变化，那么在习死后发生的可能性比他死之前更大。

习近平并不完全有安全感。他的致命弱点是经济。习近平的马克思主义愿景是加强党对私营部门的控制，扩大国有企业和产业政策的作用，以及通过再分配寻求“共同富裕”。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增长可能会萎缩，这是因为商业信心的下降将减少私人固定投资以应对日益增长的政治和监管风险。毕竟，国家给予的，国家也可以拿走。科技、金融和房地产行业尤其如此，这些行业在过去二十年中一直是中国国内的主要增长引擎。由于受到供应链的不确定性和国民经济自给自足新理论的影响，中国对外国投资者的吸引力也在减弱。在国内，中国的商界精英被反腐运动、党控制的司法系统的任意性以及越来越多的知名科技巨头先后政治失宠所吓倒。同时，中国还要弄清楚如何摆脱其“新冠清零”战略，中国的“清零政策”加剧了该国的经济放缓。

此外，还有一些长期的结构性发展趋势：人口迅速老龄化，劳动力萎缩，生产率增长低滑，以及国有和私营金融机构的高负债。中共曾预计，在2020年代的剩余时间内，年均增长率将保持在6%左右，然后在2030年代放缓至4%左右。但一些分析师现在担心，在没有激进的政策调整的情况下，经济将很快开始停滞不前，在2020年代将下滑到3%左右，到了2030年代将降至2%左右。因此，中国可能进入2030年代后仍然陷入所谓的中产阶层收入陷阱，其经济规模将小于或仅略大于美国。对于中国领导层来说，这一结果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如果就业和收入增长放缓，中国的财政预算将面临压力，这将会迫使中共在提供医疗保健、老年人护理和养老金权利与追求国家安全目标、产业政策以及“一带一路”倡议之间做出选择。与此同时，中国对世界其他经济体的吸引力也将受到质疑。关于世界是否已经出现“中国高峰”的争论才刚刚开始，而谈到中国的长期增长，尚无定论。

因此，中国在本世纪20年代面临的关键问题是，习近平能否调整政策，从经济增长的急剧放缓中复苏。但这对他来说意味着相当丢面子。更有可能的是，他将试图蒙混过关，仅仅小幅度地进行一些意识形态和措辞上的调整，并组建一个新的经济政策制定团队，希望他们能找到一种方法来神奇地恢复经济增长。

习近平的马克思主义民族主义是他未来的意识形态蓝图，这幅蓝图在众目睽睽之下掩盖隐藏了中国的真相。在习近平的领导下，中共通过辩证分析的棱镜来评估不断变化的国际环境，而这不一定是一种外人可以理解的方式。例如，习近平把西方旨在平衡中国的新机构视为具有战略上的敌意并带有意识形态色彩，例如对“四方安全对话”组织（澳大利亚、印度、日本和美国之间的战略合作协议）和AUKUS组织（澳大利亚、英国和美国之间的国防协议），他需要用一种新的形式来击退政治上的、意识形态的和军事上的“斗争”。在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中，中国的最终胜利是有保证的，因为历史决定论的深层力量站在中共一边，而西方正处于结构性衰落之中。

习近平身陷四面楚歌

习的这种马列主义观点将对亚洲发生冲突的可能性产生影响。自2002年以来，中共认为不太可能发生战争的代名词一直是“中国继续享有战略机遇期”的官方说法。这一声明意在表明，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将面临较低的冲突风险，因此可以寻求经济和外交政策优势，而美国则在其他地方陷入困境，特别是在中东地区。但是，随着华盛顿在2017年正式将中国列为“战略竞争对手”、持续不断的美中贸易战、相互经济脱钩（尽管是选择性的）以及美国与澳大利亚，日本，韩国和北约的联盟不断加强之后，中共可能会改变其关于战略环境的官方分析结论。

其危险在于，辩证方法及其产生的二元结论在应用于现实的国际安全世界时，可能会导致极其错误的结论。在 1950 年代，毛泽东认为美国会攻击中国，美国企图以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势力的名义消灭中国革命，这是辩证的必然。尽管在那十年中发生了朝鲜战争和台湾海峡的两次危机，但这种来自美国的攻击并没有发生。如果毛泽东没有这种意识形态观点，中国与美国关系的解冻也许早在十年前就开始了，特别是鉴于1959年后开始的中苏分裂的现实。以同样的方式，习近平现在也看到了来自各个方面的威胁，并着手在中国公共政策和私人生活的几乎每个方面进行安全化防范。一旦这种威胁感知成为官方的分析结论，并被转入中共的官僚机构，中国的体制可能就会开始行动，好像武装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一样。

习近平的这些意识形态表达，让中共及其近一亿党员认识他们的国家及其在世界上的角色。他们不仅要自己认真对待这些话语，也要让世界其他地区如此。至少，习近平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正统观念的拥护，应该让西方消除任何一厢情愿的想法，即习近平的中国可能会和平地开放其政治和经济。应该明确的是，中国的外交政策不仅受到不断滚动的战略风险和机遇的驱动，而且还受到一种基本信念的驱动，即历史变革的力量正在无情地推动国家向前发展。

中国可能会开始行动，好像武装冲突不可避免

因此，这应该促使华盛顿及其合作伙伴认真评估他们现有的中国战略。美国应该认识到，中国是美国在地缘政治主导的一个世纪中所面临的最具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挑战者。美国战略家应该避免“镜像”，也不应该假设北京会以华盛顿认为的理性或符合中国自身利益的方式行事。

西方在二十世纪赢得了一场意识形态的较量。但中国不是苏联，尤其是中国现在拥有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虽然习近平可能不是斯大林，但他肯定也不是戈尔巴乔夫。习近平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正统观念的执着帮助他巩固了个人权力，但同样的意识形态立场也造成了中共难以解决的困境，特别是经济增长的放缓使中共与人民的长期社会契约受到质疑。

无论今后发展如何，习近平都不会放弃他的意识形态。他是一个真正的信徒。这意味着对美国及其盟友是又一次考验。面对当前不断展开的意识形态战争，要想从中获胜，就必须从根本上重现自由民主政治制度的原则。西方领导人必须在自己的言行中捍卫这些理想，他们也必须成为真正的信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