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中国劳工论坛 写于 二零二二年

中国经济会否步向日本的泡沫爆破？

自2008年危机以来，中国劳工论坛（ISA中国）指出中国在2008年危机的四万亿救市方案，让中国经济、某程度上乃至全球经济都避免了美国华尔街式的全面爆破，但这不过将危机的炸弹延后爆破。中国自此陷入债务严重、充斥高风险投机、大量无利可图的僵尸企业。中国很可能会陷入日本式的经济危机——债务严重、通货紧缩压力巨大、消费水平低下，使经济长期处于低迷而难以反弹。

中共比日本当年更长期、更严重依赖房地产行业作为经济驱动力，製造了全球最严重的房市泡沫。恒大危机发起了警号，使越来越多评论员提出一个问题：中国经济会否步向日本的泡沫爆破。《社会主义者》杂誌在此回顾日本房产泡沫爆破的历史，协助我们在经济、政治和帝国主义衡突方面分析中国危机的愿景。

自二战结束后，美国为了使日本成为其亚洲区抵御苏联和中共的盟友，扶助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加上斯大林主义的中苏阵营就在邻国，美国在政治上要通过经济力量压製日本的工人斗争。美国从1945年－1969年间向日贷款和赠款总数超过40多亿美元。日本经济大力发展，在1968年跃居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同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开始陷入经济危机。这状况使美帝国主义感到老大哥的地位受威胁，并开始要改变对日本的政策，压製日本的经济发展。

美国70年代经济危机

美国陷入了通货膨胀，整个70年代美国通涨率，是此前20年平均的三倍，但通胀并无带来经济增长，企业无利可图而殆于扩大投资使失业率持续高企。这就是所谓「滞胀」。

通胀原因之一是1973及1979年的两次石油危机。即使后来解除了石油禁运，全球油价至1980年代中期才回落至危机前水平。通胀使国内消费水平降低，而由于美元价格高企以至进口商品价格便宜，至1970年代的中后期，美国对日本以及西欧国家的贸易逆差不断加大，在1983-84年间差额达到GDP的3%。

美国统治阶级开始发起贸易战，并以裏根1981年上臺后成为转折点。到了1987年，华府对价值3亿美元的日本进口货品加入了100%关税，几乎等同封锁了日货进口美国。美国亦迫使日本开放市场让美国投资，包括电视机和汽车等关键市场，并打击在美的日资企业（如东芝），就如今天对抗华为那样。

日本虽然成为经济强国，但在政治和军事上极为依赖美国，尤其面对中国和苏联这两个官僚计划经济的国家更需要美国保护。虽然当时中苏交恶，但资本主义的日本与计划经济的中国与苏联是社会製度上根基性的敌对。加上当时东南亚经济步入极迅速经济增长的阶段，即使减少对美国的出口，还有其他新殖民的国家可以剥弱和掠夺，因而接受对美国的让步期望买来和平。

然而，日本的让步并没有缓和美国的贸易逆差问题。美国贸易赤字占GDP从1980年的1.3%增长到1989年的3.7%。可见即使当年美日两大国愿意作出协定，也不能解决资本主义民族国家之间的经济失衡问题，后来决定性的广场协议更引起大灾难。今天中美之间强硬的态度以至全球国与国合作的撕裂，各国在经济政策上互相协调去走出经济困局，更是不切实际的幻想了。

到了1985年9月，在美国的压力下，美国、西德、法国、英国和日本签署了广场协定，同意将美元对日元和德国马克贬值。作为出口导向经济的日本，以为可以缓和与美国的贸易战、日元升值可以推进日元国际化、吸纳外资到日本投资、帮助日资在世界市场上扩充。与其像资产阶级评论员那样说日本「高估了自己的实力」，倒不如这是帝国主义冲突不可避免造成的灾难。

日元升值陷入了失控境地，在两年间日元对美元升值超过50%，日本出口总额下滑了20%。日本政府以量化宽松政策企图刺激经济，一度推出过6万亿日元的财政刺激计划，使大量信贷涌向房产和股市。地价暴涨，1989年底，日本土地资产总额约为美国的4倍，仅东京都的地价就相当于美国全国的土地价格，而美国的面积则是东京的1.5万倍。从1980年到1990年这十年时间裏面，日本的房价翻了5、6倍。

泡沫爆破

当时无疑日本的中产阶级以至劳动者都陷入疯狂炒卖。但与大部分资产阶级历史学者所描述的不同，当时并非真正「全民致富」。资产泡沫带来了贫富悬殊严重化的现象。一方面越来越多中产阶级以至工人上层都为了避免资产贬值而纷纷买房。基层年轻人买不起房，于是日本政府甚至推出了50年甚至100年的贷款。最为陷入疯狂投机的是各大企业，例如丰田汽车、富士重工、日立电机等公司也将资金投入股市及房产。丰田甚至炒卖收入曾超过主要的营业的汽车製造业收入。日本企业的市值总额，在最高点时甚至膨胀为美国企业的1.5倍，占整个世界的45%。

1989年开始，日本政府害怕通货膨涨以至国内消费水平低下，更重要的是经济泡沫过大失控，因而在一年之内三次加息以收紧信贷，期望作出调控。1987年日本政府提高房地产税收，限製土地和房产的频繁交易。1992年，日本政府又出臺「地价税」政策，规定凡持有土地者每年必须交纳一定比例的税收。

大灾难来临了，房产泡沫迅速爆破，危机蔓延至银行系统。1991年日本全国房价暴跌70%、东京房价暴跌90%。当时房产与银行资本紧密扣连起来。银行贷款向投机房地产的日本公司和个人放贷，从而提高了土地资产的账面价值。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土地被用作抵押品获得更多的贷款（甚至可以获得地价120%的贷款），然后这些贷款又被用来炒股或购买更多的土地。

日本的经济增长近乎停滞，GDP增长仅有年均0.75%，远低于之前十年的年均4.6%，这一时段被称为「失去的十年」。到了2002年，日本与美国之间的人均GDP差距，甚至比1980年代30%还要大。日本的国家债务占GDP由1991年不到40%，持续上升到2012年超过200%。债务利率偿还长年拖累经济復苏，而巨大的通缩压力又使实际债务负担增加，经济更加一沉不起。2012年政府推动所谓「安倍经济学」，以贬值日元和刺激信贷方式想刺激经济，但涌进股市的资本只令资本家更富有，没有解决任何真正问题。

工人阶级当然受到最大的打击，30年来年实际工资没有上升。在战后普及的终身雇用製，到经济爆破后，约聘和派遣工等非典型劳动大大普及化，到今天非正式劳动比例高达40%。非正规员工跟正规员工就算做一样的工作，不仅薪水只有正规员工的五到六成，大部分都没有社会保险，也少了福利！工人阶级没有稳定的工作和收入，消费能力低下，使经济更加长期疲弱。中产阶级也因为房产泡沫破灭而陷入负资产，即房产市价低于贷款总额。自杀率和离婚率急升。91年到98年，日本的每年自杀人数一直在两万到两万五之间。

今天中国与当时日本比较

如果单单以房产泡沫的规模和杠杆比例来看，中国今天的房产泡沫在各方面的收据都远超于日本当年。上文提到当年日本资本家吹嘘东京的土地总额可以买下整个美国。但中国房地产总市值65万亿美金，相当于美国、欧盟、日本的总和，也是中国2018年GDP的5倍。即使是1990年的东京，房价收入比也只有18倍，而日经中文网引述如是金融研究院的统计，今年广东省深圳市的住宅价格平均为年收入的57倍，北京市也达到55倍。

中国房地产业20年增加值接近北京2019年GDP的2倍。「广场协议」后近5年时间裏，日本地价每年的增长率是GDP增长率的3倍。家庭债务占可支配所得比率高达120%，正是80年代的日本泡沫爆破前的高峰。从整体贷款余额中房地产贷款所占的比例来看，目前中国接近3成，高于日本泡沫期的22%。这证明住房负担在中国更严重。

当然，不能单凭这种数据就能僵硬地论断中国的泡沫会在短期内爆破，因为预测一个国家的经济不能脱离国内政治和全球经济因素。无疑，今天中国国家对经济的控製比当时日本牢固得多，无疑中共对国有银行的政策有相对较强的控製。这是因为中共由毛泽东官僚计划经济復辟资本主义以来，必须维持强大的国家控製来指导经济发展，才能确保政权可以製衡私人资本家的力量。加上中国资本主义的冒起比二战后的日本更迟来，意味着过程更不平衡，且中共确保国家权力凌驾于私人资本家之上。

人口危机

但更牢固的控製不代表可以克服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首先，中共不同派系已经就处理经济危机的方针出现分歧，造成统治阶级内部的分裂。两派的政策长期都无法有效推行。例如，在中国的房产业与地方政府的利益紧密挂勾。土地出让为政府带来超过1/4的财政收入，因此打击房产业等同削减地方政府预算，并且伤害官员利益。加上一党专政的体製，中共各资本派系一定程度以地方为割剧，因此形成巨大的阻力使习近平的打房政策难以有效执行，最近房产税也胎死腹中。万一危机爆发，各省市的地方财政一定程度上根据中共派系斗争而各自为政，更难互相协调去解决危机。

有种说法是，日本当年已是资本主义先进国家，而中国今天的人均收入还是发展中国家，因此还有很大增长空间。这种说法实属异想天开。今天中国经济增长已大大放缓，加上全球经济衰退以及新冠病毒，难以发展为「高端」经济，也面对西方帝国主义的压製。中国正陷入「中低收入陷阱」而难以转型为先进经济体的模式。

日本青年可谓「躺平主义」的始祖。由于经济长期低迷以及高压劳动条件，这使日本陷入了长期的人口危机，自2005年就开始人口负增长，而今天每34秒才有一个人出生，但每23秒就有一个人死亡。主因是年轻人越来越趋向不婚，2019年的结婚数字创下二战以来最低。由双亲育儿女的家庭之比例已经从泡沫时代的 40% 降到了今天的 27.9%，意味着离婚率和不生育率大大提高。

问题明显与就业息息相关。根据厚生劳动省调查，2018年以30岁到40岁的男性来说，正规员工未婚率约三成，非正规员工则高达75.6%；非正规员工就算到了40多岁，未婚率仍有45.7%。

中国人口危机的严重程度已在追上日本。但中国人口危机除了有类似的经济原因（实际上中国对待产假、公共教育和托儿服务等生育保障比日本更不堪），还加上更復杂的社会製度因素——户籍製度限製人口自由流动，并剥夺了外省人的社会及劳动保障，加上比日本更巨大的城乡差距，造成变相的族群/地域隔离製度。作为更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国比日本有着更多未完成的资产阶级民主任务。

今天与30年前的全球资本主义局势却不一样，中国受到西方帝国主义更强硬的攻击和围堵，而且国内政治和社会危机严重程度比日本当时严重得多。日本80-90年代初处于东亚资本主义繁荣时期，而今天却是全球自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

比起美日帝国主义80年代的冲突，今天中美帝国主义更加难以作出有意义的互相让步，因为帝国主义争夺地缘政治利益、占据市场和掠夺资源上更加竞烈。同时，中美统治阶级都面对国内的群众反抗和不满的压力，他们必须展示自己的以煽动民族主义。中美统治阶级内部形成更强硬的民族主义势力，争相以反中、反美议题来夺取声势和权力，驱使两国政府必须在国际权斗中强硬起来避免失去权力。

今天中美帝国主义牵涉的除了是美日当年也有的贸易战和市场开放问题外，还有更全面和更难让步的斗争：在军事（南海、臺湾、中印度边境）、科技战和政治议题（美国用民主人权的旗号向中国施压，借以夺取政治斗争优势，而中共作为独裁政权在此问题上不能让步）。这使中共面临经济危机时面临更巨大的压力，甚至会威胁到其统治。

总结

中国经济危机，然而国内政局和全球危机的情况如此多变，没有人可以完全论断未来会如何发展。无疑比起日本资本主义，中共的国家机器干预的力度将会更强大，加上汲取了日本当时刺破泡沫的惨痛教训，害怕经济连锁效应崩溃，使中国统治阶级今天面对房产泡沫时更加步步为营。这使中共面对恒大以至整个房产危机时陷于瘫痪状态。即使恒大和房产业泡沫不会全面爆破，其对经济造成的债务负担和通缩压力也可以使中国经济走入缓慢和长期的低迷甚至停滞。

另一方面，没有人可以排除美国华尔街式的爆破在中国发生的可能性。中国整个金融製度也埋伏着高风险的产品，随着债务水平越来越高，中共拯救违约债务的能力也在削弱，因此习近平才要发动对资本家的攻击企图限製投机。但这同样有危险会招致日本政府那样自己将泡沫刺破。走钢线一次失手足以致命。

当然，今天中国与日本最重要的不同，是中国群众的愤怒情绪远超于当年的日本。当年日本泡沫爆破适逢苏联倒臺，资本主义市场製度因而获得了历史的胜利，使全球工人阶级意识大大倒退。在日本更加因为左翼运动的历史性失败而使工人组织力量薄弱，长年都欠缺大规模的工人斗争。

今天中国工人阶级拥有全球第二大的经济力量，社会矛盾的极端程度已使青年大大激进化，阶级意识正在形成和发展。即使在独裁镇压和疫症压製下，工人斗争的力量还是正在酝酿。中共若果要工人阶级为危机埋单，将可以面对群众革命斗争的局面。惨痛的历史经验会向工人阶级表明，必须打倒资本主义，才可以有计划重组经济，摆脱将至的危机。

外送平臺——中国新型血汗工厂

高压、低薪、交通事故、几乎没有社会保障——这就是中国1000万外卖骑手的生活。这一产业成为疫情下资本的新宠，发展迅猛，而线下餐饮业利润的一大来源正是对外送工人的剥削。

中国劳工通讯工人集体行动地图收录的骑手罢工抗议事件不断上升，由2017年10起事件增至2019年的45起。到2021年北京「外送江湖骑士联盟」的发起人陈国江被捕，并发起了广州、深圳外送工人联合罢工。但是这些运动中外送工人从指望中共官方工会帮忙到为建立独立工会而斗争，阶级意识正在增长，令政权十分忌惮，使之不得不出手干预。广州市区总工会2021年9月成立外卖骑手官方工会，明显是想用来压製独立工会的意识。中共控製的官方工会专门用来与资方达成假协议，甚至破坏工人的斗争，例如将罢工名单交给资方和警察。

随着新冠疫情的延续，外送工人的运输劳动已成为维持社会生活不可或缺的一环。然而他们辛苦付出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反而被垄断资本变本加厉地加码剥削。中国各地域外送工人的工资水平普遍在平均工资水平以下，即便在北京这样的一线城市，2018年，外送工人月平均工资也只有约6500元，远低于该市10712元的平均工资水平。

疫情当下，外卖市场在中国显着增长。2020年，中国线下餐饮业毛利润仅达3.93万亿，较2019年锐减15.3%；相比之下，线上餐饮业市场规模达到6626.2亿元，同比增长15%，线上餐饮业註册用户达4.56亿，同比增长7.6%，均出现大幅度增长。由此可见在疫情背景下，线下餐饮业因为封城、隔离措施等因素而条件恶化，餐饮业资本故而被迫急剧转向线上餐饮行业。

线上餐饮业成为了中国工人当下仅有的几个选择，使外送工人斗争中处于弱势。而中共政权对2019年来镇压一系列外送工人运动的，也完全证明了这个资本主义独裁政权并不维护外送工人的根本利益。

饿了么旗下的1000余万名註册外送工人中绝大多数都被资方强製/诱导註册为自负盈亏，自担风险的「个体工商户」而非与之有劳动合约关系的雇工，由此被排除在《劳动法》保护外，不能享受任何工伤赔偿和职工福利。

此外，外送平臺普遍引入计件工资製度，以低额底薪、高抽成计件工资与严苛的处罚机製来最大限度地压榨外送工人。美团的工资製度中包含多达数十项违规扣款项目，扣款金额10到500元上不封顶，部分项目甚至按收入百分比几何递增进行扣除。平臺极为苛刻的扣款时限迫使外送工人不顾生命安全，屡屡危险驾驶追赶时限以避免扣款。

2020年1月，仅在杭州一地，外送工人交通违法就达到5万次，引发事故千余件，2人死亡、389人受伤。平臺扣款均通过软件后臺完成，外送工人只有在被扣款后才能在软件前臺获悉原因，且申诉时限与可申诉项目均极其有限，剥削製度在精密算法程序的加持下威力倍增；根据美团的财务报表，2019年在订单密度剧增的情况下，单均工本只有4.71元，同比下跌8%。2020年，美团净利润高达47.1亿元，同比增长210.36%。

外送平臺如此有恃无恐地压榨外送工人，可以说是大趁时利。疫情下中国经济萧条，工人阶级大量失业，生存状况恶化，据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调查显示，2020年上半年，中国总就业人口7亿人中有超过15%完全失业，5%处于半失业状态，劳动后备军的空前增加使劳动力市场结构发生剧变，这对资本大为有利，其得以更加肆无忌惮地压榨工人。

外送工人斗争使中共响起警号。独立而不依附于现行体製的工人运动的威力是不可小觑的，他们的阶级斗争的未来与全中国工人阶级一样不能囿于现时的高压条件。外送工人已在斗争中显示了他们不断增长的阶级力量，他们需要在更高的维度上继续为他们的权力而斗争，并连结其他部门的工人阶级，开始建立真正和独立的工运。

新冷战：抵製北京冬奥呼声与日俱增

为什么国际奥委会与中共独裁政权的关系如此紧密？特别是网球员彭帅在11月2日在网上微博发文，指控中共高层张高丽性侵犯后被消失，越来越多的人提出这个问题。

相关微博不到30分钟内被删除。彭帅无法与朋友联系，也无法接听来自国际女子网球协会（WTA）等相关团体的电话。11月21日，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Thomas Bach）表示，他与彭帅进行了一次视频访谈，声称她「平安无事」。国际奥委会既没有公布视频也没有公布文字记录。巴赫的采访引起了广泛的谴责，他被指与中共政权合作做假，目的是要化解2月4日开幕的北京冬奥会越来越严重的国际合法性危机。

国际奥委会有着与右翼、种族主义专製政权合作的历史，包括从1930年代希特勒的德国到1980年代的韩国军事独裁。今天的中国也是如此，工会和罢工被禁止，工人阶级在极严厉镇压没有独立组织的权利。全球关註中共政权在新疆和香港的警察镇压，但这些地区在中国并非特例。正如ISA的中国网站所警告，新疆是镇压手段的试验场，这些手段越来越广泛地应用在全国各地。

在「让政治远离体育」口号的背后，国际奥委会以秘密的、不民主的、腐败臭名昭着的方式运作，其一直明确遵循的政治路线，就是为其资产阶级贊助商提供超级利润，并无视对民主和人权的关切。

这就是目前全球关于抵製2月北京冬奥的争论背景。抵製运动是由各自不同、相互矛盾的势力所提出的。部分呼吁是来自抗议镇压新疆维吾尔人、打压香港民主权利的社运人士和人权团体。另外则有像拜登政府这样的资产阶级政府，他们抵製的动机与维护民主权利完全没有关系，而是为服务了其帝国主义利益，建立围堵中国资本主义的全球联盟，阻止中国挑战或取代美国霸权。

「外交抵製」

拜登和其部分盟友现在提出了要「外交抵製」北京冬奥。大多数观察员对此都感到摸不着头脑。这种「非抵製」的抵製有什么意义？正如甚至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发言人刘鹏宇所评论的那样：「没人关心他们（西方国家的外交官）来不来」。这样一个空洞的姿态，那为什么不采取音乐抵製（不许唱歌）或笑话抵製（不许讲笑话）？

在撰写本文时，「五眼」联盟成员国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新西兰已经宣布他们将加入「外交抵製」行动。这种极其有限的姿态，旨在让有关政府扮成坚持立场的样子，同时又不破坏赛事为他们的跨国公司和媒体机构所带来的庞大利润。他们选择这种策略也是为了避免公关灾难，以及避免真正抵製运动因无法赢取足够的国家政府支持而失败的风险。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新疆当地的穆斯林人口受到可怕的镇压，香港的工会、反对党和集会自由遭受打击，许多人会同情抵製的呼吁——不是那种扭扭捏捏的「外交」抵製呼吁，而是全面撤回对奥运的支持。

根据《多伦多星报》的民意调查，56%的加拿大人支持全面抵製。这显然受到中国政府为报復加拿大方面将华为公主孟晚舟软禁于她在温哥华的豪宅，而监禁加拿大公民康明凯和斯帕弗近三年的影响。二人在2021年9月被释放。加拿大的民调显示，人们对拜登主导的「外交抵製」普遍不满，认为这是一种空洞而不充分的姿态。晨间咨询公司（Morning Consult）的一项美国民调显示，24%的人贊成全面抵製，31%的人贊成外交抵製，只有12%的人反对抵製。

这个问题反映了相互矛盾的思潮。西方资本主义政府正在利用这个议题，但同时担心真正的抵製会对经济带来损失，他们只想以「民主」外衣美化自己，用来推进向北京施压的冷战议程。但也有许多普通民众，特别是中共镇压的受害者，出于真诚的原因支持抵製，认为这可以对中共政权施加压力，使其改变镇压的状况。不幸的是，这种观点低估了需要什么样的压力和斗争——是与中国工人建立团结，协助他们组织起来为自己的权利而战。

第一批承诺进行外交抵製的政府来自「五眼联盟」，这毫不巧合。当中三个国家，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最近组成了英美澳联盟（AUKUS），为 「五眼」情报联盟提供军事能力。不过日本政府目前仍正在考虑是否支持外交抵製，而其他政府，特别是法国政府，则表示反对。这反映了西方大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和各异的考量——法国政府仍在念念不忘AUKUS所带来的损失，因为AUKUS导致巴黎失去了660亿美元的潜艇合同。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对所有这些政府来说，「民主」和「新疆问题」只是赤裸裸的金融和大国利益的遮掩布罢了。

所有主张抵製的政府没有一个是无辜的，他们自己也有镇压少数民族和对他国进行军事干预——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对原住民的历史罪行、英国和澳大利亚对难民的压迫、美国的种族主义警暴，以及西方帝国主义在伊拉克、叙利亚和其他地方发动的战争，意味着这些政府长期以来也是人权侵犯者。任何真正反对中共压迫的运动，都需要与这些虚伪的政府及其行为完全割席。

国际奥委会反对抵製

毫不意外，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反对任何抵製行为。在国际奥委会执行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他争辩说：「如果我们开始采取任何的政治立场，我们将永远无法集结全部206个国家奥委会参加奥运会⋯⋯这将是奥运的政治化，而我认为这可能进一步会导致奥运的终结，就像古代的奥林匹克一样。」

先不谈巴赫关于古代奥林匹克政治化的说法（最近的研究表明，古代奥林匹克的结束或是因为举办成本太高），现代奥运会的整个历史就是充满着政治化，而且还是以牺牲劳动人民的利益来支持右翼独裁政权和大企业的利益。

这一点在众国际奥委会主席的政治立场中凸显出来，其中包括顾拜旦男爵（1896-1925），他反对女子运动，认为 「不切实际、不有趣且不美观，而且我们也不讳言：不正确」；德·巴耶-拉图尔伯爵（1925-1942）在1936年运动会开幕时站在纳粹领导人希特勒和赫斯之间；反犹的瑞典实业家埃德斯特隆（1942-52）写道：「在美国，有一天你将不得不阻止犹太人」。布伦戴奇（Avery Brundage，1952-72）也是个欣赏希特勒的反犹主义者，他虽然曾表示「共产主义是一种罪恶，在它面前所有其他罪恶都是微不足道的」，但他却欣赏斯大林的威权主义；当然，还有西班牙长枪党（法西斯）成员萨马兰奇（1980-2001），他在佛朗哥的政府中担任许多要职。巴赫的前任也是一位贵族——雅克·罗格伯爵（2001-2013），他主导了与中国政府的秘密交易，并对新闻报道进行审查。

延续诸任主席的右翼、厌女的传统，现任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也毫不意外地与中共沆瀣一气，帮助中共掩盖彭帅对张高丽的性侵指控。在他参加了臭名昭着的「平安证明」视频之后，运动员权益组织「全球运动员」（Global Athlete）指责国际奥委会「对性暴力和女性运动员福祉漠不关心，令人发指」。

当国际奥委会指奥运会不应被「政治化」之时，他们却不反对右翼和独裁政权利用奥运会来巩固自己的权威。

从臭名远播的1936年柏林奥运伊始，还有1968年的墨西哥奥运亦如是——当年的奥运在墨西哥军队屠杀左翼学生的几天后开幕。学生们的口号之一是「我们不要奥运，我们要革命！」。另外，两名美国运动员、黑人权利运动的支持者托米·史密斯和约翰·卡洛斯在行「黑人权力」礼后被逐出了奥运。

韩国军政府在1980年光州民主运动中屠杀了2000多名民主抗争者，一年后的1981年，韩国就获得了1988年奥运的主办权，作为在全球改善形象的平臺。

当然，苏联入侵阿富汗后的1980年莫斯科奥运，尽管遭到了抵製，但斯大林主义的官僚机构还是利用其来加强国内的支持度。而1980年美国主导的抵製运动并不是真正为了保护阿富汗人民的权利，而是为了展示美国的力量，这一点在美国此后四十年于当地的行为中表现得很清楚，包括2021年混乱的撤军，并导致了塔利班的卷土重来。

2014年的索契冬奥会帮助加强了日益专製的俄罗斯反动政权的地位。当年史上最昂贵的运动会，协助政权提升威望，在闭幕式前两天，普京秘密下令开始夺取克裏米亚。

奥运会代表现代体育最恶劣一面

国际奥委会将奥林匹克描述为人人平等的机会。但一切都是被金钱所腐蚀。大多数运动员来自精英学校——例如，2012年、2016年和2021年英国队中约有三分之一的运动员来自私立学校，然而93%的英国儿童在公立学校上学。公共体育设施遭到削减开支打击、体育越来越多地依赖商业贊助，使这种情况变得更加糟糕。

主办国实际上是取决于谁的贿赂最多。在盐湖城被选为2002年冬奥的举办地后，针对国际奥委会高层腐败的指控成为了公开丑闻。尽管製定了新的规则，但在伦敦赢得2012年的比赛主办权后又出现了进一步的指控。做出决定的标准无关予体育发展的利害，而是赢家提供了什么商业、贊助和转播设施。

主办地被选中后，往往会被揭发为了建设场馆而使用童工、出现奴隶劳动的超级剥削，相关报道包括了俄罗斯、英国、巴西、日本和中国的场馆建设。

各国政府声称，运动会本身将对本国经济会带来好处。但经验表明，情况恰恰相反——为建设体育场馆，大量人民被迫迁—据估计，2008年北京奥运有125万人被迫迁，1988年汉城奥运有72万人。雅典奥运和裏约奥运留下的后遗症包括巨额债务、大白象工程体育场，以及社会不平等恶化。正如一位评论员在裏约奥运后评论的那样：「在这个已经因不平等而恶名远播的城市，不平等现象变得更加严重」。

体育贊助

企业也声称他们不受政治影响！可口可乐公司正是用这个借口，不顾美国的抵製，贊助了莫斯科奥运。今天，我们看到北京冬奥的官方贊助商也一样。

贊助商包括阿裏巴巴，据《纽约时报》报道，阿裏巴巴开发并售卖面部识别和监控软件，用于侦测维吾尔族和中国其他少数民族的脸孔。AirBnB被指控与中国武警部队合作。

贊助商还包括三星集团，该公司的有着使用童工、破坏工会、腐败、卖淫和支持极右团体的记录。还有法国源讯公司（ATOS），他们是「战斗管理」系统和监控系统的製造商。ATOS对残奥会的贊助尤其让身心障碍运动员感到愤怒，因为他们提供给英国政府的「工作能力」项目的管理系统剥夺了成千上万身心障碍人士的福利。毫不奇怪，贊助北京冬奥的企业没有一家支持抵製。因为他们将会失去太多的利润。

过往的抵製运动奏效吗？

在2008年北京奥运之前，西藏发生了残酷的镇压事件。然而，尽管普遍人表示同情抵製呼吁，但所谓的国际社会却没有响应抵製号召。美国总统小布什与澳大利亚、法国和日本的国家领导人，也是出席北京奥运的世界领导人之一。这显示出全球关系近年发生的重大变化。当时，中共独裁政权在西方世界受到红地毯式的欢迎，而「人权」则是一个禁忌话题，当时西方资本主义只想与北京签署更多的协议。

在俄国革命后的几十年裏，布尔什维克没有参加奥运会——他们更喜欢合作性的运动文化，而不是参加资本主义和精英主义形式的体育。苏联斯大林主义官僚体系完全巩固后，直到1952年才开始参加——奥运会成为了冷战的舞臺。1936年，为了抗议纳粹的柏林奥运，有人提出另外在巴塞罗那举办「人民奥运会」。但由于西班牙内战爆发，「人民奥运会」未能成为现实。

抵製1980年莫斯科奥运却完全无助于迫使苏联撤离阿富汗，反而使苏联官僚成功地在国内将奥运会宣传为重大胜利，正因为西方的抵製，苏联运动员赢得了破纪录的奖牌数量。

随着1980年代新自由主义时期的到来，奥运会也被新自由主义化——变得更加商业化和精英化。

今天，当讨论抵製北京冬奥运的问题时，社会主义者对这个主张持同情态度，因为抵製是由世界各地的工人和青年提出的，他们真诚地正在寻找方法来反抗中共的镇压。但我们也警告说，不要对国际奥委会抱有任何幻想，国际奥委会应是任何抵製运动的首要针对目标，我们特别警告不要对任何资本主义政府抱有幻想，因为他们只会利用这个争议来服务自己的大国利益。同样，当不同的社运团体提出这个问题时，我们要区分那些是真正独立的民众自发运动，和那些是在新冷战中受某国政府利益资助或贊助的组织。

抵製能起作用吗？

1959年国际发起了针对南非种族主义种族隔离政权的抵製。抵製运动涵盖了体育赛事和学术方面，并得到联合国和各国政府的支持。但大企业依然继续与南非进行贸易。改变了事态发展的，是当南非工人阶级英勇地组织起来、150万人参加了1986年的五一罢工、新工会兴起并联合成一股强大的力量，并赢得了其他国家工人的声援行动。这标誌着种族隔离政权崩溃的开端。

而在最近，当足球界的巨头们试图另立「欧洲超级联赛」时，球迷们的团结抗议就在几天内粉碎了这个提案。

社会主义者主张什么？

社会主义者谴责中共政权的大规模镇压，并支持立即全面实现民主权利，这些权利只能由工人阶级和贫苦群众的斗争来赢得。
我们警告不要相信资本主义政府和其机构所组织的抵製行动，这些行动是用来欺骗公众，或只是虚伪且空洞的「外交抵製」姿态，又或是其背后真正的意图紧密相连于中美冷战。
我们反对体育的商业化，反对利用体育来为右翼专製政权涂脂抹粉——正如今年的卡塔尔世界杯那样。大企业应该被踢出体育界，取而代之的是在运动员和球迷的民主控製下，大幅扩张提供给所有人的公有体育设施和项目。
工人阶级团结、国际声援、革命的民主和社会主义政策，是推翻独裁政权的关键。资本主义作为一个世界性的製度，威胁着我们全部的民主权利，而只有独立于所有资本主义政府和其机构的工人运动才能成功地与之斗争。

中国经济骨牌已开始倒下

甫踏入2022年，中国的经济情况接二连三地发出警号，国内舆论普遍已经相信经济衰退的日子已经到来，更甚者已对前景失去信心。即便官方统计指去年GDP增长8.1%，但即便是这不可靠的数据也显示出，「增长」主要集中在上半年，下半年的「增长」已急剧放缓，第四季度更只得4%，属2020年疫情大爆发以来增长率最低的季度。

自去年年底开始，最先引人註意的是十二月中，中国沿海发达省份相继传出消息指当地的公务员及事业单位人员将面临减薪，且减薪幅度相当大，平均被削减了15-20%。据悉被扣减的主要部分不是基本工资，而是「绩效奖金」以及其他各种津贴，普遍而言，这部分的收入占中国公务员总收入的70-80%。有消息指广东部分地区甚至已停止发放公务员津贴，只发放基本工资。与此同时，中共纪委发出公布称，公务员在下班后开网约车、送外卖等行为「原则上不算违纪」。这被视为是在默许或者变相鼓励公务员赚外快，自谋生路。

事实上，中国公务员及事业单位人员被拖欠工资的问题，过去在中西部欠发达省份一直普遍存在。自2018年开始，东北三省陷入财政危机后，这一情况开始蔓延到该处。东北三省的一些任职于事业单位的公共服务人员，如公交车司机之类的工人，已被拖欠了数月工资。但在去年年底，减薪欠薪的现象首次蔓延至沿海发达省份，令民众对经济情况的预期更为暗淡。

民众对经济前景失去信心，直接导致了消费疲弱，使得中共一再口讲的「拉动内需」又一次成为空洞的口号。据中共国家统计局官方数据，去年12月消费品零售总额仅比2020年同期增长1.7%，远低于外界预期的3.8%。显示了普遍民众在对前景不乐观的情况下，正在收紧自己与家庭的消费额。在资本主义的运作逻辑下，这正是传统经济危机所倒下的第一块骨牌。

承接着以恒大危机为标誌的房地产市场动荡，根据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韩復龄教授在微博称，在2022年开始仅仅两星期内，中国最大的四家银行已经起诉了超过二十万名断供房贷的业主。他的这则微博随后不久就被删除，然而中国官方媒体如《新华日报》等仍在文章引用转载这一消息。同时网上亦有大量民众在这一话题下纷纷诉苦，分享自己遭遇因房价暴跌、无法如期还款所遭受的损失，不少更表示自己房子被拍卖后仍不足以抵偿银行欠款。作为佐证，查阅历年中国司法拍卖住宅房产的宗数，过去四年整整暴增186倍！由2017年的9000宗上升至去年至少168万宗。可见情况房地产市场的危机，已令不少城市中产阶级转眼间变得一贫如洗。

对地产市场的政策收紧同时亦打击了地方政府的收入。去年年底至今年年初，黑龙江鹤岗市地方政府传出「财政重组」，被视为第一个陷入破产的地方政府。根中共官方报告，鹤岗市政府的主要收入除了上层政府所调拨的资金外，主要就是依赖于土地出售，但房地产市场的危机已使得市内土地变得一文不值。相比其他城市平均每平方米1万至2万元人民币的售价，鹤岗市内的房价每平方米甚至下跌至不到1000元，甚至有报导指不少出租屋的租金为零，只要求租客自行缴交管理费和暖气费等即可入住。而在2020年，鹤岗市的本地财政收入更进一步的下跌了7.8％至23亿元人民币。但同时，市政府的开支却高达鹤岗市136.8亿元，处于极其严重的入不敷支状态，更无法偿还到期债务。

这一情况敲响了警号。习近平政权提出所谓「住房不炒」的口号，以至早前以各种政策如「三道红线」、房地产税等以图控製过热的地产市场并压低房地产企业的杠杆率，以致引发了恒大危机，随后大批根基不稳的房地产企业亦摇摇欲坠，整个房地产市场现时哀鸿遍野。不仅大量住宅地产项目烂尾，不少城市连一些筹备多年的巨型产业园区计划也由于开发商资金链出现问题而被迫搁置甚至下马。尽管中共想方设法试图加强对资本企业的控製，但中国资本主义的投机市场并非中共招之则来挥之则去的忠仆。中共的寡头资本家与官僚担心地产市场这一头骆驼已无法再承受多一根稻草，习近平早前尝试推动房地产税的计划在政权内部遭到猛烈反对并被搁置就变得毫不意外了。

因此，中共对房地产市场的政策似乎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摇摆，种种迹像显示出政权正准备重新对房地产市场进行输血。在1月19日，新闻消息指中国的主要新冠疫苗生产企业科兴成立了房地产公司，以7.7亿元人民币的註册资本进军房地产市场。虽然科兴表示，成立房地产公司是「为了面向员工的租赁房屋」。但庞大的註册资本令外界认为其目的并不仅限于此。在市场整体看淡房地产市场的环境下，科兴一家生物製药企业逆流而上，豪掷大笔资金插足房地产市场，亦令人怀疑其是否在中共的授意下所做出的姿态以尝试挽回资本的信心？

根据中国《证劵日报》整理公开资料，在2021年12月1日至26日，多个地方重大基建项目密集提前动工，这不到一个月内的总投资金额已高达2.28万亿元人民币。

与此同时，中国发改委16日发布通知，要求地方「稳定和扩大消费，促进住房消费发展……促进房地产业健康发展」等。国务院、财政部等一系列措施同时出现，包括放松房贷、加速放贷，被称为「史上促进购房政策最密集的春节」。

在次日，中国央行亦随之配合降息，1月17日调降中期借贷便利（MLF）和逆回购利率，幅度达此前预期的上限10个基点。以冀促进银行对市场加大借贷。在此前，中国企业2021年12月新增的中长期贷款为3400亿元人民币，对比2020年同期的5500亿元暴跌了2100亿。企业大举收缩借贷意味着资本家减少投资，这亦是经济危机倒下的第二块骨牌。

因此，央行副行长刘国强表示要「把货币政策工具箱开得再大一些」，「及时回应市场的普遍关切，不能拖」。直白地表明了现时正遭遇到信心危机，因此必须立即将货币政策重新转向宽松。

这表示，过去习近平所提倡的「内循环」「提振消费」「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等等这些口号已成黄粱一梦。在瘟疫的持续性负面影响以及新冷战的压力下，习近平政权试图通过加强中央政府对资本的控製，以在内忧外患的险境中维护中国的资本主义製度。但事实却是资本家不愿承受也无法承受这一时间的阵痛，更将这些经济阵痛放大并转移到民众身上。当中共官僚意识到这一进程可能触发无可挽回的危机时，只能低调地放弃这一路线。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政府的转向是否为时已晚，无法避免一场严重的危机。

正如我们在2019年对于中国的展望文件所指出：「政权在宽松与紧缩的货币政策之间走钢丝，这将造成风险——要么触发房价再度上涨，要么可能导致市场崩溃。这只是在现在还是日后泡沫破裂之间作出选择。」现在的情况正是中共站在钢丝之上，却被新冠疫情与新冷战两股强风吹得左摇右摆。

归根究底，中共施政的出发点就是为了维持政权的执政地位，而非「为人民服务」，民众的利益是一个随时可以为维稳而抛弃的幌子。中共在过去一年连续多次的政策摇摆正表明了这一点，同时也表明了中共对当下的危机根本没有一个具体而长远的解决方案，这是因为中共本身也正是危机的一部分。对民众而言，只有建立真正民主的社会主义製度，推翻资本主义，民主地管理经济才是彻底解决危机唯一途径。

中国：被铁链锁住的母亲

春节前夕，中国网络流传关于「徐州八孩母亲」的视频引发了舆论的高度关註。片段中显示，被称为「小花梅」（曾被官方通告称其名字为「杨某侠」）的女性身处江苏省徐州市丰县，蓬首垢面，寒冬之下身衫单薄，更令人震惊的是脖子上被拴上一条触目惊心的铁链，被困在一间环境恶劣的小房子中，神智似乎已不太清醒，牙齿掉光，无法正常应答对话。

讽刺的是，过去的时候，其「丈夫」董誌民是被媒体以一名含辛茹苦养育了八名孩子的父亲的正面形象而宣传。随后一名微博主打算采访董某时意外发现并曝光了这八名孩子的母亲所遭受到的虐待。

在事件曝光后，丰县宣传部发报官方通报称真名为「小花梅」（这名字听上去并不像真实姓名）为当地本土人口，后又改称她在98年8月与董誌民「结婚」，不存在拐卖行为。「小花梅」被铁链所拴的原因是因为她患有「精神疾病」，在反抗时会暴力攻击他人。其后于2月10日，在群众汹涌的怒火与压力下三度改口，称一名「桑某」涉嫌拐卖妇女已被捕。

政府的信用在这次事件中早已荡然无存。众多网民在微博纷纷表示拒绝接受，尤其是对官方刻意隐瞒「小花梅」的年龄而感到愤怒。因为「小花梅」的真实年龄可能会曝露更丑恶的故事：她在「被结婚」时极有可能未成年——若是这样，这根本就是诱拐、强暴幼童的恶行！这意味着当地整个民政系统官僚的严重渎职，甚至是明知故犯参与到拐卖儿童、强迫其当性奴的恶行中。

最令人关註的是，地方政府对这一恶劣的事件竟然是一副全力掩饰的姿态。官方第一时间发布的通告辩解一口咬定不存在拐卖妇女的问题，并为涉嫌参与人口拐卖以及性别暴力者编织各种借口以搪塞。甚至根据《端传媒》在丰县的记者证实，当地以防疫为借口禁止外人特别是记者入村，记者亦收到报道禁令。

这个话题涉及到非常广泛的问题，包括妇女拐卖、官僚腐败包庇、「计划生育」政策、乃至人口结构与男女比例失衡等。这些问题都联系到，中共极端资本主义父权专政下，妇女处于从属地位、其身体遭到商品化的现实，也关乎到中国年轻女性的女权意识提升，不想只能当二等公民的女性。

人口拐卖，特别是针对妇女与儿童的拐卖问题是中国存在已久的毒瘤。其中这次事件所在地徐州市更是人口贩卖的重灾区之一。该市辖下的部分村落，被拐卖而来的妇女甚至佔全村已婚妇女的三分之二。而中国官媒《法製日报》的报导则指，单单在2014年，仅仅是获救的被拐卖妇女在全国就有30,000多名。

而这些恶毒恐怖的罪行之所以如此猖獗，全因受到当地政府的包庇。2017年重庆市巫山县童养媳案件中的受害人马泮艳在推特表示：「……我12岁被大伯和村裏人卖掉后，也经历过被拴铁链锁屋裡，我把亲身经历告诉大家，不是没人报警，当地政府派出所都是知道的，他们就是不管！我当年那么求政府，派出所管我了吗？没有！」

实际上，这些人口贩卖背后涉及到了各级官僚的既得利益与地位。对官僚而言，在男女比例严重失衡（1979-2015年一胎政策的恶果）的地区，尤其是农村，如果不默许村民「买新娘」的话，村子将在十到二十年间迅速消失。这种结果轻则影响官僚仕途，重则乌纱不保。对执法和司法机关而言，这类型的群体犯罪一旦追究势必席卷整个官僚系统，因此对此视若无睹，得过且过。

因此，从村警到市委，各级官僚对自己所在的地方发生的妇女拐卖罪行包庇纵容。而这一次事件所发生的地点更是相对发达的沿海省份，难以想像在中西部甚至更偏远的落后地区乡村间还存在着多少更黑暗的妇女拐卖暴行。

这些被拐卖的妇女处境往往相当骇人听闻。不少被解救的妇女纷纷表示，被毒打、强奸、囚禁、得不到食水、生病得不到治疗、被铁链所栓是非常普遍。更甚者会被当众裸体游街羞辱，甚至被全家族的男性成员轮奸。而这些妇女只被视为是一件生育工具，相当一部分在未成年时就被拐卖，而被「买」后不久就会因奸成孕。而她们所生下的孩子往往会成为她们的牵绊，使她们即使不再被囚禁依然不愿离开「家庭」。

不仅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对这一问题也是采取了默认的态度。事件发生至本文行文间超过十天时间，从县政府一直到省政府那丑态百出的嘴面以及引发全国愤怒的一份份「案情调查通告」，中共的中央政府对此不置可否。因为根据中共的统计，全国男女比例失衡的情况高达105：100，意味全国男性比女性多出3490万。对于中共而言，他们自己也没有任何方案去解决近3500万男性组织家庭的问题。农村适婚女性更倾向于与发达地区户口的男性组织家庭，长此下去必然导致一个又一个农村自然凋闭，农业人口萎缩。

而中国的法律刑法对于收买妇女一方的量刑非常轻，最高只会判处三年监禁。相比之下收买一只大熊猫最低量刑起点为十年，故常被批评为「中国妇女还比不上一只大熊猫」。

中国国内的贩卖妇女罪行也变得愈来愈「国际化」。所谓的「越南新娘」也愈来愈多地流入中国，实际上就是贩卖妇女的勾当。根据中共新华网2015年的报道指，中国国内「越南新娘」的人数超过十万人。被拐卖到中国充当「新娘」出售的妇女并非仅仅来自越南，而是包括了越南、柬埔寨、老挝、缅甸、泰国及印尼在内的整个东南亚地区。在过去十年中，向中国贩卖女性的国家数量快速增长。2019年，巴基斯坦的一起法庭案件显示，有600多名巴基斯坦妇女被拐卖给中国男性。

官方在群众的猛烈声讨和追究下才勉强承认当中涉及拐卖妇女的行为。 现在，事件亦远远未完结。相关的关键讯息依然被掩盖，政府信用彻底破产。这也同时反映了群众对政府的态度和意识的转变。即使政府雇用了大批「水军」，试图在网上引导舆论走向，但这些「水军」言论立即就被群众的嘲讽和声讨所淹没。这种态度和意识的转变亦令这些底层悲剧更容易引发社会关註。这也说明了在资本主义危机和经济停滞的大背景下，民众对前途愈来愈失去信心，担心自己也会成为这些不幸者中的一员，并因为阶级团结的情绪而对社会不公事件产生更广泛的共鸣。种种因素的集合令中共的专製统治面临日益严峻的挑战。据网上消息流传，近百名娘子军深夜驾车试图营救受害人，但被警方拦截。警方还威胁要把带头人「抓去坐牢」。

而这也透露出中国在对女性的压迫、父权意识无孔不入的社会下所受到的压迫和苦难是何等深重；性别歧视的国家政策和强烈的意识形态宣传（「阳刚之气」、「传统家庭观」，并将女权主义贴上「反华」标签）则鼓励和强化这些压迫和意识。这案件与彭帅性侵案一样，正在以一个血淋淋的姿态证明——在政府政策的推动下，作为资本主义威权统治一部分的父权结构得以强化。「三胎政策」正是最新一个例子，残酷的资本剥削只会进一步削弱妇女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地位。因此，中共政权要进一步打击和否定女权，就要动用意识社会普遍存在的性别歧视观念。劳动人民不信任任何所谓的官方调查报告，更不信任中国独裁资本主义下的司法体製，我们主张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进行透明且公正的调查，在民主监督下对「小花梅」进行全面的亲属鉴定。

我们必须要求有罪的官员和人口贩子受到惩罚。但惩罚几个「烂苹果」作为样板戏、以转移群众的愤怒并非解决问题之道。警方的措施，即使认真执行而非只为了转移媒体註意力，也不会动摇开辟女性身体「市场」的经济和阶级基础。真正的解决方案只能是推翻资本主义，要终结国家对女权主义、LGBTQ权利团体的迫害以及对工人自我组织的恶毒禁製。真正的改变只能通过建立独立的工人阶级组织来实现，而反资本主义和专製统治的斗争需要与为妇女和所有被压迫群体赢得真正平等的斗争联系起来。

中国与乌克兰：习近平玩俄罗斯轮盘

《孙子兵法》有云：「不知诸侯之谋者，不能豫交」——如果不清楚邻国在想什么，那么就不应与之结盟。习近平在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上宣布与普京的友好「没有止境」时，显然没有听取孙子的训诫。仅仅20天过后，普京的军队就入侵乌克兰。

众人都在猜测，习近平及「习核心」对普京开战的盘算实际了解多少。他们是被蒙在鼓裏的吗？似乎不太可能。习近平是否像普京一样，押註俄军会迅速取得压倒性的胜利？似乎是合理推测。习近平是否知道更多，但没有告诉中共高层其他领导人？有可能。无论如何，两名独裁者都严重误判形势。而这样的错误最终可以会威胁到他们对权位。

中共政权内部有一道难以掩盖的裂痕，对习近平的亲普京路线有相当的反对声音，在北京彼此矛盾的讯息上一定程度反映出来。正如中国事务资深评论家中泽克二所言，作为中共统治机关的政治局七常委内部，对于与俄结盟存在分歧：「7人存在不同的意见」。对乌克兰战争立场的分歧，加上习近平推动的经济政策被局部撤回，都可能会加剧中共内部权斗。

习近平在二十大前夕要「稳定压倒一切」，并期望像普京那样加冕为终身独裁者，现在却是他最糟糕的时候。以总理李克强为首、由部分红色资本家和退休官员作后盾的反习派，目前仍然太弱，推翻不了习近平，但他们越来越公开反对习近平的政策。要在如此危机严峻的阶段落实政策，习近平政权就必须更加独裁和集权，使局势的不稳定进入恶性循环。

「极大的分歧」

中国国务院参事室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理事长胡伟撰文指：「中国不能与普京捆绑在一起，需要尽快切割。」该文在3月初中共召开两会期间被广传，然后被网络审查移除。文章的重要性在于，罕有地公然批评习近平的路线（当然没有指名道姓），并且在党高层中获得相当支持。胡伟表示战争「在国内引发极大的分歧」，「支持者和反对者势不两立」。他警告：「目前估计还有一、两周的视窗期（与俄罗斯切割），再迟中国就可能丧失回旋馀地，必须当机立断。」

胡伟的评论是中国统治阶级迄今最尖锐地表达了对习近平的「战狼外交」的分歧，而中俄联盟是这个问题中最新和最具争议性的一点。相当部分的中共官员及其资本群带关系者认为，习近平的民族主义路线越来越带来反效果——破坏经济，并且为美帝国主义的反中措辞拨火。但因为与俄结盟是由习近平亲自督定的，使中共政权骑虎难下。现在顶多可能语调会有所修改，而非有实质改变。胡伟主张与普京「切割」，这也代表会严重打击习近平过去十年努力塑造的「强人」形象。

北京会遇到的困难程度，也视乎于战争的发展。如果是历时数月的长期战争，俄军对包围的城市加强恐怖轰炸，中共将更难维持「假中立」，对其来说都是一场恶梦。对习近平来说，更恶劣的情况是普京倒臺，无论是由于群众运动抑或是「宫廷政变」，这都会对中国产生震荡。因此，在试图模棱两可回旋的同时，习近平政权会尽力协助普京保住权位。

习近平试图展现出一副民族主义强人、敢于挺身对抗美国的形象，而中共政权在乌克兰战争中自相矛盾的「中立」态度已经损害了他的权威。对外，中共对拜登的措辞含煳而客气，与俄罗斯保持距离，而其国内宣传则宣扬民族主义，并高度亲俄。部分群众已然註意到这种强烈反差，这一方面削弱了习近平的民族主义宣传，同时也暴露了他全球「和平缔造者」形象的虚伪。以海外华人为主的群体发起了「大翻译运动」，将国家控製的媒体和社交媒体上狂妄的民族主义、种族主义与性别歧视言论翻译成英文。这一运动反映了部分中国人对中共虚假宣传的厌恶。

「杜鲁门主义」

对于普京与俄罗斯资本主义来说，乌克兰战争或堪比2003年美帝入侵伊拉克的灾难性决定。时任美国总统小布什全然低估了他们当时跳入的民族政治泥潭之深度。普京误判了所有方面的形势——从俄军实力、乌克兰抵抗的程度（普京就民族问题猛烈攻击列宁的思想，他也正为这种无知付出代价），到世界局势和西方帝国主义的反应之大。习近平如此公然将自己的政权与普京政权结盟，无论中国是否因为挺俄而正式成为製裁目标，都可以面临外交孤立的风险，并加速与西方脱钩，付出潜在毁灭性的经济代价。

国际社会主义道路（ISA）解释道，乌克兰战争改变了一切。为西方资本主义出谋的《金融时报》将这一时刻描述为「地缘政治支点」，并敦促华府采纳翻版的1947年杜鲁门主义，将各国划分为亲美与反美两个阵营。短期来看，俄罗斯侵乌强化了西方资本主义政府的力量，让他们震撼式的加强军备、在对俄製裁中前所未有地动用国家干预金融市场，并且更为成功地将其政策披上捍卫「民主」反对「专製」的外衣。

数年来的中美新冷战经过俄罗斯侵乌以来经历了「大跃进」。经济去全球化加速将不可避免。俄罗斯的入侵行动至少在短期让欧盟与美国为首的阵营阵营弥合了内部分歧。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呼吁美国在日本部署核武，而德国则跃升为世界第三大军费开支国。乌克兰战争清除了1945年后世界秩序的参与。

「灾难资本主义」

如此程度的西方团结，是自奥巴马、特朗普任美国总统以来，中国外交政策就一直在竭力阻止的事情。因此，普京发动的战争极大地促进了拜登建立「民主」帝国主义联盟，从而遏製中俄的战略。习近平对俄罗斯入侵的实质支持，使美帝国主义更易借对俄冲突作为掩饰，实质上是针对中国这个长期主要目标发动代理人战争。西方对俄罗斯的製裁的实质和规模，是这场代理人战争至关重要的部分。

西方与俄罗斯冲突急剧升级，与中美冲突密不可分。拜登一直在推动与欧洲建立更强大的联盟，特别是利用北约，扭转特朗普孤立主义的「美国优先」政策。其目的是在国际政治中孤立中国，并在南海和臺湾等印太区争议中加大对中国施压。从长远看，对美帝国主义来说，亚洲在战略上比乌克兰和东欧更重要。这一切都意味着，乌克兰战争是未来全球冲突的预演。

社会主义者一方面反对俄罗斯的入侵与普京帝国主义的企图，另一方面也反对北约和美帝国主义。乌克兰人民正面对的炼狱般处境是一个警号，让我们看到人类在「灾难资本主义」下将面临的苦难——除了气候灾难和致命疫情外，核大国之间军事冲突的幽灵也在世界游荡。我们指望俄罗斯国内英勇的反战抗议，也指出需要工人阶级国际主义——首先是团结声援乌克兰群众，也要把声援力量联系到反对一切资产阶级政府的军国主义与反工人政策。我们推荐读者在internationalsocialist.net网站上，阅读ISA发表的详细的社会主义分析。

所有帝国主义势力的言行都是假仁假义的。普京公然否定乌克兰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权利。王毅告诉世界中国「坚定主张尊重和保障各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但同时国内的媒体只报导亲俄的战争消息，并拒绝使用「入侵」一词。拜登、约翰逊和朔尔茨的决定并非基于乌克兰人民的利益，而是为了在普京的问题中获取最大的地缘政治利益。美国与北约多年来利用乌克兰资产阶级右翼政府作为棋子所进行的政治周旋，也有份散播战争的种子。如今，北约打算「战斗至乌克兰最后一兵一卒」，一方面颂扬乌克兰英勇反抗，但同时试图将冲突局限在区内——如同在「被回绝」的波兰战机事件那样。

身为超级大国的中国

这是自30年前苏联解体、东欧斯大林主义独裁政府垮臺以来，中共政权面临的最严重的国际危机。这是中国作为第二超级大国面临的首次严重危机——作为拥有全球利益范围、超大型企业和巨额投资需要保卫的一个帝国主义大国，中国展开了与美国的激烈竞争。1992年，中国甚至还未跻身世界前十大经济体。中国当时还是一个专註于处理国内问题（1989年政治动荡后完成资本主义復辟）的无名小卒。如今，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与全球金融和贸易体系的融合程度远远超过全球第11大经济体俄罗斯。对于中国资本主义，因製裁而被西方市场拒之门外的威胁，比俄罗斯遭遇的同等威胁还要大。

社会主义者反对製裁。製裁是资本主义最强国的金融资本工具，之后可用来对付工人与社会主义斗争。在香港和新疆，ISA反对西方製裁，警示说製裁不会让中共停止国家镇压，反而会削弱和瓦解群众斗争。对俄製裁力度不可估量，但我们反对製裁，并非基于製裁的力度，而是基于哪个阶级在製裁、出于何种目的。

5.5%的GDP增长？

在乌克兰战火纷飞之时，即使中共的外交杂耍（口头上支持和平、实际上维护普京）试图使其免受美国与西方製裁，中国仍将蒙受巨大的经济损失。中国是全球最大石油进口国，70%的石油和40%的天然气是进口的。2021年国际原油价格已上涨60%，而自俄军进入乌克兰以来，油价又已上涨11%。最终将是煤炭使用量增加，乃至气候破坏更快恶化。

中国农业农村部部长在3月警示，由于去年的大雨，今年的小麦收成「可能是史上最糟」。中国将需要将小麦进口量提高约50%，而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小麦价格飙升50%、至历史新高。全球1/4的小麦出口自俄、乌两国，但製裁与战争已经中断了世界市场的小麦供应。全球食品价格飙升令许多发展中国家面临大规模饥饿与「面包骚乱」的威胁。

但是，在中国经济增长严重放缓之际，或将严重打击中国经济的是二次製裁的威胁——中国被拖入以美国带头行动、以俄罗斯为主要目标的製裁网络。在3月5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中国政府宣布2022年GDP增长目标为5.5%，这是近30年来的最低目标。大部分经济学家怀疑这一目标能否实现。这个数字似乎更像是为了「提振信心」，而非切合实际的目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其他机构预测，今年中国经济的增长率为4.8%，但如果政府提出任何低于5%的经济增长目标，那就等同于认输、并给自身带来负面影响。

即使没有乌克兰战争带来的危险的经济后果，中国经济也面临着严重的问题：房地产行业缓慢的崩溃、失业率的上升、消费低迷，以及因为防止奥密克戎变种病毒扩散而实施的封城造成的供应链中断。习近平政权坚持延续其「动态清零」政策，然而该政策在香港遭遇完全的大失败——目前香港有累计超过100万例新冠确诊案例，新冠死亡率成为全球最高。摩根士丹利预测，由于奥密克戎变种病毒的影响，中国第一季经济会是零增长。尽管政府政策大转弯、放松了信贷控製与货币政策，并放弃了习近平提出的房地产税计划，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房地产市场，价格与销量仍均已经收缩6个月。

中共没有预料到普京的战争，也没为此而作准备。在这个中美冷战当中如此关键的转折点上，习近平政权却完全手足无措的确切因素，很大程度上暴露其政权的脆弱与内部矛盾。武汉第一波疫情、2019年香港群众运动、2018年特朗普发动的贸易战——习近平一次又一次翻车！现在事后诸葛亮地看到，中、俄在2月4日发表的5000字联合声明宣布了双方「无限的」的战略伙伴关系——习近平更用「更胜联盟」来形容，而如今这已向他反噬。是中国国家领导人，而非普京，主动提出新的协议。习近平主要希望能够增进他本人在北京冬奥舞臺上的权威，因为冬奥会很大程度被各国领导人所抵製（相比2008年北京奥运有68人出席，今年冬奥只有21人出席）。对于习近平来说，他的精力集中在二十大上连任，奥运会不过相当于资产阶级民主中的选举造势大会——只有烟火和爱国主义。

「如同两兄弟」

「双方最高领导人把两国的战略伙伴关系比喻为『背靠背』是很重要的——意思就是两国如同两兄弟，互相保护对方的后方⋯⋯」中共《环球时报》（2月13日英文版）如是评论。这个描述恐怕已禁不起历史考验。现在中方的外交官不断尝试躲避问题，避免中国被西方视为普京的「共犯」而遭受製裁。2月4日的声明以来，双方并没有太多实质进展——不过是将现有两国之间的能源和科技合作扩大或在包装。其目的只是为发出共同阵线抵抗美国的信号。但如今，普京挑起了欧洲80年以来最大的战争，习近平可谓严重失算。

习近平赌註自己的政权能够从欧洲的军事紧张局势中坐收渔人之利，因为这会迫使拜登政府将焦点从印太地区及中国移开。跟普京一样，习近平可能也误以为美欧帝国主义之间（特别是德国）的分歧将会扩大。再者，现况显示两位独裁者之间并非「兄弟」，且双方的联盟其实不过是策略之便。习近平看中俄国越来越依靠中国、视中国为「老大哥」，这跟1950年代冷战相反——当时两国皆是斯大林主义独裁、苏联是中国的「老大哥」。假如普京对乌克兰的侵略外交和威胁成功，西方资本主义只有表面抗议（就如对习近平镇压香港时那样），这就能够强化习近平对臺湾的盘算。

因此，无论习近平事前是否完全了解侵略乌克兰的计划，他或许也津津乐道于普京给西方製造麻烦、中国隔岸观火的局面。不过，在2月24日，所有这些有利因素都变成了不利因素。

习近平有可能会成为「失去欧洲」的中国领导人。用贸易外交及吹捧欧洲「主权」，来企图分化欧盟（特别是非常依赖中国经济的德国）与美国拜登的反中政策，一直是中国外交的重要特征。这条路线在去年遭受了严重打击（中欧贸易协议告吹、新疆製裁、默克尔退休、「立陶宛事件」），但乌克兰战争和中国与普京的关系恐怕会成为棺材的最后一根钉子。美帝国主义当然也会有意识地反製，而在战争的阴霾下他们会更为成功。

帝国主义之间的分化

3月18日，拜登与习近平的通话，部分也是讲给欧洲听——两国领导人的发言也是故意放话给布鲁塞尔、也特别给柏林听。拜登警告如果中国向俄罗斯提供军事援助，又或者协助其规避西方製裁（他们宣称掌握有关证据），将会有严重「后果」。美国实际上在向中国画下「红线」，也向欧洲施压支持这个立场。俄罗斯製裁的严重影响，使得这种威胁对北京来说是很真实存在的。

欧盟就是否加紧对俄製裁问题上已经陷入分歧。一名欧盟外交官告诉《泰晤士报》，表示现在出现了三个阵营。第一个是所谓的强硬「製裁派」，包括波兰和波罗的海三国，他们在地理上最接近战区，因此最受到军事升级影响。他们主张更强硬的製裁，例如完全禁止输入俄罗斯能源。另一方则是「反对派」，以德国为首，并得到意大利、匈牙利、希腊和保加利亚支持，他们都反对加紧製裁。然后是其馀的国家。

这些内部分化情况跟早前就中国问题的分化相吻合——欧尔班的匈牙利是亲中的，还有传统上亲中的德国（2021年中国占了德国汽车企业销售额的38%），而在另一端则有去年与中国陷入「大卫与歌利亚」般冲突的立陶宛，这后来也演变成更大的欧盟贸易危机。乌克兰战争已经重创习近平的标誌性政策「一带一路」。这个伤害与战争带来的製裁和其他影响一样，或将是永久性的，就算在战争结束后也会持续很长时间。乌克兰是「一带一路」的一个重要的战略伙伴，当然俄罗斯也是。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和斯洛伐克都是支持乌克兰的「一带一路」参与国，而另一成员国白罗斯则支持俄罗斯。中共试图用「一带一路」打造「和平与合作」，而现在这是多么讽刺！

现在的局势发展将迫使北京对整个「一带一路」进行重大的重新评估。由于许多参与国的债务危机日益严重，「一带一路」已经遇到重大问题、烂尾项目以及各种争端。在东欧，由于普京的战争，价值数十亿美元的中国投资项目现在岌岌可危，其中仅在乌克兰就有近30亿美元的中国建设项目。中国的「17+1」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一个与「一带一路」重叠的中国投资论坛）也或将分崩离析。立陶宛去年退出了该经贸合作，而主导欧盟的西方大国一直将「17+1」集团视为中国侵占欧盟「后院」的行为。这一立场可能促成西方中国的更强有力的反击，并迫使成为「棋子」的小国退出「17+1」。

臺湾与乌克兰

乌克兰冲突也关系到臺湾的未来，但这种关系并非习近平起初所设想那样。中国外交部一直坚称「臺湾不是乌克兰」，重点关註合法性和「主权」问题，而普京已经证明，对于贪得无厌的资本主义政权，「主权」终归阻挠不了其入侵。中共声称臺湾不是一个「国家」，但在乌克兰的主权是否应受到尊重上，中共与普京存在分歧。

对于社会主义者而言，我们的立场基于更根本的考量：（乌克兰人和臺湾人都有的）民族意识、民主期望、对独裁统治和军事入侵的恐惧。在资本主义、帝国主义製度下，臺、乌两国的群众都不幸地被夹在更大的强权之间，而这些强权压根没打算实现真正的和平或民主。

习近平或许认为，乌克兰冲突将促使美国把军事资源转移到欧洲，并通过中、俄结盟来对日本施加更大压力，从而强化习近平对臺海的控製。或许他盼望，俄罗斯以迅速而压倒性的胜利打赢战争，能够暴露西方的纸老虎形象。这些都没发生，反而相反的情况出现了。习近平「统一」臺湾的战略似乎比以前出了更大问题。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如某些人所错误认为，两岸长远一定不会爆发战争或中国入侵。包括去年离开ISA的臺湾小团体，这些人将中国的武力威胁视为「虚张声势」——立足于这样天真的结论下，他们认为不需要再将独立斗争与社会主义以及与中国工人共同斗争联系起来。

迄今为止，普京入侵的惨烈进展，以及俄方蒙受的重大损失（未经证实），应给中共解放军内强硬派敲响了警钟——入侵臺湾恐将铸成大错。俄罗斯军队的作战经验远胜于中国军队，对乌克兰的陆路进攻比对登陆臺湾更直接容易；而军事专家估计，对臺登陆攻击的难度起码是与1944年诺曼底登陆一样。除非很有信心打胜仗，否则习近平不会冒险开战，因为军事挫败恐将意味着他的政权的终结。但普京也有信心。因此，如果说乌克兰战争对中国有什么影响，那么它将让中国军方对于自身的战略产生怀疑，并将进行大幅的重新评估。

如果普京的计划是占领乌克兰，而这个目标在今天看来愈发不切实际，美国和北约也肯定会资助乌克兰右翼叛军来回应。这可能会成功地削弱莫斯科的决心，但需历时数年并牺牲大量生命，但这也往往会阻碍、破坏真正的群众斗争。这种情形对于中共对臺鹰派，也是个令人不安的问题。即使假设解放军能够成功入侵臺湾，统治一个拥有2300万人口、绝大多数人不想被北京统治的岛屿，随着时间的推移，也会导致中共占领军的疲惫和瓦解。

民族主义升温

两岸民族主义情绪高涨，使局势更加动荡。担忧普京入侵可能激发他「最好的朋友」习近平攻打臺湾，臺湾蔡英文/民进党政府及其亲美军事化政策的支持度增加。

臺湾国际战略学会3月的一项民调显示，70.2%的臺湾人「愿意为保卫臺湾而战」，而去年12月同样的民调显示仅40.3%的受访者采取这一态度。与其他国家政府一样，民进党正在利用这场危机来製造「国民团结」从而扼製阶级斗争，并推动与美、日签订更多亲资本贸易协定，以换取他们的「保护」。蔡英文也在推动增加军备开支、延长义务兵役年限。

在中国，中共多年来一直在鼓吹的网络「战狼」民族主义，如今也与对普京的崇拜、对俄罗斯的支持彼此交织，但现在有走向失控的风险。「小粉红」和其他社交媒体上的民族主义者（当中一些思想接近法西斯主义）变得如此猖狂自信，他们的恶毒言论不再仅针对同性恋者、女权人士、「臺独分子」与香港人，甚至还会针对曾经的中共民族主义旗手（例如去年卸任《环球时报》总编辑的胡锡进）。对北京来说，这些民族主义压力正越来越难控製住，中共政策上的「回旋空间」恐将更少，在必要之时也更难采取更「务实」的外交政策。

对于亚、欧、全球工人阶级而言，乌克兰战争是更加危险、动荡的资本主义无序时期的开始。为了结束这场战争以及避免未来的战争，工人阶级必须与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算帐。组织反战行动、发起反战抗议是一个好的开始，但光靠这些是不够的。现时情况下，需要的远不只是施压或呼吁政府改变政策。工人阶级还需克服没有组织、缺乏声音、缺乏权力的问题。重建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人运动、反对资本主义与军国主义，在现在比起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

冬奥：战贩交流会与民族狂热反弹

2022的冬季奥运会在2月4日举行并在20日已经闭幕。这场冬奥会在新冠疫情、彭帅被性侵、外交杯葛、徐州铁鍊母亲所引发的民愤、乃至乌克兰战争的重重阴霾下进行。在冬奥开幕前，欧美国家以中共压迫新疆和西藏人，以及彭帅事件为由，实行象徵性的「外交杯葛」（即官员不出席冬奥,但运动员照常出席），结果开幕式上只有俄罗斯总统普京一个大国领袖。毫无疑问，西方国家并不真正捍卫女权和民主权利，这些都不过是用来掩饰帝国主义冲突和推动新冷战进程的藉口。但对于习近平而言，这令他一心想要借用冬奥营造「万邦来朝」「盛世」印象的企图被大打折扣。

战争贩子与人口贩子

冬奥成为战争贩子的交流会。现在事后来看,习近平和普京当时正在为乌克兰战争进行商讨。普京为了争取中共支持,在冬奥表示支持「一个中国」政策,又与中国签订金融、粮食和天然气等协定。当时他们还决定以欧元代替美元结算，长远减少对美元的依赖，但一个月后俄罗斯央行的美元、欧元和日元外汇储备都被冻结了！

习原本以为普京可以速战速决，不但可以向西方的外交杯葛报復，又可以牵製美国使其焦点由亚洲回到欧洲，并在加强与俄罗斯的经济合作中获利，坐收渔人之利。现在战争引发欧美强烈反应，习因为被拖上战车而受到牵连。《纽约时报》引述「西方情报」指出，习一度劝说普京在冬奥后才开战。这报道被西方用来把习近平和普京绑在一起，一石二鸟攻击二人都是战贩,为围堵中国增添舆论筹码。冬奥时他怎会料到此一恶梦？

中共试图再次利用奥运会的奖牌成绩和体育明星刺激民族主义情绪，然而对比其极其庞大的耗资（据报估计超过100亿美元），民众对此的关心与热情并不高涨。整场冬奥的焦点完全被徐州铁鍊母亲的新闻所掩盖。相比起富豪明星运动员，中国的民众显然更关心遭受拐卖虐待的「小花梅」。根据新浪微博自己的统计数据，在2月20日冬奥闭幕当天，微博上对于徐州铁鍊母亲相关话题的讨论高达20.4亿次，相比之下，对于冬奥会的讨论只有区区1.9亿次，两者相差超过十倍！而且这更是在中共的网络审查机器全面开动，清洗相关帖子的情况下所发生的。

中共动员了庞大的力量试图操纵互联网舆论。《纽约时报》和独立调查新闻机构ProPublica指，在冬奥期间，至少有超过3,000个机器人和虚假帐户由中共宣传部门所操纵，用以影响国内外对冬奥描述和报导,并扼製所有批评的声音。

中共的宣传部门追捧跳臺滑雪冠军运动员谷爱凌，使她成为了民族主义宣传的核心。她出身美国后来加入中国国籍，长于富裕家庭，加上「文武双全」和跨文化的形象，正符合了中共对「东升西降」的舆论宣传。的确这起初引发了一股民族狂热和对上层阶级的崇拜，帮助了中共转移了一下视线。

然而，这些看似高不可攀的资本主义「上流社会」，与中国广大的基层劳动者存在巨大的鸿沟。比起光鲜亮丽的体育明星，民众为何更关註徐州铁鍊母亲的消息。中国的民众把备受中共追捧的所谓「雪公主」谷爱凌和「小花梅」比较起来，当中广为流传的一句话是「我离谷爱凌还差十万次投胎，但离丰县母亲只差一记闷棍」。而她对徐州铁鍊母亲事件一直精明而势利地保持沉默，更让不少人对此感到相当不齿。

为民族主义降温

谷爱凌本人拥有中美双重国籍，而中国在法例上并不承认双重国籍。她不愿意放弃自己的美国国籍，因而触怒了部分群众，认为她假爱国、又享有特权。甚至连她为什么懂中文却没在领奖时唱国歌，都受到了爱国网民的质疑。中共害怕小粉红因为民族主义过热，将爱国准则变得太高，由歌颂演变成批斗，以致连胡锡进都称对谷爱凌的宣传「要适度」、「不要往爱国主义方向靠」。中共的爱国宣传再次东歪西倒。

中共政权在新冷战和经济危机下，意图通过「大内宣」推动民族主义，但小粉红的狂热往往失控，轻则造成舆论反弹有时甚至要动用审查机器来钳製它。习近平一方面利用民族狂热势力来巩固权力，但又因为这股力量使他的外交和镇压手段都要强硬起来，没有调整空间，往往造成更严重的危机。尤其是当劳动群众看着宣传机器所描绘的歌舞昇平，再想想自己囊中羞涩的困境，将会有愈来愈多人看清民族主义的虚幻谎言，转而寻求挑战独裁政权和资本主义的出路。

中国：科技业过劳死又一宗　「996」再度成为焦点

中国最大影音平臺之一的Bilibili（简称「B站」）审核员「暮色木心」连续上5天夜班后，因过劳去世。他的同事称，他在许多人离职后被公司要求加班，从晚9点做到早9点。B站拒绝为假期轮班给加班费，并不准员工在春节期间请假。

这是又一次资本主义製度下的「社会谋杀」（恩格斯所提出的概念），「996」工作製度尤其会导向这个结果——工人只得处于他们不可避免面临非正常死亡的工作条件。据报，仅在2月，就有另外2名年轻打工人死于过劳，一人是建筑设计师，另一人是字节跳动（抖音）算法工程师。科技业资本家享受超额利润、基本劳动权利缺失（特别是没有工会）的环境，打造了中国科技业工作者的血汗工厂般工作条件。「996」工作製是指每天工作12小时（朝九晚九），每週工作6天。但这也非中国独有——Facebook和其他美国大型企业员工也面临着类似处境。全球工人都必须抵製这种恶劣工作条件。

中国科技巨头的内容审核工作条件就像工厂流水线一样，紧张且严重损害工作者的身心健康。整个办公室都安装了摄像头，每週7天全天监控员工，无休止地要员工加班、对员工进行绩效评估。一位前B站审核员透露，要想通过月度考核，员工需要在24秒内审查每条视频、每天处理不少于1500条视频，做不到的员工将被解僱。这就是迫使工人「自愿」加班的动机。中共对网络「低俗」内容（包括个人身份认同的自由表达）的禁製，以及中国越来越严苛的政治审查，使得网络审核员队伍越来越大，并且必须承受过劳。

到2021年第三季，B站利润达到8亿美元，预计2022年总利润将达到10亿美元。随着严厉封城措施在中国持续，B站的利润同比增长了61%。同时，B站内容审核员每月到手工资也不过约4000元。近10年来，审核员们哪怕一次加薪都还没经历过。

在对于「暮色木心」的社会谋杀中，B站的与资本主义「996」共谋角色昭然若揭。B站很快从员工数据库中删除其个人资料，并隐瞒他的猝死消息，来压製这一事件。他们甚至试图封口最先发布「暮色木心」猝死消息的微博用户，并出具律师函来威胁。B站厚颜无耻地谎称，「暮色木心」在去世前几天，从早上9点半工作到晚上6点半，而B站在武汉的招聘广告却是说，员工要上12小时晚班或夜班。

一年前，电商「拼多多」才发生一起过劳死。中国最高法院受此事影响，判决「996」工作製「违法」。正如我们预计，这是一项空洞的判决，特别是在中国《劳动法》规定每週工时不得超过44小时的情况下，「996」已经在条文上违法了。即使是习近平模煳的「共同富裕」口号，在楼市崩盘、经济停滞之下也显得苍白无力。中国《劳动法》仍要求员工提供证据，来证明自己遭受过劳。

为回应「暮色木心」的猝死，B站表示计划今年扩招1000名审核员，以「降低人均工作压力」，但这或将变成减薪的藉口。在中国，科技企业能够多大程度满足中共审查要求，关係到它推出新服务与在市场上竞争的能力。为了审查「敏感词」，科技企业需要招募大量低薪、血汗工厂般条件的审核员。字节跳动就有一名程序员，谈到他们收到请求，要他们开发一种算法，来自动检测那些说维吾尔语的用户、并自动切掉他们的直播。当中国科技企业仍处于全球供应链的劳动密集型末端时，「996」的普及便反映中国统治阶级的过度自信。

但在西方资本主义製度下，审核员也遭受相当的精神压力。例如Facebook审核员也不得不在类似条件下审查暴力图像，这造成他们罹患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最近，Facebook被迫向在职和离职审核员支付共5200万美元赔偿金，这笔钱相比数十亿美元利润只是九牛一毛，但这清楚地表现出这些工作者遭受的血汗工厂般剥削。数字时代的资本主义需要大量低薪劳动者审核会造成人们不安的内容，而令人不安的内容本身就是资本主义异化的副产品。当然，中国的审查製度给科技工作者带来额外压力，他们当中许多人并不拥护当局，从事这个行业只是为了应付大城市高昂的生活成本。美、中两国科技业工作者必须联合起来，反对科技业资本家对他们的苛刻要求与对工资的压製！

中国科技业从业人员已带领数次大规模网上行动，抗议他们在「996」製度下遭遇的极端剥削。去年就有从美国与全球「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运动获取灵感，而发起的#WorkersLivesMatter行动，科技业从业者分享了一个开放网民填写的表格，在该表格中，美团、字节跳动、腾讯、华为、阿裏巴巴、京东等大企业员工都透露，他们的实际工时长达每天11-12小时。社会对「996」的强烈抗议，成功迫使马云等科技业资本家收回支持「996」的言论，但「996」本身仍是一个公开的秘密。要真正让「996」走入历史，中国需要一场拥有独立民主工会的工人运动，以跨地区、跨行业协调的罢工来反击现况。

中国：双减无效内卷恶化　支持学生抗校暴政

习政权提出的一系列「教育减负」政策在实践中完全破产，教育改革毫无进步。中国学生面对应试教育的重压，掀起多次反抗行动，这是当前社会经济危机传导到中学校园的明显征兆，青年意识日益激进化。

「内卷」的加剧，意味着教育资源的紧张，学生便愈被手持教育资源的校方当作摇钱树。尽管教育部门宣布对违规上课、补习大力惩戒，地方学校依旧用隐蔽甚至公开的方式剥夺学生假期，延长上课时间，赚取一笔不薄的费用，当地教育局亦默许纵容。同时，学生的食品安全、卫生环境、防疫安全等亦被作为牺牲品。

学生民主权利的觉醒

此同时，在目睹贫富分化的加剧与工人生存条件的恶化。资本主义下的考试製度本来就是统治阶级划分阶级的手段之一。内卷游戏在此情况下愈发残酷，而部分青年学生开始激进化，并且觉醒反抗。

譬如，2月衡水桃城中学就被爆出普遍性的体罚侮辱、非人道的作息安排、乱收费、违规上课考试等乱象，引起青年学生的广泛共鸣。同时，多地学生申诉学校违反政策、有偿开课的帖子亦在互联网上屡见不鲜。这都表明减负教育改革事实上的破产。在官方的舆论封锁，与桃城中学对发声学生威胁迫害下，青年学生在互联网上将「少年战胜资本」作为主要口号，进行广泛的网络声援抗议，最终逼迫官方下场进行调查澄清。

类似的例子是，2020年9月28日，山东省滕州一中将国庆中秋假期缩短至一天半，引起学生和教师的普遍不满，上百学生以跑操时喊口号、张贴大字报与请愿书、高举标语游行等方式抗议。「誓死力争，还我假期」、「打倒校委会修正主义集团」、「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等成为抗议中流行的口号。

从「少年战胜资本」的口号，让人欣喜地看到，部分激进青年学生愈来愈将斗争矛头鲜明地指向资本主义压迫这一根本问题。中国青年激进化的趋势已是单纯的言论管控与政治洗脑所不能阻挡，而大力的镇压即使目前还能阻止大规模的学生组织，但也阻止不到自发的反抗行动。我们社会主义者支持勇敢青年的抗争诉求。

当然学运的发展并不是那么一帆风顺，而是面对校方和政府的分化与打压。譬如，「滕州一中」抗议裏，校方一宣布延长假期，运动学生就交出了运动骨干供校方处置。这种假妥协是中共分化和打压群众运动的伎俩，在2011年的乌坎抗争中共承诺村民解散抗争组织后会进行民主选举，结果当村民让步后换来是白色恐怖的镇压。这次很可能是经验尚浅的学生也同样误信了校方的假慈悲。

因此，学生的独立组织十分重要，即使面对校方或政府的让步，也需要维持抗争的组织来监督校方有否实践承诺。固然，在独裁专製下学生的独立组织面临严厉的镇压。因此，学运与反专製是密不可分的。

空洞的民粹口号

习近平的双减政策可以说是与共同富裕并行的，通过民粹的措辞来营造「改革」的假象，好像政府已致力减轻家庭的住房和教育负担，企图争取家长的支持。但习近平并不会动摇资本主义製度这个问题的根源，因此解决不了任何社会问题，而结果只是加强国家对教育和经济生活的控製。因为当就业职位以及教育资源严重不足时，教育製度自然需要更严苛的考试製度，以便将更绝大多数的学生「淘汰」为失败者，剥夺他们的教育权利和阶级流动的机会。

反对校方专製的斗争，自然要联系至大力增加公共教育支出，将所有私人教育全面公共化，取消学费及一切学杂费，并取消考试製度。在有充足的教育资源下，让学生根据自己才能和兴趣选择科目而教育课程应该由学生和教师民选的委员会控製，教育才能满足所有学生和培育社会人才的需要，而不是沦为压迫底层青年的工具。

中国：「奥密克戎」重挫清零政策 疫情历来最坏

中国的防疫大门最终在奥密克戎（Omicron）变种病毒株侵袭下被攻破，吉林、深圳、上海相继失守并进入封城状态。这次奥密克戎的疫情爆发是自新冠疫情在2年前爆发以来，中国面临最严重的一次危机。本轮疫情单在上海累计感染者人数超过7万例，规模就超越了湖北省由2020年至今的感染人数。截至4月4日，中国约有十多个省市因上海疫情外溢出现确诊病例，其中苏州更发现Omicron全新变异株。

习近平为了维护自己的政治权威要坚持清零。上海起初实施分区封城，但实际上浦东和浦南等区域未能完全解封时，浦西已经开始封城。因此，根本是全市封城。二千名解放军进驻上海，一个小区门口派驻一个持枪特警，大约38000名医务人员被派往上海协助防疫，比2020年武汉的防疫规模更大。

残暴的封城政策已经激起民愤。网传影片指有上海居民阻止武警进入屋苑，也有居民因为买不到平价蔬菜而示威。在深圳封城三月底期间，愤怒的民众大声呐喊，「人家饿死了」、「我们要吃饭」，「都快饿死了」，并砸毁了官方的防疫卡点。

过往中国的防疫手段应对奥密克戎病毒株已力不从心。中国政府强迫民众不断地进行全民核酸检测，以目前检测点数目来计算，同时给上海2800万居民做核酸检测，等同每个小时每个检测点须完成252人的采样，根本无法应付。此外，政府不断兴建临时性的方舱医院，这又导致医疗人手严重不足，以致于有上海护士公开质问政府新闻发言人时指出，一家方舱医院实际上就只有一个医生两个护士值班。医护人员身心俱疲，他们往往要连续上班36-48小时。上海周浦医院的护士不满院方贪功冒进，不考虑实际情况企图将医院改为集中收治确诊者，因而发动罢工抗争。

像深圳一样在封城同时仍能勉强维持民生物资配给供应是需要极高的成本，这相当于全市甚至全省突然进入了战时状态。而对于财政本就入不敷出的省市而言，这同时就完全是一场财政灾难与生活灾难，吉林就是一个这样的反面例子。吉林在3月12日开始全省封锁，一直到3月24日确诊病例都在上升。当地民众称事实上地方动员能力和财力早已无已为继，社区亦已无力监督民众进行核酸检测了，检测服务时间也渐渐缩短，不少人已经干脆不再去检测，这进一步加强了病毒的隐性传播。

更致命的是，由于奥密克戎的隐蔽传播特性，使得爆发疫情的地方不能像以往那样通过一次封城就能一劳永逸地解决疫情。以深圳为例，年初1月8号爆发第一波疫情，到二月中再度爆发至今，中间只有数天时间真正实现「清零」，而由于病毒的高传染力使防疫措施只要稍有放松，确诊病例就立即反弹回升。因此，很多公共卫生专家估家，假如一味强硬地执行封城清零，意味着各省市在未来一年可能每隔两三个星期就要进行一次封城，这在现实上根本无法执行。

「共存」从开始时被视为「西方抗疫失败」的例子，到如今被越来越多人提起，但习近平必然会压下这股声音。「上海市新冠肺炎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张文宏在三月底提出在上海「无疏漏筛查的同时能够最小化影响生活」，并指上海启动抗原检测，并非为了实现清零。在上海疫情灾难后，一度传出张文宏被免职。

为了在新冷战下打疫苗战，加上维护国内的民族主义权威， 中共一直拒绝批准使用外国疫苗，而国产疫苗无力对付奥密克戎。和香港一样，中国老年人疫苗接种率尤其低。英国《金融时报》根据中国官方疫苗接种数据推估，全中国1.3亿60岁以上人口没有完全接种疫苗。伦敦医学分析公司Airfinity表示，根据目前的疫苗接种水平和品质，如果政府放弃清零政策，这波奥密克戎疫情或使中国大陆逾100万人死亡。在现在製度和局势的种种限製下，无论坚持还是放弃清零都会是大灾难！

公共卫生危机外还有经济危机。深圳与上海两座经济重镇城市同时爆发，对中国经济将造成严重损害。房地产崩溃仍未看到尽头。财新网报导称，按建筑面积计算，3月中国17个重点城市的房屋销售量下降了49.1%，比2月23.4%的跌幅要再大。15年来一直是中国经济增长一大引擎的房地产市场已经见顶、进入长期低迷。政府推出各种宽松政策、放弃习近平计划的房地产税，也未扭转这一趋势。失业率正在上升，小企业在中国占最多就业职位，但其倒闭数再创新高。同时，乌克兰战争加剧了中国经济在国际上面临的压力，加速脱钩的担忧加剧。

所有资本主义政府的抗疫政策都是大失败。西方国家的抗疫措施造成了高死亡率；而在中国，大规模封城来「清零」的做法恐将无法持续下去。但习近平不能抹杀自己两年来的抗疫功绩，否则会大大打击他的威信，并在二十年连任前会助长反习派系对他的挑战。因此，他必须将清零坚持到底。

在官僚威权体製和逐利製度下，防疫体系已经瘫痪，抗疫不可能成功、也不可能人道。成功的防疫需要自下而上的民主方式，要有基层工人与居民的民主委员会、及独立工会管控职场与学校，并通过群众性民主行动来组织疫情防控，让卫生工作者结合这种更广泛的基层和自下而上的方式民主控製及管理医院。需要将整个经济和医药部门公有化，并实现民主控製，我们才能製定合理和可持续的防疫政策。

中国：江苏八孩母亲事件揭露系统性拐卖问题

1月28日在抖音上发布的短视频中，一个被媒体称为「小花梅」的中年妇女，在江苏丰县某村子裏被铁炼锁在冰冷的棚子裏。虽然视频很快就被审查掉，但「小花梅」的事件发展比香港的警匪片还要曲折离奇。当地政府官员多次掩盖事实、撇清责任，但纸包不住火，「小花梅」所遭受的骇人听闻的暴行还是引发了众怒。

对于事件的无数评论当中，很多人都说道「如果今天，我们不为她们奔走疾呼，明天……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是下一个被铁链锁着的疯女人」。徐州八孩母案件揭示了中国的一个公开秘密：拐卖妇女和儿童在农村腹地仍然很普遍，男多女少的严重问题创造了拐卖妇女的市场。

性别选择流产

由于严格的独生子女政策，中国1980年以后出生的男性比女性多300万。这一政策最终在2016年被废除。传统上重男轻女，是因为他们能够「传宗接代」。新加坡国立大学2019年对全球人口数据进行的一项研究得出结论，在过去50年中，性别选择导致至少2300万女孩被堕胎，其中超过一半在中国（达51%）。

全国各地贫困农村的年轻妇女（通常年龄介于14-30岁）被绑架、转运、贩卖、强奸、殴打，被迫生育和「被结婚」的困境，也凸显了中国妇女的弱势地位。总体而言，父权製、性别歧视和偏见非但没有消失，反而被威权统治和资本主义政策所强化。

而小花梅视频的原意似乎不是为了揭发罪行；视频重点是通过描述小花梅的丈夫在贫困乡村独自抚养八个孩子的艰难经历，来筹集慈善捐款。镜头只是偶然扫到了这名被锁的女子，顺带介绍了她患有精神障碍，并且有暴力倾向。然而，仅仅几个小时之内，这段视频「顺带」提到的内容就成为了中国社交媒体上迄今为止最大的话题，民愤汹涌，完全盖过了北京冬奥会。网民要求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并质疑政府、警察和社会服务部门究竟做了什么。

丰县及其上级行政区徐州市的地方政府在随后的三周内发表了四次通告，试图平息公众的强烈不满，但每一次通告都包含有意误导大众的信息。前三次通告否认存在拐卖，还将丈夫描述为「模范样板」。第四次通告则终于承认了大家都已心知肚明的事情，即「小花梅」是人口贩卖的受害者，并声称丈夫和其他几人因「非法拘禁」被捕。

八个孩子

网民质疑一个女人怎么可能生八个孩子，因为即使在今天已经松绑了的三胎政策下，这也是违法的。最终浮出水面的事实毫无疑问地证明，地方当局、公安机关、计生机构、颁发结婚证的镇民政部门在迫害「精神病患者」小花梅时，都是同谋。

「小花梅」是人口贩卖的受害者，罪犯为她购买了新的身份，使她的亲属或反拐人士难以追查到她。这在人口贩运案件中实属普遍，且当中不可能没有官方勾结。在群众大规模的「盘问」之下，当地政府掩盖事实的企图被一波又一波的网络质疑摧毁了，一个又一个谎言被揭开。独立调查记者冒着遭遇严重后果的风险，深入挖掘，找到了与政府版本不符的原始结婚证等文件。两名女权分子从外 地 前往徐州，试图解救已被转移到医院、并被诊断出患有精神分裂症的「小花梅」。两人说道：「世界没有抛弃你。妹妹们来了！」随后她们被逮捕，并驱逐出丰县。

媒体现在报道说，「小花梅」出生在云南。官方声明中公布了她来到2000多公裏外的丰县的时间线，但随即也遭到了网民的质疑。最终，到2月下旬，江苏省政府介入了此案。

当局发表了一份「最终」声明，称「小花梅」于1998年在家乡被绑架，至少3次被拐卖、逼婚，宣布丰县的17名地方官员因渎职和失职受到了处罚，县委书记娄海与县长郑春伟被免职。

「稳定」压倒一切

然而，DNA测试并不能证实「小花梅」是一名从云南被绑架来的官方说法。对小花梅身世的其他说法在互联网上浮出水面，群众依旧不信任官方声明。一如既往，中共政权会尽力消灭对「稳定」的威胁，而不是尽力从根本上解决问题。3月4日，全国两会开始，江苏省领导下令扑灭舆论。

为了化解民愤，政府会挑一些犯错的中共官员和地方部门进行惩罚；但最严厉的惩罚将是用来针对吹哨人、社运人士、记者，因为他们的调查会揭露真正的丑闻。2月21日，丰县该村被路障和武警封锁了起来。

正如许多网友所发现，丰县的这个案件「只是冰山一角」。「买卖老婆」不是孤例，而是有着一个全国性的市场，这种行为是非法的，但官方对此挣只眼闭只眼。徐州历来是一个主要的人口拐卖枢纽。据财新报道，「从1985年到1988年，近6000名妇女被拐卖到该市辖区」。如今，尽管警方定期进行打击，但每年仍有20,000起拐卖案件报告。

根据浙江省社会科学院2005年的一项研究，中国拐卖案件的受害者通常从贫穷的西南省份被卖到性别失衡较严重的较富裕省份，例如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和安徽。

像小花梅丈夫一家那样，为儿子买「老婆」的父母可以依靠地方当局，以及在农村仍然强大的传统氏族的保护和支持。一名上海律师接受《南华早报》采访时表示：「就连执法人员的一些亲友也有买老婆。」

该报还援引一位前检察官的话称，「村民没有法律意识，普遍认为买老婆很正常。」他说，试图逃跑的女性通常会遭到殴打。

自1997年以来，买妻一直是刑事犯罪，但人们普遍批评法律过于宽松，许多地方当局显然也参与了这些犯罪活动。这种可怕的妇女交易不能简单地归咎于农村的「落后」。资本主义復辟首当其冲影响到了中国的农村，包括大多数年轻女性在内的大量年轻人到城市打工，导致他们的家庭长期分离。据估计，现在有足足六千万留守儿童几乎从未见过父母。

户口製度

僵化的户口製度在法律上将城乡隔离为「两个中国」，则是这个问题的另一个根源。一般来说，年轻的农村妇女会寻找拥有城市户口的丈夫来逃离乡村。结果在一些村庄，年轻男女的性别比例达到了十比一。

除了通过迫害女权主义、打压一切争取权利的妇女组织，当局还推行加剧人口危机和强化性别歧视态度的资本主义恶劣政策，但中共仍然毫无对策。中国的拐卖生意之所以在事实上合法化，不仅因为它产生了巨额利润，还因为它被政府视为缓解严重的性别失衡和低出生率的一种方式。如果不从根本上改变製度，消除阶级和性别压迫，克服巨大的城乡贫富差距，习近平政权所提出的临时民粹打拐措施并不能解决问题。

「贩卖熊猫判十年，拐卖女人判三年……」

来自ISA臺湾的Andrea，于3月6日在ISA组织的社会主义女权主义国际集会上发表讲话，她是这样说的：

中共独裁政权正试图根除女权主义，他们严厉打击女权主义思想，封杀女权网页。所谓的「共产党」政府却在使用极端的民族主义和强力镇压，说女权主义是「反华的」，是美国在中国製造问题的一项阴谋。

LGBTQ也受到打压。中共官员说，同性恋是西方产物。在中国广为流行的美国电视情景喜剧《老友记》也惨遭阉割。例如，其中一个主角的孩子的母亲是女同性恋，但是在中文版裏没有提到，因为中国不能在电视上播放LGBTQ的内容。

今年2月，中国遭遇了自2020年疫情以来最大的政治丑闻。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案件，一名妇女脖子上套着锁链，被关在丰县一个冰冷肮脏的棚屋裏。她生了八个孩子，并因为「精神病」被锁起来。

在2月1日，在被审查屏蔽之前，这段戴锁链女子的抖音视频被观看了超过30亿次。数周以来，这个案件的热度完全盖过了北京冬奥，网上关于本案的帖子数量是奥运会的十倍。有女性试图前去营救受害者，但被警察拦住，一些人被捕。这起案件激起了民众对政府掩盖真相的愤怒。

贩卖「妻子」

更可怕的是中国拐卖妇女问题。女子被绑架，被卖给男人来做 「妻子」，被强奸并生下孩子。这个被锁起来的女人就有八个孩子，而这在中国是违法的。这证明了警察和地方政府的勾结。在许多地方，中共、警察、法院都参与了这种非法的妇女交易。根据中国法律，贩卖熊猫可判十年，拐卖女人则只判三年。

在中国，男性比女性多3000万。由于女性人数较少，拐卖案便增加了。36年来，中共通过独生子女政策，极高度限製了妇女的生育权。在此期间，性别歧视的父权结构和观念的压力造成了重男轻女。

这也关系到中国残酷的资本主义復辟。中国的社会福利因私有化和缺乏资金支持而遭到破坏，而资本主义经济赋予男婴更高的地位：男性能获得更好的工作和财产权利。在中国，700万次性别选择性堕胎，使对应数量的女性胎儿被消失。这种生男孩的经济和性别歧视压力导致了人口危机。

今天的中国共产党是一个资本主义右翼独裁，并想控製女性的身体，迫使她们生更多的孩子、通过创建更多条条框框来限製「非医疗」理由的堕胎，从而破坏堕胎权，还试图强化由「阳刚」男性领导的「传统家庭」；以上种种，都是社会和政治控製的手段。

离婚更难

习近平在2021年推出了旨在提高出生率的三胎政策。但三胎政策削弱了女性在劳动力市场的地位。老板们更不愿意雇佣女性，因为他们不想支付产假和育儿费用。

2020年对离婚的新规定导致更多不予离婚的法院判决，中国离婚率下降了一半以上。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比今天贫穷得多，但当时中国在法律上赋予了革命性的离婚自由，增进了男女之间的平等。

今天中共独裁为资本主义服务，强化了许多最恶劣的妇女压迫形式。丰县拐卖事件引发的群众愤怒，反映了中国社会反对奴役、反对压迫妇女的真实情绪。习近平想摧毁女权主义，但他是在螳臂当车，必然会失败。我是臺湾人，臺湾的ISA组织表达了我们对中国女权主义者反对镇压的全力声援。我们为社会主义女权主义与工人斗争联合起来而奋斗，终结邪恶的、性别歧视的资本主义製度。

如坐火坑：虚幻的「共同富裕」

在巨大的经济内爆风险下，如坐火坑的习近平政权屡提「共同富裕」承诺，渴望用一层薄薄的土将要爆发的火山缝合，来维持其下一届任期的稳定。

中共的「共同富裕」承诺提高人民福祉，缩小收入差距，但却内容空洞，没有任何具体方案改善工人阶级的处境。同时亦用不「杀富济贫」向资本家保证政府不会太过火。这种矛盾的措辞，体现了习政权渴望缓和日益激化的阶级矛盾，同时要保住资本主义製度，因而对製度本身造成的危机束手无策。

疫情急剧扩大了中国财富分配的不平等，2020年胡润年度排行榜显示，中国亿万富豪数量增加了253人，为世界第一。而在2021年，中国亿万富翁有1058人，而美国有696人。这只是资本家之间的共同富裕罢了！

改善民生？

「共同富裕」承诺要「先富带后富」、「精准扶贫」，期望资本家富起来后，会把财富进行「第三次分配」，即资本家会将财富由上而下滴熘给民众，实现「第三次分配」。这分明是新自由主义的「滴熘效应」，但他们才没有那么疏财仗义呢！

中共政权作为国家资本主义的政权，只能通过国家干预，在危机上走钢丝，但毕竟无法解决资本主义危机，原有的宏观调控手段正不断失去效力。

政府面对房地产泡沫危机，进退维谷、拖延时间。恒大爆雷敲响了「三道红线」「房产税改革」的警钟，习政权与红色资本家都害怕过度控製资本，会导致连锁效应性的经济崩溃。只得在放松房贷、加速放贷上走的更远，央行亦配合新一轮放水。泡沫与债务继续累积，在畸形的经济结构下，新一轮放水的资金或流向金融、地产市场或由于储户信心不足淤积于银行。这表明习政权无力提振消费、亦无力改善工人阶级住房、负债现状。所谓民生改善，在积重难返下成为一句空谈。

在深重的财政危机下，中共政府亦无法负担起未来社保支出。人口压力的增长、地方政府债臺高筑、政府无力监督资本家缴纳社保金，都造成了估计在2025年底退休储蓄缺口或达到十万亿人民币的现状。而中共采取的对策竟是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更遑论去年十二月爆出的发达省份公务员减薪，东三省部分地区事业单位公共人员工资被拖欠的消息。这都体现了，财政、人口双重危机下中共自我吹嘘的所谓「再分配」的虚伪。

中共将高质量发展，通过实现产业升级、科技进步来做大经济蛋糕，作为实现共同富裕的前提。这一提法体现了在人口红利丧失时，中共渴望通过经济转型来提高中国产业在国际产业链的地位，借以提高民族资本所分得到利润。但自相矛盾的是，习近平一方面要靠科技走经济转型，但又害怕科技企业带来过高的金融风险。因而在前年开始喊出反垄断口号， 并希望通过打击个别高科技企业的民粹主义举措，挽回部分民心。当然，中共绝不会打击996这种剥削工人的製度。

再者，新冷战背景下中国面临的技术和资源封锁，使中国科技业陷入了严峻危机。即使科技战爆发前，科技业的利润来源往往是金融投机，实体科技业发展占其份额根本少得可怜，因此中共才要压製阿裏巴巴和腾讯等大企业的垄断。

反垄断的过程进退两难，因为如果过于大力打击金融科技业，只会令经济更加难以转型，甚至造成金融业的崩溃。所以，去年「反垄断法」修法只是雷声大、雨点小，即使对企业罚款上限提升至人民币五千万元，不过还只是九牛一毛。中共最多能用政治恫吓来确保科企老板听话，但不能改变行业垄断的局面。

幻想及呼吁

我们必须指出，自身难保的官僚阶层的虚假承诺和面对危机作出的经济努力，毫无反资本主义性质，反而是资本主义危机中统治阶级挽救自己製度的挣扎之举。内地部分左翼（一些毛派）对官僚与资本家抱有所谓「共同富裕」的幻想，误以为习近平在对抗资本主义，实在是彻底的错误。

改善工人阶级生存状态、不能依赖所谓「参与第三次分配」的资本家施舍，也不能依赖官僚开出的空头支票。只能通过工人阶级组织起来，将私人企业公有化，并将所有企业收归民主控製，对经济系统实行民主计划管理的方式来达到。这就要推翻现行的资本主义製度，实现真正的社会主义。

邓小平南巡30周年　中国资本主义復辟过程的另一转折点

1992年1月17日，邓小平在北京踏上开往深圳的火车，展开了为期一个月的「家庭旅行」。这个当时看来平平无奇的旅程，成为了中国走上高速资本主义发展的转折点。要全面了解中国资本主义復辟的过程，就必须要认识邓小平南巡的历史。

1978年12月，中共三中全会召开，掀起了改革开放的序幕。中国1949年后所建设的斯大林主义（官僚专製）计划经济体製当时面临深层次问题。中共领导层面对后毛时期的混乱与危机，试图通过引入一些资本主义的元素，为中国经济找出现代化之路。最初，邓小平与一众后毛时代的中共领导人也没有一套预定的蓝图，而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试验。在1978年开始的市场改革的规模与之后相比十分有限，起初参考的是东欧斯大林主义独裁国家，特别是南斯拉夫。后来随着东亚的自亲西方资本主义独裁政权的经济成功，目光也转向了所谓的「亚洲四小龙」（韩国、臺湾、新加坡、香港）。

背景：曲折的80年代改革

亲资改革由邓小平亲自提拔的胡耀邦和赵紫阳一派所主导，改革的方式主要是通过中央协助发展地方的基础建设，同时将经济政策权力下放给地方政府自行决定，包括让其製定市场化政策、保留利润、累积资本、进行融资（包括进行外贸）及再投资。

从1979年在南方设立4个特别经济区（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到了80年代中，深圳已经成为了中国市场改革的象征──1980-1984年间的地方产出增长了29倍，当地人均GDP是全国平均的20倍。

中共内部出现了分裂，亲资产阶级的一派越来越有意识地主张进行资本主义復辟，而保守派则希望保留官僚控製的计划经济。类似的分裂也在从苏联到东德的斯大林主义政权中出现，这是由于斯大林主义的模式陷入了危机。他们就何种社会製度和经济政策最能保障统治集团自身权力与特权产生了分歧──也就是继续以国有（斯大林主义）经济之上作为特权官僚集团，还是废除计划经济（实行资本主义）并将自己转变为新的资产阶级。

但同时，这些亲资改革也到引发出新的问题，「深圳模式」遭到保守派的攻击：外国进口商品形成黑市、投资额的过度上报，且大部分都是来自国内而非国外、投资项目主要为低技术工业、吸引的投资额不足以抵销中央政府的基建投资成本，变相依赖中央「输血」等。

为了支持及推动改革步伐，并克服保守派的反对，邓小平在1984年就展开了第一次南巡，肯定了赵紫阳的市场改革。此后，特别经济区在14个城市扩展，基本上中国整个沿海地区都开放了。

时至80年代后半叶，市场化改革的社会弊端日渐呈现。大量投资，加上价格双轨製导致官僚腐败倒卖，使得通胀、物价不断上升。民间不满也开始累积，到了1986年全国大学生发起抗议，反对腐败和要求政治自由权利。保守派担心改革派的政策会鼓励社会上对于扩大民主自由空间的诉求，而邓小平也认同此点。他换下了胡耀邦，认为胡对于学生「太手软」。这正是邓小平波拿巴主义的一个例子：他在不同相对立的社会阶级和政治力量中平衡，有时倒向一方，时而倒向另一方，来维持自身的权力。

80年代的资本主义经济改革就是一系列左摇右摆的实验中走出来的。中共为了解决价格双轨製，1988年打算推出「价格闯关」，短期内将大部分商品价格提高，然而政策未实行就走漏风声，引发民众抢购潮，进一步推高物价。1988年的通胀率为18.81%，而1989年为18.25%。而这也是1989天安门运动爆发原因之一。

1989的中共处于内忧外患之中。国内积压的矛盾最终爆发了具革命性质的运动，在血腥镇压后，中共一度被西方製裁及孤立，纵使美国当时在背后仍然保持与邓小平政权保持紧密外交联系。大量外商暂停投资、对华高科技出口也受到限製、中国外贸出口下降，经济受到严重影响。

1989-1991：走资政策暂缓

而国际上，苏联斯大林主义的东欧集团开始崩解。正如伟大的革命家托洛茨基所解释道，计划经济需要群众的民主控製，就如同「人体需要氧气」一样。经过斯大林主义多年官僚统治和经济管理不善的窒碍，导致了经济停滞甚至衰退，而工人们的生活水平每况愈下，许多必需品也出现短缺。这些所谓的「共产」独裁政权以社会主义的言辞来合理化其恶行，使很多人产生对于社会主义的不信任。相对地，民众对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表现良好、而工人生活水准高的错误印象不断蔓延。在缺乏真正的社会主义政党来带领反官僚专製、同时捍卫公有製计划经济的斗争，资本主义在各国迅速復辟，西方资本主义更以胜利的姿态地宣称「历史的终结」。这些发展，给中共政权带来生死存亡的巨大危机。

在这个背景下，中共内部开始多了对改革步伐的疑虑。以陈云为首的保守派主导了中央政府，他们主张放缓改革速度，并将过去的通胀与危机归咎于胡赵的改革。

不过，陈云也不是代表恢復旧有斯大林主义的官僚计划，而是认为要减慢改革步伐──以十年计的改革而非短短数年间完成──并且要避免赤字预算、担忧改革过快所带来的通胀，主张以中央的国家计划为主，辅以市场改革。

实际上，早于1988年9月的中共十三大三中全会中，为了应对取消价格管製而导致的通胀与社会恐慌，当时保守派就已经处于上风。为了解决通胀问题，当局下降了增长目标已经支出、减低了货币供应、集中并加强了资本与金融控製，并试图减少财政赤字。

结果，1989年的GDP增长仅为4.2%，1990年为3.9%，相比1982年以来中国每年的经济增长一直保持9%以上，已是很低。

1989年，邓小平虽然仍然主张资本主义復僻，但需要联合保守派和强硬派来镇压的革命性运动，因为虽然学生领袖的有限度「改革」的目光，天安门群众运动有推翻中共统治的潜力。在赵紫阳被软禁后，他钦点了前上海市长江泽民为中共总书记，及后也提拔了上海的朱镕基到中央政府中。中共精英中的「上海帮」比北京官员更支持改革。这一事实连美国政府也意识到，并使那些担忧中国会回到斯大林主义计划的美国资本家得到安抚。

但江泽民在中央还是受到陈云及李鹏等保守派的压力。

1992年1月：南巡

邓小平非常忧心当时经济转型的缓慢步伐。苏联和东欧的崩溃就是源于经济危机，并引发群众不满。假若中国的经济发展不够快，他担心中共就会走上苏联亡党亡国的下场。

中共高层的权斗也越演越烈。邓小平在中央未能影响大局，因此转向地方寻求支持。1991年，他先利用上海的地方媒体去倡议更进取的亲资改革。然而中央的保守派则利用《人民日报》进行反驳，双方就这样隔空开火。正如其他波拿巴主义的中共领导那样，包括后来的习近平，邓小平也绕过官方架构来尝试达到自己的目的。

到了1991年11月的的八中全会，保守派仍然占有上风。

1992年1月17日，邓小平踏上南巡的历史性旅途。当时是以「家庭旅行」为名的秘密行动，就连当时其他党中央的领导层也没有知会，包括江泽民。《人民日报》也没有派记者跟随。整趟旅程是军方改革派的武警安排的。

离京前，邓小平也向广东打招呼，要求不见报。整个旅程当时在中国是完全没有媒体报导，反而是隔岸香港消息灵通的资产阶级「自由」媒体将事件率先曝光。讽刺的是，香港相对的媒体自由在今天已被习近平政权打压得体无完肤。

邓小平此趟的目的，是要拉拢地方官员，他们当中都在80年代的改开中获得了许多好处，肯定会支持改革。邓小平想动员地方萌芽的新兴资产阶级力量来迫使中央就范。

邓到了南方后，与当地官员会面，并巡查不同的发展项目。他的讲话虽然没有公开点名中央，但明显话中有刺。他不断重復指「开会太多、发言太长」，应该要「多干实事，少说空话」、「谁不改革，谁就下臺」。他还说「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左」，他所谓的「右」是指党内的政治改革自由派，这些都在1989年的屠杀后给镇压掉了。至于他认为的「左」就是主张个缓慢地走向资本主义的保守派或半毛派。当时，中共内部的所有派别都已经放弃了计划经济，并意识到资本主义復辟的必然性，他们两派之间的分别只是走资的速度和规模，而各派也是为了在这个过程中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

政变的性质

可以说，南巡的秘密性质，拉拢地方官员反对中央政策，是带有权斗政变的特征。事实上，在南巡期间邓小平甚至的确有曾讨论政变。

根据傅高义（Ezra F. Vogel）的《邓小平时代》传记披露，邓小平在南巡期间曾在珠海参与了一场秘密会议，这是中共官方没有记载的。其他参与会议的中共党政高层包括：政治局常委乔石、掌握实际军权的中国国家主席兼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杨尚昆、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以及杨尚昆的弟弟、中央军委秘书长兼总政治部主任杨白冰。

会上邓小平再次重申：「谁不改革，谁就下臺……我们的领导看上去像是在做事，但他们没做任何有用的事。」

参与会议的阵容强大，没有军队实权的江泽民并无参与，反而在政治局常委内被视为江的潜在竞争者乔石参与其中。这都指向，如有必要，军方会支持拥立新的领导人推动改革。

在北京收到消息的江泽民很快地意识到力量天秤的改变，并且果断站到邓小平一方。他下令将邓小平南巡的讲话汇集成党内文件，成为中央党领导层的必读物。一下子，中共党内的气氛改变了。

引用傅高义的话：「1989年北京风波后，如果有人对中国领导人对改革开放的态度有所怀疑，这种怀疑在1992年烟消云散了。」

1992年10月，中共召开十四大，江泽民在会上提出，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术语是江泽民在邓小平的许可下发明的，是为了取代此前陈云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计划经济」。江泽民在党大会中将经济增长预测定在8-9%，这远高于年初李鹏宣布的6%。

与此同时，中央顾问委员会被撤销，主任陈云退休。

南巡可以被视为中共内部权力斗争的决定性转折点，围绕邓小平的新兴资产阶级获得了全面主导，不是作为外部力量，而是成为融入了中共专製的一部分。

中国的改革开放实际上并不是「改革」，而是资本主义反革命：一系列对于旧有计划经济的攻击，来为今天中国的超级富豪资产阶级的出现扫除障碍。

这个过程当中不只一个转折点。1989反抗斯毛主义专製的运动虽然没有清晰纲领，但是工人民主革命或「政治革命」的萌芽。中共镇压了这场运动，扫除群众抵抗威胁。如果1989是一个转折点，则1992年乃是另一个转折点——邓小平清洗党内仅余的反对声音，确立了中共在专製政权框架下急速发展资本主义、而没有向自由资本主义政治改革作出妥协的路线。

结论：资本主义復辟又一转折点

此后，中共关于高速资本主义市场改革之路基本上在毫无争议下走了20年。在1990年代中，江泽民及朱镕基以「抓大放小」的方针进行了国有企业的大规模私有化。1998年，房屋部门被一下子私有化，奠下了今天超投机性及难以负担的房屋市场的基础。1990年代末，6000万国企工人下岗，来让中国符合资格在2001年加入世贸。这些残酷的亲资政策在胡温时期得以继续并加速。

这阶段一直持续到2008年的全球资本主义危机，及2012年习近平上臺为止。2008年危机暴露了资本主义的灾难性失败，这也导致了全球各国政府走向更多国家干预、管製和去全球化。中共也开始走向更加国家资本主义的控製手段，成为了习近平的统治特征。当然这不代表要回到过去的斯大林主义「社会主义」，这是今天中共资本主义政权不愿意亦不可能做到的，而是采取更多措施来试图控製住资本主义的破坏力量，以维持资本主义下的「稳定」。

访问上海居民：封城下的灾难

受访者：海阳（上海浦东居民）、小燕（上海浦东居民）

自从上月底上海爆发奥密克戎（Omicron）变种病毒大流行以来，这座城市已进入了封城的状态。截止4月13日，这一轮的爆发已造成了累计13万宗官方承认的确诊病例，但官方仍没有确认1宗死亡病例。儘管如此，专制官僚粗暴的封锁隔离政策已出现了大量的次生人为灾难，造成不少民众生活陷入困境，甚至出现食物短缺，老人和长期病患者失救致死等案例。

中国劳工论坛访问了几位现居于上海一对夫妇，以第一手讯息了解他们在封城状态下的生活情况，官僚引发出什麽样的次生灾难，以及中共的资本主义危机下对城市民众造成多大的冲击。本文是访问上集，下集将于稍后刊登。

问：你可以简介一下你所在的地方的状态吗？

海阳：我和妻子两人住在浦东，虽然政策上说的是封控至4月1日，但事实上由于浦东这边几乎天天都有新增病例，据我所知大部分地区都仍然处于「封控」状态，包括我们所在的小区。我们已经被封锁了整整半个月，除了被叫下去做核酸（检测）和领物资外就几乎没出过家门一步。小区业主群里今天早上又说有新增确诊，所以现时我们根本不知道会被封控到猴年马月，没完没了了这是。

问：在这过程中的日常生活是怎样的？

海阳：就是让我们在家呆着，每隔一两天就有「大白」（穿白色防护服的工作人员）骑着车在楼下转圈，拿着个扩音器喊「哪栋楼的下来做核酸啦」。有时候就是有无人机在小区飞来飞去广播。当然大家最留心的是听着什麽时候领食物物资，不过坦白说，以他们（居委会）的办事效率和作风，真旨望他们的话我家都已经饿死好几次了，最终还是得靠自己打听哪还有团购？哪些团购最快发货和最有机会能送过来？所以微信群里大伙除了喊饿就属这些消息交流得最频繁了。以前我的微信群都是关静音的，现在那怕大半夜听到有信息都吓得马上爬起来看，生怕抢（购）不到菜。

问：半夜还会有团购的消息吗？

小燕：有的，你得马上爬起来参团，一下子就满了，就像我们以前大学学期初抢科那样，有时候送货的甚至会凌晨两三点才送货到小区。上星期小区半夜十二点还有人在小区卖猪肉，我想算是某种黑市吧，大家都说自己去买了就好，不要到处传说。我买了四斤肉，220块，比平时贵了大概四分之一吧。

问：当初准备封城前食品囤够吗？

海阳：你知道，我们都要上班，我们单位一听到可能要封城就抓紧时间让我们加班得更狠，所以我和妻子都没有机会在封城前去买物资食品。再说让你囤又能囤多少呢？能囤得了一两个月的食品吗？大米白面我们家还是有存点的，但总不能天天就只吃大米白面吧。

问：政府方面发放的物资包括了什麽？

小燕：哈哈哈哈，我就只收到过一次物资包，裡头呢就两棵大白菜和八颗土豆（马铃薯），其中有两颗土豆还已经发了芽不能吃了。这包东西也就够我两口子勉强吃两三天吧。但这已经算好了，我知道别的小区有人只收到两条胡萝蔔跟两颗洋葱，你说这算什麽？有的小区的物资包被人撕了标籤然后拿去倒卖，我同事说他小区上个星期的物资包一早送到小区外面堆在路边，但不知为何就是不安排送进小区分发，放了在外面整整两天就这样在你面前烂掉了。

然后就来几轮垃圾车把它们拉走，我同事气得跟其他居民跑去小区闸门口骂人，被警察押回家裡，说再闹就直接当他阳性把他丢去方舱（医院）。现在说把你拘留都唬不住人了，因为大家觉得你真把我拘留了看守所里好歹要管饭，反而不用担心挨饿了。倒是现在方舱在大家心中反而有点威吓性，「方舱医院真神奇」。

问：那麽你认为现时政府的清零防疫政策有效吗？

小燕：其实全上海都没人觉得政府真的是在防疫，大家都心知肚明只不过是政府那些官僚机械地执行着一条条的指令，为的是完成自己的工作指标，而不是所谓为了老百姓的健康。现在你看大家都知道了「健康云」（政府推出的手机应用程式，记录使用者的核酸检测结果）根本没用，可以说现在是半官方的承认了「健康云」（裡头的检测结果纪录）是假的。面那怕说你是阴性也没有人会承认，而且是连政府都不承认，你想用上面的阴性结果去跟大白讲道理，他们会大大方方的跟你说那是假的，我们不承认。你政府搞一个自己都承认是假的东西出来有意思吗？那你说央视天天公布上海新增多少多少确诊可信吗？而且有段时间我们做核酸是十人共用一试管的，因为试剂上不够了，结果就十个人甚至更多人共用一套试管，你那一组试管阳（性）了就再把你们一个个抓出来验，或者乾脆不验了直接拍你家门跟你说你阳（性）了，你全家都要跟我去隔离，去哪裡？不知道，知道也不会告诉你。我们完全就是任由他们宰割啊！防疫中心的人自己也说，你要是轻症或者无症状你就自己在家呆着好了，方舱的条件更差！

问：那为什麽政府还要把人抓去方舱呢？

小燕：因为要「社会性清零」啊！就是在这个区域裡不能存在确诊病例，于是就直接把你拉出城，你出了城城裡就没病例了，指标也就完成了。至于你在城外隔离点吃不吃的上饭穿不穿的暖，有没有药吃，他们不会关心，因为上面没有指标说要确保你们这群「弃民」要得到什麽保障啊。这就说明他们不在乎你的健康和生命安全，所以你没法跟那些大白讲道理。他们的行事方式就是这样：他要是体谅你不抓走你，万一你把病毒传染开去了，承担责任的是他们；他要是不管死活的抓走你，那怕最后说搞错了甚至你死了，他们也不会受到任何的惩罚。简单说，就是我们没有任何的权力去监督他们，但他们却有无限的权力去处理我们，还不用承担责任。

问：对你们经济的影响大吗？

海阳：说实话，我们很悲观，甚至说开始有点绝望了。我们公司春节前就在裁人了，裁了8%，被裁的还大多是我们这年龄段三十多岁不到四十的员工，我太太的情况也好不到那裡去，总觉得下一波就会轮到咱们。现在封了城，我的工资不发了，可老闆还是会发电邮给你让你在家做点工作，按理说你工资都不给我发了我还工作个屁啊？！但现在这世道我们敢拒绝吗？不能啊，就当加班了，心理好受些。我太太情况好点，支半薪。

而且我们算是比较幸运的一群了，在家人帮助下还上了房贷，能靠存款坚持一下，但这样寅吃卯粮下去也不是办法，是不可持续的，可是你要问我将来在这怎办有什麽打算？我真的回答不了，老弟我现在都想哭出来了我跟你说。政府那些经济数据我就不跟你扯了，对我们这些老百姓而言，2020到2022年完全是在浑浑噩噩都不知道到底都干了些什麽？很多个人的计划根本实行不了，也不敢去实行啊。存款一点一点的流失，谁还敢节外生枝？你也看到有的老同学甚至不得不放下身段去四处举债了，某某的房子都快要被司法拍卖了，毕业十几年来你以前有看过这光景嘛？所谓的经济数据GDP他们（中共）要喊保四五六七八都行，可这些发生在身边的变化骗不了人的。

小燕：我庆幸的是我们没要孩子，不然现在麻烦更大。身边的朋友同事也被折腾得非常疲蔽厌倦，你这麽搞下去，我们不是病死就是饿死。所以现在开始愈来愈多人说共存不是没理由的。你也看到了老同学群体裡头，考了公务员的、国企的、在事业单位在体制里的最拥护清零了。「铁饭碗」嘛，封城封到海枯石烂他们呆在家裡工资照发。可我们这些混私企民企的是大多数啊，我们真的会无以为继啊。但我们对此有发言权吗？我们能决定政策走向吗？我们连晚上喊楼说要物资都马上来一架无人机让我们闭嘴，你看这场境是不是很戏剧化？所以我们小区的人其实都心照不宣：真的熬不下去了，大家去大门给他闹一闹，毕竟聚在一起就人多力量大，大家都懂的。

中国被迫收紧一带一路政策

2017年，「一带一路」被中国独裁者习近平誉为「世纪工程」。其承诺花费超过1万亿美元，用在整个新殖民主义世界的基础设施项目上，以确保中国能够进入关键市场，并扩大中国的势力范围。但今天习近平政权发出的信息要低调得多。「一带一路」不再被视为一张经济王牌，中国政府越来越被迫缩减其野心。

（本文写完后，乌克兰战争的爆发使东欧一带一路项目充斥极大的不确定性，中国很可能要被迫选择要保住哪些投资，另外牺牲哪些投资。）

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后，中国由国家支持的大规模信贷热潮，导致经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产能过剩。例如，到2016年，中国的钢铁行业有超过3亿吨的过剩产能，相当于世界第二大钢铁生产国印度钢铁产量的三倍。生产过剩和盲目的无计划扩张导致价格下跌、利润缩水。中国资本需要在境外寻找机会来拉抬利润。解决方案是一带一路政策，一个庞大的基础设施和投资计划，已经遍布140个国家。

在中国的主要炼钢重镇河北省，一些过剩的钢铁产能被转移到东南亚、非洲和西亚。超大规模的海外建筑合同得以拟定，以满足中国建筑业的需求。在泰国，中国的德龙钢铁公司正在建设一个年产60万吨的钢厂，该公司将持有55%的股权。中国资本主义的需要促使中共在国际上要表现得更强势。

全球最大的债主

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主要的债权国和资本输出国，使得债务国形成极端的债务依赖。中国占全球官方双边债务的65%，至于「隐藏」债务甚至更高，因为许多向中国私人银行借款的国家必须签署保密条款。当然，所谓的「债务陷阱外交」并不是由中国所创——美国和其他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利用债务对新殖民主义世界进行经济支配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对于工人和穷人来说，这种债务负担意味着无尽的苦难、贫穷和剥削，无论它打着哪面帝国主义的旗号。

一带一路政策对基础设施项目的贷款，从2019年到去年下降了54%。根据跨国律师事务所贝克·麦坚时（Baker McKenzie）2021年的一份报告，在非洲这个帝国主义新冷战的关键战场，来自中国的新增贷款从2017年的110亿美元降至2020年的33亿美元。中国最大的投资所在地巴基斯坦，已经看到一些项目建设陷于停滞。巴基斯坦央行报告称，在2020年第二季度和2021年同一季度之间，中国投资下降了50%。在这些停滞不前的项目中，卡拉奇-白沙瓦铁路的升级项目耗资68亿美元，这是中巴经济走廊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共在2015年宣布打造中巴经济走廊，旨在将中国新疆与阿拉伯海连接起来，通过2000公里的公路和铁路连接到曾经是俾路支省的小港口城镇瓜德尔。中国正在将瓜德尔改造成世界最大的港口之一。2021年，这裡曾发生过激进的群众抗议，部分反映出对于中国在该地区的投资没有给当地居民带来好处，反而使他们的状况恶化，当地人民非常不满。

「一带一路」失去动能

「一带一路」基础设施项目主要由中国公司建造和控制，资金来自中国资本家的贷款，主要雇用中国工人和技术人员。这些投资不是为了慈善，而是为了更有效地开採和运输自然资源，来有利中国经济。这些资金的另一大部分则是分给这些国家的统治精英，以帮助他们以舞弊赢得选举，并确保他们支持北京。

新冠疫情加剧了「一带一路」项目的进展放缓、延误和项目引发的紧张局势，也导致许多贫穷国家无法偿还贷款。但最终这也标誌着中国资本主义的局限性，因为它面临着长期停滞，背负着惊人且不可持续的335%的债务与GDP之比。「一带一路」正在失去动力，中共也因此面临着缩减「一带一路」规模的压力。

然而，正如上文所述，「一带一路」对于中国资本主义的生存至关重要。这是因为在一个供应链脱鈎、保护主义抬头的世界裡，中国资本家必须确保住儘可能多的外国市场。一个关键因素是中国国内消费水平低下、占GDP的比例仍低于2000年水平。疫情爆发以来，消费受到严重打击，仍未恢復。今年，中共的政策或将导致消费面临进一步的下行压力，以许多地方政府的财政困难、造成许多地区的政府雇员减薪20-30%开始。这些问题将因新冷战而加剧，中共政权将资源集中在与美国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军事和经济对抗，造成工人生活更加困难。

对中共独裁来说，「一带一路」计划和瓜德尔港、中巴经济走廊等重大基础设施投资，也是展示资本主义「中国模式」优越性、进而争取中共政权威望的工程，并与西方投资者（部分出于安全考虑）不愿进入巴基斯坦和俾路支斯坦等动盪地区形成鲜明对比。中共对于巴基斯坦所作所为与中国在新疆的新殖民主义剥削有些许相似之处——在新疆，国家镇压伴随着突出的GDP高速增长。在瓜德尔，巴基斯坦政府对当地原住民实施军事镇压，而在俾路支省，当地已经形成具相当规模的独立运动。当局已经增加了许多倍在俾路支省的军事部署，同时为了镇压反抗，还犯下被消失和其他侵犯人权的行为。

群众抗议

作为「中巴经济走廊」的一部分，中国已在俾路支省花费了数十亿美元，建造了一个300兆瓦的煤电厂、一个国际机场和瓜德尔港。儘管如此，瓜德尔的当地俾路支社区仍然缺乏食水、电力和其他基本设施。包括中国船隻在内的拖网渔船的涌入，也使支撑当地经济的许多瓜德尔渔民丢掉了工作。

自由俾路支斯坦运动的贾马尔·纳西尔·俾路支（Jamal Nasir Baloch）说：「参与破坏当地鱼类贸易和俾路支海生态的大多数公司，都是由巴基斯坦的退役将领和中国人共同拥有的。」

在秋季的数周，俾路支当地人民对伊斯兰堡政府和北京对该地区资源的掠夺发起了反击。在这些抗议活动中，大多数为女性的示威者占领了中国控制的瓜德尔港的入口和一条主要的公路。示威者的人数有时达到数十万，他们要求工作机会、清洁的食水、改善卫生和教育设施、保障当地渔民的权利以及禁止深海拖网捕捞。抗议运动由右翼伊斯兰主义的伊斯兰大会党（JI）主导，该党与政治上有重要地位的巴基斯坦军队有密切联繫。该党利用抗议活动为平台，用来建立自己的威望，提高其在国家统治精英中的谈判能力，并压倒俾路支民族主义和支持独立团体的影响。儘管这些团体没有发起抗议，但当中的一些人仍被逮捕。

这场令人印象深刻的群众运动似乎缺乏独立工人组织的决定性投入，也缺乏对打击中国帝国主义和巴基斯坦统治阶级至关重要的社会主义纲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伊斯兰大会党的领导过往有亲中的记录，当然这些群众抗议并无揭露伊斯兰大会党这一点。抗议活动一度威胁到中国对瓜德尔港的控制问题——通过40年的租约，中国拿到91%的瓜德尔港收入。但伊斯兰大会党领导人只是把这个问题作为谈判的筹码，让巴基斯坦政权在拖网渔船问题和其他一些主要诉求上做出让步。儘管在领导和纲领方面存在缺陷，但这场运动是一个有力警告，凸显中国「一带一路」沿线正在酝酿的不满情绪。

穷途末路的铁路？

同样，在老挝，中国去年开通了一条价值59亿美元的高速铁路，当地人民在其中却无从受益。这条铁路旨在将中国与泰国、越南、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等大市场连接起来，而老挝只是一个「路过的国家」而已。这条全长422公里的铁路在老挝只有21个车站，这很难满足一个61%的人口为农民的国家的需要。正如一位分析人士所说，「这本质上是中国的公共基础建设计划，碰巧存在于另一国而已」。更糟糕的是，修建铁路所製造的债务可能高达老挝GDP的三分之一，而一党专政的老挝政府只持有该铁路30%的股份，其馀由中国企业拥有。

真正有利于老挝的基建，是地区性的铁路和公路网络，来帮助当地农民与分销中心连接起来，而不是为一条其实只为中国资本和北京政权的区域野心服务的铁路，并进行大规模的土地掠夺。基础设施并不必然是好东西：我们必须问道，基础设施为谁服务？对这条老挝铁路来说，还有更多坏消息从邻国泰国传来。泰国政府在2014年军事政变后签署了多项一带一路协议，但现在对于部分项目，泰方开始从北京转向投靠美帝国阵营了。泰方也在犹豫是否要推进一些一带一路的铁路项目，而这些项目需要连接到北方的老挝和南方的马来西亚。一带一路在泰国的挫败可能会破坏中国至新加坡的铁路总计划，使老挝的铁路更像是个大白象工程。

建设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帝国主义新冷战的加剧，使美国和欧盟推出了自己的基础设施投资计划，试图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分庭抗礼。中国的这两个竞争对手的计划都相当乏善可陈。欧盟的「全球通道」计划暂定预算为3000亿欧元，但受到冷遇，因为「欧盟的钱包没有中国那麽大」，而且根据法兰西24（France 24）的报导，它「来得太迟了」。美国总统拜登的「重建更美好世界」计划也存在类似的问题。

美国和欧洲帝国主义无法像一带一路那样，在2017年那样变出一万亿美元，这表明世界资本主义整体上面临着新的不稳定。正如ISA在《无序时代》文件中所概述的那样，各国为对抗疫情的经济影响而进行的历史性高水平支出，使全球债务水平飙升至创纪录的226万亿美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这种债务负担正在压垮（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资本主义政府为海外大规模帝国主义开支计划提供资金的能力。

帝国主义之间的冷战正在升温，然而全球资本主义看起来越来越不稳定。这只能意味着各国统治阶级会在全球范围内进一步攻击劳动人民的生活和权利，以应付中美两国的军事和经济博弈。世界正在再次分裂成不同的集团，被压迫国家的工人阶级将被捲入交火之中。唯一的出路是国际社会主义解决方案，反对两个帝国主义集团，通过建立一个民主的、全球规划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为推翻资本主义而斗争。

上海封城已进入第七周

上海这座拥有2800万人口的城市已经历7周全面封城，而且不知何时封城才会结束。当前的奥密克戎（Omicron）变种病毒疫情，是中国经历的最严重的一次疫情爆发。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经济学者徐建国表示，无论从经济损失规模还是受到波及的人口看 ，今年疫情比最初的2020年武汉疫情严重「十倍」。

包括首都北京在内，全中国近50座城市的3亿多人口处于全面或部分封控。习近平的「清零」政策造成经济瘫痪及人道主义危机。封控的实施极为残酷，并带有官僚主义粗暴作风。这些都引发了群众对政府前所未有的愤怒，反映在各社交媒体上揭露警方暴力的发文和视频中。这些内容很快就被中共审查机器删除；儘管如此，像《四月之声》这样的被禁视频，却有数百万的观看次数。

在过去一周，上海当局按照习近平和中共中央高层的命令，加强了封控措施。这意味着增加挨家挨户的访问，身穿白色防护服的防疫人员「大白」冲进居民家中（有时根本是破门而入）喷洒消毒剂，并将人们带到集中隔离点。这些隔离点均是临时搭建的「方舱医院」，其厕所和淋浴设施都很差，人们的隐私无法保障，食品供给不足。最新实施的更严格封控规定意味着，如果一个人检测呈阳性，其所在整栋楼住户都会被拉去集中隔离。

如此封控政策不但残酷、极度令民众反感，而且浪费资源、带来反效果。医院和医保体系的人力财力，正被调去进行全员核酸检测和管理集中隔离点。这样一来，当局搞错了优先事项，老年人和体弱者的疫苗接种则受到影响——中国60岁以上人口是一个特别令人担心的群体，而这一群体当中仍有40%未完全接种疫苗。综观全国，这一关键群体接种疫苗次数，已从4月份的每周60万剂下降到目前的每周30万剂。中共政权出于民族主义动机，不愿批准进口更有效的外国mRNA疫苗（例如辉瑞和莫德纳疫苗），这是抗击疫情的另一阻碍。

在今年晚些时候召开的中共二十大上，习近平全面专注于巩固他的一人独裁——转变自中共以前的「集体领导」独裁统治模式。习近平现在正把他声称全球最优越的「清零」政策，作为实质上的效忠宣誓工具，来吓阻反对、不满他更加集中个人权力的党内资本权贵。在其他危机议题（香港、中国对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支持、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新冷战）上，习近平的默认作法是，在其政策受到质疑时，在自身原本立场上走更远。

因此，儘管酿成经济灾难、失业率飙升，社会上也浮现民众普遍不满的情绪，但习近平似乎仍打算将「清零」政策至少维持到二十大。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之前对中共很友好，但最近却批评中共「清零」政策「不可持续」，而他这番言论在中国媒体被封杀。过去几个月，中国几位知名病毒学家也针对「清零」政策，提出了类似批评——当然，这些评论已经被中共审查机器和谐掉。

清零政策的偏执重创中国经济

自年初起新冠病毒Omicron病毒株开始在中国广泛传播，由于病毒的高传染性加上中国民众接种的国产疫苗保护力欠佳，导致疫情比以往更难以控制。习近平近乎偏执地坚持继续执行强硬的清零政策，这种刻舟求剑的愚行不仅无助于应对当下的疫情，更在上海造成了骇人的人道灾难。在经济层面上，这一波Omicron病毒株所引发的疫情袭击了沿海经济重镇，除了上海还包括深圳、广州。令这些重点经济纷纷陷入了全面或部分封闭状态。据日本野村银行估计，整个中国现时有4亿人处于不同程度的封控管理状态之下，他们在过去每年平均贡献了大约7.2万亿美元的经济产值。

增长目标

中国政府为2022年制定了5.5%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目标，而根据中国官方的数字，本年一月至三月第一季度的增长为4.8%，当然这数字本身也不太可信。一般而言，由于年度的建设和投资项目刚刚启动，第一季度的数字通常会稍低。然而，由于上海作为经济中心的封城状态是由三月底才开始，对经济的影响将在第二季度才开始反映。

所以中共的严厉封城政策会对一个城市经济造成多大影响？这数字可以参考同样进入封城状态的吉林省。吉林比上海约早半个月开始实施封城，对经济的影响部分地呈现在第一季度的GDP增长之上，吉林第一季度的GDP数字出现了惊人-7.9%的负增长！虽然东北三省的经济早已陷入半死不活的状态，但对比起黑龙江5.4%与辽宁2.7%的增长，吉林的经济衰退可谓坠崖式下跌。

因此，可以预计，上海第二季度的经济数字将会出现严重萎缩，可能将出现零增长甚至负增长，而作为经济中心的上海，它的负面效应将辐射全国，长江三角州地区工业重镇首当其冲陷入了瘫痪状态。因此，在理应带动全国全年经济增长的第二季度中，中国的数字很大机会急剧下降，而全年的经济增长也非常不可能达成5.5%的目标。这对于一直走低的经济增长走势而言是一个噩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四月中亦将中国本年度的经济增长预测从4.8%下调至4.4%，但也警告可能会进一步下调。因此总理李克强在四月中就表示要意识到每一波疫情的爆发都将带来愈来愈高的经济代价，要求地方政府平衡疫情防控与经济刺激措施。但具体要如何「平衡」？中共当中似乎也没有人能说清楚。

而当世界各地的其他地方基本已採取与病毒共存，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却仍坚持清零政策，大规模的停工极大地影响了生产与供应链的运作，令外国资本深感忧虑。尤其是这与乌克兰战争带来的巨大经济动盪相吻合。因此，即使脱鈎进程在新冠疫情之前就已开始，但习近平的清零政策正在使其加速，而外国公司也将加快将生产转移出中国。中国美国商会（AmCham China）调查显示， 58%受访在华美资企业下调本年营的收预期，52%的企业表示在华投资计划被推迟或已计划减少投资。商会更称假如中国继续清零政策，将会有更多的跨国企业考虑转移到其他国家。

资金外流

加上中国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问题上的态度令外国投资者更加关注地缘政治风险，西方集团至少在短期内更具凝聚力，中国面临着越来越大的经济和外交压力，包括未来遭遇今天俄罗斯式制裁的威胁，以及经济脱鈎和贸易保护主义的加强。另一个额外的风险是中国和美国之间日益扩大的利率差距，美联储提高了美国的利率，并将美元兑人民币的汇率推高。外资加快了撤出中国。根据人民银行最新公布的数字显示，4月份外币存款录得了负增长，减少488亿美元。这种资金外流的部分原因是美国利率上升，但也反映了对经济衰退威胁的普遍悲观情绪和中国企业违约潮。

外国资金的抽离直接导致了股票市场应声下跌，四月份至今，中国股市就累计下跌了近5%。而中大型股票指数自今年以来下跌下20%，令中国股票市场成为了仅次俄罗斯的全球表现最差股市。

内企危机

当然，这些负面因素并非只针对于外国资本，国内企业同样面临停业停产、工人被裁、消费疲弱、以及债务违约等危机。由于疫情主要爆发在主要工业区，被封控区内的工厂生产线的停工停产影响了下游供应环节，令其他没受疫情影响的地区也面临原料或零件不足而无法生产的困境。华为消费者业务CEO更表示，5月份之后， 所有涉及上海供应链的科技和工业产业都将全面停产。而对于停工的製造业企业而言，停产直接造成产品无法如期交付，因而可以预期将会出现大量的违约诉讼，尤其是对外资企业的违约问题，令国内的资本最为头疼。

有趣的是，网上有消息指有央企因封控政策无法生产，造成海外合约订单无法如期履行合约交货。外资方面却坚持央企要为违约作出赔偿，理由是因为中国对外的主要官方媒体《中国日报》（China Daily）报导称当地没有受疫情影响，工厂已经全面復工。情急之下，央企的领导称中国的官方媒体不可信不应作准，真实情况要看BBC或者CNN的报导。

这反映了不管是实际的封控政策乃至宣传造假都对企业造成了相当的影响和困难，即便是国企都在面临危机，那麽对抗风险能力更低的私营中小企而言，情况更是令他们感到绝望。对很多于处封控地区（尤其是上海）的中小企业而言，长达超过一个月的停工停业令他们的收入直接「清零」。4月30日香港《经济日报》报导，4成受访中小企业的经营者表示他们的现金流已不足以再支撑1个月。这意味着到了六月，这些中小企很可能都将要面临倒闭。而中小企业支撑了中国62%的GDP，当中九成的中小企属于製造业。假如中小企业大批倒闭，将不仅仅是会在数字上重创中国资本主义的成绩单，更会连带波及上下游供应链企业，引发经济危机的涟漪效应。四月份中国製造业与服务业的PMI指数数字在G20各国中双双垫底，情况甚至比深陷战争泥潭同时遭到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全力制裁的俄罗斯还差。PMI是一个显示市场状况和公司预期增长或收缩的指数。

「史上最难就业季」

今年第一季度，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亏损率高达22%，部分城市如深圳更高达40%，这些地区的製造企业可谓已经处于整体崩溃的边缘。而这些企业所面对的困难已经触发了就业危机，而中国政府的清零防疫政策打击了城镇的服务业，偏偏服务业正正是中国城镇最大的就业源，国家统计局的报告称2022年第一季度的城镇失业率已达到5.8%，打破了「十四五规划」中所提出的5.5%上限，也创下了2020年6月以来的新高。当中最触目惊心的是青年群体的情况，16-24岁组别的失业率高达18%。5月初，全国大学生毕业就业率只有约20%，被称为「史上最难就业季」。且这个所谓的「城镇失业率」的统计设计本身就有很大的水份──农民工没有城市户籍，失业后没有任何城市户籍居民所享有的保障，无法长期留在城镇中待业只能回到农村生活，这样的农民工自然就不会被统计入内。而作为中国劳动人口中的绝对主力，农民工失业的情况比城镇居民严重得多。

同时，在几年前还相当繁荣的中国互联网企业也纷纷传出大规模裁员的消息，多家互联网大厂的裁员幅度更有高达两成。大批被裁陷入困境的失业员工被迫转业为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零散工种以维持生计。现时，全国8.8亿劳动人口中有2亿人口属于这种所谓的「灵活就业人员」。因此在5月7日，李克强在会议上就罕有地直截了当称目前全国就业形势「严峻」，并同时提出通过「促进平台经济（互联网行业）的健康发展」，以及鼓励创业创新以带动就业，这一立场似乎于习近平早前对互联网行业严厉整顿的方向大相径庭，突显了两人在经济政策乃至防疫方向取态上的分歧。这是中共正在越演越烈的权斗之一部分。

过去作为决定性经济增长动力的房地产市场亦随着债务问题引爆了金融泡沫后深陷困境。根据 China Real Estate Information 的数据，3月份百强地产公司的房屋销售，比上年下降 53%。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的增速也从去年同期的25.6%，到今年1-3月下降到只有0.7%。按此趋势中国的地产开发投资即将录得负增长而陷入萎缩状态。事实上，全国房屋销售面积及销售额已经双双严重负增长，分别下跌了13.8%销售面积和22.7%销售额。这些出自中国官方国家统计局的数字，都明白无误的表明了房地产市场已正处于一场毁灭性的危机当中。

对于这一系列的危机，中国政府将可能採取什麽样的对应方法？首先综合来看，在过去，拉动经济的三个火车头──消费、出口、投资，现在都纷纷都出现了问题，消费品零售总额三月同比下跌3.5%，四月的汽车销量腰斩。外贸订单无法履约，进出口中断，三月的外贸订单下跌了一半。中国海关总署公布，3月进口总值按年跌0.1%，是自2020年9月以来首次下跌，而外界原预计应当是上升8%。上海海关从业者粗略估计，自处于封控状态以来，每日的帐面损失达100亿元人民币。

四月份灾难性的金融数据

中国人民银行公布了四月份的金融数据，这份数据即便在中国政府极力修饰下依然显得非常惨澹，某些数字甚至比2020年2月首轮疫情爆发的情况下更为恶劣。报告显示，4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9102亿元人民币，同比下跌51%。人民币贷款增量6454亿元，同比下跌56%。而住房贷款的总量更是萎缩了605亿。

有人认为，人民银行一反常态地没有像往常一样于每月12日公布金融数据，而是选择了在13日星期五晚上才公布，正是由于人民银行深知数据反映情况非常恶劣，一经公报很可能触发投资市场尤其是股票市场的恐慌与暴跌。

因此可以看出，房贷总量的收缩代表中国民众的购房意欲亦已「清零」，即使中国政府希望放宽贷款，人民银行亦决定于4月25日下调存款准备金率0.25%，民众亦不愿意再加槓杆举债消费。中国政府亦尝试重新加热房地产市场，针对个人层面，全国各地已有上百个城市开始陆续为房屋限购政策松绑；而对于房企层面，中央所谓的三道红线政策自2021年底亦已名存实亡。但从人民银行的数字上来看，这些间接的刺激政策都没有收到效果。

「润学」

因此，外界普遍预计中国在2022年会再度以增加基建投资，通过这种国家资本主义的政策拉动经济增长并解决需求与就业问题。然而经过了多年的超大规模基建投资，中国不少地方的基建早已陷于饱和状态，再次以投资基建拉动经济效果已变得非常低下，且会进一步恶化本来就已经严重的地方债务问题。

这样暗淡的经济环境，加上当下普遍民众已被疫情防控以及经济危机折腾得近乎山穷水尽，对未来前境失去信心已经成为了普遍的共识并形成了社会气氛。近日一段在网上广为流传的视频正正道出了这种心态，视频显示了身穿白色防护衣的警察上门要将户主拉往强制隔离，并威胁户主称如不就范就会面临处罚并会祸延三代，户主则斩钉截铁地回应「我们是最后一代！」因此，近日中文互联网上讨论最热烈的话题就是「润学」，所谓「润」就是音译自英文「Run」，指的就是讨论如何逃离中国。这是继「内卷」及「躺平」思潮后更为激烈和直接的热门话题。

部分人现时将希望寄託于这一波疫情受控或平息后， 经济重回正轨。然而，Omicron病毒株的特性令它几乎不可能被根除，就如流感一样只会一波又一波的反复出现传播。假如每一次传播就导致一座中国的城市封控一个月，那麽几乎可以肯定中国全年都没有一天是处于「正常」状态，经济活动将永远不可能「重回正轨」。因此，为了在保存颜面的情况下挽救经济，政府可能假装清零，民众假装相信，但事实上与病毒共存。然而毫无疑问，出于确保习近平终身执政的目的，一切的重大政策改变都必须留待下半年中共二十大举行之后。但实际的情况是：有多少企业和多少基层劳动者能挨到下半年──那怕即使在下半年也不见得能迎来改变？

危机重重

因此，可以看出，中国的经济情况是自「改开」资本主义復辟以来最接近悬崖边缘的时间（假如不是已经在往下坠的话）。我们在1月份《中国经济骨牌已开始倒下》的文章中就已经指出，社会上已开始出现信心危机，而仅仅三个月的发展就印证了我们的预测，而上海乃至长三角的封城直接加快了这一个进程，击破了民众对未来的最后一丝冀望。在接下来的日子裡，中国随时都有机会出现爆炸性的经济危机消息。同时，这次危机亦直接显示了习近平为了维护个人的专制以及所谓的面子，令中国社会与基层劳动者付出了多麽惨重的代价。全球范围内的资本主义都因危机陷于瘫痪，而中国的极权统治现正加剧自己的资本主义危机。要摆脱这一困局，只能通过挑战专制，只有推翻资本主义并建立真正民主的社会主义制度，工人阶级民主管理经济，科学而民主地制定合适的公共卫生政策。

「润学」兴起反映中共民族主义维稳愈发无力

中国已经陷入2020年以来最严重一波新冠疫情，在恶劣的封控实施当下，「润学」在中国网络上兴起——「润」字谐音英语「run」（跑），「润学」就是呼吁大家儘量「逃离」中国。

3月最后一周（上海封城第一周），百度移民主题的「移居加拿大条件」搜索量暴涨28倍多，位居中国搜索引擎排行榜榜首，对于澳大利亚、美国等其他西方发达国家的检索也非常多；中共官方4月3日于宣布坚持「清零」政策后，对于移民政策讲解的视频搜索量激增逾14倍。移民机构收到的业务量骤增，谘询者大多为中产阶级，也有不少专业人士。中共警觉事态严重，因此中国各大网络平台很快便不再提供移民相关的搜索量相关信息。

严格限制「非必要出境」

由于感到民族主义宣传愈发无力，以及害怕外汇储备不足、专业人才外流等因素，中共官方用各种办法收紧中国人出国出境的空间。5月初，移民管理局颁布新规，称严格限制、「劝阻」中国公民「非必要出境」（包括旅游和探亲）。即使出国留学、就业等在名义上还是必要事务，边检人员仍然会对出国人员百般刁难，很多人最终仍然被阻拦；很多网民也爆料说，自己不能以留学为名义办理护照，甚至自己的护照被剪角作废，而官方「闢谣」并不可能打消社会大众疑虑。

自从新冠疫情爆发以来，中共政权一直自诩自己严格封控的措施是「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比起西方有着「制度优越性」，试图在中美帝国主义冲突下巩固自身统治；大多数西方国家政府对于疫情的灾难性应对不当（5月17日，美国官方通报死于新冠人数破100万大关），也很大程度帮到这一宣传，但今年奥密克戎变种病毒攻破中国防疫大门，广大工人阶级甚至很多中产阶级都面临收入更加不稳定、生活水平恶化、「内卷」进一步加剧的现状。这些无疑都挑战着中共官方民族主义胜利叙事。可以说，很多人「润」的念头，并非始于防疫乱象，但疫情封控加剧了这一念头。

当前「润学」兴起的一个重要特徵，便是很多中产阶级人群对社会的愤怒，当中部分会走向激进化。所谓「中产阶级」，其实主要是相当一部分小资产阶级和收入较高的白领工人；总的来说，因其所处地位，在社会未处于深重危机之时，这一人群总体上政治冷感、「岁静」或保守，是中共独裁的重要社会基础。但现如今，中国经济已经进一步下行，社会矛盾不断加剧，「内卷」太严重、生活压力太大，政治环境更加高压，很多人便觉得中国并没有比世界其他国家优越，因而动了移民念头——这其中便包括很多中产人士。

但是，即使是「中产阶级」，大部分其实也不具备「润」的硬性条件，大多数人想「润」也只是在封城下的本能反应，而不是有实际计划，在可预见的未来还是会留在中国。那麽广大基层工人怎麽办呢？特别是，中国只有约5%的最富裕人口月收入超过5000元，而这样的收入距离移民也差很远。在当前全球经济危机、民族主义思潮普遍升温的情况下，不但西方「民主」国家不可能为了展现自身「民主」「自由」而真的敞开移民大门，而且中国移民也不可避免会成为他们移民所在地种族主义攻击、歧视和归罪对象。这正反映资本主义的本质：需要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分化来维持统治阶级经济和政治权力。同时，很多民众也会觉得「润」是一种消极的逃避行为，因而不甘心放弃自己在国内的一切就移民出去，仍然坚守在中国。

「润学」兴起的背后

最终真的「润」出去的人有多少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润学」兴起显示，民间对于倒车的社会现状失望和不满的情绪正急剧升温。特别是过去几个月，以防疫为名的粗暴的社会控制持续升级，令中国广泛人口集体震惊，并且惊醒起来。仍然留在中国国内的普罗大众，如果不默默接受现状，或者是「躺平」消极抵抗，就只能起身更激烈反抗。现在中国一切从上到下的社会问题，根源都是在于中共独裁统治，以及其捍卫的威权资本主义制度。群众的社会反抗若要触及根本，必须联繫到推翻现行威权资本主义体制，而这需要工人阶级迈出第一步，发展自己的战斗性独立组织、独立工会和真正的社会主义政党。

疫情封控下中国大学生受尽打压

中国各地都在爆发学生抗议，反对政府强硬的清零政策，包括最近在北京大学数百名学生的示威，吸引了全球媒体的目光。

自今年三月上海爆发了新一轮奥密克戎新冠疫情以来，中国政府处于一个高度紧绷的状态。全国各地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封控。在5月1日，日本金融集团野村估计，中国有46个城市处于全面或局部封城，影响3.54亿人。这样的政策不仅没有解决疫情，反而使群众的生活雪上加霜，造成了人道主义灾难。

在中国的高校制度下，一个大学的学生可以达到上万人，而他们的日常生活都不得不依赖外界的物资保障，这使大学生在高压管制之下面临更困难的处境。根据学生在网络平台上的反映，很多大学生由于得不到及时转运，被迫和阳性病例一起隔离在宿舍楼中，导致很多健康学生感染或者二次感染。在另一些学校，学生也面临只有乾粮，没有新鲜的肉或蔬菜。还有一些材料称，学校连基本的卫生用品或日常用药都无法提供，尤其是需要医院开具证明的处方药，学生们不得不自发地开展以物换物。上海的大学生还报告称，由于封控下达时他们正在实验室或者体育馆，因此不得不就地隔离，打地铺席地而睡。

在物资供应相对充足的学校，情况也不容乐观。在上海同济大学，提供的猪肉中出现了猪肉絛虫的卵，这种寄生虫可能导致患者双目失明、甚至瘫痪死亡。与此同时，上海梅陇镇也出现了猪肉絛虫的案例。可见，这已经不能归结于「个案」，而是高压封控下的制度性问题。可笑的是，政府竟然言之凿凿地说：「未发现不合格的情况」。但是居民和学生录製的视频、拍摄的照片一定不是空穴来风。虽然相关评论在网络上遭到了大范围的删除，但仍然可以搜索到当时拍摄的图片。

在封控区以外，大学生也往往面临额外镇压。一方面，政府自89运动之后一直将大学生视为潜在的破坏社会稳定的群体，另一方面，校方在政府的高压下害怕承担责任。因此，这些地方政府和校方倾向于将大学生严厉管控起来。例如说在珠海市，当全体市民都可以正常工作生活的时候，大学生仍然不被允许自由出入。很多学生必需的办证、考试甚至买药都无法得到满足。在其他地区，有很多学生表示学校只管控学生却不管控教职工。这种高压管制已经脱离了必要的疫情管控，而成为了统治阶级加强镇压力度的手段。

高压管制

面对政府和校方的高压政策，一部分大学生自发地起来组织了抗争行动。相比于前两年的大学生抗议封校运动，今年的大学生运动无论是在思想上还是在行动上都有了较为明显的变化。例如说，在3月，四川大学学生打出了「川大不是官僚的川大」、「团结起来反对官僚主义」的标语，并组织串联罢课和游行。迫于学生的压力，校方不得不宣布解封。受到四川大学学生运动的鼓舞，其他一些学校学生也争相效彷，例如武汉科技大学学生也挂出了抗议封校的条幅，最终迫使校方妥协。五月，北京大学的研究生遭到控制，校方在隔离区外修建了临时的外牆，被愤怒的学生推翻。学生代表还要求校领导签字承诺不追究抗议学生。而另一些抗议者就没这麽「好运」。鲁东大学学生孙健在校园内举着自己写的标语游行，遭到校方和警察的抓捕，最后遭到校方开除。

相比于举横幅或举牌抗议，更多大学生选择在网络上表达自己的不满。在大学生用户较多的豆瓣、知乎和B站，「躺平」和「润学」（意为逃离中国）这样的话题再一次被激烈地讨论。在微博上，大学生们发布了抗议封校的言论。这些信息大多数都遭到网络审查，校方和政府更是沆瀣一气，通过技术手段找到发布此类言论的学生，然后「谈话警告」，以开除作为威胁要求他们删除微博。珠海市一名大学生在公众号中写道：「他们（校方）半夜把我单独叫到会议室，质问我是不是在网络上发表了抹黑学校形象的言论，并多次强调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在武汉，校方禁止学生在社交平台发布和讨论与抗议有关的言论或图片，否则将「给予处分。

大学生目前遭到的高压管控显然已经脱离了正常疫情管理的范围。统治阶级害怕政治动盪影响到他们的权威，因此宁可牺牲大学生的基本权利。我们也看到，大学生组织了一系列的抗议运动，虽然这还处于一个自发和初期的状态，但他们的思想转变有目共睹，很多过去支持中共的大学生也在网络上表示自己感到失望和不满。我们认为，必须要用民主的社会主义方案来替代现在这种政策僵化的独裁制度，这样才能保障学生和工人最基本的生活权利。

连花清瘟胶囊──神药还是神棍？

上海在过去超过一个月的封城灾难中，居民一直面临被困在家中或小区内，不允许外出购物而导致食品、生活必需品、甚至药品都严重不足的情况。由于将2800万居民封锁几星期根本是荒谬且不可行，加上腐败和官僚行政的低效，政府发放的物资对于上海居民而言不过杯水车薪，上海居民只能各自想方设法团购以缓解困境。然而，在整个封城的日子裡，被官方所吹捧的中成药「连花清瘟胶囊」却有着最充足的供应量，保证每家每户都至少能有两盒。民众自然而然的质疑：这到底是「神药」还是另一个为煽动民族主义而编织的「神话」？

药厂的辩解

首先，对于这款中成药，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它绝对不是针对新冠病毒所研发和生产的，而是由製药企业「以岭药业」在2004年「花了15天时间研发」出来的一款中成药。当新冠肺炎在2020年爆发之时，5月药厂就在《植物医学》（Phytomedicine）中发表报告指「连花清瘟」对新冠肺炎的「主要临床症状（发热、乏力、咳嗽等）」具有改善作用，症壮持续时间有所缩短。因此，此药随即被国家卫建委列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中。同时药厂也声称「研究报告」指「连花清瘟」可降低新冠肺炎阳性感染率达76%。这些基本上就是药厂面对质疑自我辩解所提出的「证据」。

而然仔细检视，这些所谓的「证据」非常薄弱。这款中成药事实上是2003年针对SARS非典型肺炎而开发的，而由于SARS非典型肺炎疫情相对短时间内就平息，因此在研发过程中根本没有足够的病患作为样本，随后的随机对照试验以及第四期临床试验也就不了了之。随后在2009年，以岭药业再将此药註册研究用于H1N1流感的治疗，报告的结果被认为未达统计学意义。

直到2020年，「连花清瘟」乘着中共的民族主义宣传东风，在被吹嘘为「国士」的钟南山背书下，成为了中国对抗疫情的神药。《社会主义者》杂誌谘询过一位香港註册的中药药剂师的意见，她认为，以中医体系的角度来看，「连花清瘟」的药方仅仅是对于「症状」有效，而并不代表对「疾病」本身有治癒作用，不可能有任何的「预防」作用。

相比起药效，更令人关心的是背后的利益输送问题。2015年，锺南山就与以岭药业的老闆吴以岭签订了关于连花清瘟药品的合作研究项目，并在2019年成立了「南山──以岭肺络联合研究中心」。因此，锺南山本人与以岭药业有着明显的利益关係，然而，这一层关係却没有在任何一篇论文或研究报告中公开披露。

不仅以岭药业，同时被纳入卫建委《诊疗方案》中的「血必淨」注射药液，由红日药业生产，而红日药业正是锺南山作为董事的天津红日健达康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的主要股东之一（持股12.5%）。

这样直接而赤裸裸的利益瓜葛，在中共的官僚资本主义制度下却堂而皇之地进行着。在被封控的城市，「连花清瘟」有着绝对充足的存货，保证送到每家每户手中。据统计，这样的货运量至少占用了上海封城其间全部运力的三分之一。以岭药业从中获得了巨额利润，代价却是由民众承受着这些药效不明以及安全性成疑的风险。

又是民族主义

中共显然把这一场新冠疫情同时作为民族主义的表演舞台。习近平为了竖立他所认为的「民族自信」，甚至将中国传统医药与现代医学人为地对立起来，让大批网络水军攻击诋毁各种现代药品的安全性和疗效。这一点甚至连很多中国的传统中医师都感到费解。中共一直宣称自己之所以要坚持清零政策是为了保护民众的生命安全，而事实是从製药企业到病毒检测机构都在过程中赚取了难以想像的利润。根据《福布斯》杂誌表示，中国百大富豪中有十分之一都来自医疗或医药产业的。中共专政官僚与中国资本主义体制下的资本家各得其所，而没有任何选择权和发言权的民众却只能成为被宰割的对象。因此，维护群众的利益和健康，不仅仅要挑战中共的官僚专制，更要打倒整个资本主义制度。

上海疫情的悲剧：一场无可推卸的人祸

至五月，上海终于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本市疫情得到了有效控制，取得了阶段性成效。但这个乐观的声明所不能掩盖的，是上海市的灾难很大程度上绝非天灾，纯属人祸——这场人祸并没有随着官方所说“疫情得到有效控制”而终止。

我们处于新冠疫情的第三年，但习近平政权却没有汲取任何科学的教训。连之前与中共友好的世卫组织最近也客气地表示“清零策略是不可持续的”。

在封城后的上海，哪些品牌能提供生活保障物资、哪些企业能成为保供企业，统统由官方拍板决定。于是，受严格管制的物资供应为当地留下了巨大的贪腐空间。在暗箱操作下，大量皮包公司和劣迹斑斑的企业成为了红头文件上的“保供企业”。

上海因为官僚的低效与腐败而出现了生活物资的紧缺，反过来生活物资的紧缺又使官僚与投机者得以更加疯狂地盈利。就这样，上海出现了一幅奇观：在京东等相对有保障的电商平台卡在了保供资格审批上不得送货的同时，一些资质存疑的“保供单位”却顺利获得批准，一路绿灯地为居民送来了臭掉的榨菜、变质变味的猪肉等各路劣质食品，而各地无偿捐赠的物资有的被捂在仓库里，有的被高价倒卖，有的甚至被扔进了垃圾桶。

有人会问，难道社区居委会不是“群众性自治组织”吗？他们难道不能从基层做起、抗衡这种恶劣行径吗？

很遗憾，不能。居委会名义上来看是群众性自治组织，但他们只是自上而下承接上级命令的体制末梢，严格听从上级“从严从紧防控”的指挥，既不群众又不自治；一些居委干部更是颇有官老爷风范，有趁火打劫索要珠宝的，有放任菜蔬在仓库里烂掉的，不一而足。群众即使试图参与到社区工作中去，也只能担任服从命令听指挥的志愿者，进行一些事务性的工作，并没有民主、自治的机会。

“生命至上、人民至上”？

根据习近平的讲话，上海的疫情防控措施都是基于“生命至上、人民至上”的理念，“经受住了武汉保卫战以来最为严峻的防控考验”。

可事实呢？截止五月六日，上海新冠患者的死亡病例共计五百馀例；而作为对照，上海群众自发记录的、不计入卫健委报告的疫情“次生灾害”死者不完全统计就已经有近两百例。这些死者中很多本来可以救回来。但是，有的医院“为了防疫”已经关掉了急诊和发热门诊所以不接收病人入院，有的医院要求病人必须先做核酸检测再抢救，哪怕病人已经不可能活着看到核酸结果；有的社区底气十足地拦住准备就医的重症病人，以防疫之名叫他们“想出去就别回来”；而因为封控而断药、断氧、救护车调度困难则使众多病人只能在小区、养老院里等待已经来不及抵达的治疗，然后默默死去。

他们没有死于疫情——他们死于疫情“防控”，而他们的死在官僚眼里甚至连疫情死亡数字都不是。

“大概在10号到11号，氧气瓶就完全没了，有三个老人很明确是因为氧气跟不上，慢慢地死去。

我们养老院在一个市中心的位置，被上海市的大医院包围，平时救护车也就是5分钟的车程，是很方便的，但是现在拨了120，车子得从很远的地方调过来，要2~3个小时。等待的过程中，老人氧气跟不上，手指、脚趾慢慢发黑，呼吸频率加快，最后死掉了。”

——上海一家养老院长的口述

自始至终，上海和北京的官僚都只考虑了疫情数据与经济数据的权衡取舍。对他们而言，上海的民生在经济数据与疫情数据面前分文不值，所谓“生命至上、人民至上”只不过是政绩单子上的“数据至上”。

在中国官方的神话里，党中央的方针和官僚集团的领导彷佛已经成为了万灵的处方，但在群众目睹了政策的左右摇摆，并为官僚集团的“政绩”付出了巨大代价之后，这一套谎言就再也不能欺骗他们了。群众政治意识的逐渐复苏——从观察与思考现状出发，他们积累下了对官僚的无能、残暴、腐败、乱指挥的愤怒。工人阶级需要组织民主的救灾委员会，接管分配物资和管理社区的权力，才能有效使居民自我组织起来，并严惩扣押物资的腐败官员。

扯下皇帝的新衣——大翻译运动

众所周知，中共的内外宣传有着天壤之别。多年以来，通过建立严格的舆论管制体系，设置网络防火墙、控评、利用信息茧房所带来的信息不对称等等，以更好的操纵和愚弄中国的人民群众，为自己服务。

在今年二月份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事件上更是将这一手段发挥到了极致。一方面在国际上采取模煳的“中立立场”，既反对对俄制裁，并且在联合国投票反对谴责俄罗斯，但又给乌克兰提供所谓的民用物资捐助（这背后必然是基于利益考量），试图在海内外群众面前装扮成“好人”；这些虚伪愚弄了泽连斯基政权，使其要求中国政府向普京施压停战。另一方面，又大肆放任亲俄国公开支持侵略战争的舆论报道（包括假新闻）充斥内地网络平台，甚至通过自己的喉舌媒体发声去支持俄罗斯，比如播放俄罗斯官方和民间的宣传片进行暗示，却限制同情乌克兰或者宣传反战思想以及资讯流出，在这种封闭式单方面灌输的影响之下，宣扬暴力以及好战的狂热民粹主义思想在内地网络甚嚣尘上，比如在俄罗斯刚刚发动侵略后，有关“趁机收留、带走乌克兰美女”的性骚扰言论就在各大平台刷屏。

在此背景下，大翻译运动（英语：The Great Translation Movement， 简称TGTM）应运而生。这是在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期间出现的一场网络群体运动，旨在翻译中国互联网的舆论内容，中国共产党党媒官媒的部分报道以及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人民的“控制与洗脑”，以展现中国共产党治下的中国民粹主义和排外主义立场以及中国部分城市在清零政策下的悲惨景象，促使海内外华人从中国大陆的假新闻与政治宣传中脱离。3月17日，大翻译运动官方推特发文称其目的不是抹黑，而是忠实的翻译“谎言”。

打破中共的两面三刀

大翻译运动最早起源于Reddit论坛的数个中文子板块之间，该运动由“分散在世界各地的00后中国人组成”，他们将中国“局域网”的言论翻译为英、法、德、日、韩和阿拉伯语，“向全世界多角度，深层次，有理据地展现大陆人的言行举止”。简而言之，就是打破信息封锁，戳穿中共玩两面手法的宣传谎言以及中国官方媒体横行多年的民粹主义遮羞布。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大翻译运动出现后，就立刻引起中国各大媒体的极度不满与贬斥，以至于新浪财经、澎湃新闻等等都要反复高呼“过激言论不可取，极端言论不必理”、“境外势力别有用心”的口号标语了。

对于大翻译运动，我们马克思主义者需要辩证地看待，它是充满矛盾的。运动中有进步也有不甚进步的元素。它无疑可以在教育群众和揭露国家宣传中发挥正面作用，但单靠它却不会带来改革。它并不能迫使独裁政权的媒体自我纠正。现存体制并不能通过施压而自我改良。需要一个政治力量来运用这些资讯，并将之联系至一个斗争的纲领。只有建设一个群众性工人运动，组织所有受压迫阶层来反对独裁体制和资本主义，才可以带来真正的改变。同时也要注意到大翻译运动群体构成复杂，大量成员寄希望于虚无缥缈的资产阶级民主，妄想通过文宣工作推动所谓西化，并且相当部分参与者也是右翼种族主义者（因为痛恨中共而迁怒到整个中国人群体），不可能从根本上带来改变，所取得的成果也就只能到此为止了。

大翻译运动的冒起是中共的另一病征——政治和经济病毒正在侵蚀中共（同时危机也在世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发生）。越来越多中产阶级和青年，以至工人阶级对现存秩序感到绝望。当今局势更加展示出工人阶级社会主义出路的需要。

新冠疫情之下：中共民族主义宣传泡影

在经济、国际政治多重危机交织下，上海疫情治理的混乱黑暗又加重了中共政权的统治危机。在疫情这场针对工人阶级的官僚+资本主义惨剧中，中共政权希望以更强民族主义宣传掩盖社会根本矛盾，扭曲群众的激进化情绪。其威胁需要被揭穿，而现实亦不断展现其宣传仅为虚弱的谎言。

上海在爆发性疫情下，在这座以所谓现代化行政管理着称的都市里，物价飞涨、物资短缺、官僚基层管理混乱、资本家囤积居奇等现象成为市民生活的主导，为工人阶级造成了深重灾难。问题不仅指向残暴的清零政策，更指向资本主义—官僚统治体系本身。

而以民族概念压制阶级对立又成为中共以至所有资本主义政权的宣传伎俩。中共不断宣传“集中力量办大事”及“众志成城的团结力量”等抗疫概念，并以美国为案例进行拉踩，向工人们灌输只有中华民族团结和受党一致领导才能渡过危机的观点，并将异议者在网军协助下打为民族叛徒等。

同样，中共利用鼓吹“国产疫苗”、“国产抗疫产品”等转移矛盾，一方面煽动民族热情，另一方面将造成危机的官员大而化小为一小撮卖国的“买办坏人”，将根本性的体系问题偷换成部分问题，许多受毛派思想影响的青年在此时亦被这种民族主义宣传所蛊惑，例如上海市3月曾发文支持疫苗外国进口，毛派将此举视为上海官僚进行卖国买办活动的体现，将阶级矛盾偷换为民族矛盾。

必须揭穿这些谎言，譬如将无人道的全封闭式管控，美化为中共领导下的“全域静态管控”，作出动态清零可持续的假象，亦或是对外宣布上海物资充足，掩盖囤积贪汙物资与饥饿现象普遍存在的惨状，这些谎言都以虚假宣传维持着摇摇欲坠的中国抗疫“神话”。于中国而言，中共政绩至上的僵化动态清零政策只是大大恶化工人阶级蒙受的灾难，而背后的资本主义秩序则是根本原因。所谓团结抗疫，根本目的是消弭工人阶级的反抗行动，打压异见者，维护官僚资产阶级统治的稳固。

民族主义宣传幻灭

其次，我们也看到这种民族主义宣传在危机不断深化下的脆弱性。网络上流传的诸多关于上海疫情中基层管理者粗暴行事、官僚贪汙浪费物资的录像，以及群众诉说生活艰辛的音频，正在激起愈来愈多的失望与愤怒，这让中共的民族主义宣传受挫。中国网民将2022年的上海与1945年国民党统治下的物价飞涨、囤积居奇的上海相比，不仅将矛头指向资本家亦指向官僚。更广泛的，“润学”（研究中国人移民海外的方法的学问）也成为墙内网络讨论的风潮，可以见得许多在疫情中受到打击的群众，对中共的统治能力失去信心，也对中共的民族主义宣传感到幻灭。

在民族主义宣传暴露出脆弱性时，我们亦要看到中共的宣传工具由强大的舆论管控工具所配合，并在统治危机加深时，必将加大民族主义蛊惑的力度。同时民族主义情绪仍在群众意识中仍拥有一定市场。粉红群体与激进化的群众意识的对立将进一步加深，必须妥善应对这种政治意识两极化的趋势。

所以社会主义者必须坚持阶级斗争、国际主义的观点，并有需要将工人群众组织起来，用国际工人团结抗争回应民族主义幻想，只有追求团结抗争，对抗中共领导下的独裁资本主义体系，才有机会建立工人民主管理的计划经济体系来改善疫情中的社会治理，不让此波疫情中的人道主义灾难再次发生。

渔沟中学“6+1”事件：政府洗白使小粉红感“被背叛”

2022年3月31日晚，安徽渔沟中学发生了一起校园欺凌惨剧，少年王鑫磊在学校宿舍被一名高年级学生带领6名同伴殴打致死。次日一早，王鑫磊的家长来到校门口，其父身着军装申冤哭诉，并拍摄视频请求公众关注。该视频一经传播，迅速激起广泛关注和同情，成为当下最热点的公众事件。

不久后，当地警方就此事发布了情况通报，称“王鑫磊系与另一名同龄同学的肢体冲突中死亡，不存在群殴情况。王父为普通农民，并非军人。”公众对此并不买账——事实上，中共近年常常对网络热点事件进行蹩脚地“辟谣”对民意堵嘴，已经彻底失去了公信力。民众纷纷到当地警方的社媒帐号下斥责当地警方的无耻、政府的腐败，广泛上传自媒体视频，提出要求政府公开调查、伸张正义的诉求。

而中共官方的回应则是要求各媒体平台采用取消相关热搜、删除评论、屏蔽视频等手段，强力压制高涨的民意。官媒“山东观察”甚至因不顾禁令持续关注报道渔沟中学事件遭到抖音的封号。王父也再次发布视频要求网友不要再传播此事，眼细的网友发现其身上有被殴打的痕迹。

官方此举让许多义愤填膺的“小粉红”们大感寒心，纷纷表示“如果事情一直被压，就再也不相信党和国家了”。面对这些包括退伍军人在内的失控民族主义者，为了维护中共统治所培养的民族主义，中共出动了另一批网军，指责他们是破坏社会稳定的“1450”（台湾间谍、境外势力）。

“校誉”

这种指责显然是荒谬的。来自中国的读者一定亲历或目睹过校园暴力：中国学生不但要长期遭受到来自学校、老师的体制的恐怖高压，同学之间的关系也遵循恃强凌弱的丛林法则。学校在处理校园暴力事件时总是罔顾校规法纪，根据家庭背景、学习成绩偏袒一方或干脆大事化小，而且为了所谓的“校誉”而掩盖事件。相当部分网络上的小粉红都是大城市的中产阶级下层青年，但之所以心甘情愿成为民族主义的拥趸，与其对现存生活感到不满、渴望得到虚假的民族共同体给予的庇护有直接关系。中共公开庇护行凶者，自然让部分小粉红幻想破灭，深感背叛。 可见民族主义势力的失控可以使中共统治更加不稳。

我们的认为，应对如此惨烈悲剧，必需包括学生、教职工与家长成立独立的调查委员会彻查真相、追究责任。学生有权成立独立的学生会，团结起来参与制定政策以防止校园欺凌。可是，中共各级官僚不可能容许任何挑战其权威的自治组织、威胁独裁政权稳固的民主诉求发展，他们只会粗暴地镇压民意，纵容行凶者、学校和警察沆瀣一气，为“负面新闻”洗白，炮制6+1=1的谎言；因此，中国青年只有在革命社会主义的纲领指引下团结对抗整个反动的独裁政权，才能根绝这种暴虐恐怖。

996惨剧：上海设计员工被累死

2022年2月16日，有网友发布《尤安设计员工曝同事疑似被累死》一文，引发热烈讨论。文章爆料，上海名为“尤安巨作”的建筑设计公司，26岁设计师赵磊在15日清晨因过度加班在出租屋内猝死。随后，赵磊生前的同事向媒体披露，“尤安巨作”一直存在加班现象，公司规定的上班时间是上午九点到晚上六点，但是员工能十点下班就算是很早的了。赵磊在毕业后就来到这家企业工作，整整两年没有回家，结果却被克扣了年终奖金，这种事情在“尤安巨作”也不少见。然而，17日上午媒体记者采访该公司负责人，负责人却矢口否认员工猝死与加班存在关系，“加班猝死纯属造谣”。

这样的悲剧是中国996劳动制度的又一起“杰作”。所谓996制指的是员工从早六点工作到晚九点，一周工作六天的制度。这样的劳动时间并不包含午休、午饭等休息时间，已大大超出了八小时工作时间的上限，而且员工为了不被公司开除，不得不拼命加班，竭力完成老板分配给他们的各种工作；就算没有额外的工作，他们也必须加班来赚取更多薪水，以便养家煳口。这样残酷的压榨本身就是慢性自杀，而猝死结局。在盘剥员工的同时，老板们也学会了如何回避责任、将悲剧的过错推得一干二净：他们会想办法消除公司考勤系统的记录，然后派出水军四处压制舆论，再用威逼利诱，迫使受害人家属和同事沉默，最后用一些空头支票消散公众的不满。

独立工会的力量

面对企业的压榨，员工个体很难做出有力的反抗。有些人乞灵于中国政府的仲裁和调解，然而中国政府早已选择与企业家首鼠两端，他们声称“一切都为企业家让步”！中国政府的统治基础是资本主义，它不可能也不愿意真正反对“资本”。数年来的斗争经验都用血淋淋的事实告诉我们，唯一能与资本抗衡的便是员工团结起来的力量。“团结就是力量”证明了工会的意义，它并非中共和企业家控制的、只会发月饼甚至打压罢工的“工会”，而是为了保护员工利益、群策群力的战斗性工会。也许最开始的斗争只是磨洋工和劳动仲裁，但是斗争的激烈与残酷会让劳动者开始走向这条道路。

社会主义者强烈抨击996等极端不人道的劳动制度，认为劳动者应当享受充足的休息时间与良好的工作待遇，支持工人阶级为改善自身条件而进行的种种斗争。我们必须认识到，劳动者应当组建战斗性的独立工会，才能在于老板的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建立战斗性的独立工会只是第一步，彻底结束996工作和剥削压迫的唯一方法，就是建立由劳工自下而上民主管理的企业，以及民主的计划经济体制，为此全体无产阶级都应团结起来，反对资本家与官僚的独裁统治。

唐山烧烤店事件：成因远不止“黑恶势力”，更源于制度性暴力

6月10日凌晨，在唐山“老汉城烧烤”烧烤店，男子陈继志性骚扰一名女顾客不成，因而恼羞成怒、殴打该名女子，并随后演变成与一群同行男子围殴4名女子。相关视频在网络流传迅速。这一事件引发了广泛的强烈愤慨。众多网民强烈谴责此事件，并且设法搜出这些打人者的身份。很多女性谈及自身生活中面临的性骚扰、性暴力威胁，亦有不少网民看到此案而联想到之前徐州铁链女一案，以及之前在浙江台州、云南丽江等地发生类似的暴力事件的明显关联。群众意识正在大大改变，认知到这种事件不是孤立个案，而是中国广泛的性别压迫问题一隅，也开始看到腐败的制度和官员是制造祸害的元凶之一。

事发后所有打人者全部被捕，但官方并非认真对待性别暴力。殴打发生时，唐山警方收到多通报警电话，但把事件标记为“一般打架”、30分钟后才到场，大部分行凶者是在距离案发现场很远的廊坊乃至江苏才被抓到。从流传的照片看，至少2名女性受害者伤势严重，然而官方通报却是说遭殴4名女子“轻伤”或“轻微伤”，并且受害者的情形至今仍然不明。

官方所作所为实质是转移焦点，把案件描绘成单纯的黑帮犯罪，旨在掩盖性别暴力，并借以加强警察对社会的控制。公安通报把重点落在行凶者的非法拘禁、洗钱等前科；各中共官媒仅是声称事件挑战了法律和“大众的安全感”、把案件定调为“涉黑涉恶”；最高检和唐山政府，则宣布常态化“扫黑除恶”。黑恶势力客观威胁群众安全、应被铲除，但官方表态明显是掩盖不平等的父权和阶级社会制度下，对于女性的系统性压迫带来的性别暴力问题。事实上是中共腐败体制下，黑帮自然与建制有相当的勾结。唐山市公安部更公告将该案件转由廊坊市的公安局实施侦办，因为当地公安部门很可能为涉案的恶势力提供“保护伞”。

此外，目前已有265个新浪微博帐号因所谓“挑唆性别对立”而被封禁，其他中国大陆社交媒体平台也在封杀很多批判性别压迫问题的言论。唐山市以疫情防控为名，要求外地人要在到达唐山48小时之前获得当地社区批准、到达后须签署保证不外出的保证书、记录自己市内行踪并拍照证明等等，实则阻挠外界了解真相——正是因为官方充当保护伞，女性受暴问题才一再发生却又最终不了了之。

中共当然是在歪曲事实，从而为加强镇压、扩大警察权力找借口，把焦点从女性受压迫问题上转移开来。中共抹黑女权主义、宣传女性应服从核心家庭观念、促进生育和婚姻，并加强对妇女生育权的控制。在中共官方引导之下，加上网络审查，目前墙内已经有很大一部分评论只说支持“严打”、判行凶者死刑或者无期徒刑等，但仅是强力的警察镇压，并不会改善中国社会中针对女性的性别暴力问题。实际上，整个中共独裁机器正是充斥并包庇着性暴力，家暴和性侵事件往往被轻判甚至无视，张高丽等权贵的施暴者常常能够逍遥法外。

同时，中共却害怕群众对性暴力事件产生愤怒，因而作出表面的让步。去年爆发的阿里巴巴女员工遭性侵案，被告之一王成文曾经被裁定有“猥亵行为”但无犯罪。但案件在今年6月22日却出现转折——山东济南一间人民法院一审宣判，另一被告人张国被以“强制猥亵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半，显示司法受到民众压力被迫改判被告坐牢。

性别暴力也并非凭空产生，而是联系到资本主义阶级制度——统治阶级需要暴力来维系统治，当然会病态地美化暴力行为；为了试图拯救生育率，同时不侵犯资本家总体利益，如今亲资本的中共势必强化父权制度与“阳刚之气”，并且为了对国内民众煽动民族主义，而鼓吹攻击性的“战狼”外交——这些都会衍生或鼓励到各种暴力言行。

无论官方如何引导舆论，性别暴力问题已是暴露无遗。地方黑恶势力、中共独裁机器与资本主义彼此交织，也维系着性别歧视与压迫的现状。所谓“雷霆风暴”整治行动并不会解决问题，用意仅在于加强镇压，并削弱群众自我抵抗（这也能解释道为何案发时，旁观男性顾客不敢劝阻施暴者——生怕自己见义勇为，反而被警方认定为斗殴，而自身也是社会弱势、无力承担司法后果）。根本分歧在于控制着社会绝大部分财富和权力的极少数富豪精英，与工人阶级为主的广大受压迫群众，而中共政权是与前者站在一起。因此，女性、全体工人阶级、年轻人及其他受压迫者需要自我组织，对任何官方机构都不抱幻想，以反中共独裁、反资本主义的纲领，直击性别压迫与对女性暴力的根源，从根本上对抗性别压迫。

中国：三十年以来最严重的危机

习近平成为中国终身独裁者的如意算盘，如今阴云笼罩——这正是一系列经济和政治的灾难。“清零”政策下的封城瘫痪了中国各主要城市，重挫了GDP增长，并将失业率推向新高；此外，还有如乌克兰战争不断加剧的帝国主义冲突。中国社会被猛然推入了三十年来最严重的危机。每个社会阶层都对于经济怀着深重的悲观态度，并担忧着未来可能的发展。粗劣的“清零”政策已经激起了对中共政权前所未有的愤怒。

据报，习近平已经指示高层官员要不惜一切代价，确保今年的GDP增长率比美国高，然而除非美国的经济出现硬着陆，否则这不大可能发生。彭博社已经将中国的GDP增长预测值下调到2%，而美国的增长预测则为2.8%。当前没有任何一间国际预测机构对中国2022年的GDP增长给出4.3%上的估算，远低于中国政府定下的5.5%目标。

中共今年稍后将要召开五年一度的党大会，习近平将在其中延任他的总书记第三任期，或者恢复早已废置的中共中央主席职位。党大会的作用不过是一个橡皮图章的仪式，而真正的决定早已由约40名官僚资本主义的头目在一系列黑箱交易中事先决定好了。

习近平高度集权、废除了过去四十年的“集体领导”制度（这个制度起源于邓小平发起的资本主义复辟过程）是中共政权与中国社会面临深重危机的表现。社会、政治与地缘的紧张状态正接近爆点。这些内部压力迫使中国资本主义寻求更高的国际地位，并是帝国主义冲突的根源之一。与此同时，中美新冷战又加剧了国内矛盾。

在今年，为了尽可能平稳地实现他的终身统治，习近平将稳定视为压倒一切的需要。在总理李克强于今年三月的人大会议递交的政府年度工作报告中，“稳定”一词被提及了76次。然而如今稳定却无从得见。

清零政策

今年，因高传染性的奥密克戎（Omicron）变种病毒疫情爆发，引发了专制下反乌托邦式的镇压行动。2022年的封城规模之大是人类史无前例的。超过3亿人直接受影响，必须忍受数周的居家隔离、失去收入、食物短缺、新冠以外的疾病得不到治疗，以及官僚暴力。甚至远离封锁区的地区也受到严重影响，表现在消费的骤降——因为人们害怕他们可能也将会面临封锁。

国家的网络审查令大众无法质疑习近平的“清零”政策。甚至世卫组织的温和批评（说清零政策是“不可持续的”）也被屏蔽掉。全球资本主义逐渐意识到，习近平政权将把这种“清零”政策至少坚持到中共二十大之后，并且全然不顾其极深重的经济代价。

经济代价已经表现在经济的急速下行，其中第二季度GDP极有可能会衰退。同时，已经有着过重财政负担的地方政府，现在又多了一个沉重负担：必须自行支付市民每隔72或48小时做一次的核酸检测资金。东吴证券发布的报告显示，为中国全部的一二线城市（涵盖5.05亿人口）进行常规核酸检测将要每年花费1.7万亿元，而这占中国GDP总量的1.3%，甚至超过中国每年1.45万亿的军费！

大部分地方政府都深陷于严重的财政危机。这是由于土地销售的骤减（根源为房地产泡沫的破裂）与税收降低（根源在于封城和政府减税政策）。日本银行野村证券表示，今年中国地方政府的资金缺口总计将达到6万亿人民币（约合8950亿美元）。全国各地的地方政府都正在对公务员减薪，甚至拒付2021年以来的奖金。

经济体量等同于阿根廷的上海，从三月下旬就处于封城状态。当局名义上在六月初解封，但随后官方又重新实施封城，如今这座城市的部分地区仍处于封锁。而北京名义上没有处于封锁，但自四月末以来，该城市的过半地区都曾在不同时间处于全面封锁。由于大规模民意反弹（主要来自上海）大量涌入社交媒体，甚至突破了火力全开的审查机器，如今媒体不得使用“封城”一词描述北京情况。

对于工人阶级，“清零”政策意味着更严重的剥削、更少的工资与更多的债务。例如在上海就有几乎五百万来自更贫穷省份的农民工。在封城期间，这些工人没有工作也没有收入。为了维持在上海这样一个大城市的生存，大部分农民工不得不与数人合租一个房间——不是一个公寓，而是一个房间，甚至仅仅一张床。在平常，这些工人仅仅在睡觉时回家，加班数小时以弥补生活费用。在封城期间这样过度拥挤的环境更是无法忍受。

为了满足资本家，特别是那些越来越多地从中国撤资的外国资本家的利益，在封城期间，一套“闭环”系统在部分工厂实行。这套系统意味着工人不是居家上班，而是直接住在工作的地方。例如，在上海的特斯拉巨型工厂中，数千汽车工人自封城起就睡在工厂地板上，每隔十二小时换班，每周工作六天。

在苹果公司的供应商广达电脑的上海分部雇佣了40000人，大多是低收入的农民工。在奥密克戎开始在厂区高墙内传播时，约100名工人为了逃脱与保安发生打斗。工人们控诉公司隐瞒疫情爆发且不隔离阳性患者。这个案例揭露了所谓“闭环”就是以工人的健康和生命为代价保障资本家的利润。

在上海一地，自三月起已经出现了至少七次与疫情有关的工人抗议。一个网络上流传的视频显示，数十个穿防护服的“大白”为争取所拖欠的工资游行抗议。另一场五月的抗议中，出现了“大白”与警察的冲突。抗议起因是政府违背让他们在返回家乡前，在酒店中隔离的诺言；而是将他们送往他们自己曾在其中工作的，条件极差、拥挤的方舱中心隔离。

社会控制的工具

以上的事件证明，中共政权声称自己防疫政策是“人民至上”就是个彻头彻尾的谎言。这同样也能用来回应国际上一些左翼组织：他们被中共的宣传所迷惑，因而支持中国的防疫政策、将其视为相对西方灾难性的防疫模式更进步的替代选择。实际上，中共的政治立场和西方政府同样反动、反工人阶级，同样维护资本主义。

习近平政权重视进行大规模核酸检测，掀起了核酸检测行业的“淘金热”。表现其一便是仅在去年就有超过400家核酸检测公司成立，其中许多公司都与中共统治精英有联系。财新传媒有报道指出，核酸检测公司在2022年第一季度获得巨额利润，如迪安诊断的收益上涨了122%。北京万泰生物是快速抗原检测的生产商，该公司的利润增长了198%。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新冠检测板块中，20家公司的净利润在2021年中翻倍。在中国最富有的100名亿万富翁中，超过十分之一出身于制药业与生物科技行业。

习近平政权不仅在坚持“清零”，还在将其转化为一个常态化的机制。大规模检测和隔离的基础设施正在迅速膨胀，全国范围正建造成百上千的永久性检测点。

如此一来，借用抗击疫情这个托辞，习近平政权显着强化了社会控制和镇压的机关。当局利用强制性的健康码来标记全体人员，使居民的行动受到严格限制。人们在超市购物或在公园遛狗时，需要展示智能手机上的绿色健康码。这项技术在两年前新冠疫情初期并不存在。当时震惊世界的武汉封城，比今年在上海和其他地方的封城要温和得多。

在警察国家手中，这项技术将不可避免地被用来镇压工人和其他挑战当局的人。这一点在河南省省会郑州尤为凸显，四家地区性村镇银行因庞氏骗局暴雷，导致100万储户无法从账户取钱。5月，数百名抗议者从中国各地来到郑州，要银行还钱。6月，当一场新的抗议活动召开时，储户发现他们的健康码在抵达郑州火车站时由绿色变为红色。但是，郑州是一个目前没有新冠病例的城市。警方围捕并隔离了抗议者，然后于第二天将他们强制送回家乡。

官媒罕见地一齐抨击郑州发生的这个事件。《中国日报》抨击市政府“越过了危险的红线”。就连民族主义小报《环球时报》也警告称，此类违反卫生法规的行为将“损害这一监测体系的威信”。这种有限的自我批评反映出官方知道公众非常不满。随着经济危机的恶化和残酷的新冠防疫政策的延续，民众的不满情绪有可能爆发。

经济直线下滑

经济危机并不只是（甚至并非主要是）因为习近平的“清零”政策，然而“清零”大大地加剧了经济下行这个情况。去年，房地产泡沫的最终破裂是决定性的经济转折点。房地产部门占中国GDP的28%。它是中共债务驱动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模式的主要动力，而这一动力现在已经失灵。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是，目前的债务水平超过了GDP的300%，这限制了中共通过金融刺激实现经济再增长的能力。全球资本家及其中国同行对中共没有与2008年甚至2020年规模相若的“大刀阔斧”刺激计划，而感到越来越悲观。

在过去的工国委CWI（ISA的前身）辩论中，国际书记处的前领导层认为，中国的高度国家控制是其斯大林主义历史的遗产，使该政权具有管理好经济以避免危机的独特能力。他们因此认为，中共能够做其他政府做不到的事情。

这确实正确，但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夸大中国的特别之处，可能会导致分析和观点上的失误。包括中港台的同志们认为，仅仅指出中国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的“独特”特征（具有明显官僚和国家干预特征的独裁资本主义经济，而非计划经济）还不够，还需要强调其局限性。这些差异并没有像一些资产阶级评论员想象的那样，赋予经济无敌或免于危机的能力。归根结底，尽管过程可以在不同的时间尺度上进行，但资本主义经济的规律本身是正确的。

房地产泡沫的破裂显示了“中国例外论”的矛盾两面。中国房地产市值55万亿美元，是美国房地产市场的两倍。这是前所未有的债务驱动扩张的结果，这是由于中共对银行系统的控制程度，以及城市和地区管理部门在通过快速基础设施建设推高地价方面的决定性作用。

国家政策为庞大的私有房地产市场的发展提供了框架，同时数百万中共地方官员通过金融投机积累了惊人的财富。但今天，随着房地产市场的过度扩张（买家不足，人口危机不断扩大，各个方向都有债务），同样的国有银行拒绝为苦苦挣扎的房地产公司提供资金，而地方政府本身也面临着历史性的信贷紧缩。

新屋销售额连续11个月下降，5月份同比下降59%，创下历史新低。尽管北京和许多地方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刺激措施，以吸引买家重返市场，但市场崩盘仍在加速。去年，房地产泡沫的破灭首先表现为恒大集团等大型开发商的流动性危机。正如我们所解释的，这只是冰山一角。这一点已经得到证实。此前四年（包括去年）共售出1300多万套住房，但今年的总销售量可能下降三分之一或更多。

消费者支出的崩溃与房地产危机有着相同的根源。人口危机、出生率下降和结婚率下降是重要因素。与2019年相比，工人和大部分中产阶级的境况明显恶化。许多人受到了减薪和失业的打击。人们对承担更多债务的态度更加沉默。像许多公司一样，家庭选择优先偿还现有债务，而不是进行新的开支。

新冠疫情和封城加速了消费者的习惯转变，其根源在于收入下降和工作不稳定状况增加。特别在年轻人中流行的“躺平”思潮，就是这一趋势的一种表现。他们正在摆脱消费主义、债务和中国资本主义的高压生活方式。

与去年相比，过去三个月的零售额分别萎缩了3.5%、11.1%和6.7%。第一季度手机销量同比下降14.1%，因为年轻人拒绝总是需要购买新款手机的狂热情绪（也就是“躺平”）。2022年前五个月，新车总销量下降了12%以上。

这些指标给中共政权显现出的是严峻的情形。20年来，中共政权一直吹嘘将国内消费（而非固定资产投资和出口）作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然而，2021年的消费仅占GDP的38.5%，这一比例低于20年前。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疫情期间，支撑经济的是中国强劲的出口增长，而不是国内消费。这种增长是基于暂时的趋势，因为封锁和在家工作为中国制造的笔记本电脑和其他电子设备创造了巨大的市场。这一趋势正如预期的那样逐渐减弱。今年迄今为止，中国笔记本电脑的出口下降了16%。

失业率飙升是中国经济问题最令人担忧的指标。北京大学学者6月份的一份报告警告称，中国的失业率可能达到2020年的水平，当时有12%的劳动力失业。

官方失业数据低估了实际情况，因为排除了2.9亿农民工。然而最具爆炸性的数字是16-24岁的失业率，这在5月份达到了18.4%的历史新高。这是美国青年失业率（7.9%）的两倍多，也高于欧盟同一指标（13.9%）。一千万大学毕业生将在未来三个月内进入劳动力市场，到目前为止，只有20%的人找到了工作，而去年同期有60%。

新程度的经济困难和不确定性正在塑造年轻人、工人和农民工的意识，他们对中共管理经济事务能力的信心彻底动摇。年轻一代的激进化反映在社交媒体上——那里是中国有限的公众讨论和社会评论的唯一渠道。

2020年的网络流行语是“内卷”，意思是因为缺乏资源而疯狂竞次。2021年，尽管还不意味着有明确的阶级意识，“躺平”思潮更为明确地拒绝了中国资本主义的疯狂竞争。今年的流行语是“润”，甚至被称为“润学”，尽管这不是一场运动，而是一种强烈的社会情绪，但是正如前面提到的其他例子一样。“润”起源于公众对上海封锁暴行的强烈反对，尤其是渴望逃离这个国家以逃避镇压和极权统治。

这些群众意识的转变标志着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群众越来越不认同中共的统治，意识到了整个社会的危机。这自然只是第一阶段，还不是一个连贯的替代方案，但却是对旧规范和幻想的决定性突破。

随着习近平试图在未来几十年巩固自己的控制，下一个时期的统治将更加动荡不稳。中国的人口危机——劳动者和消费者规模的缩减——及其停滞不前的债务驱动经济，越来越有可能破坏该政权超越美帝国主义的庞大野心，当然美帝自身也面临着严重问题。对于社会主义者来说，随着世界资本主义两大经济和军事强国进入前所未有的危机和政治动荡阶段，这些发展具有巨大影响。

河南村镇银行爆雷　储户维权示威遭流氓暴力袭击

自上月开始，河南多家村镇银行“爆雷”，涉及全国共十几万储户共计近400亿元人民币存款。河南政府当局为阻止民众到河南维权，将1317名外地储户及其家人的“健康码”转红，不管他们是否有意到河南维权都令他们寸步难行。这种公然滥权的行径令中共中央政府都无法包庇辩护，象征性地处罚了几个官员。这也令民众对“健康码”的信任完全破产。

而银行危机依然悬而未决，地方政府搪塞称这是个人的金融犯罪行为，会继续追查并追回赃款，但这一承诺遥遥无期。中央政府置身事外，对事件发展听之任之，也显然无意动用银保基金赔偿储户以平息事件，这种奇怪的态度令人不解。因此有人猜测要么同类型的银行问题可能遍及全国各级银行，规模远超想像，将来爆发同样危机的话银保基金将无力支付；要么在官僚腐败操作下银保基金根本已全面亏空，连现时400亿的存款金都无法保障。

因此，7月10日近3000名全国各地的村镇银行储户到郑州人民银行支行外示威，打出反腐败、反暴力、反滥权，要求人权法治以及要求取回存款等标语。地方政府当局派出大批警察将示威者围困在银行门外，更有大批身份不明的“白衣人”组成人链围堵示威者。随后白衣人出手袭击殴打示威群众，从网上流传的片段可见，白衣人以整齐的队形小跑冲入示威群众当中施暴。这次暴力袭击绝非自发，而是有谋划的。毫不意外，很多人怀疑这批流氓根本就是警员伪装。

这一熟悉的画面马上令人联想到香港2019年抗暴中的情况，当时同样多次发生警察暴力，国内民众开始将两者作出类比。民众愤怒于政权暴行之余亦开始反思及怀疑中共2019年对反对警察镇压、争取民主权利的香港示威者的抹黑和谎言。这反映了中国民众意识的改变。这一改变也突显于上海封城，当时民众已开始表示自己开始理解香港民众为何奋起抗争，表明民众对发生在自己身上的种种不公待遇正瓦解过去中共所编织看似牢不可破的种种谎言。郑州这一重大事件仅是中国将要发生的事情的预演。深重的经济危机、政府内部权力斗争、愈发无理与残暴的“清零”防疫政策，正在点燃爆炸性阶级斗争的导火线。工人与青年需要独立的工会和学生会等民主控制的集体组织，确保斗争能够胜利。

中国：拯救地球，终结资本主义专制统治！

全球各地资本主义政府都在自吹自擂在应对气候变化的斗争中取得的进展。然而，战争、去全球化乃至于新冠疫情——这些都是资本主义处于危机中的表现——都成为不断增加使用化石燃料的借口。

中共独裁也喜欢自称为“绿色超级大国”，但实际上是最恶劣的气候灾难推手之一。而中国工人阶级和穷人们则是最容易受生态环境破坏影响的群体。到本世纪末，中国可能有多达5700万人因为海平面上升而流离失所——大部分会是住在上海和广州的人民。

煤炭瘾

中国资本主义对煤炭上了瘾。在2021年，中国占了全球新煤厂的过半产量。由于经济放缓，中共独裁政权正试图增加煤炭使用量，来再刺激经济增长。今年，中国政府取消了很多有关煤炭生产方面的限制措施，同时为煤炭项目额外发放了1000亿元人民币的贷款。由于西方国家制裁，俄罗斯的煤炭现在也要便宜得多。中国政府从5月1日起就取消了煤炭的进口关税。

在COP26（格拉斯哥举行的2021年联合国气候峰会），中国是拒绝在减少煤炭使用量的条约中签字的众多国家之一。尽管习近平承诺“停止在海外建设燃煤发电厂”，但中国帝国主义的实际作为却是南辕北辙。习近平的承诺并不包括中国企业正在兴建中的发电厂。这些发电厂每年合计的碳排放量可达3亿吨，相当于西班牙全国的年排放量。

水资源短缺

接踵而来的还有水资源危机。冰河的加速融化减少了可用的水资源。在被誉为世界“第三极”的青藏高原上，在过去的50年里，气温上升了3-3.5度。

自1990年代以来，长江的淡水减少了13.9%。中国最快在2030年，就可能达到用水量超过供水量的临界点。中共的“解决方案”是一项耗资620亿美元的大型南水北调工程。这意味着，居住在大坝建设地区的33万人口将被迫搬迁，当局几乎没有进行补偿，也没有提供任何工作机会。栖息地的破坏将造成水生生态系统的不平衡，并导致水质进一步恶化。

尽管这是一个“超级工程”，但归根结底，这对于应对中国供水量萎缩根本是杯水车薪。如果不摒弃化石燃料，全球变暖将继续加速干旱。中国海岸线沿线的海平面正以惊人的速度上升，去年海平面比1993-2011年高出84毫米。到2100年，上海一半的地区将被淹没或被洪水淹没。中国在国际上广受赞誉的方案是建造“海绵城市”（像海绵一样吸收和释放水的城市）。但只有15%的建设项目是由中央政府资助的，其馀的则是通过银行和开发商的税收减免获得的。然后，银行利用在“海绵城市”的投资回报继续投资于重汙染行业。

“海绵城市”

中共资本主义独裁还阻止媒体报道非法和不合格的施工，这意味着宣称已经交付的项目很多实际上是不能运作的。当局称作千年一遇的2021年的河南水灾中，郑州“智慧隧道”的自动防洪和抽水系统发生了灾难性的故障。

结果，数百辆汽车被困在被淹的隧道中，造成6人死亡（水灾总计有398人丧生）。这场灾难和其他灾难凸显了中国独立工会（被中共当局禁止）行使民主控制、决定何时停工和适当检查新基础设施的必要性。中共承诺从现在到2025年将增加“至少570吉瓦”的风能和太阳能。但对可再生能源的补贴正在逐步取消，2022年风电增长似乎正在放缓。官方数据还隐瞒了电力公司实际上购买的绿色能源总量——毕竟煤电通常更加便宜。

核能的危险

为了实现“2060年碳中和”的目标，北京计划到本世纪中叶将核电产能扩大七倍。鉴于中共在其他项目中，有着削减成本的建设丑闻这些不良记录，我们不应该对他们安全运营核电站这一点有一丝一毫信任。由于对外包和分包商的依赖日益增加，运营和废燃料储存的危险已经加剧。 只有摆脱资本主义桎梏和约束，实现民主规划，才能使我们快速过渡到我们需要的可再生能源系统，以确保人类和地球有着安全的未来。

中国“清零政策”：习近平的极权控制新时代

6月底，中共高层官员在北京发出重磅声明，扬言“未来五年常态化防疫”。 《北京日报》的一篇报道援引北京市委书记蔡奇的话，说“未来五年”北京将维持严厉的清零政策，其他官媒转载了这个报道。几个小时后，蔡奇的言论在社交媒体上引爆了舆论，文章随即被删除；审查员还删除了所有提及“五年”的内容。这是中共独裁政权和习派（蔡奇被视为习派“浙江帮”一员）的又一惊人过失。

面对经济困难和中共残酷的防疫政策，北京和上海等大城市的公众情绪发生了翻天复地的变化。今年的防疫措施标志着该政权已经完全“奥威尔化”。

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习近平政权的清零不是临时权宜之计，而是一个将在全国铺开的大规模、永久性、半军事化的社会控制系统。蔡奇的口误只是证实了我们所见。

中共正将在新疆研发的镇压技术推广全国，其中一部分已经用在了汉人地区——这种做法有时被称作“科技威权主义”。马克思主义者已然警告，在对穆斯林少数民族进行无情压迫的新疆，已成为了中共独裁政权大规模监控的试验场。这些监控和镇压手段将严重威胁全中国所有工人和青年。

尽管清零政策下肆意而残酷的大规模封城，还不能与新疆大规模关押和洗脑教育的白色恐怖相提并论，但中共仍然以伪医学的论据为基础，开展军事式执法。取代新疆的集中营和奴隶工厂的，是令人厌恶的方舱医院，和把工人“闭环管理”的资本主义生产线。

经济瘫痪

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日渐陷入瘫痪。官方在第二季度很可能会伪造GDP数据、制造虚假增长，因为如果把令人震惊的糟糕经济数据完全公之于众，习近平在二十大上正式开启终身执政的计划将进一步受到冲击。

失业率正在暴涨，北京大学的一份报告警告称，失业率可能会达到2020年疫情首次爆发时的水平；当时有12%的劳动力——即9300万人失业。大多数经济学家警告，由于多种因素，今年的经济衰退后，不太可能出现与两年前类似的快速V型反弹。

就全球形势来看，所有主要经济体都面临衰退风险。中国的房地产危机和相关的债务紧缩增加了下行压力。对许多人来说，收入和工作保障都不如两年前；消费者似乎并不太可能在下半年掀起一波“报复性消费”。

根据日本投行野村控股的数据，4月份中国有3.73亿人处于完全或部分封锁状态。随着感染率下降，6月份遭封控人口降至7400万人，但随着BA.5奥密克戎亚型变异株的传播，遭封控人口截止7月19日又回升至2.64亿。时隔六个月，1300万人口的西安于7月宣布再次封城。

那些在6月欢呼中国疫情封城恶梦“结束”的经济学者（当时上海获得短暂解封），显然是彷佛喝醉一般，过于接受中共宣传。但正如中国劳工论坛等所警告的那样，政府的策略注定“竹篮打水一场空”——特别是面对传播速度极快的新冠病毒新变种的时候。

中国制度更“优越”？

习近平说，中国有世界上最好的防疫政策。然而，他最有力的宣传，却是大部分西方政府在几十年来的新自由主义下，缩减医疗保健系统和预算后的糟糕表现。现在，疫苗接种计划和事实上的“群体免疫”（以巨大的社会代价实现）已经让大多数先进资本主义国家摆脱了疫情影响，习近平的“中国制度的优越性”的民族主义宣传已经无力了很多；而中国人民则开始将他们的苦难与国外似乎已经“恢复正常”的世界进行对比。

综观全球，中国染疫死亡数的确非常低，但许多患其他疾病的病人在封城期间被医院拒之门外，导致了大量未被统计的死亡。将数以千万计的人关在类似于单独监禁的条件下，使中国面临着巨大的心理健康危机，而医保系统捉襟见肘，难以应对这场危机（中国每十万人中有8.9名精神卫生工作者，而中高收入国家平均为每十万人拥有20.6名精神卫生工作者）。

无论是专制还是“民主”的资本主义政府都无法有效对抗新冠肺炎。习近平政权表示，反对习近平的清零路线就等于什么都不做或“躺平”。这绝非社会主义者的看法。有效抗击新冠肺炎需要强大的独立工人组织和充分的民主权利。

需要通过群众宣传，提高群众意识，也需要撤销中共对mRNA疫苗的进口禁令——因为mRNA疫苗的防疫效力要比国产疫苗高得多，尤其是对于老年人。任何紧急限制措施，应当由民主基层委员会组织作出民主决定。

作为给所有工人建立体面的福利体系的一步，需要建立全民失业和医疗保险。

中国的医疗体系需要大量投资和升级，需要强大的独立医护人员工会和民主的工人阶级控制。需要采取社会主义措施来接管资本家的财富，民主地实施计划经济。而这一切都需要结束独裁统治，建立一个完全民主的、工人阶级领导的社会。 

社会主义者与中美冷战

全球最大的金融投机商贝莱德的董事长芬克（Larry Fink）称：“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结束了我们在过去三十年中所经历的全球化”。直到今年早些时候，诸如芬克这些资本家都还在用将来时态谈论中美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冷战，而现在他们则正试图跟上世界形势的新变化。

但实际上，今天的中美冲突肇始于十年前奥巴马的“重返亚洲”策略。而习近平2012年在中国上台后，在大幅升级国内镇压和强硬控制的同时，也采取了更具侵略性和民族主义的外交政策。习近平摒弃了由邓小平以来的“韬光养晦”务实外交政策，转而吹嘘并夸大中国的能力。例如，尽管近年来中国在生物制药领域投资了数千亿美元，国产的新冠疫苗效力还是令人失望。

2018年，右翼民粹主义的特朗普担任美国总统期间，中美帝国主义的冲突升级，引发了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最大规模的贸易战。特朗普在2020年总统大选中输给拜登后，我们指出冷战将在新政府的领导下继续升级；这是因为冲突根源在于全球资本主义历史性危机这一客观过程，而不是在于执政的是哪个资本主义政党。

在ISA的2020年大会的世界展望决议中，我们提出，“中美冲突现在是全球局势的主轴”。正如该决议所阐明的那样：“世界资本主义正在走出主导过去40年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时代，并进入以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利益冲突为主导因素的‘地缘经济’时代。 ”

国家先于市场

上面引述的我们的观点，是在疫情和乌克兰战争之前提出的，而疫情与战争加速了这些过程，今天的世界进一步走向军国主义和更激烈的地缘政治权力斗争，经济发展趋势由前述局势决定，而不是引领局势发展。民族国家作为资本主义的强力工具，逐步取代“市场力量”居于主导地位。军事扩张和战略上去全球化成为当前的主要趋势。固然日本和德国是典型的国家军费扩张，其意义重大且令人担忧，但当前的问题不仅仅在于军费。

中国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海军，拥有355艘舰艇，并于6月下水了其第三艘、也是其最先进的福建号航空母舰——相对美国海军只有297艘舰艇。习近平提出“2027年建军百年目标”军事现代化计划，旨在建军100年时，中国军队将与美军分庭抗礼。许多评论员警告说，这恐怕就是习近平的攻台时间表，他下定决心将台湾置于北京的控制之下。然而，中国已经100年没有打过海战了。而且军事专家警告说，攻台将比1944年诺曼底登陆更加复杂。

欧洲和部分亚洲国家的统治阶级正在打造一种歇斯底里的政治气候，同时准备进一步掠夺工人阶级，以组织更庞大、更具杀伤力的军队。在全球各国，资本家及他们的政府的“解决”方案都是“增加军备”！民族主义、歇斯底里和晕头转向的状况在战争初期阶段很常见。但随着对反战、反资本主义和国际主义替代方案的支持增加，社会趋势将不可避免地发生转变。

最近在西班牙举行的北约峰会、在德国举行的G7会议以及在日本举行的四边安全对话都是具有历史意义的，这些会议都意味着西方各国协调起来的反制行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严厉程度——反制行动不仅是对俄罗斯，更是针对中国。北约2022年战略构想中首次将中国列入“系统性挑战”，证明了削弱中国是美帝国主义与北约最重要的长期目标。英国海军上将本·基伊爵士（Sir Ben Key）最近在演讲中强调了这一战略重点，他警告说，“仅仅关注熊（俄罗斯）有看不见虎（中国）的风险”。虽然中国的老虎数目很少，但是基伊爵士用老虎指代中国的意图还是很清楚（显然，领导海军并不需要对于动物学有任何了解）。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是所有这些会议的第一个议程。但是，四边安全对话是个例外，因为印度总理莫迪的参与使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需要传达一些不同的信息。印度拒绝站在反对俄罗斯的一方，部分原因是害怕自己反俄会让普京更靠近中国。多年来，中国一直在游说俄罗斯削减对印军售，而中印存在长期的边界争端。习近平实质支持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其部分盘算在于以此作为对付印度的筹码，让中国掌握包括核武器在内的俄罗斯军事技术。

末日

对实际上已被排挤出世界经济体系的俄罗斯实施严厉制裁有另一重目的，即是警告中国，在未来西方或将和中国摊牌；同时这也是对于未来制裁中国的预演。当开始制裁中国之时，全球将会受到与现今全然不同程度的影响。中国的经济规模是俄罗斯的十倍，对全球供应链、贸易和金融流动至关重要。一间西方大企业的老闆如是告诉《金融时报》：“如果把对俄罗斯的制裁用于中国，中国和世界的经济都会面临末日。”

双方都希望避免或推迟这种情况，但双方也在为这一天的到来做准备。就连在美苏冷战期间通过谈判将毛时代的中国带入西方阵营的基辛格（Henry Kissinger）也同意，不能让今天的资本主义中国成为“霸权”——尽管基辛格也警告说，中美的冲突潜力“堪比第一次世界大战”。

乌克兰战争的影响使美帝国主义能够集结其更多的盟友于其反华战略上。虽然分歧依然存在，例如在拜登政府的眼中，德国政府仍与中俄有纠葛；但与2月入侵前各国政府的立场相比，他们的分歧已大大缩窄。

新形势也为美国军工业带来了一笔意外之财。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几天后，德国政府便决定将其军事预算从2021年的470亿欧元增加到2022年的1000亿欧元，并随即购买了35架能够携带核武器的美国F-35战斗机（估价40亿欧元）。随着德国和欧洲逐渐避免使用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美国能源行业也将获得巨大收益。今年前四个月，从美国到欧洲的液化天然气运输量与2021年同期相比增加了两倍。

北约及其盟友

在马德里举行的北约峰会，首次邀请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参加。这不仅仅是在警告北京，而且是为了进一步强化这些印太国家与北约之间的军事协作。因此，虽然习近平政权的如意算盘或许打算从俄罗斯与西方的对抗中获利，但因为中国经济遭受到的风险要高得多，习近平最终会比普京损失更大。

这一进程关联到更广泛的去全球化进程和两个敌对阵营的形成，而在这过程中，中国面临被排挤出关键行业的市场、被禁止获得新技术的风险。美国科技领域亿万富翁柯斯拉（Vinod Khosla）预测，中美“技术经济战”将持续20年。美国已经对5G和半导体等具有战略意义的技术实施了严格的管控，而这种控制只会扩大。美国国会正在审议多项法案，旨在加强对美国在众多中国商业领域投资的审查，并为美国生产半导体、稀土、先进电池，以及中国占主导地位或美国容易受到供应链中断影响的行业提供资金。

特朗普通过监管措施对中国电信巨头华为发动的攻势，使华为陷入严重危机。由于受到美国制裁而无法获得最新芯片，自2018年以来华为在中国国内智能手机市场的位置已从第一名跌至第六名，过去一年的销售额下降了64%。雪上加霜的是，华为被迫缩减其在俄罗斯（其为数不多的增长市场之一）的业务，以避免触发西方制裁。

特朗普执政期间设立的“中国公司黑名单”，已成为美国在冷战中的经济战模板。在拜登执政期间，黑名单继续扩大，中国媒体称目前其中有260家中国公司；2月份还新增了100多家俄罗斯公司。

削减关税？

“（中美科技战）进一步的升级是有可能的。”美籍华人评论员裴敏欣认为，“如果美国说服欧盟和日本恢复输出管制统筹委员会（Coordinating Committee for Multilateral Export Controls，CoCom），以阻止技术流向中国——乌克兰战争的爆发则使这一前景更有可能——中国将没有机会在与美国的技术竞赛中获胜。”

有报道称，拜登正在考虑可能取消特朗普在2018年对中国商品徵收的一些关税，这一点与和中国打科技战并不矛盾。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关税削减力度恐将十分轻微，也许会取消不到3%的关税，而这些关税完全复盖了价值超过3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其目的是在11月中期选举前缓解美国经济的通胀压力，然而仅是这样的关税削减，对通货膨胀恐怕产生不了什麽影响。

相互矛盾的说法充分展现了，拜登政府内的财政部和商务部之间存在着权力斗争，任何降低关税的做法都可能使总统受到来自国会双方的攻击，认为他对中国态度软弱。不仅是在中国，在全球所有地方，狂热的民族主义都是对各国政府进行政策调整的掣肘。现任美国财政部长耶伦（Janet Yellen）似乎支持对关税进行一些 “重新调整”，她认为关税作为对付中国的武器不是特别有效，需要更多的 “战略性”关税。因此，这场辩论是关于如何更“有技巧”地对中国经济施加压力，仅此而已。

中欧关系

在过去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北京希望在德国事实上的领导下，欧盟会在中美冲突中保持 “战略中立”的立场。这种希望是基于这样的信念：德国资本主义不会做任何损害德国每年对中国超过1000亿美元的出口的事情。但是，习近平将欧盟与中国的关系从中美冷战中解救出来的希望，早在乌克兰战争爆发之前就开始走向破灭了。

在新疆问题上中国与欧盟的紧张对峙，使去年3月的中欧全面投资协定（CAI）化为泡影。如果该协定得到批准，这将是北京的一个重要外交突破，也是对华盛顿的回击。但现在CAI已经胎死腹中。今年，德国政府以中共在穆斯林占多数人口的新疆地区侵犯人权为由，对其最大的公司，包括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施加了财政和政治压力。

新疆问题被用来展示柏林对中国以及对德国资本家采取的新的强硬态度，以迫使这些德国企业的投资和供应链走向“多样化”，不再对中国片面依赖。这是一个新的全球趋势，反映了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政策——这些国家的政府越来越多地以“国家安全”为由，对私人公司的投资决策发号施令。这种做法可谓效彷了中国模式的一些特征。

这种“国家主义”的做法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全盛时期是不可想象的。但今天，各国统治阶级都需要维护他们的国家权力，以便在《金融时报》的副主编、首席经济评论员沃尔夫（Martin Wolf）所描述的 “失序世界的新时代”中生存下来。正是这一点，而不是对在新疆发生的镇压和酷刑的关切，迫使德国和其他西方经济体停止增强与中国之间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性。这种与中国经济的脱钩仍处于初期阶段，但它正在加速，正如习近平在党内的一些批评者所警示，他把责任归咎于他与普京的“无止境”联盟。

事实上，这个脱钩进程在几乎十年前就开始了，由其他种种因素推动，包括与其他亚洲甚至东欧经济体相比，中国工人工资水平的上涨。但在今年上半年，有1.1万家外国公司在中国被取消注册，而去年新注册的外国公司则为8000家。光大证券估计，在2021年9月至2022年3月期间，约有7%的中国家具订单、5%的纺织产品和2%的电子产品“流失”到越南和其他国家。这些趋势被新冠疫情流行期间中国出口的暂时繁荣所掩盖，但随着这种繁荣现在逐渐消失，我们很可能看到中国制造业的“空心化”——类似于三十年前在日本发生的情况。

民主权利

以美国为首的阵营将其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描述为捍卫“民主”，反对 “专制”。同样的虚伪立场也能在新疆和台湾问题上看到。中俄帝国主义宣传依靠的是侵略性的民族主义（中国的“战狼外交”）。他们指责西方试图削弱和摧毁祖国，用心险恶地利用“民主”作为其一种攻击手段。工人、反战和民主运动人士、LGBT+人群和女权主义者——所有反对政府的人都被贴上了“境外势力”的标签。这些民族主义宣传言行，旨在成为强国，夺回 “被外敌窃取的领土”。马克思主义者和ISA反对一切帝国主义大国或集团及其宣传。我们警告，支持任何一个阵营，或者认为一个帝国主义比另一个帝国主义危险性小，都会给工人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在为被压迫民族和国家的解放而进行的斗争中，帝国主义从来不是盟友，他们也不站在群众的民主权利一边。目前在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国家存在（但在中国完全没有、在俄罗斯也不断被打压）的政治自由，比如投票权、组织权、言论自由和罢工权——在过去和现在都是通过群众压力和斗争赢得的，而不是统治阶级的仁慈换来的。

美国对堕胎权的猛烈攻势，揭露出华盛顿试图占据“民主”高地的笑柄。近年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公民自由和工会权利发起了一波又一波的攻击。在形式上拥有资产阶级民主的国家，资本主义国家机器本身并非是民主权利的保卫者。托洛茨基解释道，如果工人阶级尚没有立即推翻资本主义的能力，他们就必须保卫资产阶级民主，以反制法西斯主义或威权主义反动攻击。“但是，工人不能用资产阶级民主的方法（人民阵线、选举联盟、联合政府等）来保卫资产阶级民主，而要用自己的方法，也就是革命的阶级斗争的方法。”（《简析西班牙形势》，1937年）。

“好的独裁者？”

劳动人民永远不能指望资本主义国家、法院、警察或资产阶级军队来捍卫我们的民主权利。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存在的民主权利是斗争和社会中阶级力量平衡换来的结果，而不是写在法律或宪法中的东西。只有国际范围的群众斗争，并由恢复元气的工人运动领导，为用真正的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而斗争，才能确保真正的民主权利。这是唯一能够结束战争和民族压迫的力量。社会主义者坚决反对中国和俄罗斯等资本主义政权的奥威尔式的国家镇压，并站在这些国家的工人阶级一边，因为这些国家的工人阶级是唯一能够对独裁政权真正展开斗争的力量。

当北约需要土耳其批准瑞典和芬兰的加入申请时，这些“民主”国家的领导人选择毫无顾忌地讨好冷血独裁者埃尔多安，而他正在准备对库尔德人发动新的战争，并打压工会、妇女和LGBT+的权利。

同样令人惊叹的双重标准也表现于拜登最近访问沙特阿拉伯，与独裁者穆罕默德·本·萨勒曼（Mohammed bin Salman）握手言欢的消息。拜登在两年前的竞选活动中吹嘘，他将把沙特阿拉伯视为“被放逐者（印度种性，pariah）”，但现在在对俄罗斯石油禁运、冲击全球市场之时，他需要一项石油供应协议。布林肯在7月的任务也是如此，他需要说服泰国军事独裁者巴育将军，因为华盛顿不希望看到泰国当局完全转向中国一边。

清晰的分析

中美帝国主义的冲突几乎穿插到了世界各地发生的每一场运动和斗争中。我们去年在缅甸看到了这个因素，一方面，军方发动的政变得到了北京和莫斯科的支持，而另一方面，一部分青年和工人发起了令人惊叹的抵抗斗争和大规模罢工，不幸的是，他们开始期盼西方压力，甚至所谓国际社会的干预来帮助他们击败军政府。这是一个残酷的幻想，在斗争中只能混淆视听。同样的情况以不同的形式发生在2019年香港的大规模民主抗议中，次年又在泰国发生。

在新冷战造成的全球环境变化中，这些经验提供了重要的政治教训。在上述例子中，某种两害取其轻思想在运动中占据了上风，使一部分群众失去了方向，导致斗争急转直下。同样在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马来西亚、日本、台湾和韩国等国家，部分工人运动和左翼势力也会因为这些复杂情况而迷失方向和分裂。当然，这对中国新生的工人运动也是一个警醒。

冷战中，两个帝国主义集团利用已经很动荡的世界局势，并进一步推动两极化，以获取地缘政治上的胜利，这给工人和青年带来了严重危险。即使没有爆发另一场比乌克兰战争相当或更严重的热战，情况也是如此十分危险。一个明确的展望、分析和纲领，拒绝两害取其轻和民族主义，采取国际主义和工人阶级的立场，坚定反对所有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政府，这是确保被压迫者的关键斗争不被反动倾向所破坏的唯一途径。

中国：拒缴房贷行动震撼当局

中国正被新一场抗议运动所震撼。数以万计的罢交房贷者宣佈，他们将不再偿还他们无法居住的、未完工楼盘的住房贷款。

几週前刚在社交媒体上宣佈消息，这场运动就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并蔓延到另外几十个城市。

儘管在国家审查之下，对该主题进行的讨论遭到封杀，协调这场“抗议”的网络论坛也被关闭，但运动仍然在持续并蔓延。

中国的房地产危机每週都在恶化。房地产暴跌的速度和深度，让全球投资者和中国政府猝不及防。

标普全球（S&P Global）已经修订了他们早期对今年中国房地产市场收缩15%的评估，现在预测将会有衰退28-33%的大崩盘。

这个数字实在太大，因此这样一来，中国经济不可能避免衰退。儘管如此，北京仍可能公佈虚假的GDP数据，在年底声称今年GDP增长3-4%。

伪造数据

第二季度GDP增长0.4%的数字是不可信的。我们考察其它指标，如房屋销售、水泥和钢铁产量、公路运输和航空旅行数据，似乎更可能的是，中国经济在4-6月期间是急剧收缩的。

拒缴房贷行动最初于6月底在江西省爆发，随后类似行动迅速蔓延。拒绝支付抵押贷款行动的范围，已经从最初的20个建筑项目，波及到100个、200个，而现在是全国300个建筑项目都有拒绝偿还银行贷款的行动。

这场反抗包含了数以万计甚至十万计的拒缴房贷者，遍及全国约50个城市。这些城市大多较为贫困，表明这次抗议以工人阶级或中下层家庭为主体。

在中国，估计有800万套未完工的楼盘，这些楼盘被破产的房地产开发商出售，买家无法入住。

在中国，新楼盘最常见的销售方式是预售，高达80%的楼盘在建成之前就已售出。这些楼盘因为开发商（都是中国最大的一些公司）已经耗尽了资金，而暂停建设。

迅速发酵

拒缴房贷行动是中国“躺平”现象的最新表现。不同的是，这不仅仅是消极的不合作，而是积极的斗争，拒付房贷恐将面临国家严厉的镇压和威胁。

这一运动使当局感到恐慌，因为如果运动蔓延，可能会对银行系统产生潜在的严重影响。

“施工延误并不是甚麽新鲜事，”一名中共官员告诉《金融时报》：“出乎意料的是问题失控地蔓延。”

澳新银行研究部的高级中国经济师Betty Wang告诉ABC（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新闻：“如果任由拒付抵押贷款行动更快速发展，先不说是否会走向爆炸性局面，这样的发展肯定会威胁到金融稳定。”她补充说：“如果决策者不能迅速解决这个问题，它可能会进一步发展并演变成更大的风险。”

作为中国央行的人行今天宣佈了一项新的房地产行业救助方案，金额为1万亿人民币元（1480亿美元），以重振一些停工的住房项目。

在我们看来，这个方案不足以解决问题，正如我们所见，今年随着房地产持续低迷，许多早些时候的政府措施都没能达成效果。北京政府的日益瘫痪是今年危机的一个特徵。

当局的两难

中共政权有一个传统，就是将微小让步和严厉镇压相结合，即通过使用胡萝卜加大棒的威逼利诱方法来解决群众斗争。

但是政府在化解拒付抵押贷款反抗行动方面，面临着异常棘手的两难局面。大棒已经受到威胁：警察逮捕抗议者，以及利用社会信用体系来剥夺抗议者未来的贷款、旅行、甚至就业和大学入学机会，以作为吓阻。

但也有报道称可能会有“抵押贷款假期（即可以在一段时间内停止或者减少偿还贷款）”这样一根“胡萝卜”得以批准。所有的选项都包含着巨大的风险，内容相互矛盾的报道或许表明政权内部的犹豫不决、乃至分裂。

如果出动镇压，或将产生反效果，激发抗议蔓延。提供“抵押贷款假期”的设想反映出，由于巨大的经济压力和公众的愤怒，政府当中的一部分人认为现在不是进行镇压的好时机。

但是，如果政府将大规模的不偿还贷款行为实质合法化，即使说这只是特定时期内的临时措施，也可能会鼓励更多的人加入反抗。

社会主义者的立场

中国劳工论坛全力声援拒付抵押贷款的斗争。这些罢交房贷者被欺骗、掠夺，因此他们的斗争完全合情合理。

社会主义者呼吁取消所有未完成住房项目的抵押贷款偿还。我们要求将整个房地产业（而不仅是那些正要倒闭的开发商）无偿收归公有，置于工人阶级的民主控制和管理之下。

我们要求停止对拒付抵押贷款抗争团体的镇压，以及终结对互联网的一切政治审查——争取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

更重要地，工人需要建立独立的工会和工人组织，在反对寄生的和破产的资本主义以及反对独裁统治的斗争中维护自己的利益。 

停贷潮蔓延全国 经济危机迫在眉睫

6月30日，中国景德镇恒大珑庭业主们首先发出一份“强制停贷告知书”并将通知书上载到豆瓣，揭开停贷潮序幕。随后每天都有几十个项目的购房者效彷，也有业主上载了停工工地的视频，详细说明他们所面临的困境及采取过的维权行动，获得民众广泛的同情。

随着停贷行动的爆发，中共采取打压手段以图制止其他业主彷效蔓延。统计停贷项目的网站被封锁，帖文被删，相关话题在网上被禁止讨论，大量停贷业主的社交媒体帐户被停用。

然而，网上抗议受阻并不能解决问题，部分烂尾楼业主走上街头抗议。7 月 25 日，约50人前往景德镇市政府前抗议，要求“早日复工，早日还贷”。

自今年的七月开始，中国各地开始接连爆发多个烂尾住宅发展项目业主集体宣布“强制停贷”，拒绝继续尝还按揭的通知。这一波停贷潮如星火燎原，到八月中，全国已有至少327个楼盘业主发出了“停贷通知书”，涵盖超过100个城市，超过数以十万计的业主参与其中，这数字目前仍在持续上升。据澳新银行估计，集体停贷潮影响银行资产负债表上约2220亿美元的按揭贷款，占尚未偿还的按揭贷款的4%。

触发这一波危机的背景自前年开始，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已陷入衰退。今年的上半年，中国百大房地产开发商的销售额腰斩，下跌了近50%。据克而瑞地产研究中心的数据，2022年首五个月，全国百城商品住宅成交面积同比下降51%，同期全国百强房企连续下降5个月，更从1月的下跌39.7%扩大至5月下跌59.4%。继恒大后，大批过去被视为“财雄势大”的房地产开发商资金链断裂，旗下楼盘工程无以为继，变成一个个“烂尾”楼盘。

而在中国新房交易市场上，过去预售楼花占了整体交易量80%以上。绝大部分购房业主一般会在房子建成前就认购并开始按揭还款。房子的“烂尾”使得他们既要继续月供还款，却又无法如期入住新房，交房的日子一拖再拖直至遥遥无期，使他们同时不得不付出一笔支出租房暂住。这对于每一个买到烂尾楼的业主来说都是噩梦。

“烂尾楼”的问题也并非这一年才出现，根据中国裁判文书网的搜索结果显示，自2018年至2021年，涉及中国新建商品房未能如期交付的违约民事诉讼案件数字上升了超过三倍。据中国官方数字，截至2021年末，24个重点监测城市的烂尾楼项目总建筑面积近2500万平方米，占2021年商品住宅成交总面积的10%。部分房地产市场交易炽热的城市（如郑州），烂尾楼新建面积甚至超过 30%，也就是说在郑州，近10年兴建的新楼盘，每三个楼盘就有一个可能是烂尾。这显示了在过去经济环境尚可时，这些业主们尚且可以勉强维持。但经济危机的到来，加上严厉的清零政策的打击，业主可能面对失业、减薪、或者封城下无法营业和获得支薪等情况，令他们不得不选择停止供款。

这同时也显示了中国资本主义市场体制下，官僚为了追求在任时的经济高速堵长“政绩”，放任房地产开发商违规行为所埋下的隐患到了现在终于爆发。自“改革开放”资本主义复辟以来，中共引入了香港的“预售房屋制度”，允许房地产开放商在房屋落成前先行在市场上公开预售。理论上，预售所得的金额应存放于银行的特别监管帐户，由政府部门把关，以确保资金落实应用在后续的建设工程上，保障工程能顺利如期落成。

然而，中国房地产开发商为了缩短资金流转周期，加速扩张市场份额，往往挪用相关资金，用于认投地方政府发售的土地。而地方政府为了加速经济增长数字，营造土地购买热烈的市场气氛，推动楼市炽热投机，纵容放任开发商挪用资金的行为，使得整个监管制度形同虚设。

而这并非是少数开发商的行为，事实上，所有中国的房地产开发商都有进行着相关的违规操作。只不过在房地产投机市场过热，房价节节上升，加上中国国家资本主义的控制下宽松的货币以及银行定向放贷政策的支撑下，只要不被刺破，泡沫仍能不断累积。

然而就像所有的投机市场一样，一旦经济开始陷入衰退，加上习近平意图收紧对房地产行业的控制，实施去杠杆化政策，使得房地产开发商无法通过扩大贷款去填补被挪用的建筑资金以及竞投新地产开发项目。于是楼盘烂尾的情况随即接踵而至。

在过去二十年，房地产是中国经济的主要动力来源，根据哈佛大学的统计，房地产行业及其相关的经济活动占了中国GDP的29%左右。而房产占家庭财富的比重为70%。

对中国大多数城市工人阶级家庭而言，购房是所谓的“刚性需求”。为了支付高昂的房价，往往要集合全家之财力方能支付按揭首付──用中国国内的说法，是“掏空了家庭的六个钱包”，并随后为之而背负上长达三十年的月供尝还债务。可见，“烂尾楼”的问题对于他们而言在经济上可谓是毁灭性的打击。

因此，当眼见房子不能如期交付，过去热火朝天施工的工地现时变得空无一人。而发展商的交房日期一拖再拖，这些业主只能选择以集体停止还款的方式，向银行、房地产开发商、以及政府施压。表示除非楼盘恢复施工，否则将拒绝偿还贷款。

在中国，面对楼盘烂尾，理论上业主可向法院要求解除房屋买卖合约从而解除与银行的抵押借贷关系。在过去一些小型发展商的烂尾项目上，亦曾有过中国法院判决发展商破产而解除银行借贷关系的案例。然而这一选项在今天而言可谓不切实际，因当下烂尾楼问题牵涉全国大量巨型房地产开发商，包括恒大、新力、绿地、融创、康桥、鑫苑、蓝光、正商、美好置业等。这些都是“大到不能倒”的巨型资本企业，假如法院判决解除相关烂尾项目的房地产买卖合同，将立即造成惊人的银行坏帐，冲击现时已经风雨飘摇的中国银行体系。

对于选择停贷的业主个人而言，他们亦将面临巨大的受罚压力。在中国所谓的社会征信体系下，不仅他们个人，连他们的直系亲属都可能遭遇负面影响，遭遇出行、就业和入学的困难。然而即便如此，对于已深陷财困的业主而言已无足轻重。就像其中一位烂尾楼业主所言“当我们的生存都是问题的时候，当我们感到绝望的时候，征信对于我们来说，也就是一个纸老虎，一个可以随时丢到垃圾桶的枷锁，”

烂尾楼的影响还波及到上游供应链以及建筑行业。由于发展商现金枯竭被迫停工，承包的建筑公司都没有收到工程款，而工人更是首当其冲的被一直拖欠工资。《财新》报道，数百家为房地产行业提供服务和供应的公司因恒大及其他发展商向外发布了一份停贷停工告知书，因开发商已经好几个月仍然拖欠款项，称它们“面临生存危机”，表明无力支付账单。

部份供应商表示，自去年9月恒大陷入危机后，至今一直没有偿还商业承兑汇票，对此恒大也视而不见，没有任何解决方案。湖北省中小供应商决定假如当局仍未有交代解决方案，就停止偿还一切贷款和欠款，扬言“宁做黑户也不还债”。亦供应商表示，当初动用全数资金甚至举债购买材料供应恒大各楼盘，结果恒大楼盘纷纷烂尾，血本无归之馀更导致供应商们负债累累，濒临破产，呼吁政府保护他们的利益。

同时，房地产的萧条也严重波及到重工尤其是钢铁产业。2021年中国钢铁产量超过10亿吨，约占全球一半，全年钢铁产量中近40%用于房地产行业。早在房地产危机爆发前，中国的钢铁产业早就处于利润饱和的状态，据业内人士称“生产一吨钢铁所得的利润尚且买不到一瓶矿泉水”。房地产低迷，需求不振更令钢铁产业雪上加霜。据《彭博》报导，河北敬业集团董事长李赶坡6月在公司会议中警告，中国近三分一的钢厂会在五年内破产，同时指整个行业都在亏损，目前也看不到转折点。

对于这一系列困境，中共自己也没有一个完整可行的方案去解决，有的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见一步走一步的方式修修补补。中国人民银行今天8月22日表示，5年期房贷最优惠利率下调15个基点至4.3%，是有纪录以来最大的降幅，以图减轻房地产买家的贷款成本。但这却没有带来任何效果。

郑州地方政府称将设立规模100亿的地产纾困基金，为陷入困境的开发商提供资金以保障停工的楼盘工程能得以继续施工。然而这100亿的资金具体如何筹集却只字未提，因此这个所谓的纾困基金更像是一个空洞的口号。更重要的是，郑州作为烂尾楼问题的重灾区，这100亿根本杯水车薪。早前，山东曾有烂尾楼楼盘业主集体维权，成功追回被挪用的十亿元楼盘建设资金，然而这笔资金转眼就被前期拖欠工程款的债权方瓜分一空，令楼盘仍未能复工。可见即便有新资金投入到停工楼盘中，也不见得楼盘就一定可以复工。

而在全国层面，中共更关注整场危机对金融体系的影响。事实上在最近，银行系统早已接二连三传出负面消息，从村镇银行爆雷到四大银行加设提款限制等等，加上烂尾楼和停贷潮可能做成上万亿元人民币坏帐的隐患，无不令人担心中国的金融系统是否果真如中共所宣传的稳定。

而按现时中央政府口吻，似乎并不打算由政府出面出资解决危机。银保监会定下基调称，将透过市场手段来解决烂尾楼。言下之意政府将不打算插手拯救陷入危机的房地产企业与项目。显然，这态度与几年前中共应对各种社会危机的取态相违背。过去廿年经济积累巨额债务，使政府现在行动空间受到限制。

从这一现像可以看出两个情况：首先，中央政府确实已面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局面。5月25日总理李克强曾向地方政府代表坦言自己手头上仅剩一笔应对紧急重大天灾的特别金，再无馀力逐一协助地方解决问题。最近，网上亦流传2022上半年中国31个省市和自治区的财政收支数据，内容显示，所有省市和自治区通通入不敷支，全面陷入赤字。很多地方已面临资金枯竭，只能缩减公共服务，甚至借债以支付地方公务员工资。

连过去财政上缴出力最大的广东、上海、淅江等地都无法取得收支平衡。根据财政部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约10.5万亿元人民币，下降10.2%。同时，中央对地方的财政转移支付预计近9.8万亿元人民币，补贴规模历年最大，金额比上年增加约1.5万亿元，增长18%。因此，李克强在8月16日于深圳强调要求四个沿海大省，即广东、江苏、浙江及山东，“要完成财政上缴任务”。

其次，这表示中共已事实上放弃了对房地产企业的管制政策。限制房地产企业借贷的“三道红线”名存实亡，习近平“住房不炒”的口号沦为一纸空文。各地方政府甚至将“买房”作为公务员的绩效指标，要公务员充当楼盘推销员到处找人买房。据澎湃新闻不完全统计，今年6月以来，至少有十个城市发布“购房团购”相关政策或活动，意图重新带动楼市投机炒卖的风潮，以挽救自身的财政和经济，中央政府对此只能睁一眼闭一眼，默许了他们刺激炒卖的政策。

对民众而言，停贷潮进一步打击了他们对中国经济前景的信心，削弱了他们的消费意欲。加上中国扔采取不可理喻的疫情清零封控政策，内部消费市场也正在萎缩。但另一方面，停贷潮是民众“躺平”思潮的一次具体化集体行动，显示了民众的不满乃至对中共所谓社会征信系统的蔑视。这也让中国更多群众认识到资本肆意投机，却令自己深受其害，对中共的信任大打折扣。《社会主义者》认为，中共的资本主义政策根本无法有效解决目前积重难返的困境，唯有组织起工人阶级，将房地产业与金融银行体系全面民主公有化，打倒专制与资本主义体制，建立真正的民主社会主义制度，方能杜绝资本主义的房地产投机和经济危机，并保证所有人都能享有廉价、合理、优质的公共住房。

中国：地震、封城——四川成都祸不单行

今夏，中国四川一带可谓祸不单行，灾难接踵而至。八月份先遭遇旱灾与缺电之苦。甫踏入九月，成都新冠疫情爆发，数日内累计超过800宗感染个案，因而又被封城。九月五日，四川泸定县同时又发生6.8级地震，到七号据报已造成74人遇难。而这次地震亦波及正处于封城状态的成都，民众遭于地震出门逃生与执行封城政策的官僚发生冲突，部分防疫人员和社区管理者阻止居民逃生，引发激烈争议与民愤。

在地震逃生争议爆发前，成都政府在防疫封城问题上已出现信任危机。八月二十九日确诊病例已从二十五号的十六宗上升至超过二百宗。当时，政府已宣布一系列防控措施，民众亦已开始担心是否将会封城。当日稍晚时分，网名“热带雨林”的群众称根据“内部消息”，成都将实施“静态管理”。广大成都民众联想到早前上海封城的惨况立即外出抢购粮食与生活物资，市面各生活必需品瞬间被抢购一空。

拘留“吹哨人”

而次日，“热带雨林”即被当局以寻衅滋事、干扰防疫工作为名拘留十五日。但在九月一日，成都市政府就宣布在未来四天进行全市全员核酸检测，并要求“全体居民原则居家”，实际上实施了封城。亦有民众开始为“热带雨林”鸣不平，并将他与两年前警告新冠疫情爆发而被当局处罚的李文亮医生相提并论，认为他在这次人为灾难中亦充当了“吹哨人”的角色，令大批民众得以及时抢购食物免于封城期间受害，要求政府当局释放“热带雨林”并向其道歉。这也令成都政府信用扫地，特别是原本对政府抱有信任的民众更感到被背叛而尤其愤怒。

同时，成都封城的手法一如上海及中国广大地区般粗暴。市内的物流迅速中断，居民小区的食品外送服务也逐步减少，只允许每户每天安排1人外出1次就近采购物资。虽然官方一开始宣布的是四天的防疫检测周期，然而上海整整两个月的前车之鉴加上政府反复自打嘴巴丧尽公信力的情况下，成都民众基本上都抱着应对长期封城的心态。

然而屋漏偏逢连夜雨，九月五日四川泸定县发生强烈地震波及了正处于封城状态的成都，成都震感强烈。但对成都民众而言，原本理所当然的逃生本能却在此刻面临两难：地震与疫症孰大？

固然，正常情况下，毫无疑问面对地震这严重且即时构成极大安全风险的天灾，民众的逃生本能理所当然优先于所谓的“原则居家”政策。但即使民众清楚这个道理，过去防疫人员的暴力和野蛮手段历历在目，轻则将民众殴打至头破血流，重则关押判刑，这些画面都令他们心有馀悸。身后是在地震中摇摇晃晃的大楼，面前是凶神恶煞的暴力机关，令不少民众一下子犯难。有民众奋起突破围封的设施逃生，却很快就遭到管理人员的辱骂、驱赶甚至殴打。更恶劣的甚至逃至大门前才发现消防通道竟被锁死焊死，逃生无门，这时别说是地震，那怕只是一场中型火灾都足以造成死伤惨重。

“服务上级”

这一恶劣现象进一步证明了中共所谓的“生命至上”纯粹就是一句笑话。正如中国劳工论坛所解释过，习近平残暴的清零政策首要针对的不是病毒，而是权力。中共多次抗疫失误，包括无法发展足以保护长者的疫苗计划，使其依赖落后的大规模封城手段。由于多重的经济和政治危机，使中共政权内权斗加剧，习近平坚持更强硬的清零政策，借以作为测试党国机器忠诚度的工具。

成都官僚们只知机械地履行上级交待的任务。这些官僚并不是在“服务人民”，而是在“服务上级”——独裁体制。这使得地方政府在地震前也不敢承担起放任民众逃生的责任和风险。

旱灾、缺电、瘟疫、地震、以及更严重的经济危机接踵而至。中共不但没有能力和方案有效解决这些问题，甚至或多或少是这些问题的原因之一。中国的民众需要自下而上的组织起来，以工人阶级民主的计划经济解决一系列的天灾人祸，建立一个民主的，真正以民众利益和安全为目的的社会主义社会。

中国：国企关系户炫富　揭开特权面纱

江西一个叫周劼的国企员工最近很“火”。在传出的帖子里，他炫权炫富，叫嚣“我家有钱…一套五层别墅，面积500多平米，买它花了500多万，2019年听老妈说，这套别墅已经涨到1000多万了”、“都什么年代了还觉得光靠读书可以飞天…你又不是省交通厅厅长、市长的儿子”；在群情激愤之下，官方被迫进行了“调查”。“调查通报”虽然打了马虎眼，语焉不详地表示周劼有所夸大，但终归证实了他的家族坐拥大量财产、在交通系统里有着深厚关系。而他对自己坐享的权力与财富的供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洞悉今天中国独裁资本主义制度下国企系统的绝佳视角。

世袭是“规定”

周劼称自己进入江西国控公司经过了相应的组织程序，调查结果显示其父的晋升符合有关规定。但是，他之所以强调自己没有行贿、没有走后门，是因为与他们一家勾肩搭背的规则制定者为他打开了入职的正门！

周劼的父亲和三个伯伯都长期任职于交通系统，他作为“二代”依靠关系网得到的铁饭碗被组织所庇护，被“规定”所默许。如周劼自己所供述的一样，家族传承让很多国企领导干部子女的得到豪车、奢侈品、别墅的报酬。

交通运输、邮电通信等领域的国企大量繁殖着这种蛀虫。他们自称在承担这些重要社会责任的企业中不可替代，但又根本不从事一线工作，仅有的“作为”就是合法或非法地积累了巨量钱权。中共财团专政与他们的家族同舟共济——这也是他们发自内心爱党爱国的原因。

国企是如何为这种人提供了“舞台”呢？

国企、官僚、资本主义几十年来，中国的公有制经济成分一退再退，那么中国残馀的公有制经济成分真的能超然于资本主义复辟的现实、化身为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保证吗？

中国已经完成了由斯大林/毛泽东式的官僚计划经济向资本主义的决定性转变，公有制经济的退潮也不仅体现在国民经济的占比上。在中国和苏联的斯大林主义下，官僚并不是统治阶级而是寄生性的阶层，吸食国有计划经济的血。随着资本主义复辟，这些官僚阶层将自己转化为资产阶级。它拥有财产，而不只是窃取国家财富。它们继承了旧日的官僚主义，又融合了资本主义的特点，“公有制”、“社会主义”收缩到越来越有名无实的地步，而是变成将国家财富据为己有的渠道。国企所残留的福利制度看似优越，但实质上分化趋于严重；国企的市场化改革并没有影响关系户们的特权，还让他们更容易升职、加薪、分红、受贿了。国企承担了交通、电力、基建等关键职能，但没有群众民主控制、没有工人阶级力量的情况下，社会职能并没有赋予它们以社会主义的天性。

从管理上来看，国企的人事工作掌握在官僚手里，连公开透明的招聘提拔制度都没有，更不必说工人民主。领导的家人即使无能，也能轻而易举获得重要岗位；而对于“外人”，获得同等工作至少要万里挑一的学历。

国企两极分化极其严重。以周劼所述的江西国控的情况为例，2020年全公司人均工资89324.65元，而单是周劼一家三口的六套房产和两个铺面的购入总价就足足有八百多万元——这只是这个家族财富的一部分。

冰山一角

周劼仅仅是一个非领导岗位科级干部的儿子，他所炫耀的内容也只是官僚特权的冰山一角；比他更有钱有权、更加“低调”的干部子弟们则悄无声息地从父辈手中继承着巨量的财富和权力。

官方做戏式的调查表演与严厉的言论审核没有平息民愤。周劼激起的是对“红色家族代代传”现象普遍存在的愤怒，这种“家族”在当代中国招摇过市，对他们的怒火不是一个通报所能平息的。只有通过社会主义革命，才能从他们的手中解放出“国有企业”，才能实行工人阶级的民主控制和管理，使其不再为身居高位的蛀虫提供营养，转而为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奠定基础。真正的社会主义政府会由工人阶级选举产生所有管理职位，而官员和经理不领取多于技术工人的薪金，定期轮替以避免长期占据职位。列宁在1917年撰写的《国家与革命》概述了这些避免特权官僚的条件，但被俄国反革命领导人斯大林所推翻。

中国打破极端高温的世界纪录

截至7月13日，中国国家气候中心承认，自6月以来，内地出现了今年首次区域性高温天气过程，范围广、持续时间长、极端性强、影响大，复盖国土面积达502.1万平方公里，影响人口超过9亿人。酷热反映出气候变化导致的极端天气事件日益频繁的全球趋势，更与中国资本主义以牺牲环境和人民为代价发展经济的阶级利益息息相关。

长期以来，中国的夏季都饱受极端天气困扰，热浪伴随着严重的洪水。但近年来，这些事件的严重程度增加了。根据《柳叶刀》2020年发表的一项研究，在1990年至2019年间，中国与过热相关的死亡率上升了四倍。正如《纽约时报》所提及，在今年，从6月到7月中旬，全国各地的官员发布了1.5万多次高温预警，其中2000多次预测气温将超过40摄氏度，71个气象站录得有史以来的最高温度。

民众受害

在恶劣的气候变化之下，首当其冲受害的就是贫困群众和老弱妇孺，几起与高温有关的事件已经显示，不少建筑工人或工厂工人患上热射病而死亡；还有一些老人因为中暑而导致器官衰竭去世。与此同时，在短期内连续发现10种奥密克戎变异毒株，严酷高温天气下，全国各地包括上海和重庆正在进行数轮强制性的核酸检测，地方当局试图遏制奥密克戎变异株及其子变异体的迅速传播，而这又增加了医疗工作者和居民的负担，造成了中暑晕厥人数的进一步增长。

为了缓解危机，各地政府要求市民减少使用大功率电器，以免电网不堪重负。在网络平台上甚至出现了宣传老百姓前往地铁站、地下通道或者超市集体“乘凉”的视频，称赞此类行为既能省电又能缓解自身炎热。甚至在四川省各地温度均超四十度的时候，当地政府采取了每日几小时强制断电的措施，一度引发了群众的极大不满与抨击，但随后舆论得到引导，群众对官方的指责随后被扭曲为“四川断电是为了给上海供电”，事件最终转变成不同地区网民之间的争吵。在这场高温热潮之中，群众不仅遭到了官僚庸政的侵害，还饱受挑拨与欺骗互相指责。

根据中国国家气候中心宣称，进入21世纪以来，北半球夏季高温热浪事件日渐频繁，全球变暖是根本原因，大气环流异常则是今年6月以来全球多地高温热浪频发的直接原因。全球暖化是因为燃烧煤油所排放的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所造成的。较早前，联合国警告，全球还有11年时间采取行动将全球气温上升在2100年前限制至1.5度之内，而如果超越这个停止气候变化灾难的临界点，地球就会陷入存亡危机。今年联合国警告，如果现在不行动就没有机会，表示据当前趋势全球气温将走向上升2.7度。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资本主义政府完全未能认真对待此一警告，也没有能力转向使用安全的可再生能源。

温室气体排放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排放量达全球的27%，比美国、印度和欧盟加起来更多。中国大量用煤（占全球燃煤的53%）是高碳排的主因，而现在中共正在增加煤产量，以应付极端高温带来的影响。这就如服毒解渴，祸及的不只是中国的人民，而是全世界。中共官僚们试图通过偷换概念把自己的责任推卸的一干二净，而事实并非如此。

气候问题恰恰与环保问题休戚与共，气候的剧烈变化正是环境遭到破坏的必然结果。资本主义的破坏式发展造成越来越多的工厂化学问题的排放，化石燃料燃烧和毁林、土地利用变化等排放的气体导致天气的变化。

2018年时英国《自然》杂志发表的多篇文章中，提出热带陆地、淡水和海洋生态系统涵盖了全球78%的物种，包括几乎全部浅水珊瑚和超过90%的陆地鸟类。热带雨林生态系统更是地球上面积最大、对人类生存环境影响最大的森林生态系统。因为气候变化问题这一生态系统正受到无处不在的威胁因素和破坏。推动了高温、暴雨和台风等自然灾害的持续出现。

资本主义复辟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1979至2004年中国GDP年均增长率为9.6%，这一所谓成就常常为中共所炫耀。而与之相伴的是，人口急剧膨胀，资源大量消耗，环境汙染加剧，自然生态系统破坏殆尽，并因此引发了各种环境问题。究其本质而言，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是“高汙染、高排放、高能耗、低效率”的“黑色经济”模式，不过是当年西方国家完成资本原始积累的“先汙染、后治理”模式的重演。

资本主义复辟之后，中国的原始森林面积相当于世界人均占有量的21.3%，蓄积量只有世界人均72立方米的12.5%。全国90%的可利用天然草原有不同程度的退化，并以每年200万公顷的速度递增。淮河、辽河、黄河等重点河流水资源开发利用率大于60%，其中海河达90%，黑河为110%以上，超过国际公认的30%-40%的水资源利用警戒线。围垦导致全国滨海滩涂面积丧失119万公顷，城乡工矿用地侵占了100万公顷滨海湿地，50%多的滨海滩涂已不复存在。耕地被城镇、工业建设等无情吞噬，森林资源锐减，水资源遭到汙染，生态系统走向全面退化。

资本主义的不可持续生产

马克思指出过：“甚至整个社会，一个民族，以至一切同时存在的社会加在一起，都不是地球的所有者。他们只是地球的占有者，地球的受益者，并且他们应当作为好家长把经过改良的地球传给后代。”（《资本论》第三卷，马克思）他完全清楚资本主义对自然资源的短期掠夺和长期可持续生产之间的冲突。正如马克思本人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写道的那样：“人类应以一种适当的形式全面发展。”他反复强调，经济的发展不应该牺牲我们后代赖以生存的自然和地球环境，而可持续的未来需要一个社会主义计划。

中国政府与世界所有资本主义政权一样都不可能解决危机，他们只能危害人类的存亡。工人民众和青年都必须组织起来推翻资本主义，在民主的社会主义基础上执行一个基于科学的绿色环保的经济转型政策。

中国民族主义宣传下造成反弹

随着中共二十大的来临，习近平面对多重严重危机，迫切地需要通过民族主义来转移视线。从七月开始，关于佩洛西访台的消息就开始大力宣传，民族主义者胡锡进称：“解放军可以伴飞甚至击落佩洛西座机”。八月，新华社发布了《佩洛西窜访台湾六宗罪》，试图激起国内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佩洛西访台当晚，中国最大的社交平台微博因访问人数过多几近瘫痪，其他平台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台湾问题一直是中共政权煽动民族主义的手段之一。习近平宁可选择避免在佩洛西问题上将中美冲突进一步升温，但中共权斗激烈使他必须采取强硬的回应。

疫情管控和经济危机

然而，随着社会问题的揭露、经济危机和疫情时代的高压管控，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心自己的生活质量，反感民族主义宣传。2022年二季度GDP同比增长仅有0.4%，6月份青年失业率达到了19.3%，很多研究机构认为实际失业率要更高。在这种情况下，群众更关心就业率、工资和工作环境多于佩洛西和台湾。尤其是，过去中国一直宣传国外经济发展放缓，疫情管控糟糕，群众将这些宣传和自己正在亲身经历的经济危机和高压管控联系到一起，自然就产生情绪上的反弹。

知乎上一名网友说：“17年回国的时候感觉国内很方便，淘宝和外卖都很便宜。但是工作一段时间后发现原来自己才是廉价劳动力”。这一回答获得了几千点赞。另一则关于冰岛试行每周四天工作制的视频获得了五十多万播放。有网友在国外的负面新闻下引用王毅的话：“抹黑别人证明不了自己的清白”，讽刺的是，这句话最初是王毅用来攻击外国媒体的。也有一些网友同情台湾群众，认为万一台湾被大陆统一后将面临高压管控。这样的情绪虽然不是革命意识，但确是对中共长期民族主义宣传的反弹。

另一方面，社会中相当一部分民族主义者批评习近平政权过于“软弱”。在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上，不少民族主义者认为中共应当全力支持俄罗斯，也有另一部分民族主义者认为中共应当收复曾被俄国侵占的领土，而不是现在这种模棱两可的表态。在台海问题上，中共宣布将在佩洛西访台之后在台湾周边进行军事演习，相当一部分民族主义者认为这是“武统台湾”的信号。但随着时间的流逝，想像中的“收复台湾”并没有发生，因此不少民族主义者对中共的政策表示“失望”。

而在内部，很多民族主义者自发地兴起了“文字狱”，对漫展等活动展开攻击，甚至将其称为“日本的渗透”，将参与者称为“汉奸”。 中国劳工论坛在去年的一篇文章中谈到：“中国的民族主义发展已经‘失去习近平的控制’”。这个结论在一年之后得到了验证。习近平政权自己也认识到了这一点，虽然它仍在不断地宣传民族主义来转移社会矛盾，但不敢开放民族主义活动，例如游行或者结社。因为一旦公开地允许这样的活动，这些爱国政治势力将会形成独立势力，甚至演变为挑战政权的力量，这是中共不愿意看到的情况。它也没办法在外交上完全迎合“战狼”的要求，否则将遭到西方国家的经济制裁，使经济进一步恶化。

我们的主张

在这个失序时代，群众意识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不可避免地产生两极化趋势。我们看到，反对民族主义宣传的声音正在不断加大，而中共自己塑造的民族主义也在给政权带来困境。我们强调：民族主义是统治阶级用来分化无产阶级、转移人们对危机的注意力的手段。应对反动民族主义的答案并不是由跨国财团统治的资本主义全球化，或者联合国那种空谈的“多边主义”。我们对于民族主义的替代方案，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与全球受压迫者的团结。唯一的出路是全球的、工人阶级民主的社会主义方案。

中国：比亚迪工人惨死事故，究竟是谁害死了工友？

2022年7月6日，比亚迪位于芜湖的工厂发生一起惨剧，一位员工在工作时被机器卷入，当场死亡。据在场的工友描述，他的身体支离破碎，变成了“粉末状”。他的妻子在抖音上发布视频，泣不成声；他身后有新婚的妻子、刚出生的孩子，还有年迈的父母，一个美满的家庭就此支离破碎。死者的老同学确认其死亡资讯，表达了自己的哀思之情。我们更希望弄清楚一件事：究竟是什么害死了这位工友？

根据中国劳工通讯显示，中国每天有75宗殉职事件。害死工友的首先是加班。众所周知，现代工厂有许多大型机械设备，如果操作不当，不遵守安全准则进行生产，很可能致伤、致残甚至死亡。根据同厂的工友透露，这家工厂无视八小时工作制，每天强迫员工劳动13个小时。有的人长期接触有毒的化学品，结果皮肤溃烂，身体一天不如一天；连续工作会让人精神疲惫，难以正确操作机器，工友很可能死于连续加班带来的过度疲惫。

害死工友的，其次是生产设备。现代的机械设备在设计时，往往加入了许多防护机制，如光电栅栏，只要身体稍稍接触危险区域，机器便会自动停止。但这时候大家也想到了，此种设备十分昂贵，企业家怎么又会下血本安装呢？也许有人会说，“难道工业事故的赔偿金不足以警示他们吗？”答案是，不足以。去年11月，比亚迪员工因连续加班猝死在出租屋，家属仅得到20万元赔偿金。人命如此不值钱，何况防护设备呢？

谁是凶手？

从以上两点不难看出，真正害死工友的是资本和它的化身——资本家。资本家为了获取更多剥削价值，不会给工厂安装昂贵的防护设施，毕竟人命只要2 0万就能搞定，舆论也可以花钱来搞定，在此情况下，他们自然漠视人命。这并非是某几个资本家靠良心和道德，就能改变和动摇的；资本竞争要求资本家必须想尽办法榨取工人的最后一点价值，这是现如今资本主义制度运行的基本逻辑。

既然批判了这么多，面临下一次可能的事故之前，我们又能做什么呢？有人会说，我们要坚持劳动法、争取劳动仲裁——这都是好办法，但是纵览工人维权的案例，我们会发现阻碍打工人维权，阻塞打工人发声管道的，恰恰是背后隐藏着的中共独裁政府。作为一个专制的、维护官僚资本与大资本的政权，他们总是以“维稳”之名打压工人运动，阻止工人集体行动，给他们扣上“境外势力”“极端分子”的帽子，不想让打工人联合起来。

社会主义者认为，若要终结此类惨剧，当务之急是建立独立的战斗工会，才能联合打工人的力量，采取大规模、有组织的集体行动，有效对抗资本家及其官僚保护伞。但即使是强大的工会也不能完全避免资本家的剥削，包括工作意外伤亡。因此工人需要终结资本主义制度，推翻独裁的中共政权。当下一次革命的时机到来，中国工人阶级需要一个社会主义的纲领和政党，才能重新当家作主。

高彦之死，看到中国学生面对的现状

19 岁的高彦在他位于北部省份河北省的父母家中自杀身亡，他当时在家本是过中秋节。

高某在全省舞蹈考试中名列前茅，曾多次参加2月份央视春晚演出，已经获得了着名的舞蹈奖项，即将开始大三的舞蹈专业在山东艺术学院。

多家媒体报道称，高彦自杀前因为性取向他在被山东艺术学院的班主任欺负和压制了一段时间。校方拒绝承认责任。该校的戏剧影视学院副院长李军更在微博发文更指“这一切的起因只是为了死者家属们要有要挟学校的筹码！”。

受到双重压迫的LGBT

高彦之死凸显中国LGBT+群体面临的可怕的社会压力。近年来，随着习近平政权严厉打压LGBT+网上平台和流行文化中的LGBT主题，这些社会压力更为加剧——这正是当局推动保守性别角色和“家庭观”其中一个体现。

近年这类自杀个案越来越多。今年1月，河北邢台17岁（一说15岁）寻亲男子刘学州年初自杀，他在遗书中也写到自己被攻击“娘炮”。去年11月，26岁的内地网红摄影师鹿道森在生日当天选择轻生，他遗书写道自己曾因“看起来像女生”遭遇校园霸凌等。

在去年，中国十馀个高校的LGBT社团的微信公众号遭到集体封杀，名字都显示成了“未命名公众号”；在中国，任何LGBT人士即使只是想要正常地生活，都会受到过度的镇压——比如不少公立医院和私人诊所提供所谓“同性恋转化治疗”，无数的同性恋被他/她们的家人或配偶强制送去“矫正”，这甚至形成了一条灰色产业链。种种行为向我们展示了中共政权对LGBT群体权利的日益打压已经到了令人窒息的地步。

中共统治下的社会为了提高出生率，维护超额剥削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宣扬“一男一女”的理想家庭和三胎政策，巩固以异性恋为唯一准则的社会秩序，煽动着父权制社会中根深蒂固的“恐同”偏见。对于LGBT青少年的歧视与霸凌与愈发威权的校园氛围息息相关。

中国学生在校园受到的压迫

诚然，学校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国学生受到的压迫也是非常深的。

89之后，学生成为政府镇压的对象。在2018年佳士运动后，大量的学生社团被强制取消（不单单是马克思主义社团）。特别是在疫情发生后，各个学校政策更加残暴。学生个人的权利被挤压的情况非常严重，个人即使是在放假回家也要经过层层审批，向官僚报告自己何时离校，返校，家庭详细住址，往返交通工具，甚至是联繫人和本人电话号码！可见在校学生的个人权利被严重的挤压。

学校内的“内卷”，学生之间的高强度竞争，也在摧残着青少年的身心健康。《2022年中国青少年自杀报告》表明中国青少年自杀率居全球第一。数据显示：青少年自杀案件，82%与学习压力大有关。在2020年 12 月，四川泸州一名小学生从小区16楼跳下，当场身亡。家长在整理遗物时发现，小孩在跳楼前写下的遗书，他的字体虽然稚嫩，但语气却十分老成：“我活得太累了，我只希望能多睡一会儿，再见了，妈妈”；2022年7月26日，四川仪陇县的小宇从22楼跳下，事发地是他上课的补习班。后来警察找到孩子的绝笔信，上面冰冷地写道：“妈妈，我死了是不是你就不逼我补课了”；据报道，小宇生前只要考试成绩稍微差一点，就会被他的妈妈打骂，暑假期间也被迫长时间在外补习，因此精神压力过大造成憾事。

类似的事件数不胜数，无一不在向我们展示现在中国青少年的处境，被国家以及家庭联合起来“驯化”，意在培养一台资本主义的印钱机器，扼杀自由思想。

团结起来，学生和工人

中共政权对LGBT团体和对学生权利的打压，根本是为了维持基于资本主义的威权制度。我们社会主义者强烈反对国家机器对工人学生以及性少数群体的镇压。联合广大受压迫的学生工人以及其他受压迫者，进行民主斗争，推翻不平等、性别压迫和威权资本主义，是唯一的解方。

中国：“新坦克人”抗议引发热烈回响

在中共二十大召开前三日，北京海淀区闹市四通桥上赫然出现巨型示威横幅标语，其中更包括号召“罢课罢工罢免国贼习近平”。示威者在挂起标语后更焚烧轮胎及用扩音器反复广播口号，吸引了大批路过的民众注意和拍摄。相关消息在国内媒体被迅速清洗，据报共有超过140万个用户帐号因此被永久注销。但即使中共全力打压媒体消息，事件仍在海内外引发巨大回响和热烈讨论。许多人支持并转发抗议中的反专制口号。抗议者被喻为“新坦克人”，其个人英雄主义受到赞赏。

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明白，为何如此大胆的个人抗议受到众人钦佩。这关系到的不只是单一事件，而是照射出中国实况。在中国，审查机器掩盖了社会大众的苦痛和经济的垂死挣扎之现实。

很多民众都会认同横幅上提出终结封锁、终结审查、推翻独裁、实现民主权利的口号。我们马克思主义者也认同这些是合理的诉求，仅有的不同之处是，我们认为需要更深入探讨如何达成这些目标，以及需要提出什么样的诉求指明我们前进的方向。

从众多人支持这一抗议，可见习近平治下的中国已经民怨沸腾，可以擦枪走火。正因如此，毛泽东的名言“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在社交媒体上广泛流传。

马克思主义者能够认识到这种情绪——民众强烈渴求变革、希望终结习近平暴政。同时，我们意识到，就像在香港2019年一样，在政治上我们还需要更多的东西才能找到出路。要更清楚地了解资本主义，了解中共的性质，了解我们为什么需要民主——没错，我们需要民主，但不是资本主义制度下虚伪、表面的民主，因为资本主义民主之下，真正的权力仍然由同一批大资产阶级利益集团掌握。我们需要工人阶级的民主和社会主义。

四通桥抗议震撼了中国。这是在30年来最深刻的社会和政治危机中，对变革的绝望呼声。横幅上大胆的口号，虽然不是一个完整、足够、能够实现斗争胜利的方案，但却得到了广大群众的认同。这显示出中国有多么趋近于社会不稳和政治反抗。

10年前，在阿拉伯之春后尝试发起的“茉莉花革命”，被胡锦涛政权不费吹灰之力地镇压下去，因为当时的中国与今天的中国不同。如今中共的统治危机比当时严重得多、难以估量。

“新坦克人”的口号受到广泛讨论，可带来积极的效果。特别是呼吁罢工罢课，指向了一个正确方向，因为这些是群众性的、集体性的斗争方法。而这些是唯一能击败独裁政权的方法。

但罢工和抗议也需要明确的目标和诉求。马克思主义者强调，需要建立独立工会和工人组织，因为这些组织对于建立一支能够改变社会的力量至关重要，从而维护被剥削者、低薪者、过劳者、失业者、受到双重压迫的妇女、受到种族汙名和歧视的少数民族的利益。

我们必须认识到，中共没有哪一派主张民主权利。他们的政治分歧在于，是要像习近平那样的强硬镇压和个人统治，还是稍稍放松审查、但群众仍然是奴隶的独裁形式。

因此，斗争要想成功，就必须明白，目的不是让这个独裁政权“倾听”我们或得以“改革”；这个独裁政权的本质，意味着我们必须推翻它。拿什么来取代它呢？那就是一个民主和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 

中国：习近平的二十大总结了五年的政治灾难

中共正在北京举行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二十大），习近平将在党大会中确定其终身统治。国家宣传机器无休止地在颂扬习近平任内的“诸多成就”。但实际上，习近平过去的任期是一连串无法化解的灾难，这最终将变成革命的威胁，终结中共政权的权力。

这些灾难中最主要的是经济增长的雪崩式下跌，这一事实越来越多地被伪造的GDP数据掩盖。其他灾难，包括习近平令社会瘫痪的清零政策、乌克兰问题和一带一路上的重大外交失误、在香港的虚假“胜利”等，都让中共付出了巨大代价，更不用说在台湾问题和新冷战当中受到美帝国主义的挫败。

比起政治会议，二十大更像是个加冕仪式。政治局及其常委会等党国领导机关即将改组的细节，是个严加保守的秘密。这些人事变更将在大会的最后一天宣布，尽管这些已经在先前的派系斗争和妥协中决定好了。

习近平或将被迫向他的对手做出一些让步，来换取实现他的主要目标：扩大和巩固他史无前例的个人独裁。我们必须再等几天才能了解更多情况。届时，我们将对新的常委阵容进行仔细考察，以了解这种让步的程度，并衡量习近平在他历史性的第三个任期开始之际，他王位的稳固程度。

制度性的崩溃

但不管二十大的正式结果如何，习近平的下一个任期，直到2027年的二十一大，将完全被历史性的社会和政治危机所主导。中共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模式正在面临系统性的崩溃，尤其是房地产行业的内爆。近20年来，房地产行业一直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贡献了30%的GDP。

习近平狂热地实施清零政策，使目前中国20%的人口处于某种形式的封城之中，这引发了前所未有的强烈反对。最近的一个例子是，就在二十大开幕前几天，在北京市中心发生了一次大胆的“快闪式”抗议，并提出了罢免习近平的口号。

人口危机也是房地产危机的一个关键因素。中国近一半的城市人口出现零增长，或实际上是负增长，这意味着印度明年将超越中国、成为全球人口最多国家。这一事实本身就是对中共帝国主义成为超级大国的野心的一大打击。这也是中国经济的又一次挫折，并会对其在帝国主义冷战中与美国的对抗产生了巨大影响。

在经济上，中国如今建基于资本主义（就算是“国家资本主义”），人口减少意味着工人数量减少（中国劳动力规模在2012年达到顶峰），消费者减少，养老金领取者比例增加（按照国际标准，中国的养老金少得可怜）。

中共1980-2016年间残暴地实行的计划生育（一孩政策）是当中的一大成因，但即使在政策放松后，中国的出生率仍在持续下降。资本主义已经让大家养不起孩子。中国智库“育娲人口”的研究指出，中国抚养孩子的成本几乎是人均GDP的7倍，而美国这一数值为4倍。自2012年习近平上台以来，每年出生的人数下降了45%，这个数字令人瞠目结舌。现在，习近平的清零政策使得未来的父母更不愿意生孩子。

日本的人口也在1990年代房地产泡沫破裂前夕开始下降。虽然这不是崩溃的唯一原因——日本和中国房地产崩溃的主要原因是基于极端生产过剩的金融泡沫破裂——但中国目前正经历类似的情况，而且规模远大于日本。

冷战逆转

经济危机正在阻碍中共取代美帝国主义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和超级大国的大计。全国人大3月份提出的今年GDP增长5.5%的目标已不再被提出，因为已经没有人相信这个了（大概甚至习近平自己也不信）。大多数预测人士将中国经济前景下调至3%或更低（世界银行上月预测增长2.8%，低于4月份的5%）。但实际上，零增长更是接近现实。

更重要的是，2022年似乎将打破中美经济差距逐渐缩小的趋势。这可能会产生巨大的影响，打破习近平提出的“东升西降”。据世界银行前中国首席执行官霍夫曼（Bert Hofman）称：“今年，以美元计算，中国赶超美国的趋势将发生逆转。由于中国实际增长率较低，通货膨胀，人民币大幅贬值，中美GDP差距将从2021的5.3万亿美元提高至估计的8.3万亿。”

习近平把所有的权力都掌握在自己手中，而无法把责任甩给其他人。清零政策当然是一场经济灾难，但最重要的是，政府让房地产泡沫年复一年地膨胀，导致其不可避免的内爆，这是政府的罪责。中共的政策造成了房地产泡沫，因为债务驱动的房地产投资是其支持GDP增长的默认方式，在2008年和2020年金融危机的不利条件下尤其如此。

“超大规模”的科技战

在乌克兰战争的阴影下，美国大幅加强了针对中国的冷战政策。最新的例子是上周新实施的严厉出口管制，阻止向中国出售先进的计算机芯片和制造此类芯片的工具。美国商务部的政策不仅适用于美国公司，也适用于外国公司，如果他们的产品包含美国制造的组件或软件。

拜登政府出台了一系列与科技相关的政策，如《芯片法案》，该法案拨出500多亿美元用于自主研发和生产半导体，以将中国从全球科技供应链中驱逐出去。

美国最新的限制明确针对中国的军事项目，以阻止其发展与美国相匹配的武器系统。换言之，这是一种加以粉饰的“另类”战争行为。

美国前国防部官员艾伦（Gregory C. Allen）表示：“美国正把自己在全球半导体价值链上的枢纽地位当作武器，以惊人的规模在行使技术和地缘政治势力。”

重要的是，新的芯片限制是彷效俄罗斯2月份入侵乌克兰后对俄实施的制裁。这显示了美帝国主义是如何重新整合西方资本主义集团，利用俄罗斯灾难般的军事冒险作为代理冲突，与中国进行更大且长期的斗争。自乌克兰战争开始以来，国际社会主义道路ISA就解释了这种发展的动态。

拜登的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Jake Sullivan）在最近的一次讲话中提到对俄罗斯的技术制裁，声称这些制裁迫使“俄罗斯在其军事装备中使用洗碗机的芯片”。苏利文继续说道，“这表明，技术出口管制不仅仅是一种预防性工具。如果以一种稳健、持久和全面的方式实施，它们可能成为美国和盟国工具包中的一种新型战略资产，用来向对手施加成本，甚至随着时间的推移降低其战斗能力。”

拜登政府的科技战升级必然迫使习近平政府采取反制措施。此外，这些限制还存在着巨大的反作用风险，它们损害了美国经济的关键部门（中国是全球约25%芯片生产的最终市场）。出口管制也可能导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出现新的紧张局势。

穷途末路

帝国主义冷战的升级也是经济去全球化的主要驱动力，且是中国经济又一大麻烦。习近平似乎对此自欺欺人地否认，就像他否认清零政策不得人心、制造混乱，以及房地产崩盘之严重那样。

习近平强调自力更生并提振国内消费（所谓“双循环”），有效法毛泽东的影子。但是，如今的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制度是资本主义的，这与1960年有着极度官僚化的原始计划经济、闭关锁国、贫穷得多的中国之间存在巨大差异。

最近的经济趋势并没有对于习近平提出的“双循环”有什么鼓舞作用。现在，大规模失业和减薪影响到广泛的人口，五分之一的年轻人失业、这是美国的两倍多。今年夏天竭尽全力找到工作的毕业生的平均起薪比一年前低12%。官方数据显示，第二季度的职缺比去年同期少了19%，而求职申请则上升了 135%。毫不奇怪，年轻人是对中共统治最不抱幻想的一群。

中国现在正处于房地产行业低迷的第二年，而习近平政权无力阻止房地产危机恶化。今年危机已经蔓延到地方政府，而地方政府正是中国国家资本主义制度下投资的主要驱动力。浪费资源的“大白象”基建工程，多年来占了GDP增长越来越多的部分，这令大部分省份、城市都背负着不可持续的债务。

今年，地方政府被迫大幅削减预算，包括将部分政府雇员的工资削减30-40%。与2021年相比，地方政府土地销售量大幅下跌31.4%，这是房地产市场崩溃的必然结果。

十多年来，向房地产开发商出售土地一直是地方政府收入的最大单一来源。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各级政府预算缺口合计为5.1万亿元人民币，而2021年同期为7180亿元人民币，增幅达6倍。

经济危机正加剧前所未有的社会和政治不满情绪。对于这个自1980年代以来基本上一直在经历快速经济增长、直到近年来经济增长才突然放缓的社会来说，这一冲击将不可低估。

毫不意外，关于经济危机的消息受到官方媒体的全面封锁。但即使是全球资本主义也严重低估了中国经济危机的程度。大部分海外经济分析都集中在习近平执行清零政策而作茧自缚上、将清零视为中国经济的主要病因。我们认为，这些评论员误以为，当清零政策解除后（大部分信号显示该政策不会在短期内解除），经济增长会强劲反弹。但是，虽然令社会瘫痪的封城和生活秩序的被扰乱恶化了中国的经济形势，但经济危机有着更深层次的原因。

泡沫爆破

如果说新冠疫情是百年一遇，最初在武汉爆发、并在最初的关键几周内，那些习派官员犯罪般不当应对疫情爆发，而中国房地产泡沫的破灭则是其经济层面上的相当事件。其影响将会触及全球资本主义经济的每个角落。

由于中国房地产市场非凡的规模（按市值计算，是美国房地产市场的两倍）以及中国过度投资、过度建设和过度投机的程度，从未出现过接近于此规模的投资泡沫崩溃。《卫报》9月23日报道，经济历史学家图兹（Adam Tooze）评论道：“中国房地产泡沫不是普通的房地产泡沫——它是经济史上最大的单一财富积累阶段。”

2017年中共十九大上，习近平发表讲话说，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这位国家最高领导人以这种方式陈述显而易见的事实，暗示中国这个全球最大房地产市场被金融投机者（包括一大批中共官员）劫持之深重程度。

《经济学人》在9月12日指出，自2018年以来售出的所有房屋中有70%（即5000万套，规模着实令人震惊）出售给了已经拥有房屋的人。显然，尽管官方号称习近平市自毛泽东以来“最有权势的领导人”（当然这并不准确），但他无力阻止房地产投机行为——这种投机行为未能为需要的人提供住房，现在已经使整个经济崩溃。

中国劳工论坛和国际社会主义道路ISA过去已经预测到房地产泡沫破灭，而这也正在开始吞噬中国钢铁和水泥等其他巨大的行业——这些都是全球规模最大的。河北敬业钢铁集团董事长李赶坡表示，几乎三分之一的中国钢铁企业可能会倒闭。水泥行业也有类似的情况。2022年前六个月，全球水泥产量下降8%，为20年来最大降幅。主要原因是中国水泥产量下降了15%。

最严重的是，危机链条的下一个环节恐将是银行业。地方政府的不稳定，中央政府救助、竭力避免走入崩溃的房地产市场，意味着地方政府自己几乎肯定会在下一个时期需要救助。从中国地方政府的金融危机到银行危机之间只有一步之遥。

极权统治

在习近平治下，香港、（特别是）新疆镇压升级，显示中国变得更加极端高压统治。中共独裁政权禁止所有独立的政治活动，但即使是中共高层领导人，尤其是习近平的潜在政敌，也不断受到中共国安部门的监视，并被警告不要批评习近平的政策。

9月，两名前高级官员孙力军和傅政华被判处死缓，这些所谓反贪的审判显然是用来警告习近平的敌对派系不要过分反对。孙力军通过收受贿赂累积巨额财富，但也被指控建立反习“政治团伙”。他曾任公安部副部长，而他的盟友傅政华则曾任司法部部长。上海、重庆、山西三个主要地区的公安局局长也分别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也被指控与孙、傅属于同一“政治团伙”。

二十大恐将习近平虚无缥缈的伪意识形态“习近平思想”写入中共党章。在所有中国以前的独裁者中，只有毛泽东享有这种地位。五年前，习近平的“理论”被载入党章，但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个并不那么吸引人名称。如今这个更精简的名字将被赋予与“毛泽东思想”相当的最高地位。同时，习也可能被封为“人民领袖”。同样，这个仪式背后的意义，是要将其冠以与毛泽东具备同等的历史地位。

随着经济崩溃、数百万人被关在家中之际，这个“最强大的领导人”主要关心的，却是如何让他的头衔更好看。这其实有着象征意义，因为执政十年了，习近平仍在与敌对的中共内部派系和“团伙”进行激烈的权力斗争。由于经济危机，北京与地方中共精英之间的冲突加剧，将使得未来几年权力斗争加剧。习近平仍然觉得有必要以波拿巴主义风格将自己进一步凌驾于国家和社会之上，以压制抵抗。

新一届中共政治局常委会的大小将提供线索，反映习近平多大程度被迫做出妥协。如果常委规模从目前七人扩大到九人，这或将表明习近平被迫向反对派系让步，需要一个更大的机构来容纳他自己任命的人。如果席位缩小为五个，正如一些媒体所报道，反过来会表明习近平的地位得以强化。

一个重要的问题将是由谁来接替李克强成为中国下一任总理，李克强是现在最知名的反习人物。汪洋以及（特别是）胡春华都属于李克强的团派，如果这两者其中一人成为总理，都将表明习近平作出让步。

反习势力不强，但得到部分资产阶级、太子党和国际资本的支持，他们希望利用总理的地位来制衡习近平，尤其是在经济政策上向他施压。更多发展将在过几天内揭晓。但是，无论结果如何，都不会从根本上改变中共政权的前景，并只会走向最大的风暴。

英国：中国领事馆人员殴打示威者

10月16日星期日，中国驻曼彻斯特总领事馆外的和平抗议遭到领馆工作人员袭击，一些领馆人员还戴着摩托车头盔和防弹衣。 其中一名抗议者被拖进领馆范围内殴打，伤者及后需送院治疗。

从领馆的监控镜头显示，总领事郑曦原和其他人员出来并走到人行道上，手抢标语牌，并将一名抗议者拖入总领事馆范围。在中国与西方帝国主义冲突的大背景下，这个事件或将升级为一场激烈的外交冲突。

领馆工作人员声称示威海报展示了“极其冒犯的图片和标语”，他们认为是“威胁和侮辱”。其中一张令他们恼火的海报，将习近平画成一个“没穿衣服的皇帝”。考虑到习近平在中共二十大上获得空前的第三任期，同时以防疫为由封控数百万人，另外还面临着拒付抵押贷款的抗议浪潮和青年失业率的飙升，海报的内容并无偏颇。

周日的抗议者中有许多香港的民众，他们在2019年民主运动失败后流亡英国，以逃避中共对民主权利的残酷镇压。ISA在香港的支持者积极参与了当时的运动，并强调需要“将革命输出中国”。

我们曾指出，许多人抱有幻想的英美政府，并不是民主的盟友。只有独立于一切国家统治阶级的工人阶级斗争，才能挑战独裁的资本主义统治。

然而，无论我们与香港民主运动的领导（当中许多人现在流亡英国）有何政治分歧，我们都捍卫他们在总领事馆外举行和平示威的权利。 我们的成员于2018年也在领馆进行抗议，反对中共对佳士工人维权运动的无情镇压。

香港的抗议者将他们的愤怒指向了中共官员。然而，真正的目标应该是要争取广大中国人民（无论他们身处英国、中国，还是在世界其他地方），团结他们一同斗争反对独裁统治和资本主义的。 许多中国人对习近平的政策感到愤怒，从网民对在北京挂起“罢课罢工罢免独裁国贼习近平”横幅的反应就可以看出。

现在，保守党虚情假意地出来捍卫抗议权利，要求中国大使发表声明，要求逮捕和驱逐攻击者，另一边，国会正在审议通过限制抗议和示威权利的《公共秩序法案》。

他们甚至打算通过一项法律，阻止具有航空专业知识的退役人员培训中国的解放军。然而，他们却乐于为世界上一些最高压的政权，如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卢旺达，训练这些国家的军队。 这都是为了巩固与拜登、马克龙和其他国家的西方军事联盟，以进一步孤立中国，作为中美之间全球地缘政治斗争的一部分。

我们要求：

反对限制公开抗议的权利，废除英国《公共秩序法案》；
由曼彻斯特工会委员会（Manchester Trades Council）领导工会和社区调查总领事馆殴人事件；
呼吁中国大陆人民团结起来，对抗中共独裁和资本主义统治；
切勿相信任何资本主义强权会支持中国的民主权利。

中国：电影《隐入尘烟》遭禁

七月中旬，低成本艺术电影《隐入尘烟》在中国上映，并在电影院和流媒体平台都获得了大量好评。在此之前，《隐入尘烟》还入围柏林电影节主竞赛单元，还参加了在意大利的远东电影节。但在十一国庆节前夕，这部电影突然从中国消失。

这部电影遭禁的时机，很大可能是与10月16日召开的中共二十大有关。每次大会期间都是中国政治特别敏感的时刻，随之而来逮捕、审查和镇压各种反对的声音都会加强。尽管中国还有上亿人生活在“清零”政策所造成的封锁之下，中国经济陷入近三十年来最低谷，中共仍是不会让任何东西破坏他们的大会。

这篇评论有两个主题：首先，我们会谈谈这部电影本身；然后，我们再分析它是怎样激怒中共独裁政权，导致其被突然下架。

《隐入尘烟》讲述了一个不同寻常的乡村爱情故事。故事发生在极度贫困的甘肃农村，这里也是导演李睿珺的老家。

曹桂英和马有铁是一对包办婚姻的中年农民夫妇。曹桂英身有残疾，受过大半辈子的虐待。马有铁是个贫穷的农民，他的人生哲学是刻苦耐劳，不拖欠别人的债务，并且对于苦行僧式的生活条件毫无怨言。

极端阶级差异

《隐入尘烟》讲述了曹桂英和马有铁结婚后如何共同生活，相互依靠，却没有把故事讲得过分煽情（毕竟这不是好莱坞）。这个故事揭露了当代中国残酷的阶级现实。当地土地承包商张永福的儿子开着宝马车自由穿梭，然而曹桂英和马有铁只能骑驴子上路。

这对农民夫妇受到的剥削，比喻了当下中国农村的贫苦民众遭遇。张永福生病的时候，需要有人给他献血，而马有铁是全村唯一有匹配血型的人。因此，对资本家来说，马有铁有了特殊的价值。他两次无偿献血，都拒绝接受报酬。与此同时，正是他拯救的张永福一家人，把他和曹桂英赶出他们的砖房，并从拆迁中牟利，赚得盆满钵溢。在社交媒体上，许多人转发马有铁的一句话：“对镰刀，麦子它能说个啥”。

扮演曹桂英的是着名演员海清，饰演马有铁的是素人演员武仁林。他在现实是名农民，长年在田头劳动使他双手磨出厚茧。导演在很多角色里选用了素人演员，让整部电影有了一种真实朴素的感觉。

当局对这部电影的反弹

这部电影为何会触犯当局的审查机制？尽管没有强烈的政治意味，《隐入尘烟》里描绘的赤贫与不公明显影响到了中共独裁的公共形象。去年，习近平宣称中国取得了“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而事实上，这一政治成就背后的统计数据充满着各种操弄造假。2020年，总理李克强就曾表示，仍有超过四成中国人月收入不足一千元。

一方面，《隐入尘烟》获得了影迷的好评（比如成为豆瓣目前评分最高的华语电影），而另一方面，它也在网上受到了很多民族主义者的猛烈攻击。他们说，这部电影展示的赤贫诋譭了中国在世界的形象。甚至有文章将其称为“叛国”，并批评了批准这部电影的政府官员：“这样辱骂我们的党和人民，辱骂我们政府的片子从你们手里出来，你们不感觉自己有愧有罪吗？”


今天，在中国墙内，人们已经看不到这部电影了。《隐入尘烟》这四个字也因此获得了一重新的含义。电影审查机制的日益严苛，也反映了习近平的统治对中国社会的压迫越来越强烈。去年，1990年代电影《搏击俱乐部》（Fight Club）被中国政府换上了一个新的结局，并改以黑底白字字幕打出“经由泰勒提供的线索，警方迅速理清案情，一举将他们抓获，阻止了炸弹的爆炸” 。传记片《波西米亚狂想曲：摇滚传说》也遭到删节，移除了描写歌手Freddie Mercury同性恋性向的部分。

中国左翼遭受镇压加剧

社会主义工运人士柴晓明被指控“煽动颠复国家政权”。对46岁的他的判决将于11月25日星期五作出。柴晓明于2020年8月在南京中级法院受审，到现在已超过两年。他可能会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

柴晓明一案是习近平政权加剧镇压持不同政见者的最新例证。当今政权越来越针对社会主义者和左翼，而不仅仅是自由派民主人士。习近平的所谓“共产党”政权正面临前所未有的经济危机。今年，中美之间GDP差距将在30多年来首次拉大。清零政策下的封锁造成严重后果，引发了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和外地务工人员的抗议浪潮。那些有财力离开中国的人正在加速逃离中国（所谓“润学”浪潮）。

柴晓明是网站《红色参考》的编辑之一。该网站在2018年深圳佳士工厂建立独立工会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与毛派和其他左翼人士紧密合作。佳士斗争吸引了中国左翼青年和学生广泛的关注，其中一些人前往深圳积极参加斗争。

这场运动震惊了中共政权，因为它联合了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年轻人，并试图组建一个独立的工人组织。当局首先对工人进行了残酷镇压，逮捕并解雇了工人，然后对学生进行了镇压，逮捕了110多名学生，近一半人“失踪”，其中一些人至今下落不明。对柴晓明的抓捕是这次镇压的一部分。

像处理其他运动一样，中共宣传机器声称佳士运动的积极分子被“境外势力操控”。它试图以同样的指控抹黑女权主义者、LGBTQ运动人士、民族权利运动人士和其他对中共政权的批评者。随着中美帝国主义冲突升级，达到40多年来最尖锐的时刻，通过声称这些运动“受到境外政府资助”来抹黑工人或妇女权利斗争的宣传也在增加。

事实上，外国资本主义政府从未支持工人组织和罢工权利或其他民主权利，只是开始将这些问题作为资本主义超级大国之间新冷战斗争的幌子。

镇压左翼

2018年，《红色参考》网站在北京的办公室遭到突击搜查，警方缴获了电脑和书籍。作为佳士镇压行动的一部分，其他几个与毛派有关的网站也遭到了突袭。《红色参考》编辑尚恺以“寻衅滋事”的罪名被捕。

正如中国劳工论坛报道提及，柴晓明于2019年3月21日被捕。他现在已在监狱里待了三年零八个月。中共对他的指控是完全虚构，这是中共诽谤和诬陷左翼运动人士及一切政治对手的手段。

甚至在被拘留之前，柴晓明的健康状况就已经很差。他的朋友和家人被拒绝探视，这让人们担心他的病情。他的父母都80多岁了。他的律师对此案的公开评论受到限制，他对柴晓明的身心健康表示担忧。

正如我们在2020年柴晓明被审判时提及：

“柴晓明的案件的细节尚未对外公布，但他被南京市国安局拘留的时间始于2019年3月，在该案提起诉讼之前17个月……这也符合中共对政治异议人士的迫害模式，在审判前将其长期拘留，从中提取供词，在许多情况下，遭遇如此迫害的异议人士被迫‘配合’以免加重刑罚。”

政治审判

对柴晓明的审判显然是政治性的。中国劳工论坛的Vincent Kolo表示：“这场审判是一场可怕的作秀审判，丝毫没有正当程序的样子。”他说：“柴晓明被起诉的背后是中共独裁政权的威权政治议程，而这现在变得更加残酷，因为它担心政治上的激进化和意识左转的浪潮——特别是在中国的年轻人中。”

法院决定将柴晓明在佳士斗争中的参与同他的案件分开，这是中共政治操弄的一个把戏。他的律师郭海跃透露，柴晓明早些时候在海外的活动反而是案件的焦点。

郭海跃告诉自由亚洲电台：“他（柴晓明）在国外留学过啊，有很多事情是跟在国外有关系的。有些方面我不方便跟你说这个事件，跟那个佳士（事件）没多大关系。”

这显然不像柴晓明在2018-19年镇压期间被捕的时机所显示的那样。但当局决定从柴晓明的案件中与佳士事件切割，显然是由于其政治敏感性；他们希望避免再次引起人们对2018年佳士斗争的关注和讨论。

海外中国留学生

还有一个因素，今天变得越发重要。越来越多中国留学生激进化起来、准备参与反中共的政治活动和抗议活动。10月13日，在中共二十大召开前夕，一名个人行动的示威者彭立发在北京四通桥高举反习横幅，要求民主权利。北京抗议活动爆发后，中国留学生越发激进的形势达到了一个新高度。

这件事之后，中国学生制作的声援海报出现在世界各地的数十所大学校园，要求释放彭立发，支持他提出的终结独裁统治的诉求。显然，法院也希望借柴晓明一案向海外留学生发出警告，不要从事“颠复国家政权”活动。

柴晓明唯一的“罪行”是维护工人权利，抗议中国对社会主义者的镇压。习近平政权采取的残酷镇压措施表明，尽管习近平试图展现威力和稳定，但他担心与日俱增的社会主义思想和愈演愈烈的反政府情绪。

对柴晓明的迫害非但没有挫败抵抗情绪，反而为组织对抗资本主义和中共独裁政权提供了更多的理由。

要求释放柴晓明的团结声援抗议正在酝酿。例如，伦敦的学生和左翼活动人士要在11月25日（宣判日）发起团结抗议。ISA的支持者热切想要提出这个议题，并在可能的情况下介入或发起团结声援抗议。

释放柴晓明！释放中国所有政治犯！
为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而战！
反对新冷战——支持全世界工人争取权利的阶级斗争！
反对资本主义和独裁！

中国：不能指望中共的法例会保障女权

中国新修订的《妇女权益保障法》在10月底通过，在表面上宣扬“男女平等是基本国策”，包括针对妇女人身自由、消除歧视、平等国民保障、阻止性骚扰和人口贩卖等。但在现存专制资本主义体制下，中共只会巩固对女性压迫的父权元素以加强社会控制。

新修订法案中总则第七条规定，“妇女应当遵守国家法律，尊重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履行法律所规定的义务”，加入了“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令人想到是为了巩固传统家庭婚姻观念。即使报道这一修法的媒体不多，也大多只聚焦于一些表面功夫，但是网上相关讨论及批判仍然不少，包括质问“怎么不出个规定男人的？”、“为什么要提到妇女应该遵守的道德啊”等。

虽然该法律修订草案强调男女平等，也有提到不能强迫女性生育，但是现实中政权打造的氛围正是要推动女性生育，包括提出“三胎政策”，同时并没有配套的提高工资、改善住房和教育等社会保障等措施——也是因为不想让资产阶级利益受损。在如此的国家政策、及当局试图打造的社会氛围下，二元性别的角色更加被强化、女性更为落入到传统家庭角色里，妇女势必无形中承受更大的压力——要么被迫承担家务劳动同时还在外拼命工作、从而养活家庭，要么被迫放弃职业生涯、经济上完全依赖于配偶，因此中国女性处境越来越艰难。

正如台湾清华大学社会所副教授、中国性别研究专家沉秀华所言，中国在“经改”（即资本主义复辟）以来，大量国有资产被私有化，社会安全网也因此倒退到以家庭为核心。习近平治下，当局不断强调孝道和妇德，女性更加被推回到传统家事领域。目前中共正面临人口老龄化、生育率持续下跌、结婚率下跌而离婚率飙升的状况，因此劳动力缩减对于当局来说迫在眉睫，而此时当局自然会期待女性更多地进行“相夫教子”这项“传统家事”。

女性权利备受打压

疫情期间家暴事件暴增，离婚权和堕胎权正在被不断打压。而女权运动更早就受到严厉镇压。2015年国际妇女节前夕，“女权五姐妹”因为策划“公交车反性骚扰”行动而被拘留，37天后才因为当局受到国际社会压力而被释放。#MeToo运动，则在2018年传入中国网络几个月后，变成为微博上的禁词，支持这个运动的网民经常遭遇封锁帐号、网络霸凌、拘留逮捕等打压手段。而在往后，女权运动更是被民族主义者攻击、被和所谓“境外势力”、“港独”联系起来，典型案例包括2021年女权人士肖美丽被攻击的事件。

中共本身也是充斥父权的体制，其中一个指标便是，如今已有9千多万成员、女性占比为27.9%的中共，至今只有八位女性曾经进入中共政治局，其中还有两位是候补或候任政治局委员，或者是其他无足轻重的角色，更从未有女性进入过中央政治局常委这一官方意义上中共最高决策机构——二十大后仍旧如此。另外，在去年被爆出性侵的张高丽，更是没事一般赫然出席二十大现场，可见这些权贵的施暴者是如何能够逍遥法外。

修订内容还涉及拐卖、绑架妇女问题，规定政府有关部门要及时发现报告和解救安置被拐卖和绑架的妇女。今年年初徐州铁链女事件，引发了全国范围的关注，不单是对于贩运妇女和儿童现象的愤慨，也包括对于妇女权利本身的担忧。去年12月24日至今年1月22日，当局征求《妇女权益保障法》修订草案意见，结果收到社会各界42万余条法律意见，参与人数高达8.5万余人，比起其他征求意见草案只有数十至数百不等的参与人数，明显显示社会大众对于女性权益意识提高很多。但是，这些法律修订徒具象征意义，对于清除背后人口贩卖业的黑金集团和官员并没有任何帮助。

真正保障妇女权益，不能依赖中共当局好看的法律（何况该法律在声称“权益保障”的法律里提出规训女性的内容，真是讽刺）或是中共的哪个官方机构，而是需要女性、工人和其他受压迫者联合组织起来，建立取代中共独裁政权的民主社会主义女权替代方案。

2022年是中国人口危机的新里程碑

今年7月11日，联合国《2022年世界人口展望》报告预测，印度将在明年超过中国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在人口危机压力和广泛的质疑声中，中共最新一期的《求是》杂志终于承认“‘十四五’期间我国人口将进入负增长阶段”，这也是中共首次承认人口出现负增长。这将会是中国人口危机的一个里程碑事件。

“未富先老”

连年的生育率走低、越发严重的老龄化问题、“未富先老”的社会现象和寅吃卯粮的养老金问题就像慢性病一样越来越影响到了中共的独裁统治。中国规定最晚60岁退休，而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显示，中国60岁老龄人口已达2.64亿，占总人口的18.7%，预计到2025年60岁以上人口达到3亿，这意味着三到四个人之中就有一个是老人。资产阶级希望有着充足的劳动力以供剥削，同时还要维持着一个相对数量的失业人口作为产业后备军，并让这些工人相互竞争以获得优质廉价的劳动力从而实现利润最大化。

为了应对危机，在去年五月末习近平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中便宣布了一对夫妻能生育三个子女的三胎政策，但响应者寥寥。如《新华社》在微博发起投票“三胎政策来了你准备好了吗”，结果九成的投票都是“完全不考虑”。今年上海疫情期间一男子面对警察“影响你三代”的威胁，更是喊出了“我们是最后一代”的回应。

有很多相互联系而造成的人口危机。今日中国的少数官僚资本财团据有着本由劳动人民创造的绝大部分社会财富，贫富差距极其悬殊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这种背景再加之高企的房价、昂贵的教育和不完善的生育环境如不完善的产假制度、托幼机构和公共教育支出的缺乏等，不仅使得生育率低迷，更使得生育越来越成为有钱人的权利。广大贫苦人民一个都生不起了，还能生第二个、第三个孩子来供资本财团剥削吗？另外，生育多个子女意愿低下还有另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粗暴执行了整整35年的一胎政策“只生一个好”的宣传已经深入人心甚至已经构建出了一种理想家庭的想像。

中共的三胎政策基本上是全面二孩政策的翻版，“全面两孩”2015年开始推行，2016新生儿多了将近100万，但2018年新增总人口急速下跌，已不及放开前的水平。和二孩政策一样，三胎政策效果也极为有限。威斯康辛大学研究员表示，三孩政策能让三孩占比提高2-3%就不错了。理论上讲，放开三胎限制与全面放开之间的差距是非常小的，但中共不选择全面放开是为了使得长期执行并写入宪法的计划生育政策能够逻辑自洽，不至于暴露出生育已经不在“计划”之中从而动摇政府权威。如果不解决影响生育意愿的房价、教育、生育和社会保障等问题，而只妄想通过不限制生育的政策和天花乱坠的宣传来解决人口危机，那只能是治标之举。

超额剥削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口问题，根源于资本主义私有财产制度，只有变革资本主义制度，才能解决资本主义的人口问题。中国社会少子化的根源又恰恰在于资本主义社会下民众受到的超额剥削，绝大多数基层民众被资本榨干仅仅只能维持生活的水平。中共根本无力解决人口危机，它只能和财团捆在一起冲向历史的垃圾堆。而我们要通过社会主义的替代方案来解决人口问题、来开拓新的世界！

我们要求：

打倒房地产商！将房地产企业和建筑民主公营，提供优质廉价房屋供人民居住；
反对教育商品化！全面实现教育免费，取消各级学校学费，建设免费公有公营的托幼机构；
打碎父权制度！实现男女平权，反对职场歧视，落实同工同酬和法定产假；
反对提高退休年龄！要求大幅增加退休金，实行全民退休保障；
大增最低工资和生育补贴政策。
而上述所有措施只有在工人阶级接管经济的所有权和控制权、并制定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计划制度才能实现。

中国群众运动何去何从？

在本文撰写之时，警察正在中国各大城市集结，以图尽力平息最近的抗议浪潮。抗议在各大学持续。在即将到来的周末，全国各城市或将出现新一波街头抗议。过去几天席卷中国的示威是30年来对中共独裁统治、及现在对新加冕为“皇帝”习近平最严峻的挑战。

在经历了3年令人窒息且残酷不仁的“清零”控制和封锁之后，群众已经到了崩溃边缘。虽然清零政策和周四在新疆发生的致命火灾是抗议的导火线，但当前的抗议浪潮远不仅是关于反对封城（尽管这个问题很重要）。

全国80多所大学的抗议中，学生们高喊“不自由毋宁死”——这正是1989年斗争的口号，尽管许多中国青年对此并不知情。争取民主权利和终结独裁统治的诉求，加上对于中共疯狂、顽固、不科学的作法的愤怒，两者结合了起来。

过去一周，每日通报新冠肺炎确诊数已达到创纪录的40,000多人。虽然与许多西方国家疫情高峰期的水平相比，这数字仍然很低，但政权采取更严厉的封城政策，因为其过去坚持清零政策的成功，现在已经骑虎难下了。

中共独裁政权盲目地遵循失败的战略，而习近平的个人角色加强了这一战略：一方面，他在中共内部权力斗争中使用“清零”作为武器，迫使地方政府“表忠”；另一方面，他借此政策大规模提升独裁政权监视和控制社会的能力。

习近平的清零政策轻忽疫苗接种，而是侧重于密集的大规模检测、接触者追踪、隔离和残酷的强制封锁。有100万中国人——包括本文其中一名作者的家人——现在被关在隔离中心（也就是方舱），这些地方被广泛描述为“比监狱还糟糕”。据每周提供最新消息的野村证券称，目前有50座城市处于某种形式的封锁状态，这一数字创下纪录，而这些城市占了约四分之一的中国人口。

现在的一个重大改变，即转向世界其他大部分国家政府采取的“与病毒共存”政策，恐将使中国资源不足的医疗部门不堪重负，并导致数十万人死亡。彭博行业研究（Bloomberg Intelligence）最近的一项研究显示，中国每10万人只有4张重症监护室（ICU）病床，这一指标远低于发达国家。现在在这件事上进行180度大转弯，对习近平来说也是一次丢面子的个人挫败，因为“清零”被视为他的招牌政策。 因此，正如彭博社专栏作家马尔克斯（Clara Ferreira Marques）所指出，习近平身为独裁者，发现自己陷入了政治上的“被动强制”——此处使用了国际象棋术语，意思是玩家被迫采取行动，但任一选择都会使情况变得更糟。

警讯

社会爆炸的警讯已经十分明显。10月，全球最大的iPhone工厂（富士康）在郑州的数千名工人发起了大规模抗议，这对群众意识产生了巨大影响。尽管网络审查人员尽了最大努力屏蔽相关新闻，这些场面还是在社交媒体上被大家广泛观看。乌鲁木齐是最近一波史无前例的抗议活动的爆发地，这座城市已处于令人痛苦的100天封锁，伴随着食品和药品短缺——几乎所有的封锁措施都是如此。

封锁引发了难以想像的心理健康危机。早在2020年，一项全国调查就发现，近35%的受访者正在处理因大流行而导致的心理困扰。今年，卫生部拒绝公布自杀统计数据。

许多现在爆发了自发的反封锁和反政府抗议的大学已经经历了好几波封锁浪潮，学生们被困在宿舍里数周之久，抱怨缺乏包括卫生用品在内的一切。卡塔尔世界杯足球赛的开赛在中国也带来了震撼。没有戴口罩或可见的疫情限制的大量人群聚集的情景，促使一些人问道“他们跟我们生活在同一个星球上吗？”

中国一名同志如此描述整个情况：“从我社交范围所见，除了少数官僚和年轻公务员对事态不予置评，几乎所有人都坚定站在抗议者一边——包括平常那些’沉默的大多数’。”

“这场风暴中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习近平的不满成为重点，公众不再把怒火烧向地方官员或者政权内部其他人物，而是直指习近平本人。”

乌鲁木齐丧生的10人

11月26至27日，公众对清零政策积聚的愤怒情绪终于爆发，全国各地民众聚集要求解除封锁，甚至主动拆除和摧毁路障和检测设施，攻击挡路的防疫人员和警察。截至11月27日，全国至少有85所大学的学生举行抗议，人数从数十人到数百人不等。

11月24日，新疆首府乌鲁木齐市维吾尔人社区的一栋公寓楼发生火灾，引发了这一抗议事件。乌鲁木齐是一个 80%人口为汉族的城市。尽管中共多年来恶毒地利用种族主义宣传维吾尔人是“恐怖分子”，我们还是看到汉族和维吾尔人表现出自发的团结，而这具有重要意义。

火势本身并不大，但由于为加强封锁而竖立了隔离栅栏，因此消防车无法及时赶到灭火。疑似受害人因房门和逃生通道被锁而无法逃脱。在被网络审查人员删除之前，人们尖叫着要求开门的视频片段在网上广泛流传。

火灾中有10人丧生，他们都是维吾尔人，但一些网络报导称实际死亡人数要再多。中共官员后来推卸责任，称路是通的、是居民不跑。这进一步激起了公众的愤怒，当晚，大量乌鲁木齐市民，包括汉族和维族人，冲破防疫屏障，游行到市政府办公室抗议。

由于接连不断的次生灾难导致人命死亡，反抗的种子已在人们的心中种下。这包括贵州省发生的导致27名被强行送往偏远检疫中心的乘客死亡的公交车事故，以及无数人因提交不出核酸检测阴性结果，而被拒绝入院治疗最终死亡的悲剧。

近几周，郑州、广州等地的民众和工人纷纷冲破防疫屏障，与警方对峙。在重庆，一段年轻人在警戒线前高喊“不自由毋宁死”的视频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乌鲁木齐的抗议在两天内掀起波及全国的浪潮，点燃了在非人道和偏执的清零政策下积聚的愤怒和不满，但情绪更为强烈。习近平强硬的防疫政策也让数百万人认知到令人窒息、残酷镇压的独裁统治的现实。这也告诉大家，中国政权准备多长时间实施如此的镇压和监视。

“共产党下台！”

11月26日晚，上海市民冲破疫情封锁线，沿着以乌鲁木齐命名的乌鲁木齐中路游行，悼念火灾遇难者，表达愤慨。几天后，警方拆除了乌鲁木齐中路的所有路牌，而这是他们避免更多抗议的其中一个应对方式。上海群众一齐高呼“共产党下台！”“习近平下台！”他们还阻拦警车，并奋力解救被警察逮捕的示威者。示威活动持续到11月27日白天和晚上，人们要求释放被捕的抗议者。除上海外，北京、南京、广州、成都、武汉等城市也爆发大规模抗议。

自1989年以来，中国从未出现过如此大规模的运动。目前的抗议还没有到当年那个程度，但我们必须观察事情会如何发展。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危机在许多方面甚至比当年还要严重。当前的抗议来自多个社会阶层：郑州和广州的农民工、学生、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以及许多站在示威前线的年轻女性。正在展开的政治意识中有许多不同的元素，但这已经从反对封城，进化为提出民主诉求、反对镇压、要求终结独裁和罢免习近平的政治诉求。

在乌鲁木齐，当地政府在火灾发生后立即改变立场，宣布该市已“基本实现社会面基本清零目标”，因此正在放松管控，但人们继续走上街头表达不满。其他许多地方政府也采取了类似的立场，匆忙宣布解除封锁并进行一些浮于表面的改变。

这是中共平息抗议的典型手段——先是给根“胡萝卜”（即让步），然后再挥舞镇压和逮捕的“大棒”。对于类似乌鲁木齐那样政府一夜间实现“社会面清零”的说辞，民众在社交媒体上普遍表示怀疑。中共政权出名的一点劣迹，便是利用“虚假”承诺和让步愚弄大众。它通过宣布将关闭汙染行业来平息环保抗议，只是为了在眼前的动荡平息后才允许高汙染产业继续开工。在广东乌坎村，中共当局承诺举办有限度的地方选举，以平息反对征地和腐败的抗议。选举被操控，然后镇压开始，抗议当中的许多领导人物现在不是在囚就是流亡。“他们给了我们一张100万美元的支票”，一名乌坎活动人士后来说，“但它跳票了”。

在这波抗议浪潮中，汉人和维吾尔人展现了团结一致的一面，克服了中共的分裂策略。在乌鲁木齐，汉人被路过的维吾尔人鼓掌拥抱，在街头张贴横幅悼念周四火灾中的遇难者，这一幕令人心潮澎湃。中国的一些资深评论员将这种情况描述为自2009年新疆七五事件（致命的各民族间暴乱和大屠杀）以来前所未有的情况。

诉求为何？

在大学校园里，众多学生团结起来。11月27日，在北京清华大学，数百名学生举着白纸抗议，高呼“民主、法治、言论自由”和“无产阶级万岁”，还唱着国际歌。

与早先的抗议不同，当前的抗议浪潮显示出转向更明确地反对独裁统治；很难得的是，直接反对中共和习近平的口号被广泛采用。同样，这是自1989年以来的第一次。10月的四通桥事件，当时一个独自行动的抗议者彭立发在北京市中心悬挂标语反对独裁统治的横幅，显然影响到了今天提出的许多诉求。虽然在大多数国家，个人抗议不会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但在中国，所有独立组织、政治和民主权利都被禁止，其效果惊人。

在我们关于四通桥抗议的声明中（《中国：“新坦克人”抗议引发热烈回响》，中国劳工论坛，10月17日），我们认知到抗议带来的影响，并对于横幅上的许多口号表示赞同，同时解释道，这样不足以充分或明确挑战中共独裁统治，而且一些诉求——比如“要改革”——不幸地强化了对于中共独裁、或其某些精英派系有能力进行改革并提供民主让步的幻想。

中共独裁永远不会主导实现向任何形式的民主的渐进过渡。有人寄希望于中共的宪法，但它不会提供任何民主机制来监督或罢免领导人。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中共极权国家机器的其他机关提出要求，我们也不会赢得任何胜利。1989年，重新召开全国人大的呼吁，最终结果也仅是分化并消散了群众斗争。

中共一再证明这是一个错误的幻想。中共曾经承诺在香港允许有限的民主权利，但这些都被收回并粉碎。如果中共不能容忍在香港相对独立的实体内存在一种有限、只做半套的资产阶级“民主”，那么他们肯定不能容忍在中国落实这样的资产阶级“民主”。

马克思主义者和中国劳工论坛通过我们的文章解释道，历史上没有哪个专制制度是通过“改革”而走入历史的。主要由罢工浪潮和工人运动的果断介入来领导的群众斗争，一直是成功击败独裁政权和赢得民主权利的关键因素。尽管抗争者英勇奋战，2019年香港运动走向失败，以及随后遭遇镇压，显示没有“改革”独裁政权的可能性、运动不能半途而废、独裁统治必然会设法维持全面控制。

对习近平个人认同的清零政策的广泛愤怒，进一步加剧了对于中共独裁政权的反对情绪。对于刚刚开启第三任期的习近平来说，抗议的如此爆发无疑是一种屈辱和重挫。在中共二十大上习近平称帝之际，我们预测，“无论结果如何，都不会从根本上改变中共政权的前景，并只会走向最大的风暴。”（《中国：习近平的二十大总结了五年的政治灾难》，中国劳工论坛，10月17日）

这些情况与伊朗起义有很多相似之处。在这两个案例中，一起残忍的事件引发了一场全国性的抗议运动，反对整个政权的政治诉求开始浮现。不同民族群众之间团结一致的场景令人印象深刻，也本能地克服了恶毒的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宣传。此外，2019年香港爆发了围绕新逃犯条例议题的群众运动，几周内抗议就远超出了逃犯条例修订这个议题，因为一波又一波的街头抗议将抗争者的诉求集中在争取民主权利和终结国家镇压上。

香港运动提供的教训

今天中国抗议的一个显着特征是，许多人公开表达“我们应该支持香港”的遗憾情绪。这表明意识开始赶上形势需要的过程。香港运动失败的原因给中国的斗争提供了重要的教训：它不缺人数也不缺战斗性，但缺乏群众组织（特别是工人组织）来使得斗争挺过许多意想不到的变局、政府打压和不实信息而存续。它孤立于单独一个城市，因此没法击败中共独裁。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在香港斗争中的主导地位，泛民反对派政党破产的妥协策略，以及香港本土派更加极端的内向心态，最终作茧自缚。

一种仅依靠自发性和网络平台的反组织思想也阻碍了香港斗争，因为当面对一个拥有庞大资源的、无情的国家机器时，需要规划、战略、制定明确的纲领以及对取代如今社会和政府制度的蓝图有所认知，这需要组织——工人组织和学生会、基层抗议委员会，以及至关重要的工人阶级政党（而这个政党需要明确的争取民主权利与社会主义的纲领）。

后者表明中共独裁统治与中国资本主义密不可分。中国共产党其实可谓全球最大规模的工业和金融公司，拥有自己的军队和警察部队。对资产阶级民主的幻想，通常（而且也许不可避免地）会在每一次反独裁斗争中占据一席之地，而这需要用明确的警告来回击——就像我们在香港斗争中所做的那样——赢得民主权利的唯一途径就是与资本主义果断决裂，因为这是中共独裁统治所依赖的制度。

面对这一重大危机，习近平一如既往地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但我们不能低估中共冷血镇压的决心和凶猛程度。中共不会轻易接受群众的诉求，哪怕是要求部分地改变防疫政策——中共怕这会鼓舞士气，引发连锁反应，从而引发更多的群众斗争。中共更不会同意在中国这样的环境下实现哪怕非常有限的民主改革，因为当今中国庞大的规模和深刻的社会和经济问题，也会在实现民主改革后摧毁中共的独裁统治。

与世界其他地方一样，工人阶级是中国关键的社会力量，他们已经是抗议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没有任何形式的组织，甚至没有工会来争取其工作条件。工人阶级应首先在工作场所组织起来，然后在整个社会中组织起来，这是反对镇压、独裁和资本主义的成功运动的自然且唯一的原动力。

为了成为当前抗议浪潮的领导，工人们必须号召罢工，同时呼吁学生跟随。如果总罢工与通过罢工委员会、新的独立工会和支持民主社会主义的新的群众性工人政党这些组织联系起来，那么总罢工将是反对习近平独裁统治的最有力武器。

我们主张：

停止清零，停止镇压抗争
行动升级，建立独立学生会与工会，发动罢课罢工
要言论自由、罢工权、组织权，不要审查与监控
要劳工自由，不要996，要八小时工作制，要生活工资
要性别自由，不要父权要女权，不要家庭压迫，不要再有铁笼女
要跨族群团结斗争，支持港台疆藏自决权
中共不能自我改革，打倒习近平、打倒独裁、打倒资本主义

团结声援中国群众抗争

2022年11月的群众抗议改变了中国。无论未来几周的发展如何，现在每个人都感知到，社会上对中共独裁统治的怨恨和愤怒达到的程度。纵使是史上最大规模的警察国家监控机器，也已经无法掩盖真相。未来，这个独裁政权只会面临更大规模的群众反对。

“我们要自由！”

从乌鲁木齐、上海、广州到北京，抗议席卷了中国。至少有85所大学的学生举行抗议，要求“自由”。这是自1989年民运以来，第一次全国性地冲击中共独裁统治的抗议运动。现在我们见到年轻人和年轻女性、汉族和少数民族以及工人起身反抗，可以说这是自1989年以来对中共独裁统治最严峻的挑战。

非人道的清零政策下的封城堪比戒严，对普通民众而言意味着极端的苦痛——拖欠工资、失业、贫困、精神疾病、缺乏食物和药品。造成至少10名维吾尔人丧生的乌鲁木齐火灾悲剧，是11月26日至27日群众抗议的导火线。即使多年来当局利用种族主义、民族主义宣传，分化各民族工人阶级，汉族和维吾尔族普通民众此时团结一致，反对中共独裁统治。

在上海，示威者高呼“共产党下台”和“习近平下台”。如此公开的批判，已经很多年没听到过了。群众抗议已经远不只是反对清零，而是正确地将反对清零与争取民主权利、言论自由和终结独裁统治的政治诉求联系起来。

中共也以其老伎俩回应。警察遍布在街头。许多参与抗议的人在11月已接到公安的电话并被家访，警告他们停止活动。中共当局宣布启动“紧急状况”这一最高级别的审查。审查人员正在过滤江泽民过世的消息，以防止学生和工人以此为契机发起新一轮抗议习近平独裁统治的浪潮。现在判断如此镇压是否会遏制运动还为时尚早。如果是这种情形，镇压不会永远有用。社会愤怒已经极其高涨。警察恐怖手段是无法压制充斥着街道和校园的自由呼声的。

当局和以前一样，宣布对一些政策进行重大变更，以图平息抗议。当局声称会放宽部份清零措施。当局不会承认这些是对群众压力的“让步”，因为中共担心这会鼓励到更多的反抗。但防疫措施的放宽只是浮于表面、非常有限。由于未能投资于公共医疗和高效疫苗，中共已将自己和人民都困在清零梦魇中。而习近平这个独裁者执迷于“胜利”的清零政策，因此对于防疫政策实施任何真正的改变，都将是对于习近平的一种个人耻辱，会削弱他对权力的掌控。

我们是社会主义者。我们是国际社会主义道路（International Socialist Alternative，ISA）和中国劳工论坛（chinaworker.info）。 我们的《社会主义者》杂志在中国左翼青年间很受欢迎。我们为立即实现全面民主权利而战：停止网络审查、支持言论自由、新闻自由、集会自由、罢工权、组织权。我们呼吁当前抗议浪潮需要升级，要发展为工人罢工与学生罢课。

我们指出，中共资本主义独裁政权不能自我改革，我们不能以“宪法”来制约和约束它；必须要推翻中共独裁，由民主的工人和被压迫者政府所取代。我们想要的是，真正实现社会主义，由普通民众和工人对经济进行民主控制。反对残酷的血汗工厂资本主义，以及伪共产党的警察国家。

我们社会主义者过去积极参与了香港的群众斗争。那场运动失败了，香港陷入了镇压的黑暗，这是因为那场运动没有组织起来，也没有明确的政治纲领来推进。当时，青年社运人士及运动支持者都以为自发抗议和社交媒体网络就足够了——但事实并非如此。一场成功的斗争需要组织、强大的工会和革命政党。 

中共政权向海外输出网络控制技术

一直以来，中共采取了一种严格的消息封锁来维护它自身的独裁统治。除了建立“网络防火墙”以外，群众在网上发布的内容都要接受严格的审查，甚至还可能遭到当局的抓捕和拘禁。习近平上台之后，对网络审查的力度越来越大，习近平创立了“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来专门负责网络控制，而他自己则担任这个小组的组长。

在国际上，中共一直通过输出资讯监控技术来扩大地缘政治影响力。这吸引了别的威权主义国家，例如俄国、缅甸和伊朗，它们都希望通过中共输出的网络控制技术来压制公众舆论，以维持自己的政权。在这些国家爆发的群众运动基本上都利用互联网作为宣传和组织的工具。中国政府的网络管控不仅仅是一个概念上的影响，而且是技术上的支援。

防火长城

2016年的时候，根据《卫报》报道，俄罗斯正在从中国引进防火墙技术来建立控制互联网的监控系统。同年，普京访问中国时签署了在互联网领域进行合作的文件，其中提到“网络安全威胁信息共享”和“跨境网络安全威胁治理”。之后，莫斯科当局通过了《亚罗娃亚法》来控制互联网，该法律要求电信供应商将用户信息储存6个月，元数据（例如时间地点和信息收发者）储存3年，并要求供应商允许联邦安全局访问这些数据。

而在2021年群众反对缅甸军政府的大规模抗议中，缅甸军政府迅速联络了中国，希望他们能够向军方提供网络管控的技术援助。从Twitter和Facebook上发布的图片可以看到，政府人员从中国到向缅甸的飞机卸下几箱货物，很可能就是中共送出的技术设备。尽管中共官方否认向缅甸军政府提供了任何设备和专家，但仅仅在几天后，军方就关闭了缅甸的互联网服务，并禁止当地访问国际社交媒体，并对抗议运动展开暴力镇压，至少屠杀了1500人。一名缅甸网络安全专家匿名称：“这些设备用于架设防火墙，它们将被送到网络服务商和Ooredoo、Telenor等电信运营商那里”。

另一些国家，例如土耳其，正在寻求中国企业帮助他们搭建网络社交平台。土耳其Facebook用户的数量已经超过了法国，这让土耳其政府担心群众会接收到西方媒体的消息，并在社交平台上发表批评政府的言论。埃尔多安称，YouTube和Twitter是不道德的。除了推动法律进行管制，土耳其政府还在积极寻找中国互联网企业搭建受国家管控的社交平台，因为这些企业更乐于满足土耳其政府的需求。根据中国政府自己发布的文件显示，中国企业在土耳其最大的运营项目就是互联网程序。中国也在这些威权国家进行大规模的跨国镇压，包括海外异见者和少数民族。一份报告称，2021年，中共通过将在新疆使用的算法监控系统：综合联合作业平台国际化，来迫害其他国家的维吾尔人。他们通过算法和数据库来评估海外维吾尔人，以确定哪些是异见者。

一丘之貉

美国批评中共和这些威权国家的网络管控是“不民主的”，“侵犯言论自由的”。但美国并不是真心希望维护言论自由，而是利用“人权民主”的旗帜来遮掩真正的经济和帝国主义目的，在新冷战中攻击中国。长期以来，美国帝国主义都将YouTube这样的网络平台作为宣传资本主义价值观的工具，对反美国或者反资本主义的内容进行限流。而在Facebook和Twitter上，这些公司审查并删除了大量反资本主义的内容。这些公司站在资本家的立场上，而不会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

我们认为，要实现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民主，必须要反对中共这样的网络审查，让工人阶级能够自由地发表自己的意见和观点。同时，我们不能信任被富豪不民主控制的互联网公司和媒体，这些公司媒体从来都不是言论自由的捍卫者。为了自己的利润，它们往往会和独裁国家合作。我们主张公有的，不受政府控制的互联网公司和媒体，并交给工人阶级民主管理，通过民主选举选出领导层，而不是作为资产阶级政府和独裁者维持自己统治的工具，这样才能使广大无产阶级自由地发表自己的意见。

中国抗议已（大多）被镇压，但关键在于，国外的抗议仍在继续

11月下旬，中国有大约20个城市和80多所大学爆发前所未有的群众抗议运动。抗议运动使习近平政权陷入了近乎恐慌的状态。就目前而言，中共独裁政权及其国安机器看似已经成功地镇压了抗议运动，但中国社会不会回到以前的样子。

近年来，针对封城、环境汙染或官员腐败的地区小型抗议运动在中国并不罕见，但这些消息一直受到严格审查。最近这波抗议运动的不同之处在于，这次是全国性的，而且部分更提出了关于民主权利和反对独裁统治的政治诉求。抗议者要求结束“清零政策”，并主张言论、新闻和集会自由，在上海和一些大学里更出现了反对习近平和中共的口号。自1989年的群众运动以来，在公开场合喊出这样的口号是前所未有的。这样的行为被视为“颠复国家政权”，可以被判长年监禁。

抗议走向下坡，纵然可能只是暂时性的，部分原因是由于国家的镇压，但也源于凶恶的警察国家和对工会的禁令，使得中国工人阶级不能以任何方式组织起来。因此，所有的斗争往往是很突然的、自发的和无计划的。在中国，罢工很少是有组织的；更多的情况是，当工人被残害与欺骗到无法忍受时，罢工就会“爆发”。

然而，抗议并非全部停止。此后，广东发生了多起农民工抗议，南京大学也发生了抗议运动。南京大学的学生在他们的校园被解除封锁几天后、又突然被重新封锁之时进行了抗议。这个过程可能会在未来几个月在中国各地重演。现在的问题不是抗议会否会再现，而是何时重现。

清零政策将会怎样？

上周末，中国最大的几个城市宣布放宽封城政策。一些城市取消了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必须出示核酸检测结果阴性结果的要求，在北京，一些公寓楼表示居民可以在家里自行隔离，而不是在常被形容为比监狱还糟糕的集中营（方舱医院）中隔离。

值得注意的是，习近平本人并没有就“清零政策”或放开封锁发表任何声明（除了对来访的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发表的私下言论），更不用说公开承认抗议运动的发生。地方官员被授权推行这些政策变更，正是为了保护习近平，他不能被视作在过去三年的重大政策上“开倒车”，但毫无疑问，这些地方官员得到了独裁者的允许。虽然海外媒体将这些举动描绘成清零政策的全面退场，但实际上是只是部分松绑，未来不排除可能会再次推行清零。目前，中国有4.5亿人生活在某种形式的封城中，规模比一周前的5.28亿人有所减少。

这一变化远不代表整个独裁政权的“退让”，它所表明的只是，对习近平来说，比起30年来对中共政权最公开的抵抗行动，让新冠病毒肆虐、甚至恐将导致数10万人死亡（或如一些专家所指出的，将多达200万人死亡）还比较能接受。这反映出中共政权是有多么恐惧和不自信，尤其是在中国更深陷经济危机之时（凯投宏观预测2022年中国实际GDP增长为-1%），并证实了我们在10月中共二十大前后所言：“中共政权越来越脆弱，而不是越来越强大。”

现在，“清零政策”的放开给中国社会带来了一系列新的问题，这清楚地显示了威权资本主义制度“改革”的局限性，并明了地引出全面制度变革的问题。对于可以在外面更自由活动、乘坐地铁、参与更多的社会活动，普通民众将无比欣慰，但也有人怀疑所宣布的解封措施是否会真正得以落实。但是，由于目前国内疫情急速恶化，而国产疫苗不如西方国家的疫苗有效，但西方疫苗被禁止进口到中国，且老年人的接种率极低（80岁以上的人中只有40%完全接种），加上重症监护室（ICU）床位严重短缺，中国完全有可能像今年早些时候的香港一样，在冬季迎来新冠死亡病例激增。科学家和新冠专家估计，如果全面取消清零政策，全国可能有150万到200万人死亡，而其他一些人则说病亡人数会更多。

在没有备用方案的情况下，随着传染性极强的奥密克戎变种病毒的扩散，中共政权将粗暴地左右摇摆，从封锁到部分放开，然后再回到封锁。但在最近抗议开启的新时期，当局越来越难以执行像乌鲁木齐那样持续100多天的全面和长期封锁。南京工业大学的学生向政府提出警告，其中一名学生对大学校方的代表大喊：“你们要是敢碰我们，你们就会变成第二个富士康！”

正因如此，ISA中港台支部主张，除了结束清零政策之外，还要配合投入大量资源来建立并强化医疗系统，特别在老年人当中加强疫苗接种计划，并立即撤销对外国mRNA疫苗的禁令。盈利庞大的制药公司和核酸检测公司必须无偿收归民主公有，并将这些公司的大量资源投入公立医院系统。

然而，实为全球最大资本主义政权的中共，永远不会采取这行动。这些改变化将对资本利润最大化构成根本威胁。而且，就外国疫苗禁令而言，对习近平来说，取消相关禁令将意味着蒙羞、被迫承认本国科技水平不足，因为随着新冷战的深化，他需要强调本国强大。独裁政权永远也不能通过改革而走入历史。中共必须被推翻，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民主的社会主义制度，工人阶级控制社会，所有人的民主权利得到保障。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不可能进行任何认真的变革，在中国和亚洲许多地方，资本主义需要一个威权制度来保证其统治。

在中国境外建立运动至关重要

对中国资本主义下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及其在中国境内的奥威尔式独裁进行反击，可以说是极其困难和危险。在11月最后一个周末的抗议浪潮之后，当局立即向参加抗议的人发送海量电话和短信——由于监控摄像头和当局对手机的追踪，警方已经知晓抗议者的身份和参加抗议的情况，并警告他们今后不要再参与。在最近的抗议浪潮爆发前不久，ISA在伦敦中国大使馆外举行了一次示威，声援被监禁的社会主义活动家柴晓明，并要求释放所有中国的政治犯。仅仅一周后，同样的地点爆发了一场规模为原来20倍的抗议。

但是对生活在中国境外的中国公民来说，公开反对中共独裁政权也并非没有危险。有许多报道提及，在海外学习的中国学生参加了为乌鲁木齐火灾死难者默哀，以及声援最近抗议的活动，而他们在中国的家人随后被警察探访。中共先进的监控系统和中国境内外的间谍和特工网络绝对是规模非常庞大，最近几个月的报道只是让这一点更加清晰展现出来。中国是个科技极权国家，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监控技术（很多都是与美国公司合作开发出来的）。独裁者必然需要一个极为严密的国安机关来保持权力。

在历史上的许多时刻，流亡海外的社会主义者和社运分子的努力是推翻独裁政权的关键，因为他们有能力建立组织，也能更自由地撰写政治材料，并秘密地将这些偷运回国。由列宁和托洛茨基领导的社会主义俄国革命就是如此，他们的大部分政治生涯都流亡海外，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终结也是经历如此的过程，虽然镇压的严重程度略轻。

在过去的六个月里，随着世界各地明显放宽防疫限制，而中国的相关限制却仍然存在，现在又出现了全面的经济危机，中国留学生迅速政治化，在某些情况下还出现了激进化。在世界最大的iPhone工厂的富士康，工人们针对封城、不安全的工作条件和被资本家窃取的工资进行反击，拉开了最近运动的序幕，在乌鲁木齐的火灾之后，学生群体对于运动的广传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同样，在过去一周半的时间里，国际上发生的声援抗议几乎完全中国留学生推动。

ISA正在尽我们所能，推动发展这一运动。实际上，我们全球各地组织纷纷发起抗议（比如在伦敦），或者帮助建设这些抗议，然后在抗议中表达支持并且发言（比如在台北、纽约、都柏林、波士顿等地）。无论ISA在哪里，我们都在对于运动前进方向的必要讨论和辩论中发言，提出所需的诉求、组织和战略。

中国是世界上第二大人口大国，与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由世界上最强大的独裁政权统治。中国工人阶级潜力巨大。中美帝国主义新冷战在未来几年将使世界每个角落的一切危机都升温，包括帝国主义间军事冲突扩大的威胁。在中国建立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运动，对于国际上的工人阶级来说，不是一种选择，而是必要事项，因此ISA将其视为重中之重。

伦敦

12月4日，在位于伦敦的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外，超过150人参加了由ISA和学生组织共同发起的示威。近15人，包括ISA的成员和支持者，在抗议活动中公开发言。

“中共政权残酷的清零政策实际上是一种戒严——一方面是极端的粮食短缺、贫困、精神健康危机和失业，另一方面是制药公司获得暴涨的利润。现在，中共不顾一切地试图表现出它正在开放，放宽了‘清零’政策。为什么呢？因为在乌鲁木齐和其他地方，汉族、维吾尔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团结抗议已经在中共独裁政权内部造成了深深的恐惧。在一瞬间，几十年的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宣传被工人阶级的联合斗争扫地出门……”

“只有当我们被迫为它工作时，中共的制度才能活下来。没有工人阶级，没有一个车轮转动，没有一个电话响起，没有一个灯泡闪亮。通过数百万人的罢工和示威行动，我们可以赢得言论、组织、罢工和投票的自由……我们知道，这场斗争需要组织。成功的斗争需要工会和革命的政党——这是所有民主革命的教训。我们要民主，我们要女权主义，这意味着我们要真正的社会主义。如果你对这些想法感兴趣，你可以在我们被禁止的地下杂志——《社会主义者》中读到更多内容。”

“中国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正陷入一场争夺成为全球最大霸权的生存之战。但工人阶级不会在这样的帝国主义冲突中选边站……无论你是中国工人阶级、美国工人阶级，还是其他地方的工人阶级——我们必须站在一起，反对那些把我们推向战争、经济危机以及按种族、民族或性别划分的人……这就是我今天在这里的原因。作为一个美国人，但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我们反对中共的独裁统治——不是出于民族主义动机——而是因为这个政权把罢工者关进牢里。因为它禁止工会。这些独裁政策都是为了让马斯克这样的亿万富翁和苹果这样的跨国公司更加富有。”

“但这个独裁政权不会自己推翻自己。历史上从没有一个独裁政权会这样做……抗议运动会再次兴起，不管是在一个星期、一个月、六个月还是一年内。当抗议复甦时——我们将需要更明确的诉求、更好的组织，以及赢得胜利的策略……运动将需要独立的工会、独立的学生会。它将需要利用工人罢工和学生罢——我们最强大的武器来升级。它将需要发展地下委员会来协调、制定战略和组织运动。它还需要讨论和辩论前进的道路。ISA准备尽我们所能，帮助这场运动获胜。”

27名参与者购买了我们刚出版的《社会主义者》中文特刊，其中包括对迄今为止的抗议的回顾和对运动的建议，以及对中国社会包括经济、政治和阶级斗争的更广泛分析。另有8人购买了我们的英文杂志，总共筹集了近200英镑，以支持我们中港台支部的工作。本周末在伦敦还有更多的示威，ISA正在为之动员。

台北

台湾也有人发起了声援对岸抗议的行动。上周末，100人参加了在台北举行的示威。一位ISA成员发表了讲话，并接受了新唐人电视台的现场采访。ISA是唯一提出明确诉求的左翼组织，超过30人购买了我们的中文杂志，我们为我们在中港台的工作筹集了3600元新台币。

纽约市

纽约市有相当规模的华人人口。上周末，有200人参加了在曼哈顿人流密集的华盛顿广场公园举行的声援抗议，ISA成员帮助建立了该行动，并发表了讲话。我们在纽约市的支部报告说，许多参与者对资本主义以及美国和西方帝国主义有一定程度的支持。赞助组织之一是中国民主党，这是一个由生活在美国的中国侨民组成的保守主义、亲资本主义的组织，但在中国境内没有组织基础。

尽管抗议参与者的政治立场各不相同，很多参与者（特别是最年轻的参与者和学生）对马克思主义思想持开放态度。ISA是唯一在场的社会主义组织，这引起了人们对我们的摊位和政治的关注。ISA的一位成员发言，宣读了一位在中国的同志的声明。与我们参与其他抗议时情况类似，我们需要澄清我们的“社会主义”是什么意思。我们的社会主义与中共独裁政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际上是资本主义）毫无共同之处，也不同于试图“改革”中共，以实现“更温和”的独裁统治的想法，而这显然不是中共在习近平领导下的发展方向。最好的办法是阐述我们对中国社会和阶级斗争的诉求和更广泛的纲领，更多详情可以在中国劳工论坛（chinaworker.info）了解。

ISA在纽约市的成员卖出了11本中文杂志，筹集了100美元，有一些人表示有兴趣参与ISA的工作。这表明各地的社会主义者都可以帮助建设这场斗争。

加入我们！

以上只是ISA自中国爆发抗议以来所参加的一部分示威，在即将到来的周末之后，我们参加的示威的名单将会翻倍，甚至更多。

中共独裁政权正处于历史性的危机之中。或者说，他们做出的每一个决定都是错误的，因为他们试图制定的每一个“解决方案”只会反过来制造新的危机。抗议目前已经平息，但喊出来的“共产党下台！”和“习近平下台！”呼声却复水难收。为了准备新一波抗议，我们必须从历史上反对独裁统治的斗争以及最近的斗争（如2019年的香港运动）中吸取教训。

自发的抗议可以突然迸发，但如果没有明确的诉求和组织，其持久性总是有限的。必须有一个明确的战略，以工人阶级的力量为基础，利用独立的工会和学生会，通过大规模的、有协调的罢工来取得胜利。必须建立地下委员会来协调、制定战略和发展斗争。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改革中共是不可能的，它根本不是“共产主义”的，而是一个资本主义的独裁政权，需要用一个民主的工人政府和真正的社会主义来取代这个制度。所有支持我们的人们，不管是不是中国人，不管是不是住在中国，都请加入ISA（中港台支部网站请见chinaworker.info），帮助我们建立这场历史性的、必需的斗争。

中国：各地山火消息暴露政权风声鹤唳

近日中国南方多地发生大规模山火。10月17日，广西桂林市溶江镇发生山火，火势迅速蔓延到了灵川县内。据视频显示，山火烧到高速公路两侧，漫天的黑烟遮蔽了来往车辆的视线、持续的山火烧得天边都呈现出了一片血红色。无独有偶。同一天，湖南永州新田县也发生山火，持续近十天，造成两人遇难。此外，江西赣州市赣县区五云镇、浙江省温州市永嘉县也发生山火。

最近山火的频繁爆发反映出了生态系统的退化和不断加剧的温室效应。这类灾难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繫的。就在今年夏天，中国打破了极端高温的世界纪录，这些事件不仅体现出气候变化导致的天气和环境问题日益频繁的全球趋势，更与中国资本主义过去以牺牲环境和人民为代价发展经济的阶级利益息息相关。

政府消声

除山火爆发本身外，值得令人注意的还有中共对此的态度。在民众关心山火之际，桂林山火的相关内容很快受到了审查，官方不但在极力压制热搜，还屏蔽词条「兴安山火」；「桂林山火」；「桂林兴安山火」等相关话题。另外，网友「抗议话题被审查」的帖子亦被删除。而湖南山火的新闻也一直被压制，17日爆发的山火直至25日晚才有媒体开始报道有两消防员死亡，同时湖南当地民众举行浩大的悼念送行直播被掐断，相关消息被限制传播。

一般而言，中共对于这类与政治关係不大的自然灾害新闻的管制并不会很严，但这次却表现出风声鹤唳的态度无疑和二十大有关。在这种「特殊时期」，中共审查机器火力全开，像是四通桥事件之后，微博不仅对皇帝、下台、退位这类词彙进行审查，连勇敢、勇气、勇士、义士、孤勇者等关键词也被过滤，可以说审查已经到了穷尽很多暗喻的地步了中共在宣传上常常提但这类事件风声鹤唳的态度无疑暴露了政权的脆弱和不自信。

捍卫新闻自由

审查机器可以给二十大粉饰护航、让它「胜利」闭幕，但粉饰不了党国体制早已千疮百孔。马克思主义者不仅要争取完全的言论和新闻自由、反对一切政治审查，而且支持社会主义的措施以避免环境破坏，但我们同时指出：只有中共亲资党国体制被主张社会主义政策的工人政府之后这个目标才能彻底实现。

中国货拉拉司机爆发多地区罢工抗争

十一月十六到十八日，中国最大的网约货运车平台“货拉拉”的司机爆发了连续三天的罢工。罢工行动以珠三角为核心，在深圳、佛山、东莞等地数百到过千名司机驾驶货车包围当地货拉拉公司总部，要求公司回应诉求。当地政府则以警察驱散工人。罢工运动扩散影响到河南、湖北、福建、浙江等地，各处都有司机响应罢工，部分地区的停运量更达九成，陷入全面瘫痪。

司机提出了十六点诉求，主要是抗议平台剥削司机，要求废除不公平的货运订单政策，合理报酬等等，抗争成功地赢得了一些妥协和让步，反映了中国工人阶级抗争的潜在力量。

触发罢工的导火索在于货拉拉早前推出所谓“多因素计费”、“特惠顺路单”等货运收费方案，直接导致了大批司机的收入下降。所谓的“多因素计费”实际上就是平台刻意糢煳订单讯息，令司机接收不到如里程、运载量等重要讯息的准确数字，导致了司机的行车成本上升，收入下降。

据参与罢工的司机接受媒体《香港01》采访时解释，在新计费机制下，货运单从以往计算行车距离改为计算两地的直线距离。实际的行车里程、运载量等数字不再清晰提供，这令他们油耗成本上升，也令他们每公里的实际收入下降。

罢工司机称，在过去，驾驶小型货车（面包车）接单的计价是每公里2.8元人民币，勉勉强强还能养家煳口。但新的计费方案下，每公里甚至不到2元，这已经令他们根本无法维持生计。也有司机在网上短视频表示，过去一天能赚三四百，现在一天扣除货车各项成本也就只能赚100元人民币左右，要是算上每年的各种维修保险费用，很可能接单越多反而亏蚀越大。但由于不少司机是贷款买车入行，每月还要偿还数千元的贷款，令他们别无选择只能继续干下去。

同时，货拉拉曾向司机推销所谓的“会员方案”，当时称假如司机缴纳会员费成为平台“会员”，随后就不会再向司机抽成。而假如不成为“会员”，在平台接单将会受到限制。但自今年开始货拉拉出尔反尔，即使司机已机办理了“会员”，货拉拉仍抽取每单5%-15%的费用，形成了多重收费的局面，令司机感到上当受骗。

因此，广东货拉拉的司机通过网络聊天群等平台，组成了“拉友工会”，并在11月15日以工会的名义发布通告，呼吁16-18日平台司机通过停止接单的形式发动罢工。广东多个城市的货拉拉司机集体亦到当到当地的公司办地大楼外示威。从网上片段可见，罢工司机们除了提出自己的诉求外，亦有众多司机呼吁要组建真正的独立的工会，以保障司机工友的权益。

货拉拉司机的罢工行动不仅瘫痪了公司在多个城市的运作，亦惊动了中共政府。在司机抗争的压力下，交通运输部在罢工的次日“传唤”了货拉拉以及其他多家网约货运平台。随后货拉拉作出让步，将“多因素计费”订单数量从原来的10单中有9单的占比调整为10单中只占1-2单。司机向媒体表示，虽然有些地方改善的效果还是不明显，但这几天整体情况明显好多了。但也有上海的司机表示，广东地区的司机由于更有组织力量更强所以才取得了一些成果，而上海这边的罢工规模相对则小得多，因而没有任何的改善。

平台司机的困境凸显了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经济滑向更深的危机，工人受到越来越多的剥削，就业机会大减，工资被压低。对于今天的工人阶级而言，“共同富裕”这口号只不过是一句空话。货拉拉是目前中国最大的货运车网约平台，业务函盖325座中国城市，平台下活跃司机达66万人。但这些司机在这种所谓的“平台经济”下毫无任何的雇佣劳动保障。货拉拉公司并不承认其与司机的雇佣关系，而是被视为“独立承包人”，不受到劳动法律所保障。平台公司也不会提供任何的劳动保险，工作中的一切风险都由司机自行承担。

这就是现时资本主义中共所鼓吹的“平台经济”所狡猾之处。这些平台公司与司机事实上根本与传统雇佣关系无异，但在披上“共享平台”的外衣后就能够堂而皇之地摆脱所有的雇员保障责任，并通过随意单方面修改“合作协议”和服务形式，以及推出一个又一个巧立名目的“会员”项目，大肆剥削旗下的货车司机。通过割喉竞价的方式挤占更多的市场份额，压缩司机的选择空间。而司机们在日益微薄的报酬下，根本没有所谓的“工作灵活性”可言，相反为了维持生计只能不断增加工时。因为就像中国的其他工人一样，司机们没有一个独立的工会，在比传统雇佣形式更零散的状态下自然就更缺乏与平台公司议价的能力。

但因为这些“平台经济”诞生自互联网，司机们能够熟练地通过互联网交流讯息，互相支援。而在这一次的罢工斗争中，也证明了哪怕仅仅是一个司机交流平台间的联合，也能通过协调行动取得抗争的成果，同时反映工人阶级的潜在力量。

事实上18年5月和19年7月，货拉拉都曾因单方面下调单价而触发旗下司机罢工抗争。可见货拉拉一直都以自己市场占有率大（垄断）的优势压榨司机。中国劳工论坛支持网约货运司机的罢工抗争行动，他们的斗争代表着朝向未来建基在独立工会之上的工人运动又迈进了一步。这个理念在未来几年将变得势不可挡，但会受到代表中国资本主义利益的中共独裁政权的激烈抵抗。

关于中国群众起义的会议遭遇疑似“小粉红”的破坏

12月13日，国际社会主义道路ISA及其中国支部在伦敦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UCL）举行了题为“中国群众反抗：我们如何才能击败独裁统治”的公开会议。这是我们对于中国群众抗议政府的清零政策、反抗专制统治表达支持的其中一个声援行动。

疑似“小粉红”的攻击

然而，在会场上，我们怀疑我们遭受到了四名疑似“小粉红”的攻击。“小粉红”这个术语，主要指那些在线上线下猛烈攻击一切反中共观点和活动的中共支持者（青年群体为主）。中共当局的这些支持者们发挥着双重作用——作为监视反政府活动人士的告密者，同时也是右翼民族主义者，公开煽动他们的民族主义仇恨，反对他们想要打压的异见人士。

这四名学生就会议程序问题争论不休，辩称ISA在会议上做主讲是在“说教”。我们的会议以30分钟的主讲开始，然后开始自由讨论。会议开始时就已经解释了程序，当时没有人反对。

我们非常欢迎不同意见的参与者在会上积极的讨论，但是将任何个人或者组织清楚发表自己的意见都说是“不民主”的，是极其荒谬的行为。因为实际上，这就意味着ISA不应该在会议上发表我们自己的观点。

通过无端指责ISA试图控制讨论的方式，他们将自己包装成“民主”和“挑战权威”的形象———这些言论在学生群体中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这四人不停地打断会议，不停地无视主持人并且不间断地讲话。他们想要主导整个会议，散播恐惧和混乱，并剥夺其他参与者的发言权。这就是他们的“民主”！

这四名学生在整场会议过程中都没有提出过任何推动群众运动和反对独裁统治的方法。他们一直在质疑ISA主办会议有着“隐藏议程”。他们发表的对抗议的看法，也只有将抗议缩减到最少。他们说，中国的抗议运动只是反对清零政策，而“托洛茨基主义”的ISA违背群众的意愿向运动注入了民主和反资本主义的诉求。他们说，当局已经结束了清零政策，抗议也因此必须停止。

这样的策略与骗术，与中共间谍们潜入不同的政治组织时所用的手法如出一辙。这几名疑似“小粉红”对别人的观点并不感兴趣，他们一直只会说“你的演讲是空洞的。”、“你并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你们是否有隐藏的议程。”这时候，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他们是具有一定组织的、是来破坏会议的。

疑似中共间谍的有组织学生团伙质疑我们的安全措施

为了与会者的自身安全，我们强烈建议与会者佩戴口罩与帽子，来掩盖自己面部与身份特征。中国大使馆作为中共国家机器的一分子，通过组织海外留学生，监视海外中国公民的政治活动。任何参与反中共活动的海外留学生及其家人都可能面临镇压。

会议期间，我们向参会者建议的三项保证其身份安全的措施有：

1）与会者需戴口罩

2）与会者不要互相交换个人资料

3）在会议期间，我们集中保管与会者的手机

疑似受中共派遣的“小粉红”公开质疑我们的安全措施。

他们拒绝戴口罩，声称他们“不害怕镇压”。虽然这是他们的权利，但我们认为这也是中共警察与间谍的一个典型策略。特别要指出，这也是我们在2019年香港群众斗争中看到的场景——一名没有戴口罩的警察混入一群戴口罩的抗议者中，鼓励其他人摘下口罩。

社会主义者并不总是赞成戴口罩来保护自身安全。我们知道，戴口罩可能会成为抗议者之间沟通和组织的障碍。但在中共的独裁统治下，一旦身份暴露，政治活动参与人士及其家人的安全就会受到直接威胁，因此在实际政治活动的参与中，没有其他保护自身安全的可行方案。

主持人被迫提前结束了会议。会后，有几个与会者向我们表示，“很遗憾没有更多的时间来更清楚地讨论这个运动”。

工人自由联盟的行为，显示一知半解很是危险

不幸的是，参加会议的左翼组织工人自由联盟（Alliance for Workers’ Liberty，AWL）的一位代表站在了破坏者和疑似“小粉红”的学生一边。我们认为此人的言行与观点源于对中共镇压残酷程度的无知，以及危险的政治上天真。

她误以为“小粉红”们的反对声音是出于真心发出。她说，我们的安全防范措施虽然是“善意与负责的体现”，但过于严格，应该更加宽松。其次，她认为“对镇压的恐惧往往比镇压本身对运动的危害更大”。这种立场在中国以及对即将回国的中国学生来说是完全不切实际的，也是错误的。

她赞同会议会议的学生团伙的观点，称ISA的会议并不民主，并且认为政治组织不应该提出明确的社会主义思想纲领，而只是“让大家集中各自的想法”。她提议在我们的会议结束后举行所谓的圆桌会议。这样一来，AWL的成员就为小粉红提供了掩护。在她的发言中，小粉红点头表示同意。

我们相信AWL无意对于疑似中共支持者提供支持。但是，对中国的政治现实缺乏足够的了解，意味着他们天真、混乱，以至于不自觉地把自己放在反动的一方。而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例如，AWL与“工运声援香港（Labour Movement Solidarity with Hong Kong）”这一泛民声援运动合作。为了吸引工党政治人物以及流亡港人团体（主要是自由派或本土派）的“广泛”支持，这一声援运动采取了一些亲西方帝国主义的立场，包括支持欧盟对香港政府的制裁。ISA反对资产阶级政府和机构提出的制裁，这些制裁无济于事，反而会使得群众斗争迷失方向。对此，我们提出有必要进行有组织的工人阶级团结声援。

2021年6月4日，即1989年北京大屠杀的周年纪念日，“工运声援香港”在位于伦敦的中国驻英国大使馆组织了一次抗议，邀请了与美国极右翼政客班农（Steven Bannon）合作过的亲美香港商人袁弓夷。袁弓夷在抗议中发表讲话，赞扬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打败了纳粹德国。进行这样的发言，显然是为了在新冷战的背景下中支持美方势力对抗中国。

对国际社会主义道路ISA，以及所有想组织起来与世界上最强大的独裁政权作斗争的左翼来说，这次会议提供了宝贵的教训。中共间谍的渗透和破坏策略，无法阻挡马克思主义者在中国和国际上组织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