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候保林 写于 二零二二年




　　看过作家余华的长篇小说《活着》，对书中主人翁福贵若隐若现的“活着就好”的人生观，我除了佩服，还是佩服。我想，假如福贵提前知道自己的一生，不仅既不“福”也不“贵”，而且灾难和苦痛、还有最后的孤独将始终伴随左右的话，可能就不一定会坚守“活着就好”的信念；正是怀着对未来不着边际的太大希望，以致于在每一次灾难降临之后，在苦痛平静之后，他依旧会觉的“活着就好”。




　　人的一生将要遭受太多“活着不一定就好”的境遇。然而人们还是选择“活着就好”的想法活了下来，只是已出离了“生活”本身的函意，仅是“活着”罢了，实质与鸡鸭猪狗无异，并不一定“就好”。但“蝼蚁尚且贪生”，好与不好的界别，又很难断定。比如封城时拿几包泡面换来香烟者的双方，就是你好我好大家好的最佳案例。又况“活着就好”的鸡鸭猪狗，虽然他们活着除了来自原始本能的愉乐外，难有什么人生乐趣可言，除了狗有对主人尽忠的本能外，其他也并非完全没有意义：待宰，便是他们最大的、也是最终的社会意义。否则，敢公开宣布“我爹一天贪的比你们一年挣的多”的韩公子，又怎么会有大面积存在的事实呢？




　　安娜?罗斯福（第32任美国总统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妻子。）曾说：人生是要活的，必须活得兴致勃勃，充满好奇心，无论如何也决不要背对着生活。




　　没有人乐意或心甘情愿地“背对着生活”，事实上我们的遭遇，则正是“生活背对着我们”。似乎像蚂蚁一般永远为吃为住而奔忙的我们，无法对制造我们此等“活着就好”的现状者加以声讨和鞭笞，有时真想把商鞅的坟墓找到来场锉尸扬灰的报复；就是这小子，为统治者设计了驭民五术：弱民、贫民、疲民、辱民、愚民，害的我们至今只求“活着”，不论好坏了。




　　因为，一个孱弱的人，是绝无反抗能力的，最多，他只能把愤恨发泄在比他更弱小者身上，比如最近开车辗压女人，去幼儿园残杀幼儿；一个贫穷的人，他脑袋里没有比下一顿食物来源的方法更能引诱他多作思考的了，比如拿香烟换泡面者；一个疲惫的人，哪有精神考虑问题，判断被宣传的真伪？比如就因“打下佩络西座机”这句话而奋亢者；一个从小被教育弄丢了自尊的人，屈服和下跪便是他的首选，既使在民运6.4期间，我们也能看到下跪的场景；最后，呈现在世界面前的，便是一个个呆头呆脑、傻拉巴几、不会独立思考、无正确判断能力的跟着指挥棒走的当代中共国义和团；以美国议长佩络西访台一事为例，中共国内小粉红、大小五毛们和大批愚民所反映出的种种举动，就足以证明二千多年前商鞅的驭民五术，至今还有不错的效果。




　　然而事实还不仅如此。有居心叵测的家伙竟还拿“生活背对着我们”的悲惨人生、苦难遭遇大肆赞美，恶意鼓吹。比如几天前的短视频《回村三天，二舅治好了我的精神内耗》，原本想再次毒化人们的灵魂，不料却反被众人看到了其中隐匿了的医疗事故问题、残疾证发放问题、贫富问题、社会救助问题、婚姻问题、城乡二元制问题、养老问题、买房问题、农民工问题、扶贫问题等诸多问题的存在，揭开了“生活背对着我们残疾人”的真相，从而打了中共自己的脸不得不下架。




　　这情景，自然很让专栏作家、爱国大V连岳下不了台。因他公开说过：凡不喜欢二舅的，就是人民的敌人。此刻，视频因自觉暴露了在中共治下的社会竟有这么多待而不决的严重问题而下架了，这位冒充“爱国”、实质“爱党”的大V连岳，是赶紧自打耳光自觉向党妈伏地谢罪，还是故意造次说反话，让党妈难堪出丑而等着党妈来问罪？估计最近一段时间“爱党”大V连岳要寝食难安了，虽然他身在日本。




　　接着，网上又出现了一段视频，题目是“三舅找到了。谁能找到大舅？”画面上是一位侧卧着驾驶三轮车为生计奔波的特级伤残男人。




　　中共国残疾人处于“活着就好”的境地，应该是意料中事、不难想象的。因为中共国体格键全者的日子，又何尝不是在“活着就好”的待遇中转来转去，与真正的“生活”完全不着边际？梁实秋在《 寂寞》文中说：“现在似乎只有两种类型的人了，一是在现实的泥溷中打转的人，一是偶然也从泥溷中昂起头来喘口气的人。寂寞便是供人喘息的几口新空气。喘几口气之后还得耐心地低头钻進泥溷里去。”这“从泥溷中昂起头来喘口气的人”，可能就属现在四肢发达、体格键全者们才能做到的吧？




　　无锡市锡山区东港镇蠡漍西社区居民委员会，于7月25日发出告知书给旗杆下自然村一名桑姓村民：该村民因为个人原因未接种新冠疫苗，因此从2022年8月1日起将取消该村民的“居民医疗、尊老金、年终福利享受”。外界从其可以领“尊老金”推测，该村民至少已有80岁。




　　当局这一分告知书，就像一盆污水，亲自倒在了自己定下的接种新冠疫苗“知情、同意、自愿”原则的身上。对一个80岁耄耋老人都下得了此毒手的，除了人性尽失的党人，还会有其他人吗！




　　7月28日至30日，辽宁省西北部地区普降大到暴雨，发生洪涝灾害。省内30个水库超警戒水位、开闸泄洪。8万人受灾，1,600公顷农田被淹。




　　年年水灾年年灾，开闸泄洪年年泄。水灾过后，对灾民一地鸡毛的穷困处境，又每每不见有关的追踪报道。似乎灾民们只要“活着就好”，似乎每年的水灾仅是一年中必须出现的意外；而每年当“水库”这两个字出现在我们眼帘的时候，后面就一定跟着“开闸泄洪”一词。我始终弄不明白，气象学的发展，五十年一遇、或百年一遇的大、特大暴雨，提前预测到该是没有问题的了，然而“水库”，为何做不到提前放水，偏偏要伙同雨水一起凑热闹，一起“开闸泄洪”狂欢呢？这样的“水库”，是在为民造福，还是在助纣为虐？假如看不见为民造福的数据，却仅有助纣为虐的证据，那还有存在的必要吗？




　　正常人在岁月中要时常面对不期而遇的灾祸，政府对人们生活保障应有的福利和保险，实打实的，也就剩一张社保卡了，如今它就像一个来日无多的吸毒女脸上引人注目的口红，在一场伤病中，却仅能起红药水的作用。这也导致了中共国银行存款具高不下的直接原因。如果还有什么“贷”压身，使之成了一个什么“奴”，那么拼命赚钱，便是唯一的出路。




　　几天前，微博上一位“22岁女孩惠惠连夜加班猝死”的话题，引起许多网民表达了对惠惠遭遇的同情，以及对畸形加班文化的愤怒声讨。据说这位女孩为了尽快的还完房贷，不断的加班，最终不幸离世。然而，央视官方视频账号@央视频制作者竟厚颜无耻地教网民“如何通过饮食缓解熬夜危害”，不追究恶性加班带来的罪恶，不声讨当今红色资本家对工人肆意的盘剥，不惩罚管理层对人命的罔顾生死，因此网民对当局对年轻生命的无情冷漠表示强烈的抗议，抨击为“地狱笑话”、“吃人血馒头”。




　　22岁的生命，当如朝阳般绚丽，却为尽早摆脱一个“奴”字头，连“活着就好”的最低要求都做不到。那么假如有幸跳出了这样一个“吃人血馒头”的用工制度，自己为自己打工，是否能从“活着就好”升级到“过自己要的生活”呢？




　　据报道，7月下旬，安徽合肥、池州等地多家餐馆因未取得冷食类食品经营资质，售卖凉菜“‘拍黄瓜’被罚5000元”。合肥市市场监管局餐饮服务安全监管处处长戴芙蓉在接受新安晚报、安徽网、大皖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餐饮服务提供者在办理食品经营许可证的时候需要申请经营项目，若制售凉菜需要有冷食类食品制售许可。




　　中国的食文化，严格说来，决非仅分冷、热两种这么简单。热的且不说，以冷食而言，就有卤、酱、风、腊、熏、糟、醉等。因没有办理“冷食类食品制售许可”，也不分餐馆大小（以能容纳客人多少为据），仅一盆“拍黄瓜”就要被罚5000元，那么饭店出售一盆卤、酱、风、腊、熏、糟、醉等的冷食，该不该罚呢？又该罚多少呢？“冷食类食品制售许可”有对这类冷食内容包含了吗？是否每一类都要有不同的制售许可证？




　　在《维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zh-my/中国大陆食品安全事件列表）中，从2003年大头奶粉，到2022年3月的假牛肉、黑心酸菜，近二十年有毒食品一如年年的洪灾也年年都在发生，为奴隶们“活着就好”的日子又添加了一道令人恐惧的黑色。今年3月14日，四川省绵阳市公安机关经过数月的缜密侦查，辗转四川、广东、广西、海南、河南、湖南等地，成功侦破一起生产、宣传、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的犯罪链条，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26人，捣毁生产黑窝点4处、生产流水线6条、仓库6处、销售窝点12处，扣押含有“他达那非”药物成分的牡蛎肽压片糖果149000余盒，涉案资金高达3.2亿元。




　　今年7月14日，经过3个月缜密侦查，吉林省白城市大安市公安局于近日成功破获一起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案，打掉犯罪团伙1个，抓获犯罪嫌疑人11人，查扣有毒有害食品“平糖宁”“糖康宝”片剂120余公斤，涉案金额达570余万元。




　　显然，有毒有害食品从食物、進化到药物，在利益上实现了一个飞越；同时也已成了与中共国奴隶们“活着就好”结伴而行的必需品了。它们顽强的生存力，应该不会是各地无“冷食类食品制售许可”而出售“拍黄瓜”所引起；那5000元的罚款，也可能是各地“市场监管局”的另一种创收手段。至于有毒有害食品年年的此起彼伏、屡禁不绝，根子在哪里，肯定不能说是在“市场监管局”身上；以大头奶粉的结局为榜样的话，大抵也就在类似“草他妈”身上了。没有责任人的“市场监管”，没有相关的法律做支持，不是尸位素餐，就是口号涂身，更多的则是小题大做，三六九抓现钞，既邀了功，又鼓了腰包，结果必然都是些“草他妈”、“豆他妈”、“虫他妈”之类的当了替罪羊。




　　俄罗斯作家尤?邦达列夫说：“人找到生活的意义才是幸福的。”但“意义”是什么？朱重八在要饭时，一碗酸臭的“珍珠翡翠白玉汤”，就是他的全部意义；做了皇帝后，因猜不出一条灯谜，把整一条街的民房全都烧了，也是他的全部意义。所以，“意义”对中共来说就是权力，越大的权力，越显得其“意义”重大。比如有人不谈思想和言论自由，偏拉出一个“自信”来说事，并还规定了几个“自信”，从此，其它的就都不能归入“自信”的范畴了。




　　于是有“自信”的上海市民李先生，偏要跳出“活着就好”的圈子，试着要找一下做人的“意义”。在一次意外车祸中，李先生称120急救人员逼迫其交车费的行为，导致其原本骨折的伤势“雪上加霜”，为此打起了官司。但我们英明的法官说：120要求支付费用未侵权。理由是李先生左手并未受伤，其基本生命体征平稳，意识清楚。李先生败诉。




　　这是一定的。车祸后你还活着不感恩，120救你去医院了还不感恩，要你当场付清费用、防止你带着骨折伤逃匿失踪，就要打官司，这确是不像话：你车祸时，为何左手不也骨折？为何竟不昏迷？为何…为何还能活着？当然，这些话仅是英明的法官挑现成说的，真碰上了全身骨折的昏迷者，120亲自动手去掏伤者的口袋取车费，相信他还是有话要说的。嘴，不就是两张皮么。




　　在中共国，非体制内人与体制内企业和人有磨摖有矛盾，打起了官司，让我想到了非体制内的既便有钱，但却无势的民营企业家孙大午先生，都输的残不忍睹，更何况无钱无势的非体制内个体了。而体制内人有了互斗，那就要看谁的后台硬、权力大了；中共国的法律，是为党服务的；不拿权力大小来衡量，怎么把“为党服务”落实到实处？




　　也许，对“活着就好”的说法有人会产生异议，指认抱此想法的，可能都是些不思進取、改变，墨守成规、碌碌无为者。那么好吧，我再说说十年前三位学习“牛人”目前的处境。




　　非典型学霸周子琪，文艺女青年陈楚乔，都来自土生土长的北京中产家庭，从小接受最好的教育资源。文静的“乖乖女”李文婷来自山西县城，父亲是铁路维修工，母亲是家庭妇女，属于普通家庭。




　　周子琪成绩优异，是考清北的潜力股，高一时还带领校队，拿下了北京高校辩论赛的三连冠。无论看成绩，还是看性格，这样一个孩子，真的是未来可期。但他说：考上北大，我成了普通人，后来又去芝加哥留学，读了公共政策的硕士，现在，周子其在一家留学中介工作，替高中生写文书，既和兴趣无关，和专业也不对口。采访中，周子其也烦恼于才华无处施展，但更烦恼的还是钱。不说别的，父母送自己留学的钱，就花了几百万，收回成本还早。




　　陈楚乔在高二那年，她创作了一本小说《永夜的旅人》，拿到了一等奖。从输入到输出，她才发现，搞文艺创作才是自己的路。后来，陈楚乔又自编自演，到处筹集经费，并成功合拍了一部微电影。也正是这部电影，让她决定去纽约学电影，将来从事导演行业。她说：追梦路上，我依然在坚持，刚回国就遇到了行业寒冬，3、4个月都没找到工作。现在，她是一名自由职业者，没有固定工作，辗转于不同的剧组中；虽然父母支持，但过年时，姥姥问她：你们这个行业，有退休金吗？




　　李文婷在高二那年，取得了学校的双科進步奖，还代表学生在台上讲话。她是一个幸福的普通人，高考时，她以优异成绩考上了首都经贸，又因为专业出色，被保送到对外经贸大学。毕业后，李文婷选择了当银行柜员，在她看来，这份工作赚钱不多，但胜在稳定。李文婷是那个最早过上所谓理想生活，悠闲自得的人。




　　周子琪的无奈，和陈楚乔的临时工状态我就不多说了。唯有对目前还能“悠闲自得”的李文婷捏一把汗：虽然李文婷幸运地進入了体制内的最低层，但如今全国经济萧条，银行业多地暴雷自毁公信力，导致败像丛生，已在全国蔓延，李文婷就职的银行，是否能在未来不景气的经济状态下洁身自好、出污泥而不染地不受影响，使其柜员生涯能从容无忧到退休？




　　以上三位的现况，能否代表现在社会上的青年群体，我是悲观地不能保证的。因能像周子琪、陈楚乔两位家境殷富的，毕竟是少数；而来自普通家庭的能有李文婷这般幸运的，我以为也一定为数不多。既便如此，这三位现在的日子，也还是在“活着就好”的圈中打转。




　　作者火山在《在衙内的世界 我们都只是二舅》文中有一段话：“因为我惊讶地发现，即便是我已经当了近10年调查记者，在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神龛下自我安慰了10年，却依然对中国社会，特别是权力场的基本生态一无所知。我何尝不是那个稍大号的二舅？”




　　张闻天在民国时期曾说：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他说这话时，并没有错；但现在倘若还有人说这样的话，那听了可千万不要有过多想法；否则，一旦丢掉了“活着就好”的信念，可能迎来的，就是一个“死了就好”的结局。那又何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