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罗谷 写于 二零二一年

　　导论

　　一个中国，两个世界

　　一九九五年初，我来到北京担任记者一职，开始在这裡工作，在这裡生活。那一年，前此的中国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已经退休，并且据报有病在身，但不论是对学者、商人，还是共干、平民百姓来说，他始终还是众人的谈资。多年前他早就辞去最后一项正式职位，不再担任军队的头头，只保留了中国桥牌协会的「荣誉主席」职衔。他一直很爱打桥牌。他虽然身体状况岌岌可危，但是他对党高层人事安排、经济政策之拟定仍有相当的影响力，大家仍然经常热烈议论。一九九五年一月，我从纽约飞抵北京，一头鑽进了北京夜晚那乾燥冷冽的空气当中。才下飞机几个小时，我就听到两名同业在讨论要替这个生命力顽强的四川老菸枪写讣闻。当时北京早就屡次谣传他已病逝。谣言往往每隔几个月就出现一次，每一次大家都把同样的话再讲一次，间杂以各种臆测，猜测他是否还是很健康，仍然在幕后掌权。两年多之后，他终于真的过世，享年九十二岁。

　　我们在一家主打「毛家菜」的饭馆用餐（毛泽东出生于湖南省，邓小平在湖南省隔壁的四川省出生；这两省都以爱吃辣出名，也以出国家领导着名）。饭馆裡烧着煤球以为取暖之用，空气中的煤烟味十分呛鼻。这时我们看到一名美国记者在骂她的澳洲籍男朋友，他也是驻中记者。她骂他竟然还没有写好邓小平的讣闻。因为邓小平可能随时都会死掉，身为外籍驻中记者，要是认真把工作当一回事的话，应该早就写好钜细靡遗的报导，随时只要按个「传送」，就能够把报导送到报社才对。这样的报导应该包含这一位「领导」传承下来的一切。若要说到中国之所以能够摆脱政治独裁的历史，走入现代世界，功劳都非他莫属。

　　他的讣闻无法不提及他在中国的经济改革中扮演的重大角色。

　　最高领导人邓小平为了执行「改革开放」政策，大刀阔斧地革除毛泽东的彻底激进的平均主义，为中国及其人民奠定了日后发展的基础：

　　该国现在的高速铁路网，其里程数占全世界里程数的三分之二；城市中高楼大厦栉比鳞次，公路上挤满了崭新的汽车，地底下複杂的地铁路网四通八达，人工智慧产业日益强大，专利发明数量占全世界第二位，举国所产出的亿万富翁人数仅次于美国，然而其领导力却更为果断。所有和邓小平有关联的政策裡面，至少有两个是中国这一切的发展的关键，一个是结束毛泽东时代的人民公社，让数以千万计的农民自由选择在家裡种田或是离开农村，去工厂做事。第二个是鼓励民营企业，并且欢迎外资前往深圳、厦门等沿海城市新设立的经济特区投资。

　　「农民放弃人民公社」这样的事情尤其是当今官方论述特别强调的成就。我们在这些故事中听说中国共产党总是充满了务实的精神：共产党高干一方面保住了自己不可动摇的统治地位，但又能够接受不得不然的重大变革。他们容许中国企业主在城市创立私有企业，也容许农民在农村掌有土地，自行决定要种植什麽作物，收成之后要卖给谁；这样不但能够提升产量，也能够促进经济成长。如此这般，那时候满脑子生意经的党只要开口邀请外人来投资，其实都已经替投资者准备好了劳动力；人民公社已经解散，农村裡那些过剩的劳动力全都涌向沿海各城市，找工作，做工赚钱。他们在城裡赚的钱比以往多，也改善了自己和子女的生活 ── 最大的人口移动潮就这样开始了。

　　几年前我在史丹佛大学读当代中国史时就有读到中国这一段历史。

　　中国从毛主义独裁国家蜕变成由务实的改革派领导人领导，这段史实无论是学界人士或商界高管来看都很肯定。六四天安门大屠杀的悲剧当然令人怀疑日后再进行政治改革的可能性，但是中国朝向一个开放的经济体发展的趋势却像木已成舟，不会再有改变了。过程中难免发展不均等。据说，邓小平在他的「涓滴经济学」中曾经说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凡是有本事的中国人 ── 包括千千万万的农民与工人 ──都有机会。但是，这样的「机会」，背后却隐含一桩看不见的交易，那就是，人民不可以公开批评党，不向党要求政治权利、公民权利，党则是负责不断进行经济制度的改革，以期增加人民的物质财富。

　　我于一九九五年来到中国，邓于一九九七年亡故，但是这一桩交易至少在各大城市并未人亡政息。九七年九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十五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共党领导阶层在会中宣布私有企业解禁，民营企业从此「成为中国经济体重要的一部分」，但这其实只是反映中国经济前此数年来已有快速的成长，不少中国人早在国家法条的禁锢之外创造了大笔财富。一九九九年，一心一意推动改革的总理朱鎔基为了使中国得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主导了「市场开放」等极为艰钜的「让步」措施。朱和毛泽东一样，都是湖南人，但和毛不同的是主张放松党对国有银行及新闻自由的控制。中国领导高层承诺欢迎外资投入中国汽车、农产、金融、保险、观光等等一切产业。此一「自由化」开放政策后来从海外引来了一股钱潮，为数以千万计的中国人创造了就业和机会。二○○○年，网路荣景席捲中国，网易、搜狐、中华网在纳斯达克挂牌，股价大涨。相关各界极力宣扬这一现象，说这一种现象证明新中国已经快速转变成适合创办最先进企业的地方。城裡一些见过世面的人开始会用英文缩写「VC」来讲「风险投资」（venture capital）。另外，众多八○年代后陆续前往海外求学的中国学生现在也开始归国，渴望在这一波经济发展中参上一脚。

　　然而，即便各种交易消息可以吸引读者，我对这一片网路繁荣现象却兴趣缺缺。当年我之所以想要研究中国，是因为我想知道，这个古老的国家，文化和西方差异如此巨大，后来到底是历经怎样的农业革命才变成社会主义国家，最后又开始要转变成市场经济体的？如今我既然来到北京担任《商业周刊》（ Businessweek）的记者，自然会想看看在这一波改革当中，老百姓是不是受益，受益程度如何。记得当时我曾经跟朋友说，我来中国并不是要来报导一些哈佛毕业的MBA以及前麦肯锡投资管理顾问怎样运用VC热钱投入新创网路公司。事实上我一直觉得这些东西很无聊。多年后，我发现学术界论述中国农村时也会用到缩写词「VC」，但现在他们指的「village committees」（村委），而不再是「风险投资」，我好高兴！

　　离开北京

　　所以当大家在北京热议新兴的网路「游戏」之际，二○○○年夏季，我从北京南下，来到了当时还未受到这一股「网路疯」波及的广东和贵州两地。广东在当时已经是中国最大的加工出口基地，贵州却还是很贫穷，没有什麽发展。广东的珠江三角洲为中国赢得了「世界工厂」的令名；此地 ── 包括深圳、东莞 ── 聚集了数百万农民工，在数千家工厂裡做工。深圳是中国设立的第一个经济特区。东莞一区聚集了许多工厂市镇，那些工厂盖得乱七八糟，毫无规划，但是每一镇都有其特定产业，譬如製鞋、玩具、家具、灯具等是。贵州长久以来处于中国边疆，以其美丽的石灰岩山水为人所知，山水之间住着各式各样的少数民族。

　　他们一向都有反抗中央控制的传统。大家都知道这裡耕地不足，人无恆财。这种情况意味着大部分年轻人都必须离乡背井，到沿海城市工厂做工，做工地工人。有一句谚语就说，贵州这裡「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两银」。

　　我跑来这裡，是想要看看共产党政府进行的那一笔巨大的交易，「另一个中国」是否买帐。这裡的「另一个中国」，指的是贵州等发展迟缓省分的工人、农民，而不是沿海那些物质财富越来越发达的样板城市比较有钱的居民。二○○○年初，决策官员决定开始实施「西部大开发」政策。一项政策会叫做「西部大开发」，就表示在中国的这一片腹地裡各类发展有待加强。这一个政策是江泽民主席的构想，他是中国领导人当中最「城市化」的一位，一生从政生涯大部分都在上海，但是他这个政策的目标却是想要促进贵州、广西、四川、甘肃等内陆省分，甚至是西藏、山城重庆等地的经济成长。政策实施之后，靠着免税、低利贷款等措施，加上公路、铁路、发电厂等基础建设的公共支出，吸引了众多本国及跨国大公司进驻投资。北京方面的官员确实认识到中国有许多地方发展落后，区域与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很不均等，但是他们没有讲的是，这个政策的目的，是要让那些多年来一直在工厂做工的农民工返乡回家。要让农民工回家，中国内地起码要有某个程度的繁荣才行。

　　二十一世纪初，以电子製造业为主的长安镇是农民工找工作的主要目的地。长安镇是全中国最大的「镇」，人口有六十万之多（中国人口众多，所以中国政府分为五级，依序是北京的中央政府、省、市、县、镇；「镇」有时候聚集的人口可达数十万，长安镇就是这样。至于「村」，虽然不算是正规行政体系的一部分，但还是设有村长及党书记）。东莞众多工厂市镇都是沿着一○七国道延伸展开，长安镇也一样。一○七国道北起北京，向南贯穿整个中国，最后直抵东莞香港边界。在最后这一段，中国在这裡的巨大出口「机器」其内部景象一览无遗，丑陋不堪：一间间两层楼高，装着铁窗的厂房，屋顶积满了厚厚的泥尘，沿着这条干道一公里接着一公里连绵不绝。厂房与厂房之间，那些水泥牆后面，偶尔可见几栋别墅，是台湾或香港籍老闆的住宅。整条国道一直维持着这样的情景，最后来到深圳的大海港盐田。这个地方，每次都要等到有颱风扫过，大量雨水清洗掉那些工业景象，远方地平线外青山重现，你才会发觉原来广东是亚热带地区。

　　莫梅荃和另外三名农民工来自贵州同一个村子。我初识她时，她才十八岁，来工厂做工即将迈入第二年。她十五岁那一年辍学，然而却是他们村子裡几个教育程度最高者之一。辍学之后，前两年她在家裡帮父母下田种稻，后来于一九九八年来到长安镇。我们碰面时，她还是穿着蓝色工作裤装。她每天要上班十四个小时，穿着那工作服做品管工作，检查录音带、录影带有没有瑕疵。我们在「崔顿电子厂」（TritonElectronics factory）对面一家餐厅面对面坐着，她很害羞，讲话的时候一直躲着我的目光。「家乡那裡找不到工作，我们家地又很小，我只好到外面来做事。」她一边眼睛看着桌面，一边说她工作每小时工资一块人民币。厂裡有供给宿舍，但是宿舍夏天酷热，冬天酷寒，而且还是十五个人同住一室1。梅荃的远亲表哥莫玉开和我们一起用餐。他二十四岁，头上一绺头发染成红色，很有一点时尚味。他说：「我觉得很惨。

　　我想回家做一点小生意，不想再回来了。」2

　　莫路波在世庆五金机械厂从事焊接工作。摄影： Greg Girard, 2000后来我也和他们另外两位同乡碰面了。三十二岁的莫文吉是第一次来长安镇，现在一家台商电子厂当厨师，一直很挂念家乡的妻女。他们每一年才见一次面。二十五岁的莫路波是莫文吉的同事，在厂裡担任焊接工；焊接工人比较少见，所以拥有这项技能让他很得意，打算一直留在东莞。我们来到他那一间十一个人同住、湿气很重的宿舍，他一直在赞叹这裡要买牙膏、音乐带等等日用品是那麽方便，工厂外面街上很多商店、小吃店，想吃什麽就吃什麽。换成在家乡，这些都要等每个星期一次的市集才有。莫路波的床脚下摆着一组槓铃，他每天下班回来都要练一练举重。室内一张桌子已经坏得差不多，桌上摆着一组机车模型；他说他希望有一天能够弄一辆真的来骑。路波很有自信，有个同龄女友，在附近一家工厂做工，长得很「正」，来自河南的农家。要去河南省的话，要从广东、贵州北边上去，路途遥远。那一天晚上，路波在热闹的街上介绍我们认识。街上到处都是小吃店，为中国各地来的农民工填饱肚子3。

　　
　　见识了莫家人在城裡工作的环境之后，当年秋天，我又拜访了他们遥远的家乡炳花村。炳花村位于贵州省东南边，村裡人口一千人不满，几乎都是少数民族布依族。我从北京搭飞机三个小时来到贵阳，转火车五个小时来到一处县城，接着再转搭客运车两个小时来到一个地方。一名前途看好的年轻官员莫路顺来车站接我。他也是炳花村人，但是现在附近一个市镇做事。到达他们村裡最后一段路程，由他来陪我。这一段路，我们坐着马驮车在山区走了一个多小时（梅荃已先从东莞回来；她这一趟路花了二十九个小时），最后从一座水坝顶上走过，才进入他们的村庄。水坝是水泥建筑，水坝顶「路面」很狭窄，积水盈足，又湿又滑。村裡一处充满绿意的山坡立着一座座木屋，看起来并不牢固。石头小路从村裡蜿蜒穿过，偶有一两块小小的平地，可见鸡隻一直在以爪抓地，木屋一楼幽暗的畜舍传出牛鸣与猪叫。人住在木屋的二楼，洗澡间在外面，煮东西的炉子烧的是柴火。最近的医院和学校在几个小时路程之外，村子裡没有电话。

　　我和五十多岁的村党部书记莫文克在一间幽暗的房子裡坐着谈话（这裡一天只有几个小时有电）。他抽着香菸，红色的香菸头散发着一点亮光。他很严肃的告诉我说：「路不好阻碍了村子的发展。」但是，镇上管辖炳花村的官员已经向他和村民保证，随着「西部大开发」政策指导下展开的一项基础建设计画，这一切即将完全改观。尤其是本村对外的那一条泥土路，不但会铺纤�泥，而且还会拓宽为两线道，方便本村和镇上往来通行。然后从镇上衔接到几条计画中要兴建的公路，到达两百二十二公里外的省城贵阳。政府官员还说，中国希望一年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可以为村裡的农产品打开新的市场。村民希望这种新的机会能够吸引一些离家外出工作的年轻人返乡，让炳花村不要再只看得到老人和小孩。村人已经开始在计划增加作物种类，不要只种玉蜀黍、稻米，还要种比较有价值的辣椒、油菜籽、水果等等。除此之外，党书记说还要盖一座小型加工厂，将这几种新的作物做成加工产品。村子裡如果要繁荣发达，这是关键所在。 4

　　梅荃回到村子，像是换了一个人，和东莞那裡的她完全不一样。在东莞，她很害羞，在这裡，她那羞赧不见了，换成了一张笑脸，急着带我看他们的村子。村民一直跑来看我们；他们有的穿的是毛泽东时代普罗大众常穿的那种粗布外套，有的穿的是自製的布依族传统深蓝布衣。

　　他们跑来看外国人，还一直问梅荃外面城裡的事情。他们问梅荃在工厂做事赚多少钱，都吃些什麽东西，城裡的人好不好等等，边问边摸着梅荃身上那件红色新背心。你可以看见他们的手因为务农的关係都很粗糙。梅荃后来告诉我说：「等到钱够了，我要去上学；公路盖好以后，我要做一点生意，为村裡做一点事情。」5

　　她这次是回来帮父母割稻子，另外还要办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换新的身分证。她现在的身分即将到期，要是不换新的，在东莞给警察抓到就不好了。在东莞，农民工开始上工的时候，都必须把身分证交给管理人员保管。所以他们常常坐「黑牢」。「黑牢」指的是警察任意拘留人犯的「拘留中心」。警察总是因为他们没有带身分证，强行把他们关进「黑牢」，有时候还会殴打他们。要想脱身，必须付一百元贿款给警察。一百元人民币在他们是一笔大钱，大约相当于一个礼拜的工钱。

　　梅荃的一个远亲就曾经在惠州给关了三个月的「黑牢」。惠州离东莞不远，也是珠江三角洲的一个城市。这一个远亲出狱之后，弃职逃回家乡炳花村，从此再也不敢回去。

　　
　　二○○○年，《商业周刊》刊登了一篇评论，评论中说：「中国的公民大约有十分之一在他们自己的家乡是非法的外人，这实在太荒唐了。

　　要矫正这种乱象，唯一的方法就是赋予现有国内农民工合法的身分。唯有这样才能够阻止各地警察发觉民众没有携带身分证时的索贿、非法拘禁，甚至拷打等行为。」《商业周刊》指的是中国的家户登记制度「户口」制。「这个问题（党）拖延越久，农民、工人，以及他们的子女的不满就越有可能沸腾，因此所形成的社会动乱可能连中国恐怖的国安机器都无法处理。」6

　　从这一次去到炳花村一直到二○一五年，这期间我没有再去炳花村，但是我去东莞，去中国各地的工厂市镇、村庄去了几十趟，访问当地的工人、农民。这些工、农生活很困苦，中国的户口制度始终把他们列为二等公民。但是情况现在确实慢慢在改善。二十一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工人的工资和谈判权都有增长，血汗工厂开始逐渐消失。二○○七年中国通过「劳动合同法」，工人振奋之馀，对自己应有的权益更加坚持。不过官方的工会还是没有什麽用。这一期间，中国爆发了多件农民工家庭的悲惨事件，引发了全国人的热烈讨论。这些事件很多都发生在贵州，受害人是农民工留在家乡的子女。大家不只争论农民工的处境，同时也呼吁政府应该妥善处理这个问题，其中包括让农民工子女方便在城裡上学。后来政府针对农民的土地实施了一系列小小的改革，提升了农民对自有土地的权益。这些改革措施有的是二○○八及二○一三年的党会议决议的。

　　二○一六年夏天，我终于又去了一趟炳花村，但是已经看不到当年我在东莞认识的那几位莫姓人家。由于製造成本增加，有些工厂不是关闭就是移往海外，工人只好回转家乡，设法在服务业 ── 包括观光业── 谋职。如今的中国西部已经铺筑了几千公里长的铁、公路。省城贵阳现在已经有一条南下的快速道路，开车时间减少了一半。不过炳花村却依然还在等待那一条双线道公路把他们送往邻近的县城。当年地方官员亲口保证这条公路完成之后，观光客将会像潮水般涌入。村民为了迎接观光客，早就开始在修葺村裡众多的木造农舍，准备作为观光旅馆之用。大部分村民自己现在住在村溪对岸、山脚下的三层水泥农舍。村裡现在已经全天正常供电，大人人手一机，但是生活还是很不容易，女人还是要到村溪去洗衣服，大部分人家还是烧柴火煮饭。

　　半年之后的农曆新年，我又去了一趟炳花村，这一次才又见到了他们几位。农曆新年是中国人传统的重大节日。每一年这个节日，大家都要返乡和家人团聚。要去炳花村途中，我雇请的车子在乡间迷路，我和司机都不知道怎麽办才好。莫路波就建议我们把车子开到离我们最近的甲良镇，和他约好在甲良镇一处街角碰面。十几年前东莞某间工厂的年轻焊接工人莫路波，现在年近中年，身材已经发福，不过那个眼神还是和以前一样灵活。他开着一辆小本田，我们跟在他后面，沿着一条一线道开上山去，一路颠簸，最后开始陡然下坡，进入一座山谷，来到了炳花村。他的第一辆机动车辆就是他在工厂当焊接工时非常想要的机车，后来才换成这一辆本田汽车。几天前他才从东莞开车返乡探望年迈的父母；这一趟路他足足开了十五个钟头。他很高兴自己现在已经不用每天在工厂上那麽久的班，不过他说他现在在网路上卖运动服饰也只是勉强度日而已。他在长安镇租了一间小公寓，当作仓库兼住家，用起居室做网路生意，他和老婆、五岁大的女儿同住。他老婆就是他多年前那个女朋友，我也见过。问他会不会回炳花村，他说绝不可能。那一天晚上，我们在他父母那一幢水泥农舍的一楼围着火炭炉坐着，他向我解释说，因为东莞的师资比乡下的学校好，所以他决定让他的女儿在东莞上学。

　　他父母这一栋农舍有四层楼，很大，但是又很空，一楼作起居室兼农具间用。由于农民工的子女依法不得上城裡的公立学校，所以他们必须上私立学校。但是私立学校的学费很贵，农民工往往负担不起。他说，这一笔学费，通常一学期最少要六千元人民币，相当于一千美元，但是学校教室破破烂烂，教学条件又差。

　　第二天早晨起床之后，我发现整个村子充满了过节的气氛。包括从外地放年假返乡的人，村民已经为迎接「年初三」开始准备晚上的宴席。年久失修的露天水泥台上有人在杀猪，猪血从台上一路流到了路边，引来村裡几头皮毛粗硬的小狗跑来舔食。不久，他们把猪移上低矮的长桌，二十几个人沿着桌边坐在塑胶凳子上，开始分解，他们的切肉大刀剁在猪身上，喀喀作响。有人从村溪裡捕了几尾鱼，村裡年长的女人开始做一道本地的菜餚，先捏一些韭葱猪肉丸子，然后塞到硬豆腐块裡，这样就成了本地特有的韭葱肉丸豆腐。晚上，村民纷纷用热水瓶装上自酿的米酒拿到宴席上来，倒在珐琅质碗裡，大家举杯互祝新年。要是碰到有人推辞不喝，就会有人跟他说：「你一定要和我喝这一杯。下一次你再来这裡，我在外地挣钱，不会在家。你我只有新年才有机会在这裡同乐一下！」

　　
　　中国如今已面临一个转捩点。多年来以投资主导的经济成长使地方政府及公司承受了过多的债务，银行也有很多呆帐。过去东莞等城市中一直依赖超低工资赚取利润的工厂，现在渐渐开始找不到工人，很多都在倒闭边缘。乡村农民现在拥有的耕地还是很小块，这是限制农民租、售农地的制度造成的结果。除了限制农民租、售农地之外，地方政府还沉溺于徵收农地转为商用以从中获利。建造高速铁路、快速道路，一部分也要依靠这种制度。这一种制度偏袒国家，不利个人，容许政府以一点小钱夺走人民的土地，自然会激起社会的不满。政府高官很清楚多年来的经济成长模式已经持续不下去，国家必须转换为一种依赖服务业以及人民消费力的经济体。要做到这一点，必须让千千万万农民及农民工── 为数将近中国人口的一半 ── 开始多赚钱，成为城市居民，亦即变成中产阶级。麦肯锡公司之前预估中国到二○一二年将有足足两亿五千六百万人成为中产阶级。7

　　数十年来人口向城市流动的潮流，如今走到了尽头。人口统计，以及城市农民工一直面对的歧视性政策，可以解释这种重大的变化。工人年龄渐增，已经不太愿意再为那麽一点工资做那麽粗重的工作，况且他们也会想念家人。很多城市都在打压收容农民工子女的私立学校，并且为工人伤病就医设立种种障碍。还有老家年迈的父母也需要有人照顾。

　　二○一七年秋季，中国农业部长韩长赋说，当年的前半年，中国有七百万工人回到了他们故乡的村子。但这一股逆潮完全合乎决策官员的计画。三十多年前，中国农民开始离开家乡，迁往城市；现在，中国的经济计划官员却希望他们大部分都回家去，定居在自己的村庄或中国政府认为人口需要成长的城市。在官员一厢情愿的计画中，这些返乡人士回去之后会做一些小生意，会从事农产业、服务业，会买多年来过度建设造成的空置房产来住。不回去的，决策官员就给他们定了很高的标准，要他们好好接受教育，练得好技艺，从事高附加价值的服务业，譬如写手机程式、从事电商等等。

　　至于製造业，当局憧憬的未来是工厂自动化，只雇用少数工人。中国官员有一项全国性大计画，叫做「中国製造二○二五」，目标是推动製造业运用高科技生产产品。北京当局已经下令几个省分和城市推动五年产业升级行动计画，目标是生产线全面採用机器人。地方政府提供厂商补贴，鼓励厂商尽速实施自动化。中国的邻国日本人口同样也在快速高龄化，中国的决策高官认为日本的製造业空洞化值得警惕，希望中国能够避开这种命运，一方面继续扮演「世界工厂」的角色，一方面成为全球的一股创新力量。製造业继续用低薪雇请工人已经很难生存，这一个新的政策使他们只要致力于生产线自动化就好，不必再烦恼必须改善工人待遇、生活环境、工作环境等问题。

　　这一切政策全部都是为了要实现让中国跃升为世界超级强权的计画，其野心让美国、日本、德国等许多国家为之骇然。美国总统川普屡次抨击中国伤害美国企业及劳工。二○一七年美国商务部长罗斯（Wilbur Ross）访问亚洲时曾说，中国对机器人及各种製造业的补贴损害了全球产业。中国的领导人知道，成功发展出强大的消费市场，增加进口货物，可以大幅降低中国对美国等几个国家的贸易顺差，同时遏制对中国国家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的抵制。

　　中国应该放松对农民的控管

　　不过，中国想实现这样的愿景，却有不少重大的阻碍。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放缓，政府对厂商提升技术的补贴措施、社会福利计画等很容易就会取消。政府为了改善内地的教育、医护服务，实施了很多措施，并且为中国最贫穷人口订定了所谓「低保」的最低保障收入，十多年来已经用掉数亿美元经费，但是社服、收入方面，城乡仍然存在巨大差距。

　　乡村青年完成高中学业的之所以不及四分之一，内地人之所以平均寿命低于沿海地区，城乡差距就说明了其原因。一直到现在，收入不平等的现象仍然继续在恶化，不公不义之程度早已超越美国。圣地牙哥加州大学经济学家白瑞．诺顿（Barry Naughton）写道：「这一套制度已经无法处理旧社会严重的不平等问题，反而把收入大部分都分配给比较富裕的都市人口。乡村居民享有的社会服务确实已有相当改善，但还是远远低于城市居民享有的。」8这种差距影响到了工人的消费行为，因为担心日后的生活所需，不敢花钱。

　　乐观的决策官员希望的是，在这些返乡农工参与之下，内地发展出繁荣的创业经济，使中国成为「发电厂」经济体，而为全世界所倚赖。

　　但是实际的情形是，有的农民工对返乡兴趣缺缺，有的则是并非想找什麽工作就保证有什麽工作。因此，毫不意外，这些前农民工后来找到的工作都不是什麽高端技术的工作，而是低端的，常常是有危险性的工作，譬如机车快递员就是。令人担忧的是，农业和工业的生产力双双下滑，表示中国的经济即将停滞下来，陷入发展经济学家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无法依靠以低薪工人为基础的产业存续下去，但又无法转型为依靠精密技术的高附加价值经济。时至今日，中国农村的平均年收入依然只有两千一百多美元，仅及城市人口收入的三分之一强。

　　最后，要把农民工整合到中国的中产阶级，还必须取消毛时代严格的户口登记制度以及农村土地公有制，让农民想住哪裡就住哪裡、想在哪裡做事就在哪裡做事，真正从自有土地获利。问题是以前号称十分务实，现在却已倒退为「政治挂帅」的中国共产党是否有办法接受这种重大的改变。在党总书记习近平统治之下，中国现在并不是把前此将农民阻却于城市之外的种种规定放宽，而是实施「中国製造二○二五」这种由国家主导、从上到下的政策，追求生产製造自动化，强化由党员带领的村集体的角色，好让农业「现代化」。类似于此的还有一项全国性的脱贫运动，除了重新安置贫穷村落之外，还投入大笔经费盖学校、医院等设施。但是「迁村」却引发了很大的争议，因为农民无权自主选择住哪裡，去哪裡找事做。在所谓「大湾区」计画中，广东的经济会和香港、澳门紧密连结，所以这就是国内版的「一带一路」战略。习近平的「一带一路」战略意欲在海外很多国家实施庞大的基础建设计画，广建铁路、公路、港口、电力网等设施。贵州贵阳市早经政府指定为大数据产业基地。不过这项决策却不像是务实追求经济发展，而是为了国家的虚荣，所以用了大笔的补贴诱使外资前来贵州省这个偏远的省城投资。

　　苹果公司就是此种外资之一；该公司后来同意于二○一七年在这裡投资十亿美元。但是在这种资本密集型的经济「荣景」之中，到底有什麽东西契合人民的需求，政府从来就没说。

　　工人想要什麽东西其实很清楚。他们多年来在工厂、工地辛苦劳动，巴望的就是党最后会把他们的生活标准提升到城市的水平。他们希望工作可以不要那麽操劳，也许还可以自己做点生意；如果住在城裡，就享有城市居民所有的权利，如果回到农村，就要能够自由支配自己的土地。他们已经不再是以前那种把各国外资吸引过来的温驯工人，而是比较有受过教育、会上网，也懂得要求自己应有的权益了。近年来，即使政府已经对公民社会进行全面的镇压，包括逮捕劳工运动领袖、维权律师、女性主义者等等，但是因扣发工资、任意扣押土地而引发的工、农抗议运动还是越来越多。习近平忙于集权、扩权之馀，似乎难以适应开放的社会必然会有的複杂动乱情势。但是中国共产党如果不对中国近一半人口的工、农民放松管制，中国必然无法过渡为可永续发展、以消费为动力的经济，因而导致社会严重动荡不安。

　　但是中国政府要你相信的神话却不是这样。中国说他们现在已经迈向勇往直前的康庄大道，不但国内中产阶级大量扩增，尖端科技和强大的公司也主宰了海外的市场。在持续成长的经济推动之下，不久就要出现一个强大、重振声威的中国。他们说中国的发展途径和威权体制将成为世界各国发展的典范，甚至取代西方老旧的「自由市场、个人权利」模式。本书要探讨的就是为什麽这一切都不会实现，中国的经济成长将会严重迟缓下来，千百万人民的期待将会落空，导致社会动乱。以经济持续成长交换共产党继续保有统治地位，要结束这种交易，对中国的领导人而言当然是严重的挑战。中国如何面对此一挑战，对中国人民，对全世界都具有重大意义。

　　第一章

　　沿海的工厂

　　我想外面的世界一定和我们的村子不一样。我认为只有离开我才会有出路。

　　── 莫梅荃

　　我从来没有听过工人在工厂挣不到钱的！这真是「血汗工厂」。

　　── 珠海某农民工

　　莫路波十三岁时就打算不上学了。他就读的小学在甲良镇，从炳花村走一条蜿蜒的泥土路到学校大约要两个小时。学校教室破破烂烂，学校裡的老师已经认定哪些个学生会继续上初中，其中没有莫路波。心高气傲的路波一直觉得村子裡的生活千篇一律，很没有意思。他常常坐在那四处透风的旧教室后面，想像广东、浙江等沿海省分的人生活情形。

　　他听说那裡一个月可以赚三百元人民币（当时相当于三十六美元）；对一个农家小孩子而言，这是一笔难以想像的数目。他们家每一年都得卖猪，那一年才会稍有馀裕。他们村子本来每年就有不少孩子辍学，现在他也是。辍学之后，他在村子裡待了一年，有时候帮父母的忙下田做事，除此之外就是成天作白日梦，想像沿海省分人的生活。他还和一帮游手好闲的小鬼鬼混；这一批年轻人爱和外镇的人干架，四处惹事。他后来回想说：「我变成了坏孩子，在炳花村看样子没什麽前途。」1他有个表哥莫文吉这时已经在广东东莞做事。文吉是一九八九年出去的，是村子裡最早外出做工的年轻人之一。路波从小就我行我素，所以没想要追随文吉的脚步。他听说繁荣的长江三角洲有不少电子工厂有很多事情可以做。长江是中国的大动脉，流经上海、宁波等城市及其港口。一九九三年夏天，路波终于离家出外，坐了三十多个小时的火车，来到宁波。这是他长这麽大以来第一次坐火车。出了车站，他四顾茫然，不知道要往哪裡走去找工作。这时三个流氓跑过来围着他，喝令他把身上的钱 ── 差不多相当于二十美元 ── 交给他们。他们本来想要绑架他，打算等到他找到工作再说。路波有反击，但是没有什麽用。那几个人在他脸上揍了一拳，他最后脸上流着血坐在火车站路边。他身上一毛钱也没有，不知道要去哪裡、该怎麽办。他现在在这裡是没有户口的「流民」，去报警没有用，警察甚至反而会把他关起来，因为他没有申请临时居住证就跑来宁波。凡是农民工都必须申请临时居住证，但是却必须找到工作才能申请。

　　但是接着发生的事情却让他更感觉意外。一对夫妇跑过来和他讲话，问他怎麽一回事，然后要他到他们开的工厂来做事。他们的工厂是做水壶盖的。他们扶着他，帮助他站起来。

　　他回忆说：「他们把我带回工厂，给我工作，还给我毛巾、洗发精，要我洗澡，把脸上的血擦乾淨。」他边说边一直点头，感觉难以置信：「碰到这种事，不认识的人对待我却像朋友一样。我真是老天保佑。你知道我们这些农民工在城裡并不受欢迎。」多年后他曾经跑去宁波，想找这一对夫妇向他们表示感谢，但是他的恩人连带他们的工厂却都不见了。

　　户口之恶

　　中国的农民加上他们的家人数以千万计，约占中国全部人口的一半，其中很多早就成为农民工。影响他们生活的种种因素当中，最大的莫过于「户口」制度这个东西。「户口」就是家户人口登记制度。他们家家户户都有一本红色的小册子，叫做「居民户口簿」，上面记载每一户的户籍。这本「居民户口簿」决定了他们享有的公民权利。2中国大量的农民工之所以会成为二等公民、生活之所以会那麽不安定，就是因为这个户口登记制度。中国的工厂、工地、服务业等那麽多劳动者即使在城裡工作多年，最后仍然无法在当地定居，原因也是在这个户口登记制。因为这个制度，他们享有的医疗保健品质非常低落。因为这个制度，他们常常骨肉分离，把孩子留在乡下，在乡下长大。这些小孩子的辍学率远远高于城市的小孩子。

　　但是，也是因为这个户口登记制，所以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以及中国数十个二线城市都看不到南美、非、亚很多地方常见的贫民窟。因为这个户口制度，所以政府可以突然强迫整个一区的农民工移居城外，但是城市居民漠不关心。由于这种制度的关係，城裡的小孩子上学是小班制，师资比较好；他们的父母要是生病，看的医生也比较专业。因为这个制度，所以上海人的平均预期寿命比贵州省民整整多出五年。尤有甚者，就是因为这个户口登记制度，今天的中国才会成为那样倾斜的，极度不平等的社会。

　　户口登记制的起源可以回溯到人民共和国最初成立之时。南韩、台湾等亚洲国家都有户口登记制度，中国的户口登记制却已经有数百年的历史，但主要是用于课税与徵兵，以及有时候在战争或动乱时期拿来作控制人口移动之用。不过，根据华盛顿大学（Universityof

　　Washington）地理学家陈金永的研究，一九四九年以后，毛泽东决定彷照苏联史达林的「大推进理论」（Big Push）设定中国的发展路径，将重点放在工业化，不再追求农业与消费，这时他才发现必须要制定严格的制度，将庞大的农村人口保留在乡村，不要进入城市。3中国政府官员从地主手中夺得土地，开始在农村设立人民公社，并且制定一套物价制度，刻意将农产品价格规定得很便宜。这使得农民开始一波波向城市移动。五○年末「大跃进」期间，中国发生大饥荒，从乡村奔往城市的农民数量遽增。这一波人口迁徙，共党官员轻蔑称之「盲流」，认为非制止不可。一九五九年，政府开始强制实施户口登记制度。这一套制度非常严格，一方面自然抑遏了大部分的人口迁徙，一方面也确保了「农民起码可以维生，又可以将乡村资源挪作他用，以推动工业化」，陈金永说。这就表示最好的教育机会、医疗设施、养老金全部集中流向了城市工作者，乡村剩下的只有不够标准的社会服务人员。一九五五年之时，城市工作者仅占中国全部人口的百分之十五。陈说：「（户口登记制）相当于史达林于一九二、三○年代在苏联实施的『居民许可证』（ propiska），也影响了中国第一个五年（一九五三至一九五七）计画。这一个五年计画是中国的苏维埃专家 ── 中国多的是 ── 协助制定的。」4这一项政策让中国快速工业化，但是却没有城市化，这种情形历史上很少见。

　　从「城市化不足」到「城市化不全」

　　不过这一切到了一九七○年代，却都变了。七○年代，中国解散了人民工社，极力要从计画经济转型为市场经济。前此在人民公社种田的几百万农民一下子失去了生计，开始涌入城市。这当然违反规定，但是，官员起初是容忍这一股人流，后来却转为「欢迎」。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并不只是要解放农村经济而已，而且还要释放製造业，欢迎外国工厂前来投资。外资总希望能够找到便宜的劳工，农村跑出来的这些人就是了。

　　此后的农民工人口从八○年代初的几百万人一直增加，到了二○一四年已经超过两亿五千万人。但即便如此，他们却始终不曾比照拥有户籍的城市居民那样，享有城市居民的权益、社会福利。所以，中国建国最初的十年是工业化了却没有跟着都市化，几十年后现在的这种都市化也一样很怪异，是一种从未之见的都市化，亦即城市人口剧增了，但是其中却有大量的居民受到歧视，一直在城市中位居二等公民。陈金永说得很好：

　　毛泽东的时代用户口登记制度防止农民进入城市，结果是中国的低度城市化比不上其工业化程度，造成了『城市化不足』（under-urbanization）现象。但是到了改革开放时代，却出现了一种『城市化不全』（in complete urbanization）型态。防止人口移动的管制措施一经解除，『乡村迁徙城市』应声急速扩张，然而城市的社经利益并没有随之延伸到大部分乡村来的移工身上。很多事实上的城市居民註定只是『临时』在住，无法享有迁居之后一般会有的城市公民身分以及利益。5

　　对于后来接手经营中国市场化经济的决策官员而言，他们要的正是这样的结果。户口登记制度不但使农民工在城市中成为下等阶级，而且还保证了中国会有源源不绝，听话又便宜的劳动力。不管是法律还是其他途径，这些农民工没有什麽申诉的权利，对于那种微薄的薪水、恶劣的工作环境，儘管心裡不爽快，也只能接受。这一切接着又支撑了数十年来中国快速成长的GDP。陈金永写道，户口登记制度「或许是中国前所未有经济成长背后最不为人知的秘密」。6这个制度牺牲了农民工的生活水准，造就了便宜的工业原物料与城市人便宜的米粮。户口登记政策在许久以前的「工业化」时代非常重要，现在则是转而开始扮演新的角色，也就是确保中国当前所需劳动力无短缺之虞。有这一个户口制度架在农民工脖子上，加上很长的工作时数，中国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才会持续发展。

　　二○○一年之后，中国开始更加需要便宜的劳工。那一年十二月，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因此不能不开始开放前此专制垄断的工业，容许外国公司投资。但是中国经济发展这关键性的一章，「写作」过程并非顺顺利利。这新的一章后来带给我们的，就是当今的贸易大战，以及世人开始担忧这个崛起的强权一直想要掌控全世界的技术及製造业。

　　中共一帮元老 ── 包括前总理李鹏 ── 反对引进产业来和中国原有的骨干产业竞争，担心这样会影响共产党的控制力道。李鹏，以其在八九年天安门事件中对工人、学生的血腥镇压所扮演的角色，外号「北京屠夫」。他们反对引进外来产业，但是最高领导人邓小平以及其继任者江泽民、总理朱鎔基等改革派却认为，外资及技术进入，是建设现代工业的关键，而且还能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加入世贸组织

　　一九八九年之后是一段艰困的岁月。天安门事件造成很多国际公司在中国停止营运。李鹏及其支持者都说中国在经济上应该回归以前那种封闭的控管状态，不要再依靠那些善变的外国人。邓小平为了反制李鹏这些人，一九九二年做了一趟「南巡」，巡视了广东省的深圳、中山、佛山等城市。这几个城市在一九八○年代初经指定为经济特区之后，率先迎接了外资。邓小平于一九九七年过世，朱鎔基对此时大家争论不已的经济改革扮演了坚定拥护的角色，几年后还在中国「入世」的战斗中担任主要的推手。朱和毛都是湖南长沙人，邓是四川人；这两个省位处中国西南，当地人以嗜食辣椒闻名，当地出身的领导人也以喜怒无常着名。朱鎔基在江泽民监督之下，于一九九○年代末开始整顿国营部门；过程中遭到极大的抗拒，非常痛苦。朱鎔基在这一波整顿中关闭了几万家公司，造成三千万城市工人失业。除了整顿国营部门，他还发动了城市住房私有化政策。国营事业所有的住宅，以前是免费或以很低的费用供给员工居住，现在开始改成以象徵性的费用出售给员工。这个政策使中国的房产市场开始起飞，嘉惠了有房子的人，但却使城、乡中国人的财富差距更加扩大。

　　经济要不要开放，随着中国可能加入全球贸易网络的展望，大家吵得更凶。对朱鎔基等改革派而言，WTO带来的不只是中国欠缺的强势货币，而且还有外国的技艺、技术，因为中国会要求外国公司和中国厂商成立合资公司，作为进入中国市场的代价。同时，新的厂商和产品进入中国还会引发竞争，撼动那些长久受到呵护的产业，强迫本国一些最差的公司关闭，鼓励比较强的「选手」进场参赛。此外，WHO还可以「掩护」目前进行中的改革。那些怀疑改革的人，朱鎔基及其支持者会告诉他们说，容许竞争者进入中国，是中国入世无可商量的代价。

　　不过，实际上改革派的处境却十分困窘。一方面他们很想赶快达成协议，尽快开始整顿中国百病丛生的国有经济。另一方面，他们想为中国的产业达成最好的协议，但是却又不想让人觉得全部出卖给了资本主义西方，毕竟不久前资本主义还是中国的头号敌人。要是有迹象显示他们对国际谈判代表轻易就退让，不但他们本身会招致众人的抨击，而且还会影响中国进入世贸的可能性。世界各国中尤其是美国，与中国谈判的结果将是进入世贸成败的关键（按照规定，中国必须先和多个国家达成双边贸易协议，才能够进入世贸组织。美中双边贸易协议是其中最后，但也是最重要的一个）。

　　一九九九年春，美中谈判胶着之际，朱鎔基启程访问美国，准备放手一搏。说服中国的怀疑者同意开放中国一些很重要但又没有竞争力的农业、汽车製造、电信等经济产业，一直是美中谈判过程中特别困难的部分。常常有些结论看似突破，但最后却功亏一篑。后来美国的贸易谈判代表办公室把朱鎔基提出的异常宽松的条件贴上网站，中国民众为之譁然，认为他们的领导人是不是准备要把国家的「皇冠宝石」给卖了。

　　不久，当年五月发生了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遭到「误炸」事件，儘管美国带头的北约始终坚持那是「误炸」，但是中国人的忧国之情立即随之燎原。北京大学研究中美贸易关係的专家副教授王勇当时告诉我说，此时「原本是关切国家主权和国家尊严，现在却和经济的民族主义挂钩了」。7

　　中国的谈判代表面对的是一个很厉害的对手。美国的谈判代表团由四十八岁的夏琳．巴尔谢夫斯基（Charlene Barshefsky）率领。她在芝加哥近北区一个波兰犹太裔移民家庭长大，是个以强悍而见多识广着称的经纪人。她总是爱说，老练的谈判者永远都会记得唯一会让谈判破裂的，就是断然决然的说「不」。后来她进一步解释说：「真要说不的话，唯一能用的字眼就是『不』。」二○一五年，她对《华尔街日报》

　　说：

　　「这不可能！」这句话的意思不是「不」，而是「我们另外再想办法」。说「我如果同意的话，我会没有工作」，失业是真的可惜，但是这句话意思不是「不」。要是说「我这一辈子没有受过这种侮辱」，表示东西他还是要，但是口气比较委婉。8当年夏季，北京谣言满天飞，说一直靠着争强斗胜升官的朱鎔基已经搞到快要丢掉乌纱帽。他到美国的访问受到国内严厉的批评，说他为外国人背叛自己的原则；谈判胶着之时也看不到总理的人。十一月六日，江泽民和美国总统柯林顿互通电话，两个人谈了很久。江泽民认为入世是驱动中国持续经济改革的力量，而且还可以藉这个机会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压制宿敌台湾。江、柯通过电话不久，巴尔谢夫斯基飞往北京，力图挽救美中双边谈判。在这六天谈判之中，美国代表团曾经一度整理行李，威胁说要搭下一班飞机离开北京。但就在这种走钢索式的策略当中，美中双方在最后一分钟达成了协议。巴尔谢夫斯基和当时的中国对外经贸部长石广生在一群中外记者面前签署了厚厚的「加入」文件，然后举杯互相道贺。接着美国代表团驱车前往中南海面见中国国家主席。中南海是中国的领导中心，在北京市中心，内有一座湖泊。江泽民看得出来心情很好，在紫光阁迎接美国代表团。他兴致高昂的用英语说：「Everyone!」，意思是说他要和代表团每一个人握手。他一边把代表团迎入阁内，一边嘴裡一直说：「Good, good, good!」紫光阁几百年来就是接待外国贵宾的地方。朱鎔基并没有参加签约仪式和庆功宴，但是在大家看来，这个湖南出身的强悍谈判者已经胜出。9中国于二○○一年尾正式入世。世贸后来害很多中国企业苦不堪言，很多公司准备不及，纷纷倒闭。不过与此同时，却也有钱潮开始流入中国的製造业，数以万计的新工厂开始营运，不久之后也创建了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电子、工具机等产业。二○○一年有四百七十亿美元外资投入中国，十年之后成长到一千两百四十亿。中国崛起，后来也开始影响墨西哥、泰国等国现有的出口产业。不过，也有很多人谈起了一种「理想」，说是中国的经济和世界接轨之后，无可避免一定带动中国进行政治改革。柯林顿总统等领导人向美国公民推销美中贸易协定时，就是拿这个来作其论据。中国正式入世的前一年，二○○○年三月，柯林顿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高级国际研究学院（Schoolof

　　Advanced

　　International Studies）演讲，他极力铺陈这样的观点：「经由入世，中国不但同意向我们购买更多产品，而且也同意输入民主最宝贵的价值之一，那就是经济上的自由。个人要是不只有权梦想，而且有权实现梦想，他们就会要求更大的话语权。」10

　　综观各方面事实来看中国入世之后是否比较开放或透明，很久以来一直就是世界各国争辩的议题。入世改变了中国的经济；这一点在城市及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等地毫无疑问。中国调降了半导体晶片、塑胶等等几乎是一切产品的关税，也调降了中国製造的玩具、纺织品、电子产品的国际双重课税，很明显是在为出口而培养製造业。中国选择沿海城市及各大港口为其生产基地，这些地方开始出现巨大的工厂聚集区，其中包括完善的工厂市镇东莞。东莞沿着珠江上来就在深圳北边。

　　广东珠江三角洲的稻田和棕榈开始消失，代之而起的是快速搭建、外牆贴磁砖的工厂，附带灰暗的员工宿舍，旁边还冒出一座座别墅区，要由大门进出，是海外回来的中国老闆住的地方（但这一切对于炳花小村都没有什麽意义，因为毕竟后来连那一座众所盼望的辣椒加工厂都没有盖出来）。

　　鸦片战争时的小镇

　　二十世纪末时，一般人都认为东莞是个没有历史的地方，觉得它是个像是一夜之间冒出来的工厂聚落，不知道这裡曾经过多年自然的发展，一直到一九八五年才正式成「市」。东莞的每一个镇都有自己的「特产」，譬如玩具、电子产品、鞋类、家具等等，这些镇聚合成「市」，成了一个幅员广达一万七千多平方公里的群落，南至深圳，北至广东省会广州，东北到达惠州，西边直抵珠江。那些工厂的台、港籍老闆以「坏」着称，但当地人认为他们是一时的「必要之恶」；那些农民工人数多达当地人的三倍多，虽然在此地享有的权利远远不及那些老闆，但也是「闯入者」。有朝一日，说不定将来的某个时候，等到本区有钱了，足以自给自足，不必依靠这些人了，这两种人都要离开。

　　但实际上，本区并非没有历史之地。一九八○年代初，这个亚热带地区还是个农业地带，随处可见山丘蜿蜒，田野苍翠，主要生产香蕉、荔枝、龙眼及各类水果。儘管现在的东莞是个匆匆忙忙的地方，但却有其悠久古老的根源。这裡有考古遗迹「蚝岗贝丘」；科学家说，其中挖掘出来的碎陶、断骨是五千年前当地聚落的遗物，是目前珠江三角洲发现的最古老的遗物。东莞有一个镇曾经在中国近代史一个关键时刻粉墨登场。这个镇叫作「虎门」，这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叫做「鸦片战争」。

　　虎门是因为附近有个大虎岛，形状像是一头老虎趴在那裡而得名。这裡现在是中国最大的电子产品生产地之一，在该国崛起为全球大出口国的过程中厥功至伟。不过关于虎门这个地方，中国的年轻人学的并不是这一段经济发展史，而是这裡曾经有个民族英雄挺身对抗英国。每一个小学生在学校学到的都是这个民族英雄曾经领导全国人民英勇对抗以鸦片残害中国的帝国主义者。

　　一八三九年，清朝学官林则徐以钦差大臣的身分抵达广东。林据说自幼「天资聪颖」，一生提倡復兴中国传统思想。他曾经见过皇帝十九次，深受皇恩。他直接从道光皇帝奉旨务必清除中国的鸦片祸害。中国到一八三八年为止，每一年进口鸦片已达四万箱，每一箱重量一百四十磅。这些鸦片进到中国来交换茶叶、丝绸、瓷器。才不过两年，一八四○年，中国估计已有一千万人抽鸦片上瘾。11林一开始是道德劝说，后来强行收缴英商两百六十万磅鸦片，载到海边，掺和石灰和卤盐，倒入虎门湾中。这一件「销烟」任务动用了五百个人，花了二十三天才完成。林则徐果真是个儒士、谦谦君子，事前还先写了一篇〈熬化鸦片烟土投入大洋先期祭海神文〉，「为了以没入的鸦片汙染海洋向海神告罪。」12

　　虽然林则徐一开始获得胜利，最后的结局却让中国灰头土脸。英国对于英商在中国受到此等惨痛打击十分愤怒，派出海军砲舰攻打中国口岸城市。林则徐一开始的不妥协姿态，最后导致中国屈服于英国强大的武力，最终于一八四二年将香港让给英国。前此大家称赞他对鸦片贸易採取的强悍行动，现在却成了民族灾难和帝国蒙羞的代罪羔羊，遭道光皇帝贬谪至新疆，该地是今日共产党残酷镇压穆斯林维吾尔族人之处。

　　林后来获得了平反，中国人至今仍然在纪念他当年强硬对抗残酷外人的精神。他曾经公开写信给英国女王说：

　　查该国距内地六、七万里，而夷船争来贸易者，为获利之厚故耳。以中国之利利外夷，是夷人所获之厚利，皆从华民分去。岂有反以毒物害华民之理。即夷人未必有心为害，而贪利之极，不顾害人，试问天良安在？

　　── 林则徐一八三九年于广州发布致英国女王信。13今天，不仅东莞虎门镇的鸦片战争博物馆前竖立了林则徐的凋像，就连美国纽约华埠查塔姆广场（Chatham Square）都立有一尊将近六公尺高的林则徐凋像，那个红色花岗石基座上分别刻着中文的「世界禁毒先驱」和英文的「Pioneer in the War against Drugs」两行字。这尊凋像竖立于一九九七年，主要由纽约的福建同乡会出资。林则徐正是福建人。

　　台商与官员的互利关係

　　蓬勃的娼妓业使东莞博得了「中国性都」的称号，而这裡的娼妓业之所以如此发达，主要是拜台商所赐。台商大部分都把老婆留在台湾，自己过来东莞。他们的老婆住在海峡另一边的台北、台中等城市。大量台商 ── 估计大约有五十万人 ── 聚集在这裡，为了供应他们的种种需求，很多基础设施因应而生，其中包括一部分风化业 ── 几百家三温暖为台商提供一种按摩服务，也就是年轻女子将按摩油抹在乳房上，然后在客人身上磨蹭。从事这个行业的女人、女孩子数以千计，她们其实都是从中国各省来的外地人。东莞台商的子女，如果有跟过来的话，上的是台商自己的国际学校（但是习近平上来以后便开始禁止台商子女使用台湾的课本，必须使用中国那些充满政治宣传的教科书），看病有台商专属的医院，想吃什麽有「小台北」饮食街。在「小台北」窄窄的一条街上，两旁的餐厅、小吃店贩卖珍珠奶茶、牛肉麵等餐点饮品，人行道上有几间像台湾到处可见的那种贩卖槟榔的玻璃亭子。槟榔是一种核果，抹上石膏放在嘴裡咀嚼，可以提神；人行道地面上到处可见血红色槟榔汁。

　　东莞市中心高价精品街东城区矗立着一座「东莞台商大厦」，楼高两百八十九米，层数六十八层；始建于二○○八年，中途历经全球金融危机，出口厂商受到严重打击，致使建程停顿，拖延多年之后才在二○一三年落成。刚落成的台商大楼比当时东莞次于它的高楼高三倍有馀，第六、七层是台商协会的办公室，有一座中国式空中花园，花园入口是中国传统的圆拱门，走进去之后是一方水池，池裡养着锦鲤，池边种了一排竹子。

　　一天上午，我跑来这裡找老朋友楼达人，英文名字叫Hayes。一九八○年代他住在蒙大拿州小镇苏必略（Superior），协助朋友经营安全帽工厂。Hayes这个名字是那时候取的。一九九○年代初他跟着工厂搬迁到东莞。他苦笑着说，住在洛矶山脉那几年真的很辛苦（我本身就是蒙大拿州人，所以我们虽然在那裡并不相识，但是在这裡却成了他所说的「蒙大拿来的老朋友」）。身高六呎三吋的Hayes在那裡最先碰到的考验是当地一个人对他有种族歧视。这个人一直以为他是美国原住民（Native American），后来听到他讲英文很流利但是有中文腔，才知道他不是。还有一次考验是他为了抵御蒙大拿的寒冬，没问清楚就买了一件粉红色的大外套。他穿这一件外套出门，立刻招来了几个人讪笑。不过以他那高壮魁梧的身材，他立刻震慑了那些人。

　　他现在是台商会的名誉会长，是住在东莞最久的台湾人，台湾人社区当中私下公认的有力人士，又是《台商》月刊的编辑。我等他开完会，等一下我们要一起吃饭。他把我领进台商办公室的「展览室」。展览室牆壁上挂满了大幅照片，都是历任会长和来访政府高官的合照；一张张桌子、檯子上面摆满了精緻的花瓶、瓷盘，各界人士送这些东西来表彰台商协会对东莞经济的贡献。

　　我后来才了解，这一间展览室是东莞台商和当地官员之间紧密关係的华丽「门面」。他们以各种方式表现这种关係，有时候很烦琐，有时候很龌龊；前者譬如举办花瓶敬赠仪式，仪式之后继之以有燕窝、鱼翅、各类海鲜等菜餚的宴席；后者如宴席之后去三温暖、卡拉OK「续摊」（去卡拉OK玩，一般一开始都是叫十几个小姐出来排排站，让男性客人挑选，选出来的小姐就是男客今天晚上的「伴」，要陪他喝酒，唱歌，有时候还有其他服务）。台商和官员进行这种交谊，交换的东西其实很简单：台商、港澳商因为其原来所在地工资调涨或是政府实施环保的新规定，所以把工厂搬到这裡来继续赚钱。官员呢，官员要的也是钱，方式是台港澳商把每年营收的一部分交给当地税捐机关，要不就是直接贿赂官员，让官员批准工厂扩建或对违反劳动法规的案件睁一隻眼闭一隻眼。

　　这种互相利用的关係能够成立，主要是依靠源源不绝的温驯农民工劳动力。在把台港澳商吸引到珠江三角洲的种种因素之中，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低薪劳工，这一点当地高干太清楚了。二○○八年，当地劳工就业局奉命实施新的劳动合同法，这些官员顿时不知所措。他们当然希望农民工赚的钱要让生活过得去，但是如果照新规定付给工人加班费，多年来的官商同盟就会受到影响。大部分农民工每天工作十二小时以上，常常连续几个星期没有休假，一个月所得不过几十美元。这就是工厂那些经理要的。一次採访中，东莞本地一名女性劳动官员笑着对我说：

　　「我们必须确保我们的客户厂裡有工人，不用给高得不合理的薪资。我们对他们的要求要合理。」14

　　春丝企业皮包厂製造的皮包在沃尔玛

　　（Walmart）有销售。这家企业一开始是设在澳门，十年后鑑于工资上涨，于一九九○年迁厂到大陆。这个期间，有成千上万的港台澳厂商和他们一样因为原所在地工资上涨而迁厂到中国，其中大多数落脚在珠江三角洲。春丝皮包在珠江的西边，也就是深圳和东莞的对岸，开了两间工厂，一间在珠海，一间在中山市。中山市这一间距离中山市种满棕榈树的美丽市中心大约四十五分钟车程。珠海隔海与南边的前葡萄牙殖民地澳门相望，而现在的澳门已经变成全世界的博弈圣地外加洗钱中心。

　　春丝皮包迁厂的决定是正确的，因为这时候也有很多製革厂、扣件厂商开始在这裡设厂，春丝皮包就这样连接了皮包製造业迅速扩张的供应链。像春丝皮包这种低端製造商，搞一点旁门左道乃是生存所必须，压低那些弱势农民工的薪资是其中一种很容易执行的方法。很多生产出口公司都有一套剋扣员工薪资的规矩，春丝皮包也不例外。他们对工人设定了一套收费、扣钱、罚款的制度，目标无非就是尽量减少公司付给工人的薪资。这一来，工人的实薪原本就已经很微薄，现在又给扒了一层皮。15

　　从工资上榨出利润

　　工人应徵工作一经录取，第一天就要交一百元人民币（约十二美元）的登记费，这一笔钱不退。春丝企业每逢雇工旺季 ── 譬如农曆春节过后 ── 就故意多录取工人；这是他们的摇钱树。工人一多，常常要两人睡一张床，厂裡的生产线也无法容纳全部的工人。有个工人以前在这裡做过，他告诉我说，这些多馀的工人一辞职，他们之前交的登记费就进了管理干部的口袋。新进工人除了要交一百元人民币登记费，还要预缴两个月的伙食费、住宿费，第一个月的薪水则是照例延迟发放（应该是为了降低工人的高流动率）。任职不到六十天离职，还没有用到的伙食费、住宿费由厂方没入，已做的工作不发薪水或只发部分薪水。

　　想要待下去的人，厂裡还有一堆规定要你遵守，违反规定者会罚款数美元至十美元不等。上厕所太多次、和同事交谈、忘记佩戴工作证、未经允许擅离厂区 ── 这一点最严重 ── 等等都违反公司规定，必须要扣薪水。厂裡的警卫、管理干部可以分到一部分违规罚款，所以他们告发、检举的动机很强。春丝的工人即使经常整天在生产线上工作，由于他们是论件计酬制，每做一个手提包只赚到几毛钱，所以大部分人都要很拚命才有办法维生。一名矮小黝黑的农民工以前在春丝做工，现在在工地做粗重的工作，赚的钱比较多。他气愤地说：「我们经常做到晚上十一、二点。第一个月他们不发薪水给你，你要自己先缴两个月的伙食费、住宿费。大部分人靠论件计酬每个月只赚九十到一百元。第三个月以前，你一个月只拿到三、四块人民币，实际上等于没赚到钱。还有那些罚则，实在太过分了。我以前从来没有听过工人在工厂挣不到钱的！这真叫做『血汗工厂』。」大热天裡，他的黑头发闪着汗水的白光。16后来我去春丝拜访他们的出口经理赛莉娜．秦（Selina Qing）。

　　她是老闆的女儿，三十几岁的人。她很紧张，为他们厂裡的做法辩解说：「工人老爱跑去上厕所，爱聊天，有时候还有人去告密。我们很难做。我们培训工人，但是他们跑了。照现在中国的劳动法规，他们要走，我们不能不要他走。」17

　　这就是中国的民工就业时遭遇的困境。管理人员和工人之间的权力关係严重向前者倾斜，地方官员几乎事事配合工厂管理干部。另外，一样让人不安的是，很多官员都把弱势的民工视为「外快」的来源。公安警察在街上会把工人挡下来，要他们出示身分证和暂住证。如果他们没

　　有，公安就会把他们送到拘留中心坐「黑牢」。但是他们通常没有，因为工厂裡的管理干部会要求他们在受雇期间把身分证交给厂裡，目的是不要他们外出时跑太远。但公安这样做其实是在「索贿」。他们拘留民工，等民工的同事或厂裡的干部赶过来缴了罚金才放人。这一笔罚金是相当大一笔数目，有时候相当于民工两个月的薪水。炳花村那一位莫姓表亲就曾经碰到这种事情。他从「黑牢」裡出来之后即刻逃离东莞，从此再也不敢回来。澳洲国立大学社会学教授陈佩华说：「警察会定期临检，把没有许可证的人找出来，先是骚扰、羞辱、体罚，然后送到拘留中心关起来。拘留中心的环境有时候比国家监狱还要糟。最后把他们遣送回乡下……许可制控制他们的方法，和以前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下的通行证制度如出一辙。」18

　　因为怕自己会消失在中国的黑牢裡面，莫梅荃于二○○○年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她两年前回来过一次。这一次回来是因为她身分证已经到期，她怕会被警察查到，因此乾脆辞职返乡，想要在炳花村另觅新职。

　　她十五岁时初次离家，对于自己的未来又紧张又兴奋。有表哥莫路波打前锋，让这个害羞的十五岁女孩子鼓起了勇气。莫路波在浙江、上海都做过事，后来落脚在东莞当起焊接工人（他不太跟村子裡的人讲他在宁波遭到勒索的事情，就连莫梅荃他也没讲）。一九九八年六月一个天气晴朗的早晨，梅荃长这麽大了第一次坐上巴士，经过一条三十小时之久的遥远路途，来到东莞。她说：「我想外面的世界一定和我们的村子都不一样。我认为只有离开我才会有出路。」她父亲莫路香说：

　　「我们才刚开始插秧，她就走了。我想我的孩子要是在外面可以找到工作，那当然好；靠种田赚钱太难了。」19

　　村子外面的世界真的是不一样，但并不是她原来期待的样子。梅荃在虎门一家做皮带扣环的港商工厂找到了第一份工作。她的职务是负责金属铸模抛光，每十二小时轮一班。这个工作做到她手指发麻，依照她完成的件数计酬，一个月才赚三十（美）元左右。后来，他们老闆拿到了一笔超大订单，就下令所有的工人全力赶工，要尽快完成合约要求的成品数量。他们一直做，中间没有什麽休息，四十八小时以后，厂裡四百名工人当中约四分之一离位抗议，梅荃也是。她说：「我很生气。我想我还年轻，钱不是那麽重要。我从生产线走进办公室，跟他们说我不干了。」20

　　遇见好老闆

　　我发觉，和这些民工讲话，有时候我会觉得他们的生活像是一直在寻找一个关心他们权益的老闆。只是这样的老闆很稀有，不知道在哪裡。有一次我和炳花村来的那个民工在东莞一家餐厅裡聊天，我指着牆上一张传单要他们看。那是一家电子厂的招工广告，有人在上面写了一句话，说那裡是「骗人的地方」。莫文吉说：「他们会骗你。贴这种启事的工厂你光是去应徵就要缴一百元，也不给你事做。」莫文吉今年三十二岁，炳花村人跑来东莞的，他是第一个。他轻蔑地说：「就是给你事做，宿舍居住条件也一点都没有他们说的那麽好。」不过，几年下来，经历过几个冷血无情的老闆之后，他现在觉得自己终于找到了关心他们的老闆。他现在世庆五金机械厂当厨师，每个月薪水一千元之多。

　　世庆做的是製作金属板的模具、器械，老闆是台湾人，总经理是湖北人。文吉说，他们两个人都很关心工人快活不快活。

　　那一天，文吉和路波后来带我进入厂区。路波在这裡当焊接工人。

　　世庆隔着街道的对面是几栋漂亮的公寓，住着一些工厂老闆、当地有钱人。站在街上，隔着牆头，你可以看到那些公寓架着花格子铁窗的阳台，大门口有警卫，随时准备驱赶闲杂人等。从外面看，世庆的厂房有几栋，三层楼高，外牆贴白色磁砖，牆壁周边漆着漂亮的蓝色边线，看起整齐清洁，但是一走进厂房，这种印象立刻完全改观。厂房光线阴暗，机器发出轰隆隆的噪音；穿着蓝色工作服的工人，手裡拿着巨大的扳手走来走去，看到组装中的电镀机有螺丝松掉，就走上前锁紧。电镀机有一端比较高，缓降到檯面上，远远看过去，整台电镀机很像是心理医师的躺椅，只是比较笨重。

　　工人的寝室很热，东西很多，摆了六张双层床，可容纳十二个人，此外没有厕所，也没有自来水。走道另一边有一间共用的厕所，充满了尿臭味。双层床的下床有的会在两边床柱之间拉一条绳子，挂一块布遮起来，以保持一点隐私。天花板上挂着一台吊伞，电扇头慢慢迴转，吹出微弱的风，逐一扫过每一张床。有时候会有工人阔绰地自己买电扇来吹，但没多久就会把扇头固定，只吹自己。像这样的寝室，不管是谁来睡，应该不至于因此认为公司很照顾员工，但是文吉却这麽认为。这个沉默寡言的贵州人解释说他不是很关心舒适、隐私问题。「我们那裡很穷，我又不找女人。每天晚上一下班，我就睡觉。」我们后来前往员工餐厅，从其中的摆设倒是可以看出老闆很在意员工。建筑本身漂亮多了。员工餐厅的状况，尤其是伙食好坏，是决定工人满意不满意的关键（伙食不好有时候会造成工人情绪躁动。菜不好吃、菜色差、没有肉往往是工人罢工、怠工的原因）。但是现在这间员工餐厅，长桌边摆了一排凳子，一边牆头上架了一台国际牌二十一吋电视机，让工人晚上来唱卡拉OK取乐；这是工人杀时间的方法（比起东莞那些工厂老闆玩卡拉OK的方式，他们乖多了）。天花板每隔一个距离就有一台吊扇，供客人驱暑　�澤匣构易挪继酰�上面写着：「世庆是我们的家，清洁靠大家。」布条旁边挂了一幅画，画面中是一把红色的花，外加一排字，说「想家的日子」。

　　文吉在工厂的厨房工作。厨房光线幽暗，长年的油烟在牆壁上积了一层油渍。锅裡正在炖鸡肉，空气中闻得到鸡肉香味。这证明这间工厂给工人吃的不错。工人常常会算工厂的伙食一个星期吃几次肉来看一间工厂的伙食好不好。文吉黄衬衫灰裤子上围着髒髒的白色围裙，拿着锅铲翻搅那一锅鸡肉，一旁砧板上已经剁好一堆蒜头、辣椒，等一下就要加到锅裡去。酱油罐旁边一叠铁盘子，还有一头三色花猫带着几隻小猫在那裡轻步慢行。

　　世庆的赖经理说：「没错，环境条件很差，但是文吉很努力。」他带着我在闷热的厂房内参观，窗外可见棕榈树在让空气中摇曳。厂内一面牆壁上用喷漆喷了几个大字，说2000 Merry Christmas，旁边还搭配了几朵雪花图案。

　　文吉刚来的时候，起薪一个月六百元，后来调高为九百元，现在是一千元人民币。赖经理说，这间工厂调薪很少有这麽快的，不过这很值得；因为文吉还没有来之前，工厂需要请两名全职厨师，但是「现在他一个人全部搞定，而且从来没有来不及开饭」。他的口气十分肯定。

　　「工人效率提高，我们就有办法帮他调薪。」他还说，现在他们厂裡是三个工人一组一天製造一台电镀机，他还在想办法要把那个时间缩短。

　　至于莫路波，他一开始在厂裡做得并不顺，差一点就给炒鱿鱼。他在这裡已经快要一年，一开始的时候，他没有经验，拖累了大家的工作。赖经理说：「他会妨碍别人工作，添麻烦。」后来老闆要他走路，但是赖经理跟老闆说莫路波很想学东西，以此说服老闆再给他一次机会。赖经理说：「我告诉他这件事，他哭了。我要他努力做事，就是做最低贱的工作，帮别人搬机器也没有关係。他接受了。」他笑着说：

　　「最没有发展的地方来的人做事最拚。你有听过有钱人还替人家做事的吗？」21

　　工伤律师的周立太

　　翌日，我包了一辆车子南下直奔深圳。根据宣传，今天的深圳是创新科技的温床，但是我那一次去当时，深圳却是毫无尽头的民工宿舍。

　　我们在整排的五层水泥楼房之间开了一个多小时，每一栋大楼看起来都一样，分不清哪一栋是哪一栋，只有牆壁上很多擦撞的斑驳。但是位于地面的一楼却不一样，你看到的是没完没了的招牌、字迹潦草的招贴、霓虹灯广告，上面标示店号以及贩卖的辣味四川菜、湖南菜、贵州菜、河南口味的麵食、中国东北的炖肉等等，还有摩托罗拉製造的「大哥大」呼叫器 ── 这是现代手机的前身。有些店面小小的，卖廉价网球鞋、胸罩、休闲衬衫。有的店天花板上吊着彩色塑胶洗衣篮，货架上摆满了捆好的毯子，卖给工人晚上睡觉保暖用。还有二十一种香菸，来自中国各省分；另外还有中国北方辽宁省歌星那英的卡式音乐带。

　　炖锅裡满满的小吃，包括茶叶蛋、烤玉米、烤芋头、花生，还有香气浓郁的糖炒栗子。那连绵不绝的商店之间，偶尔会看到有撞球台摆在人行道上，一堆工人围在旁边，边抽菸边打撞球。这个巨大的市场显然供应了中国各地来的人各种饮食及生活习惯之所需。但是要买东西，口袋当然裡要有钱。之前有一次我和路波在他们东莞工厂外面类似的街区同行，他就告诉我说：「虽然下班后就可以去，但是东西太贵了，我们通常买不起。」

　　我们终于在一栋外观类似、斑驳一样很多的大楼前停车。我爬到三楼，要去拜访周立太。周立太是重庆人，那一个城市曾经是中国战时的首都。现年四十三岁的他是中国最先出现的工伤律师之一，现在至少在珠江三角洲碰到困难的工人之间越来越有名。他在学校只读到二年级就辍学在家，十七岁时从军，曾经在西藏服役五年。退役之后，他先在湖南一间磁砖工厂做了几年，之后又连换了好几个工作，都是很辛苦的手工业。他一直苦于无力改变劳工恶劣的工作条件，后来下决心要当律师。经过多年自修之后，他终于在一九八六年开始执业。后来有一次，有一个他们家乡来的人在深圳发生车祸死亡，那个人的父亲委託他打官司。没想到这一次官司竟然打赢了。他不但从肇事司机那裡要到了赔偿，而且从那个人做事的工厂也要到了赔偿。

　　除了低工资、长工时之外，中国各地也常见「工伤」事件。工伤的赔偿金少得可怜，断掌、瘸腿可以拿到几千块人民币，但硅肺病、肺癌这种会死人的病却通常一毛钱都没有。这种病往往要病人离职很久之后才会出现，之前他们通常已经在灰尘瀰漫的珠宝抛光工厂、化学硝烟充斥的玩具工厂工作多年。周立太说，深圳每一年发生两万件工伤事件，他自然会在这裡开业。他的事务所就设在我现在身处的这一栋大楼，开设没多久，求助的人就如潮水般涌至。

　　事务所裡面有十几个人，有的坐在行军床或沙发上摇着扇子看电视，有的坐在凳子上玩牌。他们现在都暂住在周立太那间狭小、拥挤的公寓，等待开庭。一脸怒气的周跑到门口迎接我们，接着他不是招呼我们坐下、让我们採访他，而是挥手要我们跟他过去。他走到玩牌的那几个人那裡，抓起其中一个的手臂，把衣袖往上拉，露出一隻断掌。他说：「你们看！」他也不先问一下，抓起另外一个人的腿，露出从膝盖以下全部切除的断腿。原来这些人都是发生工伤的工人。他们好像已经习惯周律师这样对他们，每个都若无其事继续玩牌。周气愤地说：「这就是中国工人在工厂受到的待遇。政府官员觉得让工厂老闆开心，他们就有聚宝盆。他们的态度是，找工人容易，找肯投资的老闆难。所以他们根本不管法令，才会这样经常发生意外。」周立太代表这些民工打官司，不但没有获得赏识，还有很多人不高兴。他说：「地方政府认为这些案子严重影响他们的名誉，破坏投资环境。这裡的人，从市长到市民，个个都讨厌我。」他讲话开始变很大声：「但是，我们不保护工人的权益，社会就会乱。一九二○年代中国会有那麽多工人罢工，就是因为当时很多工人都很愤怒。」22

　　二十、二十一世纪之交，那几年，中国又有了新一代的愤怒劳工。

　　抗议大部分发生在受到朱鎔基整顿裁员政策影响的国有企业。但是国有企业以外的农民工，因为工资过低、工作环境危险，也跟着开始罢工。

　　香港的劳工权益维护团体《中国劳工通讯》在他们二○○七年的报告中写说：「大约从二○○二年起，劳工运动开始改变，推动抗议活动的农民工多了起来，产业行动的规模、次数、历程时间都多了起来，工人的骚动从偶然、零星，发展为经常。」23

　　孙志刚的冤死

　　二○○三年发生的一件民工死亡事件，造成很多农民工猛然自觉到自身的处境。二十七岁的湖北人孙志刚大学毕业后来广州就业，在一间纺织厂担任设计师（他受的教育比一般民工高，这也许是他的事比较受到全国瞩目的原因）。有一天，他在街上被警察挡下来要求检查证件，但是他暂住证也没有，身分证也没有。暂住证他还没申请，身分证放在湖北省家裡。因此警察把他送进了拘留中心。依照一九八二年制定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警察拘留他是合法的。这一部法令实施以来，已经有无数民工被警察拘留，从未造成公众骚动。孙志刚有打电话回湖北，要求他的朋友把他的身分证送过来。可是他的朋友再次接到电话时，传来的却是他的死讯。他进去拘留所才不过三天，就在三月二十日被拘留所警卫打死。这件谋杀案件经过专门揭弊的《南方都市报》的报导，消息立即在中国的微部落格平台「微博」传开（近年来，政府在SARS传播期间第一次禁止中国人使用「微博」；那时候，关于SARS疫情，若想知道未经官方审核的消息，「微博」是主要来源）。

　　那时候知道许志永律师的人还不太多。他几年前才从菁英学校北京大学毕业。后来他说到自己初次听说这次事件时的感受：「二○○三年四月，当时的SARS清空了北京的街头。二十五号那天，我在网路上读到孙志刚事件的报导，禁不住流下眼泪。本来从二○○二年的下半年，我就已经开始在研究拘留及遣送（农民工）的相关法律，所以这时候我很了解孙志刚碰到了什麽事情。」他后来成了为农民工讲话最直言无讳、最有影响力的声音之一。二○一四年，他因和另外两名北大的法律学者，即俞江与滕彪，共同推动公平而合宪的改革而获罪，入狱四年。

　　他们三人当时写了一封公开信，呼吁政府重新检讨中国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24

　　让很多人大感意外的是，孙志刚之死引发的民情骚动似乎吓到了领导当局。六月二十日，总理温家宝宣布从八月一日起取消强制拘留所。

　　他们这种反应前所未有。七月底，当时的公安部长周永康发言批评警察，说警察「绝对不可以再违背天理，製造民愤」。25（但是十年之后，周永康自己遭控严重贪腐，判处终生监禁）。孙志刚事件一般认为是中国「维权」运动之始。民众的压力及律师的倡导促成政府改变政策，但是这种胜利在农民工而言却很虚幻。户口制度并没有取消，「黑牢」没有了，改名叫「社会救助管理站」，但实际上没有什麽改变。许志永那一封公开信的连署人滕彪说：「名义上这种救助管理站採自愿制，意指游民是自己愿意来这裡的，但实际上，大家很快就了解到政府会用这种管理站来关押不听话的人。」滕彪后来也成了最有名的维权律师，但是于二○一四年出亡到美国。26

　　总理拒绝回答的提问

　　二○○○年前代中期，北京三月的一个冬日，我努力在为当天要在中国国务院总理年度记者会上询问的问题修改措辞。中国总理的年度记者会循例都在每一年初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幕之后举行。我想问的是户口制度的事情；我想知道户口制度的改革为何走走停停，还有政府是否有在设法降低该制度对中国农民工的差别待遇。我先把问题提交给中国外交部。我这样做其实是加入了中国预先安排记者会的游戏。这样的记者会不会出现意外，然后中国就会对外张扬说这样的记者会表现了中国的开放。不过，我提交问题之后，外交部发言人却一直跑来找我，要我修改措辞，甚至是换题目。我是很想知道他到底是不喜欢我所提问题的什麽东西。

　　后来我获得了他们的回答。该名官员耐着性子向我说「户口制度」问题已经不重要了，因为如今政策已经改变，民工的职业及生活已经不再受到限制。他问我说，我何不另外想个题目？我搞不懂。我知道事情不是这样，至少我几乎可以百分之百确定户口制度依然在有效实施当中。难道说我百密一疏，仅管很注意中国政府当时进行的种种经济及政治改革，却没有发现已经发生重大的变化？我想应该没有，所以我就告诉那名官员说，问题我愿意稍做修改，但还是要提。后来记者会我去了。我还是想问那个问题。我努力举手，但是一直未获点名。我一直到后来才知道自己当时有多天真：该名官员最不想要的，当然是有人要求总理说明他的政府要怎麽修改这个已经实施了几十年的制度。他们根本不想改变这一种制度，因为这一种制度早已成了中国改革开放时代世界工厂製造业经济的基石。

　　第二章

　　工人的子女

　　有教无类

　　── 孔子1

　　不送孩子上小学、中学，是违法的行为。

　　── 村庄所见标语

　　中国乡村大部分家庭父母和孩子两代走的大致上都是一样的路，读完小学就辍学，跑去做工。但是有一部分家庭不是这样。他们会有一两个兄弟姊妹排除万难，继续读中学，有的甚至读到大学，毕业后在政府机关就业。莫路顺就是从这样的家庭出来的。我第一次来炳花村时，莫路顺到县城裡来接我到他们村子裡。这个极有企图心的地方官员，他的父母虽然不识字，但是一直灌输他们五个子女「读书很重要」这个观念。他读到大学毕业，之后先就近在当地地方政府就业，后来还升职到省城，得到了他梦寐以求的职位。他们家不只他这样，他大哥莫路吉也是读到大学，毕业后当了公务员，现在是距离炳花村最近的城市荔波市一名待人亲切的干部。他暇时的嗜好是摄影，喜欢拍贵州的乡村风景。

　　他们的两个姐妹也是读到中学毕业，现在双双在荔波的一间酒厂做事。

　　莫路春在三兄弟中排行老二，很有人缘，显然也很聪明。但他倒是十六岁那一年就被迫辍学。那一年他们的父亲身体开始变不好，「我的兄弟姐妹都要上学，但是我不行，要不然我父母会没饭吃。」他的口气带着一点遗憾。这一天晚上，我和他在他位于荔波市的公寓裡聊天。这一次碰面，距二○○○年我第一次去贵州已有多年。他和大部分年轻民工一样，都是离家外出当民工，做过的工作包括木材厂、製鞋、电子等等，多得让人吃惊。他待过水泥厂，一度回村裡山上放羊。我第一次去炳花村就是那时候，我们曾经短暂碰面。如今他在城裡多年，早已学会一口标准普通话。普通话是中国的官方语言，他们村子裡就不讲普通话。因为他会讲标准普通话，所以那一次我要告别炳花村时，他的二哥路顺就要他协助我处理事情（路顺有事，早先就必须离开）。我从炳花村同样坐着驮马车离开，到附近一个小镇和路春会和。然后他送我到镇上客运站，我在那裡搭客运车转往省会贵阳。多年后有次他告诉我说，他还记得我们第一次碰面时我给了他一瓶矿泉水，他那时候很惊讶怎麽会有人那麽好。

　　重游虎门

　　多年后一次四月中旬，我再次来到虎门，这时雨季正要开始，天气也开始转为溽暑，空气中有一种紧绷的气氛，像是有什麽事要发生一样。我接受路波的建议，入住一间比较好的旅馆，叫做「东莞国际龙泉大酒店」。旅馆距离路波妻女一家住的地方不远。沿着车道来到旅馆的玻璃大门，并没有看到什麽「国际性」的东西。接待柜檯后面那一面牆用磁砖贴出一幅中国地图，地图中有一方插图，标示出南海的「九段线」。这九段线沿着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尼、台湾的沿海水域画出中国声称拥有主权的区域。

　　大厅主要的摆饰，像是特意要突显中国在海域版图问题上的傲慢一样，是一口巨大的水族箱，裡面养着两隻大海龟。海龟从嘴尖到尾尖大约身长两公尺，伐着鳍肢沿着圆形的水族箱绕圈子，时浮时潜。我想，这两头海龟禁闭在这水族箱裡固然可怜，可是倒没有附近一家购物中心那一头北极熊悲惨。这一头北极熊的悲剧最近成了国际媒体的头条新闻。路波把他的小本田停到旅馆的停车场之后，和我在旅馆大门外面碰面。要走进大厅时，他很紧张。或许他想起以前在工厂做工时，根本不可能来这种地方。但是到了现在的二○一七年，身为一名小企业主，经营着自己的体育运动服饰生意，他在这裡会受欢迎吗？他快速地带着我们向停车场走去，好像不想知道答案。

　　虎门在某些方面没有什麽改变，一样没有什麽城市规划，一样到处都是工厂，只是现在多了一些高层公寓、商业大楼；工厂紧贴着住宅区，住宅区环绕着稻田。龙泉酒店外面有一排新的商店街，其中也有一家7-Eleven，鲜豔的橘、红、绿三色招牌再上去的二楼是一间儿童语言补习班，叫做「Spirit Kids English」。临近一间咖啡厅用音箱对着街上播放流行歌曲，窗户上面写了一句不知所云的英文：LOVE 85 COFFEEBECAUSE TOP。

　　东莞位居中国南方，远离中国的政治中心北京，一直是个天高皇帝远、便宜行事的製造业城市，但是现在从那满街的标语却可以看出习近平以降新的强硬领导班子的踪影。路灯柱子上挂满了长方形的海报宣扬习近平的「中国梦」。这是习近平二○一二年掌权之后不久发想的一句话，他想要建立一个更为强大的党和国家，为中国带来新一波的繁荣。

　　海报上面，在那一句豪语的旁边，一群白鸽在飞翔，背景是夕阳西下中一座现代化大桥，天空中还「飘浮」着一座华表。华表是一种传统的大理石柱，柱身刻有祥云、蟠龙，柱顶是一头「蹲兽」。天安门广场也立了两座华表（龙是一种神秘的动物，据说会将民心所向传达给皇帝）。

　　一家钢笔製造厂外牆上画了一幅习近平的画像，画中习近平身着毛装，一脸严肃，两手交叠，似乎是在宣示决心；旁边一排字说：「人民有信心，民族就有希望，国家就会强大。」

　　莫路波的家庭工厂

　　路波的家在邻近一处住宅区，距离他以前工作的电子厂几公里远。

　　我将近二十年前在那裡和他初次相识，还记得那一家工厂的宿舍很烂（路波告诉我说那一家工厂现在还在）。他们这一栋大楼的一楼是一间包子店，店裡可见铝製蒸笼堆满了包子。一名妇人坐在一方小桌子前面，小桌子上面摆满了新鲜的香蕉，还有一台塑胶製饮水机，裡面可以看到一块刚切的凤梨泡在水裡。也有典型的专卖民工日用品的商店，门口摆得满满的水桶、脸盆，大大小小，红、蓝、黄、绿、粉红，半白透明，各种颜色都有。民工需要这些工具洗衣，洗脸，擦地板。另外还有浅蓝色吸头的马桶吸盘、萤光绿或粉红色水盆、沐浴擦背刷等等，全部像是罐子裡倒出来的废弃物一样，摆满了一地。麦秆或尼龙扫帚、拖把头上脚下，倒插摆放着；货架上摆满了各种品牌的牙膏、香皂、毛巾、洗发精、洗衣精。

　　上去楼上之后，路波带着我参观他们那一间住家兼办公室的公寓。

　　楼梯梯口直通一间小小的起居室，外面的阳台可以俯视街道和附近一家工厂，那工厂的厂房看起来像是仓库，外面有几棵棕榈树，枝叶已经长到了地上。小厨房、卧房外面靠着牆壁摆了一台「容声」牌冰箱和一台「美的」牌家电製造的立式饮水机。自从併购了德国的「皇冠宝石」机器人製造厂KUKA AG之后，美的家电就开始以自动机器闻名。

　　门口进来旁边的一处壁龛，是他们夫妻处理公司事务的地方，夫妇两人显然都以他们现在做的生意自豪。他太太以前也是工厂的工人，穿着一件黄绿条纹配红、橘、蓝圆点洋装；我们进门时，她坐在原地对我笑一笑，随即又继续做她的事情。她现在虽然在家工作，但还是像以前一样，每天都要化妆。我在他们家待了两个多小时，她始终看着电脑萤幕，专心的做事情，填订单，安排送货时间，一刻都不停歇。他们几年前买了一个运动服小品牌，看得出来现在很努力要让这一番事业成功。

　　她那个工作的地方，三张桌子拼在一起，其中中间的一张横放，另两张直摆在两旁，这样就隔出了一个小空间，桌上摆了几台联想笔电，一台旧印表机，这就成了她现在坐着处理事情的工作间。室内的布置很简单，就是几盆绿叶植物盆栽，加上牆上一幅大红色横联，横联边边印有俗艳的金色纹饰，中间四个烫金字「生意兴隆」，横联下端印了一堆金银财宝。粗重的傢俱漆的是橘色亮光漆，两张椅子和一张沙发椅椅面硬得坐上去都会痛，此外再加上一张玻璃桌面客厅桌，这就是客厅布置的全部了。

　　另外两个小房间看起来比较舒适。厨房虽然对外开了一扇小窗，还是光线阴暗；有一台双口瓦斯炉，靠牆而立一个橘色瓦斯桶，还有大部分中国人的厨房都有的抽油烟机。檯子上一具银色美的牌电锅，旁边碗盘架上几个饭碗，碗上面印着米老鼠与米妮的图案，他们中间还有一颗粉红之心　�澤隙ち艘痪咂髅蠹茏樱�架子上面挂着一般常见的勺子、饭匙、长柄滤勺、沥水碗。檯子上还有一碗切好的西瓜，也许是他们的女儿下午的点心。

　　他们的女儿这时候在隔壁的小卧室忙着她的事情。这一间卧室竟是他们全家三个人的睡房，一开始的时候我还觉得很难想像。折叠床被黄绿色汽车轨道、呼拉圈、小音乐鼓等等一堆玩具盖住，几乎看不到。角落旁衣架上挂着一块橡胶衬垫，衬垫上面印有高飞狗与达菲鸭的图案。

　　他们的女儿在一台「骸�枴古葡允酒髑翱纯ㄍㄓ捌�，一边看一边整理一个粉红色的儿童化妆箱。我问她在做什麽，她没有回我话，只是一脸不解地看着我，那个表情好像是在说：「笨问题！你这外国人好奇怪，你没有看到我在看卡通片，整理化妆箱吗？」

　　女儿能去哪裡唸书？

　　虽然距离二○一八年九月还有一年的时间，但是路波他们夫妻已经在烦恼女儿就学的问题，不知道届时他们的女儿该进哪一所学校。这真的有一点讽刺。路波自己早早就已辍学；那时候的他比他女儿现在也大不了几岁，在学校时每一分钟都觉得很讨厌，但是现在设法让他们的女儿进好学校却成了他们夫妻最大的烦恼。按照中国严苛的「户口」制度，农民工的子女几乎完全禁止进入城裡的公立学校（少数进去的，因为不是本地居民，通常是缴了一笔很大的特别费才进去的）。他们必须到父母出生地村子裡小学就读，不管多远都一样。但是他们的父母现在既不住那裡，也不在那裡工作。后来这些远离家人在乡下就读的孩子发生了一些悲惨的事情，教育官员这才表示要修改法令，多开放乡下孩子到城市小学就读，让孩子多接近父母。不过路波却说，要让孩子挤进城市学校几乎是不可能的；他的口气很克制。

　　东莞，以及全国各大城市，已经开始在实验一种「记点制」，准备对一定数额的外地人提供「户口」。按照计点制的规定，有意者若是累积到一定点数，就可以合法申请当地「居住许可」以及此项「许可」附带的种种权益。这种种权益当中，大家最想要的无疑就是孩子在城市学校上学这一项。这一种记点制依照各种标准帮你打点数，譬如教育程度越高，点数就越多；在当地买房也有点数，连续几年捐款给社会福利计画也有点数。但是对大多数农民工而言，要累积到足够的点数根本是遥不可及的梦想，这一点在莫路波也不例外。他们多数都没读过几年书，对社会福利计画捐献也没有规定要求的那麽多；老闆和员工都一样，为了省钱，很少或根本不会捐款。这在中国是很普遍的情形。他们也几乎是永远没有钱在城裡买房子。路波说：「你就算在虎门买了房子，你在虎门一样没有户口。东莞的户口是给天才用的，只有特殊人士才要得到。」2

　　所以，路波夫妻必须考虑公立学校以外的选项。有一个可能是让她进东莞的私立学校。这些私立学校很多都自夸为「外语学院」。我问路波所谓「外语学院」是不是表示他们有在教英语，他认为应该是有，但是他不确定。中国的乡下人很多都会把全世界的语言分成两种，一种是「中国话」，一种是「外国话」，路波也是这样。他是布依人，他们从小说的傣语被他理所当然地认为是「中国话」。至于「外国话」，人人都希望自己的孩子会讲「外国话」（中国人要是听见有人讲英语，总是会说：「哇，你外语讲得真好！」）。不过私立学校学费很贵，一个学期的学费可能高达一万五千人民币；要缴这一笔钱，真的需要一番天人交战。教学品质问题也很大。和公立学校比较起来，这些「外语学院」大部分老师都不懂教学法，也没有备置标准教学设施（其他自称有教外语的学校也一样）。农民工最后的选择就是把孩子送回自己家乡，去读村子裡的住宿学校。这也是他们最常见的选择。这是路波最不想要的。

　　「我们要女儿留在身边，不想让她变成留守儿童。」留守儿童的悲歌

　　二十一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随着一些悲惨的事件，「留守儿童」变成全国闻名的一句话。「留守儿童」指的是全国大约有六千一百万农民工子女，或说是全中国五分之一的青少年，不是在父母身边长大。那些悲惨事件，其中最重大的一件或许是贵州毕节市五名儿童死在垃圾箱裡的事件。这五名陶姓兄弟躲在垃圾箱裡烧煤炭取暖，结果全部一氧化碳中毒死亡。这些孩子的父亲都在深圳做事，把他们留在家乡就学。三年后，一样是在毕节，又发生一兄三妹儿童自杀事件。这一兄三妹在他们父母离家外出工作之后，喝农药自杀身亡。

　　除了「留守儿童」问题之外，研究人员也开始探讨户口政策对年幼儿童造成的健康伤害。这种问题虽然比较没有人注意，但是一样困扰。

　　社会科学家的田野调查发现农民工的子女常有营养不良、发育不良情形。小朋友不论是住校或者是和祖父母同住，吃得都很差。根据史丹佛大学、中国科学院、西安西北大学所做的联合调查研究，这些留守儿童身高平均比其馀的中国儿童矮三公分，体重也少很多。

　　心理的伤害同样令人担忧。根据北京「歌路营」（GrowingHome）基金会二○一五年所做的调查研究，乡村住校学生有百分之六十三有孤独感，将近五分之一说他们很忧愁，还有不少人想过要自杀。吸药、轻微犯罪也很常见。北京师范大学和官方的「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二○一三年所做的调查研究结果，显示有很多小朋友受到亲友、老师性骚扰。北京有一家瑞典来的企业顾问公司北京瑞联稚博谘询有限公司，二○一四年我开始报导这些小朋友的境遇之时，该公司的「儿童权利及企业社会责任中心」执行长桑娜．强森（SannaJohnson）告诉我

　　说：「这些孩童都有某种心理创伤，通常在学校都学习不良，也很容易出现不良行为。」3

　　在二○○○年代，农民工如潮水般涌入沿海城市，掏空了乡村人口，另外一部分由于「一胎化」政策，全国的生育率也开始降低，政府官员因此下令整顿小学。一九九七年全中国有六十三万间小学，其中很多都是乡村的小学校；经过整顿的结果，二○一一年全中国剩下二十五万四千所小学，但班级平均规模增大。4乡村的小学校关闭，乡村间的县城却建了很多大型住宿学校来收容留守儿童。到了二○一五年，全中国总共有十万间住宿学校，大部分都过于拥挤，质量不佳。5中国科学院是个庞杂的官僚机构，工作人员有六万人，其中四万八千五百人是科学家和研究员。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一个月，中国人模彷当时苏维埃的国家科学院，创立了中国科学院，由郭沫若担任院长，一当就当了将近三十年。郭沫若是当时中国着名的作家、诗人、共产党信徒。如今中国科学院在中国各地总共有一百零四个研究机构，研究人员包括火箭科学家、物理学家、奈米技术专家、气候变迁专家等等，什麽科目的科学家都有。由于我是《商业周刊》的记者，所以中国科学院平日并非我的「辖区」。

　　不过有一年三月一个冷冽的早晨，我却要前去北京大学拜访中国科学院中国农业政策研究中心的经济学家罗斯高（Scott Rozell）。罗斯高是史丹佛大学教授，六十开外岁数，满头白发，一辈子皓首穷经做研究。他说得一口流利的中文；他的中国同事常常笑他「比我们还像中国人」。有个教授从事田野工作已经多达三十年，他却说：「罗斯高在中国乡下的时间没有哪一个外国人比得上，没有人比他更了解乡村教育状况。」

　　我们在中心三楼一间寒冷的会议室就座，罗斯高笑着说：「我们在这裡（北京大学）比较好，因为我们在这裡很受器重。中国科学院不太注意我们的研究。」

　　我这一次来找他，是要为几天之后的一趟中国华西报导之旅确认我该遵守的「规矩」。中国政府经常宣扬他们在华西办教育非常成功，我这一次报导之旅是想要去看看这种「成功」的另一面。我想看看中国内地那些住宿学校拥挤的情形，而不是通常开放给外国人参观的那一面。

　　但是，罗斯高说，我做报导的时候，凡是和我谈过话的校长、老师，在我报导中必须完全「匿名」。我们之前有通过电话，他在电话中说：

　　「我不管你报导说哪一所学校宿舍有尿臭味，因为没有电灯，因为最近的厕所距离宿舍一百公尺，六岁的小朋友晚上不敢上厕所，所以尿在床上，结果被下一轮要睡那一张床的同学打，但是你不可以说刘校长这样说、刘校长那样说，要不然他们会遭到革职。」（他说的「刘校长」只是举例说明，不是真有其人。「刘」是中国人常见的姓氏。）我们在空荡荡的会议室隔桌相对，他说：「我们的要求就是你不要讲出他们的姓名。你可以讲『陝西』，可以说陝西这个西北省分以丰富的煤矿储存量和贫穷的乡村闻名，你可以讲『陝西东南部』，但是不要讲哪一县。除非有人告诉你他不在乎你把名字讲出来，要不然你就这样做。你这一趟报导之旅，只有这一条底线。」6秦岭上的小学

　　要离开西安之时，我发觉实在很难相信这裡曾经是唐朝都城，那时候叫做长安，意思是「长治久安」。西安的街道呈规律的方形网状，街道两旁种满了槐树。六世纪时，这裡是全世界最大、最繁荣的城市，四处可见本地和外来穆斯林和佛教徒社区。「兵马俑」就出土于这个尘土飞扬的城市，那是一种以赤陶土塑成的士兵塑像，年代回溯到更早的秦朝，吸引全球无数观光客慕名而来。全中国的城市都曾经历过房地产泡沫，西安自不例外。我们出城前往乡下的路上，路边全是刚刚盖好的住家大楼，大部分都没有人住，连绵数公里，最后才看到一些低矮的工厂厂房集结在郊区。这是二十一世纪第二个十年中国城市常见的情景。

　　等到我们开始爬上秦岭，这一幅熟悉的情景消失了。秦岭自东向西绵延，形成了北边黄河南边长江之间的天然界线，最高峰超过三千五百公尺。这一带的针叶林和落叶林是赤褐色秦岭熊猫和巨大蝾螈的栖息地。这裡的中国蝾螈身长可达一点八米，是全世界最大的两栖动物。二○○七年，中国的G5高速公路（京昆高速）开通，总长两百五十五公里，沿途有五百四十座桥梁、一百三十六条隧道。我们行驶在G5上面，偶尔看到两旁山坡上红砖瓦房的村落。我们还看到山谷中间的一条路，路边矗立着「比亚迪」电池厂厂房。

　　抵达县城之后，我们的车子立即离开干道，转到一条山路。这是一条土石路，汽车开上去一会儿，路面开始缩小成一半，接着从一条陡峭的坡道开到一条河谷裡面，左边是溪流，右边是直逼眼前的山壁。司机每遇到转弯处就猛按喇叭，因为看不到转角另一头是不是有来车。我们经过一处地震灾后迁置的村落，新的砖牆屋牆上挂着一个牌子写着WC，表示这是临时公用厕所。这一处迁置村落盖在一座旧水库下方，那高高的水坝就耸立在村庄后方。我衷心希望这个地方不要经常有地震。

　　我们的厢型车终于驶进一座大门，停在一所小学的庭院中。有十五个小朋友在庭院中围成圆圈用皮球在玩「鬼抓人」游戏。他们穿的是很便宜的尼龙大外套，头上戴着聚酯帽子，手套缝缝补补的。那一栋红砖房是教室，进出的门开在一边。教室的水泥地面髒髒的，桌椅坑坑疤疤。另外有一间厨房，因为是用烧柴的炉子，厨房牆壁上沾满了煤灰。

　　外面靠牆壁放了一堆木柴，摆得很整齐，遮住了半个牆面。这些木柴不但要供煮饭菜用，也要供给学生冬天生火取暖。

　　校长笑着走过来迎接我们。他四十二岁，一头乱发，一脸风霜，对我说：「我们去办公室谈，那裡比较舒服。」但是，以他那样想要好好接待远方来客的殷切之情，他的办公室之简陋让人看了不禁一阵辛酸。

　　他的办公室位于二楼，是前几年才在峡谷比较高的一端增建出来的，经费来自远在北京的教育部拨出的一笔特别基金。几年下来，这间「新」办公室已经折旧到和整个校区融合无间了。7

　　我和校长在那一间寒冷的办公室隔着一张长桌就座。他的后面靠牆有一座玻璃橱柜，加了锁，裡面放的是几本学校视为珍宝的精装书，学生读的纸本教科书太单薄，与此不可同日而语。从小小的窗户看出去，可以看到密集耕作的玉米田一直延伸到山壁前的缓坡之上。「很不容易，」校长脸上泛起愁色，「我们这裡六十个学生，三分之一住校，我烦恼的就是他们。其馀的三分之二晚上回到家可以吃好一点，住校生也可以吃饱没问题，他们不会挨饿，问题是他们吃的东西不对。」后来，有个十二岁的男孩子告诉我说他喜欢这裡的伙食。他说，他们一个星期只吃一次肉，肉类特别受学生欢迎。

　　校长叫了两名学生来让我询问，两个都是住宿生，和我们谈话时，眼睛始终看着桌面，不想和我眼光接触。其中那个女生，十三岁，穿着蓬松的粉红色大外套，手臂上套着两层毛线袖套。她看样子比较不那麽害羞。我们交谈的时候，她有时候抬起眼睛偷瞄我一下，眼光马上又飘回桌面。

　　我问她你想不想父母。她没回答，只是伸手去搓袖口，接着突然流下泪来。我看着她，觉得很懊恼，想说她以后是不是会永远记得在学校裡曾经有个陌生人把她弄哭了。校长轻声地问她：「你想不想父母？」她回一回神，然后说：「想，很想。」她一年只看到父母一两次。大部分农民工的孩子都是这样。农民工不论在哪裡的工厂做工、在哪裡的工地做工、在哪裡的饭馆厨房打工，都很少有假期。8中国共产党总是声称自己的存在是要「为人民服务」。这种说法如果是真的，相当大的一部分就必须依靠它确实为全民提供了基本教育才会成立。以前国民党统治的时期，中国内战不断，加上日本侵华战争，中国儿童只有一小部分有机会受教育。一九四九年以后，这种情形改观了。一九四九年之后，共产党打算在全国提供全民教育──

　　这「全

　　民」包括数以千万的农民子女。这一项政策将和全民医疗政策一起推动。政府将派遣大批的「赤脚医生」前往农村，解决过去无人理会的乡村群众之所需。所谓「赤脚医生」，指的是仅仅受过基础训练的医护人员。同时每一个农村公社和国有企业都要建立集体学校，一定要做到每一个小孩子都有学习的机会。不过这裡面很讽刺的是，共产党虽然不喜欢孔子，但是却拿孔子家喻户晓的「有教无类」这一句话来做号召。共产党宣称，要振兴中国，一定要靠教育给予每一个人公平的机会。

　　新的领导人在这一方面确实有相当大的成果。一九四九年以前，中国人约有百分之八十是文盲，到了一九六四年，这个数字降低到三分之一，一九八二年又降低到百分之二二点八一。一九八六年，中国通过相关法令，开始实施全民九年义务教育。我在一九九五年初次来到北京，五年后的二○○○年，中国的文盲率仅剩百分之六点七二。9上海菁英教育的假象

　　但是，这种成果儘管确有其事，中国的教育制度实际上却很不公平。最大城市的学生分配到的资源也最多，内地学校则是教室、宿舍都太拥挤，教学品质低落。但是各国观察家却总是称赞中国教育制度令人又爱又恨，对于这个现实却常常视而不见。这种倾向，到了二○一○年末，更是明白显露。此前不久，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的「国际学生能力评量计画」（Program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简称PISA）宣布说，中国上海的十五岁学生在数学、科学、阅读三方面检测所得分数最高。对于这个消息，很多美国人几乎再一次感受到「史普尼克震撼」 ── 一九五七年，苏联在太空竞赛中领先美国，率先将史普尼克号卫星发射到了太空 ── 美国人举国开始反省。美国人在PISA那裡的表现这麽差，国会随即通过「国防教育法案」（NationalDefense

　　Education

　　Act），拨款数十亿元用以改善学校教学品质。美国学生在PISA的数学测验中，落在中国上海、匈牙利、波兰、捷克之后，位居第三十一名。美国人惊吓之馀，促成了欧巴马政府开始实施「共同核心州立标准」（Common Core State Standard）。到目前为止，美国总共有四十二个州加上华盛顿特区实施这一项标准。

　　二○一○年十二月，美国教育部长阿恩．邓肯（Arne Duncan）说：

　　「说起来很残酷，PISA测验的结果显示很多已开发国家在教育上都超越我们……中国教育制度之『宝石』上海今年第一次得到全世界最高积分。近二十年来，很多进步国家都已经一一超越我们；这个真相很残酷。美国人必须认清这样的现实。新兴竞争者已经在培养他们的国家幼苗成为世界经济的领导人，我们不能再忽视自己的责任。」10他接受美联社访问时说：「对美国人而言，这绝对是一记警钟，其结果对我们每个人都构成了重大的挑战，我们不能不处理这个残酷的真相，以认真的态度面对美国人的教育。」11

　　但是，上海是中国最富裕的城市之一，举上海为例来称赞中国的教育制度，总让人想起俄国一件相同的事例「波坦金村」（Potemkinvillage）。作为中国的金融中心，搭配户口制度、极高的生活费用、冷血而效率极高的公安警察，上海成了中国独一无二的菁英城市。所以不仅上海的小朋友无法代表全中国的小朋友，就是上海本身住在的一百多万民工子女也都禁止就读公立学校，所以他们根本没有接受过什麽PISA的测验。香港科技大学吴晓刚教授是研究中国户口制度的专家。十月一个寒冷的早晨，我们在他的母校北京大学外面一间咖啡厅碰面。他说：

　　「只要农民工子女多一点的学校，PISA就不取作样本。」12共产党长久以来一直宣传教育机会人人平等，但是中国教育制度不公平，其实早在建国之初就因刻意的政策而种下了根源。毛泽东等一帮人，效法苏联的史达林，决定当时稀少的教育资源必须集中在少数几间从小学到高中的公立学校上面。这些权贵学校始建于一九五○年代，至今还在运作，很像现今美国的一些「直属学校」，让毕业生大多数进入顶尖大学。在中国，这种权贵学校叫做「重点学校」，专为刚开始工业化的中国训练技术官僚、工程师、「专家」（依照毛泽东的想法，中国教育制度的目标是培养「又红又专」的学生。「又红又专」意思是指「意识形态正确，又具有专业技能」）。重点学校只有少数人能够入读，主要是一些和党内关係良好的人，其馀多数人都下放到低品质的学校。

　　地方财政窘境恶化了教育条件

　　这样的制度十分扭曲。但是随着一九九○年代中政府进行的财政改革，这种制度的扭曲更加严重了。当时的副总理朱鎔基施政志在必得，后来以推动中国加入世贸为人称颂。但他当时有个艰难的任务，就是要管住一些越来越不服从中央领导的省分。拜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所赐，十多年来快速的经济成长让这些沿海省分的地方政府累积了一些预算剩馀，开始不理会中央的政令。包括美国中央情报局在内，外界的观察家此时写出来的报告都说中国和前苏联一样，即将分崩离析。

　　北京的领导阶层知道，要管住那些不听话的省分，就必须加强控制他们的荷包。还不用等到他一九九八年升任总理，朱鎔基就已经达成这个任务。之前那些省分交给中央的地方税收只有百分之二十，现在则是奉命交出一半以上。这些省分现在手头上钱少了，行动就不再那麽肆意而为。但是这样的追税，偏偏又碰上此时中央领导阶层亟欲重建并扩大社会福利，这当然包括教育和医疗保健。这两方面此前碰上人民公社结束和国有企业改革时就完全崩溃。但是现在中央却要地方负责为新计画提供经费。多伦多大学政治学教授王惠玲（Lynette H. Ong）说：「北京担心对广东等这种富裕的省分失去控制。这就是『中央再集权』的理论基础。他们对地方财政施用的办法就是让岁入和岁出差距扩大。」13（在中国中央集权的政府体制之下，地方政府不得徵收自己的税捐。）正因为如此，所以朱鎔基的改革无意间造成了社会福利经费的地区差异，后果至今仍困扰着中国政府。因为这种差异，沿海富裕省分用在医疗保健上面的经费就排挤了贫穷内地的经费，也造成了区域间平均寿命的差异。譬如说，上海男性的平均寿命是八十点二年，但是西藏却只有六十八点四年。也是因为这种差异，所以几年前上海用在每一名小学生的经费平均为一万四千五百二十八元，但是在贵州却只有三千两百三十七元，或不到上海的四分之一。14因此难怪贵州等急缺现金的地区学生的辍学率比上海、北京等富裕的城市高了很多。二○一二年传出湖北一个贫穷的县分要学生自备课桌椅上学的事情，中国人惊愕之馀，网路上大家热烈议论了很久。

　　家长不在身边的孩子

　　离开陝西南部山区，重回平地，进入广阔的河谷，四周所见全是一望无际的玉米田和稻田，包围着中间一个本区最大的市镇。一进入镇裡，农业立刻让位给商业。大街上一整排商店，有卖手机的，有卖菸酒的。他们在窗户上直接喷上中国字「手机」、「菸酒」当作招牌，连什麽牌子都不讲。「菸酒」这两个字特别有意思，因为可以拿来玩「同音不同义」文字游戏。中国人很爱这种游戏。像「菸酒」和「研究」就同音不同义。据说中国的地方官员碰到人民申请批准开店开工厂时，常常会说：「（这个我们）研究研究！」他这个话的意思是说他要先研究看看再决定要不要批准，不过据说这也有可能是一句暗语，在向你示意说如果你送他菸酒，你申请批准的流程就会快一点。

　　不过，在这种小市镇，除了通信器具、菸酒消耗品之外，一样有卖日常用品的商店，看得到的商品有美国来的汰渍（Tide）、奥妙（Omo）、中国品牌白猫（White Cat）等洗洁精、粗糙的丝袜、积满了灰尘的货架上有米饼、草莓味奥利奥（Oreo）饼乾。平面滑盖型冷藏柜裡有可口可乐、雪花啤酒、奶茶、矿泉水。那些矿泉水，瓶身软趴，一拿起来就从中间弯掉。街上三轮拖车熙熙攘攘，走得又慢又吵；机车很多，四处穿梭；送货车急行而过，司机按喇叭像是在参加电玩竞赛一样，从不松手。

　　离开吵闹的大街，从贴白磁砖的大门进入学校，整个人立即感觉轻松不少。这所学校有一栋新建的三层教室大楼，围成方形，像是一座「围城」，中间是运动场。停车场旁边有一座名人凋像，凋像两旁各建有一座中国式宝塔。这位名人是中国有名的数学家华罗庚，凋像的基座刻着这位名人的名言：「时间是由分秒积成的，善于利用零星时间的人，才会做出更大的成绩来。」

　　校长身材矮胖，一张圆脸表情很严肃，来到我们的厢型车前迎接我们，然后带着我们来到他的办公室。我现在已经很熟悉这样送往迎来的流程。学校的扩音机正在对学生宣布一些规定，我尽力在那嗡嗡声响之中对校长讲话，赞美学校的运动场整齐乾淨，但是这一位进入中国教育制度已经有四分之一世纪的老鸟似乎无动于衷。对他而言，比较重要的是抓住这一次机会让现在这个外国访客明白管理住宿学校非常困难，但实际上也确实很困难。这所学校的硬体建设尚可 ── 实际上近年来中央政府确实给了经费在全国各地学校盖新的教室、运动场，重新装修餐厅 ── 但是教学软体奇缺。本校学生约为三百名，但是老师却严重不足，大部分又有点年纪，受过扎实训练的也不多，流动率又高，特别是年轻的老师，往往没多久就离任前往城市就业。他来这裡担任校长三年，已经有八位老师走掉。

　　由于学生的父母通常远在外地，所以有时候碰到学生需要就医，就必须由校方想办法。他之前曾经向地方的教育局申请设置一名护士，但是未获批准。说到这件事，他明显很恼火。他说：「简单的事情我们都尽量自己处理，但是碰到比较严重的，我们就不能不送到医院。」他边说，手机边在两手间换来换去。他四十多岁的人，穿着旧旧的咖啡色西装，黑色皮带的带扣上有CHIC字样。对于这一位校长来说，哪些学生最难搞不言而喻，就是那些「留守儿童」，约占全校学生的一半，都是住校生。他说：

　　他们的父母大部分时候都不在，这样，管教的责任就落在老师身上。他们情绪不稳，因为他们成长过程中父母亲都不在。碰到有什麽事情要处理，必须去他们家，找得到的都是他们的祖父母。

　　他开始说起这些学生的种种困难，口气很忍耐：他们不好好读书、不做功课、不来上课，有来的话就睡觉，要不就是玩手机。他说，我们尽力让他们吃饱，睡好。他们只有一名「生活老师」负责管理七十名住校男学生，另一名「生活老师」管理差不多也是七十名女性住校生。根据北京新制定的政策，现在每一所住宿学校都必须要有「舍监」老师，但事实上很多学校都没有设置。校长说我只要和舍监聊聊，就知道他们受到的挑战有多大；说着就把我们带到学校的大宿舍。15管女生那个生活老师对自己信心坚定。她三年前从军中退役就来做这一份工作，现在差不多年近三十。她手裡抓着一大串钥匙，抿着嘴笑说：「我是来这裡保证她们安全的。」那一串钥匙裡面铁定有一支是开楼下栏杆铁门上那一支大锁的。我刚刚上来有看到一支大锁挂在上面。

　　这一道栏杆铁门围住了上来的梯道。我突然领悟到这一道铁门晚上是关起来锁住的。我这一想，心裡不禁一沉，因为近年来工厂工人、卡拉OK员工、学生因为宿舍铁门锁住而被大火烧死的事情时有所闻。

　　我和这位生活老师站在三楼宿舍外面走道上交谈。她说：「我让这些女孩子懂得每个星期应该洗两次头发，要常常把床单拿出来晾，房间一定要保持整洁。」「帮助这些孩子处理心理问题也是我的工作，」她说，「他们最大的问题是想念父母，觉得孤单，尤其是刚开始的时候特别会有这种感觉。」管男生的生活老师受到的挑战不一样，男住宿生最常见的问题是打架、逃学。16

　　校长刚刚也有说，要让这些住宿生不要製造问题，办法之一就是把他们的时间排满，不要让他们有空闲。女生宿舍很简陋，一间寝室睡八个人，配置蓝色双层铁床，床尾摆着一条摺叠好的毯子。我在其中一间寝室的牆上看到一张每日作息表。原来这些学生是每天早晨六点五十至七点二十之间起床，先是打扫房间、个人漱洗，七点半到外面集合，跟着扩音机播放的音乐做十分钟早操，然后吃早餐。吃过早餐之后，整天上课，全部七节课，每一节四十分钟。他们上的课，其中数学、中文、英文、政治是必修科。

　　除了中午吃中饭，下午做十五分钟的运动，下午下课后吃晚饭，他们整天不是上课就是「自习」。这种课程安排就是要让学生每一分钟都有事做，一刻不得闲。下午六点四十吃过晚饭之后，住校生全部要进教室安静自习 ── 此时校方会把教室门锁住 ── 然后十点就寝。有个十四岁的男生，留个碗盖头，小小的个子使他看起来没那麽大。他说：

　　「我很想念父母。没有人和我讲话，我很难过。」17返乡后的适应困难

　　在连结九龙半岛与香港岛的红磡海底隧道的出口附近，座落着香港理工大学。十月的一天，原本湿热的夏季气候近日已经变得比较舒适，我来到理工大学的一间小办公室，和社会学家顾静华碰面。她书桌后面的书架摆满了书本和各类期刊、学报，全部都是探讨中国工厂经济苛待民工现象的资料。中国这些苛待民工的工厂，其中包括苹果iPhone与iPad的庞大供应商富士康。顾静华说她研究的是这些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以及决定这些孩子在哪裡以及如何上学与生活的户口制度。

　　她三十多岁，是香港本地人。她说，农民工的孩子，从出生到五岁左右，通常留在村子裡和祖父母一起生活。到了该上小学的时候，他们通常都会到父母工作的城镇和父母同住。少数小孩子会留在村子裡，根本不上学。不过现在这种做法比较少了。我在炳花村一处砖牆上就看过两句用红字写成的标语，说「文盲不结束，穷根不会断」与「不送孩子上小学、中学是非法行为！」。

　　农民工子女到了城市，通常是进私立学校。近年来，因为农民工子女禁止进入公立小学，于是很多私立小学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让农民子女就读。但是私立学校往往品质堪虑，而且学费又不便宜。像莫路波，他拚命要让他女儿上学，就发现私立学校学费真的很贵，而且随时有搬迁甚至突然关闭的风险，特别是如果当局想要强迫农民工离开时，这种风险更是高，因为这些学校的创办本来就游走在法律边缘。然而，因为这些孩子没有城市户口，所以不得就读城裡的中学，不管公立还是私立都一样。所以小朋友到了五年级之后，大部分还是要回乡下参加「中考」 ── 要进入乡村裡的中学得参加的考试。每年这个时候，大部分中国十一、二岁的孩子都会进入住宿学校。根据估计数字，中国有三千三百万学子以住宿学校为家。

　　屡屡搬迁，再加上与父母分离，他们的心理问题便是根源于此。顾静华在河北省北京附近走访过很多学生，和她面谈过的，几乎没有例外，总是说回到乡下是他们生活中的梦魇。她说，这些孩子在城裡学的礼貌，譬如「垃圾要丢垃圾桶」，早上碰到人要说「早」等等，但是村子裡不来这一套，也不欣赏这一套。其实就连语言都是问题。孩子很多都已经习惯城裡讲的普通话，后来回乡要用方言和家乡人交谈就觉得痛苦。顾静华说：「我们一再一再听到他们说，他们回乡之后觉得自己过得不如从前 ── 他们觉得自己回到了地狱。他们总是问自己说为什麽要把他们送回落后的乡下。」18

　　但是还有一个想不到的意外，那就是他们在城裡学校读的课业，程度竟然比从未离开乡下的同学低了一至两级。这其实是改革无意间造成的结果。改革的本意是好的，原来是要让中国的教育从原来偏重记忆转向发挥创意。所以城裡的学校早就开始增加多元课程，减少考试压力；不再一面倒帮助学生准备「中考」和「高考」，而是减少整体课业负担，但是增加了体育、艺术等新科目。

　　但是学生在城裡遭到驱逐，回流到乡村学校之后，乡村学校施教的却还是以考试为导向的课程。顾静华说，这一来就使返乡学生处境更加不利19。前几年在城裡上的宽松课程现在反过来变成了严重的问题。她解释说：「本来是中国的决策者希望中国能够赶上新的创新经济，所以进行了改革；他们不想再继续填鸭式教学，开始鼓励独立思考。但是农民工子女回到村子裡时，让他们苦恼的就是这种改革。」搬迁、转学、远离家人，住在没有人情味的学校宿舍，这些都可以解释他们学习不良的原因。同样也是这些原因，所以返乡学生辍学的越来越多。史丹佛大学的罗斯高告诉我说，中国现在的劳工，高中毕业的只有四分之一，这个比率甚至低于土耳其、巴西与南非。「乡村小孩不上学，其代价可能是中国经济在二○三○年崩溃。只要还有四亿人不认识字，不会写字，中国就没有办法转进为高工资高技术经济。」20培养工人而非公民的教育

　　同时，有很多人都认为中国的「高考」是很公平的制度，可以不论学生的社会背景，把最优秀的学生送进最优良的学校，但其实「高考」担当这个角色是很失败的。运气好出生在北京、上海等富裕城市的小孩子，申请上当地大学自然具有主场优势，而当地大学正好就是全国最优良的大学。他们分数比乡村小孩低，但是却会被这些学校录取。所以你在北京的北大、上海的復旦大学等顶尖大学碰到的常常是当地的小孩子。同时，乡村小孩子能够读到高中毕业的 ── 大部分都是来自华西贫穷省分，而这些省分又没有什麽好的大学 ── 原来就已经很少了，能够获得录取进入华东地区优良大学的更是凤毛麟角。这个问题早在二○○五年在男性青年身上就已经很严重。那一年，全中国各城市二十三岁的男性年轻人有百分之六十八完成了高中以上学业，但是在乡村，这个数字只有百分之十三。但是，世界银行经济学家约翰．吉尔斯（JohnGiles）说，这麽多年来这种差距并没有怎麽改变。21顾静华的博士论文研究的是「阶级」在英国的情况。她认为，在中国，教育制度是维繫严格社会结构的关键。她说：「很重大的一件事情是，在中国，大家都认为他们的教育制度是择英才而教，公众教育和高考为每一个人提供了公平的机会，但其实当然没有。」中国政府希望学生至少都接受「最起码的」教育，但这是因为他们想要培养好工人、好劳工，以利追求新经济。但也就只有这样了。政府教育是用来培养工人，不是培养公民的。

　　顾静华把中国的教育制度比喻为巨大的「漏斗」，这个漏斗逼迫数以百万、千万计的乡村孩子必须做一个不情愿的选择。他们要不就是百般无奈地忍受住宿学校，并接受几乎不可能挤进大学窄门的现实；要不然他们就是中途辍学，再度回到城裡，像他们的父母一样到工厂、工地、餐厅做工。后面这一个选择就是重蹈他们父母走过的路，整个循环重新开始。以后一样把他们的孩子留在家乡，他们的孩子一样无法接受良好教育，最后和他们一样又出来做工。这就是当今中国农民工的父母那种失落之情的缘由，他们原本一直期待自己的孩子能够生活好过一点。

　　小陈一家

　　我去拜访前农民工陈金彦（译音）时，在他身上就看到了这种恶性循环造成的后果。陈金彦年轻时早早就辍学离家，二十年来都在青岛的工地做工。青岛是中国北方的沿海城市，以生产青岛啤酒闻名于世。目前他暂时回到陝西南部一个市镇。他小时候在这裡长大。现在他和父亲陈登科（译音）一起在盖一间两层砖楼，准备他儿子日后娶媳妇成家时可以有地方住（他自己几年前离婚了）。

　　他儿子小陈，今年十四岁，八天前一天下午走出住宿学校后人就不见了。他学校我去过。陈金彦拿着铁鎚在楼房樑木上钉钉子，然后停下来对我说：「这是他第一次逃跑。他交了一些坏朋友，学坏了。我希望他还是会回来。我要他读书，但是我总是不在家，要怎麽盯他？我一定要到外面找工作，要不然没办法。我要赚钱才活得下去。」祖父陈登科身体靠着新砌的砖牆，像是在看有没有下雨那样半抬着头说：「我给吃给穿，给零用钱。我做得到的就这个。他现在长大了，我管不动了。」22

　　我未曾见过陈金彦的儿子，后来也不知道他是不是有回家。隔天，我拜访了同一镇上另外一名中辍生。这名中辍生现在在西安一家北平烤鸭餐厅当厨师，月入两千元人民币。他向我描述他之前读的学校，听起来我看过的学校都没有这麽差的。他会决定要离开，恶劣的住宿条件是主因。十九岁的陈学良（译音；和刚刚的陈姓一家人没有关係）上工之前坐在他们餐馆的进餐区告诉我说：「宿舍烂透了。一间房住二十个人，一张床两三个人睡，我从来没想到会这麽挤。」他身上罩着白色罩衫，头上很随性的戴着厨师高帽，说：「常常没有床，他们就把饭桌併在一起给我们睡。我父母亲自己只读到三年级，却一直要我们读书。我跑过两次，他们跑来把我找回去。」他说得很懊恼，「最后他们还是算了。我的小妹妹是个好学生，我们家又穷，所以我想我们最好把钱花在她身上比较好。但是我有时候也很后悔。」23

　　製造廉价劳工的职业学校

　　学生除了辍学，完全离开学校之外，还有另外一种选择，就是进入职业学校。职业学校近年来成长很快。很多决策者都认为这是个好出路。乡村小孩子如果成绩不好，不如就乾脆放弃学业，直接受训培养一技之长，担当创造新经济的齿轮。二○一四年春，中国总理李克强在北京全国职业教育会议上说：「中国经济将随着中国产品及服务品质的改善而崛起。如果中国的九亿多劳动力大部分都学会了中端到高端技术，中国製产品的规模和水平会高到什麽程度。」24中国彷效史达林时代的苏联制定及实施各种五年经济计画、社会计画已有近七十年的历史；当局在这些计画中都设定了宏大的目标。职业高中和两年制及三年制的职业学院的学生预计将从二○一四年的三千万人增加到二○二○年的三千八百三十万人。另外，在现有一千三百所职业学院之外，还要将大约六百所大学改制为职业学院。包括一万两千所建教中学在内，中国现有的这一类学校全世界最多，但是大部分都师资不良、经费不足。根据中国国务院发布的实施准则，这些职业学校的经费由地方政府负责，但是职业学校可以申请低利贷款及优惠税率。25那一次前往陝西省採访，我顺便观察了一下这些计画推展的成果。

　　已经有媒体报导指出问题其实很严重。根据当地媒体所说，现在的学校重点变成在训练低技术工人，使之成为电子工厂的廉价劳工。二○一○年，富士康员工几个月之内二十几人相继自杀，使得富士康在国际上身败名裂。舆论对富士康的批评就是该厂极度依赖低薪职校学生製造产品。

　　那一天，我採访了几所住宿学校之后，投宿在一家旅馆。旅馆大厅铺着华丽的大理石，附带的咖啡座没有什麽客人。上楼进了房间，发觉房间很小，床铺很硬，毛毯破旧。我找到了一家卖猪排的餐厅，多喝了一点啤酒，醺醺然之间不禁觉得自己幸好不是在中国乡村长大的。隔天早上，我爬上我们的厢型车，先打开车窗透透气，让自己从宿醉中清醒过来，然后向镇上唯一一所职业学校出发。

　　在这所学校的校长办公室裡，穿着黑色西装的校长告诉我说，他们这一所学校有学生七百多人，年龄十六到十八岁，学生接受六种职业别的训练，其中最受欢迎的是学前教育、汽车修復（女生选修这一科的最多，男生则是第二多）、火车服务这三项。中国的高速铁路目前正大幅扩建中。校长是陝西本地人，年龄五十开外；他告诉我说，学生想从事火车服务业的话，要学习的课程包括礼仪、食品安全、卫生、标准普通话、基本英语。另外的三个科目是电脑、旅馆及旅宿管理与农业训练。

　　不幸的是，一项新的政策规定学前教育老师必须接受大学层级的训练。

　　他感慨说，他的学生因此而受阻，未来无法选择学前教育老师为职业。

　　「所以我们运气不好。火车服务以后将会成为我们的第一个选择。」每一个学生经过两年的学习之后，必须要去外面的公司实习一年才能够毕业。

　　不过校长也承认，在这义务性实习的一年，学生做的事情其实和在校学的科目根本没有关联。这一所职业学校早已成为江苏省苏州一家汽车零件製造厂廉价劳工的来源，保证供应无缺。绝大部分职业学校都有这种情形。他们这一所学校甚至因为和厂商的关係非常密切，所以派了三名老师驻厂内，以便学生发生问题（譬如在厂裡弄坏了什麽东西）时可以就近处理。和我早先去别的学校採访时一样，这一次校长也是从宿舍找来了四名学生，让我这个外国人问问题。我准备好笔电，他们四个人列队走进来，在我面前坐下来。他们四个看法都一样，认为所谓「实习」其实就是上生产线做工，而且工作通常不是很愉快，报酬也不怎麽样（他们都会收到一份所谓「薪水」，但往往是全厂薪水最低的员工）。他们四个人都没听说过有什麽实习项目和在校学习的科目有关，他们本校或他校都一样。一个十九岁的女孩子说：「厂裡没有人会教我们什麽东西，他们看我们就是廉价劳工。」这个女孩子是陝西本地人。

　　「老员工应该要教我们才对，但是他们没有，我们一做错事就骂我们，整个生产线就受到了影响。」26

　　我和很多专家都讨论过，其中没有一个比罗斯高更认为推广职教是个严重错误。他的看法有统计数据支持。他和陝西师范大学的几位中国专家对省内一百四十所职业学校以及沿海省分浙江省的职业学校进行调查研究，发现实际情况比他们想像的还要糟糕。学校不但没有教学生电脑、旅宿服务等本科科目，就连数学等基本科目也没教。罗斯高告诉我说：「我们发现这些学生第三学期懂的东西反而比刚入学的时候少，因为他们已经忘记之前学的东西。」

　　因为总理李克强等中国领导人大力肯定职业训练非常重要，因此政府的大笔经费就开始流入各校，造成了严重的贪汙问题。罗斯高和他的团队进行调查研究时必须找学校来做研调，于是他们发现了一些「幽灵学校」，进而发现了贪汙规模之庞大。这些「幽灵学校」都有登记为学校，但是却没有校园、老师、行政人员、学生，只有学生名册，但当然是造假的学生名册。中央政府对这些「假学生」，每一名每一年拨付一千五百元补助款。罗斯高估计，这一笔金额全部多达每一年八百亿美元。「中国的职业教育从来没有做过评估，所以他们不知道这种事情。」校长也告诉我说：「这个问题非常严重，」有人来视察时，「他们就请人假装学生，事后带着补助款就不见了。」27二月，潮湿的贵州山区严寒滞留不去，因为海拔的关係，再加上经常下雨，使得这种天气变得异常难受。不过我在那样的季节还是配合中国的农曆新年，安排了我的拜访之旅。农民工平常向来很少返乡，但农曆新年却是去他们故乡村子裡找他们的大好时机。我上次在虎门见过莫路波一家人之后，这十个月以来，他们家裡又多了一个人。他们家那个新生儿现在才两个月大，很安静，不太常哭。但是除此之外，路波整个人看起来很累的样子，一脸浮肿。我们穿着大衣，坐在他们家一楼起居室谈话。这是一栋农舍，很大，但是空荡荡的，是他盖给他父母住的。

　　他用着疲惫的声调向我解释说隔天他必须自己一个人开车回东莞，然后后天才能够到附近的机场去接他的妻小。他们要坐飞机回去，不要带着襁褓中的儿子在那遥远的路途上颠簸奔波。

　　我问他说他女儿再六个月就要上小学了，他准备让她上哪裡的学校。他说他还不知道，但一定是私立学校。他肯定不可能累积足够的点数好让他的女儿在东莞上公立学校。他接受学校教育的时间不够久，银行帐户的钱也不够，但这两项都是重要积点项目。况且他也没有缴足社福基金。未欠缴社福基金也是获得本地人身分的必备资格之一。我安慰他，说至少这几年内他还不必烦恼他小儿子的就学问题。但是我一说完，马上就意识到自己的失言像是在伤口上撒盐，提醒他未来还有一件烦心事。28

　　推倒阻隔农村的教育高牆

　　中国的领导阶层很清楚这种制度对农民工家庭有歧视，他们也说过最后会修正过来。除了想要扩大职业教育的那一股巨大动力，当局还曾经宣布一项「全国中长期教育改革发展计画」，预计扩大对各层级教育的支出，于二○二○年制定出较为公平的制度。这项计画呼吁众人共同努力，做到「和农民工父母同住在城市的儿童能够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研究并制定法规，容许这些儿童完成义务教育之后可以参加中学入学考试，不必回返乡村。」29

　　不过，这一项计画还是一样把完成目标的责任放在地方政府身上，反而使问题更加複印５胤秸�府以其十分有限的预算，实在没有那个动机接受外地的学生，增加自己财政的负担。还有，计画声称（还特别强调）「要加速设立乡村住宿学校，优先让留守儿童进住」也是十分冒进。香港大学华正中国教育研究中心主任白杰瑞（Gerard Postiglione）说：「让学生接受义务教育这一方面中国做得很好，但是，让学生的教育程度齐平这一方面却做得不好，尤其城乡之间更是如此。」30不论是怎样的改革，如果要成功，最基本的做法就是把那一道阻碍乡村学生在城裡就学的围牆推倒。这一道围牆把中国的教育制度分成了乡村和城市两个不平等的制度。但是共产党会这样为中产阶级和富裕城市居民提供机会，让他们的孩子进入城市的优良学校就读，是因为这样他们可以收买人心。各城市如果开放他们的学校给数以千万计的乡村小孩就读，包括教室、师资等稀少的教育资源都会受到巨大压力，中国的城市居民就会起来反对。中国的公安单位之所以会极力镇压那些出来要求平等受教机会的运动人士及民工父母，这才是主要的原因，要不然他们的要求本身其实没有什麽好争议的。

　　维权律师许志永留着一头平头短发，相貌堂堂；他后来才渐渐了解这种要求有多敏感。先前的二○○三年，因为孙志刚事件，他开始参与取消「任意拘留」制度的运动。之后有鑑于中国教育制度对农民工子女的歧视，他开始渐渐把工作转向对抗这一不公平的制度。他建立以维权为重点的NGO，号召全国工共知识分子开会讨论公民权利。他这些作为触怒了中国公安单位。一次协助农民工进行抗议活动，要求北京的学校对农民工子女开放之后，公安警察以「聚众扰乱公共秩序」罪名逮捕了他。二○一四年一月，北京中级第一人民法院判决他入狱服刑四年。法院如此重判，似乎是在警告一些想做草根组织运动的人。在庭审最后，他做了很长的陈述，半途被法官打断，斥之为「没有关联」。这一篇陈述非常感人，他在其中呼吁所有的农民工以及他们的子女：

　　想到千千万万被万恶的户籍隔离政策永远改变命运的孩子，想到一代又一代被万恶的户籍隔离制度伤害的中国人，想到那些无以计数的死在收容遣送路上的中国人，为消除中国特色的身分隔离政策，为中国数以千万留守儿童争取在父母身边上学的权利，今天我站在被告席上，何止是无怨无悔，我是多麽的骄傲啊。推动教育平权，随迁子女就地高考，呼吁官员财产公示，倡导大家堂堂正正做公民，在这荒诞的后极权社会，成了我的三大罪状。如果执政者有一点点诚意把公民的宪法权利当真，我们当然无罪。

       第三章

　　贱卖的土地

　　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两银。

　　── 贵州谚语

　　城裡人可以用土气来藐视乡下人，但是乡下，「土」是他们的命根。

　　── 费孝通《乡土中国》1

　　中国共产党本以打倒地主、还地于农起家，如今官员却在土地「集体化」名义的掩护下，一面大肆霸佔民产、收刮农田，一面贱卖土地以图开发。土地买卖之获利占了全国地方政府每年收入的一半以上，同时，抵押土地导致的负债已趋近三十兆人民币！荒唐的是，农民本身却无法享有买卖土地的果实。作者走访安徽小岗村、海南抱板镇、与重庆郊区，探访那些土地兼併的受害者。

　　在那个青翠的宁静之地待久一点，你最后一定会听到贵州人自己这麽形容贵州：「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两银。」这句话起源不详，但是当地人常用这句话来解释贵州的贫穷落后，说的时候那口气通常是抱着几分遗憾。这句话之所以流行，就是因为真实。贵州并非中国最多雨的省分。湖南、广东、福建都比贵州潮湿，但是贵州是最多云的省分之一。贵州省会贵阳每一年有九个月是阴天。贵州多山，没有多少可耕地，是中国最贫穷的地方之一。

　　贵州的特点在于其所在位置以及景色比中国其他地方都更特出。贵州位于中国西南，地处亚热带，温度适中，年平均温摄氏十到二十度。

　　然而，超高湿度製造了贵州恶名在外的浓雾，这种浓雾对外地来客始终是一大困扰。一六三八年，中国一位探险家曾经写道，每一年自春转夏之际，「群山笼照在瘴气之中，令人窒息。人多苦于头痛、胸闷、下痢等病痛；疟疾为常见瘟疫。」贵州位于云贵高原东边，云贵高原则是从湖南、广西山地呈坡状往西逐渐上升到西藏高原，高度从贵州的七百公尺上升到西缘的两千公尺。

　　贵州地形之独特在于多山。四处突起奇形怪状的山丘，占据了百分之八十七的地面，不容平地展开为平原。如果该省没有那麽多易于腐蚀的石灰石 ── 其地特有的深水洞窟即是因此而来 ── 那些山丘就不会那样奇形怪状；其地质偶尔裸露出来之时，你看到的是大片青翠之间突然冒出一块灰色泥盆纪岩石，像是有一头大猫刚刚从这裡经过，慵懒的伸出爪子往那苍绿陡坡抓了一下一样。贵州的可耕地不到百分之五，最常见到的是耕作起来很费力又无效率的梯田，所以他们一直很贫穷。贵州有四十几个少数民族，占贵州总人口约五分之二。其馀的五分之三是汉人（「汉」是中国人的正式族名），大部分是三百年来从清国移民过去的。少数民族当中有一族叫做「布依」族，讲傣语，约有两百九十万人，是少数民族中的最大族，分布在贵州南半部。炳花村莫姓人家就是这裡的布依人。

　　天气长年阴沉，可耕地很少。至少从有文字记载以来，贫穷就让贵州显得与众不同。于贵州而言，其地形即是其命运。一七五○年，清朝的贵州巡抚钮祜禄爱必达写道：「乡村阴鬱而难以深入，常有大雨。凡田地必为梯田，土壤均为石质，流行火耕。田沼难致富，桑麻不生利。

　　每年税收均不如内地大县。苗、狆苗、僮人密如蜂蚁，多信鬼神。或为寻仇，或为盗窃，事无大小，均嗜暴虐；易于煽惑，难以安抚。循至于王廷亦难以寻得坚定且胜任之地方官员，获任者轻视自身职位……颓堕放任，举事皆无功而返。百毒丛生而日益深厚，一旦流出即不可收拾……贵州实无可生利。」2

　　贫穷与反抗

　　但是，儘管巡抚如此严厉批评，对于远在北京深宫中的朝廷而言，贵州在其领土野心当中却不可或缺。贵州或许真的「阴鬱而难以深入」，但是控制贵州省，就确保了进入隔壁云南的钥匙。云南不只有丰富的铜矿藏量，而且是战略上从南方进入西藏的门户。西藏是一处高原，高原两边分别是清帝国及印度。3要控制贵州，就必须鼓励汉人移民此处，鼓励的方法一部分是以金钱和减税为之。（清朝是满人建立的朝代，满人本身就是少数民族，但却一直将汉人移往少数民族居住之处，以巩固朝廷对这些地区的控制。）根据一项调查研究的估计，由于人口流入，贵州人口从十六世纪的一百五十万，到一七三三年时已遽增为三百万，至一七七五年又倍增为六百万。茱荻．维恩斯坦（JodiL.

　　Weinstein）在她的《帝国与身分：地方对清国扩张之反抗》（ Empireand Identity: Local Resistance to Qing Expansion）一书中说，这两三百年间，贵州经历了一次「人口爆炸」4。

　　贵州本来就资源匮乏，人口流入自然对贵州形成重大压力，导致原住民和移民之间关係变得非常紧张。移民占据了原住民原有的稻田，把原住民赶到山区，原住民不得已只好在山区硗薄的土地种植玉米、大麦过活。还有，清廷改变政策，从京城派官员到地方上取代原来的地方首长，也使地方人士非常愤怒，最后开始公然谋反。一七九七年，贵州发生「南笼起义」，以「天将灭汉人，并灭苗目兵役」为号召，以游击战术结合超自然信仰以及卓越的领导，很快就控制了贵州西部每一个市镇。清廷最后必须从外面调派大军进入贵州，才在当年秋季平定这一场叛变。

　　但是，原住民和汉人之间的紧张并未因此而解除，整个清朝，这裡大大小小谋叛不断。大者如一八五四至一八七三年间的「苗变」，是布依、苗以及其他少数民族一连串的谋反行动。根据几位历史学家的记述，在清军的残酷镇压之下，贵州大部分城市毁于战火，四百九十万人，或说该省一半以上人口死亡。战争结束后将近十年之际，一名西方访客来到这裡，后于一八八二年写：「时至今日，遗害仍然到处可见，不时可见废村、废镇，土地荒废，满目疮痍。」5有鑑于贵州民性「谋反」的倾向，就有人发明了「三十年一小反，六十年一大反」这一句话来描述贵州人。6

　　贵州至今仍然普遍贫穷，少数民族尤其如此。「资源有限」这个因素现在还是会造成族际关係紧张。这种紧张引爆的事件，最严重的一次是二○○八年六月瓮安县的布依族及苗族暴动。他们在这一次暴动中推倒警车，放火烧警车、警局。暴动的近因是一名十六岁女孩子死亡的事件。当局说这个女孩子是自杀，但是当地大多数人却相信她被两名年轻人姦杀，而这两个年轻人家裡和当地高官关係良好。7这次事件发生时，距离北京奥运开幕不到一个月，时机相当敏感，因为中国迫切需要向全世界呈现「稳定」的形象。对于党高官，尤其是总书记胡锦涛而言，降低该地紧张成了第一要务。他们一方面派出数千名武警前往镇压，一方面派资深官员到这个偏远之县进行调查。当局后来的报告说：

　　「瓮安县民之愤怒爆发，不只是因为这个女孩子死非其时，」同样重要的是长久以来居民所受的不公平待遇，腐败官员和地方帮派为挖取煤、磷矿合谋侵占村民土地，还有为了建水库、水坝，数千村民被迫迁居，却只获得少少的补偿金。8

　　近年来，这种「贫穷，然后反抗」的循环开始有了变化。莫路波他们当年，有一部分是因为不想学坏，所以才放弃乡村生活，到外地工厂做工。但现在贵州及各地的农村青年都已经可以在东南沿海比较有发展的省分找到工作。维恩斯坦写说：「贵州年轻人不再在家乡偷窃、作乱，而是到广东等繁荣的省分寻找希望。」年轻人出走现象在华西各省非常普遍，所以他们村子裡居民不多，大部分都是老人。年轻人外出工作之后，常常只有过年才会回家，有时候则是因为奔丧回家。

　　贵州的道路本来就不好走了，现在连续下了几天雨，更是处处危机。我们的司机秦吉介（译音）是当地的房地产商，莫路春的朋友。中国的小市镇建房业普遍很景气，荔波县这裡也是。秦吉介显然受惠于此：他的穿着比大部分当地人高档，手腕上戴着一只大大的金錶，一直向我们吹嘘他开的那一辆所谓「美国车」 ── 一辆BMW SUV。他最近才刚离婚，此刻开车并不专心，似乎想利用这一次少有的机会，要这个老外替他在国外找个老婆。他提议说：「中国找不到什麽好女人。下次来的时候，请你带个美国女孩子来介绍给我。你看她会不会喜欢我？对美国人来说，贵州是不是太穷，太落后了？」我对于当地人带着歉意说他们这裡太落后，其实早就准备好如何回答

　　──

　　「对，也许真的很

　　穷，但是美丽的风景胜过所有的缺点」

　　──

　　但我绝对不回应他「做

　　媒」的要求。他好像没看出来我的态度，还是讲得口沫横飞：「你找到的话，下一次再来之前，可以先拍张照片给我看看。」车子出了荔波市，雨开始下大起来。奇怪，那一天上午离开荔波市区他家时，他一直向我保证我不需要带雨衣，我一直不懂为什麽。但是后来我才明白这其实又是当地那种过于热情的待客之道；我对于这种待客之道一直很难理解。因为我是「贵宾」，所以他必须确保我不能吹到一点风、淋到一滴雨。但是那时候我关心的并不是那些吹风淋雨，而是我们大家安然抵达炳花村。我们的车子行驶在那狭小的山路之时，我眼睛一直盯着那柏油路面，那路面始终被雨水淹没。不过，路面儘管如此湿滑，危险的却不是这个，而是那些冲刷到路上的泥浆与砂石。但是，儘管我胆战心惊，他却仍然谈笑风生，一边盯着路面开车，一边讨论替他「做媒」的事情。

　　布依族的葬礼

　　炳花村一个大家族八十岁的祖婆过世。这表示莫路春等这些长年离家在外的同村人必须回家一趟。近几十年来乡村年轻人出走固然意味着乡村许多传统的式微，但是大家依然认为送老者最后一程是很重要的仪式，每一个人都要回家一趟。下午老人遗体妥善埋葬之后，稍晚一些时分，酒席就要开始。路春解释说：「我们都是一家人，炳花村大家都姓莫。所以我们要一起做事。」路春平步青云的弟弟路顺现在是贵阳的党官，他前一天已经过来致意，我本来希望能够趁这个机会和他碰头。我二○○○年和他短暂碰过一次面之后，至今未曾见过面。但是这一次我还是和他失之交臂了。他人还在炳花村时在手机上告诉我说：「报歉，我临时要到另外一个城市开会，今天下午就要搭飞机离开。」那时候我还在贵阳，要隔天才会到炳花村。

　　我们顺利走完泥泞崎岖的山路，抵达炳花村。到达之后，雨势小了一些，但还是一直下个不停。我站在路春父母家前门裡面看着送葬的队伍经过，队中每个人都披着蓑衣、头戴斗笠，多数人脚穿夹脚拖鞋，在烂泥间举步前进。他们走得很快，有人敲锣打鼓，另外一些人沿路燃放鞭炮，湿闷的空气中爆竹连天，烟硝瀰漫。有的人举着竹枝，竹枝随着他们走动而同步摇曳；也有人手执烓香。六个人扛着黑色木棺，送葬行列走出村外，来到山上一间佛寺附近的高点，把棺木安葬在那裡。

　　后续就是喝酒吃饭。他们宰了一头牛。我刚刚走到村裡的户外屠宰场，想和那裡几位负责宰牛的长者聊聊，了解一下过程，但是他们只会说布依族方言。宴席在往生者最大的儿子家举行，他在现场招呼大家。

　　他家是一幢木造农舍，位于这个依山傍水老村子的中央，一楼是畜栏，养着牛、鸡、鸭，这在贵州很常见。上到幽暗的二楼，二楼排满了矮圆桌子，众亲友坐着矮凳子围拢在圆桌四周。每一张桌子都有一座火盆，烧着柴火，有个人用锅子在炒牛肉、豆腐、青菜。另外还有人抱着一包包透明塑胶袋，裡面装着牛肉，并一一分配给各桌。桌子上有款式很常见的茶壶，有铝质的也有陶瓷的，裡面都装满了烫好的酒，酒是村民自酿的。亡者的长子五十几岁，按照传统披麻带孝，四处走动招呼来客，送上一包包贵阳牌子的香菸 ── 路春特别细心地告诉我说那是贵州牌子最好的香菸。

　　雨终于停了。外面有架设一排救灾帐篷，是政府提供的，帐篷上面印有大大的「民政救灾」（民政救灾）四个字。几个小朋友流着鼻涕在帐篷下玩麻将游戏。我刚刚才和莫文克道别。二○○○年和他初次见面时，他是村裡的党支部书记，对于炳花村的发展很有想法，有一些计画。如今他已退休多年，所以我现在很想找个时间和他聊聊，看看现在这些计画进行得如何。但是他说：「喝了一下午的酒，我大概会去荔波。」这话听起来像是那一天我们也许能够碰面，不过他也有可能会离开村子，并不确定。这个时候，村子裡每个人对于事情的轻重缓急都心照不宣：今天下午就是要喝酒。文克说得很清楚，不是吃，也不是谈话，而是喝酒，不过当然也会顺道吃点东西话家常。我要离开的时候，众人抓住这和老外敬酒的最后机会，纷纷举杯，喊着「喝酒！喝酒！」十八世纪一名观察者描述布依族的葬礼说：「葬礼需宰牛备肉，广邀亲友。客人以『快乐的牛角』饮酒，喝至酩酊大醉，甚至一醉不醒。」我想今天下午喝酒我是躲不了了，但应该不致于搞出人命才对。

　　我们要回荔波之前，路春另外还约了一户人家要过去拜访，喝酒。

　　每次去炳花村，都要在路春陪同之下，挨家挨户向当地的一些地方人士敬酒，以表示尽社会责任。这样做似乎有两个目的，一方面不管我们去拜访的是谁，因为我们有找时间过去和他们喝酒，所以表现了我们的敬意。另一方面，路春似乎也很想炫耀一下他的外国朋友；有外国朋友，这在贵州任何一个村子而言都是很稀罕的，显见他「见过世面」。我倒是乐得配合演出，唯一的隐忧是我恐怕一不小心就会喝到挂。

　　我们往山坡走上去，进到村子新近扩建的区域，来到最后要拜访的那一家，他们有几个人在等我们。我叮咛路春一定要告诉他们说因为我下午还要工作，所以不能喝太多。走进那一家门，裡面光线黯淡，桌前围坐着几个人，看起来都比参加葬礼的那些人年轻，也「醉」得比较厉害。这几个人都是地方上的干部。路春帮我介绍了其中一个最资深的，他是荔波经济发展局局长。他暂时奉派到贵州这个偏远地区主持蚕丝业营造；这是一项新的经济发展策略，是北京中央政府推动的众多解决贫穷政策当中的一项。这一名干部对着我喊说：「美国朋友！你一定要和我们喝个酒！」路春连忙向他说明我因为工作关係没办法待太久，他鄙夷地回说：「我今天下午也有会要开，我还不是照喝不误！」边说边把一碗酒凑到我眼前。我们俩人一饮而尽，然后互相秀一下碗底，以示不虚。接着他做了一次热烈的演说：「美国很好！很了不起！习近平领导的中国也很了不起！我们的经济越来越强，农民生活越来越好，习近平计画在二○二○年前消除所有的贫穷，了不起！」

      土地与革命

　　习近平如果想要改善全体中国人的生活，改善城市人口的生活，也改善乡村人口的生活，他和他的决策班子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解决土地问题。土地该是谁所有、土地之生该归给谁？相关的分歧冲突经常决定了中国历史的转折。中国领土将近一千万平方公里，是俄国、加拿大之后全世界第三大国。但是除去山区和西部的沙漠，中国的农业用地只占其领土的百分之十五不到，面积约一百三十五万平方公里。不过真正令人吃惊的却是中国的人口那麽多，土地却那麽少。如果将那些土地平均分配给每一个人，那麽每一个中国人拥有的土地将不到四分之一英亩，不到全球平均数的一半。中国的领导阶层就常常指陈说，他们的人口占全世界五分之一，但是可耕地却是占全世界可耕地十分之一不到。

　　土地稀少迫使中国人创新。农民会在高山上开闢梯田种稻子。在西元前二五六年的战国时代完工的都江堰，是全世界最早的水利灌溉系统，至今仍在四川成都灌溉那裡原本土壤硗薄的农田。成都是个宁静的城市，茶馆林立，常见客人在裡面玩麻将；也有路易威登、香奈儿等精品店，让一些从事房地产而致富的新富阶级上门採购。不过土地稀少还是一直酿成巨大冲突。历史上，农民造反，皇朝递嬗，都是为了争夺土地而起。西元一世纪的王莽就是此中实例。当时的王莽统治的版图广达六百九十万平方公里。他出生于官宦之家，自幼生活优渥。后来，身为新朝唯一皇帝的十四年间，他的思想日益激进。他曾经写道：「强者规田以千数，弱者曾无立锥之居。」10于是他设置了第一个国家社会安全体系，将百亩以上的土地都收归国有，然后划成每五亩一块，分配给农家。所以他获得了农民的拥戴。

　　然而，后来事情有了变化。他在「二十七妇、三夫人、九嫔、八十一御妻」成群妻妾的陪同之下，下令军队准备迎战叛军。这些人想要把他推翻，制止他危险的平等主义政策。事情最后是他的理想连同他本人都不得倖存。一千名效忠他的部队经过最后的保卫战，西元二十三年的一天下午，王莽遭到杀害，愤怒的群众将他的尸体大卸八块，一名士兵还吃了他的舌头。王的继任者很快就把土地归还给原来的地主，中国农民也跟着重新过起农奴生活。不过十数世纪以来，土地问题还是照样困扰政治领导人和革命分子，有时候引发的农民起义就连今天的共产党还是一样畏惧。

　　太平天国的领导人洪秀全在他的《天朝田亩制度》一文当中写道：

　　「凡天下田，丰荒相通。此处荒则移彼丰处，以赈此荒处。」洪秀全是个乌托邦理想主义者，自称是耶稣的弟弟。他是半个客家人。历史上，客家人以屡屡在海内外迁徙闻名。洪此时成立了「拜上帝会」组织，会众数万人，以农民、矿工为主，一八五○至一八六四年间占有华南多数地区。洪秀全提倡土地共有制，以家户二十五家为一组，粮食按所需配给，其馀归为国有：「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人不均匀，无人不饱暖。」11

　　此时，流亡于伦敦，三十四岁的卡尔．马克思从英国观察这一场谋反的发展，认为自己正在见证全世界大转变的起始。一八五三年，也就是《资本论》发表的十四年前，他在《纽约每日论坛报》（ New-YorkDaily Tribune）撰文预言说，「我们大可以说中国的这一场革命将会把火花丢进现今已负荷过度的工业体制『矿坑』，引爆酝酿已久的大危机；如果往海外扩散的话，紧紧随之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12他说的这个「政治革命」后来并没有发生，但是太平天国革命确实鼓动了另外几次动乱。史学家简克斯（Robert Darrah Jenks）说太平之乱「强烈激发」了「苗乱」，「太平之乱不但造成政府增税，将军队从贵州等省分调离，而且还彰显了清廷的脆弱」。13一八六四年，清帝国军队击溃太平天国，洪秀全在南京的王宫内服毒自尽。他的淑世之方，和王莽一样，见弃于世。但是他们的构想却给了现代中国领导者某些灵感。

　　大企业蒐购海外土地

　　马文峰说：「毛泽东的革命，目标在于解决农民的问题。一九七八年，邓小平的改革也是想要解决农民问题。」马文峰是农业分析师，人很亲切，在河南省的农家长大。莫路波的太太就是河南人。「中国当前的领导人也知道他们必须解决土地问题 ── 要处理好土地问题，提高土地生产力，让农民有事做，要不然，中国的经济发展不下去。」当时我正在写一篇报导，讲到中国各方努力使那时仍然相当落后的农产业现代化的种种作法，但是我不了解为什麽一些中国公司总是在海外进行收购。这些公司，其中最大的一个就是中粮集团有限公司（China national Cereals, Oils and Foodstuffs Corporation，简称COFCO）。这一头国有「巨兽」在智利有葡萄园，在澳洲有糖厂，在荷兰、新加坡买下商品交易商股份。马文峰为我解说：「农产公司要有规模才会赚钱，所以他们必须大量收购农场。但是中国现在还有六亿农民要靠土地生活，所以不允许农业公司进行大量併购，要不然这麽多农民怎麽办？」14

　　今天这一个少见晴朗而没有雾霾的上午，我约了好几个人要访谈。

　　但是在车水马龙、交通瘫痪的首都北京，我今天约的场次应该是太多了。马文峰的办公室在北京东北端，接着我的下一个场次却是在北京南边的中国国际贸易中心，跨国企业苹果、艾克森美孚的中国总部也都在这一栋大楼。我搭计程车经由北京三环路一路龟速前行，于正午前抵达，和美国农业贸易协会会长在阿丽雅餐厅（Aria Restaurant）碰面。

　　北京的外籍经理人和中国商人常爱来阿丽雅餐厅见面谈生意。面对餐桌上的蒸扇贝、鲑鱼柳，加上一瓶夏多内白葡萄酒，会长说起近年中国中产阶级的成长已经影响到了农业政策。中国的富人越来越常吃猪、牛、鸡肉，所以中国对于小麦、大麦、玉米等饲料作物的需求也就跟着越来越大。

　　食物需求量增加，使领导阶层悄悄放弃了几百年来粮食自给自足的政策，反过来鼓励农产公司「走出去」。COFCO在北京的财务支援之下，再过几个月之内就会完成该公司第二次海外大收购。他们的目标是达到规模等同于嘉吉（Cargill）或ADM（Archer Daniels Midland）的中国巨型农业公司。会长说：「中国的农业供应量有限，但需求量却开始在上升，所以他们只好往海外发展。但是我常常爱说这真的很讽刺，因为中国原本立国的原则是夺走地主的土地，但是现在却要走出去，到世界各国去收购。」15

　　毛泽东的土地改革

　　一九四九年中国共产党取得胜利之后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后的前几年，其施政大部分都是在夺取地主和富农的田产，重新分配给农民，但是夺取的手法非常粗暴。某一地若有前人曾经试图改变该地的土地结构而未果，毛泽东以其坚定的意志与灵活的手腕却获得成功。孙中山于一九二四年最先讲出「耕者有其田」这句话，现在毛泽东真的依照这句口号把土地拨给了农民。后来虽然农民拥有这种田产所有权的时间并不久，但是中国确实没有再回到几百年来的传统土地制度。

　　毛泽东于一九七六年辞世，但四十年后，他却又突然出现在新闻报导中。中国新任领导人习近平断然废除后邓小平时代共产党的集体领导制度和「韬光养晦，等待时机」政策，开始独揽大权，并且着眼于中国的海外利益，于是与论纷纷开始进行比较。习的权力是否比江泽民大？

　　那和邓小平比呢？实际上，学者和记者的结论是，他是毛泽东之后中国权力最大的领导人。他重新高举共产党意识形态，而且不只是政治上强调，包括教育制度、媒体、法律、企业，他都归功于长久以来中国人口中那一位「伟大的舵手」，说是他留下的永久资产。

　　毛泽东一八九三年出生于一个小康家庭，但是后来却是在乡村找到他日后革命的动力。这一个年轻革命家的理解是，造反要由土地被剥夺的农民开始，城市裡的普罗阶级则是担任第二要角；这和俄国的革命以及传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不一样。一九二七年，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写道：「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麽大的力量，都压抑不住……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汙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16

　　一九四九年掌权之后，毛极力怂恿农民起来造反。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没几年，他们就从地主、富农手中夺取了数百万亩土地，打死了四百五十万名地主、富农。新的领导毛泽东一九五○年颁令说，这样做的目的是「废除地主阶级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闢道路」。17可是那时候农民享有这土地所有权也没有很久，因为毛对「新中国」的想像和他想把中国「工业化」分不开。他常常从史达林那裡获得启发，但也常常想要超越史达林。他决定以炼钢作为中国工业化的主要目标，宣称中国的钢铁产量将在十五年内赶上英国和西方国家。姑且不论这是不是痴心妄想，反正整个社会都必须动员起来。所以这时国家就需要大量便宜但听话的农民种田产榖、养猪养鸡，餵饱新近盖起来的工厂工人。

　　于是这又表示农场必须集体化。经过很多人的流血反抗，「集体化」于一九五三年开始实施，土地由共产党员接管，不再是农民所有。

　　农民除了在新的「老闆」监督之下每天在巨大的生产合作社长时间劳动，五○年代末「户口」政策开始实施之后，还要面对这一政策加诸于他们身上的迁移限制。但讽刺的是，毛泽东推动的农民革命，最后最大的受益人却是城市和城市居民，不是乡村。这种情形当时没有人讨论，一直到今天还是没有人讨论。一九四九年之后，乡村群众沦为二等公民，他们主要的功用就是在新的体制中养育城市。

　　中国的乡村开始产生巨大的变化

　　──

　　包括一九五八年开始推动

　　「人民公社」，中国出现了巨大的万人公社，但是多年后随着毛泽东亡故旋又瓦解消失。之所以会这样，乃是毛泽东的善变性格使然，况且大跃进时期的农村大饥荒悲剧也必须予以遏止。但不论如何，中国农村二十几年基本上就是这样的状态：农民和土地锁在一起，对自己的生计无法自作主张。这一切，一直到毛亡故，才有了变化。

　　小岗村民歃血为盟

　　要去小岗村，一路上经过一个又一个破败贫穷的村庄，一栋栋村舍贴着白磁砖，牆面水泥乌黑破损。地面到处是碎玻璃、塑胶袋、空罐头，几隻瘦脚黄狗一直闻着那些垃圾。快速道路上遍体鳞伤的客运汽车、平板货车、送货厢型车、大马力机车，一路按喇叭，一路狂飙。狭窄的路肩上，老农夫穿着传统毛装，一脸倦怠，无视于车潮与喧嚣，缓缓走进快速路上，像是都不怕汽车撞似的。有一面标语劝人说「人要安全请靠右，汽要安全请减速」，给人的感觉好像是说只要行人不要走到路上去，那些乱象就困扰不到你的意思。村道上到处停着蓝色的农用车，把后面的车斗打开，就成了摊贩，就地做起买卖，卖的有苹果、桃子、梨子等水果，还用扩音机喊价叫卖。路边有人趁着上午的太阳摆出桌椅晾晒毯子。一片髒乱之中，抬头可见白酒的广告牌，可见喝酒是这裡的人主要的休闲活动。白酒是一种烈酒，以稻米、高粱或是大麦酿製。

　　安徽本就是贫穷省分，凤阳又以安徽最穷的县闻名已久，从未曾显现改革与开放美好的一面。这个地方簇拥着几百间简陋的工厂，包括吐着白烟的玻璃工厂，一直排废水的造纸工厂；工人薪资所得不足以煳口，住的地方就在这片汙染区旁边。这一带在二○○○年代中期曾经以「癌症村」闻名。住在淮河岸边的村民，因为长期取用已经严重汙染的淮河河水，有几千户人家因此罹患大肠癌。不过着名的小岗村也是在凤阳。中国的改革开放过程当中，曾经出现一个最重要的经济改革办法，叫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种制度允许农民主动运用自己的土地，诞生地就在小岗村。

　　这个办法后来受到领导阶层的赞许，变成了全国性的政策，但这种由下而上发起改革的办法，公然牴触共产党从中央指挥地方的制度。一九七八年，由于苦旱，小岗村十八个饥肠辘辘的农民私自决定，将本村公社的土地分成几个等分，每一个人负责耕作一份，作物收成之后，除了上缴，要是有剩馀他们就自己决定要卖给谁，甚至决定接下来要种什麽作物。他们决定要这麽做之后，十八个人歃血为盟，决心不论当局有什麽反应，他们都会团结共进退。此时毛泽东已经亡故，邓小平和他的改革派盟友赵紫阳（当时是四川省党委第一书记）、万里（安徽省党委第一书记）决定要让这种由下而上的办法继续实验下去。党既然不镇压，这种草根运动就迅速扩展，后来甚且得到官方认可。当时民间就出现了一首歌谣，说「要吃米，找万里；要吃粮，找紫阳」，对领导阶层的爱戴溢于言表。

　　这十八个农民当中，当时的公社农业生产队队长在一份记述中说：

　　「实施包产到户制度之前，粮食不够大家吃，家家户户煮树叶、树皮，随便什麽野生植物，只要可以吃的都煮来吃。后来我下定决心，找几个村民来商量之后，决定不管会受到什麽惩罚，都要实施包产到户。我们不想再挨饿了。」18

　　在通往小岗村的路上，你要是看到路突然变宽，而且还铺了柏油，就知道小岗村到了。现在路面上已经不再有坑坑洞洞，看到的是新油漆的交通指标。道路两旁不再是破旧的村舍，而是蓝白色灯柱、排列整齐的小树、红叶灌木丛。然后是一座石头打造的碧瓦四柱牌坊，牌坊门楣上取费孝通写过的字，按其笔迹刻着「凤阳县小岗村」六个字。费孝通是中国着名的人类学家、社会学家，也是中国农民生活专家，已过世多年。从牌坊下走进村裡，眼中所见的都是千篇一律的粉刷牆两层楼房，一楼高高的柱子后面是观光商店和高价餐厅，唯一的例外是两座盖得活像陵墓的博物馆，一间用立体布景、图表、照片展览包产到户制的历史沿革。另外一间是纪念馆，纪念一名模范官员，叫做沉浩。据说沉浩在小岗村做事，生活勤俭，每天都穿同样一件浅褐色衬衫，后来过劳而死。纪念馆照原样展出了他生前朴素的办公室。馆裡一张告示牌告诉游客说：「小岗村是国家红色景点、爱国教育基地、游艺农场示范点，是珍贵的资源。」

　　不过今天的小岗村却像是已经没有了农民一般。村裡居民大部分都受雇于当地的商店，做起红色旅游业。「红色旅游」指的是到共产党革命史中着名的地点旅游。有一间安安静静的店，门可罗雀，店裡只有几个当地人在打麻将。游客在「改革路」上晃来晃去。改革路是镇上的大街。我后来在那裡认识了萧光飞。他是个工程师，人很友善，从安徽淮安来的。我问他为什麽要来看小岗村，他的回答相当理所当然：「凡是有助于我国发展，强大的地方，我都有兴趣。我对改革的历史很有兴趣，因为改革能够使中国强大。我很爱国。」他说得十分自豪。19

　　改革路穿过村庄，最后来到一座很大的停车场。从停车场可以俯视四周青翠的稻田。游客、官员总是以此处为背景，拍照留念，认为这裡可以表现共产党农业改革的成功。即使是对党的高层而言，这裡都已经变成非常重要的朝圣地；习近平的一趟小岗村之行就证明了这一点。二○一六年四月，我来过这裡的三个星期之后，习近平于四月二十五日前来小岗村巡视。20从照片中可以看到他面露笑容和农民见面，接着在地方官员簇拥之下，表情严肃的检视稻穗。21「今天我来看看改革的成果。改革是我们党百年来坚定不移的基本路线。我们要持续改革、开放，写下新的篇章，」他说，农民和农业「是国家现代化和建设小康社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小康」是他们党内的「行话」，翻译起来是「适度繁荣」的意思。22

　　省多年来一直把小岗村列为「农家乐」的模范村，但是一出小岗村，东南方向处隔壁就有个小村，叫大庙余村23，村裡农舍破旧，径巷堆满了土灰，四处散落的乾草堆上有水牛卧着。有一个人，六十开外，眯着一双眼睛，以怀疑的眼光从他那顶破烂的红星帽簷下瞄了我一眼，然后挥手叫我过去，拿了一根香菸请我抽。我们抽一口菸、讲一句话，讲一句话、抽一口菸，简直没办法停下来换气。他右手拿着一根菸，耳朵上夹着一根，门牙间还咬着已经点着在抽的一根。我问他住在小岗村是什麽感觉，他一下子话匣子就开了。

　　「小康」的真相

　　「我们村就在小岗村隔壁，但是我们很穷。我们有八张嘴要吃饭，就那五亩（相当于五分之四英亩）地实在搞不来。」他一边埋怨，一边带着我走进他们家。他刚刚自己猜我的年龄，说我大概三十到四十岁之间，我说不止，刚说完我就后悔了，因为我立刻领悟到，他猜我的年龄猜不准，完全是因为中国的乡村会使他这种人老得很快。屋子裡有他老婆、媳妇、四个孙女儿。他儿子在杭州一间工厂做事。杭州距离这裡大约四百公里远。几隻黄狗在木头饭桌底下东闻西嗅找东西吃。他从饭桌子底下拉出一张凳子让我坐，几隻狗连忙跳开。一个邻居走进来，他往那邻居前面地上丢了一根香菸，邻人弯身捡起来，自己点了那根菸。

　　「你看到的都是表面。他们花钱把房子弄得漂漂亮亮，但是那个对农民没有什麽帮助，也不会让农民生活好过一点。那是表演用的，给你们这种人看，也让领导来看看他们宣传的东西。他们不管我们农民。那裡的事情和我们一点关係都没有。我们很穷，日子很苦。」他媳妇头发打髻，穿着一件派卡外套，外套上有假皮毛做的襞褶。

　　她抱着最小的女儿，偶尔帮我把她公公乡音很重的话翻译成标准普通话。但是她突然话锋一转：「小康？领导说要让整个国家都富强！骗谁？我们眼前连饭都不够吃。」她很生气，我不知道怎麽接她的话，只好要求要看看他们家裡。我们走进隔壁的房间，裡面很乱，有床单，草蓆捲成长条，一口箱子裡有几瓶豆浆，几包衣服用塑胶袋装着，堆在水泥地面上。有两只大澡盆，裡面全是刚孵出一天的小鸡，「有一百隻，」他老婆笑着说　�澤瞎易乓环�月曆，月曆上印的是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图片。她问我说：「我是基督徒，基督徒好不好？」我连忙回答：「好！很好！」24

　　中国的扫除贫穷政策确实已有相当的进展，不过乡村裡的穷人还是很多，他们的收入依然落在其他中国人后面。这个不幸的事实，其成因有一部分就是「户口」制度。户口制度使乡村人口受到了限制，让他们无法在城市发挥自己的能力。但是除了户口制度之外，另外一个原因是农民对于自己土地的权利，至今仍然受到种种限制。他们虽然可以自行决定怎样运用自己的土地，但是他们没有所有权。根据异议知识分子刘晓波的看法，这种「部分改革」根本是「半吊子私有化」。刘晓波是二○一○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他以文获罪而入狱，二○一七年死于监狱之中。他曾经为文叙述中国的土地改革政策，一九七八年以前，「中国共产党……实际上是中国唯一的地主。毛泽东在的时候，农民耕作的是『国有地』，所以农民就像是奴隶。到了后毛泽东时代，农民充其量也只是佃农。」25

　　习近平巡视小岗村时，强调农村改革的核心在于「坚守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这就是党表态要继续禁止土地买卖。土地国有化和取消农村土地私有制，当初在共产党的革命行动及意识形态当中扮演了主要的角色，所以现在党自然不愿意反其道而行。领导阶层认为，只要藉由「集体」方式，农村的土地实际上就属于全体人民所有。以前毛泽东也曾经有过这种说法（但是反过来，城市的土地虽然照规定也是「国有」，但是共产党却允许实质上的房地产市场发展）。在政府官员眼中，把土地分配给农民，即使分配的地很小块或非良田，也算是一种基本保障，让农民有个能够维持生计的粮食及收入来源。政府官员害怕的是，如果允许农民自由买卖土地，他们会被一些不良商人欺骗，失去营生手段，使中国浮现大量没有土地的人民起来造反。不过，乡村农民看到城市裡的人因为有权自由买卖土地而越来越有钱，而他们却一直那麽贫穷，政府官员的这种逻辑他们实在嚥不下去。

　　杀鸡取卵的土地财政

　　虽然视真正的房地产市场为禁忌，但是决策者确实有在逐步强化农民对土地的「使用权」。一开始他们是在海南岛这样的地方试行一些计画。二○○一年三月某个炎热的一天，我从海南省省会海口市搭乘客运车出发，目的地是海南岛西岸的东方市。东方市是本岛最贫穷的地区之一，是少数民族黎族的所在地；那些形同沉睡的农村，和一百五十公里外、海南岛最南端正在大肆兴建游艇俱乐部、高尔夫球俱乐部的三亚市形同两个世界。

　　海南改革计画主要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对众多香蕉及芒果果农颁发使用证书，一个是将农民拥有使用权的年限从三十年延长到七十年。

　　前者使地方政府较难将土地转用于开发，后者则是使重获信心的农业家愿意投资能提高产量及收入的水利建设、新作物，与新耕做法。

　　不过，我和抱板镇党书记聊过之后，却理解到众所期待的这种成果来得很慢。抱板镇有十个农村，人口一万两千人。因为长期曝晒热带阳光的关係，四十七岁的符世焕（译音）脸色黝黑。他解释说，颁发土地使用权证书，延长使用权年限，这些大家当然都欢迎，但是当地的红泉国有农场并不理会这些「权利」。红泉农场是巨大的国有香蕉农场，种植面积一万亩，香蕉田紧邻村落。这几个月以来，红泉农场在地方官员包庇之下占据了一些农地，准备扩大香蕉种植面积，日后很可能用来开发房地产。

　　这是个闷热潮湿的上午，我们谈话所在的政府办公室为了通风，窗户全开。办公室是一栋外贴白色磁砖的三层楼房，裡面牆上挂着一幅海报，一面奖状。海报中是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广场前的情景。奖状的奖励事由则是这裡的地方干部推行家庭计划政策卓有成效。楼下积满尘灰的院子有几棵看起来有气无力的菠罗蜜和矮棕榈，偶尔传来公鸡的叫声，打破了这个上午沉闷的氛围。符世焕气冲冲地说：「村民觉得他们世代都在这一块土地耕作，现在连一个说法都不给，就要交给国有农场？」26

　　土地集体所有制的问题远远不只农民所遭遇的那些。在中国，农民加上农民工，足足占了中国十四亿人口的一半以上，平均每个农民的耕地只有一点五英亩，非常没有效率，经济规模在全中国经济体中只占十分之一。但是农地的价值却不只是那些收割的作物。今天，儘管农民不准买卖土地，但是土地买卖所得却占全国数万个县、市、镇、村政府每年岁入的至少一半以上。依照一九九八年颁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官方划分为「农地」的田亩如果符合该法模煳界定的「公共利益」，得以改为工、商业用地。这样，官员便可以较高的价格把土地合法卖给开发商，让飢渴的开发商人在城郊建造住商大楼。着有《富国强兵之后：中国的百年復兴及下一步》的记者兼作家夏伟（OrvilleSchell）说：「全世界没有一个经济体一直处在这种异场☆态中，一边将土地收归国有，一边又转卖出去，真的很虚伪。这是对国家经济杀鸡取卵的作法，永远都不会持久。」27

　　城市的官员既然能够以远低于市场的费率取得土地及贷款，自然纷纷搞起城市扩张，广建巨大的购物中心、怪异的政府办公大楼。土地便宜，轻易取得的土地信用造成了中国常见的「鬼城」现象。江苏的古城扬州现在都有大量豪华住家大楼搁在那裡没有人住。美国投资经理人吉姆．查诺斯（Jim Chanos）在二○一○年说中国这种现象是「杜拜乘以一千倍，或许不止」。他预言中国的经济将会大崩盘。28城市贷款盖房子之时，也是拿土地质押。截至二○一七年底，中国各地方政府负债总额已达二十九点九五兆人民币，相当于四点三兆美元。根据标普全球评等（S&P Global Rating）计算，这笔负债总额，加上预算外赤字或隐藏性借款四十兆元（五点八兆美元），总共占中国GDP的百分之六十，「很惊人」。因为债务成长，因此就拿从土地方面来的岁入来付利息。物价下跌，财产值缩水又在全中国引发各地方政府一连串的债务违约。标普的一份报告说：「因为巨大的信用危机，潜在债务量形同一座冰山。」29

　　城市、厂区早已深入各地肥沃良田地带。不过因为过度施用农药，又受到含镉、镍、砷等重金属废水的汙染，这些农田其实也已经损坏。

　　二○一四年春中国环境保护部所做的一项调查发现，如今中国可耕地已有五分之一受到汙染。中国境内有十分之一的地方会下酸雨，其中尤其以长江三角洲特别严重。官员说现在中国已经开始接近所谓「红线」，亦即可确保中国粮食安全的最低农地量，差不多是一亿两千万公顷（两亿九千七百万亩）。中国前总理温家宝早在二○○七年就示警说，中国即将面对「失衡的，各行其是的，难以持久的发展」。温家宝温文儒雅，但是他在位期间，他的太太及亲属至少搜刮了二十七亿财产。30协助农民城市化的困难

　　一九七八年时，全中国居住于城市的居民占全国人口不到五分之一，现在却已经超过一半。但是相对于处在相同发展阶段的其他国家的百分之六十，中国的城市化速率还是很慢。约有三亿人的中国城市居民原本是农民工，但有的已经失去原耕作地的权利。他们因为没有城市居住许可，所以无法加入平价的健保和城市住宅计画，子女也无法进入公立学校就读，就是工作也不知道可以做多久。所以他们会努力存钱，也就是做经济学家所谓的「预防性储蓄」，因此他们没有什麽钱可以花。

　　相对的，留在农村的人则是守住一方小田地，努力营生，不愿意将自己微薄的收入投资在改善灌溉设施、购买优良种子等，所以作物产量始终低落。以上种种，就是中国这个经济体内，「家庭消费」始终只占一小部分的原因。

　　一个体制这样子剥削其中一半人口，中国的领导人也知道这个体制难以持久。中国现任总理李克强是中国第一位拥有（经济及法律）双学位的总理。他一直在推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城市化政策。所谓「以人民为中心」，意思是说不只是要继续做城市建设，而且也要让农民工拥有较多的权利。这个政策要让农民工离农之后，在城市有办法赚钱，从而提高他们的收入；也期待农地合併成比较有效率的大块农田之后，可以提高稻穀、蔬菜、水果的产量，以满足中产阶级日益增长的胃纳；另外在几个城市也将逐渐把户口制度松绑。

　　然而，当局其实并无意真正允许农民迁徙。历次城市中驱赶农民工的运动就清楚说明了这一点。政府选择性的提供住宅，目的是要把农民工引导到比较小的都会区，譬如北京附近的河北保定市，或是离上海不远的江苏镇江。不过大城市总是比较吸引农民工。二○一四年三月，前北京大学教授、花旗银行公司经济学家沉明高针对中国的城市化状况提出报告说：「人口是跟着一地区的工作机会及服务品质流动的，」到哪裡都一样。他在这份报告中对政府的微观管理提出了质疑。31从财政角度来看，协助农民城市化的成本满高的。二○一四年，一名财务首长估计，每接纳一名城市新居民，在居住、社福等各方面总共必须花费大约八万人民币成本，全年全中国要用掉六十八亿美元；所希望的结果是每一个城市新居民每一年在城市裡花费一千六百多元人民币，以带动整体消费。32为了让地方不再依赖土地收入，他们计划另闢融资来源。城市将发行市政债券，提高水、电、取暖燃料费率，最后可能开始全国课徵财产税（迄今为止，一些拥有多间房产的地方官员一直抗拒这项措施，成了这项措施实施的巨大障碍）。

　　以土地换户口

　　重庆市人口两千九百万，但近几年间，城市却增加了数百万新人口。这显示了中国如今的走向。重庆市，儘管前党委书记薄熙来后来倒台，但还是快速在成长。薄熙来是共产党老革命家薄一波的儿子，属于「太子党」的一员，人脉广阔。出事之后以腐败及滥权获罪，入监服刑。但重庆市虽然持续成长，其成长动力却是来自大量占有土地。

　　二○一三年，我去了一趟重庆，想要了解在该地快速城市化的趋势中，农民生活所发生的变化。第一天，我拜访了一个刚刚移居到城市不久的人。他用自己原有的一小块农地换到了官方建造的城市住房。他引以为傲的住房，其实是一栋新建大楼高高的楼层上在角落盖出来的壁龛式一房住家，具体象徵了他现在就卡在家乡土地以及成为城裡人之后，仍未可知的未来之间。

　　坐在这间狭窄的居宅裡面，我问他们最喜欢这间新住家的什麽地方。他们争相回答说热水、自己的浴厕。我突然想到，他们之前是农民，每个皮肤都晒得黝黑，可能一辈子从来不曾置身在这麽高的地方！

　　我下楼要穿过一楼的庭院时，听到大楼的扩音器在宣导说：「阳台不要乱放东西；垃圾都要丢到垃圾桶；照指定的路线走，爱惜草坪；」「机车不要乱停。」一楼要到电梯的路有遮荫，停满了轮胎沾满泥巴的机车，以致于要进电梯有点困难。

　　这个地方给人的感觉很特别：这裡是全新的住宅社区，但是又有杂货店、洗衣房、图书馆，一间店面光鲜的职训中心霓虹招牌上写说他们现在在招募清洁工、杂工。所有这一切全都是为一批为数大约一万人的农民建造的。他们其实不久前还在距离这裡不远的大岭村耕种稻子、玉米。新建的社区似乎自给自足，也提供各类职务。这些职务不只是要为他们服务，而且他们反过来也需要这些职务。这个社区除了给人这样的印象之外，另外还有一种很偏僻、孤立的感觉。十几栋大楼几乎是任意错落在绿色山坡上，大楼和大楼间可见一块块零星的稻田与玉米田。不过我想，照现在这种城市化的速率，这些农地十年内应该就会消失殆尽。

　　一名「前农民」急着带我去看他那位于第二十层楼、面积七十平方公尺的住家。他说：「我这裡的洗澡间比我以前的睡房还要好。」他们家现在还有「康佳」电视，外加一台「格兰仕」微波炉。他老婆，四十八岁，人很害羞。他抢着替她回我的话，说他们这一次搬家，最高兴的就是他们家原来是烧煤炭炉，现在换成了瓦斯炉。她在旁边一直点头表示认同33。他说，他们家女儿开了一家服饰店，生意很好。他最近找到一个大楼管理员的好工作，刚刚来接我之前才打了手机给厂商报修电梯故障。

　　这样的新环境，很多农民显然都很满意。不过「土地换户口」政策主要的目的并不是要满足农民的心愿。这个政策有两个目的，一个是将农地转为开发用地，让很多地方官员、房地产公司发大财。这才是主要的关键目的。另外一个目的是，配合一项全国性的策略，将大岭村改造成新「款」的大岭村，将农民改造成城市人，跻身中产阶级，日后好创造消费。二○一二这一年，中国住在城市的人开始多于住在农村的人。

　　政府决策者很希望这个趋势持续下去。

　　这个目标，在大岭村似已在望。不过，我不免要提醒自己，对新居住地很满意的这些人，其实都是替我这个外国记者安排採访过程的官员找来的。这些官员在占地广阔的经济发展区工作。他们推动的经济展策略如果要成功，他们就必须不断占据农村，把农地转给公司，让公司盖工厂，缴纳公司税，创造有酬职务。那一天我后半段的行程是要访谈几个不是那麽高兴离开自家农地的人士。

　　强徵民地的悲剧

　　下午一点，我已经离开那个大楼林立的模范村，来到另一个刚建成不久的城区。我在那裡四处梭巡，后来不禁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在玩什麽机智寻宝游戏。那一天我事先和一位女士约好碰面。我依照她透过手机给我的指示，在一个大十字路口下计程车。那个十字路口由两条大马路构成，两条路都空荡荡的，似乎正在等待未来汽车开进来，有钱人住进来。那一位女士要我走的方向很奇怪。手机当中，她的话语焉不详：

　　「穿过马路，走到那一间汽车公司，」「左转，往前走几百公尺，」「现在再穿过马路，」「在第一个十字路口左转，再走两百公尺，」云云。

　　这一天天气很热。重庆是中国着名「三大火炉」之一（另外两个是南京和武汉，都是长江沿岸的城市），夏天气温常在摄氏三十二度以上，湿度可达百分之八十。我走在路上，汗水很快就使我的衬衫黏住了身体。我不懂这个女士在想什麽。她只是不善于为人指路，还是在替我摆脱可能跟踪我的人？

　　走到最后，路的右肩不见了，代之而起的是一座高约十公尺高的水泥拱壁。一座断崖的上方正在大兴土木，一样是在建造连栋的二十层楼高住家大楼。我终于在石马路菜市场前面见到了那一位女士。她年约四十五，一张脸圆圆胖胖，紧张兮兮的神情。石马路菜市场是一座棚顶建筑。她指着马路对面那些新的建物说：「以前那是我们的地。以前我们自己有地有房子。」她定定地看着我，说得很慢，彷彿在等我回答她为什麽那麽多事情都乱了套。

　　如果要採访拆迁户，我们以前就有接受过一些指导，要我们切记不要在一个地方待太久，尽快提问，然后离开，因为当局其实一直在旁严密监视。我没有忘记这些指示，因此我建议我们去他们夫妻最近租来的住家再谈。我们从一间便利商店和一家小米手机店之间穿过，进入住宅区，迎目所见房舍肮髒低矮。

　　我们爬了三段楼梯，裡面光线阴暗，我一直在怀疑有没有人在跟踪我们。我着急地想说，三段楼梯有一段的梯转台其实很适合拦查像我这样迷路的外国记者。我这次来採访有带笔电出门。事先就有人提醒我不要，因为很可能会被警察抓到。我是不是来错了？我们走进一间小住家，空气中浓浓的香菸臭味。她老公在等我们。我不用催他，他就开始诉说他们夫妇的遭遇。他说，在阴雨绵绵的一月，有一天地方官员找来的流氓打断了他的手脚，他才明白原来官员是真的要霸占他的土地。

　　他小头小脸，用着平淡的口气说：「地方政府常常和房地产公司勾结来赶人。流氓打人的时候，警察和官员都在场，但就是不出手阻止那些流氓。我受伤之后没办法工作。我太太卖鸡鸭赚钱，后来禽流感一来，也没办法卖了。不过他们不管这些。他们只管搞钱。中央政府当然不希望城市化害我们生活水平降低，但实际上就是降低了。」34土地改革如果要成功，最大的障碍就在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始终还是以卖地为操作方法，而且常常获得赠金、暗盘交易等利益。由于中国中央政府反对土地私有化的意识形态偏见，它至今无法为地方找出其他充足财源，同时全国土地买卖的相关岁入已经高达一年约一兆美元35。

　　（这一兆美元大部分都进了市、镇政府，进入村级单位的很少。）美国西雅图非营利的农业发展研究所（Landesa）二○一一年所做一项研究结果显示，全中国的农村有百分之四十的农民的土地遭到了徵收，政府给付的赔偿金仅仅聊胜于无。36世界银行估计，二十年来，中国的农村人口因其土地收益上的损失，总共短收两兆元人民币（三千两百一十亿三千四百万美元），约占中国二○一三年GDP的百分之四。（有人说应该远远不止）

　　根据伦敦的「国际特赦组织」（Amnesty International）二○一三年发表的「坚守家园：中国成千上万农民面对暴力徵地拆迁」（StandingTheir Ground: Thousands Face Violent Eviction in China）这一份报告，农民若是抗拒徵收，常常遭到殴打，甚至发生更严重的案情；二○○九至二○一一年全年之间，至少有四十一名农人为抗议土地强制徵收而点火自焚。更悲惨的一个事件是，二○一四年秋天，云南省会昆明城外一个农村有八个人为了土地徵收问题斗殴致死。官方媒体报导说，这八个人当中有四个是工地工人，被当地农民绑起来放火烧死。

　　美国大使馆前的抗议

　　我从中国西南回来大约半年之后，一个寒冷的冬日上午在北京遇见了几十名农民从重庆来到北京抗议。他们很悲伤。他们的故事其实还是一样：地方官员把他们赶走，在他们的土地上建造大楼。绝望之馀，他们来到首都准备放手一搏，到美国大使馆前示威。他们有一个跟我解释说，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任期即将届满，回返美国，他一定可以请求美国总统欧巴马帮助我们。他们认为欧巴马依然是世界上提倡民主和人权的一国领袖。

　　这些农民年龄大部分在五、六十岁之间。他们那种松垮不合身的穿着，在北京这个中国都城很不合宜。那一天，美国大使馆外如同往常一样，排着长长的人龙，都是要申请美国签证的。这些农民藉由这一条人龙的掩护，熘到了大使馆大门的岗哨前面。大使馆的岗哨是灰色的，看起来很像掩体，是二○○八年北京奥运举行前建造的。他们慢慢往大门接近，突然每个人都把手上的牌子挂在自己身上，开始抗议行动。他们的牌子上写着大大的「冤」。他们对天挥拳，喊着：「还我土地！」众人在旁围观，一脸惊奇模样。

　　身着橄榄绿夹克、头戴毛线帽的年轻警卫，配合穿着制服的警察，很快就把这些示威者团团围住，拉扯他们手裡的牌子，驱赶他们。但是最让人惊奇的是，这些农民一点都不害怕。他们喊着：「要脸不要脸？」这一群临时纠合的农民绝对不是八十七年前毛泽东夸赞的那一股「大风」，但是那时候我看着他们和威权当局誓死对抗，心裡开始明白共产党在乡村将会遭遇巨大的挑战。

　　空巢村的老人

　　蓝白两色的高速火车像蛇一般驶入石家庄火车站月台。它行动像蛇，那它有没有毒呢？它的车头灯穿透了淡褐色的晨雾。乘客成群结队走进幽暗的车站巨大的水泥量体裡面。这一尾蛇大约每隔半个小时就进出一次，在全国各地如斯反复吞吐着人群，乡村中国人就这样来回他们的农村，或是去到各地的灰色工厂、工地。

　　太行山在河北省会石家庄西境高高耸起，但是却笼罩在二氧化硫、氮氢化物、臭氧的恶臭云雾当中。这些化学废气是河北省的玻璃厂、水泥厂、钢铁工厂排放的；39情况到了冬季会更严重。我们今天在石家庄这裡呼吸的空气含有大量最致命的微小粒子，微粒直径小于二点五微米；空气品质突破了每一立方公尺五百微粒子的上限。美国大使馆有一次在推特上面说这种空气品质「糟糕的不可思议」（crazy bad）。即使你离开城市，离开那些髒乱的农村，这种烟雾，或说「雾霾」，照样如影随形缠着你。那些雾霾笼罩着山岭，飘荡在沾满泥灰的树木之间，看起来不像是本地该有的东西。农村本身就贫穷、偏远，找不到工作，这些你都认了，但至少不是应该要有新鲜的空气吗？

　　上圩里像个废村。瞄一眼村裡那长长的泥土路，最多你只会看到老人包在褪色的蓝外套裡面，拄着拐杖，偶尔从路角一闪而过。村子裡感觉不到什麽生气，只有农家屋顶上的粮仓挂着几串黄玉米。那种粮仓用铁丝网围成圆圈构成，直经约一公尺、高两公尺多。上圩里村和炳花村，和中国成千上万个农村一样，都是「空巢村」 ── 意指年轻人都离家外出工作，村子裡只剩下老人和小孩子，由老人来带小孩这样的情形。像上圩里，理论上这裡有三百户人家、一千两百个村民，但实际上大部分人都不在家，真的住在村子裡的只有几百人，绝大多数都是老人、小孩。

　　董祥祝，六十九岁，坐在她家门口外面一张木凳子上，呆视着自家前院。她一张长脸红通通的，是中国北方人常有的一种脸相。

　　她一辈子不曾裡离开这个偏远的村子，然而她的神情却有一种看尽世事的沧桑感。突然看到外国人出现，而且还是村子第一次有外国人出现，她却若无其事。她一边拍打着膝盖，一边回答我说：「现在这裡是什麽人在住？就小孩子啊！还有我们这些老人，要小心不要生病，才能下田干活。但是我现在也没有办法了！」我们继续聊着，她还是一直在拍膝盖，好像在处罚她的关节炎似的。她的女儿在石家庄一家网路金融公司做事，她告诉我说这裡的老人长年在田裡劳作，普遍都患有关节炎。绝大部分村子的老人都一样。他们常常一辈子种田，种到七十多岁或是种不动了为止。董祥祝的老公，今年七十岁的高秋尼插话说：

　　「我还可以种小麦、玉米。」40

　　院子裡一隻红黄羽毛丰美的公鸡一边啄着地面，一边啜一口旁边盆子裡的水；每啜一口，就把头抬得高高的，把水嚥下去，活像在喝酒。

　　屋旁猪舍跑出一头猪，一边尖叫，一边乱冲乱撞，高秋尼挥着棍子把牠赶了回去。这些牲畜除了宰来吃之外，要是养得好，有时候还可以卖钱，贴补家用。院子地上晒着花生、地瓜，架子上挂着绿豆做的粉条；这些东西除了补充小麦、玉米主食之外，另外还可以「补充」他们的收入。

　　中国的老人现在占全部人口的百分之十七，到二○五○年时将增长为三分之一，花费巨大的医疗健康成本，造成严重社会负担。但是比较不为人所知的一面是，这种情势对上圩里这一类的农村是最不利的。因为年轻人离开农村的关係，人口老化速度在乡村比城市快三点二倍。中国现在的「城市外」人口，年龄六十五岁以上的有八千万人，占全国老人数约五分之三41。和城市老人比较起来，农村老人比较容易身体失能42，罹患高血压、呼吸系统疾病但未治疗的机率也比较高。

　　农村老人忧鬱症问题也越来越严重，自杀率是城市老人的三倍 。

　　他们的子女通常都住在远方城市，无法经常来探望他们；这也让他们比较容易出事。根据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苏国夏（译音）所说，乡村老人有五分之一所得落在官方贫穷线之下，比例比城市老人高了许多；百分之四十因为家人生病而陷入贫困。结果，除非必要，病患家属往往不愿让病患就医。香港科技大学经济学家亚伯特．帕克（Albert Park）说：「在中国农村，老人就连健康不佳，受到的医疗照护一样比较少。」董祥祝说：「受得了痛，就不上医院，太贵了。」莫路波图凉快，穿着橘色衬衫、卡其色短裤，坐在他家起居室的沙发椅上，倾身向前，不想让背部贴着那硬硬的椅背。我们谈论着他炳花村家裡的两老，他屁股老是在椅面上移来移去。「我们曾经有两三次把他们带来这裡，但是他们不习惯这裡的生活。没有人可以讲话，就算有，也听不懂他们的话。我母亲待在这裡最久的一次是六个月。那次是我生女儿，她来照顾我女儿。

　　「我帮他们在炳花村盖了新房子，他们现在老了，要回原来的家，爬山爬不动了，我就帮他们在溪边盖了这一间屋子，让他们生活容易一点。」路波皱着眉头说：「我要是可以住在荔波，他们老了我就不用担心，需要探望他们的时候，随时都可以去。我们的村子是不是比这裡好？我真想回家，可是那裡没有事做。我现在四十一岁，要退休还早！」他说着说着，脸上终于露出一点笑容。

　　那一天晚上，我们跑去他们家附近一间湖南餐馆吃饭。饭桌上我们讨论到他如果继续留在长安镇，远离家乡的父母，这在传统中国文化中将是个禁忌；中国人的传统观念认为长子理当奉养父母，甚至应该要和父母同住才对。路波的太太在旁边一边听一边抿着嘴笑。显然他们夫妻以前就讨论过这个问题。我问她会不会想搬回农村住，她马上用力摇着头，回答说不：「他们老是吃火锅，我不习惯。我们河南人吃麵。」她的家乡在河南省。但是除了三餐吃什麽的问题，她对炳花村显然还另有顾虑。我还记得路波的妈妈曾经埋怨说她媳妇那一身大花洋装及一脸浓妆和当地村民格格不入；她不喜欢农村生活，而且还要她丈夫提早回长安镇。路波说：「我喜欢乡村生活，很舒服，但是也很难。因为买东西很不方便。孩子也要上学，有时候生病还要看医生。这些在那裡没有一样可以。」

　　第四章

　　政权的打压

　　我们的专政，叫做以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

　　──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

　　之前，我们都在玩猫捉老鼠游戏。

　　── 耐吉供应商，世乔服装公司总经理彼得潘在颓糜的椰子树和几座巨大的玩具、电子、纺织厂厂房之间，座落一栋水泥楼房，它的牆壁早早就沾满了汙物，从阴暗的楼梯走上二楼就是番禺打工仔服务部所在。二○○五年春季一天早上，服务部来了几十名农民工，四散在这沉闷的室内，有的在打乒乓球，有的在下棋，有的静静地在看漫画，看《中国律师》、《城市青年》杂誌。书架上面摆着各种册子，有一本是说明中国共产党党员资格的小册子，与之并列的是美国国务院发行的《民主议题》论集。服务部牆壁上挂着广东省地图、世界地图、劳工上课受训的照片，还贴着两幅标语，说「读书可以致富」、「知识改变命运」。

　　罗光復刚刚上完十二小时的大夜班就跑来这裡上课，学习中国新颁定的劳动法规。这个一脸严肃的年轻人今年二十七岁，来自重庆农村，在番禺一间纺织厂操作织布机。番禺位于广东省会广州的东南方。平常下班之后是他的睡眠时间，但是今天他还是跑来上课。课程由服务处的一名志工讲授。这个服务处的志工本身全都是农民工。罗光復很渴望学习。他说：「劳工要是不懂中国的劳动法，他麻烦就大了。要是工厂给我们的薪水太低，我们就可以用劳动法对抗。」1服务处主任曾飞洋，三十岁，来自广东省北部多山地带一个贫穷的市镇，当过公务员、律师。他说：「现在劳工懂得自己权利的越来越多；这真是值得高兴的事情。」他留着小平头，大眼镜镜框上方两道浓眉。「我们一九九八年创立时，还是最早的组织。现在NGO就多了。」他的服务处也替锐跑（Reebok）等公司做劳工训练，赚了一些钱。2劳工只是党的棋子

　　二十一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国的劳工从工厂密集的广东省开始觉醒自己的权利。二○○一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外国投资客开始如潮水般涌入中国，越来越多人受雇于和中国政府无关的工厂、工地。工人从一批新近来自台湾、香港、欧美的老闆发现原来薪资、工作时数、工安等基本劳动条件和以前可以有这麽大的差别，之前那种劳动条件突然改变了。以前，城市、国有企业、乡村、公社那一套钜细靡遗的人事管理办法决定了职业的每一环节，也决定人生基本的选择──

　　譬如何时要生小孩子 ── 甚至连避孕药也是由老闆发放。但是这一切都结束了。以前党担任的是「照管者」的角色。它为城市劳工提供住房、医疗、教育等福利。因为这样的好处，所以大家都说这一套制度叫「铁饭碗」。但是党后来开始调整这样的角色，于是开始出现一种很粗暴的资本主义，只要工人的血汗，不关心工人其他事情。所以工人便面临一个由不得你的选择：工厂提供的劳动条件不管多差都得接受，然后卑微地利用现有任何手段要求老闆给予良好待遇。

　　农民工离乡背井，也远离（至少在公文、书面上）代表他们的地方官员，自然最难以承受这种制度之害。地方党部官员也许会拿钱支助村裡妇女「健康分娩」或者村民年度外出旅游，但是自己村裡农民一旦到了城裡，他们就没有什麽可以使力之处。譬如，我曾经在炳花村内一处牆壁上看到一面红色公告牌，上面是捐款贊助二○一六年村内中秋节聚餐宴席诸位人士的芳名录。其中，莫路春的弟弟莫路顺贊助三千元，是芳名录当中七十六人裡面贊助最多的。莫路顺在党内职位升迁很快，现在已奉调到贵阳做事。我在村子裡的一处宣传共产党消息的亭子看到一张他的照片，照片中的他在对来访的省财政指导员致意，照片上面还有「领导关爱启事」六个字。但是对于离开贵州，在外地工作的莫姓亲族而言，有个在党内得意的亲戚并没有什麽意义。中国劳工，只要一离开家乡，国家立即对他们视而不见。

　　对于劳动阶级如此冷漠，相较于之前中国革命时共产党对工人的态度，真是莫大的转变。优秀的共产党员都明白无产阶级会在国家的转变上扮演关键角色：毛泽东从一开始就知道这一点。那个时候，共产党总是在政治宣传中宣告工人是「国家的主人」。一九二六年三月，毛泽东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其中写道：「工业无产阶级人数虽不多，却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3二十三年后，中国在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建国。毛泽东于数年后的一九五七年二月又写说，中国这个国家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4一九一九至一九二一年间，中国曾经把一千六百名年轻人送到法国勤工俭学预备学校学习，邓小平也是其中一员。他曾经在那裡的铁工厂做工，也做过纸花、橡胶鞋子，对劳工生活有过第一手体验5。革命之后，中国的新领导向苏联的共产党信徒学习，也在中国建立了一个传统，亦即定期推举「劳动模范」，宣扬其事蹟，用意是告诉人民说，共和国的人民要做党的好僕人。对于在中国长大的无数孩子而言，一九七○年代最令人感念的「劳动模范」莫过于北京的张秉贵了。张秉贵在百货公司卖糖果，最为人所知的就是他不用秤子，客人要多少重量的糖果，他一抓就准（「一抓准，一口清，一团火」）。

　　一九四九年以前，共产党在城市进行地下活动的策略，主要的部分就是在上海等城市动员工人搞罢工。这个策略至少有一部分是成功的；共产党员利用工人的抗议活动，把中国几个城市从政敌国民党手中「解放」了出来。然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后，这种情况却开始产生变化。毛泽东师法史达林的「大推进」政策，开始着重于工业化发展，尤其更要发展重工业；这一来，让听话的劳动力备便妥当就变成了紧要因素。所以从此工人不可以再罢工，每一名工人都由他的雇主 ── 也就是他所属的「单位」 ── 看管。城市之外，乡村工人拥有的权利永远比不上城市国有企业的工人。毛泽东死后，经济改革开始，工人又开始变得很重要，但是主要的原因却是因为他们是国内外投资者廉价的劳动力来源。

　　「农夫」是个髒字

　　今天，中国的劳动阶级绝大部分是由农民工组成，但是中国社会却很看不起他们。有时候偶尔有些人虚情假意流露一点怜悯，但是绝大多数城市人对农民工只有鄙夷、憎恨。因为农民工是「外地人」，所以时常成为代罪羔羊，城市人对于道路壅塞、物价高涨、各类偷鸡摸狗的轻微犯罪，凡事都怪罪农民工。今天的中国，说人「农民！」是很看不起人的，是在骂人、捉弄人。儘管工人在党的宣传当中还是很重要，每一年在中国的娱乐兼宣传大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节联欢晚会」的演出都是要角，而且党仍然公开宣告他们那个由国家控制的工会很重要，可以保障工人的权益，但实际情形其实不然；党还是希望他们听话，乖乖当二等公民。

　　党已经不再「保护」工人，但还是运用一些措施让他们继续当意识形态道具。党已经不再钜细靡遗地管理工人的生活，但是有建立一个法令架构来规范一些新的老闆，让他们不要太亏待劳工。这有一部分是为了要防止社会动乱。中国共产党採纳劳动法之后，一直到一九九四年才突然开始实施，但大部分局限于规范工作时数、薪资问题。二十一世纪开始之后没几年，中国于二○○一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外国投资越来越多，中国官员也开始认真管理起那些外籍老闆的人力资源实务。

　　当局首先于二○○一年十月开始宣导一部职业伤病法令，八个月之后又颁布了劳工安全法令。在这一切的同时，由于国有媒体持续宣导新法令的重要性，国际舆论也越来越关切血汗工厂问题，大学裡的劳动及法律学者、工人自修而成的律师受到了鼓舞，开始在很多新成立的NGO对工人讲授劳工权益。

　　政策与对策

　　但是很多工人后来发现，光是有严格法规还是不够，必须要能够有效执行才有用。可以想见，新的工厂老闆总是尽量规避法规，因为採取新的做法都会增加成本。面对严格法令规定，他们开始鑽法律漏洞，继续压榨劳工。这样想尽办法，目标只有一个，就是保持原有的利润。后来，针对耐吉、沃尔玛等大公司的反血汗工厂运动起来之后，这些跨国公司开始要求他们的供应链厂商必须遵守新的法规。他们都怕劳动丑闻会影响他们的股价。于是中国开始出现一种产值颇巨的产业，亦即由一些国际品牌、零售商雇用的稽核公司，负责检查其供应商的工时、薪资等问题。像Cal Safety Compliance，法国的Bureau Veritas，瑞士的SGS都是这一类公司。他们带领当地雇请的团队前进各个工厂，检查各家工厂是否遵守新的法规与公司行为规范。

　　然而，这一种新兴的稽核产业厂商之间却缺乏横向联繫、协调，弄到每一个品牌或零售商似乎都比较关心维护自己的声誉，而不是真的制定可行的改善程序，让供应商愿意遵守。有些大工厂，一个厂就生产多个品牌或零售商的商品，就会变成需要遵守几种彼此互相冲突的行为法规，有时候几乎每天都要接待检查团队。检查团队一来，免不了都会要求巡检厂房，查看薪资纪录，找经理、工人来问话。公平劳动协会（Fair Labor Association）的奥瑞特．凡．西厄登（Auret van Heerden）说：「麦当劳、迪士尼、沃尔玛每一年都要接受几千次各公司自行其是的稽核。」西厄登留着一头长发，有「咖啡瘾」，以前在南非是反隔离政策运动人士。他说，各家工厂的那些经理「已经对稽核很疲乏」。6自然，各家工厂很快就开始懂得和这一套新制度玩游戏。他们会製作几本帐簿，一本给税务稽查员看，一本给稽核公司看，正确的帐簿给自己看。另外他们还有一套巧妙的方法，把压榨劳工的丑事掩蔽起来，并且常常贿赂检查员。广州一家纺织出口公司有一份给管理员看的「指引」，要他们碰到有人来稽核时，「先通知未成年实习工、未成年全职工、无身分证员工从后门离开厂房，要他们不要在宿舍区逗留，然后马上要求接待员备便所有相关文件。」这一份指引同时还要求工人这时候要戴上口罩、耳机。7

　　深圳的这一条街道人车杂沓，从外面看，你很难从从其中找出这一间小玩具工厂。我们穿过一间肮髒的会议室，来到工厂的一楼。会议室平常作为接待买家用。工厂一楼通风不良，空气中满是油漆气味。女工在压铸模具前弯着身子，小心翼翼地往白雪公主、灰姑娘、迪士尼公主娃娃身上喷油漆。我跟着一间美国大零售商的稽核经理跑来这裡，他做这一行已经很多年了。有鑑于所谓的「突击检查」现在已经司空见惯，而且有些大品牌也开始对一些搞怪的企业视而不见，所以他现在带我来看看所谓「稽核」到底是怎麽一回事。一名中国籍经理陪同我们做检查，他显然很紧张，因为我们半个小时之前才通知他要来。我们巡查厂房时，他一直催我们快一点。我们看到有一扇门不只关起来，还锁住。

　　问他那裡面有什麽东西，他起先一直说没有什麽重要的东西，但是在我们坚持之下，他只好拿出钥匙把门打开。原来这裡也是工厂，裡面有一群女工在做事，其中几个看起来不足十六岁。违法。我们进去的时候，有个女工连忙跳起来躲到几个女工后面。工厂经理很着急，承认这裡面一直藏着一些违规情节最严重的工人。

　　世乔服装公司的总经理彼得潘说：「之前，我们都在玩猫捉老鼠游戏。」世乔破旧的厂房位于广州番禺一片芒果树林和稻田之间，在前面所说那间深圳的玩具厂西北方约两小时车程之处。世乔专为耐吉製作运动服，员工六百人，每天在厂房裡操作缝纫机、熨斗，製造运动服、短裤。满腹委屈的彼得潘说，上次被耐吉查到违规之后，他们做了一次整顿。「不管改善什麽东西，都会增加成本。」这会使公司更不容易付加班费。平日每天八小时以外加班的加班费以一倍半计算，週六、日及假日加班费以两到三倍计算。他抱怨说：「（耐吉的）价格从来没有调升过一毛钱，但是要遵守劳动法规，一定会增加成本。」8

       交易的破局

　　然而，官员表面上要求厂商遵守新的法规，可是其实他们自己也是三心两意。在地方上，政府官员不想让投资者难过，因为他们毕竟带来了税收和就业机会。其实就连北京的高层决策官员也都知道，目前这种又髒又廉价的劳动力是中国经济持续成长的关键。各大品牌商则是比较关心藉由执行稽核才能在出事时撇清责任，并没有真的多期待供应商改变做法。如今工人已经从原先的革命先锋变成了工业经济的螺丝，工人至少在原则上应该要默默接受这一点才对。新的法规应该可以防止最严重的压榨情事，但是工人不可以对外张扬。

　　认命的工人有助于维繫党和城内人所做的交易，那就是，让你所得增加，但是我要更加限制人权，禁止人民公开批评中国领导阶层。听话的工人曾经协助毛泽东进行中国的工业化，现在，他们卑微的身分则是快速推升经济成长，提高新中产阶级城市人生活水平的必需品。以前我刚刚认识莫文吉不久，他曾经告诉我说他小时候父亲就死了，那时候他父亲正在参与一项水坝建筑计画。文吉没有责怪什麽人，只认为失去父亲是他这种中国乡下穷人注定的命运。他只说了一句：「他工作太累了，才会死掉。」这种听天由命的态度就是共产党要的。9问题在于，现在工人也越来越不听话了。这种变化，部分原因来自于人口组成的变动。世界各国的企业本来一直很羡慕中国有那简直是「无穷」的劳工可资运用，但是这种情形在二○○五年突然反转，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的工业区开始出现严重缺工现象。这有一部分是一胎化政策造成的结果。一胎化政策确实大大降低了中国人的生育率。不过还有一部分原因却是需求遽增，也就是进入中国的製造商越来越多，不断集中，其中包括在两个三角洲以外地区设立工厂，这些製造厂全部都在竞逐农民工。这就表示工人开始能够有所选择，薪资过低就换工作。以前去工厂上班要把身分证交给厂方，形同变成老闆的囚犯，这样的时代如今已经结束；为了吸引劳工，留住工人，各厂也相继开始改善工人的劳动条件与生活环境。

　　新一代的劳工

　　除了经济环境已经从始终有利于资本家转变成对劳工较为平衡，新一代八○后出生的民工也已经和他们的父母不一样了。新一代的民工有手机，会上网，显然比较了解自己应该拥有什麽权利。他们的教育程度比较高，找工作时想的是要找自己喜欢的工作，而不是想赚钱寄回去给家乡的父母。最重要的是，他们对中国多如牛毛的劳动法规知之甚详，而且会运用。春季的一天，在他朋友所租的深圳的一间房子裡，庆永志（译音）说：「想要出来做工，重要的是要很了解法规。」庆永志一九八四年在贵州毕节出生，现在深圳一家日商公司做手工艺扇子。毕节这个市后来曾经发生数名「留守儿童」的意外，死在垃圾箱子裡的悲惨事件，全国皆知。「我父亲那一代认为法律是给资本家用的，不是给工人用的。」10

　　劳工运动推动者也开始在形成一股新兴的力量。他们现在已经不止于为民工讲解劳动法规，而且还进一步鼓励民工採取行动。他们教导民工集体谈判技巧，并且尝试影响政策。在世纪交接的前后几年，全中国只有十几名劳动法倡议者。不出十几年，中国现在已经有大约八十个劳权团体。以前那些劳动法倡议者包括重庆出生的周立太，广东番禺的曾飞洋等人；周立太是无牌「赤脚律师」，多次代表工人要求工商赔偿。

　　现在的几十个劳权团体，大约有一半分布在北京、上海、重庆、广东等地，他们在中国日益强大的劳工运动中越来越居于关键角色。11张治儒是这些劳工运动家当中的一个。他现在自己在深圳设立了一间小小的办公室，叫做「春风劳动争议服务处」（「春风」这个名字带有希望新中国开放的意思）。他出生于华中湖南乡下的洞口县，十五岁那一年中学读到一半不读了，跑到东莞一间鞋厂做工；这是他的第一份工作。之后他开始自己研读劳动法规。二○一一年秋，他决定竞选深圳全国人大代表，想要为深圳的数百万农民工服务。对于相关官员而言，全国人大长久以来一直只是橡皮图章，现在他想参选，当局很不爽快。

　　首先就有当地的警察上门，警告说他有可能因为「破坏」选举而遭到逮捕。接着，干部又发布新的规定，让他这个没有当地「户口」的人没有办法参选。张治儒因而退出选举。12

　　参选事件后半年，我和他第一次在深圳一家餐厅见面。这一家餐厅位于深圳市郊的工厂区内，客人很多。我们谈到了厂商最近新发明的手法「临时工」。临时工在这裡叫做「派遣工」。我后来比较了解他以后，就发现他总是很冷静，不管处在什麽样的环境，他都可以马上和你聊起劳工权利。他问我说：「我有个小小的问题，那就是，我们服务处是要要求改善临时工的条件，还是应该要求完全禁止派遣工？」当时餐厅客满，很吵闹，我并不确定他是不是真的要我回答。13法律管不到的派遣

　　当时各家工厂雇用派遣工的情形已经很普遍，所以他的问题显得有点多馀。中国于二○○八年一月一日开始实施劳动合同法，加强了「加班」方面的规定，并且强制资方实行社福给付。这将使工厂的成本增加三分之一以上。不过这一部劳动合同法有个漏洞，就是不管「派遣工」。因此地方政府一开始执行劳动合同法，各家公司就开始把全职工换成派遣工。根据某一方面估计的数字，劳动合同法开始实施之后，到了二○一二年，全中国派遣工数量已经达到六千万人，是合同法刚开始实施的三倍。依赖派遣工的情形不只在小型出口工厂很普遍，就是最大的国有企业也一样；中国石油天然气公司、中国银行，还有很多跨国公司都有这种事情。禾众基金会网络（Solidaridad Network）是荷兰一家驻在中国的非营利组织，其宗旨是改善工厂的工作条件。该基金会的中国总监马瑛说：「工厂老闆都很聪明。他们要是认为劳动合同看起来实在很花钱，一定会另外想办法规避 ── 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我看过很多工厂都是以前雇用达一千名全职员工，现在只剩下销售部门雇用五十个。」14

　　东莞南城区有一个地方，面积广达数英亩，在众人口中叫做「诺基亚生活区」，区内街上有一些平价餐厅、手机店、药房。要知道自己来到了「诺基亚生活区」，第一个线索就是你会看到很多十几二十岁的年轻人，个个都穿着诺基亚白底蓝字衬衫。诺基亚全球各地公司的员工都穿这种衬衫。这裡巨大的手机製造厂雇用了足足一万名民工，这些年轻人只是其中一部分。但是，他们虽然穿着诺基亚衬衫，其实只有少数几个是真的诺基亚员工，其馀的都是劳动派遣公司派来的派遣工。梁兵说，这表示他们和诺基亚的正职劳工同工不同酬，领到的薪水只有后者的四分之三、没有红利、不能入住厂裡的宿舍、不能参加工会，常常被管理人员欺负。梁兵今年二十岁，在湖南省长大。二○一二年初一个温暖的晚上，我和他们五名工人在他们厂外几分钟脚程的一家咖啡馆聊天。他估计，他的同事真正属于诺基亚员工的，不到三分之一。「诺基亚只想省钱，逃避责任。我们只是任它压榨的劳力。」15但是诺基亚说他们最近一次稽核东莞厂，发现东莞厂「乾淨，管理适当，尊重员工，没有歧视。」但是问他契约工在所有工人裡面占比多少，他却不肯说。16

　　东北大罢工

　　一九九○年代末、二○○○年代初，中国政府大量裁撤国有企业之后，东北爆发了改革开放时代中国第一桩工人大规模抗议。二○○二年春，大庆和辽阳这两个工业城市开始有成千上万的工人出来示威。大庆在黑龙江省，因其巨大的石油储存量而变得很重要。辽阳在辽宁省，是钢铁、铁合金生产基地。这两个城市最初都是日本人在一九三○年代发展出来的。示威发生的那段时间，从省会渖阳通往辽阳的公路一路上都有警察在监视。三月下旬一天晚上，我搭乘计程车，在同情示威工人的计程车司机协助之下，熘进了这个煤烟瀰漫的城市。工厂倒闭之后，这些工人失去了工作，厂方又欠薪未发。我坐在后座，司机丢给我一顶棒球帽，说：「戴着。我们已经接近检查哨，等一下你要坐矮一点。」我戴上棒球帽盖住头发，帽簷遮住脸部，缩着身子，假装在睡觉。检查哨的警察在打瞌睡，只挥了一下手就让我们过去了。我们继续往辽阳前进。

　　在中国的这个「铁鏽带」发生规模这麽大的抗议事件，北京的中央政府吓到了。但是它却是以精心策画的策略给予铁腕回应。这些策略包括找出抗议活动筹画人，予以重刑惩罚，藉此吓阻未来的抗议运动人士；谴责地方官员没有适时排解双方纷争；丢一点钱给抗议群众，聊表安慰之意。这样的手法后来都依样画葫芦，用在无数抗议事件之上。在辽阳市，两个带头的人分别以「颠复」罪名遭判七年和四年徒刑。17当地报纸报导说，十三名官员以贪腐获罪，「将会」予以惩罚。另外根据当地报纸报导，抗议的工人拿到了一半之前工厂积欠的薪资，并且获得日后领取失业救济金或退休金的承诺。这些做法都是为了在事态始发之时立即扑灭火苗，以防各厂工人甚至整个地区工人开始串联。中国官员知道之前东欧等地发生劳工示威运动的后果，引为前车之鑑。18有一天晚上，香港职工会联盟秘书长李卓人告诉我说：「中国政权很怕之前波兰团结工联的经验进入中国。」我们在当时香港立法会所在那一栋白色花岗石大楼碰面。19那一栋壮观的大楼是英国在港时代建造的。李卓人一九五七年出生于上海。天安门事件发生时，他跑去北京支持那些学生、工人，后来就一直被禁止再进入中国。

　　但是，中国的国有经济在寒冷的东北地区引发第一波示威抗议之时，中国并没有出现一位「华勒沙」来领导工人运动。事件的结果证明党为了整顿旧经济大量资遣工人相当成功。一些中年劳工在这一波资遣当中被迫提早退休。有的人在民营公司另外找到了工作，但往往是低薪的工作；在中国这叫做「下海」。劳工运动真正在中国引发严重后果，造成社会动盪的，是后来发生在广东的农民工抗议运动；这个地方，距离中国东北足足有两千三百公里远。

　　王侃是劳工专家，北京中国产业关係研究所（现已改为中国劳动关係学院）教授。他好学不倦、温文儒雅的谈吐和他研究的领域很不搭嘎。他研究的是中国劳工和工厂老闆之间冲突频生的关係。我们通常会在一家韩国人开的咖啡厅碰面。我们开始聊没多久，我就了解到他最近的研究发掘出很多「劳工抗议」方面的资料。习近平统治下的中国，劳工抗议目前已经迅速成为敏感的课题。近年来，参加过自发性罢工（wildcat strike；指工人自发性的、未经工会同意的罢工）的工人，二○○六年还不到百分之十，到了二○一五年已经上升到百分之四十七点五。同一个时期，寻求由政府管道解决问题的，从百分之六十左右下降到不到一半。王侃说，以前农民工的抗议通常规模都比较小，但现在这种情形已经改变。二○○六年时，参加过十人以上规模罢工的工人不到三分之一，十年之后，这个数字已经上升到百分之九十六，几乎是所有的工人都参加过罢工。同一个时期内，认为罢工时同事的支持效力最强的人，从百分之四十四上升到了百分之六十三，但依赖官方工会的则是从未超过百分之八，到了二○一三年甚至降为「零」。王侃说：「现在工人比较有团体意识。我们问工人为什麽要参加罢工，大部分都回答说他们参加罢工是为了支持同事罢工。之所以会那麽做，是因为以前的经验 ── 曾经目睹罢工或参加罢工的工人越来越多。」20张治儒的「度假」

　　近年来，广东的劳工短缺成了各公司严重的问题。我屡次来这裡採访，大部分时间都在听工厂经理埋怨工资上升，工人流动率太高。不过其中有一次不一样。那一次我要採访的是中国多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罢工。二○一四年四月，因为位于东莞的八间工厂没有发放社福基金，造成四万多民工出来罢工。这八间工厂全部属于裕元集团。裕元是全世界最大的製鞋商，也是耐吉、爱迪达的最大供应商。四年前，离这裡不远的佛山市，也有本田汽车的供应商发生工人罢工；当时公认是新一波劳工权利运动的发端。我那一次南行，除了採访裕元集团工人的罢工事件，另外也想看看当地的劳工NGO扮演的是怎样的角色，因为我已经听说番禺曾飞洋服务处的职工和深圳张治儒春风服务处的职工一直在传授罢工工人谈判技巧。另外还有个小NGO，并没有涉入这次的裕元罢工，但也是一直在协助劳工。这个小NGO由勇敢无畏的吴贵军独自一个人运作。几年前，吴贵军在一家傢俱厂上班时受伤，他跑去医院治疗，却被老闆以「旷职」论处罚款。工人的权益这麽不受尊重，他骇异之馀，开始跑去劳工NGO当志工。后来有一间傢俱厂关闭，但没有发薪资给员工；他带领工人起来罢工，因此坐牢坐了一年。之后因为法院判决说没

　　有证据足以证明他犯罪，他因而获得释放，而且还得到了一笔赔偿金。

　　这是一次很罕见的胜利。他后来用那一笔赔偿金组成了自己的劳工支援团体。21但是，就在我一切准备妥当，即将出发之前，劳工运动圈子裡开始流传一个消息，说政府已经开始镇压这一次罢工。张治儒的同事林东已经以「散播网路谣言」罪名遭到逮捕。但是他其实只是在WeChat的「短信息」服务上贴了一则另外一次罢工的讯息。消息还说春风服务处的负责人张治儒已经被可怕的「国保」 ── 国内安全保卫局 ── 强行带走，下落不明。

　　春风要重新找办公房舍真的很困难。上次和张治儒碰面之后到现在，这两年之间他已经搬了好几次家。警察要是认为谁是作乱者，通常都会要求房主不要把房子租给他。在中国的各个城市，这是警察骚扰人民常见的一种手法（那一年，为了抗议他们又一次被警方驱赶，张治儒后来携同妻小在他们城外的办公室外面进行了他们自己的示威抗议）22。看样子警察已经把张治儒赶到离深圳更远的郊外了。现在，我搭的计程车在一个农民工村落的窄巷裡鑽进鑽出之际，我不禁开始想说，张治儒和我约妥碰面之后的这几天，显然已经遭到绑架。

　　张治儒失踪让人忧心忡忡，但我却因为这样的机会和他新任的副手碰了面。这个年轻人今年才二十出头，个性开朗，充满理想，刚来春风做事不久。他也是农民工之子，在江西省的一个小农村长大。江西多山，毛泽东等革命分子曾经以江西为其基地。这个地方至今还是非常贫穷。他很用功，在全国的大学入学试考到了高分，进入大学就读，也成了贫穷农村青年相当少见的模范。他原来打算大学毕业后进入北京中央党校就读，修习硕士学位。江西当地人解释说，他的成就使他成了村裡的名人。在众亲友 ── 都是农民 ── 的想法当中，他日后将会去政府机关做事。大家都知道，在政府机关做事，就算薪水不多，旁门左道的油水却不少。但是后来他却决定要去深圳的春风任职，村民都非常失望。我和他在春风的会议室谈话，他苦笑着说：「我大学毕业，赚的钱却比很多工人少，他们很多人都很失望。」春风的会议室正对二楼的入口和电梯口。「但是我很了解农民工家庭。我是留守儿童。我从很早就下决心要找有效的方法改变中国农民工受到的不平等待遇。在这裡，我们认为最好的方法就是集体谈判。当初为裕元的事情罢工时，我们就是这样做的。很多工人都相信春风。但是现在政府却抓走了负责人张治儒，还有林东。」他的口气变成很哀伤。

　　他从这一份新的工作很快就学会了应付当局及其粗暴策略的方法。

　　他之前负责在东莞设立春风的第二办公室，那裡比较接近很多目前发生争议的工厂。但是这裡这间办公室设立四个月以来，已经被迫搬了四次家。他说，他没有家累，所以受得了这样的流离变动，但是对张治儒来说，这却非常辛苦。他有老婆，有孩子，还有个老母和他们同住。他说：「我们到哪裡都有人跟踪，不是警察，是一些受雇来监视我们的人。然后还有国保。国保找我们谈话，还告诉我同事说你要是继续在春风做事，你在东莞就没有家了。不只是你 ── 你妈妈，你孩子，连你妹妹一家人，都要搬走。那一天晚上我们都哭了。我觉得他们真的很卑鄙。他们说我前途光明，不需要做这种工作。他们警告我要谨慎选择工作和生活方式。你不希望做事情会后悔。他们还告诉我说张先生在做非法的事情，但是却披着法律的外衣骗人。我要求他们拿出证据。我告诉他们说，只要你有证据，我一定会反对他。我本人就会和他对抗。但是他们拿不出来。」十二月十日张治儒对他说要放弃设立东莞办公室的计画，他就搬回了深圳。

　　我们聊到了快半夜，还在讨论春风的种种问题，张治儒突然走了进来。他和平日一样，穿着熨烫服贴的白衬衫，一脸坚定的表情。他说：

　　「国保刚刚载我回来。」他边说边把手上提的几包豆腐放下来；那是他买回来要给家人吃的。小伙子很高兴，喊说：「志儒，你回来了！」然后打手机给张治儒的老婆，要她马上从楼上的住家下楼来。张治儒现在在「度假」。中国的公安如果想要某个人噤声，有时候会强行把那个人带走，送到宾馆或是什麽观光景点要他轻松过个几天；这就叫做「度假」。他是前几天被两名公安带走的。这两名公安以前来过春风办公室几次，他早就认识。他们把他送到广州郊外一间旅馆。这个地方，照他用中国人形容风景的常用语来说，「有山有水」，环境优美。他在这裡待了两天两夜。经过第一个晚上，隔天他向他们要求放了他。他们很礼貌的回答说那不可能，并且要他上去「微信」发个简讯说他这几天在度假。他愤愤不平地说：「我在中国最大的一次罢工期间跑去度假？我怎麽会干这种事情？我不会发这种简讯。」到了第二天下午，他们突然告诉他说可以回家了。他们开车载他南下，三小时之后回到了深圳。接着就是我们在半夜时分碰面了。他说：「他们花了很多时间要我不要帮裕元的工人，但是我告诉他们我没有做错什麽事，我其实是在协助解决罢工。」23

　　裕元罢工现场

　　两天之后阴雨的下午，我启程前往东莞高埗。东江河畔裕元巨大的厂区看起来已显老旧，区内总共有八间製鞋厂。东江是珠江由东而至的支流。我们的厢型车经过一座大门进入厂区。我缩着身体坐在座位上，怕有人看到我。路边停满了黑白两色的警察和武警的绿色厢型车，几辆大巴士裡面坐满了大小官员，在那裡打瞌睡。发亮的树木旁边警察三三两两走来走去，有的腰间挂着自动步枪。我想把车窗摇下来好看清楚外面的情形，才降下来一条缝，看到那些警察，顿时觉得一阵噁心。我提醒自己说，这其实只是常识 ── 我要是摇下车窗，很可能接着就是警察挥手要我们停下来，然后至少就是他们命令我离开，不要再回来。我们的司机说：「让外国人看到这种事情有一点敏感。」他开始紧张了。

　　我们行经一面挂着布条的牆壁，布条上写「YY的工人可以免费上电脑课」。我出声唸了出来，司机轻蔑地说罢工者根本禁止悬挂任何布条，只有说「好消息」的例外。

　　我从纽约皇后区一个中国劳工权益组织那裡拿到了一名裕元工人的姓名和联络资料。这一名工人是四川人，今年二十七岁，在裕元已经做了四年。我这次要来高埗之前有和他电话联繫。他同意和我碰面。但是现在，还不到二十四小时，事情已经有了变化。我们车子进入高埗地区时，我打手机给他，他说：「现在见面谈话不方便。」他的口气很紧张。「当局 ── 警察、武警 ── 看我们看得很紧，不让我们离开厂房。和外人讲话他们一定会抓起来。」我知道这一次通电话之后，我不会再有机会和他讲话，于是我连忙问他为什麽至少当下大部分工人都不罢工了。「因为工厂管理员、地方官员、警察一起在看管工人。我们不管在厂裡做事还是在外面吃饭，都有人看着。前面有人看，后面也有人看，一直不离开。工厂门口也有人看。他们说要是我们不上工，就把我们抓走。但是（北京的）中央政府明明承诺我们会获得适当对待。我们会坚持我们的权利。」他匆匆忙忙说完，就挂了电话。24对付工会的两手策略

　　全中国都听得到他这种说法。人民认为地方政府很腐败，总是和工厂勾结，联手压榨劳工，谋取金钱利益。中央官员远在北京，但肯定是站在工人这一边的。他们要是知道工人受到这种待遇，一定会出面阻止。他们颁订的法律不是说得很清楚吗？但是，这种信心喊话，不管说多少次，始终让我感到悲伤。因为，实际上，北京关心的就是「维稳」，绝对不会放手让工人自行其是。共产党自己就弄了一个工会在处理劳工问题。这个工会叫做「中华全国总工会」，目前会员三亿零两百万人，是全世界最大的工会。有鑑于中国的领导阶层总是执着于既要避免动乱，又要经济快速成长，所以中华全国总工会总是听到劳工运动就皱眉头，而且一定是站在厂方管理部门这一边。

　　这种情形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中华全国总工会创立于一九二五年五月一日，其结构及宗旨都是刻意模彷当时苏联的劳工联盟；所扮演的角色固然有提醒党要关切劳工的意思，但主要的目的完全不在解决工人遭受的委屈，而是把党的指令下达给劳动群众，动员工人进行政治运动。列宁在〈论工会、当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同志的错误〉（ The TradeUnions, the Present Situation and Trotsky’s Mistakes）这篇文章当中说：

　　「没有一些『输送带』把先锋队和先进阶级群众连结起来，再把先进阶级群众和劳动群众连结起来，就无法实现专政。」25确实，党不论是从什麽时候开始真正代表工人，都有一段抑制工会力量的历史。一九五七年，上海的机械、纺织、肥料工厂发生了一连串的罢工事件，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赖若愚在这一波动乱的原因上面和党决裂。有干部说这一波动乱是因为新的一批劳工「幼稚、不纯洁、充满下层阶级意识」。赖若愚却批判工会没有协助工人。一九五七年五月，赖若愚在北京对一批工会干部讲话，说：「工业社会化之后，在很多工人眼中，工会（已经）变得没有用处。」他说工会官员「和企业管理一个鼻孔出气」。不久他就遭到了党的整肃。一九五八年他因肝癌离世，一直到一九七七年才获得平反。26

　　往后的一个时期，包括大约三十年后的天安门六四事件期间，只要有人企图建立独立工会，都会受到严酷的打压。铁路工人韩东方在天安门工、学示威抗议期间带头成立独立工会「北京工人自治联盟」；六四运动遭到镇压之后，他随之获罪，繫狱二十二个月，后因在狱中染患肺结核获得释放27。后来他逃到香港，成立了「中国劳工通讯」机构。中国大陆以外有很多机构会以贊助经费、策略训练等方式支援中国境内的劳工运动，但中国劳工通讯在这一方面扮演的角色可能比其他机构都来得重要。他们就曾经在裕元罢工事件中支援过番禺的春风服务中心。香港秋季的一个下午，我和韩东方在太古广场的万豪酒店碰面。气宇不凡的他边喝着乌龙茶边说：「我们不搞中国的Salidarnosc（团结工联），我们没有要推翻共产党和全国总工会。我们的工会只想为劳工服务。」28

　　但是，北京的共党领导阶层却不是这麽看的。他们长久以来就一直很担心中国的劳工运动会受外力操纵，变形为反党运动，反抗他们的统治。裕元罢工事件落幕之后不到一年，在中国最资深官员的命令之下，共产党就开始全面镇压劳工运动及其推动者。警方审讯了数十名劳工运动成员，要他们不可以再协助工人，很多人遭到逮捕。他们特别点名番禺的春风服务中心，指控春风接受海外支助（春风确实接受过香港中国劳工通讯和美国福特基金会、亚洲基金会的支助）。曾飞洋则是以「破坏公共秩序」罪名被捕。他因为支援一家製鞋厂工人罢工而获得此项罪名。这一间製鞋厂位于番禺，是拉夫劳伦、卡文克莱、Coach的製造

　　商。共产党不只逮捕他，还透过国有媒体对他进行抹黑，说他是有妇之夫，却常常去嫖妓，至少有八个女朋友，还爱和人分享色情影片。二○一五年，中国最高层工会官员李玉赋接受国营媒体《新展望》访问，在访问中说：「充满敌意的外国势力正在加紧渗透，企图破坏工人阶级的团结。」王侃这样子解说：共产党在剷除（工运）老手。目前这些劳工运动成员已经建立了社会网络，共产党要把他们赶走，互解他们的正当性。共产党要把这些作乱的人赶走。29

　　系统性打压独立劳工运动之际，习近平在当年夏季的一次会议中严词批评政府的工会没有尽责维持稳定的工作环境，必须大力整顿。习近平说，包括工会在内，群众组织不可以「和人民有距离」。那一年秋季，中华全国总工会的高层就展开了一项计画，开始全面整顿工会。该计画的目标是二○一六年底以前将工会臃肿的职工从六十八万名全职人员削减百分之四十，另外再重新吸收几百万名工人 ── 包括农民工 ──加入。此外，这项改革计画还呼吁在全国增设数万个服务中心，作为工人休闲娱乐以及受训学习之用。工人可以来中心看电影、上课、学习电脑、劳动法规等多种课程。但是，最重要的，或许是中心可以做各种政宣讨论，严密监视劳工是否有「异心」、骚动。国家新闻机构在该计画的纲要中说，工会必须带领劳动群众接受党的领导。

　　王侃说：「习近平的构想是影响工人的想法，重建『输送带』。但是工会要是发现有麻烦或罢工即将发生，也可以立即通知地方政府和公安，让他们採取行动，予以控制。」30

　　二○一六年十一月上旬的一天，我又来到了番禺。这一天天气晴朗，稍微炎热，距离我第一次来这裡已经有十一年了。上一次来的时候，曾飞洋自豪地带着我参观他的服务中心。那一次我认识了纺织厂工人罗光復。那时候罗光復很急着要弄懂当时刚开始实施的新劳动法规。

　　曾飞洋在牢裡熬了九个月之后，最近自行答辩有罪，认了「破坏公共秩序」罪名，获判三年徒刑，四年缓刑。他另外三名同伙也因同样的罪名遭到判刑。孟晗的情形最突出。他现年五十二岁，之前在医院当警卫，后来加入劳工运动，在曾飞洋这裡做事，现在也是面临「破坏公共秩序」审判。他在番禺区人民法院受审。法院是一栋雄伟的大楼，楼高八层，隔着街道与之面对的却是一排破旧的汽车修理厂。一排盖了一半的高层公寓，院子裡杂草丛生，挂着一面党的政宣布条，上面四个大字写着「公平，正义」。

　　孟晗自从被警察拘留以来，至今将近一年，经常要面对警方的严酷审讯，而常常不让他睡觉。由于他不肯认罪，不肯供出同伙，所以警方也一直不愿意把他交付审判。上个月，他年老的父母家遭到断水，还有流氓用斧头砸坏了他们家的门，他们只好搬家。之后还有国保上门来要他们去说服儿子配合警方审讯。31忍受了几个月巨大的压力，孟晗最后终于屈服认罪，接着就在这个月获判二十一个月徒刑。在他的审判和判决约三个月之前，他告诉律师说：「警方指控我们企图改变中华全国总工会。但是，这个所谓的『工会』有尽到自己的责任吗？当然没有！总工会不但没有解决问题，只会跑出来作秀！我们训练工人，帮助他们保护自己的权利，政府不做的事情我们来做。工会应该属于劳工，为劳工做事。工会不是保护老闆利益的机关。」32

　　同样也是二○一六年，深圳当局早先就已经在逼迫春风停止运作。

　　虽然春风的工作人员当时并没有在坐牢，也不得不放弃劳工组训。张治儒开始跑到外面市场上寻找彷冒品，然后向商业局检举，藉此领取奖金。他的副手开始做白天安亲班，照顾小孩子；小孩子的家长是附近龙华富士康iPhone工厂的员工。龙华富士康六年前因为多名工人相继自杀而恶名远播。这些工人的小孩再长大一些，就必须送回家乡村子裡就学，因为他们在深圳没有「户口」，不得上这裡的公立小学。我上午十点来到这间平价安亲班，外面的天气已经很炎热。安亲班的教室是由一间单房公寓修改而成，是孩子的游戏学习区。张治儒的副手切了一颗冰过的西瓜，西瓜汁流到了桌子上。风扇声音很大，旁边又有小孩子跑来跑去，尖叫呼喊，我们必须大声讲话，彼此才听得见对方在讲什麽。他说：「我去这裡的一个劳工组织找工作，才知道国保已经把我列入黑名单。他们告诉大家不可以雇用我。他们赶走了所有NGO的领导者，组织还在，但是集体谈判这种重要的事情就没办法做，所以今天只好教一些饮食卫生课程。」33

　　他说，我们都不知道接下来中国会怎样，有时候感觉我们好像在倒退，口气很哀伤。他问说我认不认为中国整个政治体制太脆弱，也许撑不久了。我说没有，大部分人还是会接受现在的领导人。他们现在生活比较好过，而且现在中国真正的穷人已经不多。（说到这裡，我突然疑心疑鬼了起来：是警察要他问我这个的吗？他会向警察呈报我们的谈话内容吗？我为什麽要告诉他我在写书？警察会有什麽反应？）但是他不容许我规避答案。他应用他的知识，告诉我说：「按照托克维尔所说，人民会起来不是因为贫穷，而是因为发现别人比我过得好而愤恨不平。

　　你也知道我们的劳工是个大问题。他们觉得新中国遗弃了他们。」

　　第五章

　　机器人是解药还是毒药？

　　腾笼换鸟

　　── 二○○七至二○一二年之广东省委书记汪洋之语，他以这句政宣口号鼓励工厂增设机器人，提高生产量

　　一颗螺丝掉在地上

　　在这个加班的夜晚

　　垂直降落，轻轻一响

　　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就像在此之前

　　某个相同的夜晚

　　有个人掉在地上

　　── 许立志《一颗螺丝掉在地上》。许立志生前是富士康工人，于二○一四年九月跳楼自杀。

　　中午过后，夜车从省城武汉向十堰市出发，当天晚上大部分时间都在湖北东部的江汉平原蛇行。江汉平原是长江和汉水两河冲积而成。穿过江汉平原之后，破晓时分进入崎岖的武当山区。这裡靠湖北省的西北角，地处偏僻，远离人口密集的华东地区，一千多年来一直是讲求宁静致远的道士们安顿之处。武当山现在有九宫、八观、三十六庵堂、七十二岩庙，三十九座桥贯通于峰谷之间，有时候称之为「道教的摇篮」。

　　1不远处有个神农架自然保护区，区内浓林密布，随处可见巉岩峭壁，电影《阿凡达》就是在这裡拍摄的。2

　　上午，火车抵达十堰市。十堰市并不是什麽观光景点、朝觐圣地，但说来奇怪，这个偏远城市却是中国最大的卡车製造基地之一，光从新闻报导常暱称这裡是「汽车城」就可见一斑。山城十堰市位于汉水上游，城内分布了几十家汽车装配厂、零件工厂，是典型中国版的工厂市镇，近百万居民大部分都在东风汽车厂工作或至少是有家人受雇于东风汽车厂。东风汽车厂长久以来一直是中国最大的卡车製造厂，一九六九年建成之后，有个充满社会主义气息的名称，叫做「第二汽车厂」。

　　「汽车城」原来是个小小的山村，只有十户人家。后来，在该国最为专制独裁的年代，因政策使然，才创造了这个「汽车城」。一九五八年，毛泽东和苏联的赫鲁雪夫「闹翻」，苏联对中国取消援助，并且于一九六○年撤回了几千名苏联工程师。这时，随着越战情势升高，中国的领导开始跟着紧张起来，很担心美俄两国会攻打中国。中国的反应是在一九六四年开始实施「三线建设」政策，开始在多山的华西地区大量投资，进行基础建设；其中，第二汽车厂就是主要的代表。这项政策的目标是在保护中国的工业经济，使之不受沿海战争的影响。在实施「三线建设」的七年期间，全中国的投资有三分之一以上是投资在这个政策上面，其规模之大，就是数十年后的「西部大开发」也相形见绌。一九六五年一月，毛泽东对他那些经济计画官员说：「我们必须高度关注三线建设；我们是在买时间对抗帝国主义，对抗修正主义……三线建设中，我们已经开始建设钢铁、武器、机械、化学、石油、铁路基地，要是战争爆发，我们就不用担心。」3

　　一九八八年，政治经济学家白瑞．诺顿（Barry Naughton）写道：

　　「和第二汽车厂有关联的工厂，包括橡胶、轮胎、油漆、培林製造厂，很多都盖在华西的湖北。安康、汉中一直到汉江河畔，也建了很多机械厂。这一个时期是大家最担心可能和苏联打仗的时期，所以很多工厂都盖在狭窄的山谷当中，有的还开凿山洞，盖在山洞裡面。譬如汉中，汉中一带建了五间大机械厂，但是每一间都建在小山谷裡面，所以厂与厂之间运输、交通几乎是不可能。第二汽车厂就分割成二十间大厂房，分别建在东西迤逦达三十二公里的二十个山谷谷口中。这种生产力的分散反映了整个计画中军事方面的考量，建厂位置这样的安排是希望把遭受空袭的损失降到最低。」4此时，整个中国的工厂都移到了偏远的地方，人车难以到达。

　　从二汽到东风

　　但是，二十年后来到改革开放时期，北京的官员却决定要让中国那长久以来一直受到保护的汽车工业摆脱过去。中国的领导阶层开始全面整顿国有企业，把这些大公司归纳为两类，两类整顿的策略不一样。依照「捉大放小」政策，一些属于战略性工业的大公司必须保留，甚至补强，小公司则是合併或宣布破产。第二汽车厂规模仅次于第一汽车厂。

　　第一汽车厂是一九五○年代运用苏联的经费和技术在中国东北建造的。

　　现在官员决定将这第二汽车厂改造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车厂。中国的经济计划官员找来了苗圩。当时的苗圩是个胸怀大志的年轻官员，河北沿海昌黎县人。昌黎离北京很近，在渤海湾旁边，人口五十万不到，是个谋生不易的农业区。但是今天的昌黎，在当地一间国有酒厂以及外来有钱企业家的经营之下，已经成了中国领头的酿酒製酒区；那裡处处散布着乾草丛的砂岩山上也开始有彷法式城堡点缀其间。5北京出生的苗圩二十岁未满就离开了天候乾旱的华北，在文化大革命时代奉派到华南安徽乡下当下岗青年。那个动乱的时代结束之后，中国的大学重新开放，他获得了安徽省素有令誉的合肥工业大学的入学许可。在合肥工大拿到了内燃机学位之后，他开始在当地的国有汽车工厂做事。在那裡，他以心态开放，愿意尝试新观念为人所知。一九九九年，他奉派为第二汽车厂总经理，背负的任务是将这一间长久以来没有什麽竞争力的车厂改造成新改革时代的全国冠军。他发誓，如果他改革失败，他就辞职。最近，这间大车厂改名为「东风」。6四十八岁的苗圩说：「二十年前，这个地方必须保密，外国人根本不许来这裡。」他爱戴无框银丝眼镜，笑口常开。这是二○○三年六月一个晴朗无云的下午，我们在他那间大办公室裡谈话。他那收拾得很整齐的办公桌摆着三具东风卡车模型和一具「阳光」轿车模型。这个阳光轿车是东风卖得最好的客车。他身后的书架摆满了书，包括他收集的中国各大公司的资料，还有他自己写的企业管理论文。「（一九六九年）那时候中国和苏联的关係很紧张。冷战时期，美国一直想要製造争端。

　　所以政府就决定要把设备搬到深山。运输设施和基础建设都不行，地方经济也不发达，这个你今天看还是一样。这也许很荒唐，但是在当时却很有道理。首先，为了备战，你会把你们的工厂隐藏起来；第二，每间工厂都要互相分开。这在今天要做生意就不容易。」7苗圩的重大计画包括东风的转型。目前卡车製产占东风总营业额的四分之三，但他想把重点转移到客车製造，以因应中国当前快速成长的客车市场。以后轿车将在武汉、广州等交通比较方便的地方製造，卡车生产还是留在十堰。东风的货车一开始是做给解放军用的，现在有载重量三吨到三十吨的各种车种，一般都漆成红色或蓝色，卖给全国各地的国营建设公司。十堰市区内青山翠峰之间隐藏着一间工厂，建于一九六九年，和该公司成立于同一年。厂房牆壁上挂着布条，上面写道：「关爱每一个人，关爱每一部车。」厂区内一个浓荫密布的公园有一间小庙。一名经理向我说明这是让退休员工休闲散步用的。他身上配有一枚大大的徽章，徽章上面有金色铁鎚和镰刀图案。工厂现在有一万八千名蓝工作服工人，平均年龄三十六岁，其人力生产线和机器可以回溯到三十五年前工厂始建之时。这一名经理人很和善，他说：「一直到现在，我们还是不用改变技术。我的生产线还是能够满足市场的需求。但是要往前进的话，我们就必须走国际标准的路。」

　　东风想製造比较好的卡车、汽车，就必须引进资本、技术、管理技能。要引进这些东西，最好的方法就是和外国汽车厂合作。所以后来苗圩和法国的宝狮雪铁龙集团（PSA Peugeot Citro?n）、南韩起亚汽车（Kia）都洽签了合资公司；二○一八年又和日本汽车大厂日产合资建厂。和日产签署这项计画时，彼时日产的董事长还是人称「救援总经理」的卡洛斯．高恩（Carlos Ghosn）。和日产建立合资公司尤其是大胆的举动。几十年前，二战爆发前日本入侵中国，很多中国人至今仇日情绪仍然很强烈。苗圩让以前的敌国一家公司进来中国买下中国顶尖的汽车製造厂，受到很多人的批评。高恩以十点零三亿美元的投资额，使日产稳占百分之五十的股份。这是第一家能够这样做的外国公司。之前的外国合伙人都被限制在中国的汽车厂最多只能拥有百分之四十九的股份。8我前去湖北採访之前不久，高盛集团（Goldman Sachs）高盛银行业务联席主管朱寒松在他北京的办公室告诉我说：「在苗圩领导下，东风的策略其实很清楚，那就是利用外国公司的技术，也利用他们的管理技能，来翻转东风。」9

　　在北京官员的命令之下，苗圩确保了这一项合资计画产出的汽车不只属于「日产」品牌，也挂上了「东风」品牌。另外，他还让日本合伙人同意在新公司的管理制度中成立强大的党组织，并且成立官方的工会监视劳工。但其实，东风虽然一直是国有企业，可是在当时，合资计画通常不包括成立党组织和官方工会。东风的员工曾经一度达到十二万名之多，但是现在苗圩的监督之下裁员将近一半，主要的办法是让一些员工提早退休。苗圩力主剩下的员工大部分都移转到合资新厂，日本人也同意了这项要求。中国当时所有的国有大公司存在的作用并非只是担当「雇主」而已，东风自不例外。东风自己有医院、学校，还有自己的报纸，甚至是电视台，还有东风警察局、消防队。这些机构员工很多，但是从来没有上过生产线替公司赚到一毛钱。苗圩说：「东风原来就是个小社会。」但是他其实很清楚，要降低东风的成本，办法之一就是再削减一些人员。因此，他后来与市政府达成协议，将厂裡那些社会单位移交给市政府，然后慢慢在目前劳力密集的工厂中开始增添自动化机具；但这一项计画吓到了员工。

　　现有的员工，很多在东风已经是第二代，但他们都必须签署新的工作合同，才能转移到不到三週前刚成立的日产合资企业。对员工而言，原本东风扮演的角色具有「从摇篮到坟墓」的好处，但是新的协议取消这些好处，员工的薪资、升迁完全看他的工作表现而定。我在厂裡遇见了三十三岁的品管员关秀清。他一副官方政宣的口吻告诉我说：「我们认为这间公司前途光明。我们会从日本引进高端技术，改善管理，改善生产技术。」他有个六岁大的儿子，妻子也在这家公司做事。他自己二十岁时就上这家公司的装配线工作，他的父母之前也是。

　　他说：「另外一方面，我们肩上的压力也很大。身为劳工，我们要学的新东西很多。」但是他还说，他几个星期前才签的合同大大小小各种规定「很详细」，还把他的薪资微调到一千五百元人民币，相当于一百八十美元，但是调降了一些福利保障。10

　　这样的改革引发了一些抗议。我来这裡採访的前一天，三百名新近退休的员工聚集在管理大楼前要求面见苗圩。由于他们现在不再由东风负责，而是由市政府负责，所以他们很担心退休金会减少。总经理苗圩邀请他们十个人为代表，进来办公室大家讨论。他向他们保证市政府不会突然削减他们的退休金。他向我说明：「他们的退休金已经併入市政府的退休体制，他们不懂那个意思，很担心。他们为自己未来的生活紧张，我努力让他们放心。」我问他这些旧员工的退休金确实有保障吗？

　　他没有回答。他说：「不瞒你说，人这一部分最麻烦。我们现在还有七万多名员工，从劳动生产力观点看，这样很不好。从合资企业观点看，这个数字也不好看。但是从社会稳定观点看，这也许又是必要的。把人和财产分开会造成社会不稳定。社会变动，每个人的利益都会受到影响，都要调整，自然会有的人满意，有的人不满意。」11

      富士康员工连续自杀事件

　　满意，不满意；向心，离心。改革了国有企业，遣散了数以千万的劳工，十年之后，如今的中国面临的却是全新的劳工问题。随着流动率的上升，广东各家工厂现在努力的是让劳工高兴，至少不要有烦恼。如果说东风的改革、整顿代表的是「摆脱过去」，那麽现在全世界最大的电子代工厂商富士康（Foxconn）必须管理一百多万心怀不满的劳工便是这个新时代才有的问题。富士康是苹果最大的供应商，每年岁入一半以上来自美国苹果总公司（Cupertino company）。但是，自从它深圳的巨大厂区连续五个月内二十几名员工跳楼自杀之后，它的业务已经开始萎缩。这个员工连续自杀的事件曾经蔚为全球丑闻。富士康虽然曾经在二○一一年紧急处理其后果，但是却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要面对，那就是它的劳动力现在是男多于女，而且年龄比较大，对厂裡的工作很不满，常常因此吵架、打架，而且总是待不久。富士康，和很多以出口为主的厂商一样，依靠规模、速度、压低成本等「硬经济」手法拓展业绩。富士康深圳厂区四周围挤满了几百家供应商，和港口、机场距离不到一个小时车程，能够快速取得电池、晶片组、Wi-Fi模组、射频收发器等关键零组件。另外，富士康的「成功」，同样关键的原因在于有大量的农民工接受极低工资在这裡工作。在深圳，农民工占全市人口的百分之六十六，他们的收入低到超乎想像，但是他们却是富士康达成大量业绩的基础，而且不是现在才这样，而是从一九八八年在深圳开业以来就是这样12。但是这种情况现在已有变化。

　　二○一四年春季我到富士康巨大的龙华厂区採访，那时我就明显感觉到一股紧张的气息。龙华厂负责製造iPad和慧与科技（HewlettPackard Enterprise，前身为惠普）的伺服器。我那一次採访的行程是当时的总经理兼富士康董事长特助胡国辉安排的。胡国辉好着高领衫，之前是苹果公司的经理，人缘很好。他在史丹佛大学获得学士、硕士、博士学位，曾经在史丹佛大学、纽约州立大学阿尔巴尼分校（State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Albany）和芝加哥大学教过书。二○一○年富士康发生员工连续自杀事件之后，胡国辉变成很多好奇的记者、惶恐的投资者指定要找的人物。富士康员工一个接一个跳楼之时，一开始富士康本来还想低调处理，但是到了第九个自杀案件之后，才连忙进入公司紧急状态。（富士康员工近一百万人，若以这个数字看实际自杀人数，其实不算高，事实上低于全中国平均自杀率。）

　　富士康一直聘请博雅公关（Burson-Marsteller）处理公共关係事务。博雅公关创办人马克．彭恩（Mark Penn）处理公司危机沟通方面经验很丰富。但是他却拒绝讨论博雅和富士康的关係。他接受《广告时代》（ AdAge）访问时只说：「我们曾经帮他们做过几次推广。」13作为其「魅力攻势」的一部分，富士康将其厂房开放给 ── 包括《彭博商业周刊》在内 ── 的记者参观，记者可以巡行厂房，和管理人员、工人讲话。讲话直白粗俗的创办人郭台铭也尽可能不公开露面，若有需要才由胡国辉出面。不过，儘管如此，郭台铭似乎有时候还是免不了言语失当。二○一二年，他曾经在公司的年终园游会上说：「鸿海全球有百万大军，人也是动物，要管理一百万动物，头痛得要死。」14一头花白头发的胡国辉曾经强调说他会允许我见任何人，和任何人讲话，想访问他多久就访问多久。他确实言出必行，随便我在他们叫做「校园」（campus）的厂房间自由走动，随意把人拦下来问话，没有富士康的人随行，打断对话。大部分工厂确实都不会允许记者这样。富士康龙华厂在某些方面真的很像大学，有三座奥运标准尺寸的游泳池，多座篮球场，榕树成排的商店街，店裡贩售「骸�枴姑阅惚�箱、小米手机等等商品，供应十三万五千名员工各类生活用品。还有一间咖啡店，叫做「富士康咖啡」，卖卡布奇诺、柚子茶等等。但是，这美好的印象，等到你一走进员工宿舍大楼，就立刻消失殆尽。富士康的宿舍大楼，在二楼高的地方，外牆上都挂着「防自杀网」。每一栋大楼二楼外牆外都钉上了铁杆，用铁杆往外挂上十几呎宽的网子。那些网子看起来像是撑不住什麽重量，但理论上则是如果有人彷效之前那二十几个人，从楼上窗子往地面跳，这些网子可以把他们接住。

　　富士康，不论如何动作迟缓，对于二○一○那一波员工自杀潮究竟还是有反应的。他们后来开始实施一系列「关爱工程」，制定一套制度来处理员工忧虑不安的情绪。这个制度有人员，有机制，还设立了一条二十四小时可通的投诉及紧急求救热线，有心理辅导师接听，这些心理辅导师总共有二十名，都受过心理学训练，有执照。相较之下，富士康观澜厂在这一方面做法和龙华厂不太一样。观澜厂也很大，在深圳的另一区。这裡有公司提供的各种APP，有的可以在发生劳资争议时从官方工会中挑选适当人选，有的可以告诉你当地的娱乐场所、餐厅等等，什麽资讯都有。有人带我去看所谓「关爱中心」的心理谘询室，谘询室牆壁漆成粉红色，牆壁下半段画的是花园景象，「花园」中有栅栏，有花，有蝴蝶（我一眼就看到「花园」底下的地板、牆壁上都发霉了；这一间谘商室很潮湿）；一张小圆桌，几张沙发椅已经坐到破烂；旁边一株盆栽，那些绿叶都裂开了。一名谘商师热切为我解说：「在这裡我们可以当面解答工人的问题。我们希望他们来这裡感觉会很舒服，所以我们就用温暖的颜色来布置。」不过，关爱中心的职工其实好像无所事事。我碰到的工人，每一个都说他们不知道那个服务中心是干什麽的，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会去使用。15

　　10％的员工流动率

　　我有看到一座很大的足球场，场边有一座水泥看台，水泥已经碎裂开来。我发现有个人在那裡打盹。他是白耀杰，甘肃天水人，今年二十一岁。他的父母在家乡务农，种小麦。他十六岁时辍学，跟他哥哥一样跑到广东来做工。他最近交了一个女朋友。女朋友是贵州人，在附近的市场卖衣服。我问起他在富士康工作的感觉，说他在这裡一个月赚两千人民币，如果和在家乡做工比较起来，快要接近两倍，他闻言笑了出来：「在这裡我们存不了钱，全部都要用。我的薪水没有那麽高，但是深圳的生活费用却很高。在这裡生产线工作很无聊，感觉生活没有什麽意义。我想我们劳工的感觉都一样。」他计划年底要带女朋友转回家乡，考驾照，开卡车送货，多赚一点钱好生活。16后来我告诉胡国辉说，我碰到的员工很多都计画要尽快离开，他向我证实说这的确是这间工厂的常态。他说，富士康的员工流动率高达每个月百分之十；他们很努力解决这个问题，但问题却越来越严重。「每个人都一样，我们留人确实有问题。新员工通常做不到几个星期，就会开始说，『哇！我不知道工厂做工要早上六点半起床，七点上工』。」他讲话时那教授般的口吻很节制，很有说服力。「并不是薪水多少的问题，也不是工作环境，而是工作性质。不幸的是，不管我们怎样努力，都没办法让製造业变成轻松体面的工作，但是新一代的劳工却希望这样。」17

　　格于这样的现实，所以该公司最近才宣布一项计画，预备未来几年将在该公司大陆的厂房增设一百万具机器人。胡国辉说：「泰瑞（Terry）一直想要推动自动化、机器人。工人现在已经不想再做那种很普通的工作，今天新一代的年轻工人更不喜欢；老是重複一样的动作，很无聊。所以我们的计划就是不要再给他们这种工作，转交给机器人做。」（胡国辉总是直接叫他们的老闆Terry，我免不了认为这也许是刻意要「调教」郭台铭；郭一向以专横霸道出名。）他笑着对我说：

　　「这个我们厂裡现在已经在做了。找一天我带你去看已经弄好的自动化设施。你走进乌漆嘛黑的工厂 ── 机器不需要照明！ ── 产品就这样蹦出来，很环保。」后来有一次我在网路上搜寻富士康自动化进程的报导之时，看到了一则悲哀的消息。那就是，我这次去採访后不到半年，富士康又有一名劳工跳楼自杀。他叫许立志，当时只有二十四岁。但不寻常的是，他留下了很多诗稿，写的都是他在富士康生活的事情。他在这一年比较早的时候写了一首诗，以沉痛的语调描写「自杀」：

　　一颗螺丝掉在地上，

　　在这个加班的夜晚。

　　垂直降落，轻轻一响，

　　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就像在此之前，

　　某个相同的夜晚，

　　有个人掉在地上。18

　　人口红利与路易斯拐点

　　深圳这边工厂经理人开始设置机器人，解雇劳工，北京那边的决策官员就开始注意中国的这个製造中心接下来的发展。他们越来越关切这件事情。缺工情形越来越普遍，劳工示威也是。这次我去深圳富士康採访之时，裕元的高埗鞋厂就爆发了大规模抗议活动。中国官员知道中国过去几十年的经济成就来自于生产全球消费者嗜购的便宜货品。那个时期内，中国庞大而且持续成长的劳动力提供了经济学家所说的「人口红利」。根据世界银行的估计，这一笔「人口红利」每一年贡献了中国百分之零点九的经济成长率。但是现在这种「人口红利」已经消失。现在的中国面对的是工资上涨的巨大挑战。工资上涨不但会挤压公司利润，而且会影响经济生产力。中国现在已经来到已故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亚瑟．路易斯爵士（Sir Arthur Lewis）所谓的「路易斯拐点」」（Lewisturning point），它指的是来自农村的农民工越来越少所造成的劳动力短缺。中国应对这项挑战如果失败，将会使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亦即在低端产业已无竞争力，但又无法转型为高附加价值产业。后来，刘鹤受命处理这个问题。经济学家刘鹤，长脸白发，曾经在哈佛大学甘迺迪学院获得公共行政学硕士，讲得一口流利的英文。他父亲是河北昌黎县人，和苗圩同乡。他曾经研究产业经济在各个阶段可能面对的挑战，还写过这一方面的书。最近他成了习近平最信任的经济顾问。这个职位应该可以让他有所发挥。

　　全球製造业强权的野心

　　只要了解北京神秘的共党政治，就知道刘鹤会站上这个有利的职位并不意外。刘鹤和习近平的关係可以回溯到他们年轻的时代。他们在北京上的是两所相邻的权贵学校。中国的经济一遭遇挑战，就是他们两人的大好时机。对刘鹤而言，他要的是在决策方面扮演比较重要的角色；对习近平而言，他则是希望改造自己的形象，不希望别人看他只会搞政治斗争。让人有点意外的是，习近平后来竟会对他所谓的「供给侧结构改革」发生兴趣，还认为是自己对中国经济的主要贡献。不过他的「供给侧结构改革」却和美国共和党的版本不太一样，偏重于关闭「殭尸」公司，给予有利的产业补贴。但是他连基本的经济学都所知甚少，所以他需要一名经济学家来支持并打响他偏好的理论，而一旁的刘鹤早就准备好了。二○一六年一整年，党的喉舌《人民日报》出现了几篇匿名文章宣扬习近平的理论，要使习近平的理论成为舆论讨论的话题，也让其他国有媒体开始积极关注。19

　　刘鹤及另外几位经济学家参酌其他国家的经验，认为以中国经济现在面对的问题而言，日本是个值得中国警惕的真实案例。但是中国人早年的看法却不是这样。那时候的中国认为日本是个技术完全成功的国家，可是现在看这个岛屿邻国，却认为曾经主导全世界製造业的日本，现在已经因为工资上涨、劳动力老化而失去了这种权威，经济也受到了打击。由于中国现在已经有很多工厂开始搬迁到劳动力比较便宜、比较年轻的国家，所以他们很担心中国以后会失去产业优势。确实，中国以前在所谓「掏空日本产业」这一方面就扮演了重要角色，现在自然不愿意这种事发生在自己头上。若是要避免这种厄运，那麽中国就必须发展机器人技术，而且要赶过早就在发展机器人的日本。北京中国产业关係研究所的王侃这样解说给我听：「习近平和他的顾问认为我们迟早会变成日本那样。日本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们动作不够快。（中国）不会再有廉价劳工，所以我们要用机器人来代替工人。」早先夏季之时，王侃偕同几名经济学家、劳工专家和刘鹤开了个会。他说：「短期而言，中国将面对多次震盪。但是再过二十年，年轻人会越来越少。利用机器人做产业升级，（目标）就是要克服这一点。我们和刘鹤碰面时，他就说他的看法是，自动化使中国得以征服未来。」20但是，中国领导阶层对于「失去製造业优势」的担忧却又夹杂着一股意欲成为全球技术强权的野心。他们在二○一五年宣布了一项新的产业政策，叫做「中国製造二○二五」。这一项政策的灵感来自德国的「工业4.0」（Industrie 4.0）策略，高度偏重设置机器人和自动化。在这项政策之下，中国将在其施行的十年间从「製造业巨人」转变为「世界製造业强权」21。北京将此项政策交付给苗圩执行，这实在是命运奇妙的转折。那时候他已经是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曾经在安徽乡下劳动改造的那个年轻人，后来在国有企业改革的高峰期以处理工厂冗员而博得令名，现在又被委以这一项任务，负责主管中国下一波劳工精简以及其製造部门最大的一次改革，亦即结束中国经济对农民工劳动力的依赖，以机器人取代。

　　五月，总理李克强在苗圩参与之下宣布了这一项政策，整个计画后面的野心随之曝光。四十年来，中国扮演的是「世界工厂」的角色，以低廉工资和虚有其表的环保法规为基础，专事製造玩具、鞋类、简易电子产品等低附加价值产品。但是现在，这样的製造业经济将转进为资本密集型态，各公司将会研发各种高端技术，以具有竞争力的价格销售全世界。新华通讯社宣布说：「下列九项任务列为优先：提升製造业创新，整合信息技术及工业，强化工业基础，扶植中国品牌，加强绿色製程，促进十大部门突破，进行製造部门整顿，促进服务性製造业以及製造业相关之服务业，製程国际化。」至二○二五年结束前的这十年间，信息技术、航天、高科技船隻、铁路设施、新能源车辆、电力设施、新材料、生物医学、医疗器材、农业机械，数控工具及机器人等十大部门将成为世界级产业，其中以数控工具及机器人最为关键。政府将运用减税、补贴、贷款、债券、政府採购等优惠措施来鼓励厂商研发。中央及各省政府将以数十亿美元预算专款专用，在中国各地设立「製造创新公司」。苗圩说，到了二○二五年之时，「中国会完成的工业化基本上将相当于德国和日本工业化初期的水准。」22

　　广东的自动化先行者

　　「中国製造」政策和中国很多经济政策一样，都会让人想起几年前的广东。二○○七至二○○八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广东省的出口经济有将近五年时间一直苦于工资上涨之痛，本来已经危殆的经济更加损耗。

　　欧洲、美国的消费者对于中国製廉价玩具的买气一弛缓下来，几千家本来就在苦撑的工厂随即倒闭，造成大约两千万农民工失业。这种事情惊醒了一个当时日渐崛起的政治明星，五十三岁的广东省委书记汪洋。那时候汪洋也是改革派一员。二○○八年五月，他提出了一个名称十分花俏的政策，叫做「腾笼换鸟」。在这项政策之下，他和一批副手开始鼓励工厂放弃劳力密集、耗能、汙染性的产业，转换成软体、新能源、生技等乾淨的新产业。「腾笼换鸟」政策以减税措施鼓励新产业，以较为严格的劳动、环保法规对低利润产业施压。他们的做法在景气最低迷期间虽然稍有放软，但是这些官员后来撑过金融危机之后，却更确定必须将中国经济升级。二○○九年，广东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汪一洋接受彭博《商业周刊》访问时说：「广东省面临的问题就是中国面临的问题。我们必须寻找新的竞争力资源。」23这一年十月，北京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六十週年，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大阅兵。中国在这场阅兵显示了其野心当中比较不那麽穷兵黩武，但是同样重要的一面。阅兵台前驶过一个三十四辆平台车组成的车队，其中一辆上面站着一批工人，男的穿蓝黄色工裤装，戴黄色安全帽；女的穿纺织工人灰色裤装，戴白色布帽「表现了产业劳工充满活力而神奇的面貌」 ── 当时的一个官方网站这麽说24。这一辆平台车的意思自然是在向中国产业的过去致意，但是其馀的平台车表达的却是中国对于未来的野心。有一辆平台车，车上载着原寸大小的高速火车头和喷射客机模型，意在宣示中国对于未来交通运输建设的「抱负」。另外一辆平台车上架设了油井模型，但是也有绿能机具、风车；这一辆平台车两旁有一两百名工人戴着红色安全帽，举着太阳能板跟着走。还有一辆平台车，侧边做成电脑键盘模样，车上载着二十名中国顶尖的科学家、工程师，还有一台显微镜、装了蓝色液体的试管、望远镜，车头挂了几个立体大字，说「自主创新」。这是当时中国提倡技术研发的口号。中国政府约六年后提出的「中国製造二○二五」政策，「技术自主」也是其中主要的项目，而且还明定其新产品 ── 包括中国製的机器人 ──的「市占率」目标。25

　　要对「中国製造二○二五」做第一手观察，就要去广东。不只是因为这裡已经有几千家厂商为求生存而转型为自动化工厂，而且也是因为这裡是全中国最大机器人产地之一，已经成为政府「全面升级」政策的橱窗。当年广东省的九百三十万製造业劳工初次开始出现短缺现象时，省政府就曾经祭出属于广东省版本「中国製造」政策，运用补贴政策鼓励厂商购置机器人；同时指定省会广州为这个极富有企图心之政策的模范。已经转型成功的厂商若是要开拓新能源车辆、无人机等政府偏好的产业，会享有很多各种名目的低利贷款、补贴。

　　一些产业顾问常说中国至今在机器人的「採用」方面还落在很多国家后面。众多工厂长久以来已经习惯依靠廉价劳动力，现在要他们在自动机器方面投资，自然动作就很慢。中国领导阶层一、二十年来在这一方面野心勃勃，但中国现在实情就是如此。一九七八年十月，邓小平访问日本，时值中国刚开始经济改革不久。他看到日本工业技术的精密、进步，大为吃惊。他告诉日本主人说：「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的不足。我们的国家很落后，必须向日本学习。」他去东京近郊日产座间厂参观，看到那裡已经开始使用机器人，又听说了该厂平均每一名工人可製造汽车辆数。他拿这个数字和中国的劳力密集汽车工业一比较，大为震撼。

　　他说：「我现在才知道什麽叫做现代化。」26中国的工厂，迄于二○一七年为止，平均每一万名工人只有九十七个机器人，相较于日本每一万名工人有三百零八个，德国三百二十二，南韩七百一十，中国的九十七个实在很少。南韩是目前全世界自动化比率最高的国家。不过中国现在也在急起直追。二○一七年，中国购置了十三万八千具机器人，比起前一年增加了百分之五十九，占全球总销售量三分之一强。27当然，中国众多的工厂其实也没有什麽选择馀地。经过了工资上涨一倍的十年，中国的劳工已经不再那麽便宜了。二○一五年中国工人平均月薪为四千一百二十六元人民币，和巴西相当，但是比墨西哥、泰国、马来西亚、越南、印度都高出很多。在广东省，每一年每十名农民工有三名辞职，二十八岁以下年轻工人辞职率为百分之三十七28。有的厂商把工厂搬到东南亚工资较低的国家，有的则是直接关厂。炳花村人莫路波就是把自己的小工厂直接关闭。他的小工厂原本请了四名工人生产自家品牌运动服。莫路波向我说明：「公司已经撑不下去，所以，熬了几年，我乾脆关厂。」不过一些大工厂只有「升级」一途。机器人每一具价格二十万人民币（两万九千美元），可以取代三名工人，约二十二个月可以回本，在高工资地区则是一年多就可以回本29。莫路波关厂后一年，广东的工厂每十家有一家使用机器人，百分之四十四装置了自动机器。这当然代表工厂的职位开始减少。那一年广东製造业就业率减少了百分之六点六，一半以上的工厂员工有减少。

　　政府提供的优惠措施加速了工厂装置机器人的速度，所加装的机器人包括执行油漆、焊接、磨砂等简易工作的机器人。二○一五年，广东省政府宣布将对当地机器人製造商以及想要将工厂转为自动化的汽车、家电、建材等製造商，全部大约两千家工厂，提供总额九千四百三十亿人民币（一千三百四十亿美元）的补贴。随着农民工人口的减缩，东莞也宣布了「机器换人」政策，要拨出两亿元人民币，专款专用，给各公司进行升级之用。这一分补贴约占各厂家换用机器人费用的百分之十到十五。另外还为各厂家提供免税、退税、低利融资。广东省实施了这些奖励措施之后，全中国各製造区开始起而彷效。浙江等沿海省分开始提出奖励措施，鼓励工厂实施自动化。就连远在珠江三角洲以北一千公里之外的内地湖北也开始如法炮製。湖北是东风汽车厂所在地，苗圩在那裡过了大半生，二○○八年才奉调到北京。

　　更大、更强的中国製造

　　从十堰市沿汉江下行约四百五十公里，回到平坦的江汉平原之后，到达了汉川市。汉川市这个工业市镇就是以穿越该市的汉江为名。从汉川市继续往南行三十公里，是武汉市。苗圩离开东风之后，曾经在武汉担任党委书记。我于二○一七年六月的一天来到这裡；到达的时候，市区天空笼罩着一层雾霾，那是沿着汉江分布的工厂排放出来的。这些工厂有生产玻璃的、有製造铝门窗的，还有生产汽车车窗、纺织、包装材料等等产品的，什麽都有。湖北有三百四十万名劳工，但是和广东一样，也开始有工资上涨、员工流动率过高等问题，逼得厂商不得不设法升级。百分之六的厂商已经添置机器人，百分之四十六（这一个比例高于广东）的工厂已经开始使用数控机械等工具做鑽孔、铣削、铸铁等製程，半数厂商遣散了员工，劳工人数年间减少了百分之三点三。30老胡，今年六十六岁，一九八四年他开了一家小工厂，製造娃娃车和娃娃车轮。那个时候工人从来不缺，发薪水给工人也不是难事。老胡的儿子胡成朋今年三十四岁，五年前接任厂裡的CEO。他还记得小时候常常在厂裡玩耍。他说，现在总是很难确保厂裡生产线人员充足。他们平常雇用四百二十名工人在那阴暗肮髒的厂房工作，员工流动率在百分之二十上下，但是工资却每一年呈两位数上涨。成朋说：「工资实在是太高了。」就因为工资一直上涨，所以他最近终于决定要购置四十具机器人，每一具价格四万人民币，这一笔购置费其中有一部分由政府金融机构以无息贷款代垫。这一批新机器在他厂裡将取代几十名工人做塑胶铸模切割工作。他父亲老胡自豪地说：「我们现在就是在执行自动化策略。」最后全厂工人可以减少四分之一，但是产量却不会降低。目前他们的产量是一年八千辆娃娃车。31

　　老胡他们这种民营小型企业确实能够获得地方政府的资金协助，将生产方式现代化。但是，庞大的国有企业公司获得的融资其实更多。习近平也说过要让国有企业「更大、更强」。在南方的广州市，市政府当局提拨了四笔百亿人民币基金，各公司如果要创设「中国製造二○二五」政策规划项目下的新产业，市政府将予以免税、一次性补贴，并且低价甚至免费供给土地。广州汽车集团是中国排名第六的大客车及SUV製造商，创设于一九五五年，目前和飞雅特、本田、铃木、丰田等汽车厂合作製造汽车。广汽集团长久以来就一直享有该市的优惠待遇。我去珠江新镇的广汽採访之时，广汽集团现年四十八岁的总裁冯兴亚在该公司的展览室告诉我说，现在因为中国正在推动工厂设置机器人，生产新能源车辆，所以广汽自然也将之列为重点发展项目，当然也获得了大力支持。

　　冯总裁说，他们目前已规划一间新厂将在二○一九年开始运转。这一间工厂很大，将生产新能源车辆，厂内大部分都是自动化机器，建厂用地就是广州市政府免费提供。该公司有一个品牌「传祺」，英文名称叫Trumpchi32，因为太特别，引起了国际人士的注意。该公司也利用了低利贷款和政府的减税措施。他说：「这是我们遇到过的最有利的环境条件。」计画中新能源车辆的产量将在二○二○年达到年产二十万辆电动车。冯兴亚说，如果这个产量继续增加，那麽他们厂裡的七万六千名员工也许就不需再精简。不过他却有计画添购德国KUKA製造的那一具橘色的机器人，进驻装配线上。KUKA机器人在全世界各地汽车厂几乎都看得到。他说，他要这样做「有三个原因。第一个是品质，因为机器人不会出错。第二是现在工资一直在上涨。第三个是可以准时交货。你用的是机器人，就可以省时间，工人就没有办法一天二十四小时都上班」。33

　　不过决策官员要的不只是增建生产工厂，还要这些工厂使用中国国产机器人。「中国製造二○二五」政策开始实施前一年，习近平就已经在呼吁中国人进行「机器人革命」。他说，机器人将成为「製造业的皇冠宝石」。官员于二○一七年设定的目标，是国产工业用机器人的占比将从目前的四分之一于二○二五年提升到百分之七十。不过，清华大学电子商务交易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主任柴耀廷说，这个目标最大的挑战在于要有公司能够製造伺服马达、驱动器、控制面板这三样机器人核心零组件。目前中国为数约八百家机器人製造商大多数都是向发那科（Funac）、西门子等海外厂商购买。柴耀廷说：「中国机器人製造厂很多，但是技术都是来自日本、美国。中国人自己的机器人技术还很有限。」34

　　广东省，尤其是佛山顺德区，如今已经成为中国机器人製造中心。

　　顺德位于广州南边的珠江西岸，长久以来就以千门万户的电子厂出名，现在却已经成为快速成长的机器人製造商大本营。伊雪松（E-Deodar）製造的机器人销售价格一万五千美元，比外国品牌便宜三分之一，在珠江三角洲有家具厂、电子厂等各类製造厂都在用。伊雪松有一条装配线月产四十具机器人，经理办公室位于这条装配线的后端，非常安静。办公室裡面设有咖啡店，有一具人形机器人会泡咖啡给年轻的员工喝。总经理褚伟雄留着短短的头发，穿着休闲背心。他说：「有人问我说你们做机器人可以做多久，我说很简单，做到工厂裡没有工人为止。」这话是二○一七年后半年的时候说的。35

　　当中国买下德国百年企业

　　从伊雪松开车大约二十分钟就可以到达美的集团（Midea Group）办公室。美的集团是目前全世界最大的家电製造商，也已经成为中国卫冕全球机器人技术冠军的最大希望所在。以前要是说到美的集团，大家都说那是卖廉价冷气机、饮水机的公司，但是，二○○六年美的集团以四十亿美元买下了德国KUKA AG百分之九十五的股份，整个企业体顿时改观。KUKA位于德国奥格斯堡（Augsburg），是一家一百二十多年历史的自动机器人製造厂。美的集团本来就计画要将本身的十几家工厂改为自动化工厂，缩减工人员额，併购KUKA可说正好切合所需。其实它的工人早先在二○一一年就已经从二十万名减至半数，成为十万。不过，同样重要的是，併购KUKA使美的集团得以主宰中国快速成长的自动机器市场，让它可以把机器人卖给全中国各地的公司。美的集团总部位于一栋光鲜绚丽的大楼之内，集团主席方洪波在他的办公室告诉我说：「我们相信未来几年内中国的机器人及自动机部门一定会爆炸性成长，现在只是刚开始而已。」36根据这一位现年五十岁的主席所说，美的的目标是在二○二○年将其自动机企业年收入提升至将近两倍，亦即提升到百分之二十。他在美的集团服务至今已有二十五年37。他们公司当年春季开始在附近建造一处面积八十万平方米的智慧製造园区，准备用来和KUKA合作製造机器人给「聪明製造业」、物流、医疗保健、居家生活等企业工厂使用，总投资额达到一百亿人民币（十亿四千六百万美元）。38

　　美的集团併购欧洲公司KUKA当时在德国掀起了轩然大波。德国政坛人士担心他们在中国的竞争者占有他们的技术，甚至害怕德国奥格斯堡厂的员工会遭到资遣，实在是很讽刺。依据当初的合约，美的将保留原KUKA所有的员工，至二○二三年底前不关闭德国厂，不将其股票下市，公司总部不搬迁。美的副执行总裁顾炎民还曾经数度飞往德国，和担忧这件交易案的政坛人士、公司领导阶层洽谈。顾炎民曾经在美国康乃尔大学获得人口学博士学位。二○一七年这一件交易案完成后不久，顾炎民和德国KUKA执行总裁提尔．罗伊特（Till Reuter）两人联袂出席上海电器展。罗伊特，戴眼镜，以前曾经是投资银行经理，在摩根士丹利、德意志银行、雷曼兄弟控股服务过。他们两人在浦东香格里拉大酒店豪华舒适的会议室力言 KUKA交易案的种种好处。香格里拉饭店会议室可以俯视黄浦江的上海外滩。他们说KUKA主宰了自动化产业，而且很久以前就已经是全球机器人三大品牌之一。现在有这一项交易案之后，KUKA更可以利用美的巨大的销售及铺货网络掌握中国部分的业务；包括製造服务机器人以应中国快速增加的老年人口医疗保健所需──

　　顾炎民如是说。罗伊特说：「我们还要力求多元化，开拓其他产业。美的可以帮助我们打开那些门路。」不过顾炎民却不是那麽笃定。

　　他告诉我说：「KUKA的名声就在于可靠。但是你也知道，它是德国公司，他们着称于世的并不是低价产品。我们一定要努力设法降低那种价格。」39

　　结果这一项交易案完成之后不到两年，二○一八年十一月，美的便训令罗伊特辞职。《金融时报》当时报导说：「一位知情人士说，罗伊特先生对于KUKA在中国的营运策略其实和顾炎民并不一样，」还说：

　　「罗伊特先生并没有想那麽早离开。」40罗伊特被迫辞职再次引爆德国人的关切，不知道KUKA中国公司对于他们的高端技术意欲何为。但是，除了KUKA交易案，后来的几件交易案一样使德国人很不安，其中包括二○一八年二月中国吉利汽车厂收购戴姆勒克莱斯勒股份的交易案。德国的情报机构近年曾经发表报告，提出示警说，中国政府正在利用其国企公司破坏德国的经济及安全。德国的情报头子汉斯吉欧．马森（Hans-Georg Maassen）在柏林对记者表示：「如果有风声透露，潜在买家背后有外国势力图谋纯粹併购之外的利益，我们当然要格外谨慎。」41

　　同一个时期，随着美中贸易战开始升高，川普政府也特别指名「中国製造二○二五」政策，明言这就是中国的保护主义以及对美国产业构成伤害的中国产业政策。另外，美国认为中国由国家支持的庞大补贴计画做得太过火，已经造成全球的供应过剩，像前一阵子的太阳能板和钢铁就是。譬如，根据彭博的资料，自从中国宣布要对电动车製造厂至少投资九百八十亿人民币之后，中国的新能源车辆产能在二○一七年就达到了两百九十万单位，这个数字是前一年销售数字的六倍。位于华盛顿的「战略及国际研究中心」的「中国商务及政治经济项目」主任甘思德（Scott Kennedy）说：「大家担心的是中国公司。强打兴奋剂会毁掉利润，而且毁掉的不只是公司利润，也毁掉整个产业的利润。」42对于这种过度的补贴，中国官员的反应是开始淡化其产业政策的重要性；因此国有媒体接获指示以后不再报导这一方面的事情。43二○一八年十二月，川普总统告诉记者说：「我觉得『中国25』很侮辱人，所以中国拿掉了。我说『中国25』很侮辱人，因为它的意思是，中国将在二○二五年从经济上掌控全世界。『没有这种事情。』」44

      蔡昉的忧虑

　　不过，真正认真的观察家很少有人相信习近平真的有意克制其国家野心，不再追求高科技经济。官员公开的谈话或许不再强调这些计画有多重要，但实际上中国人二、三十年前就已经立志要提升中国体制。哪一个国家都一样，有钱了就会定这种目标，不这样才奇怪。确实，在中国，这一计画执行的速度之快，让一些官员、经济学家反而开始担心，怕工厂自动化太快会引发劳工问题。世界银行有一份报告指出，中国这种推展自动化的速度将在二○三○年危及全中国四分之三的就业机会。45中国太大了，大到可能这一地区劳工短缺，另外一个地区却失业率高升。而且，中国拥有的劳动力就算缩减了，还是很庞大。在其工作年龄人口当中，十六至六十五岁的人约有十亿。这样的现实使一些对机器人持怀疑态度的人士很担心，连中国国务院总理都要出言示警说：「这样子全面应用人工智慧、机器人会不会剥夺人的就业机会？这确实是个问题，而且事实上已经在一些产业发生。」李克强这话是二○一七年在大连世界经济论坛演讲时说的。46

　　蔡昉是中国着名的经济学家，长期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及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十年来一直在示警劳工短缺可能对中国经济带来的风险。蔡昉在中国率先论及「路易斯拐点」，把这个概念引介给中国整整一个世代的经济学家、官员。但是这一位言谈温文儒雅的北京人现在担心的却是自动化速度太快可能会造成失业问题。蔡昉于二○一四年八月起开始担任社科院副院长。他接受《南华早报》记者访问时说：

　　「我们必须抑制机器人发展的速度，限制其方向，人类才能免于受到坏的影响。从人口学观点说，现在的中国正在和时间进行两种竞赛。」确实，一方面劳动力持续在衰减，所以需要机器人来提高生产力；但是另一方面，中国却必须「搞清楚人类优于机器人的部分，譬如情绪商数、判断力或创意思考等等。这样我们才能够订定计画来补偿最弱势的一群人，也就是被机器人取代，无法再找到工作的那些人。」47但是，蔡昉虽然这样疾呼政府採取步骤降低自动化对农民工的副作用，大部分公司经理人、官员却漠不关心。我曾经问美的集团和广汽集团的CEO，说他们准备採取什麽步骤让员工适应未来「聪明製造」的世界，两人都回以泛泛之论，说要训练员工让他们做新的工作，譬如管理机器人、修理机器人等等。我再问说，那那些即将失业的大部分人要怎麽办？他们却茫然了。那是他们的责任吗？他们也许会问。

　　那一天晚上我和一个老朋友李镝见面。李镝之前在英国读书，现在广州经营一间小小的劳动顾问公司。他喜欢威士忌和一般酒类，却又兼爱素食；爱打壁球，也玩得很认真。我们相约在城裡一间很酷的鸡尾酒吧POP碰头。POP在一家稍嫌老旧的百货公司的二楼，一楼是一间麦当劳。不过，进得门来，你却进入了一个新潮时髦的世界，裡面进出的是一些有钱的城市年轻白领阶级。这裡的客人大部分都在共享经济网路新创公司或是区块链娱乐产业做事。店内装潢是一种工业风，天花板上通风管直接暴露在外，水泥牆壁很粗糙，光线黯淡，光亮的吧台下方一排倒三角形格子裡面透出一点黄光，映照着吧台前一排高凳子的皮椅椅面。吧台裡面牆上的架子摆满了一瓶一瓶高级威士忌与伏特加　�澅谏嫌猛队盎�投射一些墨迹图案，图案一闪一闪，不断变换新形状，变换新颜色，很像人吸过迷幻药之后眼中所见熔岩灯释放出来的东西。

　　我问李镝广东有没有工人在抗议或阻止「机器换人」政策，他有没

　　有看到什麽迹象显示自动化热潮已开始在引发新的劳工问题；他的公司在珠江三角洲几家大公司管理职工投诉热线，费用由这几家公司所属的国际品牌支付。他的公司也有替爱迪达供应商之一裕元製鞋管理投诉热线，包括裕元高埗厂爆发大规模工人抗议之后。我问他那些问题，李镝脸上带着一股奇怪的笑意看着我，那个表情好像是在说：「你真的还搞不清楚。」他啜了一口威士忌，用他多年前在英国学到的津桥腔（Oxbridge-accented）英语说：「你一定要记住一件事。这些工人根本不想待在这裡。他们没有想要那些工作。工人最不想要的就是做工厂工人。」48

　　第六章

　　回家的困难

　　归雁兴贵

　　── 共产党鼓励农民工返乡的标语

　　好吃懒做很可耻，贫穷落后不光荣。

　　返乡做事更有利，不赶不累不慌张。

　　唯有勤劳能致富，要不贫穷就做事。

　　── 贵州乡村建筑工地所见宣传标语

　　二○一六年夏天，长期处于沉睡状态的炳花村开始出现一种「期待」的氛围。当时中国沿海城市製造业成本开始上涨，很多工厂不是关闭就是搬到海外，造成很多农民工回到了村裡，而且村人说还有一些其他人很快就要回来。这一次，他们回来就不走了。他们会在自己家乡做小生意，从事村裡不久可能就要兴盛起来的旅游服务业，打破村裡长久以来的沉寂状态。老人家坐在家门口抽着菸草或廉价香菸，空气中扬溢着一股快活的气氛。他们议论着说谁家的小孩子准备要回来，谁谁打算要开宾馆，谁谁要开养鱼场等等。他们还会闲聊说哪一家已经获得政府核准，将会获得一笔经费修缮他们家的传统木屋，他们会怎样用那一笔「横财」等等；同时村人还会称赞荔波县政府这样提拨特别基金帮助人民。

　　炳花村已经开发了新路，那是一条步道，通往一处新闢的水泥停车厂，沿途设置了一些座椅，中间有一段路还搭建了有着传统中国式棚顶的廊道，棚顶上还用水泥做了一具水牛头

　　──

　　这是布依族传统的象

　　徵。步道末尾的停车场是为了预期中将来的观光客建造的，但现在当然是空荡荡的。这条路，在村子裡的路段已经做了铺面，但基本上还是一条小巷子，不过村人却说很快就要拓宽了。贵州多奇山异水，还有很多少数民族，各有各的特色服饰、传统辣味地方菜餚，因此北京的经济计画官员已经选定这裡为乡村旅游业重点旅游景点，加速其发展。荔波县和炳花村所在的「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亦经政府选定要予以大力发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十年前就已经将这裡的石林指定为「世界自然遗产」。荔波县南有一座石桥，叫做「小七孔」，建于一八三五年，桥墩、桥孔下长满了蕨类植物，以前是贵州和广西之间通商的要道，桥下绿水长流，已经成了观光客的首选之一。

　　五百年前村民开始在炳花村定居时，精挑细选选定了这裡。甲良江在这裡转了一个弯，转弯处的小山头长满了竹林、紫杉、银杏，从远处看像个龙头，于是村民就选择了这个山头定居下来。你要是跑到对岸，眯起眼睛往这边看，还会看到龙首。村民说，村子另外一边那一片梯田所在是「龙背」。这裡后有山，前有水，两旁绿树密布，一片好「风水」，所以山上是建立家园的好地方。这种特殊地形让炳花村躲掉了愚蠢的「提升」政策。政府历年来的「提升」政策不知毁掉了中国多少村落。后来，多半是因为农民工会寄钱回家的关係，村民的生活开始改善，并想要开始建造大间的农舍。这些农舍地点很自然就在对岸那大片空地，都是三、四层楼高好像箱子一般的水泥房子，但千篇一律都盖得很丑。所以原来的炳花村很幸运没有遭遇拆掉的命运而必须重新发展，但是河岸那一片空地却在二○○○年代中期建造了一些毫无特色的市镇型房舍；那是在我第一次拜访炳花村之后的事情。原来的炳花村，那些传统布依村屋虽然破败，反而就这样保存了下来。那些双框架木造农舍有很多都已经一两百年之久，农舍间蜿蜒通往山上的小路也都很古老。炳花村就是因为传统农舍大部分都在，所以荔波县政府便特别指定为值得保存的三A历史旅游景点。官员并且要求村民不要再在村庄四周的农地种玉米、辣椒，要开始种树，好让炳花村景色恢復当年风貌。还有就是禁止「炸鱼」，亦即点燃炮竹丢进河裡，把鱼吓昏，浮上水面，然后村民再用鱼网将鱼捞起来。稻田倒是可以保留，因为那是景色之一，旅游客人会喜欢。但是最重要的是，那些老屋必须依现状保存，不可以修缮或增建。有些村民本来想为自己家的老房子增添马桶等现代设施，对这一项政策就不免抱怨。若是要让炳花村在全省竞相招徕游客的比赛中占有优势 ── 至少村民是这样期待的 ── 以上说的这些就是代价。

　　党领导的转型

　　这样的计画彻底改变了炳花村的未来。炳花村人几百年来一直以农业为生，现在却要开始转型为以「现代服务业」为主的经济型态。官方将贵州的旅游业或贵州人自称的「山地旅游业」归类为「现代服务业」。炳花村将不会再只看得到老人和小孩，不会再出现中国的农村都有的「空巢村」现象，返乡的农民工会越来越多，回到自己家乡成为企业主，创立小型企业来为这新的「服务业」服务。他们将在传统老屋开设旅馆，经营泛舟、登山脚踏车等游乐项目，以绿色方法养殖鸭、鳗鱼、猪、野兔等等，供应给前来躲避城市喧嚣的有钱人。炳花村这裡（但其实几乎整个贵州省都是）完全没有什麽「重工业」可言，所以这裡的水很乾淨，空气没有大半中国人深受其苦的烟尘汙染，将会吸引城市人带着钱来这裡消费。在中国，一个地方的转型一概由当地的地方党部负责执行；因此炳花村这裡自然就是由莫波春负责。莫波春今年四十五岁，我初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在现职待了九年。他不但要负责说服村民相信炳花村剧烈的变化对村裡每一个人都有利，而且还要负责接待远道而来的访客，包括我这个外国记者。对于他以及中国很多官员、企业家而言，若有商业刊物愿意报导他们就是一种行销，就是对潜在投资者、合伙人喊话。

　　炳花村居民九百六十八名，其中二十五名是共产党员。七月一个炎热的下午，党支部书记要向我介绍村民的时候，就是由这几名党员开始的。我感觉这样有点奇怪，但是我也提醒自己说，他必须负责带领这二十几名党员，而这些党员必须担当前锋，一举一动还要为民表率，让村民相信要勇于面对这一波的变化潮流。我们大家坐在地方党部一间会议室内，我和波春隔着长桌相望。他偕同副手找来了几个已经返乡的村民来，向我这个外国记者说明为何会放弃城市裡的农民工生涯。会议室内一边的牆壁挂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史达林、毛泽东、邓小平的肖像，挂的位置很高，似乎务必使其望之俨然。这一排肖像下方挂着习近平、江泽民、胡锦涛的肖像；这九个「人」俯视着会议室中的我们，「表情」似有不解。不过莫波春有点心不在焉，好像在烦恼一些事情。

　　他的女儿已经在邻省湖南的长沙上大学，但是儿子最近才参加了荔波县「高考」。他说：「我们连他考得怎麽样都不知道。他要是考得好，就会上好大学。要是考不好，我们真的不知道他要到哪裡去。」说完脸上浮出一丝忧愁的苦笑。1

　　对炳花村大部分人家而言，孩子要是能够读完中学就已经是莫大的成就，读不读大学，大学好不好在他们根本不是问题。他们反而比较关心目前村裡规划的转型会不会成功。这个问题对不久前返乡，现年三十六岁的莫望清特别重要。他是莫波春的表弟，一年前返乡，已经在村子裡投资了五十万元人民币，那是他毕生的积蓄再加上部分借贷。他投资的是一处八十亩大的养鱼场（他WeChat帐号上的照片是他笑逐颜开地抓着一条大鱼）。他十八岁离家外出，在福建的电子厂做工，也在广州做过，开过小服饰店，最后一份工作是跑到广西的木材厂城市贵港市，在一间牆板厂做工。贵港市就在荔波县南边，距离不远。据说莫文吉现在也在贵港一家木材厂当经理。我多年前在东莞初识文吉之时，他是在一间工厂当厨师。我后来几次拜访炳花村都碰不到他。莫梅荃也是。我在炳花村和她父亲谈过几次话，不过我几次尝试，都碰不到她。她已经结婚，依照中国的传统，这样她就是夫家那边的人了。她透过简讯告诉我说，她夫家所在村庄距离炳花村不远，她也有了孩子。但是她忙着那裡的家事，没办法和我碰面。

　　莫望清脸色黝黑，现在有一个十四岁的女儿，两个十二岁和十岁的儿子。他告诉我说：「我在那裡做了一年，当上了生产线经理。我第一次看到有人开养鱼场就是在那裡，那时候就决定我也要来开一间。」他还说城裡昂贵的教育费用也是让他决定返乡的因素之一。他笑着说：

　　「我想我在这裡应该可以多赚一点钱，多存一点钱，享受一下生活，从事新的职业。在外地当农民工，常常感觉很孤单，要看到家人、朋友很不容易。回到家乡，随时想看都看得到。想去哪裡就去哪裡。在工厂做工，哪裡也去不了。」他讲了一大串，讲得很快。「我要留在这裡做生意。我的下一步计画就是开鲜鱼餐馆，卖给游客。我很高兴回到自己村子裡，不过要自己做生意，压力还是很大。」2党支部书记莫波春解释说，如果没有莫望清这样的农民工决定返乡做生意，炳花村转型就不会成功。这并非只是因为他们会把劳动力带回来村子裡。目前村子裡看得到的就是老人和小孩子。他希望，这些返乡人在沿海城市待过那麽多年，应该已经学到了贵州乡下学不到的技艺、知识。「我们的农民工回来会有很多好处。首先，他们可以让一些年龄比较大的人去他们的公司做事。但是他们也会把『电子商业』等新观念和城市裡的经商模式带回来。」包括莫望清在内，炳花村现在已经有八名农民工从外地返乡。莫波春充满信心；他说他相信最后每一个人都会回来。为了诱导农民工返乡创业，附近甲良镇的银行已经开始提供低利贷款，当地的商业部门也已经开设了网路销售平台，让他们销售乡村旅宿、无抗生素养的鸡等等产品。领导解释说：「以前我们靠农业讨生活，种稻子、玉米、辣椒。现在我们要把我们这个老村庄改变成旅游景点。我们会让大家住老屋、吃新鲜的菜、去保护区泛舟，享受大自然。」他说的这三样东西，当地人每个人都认为是炳花村的特产。县裡的财政官员几年前就给了炳花村两百八十万元的经费，让村民修缮传统老房子。后来他们要求再提拨三百万元，现在还在等候批准。他说：

　　「我们要用这笔钱把那些老房子裡裡外外装修一下，下雨时才不会漏雨。另外我们还要在河边盖钓鱼台。」3

　　人口与产业的剧变

　　但是，正当中国贵州省的一个村庄这样诱导农民工返乡之际，整个中国却同时在面对一个巨大的转变趋势，这个转变将对中国及全世界的经济产生重大的影响。中国二、三十年来始终持续成长的经济现在已经开始迟缓下来。二○一五年，中国十六至六十五岁人口达到最高峰，为数约十亿人左右，之后便开始下降。目前中国每一年进入劳动市场的新劳工均不足一千五百万人，相较之下三十年前却几乎有这个数字的两倍之多。

　　二○一八年，中国的农民工人口几乎没有成长，前一年则是仅仅增加百分之零点六，达到两亿八千八百万人4。另外一次调查研究显示农民工人口其实早在二○一五年就开始缩减5。数十年来中国製造业一直是依靠农民工在成长，但农民工这二、三十年来的扩张趋势，如今即将结束。

　　之所以会发生这种情形，根本原因在于一个很简单的人口方程式。

　　中国育龄妇女的生育率平均为一点六个小孩，低于维持原有人口所需的二点一人替代率；若是和实施一胎化政策及其他限制人口政策之前的一九六○年代比较，更是减少许多；当时的生育率为六人。这种情形，简单地说就是出生率赶不上死亡率。二○一五年中国政府放宽了限制生育规定，中国妇女当时的收入和教育程度也使她们开始偏好小家庭，所以生育率始终偏低、纹风不动。二○一九年初，中国社会科学院发表了一份报告，预测说中国人口将在二○二九年达到最高峰十四亿四千两百万人。这比原本的预期早了三年。中国人口预期将在二○五○年减至十三亿六千万人，一直到二○六五年将减至十一亿七千万人。6但是，影响农民工人数及其就业地的因素，并非只有生育率一端。

　　中国的流动人口变老之后，想要离家远行的人也跟着减少了。二○一三年，中国所有劳工当中，五十岁以上的工人占比百分十五点二，二○一七年增加至二十一点三。同一时期内，十六至二十岁劳工的占比却减少百分之二以上，剩下百分之二点六。中国社科院二○一六年的一项调查研究结果显示，全国的乡村中国人，有一半不想再迁居到城市。他们说自己年龄已长，必须照顾父母、小孩；有的则是说不习惯城市生活。研究显示，还是想迁居的一部分人，有三分之二说确实计画到时候还是要回到村子裡。歧视性的「户口」政策使农民工在城市生活十分艰难，肯定也是农民工想要回家的主因。另外，中国西部经过多年的建设，公路、高速铁路等基础设施已经到位，也吸引了很多工厂及其他机会来到内地，为返乡者提供了比较好的就业机会。因此，多年来较为富裕，发展比较超前的华东固然一直是农民工离家外出最常去的目的地，但如今华西已经赶上来了。二○一七年，在内地省分就业的农民工占全部农民工的百分之二十点一，比前一年增加了百分之四点九；在华东工作的占百分之五十五点八，比去年仅仅上升百分之○点二。华中地区的成长率也超过了华东，在这裡工作的农民工占比二十点六，比前一年成长百分之二点九。在蓬勃发展的珠江三角洲，农民工人数则是减少了四十五万人，相当于减少了百分之零点九。7

　　另外一种变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也很深远。农民工现在开始会去找新型的工作。尤其是，现在服务业或餐馆、物流等「第三部门产业」雇用的农民工人数已经超过工厂、工地的农民工。工厂，工地本来是他们传统就业之处。这种趋势无疑是跟着经济体本身的改变而来的。中国的经济，现在已经逐渐从製造业转变为依赖服务业。二○一五年是这种变化的里程碑。当年的第一季度，中国的服务业首度在整个经济体中占比超过一半。从经济计画官员的观点看，他们要的就是这种变化。服务业一般耗费的能源比较少，不像工厂那样会破坏环境。相较于资本密集的製造业、建筑营造业，在等量的GDP之下，服务业提供的就业机会比较多。依据大家都接受的经济学理论，第三部门职业的薪酬也比较高（不过，中国后来实际的情形却不是这样）。果真如此的话，那麽一个偏重于服务业的经济体将有助于国家达成「提振个人消费」这个目标。目前中国的个人消费还是偏低，约占GDP的百分之四十上下，和美国的百分之七十左右差距颇大。8

　　二○一七年，工厂农民工人数延续一股已经确立的下降趋势，占比减少为二十九点九，比前一年减少百分之零点六。建筑工地工人也微幅下降百分之零点八，来到百分之十八点九。但是同一年第三部门服务业从业员却增加到百分之四十八，比前一年上升百分之一点三9。如果和改革开放初期比较的话，那个时候中国的劳动力从事农业的占比高达百分之七十点五，从事服务业的只有十二点二。10这种转变完全符合党的期待。实施「中国製造二○二五」政策，在沿海省分推动「自动化工厂」，这些都表示工人在製造业就业的机会将会开始减少。二○一三年十一月，中国共产党三中全会订定了企图心旺盛的计画，说是要放松户口制度，让农民工想住哪裡就住哪裡。但这样的计画却在最后的几年取消，而且后来共产党反而在多个大城市实施更为严格的人口控制政策。不过当局并没有忘记他们曾经保证要在二○二○年之前将一亿多乡村居民转换成城市居民。只是这个政策和中国共产党的很多政策一样，又想要全面实施，却又含煳笼统，一味认定城市化可以提振个人消费。所以中国的经济计画官员没有要让农民自行决定住在哪裡，而是想把农民工诱导到一些小城市，特别是诱导到官方指定必须促进人口成长的城市。按照中国传统的「五年发展计画」，每一个城市都必须订定人口成长目标，然后接下来就视当时状况，看是用红萝蔔还是棍子，设法达成目标。有的城市是由官员订定适当的成长率，然后以低利贷款等优惠措施诱使农民工迁居过来；有的城市，包括北京、上海、深圳，以及各省省会，则是下令关闭农民工子女学校，强迫农民工迁出原先所住公寓。

　　北京驱逐低端人口

　　二○一七年十一月十八日，北京南郊一栋破旧的两层公寓楼房「聚福缘公寓」发生大火，烧死了十九个人，其中有八个是小孩子11。这一次火灾随后在北京，继之在全中国各大城市，引发了一场更大的灾难，那就是各市政府以聚福缘大火为藉口，强迫数以万计的农民工搬家，逼迫他们回去乡下12。这几年以来，北京大兴区的新建村日渐扩大为劳工社区。进住这裡的劳工多半来自河北、浙江，在没有牌照的纺织厂工作，近年来也开始进入机车快递业服务。聚福缘的大火是由地下冷冻库的电线走火而起的。火起之后，有毒烟灰和火焰很快就瀰漫到狭窄的上下两个楼层。这一栋两层楼每一个房间住了三、四个人。火灾过后，北京工安委员会进行了四十天的清查，找出了全市没有牌照的公寓。然后，就在摄氏零下的气温当中，大队公安进入公寓当中，强制驱离住客。新建街狭窄的街道顿时堆置了一堆堆的衣物、书籍、家具。一下子就要住户搬家，他们根本没有办法把所有的家当都带走。很多楼房都是当场用推土机推倒13。官方下令这一次强迫拆迁的公文称呼这些农民工「低端人口」，引发了众人对这一次迫迁的愤怒。北京学者章立凡说：

　　「他们说他们要的是社会稳定，但是他们採取的大规模行动本质上就会造成社会不稳定。」他和一群学者写了一封公开信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批评这次迫迁是「对低收入人口的歧视」。14巧合的是，这一次清除农民工措施不久前，北京刚刚才进行了一次党官僚所说的「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行动。这一句「官话」说的是要拆除那些什麽东西都卖的大型批发市场。但拆除这些市场却剥夺了几千名市场从业员的收入。后来的几个月，深圳、广州、上海都採取了类似的措施。不过除了拆除那些批发市场之外，全中国各大城市市政府又开始强制关闭农民工子女上的私立学校。这更加彰显出农民工在城市是多麽不受欢迎。二○一七年，中国国家统计局宣布说，北京的人口（在北京住了六个月以上的才算）自一九九七年之后首度开始减少，比前一年减少了两万两千人；二○一八年更是减少了十六万五千人，使北京市人口减为两千一百五十万人。上海二○一七年的人口也减少了一万三千七百人，成为两千四百一十八万人15。北京佳富龙洲经讯（GavekalDragonomics）分析师啊�柲洗蓿‥rnan Cui）说：「在中国，人民之所以要迁居，原因在于要赚钱维生。哪裡的薪资好，有经济利益，有就业机会，人就会往哪裡去。不过现在政府却要阻止农民工迁移。政府不希望这些人分走经济利益，所以就用户口制度阻碍农民工，不让他们自由迁居。」16凯投宏观独立经济研究公司（Capital Economics）首席亚洲经济分析师马克．威廉斯（Mark Williams）说：「这几年，政府一直想把农民工赶到小城市，不让他们去北京、上海。不过，要要求农民工一定要去哪裡，实在很难。」17

　　乡村振兴战略

　　这样对农民工强硬设限，显然是习近平的意思。习近平自幼在北京成长，当时的北京严格控制人民迁居，人口是现在的四分之三。二○一七年秋天，习近平在中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布「乡村振兴战略」，其中最具体的政策就是将农村土地放租期延长三十年。这很明显就是要诱导农民工回归农村。北京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设计出自苏联人之手。十月十八日，习近平在这座幽深的会堂，对着两千三百个人民代表发表了一篇两百零五分钟的演讲，叙述自己对中国农村现代化的「崇高理想」。他在演讲中强调说，让农村富裕起来可以提振消费，是很重要的经济驱动器。不过这篇演讲也显露了他保守的倾向。他强调对中国而言，确保粮食安全还是非常重要。很多经济学家却认为这种政策在今天这个透过贸易互通有无的时代早已不合时宜。他一方面宣示说必须保卫「农村人民的财产权和利益」，但是另一方面却又说「必须强化集体经济」，实际上等于排除了所有赋予农民真正土地所有权的可能。

　　习近平在这篇像是没完没了的马拉松式演讲中说：「农业、乡村地区、农村人民在中国都是很根本的问题，因为这些问题直接关係到我国的稳定和人民的福祉。这些问题应该放在党的行事曆中央的位置，我们必须优先发展农业及乡村地区。要建设农村，使之企业发达，生活环境舒适，社会井然有序，政府治理有效，经济繁荣，我们就必须健全体制、机制及政策，促进都市整体的发展，加速农业及农村现代化……我们要促进农村地区第一、第二、第三部门产业的整体发展，支持并鼓励农村地区就业及创业，打通增加农民收入的管道。」但是他却又说：

　　「我们要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这就是宣示他仍然贊同削减城市人口。18

　　中国领导阶层屡次提出政策要振兴农村，习近平这次提出策略是最新的一次。他的目的，有一部分就是希望农民工回去乡村定居。他的前任胡锦涛曾经在二○○五年实施「社会主义新农村」政策，投入大量政府经费改善乡村医疗及教育设施，但仍然无法填补城乡差距鸿沟（不过二○○六年一月一日，他在任内宣布取消课徵已达百年之久的农业税，确实对农民的收入和福利有帮助）。胡锦涛的前任江泽民则是延续一些支持「乡镇企业」（township and village enterprises，简称TVE）成长的政策。这时所谓「乡镇企业」，指的是改革开放之后那几年村民自己创设的准私有企业，在当时是农村财富增加的关键。再往前一任，邓小平时代有所谓「包产到户」制度。「包产到户」在某些方面其实只是追认已经存在的制度，并非什麽「政策」。这个制度是农民私自解散集体耕作制度，自己耕耘自己分内土地的做法形成的，对于提高农村生活水平，贡献无疑比后来那些名称堂皇无比的「政策」大了许多。

　　习近平早先也曾经推行一些农村改善倡议，他自己称之为「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政策。照某些中国学者的描述，习的这些政策目标是要「解决生态环境问题」，「降低城乡发展差距、区域发展差距、生活水平差距」。现在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企图心更大，目标是「管理」农民工的未来：决定他们去哪裡做什麽事19。这一个政策认为不论是自愿或非自愿，农民工迁移返乡是一定要的：工人返乡之后会创业，会购屋，进而振兴遭人遗忘已久的社区，推动停滞已久的地方经济。同时，正因为这些农民工不在城市了，中国各个拥挤的城市公路、医院、学校的负荷将立即缓解。不过，农民工突然离开城市，城市居民一开始非常高兴，但是不久就发现自己这个城市和居民有多麽需要农民工。城市裡很多餐馆厨师、服务生、洗碗工、快递员、「滴滴出行」（即中国版的Uber）司机、小商店老闆、发廊业主、居家清洁员、保姆等等都需要农民工担当。

　　农民工离开城市回到农村之后要如何谋生，可以想见是决策官员极为关切的问题。二○○六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艾德蒙．费尔普斯（Edmund

　　Phelps）曾经在二○○三年出版《大繁荣》（ MassFlourishing）这本书。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从这本书获得灵感，开始推行一个他称之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理论，其核心意旨是说只要鼓励人民勇于冒险，自己创业，中国将会创造出一种可长可久的经济成长模式，足以取代前此由国家支持，巨量投资的经济型态以及现今极度衰败的农业经济型态。20若是适当搭配减税、低利贷款、训练课程等支持性措施，中国的农民工将会立刻开始在农村创业，为那些返乡而急于享有城市生活水平的人服务。这样就会形成良性循环，农民工回返农村，开始产生对货品、服务的需求，后续又有人回来创业，为他们服务，地方经济开始繁荣，然后又吸引更多人回来。

　　各地淘宝村的兴起

　　决策官员也很有信心，认为乡村如果振兴起来，便可以为城市提供产品及服务，进而构成全国经济体重要的一部分。他们有一种新型的「武器」可以确保中国那些偏远的村落经济发展成功，那就是网路，尤其是电商。近年来电商在中国已呈现爆炸性成长。根据他们的了解，中国乡村的资源非常丰富，包括水果、有机茶叶、野放家畜、猪肉等等，西藏冬虫夏草、苗族的扎蜡染布料等具有地方特色的产品就更不用说。

　　农民工返乡之后会开设旅馆，建造小型工厂製造运动服饰、鞋、背包等等。问题不在于有没有东西可以卖，而是在于怎样把货物送到幅员广大的中国各地客户手中。这时候就要借重网路销售了。网路足以把偏远省分种植羊肚菌菰的农民和城裡想要买这种菌菰的中上白领阶级连接起来，也可以为城裡爱好冒险的游客提供泛舟活动。

　　所以现在大部分的地方政府都已经开设了线上商业平台，而且往往是透过全世界最大网路销售商，电商巨人阿里巴巴的「乡村淘宝计画」和淘宝合作。要不就是和经营乡村线上商业的JD.com合作。纯粹就「量」而言，这个平台相当成功。中国的农村线上零售营业额在二○一七年底达到一点二四兆人民币（一千八百亿美元），比起前一年成长了将近百分之四十。这个营业额相当于全美网售营业额的四分之一。根据中国商业部的统计，中国农村的网上商店已经有九百八十万家，成长了百分之二十点七，电商部分创造了两千八百万个就业机会。中国的城市网售规模固然还是维持在乡村网售规模的数倍以上，而且也是成长很快，但成长步调已经赶不上乡村网售。21

　　由于网售商业发展实在太快了，所以近年来出现了一个现象，那就是各地都出现了「淘宝村」。「淘宝村」往往出现在城市外围，几间工厂群聚在一起，製造一样的产品，通常是服饰、鞋、包。城市的工资上涨使得乡村竞争力胜过沿海城市。网路的灵活性也使产地不一定要接近客源所在。订单规模常常比较小，但整备时间比较快，证明这种小型生产工厂很适合电商企业。二○一六年我再去河北的「空巢村」採访时，那裡的老农夫就告诉我说现在村子裡的人口会随着季节而变动。很多住家，原本因为年轻人已经迁居城市，都空在那裡，现在却有了新的用途。现在那些空房子开始摆满了简易缝纫机，淡季时空置在那裡，但一到旺季，就有农民工回村子来用那些缝纫机製造背包、服饰。所谓「旺季」，指的是圣诞节前的几个月。那时候欧美的订单会开始多起来。他们解释说，就因为这时候会有很多年轻人回村子裡工作，所以村子裡人口常常一夜之间就变为三倍之多。这些年轻人很多都是年轻的妈妈，往往几个月前把孩子留给村子裡的阿公阿嬷照顾，自己到沿海省分的工厂做事。现在她们回到自己村子，抱着孩子哺乳，那是她们几个月以来的第一次。

　　世界银行曾经偕同淘宝一起研究过这个现象。根据世界银行的看法，「淘宝村」蔓延速度很快，具有振兴中国广大乡村地区的潜能。

　　「淘宝村」的定义是，年交易量至少一千万元人民币，加上「村」裡至少开设了一百家网路商店。世界银行的研究结果显示，这样的「淘宝村」，二○一三年之时只有二十个，到了二○一八年已经遽增为三千两百零二个22。美籍韩裔的世界银行总裁金墉（Jim Yong Kim，译按：他于二○一九年一月突然辞职）二○一七年曾经来贵州参观这种工厂群落，后来在推特上面极力称赞说：「我看到淘宝村促进了新的网路企业，让年轻父母能够回家照顾孩子，农人又能够製造产品，卖得好价钱。这种型态铺展了新的发展途径。我希望大家多多学习贵州的榜样。」23

　　贵州的贫穷问题

　　回想我第一次来贵州採访时所见的情形，你无法想像后来会有人说贵州是经济发展的模范。那时候江泽民才刚宣布「西部大开发」政策不久。这个政策将在内地省分投入大量的基础建设经费，协助内地省分赶上沿海城市。那个时候我所看到的贵州，即使是以当地低标准来看，还是十分落后。在该政策所列的十几个省和自治区当中，除了西藏，贵州的平均所得最低，贫穷度最高。该省的经济主要是靠菸草以及茅台这两种产品。在贵州省，投资于道路及电力建设照说应该会提振该地的经济，别的省分常是如此。贵州总共有一万四千多个村庄，其中约三分之一还没有畅通的公路及常态发电厂。让乡村具备这一类基础建设，是改善村民生活的关键；这些村民其中包括官方註记为「贫民」的三百八十七万居民。但是贵州地形崎岖不平，气候潮湿多雨，对经济发展形成了特别重大的挑战。贵州全境平地不到百分之十，适耕农地很少。贵阳市社会救济局局长肖新田解释说，该省地质结构主要是石灰岩山丘，特别容易腐蚀，引发土石流，毁损作物，淹埋民居。平时如果气候正常，贵州三千六百三十万人口 ── 绝大部分都是农民 ── 当中每一年大约有百分之十会復归贫穷。但如果气候失常，这个比例将会上升到百分之十五。要解决这个问题，有一个方法，那就是将整个村落迁移，安置在非偏远地区国家提供的房舍之内。这个政策其实已经行之多年。

　　肖新田解释说，未来的几年还计画将偏远地区的四十万贫农移置他处。

　　「我们可以说，贵州之所以那麽贫穷，主要的原因就在那些喀斯特山丘或地形。这个问题不处理不行。」24

　　出贵阳市向西行，触目所及都是饱经开採，满目疮痍的石灰岩及花岗石山丘，山头光秃秃一片，不见树木，只有山坡上一座座採石场，一个个大坑洞，每个都大到好像随时会崩塌。雨中，贵州恶名昭彰的「瘴疠之气」瀰漫于平地，缭绕于山头。路上男孩子抽着菸，推着手推车，车上满载烧饭用的木柴。肮髒的白鹅在路面坑洞中戏水，背嵴凹陷的水牛从旁轻步而过。我们的路从一个村庄中间穿过，路边可见一些神情疲惫的男子和一些只有十岁左右的小孩子用铁槌在打花岗石，用凿子在做墓碑，白色烟灰在他们身边久久不散。我从大大的车窗望出去，替他们感到担忧的，不是他们的眼睛，而是他们的肺部。那些男子看起来简直像是流放到这裡来劳动改造的知识分子。有个小孩子躺在卡车车斗间，嘴裡含着糖果在吸吮。一个小女孩往路边吐了一口痰，跟那些坐在家门口的老人一个样。一辆吉普车呼啸而过，车身上有白色的「UNDP」（联合国开发计画署）字样。我们中途在苗族村落大坡村停留，要去看那裡实施「梯田计画」的情形。这一项计画的经费由省政府提供。我们往梯田区走去，一路上听到的都是石头滚动，滑动，落地的声音，山坡上火药爆炸之后岩石的碎裂声，拖拉机推着地面碎石的倾轧声，将碎石倒入车斗时的撞击声，全部灌满了耳朵。梯田製作过程很简单，但很辛苦：先将山坡爆破，将那些岩石压碎，堆成田埂，填土，开始种玉米（季间则是种植小麦、西瓜、菸草），然后挖蓄水池保存下雨时径流水。一名地方官员解释说：「我们用的是祖先的技术。」在贵州，要对抗贫穷，就必须和山丘进行残酷的战斗。

　　副书记莫路顺

　　那一次採访我没有去炳花村，也没有见到莫姓任何一个族人。不过当年秋天我再去贵州时，就去了炳花村，也见到了他们几个人。我要去之前，有个朋友给了我莫路顺的电话，说我应该见见他。年轻而充满企图心的地方官员莫路顺很想让外界知道自己的家乡炳花村的存在。他知道中国最近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这将会为中国带来外国投资客。所以他很想和商业记者聊聊。他现在是贵州独山县麻尾镇党副书记，那裡距离炳花村不远。地方官员接待外国记者本来必须经过繁杂的手续，打很多电话、传真，向当地政宣单位申请，通过冗长的程序，才会获得批准。但现在炳花村不归莫路顺管，事情反而比较简单。他立刻同意我进行非正式参访。我们在他的小办公室碰面。他说：「现在这个『开大门』政策，只要有人要投资，我们都欢迎。」他穿着皱巴巴的衬衫，没

　　有穿西装外套，也不打领带。他很想和我多聊一些，但是他接待一个素昧平生的外国人，态度那麽轻松，倒是让人觉得有点意外。办公室外面是今天的市集日，附近山区各村很多苗人、布依族人都跑到镇上来，很多头上都扎着他们本族特有的蓝灰格子状头巾。街上竹笼子裡鸡、鸭叫个不停，有人要买的时候，主人就抓出一隻来，倒吊在秤子上称一下重量，然后收钱找钱。莫路顺说：「每一个村子都要竞争才会赚钱。」25第二天，他带我去炳花村。我们一路上先是坐吉普车，最后一段泥泞山路则是坐马拉车。他把家乡村子裡的经济成长完全寄託在种植商业作物，而不是只种一些玉米、小麦、稻米自己人吃。他带着我在村子裡绕，很自豪地对我说：「花生价格好坏不一定，每一年都不一样。辣椒、油菜籽是我们最可靠的经济作物。橘子、桃、李等水果产业还没有发展起来，但是到最后一定会成为我们镇上的骨干。以前我们只会用天然肥料，现在我们开始会用化学肥料。」他说，转型为经济作物之后，他们下一步就是找人投资做加工厂，一开始或许先做辣椒酱。不过要说服人来投资，首先要先改善村子裡对外的道路，补好那些坑坑洞洞，还要拓宽。「现在就是要来我们这裡太难了，所以没有人要买我们的东西。不过现在我们已经列入『西部大开发』计画中，我们很期待未来。」26

　　西部大开发拯救了贵州

　　「西部大开发」计画确实有照应到贵州所需的基础建设。这是贵州经济发展的关键所在。贵州邻省四川成都市一名美国外交官早在二○○○年就告诉我说：「问题始终就在交通运输，看你怎样把产品送出去。」这个问题，经过了这麽多年，看起来像是终于解决了。在华西地区大举进行基础建设的「西部大开发」政策并没有遗漏贵州。二○一七年，贵州的高速公路总长度已经有五千八百三十三公里，高速铁路达到一千两百一十四公里。贵阳、遵义、安顺、梨平等城市总共兴建了九座机场，全省电力网发电一千亿千瓦。贵州的经济确实已经在快速成长，过去五年来每一年平均成长百分之十点九。这使得该省贫穷率从二○一二年的百分之二十六点八下降到二○一八年的七点七五，赤贫人口减少了八百万人。27

　　不过，光是确保经济学家所谓「真实经济」成长，对中国的经济计画师而言常常都「不够宏大」。现在官员希望的是，贵州的经济发展，下一步应该要赶上全世界各地网路技术的快速发展，其中包括电商、社交媒体、视讯串流。政府的经济计画要求将贵州建设为资料储存中心，保存每天都在增加的资讯。这些资讯必须在网路上有个归处。好笑的是，贵州自然环境的特性以前一直使高端科技闻贵州而却步，但是现在它们却成了贵州得天独厚之处。贵州经常下雨，连同雨水造成的湍急河水，成了丰富的水力发电资源。这表示贵州电力很便宜。这对必须以低温保存资料的伺服器很有利。贵州地处偏乡，所以土地也很便宜。当地的气温低意味着资讯厂房比较不需要空调。那些石灰岩山丘，虽然地质特殊，但现在却有了用途。包括腾讯在内，一些IT公司买了巨大的伺服器要安装在贵阳市外新开发的商业园区时，往往发现他们可以把那些天然的喀斯特山洞当作自然冷却系统，把伺服器厂盖在裡面。

　　中央政府在二○一五年决定中国应该发展「大数据云」产业，于是开始把眼光望向中国的偏远地区。土地和电力都很便宜的贵州在竞争激烈的各省中脱颖而出，大半原因在于贵州实在太过贫穷；这话听起来很奇怪，但就是因为非常贫穷，所以极需要发展，所以成了这次发展计画的首选地。不过也是因为极需要发展，所以这裡常常成为新秀党官历练之处。中国的政治领导人几乎总是要先在贫穷偏远省分任职一段时间，之后才升任为北京高层。习近平的前任胡锦涛曾经待过贵州，前财政部长楼继伟、中央银行总裁郭树清也都待过这裡（习近平待过河北及福建的农村和比较富裕的浙江）。28总之，二○一五年政府在贵阳举办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时，以穆斯林人口为主的宁夏、内蒙等早先的竞争者，显然已经不是中国云数据产业发展的要角，所以后来也没有像贵州省那样接受中央政府挹注大笔补贴、减税。29「精准脱贫」大作战

　　后来习近平决定要在二○二○年前消灭贫穷，也是指定贵州为目标，而且还在二○一七年的中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将这件事列为中国最优先任务，称之为中国的「三大攻坚战」（精准脱贫、防范金融风险、汙染防治）之一。中国政府将「脱贫」界定为「不再有人年收入低于两千三百元人民币」（相当于一年三百三十五美元或一天一美元；但这个数字仍然远低于世界银行设定的一天一点九美元）。习近平以及一些政府官员认为做好脱贫可以提振中国共产党日渐低迷的声誉，非常重要，毕竟中国共产党建党之初，使中国脱离贫穷就是共产党标榜的理想30。（中国的领导阶层宣称他们提早六年，在二○一八年使中国的贫穷人口从八千两百三十九万人减少为一千六百六十万人31。看来他们真的会在二○二○年达成「完全脱贫」目标。）

　　他们知道，想要在二○二一年将国民平均所得提高到一万美元，同样也是必须提高贫穷人口的生活水平才有可能。他们想要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週年之际将中国建设为「小康社会」；这是他们的国家目标之一。最初是邓小平立下这个目标，之后历任领导人都一再肯定，包括现任领导人习近平也是。习近平在十一月举行的党代表大会特别以「贵州省代表」身分出席。这个姿态用意在于告诉大家他认为中国的崛起应该人人受益，而非只是某些省、市获利。习近平对全国党代表说起贫穷人口减少，环境改善，以及「良好的政治环境」，说「贵州省的成就是一个模范，象徵党和国家自十八大以后重大的进步」。贵州省的成功显示「党中央制定的政策和计画完全正确」。32

　　习近平的爱将陈敏尔去了贵州之后，贵州的经济开始呈现起飞之势。陈敏尔今年四十一岁，在贵州起先是担任副省长、省党委副书记，后升任为省长、省委书记。他之前在浙江窜升，起先是在宣传部任职，曾经一度担任报社编辑，后又担任当时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的副手。到贵州担任新职之后，这一个浙江人开始负责掌管庞大的基础建设扩建计画，开设「贵安新区」，并于二○一四年一月开放给科技公司进驻。33陈找了苹果等跨国大公司来到贵阳。苹果公司还同意投入合资十亿美元建设储存资料的厂房，从而和属于贵州省政府的云上贵州大数据公司连结。34贵州省崛起，另一个关键人物是陈刚。陈刚之前在北京当官，后来来贵州贵阳市担任市委书记。这两名高干后来离开贵州之时，贵州及其省会贵阳市，至少在投资额以及GDP方面均已改观。35苹果公司，连同高通、华为、腾讯、阿里巴巴，以及几家中国国有电信公司，总共在贵阳投入了数十亿美元。二○一七年，贵州省的数位经济 ── 厂家绝大部分都在省会贵阳

　　──

　　成长百分之三十七点二，成长速度居全国之

　　冠，其中软体服务成长三十四点八，电商百分之四十。36省政府的一名官员说：「大数据已经成了贵州进入全世界的途径。」37陈敏尔高升至中国最高领导政体「政治局」，并且转任重庆市委书记。重庆是中国内地最大最重要的城市。陈刚则是出任河北雄安新区工委书记。雄安新区计画是习近平的雄心壮志下的目标。他想要在北京市外建造创新大城市。

　　莫路顺的舞台没那麽大，但也做得很好。他先是在荔波县政府服务多年，其中包括担任财政官员。这个职位让他有权力把经费拨给各个村庄。二○一六年他奉调到贵阳，新的职位是负责管理贵安的民营企业。

　　他的职位很明显赢得了自己家乡炳花村民的尊敬。他们有机会就讲他升迁到省会做事，一说到他近年开始担任的重大角色，突然口气就变得肃然起敬，都说咱们村子裡这个子弟干得好。路波告诉我说，路顺之所以仕途那麽顺利，是因为他的老师认识李克强。我始终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路顺的二哥路春似乎对自己弟弟的成功有点不解。他不了解自己为什麽没有办法像路顺那样干练，而且还开奥迪A6轿车。我几次想约见路顺而不果，显见他真的很忙。每次打电话给他说我何时会到贵阳，他总是正好要搭飞机或高铁前往华西另一个新兴城市：「很抱歉这一次没

　　办法和你碰面。我马上就要离开，去重庆（或是成都、西安）开会。下次要到贵州来时，请麻烦打电话给我。」但是我知道他的主场不在他负责管理的那些民营公司，而是一些大型国有电信公司、跨国及国际科技大厂。这几年这些厂商都来到了贵安新区。

　　郭台铭不想回答的问题

　　我从路面平坦的高速公路开车四十五分钟来到贵阳城外的贵安新区。到了这裡，那些突起的山丘看起来已经不再那麽「野」，区裡的道路两旁出现了落叶乔木行道树。进入园区之后，你开始看到一些告示牌在宣传「贵州大数据云的未来」。这一大片园区面积广达一千八百平方公里，地形还是以山丘为主，不过那些山却开凿了很多「资料隧道」，那些科技大厂把他们每天收集到的资料存在那裡，数量非常庞大，而且每天都在增加。富士康最近也决定除了iPads和iPhones的生产设施之外，还要在这裡开设一个中心。创办人郭台铭今天就要在这裡主持开工典礼。他的记者会吸引了几十名中外记者，每一个都想听他讲讲究竟是什麽东西说服了全中国最大的民营企业雇主到贵州来设厂。他雇请的工人多达百万人以上。他来这裡设厂，在某些方面可说是非常意外。因为不论如何，贵州距离深圳八百六十八公里，深圳才是iPhones和iPads的大本营，最大的工厂在那裡，全世界最大的电子製品供应网络也在那裡。大家都知道贵州并没有多少高端技术工人、工程师。富士康早就在内地河南郑州和四川成都开工厂，利用两地便宜的劳动力，但贵州贵阳却更遥远、更贫穷。

　　富士康创办人对于自己受到那麽多人瞩目，似乎觉得没有什麽。他走进来的时候，中国记者用一堆摄影机、相机围住他，大声问他问题。

　　他穿浅蓝色西装，打格子领带，一双黑色皮鞋擦得晶亮，脸上露着严肃的笑意。他似乎习惯手腕上戴着两串佛珠，一串是橘色宝石佛珠，另一串是檀木佛珠。他走上讲台，拿起麦克风开始讲话，滔滔不绝地说明他为何选择贵阳做他最新的一次投资，还一一说明这裡的地方政府提供的优惠条件。贵州省政府为了争取他来贵阳，首先是贵阳市政府特地盖了一条快速道路，从机场直通贵安，终点就在富士康厂房附近。他说：

　　「我们不想进入市区，他们就盖了这条公路给我们。他们盖了公路，然后来找我们。良好的基础建设永远都是关键所在。为了吸引大数据产业，他们建设了一座光纤网路让各家公司使用。」对于新公司的审核程序，因为贵阳市政府很希望流程一路顺畅，因此乾脆派员进驻新区。

　　「这些工作人员就住在区裡面。正常情况下，你本来应该自己跑去最近的市政府申请，但是这一次为了产业的发展，他们把主办人员搬到了现场。」

　　除了资本投入，市库有税收收入，还有因为大公司来投资而博得好名声，对于贵阳等城市而言，就业机会始终是最主要的好处。有一个人问说，那富士康这裡的新厂准备要雇用多少人呢？这一问，一向冷静自若的泰瑞．郭似乎有点激动。他一直摇头，像是在驳斥这个问题。「我希望我们在这个产业园区的用心不是用请了多少人来表现。」他说富士康这一次的模式不一样。「我们在这裡打好基础之后──

　　这需要时

　　间，大概要三到五年

　　──

　　然后我们会开始用机器人製造机器人或产

　　品。我们不想回到以前那种传统的、劳力密集的（模式），单纯就是劳动。我们不只是要让这间新厂友善环境。我们要让这间新厂变成高科技，工程密集，技术密集。我们要在这裡先为这一切打好基础，」他说，「然后推广到整个中国。我们不知道会有多少人来这裡做事。这一点我没有办法回答你。」38

　　这几年正好也是贵州的农民工开始返乡的时候。这麽多年来，贵州省一直就是以「人口外移」为其特性，年轻人大多数离家外出工作，现在农民工开始自外归来，这种改变不可谓不大。二○一一年，贵州省有五十二万农民工从沿海返乡，二○一六年增加为三倍，达到一百六十万人。贵州等几个省的官员都认为这种「移返」是好事。这些返乡人不但为衰败的农村经济带来了活力，也创造了社会利益，因为他们能够自己带孩子，照顾父母，让家乡不再发生「留守儿童」悲剧，缓解孩子的心理问题以及学习能力不足问题，改善农村贫穷人口的生活。贵州省一名劳动官员解释说：「农民工返乡就业一方面有助于地方经济成长，扩大税基，促进市镇发展，而且能够帮助村人就业，带领大家脱离贫穷。他们能够及时照顾老人和小孩，有助于促进家庭和乐，小孩子就能够健康快乐地长大。」39

　　各种充满数字的计画

　　「归雁兴贵」口号很动听，但省政府确实也有开始实施一些措施帮助返乡者顺利「归队」。共产党通常是有政策就有行动计画。这一次的计画叫做「五个一○○工程」，计划名称有不少数字，意思好像是说让它听起来像数学方程式有助于该计画成功似的。该计画订定了五个一○○目标，计划在贵州设置一百个产业园区，一百个高效能农业示范区，一百个指定最佳旅游景点，一百个模范小镇，一百个模范城市社区。另为还有一个「五个」是「五种新产业」，包括大数据、药品、无汙染有机「山地农业」、文化性质的「山地旅游」、低碳节能建材。除了这五个一○○以外，另外还要在全省实施培训计画，加强农村劳工的技术，指导创业方法。每一种一○○计画都以补贴、减税、低利贷款等措施鼓励返乡者创业。另外，这裡的官员和中国各地的官员一样，都认为运用电商是企业发展成功的关键。40

　　对于贵阳和北京办公室裡的高干而言，贵州如今仍然如同田园一般的环境必须开发成新的山地旅游产业。他们的目标是要利用那些美景、长久以来被城市汉人视为蛮夷之族的少数民族，还有多种热炒野菰、山珍等辣味菜餚创造出旅游企业。中国新一代的中产阶级一开始花钱，贵州就受益了。根据统计，到二○一七年截止的五年间，贵州省的年度旅游业收入以及来黔游客数双双增加了百分之三十，服务业已经成为对经济最有贡献的产业，占比约百分之四十五，相较之下，製造业的贡献度只有百分之四十左右，农业更是只有百分之十五（然而，贵州大部分的人口还是农民）。在中央政府命令之下，比较富裕的省、市长久一来一直在对贵州以及西藏等贫穷地区进行投资或是派遣经营人才。在另外一个也是充满数字的「万企帮万村」政策之下，大连万达和广州恆大这两家中国最大的建商当时也开始在贵州的喀斯特地形中建造旅游游乐场。

　　41

　　所以，对于大量的返乡者，政府还是希望他们开旅馆，在各村庄及农村家庭间担当新的永续模式的骨干。在贵阳经营线上农村旅游业的孙哲原先是学者，后来转为经商。他告诉我说：「留守儿童是当今中国最大的悲剧之一。有一道看不见的牆挡住了这些孩子，让他们无法进入社会。」他的公司连结了贵州省几百个村庄（炳花村还没有），这些村庄个个都极力想诱导城市人到他们村子裡旅游。「我们想赚钱，不过我们也想帮助那些家人（农民工）有机会回家。」孙哲出身于另一种农民工家庭。一九五○年代，他父亲因为响应「三线建设」政策，从中国东北的渖阳来到贵州北部贫穷的清洪镇，协助当地发展钢铁工业。他们一家人从未有机会回到故乡居住，但是现在他希望他的公司能够帮助贵州一些农民工有这种机会。42

　　荔波县城种种迹象显示该地旅游业确实已经开始兴盛起来。炳花村就在荔波县。境内横跨樟江新建了一座艳红色拱桥，拱桥南端建了一座主题园区「荔波古镇」，园区面积一百八十英亩，建造经费三十二亿人民币。43园区内一间间灰牆灰柱二至三层楼房，全部清一色中国寺庙式屋顶，这些旅游商店卖的东西包括苗族扎蜡染、工厂量产的少数民族服饰、假牛角头。石板街上那些餐厅卖的餐饮价格昂贵。这样花俏而粗糙的呈现少数民族的种族特色，和中国各地那麽多少数民族文化旅游景点没有两样。园区内一处广场立了一座「奔牛蟠龙」像，底下饰版用英文刻了几句话：

　　布依族人世代居住在诗情画意的云贵高原上，能歌善舞、热情好客。他们相信万物皆有灵，牛代表着力量，龙与鱼遨翔于苍翠的毛竹之上，矫健奔腾，象徵着布依族人的创业精神，与对美好生活的渴望。

　　莫路春的连续创业梦

　　莫路春住在樟江北岸。这裡现在已经在原来的农地盖起了二、三十座二十八层楼的住家大楼。由于大家预期这裡旅游业会兴旺，房价也水涨船高。区裡可以看到巨大的广告牌在广告「蒙娜丽莎磁砖」，显示中国这裡大量複製了这一张着名的脸（中国各地盖了楼房大部分外牆都会贴磁砖；磁砖广告常常是中国乡下地方的特色）。街道两边整排彷古典灯柱，依稀是五○年代中国各城市苏联风格灯柱的现代变种。路春住的这一栋，楼下一楼有一家电器行在卖冷气机，还有一家室内装潢公司（中国的住家公寓出售时通常是一个水泥空壳子）。他几年前在广西的木材厂做事时曾经当过招揽工人掮客。后来他用当招工掮客赚的钱买了这一间公寓。那时，他在木材厂做了几年之后，无意间发现了这一种赚钱的行业，那就是走遍各村招揽愿意接受低薪的农民工。他做这一行，广西几百家木材厂经理付给他的报酬相当不错。

　　他们家在十楼，有三个房间，和老婆、儿子，以及未来的儿媳妇同住。十楼位置不低，感觉上和炳花村那些寒冷的农舍是两个世界。厨房有一台新的「美的」冰箱。起居室裡的银色沙发感觉很虚浮，铺着一块锦缎，搭配的头枕填充得很硬。这种布置显然是想追求欧洲古典风格但技逊一筹　�澅谏舷裙疑弦豢槿斯てじ铮�然后架上去一台巨大的平面电视。门边一座大橱柜，柜子裡摆着茅台酒、中国长城红酒，预备让来客随时饮用。红、白色陶罐装的米酿茅台可能是贵州最有名的产品。还有一个纸盒子，裡面摆了一瓶「鲜牛奶」 ── 瓶身上的标示就是「鲜牛奶」。还有本地产的「乙肝茶」，号称可以修復肝脏。从阳台看出去，可以看到底下一处工地，也正在兴建住家大楼。路春早先告诉我说，这一处工地的承包商就是上次一个下雨天开车送我去炳花村的秦吉介。我还记得那一次他一路上一直要我帮他找个美国老婆。

　　昨天晚上喝了太多啤酒，我步履蹒跚走出客房，感觉到头很痛。我从客厅裡一个背包中拿出一瓶即溶咖啡 ── 路春昨天晚上告诉我那裡面有咖啡 ── 喝下去之后在电视机前坐下来，希望路春散步回来之后我头痛已经好了。电视上播的节目显然是在对现在的新式农夫进行宣导，这一次宣导的对象是兔农。节目中穿插了不少手机、能量饮等广告，然后是一名农夫 ── 也有可能是一名科学家 ── 穿着实验室罩衫，套着橡胶手套陆陆续续讲了一些畜牧业的技巧。他身旁有个笼子，他从笼子裡抓出一隻母兔，手法熟练地抓住兔子的两隻后脚，翻过来检查那一隻兔子是不是已经发情。接着画面转换成一窝小兔子。那个人很严肃地说：「你必须一直帮牠们保暖，尽量让牠们吃。」路春昨天晚上告诉我说，他的想法绝对不是养养兔子就好。我们又喝毛尖茶，又喝雪花啤酒，这个穿着整齐、身材消瘦的前农民工跟我侃侃而谈说他想要做旅游业生意，希望能从这裡改变他们的家乡炳花村。

　　他讲了很多炳花村那些从山坡一路下降到河边的稻子梯田的事情，然后说，要是能够把种稻改成高附加价值的经济作物，对外销售，村民就不再那麽需要土地密集的稻田。然后把那些放领期还很长的土地租下来，或者是让农民持股以交换使用他们的土地，他就把那些土地经营成果园，以之为旅游景点，让游客来採水果。他这个旅游景点还会有旅馆，有餐馆，专卖现捞河鳟、山上的野生药草，还有，当然，本地人养的兔子肉。最后还要有游泳池 ── 他解释说，这裡的河水虽然很乾淨，但是有的游客可能不喜欢在河裡游泳。路春的儿子今年二十二岁，长相俊俏，没事老噘着嘴巴。他从房间裡走出来，路春抬头看一下他，要他向我敬菸。在中国，不论走到哪裡，敬菸在男人之间都是表示欢迎客人的意思。这个男生默默把菸递给我，一句话都没说就走了。路春苦笑着说：「他想做生意，但是不要和我一起做。我们互相不了解。他长大时，我都不在家。」这不是我第一次听莫路春说要做什麽投资。我上一次来找他时，他说的是想要在老家后面山上弄个樱桃果园，让游客来摘樱桃。再前一次，他说的是要开顾问公司，协助农民转做生意。但这些都无疾而终。他最后的一次投资是和朋友合资向山东一个商人买了一百头牛，结果也很惨。那些牛始终没有长到那个商人所说的那麽大，最后他们只好认赔卖出。他说：「我们受骗了。我们也没什麽办法，只能认了。」

　　锯木业是莫路春很熟悉的一种行业，所以他最新的一项投资计画听起来像是蛮有赚头。由于广西那边的经营成本已经升高，所以他打算趁这个机会打破广西对锯木业的半垄断状态，到荔波设厂。他说，在荔波设厂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就近利用贵州丰富的林场资源。但是由于现在贵州省政府正在推动计画，要将贵州变成绿色旅游区，所以要开工厂的话，将会很难获得批准。不过路春却在政府开始紧缩之前获得了批准。他想要藉锯木业多赚一点钱，然后把赚来的钱用在真正关心的事情上面，那就是炳花村的发展。不过，若要实现他对家乡炳花村的想法，他却需要区外的投资者，需要真正有钱的人来帮助他。他告诉我说：

　　「你也知道，讲了那麽多，结果我们炳花村到现在还是一家旅馆都没

　　有，连餐馆都没有，商店也没有。没有一家人完成了老屋修缮。我们要怎样去跟人家讲说我们村子值得投资？我们怎麽知道自己是不是真的有办法把我们村子变成旅游景点？」

　　莫路波也是在烦恼这个问题。住在东莞多年，因为是租房子，常常在搬家，最后，他几年前所做的决定终于开始动摇。那时候的他是决定要留在东莞不走的。他的女儿是农民工子女，要上私立学校，学费很贵。另外，他很牵挂家裡年迈父母的健康。长久在东莞做个「外人」，不受欢迎，也是很折磨人。这一切都让他很不快乐。几年前他曾经一度回到荔波县。但是他发现这裡距离能够供货给他的广州工厂太远了，附近又没有淘宝的分公司。那时候他想在他父母家隔壁一块地盖宾馆，不过这要炳花村如村民所愿变成了旅游景点之后才有意义。他用手机搜寻了荔波的一个旅游网网站，拿给我看，说：「荔波那裡有很多事可以做。每年五月到十月，餐馆、旅馆全部客满，可是我们村子没有。」那个网站裡贴有泛舟活动的照片，另外还贴有飞机、巴士、高速火车等照片，意思是要来荔波玩可以有这些交通工具。不过，那一座机场其实已经荒废；那一栋白色机场大厦已经毁坏，最近还膺选为中国「最少人使用航厦」」的恶名。高速铁路也还没有铺，公路也还没有开。他说：

　　「我要等来的人多了再考虑盖个小旅馆。不过天晓得那是什麽时候。」44

　　故乡的异乡人

　　对农民工而言，回到乡村也不容易。他们在城裡过了大半成年岁月，回到乡村，往往不习惯乡村那种缓慢的生活步调，要买东西货样又少。利用电商网购确实可以多买到几样吃的穿的，但是根本没有电影院等休闲场所，就是要散个步，也没有公园可以去。农民工的子女也是一样。他们返乡来读初中、高中，但是却受不了生活发生那麽大的变化，置身自己的故乡感觉却像异乡人，常常中途辍学，没有几个人可以倖免。今年三十岁的杨猛说：「我已经够穷了，像我这样的人想回家乡做生意的话，危险的地方在于生意失败，然后变得更穷。」我经由几个农民转而认识杨猛，他是四川宜宾人，之前在深圳做事。他说他父母之前买了三百头猪来养，但是二○○三年碰到SARS疫情，中国经济衰退，结果猪卖不出去。杨猛说：「农民工最大的问题是他们没有技术没有能力控制市场。在城市待了那麽久，在家乡已经没有什麽『关係』，碰到麻烦，他们不知道该去找什麽人。乡下只能容纳少部分人，工人回到家乡不一定有办法找到事做。」45

　　回到贵州来看看，迹象显示这些「归雁」并未完全顺利安置。从贵阳要到炳花村的路上，我们经过了当地跨国技术公司漂亮的办公室，看到巨大的广告牌宣扬着「创新的光明未来，电商的新梦想」，之后路面开始缩小，路边又开始出现破败的农舍，成堆的垃圾，路上的狗骨瘦如柴，路旁牆壁上写了一些标语劝告返乡的人不要懒惰。炳花村外的半路上，一处工地的篱笆上挂着上下排布条，用大大的白色字道：

　　好吃懒做很可耻，贫穷落后不光荣。

　　返乡做事更有利，不赶不累不慌张。

　　唯有勤劳能致富，要不贫穷就做事。

　　第七章

　　即将到来的危机

　　一个人民所不能控制的权力能为人民服务是一个奇迹。奇迹可以有，但不能视作当然，所以为了要保证一个权力不能不向人民服务，还得先由人民控制住这权力，这才是政治上的常轨。

　　── 费孝通一九四八年《乡土中国》

　　二○一九年，农曆新年将届，北京市开始有「空掉了」的感觉。对于一个人口两千三百万人的城市而言，这让人感觉有点奇怪。经过了一年的农民工大遣送，一接近新年，平时很热闹的商业区变安静了，商店拉下门窗，红砖门、窗在灰色牆壁的衬托之下，让人想起这裡经常出现的人潮。这就像是「幻肢」一样，虽然已经切除，但是神经却还在触动。北京五环路以内区域，二○一七年以来过年就禁止燃放鞭炮。上海、广州后来也实施这种禁令，把中国最大节日弄得很没有气氛、了无生气，感觉很奇怪。经济衰退尤其加深了这种苍凉感。美中贸易战开战以来至今已经一年，关税问题引发了切肤之痛，中国对北美出口开始衰退，工厂也开始解雇劳工。人口减少造成了经济紧张，多年来举债因应支出的方式也开始失效。这两个问题像是这个城市天上那一层雾霾一样，令人惴惴不安。

　　经济分析家告诉我说，中国出了名的都市中产阶级 ── 那些举世震惊的消费力的创作者 ── 已经开始在缩减支出，汽车、手机销售量双双下跌。以前路上来来去去都是一些机车快递员，骑着机车把大大小小各种包裹、餐饮送进入大街小巷。现在这种快递比以前少了，车上那些神情疲惫的递送员表情也跟着严肃了起来。新年期间，习近平来胡同裡「问候人民」（这是中国领导人传统的新年「演出」，以示关心贫穷人口）。他来的这一处胡同已有一千年的历史，一直住着一些流动摊贩、工人1。那些快递员看到习近平，有点不确定，又有点紧张。习近平对他们说：「你们像勤劳的蜜蜂一样，是最勤劳的，到处跑来跑去，日晒雨淋，不简单。」当天晚上电视新闻就播出了习近平的爱民亲民之举。影片中，这个中国终身领导人问那些快递员说：「你们要回家过年吗？」2那些快递员一张脸拧成了一团，回答说「要」。他们的表情好像是在怀疑这一次回乡和家人团聚之后是不是还会再回来这个衰退的城市。

　　佳士工人维权事件

　　在中国，传统上新年前大家都要清理一下个人事务，譬如家裡大扫除，去理头发，把家裡的刀子磨一磨，还债，清理个人恩怨。就在这一个时期，不到两个星期之前，在北京以南两千公里外的深圳，警察来到张治儒、吴贵军这两个全中国最出名的劳工运动家家裡，带走了他们。

　　这几年来，他们一直遵照警方的要求，从不越线，所以一直能够平安无事。外国媒体的报导让警方比较忌讳把他们关起来。不过张治儒早先就告诉我说，这一次不一样（媒体审核官员早先就命令媒体不要报导他们这两个敏感人物）。深圳那边抓了几个劳工运动分子，不久就放人，但是抓了张治儒和吴贵军却没有。当局指控他们「扰乱公共秩序」，和四年前加诸于曾飞洋和孟琀的罪名一样。3一年多前吴贵军曾经传简讯给我，之后我们就没有再联络。他的简讯有点情绪化，说他最近「很幸运（这裡加了一个『笑脸』表情图示）一切如常，『喝茶已经成了习惯』。」他这裡说的「喝茶」，其实是很委婉地在说当地公安常常找他去问话。唉，我心想，我知道这样的「问话」其实蛮可怕的，不过，他们两个人至少还懂得避免牢狱之灾。所以，他们两人停用了微信「朋友圈」（moments）并不意外。原来他们经常在「朋友圈」贴文。（张治儒的副手，就是前面说过原本想在东莞增设一间「春风」办公室但后来作罢的那个年轻人，他在微信的「视讯串流」上很活跃，只是仍然尽量保持低调。看得出来他近来开始对「新儒家」产生了兴趣，因为你会在视讯中看到他到孔庙拈香下跪拜孔子，然后简讯内容说：「用心赶上，新年和祖先同在。」）

　　这一次公安逮捕张治儒、吴贵军两人，是近年来中国最大一次镇压劳工运动行动的一部分。事情的起源是二○一八年「佳士科技」（JasicTechnology）所属的焊割机械製造厂拖欠工资，厂裡工人发动抗议，并且组织独立工会，力图保护自身利益。当局的反应和平时一样严厉，于七月时逮捕了二十九名工人，无疑认为下重手可以把事情了结。但是，这件事却引起北大、清华大学等几所大学左翼学生及校友的注意，一行人跑到广东来支援工人。当局看到这种情势变化，不得不开始警戒。八月下旬，学生到了广东之后，在惠州拥挤的住宅区租了一间公寓住下来。不久他们上传了一部影片向大家说明为何要来支援工人抗议。影片中，他们穿着一件制服T恤，T恤上面用黑白色印了五个年轻工人图样，底下一排社会主义写实体的红色大字，说「团结就是力量」。隔天，当局就开始镇压。八月二十四日一早，镇暴警察戴着防弹面罩，配备盾牌，来到他们住的公寓，破门而入，挥棍打人，最后带走了五十名工人和学生。这五十个人，有一部分人由警方随即送回其原居地，交给他们的父母，其馀的继续拘留4。当局继续镇压。十一月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武汉五大城市同步行动，强行抓走学生和劳工运动家。接着十二月及隔年五月再次抓走学生、工人。一名目击者向外国记者描述有近十名黑衣人士在北大校内拦住一名校友，先予以殴打，而后强行推入汽车之内载走5。「他们痛打这个人，立刻就把他制服。」（十二月二十六日和五月一日这两次掳人，前者是毛泽东生辰一百二十五週年，后者是中国及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际劳动节，当局都没有发现到这种很讽刺的巧合。）

　　张治儒和吴贵军都没有公开支援佳士出来抗议的工人，所以他们两人这一次被捕是不是和佳士事件有关并不清楚。不过抓他们两人要传递什麽信息倒是很清楚，那就是杀鸡儆猴。有鑑于中国又开始出现了新一波罢工风潮，抓他们两人就是警告那些想帮助中国工人人。中国现在新一波的抗议示威已经不限于工厂、工地。二○一七年，中国发生一千两百二十五起工人抗议事件。二○一八年增加到一千七百多起，其中有很多是发生于服务业，包括成长很快，但很危险的新兴产业快递业。如今快递业雇用的农民工多达三百多万（曾经参与天安门事变的工人领袖韩东方在香港设立的《中国劳工通讯》所登载的抗议次数可能低于实际上发生次数；他们这个组织规模比较小，无法记载所有这类事件）。6

       双十一背后的快递悲歌

　　在中国所缔造的、号称全世界最惊人的资本主义故事当中，一日千里的电商是这个故事最新的主角。待遇不良的快递员在电商的快速成长当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但却总是遭到冷落。不论是卖餐饮、杂货、办公室设备，抑或是花卉，网路销售都是全年无休，没有一天打烊。不过，其中只有双十一节这一天才真正能够说明网路可以创造多麽惊人的「天文数字」。这一天之所以叫做「双十一节」，是因为这一天是十一月十一日，中文的说法有两个「十一」所致。「双十一节」原本叫做「光棍节」，大家用这一天代替情人节，藉以嘲笑一些没有伴侣的人，但后来却演变成中国一年一度最大的购物节，一场历时二十四小时的消费狂欢日。这一天之内，光是阿里巴巴这个网售平台，苹果、爱迪达、耐吉、小米等各品牌的销售金额就超过三百亿美元，比美国「黑色星期五」（Black Friday）和「网路星期一」（Cyber Monday）这两个平台合起来还多7。但是，大家惊愕于那样的天文数字之馀，没有讨论到的却是那公然的「同类相残」效应。那就是，电商平台这一天销售量的暴冲，不但夺走了平日的销售量，而且还把其他购物中心、家庭式杂货店等零售通路「开肠破肚」，使他们不得不解雇员工。

　　双十一节这一天在实体店商业的残骸上创造了中国的拜物节庆典，同时又以一场星光熠熠的同乐会向中国极力崇拜的科技致敬。中国几家电商公司的亿万商机创办人是创造中国双十一节庆的「大师」，其中包括性好戏谑的阿里巴巴老闆马云。马云年轻时常在家乡杭州的西湖搭讪外国游客，自愿当免费嚮导，藉此练习英语。阿里巴巴双十一这天在上海举办同乐会，会中有玛丽亚·凯莉（Mariah Carey）演唱，还有太阳马戏团（Cirque du Soleil）的表演，会场中机器人来回穿梭，为客人送鸡尾酒，泡咖啡8。但是大家都紧盯着会场中一幅巨大的数位萤幕，因为阿里巴巴在同乐会中用电脑萤幕同步播出阿里巴巴电商网站中的销售金额（这是每一年大家关注的焦点；大家都在看今年众人的豪奢消费额会不会再创新高）。9但是，一离开这裡，在中国各城市街道上，大家看到的却是双十一的阴暗面。这一天，电商的送货工人要倾全力送货，送货量是平日的五倍以上，而且常常要缴交三十元到两百元不等的「送货迟到」或「客诉服务不良」罚款10。这一个消费盛典必须依赖农民工才有办法运转，但对他们而言，这是痛苦、疲惫的一天。但是，就算没有这一天，农民工终年其实也没有哪一天比较好过。为了达到一定的送货量，赚到足够生活的钱，农民工不得不拉长工作时间。所以他们根本无从选择，必须减少休息时间，包括吃饭时间和上厕所时间；而且开车要很快。送货工一般都穿着黄色或蓝色制服，以便在人车阵中显得醒目，但他们经常发生车祸，送货员不是肇事者就是受害人。根据上海市警局的统计，二○一七年光是上半年就有七十六名快递员于送货途中发生车祸死亡或受重伤11。中国最大网路电商直接併购最大快递平台或收购其股份 ── 譬如腾讯之于美团点评（Meituan Dianping），阿里巴巴之于「饿了吗」（Ele.me） ── 送货员的劳动条件并没有因此而改善。他们这些司机其实和大电商公司没有关係，因为他们是经由第三方公司雇请的司机，或者根本就是自由流动司机，所以不受劳动法规的保护，而且往往没有签劳动合同。12

　　但他们的劳动条件差也不是新鲜事，因为这种情形只是反映了中国新兴的服务业大部分的职务都是「低薪、低技术」的职务。这是中国服务业的大趋势。中国的经济计画官员原本的构想当然不是这样。原本他们是说会有依靠第三部门的经济发达起来，劳工在这一部门的经济中赚的钱会比以前多，还会学到一些技术，又能够按照「高附加价值经济」的「想像」生产商品。他们一开始就依照这种想像订定全面职训教育计画。李克强二○一四年就曾经这样说：「想像一下，如果中国的九亿多劳动力大部分都学会了中端到高端技术，中国製产品的规模和水平会高到什麽程度。」二○一六年时，中国人大部分都在服务业就业，从事製造业、农业的比较少。不过，他们多半在餐馆、旅馆、零售业、快递业服务，其职务和经济计画官员所期待的手机程式设计、AI工程相去甚远。中国的公务员、教师绝大部分都是大学毕业生。不过，根据香港科技大学经济学家亚伯特．帕克的研究，近五年来，这两种职位减少了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一13。他说：「电信、资讯技术、电脑、金融、企服等高端技术部门至今在整个服务业当中占比仍然不大；有一部分有在成长，但是成长速度不快。」14

　　民营企业得不到公平对待

　　另外一个在新经济中工人得以仰赖的利器，当然就是「企业家精神」（entrepreneurialism）。据说这「企业家精神」是由「创新」发酵之后而成；只是究竟何谓「创新」，大家都讲不清楚。在全世界，「创新」一词似乎包含当代资本主义精神视之为「前端」及「善」的一切；全世界这麽看，中国也这麽看。一头白发的经济学家刘鹤用「五六七八九」这一系列数字提纲挈领来描述民营企业在中国的重要性。这一个「五六七八九」说法指的是，现在全中国已经有百分之五十的税收、百分之六十的全国GDP、百分之七十的创新产品、百分之八十的城市就业机会，乃至于百分之九十的全国有照公司，来于民营企业。不过实际的情形却是，中小型民企虽说是很重要，但始终还是受制于不公平的制度。长久以来，银行信贷、政府合同大部分都流向国有企业。这一点并不意外，因为银行本身就是政府所有，很自然会贷款给国有公司。官员通常不愿意看到国有公司破产，所以国有公司碰到难关时会来为他们纾困，使国有公司显得较有吸引力。习近平主政之后，一股有利于国有公司的趋势显然已经復活。经济学家拉迪（Nicholas Lardy）长久以来一直力排众议，认为中国的私有部门很强，没有受到什麽歧视。。但是二○一九年初，他的看法却倒转了过来。这一年他出了一本书叫做《国家反击：中国经济改革的结束》（ The State Strike Back: The End of EconomicReform in China？）；相较于四年前他出的书却叫做《市场高于毛泽东：中国民营企业的崛起》（ Markets over Mao: The Rise of PrivateBusiness in China）。二○一九年一月，总理李克强和一批官员在北京开会，会中李克强再次呼吁各家银行调整长久以来对民营企业的偏见。官员数年来一直在推动民企，但是成效甚低。北京的《中国日报》报导说：「李克强说，稳定的就业必须依靠数百万家小型企业，金融机构的支持对于小型企业的发展不可或缺。他呼吁国有银行为小型企业提供良好的服务，维持市场活力。」15

　　十年来的经济低点与失业潮

　　由于社会动乱常常和失业有关係，所以中国的领导阶层一直很关心失业问题，但目前的失业问题确实让他们越来越担心。中国经济成长的速度，于二○一八年底来到了近十年来的最低点16。一项针对全国大型公司的调查统计显示，此前的十二个月当中，中国的产业失去了两百八十万个就业机会。一八年十二月，中国国务院宣布将採取措施遏止「辞退」潮，各公司只要不开除员工，政府将补贴各公司失业保险费用17。

　　设立新公司的各项规定也将开始放宽。政府同时也开始将「零工经济」（gig economy） ── 说不好听一点就是自由工或临时工 ── 当一回事看待。既然企业主认为自己利润受到了挤压，同时还在辞退员工，决策官员便转而希望「自顾型就业」（self-employment） ── 既然没有健保、退休金、任何职安保险成本 ── 能够为工人提供生计。中国的国家媒体援引李克强总理在北京主持论坛时说的话，报导说中国政府将会「支持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形成全面的商业应用，有效促进扩大就业。」18根据一项研究的估计，这一支非正式经济从二○一五到二○一七年间，总共雇用了三千三百三十七万名原本必须从产业公司离职的工人。19

　　不过现在这一支经济也已经开始出现问题。面对「共乘制」新法规，自顾型就业机会随即开始缩水（部分城市开始规定共乘制中的驾驶人必须拥有本地户口。这对上海及大部分城市都是极大的挑战，因为那裡的人大多数都不是本地人）。另外电商法规也开始规定线上售货商必须註册公司并纳税；政府为了查禁色情及政治内容，开始检查网路直播；但最主要的因素就是中国的经济开始变差了。二○一九年初，佳富龙洲经讯的啊�柲希�崔就警示说，零工经济「作为就业市场的安全阀，其作用不再像以前那样有效」。20他提出这样的警示之后没多久，中国最大的叫车服务公司「滴滴出行」就宣布将解雇两千名员工，相当于该公司劳动力的百分之十五。21至于农民工如果返乡，我们也找不到什麽理由假设他们回家后会找到比较好的工作，甚或赚大钱。即使是在内地开设小工厂，以电商方式销货 ── 譬如世界银行总裁金墉极力夸赞的「淘宝村」 ── 其中多数还是復归为一九九○年代的「血汗工厂」型态：工人没有签劳动合同，强制长时间劳动，劳动条件有碍健康及安全。有个这种血汗工厂的老闆跟我说，新的生存策略就是「不要引起注意」。不引起注意，那些挤压利润的环保法规、劳动法规就管不到他们。22

　　二○一八年，中国各省分有一半以上经济成长比预期中迟缓。贵州省虽然是「西部大开发战略」最大的受益者，也是习近平「脱贫」政策的重点实施省分，但一样没有达成目标。23九○年代末政府整顿国有企业，十年后的金融危机造成数千家工厂倒闭，都曾经引发巨大的失业潮，造成人民普遍的不满。但是如今从各工厂将要解雇更多工人的情形看，中国很可能即将发生第三波失业潮，引发社会动乱。人民对中央政府的信任一直是保护北京领导阶层免被愤恨民情波及、确保共党政权的护身符，然而现在人民是否终将失去这一种信任，目前看仍不清楚。

　　日益恶化的不平等

　　不过，就算没有「失业率升高」这个问题，中国的经济也已经从内部腐烂。在多位经济学家口中，中国不是全世界最不平等的社会之一，就是全世界最不均等的大经济体24。法国经济学家托玛．皮凯提的《二十一世纪资本论》在二○一三年出版之后，引发世人开始注意「不平等」问题。他和柏克莱经济学家加柏列．祖克曼（Gabriel Zucman）发现，中国的财富不平等问题之严重程度约略相当于寡头政治统治下的俄国，介乎法国和美国之间。但更重要的是，他们还发现了一个令人心惊的「升高」现象，亦即，前百分之一的人口，其总财富从一九九五年占全世界总财富百分之十五，到二○一五年已经增加到占百分之三十，几乎增长了一倍（与此类似，同一个时期内，俄国最有钱的人财富占比也是增长了将近两倍，高达百分之四十三。中国和俄国前百分之十人口的占比类似于此，其中中国占百分之六十七，俄国百分之七十一）。祖克曼写道：「在中国和俄国，现成的证据显示二十年来财富不平等急遽恶化。」25经济学家甘犁发现的情形可能更为吓人。甘犁在柏克莱拿到博士学位，目前来回于德州农工大学（Texas A & M）和中国成都西南财金大学之间。他在成都创立「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研究中心」，主持一项全国性质的常态性调查研究。根据他的研究，中国的基尼係数（Ginicoefficient，义大利统计学家柯拉多．基尼于一九一二年制定的「不平等」量测法）已经达到零点六一，是所有大经济体当中最高的国家。一般认为一个国家基尼係数若是达到零点四，社会就会开始动乱。26中国现在面临的问题，主要是在贫富差距会不会拖垮该国的未来。

　　四十多年前，邓小平发动经济改革，曾经说过一句话，说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句话后来变得家喻户晓。那时候他说，沿海地区富裕起来之后，那裡的财富就会开始「涓滴」到内地。他的说法得到一个经济理论的支持。这个经济理论叫做「库兹涅茨曲线」（Kuznetscurve）。「库兹涅茨曲线」是说，财富一开始会两极化，但是等到富有者所创造的经济利益散布到整个社会之后，两极之间就会渐渐变得相等。哈佛大学经济学家怀默霆（Martin Whyte）后来提出了一项研究报告说，在中国，那些最贫穷的人就是支撑该国不平等现况最大的力量。

　　他们的态度是对毛泽东的时代激烈而往往不公平的平均主义的反弹而来。怀默霆认为，中国的弱势者不会採取行动反抗「不平等」。这种情形，他用「社会火山之谜」（myth of the social volcano）这句话来形容其中的转折、奥妙27。后来有人强烈反对他的观点。

　　中产阶级的保守性

　　另外一些学者发现，中国人会和同侪、友人比「命」好不好，但是不会和社会背景不一样的人比「命」好不好。中国儘管始终是有钱人越来越有钱，但是穷人的生活确实也渐渐在改善，毋庸置疑。不过很多人相信，即使大家的生活水平都提高了，彼此之间一样会产生摩擦。有一个「现代化理论」说，人民的生活水平、教育程度提高之后，自然而然对政府的要求也将跟着严格起来。多年来，一些研究中国的社会学家、驻中的外籍记者都贊同这个理论，也预测说，中国如果发生革命，必定是起因于一批新兴中产阶级要求共产党改革或让位。在二○○○年代，中国开始发生所谓的「邻避症候群」（NIMBY，为not in my backyard〔不要在我家院子〕的缩写），城市人出来抗议他们新购住房品质伪劣，或住家附近工厂排放汙染。这些学者、记者的现代化理论于此获得了众人的认可。根据一项研究报告所说，二○一五年那一年，有四分之三以上的中国人认为他们的生活比起五年前好过，百分之七十五的人认为贫富差距确实是个问题，但是这个问题以后是会恶化还是改善，他们的看法就有分歧。28

　　然而也就是在这一年，习近平却开始镇压异议分子，强力巩固党的权力；情势上看来中产阶级似乎已经难以推动什麽改革。不过，有意思的是，城市人如果出来抗议什麽事情，每每是因为他们不想让自己的子女和农民工子女或家人分享教育资源。中央政府想要改革高考不公平的计分制度，使之不至于对农村子弟形成歧视，让他们有机会考上好大学。不过若是真这样改革的话，城市子弟就会遭遇激烈的竞争。所以他们的父母就开始跑来省政府教育部门办公室前抗议。后来，贵州贵阳市也有汉人出来抗议加分制造成少数民族子女能够以低分进入大学就读。

　　29多伦多大学的政治学家王惠玲说，中国的中产阶级并没有一些人以为的那麽激进，他们其实是一股保守力量，但这并不奇怪。她在一篇论文中论及她发现的观点：「在专制独裁国家，『报復』成本总是比较高。

　　这意思就是说，收入、教育程度较高的人损失的会比收入、教育程度低的人多。换句话说，抗议行为在专制国家是高风险行为，一个人在社会阶级上爬得越高，参与抗议活动的机会成本就越高。」30她在二○一九年的一次访谈中这样解说：「如果你用最宽松的意思，以『人均收入增加』界定『现代化』，那麽，一国公民加强问责（或开始出来抗议，有所要求）之时，这个国家就会开始民主化。但如果真是这样，那麽这个理论显然不适用于中国。我们发现的是，教育程度越高，越有钱，就越不会出来抗议。」31

　　底层人民的怒火

　　但如果是换成极低薪劳工，甚至是遭解雇的工人出来抗议，这些人就不会有什麽好损失的。他们身为农民工，看得到城市人的生活方式，自己也亲历了遭受歧视的景况。社会科学裡面有一支研究的是社会中人的幸福感；研究的方法有一部分是询问人对生活有没有感到满足。这样的社会科学可以让我们认清农民工的一些事情。研究显示，城市农民工口中报出来的幸福感水平、生活满意度远远低于拥有城市户口的城市居民。32这一点并不意外。意外的是，城市农民工的收入虽然平均是乡村人的两倍有馀，但是幸福感却低于乡村人。对于这种情形，李镝话说得很坦白。他的大半生一直在努力了解农民工的问题。农民工多年在城市中充当下等阶级，又曾经在一齣他们自己很爱看的南韩肥皂剧当中看到自己的形象，所以都认为城裡的人对他们很坏，他们的生活很苦。有一天我和李镝约在广州市中心一座大楼裡的咖啡厅碰面。那天下午他告诉我说：「有时候他们还会夸张城裡的小孩子生活有多优渥。他们认为城裡的小孩子就像电视演的那样，很有钱，而且总是很快活。不过不管这个。他们知道自己生活没有那麽好，感觉很愤恨不平。」33他说的这些情形有助于理解工人的抗议越来越多的成因。

　　不过，愤恨归愤恨，农民工的行动长久以来却一直零零星星，局限在某一家工厂某一群人自己的问题上面。劳动学者解释说，抗议行动若要达到永久的效果，就必须各厂各地区串联起来，以群体的力量展开真正全国性的运动。马克思就说过，劳工一开始只是「阶级自在」（classin

　　itself），知道自己受到亏待而觉得忿忿不平。但是他们必须转变为「阶级自为」（class for itself），知道自己受到了歧视，和社会中其他人有别，然后戮力合作，一起努力改变自身集体的命运。在中国，这种转变可能已经开始。34我们前面讨论到的佳士事件就是第一桩结合中国各地工人、劳工运动家、学生的工人抗议行动。除了佳士事件之外，二○一八年还有几个城市工地吊车师傅以及卡车司机串联的两起全国罢工事件。吊车师傅的罢工发生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前夕，他们在微信上面发表了一封公开信，呼吁「所有的劳工朋友积极加入，让整个社会听见我们的声音」。北京研究劳动关係的学者王江松当时曾预言说：「十几个城市的塔吊车司机这样自行动员，从每一个方面看都可以视为中国的劳工已经开始进入历史的拐点。」35

　　多年来，中国的领导阶层和人民一直有个默契，那就是，他们保证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普罗大众则是容忍不民主、忽视民众心声的中共统治。中国四十几年来经济快速成长，推动人民生活水平随之快速提升，确实了不起，中国人也都受益匪浅。但与此同时，当大部分人似乎都已经接受公民自由权并未随之增长的事实，少数有异声的人却受到了严酷的镇压。今天，人民和领导阶层原先的默契已经产生了致命的裂痕。不平等现象越来越严重，表示会有很大一部分的人口认为党不再履行官、民默契中的另一半条款，因而起来要求改革。中国政府虽然在网路上设置了防火牆，但是今天的中国人民已经发现外界的人拥有的一些权利是他们没有的，其中包括投票选出自己喜欢的领导人。除了政治面，中国经济未来的情况也面临了严峻的挑战。多年来，中国依循「改革开放」途径发展经济，取得了相当大的成果。「改革开放」无他，一言蔽之，只要政府不介入即可。多年来，决策官员将原本的计划经济开放出来，让效益不良的国有企业接受竞争，容许民营企业成长，外资投入资本和技术，因而大幅提高了生产力，推动了中国数十年的经济成长。但这一方面农民工也发挥了他们的作用。同一个时期内，农民工由务农转而从事製造业或服务业，每一名新工人此时「产出」的生产力是他们务农的好几倍，大大振兴了中国的经济，平均为中国每年的GDP成长贡献了一至二个百分点36。前此中国也已经开放农民自行决定种植作物的种类以及收成后的销售对象，因此提高了中国农业的生产力。

　　不过现在这个公式好像开始失效了。二○一九年，中国经济持续放缓，中国政府採取的措施和二○○八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每逢经济衰退所採取的措施如出一辙：他们下令国有银行放款挹注经济。二○一九年，银行放出的新增贷款达到三兆两千三百亿人民币（四千七百七十亿美元）。这个金额是中国银行「一个月」内放出过的最大金额。不过，如此巨大的增幅说明的不过是经济情况的严峻；危险之处在于中国这种做法无异于替自己挖掘更深的债务坑洞。这个债务坑洞估计约为整个经济体的百分之三百，其严重程度，换成别的国家早已爆发经济危机。但即便有国有银行持续保住经济，使之不至于崩溃，可是中国常年依赖现金资本流维持经济活动，表示他们不断把钱投入到一些不知道该如何用这些钱、不需要用这些钱的公司、经济计画上面。这一点，加上从乡村至城市的劳工流逐渐枯竭，此前实施技术提升及建造完整供应链所产生的酬报也已经结束；凡此种种，都造成了中国总要素生产率的下滑。

　　「总要素生产率」是一种估算经济经营效率的方法。中国的总要素生产率在二○○七年前的十年间，平均每一年为百分之二点六，之后却跌落至几乎为零。原本生产率下降是经济体成熟之后常见的事，但中国的生产率跌落却来得很突兀，而且是跌落到比美国还低。美国在同一个时期从百分之一跌落到百分之零点五左右。37

　　改革开放的终结

　　改革开放使中国受益三、四十年，其中包括一九八○年代市镇及乡村小型企业开始繁荣，九○年代国有企业市场化，二○○一年加入世贸之后大量外资涌入中国。不过这一切目前差不多已经走到了末尾。这就是说，三、四十年来中国那些轻松得来的经济收益即将告终。多伦多大学经济学家白若文（Loren Brandt）说：「中国如果要延续其生产力，必须在政策上做一番改革。」38佳富龙洲经讯的研究主任白安儒（AndrewBatson）在报告中写道：「政府不断利用国有企业刺激短期经济活动，影响到了民企部门，造成生产力无力成长。」结果就是中国的「未来锁进『经济成长迟缓』景况将越来越紧」。39

　　中国面临的各种挑战，还有一个就是必须摆脱低价的製造业模式。

　　中国数十年的经济成长都是靠低价製造业在推动，但是随着近年来工资开始上涨，工厂大量搬迁或关闭，经济也开始放缓。经济成长一放缓，收入增长就跟着放缓。「中国製造二○二五」政策，虽然说是要推动全国技术提升，但其实也是在摸索中国经济新的发展方向，期免中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南非、巴西等国就是在朝向已开发国家迈进时，经济发展停顿，落入了这个陷阱。中国现在的前进之路确实碰到了极大的障碍。中国想要摆脱劳力密集及低成本经济，研发自有技术；这是创造高附加价值经济的关键。但这必须要有个非常开放的体制才行。唯有体制开放，才会让中国不再受制于严酷的检查体制，开始和外界进行学术交流。中国人口老化也是个不利的因素。研究结果显示，老年工人比较不愿意冒险试验新观念。40极度不公平的教育制度造成乡村学生极高的辍学率，同时也是中国经济转型巨大的障碍。香港科技大学社会学家黄玉多年来在东莞研究机器人对劳工造成的冲击。他说：「缺乏高端技术工人已确认是中国发展『聪明製造』的主要障碍。」41中国以「户口」制度限制人民迁移，加上经济发展制度仍然有利于国有企业或国家附属企业，不利于民营企业；这些都拖累了生产力。

　　贸易战导致外国企业出走

　　中国开始推动经济转型的时机也很糟糕。就在取得世界高端技术成为其未来发展的关键之时，中国经济却遇到了全世界对长期重商主义政策 ── 包括规定以技术移转作为市场准入的代价 ── 的逆流。美中贸易战并非仅仅涉及关税和贸易赤字，而根本是一场生存战争，因为中国想要取代美国，成为经济及技术强权，所以华盛顿特区方面决心起来制止。但是中国面临的挑战并不只是让外国企业继续来中国投资，带来技术，而且他们还要设法止住已经发生的企业外移情况。有很多企业到中国投资并非只是製造产品，而是还要把产品卖给中国消费者，这样的企业自然不会离开。但除此之外，外籍企业到最后应该都会离开中国，不再回来。去年，外资公司有百分之三十七已经把部分製造部门 ── 大多数是低端装配线 ── 移出中国。他们所持的理由，最大的一个就是美中贸易战，其馀的还有土地和工资上涨、环保法规趋严等等。二○一九年初，瑞士汇丰投资银行发表了一份研究报告，报告中说，这一股趋势应该还会持续下去，另外有三分之一的工厂计画在未来的六至十二个月内移出。42几年前，家具、玩具、服装製造等劳力密集产业就有厂商开始搬迁到越南、柬埔寨、泰国等地，现在则是高端电子供应链也开始缩小在中国的规模，改到别的国家发展。但是中国如果要成为全世界的出口强国，高端电子供应链却是关键所在。苹果的装配商和硕联合（Pegatron）已经开始把部分连网（networking）机具的生产移到印尼，同时也在考虑移厂到印度、越南43。富士康已经在考虑削减百分之十装配iPhone的蓝领工人。这样的话，就算他同时在印度扩厂，一样可以省下六十亿元人民币。44

　　富士康的郭台铭几次在白宫和川普会面之后，宣布要在美国威斯康辛州蒙特普莱森村（Mount Pleasant）投资一百亿美元，建造最先进的厂房，生产电视机面板。这个厂预计将雇用一万三千名美籍工人45。富士康这次的投资是他们第一次在美国建厂，川普总统立即夸口说这是他政治上的一次胜利，后来还和当时的众议院议长保罗．莱恩（PaulRyan）、威州州长华尔克（Scott Walker）一起参加破土典礼46。他当时在典礼上用铲子铲土的样子很笨拙。但是现在这个投资案却因为给了富士康三十亿美元的补贴而受到批评；这是美国史上外国公司曾经享有的最大一笔减税额度。而且现在也不清楚这间工厂到底会雇用多少工人，预计产量是多少。二○一九年初富士康的胡国辉说，这间工厂到最后有可能会变成研发中心，只雇用极少数蓝领工人。47但不论如何，富士康会考虑到美国做重大投资，表示对于这一家台湾公司，以及许多世界性大厂而言，中国将会越来越不重要。

　　富士康签下威州投资案数月之后，财富全球论坛（FortuneGlobal

　　Forum）二○一七年末在广州举行。期间，郭台铭和多位其他公司的CEO、媒体参加一次问答会。会中他现出了他那囉唆、不知所云的讲话风格。他描绘他对川普的印象，说川普「是很直接的人，他喜欢你就喜欢你，不喜欢你就不喜欢你。他是个商人，讲话直接了当」。还说他很怀念苹果的贾伯斯，说贾伯斯是「伟大的思想家」。他说参加贾伯斯丧礼的众人当中，中国人就只有他一个。贾伯斯的丧礼有一段密教的密续仪式，郭还补充说「是黄教密续，不是黑教密续」。他吹嘘说，威州投资案定案之前，足足有十个州的州长找过他，要他过去投资。这一位富士康创办人接着话锋一转，说他的公司多年来在中国对工人一直都很好。他说：「那些工人以前很可怜，吃不起猪肉、鸡蛋，但是我们给他们吃得很好。在中国经营二十年后，我们办了一次聚会，他们都带孩子来参加，结果我们发现那些孩子又白又胖。吃蛋会变胖，这是我从美国学会的。我们在中国有一百二十万名工人，很多。我们用一套管理训练制度训练了很多人。他们都从富士康学到了东西，我认为我们富士康对中国整体（发展）的过程有贡献。」48

　　费孝通的农村改革计画

　　中国首席乡村学学者费孝通，出身于仕绅家族，在中国最好的大学接受教育，后来在英国伦敦政经学院获得社会学博士学位。不过，他的一生，如果不是因为一次个人人生的悲剧，他应该就不会开始去研究中国的乡村。之前他太太也是社会学家。婚后，他们两人连袂前往贵州南部偏远山区的瑶族村落做田野调查。有一天他们走在一条狭小的山径之时，费孝通跌到一个捕虎陷阱裡面，受了伤。他太太赶到山下求救。但是一个礼拜以后，有人发现她的尸体浮在一处山溪当中。她在山溪中溺毙。49费孝通在医院住了几个月才逐渐从悲伤中復原。期间他对妻子的不幸充满了自责。一九三六年夏天，他跑去江苏开弦弓村做研究。他的姊姊在那裡的女子学校教养蚕。开弦弓村距离他们出生的地方不远。这个村子传统产业是养蚕产丝，但是后来却碰到比较有竞争力的日本公司的竞争。费孝通在这裡深入观察当地人的生活及经济活动，后来将研究的结果写成博士论文《江村经济：长江流域农村生活的实际调查》。这篇博士论文后来也成了他重要的着作。费孝通一九四八年又出版了《乡土中国：中国社会的基础》和《乡土重建》两本书。费孝通在这三本书中详细陈述了一个当时仍属激进的信念，那就是，中国的乡村未来如果要有所发展，就必须赋予那些饱受歧视的赤贫农民自主选择权。同时他认为，中国的学者如果真的要了解乡村及其发展后路，中国的学术界就不该一体借用西方的理论，应该开闢自己的研究路径。50费孝通在他的时代是非常革命性的。他的观念，很多放在现在的中国仍然非常适用。中国的农村经济一直是发展停滞。中国必须改革土地所有制，在农村一部分藉由小型家庭企业和小规模工业化 ── 或许再进一步组成合作社 ── 来发展地方经济。他希望，藉由创立新企业而使农村经济活络起来，并因此把之前离乡接受教育的村民吸引回来。今天的「归雁」政策和他这个观念如出一辙。费孝通在伦敦政经学院读书时，受教于波兰籍社会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Malinowski），深受其影响。他吸收法林诺夫斯基的「功能论」（theory of functionalism），主张人的行为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求，而非为了社会事务。这种观点，后来发现果然和中国共党领导人的观点完全相悖。在政治上，他的观点意味着中国农村必须摆脱中央政府不了解民情而又过度的控制；这有一部分要由受过教育的村民担当要角，在农村培养一种草根式民主。费孝通并没有详细叙述他的观念，不过他确实有写道，传统上，「仕绅」阶级维持了一种「地方自治」形式。理论上，这一个富有的乡村地主阶级会「折射」中央政府的干预政策；他认为这些人也许就是某种地方民主的关键。然而，本身出身自仕绅阶级的他也承认，这一个乡村仕绅阶级比较关心的还是自己的势力和利益。一九四八年，他写道：

　　等这经济基础安居之后，再讲从来没有享受的政治自由等一类在生活上比较了飢寒为次要的权利。如果这种国家能有这个机会不能不说是幸运，因为一个人民所不能控制的权力能为人民服务是一件奇迹。奇迹可以有，但不能视作当然，所以为了要保证一个权力不能不向人民服务，还得有人民控制住这权力。51隔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他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是因为他着作颇丰，深获好评，新的共党政府官员也在争取知识分子的支持，所以对他很好。

　　但是，一九五二年共产党决定加紧控制之后，他前此受到的礼遇一夕骤变。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经过苏联经验的过滤之后，这时已变成唯一可用以观察中国社会的观点，于是社会学在中国共产党眼中就变成了「资产阶级的伪科学」；这在费孝通而言或许难以理解。52共产党政府要他此后开始专门研究少数民族。他们认为这个课题很重要，但是必须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做分析。他从此就经常来回于北京和中国西南── 包括贵州 ── 之间。几年之后，他再次遭到政治运动的整肃。53一九五六、五七年，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鼓励知识分子在「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他也有出来讲话，但不久毛主席态度丕变，他随即被打成右派。此后的二十年间，他脱离了学术研究生涯，下放到农村劳动改造，还曾经打扫过厕所。一九七六年毛泽东离世之后，他获得平反，后来接受委任重建中国的社会学学术。一九七九年，为了重建中美之间学术界的联繫，他奉派为中国学术界代表之一，访问美国。期间，一位美国学者形容他「浑身圆滚滚的，活力充沛，活跃开朗。」 不过，有鑑于下放多年学到的教训，他已经绝口不提什麽中国乡村农民的政治权利。他后来于二○○五年离世。

　　八十年前，费孝通开始写文章探讨中国乡村；八十年后，中国乡村还是一样在为生活努力挣扎。多年来政府一直在实施经济改革，投入数十亿美元经费进行社福计画，建设公路、铁路、水坝，但是乡村地区依然远远落后于城市地区。农村收入 ── 包括农民工的收入 ── 始终维持在城市收入的三分之一左右。浙江、广东两个临海省分GDP和澳洲，西班牙相当，这两国都在全球前十五大经济体当中；贵州省的GDP，即使有来自北京的大笔转移支付，还是比孟加拉不如。55中国城乡之间的教育品质明显差异很大。上海花在小学生的教育支出是西南省分小学生的四倍。乡村年轻人读完中学的比城市少了很多，就读大学的更是寥寥无几。教育资源分配的差距同样反映在医疗保健之上，内地很多省分的预期寿命都低于全国平均预期寿命。经过多年的努力，而且投入大笔经费（二○一八年贫穷救济用掉了一兆两千万人民币，相当于一千八百亿美元），还是有几百万人过着贫穷的生活，其中多数都在农村。56这种差距很大一部分最后都可以追溯到仍然严格实施的户口制度和土地所有制。这两种制度一个限制了人民的居住地，一个限制了人民的土地使用权。二○一三年的三中全会虽然宣布了全面改革计画，表示最终将会取消实施已数十年之久的各种限制，但是从那时候到现在，政府说的多，做的少。确实有一些地方已经开始允许农民工前往定居，但那些地方都不是农民工真正想去的。城市以外偶尔会有开放土地所有制自由化的案例，但往往目标是要鼓励土地重划或「规模农业」，受益的往往是地方官员和外来的商人，不是本地农民。

　　大政府、大计划的癖好

　　中国的领导阶层始终很执着于巨大的、由上而下，政府强制执行的建设方案。这种偏执的表现，远的有纪元前三世纪秦始皇建造长城，近的则是二○一二年完成的三峡大坝。三峡大坝耗费三百七十亿美元，其中一部分是付给一百三十万人住家拆迁的费用。中国另外一样「南水北调工程」背后的心态也是一样。这个工程引入长江的水，通过十个省分，抵达北京和天津，供该两市使用，耗费七百六十亿美元。57另外，虽然广东省各市因为缺工已经开始在工厂设置机器人，中央政府还是敲锣打鼓的宣布了「粤港澳大湾区计画」。这项计画说是要连结香港、澳门、深圳、广州以及东莞等众多珠江三角洲城市，以减免税措施吸引白领劳工、专业人士等等。这个「大湾区」据说将成为全世界最大的经济发展特区，最后且将在创新及技术输出方面超越美国硅谷。至于整个区域之内各种法规、法令、海关检查、货币等等要如何整合，经济计画官员却没有说（二○一九年，香港人开始大规模抗议中国企图控制香港；这也说明了「大湾区」计画是个浮夸的计画）。

　　中国的内陆省分现在已经有很多农民工在回归，但是中央政府制定的庞大计画一样在蹂躏这些省分。譬如贵州省现在一心一意就是要建造大数据云基地，贵州省南部则是在建造一座全世界最大的射电望远镜，目前已用掉中央及省一亿八千四百万美元经费。这一座望远镜建在喀斯特地形当中，直径五百公尺，面积相当于三十座足球场那麽大。建造这一座望远镜的目的是希望促成人类第一次和外星人联繫，58不过建造过程必须迁置九千名农民，多数都是苗族和布依族。59习近平的消灭贫穷计画也是要大量强制迁移人民住家。在西北省分陝西，政府把两百四十万人民从偏远山区强制迁置于新建造的村庄。60这些迁置措施，有的是出于利益动机，因为地方官员想把空出来的土地改建为工业区或商业住宅区。但是新的迁置区是不是生活方便、经济会不会衰退，没有人知道。不过重庆的新建模范村大岭已经发生这种情形。这样大量移置村民的危险之处在于，中国西部可能到处都是一些大型的密集安置地，其中多数都没有就业机会，所以很可能还是回復成过去的穷途潦倒。他们以前住在偏远地区稀疏的村落当中，不论如何都还可以依靠农作维生，但是现在住在这些新建的社区，除了依靠国家救济，完全没有谋生手段。

　　现在城裡会雇用工人的工厂越来越少，有些人留在城裡，最后只有流落到最低阶的服务业，更糟糕的就是失业。中国的经济计画官员不理解农民，不理解农民工的需要。社会学家黄玉说：「要是机器人取代了工人，然而工人又没有土地可以回归，中国的城市很快就会出现贫民窟和严重社会问题。」61

　　农民工卑微的盼望

　　这一切日后将会如何发展，目前仍不清楚。经济计画官员是否能够沿用以前面对经济迟缓的手法，靠大撒钱刺激成长？至少在短期的未来这还有可能，但是长期而言，因为报酬递减律的关係，中国的收入成长将会越来越缓慢，中国的经济将会更加贫血。等到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中国的弱势者更加了解自己悲惨的境遇，中国的经济将会成为严重的问题。而且，中国政府如果再继续箝制农民工，不让他们在城市定居，最后将会引发激烈的抗议行动。研究显示，在职业及工资不变的情形下，能不能藉由在城市入籍而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是农民工决定是否支持政府的重要因素。有一名学者这样写道：「随着户口身分改变而来的向上流动会提升公民对政府的信任。这表示，只要向上流动的途径还是开放的，中国近年经济成长趋缓的情势就不至于立即引发政治动乱。」62不过这样的途径眼前就不只官员抗拒，城市居民也反对，因为他们不想和农民工共用城市的学校、医院、街道。

　　中国经济发展停滞或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对全世界都不是好事。有人说，中国的不幸就是其他国家的好运，这种说法常常到最后是两边落空。中国的就业机会枯竭，东南亚国家也许就跟着出现新的就业机会，但是西方国家不会。强大的中国对自由价值构成了威胁，但是中国如果受伤，全世界的经济成长也将跟着受到拖累。已开发国家的经济发展趋缓之际，美、欧、日等国跨国公司对迅速崛起的中国就依赖日甚。二○○八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国便成为全球经济成长最大的贡献者。有些人似乎认为中国这种角色永远都不会结束。这或许是因为中国向上成长的趋势如果停滞的话，大家看不出有哪一个国家可以取而代之的缘故（印度虽然有可能是未来世界经济成长的驱动器，但是它目前的经济却有一些问题）。中国的中产阶级以后会发展到多大，之前的预测现在看来都显得很夸张（麦肯锡曾经预测中国的中产阶级二○二二年将达到三亿五千七百万人）。63这种看涨不看跌的预测，背后的假设就是中国会有越来越多的乡村人变成都市人，生活改善，变成了永远增长，快乐消费的资产阶级。但是众所指望的这一股消费力很可能永远都不会实现。

　　国际银行纷纷丢出时间表，预测中国何时会成为全世界最大经济体（汇丰控股曾经预测是二○三○年，届时中国的经济量体将达到二十六兆美元，相对于美国的GDP则是二十五点二兆美元。64「国际货币基金会」的预测也是二○三○年）。但是大家都不提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就是，这个「全世界第一」地位会维持多久？中国其实很有可能会成为全世界最大经济体，但却因为内部情势恶化而崩溃。

　　这一崩溃，后果将会非常严重。要是大部分中国人民都看到自己生活水平骤然下跌，会在已经无所不在的阶级鸿沟上雪上加霜，引发更大的动乱。没有新闻报导自由、没有反对党、没有正常的选举，人民除了上街，没有宣洩的出口。鑑于中国共产党长久以来的表现就是一感受到威胁，就不惜残酷镇压，所以它也有可能认为光是内部镇压还不够。面对国内各界发出的异议，拥有强大军力的中国共产党可能会设法分散其公民的注意力，出兵攻打区域内的香港、台湾、南海等热点。相较于美国等国家，固然中国封闭的体制解压阀门太少，也很僵化，但是内部的生存危机已经开始造成伤害。一百五十年前，在当时的环境条件之下，马克思早就预言，一个输出「动乱」的中国将会「把火花丢进现行产业制度负荷过重的地雷当中。」

　　新年裡的草根选举

　　中国的城市早就已经禁止燃放鞭炮，但是乡村地区却一样乐此不疲。农曆新年是一年一度每个中国人都要回返家乡的日子，也是平日淼无人烟的农村一年一次的重生。有存下一点钱的农民工这一天难免要买一点鞭炮来放，包括有烟火弹、焰火棒，还有一长串的连珠炮等等。村委会方面，出于环保或安全的考量，并不鼓励这种行为，但地方上大家都认为他们会睁一隻眼、闭一隻眼；事实上也是如此。所以村子裡到处都是鞭炮声，刺鼻的白烟飘浮在半空中，久久不散。放鞭炮一方面是满足传统上驱鬼求运的意思，一方面农民工也在藉此向家乡的亲友以及其他返乡者表现自己在外面混得不错。你放炮放得多，表示你有钱──

　　这是一个大家都没有说出口的意思；只是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的财富到了明年是不是还在并没有保证。村裡家家户户都贴了春联。村民在一个露天水泥台上杀猪宰牛，台子旁边有一条小路，通往连接炳花村旧的一半和新的一半的小桥。新年期间，一到晚上，大家就聚在一起吃火锅，喝自己酿的米酒。

　　我曾经去过炳花村几次，其中这一次是在农曆春节去的。农曆春节是外出到各地做事的农民工一次返乡互相见面的机会。我们在莫路春父母的家，围着矮桌，坐在凳子和小孩椅上 ── 在乡下，他们好像都偏好这种坐法 ── 进行敬酒、敬菸的仪式。平常见不到面的人此时一见面就谈起哪裡的工厂在解雇工人、哪一家工厂要关闭、哪裡有新工厂要开工，还有他们自己有什麽打算等等。在这个长久的，醉醺醺的夜晚的某个时候，我看到有几个人穿梭在众人之间，分送纸笔给每一个人，但是我和载我来这裡的司机却没有。由于现场人声吵杂，所以我没有问人说他们在干什麽。但是第二天我才忽然明白过来，原来我昨天晚上已经目睹了北京方面吹嘘已久的草根式民主。他们昨天晚上在选举村主委。

　　村主委的权力小于村裡的党支部书记（中国在乡村设置的是一种二元体制，但是党领导常常兼任村主委。党领导不是由村民选出，而是由甲良镇的上级党员指派。炳花村等十几个村都归镇裡的共产党管）。莫路春曾经指着邻居家牆壁上一张布告要我看。布告上面写了四个村主委参选人的名字及他们每个人的得票数，字迹潦草。其中当选者获得六十九票。他们用中文「正」字来记录得票数；每得一票就划一划，每五划形成一个「正」字，代表五票。我问莫路春那个当选人有没有办法把事情做好，能力怎麽样，他很不看好。

　　莫路春口气轻蔑，他说这个新当选的村主委从来不曾「出外」过，不知道外面的世界长什麽样子。「外出」意思是指乡下人到外面做事，见识外界。但不论如何，这个职位并没有实权，镇上党部指派的党支部书记莫波春才是实际决定政策执行与否的人。但接着，一和镇上的几个「领导」比较起来，莫波春的权力又小了许多。镇上才是真正行使权力之处。所以这一次村子裡这一场选举其实没有什麽意义。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昨天晚上路春才没有为我说明他们在干什麽。他说，新的村主委没有办法替炳花村做什麽事，更不要说还要将炳花村发展为村人期待的重点旅游村落。至于道路拓宽这一项，我在二○○○年就听说村裡两条小路将要铺上柏油，通往甲良镇，然后从那裡就可以转往省会贵阳，再从那裡到达中国各地现代都会。但是这个计画至今仍然不知道什麽时候会完成，现在村裡换上新的主委，一样无能为力。路春一脸竭力诚实的表情，他说，一条公路到底能够为炳花村的未来带来多少改变，真的没

　　有人知道。

　　后记

　　精准扶贫还是精准控制？

　　中国共产党将在二○二一年庆祝建党一百週年。中共现在已成为全世界统治最久的政党。建党一百週年庆届时将成为自卖自夸的节日，城市将会挂满鲜红加金黄色国旗和铁鎚镰刀旗，中国媒体在高层指示之下播出谄媚共党的浮夸文告，习近平无疑也将宣告党的两个百年目标之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已经完成。1「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意指「精准脱贫」和GDP达到一万美元（其中「精准脱贫」是习近平背书的「三大攻坚战」之一，另外两项是「防范金融风险」、「汙染防治」），这两项中国将会顺利完成。接着，中国将在二○四九年迎来另一个百年庆典，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百年庆。届时，中共的目标是将中国提升为富强康乐的「现代社会主义国家」，但依然由恩威并重的党紧密控制。不过，真的到了二○四九年之时，共产党是不是还存在并不清楚。

　　前苏联就是一例。前苏联原来也是一直显得很稳定，像是将会长长久久，但是却在其七十五週年前不久瞬间解体。

　　中国若想安度下一个十年，中共必须在「压制和回应」（repressionand responsiveness）之间寻求一种平衡。中国官吏长久以来就一直接使用「压制与回应」为统治手段，一手安抚人民，一手控制人民。所以中国政府常常一方面设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另一方面则严酷镇压异议言论及抗议活动。但中国政府以这种手法对付农民工的历史尤其长久。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助教授曼弗瑞德．艾尔福史托洛姆（ManfredElfstrom）当初发明这句话时，其实就是在讲中国的农民工。2二○○三年，中国东北辽宁省辽阳市的铁工厂突然关厂，草率解雇了数千名工人，工人上街抗议，于是爆发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第一件大规模罢工事件。中国政府处理这次罢工事件的手法就明显就可以看到「惩罚搭配调解」策略。辽阳市当局奉北京「老闆」之命，一方面公开谴责工厂几个资深管理人员，承诺查办腐败失职的地方官员，补发工资以及失业救济给失业的工人，另一方面却以严酷徒刑惩罚罢工领导人，藉此对另外一些想要推动抗议活动，争取自身权益的工人发出警告。这种「胡萝蔔加棍子」的两面手法始终是官方处理劳工问题「操作手册」中的一部分。

　　「压制与回应」策略还会跟着这个数位时代而与时俱进。中国政府现在已经开始日渐扩大使用监视技术及社会信用制度来奖惩城市居民，另外也用来监视或集体监禁西域新疆的穆斯林。他们运用这种科技的方式十分骇人，已经引发全世界各国的关注。不过，较不为人知的是，中国政府也用这一套新的、非常巧妙的控制系统在监控农民工及乡村赤贫农民。例如在东莞这样的城市，工厂现在要赚一点利润越来越难，但是地方官员却开始在试行社会信用制度；在这种制度之下，工厂老闆要是想要降低生产成本短付工人薪水、福利金，就会受到惩罚；惩罚的方式包括无法向银行贷款，不能购买机票、高速火车票等等。中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曾经宣布说，二○一九年的前几个月就有一百八十家公司因为剋扣工人薪水而列入黑名单。3这种做法当然是要确保农民工获得中国法律所承诺的薪资和利益。中国共产党就是以这样的做法表达他们有倾听农民工的心声。

　　但是，既然罢工事件在增加，中国政府自然更是加强压制。他们用声脸辨识技术辨识抗议者，找到之后抓起来处以拘留。他们也常常把劳工运动分子列入黑名单，使他们后来没办法找工作或开公司。他们的镇压手法和以前不一样的地方在于推出「聪明城市」。这种「聪明城市」的公安局、交通运输局处、银行、商业局等政府机关会分享客户资料，阻绝有纪录的客人享有政府的各项服务。农民工要是参加过抗议活动，以后要向银行贷款，想要创业，孩子想要就学都会有困难。以前，他们只要搬家到另一个城市居住，这些问题就迎刃而解，但是现在这已经越来越不可能。

　　中国政府为了运用这种数位威权统治手法，公安官员开始建立庞大而精密的中国公民资料库，当中也把目标对准了各城市中弱势的农民工；这真的很令人难过（当然，他们原来就一直有用「户口」、档案等实体文件在监控人民）。人权倡导团体「人权观察」（HumanRights

　　Watch）说，包括安徽、陝西、贵州等省分在内，地方政府已经开始用尖端科技来追踪农民工的行动，将他们强制纳入声脸辨识系统，取印指纹，採血验明DNA序列。贵阳警方说这种做法有助于「建立和谐的社会」；这种说法真的很诡异。4

　　即使是在已经有不少农民工回归的乡下地方，你还是可以看到运用新科技改善人民生活，但也加紧对人民控制的情形。如此这般运用新科技，相当程度补强了中国的「维稳」政策。习近平为了消除中国的贫穷人口，曾经倡导一种「精准」济贫方法，那就是，不要把整个村庄都列为「贫困」，让每一个村民都接受经济补助款 ── 这是长久以来的做法 ── 而是改为以「家庭」为单位，个别审定每一个家庭的贫穷程度是否符合「救济」资格。这种积极的做法可以确保不需要的人不会收到救济金，同时还能够抑制地方官员的贪腐行为，让他们没有机会把救济金分配给自己的亲友。为了实现这种作法，中国政府进行了一次全国「贫困」註记，所得到的资料目前已经全部输入数位资料库供各地政府机关运用。总计这一次的全国「贫困」註记，地方官员在贵州、湖南、广西、四川、云南等省乡村收集资料，总共註记了十二万八千个村庄，两千九百万「贫困家庭」。5

　　註记了这些资料之后，党还会定期做家户查访，看看贫户是否还合乎贫户救济资格。「低保」 ── 最低保障收入 ── 就是这种救济措施之一。中国政府对乡农村住民收集了大量的资料，包括收入、有多少地、一年中多少作物、教育程度、有没有慢性病等等，钜细靡遗，这裡我们说的只是其中几项。另外当局还会检查村民是否有电脑，是否有养宠物，孩子是不是在当地以外的学校就读；如果有，「贫困」资格就会自动消失，因为官方认为这些东西全部都是「奢侈品」。还有，人民如果不参加政府指定的扫街、街坊巡逻、照顾老人、安排及分配救济物资等「志愿」工作，就不可以领取济贫基金。6政府大量收集人民个人资料的结果，渐渐的，村庄裡每一户人家的门口开始贴上了条码，任何人若是想知道这一家人的事情，只要用手机扫一下这个条码，就可以看到该户全部资料。7也有贫户因为不愿意向官员透露自己不光彩的事情，或是不愿意邻居知道，只好选择退掉救济资格。但是当局除了收集村民资料之外，也在推动农村电商，希望能够提高农民收入。8随着中美贸易战争打嗝一般打打停停，长久以来维繫两国经济关係的製造业供应链确实已开始松脱。在专家口中，这叫做「脱钩」。苹果公司开始鼓励其供应商把生产线移出中国。有的厂商，譬如富士康，则是已早先一步移出。9全世界最大的消费性商品供应商利丰公司（Li &Fung）是沃尔玛、耐吉等多家大公司的供应商，它的一个高阶经理说，现在中国的工厂都觉得「岌岌可危」。二○一五年，利丰公司来自中国的进货量占其全球进货量的百分之五十九，到了二○一九年却只剩下一半不到。10「脱钩」似已成为川普带领下美国政府贸易策略的主要部分，而习近平却是一边继续宣扬其毛泽东式的「自力更生」政策，一边寻找美国以外肯卖黄豆、龙虾等各项货物给中国的供应商。像中美两国这样彼此是对方最大的贸易伙伴，两国之间若是再这样「脱钩」下去，中国势必会有更多工厂要关闭，辞退工人，使得工人非要返乡不可，中国城乡之间将因此而更加紧张。

　　由于经济与社会的不公平，当前全世界各地民粹运动正方兴未艾，造成了一些大家意想不到的结果，譬如英国脱欧、右翼政客在北欧赢得选举、川普主义（Trumpism）造成美国社会及政界的分裂及退化等等。

　　看到这一种情形，使人不禁联想到中国，不知道中国各种日益严重的不公平现象最后是否也会导致中国发生变化（香港现已发生的反抗运动，一部分也是因为经济的不公平所致）。中国的领导阶层占尽「一党统治」的便宜，为了加强控制，推出的政策即使充满争议亦无所谓。但也正是一党统治，所以也很脆弱，老百姓不管碰到什麽问题都怪罪共产党。中国多年来经济的快速成长要归功于他们，生活水平降低一样要抨击他们治理无方。党很清楚这一点，所以不断加强其「压制与回应」策略，而且压制的技术还日新月异。问题是，如果如同炳花村莫姓人家那样的几百万农民工到最后认为中国共产党给的红萝蔔不够，棍子却不堪忍受呢？那中共要怎麽办？党要如何面对持续不坠的反党统治运动？党最后还会在吗？会不会影响中国日后经济及政治的崛起？中国共产党凭藉「人民」的名义统治中国，前此数十年的经济发展模式使中国强盛起来，但是却未能为全国半数「人民」提供公平的机会，还把他们排除在其所憧憬的未来中国蓝图之外。值此中国共产党正在努力改变此一经济发展模式之际，他们不能不正视上述这些迫切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