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独立工会 写于 二零二三年
车桥厂与临阵脱逃
一
2月22日,西安,我在58同城上搜索招聘信息。
相对而言,西安这边网上的信息里,劳务中介发布的较少,看上去更像是是厂方直招的。我看中了一家公司。不一会儿,对方打电话过来,约我明天到高陵区某厂应聘物料员的岗位。
高陵区在西安的很北边,我从兴庆坊附近坐了近两个小时的公交才到。这里是一大片厂区,基本上都隶属于陕汽集团。许多厂子门口都站了不少提着行李的人,看来他们也是来找工作的。年轻面孔依然是主流,但相较于珠三角,感觉整体年龄略微大一些。
时近中午,我在一个厂子门口的炒河粉摊上吃了一份炒细面,略微观察了一下厂门口的人,大约有50多个,其中,中年面貌的有13个左右。闲来无事,我便和经营炒河粉摊的老两口子聊起天来。
“唉,不知道怎么回事,这几天各个工厂的门口一直都站满了人,前几天人还更多呢。”大婶操着一口陕西口音,岁月的皱纹深深地刻在了她的脸上。
“都出来找工作了嘛,就像我一样,”我摇了摇折叠桌旁我的行李箱,“疫情三年,搞得大家都没有钱了,这不放开了大家就都出来打工了。”
“是啊,前面刚刚在这吃饭的几个娃,也都在说找工作的事。”大爷头发已经花白,笑容有着那种上了年纪的特有的苦涩感。
“你们的生意怎么样呢?”我问。
“也就一般般了。”大婶回答。
“你们一般都是中午这个时候出来摆摊吗?”我问。
“不是,大概中午12点出来摆一次,晚上12点出来摆一次。”大婶说。
“也对,现在工厂都是两班倒,晚上上班大家都会出来吃夜宵。”我笑着说。
“唉,其实就是我们年纪大了,干不动工厂里的活,不然的话我们也会进厂打工。”大爷说,“干这个生意,一不赚钱二又睡不好。但我们实在干不动那活了,工厂也不要我们这样上了年纪的人。”
我笑容有些凝固,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最后挤出“是啊”两字,就埋头苦吃了。
大婶大爷出来摆炒河粉摊,不仅中午和半夜在外营业需要时间,路上的路程以及准备食材也同样需要时间,这就意味着他们睡觉休息的时间会相当的碎片化。“老有所养”的社会,什么时候才能实现呢?
吃完午饭,也就快到了面试的时间,我向对方微信发过来的位置走去。
那里也一样站了几十个人,点一下数,有45个。大多数仍然是年轻人,其中4个女孩子,另有8个中年面孔。
我向对接的人报道,他要我扫码输入个人信息,然后问我:“证带了没?”
“带了带了。”我拿出身份证。以我的经验,如果是中介,一般来说会暂扣别人的身份证。
正当我以为对方是中介时,结果他根本不收身份证。他说:“不是,叉车证呢?叉车证带了没?”
“叉车证?但是我面试的是物料员啊。”我有些摸不着头脑。
对方似乎也有点状况外:“好吧好吧,你先站在这里,等会我带你们进去。”
等人差不多到齐了,他便领着我们进去。
他把我们领进一间房里,然后点了三个人的名字,两个女生,还有一个我,要求我们三个跟着另外一个人到一个角落处。
“今天招的都是叉车工,你们两个女生应聘的是二线,”那个人说,然后又转向我,“你应聘的是物料员。”
我们三个点点头。
“但是我们现在只缺叉车工,”他继续说,“今天让你们来,等于是做一个人才储备,等到哪天岗位出现空缺了,你们就可以上了。”
其实这种事情,就应该在线上联系的时候说明,而不是把人弄到这边了再说。
“二线和物料员的试用期工资都是3500,转正后4500-4800,物料员的话,如果旺季活多可以干到6000多,包住,宿舍水电费自理,餐补10块,缴纳五险,没有一金。”他继续介绍待遇。
两个女生继续象征性地问了些其他待遇问题,但是我完全无心听了,感觉自己像是被摆了一道。
“你们如果没地方住的话,也可以住我们这里的宿舍里,一天10块。”那人最后说道。
女生和我都婉拒了,随后拿着行李离开。
二
正当我拖着行李在路上漫无目的地走着时,一辆SUV停在了我旁边。
“师傅,你是出来找工作的吗?”车里的人戴着眼镜,用陕西话问我。
我微笑点点头:“是啊。”然后继续走着。
“我这边有工作,要不来看看?”他换成普通话,然后示意我上车。
我笑着摆摆手,然后继续走着。
“没事的,来上车,就当聊聊天,我现在一个人开车闷的慌,想找个人谝一谝。大不了送你一程也行。”他开车追过来。
我感到盛情难却,于是把行李放在后备箱中,上车了。
“兄弟你哪儿人啊?看你带着行李,不像是本地人啊。”戴眼镜的男人问。
“是啊,我湖南人。”我说着,递给他一支利群。
“湖南人跑这里来找工作?”
“之前我去了广州那边找工作,结果那边人太多了。我就想人都往珠三角长三角跑,内地可能就空了,就往西安这边来了,结果没想到这边工作还是这么难找。”
“是啊,现在跑出来打工的人太多了。你是不知道前几天,这边厂子个个门口前边都好几百多人,都是来打工的——关键是,现在这边厂子也不怎么收人了。”
“是啊,所以现在就很难办。也不知道该去哪里了。”
“现在的工作确实难找,都不容易啊。诶,那你对做车桥有没有什么兴趣?”他突然提问,“就是大卡车的那种车桥,连接卡车轮胎的那种东西。”
“是做什么呢?”我问。
“你有叉车证吗?”
“没有,我发现现在好像到处都在招叉车工。”
“没有也没事,就可以做普工的活——你知道吧,做车桥要喷漆,别的喷漆师傅有些地方没喷到的,你就可以补一下漆。除此之外,还可以拧拧螺丝,打打包装,都是一些非常简单轻松的活。流水线也是特别慢,你看,基本上就这么慢,”他一边说着,一边停下车,然后轻踩刹车怠速运行,“工作时间是8点半对8点半,小时工的话,工资18块钱一小时,包住不包吃。感觉怎么样?”
“可以去看一看?”我抱着看一看的心态说。
“那好,我跟我下面的人说一下。”那人刚好把车开到车桥厂门口,然后拿出手机打电话。
“喂,大炮啊,我这边有个兄弟,现在找不到工作在外面走着呢,我给人拉到车上来了。你看厂子里还能不能找个岗位,给我这位兄弟先在这干着,先干个把两个月再转长期什么的都可以,先把人安顿好再说。你现在在厂里吗?出来接一下我这位兄弟,什么?现在在外面啊,那我找别人。”他对着电话一通说,然后挂断,再拨打另外一个号码。
“喂,小傅啊,我这里有一个伙计,现在没有地方去,你把人先领进厂里,先干个把两个月再转长期都行。今天的招聘流程快完了?没事,先把人安顿了再说,大家都是出来挣钱吃饭的,都不容易,把咱这位兄弟安排进去。你现在在厂里不?在厂里啊,那你出来接一下人吧,”他挂断电话,然后对我说,“待会他就出来接你了。”
“你是这个厂子管人事的吗?”我问。
“是的,准确的说,我是管他们的。”他意指他刚刚打电话的那两个人。
“也就是说,你是人事经理?”我问。
他点点头。然后把车掉过头,靠近工厂门口的保安室,招呼了门口保安,给了保安三支中支芙蓉王,指着我说:“这位兄弟待会跟人进去,你不要拦着他。”
保安接过烟,恭敬地点点头。
工厂大门口一个人一路小跑过来。
“跟着他走吧,”人事经理对我说,“我待会还有事,就不陪你了。其实不是有事,是去玩哈哈哈。”
于是我就下车拿上行李,跟着他派来的人走了。
他派来的人姓傅,人事经理叫他“小傅”。小傅把我领进厂门,此时厂内路边一堆带着行李列队的人刚刚解散,只稀稀拉拉留下几个人在问工厂的人问题。显然,他们也是来参加招工的人,招聘流程的确如小傅所言几乎已经结束。
小傅似乎对领导随意而任性的安排有些为难,反复问了我人事经理是否对我讲清待遇,然后说:“现在进来的人已经满了,所以已经没有宿舍了。你看是否要在这里打工?如果确定的话,我再给你问问还有没有宿舍。”
小傅把选择权交到我手上,我还是有些犹豫不决,有些难为情地说:“真的没有宿舍吗?”
“我再问问吧,”小傅又去找人确认,然后回来对我说,“的确没有了。不过,可以在外面租房子住,我就是租在附近的村子里的。如果租房子的话,可以帮你联系一下房东。”
“这......”我有些难下决断,“其实我有个朋友在西安,可以住他那里,但是他在雁塔区,实在太远了。”
“那确实太远了,这样根本没法工作。”小傅接着又说,“我请示一下领导吧。”
我感到有些无厘头。说实话,人事经理把我带上车送到厂里强插来,也许只是某种漫不经心的善举。我和人事经理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关系,但是却让他手下的人不敢怠慢,就这样的小事情居然还要请示一下。
小傅对着电话说了些什么,然后把电话递给我:“你跟领导说吧。”
我看了看电话上的名字,写的是“龚总”,我对电话说:“龚总你好。”
“你好,”电话那边就是那个人事经理的声音,“你的情况我听小傅说了,现在厂里没有宿舍,你就在外边租个房子吧,也就一个月两三百块钱,其实打两天工就回来了,你说是不是?先把自己的情况稳定下来再说。”
尽管龚总措辞还是比较客气,但是我在他的语气中略微听出些不耐烦。也许并不是对我,而是对小傅。
“好的好的,谢谢龚总,我看看房子。”我回答道。
电话被龚总挂断,我把手机还给小傅。
“怎么说,决定在这干吗?决定的话我就联系给你租房子。”小傅问我。
我心里仍然犹豫不决,感觉这一切都太仓促太草率。但当我想起所剩不多的余额和找工作越来越困难的趋势,再加上人事经理和小傅或随性而为或应付领导但却又认真待我的善意,最终我还是决定先在这里打工试一试:“好,租房吧。”
小傅立马打电话给他认识的物业,问问物业还有没有房源。物业说没有,但向小傅推荐了一个房东,小傅又接着打房东的电话。
小傅拿着电话问我:“400块钱一个月,一间房带独立卫生间,能够接受吗?”
我说:“能。”
于是小傅把电话再次递给我,要我和房东直接沟通。但是透过电话我实在听不明白在那头房东的陕西话讲的是什么,所以小傅又把电话收了回去。
房子的大概条件是400块钱一个月,交一押一,水电费自理。小傅带着我去看房子。
我问小傅:“哥,这不会影响到你工作吗?”
小傅说:“现在我还没有事情,可以带你过去,等下我就要回去工作了。”
我推测大概是要整理人员资料之类。
我们到了一个村子的路口,这个村子四面都被工厂环绕着,里面住着的人基本都是上了年纪的原住民,他们很多人都是这片的房东,而剩下的就都是在附近工厂打工的租客了。房东开着小三轮代步车来接我们,也是一个老头。
房子在一间农村样式的二层楼房中,除了墙壁比较脏之外,地面上贴了瓷砖,室内有空调、一张床和一张桌子,厕所里有马桶、热水器和淋浴器(尽管马桶垫圈比较脏),比我想象中的要好不少。已经有不少人租住在这里,因为不少门房外都摆着鞋子。
“感觉怎么样?能够接受吗?”小傅问我。
我说:“能。”
“那好,那你就和房东慢慢谈,我还有事,就先走了。”小傅旋即动身。
“谢谢哥。”我连忙说。
小傅摆摆手,离开了这里。
“唉呀,我看你文文弱弱的,居然来这里打工。”房东用陕西话对我笑着说,由于这次没有电话隔着,我大概还是能够听懂一些,“可别干了几天就跑了。你在这里长期干,对我也好一点。跟你讲,很多像你这样的年轻人都是在这住了几天干得受不了就走了,有的人还要跟我讨价还价扯房租呢。我是实在不想扯,所以你就在这里多干点时间吧。”
我也觉得我能够干比较长的时间,毕竟龚总和小傅都介绍过说活比较轻松。
随后我加了房东的微信,把800块钱付过去,房东给我钥匙,拍好水表和电表的图片,就走人了。
我内心既有些不安,但也有点期待,漂流了这么多天,终于可以进厂打工了。躺在床上,我感觉到似乎有了自己的一个小小的家。
小傅发消息给我,让我买好劳保鞋,明天早上7点50到厂门口集合,并给了我一个章主任的联系方式,要我那时和他对接。
晚上,我躺在床上横竖睡不着,想到自己即将成为工人阶级的一员,心里就有种莫名的激动。时间已过零点,在睡眼惺忪、有关未来的一切在梦幻里都朦朦胧胧的时候,我完全没有想到最后我会当一个逃兵。
三
2月23日早上,由于我有些路痴,害怕因为找不到路而迟到,我特意起得比较早。到了工厂门口的时候,才7点20。
气温只有两三度,不过门口聚集的像我这样没穿工厂工衣的人越来越多。显然,他们与我一样,也是临时工。
已经到7点45,我给章主任打了个电话。章主任说,他可能会来晚一些,于是我就继续在那等着。
这时,旁边有个戴眼镜的年轻人凑过来,问我:“兄弟,你也在等章主任吗?”
我点点头:“是的。”
他突然骂道:“姓章的这个老逼!妈的我昨天过来工作,他直接要我签一年的合同。”
“你昨天就来工作了吗?”我问。
“是的,但是他要我签一年的合同我就直接走了,本来就是来干小时工的,”眼镜老哥继续说道,“我回去问我的中介,中介跟他们沟通了,然后要我今天继续过来。”
“还有这种事?”我不由得有些诧异。
“对啊,本来说好的招进来做小时工的,要是觉得这里好就可以长期干下去,结果要我直接签一年的合同,这谁顶得住啊。”
“等于是把人骗进来了。”我说。
“就是啊。”眼睛老哥说道。
经过交流,这位眼镜老哥背上了每月5000块钱的房贷,在没有别的好去处的情况下就只能来这里拿18块钱的时薪。即使满打满算每个月赚6000块钱(还有可能根本拿不到这么多),也只能有1000块钱的结余,日常吃用都可能是问题。能看得出来,他的眼神里满是焦虑不安。(后来从别的人那里听说,如果是正式工合同,似乎头一个半月不会发工资,而是在后一个月才发下来。我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但由于我没有走招聘流程,所以也就没有听到这些信息。也许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这位老哥才对一年的合同有抵触情绪。)
“现在我住在中介那里,每天10块钱住宿费,都没水,好久没洗澡身上都臭了。”眼镜老哥介绍自己现在的情况。
“是中介联系的厂方宿舍吗?”我推测到,因为之前的东莞那个工厂就是中介把人装到那个电子厂的宿舍里的。
“不是!就是那种毛坯房!连水都没有!”眼镜老哥摸了摸头发,显示头上很多油。
正说话间,章主任终于晃晃悠悠地骑着自己的小电驴来上班了,开始掏出手机点开花名册点到。章主任穿着一身工衣,显然他不是龚总小傅那样坐办公室的白领,而既然被叫做主任,那么他应该是工人队伍的某种小领导。正操作着,有一个人拿着反光马甲走了过来。(反光马甲相当于临时工的工衣,由于该工厂卡车经常进出、叉车四处乱窜,所以在上夜班的时候要穿反光马甲。)
“我有点想家了,不想干了,家里人打电话让我回去了。”那人身材矮小,把反光马甲递给章主任,十分腼腆地说。
“你干了几天了?”章主任问,一副居高临下审视的目光。
“三天吧。”那人十分不好意思地笑。
“就三天,你又拿不到钱,得干满七天才有工资,你这不是闹着玩吗?”章主任安全帽下头发黑中泛灰,却盛气凌人。
“主要是家里打电话催。”那人一边笑一边微微鞠躬,似乎是在赔不是的样子。
“搞笑,”章主任说,“你找我干什么?找自己的班长去。”
“找过班长了,主要是反光马甲还有10块钱押金。”那人继续讨好地笑道。
“押金?你交给谁的管谁要去。”
“是......是......是给你交的。”
“哦,是给我交的啊。”章主任傲慢地说,打开微信聊天记录,确认收付款信息,然后转账过去,“好了,钱给你了,该干嘛干嘛去。”
“谢谢章主任。”那人离去。
继续嘲讽了那人几句后,章主任问眼镜老哥:“你今天怎么又来了?”
“中介要我来的。”眼镜老哥说。
“中介要你来的。前面要你签合同你不签,今天又来。”章主任说。
“我实在没法签那个合同,你让我做小时工还可以,做一年实在不行,好歹先做一两个月试一试看吧,如果觉得好也可以签长期的。”眼镜老哥说。
“行吧,先进来吧。”章主任说。
章主任把我们领进工厂大门,里面的叉车忙忙碌碌,把材料运往厂区的各个角落。章主任带我们走进一个车间,里面有辅助运送货物的智能机器人。我本想录一段视频,结果被章主任打断:“照啥呢?这里有监控的,禁止拍摄。”
我说:“我看着机器人,觉得挺好玩的,就想拍一拍。”
章主任也没有过分为难我,带我们走进一间房间,在这里进行了一些简单的登记工作,并派发了劳保用品。随后便把临时工们分配到各个车间中。
我和另一位王姓老哥被分配到了喷漆车间,负责与我们对接的是一位向姓的班长。
班长刚刚处理完交接班,出来告诉我们,今天上晚班,晚上8点10分在这个车间前面集合。
第一次上班就是夜班,虽然多多少少有些不符合初入职的常规流程,但是我还是信心满满。之前在家里窝着的时候就已经练成了昼伏夜出的神功,作为熬夜塞里斯超人的我没有理由拒绝夜班。更何况,夜班也是开小差的好时间段,因为在这个时候人的注意力普遍不高,偷懒应该也不会被说些什么。不断幻想着后面该怎么和工人们相处,怎么和他们交流建立联系,我怀着越来越激动的心情,在白天只睡了一个多小时。
四
晚上8点,我到了工厂车间前集合的指定位置。
不止我和王哥,还有另外两个临时工,也在这里集合着。他们比我们先入职,昨天在另外一个车间工作,今天应该是被调到了这个车间。
班长说,喷漆车间的工作也就两个,喷漆和操纵天车(也就是厂房内吊车梁上的吊车),其余的是一些辅助性工作,然后问我们意向,如果对这样的工作有意向,那么会有人带我们。他说希望人能够长期干下去,不然干几个月就跑了等于就白培养了。
我更希望做一些操作机械类的活——虽然在目前的处境下,我无法由自己实现人工智能,但也许做一些相对而言比较机械自动化的工作,会稍微沾点边。所以我提出了想要学操作天车的意向,班长允诺了。
这时,章主任来了,他看了看我们几个临时工,然后叫住班长,带进防静电的调漆房里关门谈话。王哥以为是召集临时工一起谈话,也跟着进去了,结果被请了出来。
谈话完毕后,班长叫上我,要我去拿劳保用品。
在路上,我问班长:“是劳保手套和N95口罩吗?之前已经发了。”
班长说:“还有别的。”
我们来到库房,那里有一位在这里值班的工人。他似乎和班长是老相识,见面就非常熟络地开玩笑。
班长表明来意后,对方似乎有点不大乐意了:“又领这么多东西,你们使用这么浪费的吗?”
不过他仍然按照班长的意思把几十副劳保手套、若干套防护服、若干个N95口罩、几个带有滤芯的滤嘴式面罩及若干个配套滤芯、几副目镜和8罐用于补漆的喷罐、以及各种杂物装到一个纸盒箱里,而我是那个搬盒子的人。
“你又领这么多东西,我真的要给你们记账了。前面我在你们车间里看到没喷完的罐子,还有半瓶就随便扔,浪费也不是这么浪费的。这些东西都要记账,已经超额了。”
班长指着我说:“没事,记就记在他们临时工头上,到时候直接从工资里扣。”
我当时还乐呵呵地笑着,班长既然要我来拿这些劳保用品,那么说明这些劳保用品就是给我们用的,所以觉得扣就扣吧,也没有什么,毕竟是工作必须的东西。尤其是那个防护面罩,我还觉得实在是太贴心了。
领完东西,班长并不急于离开,而是坐在那里和对方抽了一会烟,顺便扯扯谈。其中提到了正式工中存在的各种小团体,“各搞各的,根本不关心别人”,甚至还略有互相妨碍之嫌,只是他们的陕西话中穿插着各种姓名与外号之类的词,以及一些方言特有的词汇,我无法听明白事情的全貌。我在想,要是这里是珠三角的工厂就好了,由于人员来源地不同,至少大多数情况下的交流还是讲普通话的。
抽烟完毕,班长带我回了车间。
喷漆车间主要是给车桥上油漆。有一条迂回的流水线在车间最里面,用以将工件悬挂在流水线上,外边则是一个场地,用天车将流水线上喷好的工件吊起,然后码放在场地上的架子上,待补漆和清理后,接着让叉车叉走转移到另外的地方去。而两个区域的正中间,则是三个车间内的狭小封闭房间,流水线贯穿了这三个连续的房间。这三个房间都是用来喷漆的,一个房间从左侧喷漆,下一个房间从右侧喷漆,再下一个房间则又从左侧喷漆。喷好的工件再经过一次迂回,就用天车吊起来放到场地上去了。
当我还在观摩吊车工如何操作时,班长要我们穿上防护服。(防护服就是类似于疫情中大白穿的那种衣服,不过我们穿的是蓝色的。)我明白了我们首先要去做喷漆的活,因为喷漆为了避免漆落在身上,就需要穿防护服。如果我是要去学如何操作天车的话,那么应该和眼前那位吊车工那样一手扶着工件,另外一手拿着天车的遥控器,然后戴着一顶黄色安全帽。
但是,尽管是被安排去喷漆的房间,却也不是被安排喷漆的活。我们被要求带上铁铲和铁镐,并且推着一辆小车载着一个大废料桶,来到了中间的喷漆房间。
“你们看到了流水线下的那些油没?”班长发话了,指着不断运送工件的流水线下的,约宽1.3-1.4米的坑道里积的非常厚一层黑乎乎的东西,“你们今天的工作,就是把这些东西铲出来装进废料桶里。”
那是在长期的喷漆过程中,由没喷到工件上的油漆汇聚而成的、像石油一样极度粘稠的黑灰色半凝固的液体(也许并不能说是液体),有些地方甚至已经凝固得相当彻底,要用铁镐凿散以后才好铲开。它们非常厚,填满了整个坑道,就像一个臭水沟,有的地方还漫了出来。
“还有地上的土,”班长踩了踩房间地板上不知从哪儿来的、板结得非常结实的黄土,“也要用铁镐把它凿开,露出下面的水泥地板,把地面上的土都清理干净。”
我们四个临时工面面相觑,喷漆房间里油漆浓烈的刺鼻气味扑面而来,直接穿过我们戴的N95口罩。这时我才发现,原来只有正在喷漆作业的老员工才戴着那种带滤芯式的防护面罩,我们是没有的。
也就是说,我领的劳保用品并不是给我们临时工的,但是这笔账却要算在我们头上。我出去瞟了瞟放劳保用品的盒子,原来满满当当一盒子的东西现在已经所剩无几,都被人拿走了。而我们临时工除了拿了4套防护服外并没有拿什么东西(我们的口罩和劳保手套都是白天发了的)。
没有什么话可说,既然来都来了那就开干吧。由于喷漆房间实在过于狭小,而且喷漆的老员工还在里面作业,我们就只能一个接一个轮换,一个来铲油,一个来提小桶将废料转运至废料桶中(废料桶有装石油的桶子那么大)。就这样还经常被老员工反感,因为我们的存在影响到了他的操作。
我一铲子铲到油上,手无缚鸡之力的我甚至没法再将铲子往上提,因为黏糊糊的油紧紧粘在一起,向上的阻力太大。我只能半蹲下来,依靠坑道上角作支点,用杠杆原理把油翘起来,那感觉好像半冷却的岩浆一般。这种油又重,气味又恶心,N95口罩根本防不住。而防护服下我已经是大汗淋漓,几乎呼吸困难,因为只要想要稍微用嘴粗吸一口气,口罩就漏风了,房间里四处飞散的喷油气雾就直接从嘴巴里进来,沾在喉咙上,有一种极其苦涩的感觉,还有身体对化学有机物特有的不适,比抽烟不知道劲大到哪里去了。
“太恐怖了!”一个姓彭的老哥每铲一铲就感叹一次,“太恐怖了!”
这时轮到我来提桶,桶子上也沾满了油,把劳保手套的掌心侧晕染成全黑。他们配发的劳保手套根本不防油,没想到这种粘稠到几乎凝固的油,竟然能够穿透手套。我已经感到手套被浸透,手心和手指全面湿透。
想不到这种有智能机器人的工厂,居然还有这种只有在工地上才能干到的活干——而且肮脏的程度比工地还有过之而无不及。工地上最脏的无非基本上就是混凝土浇筑作业,而在这里是直接用自己的呼吸道和皮肤跟油漆打交道——而且这些油漆还是“陈酿”的。一瞬间我以为自己来到了19世纪的大英煤炭厂之类的地方,又好像古代的奴隶,用的铁铲和铁镐也很符合那些时代。
而喷漆的那位老员工戴着面罩,还哼着小曲儿,似乎惬意的很,不时还把我们赶出去,并且对我们把房间内弄乱表示不满。我们只好趁有时流水线会短暂停机的空档,待老员工出来时进去清理,然后流水线重新开启老员工再进去的时候出来。
铁铲越往下面铲,越难铲得动,我拿起铁镐,开始往下凿,好让铲的人更好地铲出来。由于要避免损坏坑道上面流水线上悬挂的工件,我只能在非常狭小的空间内用一种很扭曲的姿势凿。并且因为有时候凿到水泥面上会闪出火花,我还必须控制角度和力度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以免火花引燃有机物或者在地上乱置在油里的喷枪管道和电线。我汗流浃背,本来就有点问题的右膝盖也越来越痛。
“他们不是之前说只是补漆打螺丝吗?怎么现在干的是这样的活?”老员工进去喷漆后,我出来,向同伴表达了自己的不满。
“别人故意整人呢,”王哥说,“专门安排咱们在全车间这种最脏的地方干最累的活,就是为了整人。”
“真的太恐怖了,”彭哥说,“就和监狱里差不多。不过好在这不是监狱里,如果实在干不了还能跑。在监狱里,想跑都没地方跑,还会挨打。”彭哥说他有亲戚在某地监狱里工作,监狱里会有这种干活不好好干就挨打的情况,他还看过囚犯被打的监控。
“他们专门把这种活给临时工做,”我联想到了在广东的时候听闻到的东西,说,“这些活老员工根本就不会干。”
“是的,这相当于他们的一种套路,这种活给一般人根本不会干,所以很多人干了两三天就受不了走了,要干满七天才能拿到工资,等于是他们白嫖了这些工作。”王哥进一步解释说。
“等于是把人骗进来,然后不让人好过。”我说。
“他妈的,真的不把人当人看。”王哥骂道。
“还能怎么办?”彭哥耸耸肩,“虽然又脏又累,但是还是比我昨天在另一个车间里的工作轻松一点。咬咬牙,眼睛一睁一闭,今晚就过去了。”
彭哥说得好有道理,我竟然无法反驳。很多人的生活就是这样,眼镜一睁一闭,就像这样走完了一生。
“搞慢点搞慢点,”我说,摸鱼的精神已经注入我的灵魂,“别那么用力搞,留点力气。”
离晚上12点还有两个小时,我觉得时间过得无比漫长。
五
好不容易熬到十二点,到了吃饭的时间。我们脱下防护服和劳保手套,手上都被油漆弄得漆黑一片,并且油已经深深侵入了指甲沟里。这些油渍用水根本洗不掉,可诺大的一个工厂竟找不到一块肥皂或者一瓶洗手液。我感觉在苦工式的体力劳动中与混账油漆气味的浸泡下,整个人都已经意识模糊,几乎是飘出了车间外。晚上的风非常寒冷,把我衣服里面的汗吹得凉透。
“怎么说?还留在这里干吗?”我问其他人。
“来都来了,就干吧。至少今天的活比昨天的轻松。”彭哥说道。
“先做一做试试吧。”王哥也表达了意向。
而我已经不想干下去了。但是还是和他们一起走进食堂,找了一个老员工借用饭卡(虽然我们已经花20块钱办了饭卡,但是晚上充值饭卡的窗口已经关门了),各自买了一碗8块钱的饺子,用洗不掉污垢的黑色双手拿筷子吃饭。
我感到恶心反胃,只吃了一半就吃不下了。不过其他人倒是泰然自若,全吃光了。
“这才12点,我的妈呀,还有8个小时。”彭哥虽然对待工作比较坚定,但是也仍然抗拒着这样的工作。
“真的要在这干吗?”我问。
“好歹做一个月吧,再不济做7天,好歹把钱拿到手再说。”彭哥说。
“到时候不一定真的能给你拿18块钱一小时的工资,肯定要扣掉各种费用的。”我说。
“没办法,先不管,先拿到钱再说。”彭哥是一个非常有毅力的人。
我们返回车间,继续当苦工。不过过了一会儿,王哥和彭哥就被调去这个车间的其他岗位上做清理工件的活了,留下我和另一位年纪比较大的老哥在这里继续铲油。
老哥干活非常卖力,并且对我的摸鱼行为不爽。在老工人喷漆把我们赶出来的时候,他就在门口,在本来就狭窄的喷漆房间里,在尽量不干扰老员工的地方用铁铲把土铲掉。土板结得很紧,需要用脚使劲踩铲子才能铲的动。就算这样,老员工也三番五次的找茬,最终还是干不了,只能等生产线暂停老员工出来休息的时候再进去铲。
“别这么卖力,等我们搞完了,他还会派更多的活给我们干。”我对老哥说。
这位老哥不善言辞,对我的劝阻也不予理会。在老员工干活的期间,他四处询问去借了一把铲刀,用铲刀把紧黏在铲子上的大块油块刮下来,方便之后更好的工作。
看到老哥如此卖力,我也没有办法,只能在老员工出来之后进去用铁镐把油块和土凿碎,然后往老哥的铁铲上拢集,这样分工合作起来。
我们连休息的地方都没有,全程站着,并且脚底下沾满了油,每走一步都异常黏着。因为我们的劳动和走动把喷漆房间内弄得四处都是油,老员工还各种不爽。毕竟影响到了人家工作,我们也不好说什么。
站在外面休息,手套里的油已经开始凝结,把手套黏在了铁镐上。有好几次我都几乎不能把手套从铁镐上扯下来,一来实在没有力气了,二来油粘的实在太紧。更可怕的是,我的手套四指已经黏在一起不能分开,脱下来以后手指再也穿不进去了。并且在外面休息每穿脱一次手套,我就感觉大拇指内侧的皮被撕掉一次。看着拇指上被油浸得漆黑的絮状物,我都分不清它是手套上的棉花还是我的皮。最终我就只能半戴着手套不摘下来,免得油继续把手套更里面黏在一起。
“其实这种清理的活,应该等不生产的时候再做,现在做这种活纯给喷漆的人添麻烦。”我说。
“嗯。”老哥回答,然后继续在门口半弯着腰踩着铁铲清土。
“他们就是纯粹的折腾人,不让我们临时工干轻松的活。”我继续说。
“嗯。”老哥继续回答,然后继续在门口半弯着腰踩着铁铲清土。
我实在是站都站不稳了,但是老哥专心致志做着自己的本职工作,我也不好说什么了。就等老员工时不时出来的时候,我再进去凿油土,维持之前的分工。
等地面清理得差不多,而坑里底层的油由于紧紧黏在坑底铺设的一种卷材上而实在清不掉时。老哥认为我们的工作做得差不多了。
他的语气中透露着一种略带自豪的轻松欣慰,口罩上面是非常朴实纯真而泛着鱼尾纹的笑眼,浑浊的眼睛中照射出唯独属于工人阶级的力量的光芒:“这下应该就差不多了,这样,等于我们今天也算是做了不少事了。”
我点点头,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虽然这位老哥之前在干活的时候因为我干活不认真吼过我,但是在此时仍然由衷地佩服他的认真与负责,在这肮脏和压抑的环境里,凸显出人类的光辉。
这时,班长拿着手机走了过来,看了看屋内的情况,然后说:“怎么不干活了?还不快进去清!”
老哥说:“已经清的差不多了。”
班长说:“你这算是清得差不多了?坑里不还有油吗?”
“那些油清不掉了。”老哥回答。
“那些油黏在布上,清不掉。”我补充说。
“赶快清赶快清,搞完了这个,整个房间里贴的胶纸还要撕掉。”班长作出重要指示,却没有给出任何具体措施,然后指了指房间墙壁上贴的胶纸,估计也是用来防油的,上面同样板结了很多油漆。
待班长走后,老哥嘟囔着说:“明明就已经可以了,还要搞。”
“你看吧,活是永远做不完的,你做完这个,他又给你指派别的,别人根本不想让我们闲着。”我说。
没有办法,我们只能找一些零碎的地方继续清理着。结果又被进去的喷漆的老员工赶了出来。
“你们怎么又不干活了?”班长看见我们站在门口,走过来问。
“老员工在里面喷漆,我们进去会影响他的操作。所以等他出来,我们再进去弄。”我扶着铁镐说。
“你找不影响他的地方干不就可以了?”班长反问我。
我看看喷漆房间,示意这个房子极其狭小,老员工拿着喷枪对着工件在龙飞凤舞,而两个人在里面根本施展不开,更不用说站三个人了。
但是班长依然不依不饶,仍然强行要让我们继续干活。我当时就想一镐子砸在他头上,然后把流水线上的工件挨个敲烂。显然,他的态度就不是一个让人干活的态度。
我们想换一双劳保手套,因为一通干下来手套已经不能用了。班长指了一个地方,让我们自己去拿。
那个地方正放着我之前搬来的纸盒子,然而现在里面没有一双手套了。之前搬过来时这里面放着的几十双手套全部被拿走。老哥跑了很多地方问才拿到一副新手套,但是那已经是最后一双手套了,没有我的份。我只能套上已经不成样子的旧手套,手指插到手套的掌心处就再也插不进去了。
老哥看看手表,这才凌晨一点多,还有7个半小时要熬,整个世界好像变成了慢镜头,我陷入了绝望。
王哥被班长叫过来打些“清漆”过去(由于他们说的是陕西话,加上我并不了解厂内材料的名称,所以不能确定这个是不是叫“清漆”),王哥似乎也不知道那是什么,手上拿着一个塑料盒子,隔着场地上码放好的工件,指着一桶透明液体问班长:“是这个吗?”
“叫你打就打!”几步路的距离,班长也不走过来,只是在那里吆喝。
在王哥要打漆的地方,除了那桶透明液体,还有好几桶液体,王哥并不知道自己要打的是哪一个。
“是这个吗?”王哥还是要确认一下。
“赶紧打过来!清漆!”班长继续喊。
王哥迟疑片刻,犹豫了一会儿,最终还是装了一盒子的透明液体,然后小心翼翼地端过去。
不一会儿,王哥端着盒子又跟班长走了过来。
班长脸上有明显的愠色,对王哥吼道:“倒掉!”
王哥也不知道是否要倒在原来的桶子里,还在迟疑中(因为装出来的液体再倒回去可能会污染那桶液体,王哥有这个顾虑)。
“我叫你倒掉!”班长继续吼道。
王哥没有办法,只能将透明液体倒回原来的桶子里。
这时候班长一边走开,一边回头说:“把清漆装过来!”
王哥再次面临选择的困难,由于班长已经走开,王哥仍然不知道该打哪一桶,最后装上了黑色的油漆。后面就没有再走回来了,看来这次王哥选对了。
而彭哥那边则是清理工件上不需要喷漆的部位喷上去的漆,他在这边清理着,老员工在另外一头补漆着。有时候补漆的喷罐直接对着他的脸的角度喷,喷得他眼镜都睁不开。
“感觉怎么样?”王哥、彭哥和我来到洗手间,我问道。
“他妈的,班长搞我的时候我就应该直接给他甩脸色不干了!”王哥骂道。
“其实还行,活能够干的下来。”彭哥说道。三个人的意向各不相同。
“我是实在不想铲油了,实在干不来。”我说道。
“那怎么办?”王哥问我。
“直接不干了吧,”我说,“这才干了半天,了解了里面的情况,直接跑也是好的,及时止损。难道你还要给他干上一整个晚上的活然后说不干了?”我说。
“那就直接跑吧!”王哥说。
而彭哥则返回了自己的工作岗位。
王哥和我脱掉防护服,给班长交还了反光背心。然后走出车间,接着迈出厂门。坐在厂门口的马路牙子上,我们抽了根烟。
六
2月24日半夜2点钟,厂门口卡车还在载着各种材料和加工好的车桥不断进出。昼夜不停的流水线,不断生产着的是社会主义现代化新中国明天的辉煌,是还在后头的好日子,是越来越有盼头的生活,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胜利,也是无处可去的下层社会的穷人们的唯一归宿。万千在如淤泥一般的压抑与黑暗中挣扎着、服从着、被欺骗、被压榨和互相倾轧的无奈劳动者们,在闪耀的聚光灯永远无法触及的黯淡而辽阔的角落里,支撑起了整个文明世界的宏伟壮丽。
昏黄路灯的灯光下,黑色的树木在寒风里摇曳,发出悉悉索索的声音。
“太坑人了,之前中介跟我说都是一些打螺丝补漆之类的轻松活,结果一上来就这。”王哥吐出一股烟气。
我的膝盖非常痛,终于可以坐下来得以喘息:“都是骗人的,临时工肯定做的是最苦最累的活。”
“还好我们提早跑出来了,”王哥说道,“你不要看那些人还在厂子里,有人还会做一些比我们更轻松的活,都是假象。迟早会干苦活累活的,不然怎么会有那么多干了两三天三四天就跑出来的人?可能他们前面做的活还比较轻松,越到后面就越受不了。我们第一天上工就了解到这些,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总比干了几天受不了给他们打白工好,要干满七天才能拿到钱呢。”
“而且干满七天也不见得就能拿18块钱一小时的工资,还会有各种费用。”我把我在领劳保用品时候的见闻讲给王哥听。
“他妈的太黑了,明明是他们用的,最后反而算到临时工头上。”王哥愤愤不平。
“而且本来班长已经给我们分配好岗位,我去学开天车,你去学补漆,结果章主任跟他秘密谈话以后,感觉他整个人就变了,我们做的也不是原来班长说好的活。”我说。
“他们就是想把人逼走,要么就签长期工。如果不做长期工,别人根本就不会把人当人看,就给你派最脏最累的活。”王哥说。王哥无法做长期工,因为他的家在富平县,家里有几亩樱桃,而父母腿脚不便,五月份前后的时候要回去帮家里收樱桃,所以在这段时间只能当临时工混过去。
我们都感到很累,简单聊了几句就回去了。由于他住在厂区外厂方的宿舍里,因此第二天白天搬到我这边来住几天。我们手指甲缝里的油到现在都还没有完全褪去。
之后这几天我们继续找工作,跑了很多地方,但是都无功而返。王哥今年已经39岁,而现在招工很多地方都把年龄限制设置为18-35(尽管我观察找工作的人和厂内工作的人,面貌普遍都比在广东看到的年龄更大一些),再加上这边的厂子大多数要签长期工,而王哥只能接受短期工,因此工作就分外难找。
2月28日,王哥继续在外找工作,前往西安市区去尝试面试一个图书整理的工作,而我因为膝盖疼,难以继续在外面走动,就没有一起去了,坐在床上把这篇文字打了下来。虽然我也约了一个明天的面试,但是我也不知道未来到底该怎么办,不再像之前那样自信心爆棚、对未来的工人生活抱有期待了,甚至又开始在疲劳中陷入易怒、焦躁的小资产阶级式的精神疾病(这种病就是没做事前是飘的不能再飘的机会主义,而在遇到挫折后逃跑,变成了逃跑主义)。一切都陷入了未知的迷茫中,尽管我不知道什么样的未来会等待着我,但是还是继续走下去吧。也许我的一生会很短暂,就像手中的香烟一样消逝于随风飘散的云雾,但是,我希望在这样的生命中,也能追寻到自己的意义。生命的意义不在于它处于什么位置,取得了什么方向上的什么成就,不然的话,如果用那样的视角去审视世间的每一个人,绝大多数的人生命都没有意义。而生命的真谛,至少对于我来说,在于每个人(不论是什么样的人)通过自己独有的方式,解放自己,实现自己的自由,并且在这个过程中,与别人联合起来,共同实现属于人类自己的自由。
我在生产和生活的面前当了逃兵,证明了自己的苍白无力,但我写下这些东西,向大家揭示我所看到的社会与生活,希望能够给你们带来一定的参考性意义。
七
基于这几天的经历,可以作如下粗略总结。
1. 证实了之前在广东的时候,所了解到的临时工与正式工的区别及其矛盾。在临时工群体这里,不仅遭受着中介的克扣、厂方的压榨,同时也遭受着正式工群体的倾轧。这样的倾轧状况,虽然不乏反例(比如前面的那位眼镜老哥的班长待他们就很好,他们上白班,基本上只工作了两个小时,剩下的时间由于轮不到他们干活,他们就在那里聊天,非常轻松),但仍然是一种总体性的趋势。
2. 内地的工作并不比沿海更好找。从郑州西安两地的情况来看,这边的工作市场也趋近饱和,剩下的工作就是一些不怎么好的岗位。一般不怎么好的岗位与工厂,人员都是一边进一边出的(因为很多人受不了那活),所以虽然有些企业仍然在不断招工,但也仍然是处于一种接近饱和的状态。也就是说,劳动力过剩的情况因为订单减少、工厂倒闭与疫情放开继续加剧,是全中国的普遍现象。
3. 与珠三角地区不同的是,这里的中介也许没有珠三角那边那么过分,可能相对来说好一些,盘剥得也少一点。因为像王哥和彭哥他们就是中介招进来的,但是也有18块钱的时薪。
4. 目前去过的几家西安的工厂,无论是在外面找工作的人,还是厂内工作的人,整体上的年龄都会比珠三角地区的要大一点,很多中年面孔。
5. 在聊天的过程中,感觉相对于珠三角地区,这边工人的斗争意识更加薄弱一些。我在珠三角地区所接触的求职者,相对而言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认识更加全面一些,可以在聊天中很容易将话题上升到整个社会的情况,并且进一步剖析生产与消费的问题。而在这边就进行得比较困难,除了“找工作的人很多”,就无法将话题进一步延伸(他们甚至不会意识到大批工厂倒闭也是现今找工作难的一个因素,继而就不能看到社会整个工业订单减少的情况)。聊天中最激进的内容,也不过是“地方政府的腐败”,无法上升至全局。这和文化素质有一定相关性,但文化素质水平不是决定性的因素。在内地,从事农业生产的半无产阶级(就像王哥这样)较于沿海地区更多,他们退回老家也更方便。这样的半无产阶级,从有土地的角度而言,同样有着一定程度的小资产阶级的保守性质,除非他们的土地全部被拔掉,完全无法撤退回农业生活,才有可能激进起来。除此之外,内陆地区相对封闭的文化思潮,也促成了观念上的保守性质(而文化思潮上的封闭,也有可能和内陆的农业生产模式有关)。当然,这个第5点,也同样与第3点和第4点一样,有着较强的主观性和片面性,所以需要谨慎考虑。
6. 由于像卡车厂这样的重工业的工作比较繁重,因此年轻人往往不爱去。这也许能够解释为什么我在厂内看到的工人整体年龄稍微偏大些。相较而言,年轻人更喜欢去电子厂之类的非重工业产业。
7. 一般而言,临时工的斗争性比正式工更强,普工斗争性比技工更强,年轻人的斗争性比中年人更强,无地工人斗争性比有地农民工更强(当然,这只是一般性的讨论,还需要进一步考虑具体的情况)。因此,在预测未来斗争形式时,不仅仅可以考察地域因素,也可以考察行业因素乃至于人的因素。而如何将不同的群体团结起来,也会是斗争中一个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