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稿人: 原中国健康教育研究所所长 陈秉中

河南省于1990年代中后期发生的艾滋病大流行，不论是前主政者李长春还是继任者李克强，都将隐瞒事件真相作为他们共同坚守的目标至今。更为鲜为人知的是，为了把在事件真相掩蔽得天衣无缝，当成千上万卖血者因感染艾滋病毒大批病倒并相继死亡的险象发生后，为了严防疫情外泄，于李克强主政河南期间，不是全力以赴组织医务力量救治受害者，而是不顾众多危重患者的死活，拒绝外省专家进入河南救援，在疫情已处于完全失控状态下眼睁睁地任其恶化，上演了一出见死不救、逆天叛道的悲剧。

第一位闯入河南的艾滋病专家桂希恩

1999年8月，桂希恩是应一位在上蔡县医院工作的学生之邀前往河南。他的学生接触的病人中发现许多人类似艾滋病毒感染者。于是桂希恩在赴北京开会返回武汉途中，没有直接回家，急切地在中途的河南驻马店下了车。河南省艾滋病重灾区、上蔡县文楼村成了他第一个深入考察的村庄。

我国这位权威的艾滋病防治专家、武汉大学中南医院传染病科主任桂希恩教授，进村调查后发现，困扰当地村民多年，被当地村民称之为原因不明的“怪病”，并非当地卫生部门所说的无名热，而是艾滋病。他的发现令文楼村成为外界深感神秘和恐惧的第一个“艾滋病村”。

这个村子病人很多，而且病人都卖过血。他抽取11位病人的血样带回武汉，化验确认10份血样为艾滋病毒阳性，这个结果令这位毕生心系广大人民健康与疾苦的专家非常震惊。他将自己的调查结果向当地政府和卫生局作了汇报，希望引起重视，可是两个多月过去了没有任何回应。

心急如焚的桂希恩再次到文楼村又抽取了140份血样，结果艾滋病毒阳性率高达62%。经过他的调查与核实，证实是那些“合法”与非法血站采血时的交叉感染导致了艾滋病大流行。他的检测结果再一次揭示了艾滋病在我国的一个重要传播途径，即血传播。河南1995年发生的艾滋病毒大面积传播后，，因当地卫生部门从未做艾滋病毒检测，只当无名热即感冒发烧治疗，这种误诊误治的沉痛代价让这位花甲老人悲痛不已。

其实河南主政者早在1995年通过王淑平这个河南第一位关于河南艾滋病毒已在一些地区大面积蔓延的报告，就已得知晓那个怪病就是艾滋病了，但出于隐瞒真相这个不可告人的目的，将疫情隐瞒下来不对外公开。这无形中既让众多感染者白白花了冤枉钱又贻误了病情，其心之黑可见一斑。

桂希恩在文楼村见到第一个病人是李娟。她面色蜡黄，口腔生疮，脸上、手上、胳膊和双腿，凡是能看见的部位，布满疱疹，已结痂的则黑斑点点。李娟的孩子刚刚满月，也是发烧、咳嗽不止，县和乡的医生让她吃了1000多元的药，没好几天又犯了。后来李娟病倒了，腿上长疮，身上起疙瘩，接着是持续低烧、咳嗽，不能吃饭，极度痛苦。
晚上，桂希恩来到李娟家，掏出50元钱，叫她和孩子去医院拍片。第二天她的丈夫老陈带着在医院拍的片子，找到桂希恩。桂希恩又抽了李娟的血，说县里的条件有限，回到武汉才能确诊。检测的诊断为艾滋病。李娟找了一包老鼠药，想自杀，幸被被邻居夺了下来。 “必须依靠政府的力量。”1999年10月，桂希恩提笔给国务院领导写信，以真实数据披露河南省艾滋病疫情的严重性。桂希恩为了那些他牵挂的病人，再也没有消闲过，以极大的勇气承担普通医生身份以外的道德责任。
第二年年初，在得知河南上蔡县许多青壮年不明原因死亡后，桂希恩又一次赶赴现场调查，在短时间内摸清了当地艾滋病流行现状和原因。他从1999年至2004年，３０多次自费到河南的艾滋病流行的村庄送医送药，资助５８名孤儿继续上学；还将5名艾滋病人接到自己家中，同吃同住。这些费用均出自他的私人积蓄，并把2003年获得的奖金全部捐出。同时，桂希恩积极争取各种援助，为艾滋病人捐药，为“艾滋遗孤”捐款。由于桂希恩的献身精神和开创性工作，英国银行家、慈善家马丁•哥顿先生在武汉将2003年度艾滋病预防的国际奖“贝利 马丁奖”颁给桂希恩，表彰他为关爱艾滋病人和艾滋病防治事业所做的贡献。2004年11月，美国《时代》评他为“医疗英雄”。

正当河南省卫生厅厅长刘全喜因高耀洁揭露河南艾滋病疫情内幕伤脑筋时，桂希恩像一位不速之客进入中原腹地，无疑是对河南隐瞒疫情一次巨大冲击。“如果谁都不管，那里的状况将会更糟糕！”为了病人和摸清疫情，桂希恩“常常偷偷地做光明正大的事”。他利用节假日去文楼村调查，拿着自己制作的幻灯片，走村串户告诉村民如何预防被感染，如何使用安全套。更多的时候，桂希恩带上药品，发放给那些已出现症状的病人，以减轻他们的痛苦。艾滋病患者看到这位头发花白的老人为了他们来回奔波劳累，一贫如洗的家中又拿不出像样的东西招待这位救命恩人，他们只能端碗水给他喝。这时的桂希恩却毫不犹豫地接过水一饮而尽。他的这种境界，可以说是上对得起苍天，下对得起黎民。

在人们谈“艾”色变的年代，河南省广大农民对艾滋病刚刚有了初步认识的时候，桂希恩的行为触动了当地的某些人。上蔡县一位领导曾这样问他，你湖北的医生为什么要到我们这里来？他们认为桂希恩来到河南破坏了当地的政府形象，影响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就这样，这位在防治艾滋病战线上的有功之臣桂希恩，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由于李克强执政河南时段担心引进外援会把处心积虑编织的封锁网打破，在卫生部默许下，对外省前往救援的卫生人员一律拒绝，致使已经失控的艾滋病困局愈演愈烈。

2001年6月，桂希恩带着1万多元钱的药品独自进入河南艾滋病村，当地政府闻讯后立即派警察驱逐。几位农民向桂通报并将他藏起来，半夜用摩托车将他送到火车站，才得以“逃离”。

第二位闯入河南的艾滋病专家张可

“我在1998年就已经接触到了从河南省来的病人”。“起初，我并不相信，可后来到他们那里实地查看之后，事实让我惊呆了。”北京佑安医院艾滋病诊疗专家张可放下手头工作，于1999年8月前往文楼村东南的新蔡县东湖村，在那里，他一个上午就见到了10多名艾滋病患者。

1999年，由于艾滋病发病高峰期来临，河南省卖过血的艾滋病毒感染者开始“不明原因”死亡，许多有一定文化的农村病人开始到大城市寻求医疗救助。就在这个时候，张可先后多次到达河南省新蔡县的东湖村和其他村庄。他曾数次参加中国疾控中心艾滋病防治中心针对河南问题的专题讨论，参与制定防治策略。

除了新蔡县之外，张可还去了河南省柘城、睢县、南阳等地，看到病人大量死亡。张可见到一些官员，希望他们做些工作。可是官员却说：没关系，这些人过两年死完了就没事了。还有的地方政府官员干脆说，“这病没法治，只能等死”

2000年，张可到一个县和地方官员商议，能否将艾滋病疫情公开，并说公开以后会获得援助，我也可以在北京为你们寻求到许多援助。结果一位官员说，此事万万不可以，一旦公开，就没有人到我们这里投资，经济就不能发展了。这些官员的话反映了当地大多数地方官员的普遍心态，经济发展指标与自己的政绩和以后官位晋升有关，至于艾滋病死人、死多少人，与政绩并没有直接关系，也不与晋升挂钩。当然，也有不少官员认为，如向外界坦诚公开疫情，因政府不允许，会因此承担责任。这种状态为地方政府在艾滋病防治方面的不作为埋下了深深的隐患。

庞大的孤儿群体需要救助。河南省郸城刘家兄弟8口人都参与卖血，除了老大和一个兄弟的妻子外，其余6人先后死于艾滋病，留下13个孤儿。郸城冷庄的冷新华，除自己妻子病亡，儿子和儿媳妇均病死，现在一个老人带着3个孤儿，是典型的隔代家庭。

由于张可多次去河南省艾滋病村，大量河南省的艾滋病病人知道北京佑安医院能治疗艾滋病，此后，该省柘城、睢县和开封、周口、驻马店和南阳地区的很多艾滋病病人都到北京找后来已是主任医师的张可，大量河南省艾滋病人涌向佑安医院。每天早上一上班，总会有几个农民模样的人在医院门口等着。久而久之，医院职工一看见河南省农民，就知道是来找张可的。然而佑安医院资源有限，大量的病人涌入，不但给医院造成巨大压力，而且病人为争夺有限资源也产生不少矛盾。这种矛盾后来上升到医院，以致医院领导开始对张可的工作颇有微词。

据张可讲，在艾滋病大流行期间有关专家和舆论界曾强烈要求河南省查清艾滋病疫情，但遭到当局拒绝。张可曾随卫生部专家组第二批到达上蔡县文楼村。在当天的座谈会上，上蔡县领导大量阐述文楼村被公开后的痛苦，说公开后有很多在外打工的人被退回，缺乏多少资金等等，言外之意对公开疫情不满。

因卖血感染艾滋病的情况在其它省市也存在，有的如山西、河北、安徽、湖北省省市局部地区疫情也很严重，但这些地方的官员基本上能正视问题，主动到北京寻求援助，积极开展防治工作，情况与河南省大不一样。

张可感叹道，河南省的艾滋病大流行是一场灾难，然而，更大的灾难是不愿意正视这个现实。

张可说，在我给卫生部的报告快要完成时，传来河南2004年“拉网式普查”的结果。“2.5万感染者，万分之三的人群感染率，比全国平均6%还低，属于低流行地区，卖血者感染率为10%”，这个结果让所有知情者为之诧异，继而感到震惊

这样的统计数字显然不能让人信服。据我所知，仅上蔡县在两年以前的不完全普查就有感染者6000人之多，死亡人数超过1600人左右。总数将近8000人，加之没有查到的，总数可能超过1万人。仅一个县就有接近1万人的感染者，而河南省像上蔡这样的县还有新蔡、确山、沈丘、项城、尉氏、镇平、郸城县等等，怎么就只有2.5万感染者呢？

张可还对河南艾滋病死因做了死亡分析。他对2343例死亡病例的分析结果是，32.8%死于合并严重的肺部感染，18.1%死于中枢神经系统感染，8.2%死于肝硬化，6.6%死于各种恶性肿瘤，3%死于自杀；其余23%死亡原因不明，其中有3%死于自杀值得关注。

作为传染病医生，张可更注意河南艾滋病人的临床表现和体征。他自1999年开始和当地村医合作，对40个村庄11057个病例进行了分析。由于感染时间相近，感染途径相同等因素，河南艾滋病感染者发病情况基本相同，和国外相关临床资料有一定差别。临床表现为丙肝感染率高达为95.1%，并有高艾滋病毒母婴垂直传播率。临床特点以发热、腹泻、口腔霉菌感染（口腔溃疡）、搔痒性皮炎为主，并合并大量的疟疾感染。对66位艾滋病毒阳性的母亲在1995年后所出生96个儿童调查，36个儿童艾滋病毒检测阳性，母婴传播率高达37.5%。另据对11057个病例分析，死亡病例一共2343例，死亡率高达30.2%；年龄20-68岁不等（不包括儿童或因输血感染的艾滋病人），死亡患者平均年龄41.9岁，70%为30-50岁的患者。男女比例为1.3：1。这一过程中有3%患者因病痛难耐和得不到救治在绝望中自杀。河南污血案就这样由单纯的公共卫生事件，演变成为大面积死亡的一场人道灾难。

张可认为，对于河南艾滋病的泛滥应建立问责制，对政策失误导致的严重后果要追究责任.

张可连续五年深入河南省上百个艾滋病村庄，收集了大量一手资料，写出了事实充分、可信性强、颇有价值的数万字的《河南省艾滋病五年调查报告》。他的忘我执著精神，人民是不会忘记的。他得出结论，如果河南一开始就公开疫情而不是一味隐瞒，完全可以将那场灾难控制在萌芽状态。

张可的行动触犯了河南，他被指责影响河南形象。更让人无法理解的是，卫生部不组织医疗队前去河南救援，反而把河南省卫生厅给卫生部状告张可去河南救援的信转给佑安医院，要求医院阻止张可的行动。医院院方表示，谁要是再去河南就处分谁。卫生部对这样可敬的“救火队员”不但不保护，反而站在“艾滋厅长”一边助纣为虐，驱逐张可，这还是卫生部吗！张没有气馁，只要病房事情不多，他就周五出发，周一早八点以前赶回北京上班整整五年。

亡羊补牢仍不为晚，拒绝“补牢”十恶不赦

桂希恩和张可两位专家都是不请自来志愿去河南救援的。因他们打乱了李长春和李克强隐瞒疫情的如意算盘，最后都遭驱驻，卫生部在隐瞒河南艾滋病疫情上一向折服于二位高官帮助说假话，在拒绝外省专家进入河南问题上又站在高官一边，以至让当时本可以得到救治的危重患者失去了挽救生命的最佳时机。

如果河南省不拒绝外省专家救援，并早期进行艾滋病毒检测，做到早确诊早治疗，可以大大降低发病率和死亡率。造成泛滥成灾这一不可收拾的局面，责任应由谁来负，因无人认领，现在还是个无头案。

如果执政党前两位党总书记于党的十四大期间就立案问责，也就是艾滋病毒刚在有限范围内蔓延就控制疫情，也不至于造成后来因隐瞒真相导致的严重后果。

如果卫生部从河南艾滋病事件一开始就在重大原则问题上不在高官面前让步，也肯定不会因疫情失控导致大批卖血者感染艾滋病毒和众多感染者死亡的悲惨局面。

再退一走讲，就是在艾滋病泛滥成灾已经发生，如果能亡羊补牢，比如以国家力量，不失时机地组织外省市专家进入河南艾滋病重病区开展救援，也可以让一批危重患者得到及时救治不至于死亡；亦可以早些对卖血者进行艾滋病毒检测，做到早确诊早治疗。可惜这些尽管是“马后炮”也未能被采纳而失之交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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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现在仍可亡羊补牢，一是吸取教训，防微杜渐，避免再发生类似的灾难；二是做好善后，给予受害者赔偿和平反冤假错案，不留后遗症。然而就是这样意义重大的“补牢”，因李长春和李克强以及中央高层都坚持将疫情真相继续隐瞒下去，而且继续坚持对举报和上访者的打压政策，宁可“亡羊”，也就是宁可置几十万受害者死活于不顾也不“补牢”。一个堂堂的执政党和一个所谓负责任大国如此不人道，历史岂能饶恕。

现在亡羊补牢亦为时未晚。目前要做的，就是对河南血祸的立案问责，并在这一前提下，落实几十万受害者和死者家属关于出台艾滋病毒感染者和死难者家属依法给予国家赔偿方案、出台给予艾滋病现患良好而妥善治疗方案和出台“艾滋孤儿”和受艾滋影儿童的健康与生活保障方案。这一切均寄希望于落实习总书记“有腐必反、有贪必肃”和“照镜子、整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讲话精神，将河南艾滋病大流行案晒在阳光下，摆在棹面上，解决在整“四风”和正在开展的群众路线教育中。

我们相信，在习总书记“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工作作风指导下，河南几十万受害者多年做的早日解决河南血祸案的中国梦将成为指日可待的现实，让我们于2013年国际艾滋病日前期待那美好的一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