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莫言被网红起诉污蔑革命先烈，这个现象离疯狂不远了，还扬言五年时间正义得不到伸张，就要采用暴力手段惩罚莫言。

莫言早期的成名作是《红高粱》和《透明的红萝卜》，属于文革以后文化寻根的一环，文学形式上突破了革命文艺的窠臼，又有所创新，在文学史上是有地位的，加上被一个著名瑞典汉学家马悦然翻译推介，拿了诺贝尔文学奖。现在民粹风向又必须要回到革命文艺的路线？又要以革命样板戏为标准才能通行？

莫言不过是没有按照革命文艺的套路塑造高大全的英雄人物形象罢了。感觉中国现在的舆论风向已经逐渐陷入灰犀牛境地而无可自拔了。

不管怎么说，在文学上莫言是时代的弄潮儿，他那个时代跟现在时代不一样，那个时候就是要破除无产阶级革命文艺的窠臼，从意识形态到文艺形式都是。他除了文化寻根，也吸取了不少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的元素。

新中国的文艺，就是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的文艺思想，曾经出了白毛女等作品，经过文革八个样板戏的独霸舞台， 已经走进死胡同了。

二．

高行健的戏剧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中国也是一骑绝尘，无人能敌。那时流行学习西方现代艺术手法，但是光学习模仿也不行，还要与中国人的生活现实相结合。高是其中的佼佼者。

后来得了癌症啥的，自我放逐，走访中国名山大川，再后来又到了巴黎，把这段经历写成了小说《灵山》和《一个人的圣经》等。

高行健在华语圈看上去不甚有名跟受到大陆封禁其书有关吧。八平方时为了留在法国，应该是跟随西方主流意见抨击中国政府，当时海外不少华人因此拿到长期居留海外的身份。

另一方面，能获诺贝尔文学奖，文学形式上也要有所突破才行，行到深处就有点曲高和寡的味道 。 

现代文学艺术的演变跟现代画一样，古典绘画大家都能看懂，但是毕加索的画很多人欣赏不了也看不懂，虽然他是法国共产党员。

高行健在法国就是靠卖画生活 ，中文写作不赚钱，换一个角度来说，先知一般都是孤独的，没被送上十字架就算幸运的了。

他的《灵山》就是寻访中国民间宗教信仰中的传说圣地，最后没有寻到，说明灵山只在人心头。

其实道教人士陈撄宁和南怀瑾都曾试图访寻民间宗教的异人和异术，最后皆一无所获。陈撄宁后来自己读遍道藏，成为道教专家，南怀瑾也差不多。这些人跟秦始皇派人出海寻访仙人和仙丹的动机一样，高行健可能还有为自己治疗不治之症的念头。后来仙人仙术没有寻到，病好像自己好了。

 国内能跟高行健和莫言一拼高下的大概只有陈忠实所写的《白鹿原》，但是陈忠实主要就这一部作品，着重描写中国传统宗族社会的时代变迁，中国人觉得其很伟大，洋人不一定能理解其文化内涵。

高行健获诺贝尔文学奖与马悦然也有关，有人认为是西方看重他反对中国政府的立场，其实也不尽然，北岛八平方之后流亡海外，曾多次提名诺贝尔文学奖，但最终并没有得奖。可见并不是单靠政治影响就可以获奖。

三．

写东西并不在于当时有没有人读，而更取决于其在当时和未来有话语权的文化人眼里的价值。

王夫之一生写了约800万字手稿，当时发表很少影响也很有限，但到清末突然成为显学，现在的定位类似于西方哲学的黑格尔，是集大成者，属于中国传统旧学思想的顶峰。

陶渊明的诗在宋以前没有人太重视，自从苏轼高度推崇，现在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地位仅次于屈原。换句话说是苏轼重新发现了陶渊明的价值并引领了一种新的诗歌内容取向。

而屈原在当时可以说是个loser，但他的《离骚》，《天问》和《九歌》都可以算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天合之作，之所以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是因为中国诗歌一般都比较短小，少有象《离骚》那样直抒其意的长篇巨制，而且写得如此成功。

高行健和莫言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地位就摆在那，小民承不承认都不会影响其定位。

当然要拿诺贝尔文学奖，光在中国有定位还不行，还要有世界意义和世界文学价值。这就涉及到老外如何看待的问题了，毕竟这是西方世界的奖项。

王夫之为什隔了300年才红起来？一是因为抗清，受清政府打压；另一个方面，是因为清朝初期大搞文字狱，文人都不敢发表思想主见，转而去搞文字训诂。他一抗清逃亡人士，不受官方影响，在当时虽然不合潮流，但思想自由，这才是其弥足珍贵堪称凤毛麟角之处，也是其最终得以脱颖而出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