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帝国的落日余晖中体面处理香港最后责任的人——初读彭定康《香港日记》

2024年4月22日

彭定康的名字，注定与当代香港的历史相联系。再过20天，就是这位老人80岁的生日。

作为英国驻香港的最后一任总督，他因1997年亲手将香港交还大陆而被看作是“帝国落日余晖”下的一名“败军之将”。

早在他1992年走马上任之际，香港的命运便已经确定，但他明知如此，却依然如“唐吉坷德”一般，试图凭借一己之力，为香港的民主尽可能铺平道路，并为此不惜与中共正面冲突，他因此被许多人视为一个螳臂当车的小丑。

众所周知，在联合国备案的《中英联合声明》中申明：香港主权在1997年由英国交到中国手中之后，当地的生活方式50年不变。

自从主权移交之年始，英国每半年会发表一次香港报告，像是一种监督，其实成了一种无奈的备案。至2024年4月19日发表的最新报告，是第53份。

报告指出：

“香港经济及金融制度仍然维持独特而兴旺，但当局却以国安为名，大幅削弱港人应享的人权和自由。事既至此，中国只能依靠法治及相关机构的独立性来维持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至今，所有根据国安法受审的7人，全部被判有罪，当中包括法官也承认没有人被煽动、但却以煽动颠覆罪而被判囚五年的武术教练黄德强；而殖民地年代的煽动罪亦被广泛应用，今年头半年便有17人以此罪名被控，当中至少6人被判有罪，当中包括学生，而所谓罪行全是在社交平台发文或出售刊物。情况反映异见人士备受针对，表达自由受损。”

“香港法律及司法制度已到了拐点。”

1997年，时任香港总督彭定康（Chris Patten，1944年—）

对此，当年不懂中文的彭定康十分难得地早有预见。

他战后出生，曾任保守党党首，代表着保守党新一代的价值观，即：与殖民地历史保持距离，以普世价值的人权自由迎接千禧世代。

他空降香港之时，正是西方民主政治空前高涨之际，之前苏联的解体，令福山先生“历史的终结”的结论大行其道，全球更是一片普遍乐观的情绪。

当时头脑一直清醒的，除了中共，还有西方的彭定康。

中共的清醒，是看到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机会；而彭定康的清醒，则是他对香港的最早洞见。

中共对所有登陆中国的西方政要始终保持着高度警惕，对初来乍到的彭定康更是充满疑惑。不过，他们对付西方政要自有统战绝招，那就是马列主义包装于中国传统文化。

他们常常以洋溢着友好情谊的款待开始，陪同参观旅游，遍尝华夏美食，不但衣食住行全部免费，还不时地施以“小礼”，外加安排学生群众沿途欢迎。这种集中华名山大川、古代人文与现代化建设为一体的精心安排，让来访的西方政客瞬间便被“糖衣炮弹”所击中，对中华文化佩服得五体投地。他们将无处不在的“党文化”悄悄地暂时隐去，让外国友人在震慑、羡慕与畏惧中再也找不着北。想想也是，他们在自己的国家哪有过如此“周到”的待遇！这种柔攻人性之弱点、复诱以各种可见之利，对那些傻的可以的西方战后一代，可谓屡试不爽。

可惜，这一切对那位末代总督却完全无法奏效。“当其他西方领袖有如在取经路上懵然不分正邪的唐僧时，彭定康则早在对中国交往的香港机缘之下，被中共逼得变成了金睛火眼的孙悟空。”

于是乎，中共震怒，统战宣告结束，批斗就此开始，“现本尊，露法相，施以批斗老拳”（陶杰语），从此将其归入与李登辉、蓬佩奥之流为伍的“人民公敌”。

由此可知，这个彭定康的确让中共很伤脑筋。

2020年，两位“人民公敌”难得同框

那么，溯本清源，在彭定康眼中的香港究竟该如何看？

史学家言：历史充满争论。

可遗憾的是，这些争论往往不是以审慎考察的证据与论述为前提，而是充满根深蒂固的立场态度，甚至偏见！

作为曾经是全球范围内最大的海外殖民者的大英帝国，今天的英国人究竟怎么看当年自己的“日不落”帝国呢？

彭定康认为：当代关于帝国的争论由于充斥着许多先入为主以及过度轻率、笼统的观点，因此会带来许多误解与伤害，包括香港。

的确，香港殖民历史的悖论正在于：本应意味着残暴、劳役的殖民制度，在香港的特殊情况下，竟成了英殖时期香港最后的荣光！香港之所以能有高度的法治、自由和人权，恰恰是因为殖民的母国所致！

而且，在彭定康看来，说一个民族国情有异、不配享有与西方国家公民一样的民主和自由，这无疑是种族主义，是歧视！可中共却偏偏认定，中国人的质素就是差，不能享有西方的民主与普选投票权。

这当中，究竟谁是种族主义？

《香港日记》插图中，题为：帝国的落日余晖

在1997年6月30日香港的告别演说中，彭定康表示：

“如今已没有人会试图为帝国主义辩护。现今有意义的，不是我们能否为殖民统治辩护，不是我们能否用当代价值观来评断过去数千年历史，甚至去列举帝国统治遗留下来的不少好的东西，而是应该探讨帝国是怎样形成的？其原因又是什么？

说的是。是什么造就了大英帝国？

19世纪的自由主义历史学家和帝国主义捍卫者约翰·西利爵士（Sir John Seeley）有一句名言：“大英帝国是在一个心不在焉的情况下建立的。”

解释一句：帝国的建立，基本上是由于一连串的错误、意外、意想不到的后果，以及对这些事情的反应所造成的。

纵观英国殖民地的历史，的确印证了这一说法。

你可以认为这是他们为自己历史上的罪恶开脱。但英国人就是这么想的。

况且，与世界上其他的帝国殖民地相比，香港对英国来说，实在是太小了。

在彭定康看来，1840年代初叶的炮舰外交，以清廷战败告终。清廷必须根据1842年的《南京条约》割让其领土。但包括当时的英国外交大臣在内的不少人都觉得，那只是一点儿鸡毛蒜皮的收获——港口、几个零星的岛屿和许多岩礁。他们对中国掠夺规模实在太小的结果充满失望。

到了19世纪末，英国与日本、德国、俄罗斯、葡萄牙和法国等众帝国主义列强联手，从日益颓败的大清手中夺取了中国大片珍贵的土地。英国获得了维多利亚港和各岛屿以北的腹地，不过不是以割让的方式取得，而是改为长期租借。这片新的土地位在九龙以北所谓的“新界”，租借期限为99年。1898年签订租约的当时，谁又会想到租约到期的那一天！

99年！太长了。结果，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日历一张张翻过，殖民地有限的生命在逐渐扩大的阴影中度过。

而它的祖国，在这99年中，其政府不断疯狂地扭曲、改变，从清帝统治，经历民国的尝试、军阀的割据与北伐战争，到日本入侵，再到国共内战，最后演变成列宁主义式的中共极权体制。看起来，这个冰封的国家曾有解冻的机会，但最终不过是昙花一现。

尽管香港已从海上的岩礁、孤岛和海港如今已经蜕变成了一个令人瞩目的国际商业中心，但它不得不面对的无情现实是：香港永远不会成为一个独立的城邦，它将成为中国众多城市中的一员。

有人不理解，英国为什么要轻易地归还香港？

对此，彭定康有着清醒的认识：

实际上，香港的发展轨迹证明了,这自始至终都不是一个可行的选择。原因是这座蓬勃发展的城市，必须仰赖新界的水源、土地、空间和农业才能生存。此外，如果不归还香港，英国还必须付出承受国际社会谴责的昂贵代价，世人也会将之视为19世纪“不平等条约”的重新抬头。

只要中国有意，大可随意排挤香港，或是轻松地以武力夺取——因为香港压根就没有地堡，但高尔夫球场的沙坑倒是不少（这里的bunker有双关之意，既是“地堡”，又是“沙坑”）。

对于香港的发展，尤其是二战之后的发展，见证了受教育的华人中产阶级的成长，华人企业家往往有能力去成功地挑战那些对华贸易传统悠久的英国公司，他们对自身公民身份的觉醒也越来越明确。如果没有“九七大限”，香港与几乎所有其他的英国殖民地一样，将随着帝国欲望和能力的消退而独立。香港理论上具备一切英国政治和宪法实践所需要的工具，这些工具包括法治、独立的司法机关、政治中立的文官体制，以及民选政府。政治人物将由新兴国家的公民选举产生，这个国家已具备自我控制的能力，并被赋予了管理国家的责任，而且必须对人民负责。

但这，正是中共永远不能允许的。

人们也许会问：英国早干什么去了？非要到了无法收拾的地步？

彭定康对此的解释是：

英国政府以及香港的英国商界也许并不完全反对中国的约束与管理。事实是，二战过后，倘若港督希望给香港带来某种程度的民主，一定会受到英国政府的奚落。

尽管文革之后，英国政府也担忧政治风暴会转移到香港。但当时他们存在一种高傲鄙视的假设，认为香港人对政治不感兴趣，他们只喜欢赚钱。但是，当香港人逐渐成熟时，如果还有人坚称香港人民不该享有发言权，不该关心那些深远影响大众生活的重大议题，那就是无知！

伴随着“九七大限”的倒计时钟声，香港人一方面经历了一系列令人忧心的事件，像新的政治运动、“八九六四”等等，但另一方面又听到了邓小平对香港未来的庄严承诺。

香港人在这些启示面前显得有些茫然。

当英国开始与北京就香港1997年之后的前途进行谈判时，邓小平推出了“一国两制”的方案，即：香港99年的租约期满后，将再次成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中国对其享有主权。然而，中国将允许香港在外交和国防以外的领域都享有高度自治，并允许香港保留现有的生活方式，以及政府和社会运作的方法：资本主义、财产私有制、法治、随开放社会而来的各种自由（新闻、集会、宗教、查询）、政治中立的文官体制，以及政府对立法机关的问责制。所有这一切都在中英之间的国际条约中写得非常清楚。1985年《中英联合声明》（Sino-British Joint Declaration）送交联合国进行登记，其主要承诺成为香港实质上的宪法：全部条款共160条，外加三个附件，由中国在一些香港公民的参与下起草，称为《基本法》。

英国人相信了，香港人也相信了，全世界的人也相信了。

然而，彭定康对《基本法》的看法更具深度：

这个方案的精妙之处在于，它兼顾了中英双方在政治和道德上的窘境，而且表面上满足了香港市民的需求。

不同于英国其他殖民地，香港独立自此至终都不是选项，这让英国人必须面对道德上的难堪。而他们在政治上的尴尬之处，是不得不重温当年大英帝国获取香港那段不光彩的历史，尽管这个城市如今已发展为一个繁荣的国际大都市。

对中国而言，政治上的尴尬之处是提醒了世人，中国多年来一直遭受着各国“不平等条约”的屈辱。但更重要的是，它同时也让人们看到这样一个事实：当年大多数的香港公民，其实都是逃离现代共产主义暴政的难民！

这是这座城市的第二个重要特征：一个由难民组成的社会！

1992年，当彭定康到港赴任时，香港人口为580万，居民来自世界各地，有伊拉克、南亚、美国、澳洲、加拿大、新西兰、日本、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充满了国际大都会的特色。

然而，香港的人口除了极少数原居民的后裔外，主要来自中国大陆。他们是国民党军队及官员的家眷和后代，还有1949年中共建政后逃离上海的商界领袖的亲属，正是当年的这些商界领袖，将大陆的成衣及钟表制造等产业带到了香港。他们当年有不少人是为了逃避中共对地主的迫害、大跃进、大饥荒、导致成千上万死亡的政治迫害，以及无所不在的对所有异议人士进行镇压的恐怖和残酷。他们用游泳、藏匿在船上或者爬越铁丝网的方式到达香港。

特别是1970年代的“大逃港”，涌入香港这个大英帝国主义压迫下最后堡垒的移民人数是如此之多，使得当局推出了所谓的“抵垒政策”（Touch Base Policy），也就是说：只要有办法越过边境到达市区，找到肯收留的亲戚，就可能获得香港政府核发的香港身分证。

而这些人在到达香港以前，一辈子接受的是“爱国必先爱党”的观念洗脑！

这座由难民建立的城市必有终结的一天！

虽然人民接受了统治者对其未来所做的承诺，但人们却不容异议。尽管香港在大部分时候都有一个立意良善的政府，但英帝国殖民统治者常常给人的印象就是，他们认为香港对中英贸易及两国全面合作，总是一个不大不小的障碍。

可他们还要面对另一个无法逃避的现实：当年中共迫使如此多的商人阶级离开上海，和一波又一波的难民逃到这些中国南方的岛屿上。从某种意义上，香港可说是中国极权主义的产物。

他们挤到贫民窟和临时安置所，但不久之后，这些地方却演变成高楼大厦、舢板和龙舟比赛的海港、普通法院及随之而来的各种自由，并拥有曾被誉为“亚洲最优秀”的警察队伍。但那是过去的事了。这些人逃离了共产中国，后来又协助中国勇敢向全世界市场开放，帮助中国实现真正的、迄今仍持续大步向前行的经济发展。

而中国给予他们的回报呢？

由中共执政的中国，现在正着手逐渐摧毁他们的生活方式，其自由一项又一项遭到蚕食，许下的诺言一个又一个遭到违背。

诺言遭到违背，激起全世界的愤慨和争论。这也许就是《彭定康日记》备受关注的原因之一吧。而香港近两、三年所发生的事件，最后证明是完全摧毁这个自由社会的严重事件。

直到今天，彭定康仍然将担任港督视为从政生涯中最光荣的时刻。

有人如此评价这位末代总督：

无论你如何评价他对香港的贡献，我相信没有任何一位英国政治人物，甚至国际政治人物，会比他更关注这个城市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在此，我们可以重温20多年前两个人的说过的话：

彭定康在《1996年施政报告》中坦言：

“我感到忧虑的，不是香港的自主权会被北京剥夺，而是这项权利会一点一滴地断送在香港某些人手里。”

而在1997年香港主权移交典礼上，时任中共总书记江泽民曾宣告：

“1997年7月1日这一天，将作为值得人们永远纪念的日子载入史册。经历了百年沧桑的香港回归祖国，标志着香港同胞从此成为祖国这块土地上的真正主人。”

27年后的今天，人们不禁要问：

今天香港人，有谁认为自己是这块土地上的“真正主人”？又有谁敢说自己是这块土地上的“真正主人”？

孰是孰非，显见。

（文中图片均引自书籍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