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中国劳工论坛 写于 二零二五年
“612起义”：河北大学生抗议显示中国青年反抗情绪高涨
2025年6月12日晚，河北外国语学院数千名学生在操场进行了集会，抗议学校延期放假。学校原定6月底放暑假，却因艺术学院需在7月为外宾表演，临时通知将全校放假时间统一延至7月中旬。
“学生多留一天，学校多赚一点”
通知一出，迅速在学生间激起愤慨。他们纷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抗议，有些甚至指出这是“为了陪你的高级贵宾、资本家”，学生却需要耗在学校。也有学生指出，学校此举意在让垄断性的校园商店多赚钱，“学生多留一天，学校多赚一点”。此外，学生们还在网上抗议学校强制早晚自习、高温下班级空调断电、宿舍无空调等现象，要求结束这些不合理的规定。
6月12日晚，抗议行动升级。在一名左手持扩音器、右手提暖壶的男生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学生聚集到操场。这名男生站在升旗台上，带领大家举起手机闪光灯，高喊“放假、放假”的口号，要求校方按原计划放假。随着呼声高涨，校方领导不得不现身与该男生交涉，先试图通过言语威胁、肢体拉扯等手段将他带离，此举引发在场学生声援，有人高呼：“不要威胁我们学生行吗？”该男生也举起了暖水壶示意，成功阻止被强行带走——因暖壶若在冲突中坠地，碎玻璃与热水会伤及双方。因此，他被学生们称为“暖壶侠”，学生们也将当晚集会称为“612起义”。
当校领导回应“你不能代表学生”时，他用扩音器询问“我能代表在座各位学生吗？”学生齐声回应“能！”面对这一幕，校方领导无言以对。与此同时，几名明显年长于学生的便衣保安开始向“暖壶侠”逼近。为躲避抓捕，他假装往一个方向走动，随后迅速转向另一边逃离现场，成功避开被当众制服。失去领袖后，学生在“护校队”（校方收买的学生与准军事化国旗护卫队）和保安的驱赶与监视下逐渐解散。
“政治事件”
这场抗议被定性为“政治事件”，中共的审查即刻启动。“暖壶侠”相关影像在网上迅速被清除。学生们寻求了外部声援，意识到“需要团结一切可团结的力量”。在河北爆发的行动引起了全国高校学生的关注，许多学生表示遭遇类似状况，如延期放假、宿舍闷热难耐等。然而，“护校队”、教职工与保安混入学生群组，试图收集信息并离间发生者。校方要求学生“不要去看热闹、不要加陌生人进群、不要在传播操场事件”等。学生号召声援的帖文、视频即使付费推广也很快被下架。抗议当时仍在继续，但严厉的镇压已经迫使许多学生沉默。
“暖壶侠”和其他积极传播者很可能会被报警。我们很多人都亲身经历过这类镇压，包括报道本事件的笔者，其本人也曾组织过抗议。
不久前的另一个警察参与镇压学生案例是，6月3日晚，湖南常宁尚宇学校数千高三学生因高考压力“喊楼”，警察冲入校园，粗暴逮捕三名学生，以警车逼退学生人墙。这种高度紧张也与中共受到“六四”事件阴影困扰，害怕新一波学生运动可能蔓延、并发展成为对独裁政权的政治威胁相关。
诉求和纲领
这两所学校均为民办，也突出教育私有化的弊病。学校将学生视为“资源”，令其服务于向外界作秀以获投资、压榨学生权益。
社会主义者与中国劳工论坛坚决声援河北外国语学院的抗议学生，捍卫应有的放假与休息权利。抗议也凸显了在官僚资本主义教育体制下，学生被排除于一切决策之外。包含以下诉求的纲领，对这次及类似的学生抗争可以起到帮助：
立即恢复原定放假时间，取消强制留校表演与一切形式的延假；
终结教育的商品化与图利行径，将民办大中小学收归公有与民主管理；
停止高温下班级断电、强制早晚自习等体罚式管理，保障学生的基本生活条件；
建立由学生、教师、家长民主选出的代表委员会，有权监督所有关键决策如课程安排、放假时间与配置宿舍设施等；
解散“护校队”、便衣保安等镇压机构，为建立学生民主选举、独立于校方的学生会，保障学生集会、言论与结社自由而奋斗；
以工人阶级政府和民主社会主义彻底取代中共专制资本主义。
“我们的孩子不能吃这个！”学校食堂提供腐坏肉菜引发抗议
今年6月23日，四川富顺县华英实验学校数百名学生家长集体抗议，抗议的原因是食堂向学生提供发臭的排骨、有淋巴的猪肉等变质、劣质食材等情况。在学校否认这件事、政府没有采取任何实质行动的情况下，广大家长倍感愤怒，集结到县政府抗议。中国广大儿少被中共官方称为“祖国花朵”，但如同这起丑闻所反映，他们偏偏难逃食用变质食材做成的“营养餐”的命运。
不了了之
华英实验学校食堂食材供应商“鲲鹏商运公司”是县财政局全资控股，当中利益输送关系显见。一如既往，政府对于学校管理层违规宽松处理，而对于抗议则极其强硬压制。采取的“维稳”手段都遵循一如既往的套路，包括电话骚扰、上门威胁等。但家长直至25日仍然继续抗议。
这类事件在中国已经频繁发生，但校餐供应商和学校管理层最后也都只是被“轻轻放下”。
7月8日，甘肃发生一起骇人听闻的铅中毒事件，200多名幼儿园儿童受害，事件成为全国性的大新闻。这些儿童血液内的铅含量达到正常参考值2-5倍。甘肃这起事件加剧了人们对中共当局的不信任，在他们笨手笨脚地企图掩盖真相、伪造或操弄血液检测以掩盖灾难规模之后尤其如此（请参阅我们对此事件的单独报道）。
去年10月，云南昆明长丰学校就被爆出提供变质肉作为学生餐，而承包该校食堂的竟是家仅注册6个月的物业公司、并无承包学校食堂的资质。最后事件处理仅是对承包商进行罚款、责令停止经营，并处罚校长和教体局部分人员。
2023年6月，江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发生“鼠头鸭脖”事件。校方一开始辩解混入饭菜的鼠头为“鸭脖”。在公众纷纷不满的情况下，官方多天后承认这是食品安全事件，而涉事供餐公司却只是换了名义便继续顺利经营。
如何根除食品安全问题
无论官方再怎麽作“情况通报”，除非我们根除将盈利放在首位、将吹哨人和抗议者视为最大威胁的体制，否则这种残害儿童健康成长的食品安全问题还会出现。社会主义者和中国劳工论坛全力声援富顺县抗议的家长。我们呼吁成立一个由家长和教师代表组成的独立委员会调查事件。需要的是由工人阶级和基层社区民主拥有、控制与管理的教育制度和校餐服务，确保学生吃上放心饭。
山东高密爆炸事件：工人无权的敛财制度制造的又一场“可预见悲剧”
2025年5月27日，山东高密市私有企业友道化学有限公司发生爆炸，造成5人死亡、6人失联、19人受伤。事故波及范围广泛，厂区部分建筑被毁，周边居民被紧急疏散。这起事件再次暴露中国重工业长期存在严重安全隐患。在中共资本主义体制下，资本倾向于忽视安全生产的投入、提高工作强度，从而赚取更高利润，而政府机关与私人资本家利益深度捆绑，因此也为了追逐“政绩”，总的来说只是口头上讲生产安全。
依然如故
遗憾的是，这类致命事故在中国普遍发生。高密爆炸3周后，湖南省常德郊外一家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9名工人死亡，26人受伤。根据《中国社会统计年鉴》，2021年发生了3万多起生产安全事故，造成2.6万多人死亡。然而，政府发布的各种报告彼此矛盾各不相同，往往低估了死亡人数。国务院在今年1月的报告中指出，2024年与2023年相比，生产安全事故减少了11%。但根据应急管理部的数据，2024年仍发生了2.18万起生产安全事故，死亡1.96万人，而这仍然是一个高到无法令人接受的程度。
位于高密的该厂早有多次安全违规记录，并因劳动纠纷多次被诉。2023与2024年，这家企业曾因为生产安全问题被两度责令整改，但问题从未得以解决，企业继续高强度运行。
友道化学有限公司是全球最大的氯虫苯甲酰胺生产商，那是一种对人存在低毒性的杀虫剂。但发生了如此严重的爆炸后，官方公布却完全没有提及事故中涉及的化学物质。爆炸的冲击波震碎了半径3公里内住宅区的窗户，这些居民是最高危的群体之一，但他们对于可能会遭到什麽化工品危害依然被蒙在鼓里。不管是中共政府还是资本家，都轻视工人和周边居民的安危。
从爆炸强度和后果来看，厂区在安全隔离、设备运行、应急处置等方面存在重大漏洞。这再次展现利润优先逻辑。
这次爆炸与2019年江苏响水爆炸非常类似。同样是早已在生产安全问题上劣迹斑斑，被多次罚款的工厂，但却一直为政权所袒护。结果在当时造成了78人死亡、617人受伤的惨案。显然，这并非“意外”，而是当制度将公司利润与政府“政绩”置于工人生命之上时的必然结果。
在中共独裁治下，中国工人阶级没有独立工会组织，对工作条件没有实际决策权，面对危险作业也无权拒绝。有了一个真正的独立工会，工人可以选举他们自己的工作场所安全代表、推出独立的安全监察，加强工厂规章，并且只要危及安全被牺牲、就停止生产。
同样，工人组织将为争取检查公司所有计划和文件的权利而奋斗，并与当地居民联系，以确保即使在工作场所外也能拥有安全环境。他们也应该为在全面公有制（意即终结资本家的血腥统治）的基础上，由工人自己对工厂和工作场所进行民主控制和管理而奋斗。这才是永久重组社会与经济，确保工人阶级有权身处安全、可持续的环境的途径。
工会的力量
高密事故中，工人不被允许表达对作业环境的质疑或抵制不安全命令，却还要在事故后被动配合企业统一口径、参与善后协商等安排，为政府的无能和资本家的杀人举动文过饰非。换句话说，这就是公司老板的全面独裁统治！
悲剧的是，高密爆炸并非中国最后一起这类致命事件。只要资本家及以“共产”自居的独裁统治还在治理社会，类似的悲剧就必然会接踵而至。工人们越早组织起来终结这个制度越好！
新一波新冠疫情爆发，但中共再现旧的掩盖方式
中国新冠疫情从四月开始有上升趋势。根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数字，新增感染个案由3月的每月5万宗，到5月增至高达44万宗。
虽然这波疫情主要是Omicron系列病毒株的XDV和NB.1.8.1亚变种，致病力未明显增强，但官方数字真确性再次成疑，尤其是重症和死亡数目。当新一波疫情爆发之际，官方数字重症个案4月和5月数字分别只有数百宗，而这两个月的死亡个案更离奇地只有个位数字。仅香港一个城市，该两月的严重个案和死亡个案数目也达双位数（衞生防护中心资料），而台湾的重症个案在5月也有23例死亡宗数，反观中国的官方数字实在低得令人难以置信，令人不得不怀疑中共独裁再次隐瞒疫情。
放任自流
对于这一波疫情，正如其在2022年12月面对群众抗议时、其强硬的清零封城政策崩溃时那样，中共再次采取了放任态度。这意味着中共没有为应对疫情做任何准备，只是等待感染率自行下降。中国一直拒绝使用外国制造的mRNA疫苗。在新冠疫情最严重的时候，一些居民冒险到澳门寻求接种外国制造的mRNA疫苗。而国产灭活疫苗的保护周期早已完结，因此新冠疫情再临对民众造成的健康风险可能远高于使用 mRNA 疫苗的国家和地区。
自去年7月中，中国多地不再提供新冠疫苗免费接种，医保基金亦不再支付疫苗及接种费用。有指当时中国XBB变异株疫苗（针对新冠新变种的疫苗）的生产厂家几乎处于停产状态。重要的是，被称为“科兴之父”的中国生物董事长的杨晓明在去年年底更被指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而被罢免人大职务。杨晓明失踪后，许多人怀疑他违法行为的性质，或许与其公司生产的疫苗有某种关联。鉴于中国医疗与公共安全丑闻频发（例如毒奶粉、无效疫苗、地沟油），这样的事态发展在许多人看来并不意外。一个残酷而令大众倍感窒息的独裁政权，不容许任何言论自由与公众监督，并逮捕吹哨的医生，为制造大灾难提供了绝佳的条件。
中共严酷的清零政策在2022年12月初在全方位混乱中崩塌，疫情迅速蔓延全国，医院体系过载。中国官方数据称，整个大流行死亡人数约为8.3万人。就像中共统治下的许多数据一样（例如实际GDP、失业率和人口数据），这显然是捏造的。流行病学家估计在中国真正死于新冠的人数逼近150万人。
及至2023年一月，辉瑞生产的新冠治疗药Paxlovid未能进入中国医保目录，意味中国新冠病人无法低价获得该特效药。消息一出， 社交媒体上一片哗然。 民众批评为何以往中国执行清零政策时期，有资金进行数十亿次核酸检测，却不愿提供这救命药物的补贴。在当时，Paxlovid在黑市曾被炒到上万元人民币。再次揭露了中共草菅人命，而资本主义药厂只求牟利。
中共冥顽不灵
中国专家预计今波疫情高峰预计 6 月后会下降。当然，我们希望这是真的，但我们不能依赖这个政权，也不能依赖任何资本主义政府（他们没有一个是真正民主的，而是基于自上而下、利润导向的公共卫生政策，几乎全体都将疫情处理得一塌糊涂）。中共并没学到任何教训、没有做出任何改变，也无能认真为新一波疫情爆发作准备。唯有工人群众组织起来，并为了民主拥有且控制医疗部门、制药公司以及更广泛的经济而奋斗，才能让可持续且切实防疫措施得以民主决定并完全透明地实施。但在中共极权专制，还有其资本主义制度下，这是不可能实现的。
在数字牢笼中，群众抵抗还有出路吗？
2025年5月，北京举办第十二届中国国际警用装备博览会。展会禁止公众入场，仅对获授权的警员和工作人员开放，任何试图拍照的行为都会遭制止与盘查——除非出示警官证。据《南华早报》报道，公安部第三研究所展出一款针对Telegram与VPN使用者的监控系统，声称已收集逾300亿条消息，监控了7000万个Telegram账户及39万个公开频道和群组。展品宣传视频中还演示了如何入侵中国手机号注册的Telegram帐号，并实时监控涉香港政治内容。研究所称，此系统的开发动机源于2019年香港群众运动中Telegram的广泛使用。
高科技产品亮相警博会
华为、科大讯飞、海康威视等资本主义科技巨头企业也展示各自基于AI的监控产品。第三研究所还展示了“个体极端行为多维情报分析”技术，声称可以借助AI分析购物记录、社交媒体帖子等数据识别所谓“高风险人群”。自从去年11月珠海袭击案后，各地政府被要求加强对 “个人极端行为”的全面防控。这也再度印证了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个人恐怖主义行为不仅无法撼动政权，反过来为统治者升级镇压提供借口。
其实对这些对海外平台的黑客工具，依旧幸存的中国政治异见者并不觉得新鲜——因为不了解这些技术的人，多半早已被“喝茶”了。2021年初，左翼组织“工号51”在Telegram上组织数千人声援被捕的外卖员领袖陈国江，随即数十名群员甚至管理员被警方抓捕。有人因使用中国实名手机号注册账户被精准锁定，有人因不安全的VPN暴露真实IP地址。在此事件中，中国的左翼活动明显遭受重创，许多团体被迫解散，或转入更隐秘、更小规模的地下活动。事实上，早在2019年，中共就有协助香港警方黑入Telegram、逮捕多名频道主并发布“此频道已被警方移除”消息恐吓群众。2024年，Discord上一名中国政治网红的粉丝群“键政大舞台”数百成员也在同一日被跨省抓捕。
值得注意的是，关于这届警博会的详细报道是阿里巴巴控制、面向海外的《南华早报》发布，不会使用VPN的中国民众根本无从知晓（就像被拒之警博会门外一样）。报道看似披露了技术细节，实则是向海内外异见群体释放威慑信号，营造“除非你闭嘴，否则你无处可逃”的恐怖气氛，以瓦解潜在反抗者的信心与斗志。
在中国，数字镇压早已被用于日常统治与打击群众抗争。2022年，河南村镇银行储户赴郑州抗议存款冻结，次日健康码集体变红，在当时防疫管控下被限制了出行权。2022年11月底“白纸运动”的街头抗议中，当局调用基站数据，追踪现场手机信号，对参与或仅仅途经集会地点的市民进行事后约谈与警告。当下，在微信群里谈及“罢工”便会触发关键词警报，当地警察极大可能请事主约谈甚至拘留。
这些高科技镇压手段固然造成了广泛恐惧与沉默，但终究无法遏制群众的不满与愤怒。2022年群众抗议前，中共审查机器竭尽全力删光乌鲁木齐致命大火的消息、但全国民众仍自发走上街抗议——因为那场火灾只是点燃全社会不满火药桶的火星。即便在极权机器的强力压迫下，一部分群众和抗议参与者也在积累重要经验，这些经验对于未来的反威权斗争将极为有价值。马克思主义者有责任鼓励为斗争指出前进方向的那些结论，特别是工人阶级需要自我组织起来并发挥领导作用。我们警告道，不要得出任何削弱斗争的结论，例如拒绝组织、崇尚自发性、“如水”的松散作法，以及这些错误观念中最危险的“排除政治”。
技术无法扼杀群众愤怒
2022年的抗议对中共政权的冲击，比习时代发生的任何其他事件都要猛烈。迫使抗议从街头散去的并非仅仅是国家镇压；更大的因素是中共“清零”政策突然崩溃、陷入混乱后引发的那一波新冠感染。在接下来的6-8周，这波疫情估计造成150万人死亡。对中共来说，最大的震撼是这些抗议居然还是发生了，而且蔓延得如此之快。耗资上百亿元的数字监控和“维稳”机器（每年开支甚至超过军费）未能阻止抗议爆发，而阻止抗议正是其设计初衷，这暴露了这项极其昂贵投资的政治局限性。
在前东德斯大林主义独裁统治时期，1/8的总人口都是秘密警察“史塔西（Stasi）”的线人；这并未能在1989年群众起身反抗时挽救该政权。正如俄国革命领袖托洛茨基谈到独裁者斯大林时所说：“历史的报复比有权力的总书记的报复更为可怕。”
海棠耽美作者遭大规模抓捕的背后原因是什麽？
2025年3月以来，甘肃兰州警方以“制作、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为名，跨省抓捕了大批海棠文学城的作者，波及人数已达数百。海棠文学城是设于台湾的女性向成人小说平台，以耽美作品（描写男性间情感与性关系）吸引大量中国女性读者翻墙阅读或创作投稿。虽然这次镇压针对耽美作品，但这些作品仍然反映脱离父权秩序、挑战二元性别角色的性关系想象。中共国家机器如今是极其反动、社会保守主义的一股政治势力，尤其在面对人口危机这个大背景之时，他们认为这类题材具有颠复性质、必须被压制，误以为这将有助于扭转婚育率的暴跌。
“远洋捕捞”
早在2024年，安徽绩溪县警方就曾跨省抓捕了50多名海棠作者，她们多数获利在5万元至50万元之间、最高者达184万元；该县法院对积极“退赃”并上缴等额罚金的作者予以轻判，而这场“远洋捕捞”执法为这人口不到14万的县城财政带来可观的进账。在很多地区，地方政府越来越缺钱，甚至发不了工资，出现了“远洋捕捞”现象，通过跨省罚款、征税等方式筹钱。
2025年兰州警方的大规模行动，与绩溪案远洋捕捞存在区别。这次抓捕几乎没有“渔获”——被捕者大多是年轻、不知名的小作者，点击量低、收益极微，有人仅赚了几百元，甚至毫无营利。获利最高者也不过2万元。有作者免费发布小说、仅因收到2海棠币的打赏就被列入逮捕名单。另有被捕作者告知律师称，警方认为“即使文章未牟利，也被视为传播淫秽物品，且为平台投稿引流构成整体牟利”。这表明此次打击的动机并非财政收入，主要针对性少数文学作品的整肃。
这场镇压引发了自2022年铁链女事件、中国女权遭系统性打压以来罕见的大规模女性声援。她们指出，甘肃庆阳市一高中女生因遭班主任猥亵而自杀，施害者仅被轻判两年；甘肃临夏一名小学副校长强奸学生未遂，也仅获刑三年半。反观创作耽美作品的女性作者，过往案例中却被判处四年、五年乃至十年重刑。这种对比令人震惊：面对现实中的性暴力犯罪案件，司法机构往往显得宽容，因为这些犯罪符合父权社会下男性统治女性的“规范”。而对隐晦挑战这些规范的虚构文学作品，他们却实施了迅速且严厉的打压。法律双标与社会厌女敌意令人本能地愤怒。
人们对这次镇压中被针对的耽美社群表达了强烈同情，这是一个很进步且令人鼓舞的迹象。这显示许多人支持艺术自由、性自由和言论自由等基本概念，因此拒绝政府的迫害运动。这些声援与帮助不可避免地集中在一些实际但有限的措施上，例如筹款、提供法律援助，甚至提供应对警察审讯的建议。
面对逮捕与传唤，海棠作者几乎都选择了低头“认错”，呼吁粉丝捐款，采取被某些媒体误称为“退赃”的行动，以求轻判。在镇压受害者中有这种反应也是可以理解，他们担心这个高压国家机器“太过强大”，如果选择反抗，他们将面临更可怕的后果。但是，中共政权正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内部危机与瘫痪新时代。
出版、结社、言论自由
习近平政权在过去两年被大大削弱，或将已经陷入僵局，在未来6-12个月内或将带来爆炸性的影响。这就意味着有可能，镇压和审查机制将被齐心协力的群众斗争所挑战并削弱，政权将开始失去其无所不能的光环。那些最有远见的人，想要反击中共的审查制度、恐同症、父权制的反动以及国家镇压的人们，必须关注这个更大的政治图景。
马克思主义者与中国劳工论坛全然反对刑事惩治文学创作者；反对以“打击淫秽”为借口对LGBTQ+群体和文化进行歧视与迫害；要求出版自由、结社自由、言论自由。我们主张以民主的社会主义取代中共父权资本主义。真正社会主义意味着新闻媒体、网络、艺术和所有出版物都由人民（即工人阶级、媒体工作者、用户和一般大众）通过民主选举的机构进行民主监管与管理。
北京遭遇极端洪涝灾害 逾40人死亡
北京再次遭到暴雨袭击，比两年前的京津冀雨灾更严重，刷新了140年来的新纪录。自7月23至30日，连日来暴雨不止。部分地区降雨量达惊人的744毫米，相当于在几天内落下了一年的总雨量。雨灾到目前为止造成了北京至少44人死亡，超过八万人紧急疏散。
最惨重的伤亡发生在密云区的一家养老院内，该处至少有31人死亡，当时他们被瞬间涌至的洪水困在建筑物内。央视报道称，48人从养老院获救，有些人从窗户被拖上船从而获救，但报道并未提及任何人员死亡。据后来报道，密云的失踪者中也包括一些当地官员。之所以出现严重伤亡，是由于当局在密云水库泄洪前没有及时作出预警，仅在泄洪前33分钟在网站上发布通告。
事后，中共官方甚至也公开表态承认过失并致歉。因为养老院被视为处于“安全”区域，所以没有任何疏散计划。中共密云区委书记余卫国承认：“长期以来，养老中心所在镇中心区域，都是安全的……我们对于极端天气的认识是不足的。”然而，如此“致歉”只触及了问题的一部分：随着气候破坏加剧，极端天气事件日益频繁，当局的整体应急准备严重落后。而同样严重的一个问题，便是中国水库和水电管理体制中暴露的危险。
水库达到最高库容
中共的水坝为了尽可能提升发电效率，往往追求极高的蓄水量，这造成了一旦遇上暴雨洪水，水库调节空间就极为狭窄。密云水库的日常正常水位理应为152米，在洪水期应主动将水位下降到150米以应对洪灾。但据报导，水库水位长期处于155米的高位，这令水坝达到最高库容、因此失去了回旋的空间和时间，暴雨瞬间令水位暴涨至危险水平，只能立即泄洪以免坝体严重受损甚至崩溃。这令下游没有足够的应变时间。
中共官员就危机应变中的失误和不足致歉，实属罕见。这或许预示着中共“作风”在2025年出现某种转变，因为中共政权感觉到自己更加孤立于民众、也更暴露于民众批评之下。北京副市长夏林茂也发表声明称“工作仍有不足，对极端天气的预报预警能力不足，防灾减灾预案编制不够完善，山区基础设施建设还存在短板。”然而，致歉并不能改变任何事情，也无法阻止下一场灾难的发生。需要的是行动，而这只有通过废除现行制度才能实现。我们需要工人阶级对政府与经济进行群众民主监督及管控，消除对利润的崇拜以及自上而下的威权统治。
北京这次致命洪水是全球气候危机的再一次体现。去年是中国有史以来最热的一年，而本年也很有可能承接这一称号。此前，中国自从今年3月起就经历极端热浪。到7月的时候，共有152个观测中心测得40摄氏度以上高温，新疆吐鲁番更测得49度的极端高温。而气温愈高，大气就可储存更多的水气，全球均温每提升1度，大气中的水蒸气含量可提升7%。
全球最大水坝
再一次，一场自然灾害被官僚、逐利的中共资本主义制度搞得极其更糟。这是全球资本主义所酿成的灾难，一方面，有着像特朗普之流对碳排放上瘾的恶棍，否认气候危机，甚至进一步推动石化燃料产业，加速气候末日的到来。另一方面，中共尽管口头上支持“绿色”解方，但它排放了全球33%的二氧化碳，燃烧了全球一半以上的煤炭，兴建了世界上超过一半的巨型水坝。比如中共正在西藏靠近印度边境一带修建全球最大的水电大坝项目——墨脱水电站。其发电规模将比三峡大坝大3倍。这些披着绿色外衣的水坝受经济实力、政治与地缘政治等因素驱动。墨脱水电站的建设时机也可能关系到中共内部权斗，亲习派和反习派之间正在争夺对国家机器当中关键职位的控制。对中共高官及其资本主义裙带关系网来说，大型水坝工程意味着赚大钱的大好时机。
这些水坝是否符合实际需要还远未明朗，但应该经过全面、公开、独立的检视程序，以民主的方式做出决定。它们都应该经由工人阶级的组织和当地社区民主运作、计划、控制、与管理，将安全、自然与民众的福祉置于利润之上。
暴雨灾害与高温酷暑席卷全中国
继7月底北京致命洪涝灾害造成44人丧生后，更强降雨袭击了广东以及中国其他地区。8月初，深圳下辖深汕合作区录得了66小时891.6毫米的惊人累积雨量，相当于短短3天内下了全年近半的雨量。随之而来的灾害，包括肇庆封开县、怀集县54处道路塌方，广州白云区山泥倾泻、房屋垮塌，以及惠州五个县宣布 「五停」（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
与此同时，今年入夏以来，中国全境酷暑难当，而河南、湖北等中部省份尤其如此，最高气温一直超过38摄氏度。与之伴随的是今年持续3个月的河南旱情，这导致作为中国主要农作物生产省份的当地，花生、玉米等农作物收成将大减。
这一波暴雨与高温的夹击，正是气候危机在持续恶化的写照。去年全球平均气温比工业化前水平高出1.55摄氏度（超过了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提出的控制全球气温上升在1.5摄氏度内的目标），已经是一个警讯，因为这预示着地球环境将发生不可逆的恶化。例如，根据IPCC长期以来的评估，全球均温每上升1摄氏度，就会导致大气含水量增加7%，而全球暖化也加剧了气候系统的不稳定。由此，极端天气（暴雨、洪水、干旱）发生频率和强度均上升。
中共威权资本主义恶化气候危机
中国国家领导的威权资本主义、中共政权的政策，即使有着「绿色」外衣，也恶化了全球气候危机。
虽然中国生产了约80%的全球太阳能光伏模组，贡献了全球62%的电动车销售和77%的电动车电池产出，但是这些行业已经陷入产能过剩问题，无能有效提供真正绿色的替代方案。根据路透社报道，去年，中国最大的几家太阳能板制造商合计裁员1/3，流失了8.7万个工作机会。
中国约60%的发电仍来自煤炭、也使用了全球60%的煤炭。而在中国经济深陷危机的情况下，很多公用事业公司也为了削减成本而采用相对便宜的煤炭，而宁可牺牲环境。中国计划在2024年新增94.5GW燃煤发电装置容量，创下2015年以来的最高水准。此外，内蒙古、山西等省份则是以「能源安全」、应对「缺电停电」为由，仍在近年扩大煤矿开采。可想而知，燃煤火力发电厂释放大量二氧化碳、氮氧化物、硫氧化物，必然会加剧温室效应与空气汙染这对双重后果。
挪威国际气候与环境研究中心近期一项研究指出，东亚地区在治理空气汙染上取得显着成效的同时，无意中加速了全球变暖，原因在于去除的汙染物质（如煤炭燃烧会最终产生的硫酸盐气溶胶）本来有助于降低地球的温度。人类不应该被迫在空气汙染与全球变之间做出艰难选择。这项研究的发现表明，资本主义制度下，应对气候变化的举措没有任何计划性可言。
应对中国南部洪涝、北方水资源严重短缺与干旱，中共政权的「解决方案」是耗资逾5000亿元人民币的「南水北调」工程，然而实际调水量很少，对于中国供水量萎缩的问题杯水车薪，同时也造成水资源汙染，破坏下游地区水文。同时，居住在大坝建设地区的38.5万人口被迫搬迁。
而面对「粮食安全」问题，中共则在2023年一度发起「退林还耕」，推广「水稻上山」，多个地方政府疯狂地铲平森林、公园、甚至公路，将之改为农田。而这不单单造成大量生态浩劫，出现更严重的自然灾难隐患，而这些被破坏生态换来的农地，其实际生产力极为有限，根本无法弥补粮食损失。讽刺的是，正是资本主义制度酿成的气候危机和生态破坏，加剧了农业生产的危机，而中共却又走入了破坏生态的死胡同。这再次体现中共威权资本主义和全球其他国家的资本主义一样，都是无心也无力解决气候危机。
现状表明，中国与全球群众需要全球范围的整体规划，在还来得及的时候采取行动拯救地球。目前迫切需要做的，便是通过将经济主要部门（包括能源部门）国有化并置于工人民主控制之下，粉碎资本家对于这些部门的控制，迅速推进全面绿色转型。需要全球各地协作开发绿色能源、规划生产，以及绿能相关科研，而这在资本家和战争贩子执政的政府下永远无法实现；只有通过国际工人阶级为建立真正的社会主义而斗争才能落实。在这个过程中，规模庞大的中国工人阶级可以、也必将起到关键的作用。
四川江油群众抗议校园与警方暴力
8月初，四川江油一起校园霸凌案件，引发了大规模抗议。这次抗议的导火线为一名14岁女中学生遭遇校园霸凌的惨痛经历。霸凌者拍摄并分享了整个过程。受害者被另外三名女中学生辱骂、威胁和殴打长达4个小时。警方拖延10多天才采取行动，而这一点激怒了当地居民。数千民众聚集在江油市各大主要路口及市政府周边，针对此案及其轻描淡写的处置进行抗议，而这表明警方存在一定程度的共谋。“维稳”部队随后的极端傲慢与残暴行为，进一步加剧了公众的愤怒情绪。
江油事件在网络上迅速传播，尽管受到审查，仍引发了全国网民的强烈共鸣，他们与江油民众对警方的怒火感同身受。这些事件或许预示着中国社会情绪的转变。对无止尽的住房危机、失业和经济困境的强烈不满，开始转化为对中共政府残酷执法机器更公开的憎恨，以及民众日益淡忘恐惧的情绪。
警方一如既往严厉镇压抗议、陆续逮捕至少11名示威者，甚至以极具羞辱性的方式，将部分抗议者装进运猪车、像活猪一样游街示众。即使警方已将市政府前道路封锁，现场民众仍聚集抗议直到深夜，并对着警方高喊“严惩凶手”、“还我民主”，或者借由中国国歌的部分歌词、“为人民服务”的官方口号来讽刺警方镇压。一些报道称，有人高喊反对中共独裁的口号，这种情况至今仍属罕见，但我们无法从视频片段中证实这一情况。
残酷虐打
这起霸凌与攻击事件本身起于7月22日下午，14岁女中学生赖某在一栋废弃建筑内，被三名分别为13至15岁的女生以长棍殴打、掌掴、拉扯头发，并被强迫脱衣、靠墙、下跪。当受害者警告她的父母会报警时，施暴者中有人语带挑衅地表示自己“进公安局十多次，没20分钟就出来了”。
相关视频于8月初在网络疯传，引发网民广泛震惊与愤怒。然而当地公安迟至8月4日才对案件进行官方通报。警方宣称施暴者夸大其词、驳斥了其“进公安局十多次”的说法。
误导大众、自相矛盾的多个声明
警方声称需住院治疗的受害者“轻微伤”，而受害人的手机被这些施暴者抢走也被认定只是犯下“寻衅滋事罪”（因此施暴者可被从轻处罚）。而根据江油当地居民目击，这些施暴者在受处罚期间并未接受警方通报所称的“矫治教育”，反倒在外打台球。
当局的黑箱处理手段，也引发了大量阴谋论式的猜测。虽然官方通报称，3名施暴者的家长分别从事外卖、售货等基层职业或失业，并指控猜测施暴者家长有权贵背景说法的网民“严重扰乱公共秩序”，但此举无法打消群众的对官方通报的质疑。这也反映出对发布欺骗性或不实声明、全然缺乏透明度而闻名的中国政府的极度不信任。
哪怕官方再怎麽出动镇压机器，压制街头抗议、试图“引导”舆论，这次事件仍然推动更多群众思考社会和中共国家机器在2025年将走向何方。在这种情况下，为什麽会有这麽多的当地居民冒着被捕与警暴的风险，走上街头抗议？这无疑是一个迹象——也是今年众多迹象之一，表明中国社会充满了难以掩盖的爆炸性矛盾。美国智库异言网（China Dissent Monitor）监测中国社群媒体上的抗议视频和贴文，而根据该智库数据，2025年上半年，中国平均每天发生14起抗议。这比去年同期的每天8起抗议相比显着增长。中共国家力量在江油的铁腕镇压或许能在短期内平息抗议，但整体局势变得犹如要扑源一场燎原之火，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独裁政权及其危机重重的资本主义经济已经制造了堆积如山的易燃物！
只要当今的独裁制度仍存，江油抗议事件不会是最后一起。江油抗议群众并非只因为一宗校园霸凌案而上街，而是因为更深层的不公平感——体制性失败。越来越多的人会意识到，孤立的抗议并不足够。需要的是组织，建立跨地区的联系，以及一个明确的政治替代方案来取代这个破产且残酷镇压性的体制。
这样一个替代方案包括，要求通过由公民和独立工人及社区组织代表选举的委员会，对各级警察机关进行民主控制。必须建立这些委员会，以打破独裁统治的权力，因为独裁政权哪怕连最微小的独立民主组织都禁止。学校需要重新投入资金，并以教育工作者的独立工会、独立学生会为基础，以非营利的方式民主运作。
需要投入更多资源用于学校反霸凌项目，而这些项目只有与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同时实施，才能取得成功，从而增加学校资源，提高当地居民的生活水平，消除贫困和失业。中国的每一名青年都应该在完成学业后获得就业机会，而这将在民主社会主义经济计划的基础上实现，从而充分利用中国经济的全部潜力来满足人民的需求，而不是让亿万富翁攫取利润。
北京宣布强制社保缴费新规──谁受益，谁受损？
数千万劳工选择不缴社保
中国劳工论坛 报道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裁决，自九月一日起，中国将执行所谓“强制社保”的新规。根据新规，雇主与员工都必须缴纳社保，过往员工与老板私下达成的不参与社保协议将不合法。
这或将是中国社保政策的一次影响深远的变革。其原因何在？又为何选在现在做？显然，主要原因并非政府关怀缺乏医疗、失业或退休保障的广大普通工人。对未来政治动荡的担忧，当然始终萦绕在中共领导人的心头。这是真的为了加强福利保障体系，从而像某些人所说的将经济转向更依赖消费的模式。这项新政策最主要、最迫切的原因是，现行社保制度正走向崩溃。这也是中共去年自1978年以来首次提高退休年龄的原因。
退休金制度即将破产
中国社会科学院2019年一项被广泛引用的研究发出警告，称中国的基本养老金将在2035年耗尽。中国人口结构这颗定时炸弹意味着越来越多年纪较大的工人将因为退休不再交社保，而由于劳动力人口减少，交社保的新增人口却寥寥无几。未来10年，每年将有超过2000万名工人退休──到2035年退休工人总计将达到2亿人。而每年只有不到1000万人进入劳动市场。然而，这种残酷的人口危机并非社会无法控制的“自然灾害”，而是根植于资本主义的逻辑，其设计目的是确保资本家能从工人阶级身上榨取利润。
人们普遍认为退休金制度即将破产，这加剧了数千万尤其是青年工人停交社保的趋势。这在零工经济和“弹性就业”人群中非常普遍，目前这部分人有2亿，到2036年可能会翻一番达到4亿。许多人这样做是因为他们交不起社保，但越来越多的人这样做是因为他们同时担心到了退休年龄无论如何反正都领不到养老金。据报导，目前中国近6亿的基层工人中，社保的参保率只有25%。雇主当然利用这一点，和员工达成私下协议，不参与缴纳社保，以换取相对更高的实际工资。当然对于雇主而言，这是回避养老责任，置工人的退休生活于不顾。即使雇主缴纳社保，实际上也不过是从工人本应到手的工资上扣除雇主缴付的部分，将压力转嫁到工人身上。而在中国缺乏独立工会的威权资本主义环境下，工人对此几乎没有任何议价的力量和余地，只能“自愿”接受相关安排。
社会主义者主张建立强大的社保和养老金制度，但这无法像中共所尝试、在病入膏肓的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建立。他们的政策试图解决一个问题，却只会制造新的问题。在陷入通缩的经济危机下，这项社保新政策无异于杀鸡取卵。对于月薪微薄的基层工人而言，这笔支出只能让他们不得不进一步减少消费，减少外出就餐、娱乐、以及消费品购买。而对于“零工经济”的工人，像是外卖员、网约车司机等，他们本身就收入波动，但却要承担固定的社保成本。有外卖员曾在上海举行的关于社保立法讨论会上表示，这笔社保费用相当于要他额外多跑100单外卖才能赚回来。但大家都因为多了一笔额外支出而不愿消费的情况下，他这额外的100单又从何而来？
随着中国资本家饱受利润与销售下滑的挤压，逃避缴纳社保的压力也越来越大。众合云科集团2024年对六千家企业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只有28%的企业“完全合规”缴纳社保。
新规会确实执行吗？
因此，社保体系的赤字正不断扩大。根据中共的官方数字，单单在2023年，国家财政就向社保基金补贴了超过2.4万亿元人民币。这比去年9月大肆宣传的刺激计划中，宣布向地方政府提供的债务减免（以特别主权债务的形式，发行2万亿元人民币特别国债）还要多。然而，大家都不应抱持幻想、以为中共政权即将对逃避缴纳社保的企业进行大规模打击。日益停滞且“日本化”的实体经济增速远低于官方GDP数据所示，加之中共担心失业率激增恐将引发群众骚乱，因此它不太可能特别积极地执行新规。地方政府也会想花招，让他们能够表面上遵从北京新规，而默许雇主以所谓的“合伙制”、“加盟者”、“外包临时工”等形式规避社保责任。在中共政权的许多最新政策上，无论是打击避交社保的政策，还是削减产能过剩的“反内卷”措施，地方和中央之间很可能都会出现这种传统的阳奉阴违做法。
社会主义者呼吁建立由国家资助的全民社保体系，保障所有工人获得体面的养老金、全额医保和失业救济。当务之急应该是这件事，而非为了维护皇帝般的独裁统治、资助全球最昂贵的数字警察国家。“防火墙”和数百万网警每年耗费公共财政数百亿元。虽然没有公布具体数字（当然会这样），但众所周知，每年“维稳”的成本超过了今年1.78万亿元的国防预算。政府基建支出和产业补贴充斥着“白象工程”、腐败和盗窃，因为连一丝一毫的民主控制或监督都不存在。
重建公平全民社保体系的社会主义政策，将建基于将所有大公司与金融机构纳入民主公有制和规划——基于工人阶级独立民主自我组织的一场新工人运动，将进行这样的控制和管理。
不公平的制度：领取最低工资的工人必须上缴近三分之一的收入
李甬 中国劳工论坛
中国的社保分配和缴纳制度一直以来极不公平。高级公务员、国企高管、军队转业干部退休后月养老收入往往能达上万元，但广大的农民工却只有可怜的200元左右。比如，去年山东省成武县发布的官方数字，指2023年当地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8778人，发放给他们的养老待遇高达近8亿元；而领取养老险的居民近12万人，所发放的养老金却区区只有2.5亿元，两者平均差别40多倍。
由于社保的缴纳并不是按个人具体收入，而是按所谓当地的月平均工资计算，因此即使劳动者的实际收入低于下限，也必需按下限缴费。以上海为例，下限是7675元。但那怕是一个仅领最低工资2000元的劳动者，他也要按这基数缴交8%，相当于他收入的近1/3。而对高收入者而言，却由于所谓的基数上限，实际缴费的比例反而更低。因此这是一个赤裸裸的“劫贫济富”体系。
因此，面对这个不合理且不受欢迎的社保系统，加上延迟退休、社保异地转移困难，令工人往往交了多年的社保化为乌有。
中国：正在加深的社会危机与高层分裂
马克思主义者讨论展望
我们现发表李甬于2月1日在国际社会主义道路（ISA）中港台支部和chinaworker.info年度大会上的讲话。这是我们民选领导层在大会上就「中国展望」讨论，进行的一部分开场发言（另一篇开场发言将在下一篇文章）。
值得强调的是，我们预见了中共政权内部当前权力斗争的激烈阶段，解放军高层似乎正在反击习近平的一人独裁（正如文章所解释，并不是因为他们突然拥抱「民主」）。当时我们提出了军事政变的可能性，或甚至类似「西安事变」的事态，即军方施加压力或威胁，迫使习近平接受他们的条件，从而限制他的权力。
6个月后的今天，对习近平支持者的进一步清洗、对习近平个人崇拜的突然「暂停」或终止，以及其他异常事态发展，看起来证实了我们的预测。政治局6月份会议宣布制定新的《党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工作条例》，这表明一个新的超领导机构已经、或即将夺走习近平的部分控制权。这些事态发展出现在全球最神秘的「黑箱子」当中，如果现在就从这些事态发展中得出明确的结论，那还为时过早。但很明显，高层权斗已经加剧，并或许已经到达一个转折点。当今激烈的权力斗争将如何展开，我们将在其他文章中进一步阐述。
现在中国不仅仅正在面对资本主义复辟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也同时面对着严重的社会危机。我们首先以人口问题为起点。2024年，中国人口已经连续三年下降，比2023年减少了近140万人。在总出生人口上，去年新生婴儿最多的国家是印度，约2300万，居于第二的中国只有不到890万，相比之下，排第三的尼日利亚都有着751万的新生婴儿。但中国的总人口基数却是尼日利亚的6倍以上。这使得中国人口结构急速老年化，预计到了2035年，60岁以上的人口将占中国总人口的近三分之一。老人照护和退休福利成本的上升，不仅给已负债累累的地方政府带来额外的财政压力，也进一步的挤压了中国的家庭开支，减弱内需消费。
不满情绪日益高涨
妇女所遭受的压迫也是出生率低的原因之一。中共千方百计想要刺激生育，但其所推动的政策往往适得其反：如设立所谓的「离婚冷静期」，不仅令遭受家暴的妇女得不到及时的保护，更令女性的结婚意愿进一步下降；提倡妇女回归家庭，同时却纵容雇主歧视怀孕或有生育打算的女性员工，令女性进一步打消生育的念头。户籍制度也在此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作为中国劳动人口主力的农民工，却无法在工作的地方落户安居。根据2023年的数字，中国有近3亿农民工，而留守儿童则达6700多万人，占总体儿童人口超过1/5，由于户籍与教育、医疗、住房等公共服务紧密相关，农民工及其子女在城市难以获得与本地居民同等的福利待遇。令农民工这一广大适婚适育年龄的人口生育意愿低落。
也因此，中国民众的不满情绪也在日益高涨，民众抗争事件也日益频繁。去年7月至9月，抗议事件与2023年同期相比增加了27%。而且民众抗争也愈来愈多地主张自己的权利，而不是像过去单纯要求政府当局解决自己的个案。比如在去年5月，常德一个小区的业主在抗议物业管理公司的管理不当时，就挂出「要民主」的横幅，并自行组织社区管理委员会。当然，这样的诉求对于中共而言无异于直接挑战其统治权威，所以往往很快就会遭到镇压，但我们可以在诉求和形式的变化上，看到抗争发展趋势的变化。
因此，中共也心知目前群众的不满情绪，他们着力于推动更进一步的极右民族主义宣传，试图以此维持自身的统治。所谓「统一」台湾、维护南海领土、反美和反日的宣传大行其道。近日上线的中国AI模型DeepSeek就是另一个例子，尽管在数学和逻辑问题回答应对上表现不俗，但这个AI却拒绝回答像六四、文革之类的所谓「敏感问题」，在回答一些关于国际关系的问题上，它更表现得像一个疯狂的小粉红。毫无疑问，这是中国开发团队只提供官方认可的素材作为AI学习材料的结果。
此外，中共的反日宣传更是近乎歇斯底里。每年超过3000部抗日电视剧得以拍摄。疯狂的反日宣传甚至导致部分民众变得癫狂，在去年3月，瓶装水公司农夫山泉红色的水瓶盖也被解读是为「亲日」的「日本元素」。对日本的仇恨教育和宣传甚至引致了至少两宗针对日本人的持刀袭击。
然而，虽然中共不断增强极右民族主义宣传的力度，但实际效果却正在变弱。处于实实在在的生活和经济困境中，愈来越多的民众对于这类的宣传感到厌倦、不屑、甚至反感。特别是在今年年初，中国演员王星在泰国被绑架往缅泰边境的电话诈骗园区一事上，彻底将中共政权的无能、执法部门间推诿责任、对境外中国人的安全漠不关心等等的丑态曝露于人前。据估计，目前至少有5万中国人被绑架到泰缅与柬埔寨一带，被迫从事电讯诈骗，而中共对此无能为力也并不在乎。因此，曾经拍摄电影「战狼」，吹嘘「手持中国护照在境外就非常安全」的演员吴京，也从过去「铁血爱国者」的代表形象，变成了现在被讥为「护照哥」的嘲讽目标。
「献忠」
同时，由于社会崩溃与危机，袭击大众的案件在中国于2024年也呈现了爆发性的增长。从2019年到2023年，警方每年记录三至五宗致命攻击行人或陌生人的案件。但到了2024年，则有至少二十宗，假如统计地方公安局故意忽略犯罪动机，可能属于报复社会性质的案情公告的话，甚至可达上百宗。
除了去年珠海体育馆驾车撞人案，和无锡学校持刀伤人案等等备受关注的案件外。在上星期天26号，沉阳东大副食品市场门口发生了一宗爆炸案，造成至少3死30伤，但中国国内对此却完全只字不提，连最基本的案情通报都没有，唯一报导此案的国内媒体《红星新闻》相关报导也很快被删除。如此不寻常的审查，原因是由于在爆炸发生前3天，即23号，习近平曾到同一地点巡视，因此该案件变得极为敏感。从目前网上流传的视频来看，不排除可能有人故意选择一个习近平刚到过的地点策划爆炸案，以表达对习近平的不满。
马克思主义者和ISA当然反对个人恐怖主义，因为这只会予统治阶级口实，让国家机器有借口加强反革命镇压。但在这此次事件上，中共甚至不敢提及半句，更不敢以此为借口加强监控或镇压。遗憾的是，可以预期，随着经济危机的进一步深化和社会矛盾进一步加剧，无差别袭击以及针对政权的暴力行动将会上升。
社会上乃至在中共内部，都弥漫着对习近平的不满。习近平似乎并不认为中国经济出现严重问题，甚至反问「通缩有什么不好？」，可见，是中共内部的压力迫使习近平在九月不得不推出刺激方案，而相应地，习近平也不过是推出了一个装模作样的、或者有限的刺激方案。对于中共内部而言，习近平也陷入了无人可依靠的困境。从他不得不起任本已达退休年龄的王毅回任外交部长，接替被失踪的秦刚可见一斑。
同时，解放军内高层将领也被他反复清洗。但这已经引起了军队的不满。军队方面认为，习近平已经把经济搞得一团糟，而他很可能也会搞砸军队，他们担心习近平只会将他们引向灾难，认为他集中了太多的权力，因此解放军的媒体现在旁敲则击重提所谓的「集体领导」。当然，这些将领们并不是想要民主或者集体领导，而是想要保住权势和利益。将来，不排除军队中一部分发动政变来反对习近平，以将他从其权位移走，但我们还没有到那个阶段。未来另一个可能的情况是类似于1936年西安事变，解放军施加压力或威胁，迫使习近平同意他们的条件。
解放军一直是中共最为强调要求「绝对控制和服从」的部分，假如连这部分都出现了对习近平的抵制，不能排除这种情绪有机会蔓延到统治精英其他部门和地方政府，进而造成政权开始失能。
「西安事变」的可能性
这可以为工人阶级创造机会。旧政权或将开始崩溃，失去在群众斗争发展之前将它们全面粉碎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主义者的角色是鼓动建立一个工人阶级政党和大众组织，例如独立工会。我们强调，尽管自发地爆发斗争是无可避免的，并且扮演着一个进步的角色；但我们不会像无政府主义者一样崇拜自发性。我们强调需要一个具有社会主义政策的大众工人政党，作为领导和组织大众斗争取得成功的必要力量。
1936年12月，蒋介石在西安被其手下的将领张学良和杨虎城扣押。他们的目的是迫使这位国民党独裁者结束与中共的内战，并建立抗日统一战线。中共派周恩来与挟持者谈判。斯大林认为国民党而非中共才是中国主要的「反帝」力量，他几乎不惜一切代价想要蒋介石被放走。如果中共采取正确的政策，向远离其在陕北的农民据点的城市工人发出号召，蒋介石或许会被推翻，西安或许会成为革命的火花。但中共斯大林化的领导层对这样的结果既没有信心，也没有意愿。反而，毛泽东和中共为了一项软弱的协议作出了结：一项蒋介石军队与中共之间、不稳固的停火协议，但蒋介石后来又反悔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