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一个苏联红军大尉军官，在挺进柏林的前线战壕，被苏军集团军政治部口头宣布“反革命罪”，判刑1１年，送进劳改营，刑满后接着被流放。他仅仅因为在前线给同学写信，发发牢骚而已。“契卡-格勃”（见原著，苏联肃反委员会与国家安全委员会合称）在例行邮件检查中，发现了他写的可疑信件。苏维埃布尔什维克不能见容私下的牢骚和抱怨，斯大林将希特勒赶离莫斯科城下，国家主权如果不能维护个体生命的自由，它存在的意义又何在呢？《古拉格群岛》通过对５５００万（１９１７年——１９５９年，除战争死亡者，只含饥饿、监狱死亡者）苏联平民、军人、教师、科学家、教授、农民、学生、少数族裔等所有社会阶层、种族、宗教信仰者苦难历程的真实记述，犹如手术刀解剖血淋淋的尸体，完美的体制外表下，罪恶、肮脏、饥饿、苦役、死亡隐藏在光鲜制度的躯体内。每个有幸读到此书的中国读者，都会感到极度震惊、愤怒、荒诞、不可思议。《古拉格群岛》真实到读者怀疑其真实程度的本身。
一
那些苏俄作家高尔基、奥斯特洛夫斯基、法捷耶夫描画的苏俄无产阶级“十月革命”，非常美妙，但他们的笔下，不曾出现北极圈、西伯利亚数千万计的政治苦役犯饥寒交迫的身影，更别说替他们辩护了。他们对布尔什维克大加赞美，对暴君屠杀人民视而不见，反衬了索尔仁尼琴边缘和独立化写作的不朽。今天世人对正在实践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怀疑，不再是出于个人体验。制度惯性的消失，建立在新制度的破坏和打碎的力度下。地域上的局外人身份，让我们更能看清楚自己投射在自由的背影，是大或者小。我们共同生存在独裁制度的意识形态下，我们的身体和心灵，被同一个魔鬼控制，都是独裁制度的殉葬品。
制度作为社会文化的一种外在秩序形态，人性的被改造和顺从性有时超过制度本身所规范的。即使最恶的制度，人性都有承受的能力。制度不光关乎意识形态的拣选、教化和强制，它由此可以构成强势的制度改造力量，人民被制度绑架、裹挟，让人性堕落为兽性，制度呈现普遍的“合理性”行为。这种被强势力量左右的社会状态，哪怕血腥到极点，但同样被独裁制度披挂上道德的大旗。
恶制度的出现和存在，是对政治、经济、行政、军队、司法等等资源的全面垄断作为法理性前提，独占话语权，禁锢民间自由思维，从而对个人洗脑。当人民被自己国土上的统治者，当作畜生一样任意宰割的时候，国家主权一文不值。人民被当作暴力政权的敌人，爱不爱国，没有什么意义，生命权是至高无上的。
二
历史有惊人相似的地方，制度更有相同的地方。历史可以重演，制度可以复制。
我们可以看看《古拉格群岛》提供的272名有名有姓无辜者其中三个案例：一个国营商店的女店员，无意间用有斯大林头像的报纸，包裹食品，被顾客告密，按照苏联刑法，得到一张“十元券”（10年有期徒刑），送进劳改营。一木工干活，顺手将外套搭在列宁的塑像上，被告发，得到“十元券”。一家国营工厂领导开会宣布斯大林的一个讲话，宣读完毕，会场全体领导和工人起立，鼓掌。10分钟过去，20分钟过去了……大家仍然拼命拍打两个巴掌。竟然无人敢带头停止鼓掌，害怕被戴上对领袖不忠的罪名。每个人体力难支，面带微笑。终于，一个老工人第一个停下来，大家马上停止鼓掌，长叹一声。老工人被举报，得到一张“十五元券”。
恐惧无处不在，恐惧到了极端，良心和道义底线就被突破，走向顺从、麻木和绝望。出卖与被出卖，监禁与被监禁，屠杀与被屠杀，每个人每天都要面对。制度强加给他们的罪名，强大到让罪犯感到自己真有犯罪耻辱的地步，人的尊严、反抗意识，统统都变为毫无底线的顺从。号称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专政的对象竟然全是无权无势的无产阶级。个人迷信更给独裁者斯大林增添了唯我独尊的兽欲，他可以随心所欲把任何一个将领、学者、科学家投进“群岛”的矿坑、伐木场、运河工地、北极区，任其虐毙。
三
通过一个主义夺取政权，为己私欲，不是为民造福。通过蛊惑、煽动美妙未来，完成社会动员。他们认为：世界上只有一个真理，并且这个真理永远掌握在他们手上，独裁专制便这样产生了。依靠暴力夺得的政权，其执政的合法性连执政者自己都内心不安。恐惧——害怕丧失权力得到清算，领袖和他那个靠枪杆子起家的党，所占据的权力资源，为他们支撑起一张密不透风的保护网，骄淫奢侈，掠夺财富，泽被子孙。为了消除内心的恐惧，他们必然要不断地消灭潜在的敌人，甚至不惜扩大化，才能获得内心的安宁。那些曾拥护并加入革命队伍的知识分子、农民、工人、军人，都成为怀疑对象。革命的清算，不仅用在消灭国外敌人，还用在自己的权力对象身上。似乎只有这样，他们晚上睡觉才可以安然入梦，不怕被人夺占皇位，推上断头台。任何美妙的暴力革命，都没有实质正义可言。成功的暴力革命，只是极少数人获得权力赋予的自由，大多数人仍然是奴隶。
《古拉格群岛》为人们提供了一个非常真实的内窥镜。人们相信独裁制度对人性扭曲和改造的强大力量，也同样相信民主制度对自由、人权尊重和保护更强盛的力量。
